国外文学论文范文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教学对象性格特点和知识接受习惯的改变对外国文学教学提出新的挑战当代大学生年龄层大多集中在90后、00后，他们的性格特点体现为有主见、有思想，对新鲜的事物有好奇心，接受信息较快，但缺乏耐心，面对名著如林的外国文学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存在阅读量不足的现象。而文学作品阅读的多少与好坏，又直接影响学生是否能够学好外国文学，更影响文学课的教学效果。面对这样的状况，以往填鸭式教学模式和单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亟需改革。另外，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就业压力面前，学生学习的功利性、目的性强。世俗化、功利化的情况在大学漫延，使外国文学蕴含的人文精神倍受冷落，受当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及社会影响，高校文科生中出现了学文学的不读外国文学名著、文学专业的没文学气质的怪现象。

(二)外国文学的专业特点和专业内容都增加了知识的传授与接受的难度外国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传统课程，它较其它文学类课程而言，学生对其作品的理解有两层障碍，一层是文化上的间隔，一层是时空上的间隔，这使得曾经的外国文学经典成为一座座让人仰望的文学高峰令学生望而却步，面对外国文学经典著作，学生在阅读时常常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部分学生因为读不懂、读不惯而放弃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甚至放弃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亲自体味文本，更谈不上对知识的吸收、理解和对问题的发现与思考，导致外国文学课堂出现讲授与接受衔接不好的尴尬局面。

(三)课时压缩带来的教学困境近年来，全国多所高校的外国文学课面临着课时压缩带来的教学困境。在有限的学时期间引导学生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实现高校的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目标，无疑给外国文学的教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对外国文学的教学模式转换和改变提出了要求。

二、改变教学模式，渗透人文知识

为提升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质量，强化教学效果，教师要在教学中增加与学生的互动，让对外国名著望而生畏的学生对课堂内容感兴趣，找到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症结，对症下药。

(一)以人文知识促理解、提高学习兴趣，活跃课堂外国文学所以难，难在理解上。在课程讲授时可以将人文知识渗透到文本的解说中来，例如:在讲解绪论“中西方文化差异”部分时，可以插入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与古希腊雕塑等艺术作品，通过对比，让学生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冲击力的同时，还可以启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有助于消除学生在文学理解上的文化障碍，增他们的知识储备，活跃课堂气氛。再如，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家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但这部名著的政治色彩使学生难以充分理解它的时代意义、体会这部作品独特的艺术技巧。针对这一问题，在作品讲授中可将1830年前后法国的社会人文融入到作品的讲解中，让学生深刻理解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部政治小说而不是爱情小说。

(二)以人文知识促美育教育，提高审美鉴赏能力，拓宽视野要想使外国文学这门传统学科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发挥应有的精神价值和作用，那么在教学中应注意发挥其美育和德育作用，而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手段就是将人文知识渗入到教学中去。因为人文知识蕴涵了丰富的学科知识，包罗万象，其中也囊括了许多美学观点，这些都可以引导学生去分析挖掘作品的内在美，使学生对作品的文学性的赏鉴和批评更具理论深度，帮助学生理解作品，还能提高学生的审美和鉴美的能力，增加知识储备，达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讲授古希腊文学时，可以让学生欣赏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图片;在讲解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时，可以运用对比的教学方法，把现实主义之前的古典主义画家弗郎索瓦•布歇的组画《蓬帕杜夫人像》与现实主义画风倡导者库尔贝的《浴女》进行比较，通过对古典画作与现实主义画作艺术效果的强烈对比，提升学生对艺术的鉴赏能力，让学生深切地体会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文学特点以及作品在那个时代的重大意义，充分掌握现实主义的艺术源流，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三)借用现代媒体技术，浓缩教学内容，提升课程质量随着现代教学技术的日新月益，外国文学教学也应该与时俱进，在课程讲授时恰当运用网络及其他现代教学辅助手段能够达到浓缩教学内容、提升课程质量的教学效果。课下借用网络指导学生进行作品文本的阅读，课上则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选取适量的图片、音乐和截取影视片断，播放给学生观看，这样能够在课堂讲授中创建一种“情境”，外国文学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间隔无法让学生进入文学故事本身，但“情境”的创设，可以发挥发多媒体优势，把学生带入到作品文本中去，例如: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高老头居住的公寓环境描写”章节内容时，我们播放电影故事《高老头》中的片段。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将巴尔扎克对高老头所住公寓白描的文学语言以画面的形、声、言、行展现出来，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加深了对巴尔扎克艺术特点的了解。当然，我们在注意增强外国文学课程文学性的同时，也应注意课程质量的提升。毕竟文艺学美学批评方法论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和解说本身就是外国文学教学的一部分。但文艺方法的融入应当突破陈旧的社会学的批评模式，摆脱将文学史冠以各种“主义”。而应将新的文艺学美学批评方法论与外国文学教学融为一体。尝试将原型研究法、符号研究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结构研究法、现象学研究法、解释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多种理论方法运用到外国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教学中，让学生感受文学的多样性。例如:在讲授希腊文学史时可以在学生了解基本知识的同时让他们明白那个时期出现的诸多文学原型(如“俄底浦斯情结”)是如何成为文学传统而被后人继承下来的，它们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从这个源头走出来的神话等文学原型是怎样作为文学传统并影响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从而使学生深刻地理解马克思评价古希腊文化时所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学的摇篮与武库”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三、结语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针对外国文学课程所具有的人文性特点及教学内容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名家名作多的特点，在课堂教学设计中，应由以往“教材—教师—课堂”为核心的封闭型教学向“导学—研读—讨论—延展”四环互动型课堂教学模式转变，注重教学内容的应用性，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学习能力。同时，在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丰富教学手段，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促使学生在主动参与、互动学习中取得进步，提高学习效率。具体教学程序设计如下：

（一）导学环节

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精选和优化，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教师要精心设计“导学指南”，让学生课前搜集整理学习资料，梳理文学背景、作家生平等，学生通过消化教材或查阅资料来完成学习任务，与教师互动参与学习过程。课上先由教师对新课内容进行概述，然后由学生根据教师上一节课布置的“导学指南”，将自己从图书馆或网络搜索到的预习资料与同学分享，依次自由发言。教师一边引导，一边在黑板上记下一些主要观点，最后教师和学生一起归纳总结。比如，讲授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创作，可以提前布置学生课前搜集一些有关莎士比亚生平及其作品相关的资料，特别提醒学生关注学术界有关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论的内容，激发学生对莎士比亚创作背景的研究兴趣，也有助于学生对其作品的深入探究。再如，讲授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人生三部曲，教师要布置学生在课前搜集高尔基生平的相关资料，在课上进行交流补充，了解他成长历程中的辛酸经历，从而深刻体会作品的自传性特点。

（二）研读环节

教师引导学生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经典作品的经典片段，学生通过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提炼自己的阅读感悟。在导学环节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分析作品文本，可以运用多媒体手段，展示作品文本经典片段，结合学生课前对作品的整体阅读感悟，应注重对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作者的叙事手法、创作倾向等方面的分析，启发学生品味、欣赏。在品读文本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由作品改编的影视片段，更加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当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同一部作品，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鉴赏能力各不相同，他们的阅读感悟也千差万别，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多角度地去品读人物和情节，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独特的、真实的阅读感悟。例如，引导学生阅读莎士比亚经典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可以选取男女主人公“阳台对白”及“墓室倾诉”两个片段的剧本文本，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展示，为了配合分析，还可以放映相关的电影片段。让学生细细品味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语言特色，通过文本分析，让学生感悟剧中人物的性格及心理，并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把握莎士比亚早期戏剧创作的特色。再如，在研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时，教师可以播放作品改编电影的开头片段，形象地再现小说扣人心弦的开端，从而使学生体会到该小说“倒叙与插叙相结合”及“旁观者叙述”的独特叙事手法的妙处。

（三）讨论环节

在引导学生研读作品的基础上，采取大课讨论与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布置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教师给以点评，形成“师生互动”；此外，学生在课堂上分小组交流阅读体会，促进同学之间的“生生互动”，学生在互动学习中取得进步。课堂讨论环节的有效实施，是解决学生思维僵化、教师教学模式单一的有效途径，可以充分发展学生个性，让学生在自由的讨论中，大胆发言、大胆质疑，从而突破教材及传统观点的束缚，尝试从不同的视角来解析作品，深化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当然，讨论环节不能流于形式，师生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教师要认真选择论题，周密安排讨论环节，要做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教师最好在课前就告知学生有关的阅读要求和讨论话题，给学生充分的准备时间。在课上，还要注意结合学生在研读环节的表现，随机应变地调整讨论内容。在讨论中，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运用文艺理论课程所学的相关理论解读作品，各抒己见，使学生的创造力得以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在学生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之间进行讨论，这样可以摆脱统一认识与标准化评价的束缚，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思考的乐趣，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享受平等与自由的愉悦氛围。讨论结束后，各小组派一名代表发言，总结本小组的讨论成果，在全班进行交流。最后，在学生讨论交流观点的基础上，由教师去粗取精，总结提高。例如学习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教师可以先摆出学术界对安娜丈夫卡列宁这一“官僚机器”全面否定的评价，再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找出作品中描写这个人物值得同情一面的片段，引导学生注意避免单一化地评价人物，学会对人物进行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也能让学生收获到自己的研究乐趣。

（四）延展环节

围绕课堂所学内容进行拓展延伸，推介相关作品和学习资料，让学生课后进一步研读和学习，并通过网络等媒介继续与教师互动，将课堂学习内容延伸到课后。教师根据学生在研读与讨论环节的表现情况，因势利导，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联想和思考，引导学生结合课上所学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拓展延伸阅读，加强对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一教学环节中，教师要立足于课上的作品分析，围绕主题、作家和作品，推介相关主题的作品供学生课后阅读，提高课外阅读的感知能力，同时，也让学生借助课后延伸的阅读，加强对课内知识的感知。另外，我们在教学中还要强化学生比较分析能力及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善于将中外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的比较，以探究中外作品中人物形象所反映的人性共同点与差异性，加强对外国文学作品主题与人物形象的理解。例如，为加强学生对《罗密欧与朱丽叶》主题的理解，感悟男女主人公为追求爱情婚姻自由而表现出的抗争意识，可以引导学生联系相似主题的中外文学作品，作专项比较阅读，如《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悲剧、《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等。在学习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时，可以将老葛朗台这一吝啬鬼形象与“世界四大吝啬鬼”中其他三个人物的吝啬性格特点作比较（《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悭吝人》中的阿巴贡、《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拓展，将中外吝啬鬼形象作比较。如将老葛朗台与中国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这一吝啬鬼形象作比较。此外，还可以在课后组织学生将感兴趣的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组织课堂剧表演或朗诵诗会，有意识地培育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学生文学的审美情感，使学生接受独特的情趣熏陶，提高其人文素质。

二、结语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民国时期刊物众多，具体来看，登载外国文学译文的刊物主要有三类：首先是一般性的杂志，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期刊或翻译刊物，但出于文化启蒙以及促进社会变革等目的，也刊载了一定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类刊物的代表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现代》等；其次是文艺期刊，尤其是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文学研究社的《文学旬刊》，创造社的《创造》季刊，新月社的《新月》，未名社的《莽原》，学衡派的《学衡》等，都将外国文学的翻译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最后在30年代还出现了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为该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上各类刊物由于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不同，以及文学倾向的差异等，在译介的方式、内容和侧重点方面也多有不同。《新青年》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中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据统计，1915～1921年的6年时间里，该杂志共发表了约128篇翻译作品。其中日本文学作品数量最多，共有35篇，占全部翻译作品的27%。其次是俄苏文学作品，共有18篇，占总数的14%，重点译介的作家有易卜生、王尔德、莫泊桑、屠格涅夫、泰戈尔等，译者则包括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名家。在它之前，期刊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受利益驱动，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的，并不太看重文学性，不以艺术价值为评判标准，而相对注重文学的可读性和娱乐性，对国外通俗文学译介较多。但自《新青年》开始，文学翻译更加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将外来文学翻译作为引进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办刊之初，陈独秀就提出“，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新青年》曾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王尔德、易卜生等国外名家作品，很多都是国内的首次翻译。对易卜生作品的一系列翻译，更突出体现了该杂志的翻译特点。胡适对此有准确的评述，《新青年》译介易卜生，“在于借（易卜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他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

茅盾也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在《新青年》的翻译中，易卜生并不是作为戏剧家和作家，而是“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除一般性杂志之外，在民国期刊中，对外国文学翻译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文艺期刊。如有学者所说，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每期都有几篇翻译文学的作品发表”，而一些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新月》《学衡》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1921年茅盾担任主编后，改变了原有的编辑方针，特别提出“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由此，《小说月报》成为民国时期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仅1921～1931年的10年间，该杂志就译介了外国文学作品800余篇，涉及的作家来自几十个国家。同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其翻译也反映出了该社团的文学倾向，即重视俄国、法国、北欧等国家尤其是“被损害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作为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更多表现出重浪漫主义的倾向，其译介重点包括了卢梭、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由于创造社成员如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曾留学日本，杂志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也占了很大比重。《新月》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方面，这与新月社成员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英美留学背景有关，由于深受英美文学的浸染和影响，他们在对外来文学的翻译中侧重选择英美近现代作家作品，表现出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同的倾向。其译介重点有英国作家济慈、哈代、曼斯菲尔德等，对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伍尔夫、劳伦斯、奥尼尔等人的作品也多有翻译，填补了国内此前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翻译中的空白。除此之外，还有未名社创办的《未名》半月刊、《莽原》周刊等，对苏联、日本以及法国文学等多有译介。三四十年代，一方面原有的文学期刊因各种原因终刊，如《未名》1930年停刊，《新月》1933年停刊《，学衡》也出至1933年第79期停刊；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局势混乱，文学翻译一度出现沉寂。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多个专门刊载译文的期刊，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使外国文学翻译在艰难的时期仍然得以持续。《译文》创刊于1934年，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而创刊目的则如茅盾所说，“是供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在翻译题材选择方面，该刊没有特定的限制，但从其发表的文章来看，杂志在广泛涉及各国文学的同时，仍然侧重苏联文学以及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这也反映了刊物最早的发起者、主编鲁迅的文学倾向和主张。《西洋文学》存在时间较短，自1940年9月创刊，仅出版了10期，但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译文选择方面，《西洋文学》更看重诗歌，曾刊发多位英国诗人作品，如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叶芝、乔伊斯等，尤其是对于乔伊斯的译介（该刊译为“乔易士”），在乔伊斯去世的两个月后制作完成，包括了作家小传、诗歌、小说、评论等，内容全面，反映出了当时国内期刊对于国外当代文学事件的迅速反应，同时也体现了编者的独特眼光。

二、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编辑策略

民国时期各类期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一方面继承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的余波，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有关，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达到文化与文学变革的目的，当时的文人学者大力引介外来文学，并将文学作为传递新文化、新思想的有效工具。然而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毕竟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隔膜，为此各期刊在外国文学译文的编辑方面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从而有效地消除阅读障碍，推动了作品在读者中的阅读与接受。以“专号”“特辑”等方式对重点作家作品做出推介，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相对于书籍出版，期刊的翻译更加迅捷、及时，但也存在着译介零散、不系统的问题，而有关外国文学的专号、特辑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专号（特辑）多围绕特定作家或主题进行，如最早由《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专号”，是我国期刊发展史上第一个作家专号，为此后的期刊译介外国文学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小说月报》先后推出安徒生、拜伦、罗曼•罗兰等作家专号，《西洋文学》推出“拜伦专栏”“乔易士特辑”“叶芝特辑”。也有专号围绕更广泛的主题进行，如《小说月报》推出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非战文学专号等。“专号”“特辑”的出现，一方面与编译者的文学倾向有关，体现出编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外国文学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期刊本身对外界事件的迅速反应。1932年高尔斯华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年《现代》刊登“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1933年2月萧伯纳来华，在接下来的3月份国内期刊中出现3个专号，分别是《论语》“萧伯纳游华专号”、《青年界》“萧伯纳来华纪念”、以及《矛盾》“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一些外国著名作家的诞辰、纪念日等也成为开设专号的好时机，1924年拜伦逝世100周年《，小说月报》推出纪念号“拜伦专辑”；1923年，《创造》也推出了“雪莱纪念号”；类似的还有1932年《现代》的“司各特百年祭特辑”等。从以上专号的内容来看，以国外近现代作家为主，但也有例外，如莎士比亚特辑在民国期刊中就曾多次出现，1937年《新演剧》《戏剧时代》分别推出“莎士比亚特辑”，1941年《戏剧春秋》为莎士比亚逝世325年推出“莎士比亚纪念辑”，1948年《文潮月刊》也推出了“莎翁专辑”。

特辑、专号往往包括了作家小传、作品译文、相关评论等内容，对作家作品做出了更为立体和深入的呈现，从而有效推动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以“编者注”或“译者注”的形式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介绍，也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虽然自晚清以来，随着翻译业务的逐渐发展，国内读者早已接触到国外的文学，但民国期刊中出现的大多数作家作品对当时读者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为了消除隔膜，更有效地推动外来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各期刊往往会在刊发译文的同时，对作家作品加以说明，内容一般包括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创作背景等，编者（或译者）有时也会对作品做出点评，这些或长或短的注解构成了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前的“期待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对特定作品的理解和接受。1923年第4期《创造》季刊登载了多首雪莱诗歌译文，诗前都有一段文字，不仅介绍了诗歌创作的时间、地点、缘起，同时也多有短评，如认为《西风歌》（OdetotheWestWind）“原诗音调极其雄厚，真如暴风驰骋，有但丁之遗风”。而更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的是《学衡》的翻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学衡》编辑经常会加入“编者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阅读。以1925年第39期华兹华斯诗歌翻译为例，在译文前编者先以“按语”的形式对华氏文风做出介绍，认为其诗“高旷之胸襟，冲和之天趣，而以简洁明显之词句出之，盖有类乎吾国之陶渊明、王右丞、白香山三家之诗也”。将华兹华斯与中国古典诗人相提并论。而对于下文所译“露西”组诗第二首的解读，“按语”也从中国古典诗歌托物喻志的传统出发，认为该诗“盖威志威斯（华兹华斯）理想之所寄托”。通过“编者按”的形式《，学衡》编辑对华兹华斯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改头换面”，使其带有了中国古典诗人的色彩，并进一步实现了借外国文学来彰显古典文学价值的目的。图文并茂，以插图的形式使读者获得对外国文学更直观的认识，是民国期刊译介和推广外国作家作品的又一个策略。插图的采用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对外国作家产生直观印象，消除距离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作家形象的深入人心，因此成为民国期刊在推介外国文学时经常采用的编辑策略。如1923年14卷9号的《小说月报》推出“太戈尔号”，封面即印有泰戈尔像，刊内除登载泰戈尔作品译文以及各类评论文章之外，还附有7幅插图，分别是“太戈尔像”（两色版）“、一八七七年时的太戈尔”“壮年时的太戈尔”“幼年的太戈尔对他父亲唱歌”“太戈尔的手迹”“在美国时的太戈尔”（2幅）。1924年15卷4号《小说月报》刊登“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其中也加入了6幅插图，包括了拜伦不同时期的画像，诗人手迹以及故居图片等。插图的加入使纪念特辑有点有面，诗人形象更加生动可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外国作家作品在国内读者中的传播。1925年鲁迅的小说《伤逝》中就曾提到“一张铜版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同时还提到了“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伤逝》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提到的这一细节却真实反映了杂志刊登的作家肖像在读者中的影响。一些外国作家如拜伦、雪莱等的偶像气质，及其在青年读者心中的深刻影响，都与期刊中频繁出现的作家肖像有关。

三、民国期刊与外国文学译介

大量期刊的存在及其对翻译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一方面，与书籍出版相比，期刊的周期短、价格低廉，覆盖的读者群体也更广泛，通过期刊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传播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也有机会面对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期刊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也使其容纳了更多样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使国内文学翻译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民国期刊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大量需求，在客观上促进了译者队伍的发展。从译者身份来看，当时期刊译文的来源主要有3种途径，一是名家征稿，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学者、作家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沈雁冰等，同时也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名家，他们大多有国外留学的背景，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因此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为多家杂志供稿。张芝联在回忆40年代的杂志编辑时，就提到“当时滞留上海的著名翻译家”，以及“西南联大的一些成名译者”都曾为《西洋文学》提供稿件。另一种来源是期刊编辑的译稿以及自组稿件，如前文所述《学衡》出现的一诗多译，主要译者都是主编吴宓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期刊所选译文则是他们在翻译课上的作业，其中陈铨、贺麟、张荫麟等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者投稿，一般在推出系统的翻译专号之前，期刊都会提前发出通知向读者征稿，如《论语》第52期发出消息征集译文，并在第56期时推出了“西洋幽默专号”。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简•爱》作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一直深受世界各国读者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青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简•爱》译介到我国，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我国，《简•爱》不但被多次复译,而且还登上了银幕与舞台。无论是哪一种艺术形式，都被奉为“经典”。然而,纵观《简•爱》译介到我国文化场域的漫长历程,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武光建把《简•爱》节译成中文，取名为《孤女飘零记》，但直到1935年12月，才与中国读者见面。第一部完整版的《简•爱》是1933年7月李霁野完成的，1936年9月生活书店印行，书名《简爱自传》。黄源深先生翻译《简•爱》是在1992年，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迎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黄源深先生重译《简•爱》，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这部小说的喜爱，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一部外国文学巨著好比一处储量丰富的矿藏，每个译本代表着对它的一次挖掘，只有多次诠释和传达，才能慢慢地接近对这一作品的确切认识和理解。而不同译者的审美观点、价值取向、翻译风格、语言特点因人而异，且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所以无论是同一年代还是不同年代，都需要通过对这一作品不断重译和复译来体现这种差别和变化。

二、意识形态与译者对文本的理解

意识形态操纵外国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对文本的选择上，还影响并制约着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译者在解读原文本的跨文化交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支配，同时将个人的观念、观点、阶级立场、思维模式等因素渗入其中。尤其当源语与译入语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或者出现文化冲突时，译入语文化语境中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会无形地制约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阐释，甚至会使译者歪曲原作信息、曲解原作人物形象。由此，《简•爱》这一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建构的过程，绝不单纯是文字的转换活动,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操纵译者，进而为本土政治、文化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正是因为如此,李霁野先生的《简•爱》译本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下，简以敢于斗争、勇于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潮流。总之，外国文学译作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不仅是原文本的文化与信息，更能反映译入语文化场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操纵。

三、意识形态重构外国文学经典的文化功能

既然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外国文学经典建构就是译入语文化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出于某种目的而解构并重建该文学作品文化功能的过程。具体而言，译入语文化场域既具有掩盖和消解外国文学经典原有文化功能的力量，又能为这些作品赋予（或者强行施加）新的文化功能与社会意义。尤其在诸如民族存亡、政治动荡、制度更迭等特殊时期，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译者特意选择那些能为某一阶级或团体服务、具有政治利用价值的文学作品，并对其进行本土化传译，就是希望这些作品能发挥其典范作用,从而“强化意识形态话语,巩固其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主导性地位”。李霁野翻译的《简•爱》译本中体现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归化成中国革命女性的“简”的形象正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环境的需要，但是客观地说，当时译入语场域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强加给译者太多的内容，译作在很多方面已经脱离了原文本。

四、结语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白话文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茀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设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在他看来，“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笔者在几年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了解到，许多学生不愿意学习外国文学，主要是两种错误观念在作怪，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反感外国文学。一些人认为：不就是几个外国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老祖宗孔夫子编“诗三百”那会儿，欧洲几乎全是野蛮人，斗大的字还认不了几个呢。不就是莎士比亚会来点你杀我斗、尸横遍台（舞台）吗？咱们先贤关汉卿写《窦娥冤》，可比他先生早了整整四百年。他们认为：什么事情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等学好了中国文学之后，再去学他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迟。这可以称之为“狭隘民族主义”，看起来似乎很爱国、很有骨气，其实他们人在21世纪，脑子却长出了阿Q的小辫子。闭目塞听，甘当井底之蛙，其结果是阻碍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也让自己失去了大好的学习机会。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哦，你看，人家荷马史诗多气派，但丁的地狱、炼狱、天堂多深刻；咱中国，不就是杨柳依依、风花雪月吗？至多就是来点大江东去，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之类。这可以称为“民族虚无主义”，以为月亮是外国的圆，妄自菲薄，这种民族自卑心理同样会阻碍我们民族的发展。所以，学习外国文学，首先要有健康的心态，树立正确的观念。要正确认识学习外国文学的重要性：（1）提高人文素养。外国文学在中文系开设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效果良好，使之成为中文系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人文观念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内容，贯穿于西方文学的始终，应把“人文观念”作为主要线索贯穿于外国文学教学中，拉近经典作品与当代大学生的距离，揭示出外国经典作品流芳百世的艺术魅力的真正原因，从而促使学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形成健全的人格。（2）增强文化内涵。外国文学的教学目的不单单是为了了解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阅读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外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从更高层面上感知他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土人情，发展、完善、提高已经形成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3）促进全面发展。各国文学都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文系的学生学好中国文学就行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例如，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只会背“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而不知道了解19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那他是悲哀的，他所学的专业知识是不全面的。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按照教科书上的安排，逐章逐节地讲，讲不同的文学流派、文学风格、创作背景、人物性格和艺术成就等等，面面俱到的授课学生觉得枯燥乏味，久而久之就对外国文学课产生了反感情绪。笔者认为，外国文学教师要化繁为简，切实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使教学内容最优化，真正突出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做到“线、面、点”的有机结合。首先,“线”指外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教师要对外国文学发展的渊源和发展史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为学生学习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框架，能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每一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基础以及文学上的继承关系；其次，“面”指每一个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概况、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等等，比如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教师要分析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及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以及各国的代表作家、作品。再者,“点”指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及代表作品。比如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重点是拜伦的《唐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等。教师要对这些经典的作品做深入细致的讲解，包括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意义、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的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逐步让学生了解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方式方法，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这样学生在宏观上把握了课程内容，教师也可以有的放矢，把重点内容讲清讲透。

加强对文本的阅读

由于外国文学经典著作篇幅长、内容庞杂，并且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得学生不愿看，也不想看，尽管教师三令五申，但是效果还是不很明显。这就需要教师改变方式方法，给学生营造一个能够进行文本阅读的环境，使其更好更快地感受经典、领悟经典。在阅读作品之前，先让学生明白作品写作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因素，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思维方式，以便学生对阅读产生兴趣；在学生阅读的过程中，教师要适当地给予点拨与帮助，适时地帮助他们走出阅读的困境，让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析，发掘文学经典的魅力，适当的时候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从感性的角度培养学生的文学感觉；最后，教师可以布置一些课外作业，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一些文学评论，这样就从理性角度提高了学生的审美水平，使阅读有了真正的意义，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我国老一辈作家、家，尤其是作家兼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评论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奄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奄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本的。一本是伍光建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Mrs. Reed，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伍）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文都是直，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是尽可能地移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亦比伍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才一定能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我以为伍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这证明了直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这跟直有相当的距离。久历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评论面，甚至在接受批评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事业服务的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通报》。北京《通报》编辑委员会..一..出版了《通报》第一卷～期；.．--．．出版了第二卷～期；..--.．出版了～期（期为特大号）；．．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通报吨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介绍与评论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年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滥、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家，虽然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常的外国文学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佳，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佳，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坏，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的作品被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劣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本》，《文》年新卷第期。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译文》1937年新2卷第5期。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1篇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译文》1937年新2卷第5期。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2篇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译文》1937年新2卷第5期。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3篇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Mrs. 

    Reed,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外国文学作品的内涵，必须让学生自己去阅读作品，感受作品自身的美。教授学生正确恰当合适有用的阅读方法对理解作品内涵有重要意义。如比较式阅读是比较有实效的阅读方法，对学生学习外国文学作品很有帮助。比较式阅读方法就是将至少两种材料进行对比阅读，分析其中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有横向中外比较，也有纵向历史比较；有题材种类的比较，也有内容角度比较等等。对于中学生来说，最为吸引当属中外作品的比较了。以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在讲解这一课的时候，可将其与中国的《牡丹亭》进行比较。创作时期上两者仅相差三年。《牡丹亭》中，主人公杜丽娘表达自己情感方式非常中国化，十分含蓄婉转。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将之付诸于梦里，在梦里大胆表达自己的感情思想，表达自己的爱意。深受传统文化与封建礼仪教诲的女主人公的爱含蓄而缺乏奔放之感。但是同一时期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却示显出不一样的爱情观。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冲破世俗的枷锁，挣脱家人的阻挠，勇敢相爱。在对对方的爱的表达中，真挚而热烈，奔放而热情。与中国传统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正体现出异域文化的特质，学生在比较阅读中能更好的感受到异域文化的特点，理解作品的内涵。所以运用比较阅读法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阅读方式之一。再如，学习《堂.吉珂德》时可与《阿Q正传》作比较等等。这就不一一罗列了。此外，还有情境式阅读，迁移式阅读等较好的阅读方式。有个好的阅读方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降低理解难度，更有利于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而教师作为引导者能够恰如其分的指导学生正确恰当实用的阅读方式，那课堂教学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进。

（二）有了一个较好的阅读方式是理解作品内涵的第一步

而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态度是成功的第一步，取向是通向顶峰的阶梯。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动力是以饱含激情去教授与学习它。如果外国文学的教学价值取向仅仅为帮助学生获得一个应对考试的技巧，作为一个熟练技巧的练习材料，这样就会导致外国文学内在美被分值利益所取代，背离课改将外国文学作品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初衷。那么，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态度应是什么呢？在应试教育横行天下的时代，在分数决定胜负的现实里，我们的老师、学生应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外国文学作品这块“鸡肋”呢？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对人的社会生活进行具体感性的整体反映，显示人的生命意志和本质要求，树立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价值取向，应把追求人生意蕴、人文情怀视为一种学习的态度，有了这样的阅读习惯，能让我们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到一片心灵慰藉，逃离快餐式阅读带来的急躁和功利主义带来的焦虑。有了心灵的慰藉与现实需求的意义，就可以探讨外国文学所隐藏的内涵与文化底蕴。扩展阅读空间、开辟新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成为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动力。才能推进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深入发展。

（三）增加阅读量也是提高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

既然能够成为文学作品势必是供世人阅读的，只有置身于文字的海洋里才能领略作者所要表达的内涵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在阅读过程中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使得经典文章更接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并为我们的行为规范提供指导与帮助。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是提高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必要的条件。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如果没有一定的阅读积累，就难以实现教学要实现的目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就会间接导致教学目标的失败。而且国文学作品已经形成一套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增加阅读量可以形成完整的外国文学脉络。外国文学课堂教学收效不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学生的文艺理论修养很欠缺。加大此方面的阅读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最后，著名文学家朱光潜先生曾曰：“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外国文学深厚博大，就在于它的根连着丰厚的文化营养，因此，了解西方哲学思想，理解外国文学就不存在障碍。

（四）最后，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德育方法是为完成德育任务，实现学校培养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当今国外学校无不重视研究、改进德育途径和方法，调整、充实德育内容，以求德育的最佳效果。纵观国外学校德育工作的现状，概括地说，它们所施行的德育方法，似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课堂师授是传授道德知识的基本方法。从人类教育史来看，学校教育形式由个别化授课制发展到班级集体授课制是教育发展上的一大进步。尽管这种群体性教学形式随着现代化涌入一定的教学空间，但当今世界各国学校的一切学科包括道德知识的传授仍以课堂师授为基本形式。在国外，常见到的也是教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下面记。尽管国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随时提问，授课教师在课堂上也开玩笑，但课堂教学仍然普遍运用传统的“灌输教育法”。可以说，在国外学校诸种德育方法中，课堂“灌输”则是国外学校无不采用和施加意识影响的基本方法。这种课堂师授道德知识和道德判断、推理的群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方法，在今天仍具有世界的普遍性。

从课程设置来说，在西方、东欧、亚洲和各地区，无不按照本国和本地区各级学校的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体系而设置德育课。当今欧美主要德育课程设置理论有三种：即威尔逊(J.Wilson)的道德教育理论、麦克费尔(P.Wephail)的生活指导理论和劳伦斯·斯腾豪斯(L.Stenhose)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教育课程理论。具体地说，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学校德育，叫法不一，课程设置也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把德育作为一门正规课程来讲授。比如，英国、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称德育为“政治教育”，美国称“公民教育”，西班牙称“公共之道教育”，香港和美国一样称为“公民教育”；但在开设课程方面，一般开设的有公民课、道德价值课、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世界观方面的教育课等。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8类核心课程，其包括75门课，其内容也有从历史到道德的思考。它们无不是教育者根据道德产生与发展规律、教育规律和本国教育政策、教育目标、从本国和本地区实际、按照学校教学方案和认识水平出发，选择教育对象所能接受的教育形式与方法进行课堂师授，以灌输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教育活动。

第二，课外、校外活动是施行德育的重要形式。课外、校外活动是对班级授课制所进行的改革。从已研究的德育科学实践可以看出，国外学校的德育目标，是在主张采用渗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来要求实现的同时，并围绕社会需要的人才规格来广泛开展课外活动，以期取得德育的最佳效果。尽管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一，培养人才目标迥异，但其学校无不为了弥补课堂德育课程时间和方法的不足，而无一例外地增加学生参加课外、校外活动的机会，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并不断创新开展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风格迥异的德育活动。如举办各种不同的理论讨论会、演讲会、报告会、展览会，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论文成果的竞赛和评估，各种类别的读书组织和活动，各种社会问题调查和举办学生就关心某种问题的民意测验、时势研讨会，关心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暴力、吸毒和爱情专题研讨会，还有体育、音乐、戏剧、舞蹈、摄影比赛、旅行考察，等等。

第三、劳动活动是施行德育的必要途径。世界众多国家普遍认为，开展劳动教育是造就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第38届大会决议中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一体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做可造就熟练的劳动力，而且可使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劳动条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原苏联在教育实践中，早于六十年代就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不仅规定中小学每周安排一定时间劳动，而且在大学里学生劳动也普遍开展，其活动最主要特色是利用假期组织大学生劳动队。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学生的生活与职业指导是通过和借助劳动教育进行的。在大学里，它们认为让学生参加劳动，有利于培养学生今后具备为国家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献身精神。美国大学经常参与社会活动，让学生到社会服务单位参加义务劳动，参加校园里一些服务工作，也常向学生提供“打工”机会，搞些“有酬”劳动。还有许多研究生院通过社会服务劳动，提高研究生的职业道德水准，如哈佛大学50%以上的研究生到孤儿院义务担任教师，为中小学差生补课，访问老年之家和为区社机构义务帮忙。美国总统克林顿现正在全美推行为社会服务的“城市年”计划，其目的在于让青年和大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培养其合作精神、种族团结和社会意识。他要求大学生要为社会做各种工作，包括为老人组织娱乐活动、修复操场和公园，为无家可归者修补并油漆栖身处，在学校里当教师助手。日本的众多学校，把“寮教育”即宿舍教育作为德育主体，他们寝室劳动教育搞得好。日本中学生劳动课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和职业观。日本学校体力劳动内容的选择和劳动课的安排都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它们根据学校所在地的生产情况，依据学生年龄和体力进行劳动，劳动课着重于美化环境、社会服务劳动以及在学校设立的劳动场所内进行生产劳动，教师必须与学生在一起劳动，等等。近些年来，日本在一些中小学推行一种“上山下乡”、“土留学”活动，让学生到生活条件差的岛屿、农村和边远山寨去，经过艰苦劳动和磨炼，接受劳动教育、集体主义和民情民俗与热爱大自然的教育。在日本的国立和私立大学里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事半工半读，其内容有体力和脑力劳动，充当中小学生的家庭教师或企业服务员等。特别是私立大学，有的学生是通过半工半读来付高额学费。这些教育和活动方式，深受日本国民和社会的支持和赞许。

第四、充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在德育领域里，国外和一些地区的学校，极为重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学生施加意识影响。这一外部影响有一个基准点，就是重在利用闲暇的课余时间方式进行。国外学校通过博物馆、纪念物、历史遗迹、公园等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热爱领袖、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等教育。英国的海德公园，那里有马克思塑像，人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发表演说，但他们有“四不准”，即不准攻击英国女王，不准倡导暴力，不准使用麦克风，不准人身攻击。世界著名军事学府“西点军校”，为了对学生进行纪律和传统教育，培养品学兼优人才，不仅确定学术和道德标准，实行严格的理论和实践训练，坚持每天举行阅兵式；而且清晨和傍晚在战斗纪念碑附近隆重地举行升降旗仪式，培养良好的德育习惯。目前，国外学校的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离不开电视、电影、广播、录音、高保真唱片，等等。这些新技术已被国外学校广泛运用于各类教学，包括德育教学。许多学校开展了德育的“视听教学”。教学手段和教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教学效益和德育效果，减少了教材的难度，提高了学生们掌握教材的水平。

第五、严明纪律、务实管理。由于德育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因而德育在国外学校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和钟爱。一般来说，一些国外学校不仅重视道德理论知识的课堂师授等，而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道德行为的导向管理。世界导师制发祥地的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论是文科或理科学生，都要求他们不仅有好的学习成绩，而且有良好的品德、健康的体质和社交能力。该校1981年出版了一部管理学生的“法典”——“学监备忘录”，对这个学校学生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有规定，如在考试、庆典和晚餐等场合，学生应着黑色学生服：学生组织俱乐部或社团要先向校方登记，经批准后方可活动：学生在校外组织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36小时前通知有关当局和警察局：在校内举行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18小时前取得学校当局的同意；甚至在校内进行“公共”演出，也必须得到地方有关当局的许可证。对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者，由学校的“纪律法庭”予以审理，视情节严重情况，给予罚款、停学、开除等处分。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有类似我国学校的“班主任”制度的机构，叫做Honeroom，属于学校管理的范围。中小学里的班主任每天除要完成自己教学任务外，还有管理学生的“硬任务”，如学生注册、考勤、身体及心理状况、组织参观、旅游，与学校、家长联系等。在思想教育方面，美国小学着重基本品德的训练，如常用语言行动的社会准则，在家中的行为准则，有关文化的社会准则，对领导和政府应抱的态度，等等。在通过中学阶段《宪法》、《美国史》、《公民》、《美国的政府和政策》四门课考试后，大学普遍采用个别教育法。学生严重违反校规，由学校的有关部门处罚。香港地区的学校对学生管理是颇具特色的，它们重于利用“周会”开展“学生为本”教育，主要是奉行各种以学生为主的活动；重于开拓学生视野，加强“通才教育”；重于充分发挥学生会作用，增强自治能力。

2、几点启示

第一、提高对学校德育的认识。同志在国庆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具有卓越远见的论断。前述具有国际性的学校德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点。这种国际性的趋势再一次提醒我们，世界上决不是只有我国才把德育放在学校首位，而是有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和教育非常发达而社会情况又很不相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教育改革中都把学校德育提到了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相关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种共同的发展趋势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出于一些政府首脑或个人意愿或者个别国家的特殊需要，而是体现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对学校德育的客观要求。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具有世界各民族的土壤的客观基础，近些年来又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高潮。

这种发展趋势包括德育思想、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手段、德育环境、德育效果研究，等等。这些内涵基本上表明未来学校德育是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使学生得到健康教育和发展。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我国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学校专门设置德育课。这不仅有其理论上的科学性、实践上的必要性、教育目标的必然性、活动形式的多样性，而且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可以说，国外经过数十年的痛苦周折和探索，经济和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终于不约而同地明晰地规定学校必须专门设置德育课，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这种规定在众多国家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相比之下，我国教育界有的则对德育与人才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学校德育排不上位置，对专门开设德育课不予重视，等等。我国学校现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德育困惑，它使得我国教育行业正在遭受一次历史的严峻考验。这种德育困惑的直接原因是在市场经济中受拜金主义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有三点：一是使学生德智体不能协调发展，二是使教育本身受到损害，三是使学校德育受到新的轻视，新的歪曲，甚至遭到新的嘲弄。这种德育困惑所产生的影响要在数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见分晓，而且其影响范围将不止教育领域。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善德育的力度，深化中华民族道德精华的普及教育，坚定地弘扬我们党的优良的德育传统，脚踏实地搞好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认真地借鉴国外学校德育的优秀成果；革除过分模式化、过分形式主义、琐碎主义性质的管理教育。从战略高度制定和完善德育大纲，世世代代稳定地、连续地、完善地发展下去。在德育实践中，做到小学、中学、大学（含研究生）德育课界定分明，力行分级施教，不搞“分不清”、“一锅煮”。做到各级学校德育目标层次化、德育内容规范化、德育方法科学化、操作形式具体化，切实克服和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到，做不到”等虚无主义的德育现象和问题。从而逐步完善和形成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学校德育课程体系。

第三、一切启发公式都是为了灌输。笔者认为，灌输是原则，也是方法。可以说，在国外种种的教学法中，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学校所采用的范例式、自由式、讨论式的“绝对”的启发式等等，都是为了灌输，都是为了灌输某种思想、某种伦理道德、某种价值观念、某种文化科学知识，某种操作技能。既往今来，概莫例外。近100多年来，尽管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家反对传统的灌输教育法，但从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根据本国、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向本国、本地区甚至向别国进行“灌输”。如今美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对世界施加影响的“不战而胜”的手段、方法是什么？主要是灌输法。美国之音用几十种语言，利用现代化手段对全球广播，对华广播每天达10多个钟头，也主要是灌输。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果我们淡化、弱化或“形强实弱”或“名存实无”德育课，那就意味着自动放弃德育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这是有悖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悖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培养目标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悖于国外学校德育的发展趋势。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然，我们要运用中外已成功的各种教育方法，同时要不断地寻求适合国情、民情新的教育法，以实现灌输其求，兴国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