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范文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客家经济 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 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 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 1994） 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 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 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 2003） 沿着格雷夫的思路， 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 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 ， 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 进化演变） 的路径， 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 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 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 ， 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 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 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学生）

参考文献：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2]韦森；《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 载《世界经济》2002 （10）.

[3]何东霞何一鸣：《文化与制度：一个文献的综述》 《学术研究》，2006（10）.

[4]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6》， 中文版， 49～～65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

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客家地区属于旅游非优区,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颈,旅游环境有待提升。应加大资本投入,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交通通达性。通过提升市场环境、卫生环境、治安环境来营造客家文化旅游整体“大环境”,完善客家文化旅游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品质。(2)加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旅游的资源本底,也是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环境和文化环境,应注重客家文化旅游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加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协调山水生态资源旅游开发与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理念,尊重文化生态,以文化生态的方式科学展示客家文化,发展客家文化生态旅游。采取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申遗保护、开发保护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加强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P<0.05时,表示差异显着;P<0.01时,表示差异极其显着。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客源地的游客满意度差异极其显着,其他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显着(表2)。具体特征是:省内游客满意度最大,其次是境外游客满意度,省外游客满意度最低;来梅州2次以上游客的满意度高于初次游游客;不同出游方式的游客中,自驾游游客满意度最高;以探亲访友为动机的游客满意度高于以其他为动机的游客满意度;男性游客的满意度几乎等于女性游客满意度;年龄越大游客越满意越高。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各评价指标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统计分析发现:游客满意度与景区特色与形象、资源数量与规模、游览环境、餐饮特色、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赵佗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客家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文化之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引导者客家民系群众的社会发展；赵佗与客家文化有着深远的渊源，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就显得必然，下文分几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关于赵佗的研究

关于赵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

1.章子繁的观点

章子繁认为赵佗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他在《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中写道“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1]。

2.赵明信的观点

赵明信更专注与赵佗的政治地位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他认为赵佗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赵佗是最早在广大岭南地区确立政权，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的组织者，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2]。

3.吴木的观点

吴木也认为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功臣”。他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一文中写道：秦朝时，赵佗参与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任南海郡龙川令，行南海尉事，建立南越王国；汉朝时，两度归汉，使中国金瓯完整。他在百越地区奋斗一生，引领百越地区走向文明。然而，赵佗征戍南越，任龙川令，自称南越武王等时间、年代，史籍多略而不载，或所记相互矛盾，后世史学家众说不一，甚至得出错误判断。就上述问题，吴木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探讨，就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考、赵佗有无参与首次攻越、赵佗任龙川令的时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之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3]。

4.朱风祥的观点

朱风祥认为，秦援之际对峥南地区的开发，赵佗超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弹合了疆越之间的民族债痕；他把先进的中原盘化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也多所采纳。朱风祥认为赵佗对岭南的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让越人参政；第二，尊重越人习俗；第三，鼓励汉人和越人通婚；第四，止越人“好相攻击”之俗[4]。

5.李翰的观点

李翰以三大书证和三大物证来表述自身的观点，认为说“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是犯了“前不见古人”之错，无视南粤先民的创造力和贡献。南越王赵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整合和开发岭南地区有很大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是，把他说成“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就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5]。

二、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我国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分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丘菊贤的观点

丘菊贤对客家研究的缘起进行了论述。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多是客家学人撰文时常用的称谓。由于古代中国腹区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受边塞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及天灾战祸等原因，被迫多次向南方迁徙。根据历史记述，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有过若干次，北宋末和元末明初两次超过300万之众；迁移时间跨度，若从西晋末开始到元明之际为止，已超越千年之久。其认为客家研究全面开展的三次风暴和一次高潮进行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文化以及梅州客家文化进行了论述[6]。

2.蒋武生的观点

蒋武生的观点有四个方面：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认为文化以流域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就客家文化而言，无非就是研究四条流域或四条江河的客家文化，即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前三条流域或三条江的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丰硕的成果，梅州是世界客都，赣州是客家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这些城市名片已经为社会所认同，为全球客家族群所认同。

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其认为世界客属大会是全球客家人的盛会，也是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客家族群认同的最好平台。因此，凡世界客属大会举办城市，都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展示一批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参会客家乡亲肯定。如上所述，梅州世界客都、汀州客家首府、龙岩客家祖地、赣州客家摇篮等等城市名片，之所以叫响，得益于其理论研究和世客会的认可。

关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的问题。其认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如何评价南越国开创者和奠基人赵佗其从其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赵佗已经盖棺2000多年了，可谓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翻检历史典籍，后人对其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相悖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观点，对赵佗的历史贡献持否定态度，历代封建文人持此观点较多。另一种是肯定观点，可称之为功臣论或先驱论。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普罗大众，都不会否认赵佗开发岭南的功绩彪炳千秋，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仍然缺乏高度。

关于祭祀赵佗与佗城保护开发的问题。明确提出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既是对赵佗经略岭南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大客家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客家文化理论研究创新之举。当前，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理论论证之外，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围绕祭祀赵佗和佗城保护开发问题，做好总体规划与具体策划，虚功实做，实功真做，逐步推进[7]。

3.高惠冰的观点

高惠冰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客家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有对客家族群迁徙和传播的研究，有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对客家语言的研究，有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居屋建筑、教育情况等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较表层的感性化的研究，并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要使客家文化研究更深入发展，必须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面及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要研究客家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客家文化负面的扬弃问题；不仅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客家的历史，也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8]。

4.徐维群的观点

徐维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颇有研究。其认为：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进程、拓宽就业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将发挥积极作用。客家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源的气质。其内容既有静态的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又有动态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非常丰富多彩。海峡两岸，客家区域都把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响亮的经济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因此，挖掘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客家文化产业，把客家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客家文化带动客家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客家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一条良好的发展路径。同时。开发客家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的共识和内在需要。也是客家文化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途径之一。

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式多样的客家文化产业正为客家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诸如，开发中，出现文化与经济两张皮；发展规划显得分散、混乱；产业形式单一，品种质量在低层次徘徊，创新性独特性不足；经营上缺少市场运作观念，营销手段简单，品牌意识淡薄；区域合作不够，单打作战或重复建设等问题。实践上的误区与理论上的研讨不深入是相关联的。只有对发展的规律、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寻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徐维群试图从分析客家文化产业的特性为起点。对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几种关系：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类型与产业形式、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区域合作与地方特色等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思考，旨在能探索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9]。

三、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

纵观古今，有不少学者研究赵佗，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客家文化，然把赵佗与客家文化融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翻阅有关文献，主要的代表观点有：

1.卢建平的观点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本文通过大量史实和史料论证客家民系与广东省内的广府、潮汕民系同根同源；而且着重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秦始皇时南下的赵佗、秦军没有任何关系，赵佗他们既不是龙川客家的祖先，更不是全世界八千万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根在河洛，与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同种、同根、同源、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赵佗在龙川主政，在广州立南越王国，对的南越开发功不可没。人们可以记念他，但不能迷信他，不能将他当戍祖先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据此就将他当戌自己的祖先。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赵佗及秦军也是中原的汉族人，但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龙川是“古邑”，但不是“客家古邑”，因为在江西、福建、广东的纯客家县中，客家人居住的历史比龙川长的县，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实和史料证明，把赵佗当戍客家人的先祖的观点是荒谬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10]。

2.张荣芳的观点

张荣芳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

河源包括龙川，是客家古邑，这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秦代龙川县的辖地，按今天广东的文化区域划分，有潮汕民系，有客家民系，但主要是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分布与秦代龙川县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一致。从这一点上说，龙川是客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因此，将龙川称之为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河源是客家古邑，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二，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碑记，碑文说明几个问题：到唐代时，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这四家之民“实与越井相终始”，即都是秦徙民。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代进入龙川并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唐代的龙川，已形成客家民系。

第三，龙川县的建立以及赵佗在此地经营开发，为客家先民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1]。

3.杨鹤书的观点

杨鹤书认为，在龙川、东江、粤东一带，赵佗所率军民与当地的蛮夷山越互化，成为最初的一批客家先民。随后各个时期，中原陆续迁来的移民与蛮夷后裔、瑶族、畲族等融合成客家先民，最后大部分成为客家人。

龙川建县于2000年前，占有东江中上游及粤东北广大地区，为客家先民赢得了大片落脚生根之地，说其为“客家古邑”实至名归。

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杨鹤书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

4.曾汉祥的观点

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大批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龙川在内的河源，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向广东移民，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秦朝。这次移民可说是军事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赵佗还上书朝廷，要求派3万名妇女到岭南，朝廷结果派来1.5万名女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岭南的纯女性移民，对于中原民众在龙川以至岭南一带的繁衍生息具有重大意义。赵佗后来任南海尉，之后又自立为南越王，影响更扩大到全广东，所以说赵佗所率领的秦朝几十万大军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说是有史为证。

对有人认为宋以前南迁的中原人不算客家人这一说法，曾汉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说客家人是宋朝时才大批从闽西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之前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中原人不能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的话，赵佗就被排斥在外，那客家人的骄傲——张九龄也同样不能算是客家人，全世界的客家乡亲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5.江铁军的观点

江铁军认为，50万秦朝南下大军中的大部分中原人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汕先民。

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了龙川。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地，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古龙川地跨粤中、粤北、粤东、赣南、闽西、闽南等地带，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惠州、河源、深圳、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

四、简要评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赵佗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赵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如是否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其作为远在秦汉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否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其作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论断，是否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等问题。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非常零散，主要有客家研究的缘起、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产业、客家精神品格、民俗学与客家文化等。

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侧重点主要是赵佗与客家文化关系的论证、秦代“谪遣戍”之民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赵佗所率驻戍龙川军民应是客家民系最早先民、赵佗所率移民为广潮客民系最早先民、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龙川、客家人文精神始于赵佗、赵佗使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等。

综上所述，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方面呈现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的“三不”特点，研究内容单一，尤其是缺乏将赵佗与客家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这也正是此研究的不足之处。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外宣材料 英译

一、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语言、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民俗、建筑、饮食等方面。客家人遍布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台湾等省份，甚至远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分布广泛，影响深远。江西赣州作为“客家摇篮”，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客家文化。赣州博物馆拥有大量客家文化外宣材料，对于赣州客家文化介绍非常详细，本文从翻译技巧角度研究博物馆客家文化外宣材料，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客家文化文本翻译的研究。

二、直译与意译

直译和意译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技巧。从语言层面来说，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意译，也称为自由翻译，它是只保持原文内容、不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直译与意译相互关联、互为补充，同时，它们互相协调、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在翻译客家文化外宣材料时，应了解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这样才能最好地实现翻译内容的忠实与标准。

三、客家文化赣南地区外宣材料英译

赣州博物馆拥有大量客家文化外宣材料，对于赣州客家文化介绍非常详细，本文从翻译技巧角度研究博物馆客家文化外宣材料。文本翻译起着传播客家文化的作用，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能让译文语言的读者理解客家文化并感受其独特魅力。在客家文化外宣材料的翻译实践中，可以采用直译法、意译法或者直译加注法。

1.直译法

例一：三月清明，这一期间野艾草比较鲜嫩，客家人就采来做成糍来吃。野艾具有清凉滋补的功效。

译文：The wild mugwort is comparatively fresh and tend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omb-sweeping Day in March， and the Kakkasge gather this wild mugwort to make rice paste. The wild mugwort has effect of refreshing and nourishing.

2.意译法

例二：汤显祖第二次到大余时，适逢水涸，滞留月余，其间，他游览了南安府署牡丹亭，搜集了许多民间传说，之后便以南安府署内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故事创作出传名作《牡丹亭》

译文：There was a drought on Tang Xianzu’s second visit to Dayu，which detained him for more than a month. During this period，he visited the Peony Pavilion in the Nan’an Prefecture offices and collected many folktales. Based on the love story of Liu Mengmei and Du Liliang at the Peony Pavilion，he wrote The Peony Pavilion，a masterpiece for the ages.

3.直译加注法

例三：分布在江西、福建和广东地区的土楼是客家人的民居，每一个土楼都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客家人的祖先原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他们在1900多年前陆续迁移到南方。为了防御匪盗和野兽，他们修建了形同堡垒的土楼用于居住。土楼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可能高达十几米。一个土楼住的下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

译文：Tulou or Earthern Towers，which can found in Jiangxi，Fujian and Guangdong，are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s of Kejia Chinese and each of them is an enclosed community. The ancestors of these people were Han People living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They started to migrate to the south over 1900 years ago. They built fortress-like earthen towers so as to（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families from bandits or beasts. The towers are round or square in shape，measuring over a dozen of meters high. One such tower is able to hold dozens of families with a total of several hundred people.

四、结语

本文从翻译技巧直译和意译角度研究博物馆客家文化外宣材料，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客家文化文本翻译的研究，进一步加深对于赣州客家文化的了解，加强传播。

参考文献：

[1]肖群.从翻译目的论看红色旅游景介的英译策略[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5）：149-150.

[2]王瑞辑.浅议中国红色旅游景点的英文翻译目的与改善――以井冈山老区为例[J].海外英语，2010，（1）：96-98.

[3]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29-02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与社会的结构独立于行动者并引导着其行动，然而他们也创造着选择，创造着可能性，并为富有创造性的行动与新颖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方法。”[1]客家传统文化具有丰富深刻的生态伦理内涵，其协调天人关系的高超智慧和成功经验，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代社会具有诸多启迪，是生态伦理现代建构十分重要的精神资源。

一、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意义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是对党的十报告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生态学、伦理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是生态伦理学发展的新视角，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生态伦理学是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规范的一门边缘学科，与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等密切相关。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然而，目前从伦理学视角对客家文化的研究非常少，研究客家生态伦理文化基本没有。生态伦理学著名学者李培超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指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向度：它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外来的研究成果，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自身；它不满足于‘外激型’的发展轨迹，而秉持自我认同和个性张扬；它也并非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出发对于他国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予以无端贬损或否定，而是强调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道路和自主创新精神。”[2]因此，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赣州森林覆盖率达76%，素有“生态王国”、“绿色宝库”美誉，但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遗忘了祖先留下来的生态伦理文化，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出现了无序过度开采稀土等矿产、污染水源的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地域性生态失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

归纳起来，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六个方面。

（一）民居建筑

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适应了客家人耕垦山地、优化生存空间的需要，对客家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3]

（二）梯田耕作

客家地区地形多山，崎岖不平，地壳风化侵蚀严重，加之年降水量较大，降水强度较强，易造成水土流失，缓坡、山地丘陵就成为开垦梯田、扩大耕地面积的首选。梯田耕作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4]。

（三）

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管土地的是“福德伯公”，管房屋的是“龙神伯公”，管水溪的是“塘头伯公”，名目繁多，各司其职。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植根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客家人重视“风水”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却不迷信“风水”的“风水”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敬畏自然进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之上的。

（四）文学艺术

客家的文学艺术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学、山歌、民俗谚语等方面。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5]体现出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山上多种树，等于修水库”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禁忌制度

在客家地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常见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烟火烛，被当作敬拜的对象，严禁砍伐。客家人进山讳说“斧头”、“柴刀”等，上山砍竹木忌说“光、武、得、花、伤”等谐音词；基建动工要敬山神，求其同意；扫帚不能指着天，以免触怒“天老爷”。有些地方还忌讳对着树木撒尿或把自己的鲜血涂抹在树上，认为树木会因此成精，并残害这个人。尤其是小孩，更是不可造次。客家人的树木信仰文化中表现出的对树木生命力的羡慕和崇拜，实际上是寄托了健康茁壮成长和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

（六）村规民约

在客家人的村规民约中，关于生态保护的规定很多，如1994年新修《大余黄龙郭氏族谱》：“栾林为保障要务，村居、坟山皆不可少，若地有树木，如人有衣冠，所以庇祖灵，荫后嗣也。古人为官室必慎堤防为陵墓，必勤封植。今与族人约，几属栾林，倘有不肖之辈，无故剪伐，是不知要务，当以达禁之律惩治。如果时加培植，后嗣自必昌荣。”教育子孙要保护好风水林才能“庇祖灵，荫后嗣”，从而达到保护环境与珍惜宗族产业的目的。村规民约深刻影响着客家人的生态观念，在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传承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一直较为成功地维系着客家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对客家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客家人的行为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有些人逐渐遗忘了祖先留下的生态伦理文化，片面追求物质水平的提高，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出现了毁林开荒、无序过度开采矿产、污染水源等现象，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地质灾害频发，地域性生态失衡。

深入挖掘、整理、保护和推广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积极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路径，发掘客家生态伦理文化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功能，构建一种有客家特色的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现展模式，从而较好地为客家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是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

要实现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传承，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的生态意识，加强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成立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相应机构，严格规划森林土地、轮歇地的可持续利用，完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加强新村规民约建设，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的简约生活模式，以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为客家地区“十二五”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7.

[2]李培超，张天晓，追踪“生态关怀”的足迹――中国环境伦理学三十年述评[J].江苏社会科学，2009（1）.

[3]江金波.客地风物――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36.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7篇

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对客家人的界定是：凡具有客家血统、口说客家方言和有客家的生活习惯，在这三项要求中达到其中两项的要求，都是客家人。

无可厚非要研究这个民系的个性，不但要把握这个民系的特色，而且还需要通过研究来发扬这个民系的优秀文化。从翻阅过去的期刊文章来看，在众多的研究课题当中，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方向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尤其是旅游、教育、民居土楼、围屋、山歌等，一直都是学者热衷于探讨的课题。

刘劲峰先生则认为“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等。（1）

一、研究课题概述

客家文化的特性，在上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就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客家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进一步论述了特性的重要性，也让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趋之若鹜。（2）

然而，客家文化往往被认为是反映客家人生活实践的文化。从物质文化方面，本人认为它包括饮食、服饰、建筑、经济来源等。从精神层面来看，它包括语言、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

在研究旅游文化的课题当中，各地客家资源和地方文献，如龙岩、东山、惠州、梅州等，占了重要的地位，涉及研究范围有各种特色旅游、生态或传统农业等，再配合目前最热门的课题;西部发展和生态保护，可说是与世界接轨，进一步实践与复兴客家文化。

接着就是有关土楼、围龙屋等这一类古民居的建筑探讨研究，涉及的地方有永定县、福建等这一带的古民居，其演变与发展一直都是学术界考察研究的方向。其他类似的课题还论及客家的聚落、社区传统建筑、闽粤赣三角地典型民居等。

有些学者更是针对性研究这些民居的建筑特色、演变与发展、古镇的遗产保护等，这类探讨客家族群独特的传统文化课题都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经济价值，值得去推动和推广。

二、民间信仰和山歌及史料文献课题探讨

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开始，客家中的许多人被迫向海外谋生，迫使这些客家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学习新知，改造自己，逐渐养成了不少新的品性。在研究客家民俗之中，对生活于老基地中的客家和海外客家人的差异，有必要认真地去区别与对待，这样才有利于全面认识客家历史，正确规划客家社会的未来。（3）

有关民俗文化的研究课题种类繁多，计有客家礼俗、风水、城庙会、龙舟庙会、妈祖、酬神、人日节、酒文化、传统服饰、传统体育文化等。在某些客家地区，老百姓除了信仰祖先崇拜外，佛教和基督教也逐渐成为主导地位，这使到信仰课题也是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

客家山歌，上承中原文化传统，下贴人民生活，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4）翻阅期刊时不难发现有关山歌的文章，内容论及民歌、童谣、歌谣等的传承，创作与发展，其中还谈到人文源由、文化价值、艺术特点的分析，近年来更是有与交响乐的合唱的文章探讨。

在客家民间文学方面，各类的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诗、散文、个人著作、歌仔册等，真实和具体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演化过程，这些课题都在主导着弘扬客家文化和审视客家文学的地位。

本人还发觉最近这几年，族群认同，海外华人的“寻根热”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这表明了客家文化研究不仅在众多学术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联络海内外中华儿女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客家民性-当代文化产业经济研究

国外学者爱得尔在《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中说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在社群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塑造成节约、刻苦耐劳的形象，或有“娶妻当娶客家女”的俗谚。（5）

因此，有关研究客家妇女的课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其次就是人文性格的研究，针对客家人的品德、廉洁清正人格塑造，草根本色对某个人物来进行分析，进一步让其他族群更能了解这个民系的特性。

近这几年有学者也跟随着大时代的洪流，在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提出品牌的重要性，特别是品牌经营方式、创业、赣州的营销策略等。无可厚非，在未来发展中，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了文化产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四、结语

整体来说，尽管客家文化的研究的视角，百变不离其中，从探索客家的起源、文化，到考察他们的习俗系谱，本人认为研究课题不止是限于此，而更是要探寻各个地方的客家风俗，考察客家社会的多样性和其背后的“小故事”。

客家在四处“蛮夷”的环境下，他们以中原文明之士自居，固守古老而优秀的汉族传统，同时为了与当地人相处融洽，他们又在不断地变化和适应，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总得来说，学术界公认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族群概念。客家文化的研究能否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百花齐放，或是更能深化研究，这与其重视的程度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安国楼、刘劲峰、刘晓春：《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第56-70页。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第298-306页。

[3]冯秀珍：《温革的教育理念对当今高等人文教育的启迪》，《客家研究文集》，台海出版社，2009年。

[4]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客家文化特色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注释：

（1）刘劲峰等：《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2003年，第298-306页。

（3）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4）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1997年，第424-425页。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客家；梅州；大学生团队；政企文化；DV宣传

一、研究背景

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部与福建省交界，南部与广东省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毗邻，西部与广东省河源市接壤，北部与江西省相连。是客家人最主要的集散中心和聚居地。世界客商大会每隔两年在梅州举行。

在当前新媒体时代下，利用DV （Digital Video，数字视频）对梅州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单位业务推广，对企业进行品牌宣传，让大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电视、公交移动电视等渠道了解新时代的客家风貌，这对于推动梅州的经济发展，加快梅州的绿色崛起，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

嘉应学院是梅州市唯一的高等院校，地方性是学校的第一特征，地方高校要想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立足地方、融入地方，以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2]。2013年9月，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成立，主要成员是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在组建宣传团队之前，他们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校园DV团队，进行过一系列的专业知识课程学习以及社会实践，熟练掌握了DV拍摄和剪辑。在与梅州市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关系后，宣传团队立足于梅州当地，拍摄制作政府和企业文化的宣传片，校企合作，力求达到协同育人，产品推广，服务普及的双赢效果。

二、宣传团队构建的基础与现状

1. 团队的特点

团队的成员来自嘉应学院的教育科学学院、文学院等学院，甚至还有一些校外的专业人士会对于DV团队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专业的指导，校园内的成员分布也较为合理，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有广泛的分布。同时校园DV团队一般规模和人数都较少，所以团队高度分工，成员之间又有非常深厚的友谊，所以团队虽然很小，但是运行非常流畅。团队分工明确，成员都在自己的分工领域有自己的特长。在接到任务时会进行团队内的讨论和分工，团队的运作效率也非常高。

团队主要的作品都是反映校园生活为主，偶尔会有一些放映当地的风景片或者是有独特表达含义的特殊类型影片存在。同时因为不同的DV作品的导演不同，不同作品的侧重点考虑的也不一样，表现纯爱的校园爱情片占了绝大部分，不同作品创作范围丰富了校园生活。

2. DV团队的生存现状与反思

团队在校园活动以及社团团队之间的交流保持着强大的活力，这些团队的成员在团队之间的交流协作能力有着非常好的锻炼和培养，这些团队的成员还在自学能力上有着出色的进步。不得不说，不管是参加到这样的团队之中进行团队活动，或者是带领这样的团队运作，都将是团队成员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在团队中获得的领悟和收获，在以后团队成员的就业或者学术研究中都将会有所体现，是不可忽视的收获。

校园DV团队之中，不同的团队拥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命运。有些团队在专业学院强大的器械和技术支持以及师生的人员支持，再加上团队自己的准确定位和合理的规划，使团队的运作和正常的拍摄活动都有保障，随着团队的逐渐壮大和发展，逐渐成为一个学生接触影视制作、进行创业实践的优秀平台。但大部分校园DV团队现如今都处在名存实亡的地步，造成这样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校园DV团队缺少专业学院的支持，没有正确的团队管理和合理的人员安排，往往也没有不将团队的发展以及商业化放在心上，单纯作为学生爱好而存在的团队。还有些团队虽然拥有商业化的发展方向，却没有合适的团队规划，领衔的主要负责人员侧重于技术发展的人员，而忽视团队人员内部管理。

因而，高校DV团队拥有着非常重要以及突出的教育指导作用，如何对之进行及时恰当的引导、协作工作，特别是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可以使校园DV团队带来更加出色的教育指导意义，将对嘉应学院的校园DV团队的发展有一个全面和整体的提高，为学生的学业发展以及事业发展赋予的强大生命力。

三、宣传团队的构建和实施

1. 整合现有校园DV团队，建立宣传团队

2013年9月，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是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见表1

2. 树立品牌，达成合作关系。

宣传团队刚成立之时，团队缺少和政府与企业机构合作经验和资源，在政府跟企业间比较难打开市场，一般而言，政府和企业也不大愿意把他们的宣传片交给学生团队去制作。为了打开市场，宣传团队成员认识到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一个成功案例推广出去，在市场中树立公司品牌，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宣传团队独立完成了第一部宣传片《嘉应学院招生宣传片》，凭借该片，宣传团队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进而与梅州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立足客家地区，拍摄政企文化宣传片。

3. 凭借合作关系打开市场，着重发展宣传片，以实力宣传品牌。

与梅州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关系后，宣传团队与该公司共同完成第一部政府宣传片《南口镇》。拍摄为期两天，由南口镇政府办公室人员接待，拍摄地点有南华又庐、麓湖山庄和南口特产豆腐干制作厂等。该片后期获得梅州市围龙故事纪录片三等奖。

4. 形成特有风格，以品牌作为宣传要点，提升市场地位。

前期，用稳扎稳打的实力打响品牌，向大众宣传。后期，把品牌作为宣传要点提升市场地位。在创作风格上追求独特。随着经验逐渐增长，了解顾客的要求。制定出“菜单”的高端服务项目，统一创作的风格。既独特又符合客户需求。创立品牌之后，其创作理念和风格更容易传承下去。在宣传团队逐步稳定之后，建立各个县区的业务关系。逐步发展品牌优势。随后宣传团队与嘉映公司一同完成梅州市公安局年度内部汇报片，拍摄多处警察办公场景，并获得广东省公安厅的好评。自从2013年9月宣传团队成立至今，宣传团队已经形式了，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施成果， 至今已经完成政府机关单位宣传片12部，企业宣传片8部（主要作品见表2）

四、总结

本文分析了校园DV社团存在的可行性以及校园DV团队商业化创业的可行性。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的成立，为教育技术学专业大学生或者有这方面兴趣爱好的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训练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熟练运用专业知识，做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宣传团队自构建以来，从基本的设备购置到技术学习，到团队合作，从学校起步到走出学校。对大学生创业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韩鸿. 影像的大众生产与意义解读[J]. 2002年第5期.

[2]何根海.谭甲文.基于校地合作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11（4）

作者简介：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物态文化元素；非物态文化元素；空间设计；转换设计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03-0096-04

The Applied Research？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Hakka’s Traditional Physical and Un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in Space Design

ZHAO Yong-jun（Guangdong Literature & Art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14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is made up of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represent the material carrier， while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reveal the traditional spiritual essence through its material form. they respectively form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evel. objective： the article is to explain how to apply th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to space design through actual cases. method： collect and sort ou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al elements， then extract their feature 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transform the extraction so as to convert it into a resource for space design. Conclusion：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at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ver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especially the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a resource for space design by extracting their feature 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transforming the extraction. This， in turn， help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un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space design； conversion design

Internet ：.cn

每一种文化都是依附在各种载体之上的，这些载体往往是与创造这种文化的人们的生活生产、、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息息相关的，是人们在生存方式上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记。这种文化载体可以称之为“文化元素”。“如何在表现形式上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有效整合，使其具有时代感”。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均承载者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并具有重要的开发与利用的价值。客家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特点，在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方面有丰富的资源，为将岭南传统文化融入到空间艺术设计中提供了优质样本与研究对象。本文以河源客家“姓氏”传统文化设计项目教学为案例， 探讨将传统的文化元素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问题。

一、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解释

（一）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概念

文化的载体可以分为物态与非物态两种，物态文化元素是可以看到，触摸到的物体，物态文化元素以物态的形式存在，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同时有体现文化的特征。物态文化元素载体有建筑、装饰、服饰、生活生产工具等。非物态文化元素是人们共同遵守与认同的精神文化及与其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其存在的形式是非物态的，其载体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及其指导的行为中。非物态文化元素载体体现在礼仪，风俗、行为方式、、哲学思想等方面。物态文化与非物态文化分别构成了文化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对于物态文化元素，非物态文化元素所代表的是该文化的精神内容，是物态文化元素形成的动因与精神显现，而物态文化元素是文化精神内涵的物质显现。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化的主体。

（二）非物态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区别

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概念不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他们有相似性，但也存在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联合国的公约）。其中建筑艺术与手工艺等是以物态形式体现的，非物态文化元素则更倾向于非物态的载体，更注重文化精神。

二、客家传统文化与设计项目背景

（一）客家传统文化简述

“客家”（Hakka）可以做如下界定：“它是南迁汉民于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在赣闽粤与畲族、瑶族等土著民族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特方言、文化、风俗的一个汉族民系”。文献指出这只民系所创造的文化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三大族群文化均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各自的独特性。客家人因其迁徙的历史，居住的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既保有传统中原文化特征，又容纳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精粹，其在民俗、风情、文化、语言等方面有鲜明个性。因其独特性，“客家”“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更为准确。

（二）设计项目背景

在迁徙的历史过程中，客家人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较其他族群文化更注重祖先崇拜，所以客家人的聚集区中祠堂文化与祠堂建筑相当盛行。这也是龙川县政府决定筹建“客家姓氏文化馆”及“百姓文化街”项目的原因。从微观的角度看，该项目以姓氏文化为主题 ，从宏观的角度看，实际是客家文化的集中体现。客家姓氏文化中，从小孩出生起名、教育、婚嫁、生子到殡葬融入了几乎所有的客家文化内容，所以在该馆的设计中需要充分融入客家传统的文化元素，以便更深刻的展现客家姓氏文化。

三、传统文化符号梳理

作为独特且底蕴深厚的文化，客家文化符号载体相当丰富，做全面梳理非本文所能做到，在此将其做大的分类，我们把客家文化符号分为物态文化符号和非物态文化的符号。

四、文化元素载体图像梳理

空间设计最终是以三维空间的形式体现，所以将设计元素的原始依据以图像的形式体现是设计的重要步骤。物态文化元素因其以物质形态的方式存在，在做梳理的过程中需要将该文化元素的物质载体图像梳理出来。而非物态文化元素多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中，其多以动态的形式体现，在载体图像的搜集方法上应以行为的场景为目的，同时要做好图像内容的解读工作。文化元素载体图像是空间设计程序中元素转换的原始依据。虽然并非收集的所有原始素材都会运用到项目设计中，但收集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设计背景深入了解与消化的过程，有助于将设计方案做的更有深度与内涵。所以在展开设计前，需要尽可能的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载体图像作为筛选的资源。

五、传统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路径

对传统文化的发扬，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而是要对民族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把握其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再创造。无论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在转换为空间设计元素过程中都需要正确且严谨方法。物态文化元素以物态的形式存在，在设计运用中可根据其形态、材料及使用功能进行现代视觉的转换设计，设计程序操作相对容易。而非物态文化元素则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中，多以非物态的形式存在，但其也有相应的物态载体，如客家建筑的平面布局就是儒家思想的行为规范的物化显现。客家祠堂中所进行的仪式即是客家“崇尚祖先，追根问祖”的非物态文化的物化显现。非物态文化元素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在转换为空间设计元素时需要寻求物态化的载体，设计程序需更宽的思路与路径。

（一）物态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

物态文化元素一般以二维或三维形态存在，其转换设计实际是将一种二维或三维空间形态转换为另一种二维或三维空间形态，在转换过程中把握住其源形态的典型形态特征进行形态的再设计。如北京奥运会上，以祥云为原形态所做的各种应用设计。具体的设计路径如图1。

油纸伞的转换设计应用：“油纸伞”，谐音“有子伞”体现了客家人对于生育的观念，希望多子多福。应用设计上，将该元素形态直接运用到空间设计的天花上，作为照明的灯具使用。改变了元素本身的使用功能却保留了该元素的原本内涵。（图2）

姓氏图腾的转换设计路径：客家人崇尚祖先，对于自己的姓氏起源极为重视。以印章为元素进行转换设计，使之以姓氏图腾的形式再现，同样保留了元素的原本内涵。（图3）

休闲椅的转换设计路径：将客家凉帽与石鼓结合进行形态再设计，使之从一种三维形态转换为另一种三维形态，改变了元素的使用功能，保留了元素的形态特征。（图4）

售票站的转换设计路径：以凉帽与斗笠的形态为原型进行再设计，改变了元素的原使用功能，保留了元素的形态特征。（图5）

物态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是将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其转换路径基本是形态之间与使用功能之间的转换设计，设计程序相对简单，可操作性较强，也是传统文化空间设计项目常用的一种设计方法，属于较为浅层次的转换设计。（图6）

（二）非物态文化元素转换设计

非物态文化元素是以非物态形式存在，如儒家思想对客家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作为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哲学，它以非物态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客家文化中有很多物态元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但其在转换设计为空间元素的困难在于如何体现人们行为方式的时间维度。非物质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需要寻找可体现该元素文化精神的物态载体，再进行转换设计，其设计程序既要考虑元素的形态美，又要考虑其文化内涵，是非物态化元素的物态化设计。其设计程序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严谨的推理思维，属于较深层次的转换设计。（图7）

图8展现了客家祭祀民俗中“追根问祖”，劳动民俗中“坚忍不拔”，礼仪民俗中“儒家思想”三种非物态文化的转换设计过程。以水流、树根的形态作为“追根问祖”文化的物态载体，隐喻“追根溯源，落叶归根”之意。水流中的岩石形态作为“坚忍不拔”精神的物态载体。体现儒家礼制的客家建筑平面布局作为“儒家思想”的物态载体。

传统客家建筑的平面布局、流水、树根、岩石作为客家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追根问祖”，“坚忍不拔”三种族群精神（非物态文化元素）连同油纸伞、围龙屋、灰砖灰瓦、姓氏图腾等物态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客家姓氏文化馆的设计元素被整合到展示空间中，较好的运用了客家传统的文化符号，是整个展馆既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展现出现代的视觉经验。（图9）

传统文化由各种物态文化和非物态文化元素构成，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传承的，物态文化和非物态文化两者辅相成的，物态文化往往是非物态文化体现的载体，如客家姓氏祠堂是物态文化元素，而在祠堂所从事的体现追根问祖的相关活动则是非物态的。所以非物态文化往往是物态文化的精神体现，是传统文化的本质。对于传承传统文化的空间设计来说，对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挖掘与转换应用要更具意义。

结论

设计艺术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未来设计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我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本文通过设计实践，运用提取典型形态和精神内涵因子，寻找替换图形，是将客家传统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特别是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非物态文化元素转换为空间设计资源的有效路径，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细心剖析本民族独特而丰富的形式元素，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体系，才可使我国的设计走向世界、立足世界的根本。

参考文献：

[1]斌，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J].包装工程，2014，35（8）：18-25.

[2] 胡希张、莫盼、董励、张维耿.客家风华[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4

[3] 吴卫光.围龙屋建筑形态的图像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4] 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 [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5] 姚青华.民间色彩在中原特产包装设计中的表达[J].包装工程，2014，35（8）：121-124.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10篇

1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著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著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

5结论与讨论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11篇

布莉莉：黄老师，您是如何从文本批评和作家论等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转向文学传媒研究的呢？

黄发有：我以前曾在文章中说过，文本细读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但是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读过作品，却可以根据文学史上的论述侃侃而谈，其实这种道听途说的现象是很值得警惕的。我在写博士论文《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期间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忽略了90年代媒体对文学的改塑以及各种力量对于媒体的强势渗透，很多问题是谈不透的。对于当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早在1998年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密切关注，并且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1999年春天，我发现原先设计的博士论文框架有一些问题，对90年代小说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清晰地意识到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强化。后来，我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与补充时，增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专题讨论，针对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媒体趣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考察文学环境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模式。后来逐渐深入地研究文学传媒，也算是水到渠成。

布莉莉：其实，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都知道，“文学传媒研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多数时候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想要在此领域做出成果，需终日于故纸堆中爬梳史料，吃了不少灰尘不说，研究者自身亦有被资料淹没之虞，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主体性该如何确立？学术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保持呢？您能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吗？

黄发有：你说的不错，这确实是目前“文学传媒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苦恼。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论文将目光关注于一本杂志、一份报纸，将其视为静态的研究对象，批评者的主体性被纷繁浩杂的文学史料环所淹没。

就文学传媒研究而言，目前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有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还有一些著作是纯粹以现成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其二，在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各个分支中，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常见的还是独立的个案研究，一些宏观研究论文显得大而无当，甚至多有错讹，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具有整体视野的宏观研究较为少见。其三，缺少跨学科视野，文学和传媒成了相互游离的两张皮，忽视了文学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分析。其四，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文学尤其是文学传媒，是最近几年学术发展的新趋势。随着商业文化的影响力日渐强大，文学研究无法不受到时潮的干扰。但是，过分看重商业利益，必然会削弱文学的艺术含量，甚至将发行量、票房、点击率等商业化的量化指标标准作为衡量文学影响力的唯一标准。

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新兴领域，文学传媒研究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体系，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跨学科透视与互动认知方法扩展研究视野。研究文学传媒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以原始材料为入口，考察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同时，文学传媒研究必须将媒体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立体考察，要重点关注文学元素与文学性的生成方式与内在构造。第二，以史料发掘为起点，以传媒研究印证和补充文学史，以传媒研究拓展和深化文学史。文学传媒研究一方面要重视研究对象作为媒介的特性，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对象又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因此，研究文学媒介不能无视其特殊性，将之混同于普通的大众媒介。第三，文学传媒研究应该从个案入手，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没有扎实的个案研究，容易流于空泛；没有全局观念和历史意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个别性视为普遍性，作出误判，产生误导作用。第四，以内外结合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也就是文学生态。文学作品走向受众和社会，其常规渠道是文学传媒。文学传媒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作用于文学的中介，面对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渗透，文学也迅速地通过文学传媒，传达其回应与改变的信息。另一方面，研究文学传媒，应当重视媒介发展与文学思潮、文体变迁、文学生态之间的互动模式，即传媒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文学的格局。第五，以定性研究为主导，以定量方法为辅助。在中国文学的研究历史中，定性研究长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较少有研究成果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当然，量化分析方法的作用不宜被夸大，文学创造的价值不能以数量的多寡作为核心标准，更不应该作为唯一标准。

布莉莉：随着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信息化、平面化写作甚为流行，余华七年磨一剑创作的《第七天》，就被广大读者认为是“微博段子集锦”，由贫富分化、野蛮拆迁、蚁族、卖肾等支离破碎的故事单元连缀起来的叙事，颇似赚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然而遗憾的是，余华这种与现实近身肉搏的写作姿态，并未击中时代要害，反而呈现出一种急于表意的写作焦虑。

布莉莉：与传统批评相比，网络文学评论非常滞后，很多研究者潜意识中对网络文学存在偏见，不屑审读与评说，批评家与们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我看过一些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觉得有点“隔”，有分量的研究较少。就研究者而言，网络文本浩如烟海，该如何切入这一领域呢？又有哪些值得研究的方面？

黄发有：在当代文学评论的格局中，网络文学评论是一个薄弱环节。不少纯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对网络文学有一种潜在的偏见，认为网络文学不值一说。另一方面，专业批评家和网络文学作者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批评家苦口婆心，但网络作者认为这些高深理论不切实际，不为所动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套路。此外，有个别评论家对网络文学的鼓吹，是一种无原则的褒扬，其判断受到人情乃至利益的干扰。网络文学的发展要突破瓶颈，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价机制，而健康的文学评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网络文学在短暂的发展历程中，还缺乏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作为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张爱玲，其创作以其独特魅力，超越了鸳鸯蝴蝶派的通俗趣味。随着网络文学的逐渐完善，它的审美可能性将不断呈现，也有可能出现集大成者。批评家应该放弃先入为主的傲慢，以接地气的姿态，关注网络文学的动态进程。而网络文学要提高文学地位，或者说实现更普遍的文学价值，只能以质取胜。

新世纪的文学，传媒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一方面是网络类型文学的流行，另一方面是以纸媒为主阵地的纯文学的日渐衰退。研究网络文学，一方面要有选择性地阅读代表性文本，不能像一些研究者那样，只是从理论到理论，根本不了解网络文学的现状和最新进展；另一方面，鉴于网络文学创作泥沙俱下的局面，不能采取研究经典文本的方法，应该通过对文本、网站、、网民的综合分析，考察网络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基本模式和内在逻辑，并透视网络文学发展对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影响。也就是说，采取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

布莉莉：黄老师，我很喜欢您写的《客家原乡》和《客家漫步》两本随笔集，文笔间的朴素心声和诗意乡愁很让人感动。我曾很偏执地认为评论家要懂得创作才行，如果不进入创作的堂奥，评论起来总觉得底气不足似的。您觉得散文创作对批评实践有影响吗？“客家”的独特文化认同对您有什么影响？

黄发有：《客家漫步》更加偏重情感的抒发，《客家原乡》依然采用散文笔法，但有较强的学理性。这两本书的市场反响都还不错，《客家漫步》还获得了山东省的省级文学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比较而言，一般读者比较喜欢《客家漫步》，而学术圈的一些学者更为推崇《客家原乡》。其实，我个人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就一直在构思客家题材的小说，虽然也写过一些篇章，但总体来说，还都是空想。曾经有不止一个老师辈的学者劝我，让我不能不务正业，放弃学术去写小说。吃了学术饭，真是欲罢不能，内心又会时时觉得遗憾和纠结。

在几乎所有客家族谱里，几乎都会提到先祖的荣耀，这种自豪感对后世裔孙也确实有一种激励作用。“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往细处说，很多同姓的名人跟客家的关系并不直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经过反复迁移进入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底层民系。当海边肥沃的土地被别的民系捷足先登后，客家先民只能退避到较为偏远的大山深处，开辟自己的聚居区。客家人曾经因为贫穷而遭受到周边人群的歧视，甚至引发族群冲突。正因为在艰难的生存条件的磨砺下，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成了客家人可贵的精神特质。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12篇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 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着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着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着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着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着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着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着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着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

5结论与讨论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13篇

结合“关注民生，为响应团省委和大学校团委的号召。服务”社会实践主题，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让大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使学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团队拟定于年暑假期间赴省市县开展社会实践调研活动。

一直以来，年是县建县年纪念。县都在努力打造“客家古邑，人文”形象。年，市委书记同志提出了作为“客家古邑”文化形象，而这一计划的实行又以成功申办年“世界客属肯亲大会”为载体。自秦汉赵佗开发以来，北方先民不断踏入这块热土，并通过向南迁徙，使得成为客家地区中开发最早的一个地方，堪称“客家古邑”也在年通过申请，成为“千年古县”因此在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上，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甚少，考察在客家形成历史上的历程与作用，对客家文化将是一个重大补充，对打造“客家古邑”文化品牌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县的大部分历史文化至今保存的十分完好。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至今保存完好。如：等。

为县乃至市建设成为“客家古邑”形象的目标提供科学的调查数据和文献支持，将努力通过本次暑期社会调研活动。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及市年世客会的顺利举行贡献我一份力量。

二.活动意义和目的

客家千年文化的活化石”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县于年月被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批准成为“千年古镇”镇内很多的古迹至今保存完好。为市成功申办年的世客会作出巨大贡献。基本上都因为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而让各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为什么县的文化遗产保护得这么好？为什么像这样优秀的千年古镇并未被世人所认知？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

发现目前国内在客家文化保护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空白，通过大量的网上搜索和查阅文献资料。或者是进行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专项研究，不能很好地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一些民间学者的研究又只能小范围发表，不能很好地宣传和推广。

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其他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让我优秀而又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团队此次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县作为一个千年客家古城的文化保护经验的一个调查。还可以传播优秀的客家文化，为市打造“客家古邑”文化形象的策略提供助力，市世客会的成功举办，必将带来新的一轮招商引资热潮，为乃至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服务。

三.实践课题

实践团队选题为：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市县。

四.完成课题的设想及方法

（一）可行性分析

1.运用多种适当的调查方法。解研究现状；当地政府多方协调和大力配合下实地参观调研；邀请当地的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与老百姓参加访谈；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为课题的论证提供充足的论据，课题确立符合当地实际，具有很强针对性。

2.团队稳定而优秀。团队成员都具备社会调查研究相关经验。准备充分，具有很高的配合度。有专业且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带队，请专家论证我报告初稿，成为我坚强后盾，确保了调查任务能够高质量的完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研究课题具有很大的可提升价值。通过探讨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研究的现状。通过对其研究方法的改良和具有创造力的提升，使得我研究体现出卓越性和突破性的飞跃，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缺。

（二）研究方法

1．基本思路：

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出发，本课题按照“问题提出—构建分析框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首先。阐明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近年来对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现状，分析影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制约因素，并结合大量证题研究与理论分析，进而搭建课题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界定所需要研究的问题及其性质、特征和范围；接着，采用理论思辨的方法解答相关理论问题并提出研究假设和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等方法，收集材料和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检验假设、修订完善理论认识和假设模型；最后，以理论论据和实证论据为支撑，对问题进行多维度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思路。

2．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的调查和分析方法有：

1文献研究法：围绕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这一主题。并进行归纳、对比和提炼，获取对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基本理论认识和假设。此外，搜集涉及古邑文化保护与修复、旅游资源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数据，为评估保护研究效果提供素材。

2问卷调查法：主要用与普通百姓的调查中：①在开发证题研究时。选定景点附近百姓未调查对象，调查当地保护方案落实情况，以及文物真实保护情况②用于评估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效果。采开放式问卷和结构化问卷调查相结合，拟在案例发生地县，选取普通民众中分层抽样调查，获取他对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主观评价和期望。

3实地研究法：由深度访谈法（10人次）和观察法（不确定次数）组成。呈现详尽的调查客家古邑文化的背景、原因，保护措施的运行状态和效果，存在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4统计分析法：主要用于问卷调查信息处理。并划定等级标准和确立标度、标号；综合应用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模型的项目质量和信度、效度。

五.预期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题目：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县为例。

撰写调研报告和论文，团队会根据我调查研究结果统计分析的得到资料和数据。反馈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同时，各大媒体投稿，争取发表，总结出客家古邑千年文化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将这种具有共性的文化保护经验推广出去，让其他地方得到借鉴。因此我成果将会以报告以及论文的形式展现出来。

会全力做好准备工作，这次暑期社会实践的调研活动之中。完成前期的申报工作以及申报后的完善细化工作，中期的调研工作，后期的总结和报告撰写工作，最终写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六.实践前准备工作

1.查找大量相关文献。

解人们文化保护方面的研究已经进行到哪一方面，期刊网上查找资料。哪些方面又还有待加强和改进。同时也登陆当地政府门户网站，解当地的有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政策以及当地的一些其他信息。

2.制定调查方案。并请校内知名教授指导问卷。

3.与当地紧密联系。及时政府部门以及文化相关部门联系。解当地的相关情况，也为我今后的调查研究提供便利。

4.每三天召开一次会议。明确团队成员的工作进度，至少三天就会开一次例会。而且也将大家的一些准备工作的经验分享。

5.分工合作。团队分为四个小组，团队信息交流畅通的前提下。每个小组负责每一个模块，例如有小组负责计划书的撰写，有小组负责问卷的制作，每个小组的成果出来之后大家一起讨论修补，最后通过。

七.实践后的总结内容和日程

1.统计调研资料。与指导老师一起分析调研结果。

2调研结果按照“现状—分析—总结—建议”思路布局写成调研报告《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县为例》。

3进行成果展示。召开成果交流会，并把调研报告回馈给当地市、县政府与文化部门。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14篇

摘 要：近年来，随着旅游活动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旅游者的消费模式成为旅游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国内外实证研究的文献检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在旅游决策与信息搜集、旅游动机与偏好、客主交往、服务质量评估等方面的消费行为与特征进行述评，最后概括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关键词：跨文化；旅游；消费行为

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旅游学界开始对不同国家游客的旅游活动进行研究。近年来，随着旅游活动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文化差异对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澳大利亚学者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指出，学术界不能仅从社会人口特征、地理学、心理学、营销学等角度研究国际旅游市场问题，必须重视跨文化差异对旅游市场开发的影响，才能对国际游客的决策与消费过程进行准确推断[1]。

跨文化旅游研究不仅包括跨国研究，而且包括对来自同一国家、不同亚文化群体的游客的研究[2]。只是至今为止，旅游学界的跨文化研究还是主要针对跨国旅游进行的。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会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与特征，客源国与东道国在价值观、行为规范、感知、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文化差异都会对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与偏好产生影响。旅游从业人员根据文化差异制定不同的营销战略，有助于进行准确的旅游市场定位与细分，有助于设计多元化的服务体系以满足各类旅游者的需求。

本文通过国内外实证研究文献检索，从旅游决策与信息搜集行为、旅游动机与偏好、客主交往、感知的服务质量和满意度等方面对跨文化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和特征进行述评。

一、旅游研究中关于文化维度的界定与计量

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本文参照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的观点，认为文化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传统、道德、习俗、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综合反映[1]。根据荷兰著名学者Geert Hofstede的研究成果，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主义、长期-短期导向[3]。学术界通常认为，东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最显著的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东方社会在“不确定性回避”和“权力距离”维度上得分较高，在决策过程中更重视“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但在“男性主义-女性主义”这个维度上是不确定的。。

旅游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支持Geert Hofstede在东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的看法。例如，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对入境游客与澳大利亚本土居民的文化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1，4]。他们发现，澳大利亚本土居民与中国游客(包括中国大陆、港台和新加坡华裔等)在以下6个文化特征方面存在差异：自我实现性、礼仪、人际交往、对旅游活动的理解、情感表达、社会义务与责任。通常而言，追求不同的文化体验是吸引旅游者进行跨国旅游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旅游者对东道国的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或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冲突，就很可能使跨国旅游者(或东道国居民)在旅游活动中产生误解和抱怨。在现有的文献中，有些学者根据霍夫斯泰德的划分方法，研究某一文化维度对旅游者消费行为与特征的影响[5，6]，更多学者以国籍(或出生地)为分类变量，对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的消费行为进行比较研究。

二、跨文化旅游者的旅行决策与信息搜集行为

旅游学界对文化距离、风险回避性对游客出游决策行为的影响进行了一些研究。文化距离(Culture Distance)反映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旅游学界对文化距离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 文化背景相似(文化距离小)的旅游者更可能表现出相似的决策与消费特征。例如，与亚洲游客相比较，欧盟各国游客的旅游行为表现出很多相似的特点[7]。(2) 客源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会影响游客的决策行为。例如，美国学者John C. Crotts对第一次出境旅游的302名美国本土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客源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旅游者就越可能降低旅游行为中的风险；如果这种文化距离越小，旅游者就更倾向于自由、独立的旅游方式，更长的旅途[8]。

与Geert Hofstede界定的其他4个文化维度相比较，“风险回避性”是预测跨文化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8]。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风险回避型的游客通常会在旅行计划时间、旅游方式、行程安排和旅游信息搜集方式上有不同的特点(见表1)。例如美国学者Bruce R. Money和John C. Crotts于2003年对赴美观光旅游的日本和德国游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日本游客(根据Geert Hofstede的划分属于高风险回避型)更倾向于与更多的成员一起参加已付费的旅行，会计划更短的旅途，游玩更少的地点[5]。美国学Stephen W. Litvin等对来自58个国家的526名赴美观光旅游的游客进行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6]。

在旅行决策行为中，信息搜集是旅游决策过程中的首要环节。欧美学者对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所偏好的信息收集途径专门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例如，1997年，美国国家旅游局在国际航班上对返程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游客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9]。1997年，英国学者Silvia Sussmann和Catherine A. Rashcovsky对在加拿大同一社区居住的英裔和法裔居民进行调查[2]。2000年，美国学者Dogan Gursoy和Joseph S. Chen调查了德、法、英三国旅游者的不同信息搜集方式[10]。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国旅游者通常使用不同的渠道(例如，亲友、宣传册、旅行社、过去的经验、报刊杂志、书籍、旅游局和电视广播等)进行旅游决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正在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居民偏爱的信息搜集渠道之一。但学术界对各国旅游者偏爱的信息搜集方式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高风险回避型游客更可能借助亲友、旅游局等非市场化渠道获取信息，低风险回避型游客更可能采取市场化渠道获取信息[6，9]。他们的这一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偏好

旅游学界对欧美国家游客的旅游动机进行了较多比较研究，但对亚洲游客(日本游客除外)旅游动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11]。

美国学者Sue Yuan和Cary McDonald设计了29个旅行动机的题目，于1990年对来自英、法、日、德4个国家的游客进行调查。他们发现，逃避现实、追求新奇、声望吸引、爱好/放松、亲情关系这5个因素对这四国游客的推动作用各有不同[12]。

2001年，土耳其学者Metin Kozak的调查表明，赴土耳其和摩洛哥旅游的英国游客和德国游客的旅游动机也有所差异。英国游客更倾向于寻找乐趣，德国游客更希望通过旅游得到身心的放松[13]。

韩国学者对赴韩的国际游客的旅游动机和偏好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1，14]。Chulwon Kim和Seokho Lee发现，“旅游地吸引力”和“家庭团聚”这2个因素对日本游客有更强的刺激效果，而“追求新奇”是吸引英美游客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可以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在“集体-个人主义”文化导向的区别来解释[14]。Seong-Seop Kim等人发现，美国和澳大利亚游客主要为了体验差异性的文化而到韩国旅游，他们偏好能体现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而中国大陆和香港游客除了以上原因，还会由于逃避现实生活、享受不同的旅游资源、显示身份地位等原因而选择跨国旅游，而且他们和日本游客都更偏好休闲购物等旅游资源[11](见表2)。

此外，旅游者的文化背景还会影响他们对服务和产品消费的偏好。美国旅游局的报告指出，英国游客赴美旅行时最偏爱的活动是购物和照像，法国游客最喜欢享用当地的美食和聚餐[11]。而日本游客则是公认的对购物活动具有浓厚兴趣的群体[15]。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通常具有不同的旅行动机与偏好。西方游客可能更希望体验与自己所处文化背景不同的环境与活动[16]，追求更多的刺激经历；而东方游客更可能由于家庭团聚、逃避现实等原因而出外旅游，对休闲娱乐活动也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四、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国居民的交往

跨国游客与东道主居民之间的交往是双向的，他们在种族、文化、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差异既会对旅游者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也会对当地社区产生影响。根据交往假设理论(Contact Hypothesis)，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来说，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既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也可能导致消极的结果。这种结果既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背景是社会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两国的文化差异是细微的、互补的，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就更可能产生积极的交往活动；如果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互不相容的，就会使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产生困难，甚至出现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现象。也就是说，出现旅游者或东道主无法承受、不能理解的刺激，使他们丧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甚至辨认食物的能力[17]。

旅游学界对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国居民的交往行为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美国学者Abraham Pizam等人通过调查，分析英、韩、以色列、荷兰等国的导游对国际游客行为的评价[18，19]。他们发现，接待国际游客的导游认为，在日、法、意、美游客的20种行为中，90%的行为特征都有差异，其中日本游客的行为最为独特。英国学者Maree Thyne等于2006年对新西兰的1033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的接受程度。他们发现，本地居民对文化差异较大的游客的接受能力较弱[20]。莱斯格和特纳发现，中国游客与澳大利亚本土居民偏爱的交往方式不同，中国游客更喜欢被邀请到家中，与当地居民建立更紧密的关系[1]。通常而言，亚洲游客与当地居民的接触较少，多数是与旅游服务提供者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如果旅游者感到东道主对他们比较关照，就会促进他们的重复游览行为，这一点亚洲游客表现更为明显[4]。

我国学者梁旺兵于2005年在上海对936名旅华外国游客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他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游客与目的地居民的交流愿望和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东南亚游客由于文化相近、语言相通，与我国旅游地居民交往最多，欧美游客性格外向，交往欲望强，与当地居民也有较多接触，而日韩游客由于语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特别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我国旅游地居民的交往较少[16]。

五、跨文化旅游者感知的服务质量与满意度

文化差异会影响跨国游客的旅游体验。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对旅游服务的期望、判断标准都不尽相同，即使他们面对相同的旅游活动与服务，他们感知的服务质量与满意度也可能有较大的差异。例如，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构建了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满意感模型，对澳大利亚居民和亚洲游客(印尼、日、韩、中、泰五国)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文化价值观、社会行为规范与社会交往这3个变量对旅游者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4]。

相对于旅游活动的服务质量评估，学术界对跨文化旅游者在住宿业的服务质量评估进行了较多比较研究。1998年，澳大利亚学者Robert W. Armstrong和美国学者Connie Mok在香港酒店对不同国家旅游者感知的服务质量进行调查。他们发现，来自英、美、日、澳、中国台湾的游客对酒店服务质量的评估有显著的差异，日本游客在“物质性”和“移情”这两个维度上的评分显著低于西方游客。而且与英美国家相比，亚洲游客对服务质量的期望较低[21]。2000年，香港学者Tat Y. Choi和Raymond Chu也在香港酒店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他们发现，价值因素是影响亚洲旅游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而客房质量是影响西方旅游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旅游者知觉上的差异可以通过文化因素来解释[22]。

还有些学者从Geert Hofstede所划分的民族文化维度出发，研究跨文化旅游者对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估。2000年，John C. Crotts和Ron Erdmann对从美国返程的国际游客进行抽样调查，选取日本(代表高级别男权社会)、英国和德国(代表中等级男权社会)、巴西和台湾(代表低级别男权社会)的游客作为3类比较对象(注：在Geert Hofstede对53个国家的文化特征的调查中，在“男性主义”这个维度上，日本排名第一，英国和德国分别排名第9和第10，巴西和台湾分别排名27和33。)。他们发现，民族文化对游客对航班和机场的忠诚感有显著的影响，日本游客在服务质量、忠诚感方面的评分显著低于巴西/台湾游客。他们认为，与女性主义社会相比较，男性主义社会有更高的成就欲望、竞争意识和物质追求，更少关注他人的感受[23]。这可能是男性主义社会成员对服务质量的评估更苛刻、评分较低的主要原因。

六、我国跨文化旅游研究现状与展望

1. 我国跨文化旅游研究现状

与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入境游客消费特征方面的统计数据还不够完备，我国旅游学界对跨文化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也比较少见。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利用统计年鉴对跨国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点、消费结构、旅游线路选择等进行探讨[24，25]，还有些学者对跨文化传播等理论进行阐述[26]。只有以马耀峰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于2004年在全国六大城市对入境游客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查，对旅华外国游客消费偏好和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6，27-29]。他们在跨文化旅游者消费行为方面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文化差异是吸引国外游客赴华旅游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国外旅游者表现出不同旅游行为的主要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在旅游决策、旅游资源偏好及客主互动方面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个结论与国际旅游学界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2. 今后研究展望

笔者认为，旅游学界今后应在以下方面加强跨文化旅游者消费行为的研究：

(1) 旅游学界主要研究了“风险回避性”这个文化因素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今后还应研究“权力距离”、“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主义”、“长期-短期导向”等文化维度对旅游者消费态度和消费行为的影响。

(2) 在现有的文献中，多数研究者主要在西方旅游市场对入境游客的消费行为与偏好进行调查，而对中国游客出境旅游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见。笔者认为，国内外旅游学界今后应加强对中国游客与欧美、日韩、东南亚等文化背景游客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此外，我国旅游学界还应对入境游客的消费行为与偏好进行更深入的市场细分与实证研究。

(3) 在现有的研究中，旅游学界主要根据旅游者的国籍区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这种方法，还存在争议，因为国籍并不是产生文化差异的唯一原因。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居住地”或“出生地”能更好地代表旅游者的文化背景[30]。今后，学术界不仅应研究如何更准确地区分旅游者的文化背景，还应研究多维文化、亚文化对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

(4)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探索性的，探讨不同国家旅游者消费行为与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今后旅游学界还应构建跨文化旅游者消费决策、旅游服务满意度和旅游目的地忠诚感等因果关系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更深入地探讨价值观、行为规范、习惯风俗等文化因素对旅游者行为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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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Tourists’ Consumer Behaviors

WU Xiaoyi，LIN Derong

(School of Manage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15篇

《台海文献汇刊》、《闽南涉台族谱汇编》出版

2014年9月29日，在《台海文献汇刊》、《闽南涉台族谱汇编》新书会上，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支平说他要“吐吐苦水”。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开放，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文献越来越开放，可是，编篡古籍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由他参与主编的两套丛书，虽然“吃了很多苦头”，但还是“得到了很多支持”，并如期出版。

这两套丛书是两岸协同努力的结果。《台海文献汇刊》60册，分为“台湾义勇队档案文献集成”、“台海诗文集”、“海疆文献丛编”、“民国时期台湾稀见刊物丛编”等四辑；《闽南涉台族谱汇编》100册，一套定价6万元。该书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项目，汇集闽南地区涉台民间族谱100种，均为首次披露。

这些族谱绝大部分修纂于清代和民国年间，少数修纂于明代。族谱以台湾人数排名前100位的大姓陈、林、黄、张、李等作为主要搜集整理对象，再根据某些特殊姓氏如连、辜等在台湾社会的重要影响程度，适当增补。内容上更加注重台湾政治人物祖籍地族谱的搜集，版本以19 49年以前为主。

族谱大多秘不示人，收集可谓艰难，能得到海峡两岸的襄助，陈支平感觉“特别高兴”。他说，“台湾拿族谱出来要拜祖宗，举行仪式，是很麻烦的事情。可是听说我们要编辑这套丛书，很多人非常支持，很慷慨无私地贡献了出来。”

荣誉主席连战的族谱备受各界重视。陈支平透露，“能看到的连氏族谱基本上只是手抄的两三册，跟他们沟通以后，连氏家族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他们珍藏的最原始的族谱全部贡献了出来。”

一部族谱就是一个宗族的迁变史。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林彬说，族谱中不只是繁杂的家族小事，也有详述了历史上知名大事件的，可见到这些事件对普通百姓的影响。这些族谱体例完备，姓氏源流、堂号、世系表、家训、家传、先辈艺文著述、祖先图赞、风水图等一应俱有，且富含闽南民间特色。

陈支平说，这些族谱分开来看是一个个家族、一个个人的拓荒史、发展史；合起来看，则是浩浩荡荡的华夏文明之传承。他透露，在《台海文献汇刊》中，收有福建武夷山一次大战时安置台湾移民的记载，此类记载，他认为，“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台湾现有居民大约80%来自福建，而其中70%是从闽南移民的。从家族史的记载也能反映两岸的血缘关系与文化渊源。”陈支平说，接下来还计划为福建地方姓氏建立数字博物馆。

看到“大部头”的丛书首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表示“很是震撼”，他认为，这两套丛书的发行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的文化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推动学科建设和新的学科增长点的产生。”

新书首发式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闽南师范大学主办。两套丛书均由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编纂，分别由厦门大学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闽南师范大学在闽台文化研究方面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是海内外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

台湾成功大学人文社科中心副主任、教授陈益源称自己祖上是漳州人，这次赶来参加首发式，有一种“与漳州乡亲一起进京的感觉”。

陈益源说，“成功大学这五六年来，特别以闽南文化作为人文发展的重点，几年前，学校就想建立一条以闽南文化为核心的‘金厦成功（金门大学、厦门大学、成功大学）之路’。”

他表示，“刚刚接受了汪毅夫老师的建议，可将这条‘路’再扩大成‘闽南厦金成功之路’。”以此打造一个“以闽南文化为核心的合作平台”。他希望四所大学“在这个轴线上加强对闽南文化的研究。”

陈益源说，“族谱是血脉相连的凭证，隔着海峡、隔着一些特定的时空及事件，血脉如何再相连，学术界能做的就是尽量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让这些珍贵文献重新出土，让这些过往的记忆能被重温。”他强调，“立足闽南、跨越两岸、走向世界”的闽南文化研究有着令人期待的合作前景。

成功大学推动闽南文化研究，已起步多年，曾经举办过6次闽南文化论坛，且和马来西亚的大学探讨过闽南文化的议题。据了解，第7次闽南文化论坛于2014年11月下旬召开，将邀请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大陆等地专家讨论“闽南民间技艺的传承与保护”，拓展闽南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另据悉，台湾成功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将于2015年2月挂牌成立，未来不仅将延揽两岸人才进驻，也会结合岛内多所大学共同研究闽南文化及文献。

全国副会长杨毅周表示，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两岸民众精神生活中。《台海文献汇刊》与《闽南涉台族谱汇编》的出版，再一次佐证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的历史事实。

两岸闽南“非遗”展演活动

漳州歌仔戏经典剧目《十八相送》、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南音、巧夺天工的剪纸表演、诙谐幽默的高甲戏《送水饭》2014年9月29日，由全国、北京市、福建省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闽南古韵・两岸传情―海峡两岸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习惯了上演经典大制作的“国家大剧院”不断爆发出阵阵掌声。

福建漳州华安高山族舞蹈团、闽南师范大学、台湾戏曲学院以及漳州艺术学校、泉州艺术学校等两岸艺术团体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原汁原味的闽南传统文化艺术盛宴。

“能够应邀前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台湾戏剧学院院长张瑞滨表示。“歌仔戏是中国360个地方戏当中唯一横跨两岸、相互交流的一个剧种。此次展演，台湾戏剧学院带来了最富台湾特色的歌仔戏，以彰显闽南和台湾文化的一脉相传，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台湾用心保存民族文化的一个成果。”

全国组书记梁国扬在致辞中说，闽南文化发源于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层层积淀，具有多元的文化表现形态，是中华文化优秀的“基因库”，并随着移民进入台湾，在那里生根开花、传承发展。

他表示，闽南文化是闽台人民生活智慧的结晶，它深深扎根于闽台地域社会，是联系闽台人民的精神纽带，是两岸人民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展演活动，意在通过两岸闽南传统文化艺术家的首次联袂合作，对两岸共同拥有的闽南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全面的展示和交流，重现闽南传统文化之美，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两岸文脉的相承，同时共同探讨闽南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保护与传承。

闽台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

在同一天举行的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座谈会上，两岸专家学者就民间信仰、戏曲、方言等议题进行了座谈，认为两岸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加强合作。

台湾成功大学人文社科中心副主任陈益源认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他举例，“青海、甘肃的西王母信仰和台湾花莲的瑶池金母信仰，还有安溪城隍信仰等，一种文化在不同地区传播流布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根源上是同一的。”

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他说，“两岸确实可以一起做些事情。”

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严峻表示，闽南方言是两岸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课题。他透露，计划邀请两岸学者共同就此问题召开研讨会。

大陆正计划将“二十四节气”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台南地区的寺庙供奉‘二十四节气神’正说明了‘二十四节气’的生命力，这作为一种（证据）材料，会在申遗时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陈益源说。

自2005年中国文化部第一次公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保护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正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福建与台湾共有39项民间艺术、55位民间艺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由于闽台两地不少传承人生活生存状态欠佳，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豫闽称，闽台同根同源，台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来源于福建，福建省已高度重视恢复文化的生态环境，恢复元宵节等民间习俗，恢复民间方言，以让闽台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闽台客家研究院成立

2014年10月12日，两岸客家文化交流的平台―闽台客家研究院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市成立。

龙岩是迁台居民最集中的地区，台湾至少有70余姓氏源自龙岩。早在上世纪80年代，龙岩就首开大陆客家研究先河，成立大陆高校首个客家研究机构。

闽台客家研究院设于“客家祖地”唯一一所本科高校―龙岩学院内。龙岩学院院长李泽表示，研究院将增强客家研究的力量，促进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呼吁两岸学者携手共进，将闽台客家研究院发展壮大成为闽粤赣区域内两岸交流的又一个文化高地。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徐学希望，借闽台客家研究院这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将客家文化完善成独立的理论学科，着力培养新一代客家文化传承人，把龙岩建成新时代客家研究的“黄埔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