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11-0045-04
一、引言
心理学关于学前儿童发展的研究曾经长期集中在“儿童如何认识外部物理世界”的探讨上，如研究儿童关于客体、时间、空间、因果推理等概念的发生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心理学家对“儿童如何认识心理世界”这一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儿童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从而开辟了“儿童心理理论”这一研究领域。〔1〕随着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心理理论逐渐成为近年来发展心理学的热门话题，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当前,不仅仅是发展心理学家,哲学、精神病学、神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比较心理学、文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也都对研究儿童心理理论产生兴趣。
个体心理理论的发展需要儿童经历复杂的认知判断过程，拥有较为高级的认知能力。因为在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儿童不仅仅需要了解自己，而且必须发展对他人角色、性格和心理状态的理解能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最初表现就是从视觉等角度了解父母、同伴与自己都是不同的个体。因此，儿童心理理论是联系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往的重要桥梁，对于儿童今后进行有效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极为重要。〔2〕
对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机制的理论解释是心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理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心理理论能力属于不同于其他认知能力的特定领域，即具有领域特殊性，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理论论、模块论和拟化论等（Carruthers & Smith,1996; Flavell & Miller,1998; Gopnik & Wellman,1994; Moore,1996）；〔3〕另一类认为心理理论能力可以像一般的认知能力一样去解释，如执行功能、心理表征等（Carlson，Mandell&Williams，2004）。〔4〕近年来，国内外心理学家越来越重视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机制的研究，迄今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学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二、作为特定领域能力的儿童心理理论
一部分研究者将心理理论能力视为一种独立于其他发展领域的特定能力，认为其发展特征具有领域特殊性。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机制，研究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
1．理论的理论（Theory Theory）
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我们关于心理的知识包含的不是实际的科学理论，而是某种日常的“框架”或“基础的”理论。研究者发现，儿童心理理论向成人发展的过程大致有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大约2岁时，儿童获得某种“愿望心理学”理论，以愿望来解释行为；其次是大约3岁时，儿童获得“愿望―信念心理学”理论，开始有了信念和想法，但是仍然以愿望来解释行为，信念只是处于辅助地位；最后一个阶段是大约4岁时，儿童获得类似于成人的“信念―愿望心理学”理论，由自身的想法和信念来影响自己的行为。在儿童心理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经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作用方式类似于皮亚杰的平衡化作用机制，即经验引发不平衡并由此达成某种新的较高的平衡状态（形成新的心理理论）。
2．模块理论（Modularity Theory）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Leslie A.M.。他的许多研究是在自闭症儿童中进行的。他认为儿童的发展是通过三个特殊领域模块化机制的连续神经成熟而获得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必需的。这三个机制分别是身体理论机制（Theory of Body mechanism,ToBM）和两个心理理论机制（Theory of Mind mechanism,ToMM）。其中ToBM发展于婴儿出生的第一年早期；ToMM1在第一年后期起作用，ToMM2在第二年开始发展。这些机制的发展决定了儿童不同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
3．匹配理论（Matching Theories）
这一理论认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前提是婴幼儿必须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中处于等价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中的相似性。通过对心理活动情境的不断观察和再认，儿童对这种等价关系的认识不断发展，逐渐获得系统的心理理论知识。
4．拟化理论（Simulation Theory）
这一理论由Harris等研究者提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并不赞同理论论，他们认为儿童的心理认识并不具有理论的性质。这一理论认为，儿童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具有某种内省性觉知，能够通过一种角色拟化过程来推论他人的心理状态，即儿童可以通过想象和在心理上拟化其他人所处的情境来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儿童发展的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越来越准确的拟化能力。尽管人们在预测和解释行为时求助于理论，但心理拟化理论在社会认知和技能获得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不同理论的倡导者不乏支持自己观点及反对其他理论的依据，而不同的理论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开展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虽然理论论仍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但是无论哪种理论都只是解释了儿童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方面。我们在解释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过程和特点时需要选择各种观点的合理成分，以便对实际的情况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三、作为一般认知能力的心理理论
另一种观点将心理理论视为一种认知能力，并从执行功能和心理表征等方面对其发展机制进行研究。
1．执行功能和抑制性控制的研究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一种复杂的认知结构，指那些对个体的意识和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各种操作过程，例如自我调节、认知的灵活性、反应抑制、计划等等。它主要包括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以及认知转换三个要素。其中抑制性控制（inhibitory control）作为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Hughes，1998）。〔5〕
由于学前期是儿童心理理论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以抑制性控制为核心的执行功能近年来被认定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研究学前儿童抑制性控制能力的发展及其特征也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课题。
抑制性控制是指在完成某项认知任务、达到认知表征目标时，对无关刺激所引起的反应进行控制的能力。抑制性控制在决定多种心理过程如何协同工作以成功完成一项任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执行功能的发展有助于解释个体的认知能力(智力、注意、记忆、阅读理解)和个体在多种皮亚杰式任务上的表现。此外，它也涉及儿童情绪、道德和社会性能力的发展。
根据执行功能研究者的观点，抑制性控制可能从两个方面对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产生影响，即：影响心理理论的发生或者影响心理理论的表达。因此关于抑制性控制的理论又可以分为发生说(emergence account)和表达说(expression account)两种观点。
发生说认为，儿童在能够建构复杂的心理概念之前，首先要具有一定水平的执行功能。如果没有使自己从当前刺激中分离出来的能力的话，儿童是不能在这个当前刺激的表征水平上作出反应的。因此，根据发生说的观点，儿童只有具备正常的执行功能，才能获得某些关键性概念，进而顺利完成心理理论任务。
而表达说则认为，儿童已经拥有某些关键性的概念，只是在心理理论任务中不能正确地将它们表达出来，因为他们不能抑制关于事件真实状态的认知。许多心理理论任务的完成需要儿童克服具有优势反应倾向或习惯性倾向的认知活动，避免说出事件的真实情况。而这些都需要具备正常的执行功能才能完成。根据表达说的观点，儿童在错误信念、外表与事实、欺骗等心理理论任务的标准测量中失败，可能不是因为纯粹缺乏某种概念，而是在将这些概念性知识成功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只有具备正常的执行功能，已有的心理理论才能正确地表达出来(魏勇刚，2004)。〔6〕
心理理论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心理理论与抑制性控制相关，主要因为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1)两者的发展关键期相近。学前期既是儿童心理理论迅速发展变化的时期，也是儿童执行功能发展期。(2)来自脑成像研究的证据。对执行功能的研究最初源于神经心理学研究中对前额叶损伤病人的分析；而前额叶也是控制心理理论的生理基础。(3)来自自闭症患者的证据。大量研究表明了自闭症与心理理论发展相关，而自闭症患者在诸如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等经典的执行功能任务中也表现出异常。(4)根据执行功能的表达说，成功完成心理理论任务可能需要得到发展得很好的抑制的协助(Carlson,1998;Russell,1994)。〔7〕
近几年来,研究者运用各种心理理论任务和抑制性控制任务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与执行功能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性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尚无定论。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多种解释，可以概括为四种观点(Perner & Lang,2002)〔8〕：(1)心理理论能力是执行功能的先决条件。(2)执行功能是心理理论能力的先决条件。(3)心理理论能力与执行功能有某些共同的心理成分，两者并行发展。(4)心理理论能力作为执行功能的一个整合部分，后者包含前者。
2．抑制性控制的生理基础研究
抑制性控制的重要发展期是人生的前六年,而3~6岁是其发生显著性变化的时期。来自生理和行为发展两方面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对脑损伤成人患者的研究表明，大脑前额叶(frontal lobes)是参与抑制过程和更普遍意义上的执行功能的重要生理基础。另有研究表明,儿童的前额叶损伤导致抑制发展的停滞和缺损(Dennis,1991)。尽管在婴儿期前额叶发展十分迅速,但在4~7岁之间它经历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发展冲刺期(Luria，1973;Thatcher,1992)。因此,抑制性控制发展的迟缓,很可能与前额叶皮质成熟较晚有关(Stuss,1992)。抑制性控制功能获得显著发展是在学前期。在这一时期,当一项任务要求儿童延迟作出某种反应时,他们开始能够按要求压制自己对某些事物不作出反应(Diamond & Taylor,1996；Gerstade，et al,1994)。
3.抑制性控制研究的几种范式
目前，用来评估学前期儿童抑制性控制能力发展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种:
手游戏(hand game)范式。首先，让儿童重复实验者演示的两种手势(如握拳或平伸手掌)，即“拳、拳―掌、掌”，然后要求儿童做与实验者相反的手势,即“拳、掌―掌、拳”。
白天黑夜任务(the day-night stroop task)范式。当呈现画有月亮的黑夜图片时,儿童得说“白天”,当呈现明亮的、阳光普照的图片时,儿童得说“黑夜”。
形状任务（shape stroop）范式。五种不同大小的卡片交叉放置，让儿童把其中的小卡片一一指出来。
卡片排列(card sorting)任务范式。让儿童先按一个维度(如形状)对一系列卡片进行排序,再按另一个不同的维度(如颜色)对同一批卡片进行排序。
耳语(whisper)任务范式。要求儿童自愿地低声说出10个卡通形象的名字（王江洋，2003）。〔9〕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前儿童心理理论研究领域已经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心理理论发展本身的研究，还是对其发展机制的研究，研究者均认为学前期是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将其与幼儿教育实践相结合，并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加以落实，将是幼儿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邓赐平，桑标，缪小春.儿童早期“心理理论”发展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心理科学，2000,(23):39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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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LLARD AS. Ethnopsychologies: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oeries of mind〔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8,12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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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UGHES C.Executive function in preschoolers: Links with theory of mind and verbal ability〔J〕.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8,(16):233-253.
〔6〕魏永刚.抑制性控制在幼儿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相关中的作用〔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2篇
儿童时期是人生理、心理发展的起步阶段，是十分关键的。在这个阶段中，儿童还无法用语言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被忽略，让孩子总是处于沉闷和低落情绪中，会很难获得积极的心态，影响孩子性格的发展，学前期是孩子性格的成长期，一般来说，儿童性格在小学以后基本上是已经定型了，转变会很困难，幼儿时期性格隐藏的缺陷在青春期成长阶段会加倍表现出来，就是青春期类似逆反等心理。一般来说，儿童在幼儿时期很少会出现强烈的逆反心理，但凡是这种心理的种子被种下，将会一直影响孩子的性格。儿童画是孩子情绪的表现，是大人了解孩子内心变化的一扇窗，可以了解到孩子内心潜在的状态。
学前儿童色彩认知与发展
1.1-3岁
这个阶段的孩子视觉生理系统发育不完全，从儿童心理发展来看，儿童基本上在出生后三周到一个月，自我意识萌芽，开始逐渐脱离自闭期，但是还没有自我独立的意识，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也不稳定，也比较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依赖意识比较强。
1-3岁的儿童绘画基本上都是一些弯弯扭扭的曲线，巴赫曼认为，当一个孩子转动、摇摆画笔或者画细线的时候，是在诠释自己的经历，此阶段的孩子还无法区分一些相近的色彩，例如蓝色和绿色，但可以区分一些纯度比较高的色彩，认识色彩的次序依次为红色、绿色、黄色、蓝色。
2.4-6岁
4-6岁是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时期，求知欲强，渐渐地也会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达情感，研究调查发现，这个阶段的儿童最偏好粉色，其次是红色，再是绿色，红色系的色彩是孩子们最喜欢的颜色，女孩子主要偏好于红色系列的色彩，男孩子的色彩偏好相对于女孩子来说稍微比较平均一点。这时候孩子们也逐渐有了性别之分。
学前儿童色彩心理表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心理问题也逐渐增多，研究表明，从12-18岁年龄段出现的心理问题多数与1-12岁年龄段有直接的关系，医院曾调查研究了600多个3-6岁的儿童，其中有30%儿童患有心理问题，而根据医院接诊情况学龄期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比较多，占看病总数的80%。
台湾儿童美术教育家林于铃说：”成人心中不快时，常会用语言倾诉，用文字抒发缓解压力，而孩子，没有用精确的语言文字释放情感的能力，只能用哭闹的方式抗议，如果能掌握绘画，可以用绘画涂鸦的方式转移情绪，缓解焦虑。”在绘画过程中，通过色彩可以反映了解儿童的心理活动，及时开始开导，及时的关注孩子的内心情绪，对关注孩子生理、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色彩倾向
据调查研究，学前儿童绘画选择的色彩都比较单一，有很多儿童绘画时会很偏爱某一种颜色，当这种颜色有点过于压抑时，就需要老师和家长及时关注儿童的状态。在绘画时，使用的暖色越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心理越健康，反之，冷色使用的越多，说明孩子的情绪比较压抑。
2.反复叠加
孩子在成长时，对情绪的控制没有那么稳定，孩子在绘画过程中情绪焦躁，没有耐心就会用很多颜色反复叠加，对情绪的控制水平低的儿童在绘画时趋向于多种颜色，比如说，在画海洋世界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在画海洋的时候会用同一种或者几个相近的颜色，把它涂成渐变的海洋，有的儿童会采用多种颜色，例如，黄色、红色、翠绿色、蓝色、紫色、黑色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前儿童情绪比较强烈，容易焦躁。
影响儿童绘画色彩的因素
1.自身因素
儿童在选择色彩受到绘画当时的心理情绪或者身体不适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就有可能是自身性格因素，在调查的幼儿园中，曾有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紫色 ，草坪，花朵，树叶等等都喜欢画成紫色，心理学研究表明，喜欢紫色的人创造力和感受力都很优秀，他们崇尚高贵、华丽、浪漫，但感情较为脆弱，大部分缺乏冲劲和勇气，容易沉溺在自恋的状态中，最后调查发现，这位小朋友的母亲很喜欢紫色，家里的布置装修基本偏向于紫色，孩子绘画了很多紫色的东西，表达了对母亲、家庭的依恋，大人要懂得从儿童偏好的色彩中观察他们的内心变化，更要从绘画内容、色调等全方面解读，千万不要凭某一条理论就给孩子下结论。
2.外部因素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除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习惯，孩子也越来越倾向于外界的评价，这些评价极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儿童成长时期，他人是无法代替父母对孩子情绪的影响，据上海未成年调查研究发现，父母吵架的家庭中的孩子所患的心理问题的比例比离婚家庭子女所患心理问题的比例高出10%左右，很多患有抑郁症、焦躁，性格不自信，人际交往有障碍，严重的会患有精神分裂症，婚姻恐惧等等。
在生活中，父母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情绪，更多的给予孩子精神上的关心，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激发孩子的想象力。
小结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当前在我国儿童的心理问题成为了影响儿童正常发育和成长的重要问题[1]，在儿童时期的心理问题会一直延续，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超过50%以上的心理问题是来源于学龄前期，其中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问题会对儿童以后的成长和发育带来非常不良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学龄前儿童的心理问题给予重视，及时的对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健康教育指导和行为干预，从而保证我国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育。下面本文选取抽取的1000例学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现资料统计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于2013年08月～2014年08月抽取的1000例学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年龄3～6岁，平均年龄（4.23±0.28）岁。分别从我市10所幼儿园抽取儿童进行心理健康调查。
1.2研究方法 在调查之前，先对儿童家长以及儿童说明调查的目的以及整个调查过程，希望能够获取最真实的调查结果，同时得到儿童的积极配合，保证整个调查过程的顺利开展，在调查过程中需要将一些注意事项及时的告知儿童及其家长[2]。然后根据儿童的真实情况，由儿童家长来进行问卷填写。
1.3调查内容 在调查过程中，主要是对儿童的年龄、性别、出生日期、年级、饮食营养状况、是否是独生子女、抚养人、受教育方式、家庭基本情况比如家庭生活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父母亲职业、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和记录填写[3]。
在上述基本资料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儿童心理健康问卷调查，主要针对儿童的社会方面、情感和意志方面、生活方式、认知能力等几个方面展开详细的问卷调查过程[4]。
1.4统计学处理 本次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P
2结果
2.1基本情况结果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全部回收，且回收问卷全部有效，都能够纳入到调查统计过程中。一共抽取了1000例学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性儿童540例，女性儿童460例，男女比例为1：0.85。
2.2 1000名学龄前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结果分析 在1000例学龄前儿童中，其中存在一方面或者是多方面心理评分不及格的儿童都视为是心理不健康儿童。经过调查后发现有在抽取的1000例学龄前儿童中有超过27.00%的学龄前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社会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是24.00%，情感和意志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是12.00%，生活方式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是17.00%，认知能力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是15.00%。
其中男性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是27.78%（150/540），女性儿童的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是26.09%（120/460），两组结果对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岁儿童一共是250例，检出率是34.00（85/250）；4岁儿童一共是250例，检出率是24.00（60/250）；5岁儿童一共是250例，检出率是20.00（50/250）；6岁儿童一共是250例，检出率是26.00（65/250）。3岁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最高，明显高于其他3个年龄段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结果对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
3讨论
我们应该重视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针对其影响因素提出有效的预防对策来改善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促进儿童健康成长[5]。本文选取抽取的1000例学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结果发现抽取的1000例学龄前儿童中有超过27.00%的学龄前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中3岁儿童一共是250例，检出率是34.00（85/250）；4岁儿童一共是250例，检出率是24.00（60/250）；5岁儿童一共是250例，检出率是20.00（50/250）；6岁儿童一共是250例，检出率是26.00（65/250）。3岁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最高，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年龄段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结果对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
参考文献：
[1]孙力菁，姜艳蕊，杨友，等.上海地区学龄前儿童心理卫生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4，03：24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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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4篇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中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发展轨迹。李贽的“童心说”思想还被视为异端的时候，西方已经为“发现”儿童准备好了思想的温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观念，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长期作为政治禁忌。(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道主义”的名目出现，试图克服极“左”政治所导致的种种“异化”问题，但立刻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雷永生《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始末》，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7期)。进入新世纪后，“以人为本”时来运转，被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写入2004年宪法修正案，这就为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乃至为儿童研究合法性的获得提供了政治保障，为在中国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体系创造了政治条件。中国当前太需要儿童研究了。近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等机构积极倡议“儿童学”学科建设，就是对中国当前儿童研究之“时代精神”的呼应和应对。儿童研究的进展关乎中国教育改革所能达到的深度。如果中国的教育学(pedagogy，其原义是儿童教育学)试图成功引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就离不开儿童观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儿童观现代化则依赖于儿童研究，依赖于文学、艺术和各种传媒来反映儿童研究的成就和新儿童观的精神，以便让现代儿童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影响全社会，并通过日积月累而将其沉淀为无意识文化心理，这就是“化民成俗”的功夫。如此这般，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考虑儿童和儿童教育问题时，自然而然地，就是以现代儿童观和现代教育观为前提和起点的。到那时，应试教育、神童教育、揠苗助长式教育、单纯把儿童视为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却忘记了儿童应当享有“目的”地位，等等，这些观念或做法都会逐步销声匿迹。这就是老子讲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到了这种程度，中国的教育改革便真可谓“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于是，新人(现代人)诞生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将会为之一新。儿童研究或童年研究的意义绝对不限于教育学的现代化，它牵涉到整个文化乃至全部人文学科的现代化，牵涉到现代人的诞生、民族复兴和理想社会的生成。
三、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
钟启泉在《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论文《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联系前苏联从“儿童学批判”到“儿童学复兴”的历史事实，阐述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的现代意义。维果茨基(1896-1934)是前苏联心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后倾注10年心血，在儿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儿童的概念发展、发展教育论乃至艺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领域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孕育了维果茨基学派的崛起。钟启泉用“气势如虹”这一说法来赞叹维果茨基这十年研究其进展的凌厉、成果的丰富、影响的巨大(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儿童学在西方兴起后，前苏联也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儿童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围绕“作为整体系统的儿童”、“儿童观中的发生性原理”、“儿童社会环境的考察”、“儿童学的理论性格与实践性格”，展开了诸多论争。不过，伴随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的抬头，联共(布)中央从1931－1936年期间以一连串《中央决定》的方式，采取了“克服学校的根本缺陷”的改革步伐，旨在“加强学校教学中系统知识的传授”和“强化教育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1934年6月维果茨基因患肺结核病逝世，同年12月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开始。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儿童学偏向》的决定，发动了对20年代活跃的儿童学的批判———“儿童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解散儿童学研究的团队”，“没收儿童学教科书”，呼吁“马克思主义儿童研究的科学创造”。于是，各大学停授儿童学课程，儿童学文献毁于一旦。维果茨基被认定为“折衷主义者”，其著作遭到封存。由于“最近发展区”理论与儿童学大有干系，即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受到批判后，他的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仍然无人问津，连贴近维果茨基学派的学者也退避三舍。1991年前苏联解体，其所有著作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在美国的发展而形成了一股“维果茨基热”，维果茨基遂被认为世界级学者(钟启泉《凯洛夫教育学批判》，载《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1期;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以联共(布)中央决定的形式来纠偏学校教育问题，全盘否定儿童研究，使得前苏联教育学最终沦为“中央决定的教条主义解释”，造成了前苏联教育学研究者的“动脉硬化症”，教育学成为重灾区，“没有儿童”的教育学甚嚣尘上。
《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在整整20年后的1956年连续发表两篇卷首语———《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儿童》(第8期)与《克服教育学中的个人崇拜的后果》(第9期)，公开主张“儿童研究的必要性”，“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接着在第12期发表科斯鸠克《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的相互关系》的论文，揭开了声势浩大的“发展论争”。这样，“一大批维果茨基学派的儿童学者终于重新登上了儿童学研究的舞台”。肇始于1936年的儿童学批判运动将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作为批判的靶子之一。不过，维果茨基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方法论表面上被扼杀了，但在其后的20年间，以列昂节夫、鲁利亚、赞可夫、加利培林、艾利康宁等学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强力推进了维果茨基基本构想之下的具体研究，夯实了维果茨基学说的基础，并且积蓄起强大的学术能量，终于在1956年爆发了以科斯鸠克的论文为主轴的“发展论争”。这场论争不仅覆灭了“没有儿童”的凯洛夫教育学，而且大大推进了基于维果茨基的“发展—教育论”的儿童学研究。从1936年的“儿童学批判”到1956年揭开声势浩大的“发展论争”。这是一次大逆转。钟启泉称此为“儿童学复兴”。不过，维果茨基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直至苏联解体才得以重见天日，从这一情形来看，尽管1956年《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公开主张“儿童研究的必要性”，随后“发展论争”更使儿童研究的地位有所回升，但儿童学学科遭到禁止的联共(布)中央决定并未解除，儿童学学科在前苏联时期被打入囚笼后始终未被解放出来。人们将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总括为“发展-教育论”。“发展-教育论”包含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论”与“教育主导论(最近发展区)”两根理论支柱(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在这里有必要谈谈对维果茨基“发展-教育论”的认识。通常将“文化-历史论”当作维果茨基对儿童心理发展原因或动力的解释，这是片面的。维果茨基曾对“心理”与“意识”进行区分。他认为心理既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人，是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而意识只适用于人，是人所特有的最高级水平的反映形式(杜殿坤、高文《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而“文化-历史论”是维果茨基对儿童高级心理机能—意识—的形成机理的理论阐释。在《学龄前儿童的教学和智力发展问题》中，维果茨基说得十分明确:“我们从一系列的研究中获悉，人特有的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揭示出来的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接着，他将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的基本规律表达为:“在儿童的发展中，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都两次登台:第一次是作为集体活动、社会活动，即作为心理间的机能，第二次是作为个体活动，作为儿童的内部思维方式，作为内部心理机能。”(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这段引文常被用来说明维果茨基“文化-历史论”的具体内涵。不过，维果茨基此处所谈的是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非常独特的过程”，并不是针对整体的儿童心理体系来谈的。维果茨基并未用“文化-历史论”来解释儿童意识发展以外的其它非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维果茨基在其论文《学前教学与发展》中，提出了儿童的“大纲”和教学的“大纲”两个概念。维果茨基认为，3岁前儿童的教学(按教学一词的广义理解，就像平常所说的儿童在1岁半到3岁之间“学习”语言)的特点是，儿童“按照自己的大纲进行学习”，母亲的教学大纲与儿童自己的大纲相比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写道:“(平常所说的儿童在1岁半到3岁之间的)言语教学大纲是儿童自己决定的。这种类型的教学通常称为自发型。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学习语言与学龄儿童在学校学习算术是两码事。”(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可见，维果茨基将学前儿童和学龄儿童的发展做了明显区别。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流动儿童；研究现状；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06-0008-0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十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流动人口不断壮大，流动儿童也随之增多。2007年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目前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简称流动儿童）约有2000万，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流动儿童越来越受到政府、学者、社会的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国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国情、世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例如，国家为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正在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异地高考制度已经实现或正在推进，教育公平迈出了重大步伐。这些变化对流动儿童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影响，面对这些新变化，本文对近十年来关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在新环境下，指导和完善对流动儿童的相关工作。
十年来，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越来越来越多，发表文章达到5264篇。其中，心理学研究者发表文章达204篇，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了以下主题：一是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特征、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分析；二是对流动儿童心理的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和干预措施进行研究。
一、研究现状分析
针对近十年来关于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的文献情况，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 流动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心理状态
国内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相对较差。韩煊、吴汉荣（2010）发现流动女童的学习焦虑、恐怖倾向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女童，流动男童的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总焦虑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男童[1]。周维维（2011）发现部分学前流动儿童面临着情感缺失，自信心相对不足，交往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2]。邱达明、曹东云等（2008）发现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在儿童孤独感以及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敌对、心理不平衡这些方面的得分与流动儿童学校的儿童和公立学校中的当地儿童的得分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女童心理健康问题更严重[3]。在心理特征研究方面，不同学者的分析因子各异，卢清、陈里霞（2008）将其分为整体健康水平、价值观、社会化、性格与行为特征、学习特点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4]。在心理适应方面，曾守锤（2010）发现流动儿童在Bronfenbrenner所指的四个生态系统（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中均处于不利处境，这种困境可能是导致其心理适应问题的重要原因[5]。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流动对流动儿童并没有带来心理适应问题，反而会使他们拥有一些积极的品质。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美芬（2005）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在人格的“有恒性”和“自律性”上的得分与城市儿童的得分基本一致，说明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一样具有较成熟的社会价值观，学习认真、做事坚持、尽职尽责，自觉规范言行[6]。在幸福感方面，徐凤娇、邓瑞姣（2011）发现长沙市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7]。
2.流动儿童心理的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和干预措施
在流动儿童心理的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和干预措施方面，国内的研究成果比较多，涉及的面也比较广。在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方面，胡芳芳、桑青松（2011）发现：年龄、是否独生子女、母亲的文化水平、不同的家庭功能类型是影响3～5岁流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年龄较大，非独生子女、母亲的文化程度较高、中间型家庭的流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也较高[8]。在影响儿童主观幸福感因素方面，徐凤娇、邓瑞姣（2011）发现家庭功能是影响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最主要因素[7]。在心理弹性方面，曾守锤（2011）研究发现，自尊水平高、积极的应对方式等个体因素和社会支持水平高等环境因素是保护流动儿童免受压力影响，使其不至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保护因素[9]。
在未来取向方面，胡心怡、刘霞、申继亮（2010）发现在受教育和职业领域均存在三类具有典型未来取向结构的流动儿童，即清晰型、模糊型和矛盾型。其中，教育清晰型/职业清晰型的流动儿童学业卷入水平最高[10]。在自我认同方面，王薇、罗静、高文斌（2011）发现不安全亲子依恋关系和流动儿童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对其自我认同有较大的影响[11]。在自尊方面，李小青、邹泓（2008）发现流动儿童的学业行为、师生关系也会影响其自尊的发展[12]。
在弹性干预方面，胡进（2002）对一所简易学校的五年级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个体与群体干预。个体干预采用心理周记的形式；群体干预则采用讨论、故事、表演、操作等体验方式，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3]。叶玮琳（2008）对一所流动儿童学校五年级某班儿童的不良情绪进行了团体干预，结果发现：团体训练对于改善男流动儿童的不良情绪（含焦虑、敌对、孤独、自卑和抑郁）有一定效果，但对女流动儿童却未产生显著影响[14]。在干预措施方面，曾守锤（2011）认为要避免给流动儿童贴标签，同时要借助学校的力量开展流动儿童的服务工作，如为流动儿童提供多维度的社会支持体系和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并开办家长学校，加强家校联系[5]。
二、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是流动儿童心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研究涉及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的揭示以及各种影响因素对流动儿童心理作用的机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研究紧跟国家政策，视野不断拓宽。但在这些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共性和个性的问题。
1.研究缺乏前瞻性且研究视野不宽
研究相对滞后。很多研究都是针对着当前的紧迫问题，研究的都是当下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忽视了流动儿童的未来。同时，研究对象大部分为小学儿童，涉及学前儿童、初中、高中、进入社会或大学的研究很少。许多研究大多针对在当前的制度下流动儿童心理的研究，没有预计政策改变后的流动儿童心理研究。
缺乏中外对比研究。研究者的视野大多局限在国内，其实，一些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曾经或现在存在类似于我国流动儿童的问题，如果能学习和研究他国的教育与管理模式，将有助于有效推动我国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张青（2007）指出美国流动儿童的教育对策即可为我国解决农村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提供借鉴。美国联邦政府长期实施一种被称作“流动学生教育计划”的项目，该计划的运作方式和服务内容都有具体规范，为有效解决美国流动中小学生的学习和健康等方面问题积累了经验[15]。
关于流动儿童积极心理的研究不够。大多研究者仍然沿用传统的问题模式，将焦点集中在流动儿童的适应困难和心理问题上。但事实上，很多流动儿童很可能适应良好甚至表现出色，生活的困难不是他们的“绊脚石”而是“垫脚石”，塑造着他们积极的心理品质，如坚强、独立、耐挫等。同时，流动儿童的各种适应困难和心理问题，也与政府政策、学校、家庭等多种外在因素有关。所以，研究者除了要关注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和心理问题，更要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注重挖掘和宣扬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给予流动儿童应有的公平与肯定。
2.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仍需提高
多种因素影响着流动儿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首先是取样的偏差，包括：（1）年龄偏差，年龄是影响流动儿童心理的重要因素，研究者选取的被试多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而其他阶段的流动儿童群体研究甚少；（2）地域偏差，大多流动儿童被试从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中选取，而中小城市或城镇被试较少。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局限，包括：（1）研究方法的简化，多采用横向研究，而较少纵向研究，无法动态考察流动儿童的心理变化，对他们的成长进行有效的预测与调控；（2）测量方法不够系统，不同研究者考察流动儿童心理的测量工具不同，有的研究者采用访谈法，有的则采用问卷调查法，这样相关研究间就不能很好地衔接[16]。再次是研究者的限制，流动儿童心理的研究主要由心理学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完成，知名学者参与不够，相关经费资助不够，以致不能进行大规模、高质量、深入的研究。
3.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增强
目前，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还是区域性的、特定性的，各个部门和机构出于各自的目的和任务进行某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全国统一的部署和衔接，相关研究重复较多，深入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构建，实质性的解决策略和帮扶策略的提出较少，研究的应用性与实效性有待加强；缺乏对政策层面的研究，当前的心理研究主要还是关注个体自身，较少涉及到制度层面的研究，或者这些制度对他们心理的影响，缺乏学者对政策改革的呼吁。
三、研究展望
首先，整合资源，加强引导。国家相关部门为全国的流动儿童心理研究提供项目资助，把当前需要研究的紧迫问题、重要问题、前瞻性的问题作为项目，由学者自行申报，同时加强各地研究项目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确保研究结果的系统性，加强纵向研究，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预测性。
其次，拓展研究对象，完善研究方法。可以把对流动儿童的研究拓宽到成年后和学前两个阶段。同时，以后的相关研究要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研究工具可信有效，加强问卷、量表的考证，准确运用统计工具。
最后，拓宽研究视野，树立客观的研究态度。 第一，要防止研究者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见，客观中立的看待流动儿童的心理状态。第二，要充分关注流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积极和建设性的力量，发掘其流动经历中积极的价值[17]。第三，要加强政策层面的研究，呼吁国家完善政策，为流动儿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共享同一片蓝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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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青.美国乡村流动儿童的教育及其经验借鉴[J].外国教育研究，2007 ，4（202）.
[16]辜美惜，郑雪，邱龙虎.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现状述评[J].心理科学，2010，4（33）：910-912.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6篇
一、儿童核心知识领域朴素理论的研究综述
(一)概念界定
1 朴素理论。又称天真理论、似理论、直觉理论、前理论等。朴素理论是与科学理论、成熟的理论、正规的理论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Wellman和Gelman认为，朴素理论是指人们对某一组信息、事物、现象等的日常的理解。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在人类重要的知识领域也已经具有自己的“朴素理论”，而儿童的朴素“理论”是指儿童在某些领域中获得的非正式的、前科学的知识。
2 核心领域。Wellman和Gelman提出了儿童的三个核心知识领域：朴素物理学、朴素生物学和朴素心理学。朴素心理学是指儿童日常如何根据内部的心理状态来解释人类的行动：朴素物理学是关于儿童早期对机械的或物质现象的理解，例如物体碰撞、自由落体或有质量等；朴素生物学是儿童对日常的生物和生理现象或过程的早期理解，如疾病、出生、成长或死亡等。
(二)儿童核心领域朴素理论的国外研究
1 儿童核心领域朴素理论的提出
Wellman和Gelman等人使用儿童语言资料转换系统进行自然语言分析，研究儿童朴素理论的核心领域。他们对儿童从2岁开始进行跟踪直到5岁，共收集10.000多次谈话，对这些谈话内容和事件的因果解释进行编码分析，发现儿童谈话的主题及内容分别为心理的、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传统的、魔幻般的和行为解释模式等。Wellman认为儿童朴素“理论”的构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能认识到该领域有它的特殊认知对象，进行本体区分；第二，能运用该领域的特殊因果原则对该领域的现象作推理或解释；第三，这些解释具有一致性。儿童可以自动构建其自身内部的理论来解释周围的事物，儿童对心理、物理和生物现象的理解和信念构成了他们的知识系统，儿童对这些现象的认知发展就是对核心知识的理解，这些核心知识构成了儿童的朴素理论。
2 儿童核心领域朴素理论研究
2.1 对不同本体的区分。幼儿能否辨别一种特殊理论的认知对象，具体表现为他们能否将其与不属于这个特殊领域的认知对象进行区分。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发现：婴儿能够分辨人的运动和物体的运动；3岁～4岁的幼儿已经意识到。人具有思维，而玩具娃娃没有；一些自然现象，如云、星星、植物的存在，应该用非心理的或非人造的解释。Springer和Keil在儿童对颜色获得的因果机制认知的一项研究中，发现4岁～7岁儿童已经可以对不同领域的颜色获得给予不同的解释，他们更愿意用生物内部的原因来解释花朵、小动物的颜色获得。而用人为因素来解释人造物的颜色获得。JWellman等人探查了儿童是否区分心理实体与物理实体，结果发现3岁～4岁儿童都能顺利完成判断任务，即使是3岁儿童也认为只有客观物体具有可感知性、公共性和持续性这三个特点。而心理实体没有这些特点。从以上研究可见，儿童早期就能进行本体区分。
2.2对不同领域内因果原则的认知。朴素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因果原则的集合。Kalish和Gelman让3岁的幼儿预测物体是否易碎，结果表明，3岁的儿童已经可以基于物体的材料而不是外型进行正确的因果判断和推理。Gelman和Bloom的一项研究考察年幼儿童如何给物品命名，研究发现3岁的幼儿就更依赖于人在制作物体时的意图对人造物进行命名，而对于自然物则更依赖材料进行命名。Gelman等人考察了5岁～7岁幼儿在不同本体集合内对物理因果关系的应用，发现所有年龄组的儿童都倾向于在各个本体集合内正确泛化所学习的因果关系，5岁～7岁儿童还可以区分事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人们推断这一直接原因的理由。[9]以上这些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对不同领域的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已有所掌握。儿童不依赖物体外形对本体的认知，对儿童本体集合的发展十分重要，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区别现象和本质。
2.3各领域发展的年龄特征。朴素理论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儿童是否在每个特殊领域里都发展着一套独立的、相互关联的、具有内部一致性的知识体系。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2岁的幼儿观察不同形式的物体运动，结果发现对于存在明显外力作用的运动物体，幼儿一般会寻求母亲的帮助使物体运动，而对于没有外力就能运动的物体，儿童不会向母亲求助。这表明幼儿可以区分自主运动和非自主运动。这些研究支持了朴素物理学在幼儿早期的存在。Wellman等人对幼儿进行自然观察实验，发现2.5岁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发原因解释和表述已经存在物理、生物和心理三个领域的区分。在另一个实验中，他们让幼儿对人的行为做不同的原因解释，发现4岁幼儿已经具有朴素生物学的知识。而Carev等人认为。幼儿直到6岁才具有朴素生物学的内部理论，在此之前，对于朴素生物学的因果原则还不能正确认知。Wellman等人运用错误信念等任务对幼儿朴素心理学发展的研究发现，幼儿在2岁左右就能够理解人的愿望：而直到4岁才可以理解人的信念，并将“信念”概念整合进入幼儿的朴素心理理论。以上观点可总结为：幼儿朴素理论的发展可能是不同步的，朴素物理学发展最早，朴素心理学次之，而朴素生物学则最晚发展。
(三)儿童核心领域朴素理论的国内研究
目前国内儿童朴素理论的主要研究者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方富熹、朱莉琪、亢蓉以及四川师范大学的鄢超云等学者，其中关于儿童朴素心理理论的研究是儿童朴素理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1 儿童朴素生物理论的研究。学者朱莉琪、方富熹以4岁-6岁学前儿童为被试，采用朴素生物学理论的三个公认标准(生长、衰老和疾病、死亡)，利用访谈法，探查了学前儿童的朴素生物学认知。结果发现：6岁儿童在以上各个维度上都能够区分生物和非生物，他们对以上生物现象的认知表现出不同步性，对生长的认知成绩最好，死亡次之，之后是衰老和疾病。张丽锦、方富熹以128名4岁～7岁儿童为被试。采用访谈和分类任务从亲代、子代两个维度探查儿童依据繁殖对动物和非生物的本体区分及因果解释。结果显示。4岁～7岁儿童关于动物繁殖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认识、部分掌握、基本掌握和成熟稳定四个阶段。6岁儿童基本掌握了动物繁殖概念，并能对之进行一致的生物学的因果解释。由以上研究推论，儿童在入学前就形成了独立的朴素生物理论。
2 儿童朴素物理理论的研究。鄢超云在其论文中采用质与量相结合的研究策略探讨儿童的朴素物理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对力和运动的认识包括：力是某种物质或物质的属性，是可以被传递和消耗的；力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的；可以区分
自我发起运动和非自我发起运动，但倾向于将气体、液体、天体、物体下落等运动看作是自我发起运动；物体运动是因为有力的作用，物体静止是因为没有力的作用。物体由运动转为静止是因为力被用完了；对运动轨迹也有着丰富而细致的认识；定性的、描述性理论强于定量的、解释性理论。
3 儿童朴素心理理论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杨小冬、方格的一项研究中，考查学前儿童对事实、信念、愿望和情绪间关系的认知。结果显示：3岁儿童在区分信念和事实时。出现错报事实或错报信念两种错误，而不单纯是现实主义偏向错误；在推测他人愿望时，部分3岁和4岁儿童虽然能够正确报告他人的信念却不能正确推测他人愿望，愿望认知发展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心理研究所的文、林崇德、张文新采用“意外转移”和“欺骗外表”两种实验任务，比较各类攻击儿童的心理理论。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攻击儿童与无攻击儿童的心理理论不存在显著差异；间接攻击儿童的心理理论显著高于身体攻击儿童。文、张文新采用“意外转移”和“欺骗外表”两个错误信念测验任务考察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年龄和发展阶段，得出如下结论：3岁之前儿童已理解外表与真实的区别。但还不能理解错误信念。4岁儿童理解了欺骗外表任务中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信念。5岁儿童理解了意外转移任务中的错误信念。以上研究表明，学前儿童主要依据愿望推测他人情绪，儿童对信念和愿望的认知水平制约儿童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各类儿童的表征变化不存在显著差异；4岁～5岁是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关键年龄。
三、儿童朴素理论研究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1 应根据儿童朴素理论发展规律实施教育。儿童的朴素理论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成人意义上的理论有着区别，儿童的这种非正式的或前科学的理论虽然不规范，但它是儿童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事物的工具或知识框架。儿童认知的发展变化，其实质就是儿童朴素理论的发展变化。
首先。儿童是会思考的、具有各种心理状态的人。“心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了过去认为年幼儿童对心理一无所知的论断”。也就是说。学前儿童在人类重要的知识领域拥有自己的“朴素理论”，他们在受到正式教育前，就已经开始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儿童对周围世界有着丰富的认识。人们常常低估了儿童的思维和认知发展水平，教育者要重视这些发现，把儿童看成是会思考的、有意图、有愿望、有信念、有着各种心理状态的个体。
其次，要了解儿童朴素理论的发展变化规律。当我们在说“儿童有朴素理论”时，儿童却往往对他们的“理论”缺乏意识，教育者不但要认识到儿童拥有自己的理论，还要将这些朴素理论从无意识状态带到意识状态，从难于言述到可以言述，促进儿童认知的进一步发展变化。
再次，要采用多种方法唤醒儿童的朴素理论。儿童朴素理论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否定、排除，甚至粗暴地“抛弃”。教师要善于利用儿童的朴素理论，在教育过程中要把儿童看成是积极构建知识的主体，采用恰当的方法帮助儿童学会反思、帮助儿童学会认识自己的心灵世界。
2 教学应为了儿童原有观念的进化发展而展开。儿童朴素理论认为儿童可以自动构建其自身内部的理论来解释周围的事物，“当以形成的内部理论与现实出现矛盾时就会形成新的理论代替原来的理论，从而实现认知的发展”。传统的教学观认为。儿童原有的“日常概念”必须被消除，代之以正确的科学概念。研究表明，儿童的“日常概念”在特定情境里依然“存活”，教学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消除原有的观念。而应是通过各种教学策略让儿童表达出自己原有的观念。儿童的科学概念总是以前科学概念为先导，儿童前科学的朴素认知是后继科学知识掌握的基础。为此，教育者要转变教学取向，从“儿童的概念形成观”转变为“儿童的理论发展观”。并通过各种教学手段与策略引发儿童的认知冲突。使儿童自主选择发展、进化自己原有的理论。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个体道德发展道德心理研究儿童心理理论
一、引言
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各种理论和流派百花齐放，相互影响和渗透。道德心理研究作为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它受到不同时期相关心理学理论的影响。皮亚杰对道德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柯尔伯格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发展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此构造了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这一术语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柯尔伯格所开创的公正主题和后来其他道德心理学家们提出的关爱和宽恕主题，成为道德心理研究的三大主题。从皮亚杰到柯尔伯格及其追随者们，都明显受到认知学派的影响。而同时行为主义心理学对道德心理研究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加裔美籍心理学家班杜拉最为突出。他认为德性的形成是通过直接强化和榜样示范的间接强化而实现的，所以他对道德发展这样的术语持有不同观点，这直接影响了道德教育实践领域出现的重奖励和惩罚的德育方式。
儿童心理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心理学领域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它对道德心理研究也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希望加深和扩展对儿童心理理论和道德心理的研究。
二、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剖析
在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儿童心理理论”众说纷纭，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儿童心理理论是儿童对他人心理以及心理与行为关系的认知发展理解错误信念为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从其发展过程看有两个阶段，即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心理理论的发展。经典研究主要是关于错误信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逐渐提出了儿童心理理论获得和发展的模型。
(一)经典错误信念研究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是理解了“错误信念”。目前以韦尔曼(Wellman)和普那(Pemer)的“错误信念任务”为这方面的经典实验。如研究之一，两个女孩，一个叫安娜，一个叫萨丽。
萨丽把一个小球放到一个筐里，盖上盖子，就离开了。可是当萨丽不在的时候，安娜把小球拿出来放到自己的盒子里。问儿童：“萨丽回来会到哪里找小球?”研究者发现，3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盒子里找，正确判断率只有10％，而4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筐里找。这是因为三岁的儿童把人的心理认识(即Wellman和Pemer的信念)等同于客观世界的事实，也就是不能认识到客观世界是一样的，但人的主观反映却可以不同，而四岁的儿童就可以突破这种限制。目前一般认为能正确解决“错误信念任务”，即能正确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一般以此作为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
(二)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
有研究者在把“错误信念任务”作为儿童心理理论形成的标志以后，开始从整体上思考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主要有下面三种观点：建构理论认为，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如同科学理论形成一样是个理论建构的过程，并且随着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模仿理论认为，儿童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从而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如果按照这一理论观点，儿童心理理论是在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上通过移情能力而获得的。
匹配理论强调，儿童必须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各自心理活动上都属于等价的主体，儿童不断面对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上的相似性，从而促使儿童不断深入这种对等价关系的理解，逐渐形成系统的对心理活动的认识。
以上三者都有各自的实验研究或演绎推理的支持，但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以上三者都认为儿童预先并没有关于心理活动或状态的知识，是后天形成的，这是共同的。现在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儿童在认识了自己与他人的心理活动等价的主体地位后，才有可能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活动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在这种复杂渐进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心理理论，也就是说三种模式都能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但综合起来可能更全面。
(三)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模式
正确解决“错误信念”问题，标志着儿童获得了心理理论。关于在此以后儿童心理理论是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韦尔曼认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复杂化和精确化的过程。儿童最初的理论是建立在“欲望心理学”上的，即他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受欲望制约的。随着年龄发展，儿童会发现，仅靠欲望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渐渐出现了“欲望一心理理论”，即儿童通过对信念和欲望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来解释和预测行为。但是到了七八岁之后儿童又逐渐开始发展起对他人人格特质的理解，即不仅从信念和欲望这些方面来解释行为，而且还会从不同时空中抽象出稳定的人格特质来作为解释行为的又一依据。
普那认为，儿童在4岁左右拥有元认知能力后，标志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质变，以后心理理论的发展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的变化，其中量变主要体现在能够理解的心理状态的嵌入量在不断增加，如：从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发展到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前面的经典“错误信念任务”实验是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就是认识到一个人关于另一个人信念的信念，如果把类似与前面的实验情景改变一下就是考察儿童对二级信念的理解。故事如下，约翰和玛丽在公园玩，有人在卖冰棍，玛丽想吃冰棍，但没带钱就回去拿钱。过一会儿，约翰饿了也回家吃饭去了。约翰走后，卖冰棍的人到学校去卖了。
玛丽拿钱以后半路上遇到卖冰棍的人，就跟他一起到学校去买冰棍。约翰后来到玛丽家，玛丽的妈妈说玛丽去买冰棍了，约翰就去找她，问儿童：“约翰会NiU1．,找玛丽?”研究发现儿童只有6岁以后，才会认为约翰会到公园找玛丽，即儿童能正确认识到“玛丽认为卖冰棍的人在公园里”。这虽是个错误信念，但它却是约翰实际的二级信念，约翰会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所以到公园找玛丽。
儿童心理理论虽然是个新名词，但它实际上与我们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中的许多已有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是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中一个新的视角。而品德心理是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经典研究领域，两者在内容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三、从儿童心理理论看个体道德发展
自从20世纪初皮亚杰对道德心理学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以后，心理学家对个体道德发展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其中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影响最大。许多个体道德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果从儿童心理理论角度来看，其实质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是一致的。如：自我中心主义、他律和自律道德、观点采择和移情、道德情绪判断研究等。
(一)自我中心主义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认识到他人与自己一样是有一套对外在事物的观点，即拥有关于世界的信念，而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的，尽管这个信念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也就是认识到别人可能具有与自己不同的信念，而不同的信念会引起不同的行为。皮亚杰的“自我中心主义”是特指儿童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去认识事物，而不能以客观的他人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这种混淆使个体不能认识到他人观点与自己观点的不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是儿童思维处于前概念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在4岁左右结束。很显然。自我中心主义使儿童不能区分他人观点与自我观点的不同，而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要求儿童能认识到别人可能会有与自己不一样的信念和行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皮亚杰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的。从实际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韦尔曼和普那的“错误信念任务”研究发现4岁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分界的年龄，而这也正是自我中心主义存在的前概念时期结束的年龄。
(二)自律道德
前面说过，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实在论是导致他律道德的关键的原因，自我中心的儿童分不清自我和外界，他们把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从而会自发的尊重准则和服从成人的权威，因此没有获得儿童发展理论的儿童是不会出现自律道德的。从他律到自律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认识上逐渐成熟，削弱了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道德问题，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他人的心理具有认知能力。也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
(三)观点采择与移情
观点采择，是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并进而根据当前或先前的有关信息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准确推断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知能力。皮亚杰认为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原因之一就是角色承担和角色扮演能力的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观点采择能力。米勒等人认为，观点采择需要很多心理成分联系在一起，具有递推的性质。最初级的观点采择是直接对他人观点进行推断和认知，随着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可以推断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的观点进行认知的，再后来，能对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观点的推断进行认知……，这种观点采择的间接性逐渐增强，说明了儿童在头脑中能同时处理的心理成分在逐渐增多。
移情，是一种特殊的观点采择，它是根据有关线索推断他人内部情感状态，并且自己也能体验到相应的情绪反应。如觉察到他人伤心，自己也能体验到一种难过情绪。许多心理学家认为移情是儿童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霍夫曼指出：移情会成为儿童利他行为的主要动机。艾森伯格也发现自愿助人与移情分数呈正相关。艾森伯格将良好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他人需要注意阶段、确定助人意图阶段、出现助人行为阶段。其中，亲社会行为形成的初始阶段，即对他人需要的注意，他人的需要是属于他人的个性倾向性，是他人的心理状态，儿童能对其注意显然本身就是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
在整个儿童期；无论是观点采择还是移情都是品德与社会化发展中经常涉及的领域，观点采择与个人的移情相互作用进而促使了利他行为的产生，而观点采择和移情都需要正确地认知他人的观点和情绪，这实际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阶段之一。特别是米勒关于递推的观点采择理论与普那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心理嵌入量”增加的观点是异曲同工的。
(四)道德情绪归国判断
以往的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即道德认知上。而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一种新的研究动向，即研究道德情绪及其归因判断。研究者们试图探索个人在某种道德情境中对他人的情绪及其原因作出推论判断。情绪对行为具有激发、维持和调节的功能，一个人具有了某种道德情绪，会成为个人产生某种道德行为的内部动力可以引发并维持个体的道德行为。如有人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受伤躺在路边，心里觉得很同情，并且忿忿不平，想到底是谁把老人撞伤的，这种同情和忿忿不平的情绪促使他可能先把老人送到医院再去公安局报案。
研究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对“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研究发现，儿童对犯过者的情绪判断及归因有三种模式，即高兴——难过；难过——高兴，难过——高兴——难过。三种模式由于实验设计的一些因素处理和研究重点不同，导致出现结果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先提供一个犯过情境。然后让儿童站在犯过者的角度推测犯对者的情绪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儿童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是能从他人的角度考虑，意识到别人与自己一样也有心理反映，也就是对他人心理状况的认知。所以我们说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的研究与儿童心理理论在内容上是有一定重合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子方面，即对他人情绪的认知。
四、从儿童心理理论看道德心理研究方法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展
(一)传统的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无论是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法，还是艾森伯格的亲社会两难情境法，实验所用的材料多来自于儿童的实际生活，通过投射来进行研究。首先向儿童呈现一个道德故事，其后跟随一个问题，如“你认为主人公会怎么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儿童能在道德故事提供的线索基础上对他人的道德抉择过程有一个较清晰的认知，并能对其行为作出预测。因此支撑了道德心理发展了几十年的传统研究方法是以一定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很小的儿童如果还没有获得心理理论，那就无法使用对偶故事或两难故事来测查道德心理发展水平。虽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打破了单一的情景故事方法，开始使用其他的道德研究方法，如有人通过对品德词语的内隐记忆研究来间接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但是使用最多的还是投射故事法，所以说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二)儿童心理理论促进道德心理研究内容的扩展。
儿童心理理论和道德心理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大小是不同的，前看是儿重对他人心理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而他人的心理内容很丰富，包括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心理，心理过程又有知、情、意三方面，个性心理又有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儿童对他人心理的不同子系统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就相应的成为儿童心理理论的不同研究内容，儿童对这些不同的子系统的认知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按照韦尔曼的观点；对他人个性特质的认知是到七八岁后才能形成。品德是社会性中的核心成分，它们也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这些方面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其他主题都是道德心理领域的研究对象。儿童心理理论虽然在次级结构中可以分为知、情、意，但就其是本质来说只是认知，因此要比道德心理的外延小一些。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个体道德发展道德心理研究儿童心理理论
一、引言
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各种理论和流派百花齐放，相互影响和渗透。道德心理研究作为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它受到不同时期相关心理学理论的影响。皮亚杰对道德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柯尔伯格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发展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此构造了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这一术语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柯尔伯格所开创的公正主题和后来其他道德心理学家们提出的关爱和宽恕主题，成为道德心理研究的三大主题。从皮亚杰到柯尔伯格及其追随者们，都明显受到认知学派的影响。而同时行为主义心理学对道德心理研究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加裔美籍心理学家班杜拉最为突出。他认为德性的形成是通过直接强化和榜样示范的间接强化而实现的，所以他对道德发展这样的术语持有不同观点，这直接影响了道德教育实践领域出现的重奖励和惩罚的德育方式。
儿童心理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心理学领域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它对道德心理研究也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希望加深和扩展对儿童心理理论和道德心理的研究。
二、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剖析
在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儿童心理理论”众说纷纭，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儿童心理理论是儿童对他人心理以及心理与行为关系的认知发展理解错误信念为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从其发展过程看有两个阶段，即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心理理论的发展。经典研究主要是关于错误信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逐渐提出了儿童心理理论获得和发展的模型。
(一)经典错误信念研究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是理解了“错误信念”。目前以韦尔曼(Wellman)和普那(Pemer)的“错误信念任务”为这方面的经典实验。如研究之一，两个女孩，一个叫安娜，一个叫萨丽。
萨丽把一个小球放到一个筐里，盖上盖子，就离开了。可是当萨丽不在的时候，安娜把小球拿出来放到自己的盒子里。问儿童：“萨丽回来会到哪里找小球?”研究者发现，3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盒子里找，正确判断率只有10％，而4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筐里找。这是因为三岁的儿童把人的心理认识(即Wellman和Pemer的信念)等同于客观世界的事实，也就是不能认识到客观世界是一样的，但人的主观反映却可以不同，而四岁的儿童就可以突破这种限制。目前一般认为能正确解决“错误信念任务”，即能正确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一般以此作为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
(二)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
有研究者在把“错误信念任务”作为儿童心理理论形成的标志以后，开始从整体上思考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主要有下面三种观点：建构理论认为，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如同科学理论形成一样是个理论建构的过程，并且随着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模仿理论认为，儿童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从而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如果按照这一理论观点，儿童心理理论是在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上通过移情能力而获得的。
匹配理论强调，儿童必须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各自心理活动上都属于等价的主体，儿童不断面对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上的相似性，从而促使儿童不断深入这种对等价关系的理解，逐渐形成系统的对心理活动的认识。
以上三者都有各自的实验研究或演绎推理的支持，但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以上三者都认为儿童预先并没有关于心理活动或状态的知识，是后天形成的，这是共同的。现在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儿童在认识了自己与他人的心理活动等价的主体地位后，才有可能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活动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在这种复杂渐进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心理理论，也就是说三种模式都能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但综合起来可能更全面。
(三)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模式
正确解决“错误信念”问题，标志着儿童获得了心理理论。关于在此以后儿童心理理论是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韦尔曼认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复杂化和精确化的过程。儿童最初的理论是建立在“欲望心理学”上的，即他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受欲望制约的。随着年龄发展，儿童会发现，仅靠欲望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渐渐出现了“欲望一心理理论”，即儿童通过对信念和欲望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来解释和预测行为。但是到了七八岁之后儿童又逐渐开始发展起对他人人格特质的理解，即不仅从信念和欲望这些方面来解释行为，而且还会从不同时空中抽象出稳定的人格特质来作为解释行为的又一依据。
普那认为，儿童在4岁左右拥有元认知能力后，标志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质变，以后心理理论的发展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的变化，其中量变主要体现在能够理解的心理状态的嵌入量在不断增加，如：从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发展到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前面的经典“错误信念任务”实验是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就是认识到一个人关于另一个人信念的信念，如果把类似与前面的实验情景改变一下就是考察儿童对二级信念的理解。故事如下，约翰和玛丽在公园玩，有人在卖冰棍，玛丽想吃冰棍，但没带钱就回去拿钱。过一会儿，约翰饿了也回家吃饭去了。约翰走后，卖冰棍的人到学校去卖了。
玛丽拿钱以后半路上遇到卖冰棍的人，就跟他一起到学校去买冰棍。约翰后来到玛丽家，玛丽的妈妈说玛丽去买冰棍了，约翰就去找她，问儿童：“约翰会NiU1．,找玛丽?”研究发现儿童只有6岁以后，才会认为约翰会到公园找玛丽，即儿童能正确认识到“玛丽认为卖冰棍的人在公园里”。这虽是个错误信念，但它却是约翰实际的二级信念，约翰会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所以到公园找玛丽。
儿童心理理论虽然是个新名词，但它实际上与我们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中的许多已有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是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中一个新的视角。而品德心理是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经典研究领域，两者在内容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三、从儿童心理理论看个体道德发展
自从20世纪初皮亚杰对道德心理学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以后，心理学家对个体道德发展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其中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影响最大。许多个体道德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果从儿童心理理论角度来看，其实质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是一致的。如：自我中心主义、他律和自律道德、观点采择和移情、道德情绪判断研究等。
(一)自我中心主义自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认识到他人与自己一样是有一套对外在事物的观点，即拥有关于世界的信念，而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的，尽管这个信念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也就是认识到别人可能具有与自己不同的信念，而不同的信念会引起不同的行为。皮亚杰的“自我中心主义”是特指儿童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去认识事物，而不能以客观的他人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这种混淆使个体不能认识到他人观点与自己观点的不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是儿童思维处于前概念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在4岁左右结束。很显然。自我中心主义使儿童不能区分他人观点与自我观点的不同，而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要求儿童能认识到别人可能会有与自己不一样的信念和行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皮亚杰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的。从实际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韦尔曼和普那的“错误信念任务”研究发现4岁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分界的年龄，而这也正是自我中心主义存在的前概念时期结束的年龄。
(二)自律道德
前面说过，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实在论是导致他律道德的关键的原因，自我中心的儿童分不清自我和外界，他们把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从而会自发的尊重准则和服从成人的权威，因此没有获得儿童发展理论的儿童是不会出现自律道德的。从他律到自律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认识上逐渐成熟，削弱了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道德问题，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他人的心理具有认知能力。也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
(三)观点采择与移情
观点采择，是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并进而根据当前或先前的有关信息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准确推断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知能力。皮亚杰认为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原因之一就是角色承担和角色扮演能力的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观点采择能力。米勒等人认为，观点采择需要很多心理成分联系在一起，具有递推的性质。最初级的观点采择是直接对他人观点进行推断和认知，随着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可以推断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的观点进行认知的，再后来，能对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观点的推断进行认知……，这种观点采择的间接性逐渐增强，说明了儿童在头脑中能同时处理的心理成分在逐渐增多。移情，是一种特殊的观点采择，它是根据有关线索推断他人内部情感状态，并且自己也能体验到相应的情绪反应。
如觉察到他人伤心，自己也能体验到一种难过情绪。许多心理学家认为移情是儿童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霍夫曼指出：移情会成为儿童利他行为的主要动机。艾森伯格也发现自愿助人与移情分数呈正相关。艾森伯格将良好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他人需要注意阶段、确定助人意图阶段、出现助人行为阶段。其中，亲社会行为形成的初始阶段，即对他人需要的注意，他人的需要是属于他人的个性倾向性，是他人的心理状态，儿童能对其注意显然本身就是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
在整个儿童期；无论是观点采择还是移情都是品德与社会化发展中经常涉及的领域，观点采择与个人的移情相互作用进而促使了利他行为的产生，而观点采择和移情都需要正确地认知他人的观点和情绪，这实际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阶段之一。特别是米勒关于递推的观点采择理论与普那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心理嵌入量”增加的观点是异曲同工的。
(四)道德情绪归国判断
以往的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即道德认知上。而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一种新的研究动向，即研究道德情绪及其归因判断。研究者们试图探索个人在某种道德情境中对他人的情绪及其原因作出推论判断。情绪对行为具有激发、维持和调节的功能，一个人具有了某种道德情绪，会成为个人产生某种道德行为的内部动力可以引发并维持个体的道德行为。如有人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受伤躺在路边，心里觉得很同情，并且忿忿不平，想到底是谁把老人撞伤的，这种同情和忿忿不平的情绪促使他可能先把老人送到医院再去公安局报案。
研究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对“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研究发现，儿童对犯过者的情绪判断及归因有三种模式，即高兴——难过；难过——高兴，难过——高兴——难过。三种模式由于实验设计的一些因素处理和研究重点不同，导致出现结果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先提供一个犯过情境。然后让儿童站在犯过者的角度推测犯对者的情绪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儿童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是能从他人的角度考虑，意识到别人与自己一样也有心理反映，也就是对他人心理状况的认知。所以我们说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的研究与儿童心理理论在内容上是有一定重合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子方面，即对他人情绪的认知。
四、从儿童心理理论看道德心理研究方法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展
(一)传统的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无论是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法，还是艾森伯格的亲社会两难情境法，实验所用的材料多来自于儿童的实际生活，通过投射来进行研究。首先向儿童呈现一个道德故事，其后跟随一个问题，如“你认为主人公会怎么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儿童能在道德故事提供的线索基础上对他人的道德抉择过程有一个较清晰的认知，并能对其行为作出预测。因此支撑了道德心理发展了几十年的传统研究方法是以一定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很小的儿童如果还没有获得心理理论，那就无法使用对偶故事或两难故事来测查道德心理发展水平。虽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打破了单一的情景故事方法，开始使用其他的道德研究方法，如有人通过对品德词语的内隐记忆研究来间接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但是使用最多的还是投射故事法，所以说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二)儿童心理理论促进道德心理研究内容的扩展。
儿童心理理论和道德心理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大小是不同的，前看是儿重对他人心理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而他人的心理内容很丰富，包括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心理，心理过程又有知、情、意三方面，个性心理又有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儿童对他人心理的不同子系统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就相应的成为儿童心理理论的不同研究内容，儿童对这些不同的子系统的认知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按照韦尔曼的观点；对他人个性特质的认知是到七八岁后才能形成。品德是社会性中的核心成分，它们也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这些方面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其他主题都是道德心理领域的研究对象。儿童心理理论虽然在次级结构中可以分为知、情、意，但就其是本质来说只是认知，因此要比道德心理的外延小一些。超级秘书网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9篇
留守儿童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独特问题。近年来，关于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较多，其中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也倍受关注，本文通过查找近7年研究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期刊论文，并对符合要求的论文进行筛选，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期较为客观全面地了解我国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同时为后绪研究提供参考。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
2．1取样
在中国知网上，以留守儿童（包含“心理”）为主题，通过精确查找，搜索“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的论文，主要分布在2005—2011年间，一共检索到404篇（搜索时间为2012年8月13日），删除文题不符的文章、字数不足1500字摘要类文章，合并重复发表的文章，综述类文章，剩398篇。
2．2编码
对398篇文章从“研究主题”和“研究单位”两个方面进行分类统计。
2．3资料处理
运用SPSS17．0对398篇相关文章按照上述分类标准进行频数统计。
3研究结果
3．1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数量的变化
统计结果显示，2004年以前，几乎没有研究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文章，2005年相关研究开始出现，2005年至2011年的7年间，呈逐年上升趋势。
3．2留守儿童研究主题的特点
将文献资料的研究内容概括为3个主题，相关研究主题的统计数据见表2。在3个研究主题中，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不良状况的对策最受关注，在398篇文献中，有53．01％的研究者进行了对策方面的探讨；其次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的研究；而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相对较少。
3．3留守儿童心理研究主体的特点
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四类单位。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4．1．1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现状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留守儿童理健康问题从2005年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留守儿童。何资桥（2006）等［2］人在对湖南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时发现，性别不同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因子和自责上存在差异，女生较男生而言更为敏感，学习焦虑高于男生。段成荣等［3］人（2005）通过对留守儿童比较多的江西省修水县墨田村留守儿童的调查表明：农村留守儿童易出现性格孤僻、胆子较小、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吴承红等［4］（2005）研究指出，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亲情关怀缺失，导致抑郁、不安、惆怅等情绪问题，与父母之间的沟通障碍致使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性格孤僻、不合群、敏感，甚至产生过激情绪。刘建波等［5］人（2011）通过对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情感抑郁总分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严重问题。也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岳慧兰等［6］人（2006）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测量浙江湖州的留守儿童，结果显示8个内容量表的平均分均在正常范围，表明所调查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是正常的。任运昌［7］认为目前存在人为扩大留守儿童负面特征的倾向，对此他发出呼吁：高度警惕留守儿童的污名化。钱洁、齐学红［8］（2011）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让留守儿童自我言说来证明这样一个观点：留守儿童并不等于问题儿童，他们中有79．9％的孩子不赞同“留守儿童人际关系差”，62．6％的孩子不赞同“留守儿童性格孤僻”，赞同和不赞同“留守儿童内心孤独”的比例相当，75．6％的孩子不赞同“留守儿童意志薄弱”。参加“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援助研讨会”的代表强调指出，目前的研究对于父母外出对孩子行为的负面影响强调过多，事实上，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独立性有所增强就是最突出的正面影响。
4．1．2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
综合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以下因素是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①性别：崔丽娟［9］的研究认为，男性和女性留守儿童只是在自尊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适应性各个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岳慧兰等［6］的研究认为，男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要高于女留守儿童，而在恐怖倾向、学习焦虑、对人焦虑与自责倾向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加突出。在对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上，主要有以下观点：王东宇等［10］的研究也认为留守男孩的心理健康水平要高于留守女孩。②年级：崔丽娟的研究得出了年级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结论，认为在自尊水平上低年级留守儿童要高于高年级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性上，在人际关系和情绪控制上，高年级要好于低年级留守儿童；殷晓旺等［11］通过对江西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不同年级的留守儿童在强迫症状因子、偏执和抑郁因子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在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焦虑、学习因子、心理不平衡和人际关系紧张或敏感及健康总均分上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即高年级学生的问题更加严重。③留守时间及与父母联系频率：崔丽娟的研究表明，留守半年的儿童在自尊水平上、情绪控制方面与非留守儿童存在着显著差异。王东宇等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与父母分离时间不同的各组留守孩的心理健康状况均存在显著差异，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留守孩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各种心理问题越突出。申继亮等［12］运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得出：留守时间在5年以上的儿童的心理失衡得分显著高于留守时间为1～2年、3～4年的儿童，而后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崔丽娟的研究认为与父母经常联系的留守儿童在自尊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殷晓旺等的研究认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情况对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即经常与父母进行沟通的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偶尔和从不进行沟通的孩子。④监护人情况：王东宇等的研究认为监护人教育能力低、教养方式不当、监管不力是导致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高亚兵［13］的研究认为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的留守儿童的问题较多，这与监护人教育内容狭窄、文化水平低、与留守儿童不能做到及时和有效的沟通有很大的关系。郑同刚等［14］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李永鑫等［15］的研究认为照看人不同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照看人为母亲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高，照看人为爷爷、奶奶等亲戚的留守儿童次之，照看人为父亲的留守儿童最低。
4．1．3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不良状况的对策
已有的研究大多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角度提出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不良状况的对策，但具体方式上存在差异。兰燕灵等［16］运用实验的方法，证实了团体心理辅导对于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提高其自尊有良好的效果。古吉慧等［17］提出要创造条件促进留守儿童同伴之间的交往，促使他们结成同伴群体，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留守儿童自我概念的建立、人际交往技能的提高。王希海等［18］运用问卷法调查出留守儿童更易受生活压力事件的影响，因而建议学校尽量创设良好的环境、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等。张佩云［19］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要从做“减法”转向做“加法”，即重视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从而抑制心理问题的发生。段宝霞［20］认为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政府要加大投入，探索农村办学新模式，净化学校四周文化环境，构建农村社区教育监护体系。周宗奎等［21］建议务工人员要携带子女进城上学，认为这是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重要措施。
4．2建议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研究中的道德；知情同意；研究风险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1-0015-04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TheunConvention）指出，对儿童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优先考虑他们的最高利益，所以尊重儿童、保护儿童、使儿童免受伤害是对儿童进行研究的前提。当今科技和新兴学科的蓬勃发展对推动儿童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改善，增强儿童生存和自主发展能力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对科学知识的渴求有时也会因为人为或客观的因素对儿童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儿童研究不是一个纯粹的方法或技术应用问题，它同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问题。这点需要我们引起高度的重视。关注该问题有利于维护儿童的切身权利，促进儿童研究的发展。
一、儿童研究中道德问题的内涵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儿童研究中的道德是一种具体的道德形式，它指研究者在从事儿童研究时应具有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它不仅包含研究者本身应有的道德，而且包含研究者在研究中与研究对象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间应维持的适切关系和应遵循的行为规范：（1）研究者本身的道德，如忠于研究的学术立场，不悖真相，绝对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任意剽窃，对研究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2）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如尊重个人意愿，说明研究性质，保证保守秘密，慎用研究资料，权衡得失，考虑研究对象的身心健康，澄清疑虑，避免造成伤害和误解。（3）研究者与研究委托者的关系，如明了委托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接受课题要量力而行，彼此沟通，达成共识，帮助委托者了解研究成果的意义。（4）研究者与研究同事的关系，如确保同事能充分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努力维护学术研究组织的形象。（5）研究者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如注意研究对政策决定的正面影响，审慎处理存在过度争议的研究主题，避免误导社会观念等。〔1〕
必须强调的是，儿童研究中的道德问题除要考虑一般教育研究的道德问题外，还要特别关注其对象的特殊性。相对于成人来说，儿童更容易受到生理和心理的伤害，因为儿童身心发展水平有限，研究者常常不能平等地对待儿童。在成人看来，儿童混沌初开、蒙昧无知，而自己则阅历丰富、成熟老练。儿童有限的心理能力限制了他们在研究中理智地作出决定和抵制侵害其权利的能力。儿童往往是在家长、教师的压力下成为研究对象的，儿童社会能力有限，他们要拒绝参与或随时退出研究非常困难。年幼儿童因感到不快而欲退出研究时，他们会担心教师和研究者不同意或不高兴，即使开明的研究者同意年幼儿童随时退出研究，他们有时也会因不知如何终止参与而感到焦虑（如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等）。另外，由于儿童天真无邪，缺乏成熟的独立性和判断意识，他们往往依赖成人，相信权威，几乎不能辨别和拒绝研究者的某些欺骗行为。总之，儿童研究中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更具复杂性。
二、儿童研究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具有渗透力的“软性”社会约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力，调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合理的道德规范对约束研究者的行为，保护儿童权益，促使儿童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目前我国的儿童研究来看，大多强调研究的技术标准，很少有人对研究的道德规范作专门的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如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PsychologyAssociation1992)、儿童发展研究学会(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1993)、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Sociology Association 1960、1968、1980)、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2004)等机构都对儿童研究中的道德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结合国外的相关研究,对我国儿童研究中的道德规范作了一些探讨，并归纳如下。
1. 研究者在计划一项研究时，有责任对道德的可接受性作出仔细评估。
2. 权衡研究中存在的危险（可能对儿童身心造成的危害）与研究所带来的利益（促进儿童的成长）。特别是因研究方法的需要，必须对研究对象有所隐瞒或欺骗时，研究者应谨慎权衡得失，并在事后给予详尽的解释。
3.儿童及其监护人有知情同意权(informedconsent)。知情同意是指在研究对象知晓研究的目的、研究可能存在的危险、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要求研究对象予以同意。要用儿童能理解的语言进行解释，须征得其父母和监护人（如幼儿园、学校的负责人、教师）的同意，最好签订相关协议。儿童及其监护人有权在研究的任何阶段中止参与活动。所以，在研究之前填写知情同意表（InformedConsentForm）是非常必要的。知情同意表一般包括如下内容：（1）详细说明研究的目的、步骤及参与实验的相关人员，同时附上实验操作流程图。（2）标明研究者的有关信息，如职业、学位、职称等。（3）说明可能产生的现时和长远的不足、危险及后果。（4）说明对研究对象可能会有什么好处。（5）应申明：任何时候，研究对象可自由中止参与此项计划或活动而不受损害，任何时候对任何有关此项研究的询问，研究者均乐于答复。
4. 确保儿童免遭身心的伤害。当危害发生
时，研究者应寻求获得所需信息的其他途径或放弃研究。比如，研究者把一名1岁的孩子独自放在陌生的游戏室里，研究者可能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他必须考虑到陌生环境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不安全感，甚至是恐惧感。
5. 尊重儿童的隐私和尊严。不能侵犯儿童的私人空间，不能影响儿童的同伴关系，任何忽视儿童隐私和尊严的行为都属于不道德行为。
6. 尊重不同地区儿童的习俗和文化差异。
7. 尊重研究对象所在的幼儿园等教育机构。
研究开始前必须对这些机构有充分的了解。
8. 准确收集研究资料并加以保密。在对数据进行保存或进入公共领域之前，任何可能识别被试的有关信息都必须删除。儿童研究的主题常常是最紧要的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往往是一些我们想加以改善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想研究的常是儿童不想被人知道的。因此，凡研究对象所提供的机密信息，研究者必须同样作为机密材料对待。
9. 获知结果权。儿童或其监护人有权知道研究的结果，并对此进行反馈，研究者必须用儿童能理解的语言对儿童进行解释。
10. 研究结果的公开和发表。凡是公开或发表与儿童有关的信息，事先必须征得儿童或其监护人的同意，且要匿名。研究者必须如实公开或发表其研究结果，不作任何歪曲。
11. 公布研究资助来源。研究者必须说明研究中所有一切财政资助的来源。
12. 研究者与资助者（机构）的关系。研究前要澄清研究者与资助者的权利和义务，最好是以书面合同的形式对此加以确认。特别是关于研究成果的所有权问题事先一定要界定清楚。
以上12条规范涉及研究的规划和权衡、研究者与儿童、研究者与资助者、研究者与儿童监护人和教育机构、资料的收集和处理、研究结果的公开或发表方面的问题或关系，其核心问题是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尽管这些道德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其功能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道德规范具有约束功能，它是评价和矫正研究者研究行为的工具。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出现道德问题时，就会受到人们的指责。道德规范的约束性是维持儿童研究健康、稳定发展，保护儿童权益的前提。道德规范的价值性具有导向作用，它将儿童研究纳入合理有序的运行轨道。其次，道德规范具有导善功能，它能促使研究者形成崇善、向善的动机意识和行为导向。道德规范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体现，“它总是不失时机地唤起研究者的道德良心，强化其道德信念，诱导其研究行为全面关注研究对象的发展需要，关注其精神生活，激发其主体精神，不断提升其生命价值，进而使其生动活泼、主动和谐地发展，使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始终朝着有利于促进研究对象身心发展的方向前进。” 〔2〕 此外，道德规范在协调研究中的人际关系，净化学术环境，打击学术腐败，整合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等方面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树立良好的儿童研究道德风范
（一）强化儿童研究者的道德意识
我国儿童研究者的道德意识还比较薄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忽视儿童研究的道德属性。儿童教育从根本说就是道德教育，因为任何儿童教育都必须包含善良的意图或道德的目的，必须包含有价值的内容或产生有益的影响，必须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或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可以说“德育即教育的道德目的”。〔3〕正如Dewey和Childs所言：“有教育意义的过程同道德的过程完全一致”， “教育工作就是人类一项突出的道德事业”。〔4，5〕儿童研究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方面，在其研究目的、内容、方式及其对待研究对象等方面都应该充满道德属性，任何违背这一属性的儿童研究都是不道德的，必须坚决取缔。
2． 儿童研究方法缺乏适度的道德规范。科技的进步，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使得观察、记录与分析教育现象和教育行为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日趋完善，但同时也带来了研究中的道德问题。对儿童人为的鉴别、查证，特别是利用不科学的评价标准把儿童分为不合理的等级，如优、中、差或合格、不合格，这是对儿童身心的极大破坏和人格的莫大侮辱。显然，没有适度的道德规范，儿童研究将会出现学术和道德的双重问题。
3． 把儿童研究等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研究。儿童研究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它与以“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同。儿童研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我―你”关系，而不是自然科学研究中主客体间的“我―它”关系。当我与他人的关系尚处于“我―它”时，尽管关系的双方都是作为个体的“人”，但实际上此时的关系仍然停留在对象世界或“它”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完全受因果关系的支配；只有在“我―你”的交往模式中，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把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照搬到儿童研究中，势必会对儿童精神整体进行分解，从而损害儿童权利。
4．忽视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的主体性人格。研究者往往只从“教育”这一微观的系统中来审视儿童研究，而没有把儿童研究放在“社会过程”这一宏观系统中来理解。在这自我封闭的微观系统中，儿童就从社会意义上的“人”变成了研究过程中的“被研究者”，研究过程似乎只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关系，缺乏人情味。
（二）建立儿童研究风险―利益比（Risks-versus-benefits ratio）评审制度
通常，人们关注儿童研究可能带来的好处，而对研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往往避而不谈。任何研究都有可能对儿童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与成人相比，儿童获益于研究经历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要冒更多的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风险。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儿童研究风险―利益比评审制度，对任何儿童研究，特别是对投资大，涉及人员广或研究对象身份特殊的研究进行风险―利益评估，权衡研究中可能造成的伤害风险与研究推进认识和提高儿童身心发展的学术利益比重，决定某一研究是否值得开展。同时，通过委员会的评估，能预测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和预防措施，为合理地进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在研究中，某一个6岁幼儿拼图失败了，尽管研究者可能得出6岁幼儿不能完成某一任务的结论，但这一幼儿回到活动室后可能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这一研究所存在的风险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前就考虑到，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恢复儿童的自信心。当然，怎样保证儿童尽可能少承担研究的风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国外有关资料表明，一些研究风险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另一些则会上升，还有一些在许多年龄或所有年龄都会发生，并且由于儿童的个性特征和生活环境不同，一些儿童比另一些儿童更易受到伤害。风险存在的复杂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研究者、评估委员会、儿童发展专家、父母以及其他对儿童成长负责的人对儿童研究进行集中判断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做能集思广益，更好地保护儿童的利益。在对每一项研究进行评价时，儿童的年龄特征和独特性应成为讨论的中心。
（三）成立儿童研究评估委员会
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儿童研究的评估是非常不成熟的，这主要体现在：（1）缺乏一批高质量的儿童研究评估机构。（2）没有一套系统的儿童研究评估准则。（3）对儿童研究课题的立项、结题有评估，但忽视对研究过程的评估。（4）对儿童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几乎没有做任何评估。（5）评估以褒为主。（6）缺乏对儿童研究的后续评估，即没有对研究完成后所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实际影响进行评估。在国外，如在英、美两国，几乎所有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都有较完善的教育研究评估机构，对研究的目的、计划、过程，特别是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问题进行评审。如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育学院（Facullty of Education，Univreity of Glasgow）就成立了教育研究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规定：从2001年11月1日起，凡是涉及人类相关主题的研究，在研究开展之前都必须填写“伦理支持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Ethical Approval），对研究的性质（如是否有资助者）、规划、参与者的情况、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保密、知情同意、研究结果的公布等情况作出非常详细的说明，经由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进行研究。这对我国尽快完善儿童研究评估制度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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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thics in the Study of Children
Qiu Zhihui, Zhang L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11篇
一、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缘起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目前，国内学者对教养方式的用词并不严格，有的学者使用“抚养方式”、“养育方式”，有的学者用“教育方式”，甚至使用同一种研究工具的研究者之间也出现分歧。笔者认为，抚养方式与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关注点不同，前者主要侧重家长对儿童的生理保育，后者侧重家长作为社会文化的直接执行者对儿童价值观念、态度体系和社会规范的传递与教导。其实，家庭教养方式是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儿童的生理养育活动中体现，而且从父母对儿童行为规范的传递中体现。儿童一出生，首先是作为一个生物个体而存在，其最基本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照料。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变的社会化过程，这意味着儿童需要不断学习知识、技能，逐渐掌握社会规范，最终适应社会生活，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的引导、教育。因此，将Parenting pattern这一英文中表示父母教养行为特征概括的短语译成“教养方式”最贴切，它全面地涵盖了上述两个同时进行的层面。我国学者缪小春早在其英文译著《儿童发展与个性》中采用了“父母教养”的说法。从字面看，教养方式既有抚养之意，又兼具教育职能，恰当地反映了家长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家庭教养方式之所以成为现展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与心理学对人的社会化研究有密切关系。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儿童如何形成同其所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相类似的情感和行动的所有那些过程，即社会化，被视为儿童发展的核心。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许多群体或作用力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方式对儿童发挥影响。对个体发展的早期而言，家庭承担了主要的教养职责。虽然家庭的教养活动自婚姻家庭在历史上产生以来就早已有之，但科学的教养方式的研究却受到人们的儿童观及儿童发展理论的极大影响。
在西方，世纪以前，社会还不存在关注儿童需要的观念。儿童的存在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使成人快乐，当父母无力照顾孩子，他们就会被遗弃。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儿童不仅需要承担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而且必须服从父亲这一家庭主要权威。不服从被认为是有罪的，要遭受惩罚。传统和宗教影响着儿童教养活动。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善。这一方面归功于洛克、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作品的传播，另一方面归功于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的思想的影响。洛克的白板说鼓励父母和教师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最适宜的经验，他的观念仍对当代儿童教养产生影响。卢梭认为儿童需要自由成长，受他思想影响的裴斯泰洛齐强调了母亲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重要性。心理学家霍尔坚信，天性良好的年幼儿童，如果不被过多指导，能够自然成长为有自控力的个体。虽然世纪末人们赞成父母的爱和感情对形成儿童人格的作用，但世纪一开始，奖励和惩罚的原则被大力倡导。儿童的教养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母亲被告知要期望孩子的服从，不理会孩子发脾气，限制他们的身体活动等等。进入世纪年代，华生的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出现，并对儿童社会化过程及家庭教养产生重大影响。两者都相信个体的早年生活对随后发展的重要性。华生从刺激反应的理论出发，相信儿童生活早期稳定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就形成条件反射；弗洛伊德则相信有害的早期经验会伤害儿童的发展，儿童的个性成长不能被抑制，需要让儿童表达而不是抑制情绪。世纪年代起，儿童的养育观念发生了变化，父母被鼓励要让儿童快乐，让他们感受到爱，鼓励儿童学会自制。
这些观念的变化及理论的产生对社会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p.)。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儿童的教养活动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研究者们通过对各种教养情境的大量观察，运用实证法构建起了关于教养方式的种种观点。世纪年代，Baldwin从事了一项儿童发展的研究，涉及的儿童年龄跨度很广，从出生直至儿童晚期。在这项研究中，他访谈了许多父母，并多次观察了他们与儿童在家庭中的互动。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控制这两个主要的教养维度，并认为它们在所研究的家庭中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此后，年，Sears,Maccoby和Levin等人进行了一项涉及近个家庭的研究，研究者向母亲提出诸多问题，涉及孩子在家中的行为表现，母亲对孩子哺乳、排便训练、纪律管教等方面。通过与母亲的访谈，研究者们认为教养方式可以被描述为限制的和允许的，这些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行为。这以后，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父母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动因，它们如何影响和塑造儿童的行为便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发展
（一）家庭教养方式的早期研究
在儿童社会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对儿童的单向影响观渗透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中，他们努力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维度或模式。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取向是，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入手，探讨某一行为维度或行为维度下具体的教养方法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如西蒙兹从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行为，进而指出，如果父母随心所欲地支配孩子，孩子倾向于顺从、腼腆、被动、缺乏自信心；如果父母接受孩子，则孩子情绪稳定，兴趣广泛，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由于接受——拒绝实际上反映了父母与儿童的情感关系，支配——服从反映了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因此，众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父母对儿童的情感、父母对儿童具体的控制形式与儿童社会行为的关系。如霍夫曼和亚龙，劳顿，韦克斯勒等研究发现，温暖对儿童社会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会促进儿童道德感、成就感、良好社会适应和利他行为的发展。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惩罚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父母使用强制方式，包括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剥夺儿童的某些权利以及威胁等，会阻碍儿童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父母使用心理惩罚形式“爱的收回”，对儿童表示失望，孤立、不理睬儿童等，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非灵活的遵守社会行为规则。
另一种取向是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的研究，她从控制、成熟的
要求、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养四个方面来评定父母的教养行为，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p.。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鲍姆林特的研究揭示，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个行为维度决定，而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父母的教养类型而对限制作不同区分。权威型父母和专制型父母都对儿童加以限制，但前者的限制是“严格而合理的”，后者的限制却是“无目的、不合理甚至惩罚性的”，因而限制对儿童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少心理学家的研究都支持鲍姆林特的结论，如韦克斯勒指出，在权威型家庭中使用“爱的收回”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积极作用，而在专制型家庭中使用则起到相反作用，这与使用这种方法时是否适度有关。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前一种研究取向注重具体的教养行为，却忽视了同一教养行为与不同家庭环境结合的不同作用；后一种研究取向试图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作特征概括，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两者的结合研究清楚地表明，具体行为维度并不孤立地对儿童社会化起作用，只有将它们与父母整体的教养行为模式或类型结合，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也研究了母亲的教养态度与孩子性格的关系，其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结论比较一致。
（二）世纪年代以来的研究
世纪年代以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探求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将教养方式的研究从表层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首先是基于实践和应用的需要。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而言，揭示了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指导父母学会运用恰当的方式促进儿童的发展。而探讨制约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为心理学家的指导和帮助提供了依据和策略。其次，推动研究进展的更直接的动力来自社会化进程双向模式的兴起和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提出。它们促使学者们走出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单向研究的圈子，尝试将父母特征和儿童特征都纳入教养方式体系，并将教养方式放入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查。
这期间，国外学者既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家庭系统以外更广阔的层面出发，又从家庭系统内部的一些因素，从儿童特征入手，较全面地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巴斯顿的研究发现，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在集体价值取向的日本，母亲鼓励并引导孩子注视他人的行为；而在个人价值取向的美国和法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行为没有明显反应(p.)。又如，Chamberlin()、Lytton()及Minton和Levine()等的研究证实，白人中产阶层的父母更多地对儿童使用建议和解释，更多地对儿童的需求作出应答，且更经常地提供积极而非否定的反馈；而较低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强制和权力介入，对儿童自由更多加以限制(p.)。再如，Cox()发现，与非抑郁的母亲相比，抑郁的母亲与孩子的交往质量差，更多忽视孩子的要求，更多使用控制的手段。Mcloyd()发现，处于压力中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差，对儿童的温情较少，缺乏耐心和参与，提供的帮助也较少，对儿童的消极控制较多，容易受到激惹(p.)。Martin()发现，父母和儿童的性别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法，与孩子异性别的父母比与孩子同性别的父母对孩子更仁慈、少严厉且更允许孩子自由。还有研究指出，孩子的行为特征，如活动量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活动过度的儿童的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儿童的气质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容易与母亲发生冲突，这增加了母亲的控制，继而增加了孩子问题行为的可能性。
国内学者大多从年代开始涉足家庭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进入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新研究模式日渐为我国学者了解和接受。在考虑与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将新思路、新信息运用到家庭教养的研究中，使我们的研究既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又很快深入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层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概括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教养方式所涉及对象的年龄段更加宽泛，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扩大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探讨家庭教养方式时涉及的儿童多为学龄前儿童，少数研究包含了小学低年级儿童和中学生。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对象有了较大拓展，逐渐覆盖了小学儿童、初中生和高中生，填补了我国某些年龄段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上的空白。其实，家庭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在任何年龄阶段都存在。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其影响自然非常直接而重要，这也是众多学者关注学龄前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的原因。但儿童步入学校后，尤其是进入青少年期，虽然主要活动场所已从家庭转为学校，但生活环境和周围刺激的复杂化更从某种意义上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学业成就、对新情境的应对无一不受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或直接影响。尤其当儿童步入青少年期，他们与父母对抗性的增加更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为家庭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材料。
第二，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关系的探讨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以往，研究者是从整体上笼统评估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现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它与儿童社会化各个具体方面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内容上更富有时代气息，而且与当前心理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意识的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颇为契合。如，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父、母教育行为的结构及其与小学儿童焦虑情绪的关系；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青少年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我概念等。
第三，进一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内在的结构。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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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心理理论 干预研究 任务 训练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12-065-02
1 心理理论于预研究的提出意义
1.1 理论意义
目前运用高级心理统计技术(例如结构方程模型)，对心理理论的因果变量的探讨比较少，心理理论干预研究和神经机制研究就更是少见。心理理论干预研究，有助于为心理理论及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和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1.2 实践意义
跨领域发展论认为，儿童心理领域的理论发展，是跨领域的发展结果，反映出其他多个领域(如记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的发展变化。诸如儿童的语言发展，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儿童的同伴关系，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与儿童心理理论相关的能力发展，都有望在心理理论的干预研究过程中，得到提高。
心理理论干预研究成果应用于特殊儿童的治疗，具有临床意义。此外，心理理论还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2 心理理论干预研究的研究范式
干预研究者一方面试图揭示心理理论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探寻心理理论的有效的干预方法。其干预方法归纳起来，无非为两个方面：即通过心理理论故事直接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进行训练；通过对起影响因索作用的特质的训练来干预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
2.1 心理理论的故事训练
许多研究者通过直接给被试讲解心理理论故事或观看心理理论故事的短片和图片的办法来训练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心理理论故事主要涉及两类：一种是用经典的误念任务故事；一种是涉及心理状态的推测的故事。
国外Flavell等人(1986)，Taylor和Hort(1990)用表面现实区分任务，Appleton和Reddy(1996)，Slaughter(1998)采用意外内容任务训练儿童。Meredith等人(2000)采用小组训练方式，运用错误信念任务训练儿童。
Guajardo＆Watson(2002)使用故事阅读法，给儿童阅读包含心理状态推理的故事训练儿童。Peskin和Astington(2004)将故事分为外显心理状态内容和内隐心理状态内容，运用阅读法训练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
国内杨怡(2003)采用意外地点任务，赵晓玲(2007)通过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容任务两个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来训练儿童。
王丽(2006)同时采取了意外地点任务和心理状态故事。
2.2 通过对儿童心理理论相关特质的训练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受一些因素的影响。研究者试图通过相关影响因素的干预，训练儿童的心理理论。
Falvell等人(1981)最早对幼儿的视觉观点采择能力进行训练。Slaughter和Gopnik(1996)用知觉和愿望的理解作为信念组的同质组来训练儿童。
国内赵晓玲(2007)在其硕士论文中，基于De Villers和他的同事提出“句子补足语句式的掌握是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决条件”的假设，采用心理状态的句子补足语，来训练儿童的心理理论。陈友庆(2008)在其研究中采用了视知觉训练、情绪训练和愿望训练作为训练任务。邓赐平(2001)以装扮认识方面的训练，强化儿童的装扮经验，以此作为儿童心理理论训练的任务。
3 心理理论干预研究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不同的学者试图通过不同的训练方法来提高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然而结论各不相同。
3.1 国外研究现状
3.1.1 训练效应存在与否的争议
(1)训练对该能力的成功获得不起作用。
Flavell等人(1981)最早对幼儿的视觉观点采择能力进行训练，结果发现，虽然儿童的这种能力稍有提高，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提高不足以证明儿童对这一概念有了真的理解。
Flavell等人(1986)用表面一现实区分任务训练儿童。结果发现16个儿童只有一个在后测中成绩提高。Taylor和Hort(1990)也采用表面一现实区分任务训练儿童，得到同样的结果。
(2)训练促进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提高。
Appleton和Reddy(1996)将被试为两个组，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者给控制组儿童读故事书，让实验组儿童看短片，里边的人物有某种错误信念，实验者与儿童讨论。以意外地点任务训练儿童，而前后测测查了儿童意外内容任务的成绩，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无论是经过训练的意外地点任务还是未训练的意外内容任务，训练组的成绩都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Slaughter(1998)采用意外内容任务训练3-4岁儿童，他把儿童分为信念组、图片组和控制组。信念组接受意外内容任务训练，让儿章回答自己和他人的信念。图片组接受错误图片训练，如桌子上的图片内容和图片旁边的实物不相符，让儿童分别回答桌子上和照片上的东西是什么。控制组接受数字守恒训练。一共两个训练系列，时间2-3周。儿童全部接受6个后测任务，即错误信念任务、表面一现实任务、视觉观点采择任务、错误照片任务、错误图片任务和数字守恒任务。结果信念组在错误信念任务、表面一现实任务和视觉观点采择任务中的成绩要显著高于其它两组。这个研究证明心理理论可以被成功训练。
Guajardo&Watson(2002)使用故事阅读作为训练模式，实验者给每一个儿童读包含心理状态推理的故事，与儿童讨论心理状态内容，并鼓励儿童扮演故事中的角色。结果发现，训练组错误信念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
Peskin和Astington(2004)也使用阅读的方法训练儿童，把故事中包含的心理状态的内容分成外显的和内隐的。两个组的错误信念任务(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容任务)的成绩都取得了提高。
3.1.2 训练产生的是近迁移还是远迁移
训练结果产生的是近迁移还是远迁移的说法不一。
Appleton和Reddy(1996)对儿童错误信念的训练结果表明训练达到了远迁移效果。
Sweettenham等人(1996)有关训练研究结果表明，训练是任务特殊性的，只能发生近迁移，而没有产生远迁移效果。Meredith等人(2000)采取小组训练的方式，采用了更加严格的筛选被试的标准，选取同时不能通过意外内容任务和意外地点任务的3岁儿童为训练对象，采用错误信念任务作为训练任务。研究结果没有发现远迁移效应。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也采用了不同的训练方法对心理理论进行了干预研究。
杨怡(2003)以意外地点任务范式对儿童进行训练，训练共有3次，每次训练都采用图片和玩偶两种形式，后测中采用意外地点范式和意外内容范式检测，结果显示训练方案提高
了儿童完成近迁移任务的能力，但训练效应却没有迁移到未训练的任务中。
王丽(2006)选取不能通过两个经典心理理论任务的3-4岁的儿童作为被试，实验时被试随机分配到两个实验组和一个控制组。两个实验组，一个采用自然概念的训练，给儿童讲民间有关心理状态的故事；另一个采用意外地点任务来对儿童进行训练。控制组则进行数量守恒任务的训练。训练4次。后测对全部儿童进行意外地点、意外内容和表面现实任务的测查。结果表明，存在训练效应和持续效应。
赵晓玲(2007)的研究也证实了通过错误信念训练提高了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训练只出现了近迁移，没有出现远迁移。并且，意外地点的任务训练最终没有迁移到意外内容中去。
胨友庆采用视知觉训练、情绪理解训练、和愿望认知训练3种任务作为实验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认知训练促进了儿童对他人信念认知的发展，训练产生了远迁移。与赵晓玲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是陈友庆的研究有效的探明了训练的泛化性。
邓赐平以正常儿童做为被试，通过装扮认识方面的训练，研究表明装扮游戏能促进幼儿对信念等心理状态的认识。
3.3 研究不一致的原因
训练结果的不一致主要可能来自几个方面的原因：(1)训练对象的差异。儿童心理发展水平状况影响训练结果。Cle―ments等人(2000)的研究表明，训练仅对那些对心理理论有内隐理解的儿童有作用。(2)训练强度不同。Taylor＆HoG(1990)的训练之所以没有成功，很可能是因为其训练任务只用了一个环节；而Slaughter(1998)则运用同样的任务训练了两个环节，结果证实了心理理论的训练效应。(3)训练形式的不同。也有研究证明，错误图片和错误照片任务的训练结果要好于错误信念的训练，训练的表现形式可能是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4 现有干预研究的不足
纵观心理理论干预的一系列研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验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很难排除神经成熟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大多选取那些在前测中未通过任务的儿童做为被试，儿童后测中的成绩表现，很难说明是自身的成熟还是任务训练的结果。
4.2 难以把握周期和强度
目前研究者们在训练次数安排，训练周期安排上不尽相同，很难确定训练的最佳形式。
4.3 较少关注实验材料的熟悉性和后测任务的关系
一些实验在前后测使用相同的材料，结论推广时很难排除熟悉效应。
4.4 忽视训练任务的难度差异
心理理论的任务难度本身就存在难度差异，在训练的对比实验中，面对不尽一致的结果，我们单纯的把结果解释为训练效应，还有待于商榷。
4.5 因果关系的研究解释困难
在赵晓玲(2007)的研究中就不难发现：即便错误信念训练可以提高儿童含交流动词的句子补足语水平，也很难解释为错误信念是语言的前因变量。
5 展望
心理理论干预研究有望在以下方面改进。比如，在被试的选取上，选择更有代表性的被试群体：在任务选择上，注重前后测及训练中的任务的同质而不同一性；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充分利用高级统计技术，在干预研究之前先做出结果模型，运用结构模型中的自变量去干预因变量；发展相关特质的干预研究，探讨心理理论的获得的机制：与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研究相结合，给出干预研究更为有力的证据等等。
总之，当干预研究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有望看到心理理论在教育和临床上更为广阔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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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晓玲，不同训练对学前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D]，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7
(3]陈友庆，儿童心理理论[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155－178
[4]沈悦，陈健芷，家庭环境、同伴关系对幼儿心理理论的影响[J]，学前教育，2009(3)，31--34
[5]杨怡，幼儿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的训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3
[6]李孝明，3-4岁儿童心理理论训练的实验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感觉统合理论；感觉统合训练；感觉统合失调
1969年，美国心理学家爱尔丝（ayres）博士根据脑功能研究、临床治疗及实验研究结果，首先提出了感觉统合理论（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爱尔丝认为，感觉统合是人体将各部分器官输入的感觉信息组合起来，经大脑统合作用，完成对身体内外知觉并作出反应。从神经发育模式上看，人的高层次的学习技术如认知、语言、注意、机能等有赖于对多种感觉输入的加工能力的发展。因此，感觉统合是每个儿童成长过程中必须有的学习过程。没有感觉统合，大脑和身体都无法发展。任何原因使感觉刺激信息不能在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有效的组合，则整个身体不能协调有效地动作，导致感觉统合失调，表现为动作不协调、注意力不集中、认知能力低下、交往沟通困难、情绪障碍等多方面问题。
爱尔丝以感觉统合理论为基础，开发了治疗感觉统合失调的方法与器材，运用对儿童前庭、本体感和触觉有刺激功能的游戏运动，来训练感觉统合失调儿童，促进其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功能正常发挥，改善儿童的学习成绩、运动协调和语言方面的功能。同时，她还成功地设计了儿童感觉统合评定量表，并在美国成立专门机构开展此项研究，推广儿童感觉统合训练。此后，儿童感觉统合训练先后在欧美、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与普及，有的将感觉统合训练列入幼儿园基础教学内容。另有研究者先后用这种方法治疗儿童学习困难、孤独症等，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一、我国儿童感觉统合训练及研究的现状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多动、注意力差、笨手笨脚、胆小害羞不自信、适应力差、写字笔画或部首颠倒、阅读困难、计算粗心、做事或做作业磨磨蹭蹭、孤僻、粘人、爱哭闹、偏食、挑食、怕人触摸、攻击性强等，都与感觉统合失调有关。有关报道也表明，在我国，尤其是大城市，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发生率不断攀升。感觉统合训练作为改善儿童的行为问题、身体运动协调性、注意力、情绪稳定性以及学习困难等诸多问题的有效手段，1992年，由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最早从台湾有关机构（奇德儿脑力开发教学联盟）引进，并成立了儿童感觉统合研究中心。研究者随后对北京城区学龄儿童和3~6岁儿童感觉统合能力进行了广泛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城区正常学龄儿童感觉统合轻度和重度失调率分别为35.9%、10.3%；北京市城区3~6岁儿童感觉统合轻度和重度失调率分别为28.5%、8.9%。研究者在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儿童感觉统合训练，收到较明显的效果。感觉统合训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被介绍进入大陆，就受到研究者、学校或幼儿园以及广大家长的认可和欢迎。据报道，目前仅北京就有10余家机构从事感觉统合训练。国内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天津、西安、郑州、杭州、广州、南昌等地也先后都成立了专业机构，由专业人员运用感觉统合训练的方法对儿童感觉统合失调进行矫正，并对矫治效果进行评估研究。
大陆学者将台湾奇德儿脑力开发训练方案进行改良，从1994年开始，一些重要学术刊物陆续登载介绍儿童感觉统合训练与研究方面的文章，对使用感觉统合评定量表进行测试的结果进行研究并撰写报告。同时，也出现多篇关于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调查报告及原因分析的文章，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感觉统合训练的效果问题。研究显示，感觉统合训练的显效率为86%至94.5%，能明显改善儿童的行为问题（显著改善率为62.34%~65.41%）、身体运动协调性（87.43%~96.25%）、注意力（82.37%~96.41%）、情绪稳定性（58.15%~94.50%）、学习成绩（62.24%~74.14%）。另有研究报告介绍，感觉统合训练涉及大脑、心理、身体三个方面，不仅是生理上的功能训练，也是重要的心理训练，其改善率为87.2%~97.4%，显著改善率为59.1%~79.5%；对行为问题改善的显效率为71.4%~93.3%，显著改善率为42.8%~63.3%；对注意力、情绪稳定性、动作协调性和学习成绩的显著改善率依次为59.6%~72.7%、44.7%~81.8%、55.3%~82.1%和33.3%~42.6%。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感觉统合与家庭环境、家长教育方式、注意力、儿童问题行为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也有从幼儿体育运动的视角审视感觉统合训练的研究。
近两年来，我国对儿童感觉统合的训练与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感觉统合训练对儿童行为问题的改善和对学习困难儿童的干预研究
儿童感觉统合失调可导致儿童学业不良，产生行为偏离。有行为问题或学习困难的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率也较高。说明儿童的行为问题有的正是由于感觉统合失调所致，感觉统合能力的发展有任何衔接不上，必然出现各种行为问题。有关行为问题的脑神经生理研究也表明，行为问题儿童有前庭功能协调障碍。感觉统合训练可改善儿童运动技能与运动企划，对其大动作、精细动作及双侧协调能力均有促进作用。因此，感觉统合训练对改善学龄期儿童存在的各种行为问题非常有效。
学习成绩差的儿童中51.1%伴有轻度感觉统合失调，24.9%伴有重度失调。另有调查显示，学习成绩差的儿童中，感觉统合失调率达41.7%。感觉统合训练可使儿童的运动协调能力和注意力得到明显改善。感觉统合训练加强了儿童的前庭功能，使儿童的中枢运动神经系统得到良好发展，尤其是前庭刺激性的不断输入，打开了通往神经系统的部分通路，促进了神经系统的发育，改善了大脑感觉的组织协调和动作过程，使神经系统有目的地去运作。同时，感觉统合训练可使儿童本体感觉与掌管这些功能的神经进行多次统合协调，改善了儿童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阅读困难和动作磨蹭等问题，大大减少了儿童学习上的阻碍，提高了儿童的学习兴趣和效率，进而提高其学习成绩。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出现学习困难，不是因为其智力水平不够，而是由于老师或家长的批评指责，儿童从心理上感到害怕、紧张，时间长了这种情绪会抑制其学习的积极性，使其产生厌恶的情绪。感觉统合训练不是直接通过重复文化知识的教学来改善儿童的学习行为，而是在玩耍、游戏的过程中，让儿童不知不觉接受有针对性的身体训练，从根本上解决感觉统合失调的问题。
2.感觉统合训练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效果研究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儿童期常见的行为、情绪和认知等方面障碍的综合症。目前对这一病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多数学者认为是遗传因素、轻微脑功能受损伤、脑神经生理生化功能障碍以及不良的家庭社会环境等因素所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具有注意障碍、行为冲动等问题，影响儿童的学习、生活和社会适应能力。在学龄前儿童中发病率高达3%~5%，严重影响儿童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甚至影响儿童成年后的工作和学习，同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一些不幸。
美国心理学家爱尔丝博士在其儿童感觉统合理论中，首先提出感觉统合失调儿童的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的描述与adhd儿童有许多相似之处。爱尔丝博士等国外学者发现，学习困难和存在行为问题的儿童中通常伴有感觉统合失调，国内研究也发现儿童adhd与感觉统合失调有关。这不仅表明了adhd与感觉统合失调之间的关系密切，也为把感觉统合训练应用于adhd儿童的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许多研究者都采用感觉统合训练的方法治疗儿童的adhd。结果显示，感觉统合训练可调节前庭大脑系统功能，改善adhd儿童由于感觉统合失调而造成的视觉、运动和空间感觉的异常；可提高儿童的视、听觉注意水平，增强注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减少多动和冲动行为，缓解焦虑情绪，提高学习效率和成绩。
有研究者对比感觉统合训练前后儿童在注意力、认知水平、学习、多动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其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参加实验的注意缺陷障碍儿童，均有不同程度的感觉统合失调，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经过感觉统合治疗后，学习问题、冲动多动有显著改善，注意力测验的错误率明显下降，顺背和倒背三位数也有明显提高。这与已有的“感觉统合训练对于儿童的注意力、身体运动协调、情绪稳定及学习成绩改善有肯定的疗效”的结论是一致的。
3.感觉统合训练对儿童孤独症疗效的研究
儿童孤独症一般发生在婴幼儿期，以社会交往障碍、语言发育障碍和行为方式刻板怪异为特征，严重影响儿童的感知、语言情感、社会交往、运动等能力的发展，是近年来最为常见的儿童身心发育异常现象之一。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广泛性精神发育障碍，近年来发病率较高，预后极差。国内外对此病的患病率报道为0.02%~0.13%，按这个标准，我国目前约有60万孤独症儿童。由于此类儿童存在严重的社会人际交往障碍、语言障碍、智能障碍和特殊的刻板行为等问题，使其在日常生活和各种学习过程中发生极大的困难和障碍，给家长带来很大心理压力和负担。长期以来，国内外对儿童孤独症开展了多种治疗研究，用药物治疗，收效甚微。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孤独症儿童进行感觉统合训练，有研究表明，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孤独症儿童在语言、社交、感知觉、行为等方面改善明显，具体表现为：注意力集中、目光对视好转、多动减少、情绪稳定、听指令、合作增加，发音较前清晰主动、语言增多。另有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感觉统合训练后，孤独症儿童症状及行为明显改善率达50%。另外，感觉统合训练也能有效地改善孤独症儿童的体质。
二、我国儿童感觉统合训练及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1.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不论是在研究水平，还是在训练技术普及的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我国开展儿童感觉统合训练与研究虽说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几乎都是以城市儿童为对象，对农村儿童感觉统合能力发展情况的调查、训练与研究还鲜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感觉统合训练与研究存在的一大缺失。
目前大城市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比例很高，农村的情况也许亦然。在越来越强调注重青少年素质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政府有关部门要对此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在幼儿园和小学普及推广该项训练活动。要充分发挥高校及有关研究机构的作用，努力做好培养师资及开展相关基础研究的工作，为全面推广感觉统合训练创造条件，不断提高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尽快解决我国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问题。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心理理论；生活环境；早期干预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3）07/08-0081-05
当前，执行功能研究逐渐成为儿童认知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尤其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较多。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进行深入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指导价值。就理论而言，执行功能研究能促使我们对脑内亿万神经元的分布式活动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为揭示儿童的身心关系开辟广阔的研究空间。就实践而言。执行功能研究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相关的实践指导，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诊断和治疗自闭症、多动症等儿童发展，及时为特殊儿童提供有效的干预。从而实现特殊教育的更优化。本文介绍执行功能的概念及历史发展，并对当前国内外有关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执行功能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执行功能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最高级过程，几乎体现了人的所有认知机能。所谓执行功能（Execuu’ve Function，EF）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意识和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系列心理过程。一般认为，执行功能是人们在认知活动过程中监控外部世界和内心活动，排除或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选择必要的信息输入，并从长时记忆中提取有关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比较、整合，从而抑制不必要的、但已形成的优势反应，以产生协调有序的动作和行为时所必须具备的高级认知功能。换言之。执行功能就是指在完成复杂的认知任务时，对各种认知过程进行协调，以保证认知系统以灵活、优化的方式实现特定目标的一般性控制机制，它的本质是对其他认知加工过程进行监控和调节。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执行功能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1868年Harlow首次提出的“前额叶损伤会导致计划功能严重丧失”的学说为标志。研究者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很多前额叶受损的士兵丧失了完整执行一项任务的能力。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执行功能被等同为由前额叶调节的认知功能。20世纪60年代前，绝大多数有关执行功能的研究都聚焦在大脑前额叶损伤对某种技能的影响方面。
随着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者发现执行功能的执行过程除依赖于前额叶皮层外，还有扣带前回、顶叶皮层和海马等的共同参与，而额叶本身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区域，它所涉及的系列认知加工远远不只执行功能一项，因此二者不是等同的概念。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开始针对执行功能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执行功能的成分分离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许多研究者为更科学地确定执行功能的构成成分，在执行功能研究中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如Levin将执行功能分为语义联想/概念形成、持续性/去抑制、计划/策略，Welsh将执行功能分为流畅性和快速反应、假设验证和冲动控制、计划。C5 3Pennington等人选取10岁左右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将儿童的执行功能划分为行为抑制、规则转换或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Hughes等人选取3～7岁儿童为被试，将儿童的执行功能分为注意灵活性、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Smith和Ionides将执行功能分为五个部分，即注意和抑制、任务管理、编码、计划、监控。Miyake等最早采用潜变量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央执行系统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发现存在信息刷新、抑制优势反应和任务转换等三种主要的执行功能。Collette和Linden通过脑成像方法将执行功能分解为抑制、转换过程、刷新以及双任务协调四种基本成分。
其实，到目前为止，对于执行功能的组成成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不过研究者普遍认可执行功能的三大子成分是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认知或心理灵活性。工作记忆是大脑在较短的时间内保存信息和对信息进行处理的能力。抑制性控制是掌控和筛选个体想法和冲动的能力。认知或心理灵活性是敏捷调整需求、优先处理某些事务或观点的能力，从而使个体能在不同条件下自如应用不同的规则。然而，从执行功能的实质看，认知或心理灵活性是将工作记忆中的内容根据需要进行灵活改变的能力，其中既包含了抑制性控制，又包含了工作记忆，是属于工作记忆和抑制性控制混合的执行功能。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研究者以“执行功能”这样的术语对执行功能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
Zelazo等人认为执行功能是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必须具有的一种功能结构。他们将执行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区域（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有关的冷执行功能（Cool Execu6ve Function，Cool EF）.另一种是与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FC）有关的热执行功能（Hot Executive Function，HotEF）。冷执行功能被认为是纯认知的，一般在1岁左右开始发展，3～4岁是冷执行功能发展的关键期。从其生理基础推测，冷执行功能可能是由抽象的、去情境化的问题引发的。热执行功能又被称为情感决策，往往伴随高度的情感活动，通常要对接收到的情感进行灵活的意义评价。
后来，Overman和他的同事在进行传统的儿童冷执行功能测查任务——反向择物（objectreversal）研究时发现，婴幼儿的反向择物成绩随年龄增长不断提高，且在2岁半前存在性别差异。这一结论与以往冷执行功能研究得到的结果不甚相同。由此。研究者开始进一步探索对执行功能分类的新方法。这也促使执行功能研究成为当前发展心理学、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心理学家和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家在有关执行功能的分类上仍存在一定分歧.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验证各种有关的假设。
二、执行功能的研究成果
1.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规律
总体来看，执行功能最早是在1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重要的发展变化出现在2～5岁，到7岁时已与成人基本相似，到12岁左右会在许多标准执行功能测试中达到成人水平，但仍有一些指标要持续发展到成年期。
具体地说，3岁时，大多数儿童能完成涉及两项规则的任务（例如，“如果它是红色的，把它放在这里，但如果它是蓝色的，把它放在那里”）。这表示儿童可以直接或重新定向他们的注意方向，从而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认知或心理灵活性），在干扰面前保持专注（抑制性控制），在把事情理出头绪后能时刻牢记规则（工作记忆）。当然，在生命的头三年里，执行功能虽然会初步发展，但仍是非常有限的。
相比之下，5岁儿童的心理表现明显更为复杂。5岁儿童基本能够解决涉及注意力从第一项规则转向另一项规则，然后再返回第一项规则的认知问题，即使前后两项规则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如果是颜色游戏，把红色正方形放在这里，如果是形状游戏。把红色正方形放在那里”）。他们也具备了抑制不合适反应的能力，即使这件事是他们非常想做的（例如，“我现在很想吃糖果，但我会等待，因为如果我等待，将得到更多的糖果”），或者是他们习惯做的（例如，“在前面的5分钟里，我一直在按颜色规则进行分类，但现在我需要转换成按形状规则进行分类”）。儿童还有能力执行多步骤的、经过仔细考虑的计划（例如，“为了要在三步内将这些球堆叠成正确的顺序，我需要从这里开始，接下来这样做，然后再那样做”）。
可见，学前期是执行功能发展的关键期，儿童的执行功能会发生质的飞跃。不过，儿童的执行功能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需要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在具备了注意导向、牢记规则、抑制冲动、制订计划等基本的执行功能后，随着进一步的练习，儿童会不断发展更有效的执行功能，以适应更加复杂的情境，完成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执行功能的发展会一直持续到青春期甚至成年早期。
2.执行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协调发展
在学前期及以后，执行功能的各方面都会发生系统性变化，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执行功能的发展与学前儿童的数学、语言及社会关系等能力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有研究发现，与执行功能较弱的同龄人比，有较强的工作记忆、抑制和注意技能的学前儿童在早期数学、语言能力发展测试上的得分更高；与仅教字母和数字的方式不同，直接培养儿童的执行功能，会对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和算术技能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执行功能为儿童的学习能力、社会性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入园时，儿童在执行功能上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儿童之后能否成功适应幼儿园，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等。执行功能对人际交往和其他社会行为有重要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组织信息、制订（修改）计划、解决问题与完成任务等多个方面。执行功能与其他功能之间的发展协调性，除对一般正常发展个体适用外，也适用于特殊儿童。研究发现，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如自闭症儿童，或阅读障碍儿童，往往会在执行功能上存在一些困难。
学前儿童在执行功能、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关系，有力证明了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培养应与早期言语能力、数学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发展相结合。针对存在执行功能发展障碍的儿童，特殊教育工作者应尽早实施有效干预，以促进特殊儿童发展。
3.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研究者之所以认为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发展存在相关，主要是因为：（1）两者的发展关键期相近并有着相似的发展趋势。3～5岁既是儿童心理理论显著发展变化的时期，也是儿童执行功能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而且它们的转折期都发生在4岁左右。（2）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成绩间存在显著相关，通过训练，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可以提高心理理论测查任务的成绩，反之亦然。通过对经典心理理论测查任务的分析发现，无论是意外地点任务还是意外内容任务，儿童都必须抑制当前的优势反应。也就是说，顺利完成心理理论任务需要得到执行功能的支持。甚至有许多研究证实，抑制性控制是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共同的成分。（3）执行功能研究最初来源于神经心理学家对前额叶受损病人的分析，而来自脑成像研究的证据证实，前额叶同时也是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生理基础。（4）来自特殊儿童研究的证据表明，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显著落后于同龄儿童，同时他们在许多经典的执行功能测查任务中也得分偏低。
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研究日益成为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重点。研究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对二者的相关性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1）心理理论是执行功能发展的前提条件，如Pemer等人将心理理论中的元表征能力视为执行功能发展的基础。（2）执行功能是心理理论发展的前提条件，如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心理理论任务的完成要求个体具备一定的抑制性控制能力。（3）心理理论任务与执行功能任务的完成都需要个体具备一些共同的心理成分。如Zelazo等人认为二者均以条件性推理为基础。（4）执行功能包含心理理论，即心理理论只是执行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上理论假设均需要更加深入与细化的研究证据的支持。
4.早期生活环境对执行功能发展的显著影响
陈鹤琴说：“儿童教育要取得较大的效益.必须优化环境。”有证据表明，在婴幼儿12个月大时，他们的经验已经为其执行功能的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婴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又非常容易受不良早期经验干扰。遭受虐待和忽视，有孤儿院抚养经历，早产，有围产期并发症，出生前暴露于酒精环境等，都会显著影响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
从神经解剖学的证据看，成长中的有害压力会对大脑的结构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学前儿童在工作记忆、注意力和抑制性控制等方面的发展“赤字”，与早期曾经接触过高度紧张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这些有害的压力会影响执行功能发展所涉及到的大脑回路的化学基础，也会损害特定的神经结构。这些神经结构正是个体试图维持工作记忆，抑制习惯性动作，或以更灵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区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和执行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和回路，与控制着学前儿童对威胁和压力产生反应的更深层的大脑结构（如边缘系统）有着广泛的联系。
学前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处于由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等众多环境组合而成的纷繁复杂的关系网之中，其中家庭环境是学前儿童接触的主要环境。家庭经济状态、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等。都会对学前儿童的成长产生直接影响。研究表明，能够促进执行功能发展的环境往往是由父母一子女组成的简单关系（包括家里和家外），这种关系有利于引导儿童从完全依赖成人支持逐渐转变为自己独立执行任务。此外，经常体验各种社会互动的儿童，在入学时更能够抵御杂念，控制自己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反应，更符合成人的要求和规则，并且能更好地完成具有目标导向的任务。与高社会经济背景儿童相比，低社会经济背景儿童在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和抑制性控制方面的测试得分均比较低。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以7～12岁儿童为对象的前额叶功能电生理学研究的证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