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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

对外进出口贸易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1篇

2013年进出口总额约53亿美元

“2003~2013年,10年13亿颗芯片,这是英特尔(成都)公司10年做出的成绩。”英特尔中国华西公共事务总监顾仪高兴地说。“不仅如此,英特尔与成都共同创造了中国速度,从2005年10月英特尔在成都出厂第一颗芯片,到2010年3月第4.8亿颗芯片下线,英特尔用了4年多的时间;而从4.8亿到2012年1月9日第10亿颗芯片下线,英特尔只用了2年左右的时间;到2013年5月23日,英特尔第13亿颗芯片下线了。”

在全国和四川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下,英特尔(成都)公司进出口的情况如何?顾仪告诉记者:“2013年英特尔(成都)公司情况比较乐观,进出口总额约53亿美元,其中,进口33亿美元,出口20亿美元;英特尔西部分拨中心2013年进出货量是2012年的5倍。2014年,我们的目标是在市场需求为导向下与2013年持平。”

英特尔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强调带动行业发展与提升老百姓生活品质。顾仪说:我们期望英特尔在成都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希望能够带动成都IT产业的发展,使其稳坐西部地区的领头羊,在世界IT产业版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今后,我们还将加快实施国家“智能城市”和“城镇化”建设目标,描绘计算机赋予的科技创新活力,展示未来教育、幸福养老、移动生活、健康医疗、智慧交通等应用新体验。英特尔期望与成都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肖晓文(成都海关统计处)

1~11月四川外贸进出口增长8.7%

据海关统计,1~11月四川省累计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583.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8.7%,高于同期全国7.7%的整体进出口增速,扭转了此前连续5个月外贸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其中出口总值为379.4亿美元,增长8.9%,同期全国整体出口增长8.3%;进口总值为203.9亿美元,增长8.3%,同期全国整体进口增长7.1%。1~11月四川外贸进出口总值列全国第11位,其中出口总值列全国第11位,进口总值列全国第13位。

11月当月四川外贸进出口总值为68.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较上月9%的增速显著提升,环比亦增长26.7%,单月进、出口值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出口46.7亿美元,同比增长25.5%,较上月8.5%的增速大幅提升,环比增长34.9%;进口21.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较上月10%的增速亦加快,环比增长12.2%。

一般贸易增长,加工贸易下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激增。1~11月四川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52.7亿美元,增长14.5%,高于全省8.7%的整体增速,拉动全省整体外贸增长6个百分点,占全省整体外贸的43.3%;同期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240.1亿美元,下降6.5%,拉低外贸增速3.1个百分点,占比为41.2%;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方式进出口56.5亿美元,激增1.9倍,拉动全省整体外贸增长6.9个百分点,占比为9.7%。

美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东盟、香港等新兴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1~11月四川与美国双边贸易额为105.7亿美元,下降8.1%,占全省外贸总值的18.1%;与东盟104.4亿美元,增长36.4%,占比为17.9%;与欧盟86亿美元,下降5.2%,占比为14.7%;与香港44.8亿美元,增长82.2%,占比为7.7%;与日本33.5亿美元,下降18.2%,占比为5.7%;与韩国31.1亿美元,下降6.5%,占比为5.3%;与台湾省22.2亿美元,增长11.7%,占比为3.8%。

全省外贸以成德绵城市群为主,成都独占鳌头,另有7市外贸规模超过6亿美元。1~11月全省21个市州中,成都以454.7亿美元的进出口额独占鳌头,增长5.3%,占全省整体外贸的比重高达78%。同期,德阳外贸规模为31.3亿美元,增长13.6%,位列全省第二;绵阳为25.5亿美元,增长29.7%,居第三位。此外,另有乐山(10.2亿美元,增长16.3%)、自贡(9.5亿美元,增长15.2%)、广安(9.3亿美元,增长26.5%)、宜宾(7.1亿美元,增长2%)和南充(6.2亿美元,增长82.2%)等外贸规模超过6亿美元。

综保区占全省外贸逾四成。1~11月,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为241亿美元,增长2.9%,占全省外贸总值的41.3%。其中出口总值为143.2亿美元,增长4.6%,拉动全省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其中高新园区出口116亿美元,双流园区出口27.2亿美元。

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1~11月四川出口初级产品7亿美元,下降8.5%;出口工业半制品52.1亿美元,增长6.5%;出口工业制成品320.3亿美元,增长9.8%。四川初级产品、工业半制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关系为1.9∶13.7∶84.4,相较于去年同期2.2∶14∶83.8的该比例关系,工业制成品比重明显上升,初级产品和工业半制品比重下降,结构进一步优化。

1~11月四川出口以便携式电脑、集成电路等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合计240.3亿美元,增长5.6%,占全省整体出口总值的63.3%,拉动全省整体外贸出口增长3.6个百分点。1~11月,四川六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67.2亿美元,增长18.3%。

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1~11月四川进口机电产品147.6亿美元,增长5%,占全省整体进口的比重高达72.4%,拉动全省整体进口增长3.7个百分点,主力产品包括集成电路、飞机、印刷电路和检测仪器等。此外,进口有机化学品10.5亿美元,增长19.4%;金属矿砂9.6亿美元,增长8.2%;农产品3.6亿美元,增长37.9%;钢铁2.5亿美元,锐减38.2%。

王小琪(四川省社科院金融与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需调整对外贸易结构

从全年来看,四川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四川对外贸易需解决以下问题:

货物贸易占比高,服务业贸易占比低。四川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外贸占比低于全国和世界平均水平。这也反映了四川产业结构的缺陷。

与欧美发达国家贸易占比高,与东南亚、东盟、俄罗斯贸易占比低。从外贸对象来说,四川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外贸放缓,总量占比高;与东南亚、东盟、俄罗斯外贸增长快,但是总量偏小,占比低。因此,四川在外贸对象上有缺陷。

成都外贸占比高,其他市(州)占比低。从四川省外贸区域结构来看,成都占全省整体外贸的比重高达80%左右,其它市(州)约占20%,这与四川省实施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不符,因此,全省外贸区域结构要进一步调整。

现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比较缓慢,反映到外贸上也需要一个逐步复苏的过程,这对四川省的外贸有一定的影响。从全国和四川来看,经济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下降,外贸放缓。另外,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外贸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包括四川省实施了一些反倾销、反制约的措施,这些也制约了四川外贸的发展。2014年,四川外贸需要作出一些调整。

加快推进四川经济转型。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四川制造向四川创造转变,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外贸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动力。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2篇

    一、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总量特征分析

    本文以美国1976—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以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美国拥有所有权的国际直接投资衡量其对外直接投资,以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Bureau)统计的美国货物进口额和出口额来衡量其对外贸易(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提及进出口贸易均指货物贸易不含服务贸易)。为了消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在开始分析前,对上述数据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因此在文中用Ln(FDI)、Ln(EXG)、Ln(IMG)分别表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额、进口额的对数。以下对美国1976—2010年的出口额、进口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济计量分析,以此检验美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一)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经常发生的伪回归现象。只有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平稳性采用ADF检验,根据检验结果,Ln(FDI)、Ln(EXG)、Ln(IMG)3个变量原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大于1%的显着性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而且概率p值也较大,因此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各变量对数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些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FDI)、dLn(EXG)、dLn(IMG)表示)在1%的显着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一阶单整性。协整理论指出:如果变量都是单整变量而且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这几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表明这几个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性检验

    协整检验的意义在于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有些时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称为协整关系。对于经过平稳性检验后为非平稳的序列来说,需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乔纳森于1995年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方法。VAR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析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鉴于文中重点研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额之间的关系,不考虑其他因素,将一般的VAR模型的数学形式简化为仅含有以Ln(FDI)和Ln(EXG)、Ln(FDI)和Ln(IMG)为内生变量且不含外生变量的模型形式。为了确定上述模型的合适滞后长度p,在Eviews6.0计量软件中选择尽可能大的滞后阶数8进行滞后长度检验,并根据实际研究中比较常用的AIC和SC信息准则,可以确定模型合适的滞后期为1。当模型滞后阶数为1时,VAR模型中2/3以上的参数显着性通过了检验。模型中各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983516、0.816980、0.986733、0.820384,很高的拟合优度表明各个方程能够较好地描述相关经济现象。进一步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乔纳森协整检验法检验Ln(FDI)和Ln(EXG)、Ln(FDI)和Ln(IMG)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表2。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在5%显着性水平下,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迹统计量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虚拟假设,说明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具有协整关系,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为:Ln(EXG)=-0.56Ln(FDI),Ln(IMG)=0.08Ln(FDI)。因此,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进口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即使一些经济变量显着相关,它们的相关关系未必是有意义的。如何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何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常见问题。Granger(1969)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这就是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利用此方法检验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滞后期仍选择1,经计量软件运行后的结果如表3、表4。从表3、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检验拒绝Ln(FDI)不是Ln(EXG)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Ln(EXG)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检验不能拒绝Ln(FDI)不是Ln(IMG)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Ln(IMG)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具有如下的因果关系:①美国FDI变动是影响出口变动的原因;②出口变动是影响美国FDI变动的原因;③进口变动是影响美国FDI变动的原因。

    (四)计量分析中反映的总量特征及原因分析

    1、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抑制美国出口贸易。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美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反而引起出口贸易的减少。众所周知,跨国公司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下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目前全球90%的跨国公司集中在发达国家,而美国更是拥有了具有突出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大多数,美国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利用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并整合为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些跨国公司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利润最大化,在产品增值链条中将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首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环节、工序或零部件,随后向高端加工延伸。转移的制造产品大多原地销售或出口到其他国家,还有部分返销回美国,这就导致原本由美国出口的部分产品不再经由美国出口,美国出口贸易额相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反而下降了。

    2、美国出口贸易的增减会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变动。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其国内的资源、土地、劳动力、环境等成本处于较高水平,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一些本土产品的价格往往高于世界市场的平均价格,因此美国出口贸易减少,其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寻求最佳资源配置从而获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这就表现出出口贸易减少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现象。美国常年面临巨额贸易赤字,面对金融危机等恶劣经济环境时,政府和公众往往期望跨国企业抽回海外投资,增加本国工作岗位,缓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同时有利于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这就会表现出出口贸易增加而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此消彼长的关系。

    3、美国进口贸易引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同向变动。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美国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美国作为资本充裕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其进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占较大比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跨国公司通过生产环节全球布置的方式实现国外生产返销本土的生产贸易模式,在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常见的加工贸易就是这种模式的产物,而这种贸易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显着,因此对美国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美国跨国公司为了抢占全球战略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重要资源的开发经营权,此类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加势必增加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二、结论及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进口贸易引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同向变动。总的来说,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处于相关性强、相互作用大、不同区域或行业特征差异明显的高级阶段。结合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特征,我国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推动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贸易投资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越发达对外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水平越高,美国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分不开。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3篇

一、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总量特征分析

本文以美国1976—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以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美国拥有所有权的国际直接投资衡量其对外直接投资,以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Bureau)统计的美国货物进口额和出口额来衡量其对外贸易(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提及进出口贸易均指货物贸易不含服务贸易)。为了消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在开始分析前,对上述数据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因此在文中用Ln(FDI)、Ln(EXG)、Ln(IMG)分别表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额、进口额的对数。以下对美国1976—2010年的出口额、进口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济计量分析,以此检验美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一)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经常发生的伪回归现象。只有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平稳性采用ADF检验,根据检验结果,Ln(FDI)、Ln(EXG)、Ln(IMG)3个变量原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大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而且概率p值也较大,因此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对数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些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FDI)、dLn(EXG)、dLn(IMG)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一阶单整性。协整理论指出:如果变量都是单整变量而且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这几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表明这几个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性检验

协整检验的意义在于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有些时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称为协整关系。对于经过平稳性检验后为非平稳的序列来说,需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乔纳森于1995年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方法。VAR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析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鉴于文中重点研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额之间的关系,不考虑其他因素,将一般的VAR模型的数学形式简化为仅含有以Ln(FDI)和Ln(EXG)、Ln(FDI)和Ln(IMG)为内生变量且不含外生变量的模型形式。为了确定上述模型的合适滞后长度p,在Eviews6.0计量软件中选择尽可能大的滞后阶数8进行滞后长度检验,并根据实际研究中比较常用的AIC和SC信息准则,可以确定模型合适的滞后期为1。当模型滞后阶数为1时,VAR模型中2/3以上的参数显著性通过了检验。模型中各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983516、0.816980、0.986733、0.820384,很高的拟合优度表明各个方程能够较好地描述相关经济现象。进一步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乔纳森协整检验法检验Ln(FDI)和Ln(EXG)、Ln(FDI)和Ln(IMG)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表2。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迹统计量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虚拟假设,说明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具有协整关系,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为:Ln(EXG)=-0.56Ln(FDI),Ln(IMG)=0.08Ln(FDI)。因此,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进口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即使一些经济变量显著相关,它们的相关关系未必是有意义的。如何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何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常见问题。Granger(1969)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这就是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利用此方法检验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滞后期仍选择1,经计量软件运行后的结果如表3、表4。从表3、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拒绝Ln(FDI)不是Ln(EXG)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Ln(EXG)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不能拒绝Ln(FDI)不是Ln(IMG)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Ln(IMG)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具有如下的因果关系:①美国FDI变动是影响出口变动的原因;②出口变动是影响美国FDI变动的原因;③进口变动是影响美国FDI变动的原因。

(四)计量分析中反映的总量特征及原因分析

1、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抑制美国出口贸易。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美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反而引起出口贸易的减少。众所周知,跨国公司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下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目前全球90%的跨国公司集中在发达国家,而美国更是拥有了具有突出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大多数,美国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利用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并整合为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些跨国公司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利润最大化,在产品增值链条中将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首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环节、工序或零部件,随后向高端加工延伸。转移的制造产品大多原地销售或出口到其他国家,还有部分返销回美国,这就导致原本由美国出口的部分产品不再经由美国出口,美国出口贸易额相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反而下降了。

2、美国出口贸易的增减会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变动。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其国内的资源、土地、劳动力、环境等成本处于较高水平,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一些本土产品的价格往往高于世界市场的平均价格,因此美国出口贸易减少,其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寻求最佳资源配置从而获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这就表现出出口贸易减少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现象。美国常年面临巨额贸易赤字,面对金融危机等恶劣经济环境时,政府和公众往往期望跨国企业抽回海外投资,增加本国工作岗位,缓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同时有利于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这就会表现出出口贸易增加而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此消彼长的关系。

3、美国进口贸易引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同向变动。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美国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美国作为资本充裕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其进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占较大比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跨国公司通过生产环节全球布置的方式实现国外生产返销本土的生产贸易模式,在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常见的加工贸易就是这种模式的产物,而这种贸易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显著,因此对美国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美国跨国公司为了抢占全球战略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重要资源的开发经营权,此类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加势必增加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二、结论及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进口贸易引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同向变动。总的来说,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处于相关性强、相互作用大、不同区域或行业特征差异明显的高级阶段。结合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特征,我国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推动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贸易投资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越发达对外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水平越高,美国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分不开。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4篇

张 蕾(1982),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Z05LJ03),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重点资助课题。

摘 要: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89-2005年宏观经济数据,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短期均衡关系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 (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 和 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 和Svensson (1984) 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 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 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 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 FFDI 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 )。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 (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 (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 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

(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 :(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 (-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 : (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 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 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 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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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对外贸易“双降”;成因;传统外贸;贸易竞争优势

2016年7月13日,海关总署正式对外公布了我国2016年1-6月进出口数据: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11.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3%。其中,出口6.4万亿元,下降2.1%;进口4.73万亿元,下降4.7%;贸易顺差1.67万亿元,扩大5.9%,继续延续2015年,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的态势。在世界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全球贸易延续萎缩态势下,解析“双降”产生的根本原因,并积极探寻其背后所隐藏的贸易新的发展路径,将直接关系我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和新的竞争优势的培育。

一、中国对外贸易“双降”现状解析

(一)虽然我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市场所占份额呈稳步上升趋势,但贸易额绝对值呈下降态势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消费市场、就业市场的持续低迷状况严重制约了全球贸易发展,据WTO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球主要经济主体美国、德国、欧盟、日本等国家与地区货物贸易出口额仍呈现负增长态势,而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的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家出口额也未保持曾经的高速增长态势,分别下降-17.5、-9.5%和-16%。我国2015年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4.14万亿元,较2014年下降了1.8%,相比较而言,在下降幅度上远低于上述国家0.6至15个百分点,在国际市场份额扩大至约13.4%,也因此继续保持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但必须指出,从我国贸易出口额的绝对值变化来看,2015年,进出口总值为24.59万亿元人民币(约为36818亿美元),比2014年43030.4亿美元的总额下降了7%。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较2014年14.39万亿的出口额下降1.8%;进口10.45万亿元也低于2014年12.04万亿元的总额。从贸易进出口额的绝对值来看,201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均呈现下降态势。

(二)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在年度中所出现的短暂、有限上升态势仍无法充分传递未来贸易市场好转的信息,外贸压力依然较大

据海关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1月份,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08万亿元,占外贸总值的57.4%,较去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出口的主要力量;当月民营企业进出口7730.5亿元,增长1.1%,占外贸总值的41.1%,较去年同期提升4.4个百分点。但在201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中,一季度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分别下降6.9%、5.7%和8.4%;二季度的进出口、出口值分别增长0.1%和1.2%,呈现正增长;进口值下降1.2%,降幅较一季度收窄7.2个百分点。从总额来看,2016年上半年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下跌3.2%,据此进一步测算2016年上半年贸易价格条件指数为105.2,即我国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可以多换回5.2%的进口商品,这虽然表明我国贸易价格条件有继续改善的态势,但内外需求的持续疲弱使得短暂的、有限的贸易改善态势,并不足以抵消整体外贸水平下行的压力。

(三)劳动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最多的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三大产品出口下滑严重,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整体呈下滑态势

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箱包及类似容器累计出口1579.8亿元,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9731.9亿元,纺织品6172.3亿元,鞋类2988亿元,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2.64万亿元,同比下降2.6%。其中占比超过七成的纺织品、服装和鞋类则分别下滑1.8%、7%和4.8%。不可否认,传统产业出口的下降,实现了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得以出口机电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达到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在出口总值中的占比也突破50%达到57.7%,虽然能为我国对外贸易提供长期发展动力,但新兴产业的发展仍无法实现对整体下降态势的扭转,还不足以支撑整体数据回暖。

(四)大宗商品进口额减少,导致国际能源资源商品总体上供过于求,价格持续下跌,引致我国贸易进口额呈现大幅下降态势

据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显示,2015年纽交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比年终最高点跌幅超过40%,截止2016年第一季度,价格接近每桶30美元额;而2015年我国原油进口平均价格也经历了年初的每吨2856元人民币到年底的每吨2020元人民币的下跌过程,累计下跌了29.3%。总体来看,2015年全年进口平均价格比上一年下跌45.3%。同时,我国海关数据统计也显示,2015年我国铁矿砂、成品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均呈下跌态势,同比跌幅分别为39%、21.8%和 17.1%.《2015年1-10月大宗商品进出口数据分析报告》还显示,近7成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负增长,其中作为代表性品种动力煤2015年前三季度进口量6360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缩减38%,天然橡胶进口300万吨,较2014年相比缩减23%;浮法玻璃出口83.7万吨,较2014年缩减43%,棉花2015年出口 735.6万吨,同期相比缩减35%。

二、进出口“双降”的形成原因

(一)从出口方面看,国际市场尚处于回复期,外部需求低迷徘徊的状态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为使经济水平快速回升,各国均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但刺激效应却无法持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明显不足,2015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量仅分别增长3.1%和3.2%,又重新回落至2012年前4%以下的低增长,并预计这一低速增长态势在2016年还将继续维持,直至2020都难以达到危机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WTO公布数据也显示,2015年全球出口值下降幅度已超过11%,这是自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再次下降。我国海关统计数据也显示,2015年,我国与欧盟、日本双边贸易分别下降了7.2%和9.9%。从企业属性来看,无论是外商投资还是国企自营,2015年进出口也分别下降了6.5%和12.1%。而2015年12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31.2,该值较11也已回落了0.8。这均意味着目前低速增长的国际经济使国际市场需求始终无法走出低迷状态,这极大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的增长。

(二)从进口方面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使得我国进口量较大的能源、资源产品呈现“量增价跌”的态势,这直接拉低了我国对外贸易进口总体增速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各个国家与地区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对原材料需求的严重不足。作为直接反映国际海运情况的权威指数,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在2015年仅为1100左右,这甚至不及巅峰时期最高点11800点的十分之一,BDI的暴跌表明国际航运业陷入冰河期,国际间贸易十分清淡,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全球市场对于原材料需求的减弱,这就必然直接导致商品供应价格的大幅下降。高盛集团前亚洲地区副董事长肯尼思・库提斯就指出,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让中国成为近期全球市场震荡中的“大赢家”,令其可以节约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开支,以低价增加战略能源储备。根据其计算,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让中国一年省下了4600亿美元,其中3200亿美元源自廉价石油,剩余1400亿美元源自其他能源、金属、煤炭和农业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而我国商务部统计数据也显示,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内需求走弱等因素影响,进口仍在低位运行,2015年,中国原油、塑料、大豆、天然气、纸浆、谷物、铜精矿等10类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合计减少付汇1880亿美元。

(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导致我国对一些大宗商品进口量的增速放缓,这也直接拉低了我国对外贸易进口额

我国经济转型的持续推进使得国内经济发展也进入了稳定时期,目前正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增速的放缓就使得对于一些大宗商品的进口量随之减少。海关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增长8.8%,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煤、铜、钢材进口量则分别下降29.9%、0.3%和11.4%,均较2014年有不同程度的回落。2015年上半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精矿、钢材、铜材、塑料原料、化肥、天然橡胶、大豆、谷物、原木和纸浆等15类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大宗商品累计进口2152亿美元,同比下降32%,拉低外贸进口12.6个百分点。而截至2015年底,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11.6%,铁矿砂、煤、成品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平均价格同比跌幅分别为39%、21.8%、38.3%和17.1%。可见,我国国内对大宗商品进口量需求的放缓,也是导致我国进口值出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在全球贸易结构性困境下,我国作为世界贸易重要参与国,本国对外贸易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额的增长状况是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以美国和德国为例,WTO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两国均继续维持消费品增长态势,增速提高到6.9%和8.3%;而美国中间品进口额下降幅度却扩大至25.2%,德国也下降2.8%,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发展依然呈现收缩态势。受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缺乏增长动力、新兴经济体受到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和政策空间有限的双重制约,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必然随之加大,市场需求也将持续萎缩。一些国家为刺激国内经济增长,推动货币贬值,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市场份额竞争。据中国商务部对国内重点进出口企业的调查也显示,我国近8成的企业反映外需不足,则是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加之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措施保护国内产业,我国外贸所面临的外部政策环境趋紧。可见,在全球贸易处于结构性困境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能争取的市场、产品所能被接受的程度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必然直接影响我国整体外贸发展速度。

三、创新竞争优势视角下的对外贸易发展路径

(一)摆脱对建立于人口红利基础上的传统竞争优势的依赖,优先发展服务贸易,培育新的贸易竞争优势

经总理批准,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这正是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态势仍旧存在的情况下,推进外贸结构的优化和培育经济新动能和带动产业发展的有效举措。具体而言,一是在科学定位我国各经济发展区域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抓住当前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新机遇,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间的转移,融入全球服务贸易的产业链中,助推我国服务贸易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二是通过政策引导实现资金与技术向服务业的的转移,尤其是具有丰富科学技术基础和雄厚资金存量的外资直接进入我国服务业市场;三是分阶段有重点的助推高层次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避免“一把抓”“全面开花”下产业规模的盲目扩张,实现服务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劳动力的基础上;四是以稳妥稳健原则为指导,有计划的在部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专门进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便利化等方面制度建设的探索,实现服务业开放准入的有序性。

(二)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贸水平,有效推进我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

海关总署指出,2016年上半年,在出口下降2.1%,进口下降4.7%,形成进出口值双降的形势下,中国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却呈现增长势头:我国对巴基斯坦、俄罗斯、孟加拉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出口分别增长22.5%、16.6%、9%、7.8%和4.7%。同期,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长1.3%、对美国出口下降4.6%、对东盟出口下降2.9%,3者合计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46.4%。这既增强了我国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力又有效开拓了新市场,有利于顺利推动产业跨境转移,形成区域生产价值链。未来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合作区域间的治理框架,通过对协商机制的不断优化,确保“一带一路”战略要点落到实处;二是要为战略的实施提供相应的融资合作配套机制,尤其是在基础实施建设方面,为改变目前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较弱的现状应优先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三是要优先构建一批兼具示范效应和收益效应的标志性项目,以确保沿线国家参与战略的信心和热情,在此基础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合作; 四是要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为我国产业未来的区域转移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可通过深化与沿线国家海关、质检、电子商务、过境运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整体贸易便利化水平。

(三)在当下传统竞争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2016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延续“双降”态势,武汉出口总值却逆市上扬,增幅为12.4%,据武汉海关统计的数据来看,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对全省外贸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418.8亿元,其中,出口247.7亿元,增长超三成。在出口产品中,部分新兴产业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如手机出口增长1.7倍;平板电脑出口增长超四成。此外,上半年出口值排名前三的企业均在武汉,分别为联想移动通信贸易(武汉)有限公司,摩托罗拉(武汉)移动技术运营中心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武汉)有限公司,其均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力军”。 2016年4月24日全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工作会的召开更是强调了当下“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的首要任务。基于此,未来要围绕国家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或技术公关难度,组织或鼓励企业与专门的的科研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帮助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抢占竞争竞争制高点,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应积极调动企业自我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使其真正成为国家创新需求主体、研发主体、科技成果应用主体,并最终实现自我知识技术的实际运用能力。

(四)积极促进政策着力点从传统外贸企业向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转变,助推跨境电商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交易额达到20.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约27%;进易额接近6000亿元,较2008年增加16.6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9.71%;2016年上半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万亿,同比增长42.8%,较2015年增速提高12.2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7.3%。可见,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跨境出口电商贸易对象看,美国和欧盟市场较为稳定,电商交易额在交易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6.6%和15.3%,而东盟地区则是我国第三大跨境电商贸易对象,交易额占比为11%。除此以外,我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交易也在迅速增长。这无疑是外贸“双降”现状下的又一条助推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未来一是要通过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从更高的层次、更长远的角度来制定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完善对外开放的机制保障,提高驾驭对外开放的能力;二是要健全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摩擦应对能力和贸易救济能力,培育出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三是要利用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倒逼传统外贸企业转型,治愈抑制外贸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沉疴痼疾。四是要鼓励国内有条件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积极“走出去”,到海外建设仓储设施,通过批量发货,降低跨境运输成本,缩短当地配送时间,提升客户响应速度,融入境外零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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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6篇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120-01

技术溢出是指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技术外在性的一种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国外学者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1 国外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1.1 新增长理论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它是由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以及劳动分工等各种内生因素决定的,其中基于外部性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已成为刻画技术进步的一条重要线索。

Arrow (1962)最早用知识的外部性揭示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技术是从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而学习来自于实践经验以及生产投资活动。他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投资具有溢出效应,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来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

Romer (1986)沿着Arrow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他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其具有的溢出效应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由此带来的递增报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递减,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Lucas (1988)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内生化,假定人力资本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的结果,指出整个经济系统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

根据新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核心因素,创新活动的显著特征是具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如果对外贸易能够促进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

1.2 新贸易理论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开始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将技术内生化的同时把经济增长引入这一分析框架,研究技术变动、进口贸易、经济增长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Grossman和Helpman ( 1991)首次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开放经济中贸易、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进口贸易作为物化型技术溢出渠道,不仅可以引进国外高质量的最终制成品,而且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善进口国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进口国生产率的提高。一国通过进口贸易往往能更直接分享到贸易伙伴国R&D投入的成果进而促进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2 国外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回顾

Grossman and Helpman,在1991年《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中,运用Lucas的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中间产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贸易的开放促进了国内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Coe和Helpman ( 1995 )使用双边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构造国外R&D存量,采用2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进口贸易对国际技术溢出和TFP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国的TFP不仅取决于本国的国内R&D资本,还依赖于国外的R&D存量,国外的R&D存量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对国内的GDP产生正面作用,一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所获得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越大。

Hejazi and Safarian (1996)使用Coe and Helpman(1995)论文中的数据,分析美国R&D资本存量怎样通过出口和对外FDI影响其余20个工业化国家,认为美国R&D的确通过上述渠道给其他国家带来收益。

Coe,Helpman和Hoffmaister ( 1997)在CH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进口渗透率和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变量,采用77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贸易伙伴国R&D资本存量对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Misa Okabe (2002)选取东亚七国为样本,考察OECD国家R&D投入对发展中国家TFP的影响,最终证实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TFP增长的促进作用。

Jakob (2005)运用国内人口数量将国内技术存量进行标准化,用国外实际GDP对国外技术存量进行平减,以人均进口量作为权重对国外R&D进行加权,采用13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能够给OECD国家带来200%的TFP增长。

3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影晌因素研究回顾

尽管国际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一个渠道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检验表明,技术溢出的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国际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第一,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直接促进了本国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吸收贸易溢出的先进技术知识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分享国外的 R&D 成果,提升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Coe,Helpman和Hoffmaister (1997)在CH模型基础上引入进口渗透率和人力资本变量,采用77个欠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TFP与其工业化的贸易伙伴国的R&D以及本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Jorge,Carmela和Francisco( 2002)通过增加进口渗透率变量,同样使用OECD国家的数据,证明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内R&D存量和人力资本才是国外技术外溢的关键。

Falvey、Foster 和Greenaway(2002,2004)在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采用52 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5 个 OECD 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二,地理因素。由于商品贸易存在与地理距离正相关的运输成本,贸易的发生量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因此,地理距离对贸易量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从而对国际技术溢出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Maurice Schiff 和 Yanling Wang(2004)从区域贸易协议(RTA)的角度研究了南北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他们分别检验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韩国、墨西哥和波兰等国 TFP 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溢出的效果具有“区域化”的特点,即韩国、墨西哥和波兰分别主要从其同日本、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中获益,其原因可能是RTA 下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量较大或是距离近、运输成本较低。

Keller (2002)在引入地理距离指数化衰减函数对经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国际技术溢出进行分析后发现,国际技术溢出程度确实与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

第三,贸易结构。贸易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同样会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产生影响,不同的贸易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会导致不同的技术扩散效应。

Keller ( 2001)指出,在OECD国家80%的制造业的研发集中于四类ISIC产业:化学产品、电子的和非电子的机械、运输设备,国际贸易技术扩散效应的发挥因为产业的不同而有差异。

Blyde (2001)研究发现OECD的进口贸易比拉丁美洲的进口具有更强的扩散效应,原因是OECD的进口贸易产品比拉丁美洲的进口产品有更高的技术含量。

Schiff,Wang和Olarreaga ( 2002)把行业按照研发的密集程度分为高、低两类,结果发现高研发密集的行业主要受益于北――南之间的R&D扩散,而低研发密集的行业主要受益于南――南之间的技术扩散。

参考文献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产品质量管理,对外贸易,进出口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价格竞争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商品质量的好坏则逐步成为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在此情况下,加强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意义日趋凸显。

1.我国对外贸易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

1.1出口产品质量问题

中国社科院2010年10月25日《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显示中国的国家竞争力稳步上升,全球排名从第七十三位上升至第十七位,这个结果表面上反映中国进步神速,但经过分析中国在竞争中仍然依靠以量取胜,在质素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须作出很大的改进。

我国虽然已跻身于世界贸易大国,但还远远不是贸易强国,根本原因在于产品质量竞争力不强,缺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国际知名度高的品牌。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相当大的比重,约62.9%,我国工业标准约有70%仍低于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另外,由于国外技术贸易壁垒不断强化进出口,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制定苛刻的技术标准,以限制某类产品的进口,例如我国出口到日本的家禽,其卫生标准要求竟高出国际卫生标准500倍;我国一家企业生产的蘑菇罐头,由于有不符合检疫的嫌疑,致使我国几百家生产厂出口到美国的所有罐头全部遭到卡关、查封,损失巨大。诸如此类,在过去的贸易中,我国有不少产品因不符合发达国家过于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遭到拒收、卡关、销毁,造成贸易障碍或者巨大的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我国许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合格率偏高,返工、返修、报废等不良品损失过高,导致工业生产中窗窗体底端能源、原材料消耗较大,从而提高了产品成本,使产品国际竞争力显著降低。同时,多种产品技术含量低,使用寿命不能满足需求。如数控机床类产品,国外的连续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约8~9万个小时;而我国的同类产品的MTBF只有1~2万小时论文提纲怎么写。在家用电器方面,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

1.2进口产品质量问题

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大批进口商品涌入国门。然而随着我国进口商品检验监管水平和消费者质量意识的不断提升,近年来进口商品频频爆出质量问题,涉及范围几乎囊括所有种类的商品,对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威胁,例如以下产品问题事件:

2001年,由于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帕杰罗V31、V33越野车存在严重安全质量隐患,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吊销其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证书并禁止其进口;2006年,美国美赞臣GENTLEASE牌婴幼儿人工配方奶粉检查出含有金属颗粒,被紧急召回;2008年,因密封不善而导致罐中奶粉被氧化,美国雅培召回两批特殊配方婴儿奶粉;2010年,各地检验检疫局对进口旧机电产品到货检验一次检验不合格3758批、涉及金额7.64亿美元,占总金额的18.96%;2011年,由于种种产品缺陷,包括雪铁龙、保时捷、捷豹、沃尔沃品牌在内的6款进口车型,在5月份一个月时间里陆续宣布召回。

由此可见,为了确保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快速发展,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针对进出口产品质量加强监督和管理势在必行。

2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的内涵

2.1出口产品质量管理

我国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加强出口产品质量管理,树立“以质取胜”的战略意识。“以质取胜”战略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信誉进出口,二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三是创名牌出口商品。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必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数量与质量、效益与速度、内在质量与外观质量、样品质量与批量质量,以及质量和档次等方面的关系,把出口商品本身的质量同国际市场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

2.2进口产品质量管理

对于进口产品的质量管理可以充分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的两面性,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产品质量、防止欺诈行为等合法目的为由,采取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种种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限制措施,其中出入境检验检疫是国家维护根本经济权益与安全的重要技术贸易壁垒措施,是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根据法律授权,代表国家行使检验检疫职能,对一切进入中国国境和开放口岸的人员、货物、运输工具、旅客行李物品和邮寄包裹等实施强制性检疫、对进出口商品质量进行检验鉴定管理。

3..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3.1产品质量管理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能力。为了实现上述要求,产品质量是主攻方向。进出口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而影响我国经济运行质量。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质量和产品质量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形象,越是在加大力度保增长的时候,越要重视质量和效益。温家宝总理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全面加强质量管理,坚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这充分说明,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

3.2产品质量管理是提高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主要由它与贸易伙伴国间的相对价格和产品优势等因素决定,前者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及其使用效率所导致的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其贸易对手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后者则是指一国出口产品能够比其对手的相关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所形成的优势,而这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产品质量相联系,因此,要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获得更高的外贸经济效益,必须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3.3产品质量管理是打破技术贸易壁垒,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增长的关键途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以质量、环保为代表的技术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因素。调查显示,近年来,国外技术贸易措施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国内不少大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较弱进出口,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企业。中国出口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自主知识产权和自由品牌少,低端产品多,缺乏核心竞争力。实践证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的冲击,表面上是对工业增速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粗放增长方式在我国已经没有后续空间,产品质量管理是企业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论文提纲怎么写。

3.4产品质量管理是维护我国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正常贸易秩序的有效保障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出入境检验检疫通过对进出口产品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对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保证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安全和人民健康,维护对外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产品或我国生产加工企业的官方检验检疫与监管认证,是突破国外的贸易技术壁垒,取得国外市场准入资格,并使我国产品能在国外顺利通关入境的保证;加强对进口商品的检验是为了保障国内生产安全与人民身体健康,维护国家对外贸易的合法权益。

4.加强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的措施

4.1以科技进步推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要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根本的出路在于加速科技进步,发挥科学技术在产品质量提高中的关键性作用。首先,要加强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使科技成果尽快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形成国际竞争的综合优势;其次,要密切跟踪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非价格竞争能力,真正实现“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

4.2妥善应对和合理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

为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应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工作,鼓励企业取得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等系列标准认证,并根据WTO的要求,加强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相互认证方面的协商与谈判。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的两面性,借鉴各国所采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构筑我国的贸易保护体系。通过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起到限制国外达不到国内相关标准的有关商品进入国内市场的作用,从而规范我国进出口市场,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3实施名牌战略

鼓励企业创名牌,依靠科技进步,坚持高技术起点,瞄准国际先进技术进出口,开发新产品,坚持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并加强在国内外市场的广告宣传,政府要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各种宏观管理手段,实施名牌保护,为企业创立名牌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培育出更多的“中国制造、世界名牌”,增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力。

4.4加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通过驻场监管、生产过程控制、企业备案、资格审核、实验室检验、技术指导等方式,加强对重要出口商品质量的强制性检验,确保出口产品质量符合进口国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以促进中国产品质量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提高,从而扩大出口,减少因质量问题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同时,还要加强对进口产品的质量检验,实时关注国外产品问题动态信息,科学运用风险评估的手段,加强进口企业监管,防范进口产品以次充好、以旧顶新、以少冒多,掺杂使假等情况的发生,从严监管,严厉打击,严把进口商品质量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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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香丽,舒斯亮,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J].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10-3 ,5(1)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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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振洪,顾春太.后危机时期提升山东对外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思考[J].综合竞争力,2011,02:55-61.

[3]毛清华.山东对外经济发展分析与研究[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2,08: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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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卫,高合群.2009年山东对外经济形势预测——基于山东省进出口数据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9,20:23-24.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9篇

 

2016年4~6月,陕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2015年度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陕西出口企业影响情况的调查工作,在完成质检总局调查任务的同时,组织开展了陕西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专项调查,调查区域覆盖了全省(除商洛、铜川外)的所有地区。共调查66家企业,与2015年数量基本持平,涵盖了陕西地区持续稳定出口食品、农产品的企业,其中受影响的出口企业28家,占调查企业总数的42.42%。出口产品涉及鲜果类、干果、果汁、蜂蜜、乳制品、酒类、蔬菜和水果类罐头、茶、调味品,中药材、植物提取物、卷烟等等。陕西农食产品出口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需要引起相关部门和企业的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应对,方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带动陕西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

 

一、调查结果分析

 

1.出口目的国别分析

 

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限制进口,保护本国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是WTO各成员国的习惯做法。虽然各进口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政府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对进口产品采取的技术性限制措施均呈增加趋势。因此,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已成为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据调查,陕西的食品、农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韩国、东盟、非洲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2015年度遭遇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出口企业个数,较之2014年度有大幅减少,主要来自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

 

2.出口企业分析

 

据调查,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主要是生产加工型企业,占总调查企业数的93.33%,流通型企业占6.67%。

 

(1)按出口企业性质分析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情况,影响最大的为股份制性质的企业,受影响企业占同类企业的69.23%。

 

(2)按照出口规模(企业人数和企业出口贸易金额),分析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情况,影响最大的为500人及以上、出口贸易金额100(含)~1000万美元的企业,受影响企业分别占同类企业的66.67%和51.85%。

 

3.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种类分析

 

影响我省出口食品农产品的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种类主要有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限量要求、食品中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食品微生物指标要求、食品添加剂要求、加工厂/仓库注册要求、食品标签要求等14类,占受影响企业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8.01%、15.71%、14.94%、11.49%、9.96%和9.20%。设制技术措施且影响最多的前三个国家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

 

4.贸易损失分析

 

(1)因国外技术贸易措施影响造成损失的形式

 

进口国往往以我国出口的食品农产品不能满足其特定的技术要求为由,采取取消订单或对货物进行扣留、销毁、退回、改变用途、口岸处理、降级等处理方式,致使我企业出口成本增加,遭受经济损失。2015年丧失订单是造成损失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在全部损失形式中所占比例为38.3%,其次是降级处理、退回货物、改变用途,在全部损失形式中占比分别为19.15%、14.89%和8.51%。设制技术措施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欧盟、东盟、日本等国家。

 

(2)食品农产品出口企业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分析

 

陕西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在2015年度因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直接损失总额为1233.2万美元,是2014年度的5倍多。作为陕西最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给陕西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带来造成的直接损失最大,占总损失额的33%,欧盟、俄罗斯、台湾、加拿大和东盟排第二到第五位,在直接损失总额中的比例是25%、14%、12%和5%。

 

(3)为适应进口国技术要求而发生的新增成本情况

 

为满足进口国家对产品的新要求,食品农产品出口企业需要对产品进行测试、检验、认证、注册或改进产品生产技术、更换产品包装及标签、对产品进行其他处理或办理其他手续,从而增加了出口成本。据调查,2015年度陕西食品农产品出口到不同国家或地区新增成本总计307.69万美元,是2014年度新增成本的一半。因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造成出口企业新增成本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相应新增加成本分别为110.3万美元、69万美元、60.9万美元和40万美元,合计占食品农产品出口新增成本总额的91%以上。

 

二、陕西食品农产品企业在遭遇技术性贸易措施时采取的做法

 

1.陕西食品农产品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主要障碍

 

在调查问卷中,针对陕西食品农产品企业在出口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共设计了技术性贸易措施、反倾销、反补贴、配额、许可证、关税、汇率等7个项目供选择,调查结果显示,技术性贸易措施居于首位,汇率第二,关税第三,其后依次是许可证、配额和反倾销,与2014年相同。

 

2.企业在遭遇技术性贸易措施时采取的做法

 

在调查问卷中,针对企业在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时采取的做法,划分了以下9个项目,包括:向国家质检部门报告;向商务部门报告;向我驻外使馆报告;向行业商协会报告;向其他主管部门报告;与国外进口商交涉;不寻求任何解决方式不再出口或寻求新市场;加强管理,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其他。调查结果表明,选择“加强管理,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有43次,排在第一位;选择“向国家质检部门报告”的次数为37次,排在第二位;选择“与国外进口商交涉”的33次,排在第三位。上述三项合计数为113次,占全部选项次数68.5%。

 

3.企业获取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的途径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获取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的主要来源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机构,其次是国外经销商提供的信息、我国行业协会和商会、媒体(报刊、杂志、电视等)等。

 

4.企业认为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制约的主要原因分析

 

在问卷调查中,设定了9项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制约的主要原因供企业选择(可多选)。调查结果显示,企业选择最多的是为达到国外要求导致成本过高,其次是国外检验检测项目繁多,第三不了解国外规定,第四是认证、注册周期长费用高,第五是生产技术水平达不到国外技术要求、标准、限量等。

 

5.出口企业在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时希望得到的帮助

 

大多数企业在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时,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及时提供国外技术贸易措施的最新信息、技术指南和咨询”,其次是“搭建公共检测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便捷的检测服务”、“强化认证认可工作,建立与国外权威认证机构的互认机制”。这种状况反映出企业仍然迫切需要相关机构及时提供有关的最新信息和应对国外技术贸易措施的技术指导。

 

三、思考和建议

 

通过对上述调查结果的研究分析,结合陕西外贸经济发展形势和检验检疫工作实际,提出如下建议:

 

1.从调查数据看。2015年陕西有42.42%的出口农食产品企业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较2014年下降22%,看似影响明显降低,但这仅是遭遇国外技术措施影响的企业数量减少。实际上,因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直接损失总额为1233.2万美元,是2014年度的5倍多;造成直接损失的国家和地区除以往的美国等国家外,新增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西亚、印度和台湾。透过现象看实质,我省出口食品农产品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在不断加大,应引起各政府部门、出口企业的足够重视。

 

2.在调查的66家食品农产品出口企业中,其中私有经济企业37家,股份制企业13家,二者之和占总出口企业数的75.76%。这两类企业,出口额在100-1000万美元的20家,占全部出口额100-1000万美元企业数的74.07%;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7家,占全部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企业数的77.78 %。然而受影响的企业数也最多24家,占受影响总数的85%以上。一方面说明他们是陕西食品农产品出口的主力军,同时表明,在扩大出口、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方面,他们也是政府扶持和指导的重点。

 

3.和李克强总理对质量强国都有重要论述。强调要大力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陕西2016年上半年出口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主要是加工贸易发展,以集成电路、存储芯片、固态硬盘等为主的机电产品成为我省外贸出口主导产品。食品农产品的质量提升和创品牌,仍需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和企业共同推进,这也是扩大出口,解决农民增收脱贫的有效途径之一。

 

4.技术性贸易措施已被纳入国家安全关注范畴。这表明检验检疫部门的责任更重。所以,面向企业,我们应加强国外技术贸易措施的最新信息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为企业提供所需的最新信息、技术指南和咨询服务;强化对出口农食产品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指导,要继续加大推行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及时更新国标,强化检测平台、认证,建立与国外权威认证互认机制。面对国门安全,我们应结合产业结构及发展、生态环境、国家资源等国情,研究制定相关系列法律、规章、政策、技术标准等等措施,提升保护我国国门安全的门槛,加强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通报评议工作,将不合理的、不科学的、有歧视性的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结束在评议阶段,最大限度降低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陕西出口企业的影响。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协整检验;误差纠正模型;因果检验

一、引言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山东省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据山东省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累计已有113家世界500强在山东省兴办企业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21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0亿美元,增长22.7%;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891个,增长11.1%。与此同时,山东省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23.4652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亿美元;年进口额由1985年的17.9796      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 亿美元。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或出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补性、替代性或是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山东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本文选取山东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运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建立误差纠正模型描述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并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本文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虑到在分析中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序列分别取LNFDI、LNEX、LNIM。

表1   1980年至2004年间各样本数据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FDI

EX

IM

LNFDI

LNEX

LNIM

1985

0.0559

23.4652

17.9796

-2.88

3.1555

2.8892

1986

0.1939

19.1926

19.0914

-1.64

2.9545

2.9492

1987

0.2381

28.9938

6.5356

-1.43

3.3671

1.8773

1988

0.3908

30.9773

26.3588

-0.94

3.4333

3.2718

1989

1.3132

32.7015

28.9496

0.2725

3.4874

3.3656

1990

1.5084

34.1719

8.6803

0.41

3.5314

2.1611

1991

1.7950

37.523

10.7970

0.59

3.6250

2.3793

1992

9.7335

43.3752

34.4388

2.28

3.7699

3.5392

1993

18.4319

42.036

30.8226

2.91

3.7385

3.4282

1994

25.3566

58.7011

37.5916

3.23

4.0725

3.6268

1995

26.0719

81.6101

57.8906

3.26

4.4020

4.0586

1996

25.9041

91.8298

69.8096

3.25

4.5199

4.2458

1997

25.0044

108.5888

66.7743

3.22

4.6876

4.2013

1998

22.2262

103.4705

62.7035

3.10

4.6393

4.1384

1999

24.6878

115.7909

66.9185

3.21

4.7518

4.2035

2000

29.7119

155.2905

94.6093

3.39

5.0453

4.5498

2001

36.2093

181.2899

108.3414

3.59

5.2001

4.6835

2002

55.8603

211.1511

128.2664

4.02

5.3526

4.8541

2003

70.9371

265.7285

180.8467

4.26

5.5825

5.1976

2004

87.0064

358.7286

239.0850

4.47

5.8826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11篇

[关键词]FDI;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

[中图分类号]F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7-0103-0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国外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转移和本土发展环境优化等因素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迅猛,并逐渐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全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行业总产值以每年493亿元的规模增长,全球65%的体育用品在中国生产制造,我国已成为世界体育用品制造大国。近年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幅度,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经专网(http://ibe.cei.gov.en/)和国家海关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894家规模以上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实现出货值509.94亿元,同比增长10.58%;从出口性质来看,体育用品出口以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合计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额的98.5%,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六成以上,这表明外商投资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都取得了较快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从2002年的527.43亿美元、27亿美元跃升至2012年的1117.2亿美元、850亿美元,年均增幅分别为7.79%和41.19%;而与此同期,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和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为9.22%和31.4%。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FDI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但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是否也受到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影响是否显著,是怎么样影响的?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FDI)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回归模型,以实证的定量分析来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以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海默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兴起;这一时期,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格局被打破,国际分工深入到生产领域,进而渗透到产业内部,这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加强,融合程度加深。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理论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宏观角度下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如郝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论(静态比较优势),小岛清边边际产业扩张论(动态比较优势)和钱钠里的“两缺口”理论等;二是微观角度下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如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论等。从实证角度来看,国外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Mundell为代表的“替代性关系”,如Blonigen(2005)指出为逃避贸易壁垒,FDI对贸易具有替代性关系;二是以小岛清(1973)为代表的“互补性关系”,如Lipsey和Weiss(1984)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与其相关或配套的技术品和服务的母国供应商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出口,在长期中,FDI和母国出口趋于互补;Marchant(2002)、Rose和Spiegel(2004)也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FDI与国际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对FDI和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外贸影响的研究面较广,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出口总量、结构升级和技术外溢出等方面,如李春顶(2009)以新一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我国不同行业企业应选择不同的国际化路径(继续扩大出还是转向对外直接投资);孙少勤,邱斌(2010)从市场体制、外资政策、金融市场效率和市场分割等四个制度入手,分析了上述四个制度因素对我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外对此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中观产业层面、微观企业角度都有较宽、较深的研究,但关于FDI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影响研究方面则较少,只有张宏伟(2010)和王自清(2010)等少数学者对此有相关研究;张宏伟通过测算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分析FDI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王自清研究了三资企业资产与我国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而关于FDI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则鲜有。基于上述背景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取2003-2012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外贸易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单位根检验(ADF)、协整关系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等方法对FDI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把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变量因素考察其是否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进而为改善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外贸易提供相关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1.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数据

本文照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选取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该平台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公司承办的)、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信息中心主办)和国家海关公布的分行业月度数据,本文将各年的月度数据汇总得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额。

2.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本文研究所需的我国全部行业FDI和对外直接投资额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撰的历年《国家统计年鉴》,体育用品制造业的FDI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没有直接数据,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其中包括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商务部编撰的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中对文化服务业有做概述)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进行估算,由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明显小于体育用品制造业FDI额,所以在做回归模型分析时,估算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数据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影响很小。

(二)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FDI和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假定出口需求EX和进口需求IM是该行业对外直接投资(CDI)和受到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变量的函数,由此得到的进出口需求函数为:

EX=EX(CDI,FDI) (1)

IM=IM(CDI,FDI) (2)

由于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该年的CDI和FDI,往年流入和流出的FDI和CDI对该行业的对外贸易也会产生影响(于薇薇,2007),本文将考察往年的FDI和CDI是否也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故把FDI和CDI的累计额也作为变量因素来分析,两者的累计额分别采用截止到该年的累计额;由于本文不仅研究长期静态效应,也关注短期动态效应,故选择“滞后一期”带来的短期影响,进而研究数据以2002年为初始年,2003年的累计额是2002年和2003年的总和,2004年则是2002、2003和2004年的总和,以此类推。故上述(1)和(2)式可以完善为:

EX=EX(CDI,FDI,AFDI,ACDI) (3)

IM=IM(CDI,FDI,AFDI,ACDI) (4)

(3)和(4)式中AFDI和ACDI分别表示FDI和CDI的累计值。

为减少估值误差可以将上述数据转换为对数形式,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则有计量模型:

lnEX=αex+βexlnCDI+γexlnFDI+λexlnAFDI+πexlnACDI+ρex (5)

lnIM=αim+βimlnCDI+γimlnFDI+λimlnAVDI+πimlnACDI+ρim (6)

上述(5)和(6)式是本文实证分析的基准模型,其中α为常数项,β、γ、λ、π为各自变量的系数,ρ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FDI现状分析

自2002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03至2012年出口和进口贸易增长速度年均增幅分别超过21%和20%,2012年我国在全球货物贸易额排名中位列第二,而与此同期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图1和图2分别显示的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FDI增速、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FDI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和FDI总额的比例。

图1显示除2010年外,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幅呈现下降态势,并且2012年出口额出现首次下降,这表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面临严峻形势,出口产品结构竞争优势降低和国际竞争加剧是主要原因;进口增速则呈现“降一升一降”的来回波动趋势,这与国内居民收入状况和体育消费环境有很大关系,如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受惠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当年进口增幅达到9.8%,而2009年则受到金融危机滞后效应影响,下降幅度超过11%;外商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也呈现来回波动趋势,北京奥运会前的2007年增幅达87%,而最近几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受到诸如产品科技含量低、恶性竞争严重、支持力度需要加强等因素影响,2012年FDI增速只有10%左右,投资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图2显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比重持续下跌,但2009-2011年出口比重明显高于2009年之前,这和国家建设体育强国和国务院出台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相关政策有较大关系;进口比重则保持平稳态势;虽然2012年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增速只有10%,但全国FDI增速为负增长,体育用品制造业FDI比重则保持稳中有升态势,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竞争加剧。

(二)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做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中,一般假定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在做回归分析时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在实践中较多宏观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将采用Engle-Granger(1987)提出的两步法,首先根据基准方程(5)和(6)对相关变量做ADF单位根检验,然后衡量各变量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为当且仅当各非平稳变量同阶单整且具有协整关系时,建立的回归模型才有意义,最后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变量间的短期效应。

1.ADF根检验

运用Eviews软件对基准方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原始数据lnEX和lnAFDI单整,而在二阶差分后,则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注:如果ADF检验值小于T值,则表明数据平整通过检验;表示二阶差分

2.协整关系检验和VEC模型

利用Eviews软件,将相关变量带入上述基准方程(5)和(6)中,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测算,出口和进口方程分别为:

lnEX=5.57+0.12lnFDI+0.71lnAFDI+0.04CDI+0.01lnACDI+ρex (7)

其中R2=0.991983,D-W=2.18503。

lnIM=1.63+0.13lnFDI+0.84lnAFDI+0.01CDI+0.003lnACDI+ρim (8)

其中R2=0.965257,D-W=2.656159。

上述(7)和(8)式的拟合优度均超过0.95,说明方程整体线性情况较优;根据回归结果显示,虽然整体方程线性较优,但只有AFDI变量对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余三个变量均不显著(见表2)。

为契合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AFDI)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额影响显著的结果,本文把AFDI单独拿出来与出口和进口做回归分析,测算的出口方程和进口方程分别为:

lnEX=3.193309+0.832585lnAFDI+ρex (9)

其中R2=0.979767,D-W=1.451246,AFDI检验值为0.0000,效果显著。

lnIM=0.491375+0.817216lnAFDI+ρim (10)

其中R2=0.960327,D-W=2.63312,AFDI检验值为0.0000,效果显著。

上述(9)和(10)式为长期静态进出口回归方程。为避免直接回归造成的伪回归,需要对出口和进口回归方程中的残差序列p进行单整分析,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测得ADF值分别为-2.771129和-3.761541,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2.309527和-3.259808,拒绝残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将残差项resid加入VEC模型,采用OLS得出短期出口和进口动态方程分别为:

lnEX=2.275895+0.906402lnAFDI-0.038154ρ(-1) (11)

其中R2=0.979825,D-W=1.190602,AFDI检验值为0.0000,效果显著。

lnIM=0.026562+0.854723lnAFDI-0.341169ρ(-1) (12)

其中R2=0.942080,D-W=1.514908,AFDI检验值为0.0000,效果显著。

由于本文在计算AFDI累计值是从2002年开始,故(11)和(12)式中表示了滞后一期的回归模型,ρ(-1)表示滞后一期。

3.分析与讨论

(1)本文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累计值和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累计值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从(7)和(8)式可以看出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额与上述四个因素均呈正比;从影响系数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累计值对进出口贸易额产生较大影响。历年流人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值是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其有滞后效应。

(2)(9)、(10)和(11)、(12)式中方程拟合度均超过0.9,说明方程整体线性情况较优;且ADFI的检验值为0.0000

(3)FDI流入带来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是和我国出口导向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更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密切相关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互补效应的模型,他认为FDI是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营等的综合转移,根据其理论可以推测FDI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很可能是FDI流入改善了资本质量,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对体育用品制造业部门产生了竞争效应,有力地提高了供给能力和出口竞争力。从理论上而言,进口替代政策和FDI的替代效应会使FDI与进口规模呈现反比例关系,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还处于追赶阶段,在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FDI流入则会大量进口先进的设备和原材料等,因此,实证分析才会出现FDI导致了进口的增加。

(4)从短期误差修正模型来看((11)、(12)式),FDI累计值与出口的关系,每年对上一年的偏离纠正速度为3.8%(p(-1)的系数),即当年FDI变动不会导致出口的迅速反应,因为FDI从实际使用到产品出口需要一定周期,这也佐证了FDI的累计值是影响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FDI累计值与进口的关系,每年对上一年的偏离纠正速度明显高于出口,达到34.1%,即当年FDI变动对进口影响较大,这主要由于外商投资初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设备和原材料;由于p的系数为负,表明当年FDI变动与进出口呈负相关,这也佐证了在长期内FDI累计值对进出口影响大致相同,而短期内对出口的促进作用高于进口。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最近几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幅及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呈现下滑态势;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增速表现来回波动趋势,其占全国FDI比重则稳中有升。

2.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分析了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促进了进出口贸易,但FDI累计值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原因;体育用品制造业FDI累计值对出口影响略大于进口影响,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当年FDI变动对进口影响高于出口。

3.FDI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外资进入体育用品制造行业,有效地延伸了体育用品产业链,有助于发挥关联投资效应、技术示范和扩散效应、管理示范效应,进而导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另一方面,我国体育用品消费市场虽然庞大,但仍存在较大的贸易壁垒,国外资金为了获得市场占有率,提升出口贸易,进而转向以FDI的形式替代直接出口,FDI的大量流入则会带动先进设备、原材料等的进口。

(二)对策建议

1.鉴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有滞后效应,且对出口影响大于进口影响,短期内可以加大引入FDI,但从长期来看,还需体育用品制造业行业自身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强内部管理,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知识密集型转变,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竞争优势;

2.进一步加大体育用品制造业开放力度,处理好合理开放与适度保护的关系。加大开放有助于进一步吸引FDI的流入,进而可以扩大出口贸易;由于现阶段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效益不高,仍处于追赶阶段,竞争力不强,因此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可以充分利用WTO中的一般和特殊条款,如《GATS》中“例外条款”和“逐步自由化原则”等,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行适度保护;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12篇

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理事长、瀚闻资讯董事长童友俊为我们详解“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情况,作为本刊系列专题报道的开篇。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描绘了贯穿亚欧大陆,一头连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连接发达欧洲经济圈,且涵盖中间广大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路线图。

针对以上“一带一路”沿线64个主要国家,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我国对外贸易大数据,本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情况进行分析。

一、中国主要贸易出口国家及产品种类

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家出口额总计637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占我国2014年出口贸易总额的27%,增速超过我国总出口贸易增速(6.1%)。2010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贸易出口大幅增长,2012年之后增幅减缓,但增速也均维持在10%以上,远高于我国总体出口贸易增长速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的俄罗斯和南亚的印度等地区。机电类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最高(33%)。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主要产品种类如表1-1。

近三年来,我国主要产品年出口额基本保持稳步增长,其中对越南和伊朗出口增长幅度较大,分别比2013年增长31.17%和72.26%。2014年,我国出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17个国家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总出口额83.11%。

二、中国主要贸易进口国家及产品种类

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家进口贸易额总计4834亿美元,同比增长2.6%。占我国2014年进口贸易总额的25%,增速超过我国总进口贸易增速(0.4%)。2010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贸易进口大幅增长,2012年增幅开始减缓,但增速也均维持在2%以上,远高于我国总体进口贸易增长速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中东、东北亚的俄罗斯和东南亚地等地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的进口量最大,占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42.58%。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主要产品种类如表2-1。

近三年来,我国主要产品年进口出现下滑,其中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两个最主要进口国家进口额分别比2013年下降7.49%和9.25%。2014年,我国进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15个国家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总进口额84.84%。

三、中国主要贸易方式与贸易主体

1、出口情况

(1)主要贸易方式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租赁贸易、出料加工贸易、其他境外捐赠物资和补偿贸易。其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三种方式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出口额的87.56%。

(2)主要贸易主体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主体包括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中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额占到总出口额的85.7%。

(3)主要贸易主体采用的贸易方式

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商户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77%、60%、88%和95%。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中,进料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55%和44%。

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占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总出口额的99.64%,其中私营企业占37.70%,外商独资企业占27.03%,国有企业占21.33%,中外合资企业占13.58%。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出口贸易分别占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出口总额的3.17%、7.04%、7.23%和5.80%。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方式中,出口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2014年,国有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的93%,私营企业占6%。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占国有企业出口贸易总额的11%。

(4)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方式

我国绝大多数主要出口产品(TOP10)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除精密仪器及设备和矿物燃料、矿物油产品外,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均超过50%。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以及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出口易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为主(47.87%),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和矿物蜡产品出口以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为主(54.43%),此外,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出口也占有较大比重(24.44%)。

(5)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主体

出口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14个产品种类中,私营企业在9个产品种类中所占比重超过50%。其中,在家具和寝具、针织服装及附件、非针织服装及附件、鞋靴、护腿和陶瓷产品出口中占到83%以上。外商独资企业在电机、电气、机械器具及零件和精密仪器及设备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30%。国有企业在钢铁、钢铁制品、车辆及其零件以及矿物燃料、矿物油等资源型产品出口比重较高,尤其在矿物燃料、矿物油产品出口中国有企业占到6成。

(6)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方式

我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越南、印度、俄罗斯联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伊朗、菲律宾,其中一般贸易出口总额占向前十国出口总额的63.81%,进料加工贸易额占比为18.06%,边境小额贸易出口额占比为5.69%。

前十国中,除了越南和新加坡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方式的贸易额占比小于50%以外,其余国家该比例均大于60%,其中伊朗该比例高达86.25%。向新加坡出口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向新加坡总出口额的37.9%,十国中排名第一;伊朗该比例为5.22%,占比最小,其余国家排名基本保持在10%-20%之间,集中在15%左右。而在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下,向越南和俄罗斯出口额占该贸易方式下前十国总出口额的99.9%,其中越南占近73.47%,俄罗斯占近26.53%,且在向两国出口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占向越南、俄罗斯总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22.42%和9.61%。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下,出口额占到向新加坡总出口额(除去主要贸易方式贸易额)的48.26%,菲律宾该比例为36.67%,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该比例超过了40%,分别为42.94%和45.90%。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方式下,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除去主要贸易方式贸易额)的80.65%,另外,印度、越南、俄罗斯、泰国该比例都在60%以上。

向伊朗的出口,在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方式下,出口额占到向伊朗总出口额的47.53%,印度尼西亚为31.88%,其他国家在此贸易方式下的出口额占比基本保持在12%以下,印度(20.78%)除外。

(7)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主体

我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排名前十的国家的出口主体包括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中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前十国中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85.67%,其中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占比最高,为 53.13%。

向印度、新加坡、泰国出口贸易中,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比例分别为47.28%、35.74%、44.66%,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该比例均超过50%,伊朗最高,为69.95%。前十国出口贸易中,外商独资企业出口额占比最高的是新加坡,占向新加坡出口总额的31.69%,泰国占到26.38%,马来西亚该比例为26.06%。

国有企业作为贸易主体在出口贸易中占13.16%,向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中,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18.60%;伊朗该比例也相对较高,为17.07%;向越南、印度、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出口贸易中,国有企业出口的贸易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均超过了13.16%的总水平。

2、进口情况

(1)主要贸易方式

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等四种方式进口额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92.01%;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在进口中的比例达到16.43%,较出口高出两倍多;边境小额贸易进口仅占1.96%,远低于出口(6%)。

(2)主要贸易主体

同出口一样,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是较为主要的三种贸易主体,其进口额占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86.41%。

(3)主要贸易主体采用的贸易方式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一般贸易进口为主,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81%、74%、57%、68%和62%。外商独资企业,进料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占其进口总额的38%;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进口额占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26%。中外合资企业一般贸易进口额占50%,进料加工进口额占24.3%。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占该贸易方式总进口额的98.41%,其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7.06%,外商独资企业占到 19.68%,中外合资企业占到17.77%,私营企业占到3.9%。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贸易额占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76%、0.98%、5.41%和8.69%。

边境小额贸易进口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总占比达到99.16%。

(4)主要进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方式

我国绝大多数主要进口产品(TOP10)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除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天然或养殖珍珠、贵金属等产品外,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基本超过50%。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等进口贸易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占比75.83%。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的进口贸易在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分别达到23.72%、38.63%和29.15%。木及木制品、木炭产品贸易方式除一般贸易外边境小额贸易也占有相当比重(35.51%)。

(5)主要进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主体

进口额在50亿美元以上的13个产品种类中,国有企业在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产品中进口占比高达79.49%。此外,在矿砂、矿渣及矿灰产品中,国有企业进口占比最高位41.11%。私营企业在木及木制品、木炭进口中占比为77.59%,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等的进口中占58.55%。同时,塑料及其制品、矿砂、矿渣及矿灰和铜及其制品等产品的进口贸易中,私营企业的进口额占比都接近50%。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占比较高的产品领域主要集中在电气设备及零件、核反应堆、机械设备及零件和光学类精密仪器和设备类产品中,其中电气设备类产品占 60.09%。

(6)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方式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占60.85%;进料加工贸易占13.54%;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进口占17.44%,比出口保税贸易占比高出两倍多。

进口贸易前十国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尼、阿曼、伊拉克一般贸易进口额占从各国进口贸易额的比例均超过65%。进料加工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个国家重要贸易方式之一,占从各国的进口贸易总额23%-30%。此外,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的进口占从马拉西亚总进口额的38.09%,菲律宾的26.44%,新加坡的20.12%。

(7)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主体

进口贸易主体以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四类贸易主体的进口额占贸易前十国总进口额的98.28%。国有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远高于出口贸易额占比(进口:42.39%、出口:13.16%)。私营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则减少为21.28%,减少了2倍多;同时,外商独资企业在进口贸易当中的贸易额占比相比出口贸易的排名虽然降低,但是比例却增加到了21.92%。

就具体国家而言,国有企业进口额在从伊拉克的进口总额中的占比高达89.47%;阿曼其次,国有企业进口额占比为79.20%;进口贸易前十国中,国有企业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朗进口的贸易额占从各国总进口额的比例均超过了50%,分别为58.29%,67.71%和78.15%。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外贸结构;特点;问题;对策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厦门市按照中央提出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统一部署,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6年,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300亿美元大关,外贸总量占全省的52.3%。随着厦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贸易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其不足方面而言,贸易结构上的不尽合理及其存在的其他潜在问题,随着厦门贸易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显现出来。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厦门对外贸易结构现状分析,提出了厦门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目标取向,以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形势,指导和促进厦门市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

一、厦门对外贸易结构变化特点

对外贸易结构是指构成对外贸易活动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联系,它包括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对外贸易模式结构,对外贸易区域结构等。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厦门市大批贸易型企业正在转向工贸结合;创品牌、搞研发成为相当部分企业的自觉行动;不少企业开始结合厦门的口岸优势,发展现代贸易服务业,外贸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厦门同其他贸易伙伴组织一样,采纳和推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厦门市工业制成品出口,使工业制成品出口有了长足发展,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比达到93:7。这一比重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60:40的平均值,也高于发达国家或oecd成员国80:20的平均值。

2、出口市场结构进一步合理化。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国际间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不断增多。为应对这一复杂局面,化解国际贸易风险,厦门市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不断拓展贸易空间,新兴市场出口增势强劲。2004年,厦门市对新兴市场、重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幅分别达到82.84%和61.98%;2005年,对北美洲出口410,568万美元,增长35.04%;对南美洲出口87,121万美元,增长28.96%;对东盟出口112,711万美元,增长31.61%。2006年,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海湾六国、南方共同体和南部非洲五国等经济合作组织出口1,083,698万美元,增长16.50%,增幅明显高于传统和发达市场。目前,厦门市出口市场已形成以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区为重点,遍布全球的多元化格局。

3、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随着出口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和招商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逐步加入到出口贸易队伍中来,经营主体结构形成了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格局。在1998年以前厦门海关的统计资料中,没有民营外贸企业的出口数据。这是因为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外贸领域,这一政策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放松。而实际上,厦门外经贸主管部门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从1998年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到2006年12月底,厦门市已有民营外贸企业4153家,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值也从1998年的4552万美元增至52.5884亿美元,增长了近116倍,成为厦门市最富生命力的外贸经营实体。

4、贸易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之初,厦门市对外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比较少。近年来在国家鼓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下,厦门市加工贸易从较为单一方式逐步发展到多种方式并存。如今,以家电、电子、信息、通信、航空、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为主要增长点的加工贸易,已经占到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成为厦门最主要的贸易方式。据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厦门加工贸易出口87.25亿美元,占当年厦门出口总额的42.60%。从具有较高技术资金密集度的机电产品出口看,增长势头也日益强劲,高科技产品出口也呈现出可喜的增长势头。

二、当前外贸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贸易顺差逐步扩大。在我国以“出口创汇”为基本贸易战略指导原则的指导下,厦门的对外贸易长期维持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状态,2006年全市对外贸易顺差额达到82.25亿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厦门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高出厦门gdp增长的速度。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至2006年7年间,外贸顺差平均增幅为39.9%,其中最近三年的顺差平均增幅达到51.39%。但是,这种带有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外贸发展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盈余也会使得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外贸经营主体出现两极分化。近年来,厦门市进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外贸进出口发展形势良好,对推动厦门市外贸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企业进出口的良好增势与平缓的总体增势相比显示,厦门市外贸两极分化格局显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2006年,全市对外贸易企业5121家,其中,戴尔、太古等前50家外资企业和厦华、建发、国贸、夏新等前50家内企业进出口值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4.58%,其余5071家中小企业仅占35.42%,增幅也明显低于大企业,拉低了全市外贸整体增幅。

3、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厦门市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而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小且不断下降。2006年,厦门市外资企业出口1,178,964万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7%;国有企业出口289,781万美元,仅占14%,而且,还呈现出口靠内资、进口靠外资拉动的格局。2006年,厦门市内资企业出口87.2亿美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5.7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出口117.9亿美元,同比增长10.0%,远低于全国26.9%的增长水平。进口则正好相反。内资企业进口全年累计增幅仅5.4%;外资企业进口增幅为10.2%。这种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已持续多年。

4、加工贸易增速缓慢。2005年,厦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仅17.6%,比全国平均增速低了7.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低了10.3个百分点,进口低了4个百分点。2006年,厦门市加工贸易增速进一步放缓,出口增速仅7.0%,进口增速仅6.1%,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17.4%的增速。

5、对台贸易优势弱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厦门利用自身的对台优势,努力发展对台经贸,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近年来,厦门的对台经贸优势正在丧失,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是对台进出口增幅低。从2002年起,厦门市对台进出口额增幅逐年降低,2006年,对台进出口21.0454亿美元,增幅为-0.97%,比同期全市进出口增幅低了1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对台进出口的增幅低了近19个百分点,而且对台进口额还出现负增长。二是比兄弟省市对台进出口贸易发展慢。2006年,许多兄弟省市对台进出口增幅高于厦门市,厦门周边地区与台湾地区金马澎直接经贸往来也走到厦门的前面,厦门市在省内对台贸易的龙头地位逐渐丧失。

三、厦门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的对策

1、重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人民币升值、美国次贷危机等因素影响,厦门应该是注重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强化企业自身品牌战略的时候了。厦门外贸要摒弃那种不惜代价追求扩大出口的传统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尽快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同时,修正或取消不合时宜的出口鼓励政策,从出口创汇型的指导政策向出口创利和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的外贸指导政策转变,着重开发新产品、新款式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的商品,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厦门市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厦门应根据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作动态调整,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要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完善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引导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厦门市;要大力推动国内企业的加工贸易更多地进人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制造业领域,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

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厦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严重失衡,已使货物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贸易服务业或贸易支援业发展不足的制约。同时,片面追求货物贸易的数量型增长也受到了资源及外贸易环境的约束。因此,协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拓展对外贸易新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传统与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提高厦门市货物贸易出口效益的必由之路。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普及服务贸易知识,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贸易培训;在巩固货物贸易优势的同时,制定鼓励政策,大力扶持文化产品出口;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和国家服务外包培训中心,培育和壮大服务外包主体,打造服务外包龙头企业;高水平搭建国际会展平台,办好已形成的品牌展会,积极引进世界著名会展机构来及办展,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促进、竞相发展的新格局加速形成。

4、加大科技兴贸力度。近年来,厦门市加大了科技兴贸的力度,高新技术产品已成为厦门市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是,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及其在厦门市外贸中所比重来看,仍未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导产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长期实施粗放性经营,导致利润率不高;缺乏长远发展理念,不重视也无力进行技术研发,致使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只有实现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增长,才能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日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出口贸易整体竞争力提高的良性循环轨道。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新兴工业化,即“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5、进一步扩大对台贸易。发挥厦门特区的优势,在对台贸易方面有更大作为,既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厦门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厦门外贸发展所面临的现实要求。要营造良好的对台经贸环境,加强对台经贸的政策引导,积极拓展两岸贸易渠道。一是要充分利用“投洽会”、“台交会”等载体,延伸展会的活动内容,扩大展会的联系作用,加大两岸经贸界的交流和交往。二是鼓励企业“登台”寻找商机。多组织赴台经贸团组,让更多的企业赴台寻找商机,开拓市场。三是加快发展与金门的经贸往来和合作。继续支持并推动对金门直接货物贸易,促进货物从金门中转台湾或出口。四是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台资在厦门设立贸易型公司。大陆即将开放外贸经营权的政策已引起一些台湾中小企业的关注,不少台资企业已不再大规模投入资金在大陆建厂,而准备转型进入外贸领域。所以,应抓住先机,制定可行的操作办法,利用多种渠道扩大宣传,吸引台资到厦门设立贸易型企业。

6、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举措,着力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如,采取贴息和资助办法,鼓励外贸企业开展出口退税质押贷款;开展进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以及国际保理和出口押汇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制定并实施适应外贸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办法,确定服务外贸企业的专业担保机构,疏通外贸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中小外贸企业抵押、质押等小额贷款业务。加强组织引导,鼓励外贸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创业融资、股权融资、中小板上市等直接融资业务;鼓励外贸企业发行集合企业债券,拓展融资渠道。各金融机构应针对当前汇率市场变化情况,围绕外贸企业不断推出规避汇率风险的新产品。

7、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要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植。加大对中小企业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引导中小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制度上的创新,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充分发挥外贸发展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出口。对中小企业境外推销、境外商标注册、出口产品研发、产品境外认证和投保出口信用险等给予扶持;对中小企业参加应对“两反两保”(即反倾销和反补贴、一般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及贸易壁垒培训给予支持;对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给予扶持;在“广交会”、东盟博览会等境内外大型展会的展位分配上继续向中小企业倾斜;鼓励外贸专业公司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保持可持续发展,为厦门市的外贸及整体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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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14篇

一、外贸强省概述

“外贸强省”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综合性概念。何为“外贸强省”,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概念。但“外贸大省”与“外贸强省”有明显的区别。外贸大省指进出口贸易额居国家前列,进出口商品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省份。

对外贸大省的判定是基于重商主义理论的。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出口的越多,贸易顺差越大,获取的金银就越多,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越富裕。因此重商主义理论支持下的外贸大省的贸易主体多是一些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的一般供应商和主要供应商,生产方式以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为主,过于重视量的衡量,因而对出口贸易依赖性较大,不利于一省贸易结构的优化,其评价指标一般局限于GDP、进出口总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等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的经济经常是融合在全球中的,对外贸强省的判定需要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全球生产网络(Dieter and Henderson,1999)是指为生产提供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企业关系,这种关系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连接起来, 通过潜在市场使用者-发明与设计-再设计-生产-营销之间的联系与反馈构成全球生产的链接过程。全球生产的链接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贸易主体、贸易内容和贸易客体来完成的一般产品生产并出口到国外的流程。它存在于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贯穿于创新活动的始终,从而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因而从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的过程,就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对贸易主体、贸易内容和贸易客体升级的过程。贸易主体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导逐步向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广泛参与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并沿着“一般供应商-主要供应商-合同制造商-品牌领导者”的路径不断升级。从贸易内容升级而言,它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加工贸易总量从量的粗放型增长向质的集约型增长转变;二是加工贸易主体更多地融入高新技术产业网络;三是产品结构升级;四是通过贸易品质的改变促进其出口价格改善,即贸易方式升级。从贸易客体升级而言,对外贸易逐步实现贸易区域的合理分工和多元化,更大范围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通过以上分析,外贸强省的指标体系可以从贸易规模、贸易主体、贸易市场、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环境六个方面来构建。

二、广东由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的困境

广东作为外贸大省的地位已毋庸置疑,但是广东离外贸强省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广东在向外贸强省转变的过程中主要还面临以下发展困境。

(一)广东省对外贸易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下降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迅猛,近十年来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不断攀升,从2002年的2210.92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9133.34亿美元(如表1所示)。虽然广东外贸进出口规模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首位,但是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2年的35.6%,降至2011年的25.1%,即由原来最高占全国的比重1/3下降为1/4。其增长幅度总体上也低于全国平均增幅,就2011年来说,其增长率为16.4%,就比全国增幅低6.1个百分点。显然,广东省对外贸易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不断下降。

(二)外资企业是广东省对外贸易的主体

近年来广东省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快速增长。通过整理后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近些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在广东省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比重(如表2所示)。在出口方面,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广东省总出口中占63.9%,而2008年之后则有所下滑,到了2011年外资企业出口总额为3247.6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61.1%,但是所占比重仍超过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之和。而国有企业则由2007年的15.4%下降至2011年的10.7%;在进口方面,近年来外资企业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从2007年的66.5%降至2011年的59%,但所占比重依然较大。而国有企业则由2007年占总进口的18.9%下降到2011年的12.3%。总的来说,广东省的外贸发展过分依赖于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广东省对外贸易的主体。

(三)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

外贸强省必须拥有以服务贸易和高技术产品为主导的贸易结构。目前,广东省服务贸易增速较快,规模不断扩大,其进出口总额排位居全国第三。2006至2010年,全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88.6亿美元增加到608.2亿美元,年均增长34.0%。到了2011年广东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884.94亿美元,同比增长45.16%。其中进口445.18亿美元,同比增长48.32%;出口439.76亿美元,同比增长42.10%。但是2011年服务贸易在广东省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只有9.7%左右,这与贸易强省所要求的指标(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应超过50%)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2011年广东省高技术产品贸易额为3632.2亿美元,占全省外贸总额的比例达到39.8%,同比增长8.6%。显然广东省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增幅比较大,但是占外贸总出口比例还是较低。

还有,进出口份额较大的机电产品在2011年进出口586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低于全省进出口增幅3.9个百分点。其中,进口2265.5亿美元,占全省外贸进口的59.4%,增长10.3%,略高于江苏、上海和山东,比全国进口增幅低2.4个百分点;出口3597.1亿美元,占全省外贸出口的67.6%,同比增长14%,低于全省出口增幅3.4个百分点,比全国出口增幅低3.5个百分点,并且出口的机电产品大部分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这些情况都说明广东省在向外贸强省转变的过程中,需要调整外贸结构,以提高外贸竞争力。

(四)对外贸易方式初级化

改革开放以来外经贸成为广东经济的生命线,然而,在出口结构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一直偏高。2005至201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和出口额都逐年增长,分别从2005年的1018.21亿美元和2922.08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3208.8亿美元和5077.5亿美元(如表3所示)。虽然在2011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为19.5%,高于加工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13.8%,但一般贸易额与加工贸易额的比例为0.63:1,一般贸易比重仍然较低,并且其出口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显然,这与外贸强省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大于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情况截然不同,说明虽然广东省不断提高加工产品所含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但是仍以粗加工为主。

(五)贸易市场过于集中

据统计资料显示,一直以来广东省的对外贸易市场大多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州。2011年广东省的外贸市场份额亚洲占65%左右,而北美和欧洲合占25%左右,但主要集中在6个国家或地区,他们分别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东盟、日本和韩国。2011年,广东省前三位出口贸易伙伴是:中国香港、美国、欧盟,前三位贸易伙伴出口额占广东全年出口总额的67.8%,同比增长13.1%。同年,广东省前三位进口贸易伙伴是:东盟、日本和韩国,其进口额占广东省全年进口总额的37%,同比增长11.3%。

显然,广东省对外贸易市场相对集中,尤其是出口市场前三位占到出口总额的60%以上,这无疑降低了贸易市场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程度,增加了对个别贸易伙伴的依赖性,容易被他国(地区)牵制或受经济冲击的影响,不利于广东省外贸经济的发展。

(六)贸易环境急需改善

截至2011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最多的国家。现在,涉外经济摩擦加剧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也意味着广东这个中国外贸第一大省的对外贸易环境也进一步恶化。入世前,与广东省发生贸易摩擦的对手多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入世后,欧美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对广东省产品出口发起的调查呈现增加的趋势。2011年广东省出口产品共遭受来自1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90起贸易摩擦案件,其中涉及机电、轻工、农产品、纺织品及电子行业,虾、家具、彩电、鞋等案件的个案金额都超过1亿元,涉案企业上百家。

在遭受来自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调查时,近年来开拓新兴市场卓有成效的国家和地区,也频繁对广东省发起贸易摩擦,如2011年7月墨西哥对阿莫西林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这是拉美地区对广东省的首例双反调查。阿根廷和巴西也对广东省出口的瓷砖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三、加快广东由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的对策建议

(一)培养改善贸易规模的能力

广东省应该改变长期贸易顺差的局面,制定相应的适度增加进口的政策,重新审视进口和出口的作用。可以采用以下两个方法:第一,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对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定位,放弃单方面利用国外资源或国内资源的出口政策和进口政策,要把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相互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形成良好互动的整体。不仅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投资办厂,转移国内长线生产能力,合作开发本省需要的资源,深度开发国际市场,而且还要鼓励大型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创造并拥有自主的工业产权。第二,发展与贸易互补性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广东所需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源,如自然资源、资本产品和中间产品,以改善广东省资源供给的态势,使得我省在国际资源市场上逐步趋于有利的地位。

(二)推动国内企业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

广东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扶持民营企业,扭转外资企业主导广东出口贸易的不利形势,以推动国内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对于有一定规模的国有外贸企业,通过改制、重组或集团化发展,完善资本运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使国有外贸企业成为扩大广东外贸出口的主力。同时,政府要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倾斜和支持,降低进出口权的门槛,以鼓励、扶持、引导民营出口企业加速成长壮大,促进民营经济上规模上水平,加快走向国际市场。

(三)积极实施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

广东的商品多半是出口到美国、欧盟、香港、东盟、日本和韩国,这样的贸易格局很容易受到主要贸易伙伴政策、金融以及需求等方面的影响,不利于抗击风险,一旦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或经济出现问题,就会使广东的外贸事业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势在必行。一方面,在继续重点、均衡开拓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贸易市场的同时,有步骤、有选择地开拓新兴市场,使广东省的出口市场在全球形成合理、有层次的多元化格局,以分散风险,增强应变能力,适应广东省产业快速发展和外贸不断扩张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应针对不同的贸易出口市场制定不同的关税和贸易政策,使得新型的出口市场更具吸引力,以有效地降低外贸风险。

(四)优化外贸结构

从广东省对外贸易结构看,由于出口产品技术性含量和附加值都较低,造成质量不高,致使广东省对外贸易结构总体层次和效益较低。为此,一方面,应该优化货物贸易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广东省应该大力提倡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实行自主创新,努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最终实现“贸易—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新的贸易”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结构升级。广东既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服务业市场竞争环境,又要通过财税等扶持政策鼓励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等优先发展,并对服务贸易出口业务和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在促进服务贸易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按照低碳发展的时代要求,促进这些服务贸易行业的低碳技术创新,提高服务贸易的档次和结构,规避低碳技术贸易壁垒。

(五)完善对外贸易方式

在广东省的对外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加工贸易为广东省外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重失衡,加工贸易的比重明显过高,而且大部分是粗加工。所以,在贸易方式方面,一方面要合理协调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重,大力促进一般贸易的发展。为此,广东省政府要从政策上给予支持,提高加工贸易企业扩大省内采购原材料和使用国产料件的份额,带动和扩大一般贸易出口。同时在与外商合资合作过程中要强化技术创新,加快培育自己的名牌产品和自主技术,扩大一般贸易出口比重,改变广东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小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提高加工贸易的层次,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广东应加快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由加工基地向生产制造基地的转变,进一步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水平。

(六)营造良好的外贸环境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服务力度,营造良好的外贸发展环境,支持外贸企业做大做强。为此,政府首先应该改变过去较为单纯的“鼓励出口”政策,引导企业通过提高出口质量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扩大出口,而不是以增加出口数量为手段,更不能以牺牲价格和利润为代价,这不仅浪费资源、能源,还会加剧贸易摩擦。其次,实施规范的出口管理制度。广东政府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运用多种手段,防止省内出口企业出现低价竞销、出口结构单一、不注重品牌塑造、污染环境、侵犯知识产权等坏习惯,鼓励外贸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加大研发和设计投入,促进省内外贸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第三,应大力培育并发挥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往往独木难支。因而要在发挥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前提和基础上,选择出口规模较大、竞争能力较强的行业建立行业协会,以便在多、双边的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间加强沟通,扩大影响,抱团应对贸易摩擦。第四,加强培养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积极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有重点地培养一批精通WTO协议相关内容的,具有专业知识、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改变广东省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活动及争端中的被动地位,提高国际竞争力,使广东真正成为一个外贸强省。

参考文献:

[1]张守营.中国外经贸或将进入低速增长时代[N].中国经济导报,201-6-12(2).

对外进出口贸易范文第15篇

一、外贸结构现状和税收负担

1、从外贸进出口方式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政府网站数据: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7606.8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为7495亿美元,约占进出口总额的42.56%,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为8318.6亿美元,约占进出口总额的47.24%,加工贸易总值高于一般贸易总值约5个百分点。两项贸易总值约占全部外贸总值的90%,其他贸易方式进出口总值为1793.2亿美元,约占进出口总值的10%。

从外贸出口数据看,2006年全年出口9690.7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出口总值4163.2亿美元,约占外贸出口总值43%;加工贸易出口5103.7亿美元,约占外贸出口总值的53%,加工贸易出口总值超过一般贸易出口10个百分点,占据外贸出口主导地位。

从外贸进口数据看,2006年全年进口7916.1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进口3331.8亿美元,约占进口总值的42.08%;加工贸易进口3214.9亿美元,约占进口总值的40.61%,加工贸易进口比一般贸易进口少了不到2个百分点,比重相当。

2、从外贸顺(逆)差看,2006年全年贸易顺差为1775亿美元,其中进出口为逆差的贸易方式有: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出口逆差278亿美元,保税区、保税仓库进出口逆差600亿美元,其他贸易逆差67亿美元;进出口为顺差的贸易方式有:一般贸易进出口顺差837亿美元,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1889亿美元,超过了全年贸易顺差总额106.42%。由此不难看出,形成外贸顺差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加工贸易带来的,这是因为现行的加工贸易主要依靠低成本和数量扩张方式,是以外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我国特有的增值型加工贸易。

3、从外贸经营主体和实绩看,在2006年外贸总值17606.8亿美元中,外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为10364.5亿美元,约占外贸总值的59%;国有集体企业进出口总值为4776.3亿美元,约占外贸总值的27%;私营企业进出口总值2435.8亿美元,约占外贸总值的14%。由此可以粗略地看到,外资企业是外贸经营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其进出口总值约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近6成,而且呈逐年攀升态势。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已连续3年利用外资规模在600亿美元以上,2006年更是达到630亿美元,由于国外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大量外资投向我国制造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有限,外资企业需要扩大出口以获取更大利润,近几年外资出口已持续保持在58%左右,起到了主导作用,也是形成贸易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其出口需求不受国内市场影响,而取决于国际市场。

4、从税收政策和税收负担的比较看,一般贸易出口税收政策按WTO规则和国际惯例,出口货物享受退(免)税,即对报关出口的货物退还在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一般贸易出口退(免)税主要分两种,即对外贸出口企业和生产企业自营(委托)出口货物的退(免)税两种方式:对外贸出口企业实行免税和退税办法,即对出口货物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对出口货物在前道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予以退税;对生产型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的货物则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即对出口货物本道环节免征增值税,对出口货物所采购的原材料、包装物等所含增值税允许抵减其内销货物的应缴税款,对未抵减完的部分增值税予以退税,两种方式的税收负担基本一致。

对加工贸易出口的税收政策,总体来说对进口料件实行免税政策,出口时按进口料件金额乘以出口货物的征退税率部分准予从应纳税额中扣除,而对一般贸易则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现行加工贸易主要分来料加工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的税收政策和税收负担也不尽相同。

来料加工贸易指外商不作价提供进口原材料给出口加工企业,海关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经加工成品后,再出口给外商并收取工缴费的贸易方式。在税收上采取“不征不退”税即免税政策。目前来料加工贸易约占加工贸易的20%左右。

进料加工贸易,指出口加工企业通过付汇从国外免税采购料件,经加工成品后复出口的贸易形式,进口环节的料件不含国内增值税,但要负担在国内采购的辅料和加工费的进项税金。国内采购辅料越多,税收负担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与来料加工的免税政策相比,税收负担稍大一些,目前进料加工贸易约占整个加工贸易的80%。

一般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税收政策略有不同,且税收负担原本差距不大,但随着近两年国家较大范围降低出口退税率,平均退税率由15%左右下降至12%,税收平均负担有3个百分点的差距,这对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来说增加了税收负担;对从事来料加工贸易的企业由于实行免税政策则没有影响;对从事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仅需负担国内采购辅料和加工费的进项税金。而且只要企业减少国内采购,从国外采购进口料件越完整,税收负担就越小。很显然,这种不同贸易方式的税收政策的不同引发了税收负担的不同,为企业选择不同贸易方式提供了导向,也是目前一般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权重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5、从外贸出口商品的结构看,一是加工贸易出口商品比重过高。2006年全国外贸出口9690.8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出口5104亿美元,约占全部外贸出口53%,高于一般贸易出口10个百分点;二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过高。十五期间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出口9282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的70.7%,较九五期间增长2.4倍。我国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家电、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国,仅2005年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笔记本电脑约占同类产品出口的99%,等离子彩电的98%,彩投影机的99%。微型计算器的99%,DVD的97%,船舶的96%。十五期间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5438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的41.4%,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7%,较九五期间增长4.5倍,年均增速41%,2006年加工贸易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出口3913.2亿美元和2458.4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分别为76.7%和48.2%,比上年同期又提高1.6个和1.4个百分点。这些经我国加工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是国外跨国公司利用“两头在外”(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发展模式,原材料免税,中间较低的加工费,价格弹性小;而产品贴的是外国品牌或标志,价格在国际市场弹性很大。换句话说是外资的异地出口方式,即跨国公司将工厂通过离岸经营方式转移到中国,在充分享受各种政策优惠低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再进入全球供应链,这仅仅是国际制造产业链上一节最简单的低端环节,其最重要的产品研发设计、新品开发、核心技术和售后服务等仍掌控在跨国公司手中,最大的利润也在他们那里。他们甚至掌握着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比重和份额,且挤占了我国一般贸易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

二、改善外贸结构的税收对策

1、确立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导,其他贸易方式为辅的外贸发展方针,通过政策措施逐步降低加工贸易所占比重。

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一般贸易为主,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由于一般贸易出口是直接出口,出口商品按WTO规则和国际惯例可享受退税,可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内税收,扩大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而加工贸易出口是间接出口,出口加工企业通过免税或付汇进口料件加工成品再出口国际市场,产品为外资品牌,加工企业仅仅获得工缴费,这种外贸出口方式尽管纳入外贸统计,也可以吸纳一些劳动力,获取浅层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国家税收取得很少,外贸收益不高,还要付出高昂的资源.能源.环境代价。我国是世界上少数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从长远角度看,通过大量廉价劳动力和消耗国内资源、环境,加工生产国外品牌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不仅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也给中国自己品牌的创建和打入国际市场造成不利影响,直接影响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造成生产能力全面过剩。据麦肯锡测算,中国洗衣机、电冰箱和微波炉的产能过剩30-40%,电视机的产能过剩90%。2006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达到70%左右,这种过高的依存度势必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必须运用经济等手段对外贸结构施加影响,对产能过剩的加工贸易运用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进行限制。还要提高新办加工贸易企业环保、能耗等技术门槛,使加工贸易规模逐步缩小,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也有利于逐步减少贸易顺差。

(1)税收政策和税收负担对不同外贸方式必须基本一致。一是改变现行加工贸易税收政策优于一般贸易税收政策。在短期内不能取消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免税政策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现行一般贸易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税政策的计算方式,对使用免税进口料件部分按相应的征退税率之差征税,使不同外贸出口方式的税收负担基本一致。国家在出台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时必须兼顾不同贸易方式的税收负担,使之尽可能趋于一致。二是尽早统一加工贸易中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贸易的税收政策。现行加工贸易税收政策中,来料加工复出口实行免税办法,其耗用国产料件的进项税额需要转出进成本处理;而对进料加工复出口则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由于降低退税率后存在征退税率之差额,因而需要将增值额乘以征退税率之差转入成本,形成事实上两种外贸出口方式的税收负担不一致。建议国家应当取消来料加工贸易免税政策,统一实行免抵退税政策,这样不仅加工贸易两种方式的税收政策基本一致,而且与一般贸易生产企业的免抵退税政策也基本一致。

(2)尽快制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自1999年以来,国家对加工贸易产业政策导向最具影响力的是国务院通过商务部等部门对加工贸易实行按商品分类管理,按商品将加工贸易分为禁止类、限制类和允许类。2004年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环保总局等部门四批禁止类公告,将废旧机电、化肥、氧化铝、铁矿石等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约341个税号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加上2006年和2007年4月的禁止类商品,共有1145个税号列入,约占全部进出口商品税号的9.3%,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还做的不够,比如对“两高一资”还有很多未列入禁止类目录;对产能过剩,无序发展的一些项目也未列入限制类目录;对我国急需的矿产资源、高技术项目等还应补充到允许类目录中去。在税收政策上列入禁止类应当取消出口退税;对列入限制类的降低出口退税;对列入允许类的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通过政策导向,使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保持在适度发展范围。另一方面要鼓励我国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和名优品牌走出国门,到国外投资办厂,开展带料加工或境外加工,并在税收政策上也应采取退(免)税。

2、税收政策对外贸经营主体必须一视同仁。

(1)对内外资税收政策应当统一。一是国家对利用外资的产业政策上应从量的考核转到质的考量上,转到符合产业政策的发展项目上来,防止片面追求数量不讲效益,由“招商引资”转为“选商择资”,使外资利用上更加贴近实际;二是在税收政策和税收负担上内外资企业应当一视同仁。尽管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并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但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问题仍未解决。如在所得税上新办外资企业“两免三减半”,即从赢利年度起两年内免交所得税,后三年减半;外资企业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外资企业广告费按实列支,内资企业按3‰~5‰征收;外资企业业务折得费扣缴比内资企业高两三个百分点。在个人所得税上,内资企业抵扣标准每月最高1600元,而外资企业职工收入则不计入征收等等。导致不少内资企业到避税港注册搞假外资企业。必须加以全面考量统筹解决,使内外资企业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