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范文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学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Hesse)、亨迪卡(JaakkoHintikka)等自20世纪80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Cohen)提出了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

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归纳相同的结构([8],P.26)。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pp.224～225)

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归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一样，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性。

拉卡托斯(B)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展。”([13]，p.26)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核的无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

2.劳丹的自悖

劳丹(A)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

劳丹(B)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naturalism)。

3.吉尔的自悖

吉尔(A)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marriageof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罗伯特·布朗(Robert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正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

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由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种特殊认识论。([12]，pp.19-31)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场而被排除。”[18]

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际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ofcharity)。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种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

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前辈，并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一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C.Hempel)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论点摘编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2002.1

以西方现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性主义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2]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3]I.Lakatos,TheMethodologyof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mes.J.WorrandG.Curre(ed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156.

[4]J.Watkins,ScienceandSceptici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1984.

[5]J.Watkins,"Hume,CarnapandPopper",inLakatos(ed.)TheProblemofInductiveLogic,Amsterdam:NorthHolland,1968,pp.277-278.

[6]J.Watkins,"ANeo-PopperianAdvanceonpopper?",inW.H.Newton-Smith&JiangTianji(eds.)PopperinChina.London:Routledge,1992,pp.138-157.

[7]M.Hesse,RevolutionsandReconstruction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HarvesterPress,Sussex,1980,p.184.

[8]L.J.Cohen,"FromaHistoricalPointofView",inPoznan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sandHumanities,Nol.21,1991,p.25.

[9]W.H.Newton-Smith,TheRationalityofScience.London:Routledge,1981,p.268.

[10]LarryLaudan,ScienceandValues.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naPress,1984,p.30.

[11]P.Feyerabend,AgainstMethod.London:NewLeftBooks,1975,p.68.

[12]Larry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TheProspectsforNormativeNaturalism",in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24,1987,p.19.

[13]I.Lakatos,"FalsificationandMethodologyof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mes",inLakatosandMusgrave(eds.),CriticismandGrowthof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0,p.138.

[14]T.Kuhn,"NotesonLakatos",inBuckandCohen(eds.)PAS,Dordrecht:Reidel,1971,p.143.

[15]R.Giere,"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AnIntimateConnectionoraMarriageofConvenience?"in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1973,p.292.

[16]R.Giere,"TowardsaUnifiedTheoryofScience",inCushingetal(eds.)ScienceandReality.NotreDame: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84,p.28.

[17]H.Siegel,"WhatistheQuestionConcerningtheRationalityofScience?"inPhilosophyofScience.52(1985)p.529

[18]J.Worrall,"TheValueofaFixedMethodology",in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39:263-275.

[19]J.R.Brown,"LearningfromthePast",inJ.R.BrownandJ.Mttelstrass(eds.),AnlntimateRelati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350.

[20]CarlHempet,"ScientificRationality:Analyticvs.PragmaticPerspectives",inRationalityToday.T.G.Geraets(ed).Ottwa:UniversityofOttawaPre,1979,pp.45-66.

[21]H.Siegel,"Laudan''''sNormativeNaturalism",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21(1990):295-313.

[22]J.Leplin,"RenormalizingEpistemology",PhilosophyofScience,57(1990):20-33.

[23]王善博：“科学合理性：在转向与困境之间”，《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4期，第19页。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先进文化 三个代表 科技 科学精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根本总结，对党的根本性质、根本任务、根本宗旨的阐述，深刻的指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方向。其中，关于我们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精辟论述，对于我们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今天，科技对国家和整个人类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基于科技“双刃剑”的特性，科技必须有先进理论指导，才能成为先进的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对此我们尤其要注重“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解和领会，提高对先进文化的理论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用科学方法，倡导科学精神，使当代科技与先进文化紧密结合，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文化基础。

一、科学精神与先进文化

1、文化与先进文化。

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与经济、政治并列的东西，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包含了人区别于物的一系列的规定性[1]。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文化具有多样性。在多样性的文化存在中，必须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确定其先进性。一般说来，只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反映当代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特征，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我们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三个代表”中强调指出先进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文化还是科技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2]”，才能肯定其先进性。

任何科学技术的创造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都是具体的、社会的人，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积累知识、思考问题并实现综合创新的。因此，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文化环境的性质和质量直接影响着科学价值的创造过程[3]。可见，文化的生产本质是社会的精神生产。

2、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

先进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科学文化是科技与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在思想道德基础上又升华为科学精神。因而，科学文化包含对科学精神宣传，对科学本质认识，对科学方法学习，对科学人文理解和运用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相应变化。高科技发达的今天，科学文化在人们的活动中已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成为人们的基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认识到在享受由科学技术带来的工业文明的辉煌成果同时，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粮食短缺、贫富差距扩大等。人们开始审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滋生可持续发展文化，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却又在本质上体现出创新。它是一种以知识为内核，以人类全面发展和共同利益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文明为基础并以科技进步为保证的新型文化，更加深刻地体现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中先进文化的核心。

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恨，对公正、普遍、创新等标准的遵循。作为评判是非的重要标准，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精神作为科学家的共有的价值观念的集体体现，在成为科技工作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准则同时，又以一种文化形态注入整个社会，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因而科学精神也就成为人们把握和判断社会事物、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价值的重要标准和依据，这就使科学精神演绎成人类共有的精神和文化。

因而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励”[4]的时代，高科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也就进一步走进先进文化的核心地位。对此，坚持用科学精神审视传统文化，探索未来文化，可以使我们民族文化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三个代表”正是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任何时候都不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及时吸收和拥有最新的科技成果，不占领科学文化的制高点，就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就会失去自己的先进性。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文化是“多元化”的，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一元化”的，就是党的理论。所以，先进文化和作为先进文化核心的科学精神也是具体的，主题是鲜明的。

二、加强先进文化生产力必须弘扬科学精神的主旋律

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力，一种精神生产力[5]，先进文化就是先进的生产力，是高尚的精神生产力，科学精神就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催化剂。

1、科学精神是时代的呼唤。

近代科学精神是在宗教神学控制下面临死亡的威胁中成长的，有先天的先进性。在历史跨入现代以后，科学如日中天，成为人类的主旋律，科学家亦成为受人尊敬的精英。科学的角色虽已转换，由神学奴仆变成社会的主流，但科学与非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却日趋复杂，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形式，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神学、迷信企图巅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自诞生那天起，就遭受着神学、迷信等歪理邪说的摧残。因而高扬科学精神，反对歪理邪说是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之必由之路，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就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准确把握。

2、科学精神是社会文化的指航针。

由于现代高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长，还包括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由此在科学精神方面引发出各种批判性的反思是非常自然的。一方面，现代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用难以把握：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克隆技术具有诱人的前景，也可能产生棘手的伦理难题。凡此种种，我们不能轻易断言：科学工作必将获得正当评价。另一方面，当代科技理论如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革命性的进展，使得理论的再突破愈来愈困难，因而产生“科学终结论”的反科学思潮。面临此类质疑，科学精神就必须走在社会活动的前列，才能引导整个中华民族担起先进生产力的重任。

在整个20世纪，科学精神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也得到了重视，但在科学大道上之所以差强人意，一是没有真正掌握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随心所欲把科学当成一种工具，结果与科学精神相背离；二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在科学体制上下功，使科学远离经济轨道。面对我国这种脱序状态，我们应特别注重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科学精神的倡导。首先，必须在高扬科学精神的氛围中着力建立现代化的科学体制和社会，批判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抵制伪科学干扰；其次，正视现代化带来的新问题，如生态破坏。第三，科学精神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其它文化构成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漠然置之，思想的触角应该敏锐地把握住。

当伪科学拿科学做挡箭牌，为现代迷信作辩护时，更要坚持科学精神，它是人类精神中最深层次的宝贵内涵，是与现代迷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3、倡导科学精神是准确把握先进文化理论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又有与现代科技精神背离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扬长避短，准确辨别科学、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警惕打着科学旗号的迷信活动，引导人们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人生观。当然，本着科学精神，我们不能对科学“教条化”和“迷信化”，因为科学并非是既成的、不变的教条，它本身在发展和变化；同时要正确估计科学的实际作用，掌握好分寸。要把科学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不断与其它社会体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相互影响，正是这种合力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必须本着科学精神。只有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理论创新，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实践需要，才能是人民大众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实践，都是本着科学精神而创立的时代性理论。这些在科学精神基础上酝酿成熟起来的理论创新，既是实践的需要，又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相反，违背科学精神胡乱编造的所谓“学说”或“理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因而，要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和先进理论，就首先必须倡导科学精神。

三、科学精神促进先进文化的建设

1、以科学精神加强科普教育树立科技意识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石。

科学技术是推动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理性力量，科学文化是树立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树立科技意识和加强科普教育，加强人文科学建设，是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解放科技生产力的过程就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开发人的智能的过程。然而恰恰在科普教育方面，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尤为欠缺。

据统计，我国公民中只有50%知道地球公转周期为一年，知道宇宙大爆炸学说为16%，知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就已灭亡的为22%，知道宇宙比银河系大的为64%，甚至6%的人认为地球最大；31%的人知道牛顿，21%的人知道哥白尼和爱因斯坦[6]。可见，我国目前科技意识差之甚远，这对科技和先进文化整合带来诸多困难，从而也说明科普教育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大力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公民用科学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树立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建立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要树立与科学精神相适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像封建社会那样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使用的历史不能再重演，然而科技人才所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又使他们必然受到关注，压力乃至控制，这就既要尊重科技人才的个性，又要进行必要的协调和组织，从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来看，需要正义感和敬业精神的唤起，而不单是行政命令和高压手段。只有全社会树立科技意识的旗帜，才会唤起先进科学精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才会有精神文化保证和智力支持。科普教育是全社会树起科技意识的基本途径，宣扬高科技的强大功能和科学家的高尚品质，在全社会形成重视科学、尊重人才和知识的良好环境。如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文化和科普教育就必须着眼于这两个基本战略，努力提高全民族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引导人们掌握科学方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先进文化支持。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要求。

2、以科学精神加强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有效途径。

科学方法是发现和揭示事物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手段总和。人们对事物规律的认识愈深刻愈全面，其行为就愈合乎道德规范。作为现代文明结晶的科学方法，凝聚着人类智慧，其科学思维和科学决策无疑是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例如，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我们就应该用科学方法全面理解“科学技术”，科学显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还包括哲学。然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包括科技工作者片面地把其中的“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诚然，自然科学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没有社会科学技术如法律、政策等强大政治文化系统及哲学的支撑，自然科学技术也会成为一种怪物，何谈第一生产力？因此，以科学方法对待实际问题，也是我们党先进文化的重要课题。

其次，要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目前我国尚处在科学方法还不十分普及，应用范围和程度还亟待扩大的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当前要大力推行科学技术，但并非是与人文主义对立的科学主义，而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基础上推进科技进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相容性的发展，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混沌理论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社会非线性的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会带来系统状态的巨大偏差。其深刻的启示是：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社会、经济等问题，都有可能在微小的不确定因素干扰下引发重大的矛盾。因此，运用科学方法，加强对社会的必要干预和调控是十分重要的。人类面临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等，既是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和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超出科学技术能力之外。只有综合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形成解决世界难题的最佳方法。追查这种先进的方法，也就是在发展先进文化。

发展先进文化，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能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懂得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进化，灾难的形成，养生保健等科学道理，使大家真正明白科技与财富、健康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公众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总之，坚持科学方法，加强全面发展，是拓展先进文化的根本。

3、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根本目标。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7]。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本来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就不领先，如果实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背景下再丧失掉环境优势，就有可能陷入弱者恒弱的窘境。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清洁生产无疑是一种先进生产力

[8]，可持续发展文化无疑是先进文化。

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起点，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对象，集中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具体运用的先进文化，是知识经济文化观念的强大后盾[9]。未来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在其实质上就是科技经济，是科技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必然结果

[10]。对此，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新的内涵同时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可以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过道德风尚的建设，引导人们对社会、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和本位主义，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深刻领会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以科学精神为桥梁，把当代高科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整合，我们党就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注释与参考文献

[1][7] 匡国珍。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考[J]。北京：社会主义研究，2001，（1）：39；40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2

3]韩文甫，纪德尚。科学价值创造的文化教育条件探析[J]。郑州：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51

[4]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1998-05-04

[5]阎献晨。文化生产力与科教兴国[J]。长沙：湖南社会科学，1998（4）：64

[6]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07

[8]傅晓华。清洁生产是一种先进生产力[N]。北京：中国经济导报，2002-01-15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其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存在着应用写作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现状。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应用写作人才的需求，当今应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教学训练体系的年代。“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和“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共“九论”构成，在“九论”研究中要科学界定其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和重点。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写作学理论专著、教材和论文成果的丰硕，足以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然而，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应用(或实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其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相比较而言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即应用写作还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研究水平。

应该说，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从重视文学写作研究转向了越来越重视应用写作研究。在应用写作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诸如著作、教材和论文等)，其中不乏有创新之作。但从学科建设的视野审视，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形成较为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应用写作教程，仍明显地停留在“知识+格式+例文”的经验和方法的归结层面上，未能建构起深刻揭示应用写作自身本质特征和内在写作规律的科学化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当代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出现像“文学写作学”那样的诸如“诗歌创作论”、“小说创作论”、“散文创作论”、“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论”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论巨著。这种研究现状不能不令我们写作学界同仁倍增时代责任感。

2O世纪9O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新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逐步转轨变型，现作活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应用文体写作的适用范围几乎遍及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商贸等各个领域和科学技术、文化交往的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应用写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观事实，不允许人们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问题等闲视之，所以，20世纪9O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大发展的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笔者认为，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应该是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尽快提高质量和层次与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年代。

二、首先应准确界定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与内容

建立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和回答四个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即何谓应用写作?何谓应用写作学?应用写作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应用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如何界定?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写作界学者们虽已有多种论述，但认识却很不统一。

我们说，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生产的写作实践活动主要分两大部类：一类是具有审美功能的文学写作活动，一类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写作活动。所谓“应用写作”，是指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商贸组织所广泛运用的各种行业性的常用文章的写作。它一般包括处理公务的机关应用文和处理私务的日常应用文两大类。

从现当代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写作学界一般把当代文体分为四大部类，即文学类文体、应用类文体、理论类文体、新闻类文体。而广义的应用写作，除包括上述应用类文体(公务应用文和日常私务应用文两大类)外，还包括一些习惯上人们不称之为应用文的新闻文体、理论文体等，人们又多以“实用写作”称之(相对于文学写作而言)。

就当代应用写作(广义)而言，又通常把它分为四个部类：第一类是行政公文写作(十三类)；第二类是工作事务文书写作(诸如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等)；第三类是日常应用文写作(诸如书信、申请、协议等)；第四类是行业专用文书写作(诸如法律文书、财经文书、新闻文体、理论文体、外交文书、军事文书、科技文书等)。对现当代应用文体要进行系统归纳分类，可多至数百种。

应用写作的“应用”二字，是其基本的特性和功能，它具有以下四层含义：一是它的写作内容是经济社会管理和社会生产与生活以及实际工作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①和“工具性”的功能作用(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对阅读欣赏者只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思想情感的共鸣作用)；二是它有着直接明确的写作目的，或传播信息、或交流经验、或指导工作、或指挥行动、或协调关系、或告知事项等，其针对性很强，行使着行政管理的社会职能(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主要是为了审美愉悦和消遣，作者的创作思想是靠“形象”描写本身予以间接地表现的，其创作目的在于寓教于乐，陶冶人们的情性)；三是它的写作表现方法不是采取文学写作的艺术化的方法(如虚构、夸张、典型化等)，而采用的是朴实简练、准确真实、实录直书式的表达方法，直接宣明写作的主旨和目的，靠无可置疑的事实材料表述和逻辑分析论证来理智地“说话”；四是它的文体结构组合形式一般都有大致的规范性和格式化的要求(它不像文学文体那样没有结构的格式化要求，追求创意性的特色)。由此可见，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明确写作目的、真实具体的写作内容、朴实简练和准确直书式的语言表达、写作格式规范性的要求、直接产生实际工作效率的写作价值，以及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管理功能作用等特点，构成了当代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

应用写作和文学写作其精神劳动的最终成果形式固然都是文章，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思维、反映的产物，运用的表达工具都是语言文字，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和传达信息，但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明显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社会功能作用不同：应用写作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指导经济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管理，以及日常工作的开展，主要行使经济社会管理的“实用性”功能；而文学写作的主要功能是“审美性”，即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对阅读欣赏者实现着审美愉悦和陶情冶性的教育影响作用。“实用性”是应用文体写作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中介”和“工具”的本质功能；“审美性”是文学文体写作成为大众“审美欣赏教育”的本质功能。这既是两种写作活动的“个性”特点，又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点。

由此论之，所谓“应用写作学”，就是研究现当代应用文章的写作特点、过程、功能作用、写作规律和写作规范、方法、技巧的一门学问。

根据同志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论》)之说，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应用类文章在写作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的矛盾性的问题。

由应用写作的特殊的矛盾性问题，决定了当代应用写作学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应由九个方面构成：一是应用写作活动运作过程、特征、功能和写作规律的研究；二是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三是应用写作活动产生、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四是应用写作作者应具备的智能素养研究；五是应用写作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六是应用文体的分类与分类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七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八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的研究；九是当代应用写作工具与手段的现代化变革(如电脑写作操作技术)的研究等。

三、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与训练体系的建设

由以上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探析，我们认为，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与教学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与“九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层次构成为：

上编为写作基础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

(一)应用写作行文过程、特征、功能与规律论——主要是对当代应用写作行文运作过程的研究，包括对应用写作的取材、炼意、谋篇、行文、定稿、成文与行文办理程序的研究；包括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作用、写作行文规律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活动行文运作过程的特点、内容与规律。

(二)应用写作理论体系构成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内容、方法和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以及对应用写作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如何科学地建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训练体系。

(三)应用写作产生发展流变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学科理论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国内外应用写作学的研究状况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产生、发展与演变的特征、内在规律与历史经验。

(四)应用写作作者智能素养论——主要是对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应具备的智慧、能力、素养以及智能结构如何合理形成的研究。它旨在阐明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要成为高素质的写作人才应该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和智慧与能力。

(五)应用写作教学目标与方法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职能、培养目标、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针对不同专业的特定教学对象和培养对象，制定科学的培养目标、文体写作与训练的类别和内容。针对长期以来写作教学与社会对写作人才需求存在的偏差问题，其研究应注意做到：纠正写作教学目的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当今务实致用的社会需求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培养目标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为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方法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能力培养与人文素质的全面提高相结合；最终实现“懂理论、会写作、能办文”的(“学者+作者+实务者”)“三位一体”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目标。

下编为写作技术理论层次：“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六)应用文体分类论——主要是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对当代应用文体分类的原则、标准、方法、意义和作用等进行研究，从而对当代所有应用文体作出系统、全面、科学的类别划分。它旨在阐明各类文体的独立意义、个性特征和社会功能作用。

(七)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原理、规范、方法论——主要是对当代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文体特点、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与技巧等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各种文体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和写作技法论述的理论性与写作实践训练的可操作性达到有机结合；其研究应改变过去那种“知识+格式+例文”的旧格局，构建起“写作理论+写作规范+写作方法技巧+例文导学”的新模式，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八)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实践训练论——主要包括对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教学实践环节的写作技能训练(工程)体系的研究；各类应用文体写作训练效果测评体系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技能训练的特点、内容、过程、途径、方法和写作规范与要领等，应力求达到文体写作理论指导与文体写作实际训练的有机结合与最佳结合。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学科际与文化际的世界研究潮流

以瓦尔纳教授为主的一批奥地利哲学家和科学家创立的建构实在论，公允地讲，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科学哲学学说，而是一个尚在发育中的科学哲学范式。之所以它能引人瞩目，之所以它已多少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则要归功于它的学科际（interdis cipline，或译“跨学科”）与文化际（intercultural，或译“跨文化”）结构。 它们反映了当代西方思潮中逐渐突出的两种倾向特别是后者。这两种倾向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应用，正方兴未艾。对应地，有两个命题需要被高度注意：1.科学主义已经失败了；2.西方科学不是普遍的，超文化的，而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特殊产物。理解这两个命题，将帮助我们理解建构实在论及其所在的当代西方思潮的大背景。

关于第一个命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科学主义。国内有些学者倾向于把一切强调科学之重要性的主张，例如，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的口号，都称为科学主义，这是学术上不严密的。应该说，科学主义首先是一种反权威的和基于经验事实的态度，“它坚持对已被接受的一切事物进行检验，并且在其不符合于‘经验的事实’时予以拒斥。它自身作为一种传统，要求在对实在界的准确感知中，排除任何外来的阻碍，无论此种阻碍是来自传统、制度的权威抑或内在的热情或冲动。 ”〔1〕自启蒙时代以来，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就是以科学主义的立场，对一切束缚社会发展的旧传统、旧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但是，随着人类自我认识与完善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主义立场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

科学主义的要害在于它以“经验的事实”为至高无上的检验标准。为此需要保证存在至少一种普遍适用的乃至永恒的方法，即科学方法，只须利用此种方法便可以从经验事实推演出理论结果而保持住其可靠性。可以说，存在共通的因此原则上可以被形式化的科学方法，是一切西方主流科学哲学的前提假定，也是科学主义立场的基石。

最近十数年来的学科际研究却强烈地动摇了这个基石。学科际研究提出的论点是：不同学科间存在不同的、无法统一的方法论，科学是“多”而不是“一”。

他们考察现实社会中不同学科关于同一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发现，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同一事实的注释往往相去甚远，这体现了他们方法论上的差异。（关于这类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可参见文献〔2〕）实践中这种有关应用的学科际合作， 很少能达到所谓理想科学的一致性，而是在极大的分歧中，以谈判的方式达成妥协式的结果。科学主义立场只是一种梦想，现实中的科学必然是“多”。

瓦尔纳教授把这一学科际问题提升到思想史的层次上去考察。他认为萌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受到欧洲神学的影响比一般所以为的要大得多，例如在“统一思想”的观念上，因此总倾向于设定一种“基本”科学，以统辖其它科学。这其实是沿袭了当初神学统辖其它一切门类知识的想法〔3〕。瓦尔纳教授创立建构实在论的一个动机， 就是从哲学上对现实社会中及思想史上的科学的“多”的一面进行论证，从而把学科际研究的有关成果上升为更具统一性的结论，即对“思维的统一性”的诘难（参见下文）。如果人类思维是无法统一的，学科际活动就应当以别样的方式进行。

由上述简短述评我们还可看出，关于科学的多元性的研究与另一个命题，即现代科学是欧洲文化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紧紧联系着的。这就促使我们从学科际问题转向文化际问题。

仅仅10年前，欧洲学术界还不存在所谓“文化际”的概念。当时流行的是“比较研究”，如比较哲学、比较文学等。它虽然已开诸文化平等观念之先，但基本上还是静态的。近10年来，由于后现代主义之类思潮对欧洲文化一些基本信念提出了强烈的质询，知识界越来越具有开放和变革倾向。苏联、东欧事变虽被不少人视作欧美式自由民主理想的胜利，但有识之士却感到，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价值体系也同时丧失了意义，欧洲文化本身有丧失目标而陷入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之势。今后向何处去？这成了严肃的话题。文化际研究无疑也肩负着欧洲文化自我理解的任务。仅仅1995年上半年，在维也纳就诞生了两个新的文化际研究团体。一个是Franz Wimmer教授组织的文化际哲学研究小组，另一个是Georg Winckler教授主持的学科际与文化际研究中心（ZIIS）。

西方文化长期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的理由，在于它的两项巨大成就：民主和科学。文化际研究既然倡导文化平等，就当然不遗余力地要破除对它们的盲目崇拜。例如Wimmer教授便力图论证东西方“人权”观的平等地位〔4〕。在科学方面，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现代科学作为一种萌生于西方文化中的文化现象，并不完全适用于非西方文化国家。“科学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幻觉。”“换句话说，仅仅依靠科学和技术的普遍方法就去照搬一种建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完全陌生的传统、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够的。”〔5〕科学很难说是价值、 文化与制度上完全中立的。

目前非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国家似乎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困境：要么现代化同时西方化，要么拒绝西化但同时在现代化方面也遭到重重困难。由于现代化的趋势是难以抗拒的，事实上除少数文化（如吉卜赛文化、印第安文化）仍在顽强抵抗之外，整个地球都在向现代化迈进。那么，我们真地要走向文化上的天下一统吗？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包括建构实在论在内的诸种文化际科学观，肯定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需要一种别样的科学。用瓦尔纳教授的话说：“诸种在文化上修正过的科学。”（[3]，p.27）新科学的诞生，很难想象其会是对西方式科学的简单否定，或简单地用发展中国家原有价值观去“裁剪”西方科学，而应该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用Wimmer教授的概念说，“多话（Ploy logue”）”）中孕育出来。

在这个层次上，文化际研究的最终目标就不仅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出谋划策，而是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的并存共进探索可行之路。在女性主义者等批评者眼中，当前的西方式科学本质上就是追求对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6 〕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西方式发展道路可能正在把人类带向危险的境地。解决全球问题，需要有方法论、哲学基础上的某种革新。瓦尔纳教授创立建构实在论的另一动机，便是试图通过文化际的科学哲学探讨，来促进此种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革新。因此，目前他与我们这一批中国学者正在试图开辟“建构实在论与中国的现代化”的研究课题。

二、建构实在论的传承与创新

在这一学科际和文化际的潮流中，瓦尔纳教授从过往哲学传统中汲取了哪些成分，又作出了哪些创新呢？

就我的理解来看，建构实在论从过往的科学哲学中主要吸收了两点，一是维也纳学派强烈的反形而上学传统；一是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主义。而他对过往科学哲学的批判，则是从对其核心概念——“合法性”（legitimacy）——的批判开始的。

建构实在论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首先根植于这样一个认识，即传统的，以“合法性”问题为核心的科学哲学，已不能适应学科际和文化际活动的需要。摆脱合法性的出路在于以建构主义取代摹写主义。

“合法性”（legitimacy）或“合法化”（legiti mazation ）是自培根、笛卡尔时代以来认识论的首要问题，它力图回答：人类凭什么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换言之，人类认识如何竟能够合乎“自然的法则”（natural law，通常译作“自然规律”）？在神学时代， 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上帝是自然的立法者，而人的知识来自上帝的启迪，当然是合法的。一旦“上帝死了”，欧洲学者们就不得不为知识寻找其他的合法性依据。由于相信自然法则不是由人制定的，所以合法性依据必须是多少外在于人的东西，但这样外在于人的东西如何又竟能与人类认识相为一体？这一直是欧洲思想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近现代科学哲学，直到当今的英美派科学哲学，都没有摆脱这一梦魇。

瓦尔纳教授认为，根本的出路是放弃合法性问题，从而放弃那种认为科学知识（乃至一般的真性知识）摹写自然界的想法。在他看来，合法性及相应的摹写真理（descriptive truth）的概念， 都是空洞的形而上学。本世纪初的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抨击是正确的，问题是还不够彻底，还假定了摹写真理的存在，特别是假定了经验的可靠性（合法性）。但是，经验的可靠性不能靠经验本身来证明，可见其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想。如果彻底贯彻维也纳学派的立场，就必须走向建构主义， 即承认一切人类知识， 都只是主体依据各种素材在头脑中建构（construct）出来的。 实在（或现实）只是建构的实在（constructivereality），这便是建构实在论名称的由来。〔7〕

但是，如果人类知识只是建构，就会在避开合法性难题后面临有效性难题：为什么人类凭藉头脑中的建构能够有效地支配外部世界？由此我们看到瓦尔纳教授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通过区分“环境界”与“现实界”，避免了建构主义的旧有困难，并为“运行”和“阐释”之间的区分赋予了新的意义。

转贴于 传统上，解决建构主义的上述困难有种种途径，只是都不令人满意。例如康德为了解释建构的有效性，便把建构活动归属于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主体。康德并且区分开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界，认为自在之物不是人类的建构，但也非人类认识所能及。但是，康德的现象界仍是唯一的和普遍的，这就使现象界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玄虚的、形而上的区别。针对康德的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抛弃了自在之物的概念，或者说拒绝谈论自在之物，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中放弃了超验的普遍主体，因此在《逻辑哲学论》中，他不得不假定实在论主体和唯我论主体是同一的。〔8〕不过，在他的晚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更加接近了建构主义，他抛弃了那种认为所有语言都能达到同样目标的主张，而认为主体性是在诸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实现的。他也抛弃了为认识寻求某种同一的资质的想法。〔9〕

瓦尔纳教授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主义，并且通过区分环境界和现实界来避免其旧有困难。环境界不同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之处在于，它是可以被人类活动所运作的。与之同时人类也并不能真正理解环境界，换句话说，人类的此种实践活动是不能被逻辑地测度的。在运作环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建构起一些“实体”，譬如这是一座山、那是一把椅子、那是一个电子等等，这些实体并不原本地摹写环境界，而只是抓攫其某些方面，并在人类认识中进行建构而成“微世界”，微世界的总和便是人类认识的参照——现实界（实在界）。我们看到，在这里，瓦尔纳试图区分“运行的有效性”和“建构的可理解性”来解决建构主义的困难。换言之，运行的有效性本身不是建构的对象，而是通过建构来实现的，因此不能成为认识论的适当话题。知识意味着理解，而人只能理解他自己的建构，使知识的范围局限于现实界。

关于“运行”和“理解”之间的区别，早已有人做出。不过，传统的认识论始终相信，人类认识能在“运行”与“阐释”之间建立同一。可运行性于是成了理解的标志，而理解也就意味着可以运作。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补充上“力量即知识”，便反映了这种思想。在瓦尔纳看来，此种思想混淆了人类的两种不同资质，模糊了人类的自我。他认为不能假设人类思维的同一性。这一观点进一步导向了如下结论。

第三，建构实在论强调“阐释”（理解）对科学的重要性，以及服务于此的“异离化”策略的运用，为学科际和文化际活动提供了新的框架。

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西方式科学正在变得工具主义化，瓦尔纳教授认为，这是在运行与阐释之间不作区分，最终以运行代替阐释（理解）的必然后果。“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对知识的仲裁权信托给了经验事实上的成功”。（[19]，第1章第1.20条）

瓦尔纳不但区分开运行和阐释，而且认为阐释对知识而言比运行更重要。因此，人文学科（瓦尔纳称为“精神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追求运行的有效性，便显出是一条歧路。“从事精神科学的人们必须被看成是阐释的主人，他们能成为自然科学家的训练员。”（[9]，第2章第5.16条）“在‘硬科学，和那些被看作多多少少受到社会的和心理的影响而污染了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将被阐释的不定程度之间的差别所取代，被那些更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和较不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之间的区分所取代。在阐释上的低水准将和知识上的低水准联系在一起。”（[ 9]，第2章第5.17条）这样，学科际合作的图景就改变了。

为了有效地进行阐释，　瓦尔纳教授引入了“异离化”（Verfremdung）的概念。 这个德文词在此处是从释悟学（Hermeneutics）借用过来的，

意味着把一种本文（text ）从原有的前后情境（context）中拿出来，放到新的前后情境中去。

在学科际问题上，异离化要求科学家们能用别种学科的语言表达自己学科内的思想，从而实现对本学科语言的反思，并达到理解。我们看到，这正是实践中的学科际合作（或称跨学科合作）常常忽略了的。在跨学科研究中，某一领域的科学家向其它领域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的工作中还有某某环节不能实现，你们能否帮我实现？”这只是运作上的相互补充和衔接，毫未涉及到相互理解。此种跨学科合作虽能形成科学运作体系的庞大增殖，却无助于理解科学的本性，更白白丧失了在学科际合作中发掘方法论革新之路的机会。

在文化际问题上，异离化要求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否则将丧失异离化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理解的可能性。异离化是适用于文化际交流的普遍的方法论，在科学交流方面有特殊意义。科学原本处于西方文化的前后情境中，当把它“输入”到非西方文化中时，实际上是一个对科学进行异离化的过程。通过详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便能真正理解何谓科学，它的多元化的可能形态，最终有可能使科学交流过程不再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其它各种文化的压服。

三、小结

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站在文化际与学科际潮流最前列的学说，试图对抗的是有至少70年传统的主流科学哲学，其所遭到的批评，其所暴露出来的不成熟之处，都是很多的。笔者曾就建构实在论请教于一些主流科学哲学家，包括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这样的学术泰斗，他们多数对该学说并不持激赏的态度。但是该学说中呈现出来的创造性仍是人所共知的。它反映了当代欧洲学者最前沿的大胆探索。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悠久和强壮的非西方传统。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引入，一直是步履维艰。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五四时期的“赛先生”，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现代化目标，70年代“科学是生产力”与80年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直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的重要性不是没有认识，然而迄今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使科学不但能在中国社会内部找到稳定的立足点与生长点，而且其成果能有效地应用于并推动全社会的发展。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文化上的“不适应”呢？如果真是这样，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探讨科学在文化际“异离化”的科学哲学，就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Sills，David L.，ed.，Intern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72，Vol 7，p407.

〔2〕Collingridge，D & C.Reeve， Science　Speaks　to　Power， London，1986，pp.37—39.

〔3 〕Wallner， Fritz， Acht　 Vorlesungen　 iiber　 den Konstruktiven Realismus，Wien，1990，pp.19—29.

〔4〕Wimmer，　Franz，　 Die　Idee　der　Menschenrechte　in　interkultureller　Sicht，　 Studien　 zur　 interkulturellen Philosophie， Bd. 1 (1993)，S. 245—264.

〔5〕约翰斯顿，安·，艾·萨松主编，《新技术与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第7页，第8页。

〔6〕例如 Keller， Evelyn　Fox， Reflection　on　Gender　and Science，London & New Heaven，1985，pp.36—37.

〔7〕Wallner， F.， Constructive Realism， Wien， 1994，pp.52—59.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高职教育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孟广平.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M].上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董步学.高等职业教育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高职教育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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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孟广平.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M].上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 键 词:科学观;科玄论战;实用至上;伪科学

abstrac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view on modern science evolved and underw ent several major changes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 argument of scienceagainst metaphysics, science prevailed. however, the “pragmatic approach first ” view on science restrict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pure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criticism to “pseudo-science” highlighted the corevalues of scientific spirit, 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cience and cultureopened the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o,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n m odern science in china went forward in such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he chines e and west cultures were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meanwhile, they were in co nflict. in such a historic backgroun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 e were inevit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period. to eliminate uninterr uptedl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e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view on science; argument of science against metaphysics; pragmatic approach fir st; 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 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 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 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 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 “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 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 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 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 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 与人文 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 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 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 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 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 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 。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 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 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 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 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 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 ,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 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 化 :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2］ 。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 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 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 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 对当 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 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 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 ”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 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 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 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 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 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 学事 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 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 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 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 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 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 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 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 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 ‘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 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 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 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 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 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 ,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 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 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 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 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 ,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 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 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 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三、 对“伪科学”的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得到弘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也得到适当调整 。思想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对公众现代科学观的形成产 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 伪科学”现象的泛起,实际上暴露了以往科学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严重弱点,就是受“实用至 上”的科学观影响,学科学、用科学往往停留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缺乏对科学本质特征的 了解。当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事件披着“科学”的外衣流行的时候,许多人缺乏基本的 识别能力。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是现代中国科学观开始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公众的标 志。

改革开放初期,“伪科学”表现为“人体特异功能”。当时国内有1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宣 传“特异功能”,有6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特异功能”。有人甚至认为“特异功能”是 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异功能”演变为伪气功。后来伪气功进 入医疗健身领域,成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在伪气功泛滥的同时,许多伪劣技术冒充“专利” 、“重大技术发明”,在经济领域诈骗钱财,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和科研秩序,较典型的有“水变油”、“超浅水船”等。对“伪科学”的批判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出现打假者一度 成为被告甚至败诉的事情。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伪科学”现象屡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学对有些 现象还不能解释,有些难题尚未解决。“伪科学”利用科学研究还没有触及的空白领域大做 文章,将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现象刻意夸张、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专业化趋 势明显加强,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人们单凭经验和直觉难以准确加以理 解,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涉及许多专业术语的事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 否有价值。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会“科学”术语 的“伪科学”宣传打动。对“伪科学”现象的盲目相信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纠缠在一起,增 加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普及的难度。

要从根本上消除“伪科学”现象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干扰,必须进一步构建有助于弘扬科 学精神的文化氛围。多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器物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只关 心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忽视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对于破除迷信 、树立批判意识的作用,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的作用。默顿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 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7］,可能是许多专业科学工 作者至 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 科学价值观念的宣传,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 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来,在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来自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面 临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人们开始以困惑的 心情关注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把科学视为系统化的 绝对正确的客观实证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多 新学说,其中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中国产生了正反两种回应。认同者以“人文主义”批判所 谓“科学主义”,引用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福柯等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种种非难,认为理 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提出对理性、启蒙、科学语言等予以“解构”。他们批 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有人还寻求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希望通过弘扬传 统文化来构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当真要追随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会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现代化的困境。”“崇尚 科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经充当开路先锋,若任由反权威主义的自由追求把科 学作为主要靶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很可能不是弘扬个性之花,却是远离科学理 性的封建愚昧。”［8］

与此类似,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讨论,关于中医是 否“科学”的讨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是不应该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但科学思 想和科学文化显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观、冷静、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 学工作者的思想贡献,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知识遗产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应该成为全 球化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的理念。对科学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现代文化、后殖民话 语、女性主义、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文化建构论等思潮的挑战,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 出现,正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 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启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能够使人们反思过去, 积极地直面未来。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要始终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 。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大放异彩,也并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风骚。当然,对 科学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着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科学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会渗入其中,造成科学知识形态的多元化。但经过严格实验检验和 逻辑整理的科学理论成果,仍将最终归于一元化,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总之,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 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 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适. 科学与人生观序［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10.

［2］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6.

［3］施威,石松. 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j］. 山西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1):67-72.

［4］王鸿生. 中国科技小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70.

［5］严搏非. 中国当代科学思潮［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

［6］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21 .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11篇

我认为首先应该正视我们所面临的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形势，才能正确认识文艺学学科当前所出现的争论与今后的发展。从社会的角度说，当前所面临的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的信息社会以及由乡村状态到大幅度城市化的转变。而从文化的角度说，则是从印刷的纸质文化到电信与网络文化、由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到受众空前的大众文化、由文化的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而对文艺学学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出现的哲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即哲学领域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表现为由主客二分到有机整体、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由欧洲中心到多元平等对话的转变等等。这些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必然对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体系形成巨大冲击。从传统的文艺学来讲，历来以认识论作为其哲学根据，在权威的教材中宣布“艺术就是作者对于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作典型的形象的认识”。但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对于这 种混淆文学艺术与科学的认识论文艺观是否定的。而对于文艺学的对象——文学艺术现象，由于电影电视、网络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勃兴，审美进一步走向生活，走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在文艺、生活与商品之间难以划清界限的广告、服饰乃至影视剧、影片、vcd等等。因而，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也难以蠡清。而在传统文艺学的主要范畴上，由于上述文化现象的出现与对主客二分“解构”的各种现论的流行，因而也出现诸多歧异，乃至于颠覆传统的情形。例如，文学与生活、形象与典型、文本与读者等等，由于审美的生活化与当代存在论美学的意义的追寻、接受美学的阐释本体等理论现象的传入，以上传统范畴的固有内涵均难以成立。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文化研究的盛行，也导致了对传统的审美的内部的研究方法的解构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确面临空前尖锐的挑战。

这种挑战可以说是一种冲击，但其实也正是一种发展的机遇，促使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面对新时代，改革旧体系，充实新内涵，真正走上与时俱进之途。因为，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恰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最大动力。恩格斯在1894年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其实，上述社会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当代社会对文艺学学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艺学学科应主动适应这种需要与变化，而不是不闻不问，更不是去抵制，当然也抵制不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对文艺学学科现状的自我审视问题。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说。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角度，无疑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产生了文艺思想与邓小平文艺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但也不可否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出现过以西方古典形态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僵化教条理论模式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现象。例如，在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影响深远的“实践美学”，其主要提出者就认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从分析解决主观与客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这显然在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理解上是一种倒退和误解。而对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想，我们也不能做到正确评价，虽然这种理论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传入，迅速传播。但对其理解和评价总难统一，长期以来我们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总体上对其持否定态度，对其价值意义缺乏客观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其克服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式，走向存在意义的追寻与“非人类中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认识不够。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以钱钟书、宗白华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存在用西方古典形态“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和谐论”美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等硬套中国古代建立在“天人之际”、“阴阳相生”、“位育中和”基础之上的“中和论”美学与文艺思想的情形。以上回顾旨在说明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自身的确存在不适应时代要求，相对落后，急需改革的一面。而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又的确给文艺学学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无疑是文艺传播的革命，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是对传统精英阶层文化霸权的一种冲击，并使文学艺术的参与者从未有过的扩大，而文化诗学则给文艺研究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当然，社会文化的转型也有其不可否认的负面作用。其表现为大众文化的低俗趋势、文化产业对经济效益的盲目追求、工业化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泛滥、城市化与社会竞争所形成的精神疾患蔓延、网络化所造成的文化的平面化等等，集中表现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的非美化现实。这一切恰恰为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海德格尔认为，面对当代工具理性的泛滥必将有一种新的美学和文艺学形态应运而生。他说:“一旦我们始终去沉思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猜度，即: 在那种促逼的暴力中，亦即在现代技术无条件的本质统治地位中，可能有一种嵌合的指定者（das verfugende einer fuge）起着支配作用，而从这种嵌合而来，并且通过这种嵌合，整个无限关系就适合于它的四重之物”。这就是“天、地、人、神”的四方游戏及由此形成的人的“诗意地生存”。这正是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应运而生。

文艺学学科的当展还必须转变观念。面对新的社会与文化现实，传统形态的文艺学将逐步得到改造。在哲学根据上，主客二分的传统认识论将代之以现代形态的有机整体哲学。而传统的文艺学学科自身严密而清晰的超稳定的边界也将打破，而代之以跨学科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当然，文艺学学科也不是无任何边界，让人无法把握，而是具有相对的学科边界。例如，在美与非美、文艺与生活的边界问题上，可以具有社会共通感的“审美经验”与“人的诗意的生存”作为其方向。在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形态上也不应是一元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统帅下呈现多元共存、多姿多彩之势。而随着对当代西方“解构”理论的某种认同，文艺学学科领域的“欧洲中心”也将逐步打破，而代之以中西平等对话，特别是在摈弃主客二分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后，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古代“言志说”、“意境说”与“气韵说”等古典存在论文艺观与现代文艺学优秀遗产的重新阐发与继承弘扬。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课程与教学论　学科特性　价值取向　功能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1　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价值取向

人类的课程与教学实践活动是根据作为人的需要、利益、希望的表现的明确价值和规范来进行的。课程与教学论是研究处于课程与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人的科学，因此明确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价值取向显得很重要。

当代课程与教学的本质为科学育人，这有两层含义：首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使学生真正地主动去认识客观世界、发现未来世界、提升主观世界。其次为学生的主动发展指引方向。要做到这些，科学的教学观就必须“以学生为本”、“以主动学习为本”，唯有如此才能在教育教学中充分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彰显生命本质，追求人生价值的意义。

教育教学中的这些追求，使得“以人为本”成为了当代课程与教学论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2　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特性

“课程与教学论”以日常的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来源于课程与教学的一线实践。“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实存特征，也使当代“课程与教学论”逐步成长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如今的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在学科特性上形成了四个主要方面的特征：　首先，研究对象在教育实现中的核心性。其次，研究方法和学科视角的开放性。再次，基础理论与学科理论相结合。最后，概念、理论的形成与消解相循环。这些特性使得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也使得课程与教学的概论、系统、过程、管理及领导、美学已经成为了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新内容体系。

3　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功能

课程与教学论要解决的是课程与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即解释基本的课程与教学过程。但是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必须避免经验主义和抽象思辨的论述，唯有如此其功能才能充分表现。

除了和传统课程与教学论一样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等特点外，当代课程与教学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整合功能。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的意义上讲，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整合功能在于把课程与教学论的各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加以综合，同时又划定分工以及相互调整和兼顾，达至和谐与合理。

4　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内容

当代文化哲学为教育领域重建了“人的学习生活生命世界”的一元论立足点。按照这样的文化哲学观，我们可以把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区分和归纳为五个相互关联的主要方面，它们是课程与教学活动的“　本体本原追问”、“空间存在”、“时间进程”、“价值活动”　和“审美发展”。

正是对这五个方面的研究逐步建构了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新内容体系的逻辑框架。如今代课程与教学论的新内容体系已经可以清晰地区分为“课程与教学概论”、“课程与教学系统”、“课程与教学过程”、“课程与教学管理及领导”以及“课程与教学美学”等五个相互联系的领域。

5　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发展中的挑战

（1）在课程与教学的目标价值取向上依然存在着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的现象。在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价值取向上依然过于重视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人文性。在课程与教学的实施价值取向上偏重于说教和灌输。在课程与教学的评价价值取向上依然以教师对学生的单方面评价为主。

（2）在学科特性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教师们单纯地把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理解为教育教学中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忽视了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独立性，在研究和教学中予以轻视。

（3）在功能方面的挑战则表现一为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被理解为经验主义和抽象思辨的论述，其功能被限定为传授课程与教学论知识和对课程与教学世界进行阐释。二为课程与教学经验研究只能在功利主义价值导向下发展，成为应对时局的一时之策，而没有改进课程与教学论知识现状的目标。

（4）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内容日新月异飞速发展与教师们有限的学习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了重要的挑战之一。

6　对策与建议

（1）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价值取向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价值取向的形成过程应当是师生双方共同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单方面的制定。在课程与教学的目标价值取向上应当高举“以人为本”取向的大旗，建立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专业能力为核心、专业精神为灵魂的目标模式。在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价值取向上则要凸显内容的人文价值，师生双方共同将基本知识的事实存在构建为学生内化了的人文存在。在课程与教学的实施价值取向上应以体现实施的人文关怀。在课程与教学的评价价值取向上应发挥评价的人文导向，使评价成为师生相互协商后心理的共同建构过程。

（2）研究和实施课程与教学论的老师们要搞清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特性，明确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特征，以便使教学和研究都能适应时展要求，紧密结合教育改革的实践，进而使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形成更加鲜明的学科特色。

（3）面对功能方面的挑战，实施和研究者既要肩负起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建设，又要担负起课程与教学改造的社会职责，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4）对于内容迅速更新的挑战，除了丰富教学环境和加强学习与练习外，广大教师要充分利用和开发网络资源来消除时空间隔迅速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掌握新内容。

参考文献

[1]　邹京霞.浅谈课程与教学论中的教学过程变革[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58-59.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13篇

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应该做的工作首先是冷静地不卑不亢地审视、反思与追问，清醒理论意识，清理研究思路，明白问题与症结，寻求理论突破的切入点，然后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著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著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Kant，I.(1790).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tans.Meredith，J.C.(1952)，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14篇

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应该做的工作首先是冷静地不卑不亢地审视、反思与追问，清醒理论意识，清理研究思路，明白问题与症结，寻求理论突破的切入点，然后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著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著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kant,i.(1790).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tans.meredith,j.c.(1952),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科学观;科玄论战;实用至上;伪科学

Abstract:Sincethe“MayFourthMovement”,theviewonmodernscienceevolvedandunderwentseveralmajorchangesand,astheresultofthehistoric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scienceprevailed.However,the“PragmaticApproachFirst”viewonsciencerestrictedtherelativelyindependentdevelopmentofthepuretheoreticalresearch.Thecriticismto“pseudo-science”highlightedthecorevaluesofscientificspirit,whilethecomparativestudyonscienceandcultureopenedthediverseunderstandingofscience.So,theevolutionoftheviewonmodernscienceinChinawentforwardinsuchasocialenvironmentthattheChineseandWestculturesweremingledwitheachotherand,meanwhile,theywereinconflict.Insuchahistoricbackground,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wereinevitabletoacertainextentinacertainperiod.Toeliminateuninterruptedly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isnecessarytoguaranteethesuccessfuldevelopmentofscienceinChina.

Keywords:viewonscience;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pragmaticapproachfirst;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的政府”、“公开的政府”,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2］。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对当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学事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三、对“伪科学”的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得到弘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也得到适当调整。思想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对公众现代科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伪科学”现象的泛起,实际上暴露了以往科学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严重弱点,就是受“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影响,学科学、用科学往往停留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缺乏对科学本质特征的了解。当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事件披着“科学”的外衣流行的时候,许多人缺乏基本的识别能力。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是现代中国科学观开始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公众的标志。

改革开放初期,“伪科学”表现为“人体特异功能”。当时国内有1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宣传“特异功能”,有6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特异功能”。有人甚至认为“特异功能”是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异功能”演变为伪气功。后来伪气功进入医疗健身领域,成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在伪气功泛滥的同时,许多伪劣技术冒充“专利”、“重大技术发明”,在经济领域诈骗钱财,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和科研秩序,较典型的有“水变油”、“超浅水船”等。对“伪科学”的批判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出现打假者一度成为被告甚至败诉的事情。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伪科学”现象屡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学对有些现象还不能解释,有些难题尚未解决。“伪科学”利用科学研究还没有触及的空白领域大做文章,将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现象刻意夸张、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专业化趋势明显加强,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人们单凭经验和直觉难以准确加以理解,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涉及许多专业术语的事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会“科学”术语的“伪科学”宣传打动。对“伪科学”现象的盲目相信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纠缠在一起,增加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普及的难度。

要从根本上消除“伪科学”现象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干扰,必须进一步构建有助于弘扬科学精神的文化氛围。多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器物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只关心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忽视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对于破除迷信、树立批判意识的作用,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的作用。默顿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7］,可能是许多专业科学工作者至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科学价值观念的宣传,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来,在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来自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面临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人们开始以困惑的心情关注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把科学视为系统化的绝对正确的客观实证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多新学说,其中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中国产生了正反两种回应。认同者以“人文主义”批判所谓“科学主义”,引用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福柯等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种种非难,认为理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提出对理性、启蒙、科学语言等予以“解构”。他们批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有人还寻求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希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来构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当真要追随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会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现代化的困境。”“崇尚科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经充当开路先锋,若任由反权威主义的自由追求把科学作为主要靶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很可能不是弘扬个性之花,却是远离科学理性的封建愚昧。”［8］

与此类似,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讨论,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是不应该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但科学思想和科学文化显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观、冷静、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贡献,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知识遗产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应该成为全球化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的理念。对科学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现代文化、后殖民话语、女性主义、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文化建构论等思潮的挑战,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启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能够使人们反思过去,积极地直面未来。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要始终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大放异彩,也并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当然,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着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科学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会渗入其中,造成科学知识形态的多元化。但经过严格实验检验和逻辑整理的科学理论成果,仍将最终归于一元化,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总之,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0.

［2］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

［3］施威,石松.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67-72.

［4］王鸿生.中国科技小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70.

［5］严搏非.中国当代科学思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6］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