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笔记范文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笔记小说 国史补 纯粹
《国史补》是唐代比较重要的笔记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部野史集，弥补了正史的缺漏。不仅如此，在唐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地位，这样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获得不少学者的认可。那么，为何称之为“纯粹”的笔记小说？本文将逐一寻找这一论断的依据。
一、明确“笔记小说”的体例
“笔记小说”对人们来讲并不陌生，似乎这个词也普遍被历代的学者接受并应用。事实上，这一词语本身存在歧义，也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对笔记与小说二者之间文体上差异的区分，给人们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视笔记为小说的附庸，再加上古代目录学家习惯于将笔记纳入到子部的小说类，使得笔记与小说杂糅不清，这对笔记和小说的研究整理工作都造成了不便。因此，在确立《国史补》纯粹的笔记小说地位之前，有必要先明确“笔记小说”的概念。
（一）小说
最早提出“小说”概念的是《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与明智的大道理相去甚远。这里的“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指道家之外的别家之言，是与“大达”这样正统文章相对的琐屑言辞，不登大雅之堂，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小说”是对别家学说、那种街头巷尾口头相传的故事的蔑称。王枝忠认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关于小说一词的固定含义。”①
到了汉代，小说有了初步的发展，从史传文学当中孕育出的轶事小说以及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演化而来的志怪小说，已经初步勾勒出文言小说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小说的虚构特性已经凸显出来。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小说逐渐形成了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和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志怪两大系统。这其中，志人小说以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及言行为主的杂录体小说，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来突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并且此时的志人小说尺幅短小，言约旨丰，对后世类似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的志怪小说因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以记述神仙鬼怪为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志怪小说的虚构及夸张成分就非常突出，是与志人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形式。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划分，但不论是志人还是志怪，它们都属于文言小说系统。
唐宋时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并且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小说就逐渐分化为文言、白话两个系统并行发展，进而代表了雅、俗两种传统。广义上讲，白话小说也属于小说范畴，但因受到小道不经之论的影响，白话小说在官撰目录中很难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也不收录白话小说。那么根据笔记小说的语言以及在目录里的收录情况，我认为笔记小说与文言小说比较接近。
（二）笔记
笔记本义是指散文的一体，又称“笔”，与“文”相对。《南史·颜延之传》云，诸子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里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在这里指注重辞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笔”指随意记录的散行文字。“笔记”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丘巨源传》：“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后来《艺文类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在《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称赞任昉“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这些提到的“笔记”都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可见“笔记”有记录的意思。
后来，笔记逐渐演变成一种随笔形式见闻录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著作。文字都是简短的，每条自成起讫。笔记的创作具有独立性，片段之间相互独立。笔记在内容上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如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笔记”下的定义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到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笔记主要记载一朝一代的军国大事，朝政得失，典章文物，或是记述一代人物的思想言行。其目的都是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是以世道人心为念，记述前事，作为借鉴，教育后人。
笔记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具有虚构性、娱乐性，虽然小说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也会透漏出关于当时社会的信息，但许多场景、人物、地点也许并不存在，而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因此小说的虚构成分要远远大于笔记。而且小说情节紧凑生动，前后有因果联系，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我认为小说的文学价值高于历史价值。而笔记有着明显的分别，正史一般是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些历史事实可能在史官撰写的过程中被刻意删去、忽略或者篡改，我们无法知道历史的原貌，而且当时的时代风尚，民族习俗以及名人轶事等在正史中很少记录，笔记正好对这些做了补充。由于笔记的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总结来写，是有意地写史以补史，有意地将当时具有特色性和规律的东西保存下来，内容真实客观，作者态度端正，所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再者笔记都是相对独立的片段，是陈述事实而非讲故事，因此笔记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
（三）笔记小说及《国史补》的定位
前面已经分析到，小说和笔记是不相干的两个系统，而把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使得小说、笔记、笔记小说三个概念更加模糊，学界的争论也随之增大，那么，到底“笔记小说”应该怎么解释呢？
最先提出笔记小说概念的是北宋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③但有人认为这里“笔记小说”只是并列关系，不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事实上，在唐代时期，笔记著作很少以“笔记”来命名，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有时用“记”来称，比如《教坊记》、《封氏见闻记》、《开天传信记》等等。自宋代开始，那些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开始用“笔记”来命名，如宋祁的《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宋元时期这类书有很多，除了以“笔记”命名之外，还有随笔、笔谈、笔丛、丛话、清话、漫录等等。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汉代的《汉书·艺文志》已有定位，被划分到子部中诸子的一家。而笔记产生于唐宋，不固定在四部中的哪一家，传统目录学上也没有以笔记为名的类别，又因为有些笔记带有小说的性质，所以宋代以后，书目著录中将“笔记”纳入到了子部小说的类别中，从此，“笔记”与“小说”的关系便扯不清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笔记被归入到子部杂家类或者史部传记、杂史、地理等类别中，也就是说，笔记由于涉及内容广泛，类书之中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分类。
在近代20世纪20年代，《笔记小说大观》刊行，“笔记小说”这一称呼应用开来。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把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周勋初先生的《唐记小说叙录》则只讲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似乎把笔记小说只限于古人所说的杂史笔记或“杂事小说”。唐代时期的笔记还是比较“纯粹”的，就比如我们要说的《国史补》，而到明清，也出现了笔记式的小说如《夷坚志》，也有小说的笔记如《东轩笔录》，笔记小说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清。
我比较赞同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中的说法：笔记和小说之间，一个重视形式，一个重视内容，把二者合二为一，“即笔记小说是以笔记形式表现小说内容的一类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兼具笔记与小说的特征，既具有随笔记录、体式自由的形式，又有必要的故事结构。……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等这类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也包含一些历史著作如《国史补》、《朝野佥载》等等。”文章中同时指出，笔记小说不包含故事完整、描写细腻的长篇文言小说，如传奇。所以《国史补》应当属于杂史类笔记小说著作。
二、《国史补》
（一）作者
李肇，生卒年和籍里不详，两《唐书》亦无传，从历史的零星记载可知是唐宪宗、穆宗朝时期人。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元和二年至五年间，为江西观察从事。七年任协律郎，十三年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十四年加右补阙，十五年加司勋员外郎，出翰林院。长庆元年因为与李景俭等于史馆饮酒，贬澧州刺史。一生著有《国史补》、《翰林志》、《经史释题》等书。李肇在京城做官时官位不低，并且多与名流结交，因而能见闻大事，所记历史可信。再者李肇本身为翰林学士，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养，在记录历史时对材料能够有所取舍、有所判断，文笔好，内容扎实，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不像后来明清时期的一些笔记，记录山野草茅之传闻，妄谈朝堂宫苑之事，不仅格调不高，也大多不可信。
（二）内容及特点
《国史补》，亦称《唐国史补》，系续刘餗《隋唐嘉话》而作，全书共记三百零八条事，卷首有目录，以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前二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下则杂记各类典故制度。其序是这样，“《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作者表明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刘餗之后写史以补史，虽然在体例上与《隋唐嘉话》体例相同，卷数相当，但内容较为客观，不记鬼神梦幻、男女猥亵之事，与志怪划清了界限。
《国史补》在内容上保罗万象，所记大致有：
①各地产物，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例如在名茶名酒方面有着较为系统的记录：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劎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醖，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我们所熟知的剑南春酒在这里可以找到渊源。
还有名茶：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筌：劍南有頂石花，或小方，或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夀州有霍山之牙，蘄州有蘄門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这些名茶比《茶经》提到的多了很多，根据时代的发展，从《茶经》到《国史补》可知道茶的发展轨迹和普遍程度。
②流行的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等。
③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多集中在卷下。
④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等，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
⑤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
⑥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等。
⑦唐代官场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贴等，还有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
由于内容繁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三）价值及影响
《国史补》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功用，且可信度高，因此被广泛征用，仅《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即达一百三十三处之多，其他的如《唐摭言》、《北梦琐言》等也多次征引，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所以《国史补》对于历史的补正，文化的研究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天禄琳琅书目》云：“考《崇文总目》与肇《国史补》外，又载林恩《补国史》六卷，高若拙《后史补》三卷。而晁氏《读书志》中皆不载，是当时所重者惟肇所補之书。”可知此书在宋时于同类书中，最受重视。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此书“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然论张巡则取李翰之传，所记左震、李汧、李廙、颜真卿、阳城、归登、郑絪、孔戣、田布、邹待征妻、元载女诸事，皆有裨于风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狱之说，杨氏穆氏兄弟宾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说诸典故，及下马陵、相府莲义，亦资考据。馀如摴蒲卢雉之训，可以解刘裕事。剑南烧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隐诗，可採者不一而足。……欧阳修做归田录，自称以是书为式，盖於其体例有取云。”由此可见，历代学者对此部书都有相当不错的评价，而且《国史补》的行文方式以及用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的体例，都成为后世笔记小说撰写的范本。
三、《国史补》纯粹笔记小说地位之确立
综上所述，我认为，称《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模式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依据总结如下：
1.从体例上讲，《国史补》是具有史料性或学术性笔记，是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文字简短，纪实性强，是增补辩证历史的典型著作。这些方面都符合笔记小说的特点。
2.从内容上讲，《国史补》是续《隋唐嘉话》而作，但其中去除了猥亵、怪异的内容，在陈述事实方面更加“纯粹”，没有虚构和夸张的小说痕迹。
3.从作用上讲，《国史补》是正史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资料，也让正史中被略去的方面得到了还原，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可信度很高，《国史补》被《太平广记》等类书大量征引，地位不凡。
4.从影响力上讲，《国史补》所创新的写作体例和框架，成为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
在浩如烟海的唐记小说中，《国史补》记录的条目不是最多的，但却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一部，这或许与其著史态度最为端正，对历史的补充作用最大有关吧。不论从体例上、内容上还是影响力上，称《国史补》为“纯粹”的笔记小说都不为过，这也是对它在文学史上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对于这样纯粹的《国史补》来讲，它的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希望这部书能够收到各个领域学者的重视，让它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②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史绳祖.学斋占毕[M].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第854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李肇.唐国史补[M].台北：新兴书局，1960.
[2]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J].文学遗产，2003（02）.
[3]罗宁.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J].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3）.
[4]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J].洛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03）.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考据类笔记；渊源；发展
“笔记”二字的含义初为散文，用来与辞赋等韵文对称，在南北朝时，有所谓的文笔之分，把有辞藻，能激发人情感的作品称为文，其余的作品皆为笔，而最早以笔记二字命名作品的当属北宋宋祁的《笔记》一书，而关于笔记的归类，历来目录学家分法不一，有归入史部的传记类的、有归入地理类的、还有归入杂史类的，但大多数笔记都被归为子部小说类和杂家类。而到了当代，笔记才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是由于笔记自身所记载的内容庞杂，学者对于笔记的分类也不同，而真正站在“笔记”这有概念上对笔记进行分类的是刘叶秋先生，他将从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大致分为琐闻故事类、考据辨证类、小说故事类这三类，而考据辩证类笔记是指以考证史实、名物典章为主的笔记。
宋代是文化繁荣的时代，故而各种著作层出不穷，笔记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地涌现，其规模和数量都远远的超于前代。而在这些笔记作品中，宋代学者重视考据与记载，所以宋代的考据类笔记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但是宋代考据类笔记的渊源和发展却少有提及，本文拟对此做一些梳理。
一、宋代考据类笔记的渊源
“笔记”这种体裁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班固的《白虎通义》与蔡邕的《独断》就是笔记体。《白虎通义》乃是汉代班固记录白虎观会议的讲经记录，虽说是为讲说五经但其中分题立论，如爵、号、五祀、社稷、礼乐等，解释颇为详细，且各具系统，这对了解汉代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就是考据辩证类的笔记。而蔡邕的《独断》是一部个人所编写的笔记体著作，虽仅万言，但是记录了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有关礼制、车服、帝系等内容，也考证了汉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内容，它无疑也是考据类的笔记。故可以说《白虎通义》和《独断》是考证类笔记的滥觞。虽然汉代是考据类笔记的发轫时期，但是此时的考据类笔记也只是文人们随手记录经义的一种方式，只是汉代儒者考据经传的一种副产品。
魏晋时期，政治混乱，玄学兴起，儒士们为了避祸，避谈国事，整日沉迷于谈玄论道，文学类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大都以玄学为主，而所存的能称得上是辩证考据类笔记的仅有记录汉代琐闻、故事的《西京杂记》与记录民俗传说的《荆楚岁时记》及考证名物、制度的《古今注》三种。其中《西京杂记》虽为“杂载人间琐事”但是其中记载的汉代典章制度与风俗颇为可考，故也可称之为考据类的笔记。而到了唐代“笔记”就开始多了起来，人们开始有意识的运用笔记这种载体来记录自己的见解，但是纵观整个唐代的笔记，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占了大多数，但是由于“笔记”这种文体本身就所录庞杂，故也有不少笔记都还包含着考证的内容，但是还不能成为真正的考证笔记，而真正算得上考据辩证类笔记的当属《封氏见闻记》，其书前六卷记叙掌故、考证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最后两卷专述唐代士大夫的逸闻趣事，此书的考证部分后人的评价很高，四库馆臣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可见此书的学术价值。另外还有考究经传、订正名物、解释语词、辩证讹谬的《苏氏演义》，与纠正俗说之谬的《资暇集》及考究典故、论辩杂事的《刊误》等，唐代的考据类笔记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考辩精详，引据充实，内容广泛，为考据类笔记的发展提供了示范。
进入到宋代，“笔记”大量的涌现且种类繁多，考据笔记作为笔记的一个类型才算是真正地开始成熟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子部杂家类有杂考一项，其中收录的大多是考据类笔记，共收入了唐五代考据笔记4部，宋代28部，元明11部，清11部，而宋代考据笔记就占到了一半，可见宋代考据类笔记的繁盛情况。宋代的考据辩证类笔记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广博，既有百科全书式的考证笔记《梦溪笔谈》，又有讲经史、训诂的《困学纪闻》、《容斋随笔》、《学林》等，还有着重考证名物、解说典故的《演繁露》和《朝野类要》等，可以说到了宋代，考据类笔记已经完全成熟了。这些考据类笔记博采众长吸取前人笔记的优点，从而形成了宋代考据类笔记自己的特点。唐代以前的考据类笔记主要是以考经为主，宋人笔记中虽然庞杂，而对于经籍的考证却没有停止，到了唐代，考据类笔记开始发展，但是唐代的笔记主要是以故事琐闻为主，考据类笔记只是占了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初见雏形，宋记继承了唐代小说故事类笔记的灵动笔法，同时又言语考证，到了宋记作品的大量出现，同时考据学的发展也促进了考据类笔记的出现，考据类笔记博采众长到了宋代才开始走向成熟。故《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载：“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咨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注：班固谓杂家者流出于议官。）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1]
二、宋代考据类笔记兴起的原因
宋记大量的涌现，而考据类笔记也在宋代蓬勃发展，这与有宋一代的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宋代立国之初，重视文化，优待文士，甚至还立下了不杀文士的祖训，重用文人治国。统治者重视文人，提倡文化，故宋代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唐代的科举取士，虽然比前代有所进步，但是基本是被世家大族所垄断，而寒门学子很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宋代的科举则是面向全国的各个阶层，这就为很多寒门学子提供了可以走向政治中心的机会，而参与政治就要讲求务实，故在宋代的科举不断改革下就更加注重实用性，所以就形成了其重策论轻辞赋的风气，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宋代学子要想进仕，就必须要加强对于经典的研究，而笔记无疑是记录他们思想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大量的对于经典的考证就以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了。
再者，宋代不同与唐代的学术风气也为考据类笔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中唐以前儒者讲经，皆从师说，疏不破注，学者只能墨守成规，而这种墨守成规的学术风气极大的束缚了学者的思想，使学者自身的见解得不到体现，而兴起于宋代的新儒学，试图打破以前株守师说的传统，提倡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讲究义理。这个学说也就成了是宋人重考据而轻师说的学术风气的思想基础。而由于宋人重考据，考据学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在宋代考据学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问而存在的，这就为学者们则通过对经典的阐释乃至于怀疑来发扬自己的学术见解开辟了一条通道，而笔记由于其自由的特点，无疑成了记载学者们学术思想的最佳载体，学者们利用笔记阐经释典，记录下自己的学术成果，故考据类笔记的在宋代才能大量地出现且释放出光芒，这与宋代的重考据的学术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再次，科技的发展也是促进宋代考据类笔记兴盛的原因。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书籍的出版量也大大的远胜于前代，宋代不仅大量的儒家经典和佛经可以结集刊行，就连一般的乡村私塾所用的启蒙读物也可大量的流传。印刷术的发展就就为文人的作品流传提供了方便，而普通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将自己的作品付梓，流传于世，这也大大促进了文人们创作作品的积极性，而考据类笔记作为宋代文人阐经释典发扬自己学术见解的一个载体自然就会大量的印刷传播与流传。
三、宋代考据类笔记的发展
纵观整个宋代考据类笔记，不仅继承了前代学者考据方法，而且内容更加的广博，汉魏的考据类笔记以考经为主，而宋代则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考证繁杂。特别是宋代，学者们严谨注重考据，且与实证相结合，特别是在科技和民俗的考证方面，如《梦溪笔谈》卷六就记载了沈括对于声学的研究，宋人重实用，故考证注意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特别是考史，如《容斋随笔》“宣和冗官”条评论朝政得失，“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蔡）京之罪恶至矣！”[2]，《云麓漫钞》中“选人之制”条中直指宋代的的冗官之弊“国朝既收诸镇权，自一命以上，皆注吏部选，而选人有七阶......于而员益沉。举削日减，人有淹滞之叹。”[3]都是通过考证来达到劝戒当时的目的。
宋代的考据类笔记虽是各自成书，但是前代的笔记常常被后代文人所引用，同代之间且相互批判考证，互相讨论，甚至还有针对某一书的专门考证的笔记。如《梦溪笔谈》成书较早，其中不少条目为后世笔记所讨论。《能改斋漫录》成书后，其中不少条目遭到叶大庆（《考古质疑》）、刘昌诗（《芦浦笔记》）的批评。汪应辰的《石林燕语辨》则是专为考据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一书而作，即以笔记来考据笔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笔记与笔记之间，笔记其他著作也互有影响。如《能改斋漫录》对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有所征引，而后《能改斋漫录》中的条目又被《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所引用。这些都是前代考证类笔记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宋代学术的兴盛情况。
尽管考据类笔记在宋代大量的出现，但是考据类笔记在南北宋时期情况并不相同，在北宋时期，考据类笔记的数量较之于南宋少，且北宋的考据类笔记多于叙事之中夹杂考辩，或者于考辩之中，间叙杂事，考辩类笔记的体例、内容也与前代相同多并无严格的区别，只是由于笔记中考据类的内容较多故归为了考辩类笔记，而到了南宋，考据类笔记的内容就趋于专门，如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就专考经史诗文，这与南宋的考据学的兴盛已密切相关，“宋南渡后，考据史学开始深入发展，出现了李焘、李心传等考史大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重考证历史现象的史家越来越多，考史著作和一些零散的考史条目，在各类书籍中均大量出现。”[4]，故笔记这种形式自由随意的著作体例，自然就成为了承载学者思想的最好的载体。
综上所述，考据辩证类笔记做为作为宋代学者学术思想的一种承载，其笔记的价值历来是受到人们的重视的。宋代的笔记不仅吸收了了前代考据类笔记的优点，考经与考史并存，内容广博庞杂，并且更加的注重实用性，随着宋代考据学的发展考证也渐渐趋于专门化，考据类笔记的门类也更加的精细，它开启了后世明清考据笔记的先河，明清代的考据笔记无不从中吸取养料，将宋代的考据类笔记的方法与成果融入自身，故宋代考据类笔记的承启之功不可忽视。
【注释】
[1][清]永.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00
[2][宋]洪迈. 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68-269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3篇
【关键词】笔记;博客;文化传播;内容;表达;功能
笔记与博客的内涵
古记与当今博客，一古一今，二者出现的时间相距遥远。前者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文学样式，后者随着现代网络科技而产生，简称为“blog”，音译名为博客。如果将二者放在一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考察，二者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二者虽然内容不同，但形式却表现出异质同构的特征。为了对二者的同构特点作出明确的分析，首先应确定二者的内涵。
古记最早出现在先秦，形成于魏晋，繁荣于唐宋明清。“笔记”二字本来的意思是指用笔记叙，但作为一种文体，这一概念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大致认为是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文体。它的特点是可长可短，不拘形式，多由分条的短篇汇集而成。如陶敏、刘再华认为笔记主要是“随笔记录作者见闻，发表看法，篇幅一般短小，它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极大的随意性，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奇谈怪论、琐事屑闻、鬼怪传说、人间百态，都可以纳入它的范围，可谓包罗万象。笔记的篇章往往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它们之间可以有某种外在或内在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是极为松散的，也并非是绝对必需的”，如“宋代宋祁始以‘笔记’作书名，后如旧题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沿用。另有称笔谈、笔丛、随笔、笔余，乃至杂录、漫录、谈丛、丛说等，大致均可归入此类”[1]。
刘叶秋先生把古记主要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辩证类三类。他指出：“这里的第一类，即所谓的‘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二、三两类则……只能算作‘笔记’，不宜称为‘笔记小说’。”[2]
在笔记的类别、范围方面，研究者们还存在分歧，但总体而言，大家都认同笔记具有随意的特点，笔记是由篇幅短小的文字组成的作品。
博客的定义也尚无确论，它最早的名称是英文记录的“weblog”，由“web”和“log”两个单词组成，简称为blog，它源于现代网络科技，主要起源于网络“过滤器”作用。它的功能主要是挑选一些特别的网站，并作简单的介绍。随着博客的发展，博客的内涵也越来越广泛。一般认为，博客可以指博客网络，也可以指博主发表的日志，还可以指信息的创建、者，即博文的发表者，也就是网络集结的群体。随着博客的广泛运用，现在博客的类别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博主的角色看，有的是个体，有的是单位，如现在盛行的微博一般是个体博客，作为单位的有各种企业博客。从博文所传达的内容来看，博客有经济、教育、娱乐、体育等多种类别。总之，博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产物，它以网络传媒作为交流方式，自由地博主(个体或集体)的心得体会、知识信息，达到及时、便捷、轻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的目的，从而实现个人或集体的自由表达。
笔记与博客异质同构的表现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笔记与博客异质同构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二者承载的内容、表现的形式、承担的功能等方面。
首先，从内容上看，笔记与博客所涵盖的内容同样是丰富的，都是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笔记从魏晋开始形成，到宋展成为繁盛的局面，且一直到元明清都保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文人的笔记创作接连不断。无论哪个时代的作品，它都基本包含了创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记载或评论，甚至是带有虚构特点的笔记小说，都可以说无所不包，广泛地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生活方式、人情审美、文化观念等。从其所覆盖的范围看，笔记可以被看做是小百科全书。与笔记相同的是，博客所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有时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明星八卦，乃至个人生活等等。在博客中，博主可以自由书写他(她)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以是见闻的记载，也可以是时事的评论，当然也可以是创作的交流。在这里，发达的网络媒介带来了信息传播的便捷、快速、广泛的特点。把笔记与博客所涵盖的内容纳入文化的范围看，无论古人的笔记还是当代人的博客所包罗的内容，都可以说是文化的代表。它们都反映了社会乃至大众各个方面的追求，都是时代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如宋代代表性作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这些作品都是南宋时期的创作，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知道，尽管说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当时的商业却非常发达，都市表现出繁荣的局面;我们可以体会到词人柳永《望海潮》中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些描写不是文人的纯粹艺术的构造，而是当时临安繁荣面貌的生动描绘。而博客也不例外，在大众文化热潮的冲击下，博客也表现出它的时代文化特点。博客处处反映当下的种种现象或问题。在博文中，大家探讨的热点总是当下大众关注、关心的社会时事、现象。如当今网络流行的一些词语“官二代”、“富二代”反映了官僚、商业文化影响下的社会不良现象，曾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很多博客中探讨的话题。博客具有突出的时效性，表现了当代人的文化追求，反映了当今的一些文化现象。
其次，从表现形式看，二者都表现出自由灵活的特点。古代的笔记尽管有类别的不同，如刘叶秋将古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辩证类三类，但从行文看，其句式、篇幅长短不一，依据所记载的事件、知识要点可长可短，不拘一格。正如笔记研究者们所说：“笔记作家事记其实，看似无意为文，这种写作心态恰恰使他摆脱了一切文章章法的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意兴所至，笔亦随之，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考核名物，或考论经史，内容的选择无拘无束，形式上不拘一格，艺术风格千姿百态。绝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却能做到内容充实，尺幅千里;通常运用白描手法，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却又能做到形神酷肖，风韵天然;不少作品还能亦庄亦谐，充满趣味性，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笔记以散文为主，摆脱了传统文体规范的局限，给予作家以思想表现、情志抒写的充分自由。它以作者自身为主体，往往可以突破传统文体规范的局限，从思想到行文都十分自由，既可用以抒情叙事，也可用以说明议论，风格亦庄亦谐，文体或骈或散，篇幅可长可短，初无定格。正因为笔记为作者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放言肆论的空间，所以笑话、游记、传奇等传统文体，随笔、小品、杂文等现代文体往往孕育其中。”[1]这很好地概括了古记的表现形式自由灵活的特点。而博客也是一样，虽然内容多样化，有文学、政治、财经、体育、医药等不同类别的区别，但不同类别的博客形式也是自由灵活的，篇幅长短不一，最长的几千或上万，最短的十几或几十个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博客所运用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有议论、记叙、抒情，运用的文体则有散文、议论文、记叙文、诗歌，甚至小说。所以，从类别、篇幅及表达方式等这些形式上看，笔记与博客是相同的，二者有着自由灵活的形式特点。
转贴于
再次，从承担的功能看，二者都是作为文化传播的形式而存在的，对社会文化的传播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从传播学发展的历史看，自人类诞生以来，传播形式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发展变化：首先，文字未产生以前，传播依赖的是口耳相传的形式，自文字产生以后，传播发展到借助文字传播的形式，这是人类文化赖以流传承继的一次质的飞跃。自从有了文字，文化的传播就具有了稳固性、长久性的特点，克服了口耳相传形式的不稳定、短暂性特点。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传播形式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这样一来，文化传播变得便捷、广泛起来。笔记正是这一传播形式变革后的产物。古人正是借助文字、印刷术的帮助，自由灵活地记录着作者的见闻，向同时代的人们传递着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向后来的人们传递着相对久远的文化。如果没有古人笔记的出现，我们现代人对历史的了解绝对没有那么丰富多彩。正是因为笔记的广博内容，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了解千年乃至更为久远的古人，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各个方面，使我们能够跟古人有着跨越时空的交流，从而实现知识信息的延续、保存。当今的博客，则是现代电子技术传播运用的产物，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历史上一切存在过的传播形式无可比拟的，这是信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变革。博客作为这种传播技术产物的代表，使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相互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此前的网络交流方式有电子邮件、BBS论坛，但随着博客的出现，这些交流方式身处劣势，并且自然地退居于博客之后。当前，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博客承担着重要的传播功能。通过借助网络平台博客，当前的一切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达到彼此或者说大众的交流，真正实现了“天涯共此时”的愿望，整个社会变小了，世界变小了。社会中出现的现象、问题都变得有目共睹了，所有的一切也变得更加透明了。当前的文化在这里得到最大化的集合，从而完成博客文化传播的使命。
结 语
笔记与博客，二者在传播过程中借助的媒介有差别，前者主要是文字的记载或著述，随着社会的变化，其作品中使用的语言或许会束缚后来者对它的理解与接受。如我们现在阅读古人的笔记作品，第一个障碍就是语言文字的问题，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后，笔记这种传播文化的形式也许会让后来者望而却步。但是，由于它所赖以存在的文字具有稳固、长久的特点，使得笔记具有永久性的特点，它可以千年地流传下去。
因此，现代网络的高速运转，使笔记与博客在这方面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后者通过网络的手段，其借助的传播媒介更加多样化。参与博客的传播者也是各阶层均有，但大多数是普通大众，如草根博客;有专家学者，如精英博客。所以，博客富有现代性、传播的广泛性等特点。
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博客是否会被新的传媒取代，还是一个未知。当然，博客也有它的局限性，正如一些分析者认为：“博客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从属关系。它不能独立于传统媒体的控制范围之外自成体系，它的发展因其对传统媒体的补充作用而受到必然的约束。明确这一观点，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博客的媒体地位，避免过分夸大它的传播效果。”[3]
尽管如此，从文化传播的内容广度、传播时自由灵活的特点以及承担的功能看，笔记与博客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可以说二者是文化在不同时代传播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它们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形式变迁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2).
[2]刘叶秋.历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4.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金色笔记》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8（b）-0228-01
多丽丝·莱辛，生于1919年，英国当代重要的作家，以“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的获奖词，赢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位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是第十一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年近百岁的她，创作了不同题材的作品，曾经获得毛姆文学奖、欧洲文学国家奖、德意志莎士比亚文学奖、史密斯文学奖、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等多个奖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而诸多作品中，最受关注、影响最大的还是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金色笔记》。
《金色笔记》语言似乎很平淡，几乎读不到华美的词藻和文学味十足的描述，文本几乎都是浅显而明快的日常口语；其构思出人意料，表面来看，情节支离破碎，没有连贯完整的故事情节；至于主题内容，莱辛则曾明确表示此书的写作意图：“要写一本全面描写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道德气候的书”，作品也确实如其初衷，既有当时时代图景的广阔呈现，又有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执着探求；既涉及到政治、社会和民族方面的问题，又涉及到心理、种族、女性等问题，称得上是一部“全面描写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道德气候的书”。本部小说有五小结，每小结前都有以“自由女性”命名的中篇叙述，前四个小结由小说主人公安娜的黑、红、黄、蓝四本笔记组成，第四节又插入了金色笔记。内容围绕安娜及其女友摩莉的生活和事业展开，黑色笔记代表安娜年轻时在非洲的主活，尤其是她参加当地的一个左翼小团体中的活动时经历的幻想、激情与失望；红色笔记记录着世界各个地方的大型政治事件和事件有关的活动；黄色笔记描述了一个叫爱拉的、虚构人物的爱情纠葛和写作生涯；蓝色笔记是描述安娜自己工作和感情生活的日记。如此反复的四本笔记在前四节反复出现，使初读者根本读不出传统小说的规范，每一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阅读，比方说只读每一部分相同颜色的笔记。
《金色笔记》中既有对当时时代图景的广阔呈现，又有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执着探求；既涉及到政治、社会和民族方面的问题，又涉及到心理、种族、女性等问题。故问世以来就因其本身的可读性、内涵的丰富性和阐释的多义性而受到广大评论者的热切关注和广泛争论。据统计，在中国知网上就有263篇关于《金色笔记》的学术研究，万方数据网上有265篇关于它的论文。许多评论家都曾经从女性主义角度、现代主义角度、后现代主义角度、马克思主义角度、心理学角度、哲学角度、社会角度和经济角度等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至20世纪90年代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关注。不过，总的说来，对莱辛及其著作的研究和评论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1 从主题和内容方面进行研究
《金色笔记》内容相当丰富，涉及时间、政治、艺术和性等许多方面，许多评论家都曾围绕这部作品的主题展开过讨论。当然，“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评论家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观察到的主题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写过莱辛评论的约翰·凯里就认为《金色笔记》的主题就是艺术与小说的关系；珍·皮克林在解读《金色笔记》时就很关注经历和艺术的关系，认为是对艺术的本质，对艺术和经历最复杂的表述；艾拉·摩根则认为女性主义和妇女的觉悟才是作品要表达的主题和重心，因为《金色笔记》出版时正值英国女性运动盛行时期，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女权运动已经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女性，女性的反省和独立正在成为社会的热点。不同的学者也从自己的认知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于作品主题和内容的看法。
2 从心理学和方面进行研究
还有一些评论家从心理学角度和宗教角度展开过对莱辛和《金色笔记》的研究。如切丽萨就曾经写过评论Sufi Equilibrium and the Form of the Novel（《苏菲均衡和小说形式》），从荣格心理学、精神分析、苏菲主义等角度对莱辛和《金色笔记》进行分析；詹姆斯·金则认为莱辛是位积极的共产主义作家，共产主义就好比她的，故他在（《多丽丝·莱辛热情献身》）中就以为切入点对这部作品进行了阐释。在硕士论文中也有许多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自己不同的关注点。
3 从形式和技巧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金色笔记》独特的布局从一出版就吸引了评论家极大的关注，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的表述是抽象的，缺乏逻辑的，是一个散乱的万花筒，也有人认为这部作品的结构独具匠心。如弗雷德里克·卡尔在A Reader's Guild to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s（《当代英国小说的读者协会》）中就写到《金色笔记》拥有一个密实的结构。
到了20世纪90年代，评论家又开始频繁的使用其他诸如叙事学理论、元小说理论和超小说理论等对《金色笔记》进行研究。当然，不同时代的文艺思潮受时代思想趋势的影响，研究的重心、评论的方法和角度也会不尽相同，但这些研究无疑都具有其独特而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5篇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育就是养成好的习惯”，因为现代教育的要求是“学会怎样学习”。当今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可以获取得各种信息实在太多，而人类大脑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如不及时做好笔记，看到的、听到的在一段时间过后很难找回当时的记忆。
现代的学生普遍有“只听课不动笔”的不良习惯，教师在教学中要逐渐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如在初读文章时，可以让学生动笔圈点出不理解的词语，读不准的字音，再次读文章时可以让学生画出自己认为精彩、感受深刻的地方，随时可以写上自己的批注。
教师还要教育学生从小养成写日记、记随笔的习惯。写日记是小学生练习的最好方式，不但能加强学生语言的组织能力的锻炼，还能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名人、作家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写日记不在于写的多么生动，而在于“写出心中所想”。日记要有内容可长可短，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养成习惯。同时要教育学生从小养成记随笔的习惯，要求学生每次外出活动时，把自己见到的、听到的或者自己的感想，如实地记录下来。俗话说：“葡萄是一点一滴成熟的，知识是一天一天积累的”“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许多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觉作文难写，而且进步较慢，针对这种现象，教师应引导学生留心观察、多读书，为写作奠定基础。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很多学生都感到非常吃力，不知道写什么？从何下手？这时教师应抓住这一良机加以引导，告诉学生，问题在于积累的材料太少了，只有做到“读书动笔” 即写读书笔记才能解决；只有勤动手作好读书笔记才能积累更高的知识，提高读书质量。还要告诉学生，写读书笔记并不难，贵在坚持，要做到长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能够坚持下来的学生进步非常大，课堂上，他们的发言顺畅流利、主次分明、侃侃而谈，写作文时内容丰富多样、情感真实，自然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对事物的喜爱，甚至对一些事物的不满。
一边读一边记，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记忆，还可积累写作素材。只要学生，平时多练笔，就能解决怕写作文、作文无话可说、无事可写的问题了。更何况，勤练笔，不仅能帮助学生写好作文，还能锻炼他们的言语表达能力，增强他们遣词造句的本领。这样，学生在写作文时就能信手拈来，不用咬笔杆子了，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的文章更富生命力。
其实，学语言的经验应该是任何人都知道。小孩子出生几个月，不上课堂，不念语文，只是听，跟着大人说，一词半句，慢慢就会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熟练”。写作也是如此，经常练笔，熟能生巧，写作文就不难了。学生对生活当中熟悉的事情写起来往往很流畅，有真实感，另外结合课文的小练笔也是提高写作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这样会避免言之无物。
以下是我总结的几点：
1.好词佳句的积累运用。“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大部分人的记忆知识暂时的，于是我让学生自备一本笔记本，把在阅读时认为写得好的词语、好的句子记下来，并注明出处。往常，我还要求学生反复阅读这些句子并努力背下来，并鼓励他们在平时写作时把这些积累起来的语言适当的运用。这对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帮助很大，大部分的学生大多能适当的运用，成绩好的学生还能把这些句子加以转化。
2.让学生养成随时积累，及时批注的好习惯。平时读自己的课外书时，让学生拿一支笔，一个本，边读边动笔。动笔，可以用标注、用曲线或者符号把感觉用得妙的词句标注出来。开始，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片段，也可在旁边简单地做批注，如“太妙了”“太棒了”“真精彩”之类，以后可以批注完整的一句话，再往后，可以用几句话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总之，一定要做到“不动笔墨不读书”。
3.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会发现并积累。教师要引导学生外出活动时，及时把所见所闻和感想记录下来，即便非常简单，也要记录，时间长了，就养成习惯了。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6篇
关键词：洪迈；容斋随笔；音韵学；文献
《容斋随笔》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史论、天文律历、典章制度、名物考证、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分为《初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个序列，共七十四卷，作者洪迈（1123-1202）字景芦，别号野处、容斋，鄱阳人。历任官职，1162年曾受朝廷委派出使金，坚贞不屈，晚年以龙图阁学士退职还乡。本书是关于文学、历史、经学、小学等方面的读书笔记，所记音韵条目虽然不多，但每一条都言之有据，见解精辟，且记录了许多宋代及以前的用韵制度和音韵史料，弥补了史书之缺，这对上古音、中古音以及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为保证引文的准确性，本文参考了全宋笔记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再造善本之《容斋续笔》等三个版本。以下将按不同的类别对其所反映的音韵文献、语音史等信息进行解读。
诗词异文
诗词改字，多以同音义近为据。故可根据笔记中的这些异文考察当时之实际语音情况。例如《随笔・卷一》之“青龙寺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孝宗乾道四年经筵开讲那天，皇上将白居易的《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一诗写在扇子上，有意将“使臣”二字写成“侍臣”，然后赐予了洪迈。诗文内容是“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使”字“士切”属于山母止韵字，“侍”，“时吏切”禅母志韵字，将“使”改为“侍”，则二字除声调外应当声韵俱同。据李新魁和李方桂两位先生的考证，《切韵》系统及宋代韵图、笔记文献中船禅相混，应当合一。而宋代之后庄章合流，故“使”字为审母，“侍”字为床（禅）母。而与此同时，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床（禅）母之塞擦音并入照穿两母，擦音并入审母。这就是使、侍声母趋同的语音史背景。同时，“侍”为之韵去声，“使”为之韵上声，二字韵母同。
又《随笔・卷二》“隔是”一文载曰：“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往，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按，“格”与“隔”当时音义同，故可通用，“格”字“古伯切”，属见母陌韵，“隔”字“古核切”，见母麦韵。二字声韵相同，正与《广韵》、《集韵》陌、麦、昔同用之规定相合。白居易（字乐天）（772-846）与元稹（字微之）（779-831）是唐代中晚期诗人，由此则知“陌、麦”同用在唐代中期就已经同用了。
考证古音
最早把上古音作为专题来研究的是南宋的吴，吴中进士时（1124年）洪迈才刚刚出生，当时的古音学研究正在兴起，洪迈的随笔中即录有时人的古音研究情况，如《容斋随笔・卷七》列有“羌庆同音”一条：
王观国彦宾、吴才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它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王观国和吴根据《诗经》、《周易》、《太玄》中庆、羌二字叶韵，《汉书音义》中注音“庆，音羌”，《幽通赋》、《文选》中二字异文，证得羌、庆同音。后洪迈以按语的形式引《扬雄传》补充了对二字古音相同的考证：“庆，辞也，读与羌同。”
王观国字彦宾，长沙人，绍兴间官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等。著《学林》，考求字音字义，也有一些考释古音读的，考证古今声韵不同，引证材料详实丰富。吴字才老，关于其籍贯问题众说不一，据张民权师之《宋代古音学与吴研究》一书考证，“言才老建安人氏者，著其祖籍而已；言舒州或同安人氏者，著其本人籍贯而已。”在古音研究上，吴有开山之功，南渡之后，他先后著有《诗补音》和《韵补》等书，影响巨大，标志着宋代古音学的建立。古音学自宋代开始建立，而宋代古音学又是受宋人经学疑古思潮的影响进而总结唐人古诗协韵注释建立起来的。前期的宋代古音学“是以吴为代表的以文献考据为主的古音研究，它注重考证某字在历史上有过某种读音，从而说明古韵与今韵的分合关系。”洪迈及其所引王观国和吴的文献考证以求古音的研究方式正说明了这一点。
沈约及其《四声韵》
洪迈考知南北朝文人通行的写作方式是先赋韵后作诗，正因为需要先找到韵脚字的这种写作方式，才得以促使人们将韵同的字汇集成册，以备作诗押韵之用，这也就是韵书的创作缘由。但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史实，仅粗略地指出六朝文人作诗有意识地讲求声律及用韵规范，从而编制了大量韵书。《容斋续笔・卷五・作诗先赋韵》中说：“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得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僚各赋一字，乃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这一条笔记就记载了南朝的贵族文人讲求诗律，作诗先赋韵的创作方式。沈约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才思过人，作为景宗之宠臣而常常在宴会上被问之以诗韵。因而，他为了迎合君臣的“雅兴”而编制《四声谱》一书，以四声统系同韵字供押韵只用，是及其顺理成章的。这也就是《四声谱》的创作背景和缘由。
以上仅就诗词异文、考证古音、沈约及其《四声韵》三个方面论及了洪迈《容斋随笔》的音韵学贡献，其更多的学术价值有待我们更深入的挖掘。笔记类文献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些资料，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有据可依，有史可鉴。
参考文献：
[1]李新魁《中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2]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4]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林》，中华书局，1965，6.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7篇
当我们引进了“音乐学”（musicology）这个概念时，我们看重的是这个术语的后缀-ology，它表明这是一个关于音乐的知识系统，这就意味着研究方法要遵循学科规范。研究音乐史，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分析理解音乐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与保留至今的音乐传统以及出土文物相互联系起来思考。这个与文献挂钩的环节就产生了音乐学的一个分支——音乐文献学。从前辈王光祈、杨荫浏等人的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中，我们看到了文献工作是保证其学术成功的重要基础。他们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竖起一个榜样：中国古代音乐研究要与传统学术结合起来。中国音乐的研究者也同样认识到：中国古代音乐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描述、记录音乐和理解音乐的方式及传统，但在记录专业知识的同时，这些音乐文献也是在中国古代学术的规范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在研究古代音乐史问题中，不仅要重视音乐文献，更重要的是要以文献学方法来认识、理解音乐文献。
要泛泛论文献学，说起来极简单，即关于文献典籍搜集、整理、研究的学问。艰难的是，从哪里搜集，如何整理，又怎样研究。因此，应用文献学的技能并不是容易的事。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就文献整理而言，即关涉到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订、辑佚等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各种学科的相互贯通及其长期实践，形成了各学科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范。比如在文献整理中，孔子整理校释“六经”时所总结的“多闻阙疑”、“择善而从”、“无征不信”的原则与方法，即为后代文献典籍整理者所信守。再如具体到校勘学，汉代刘向、刘歆广备众本，互相对校，校字句、订脱误、删复重、增佚文等方法，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即将之树立为“宗”。而现当代学者的古籍校勘，陈垣“四校法”则堪称“模范”。文词注释，荀子的“循名责实”，为精确地辨析、训解词语指明了道路；释事释义，唐代李善《文选注》，历来被看成古注之佳作。辨伪学上，从来都以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训，以资提醒对古文献的整理采取审慎态度。考据学派的诸多“技能”，均成为文献整理研究的“守则”。
方法运用的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是否真实，尤其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所求的就是“真实”的文献效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或违背学科的基本原则，即失去了规范。在不守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难以达到信实的结论，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虽然音乐文献有其特殊性，但是当我们面对“不闻其声”、仅存文字的古代音乐典籍时，实际上的工作就是古籍整理，这可以说与一般文史学界的古籍整理工作没有区别。当音乐学界的人们要进行这样的工作时，只不过是以“音乐人”的身份在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仍然应该以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理论原则、工作方法为指导，遵守文献学的规范进行研究。本文即以“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为例，来探讨运用正确、规范的文献学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问题。
对“燕乐二十八调”的整理、研究，涉及到古文献学的诸多方面，比如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辑佚、辨伪、考订。本文就下列四个主要方面加以分析。
一、“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搜集与目录版本
依靠目录检索，“二十八调”名称的出现，今见最早文献为《乐府杂录》。这里举《乐府杂录》为例。
《乐府杂录》，作者唐段安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成书与著录情况有一个较为简明的介绍：“书（《乐府杂录》）中称僖宗幸蜀，又序称洎从离乱，礼寺隳颓，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是成于唐末矣。《唐书·艺文志》作一卷，与今本合。《宋史·艺文志》则作二卷，然《崇文总目》实作一卷，不应《宋志》顿增，知二字为传写误也。”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阅读古籍的入门书，为目录著作之典范。这里提供了三个信息：《乐府杂录》成书于唐末；北宋初年的《崇文总目》即有著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与成书于它稍前的《崇文总目》比勘，可证《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误。考《乐府杂录》的流传，宋代而下，如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明嘉靖陆楫等辑刊的《古今说海》、明吴琯校刊《古今逸史》、清曹溶辑《学海类编》、清道光钱熙祚校刊《守山阁丛书》，均有收录。在诸多版本中，以陶氏《说郛》本为早。尽管陶氏《说郛》为丛书，却时有节录。故为求全求精，尚需查找足本以及校勘整理本。依据这些基本规则，清道光钱熙祚校刊《守山阁丛书》本《乐府杂录》更具有学术资料性。《守山阁丛书》本虽后出，但钱氏遍检《文献通考》、《太平御览》、《琵琶谱》诸书，逐句考定，校勘精当，《丛书集成初编》收录并据此影印。《丛书集成》的这种选择，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如何采用版本的参考。但钱氏在编校《守山阁》本时，并未见过《说郛》，这却又留下了很大遗憾，《守山阁》本仍然存在几处关键性错误，笔者将另行撰文专论。
再如《事林广记》，目前较易阅读到的有两种版本：一为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至顺年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另一种为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即康熙三十八年）刻本，见《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卷。这两种版本中的谱字律名均有不同程度的讹误，只要将二书对校，就会看到中华书局影印元本比日本元禄刻本错误要少得多。但在研究中，因为疏于版本选择，学者多以日本元禄本为据，盲目跟从，研究的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已有成果，之所以存在诸多偏失，主要原因即在于对所录各版本缺乏源流考辨，未能选取精善之本作依据，比如清代著名学者凌廷堪对二十八调结构的分析，仅据《辽史·乐志》的记载立论，难免挂一漏万，得出不全面的结论。而后来的研究者，趋其一端，以他的研究成果作为原典文献，反过来去论证宋人沈括、陈元靓、张炎的记述，以企分辨“七宫四调”还是“四宫七调”，这种颠倒文献关系的做法，难以说清问题的根本。
可见，重视文献来源，慎重选择版本，精细考识辨别，以求掌握古文献的本来意义，恢复古文献的本来面貌，这正是解读音乐文献的基础。
二、 “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梳理与校勘考订
今存“燕乐二十八调”的文献资料，依时代顺序来看，主要有：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宋欧阳修等《新唐书·礼乐志第十二》、王溥《唐会要》、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宋徽宗《景祐乐髓新经》、陈旸《乐书》、蔡元定《燕乐书》、陈元靓《事林广记》、张炎《词源》、元脱脱《辽史·乐志》、《宋史·乐志》等。这些文献著述成书的时代不同，撰写编辑的体例有异，随着不同时代的刊刻传播，版本一定会有出入。因此，在溯源探流、辨析版本优劣的基础上，进行校勘、考订，以求精求善是必须进行的工作。
校勘的目的是为了正讹误。在校勘正误、考识辨别的基础上再作研究，地基扎得稳，结论靠得住。遗憾的是，现今诸多研究者，仅据某一版本或只就翻检到的文献，甚至据别人文章、著作中的转引，立论申发，指责“郑译弄错了”，“蔡元定弄错了”，“宋人弄错了”，或拘于传统偏见，对文献不作全面的梳理与考订，一味地加以否定而致使观点错误，使研究陷入困境。比如对张炎《词源》所记燕乐二十八调理论的认识与采用，就表现出这样的偏颇。
张炎是南宋末年著名的词作者和词论家。其父即通晓音律，他本人也曾从当时著名的古琴家杨缵问学，词作音律协洽。所著《词源》，成书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前后。书中详细全面地记录了二十八调（尽管当时常用的只有七宫十二调）的结构关系。他的记录应该是当行本色之论。当代著名的音乐学家也承认《词源》以及《景祐乐髓新经》、《梦溪笔谈》、《燕乐书》等的记载，以为“它们至今还是基本上可以各与当时乐坛上流行曲调相对证的‘活材料’”①。可惜的是，在论到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时，却说“其间（指《景祐乐髓新经》、《梦溪笔谈》、《燕乐书》和《词源》）虽然捉襟见肘而不得不一变再变”②。“不得不一变再变”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宋人又是如何“捉襟见肘”了呢？当我们将这几部宋代文献依成书的时间先后排列比勘，将其中所记燕乐二十八调的相关内容进行考查订正，便会发现，《词源》所记录的调名及律吕的对应关系与《乐府杂录》、《唐会要》所记录的自唐天宝十三载以来的对应关系，未见发生变化。如果非要论定宋人“泥古”，他们的记载不可信，那么，依据什么文献才是可信的呢？也许是受凌廷堪的影响，研究者竟然多重视《辽史·乐志》的记载。《辽史·乐志》的撰成晚在至正四年（1344）。众所周知，辽起朔方，记载本少，其制国人著作不得传于邻境，故经兵燹，荡然无存，修史时仅据金人耶律俨、陈大任二家所记及叶隆礼《契丹国志》。资料缺乏，颇见疏略，早为史学界所公认，书中舛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早有辨证。就其中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而言，比较低级的错误也是屡见不鲜，从中亦可见出，撰著者对于这个已经失传一半的乐调 理论，既不请教乐工，也未仔细考订，只是一味“托古”，将二十八调名附会于《隋书·乐志》中苏祗婆调名之下，以示所谓的“高古”。凌廷堪关于“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语出《辽史·乐志》）的错误说法③，正是以《辽史·乐志》的所谓“四旦”为依据的。但《辽史·乐志》中关于“旦”这个术语的理解已经不同于最初出现在《隋书·乐志》中的“旦”，故此“四旦”的乐学内容已经不同于苏祗婆之“五旦”。以错误文献为原始依据，得出的结论怎能令人信服！
三、 “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阅读与辨疑注释
阅读、整理古代文献，分辨资料的真伪，对资料的可靠性进行审订，破疑释难，准确注释，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关于“燕乐二十八调”，在对诸多文献进行精细校勘的基础上，分析辨别，疏通注释，做出正确理解，这才是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
记载“燕乐二十八调”的文献，版本系统复杂，流变时代久远，尤其“燕乐二十八调”是专业性极强的音乐文献，如何正确理解，辨妄纠缪，进行正确的注释，便显得十分重要。《梦溪笔谈·乐律》虽然全面记载了燕乐二十八调的结构理论，但其中所记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学理性错误。
例证一：关于工尺谱字与十二律吕名称的对应关系，《梦溪笔谈》有两处记述。第一处见卷六《乐律二·燕乐十五声》，第二处是《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十五声》。两处所记，孰是孰非？为了明晰辨疑，兹据清照旷阁刻本录原文并断句如下：
《梦溪笔谈·卷六·乐律二·燕乐十五声》：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簇之间。“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六”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簇清，“高五”字为夹钟清。
《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十五声》：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
根据以上文献内容，列表比较如下：
表中所示相异之处有如下四点：
1． 工尺谱字所对应的音律高度不同。按《梦溪笔谈》（以下简作《笔谈》）所记，合字在“大吕、太簇之间”，最后四清律有明确对应谱字，但与倍（正）律谱字完全不合；按《补笔谈》所记，合字恰好对应于黄钟。两处所记相差1 半音，谱字全体相隔1 半音，或者反过来说，《补笔谈》所参照的律吕系统比《笔谈》全体低约1 半音。
2． “紧五”音位，《笔谈》未记，《补笔谈》记。
3． “下工”音位，即“高工”左边（低半音）的音位，记法有异。《笔谈》记作“工”，《补笔谈》记“下工”，即按《补笔谈》所记，“工”这一谱字，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下工”音位。
4． 自“高工”至“下五”一段，排序不同。《笔谈》排列：“高工、六、下凡、高凡、下五”。如此排列，即可知“合”的高八度谱字是“高凡”；《补笔谈》排列：“高工、下凡、高凡、六、下五”。这一分歧极有参照性，必须对这二者的正误做出鉴别。
这里的疑问有二：
1. 正确的排序究竟是“凡”比“六”高，还是“六”比“凡”高？
2. 与“合”字同律名（比“合”字高八度）的，究竟是“高凡”还是“六”？
有工尺谱常识的人不难判断：
1. 工尺谱字的高低顺序是“六”比“凡”高，十个谱字的顺序为：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这是音乐常识，而《笔谈》则排列反了。
2. “六”与“合”是同律的高低八度谱字；《笔谈》中低八度大吕、太簇之间为“合”，大吕清、太簇清之间就应该是“六”，而不是“高凡”。也就是说，应该是这样的对应，如下表：
显然，《笔谈》所记误，《补笔谈》所记是。再如，燕乐二十八调各均所用的谱字，《梦溪笔谈·卷六·乐律二·燕乐二十八调》记云：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二十八调》记云：
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①、合；大石角②同此，加下五，共十声。中吕宫③、双调、中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四、六、合；双角同此，加高一，共十声。高宫、高大石调④、高般涉皆用九声：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声。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⑤、尺、上、高一、高四⑥、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皆用七声：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声。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加高工，共十声。黄钟宫、越调、黄钟羽皆用九声：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声。外则为犯。
显然，《补笔谈》比《笔谈》更加详细地记述了各均所用的谱字以及角调加用的谱字，《补笔谈》还专门记录了二十八调煞（杀）声：
十二律①配燕乐二十八调，除无徵音外，凡杀声：黄钟宫，今为正宫，用“六”字。黄钟商，今为越调，用“六”字。黄钟角，今为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今为中吕调，用“六”字。大吕宫，今为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簇宫，今燕乐皆无。太簇商②，今为大石调，用“四”字。太簇角，今为越角，用“工”字③。太簇羽，今为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今为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今为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宫、商，今燕乐皆无。④姑洗角，今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为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今为道调宫⑤，用“上”字。中吕商，今为双调，用“上”字。中吕角，今为高大石角⑥，用“六”字。中吕羽，今为仙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今燕乐皆无。林钟宫，今为南吕宫，用“尺”字。林钟商，今为小石调，用“尺”字。林钟角，今为双角，用“四”字。林钟羽，今为大吕调，用“尺”字。夷则宫，今为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今燕乐皆无。南吕商，今为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今为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今为般涉调，用“工”字⑦。无射宫，今为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今为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今燕乐无。无射羽，今为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今燕乐皆无。应钟角，今为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今燕乐无。（《补笔谈·卷一·乐律·二十八调杀声》）
根据《补笔谈》的描述，便可勾勒出二十八调的结构逻辑。可见《补笔谈》确实做到了“补”，文献价值 比《笔谈》要高。但在通常运用中，无论文史界还是音乐界，往往关注《笔谈》多于《补笔谈》。考察已有成果，笔者阅读到的诸多论文及数十种著作，均以《笔谈》的记载为主要依据。事实上，若仅据《笔谈》，上举学理性的错误就无从辨识，产生的疑难也无以解释，而结论本身又要引起质疑了。“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出于同一人之手的《笔谈》、《补笔谈》，尚且存在正误差异，其他诸如类书中的记载，资料辗转摘抄，若采摭史料失考，即有以讹传讹之嫌，更当谨慎采用，因以起疑，细加考证方好。
对古籍文献加以注释，内容广泛，方法多种多样，注音、辨字、句读、释义、释事均在注释学范围之内。考辨名实，成为关键。注释专业术语，古代文献学中早有循名责实、据实考名的理路。对如“燕乐二十八调”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理论做出正确注释，应该是音乐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义务，但若忽视文献整理的基本规范，总是偏于一隅，要对专业之内的理论做出准确释读也是困难的。
四、 “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分析与探求义理
从方法上说，文献学分两大派，即考据派与义理派。考据派力主从对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等诸多内容的考证入手，以求掌握所考察文献的本来意义，恢复它的原始面貌。义理派则多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往往摆脱语言文字，为我所用，注释疏证或穿凿附会，强就我意。我们不提倡轻疑、臆测的不实学风，但针对一个学术概念、学术问题，要分辨是非、择善而存，没有义理分析，也很难做出判断，更难以在学术思想史上有所开拓。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考据、义理二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往往两种方法兼而有之。与考据的实证性相比，义理分析更需要专业知识为积淀，否则即使是著名的文献学家、音乐文献研究家也会因专业理论方面的隔膜而做出错误判断。比如关于“二十调中管调”的考订，很显然《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乐府杂录》的编校者对“中管调理论”缺少了解，所以尽管看到了《说郛》本的“二十调”，还是仅据惯常使用的“二十八调”之说，并沿袭钱熙祚的校勘结果，对“二十调中管调”写出“‘二十’下似脱‘八’字”的校语 ①。文学界研究词学的学者，多重文献的文字记录，不思音乐术语的运用。以此集成本在词学研究界的影响，跟随论说者不会少，即使在音乐学界，亦偶见从者。另外如《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二十八调》所记各均所用的谱字以及角调加用的谱字，其间有关两均所用谱字的记载明显存在逻辑矛盾：
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声。
……
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
加以对比，可以看出：1. 两均如果不看角调加用之声，仅从前三调来看，一均（一个音律集合）之内，有“上”就不可能有“勾”，有“勾”就不可能有“上”。2. 若按胡道静的校勘，将“勾”字校改为“六”，以“合”字为宫和以“上”字为宫的两均，前三调所用七声完全一样，更是不符合乐调结构逻辑。因为任何相邻两个音律集合必有一音不同（参见附录中的综合分析表）。所以，“正宫”一均所用九声中应删去“上”字，添加“六”字。可是，这些问题，专业意识不敏感或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是难以发现并加以纠正的。
记载“燕乐二十八调”内容的文献极其复杂。有唐宋人的笔记杂录，如《乐府杂录》、《笔谈》、《补笔谈》、《事林广记》；有正史乐志，如《新唐书》、《辽史》、《宋史》；有专门的乐类著作，如《景祐乐髓新经》、《乐书》、《燕乐书》；有文学类的著作，如《词源》；有分立门类记载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会要，如《唐会要》。这些文献中，唐代文献对“二十八调”的记载，并未写出完整的调名与律吕的对应，因此，要勾勒出二十八调的结构逻辑，就必须借助宋代文献予以补充。而宋代文献多数又将“二十八调”放置在“八十四调”的叙述框架中，需要加以辨析叙述体例，加以区别，并要纠正文本叙述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错误，以便寻绎各类文献记载的共性与差异，分辨其差异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其错误性质又是怎样的。比如，二十八调的排序，《乐府杂录》、《唐会要》、《景祐乐髓新经》、《新唐书·礼乐志二》、《梦溪笔谈》、《补笔谈》、《乐书》、《燕乐书》、《词源》、《事林广记》、《辽史·乐志》的记载差异很大，诸书叙述的体例也不同，主要有下列三种方式：
1. 以调式分类叙述，按煞声的音高顺序排列，由低至高记述
《乐府杂录》、《新唐书·乐志》、《辽史·乐志》、《乐书》、《燕乐书》所记四调顺序以及音高顺序略有不同。《乐府杂录》和《新唐书·乐志》中七个“角调”的叙述顺序不同：
《乐府杂录》七个角调顺序是：“上声角七调 第一运越角调，第二运大石角调，第三运高大石角调，第四运双角调，第五运小石角调，亦名正角调，第六运歇指角调，第七运林钟角调。”②
《新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为七角。”①
《辽史·乐志》七个角调排列顺序与《新唐书》相同，即：“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②
陈旸《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小食角、双调角、歇指角、林钟角，是谓为七角……凡此俗乐异名，实胡部所呼也。”③
《宋史·乐志》中载蔡元定《燕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角声七调：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双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应钟。”④
《乐府杂录》为保持音阶由低到高的排列而形成按平声羽、上声角、去声宫、入声商的顺序叙述四调，角调类叙述顺序又保持了与商调调名平行的关系；而《新唐书·礼乐志》中四调类顺序与《古今乐纂》相同。每类的七个煞声排列顺序也是按音律的音高，基本保持以黄钟为煞声开始，由低到高罗列，但角调顺序则以大石角与高大石角的派生关系而略作调整。诸种文本各有其体例叙述方面的道理，顺序不同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各种调式之间的结构。
陈旸《乐书》基本上也是以音高顺序来排列调名，但角调和羽调的排列顺序比较混乱，以“石”、“食”区分大小，最后一句“凡此俗乐异名，实胡部所呼也”也不准确。因为二十八调名中有些形成于典型的中国传统调名法，原来一些来源于胡乐的调名也早已被“华化了”，比如从“鸡识”转化过来的“大食调”、“小食调”等，惟一还留有舶来意味的只剩“歇指”、“般涉”这样的调名。此则材料与前代已有的资料相比，没有任何新的实质性价值。与同代人沈括《梦溪笔谈》的信息来源也没有关联。据岸边成雄考证认为，这段记载是以徐景安的《乐书》为根据，但比较《新唐书》中也被认为是出自徐景安《乐书》的那段记载，叙述顺序还是有些不同。从角调叙述顺序比较来看，与《乐府杂录》的关系更直接一些。
2. 以均（调域）分类叙述
《唐会要》、《梦溪笔谈》、《补笔谈》，按音阶顺序排列宫、商、羽、角四调，体现出内行意识。《补笔谈·燕乐二十八调》每均所用谱字由高至低排列；以雅乐律“为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
《景祐乐髓新经》，按音阶顺序由低至高排列，以雅乐律“为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并以雅乐律“之调”称谓补充其他三调。但这实际上是个雅乐八十四调结构，将当时盛行的燕乐调名放置其间。其中对“角调”的理解，和对二变声（变宫、变徵）的名调方法混淆了二十八调的逻辑关系。此处不展开讨论。
《词源》，按音阶顺序排列七声，也是八十四调的结构，燕乐二十八调收纳其间，用二十八调名、二十中管调名，又以雅乐律“之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以俗乐律“之调”称谓补充其它三调，构成八十四调名。
3. 以煞声分类叙述
《事林广记》，按十二律吕顺序排列，以雅乐律“之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并补充其他三调，构成八十四调。
这些文献尽管因为分类不同，叙述顺序有异，但其中“义理”脉络是清晰的，只要对比分析，理出逻辑结构，即可准确阐述，正确运用。可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研究论文，大多只选用上述文献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立论，以局部判断代替全部判断，对于不同文献中有关二十八调顺序的叙述缺少分析，便导致对二十八调逻辑结构理解的错误。
综上所述，对“燕乐二十八调”研究，堪称音乐文献整理中的“显例”。明清之际，或为恢复传统乐调理论系统，或为从音乐史上解释现实音乐实践的传承变异，或为清理乐调系统的变化脉络，众多经学家即对“燕乐二十八调”加以解释，出现了不少专著。如明代《太和正音谱》（朱权）、《钟律通考》（倪复）、《苑洛志乐》（韩邦奇）、《 雅乐发微》（张敔）、《乐律纂要》（季本）、《曲律》（王骥德）、《稗史汇编》（王圻辑）；清代《竟山乐录》（毛奇龄）、《律吕新义》（江永）、《乐律表微》（胡彦升）、《律吕古义》（钱塘）、《魏氏乐谱》（［日本］魏皓撰辑）、《燕乐考原》（凌廷堪）、《管色考》（徐养原）、《律话》（戴长庚）、《古今乐律工尺图》（陈懋龄）、《词源斠律》（郑文焯）、《顾曲麈谈》（［清末民国初］吴梅）、《清史稿》（柯劭忞等）……形成“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后，可谓是“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据检索，相关论文近200篇，著作近30部。遗憾的是，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并未能解决“燕乐二十八调”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论者仍然各执一说，未达共识。原因何在？综观大多数研究成果，结合本文对“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考察、梳理、分析可以见出，研究方法的得失，成为获得“真实”结论的关键。这一问题决不是某篇论文或某位作者个人的不足，关涉到整个音乐史学界的学科建设，应该引起普遍重视。面对繁富的古籍文献，正确解读乐学理论，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精华，的确有待音乐学界、文史学界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附：
燕乐二十八调文献综合分析表
制表的必要说明：表中“合”字所配的“黄钟”，相当于当代国际通用律制的c1，有如下理由：
1. 据李石根对西安鼓乐乐器的记录，“平调笛”和“梅管笛”配“平调笙”和“梅管笙”是僧、道两派常用的。城隍庙的平调笛筒音“六”字，绝对音高为c1，梅管笛筒音“五”字为d1，三孔为“尺”字，绝对音高为g1①。
2. 杨荫浏的《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②是一份对1952年、1953年两次在西安地区的田野调查的最终调查分析报告，其中记录了城隍庙乐社的平调笛、平调笙和管子的绝对音高都是“六字”为c2。杨、李二人的记录都表明各乐社“官调笛”的“六”字绝对音高不统一，特别是手工业者、农民组成的乐社，喜欢较高较明亮的音高，笛和笙之间甚至刻意追求音高不同③。而平调笙与梅管笙之间管苗对应的音高关系和陈旸《乐书》中记载的和笙与巢笙组合关系相同。这表明，平调笙与梅管笙的组合关系有着悠久而稳定的传承历史，并依托于道观、寺院这种稳定的实体保存下来。
3. 程天健所撰《长安古乐中的笛子及其应用》④一文报告了当代的数据。
该文概括：“西安市及城郊各古乐社的音高大都在ㄙ＝c1，个别乐社有偏差，但基本是围绕在c1的周围。”（在燕乐半字谱的谱式内，读作“合”［huó］的谱字写作“ㄙ”。）
该文所列的统计资料，有12个古乐社的测音数据，其中
8个古乐社ㄙ＝c1
3个古乐社ㄙ＝#c1
1个古乐社ㄙ＝b
4. 结合李幼平对宋代大晟钟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的成果，大晟乐推行期间，教坊宴乐奉诏用大晟律黄钟标准音高，相当于当代国际标准b－c1⑤。
5. 考虑到古琴的琴歌传统⑥和宋代词调的盛行，二十八调的绝对音高调（tiáo）制应该是以适合人声为前提的。
根据以上理由，设计上表时，将燕乐“合”字所配（宋代俗乐律制的）“黄钟”与小字一组c（即中央C）相对应。
6. 表中以律吕相生秩序与调域编号来提示七均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合”字为宫的7音律集合（均）为核心，调域编号为0；向右可移1步，调域编号为正号；向左可移5步，调域编号为负号，总计共有7个不同的集合。
上表展示的七宫四调逻辑结构清晰明确，与历代文献记载相一致。各个朝代黄钟音高的变迁不影响燕乐二十八调的逻辑结构。
责任编辑 容明
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②黄翔鹏：《念奴娇乐调的名实之变》，载《音乐研究》1990年第1期。
③凌廷堪：《燕乐考原》，影印清嘉庆十六年（1811）张其锦刻本。
表一《梦溪笔谈》：
表二《补笔谈》：
1
①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为“六”原误作“勾”，故将“勾”字删去。当代多从之，皆省去“勾”字。胡道静校证所据各本皆为“勾”字，见《校证》第913页第531条。
②原文缺“角”字。
③原文缺“宫”字。
④原文缺“高大石调”。
⑤原文写为“高宫”，校为“高工”，《四库全书》本亦为“高工”。
⑥原文写为“下四”，校为“高四”。
①张氏昭旷阁刻本误为“十三律”。
②同上，原文误为“太簇调”。
③《古今丛刊》本误为“上”字，昭旷阁本为“工”字。
④两本皆漏“姑洗宫”。
⑤昭旷阁本讹为“游调宫”。
⑥原误为“高大石调”。
⑦两本皆误为“四”字。
①《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64、89页。
① 《新唐书·礼乐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4183页。
② 《辽史·乐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6865页。
③ 影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本。
④ 《宋史·乐志》，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610页。
①参见《西安鼓乐中的音阶变异》、《西安鼓乐的乐器与乐器法》两文，两文分别载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3期、1991年第2 期。
②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1954年油印本，第70—79页。
③参见杨荫浏《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油印本第70页。
④程天健：《长安古乐中的笛子及其应用》，《长安古乐研究论文选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299页。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语文基本功；方法；神话
Cultivation of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basic skills
Guo Dong-mei
(Haixi Wulan County First School Qinghai Wulan 817100)
【Abstract】How to foster the students' Chinese basic knowledge.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Chinese basic knowledg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many students ignor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hinese， I will hereby give some measures， which practice their skills of writing characters， making notes， speaking standard Chinese. Also， reading magazines and novels， using dictionaries， memorizing sentences and passages are some important methods to enhance their basic knowledge. These methods are practical， and we could make great progress if we can we insist on practicing for a long time. It is clear that our goal is to improve our Chinese， so we should manage to do it. With the help of the methods which I have mentioned above，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will make great progress in Chinese.
【Key words】Chinese basic knowledge， method， fairy tale
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是小学和大学的过渡阶段，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中学阶段（包括初高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特别是阅读书写方面的好习惯，从而进一步培养扎实的基本功，对其一生都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否则，任其自由发展，则会容易使其走上“邪道”，不仅不利于自身的成才与发展，对社会也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在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功方面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 常说普通话 普通话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话。学生从小就要学说普通话，教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如果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的普通话不标准，则会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学生自小把语音读错，形成读音习惯，则会不容易改变和纠正。不仅在口头语言交际时要用普通话，在读课文和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都要求用普通话，那么形成说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人人都说普通话，则会为普通话的普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 选择阅读经典名著 如今读物纷繁复杂，阅读途径也多种多样。我们提倡要精选那些能启迪学生智慧，培养学生良好品德，涵养学生性情的经典名著来读。如《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等诸子百家的著作，还有唐诗、宋词及“四大名著”，还可选择近现代的散文精品来读。如果原著读起来有难度，也可选择注释本。总之，不能以猎奇和好玩为标准，而要以蕴藉和品位为旨归。针对我校阅览室和图书馆的利用率低，学生课外阅读量少的现状，我要求自己所代的两班学生每人买一本课外书，每班按组分别购买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类的书籍，买到后进行登记，然后在教室里列表张贴。学生自己买的课外书读完以后参照张贴的表格再向同学借阅，本班的书籍读完后再和兄弟班级交换阅读，此谓走出去引进来，只要把此工作落到实处，假以时日，对丰富学生的阅读内容，增加学生的写作素材，拓宽学生的写作思路会有巨大的作用。
3. 常练字 古人特别讲究练字。古代的文豪乃至达官贵人也多是书法名家。当今的学生绝大多数没有练字的习惯，信笔写来，随意性很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标准化考试和电脑以及手机的广泛运用有关。虽然电脑已很普及，但电脑不能完全取代书写。再说，如今又实行高考网上阅卷，网上阅对卷面的美观、整洁、规范都有较高要求。针对相当数量的学生写不好字的现状，我们利用集体的力量，在各班分别选出一定数量书写极差的学生进行辅导和练习，要求他们买上字帖天天练字，把所写的字作为必交的作业由老师打分评比，对进步快的同学给予奖励，激发同学们练字的兴趣和积极性。通过练习，在高考的时候若能写一笔或刚劲有力，或温婉娟秀的一笔好字，就一定会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获得那难得的几分情绪分和卷面分。既然练字有莫大的好处，为什么不把练字作为一项很切要的工作来做呢？
4. 常练笔 虽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如果光读不写，就会眼高手低，品评别人作品尚可，自己写作犹难。当今大部分学生都以写作文为难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练得少，有畏难情绪。如果学生能养成勤练笔的习惯，每天写 一点东西（日记、随笔均可），那么笔耕不辍，写作的水平自然会得到提高。要知道，作文是写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如果写作有诀窍的话，他首先教给自己的儿子。可见，光有写作理论，不去进行写作实践是很难有名篇巨著出现，不可能有精品佳作诞生的。
5. 常记笔记 俗话说“强记心不如烂笔头”，学生平时常记笔记，笔记内容包括预习笔记、名句摘抄、课堂笔记、错题改错、经典试题等。我要求学生天天记笔记，抽查收交学生的笔记，针对具体情况加上恰如其分的批语，以鼓励为主，激励学生，只要把这一工作落到实处，我想一定会见效不小，收益颇丰的。
6. 勤查工具书 针对学生基本功低下的现状，我要求学生必须购买《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现代成语词典》等工具书。学生平时常查常记，养成习惯，不断积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能够打造厚实的语言功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实英语的学习甚至理科学科的学习也和工具书的利用有不解之缘。我相信，只要勤查工具书，有效地利用工具书，一定会对学有裨益，学生也将受益无穷，一定会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品尝到甘美的珍馐。
7. 订阅报刊 要提高语文素养，大量的适度的阅读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大部分学生除了课本外，就再也没有什么阅读材料了，虽然有的学生买了课外书籍，但还是不能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难以应对语文考试对学生课外阅读量的要求，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要求同学们订阅适合学生阅读的报刊，如《中学生学习报》《语文报》《考试报》和《名作欣赏》《美文》等，让学生在文学的长廊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经实践检验，此种做法不仅深得学生欢迎而且见效不小。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9篇
摘要：《务虚笔记》是一部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布局上都具有独特魅力的小说，是史铁生先生的心血之作。这部小说不仅有着巨大的文学价值，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是我国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翘楚之作。本文从《务虚笔记》的“实”与“虚”两方面入手，阐述笔者对于这部小说的理解和感悟。
关键词：务虚笔记；实与虚
一、《务虚笔记》中的“实”
（一）体现真情实感
史铁生曾直言，小说都是虚构的，不能务实。然而，在《务虚笔记》当中，作者却经常以“我”的身份出现，与书中的人物进行对话，在这字里行间，我们都能体会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例如，在《写作之夜》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和这两个孩子，将很快失散在近旁喧嚣的城市里……我们忘记了，或者不曾觉察”，这段文字简直可以看作是史铁生先生的内心独白，表达了他对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态度和观点，是他内心活动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这种的文字可以说遍布《务虚笔记》全文，无时无刻不体现作者的真情实感。
（二）体现真实体验
很多时候，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生活和思想的投射，与作者的生活体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务虚笔记》也不例外。在这部小说当中，有很多人物和情节都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例如，在《务虚笔记》这部小说中有好几个身患残疾的人物，他们都有着自己在生活上、事业上和情感上的困难。了解史铁生的读者都知道，他本身也是一位残疾人，虽然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击垮他的意志，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产生影响。而史铁生在书中这些虚拟的残疾人身上，将他个人的真实体验都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是本书又一写实之处。
（三）体现社会现实
任何一部作品都要依托一定历史背景而存在，并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务虚笔记》也是如此。这部小说是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主要的写作背景，通过塑造各形各色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状和时代思潮。例如，文中人物Z的叔叔就是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他的经历和个性有着显著的时代烙印。他信奉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在党的召唤和指引下参加了学生运动等一系列活动，是那个时期全体进步青年和革命人士的代表和缩影。
（四）体现人生哲理
《务虚笔记》所蕴含的哲理极其深奥和丰富，这是它与其他小说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它让我们认识到，史铁生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通过与书中人物的对话，展现了史铁生对于人的“本我”的认识，以及关于人与人、人与世界乃至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在书中他针对“我能离开别人而还是我吗？我可以离开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还是我吗？”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自我追问和探寻，体现了他渴望突破“小我”、实现“大我”的哲学价值和信念。
二、《务虚笔记》中的“虚”
（一）元虚风格
元虚构法是小说当中比较常见的手法，在小说当中，史铁生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真实可信，而是大胆的将这部小说当作一种“乌托邦”式的遐想。这种刻意将作品与现实隔离的风格，让整部小说摆脱现实的束缚，凌驾于现实之上，使文笔更加自由和洒脱。
（二）语言空灵
《务虚笔记》的语言是十分具有美感和独特风格的，犹如高山上的雪莲和严冬中的寒梅，让读者感觉到清澈空灵的气息。而这种语言上的“高处不胜寒”也让整部小说更具虚幻色，是“虚”的最直接和最细节的体现。
（三）人物虚幻
《务虚笔记》中的人物都没有名字，也没有对他们外表、性格等的具体描写，在书中他们只是一些代号而已。这应该是作者刻意为之，就是为了使这些人物更加虚化，解除对他们的限制，让他们自由的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之中，他们高矮美丑，全凭读者的自由想象。
（四）情景虚设
《务虚笔记》开创了很多“虚”之先河，而情景虚设，也是《务虚笔记》的首创之一。在小说当中，有很多类似的情景，出现的却是不同的人物，展现不同的情节，用虚设的情景展示不同人物的人生历程。
三、《务虚笔记》中“实”与“虚”的融合
（一）由实入虚
史铁生是一个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都十分丰富的人，他将自身真实的经历和想法，经由合理的想象和布局，融入到虚幻的故事当中，实现由实到虚的过渡。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重视的不是事件的真实，而是心情的真实，可见，这些虚幻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在现实社会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真实存在的，并且具有普遍性的，人们都不可避免的与之有相似之处，小说中的虚幻实际上是现实中的真实的投射和缩影。
（二）由虚入实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情节是虚构的，甚至连文中的“我”都是虚构的，表面上看去，他们是独立于现实而存在的。然而，史铁生自己也说“这些人物我不去塑造他们，而是他们来塑造我，他们之间的融合与重叠，成就了我。”
（三）虚实融合
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能忠实于现实，它就缺少根基；如果不能超越于现实，它就缺少灵气；如果不能作用于现实，它就缺少价值；可见，找到“虚”与“实”的平衡点，实现虚实融合，是十分必要的。而在这方面，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则做的很好。
首先，语言之虚与实。《务虚笔记》的语言是华丽而虚幻的，史铁生描绘了一个“梦幻之城”，城中的人们个个字字珠玑，口吐莲花，而道出的，却是人世间的众生百态，情感中的酸甜苦辣，生活中的喜怒悲欢，可见他最终还是用超脱凡尘的“痴人妄语”，描绘烟火人间的“柴米油盐”，这种语言上的虚与实的融合，让小说虚幻而又真实，让作品更有文学价值和语言魅力。
其次，人物之虚与实。《虚无笔记》中的人物无名无姓无样貌，是现实中不可能有的人物，然而，由于不受文中描述的限制，读者反而可以天马行空自由想象，每每在这些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邻居、校友、恋人、亲人等身边人的影子，可见在人物设置上，史铁生用彻底的“虚”，实现了完全的“实”。
再次，情景之虚与实。初读小说的时候，感觉这其中的情景出现的完全没有合理性，一团混乱。然而真正读懂了小说之后，又发现这些情景出现的如此自然和谐，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些情景几乎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出现或在脑海中闪现过，他们是我们对未来的期盼或对过去的怀念，是我们真实的情感和经历，可见在情景之上，史铁生也完成了虚与实的完美融合，让小说突破了情景的限制，提升到精神上心领神会的至高境界。
最后，思想之虚与实。史铁生一方面说小说是虚幻的，一方面也说小说中体现了他的情绪和思想，那么如何将而这结合起来呢？虚幻的人物，虚幻的情景，虚幻的对话都只是思想和现实的载体，史铁生正是将这些因素不断淡化的手法，让读者能够抽丝剥茧，一针见血的体会到他的情感和态度，让这些虚幻的事物体现真实的思想。
结束语：综上所述，史铁生是我国最有哲学思想和文学素养的作家之一，而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和文学素养在《务虚笔记》的创作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他将虚与实和谐统一起来，让二者相互辉映，让作品更加具有梦幻主义魅力和现实主义价值。（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高等师范学校）
参考文献：
[1]史铁生.务虚笔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0篇
摘要 《金色笔记》别具匠心的小说形式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实验，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性；而小说所包含的社会深度和广度也确定了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地位。本文试图从小说的分裂主题出发，分析小说中的解构主义思想和叙述方式策略。莱辛对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二元对立体进行操纵、破坏、消解，并赋予二元对立体次要的一方新的价值来化解对立、消除界限，并寻求突破。
关键词：《金色笔记》 多丽丝·莱辛 解构主义 分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于2007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莱辛以敏锐的感知力和作家的责任感记叙了现代人与当代社会的分裂，并以坚强的意志和理想主义者信念引导人们寻求突破，开创通往完善的个体和发达社会的美好道路。从1950年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到2008年的封笔之作《阿尔弗莱德与艾米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莱辛共创造了长篇小说二十余部，短篇小说近百部，还有散文、诗歌、游记、自传、戏剧等。她的作品主题丰富，形式多变。在代表作《金色笔记》中，莱辛不仅对社会问题、政治与哲学思潮、妇女生存状态、两性关系以及人类生存危机等多方面做出了深刻思考，而且对文学创作的风格与形式也做了突破性的探索。自小说问世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已从各个角度对小说的主题、形式和艺术技巧等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对莱辛作品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对《金色笔记》的研究还多集中于其与众不同的结构设计、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技巧以及女性主义主题上，还没有深入文本挖掘小说所表现的解构主义思想。本文尝试从解构主义出发，通过分析小说中的解构主义手段、解读解构主义元素，来理解小说在颠覆并超越传统小说形式中所释放出的多重意义，挖掘出小说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一 解构主义思想
1966年，德里达发表了演讲《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活动》，从而标志着解构主义的诞生。解构主义反传统思潮促使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一股疯狂的颠覆、解构、破坏和否定传统文化思想的解构运动。随后很快蔓延到世界各国并影响到文学、政治、美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当代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心理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都带有解构主义色彩。
解构是对构成西方思想按等级划分的一系列对立的批评。解构主义的本质在于对传统哲学的否定。长久以来，西方哲学中一直存在着的思维方式总是围绕物质/意识、客观/主观、真实/虚幻、男性/女性、清醒/疯狂、确定/隐喻等无数对立中建构自己，而且前者总会先于后者并支配着后者。解构主义反对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反对权威与中心，反对对理性的崇拜，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在产生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时，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以对无限可能的未来的肯定。在西方，解构思维已从专业学者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德里达曾指出，解构主义并不是要取代结构主义或者形而上传统，也取代不了。因此，对待解构主义的最好态度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反观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识。
《金色笔记》中处处能找到解构主义策略的痕迹。作者通过分裂的文本解构清醒/疯狂对立，通过转换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解构真实/虚幻对立。莱辛在对解构策略不自觉的运用已证明了德里达所说的：解构是一种经验，它的一部分属于历史的结构，即远早诞生于他的学院解构主义，也势将以其他名称延续下去。
二 解构清醒/疯癫对立
莱辛试图在小说中描绘20世纪中期二战前后的世界风貌。在这个不安定的混乱世界中，生存其中的个体不可避免地感到焦虑、分裂、疯癫。个体的清醒已是可遇而不可求。小说中的主人公安娜就是一位时代的范本。安娜是一位年过三十、离异并独自抚养一个女儿的作家，因第一部小说《战争边缘》获得的丰富的稿酬，过着无需工作的生活。在他人眼中，她是独立自由的新时代女性。然而内心深处，她感到强烈的孤独、异化、甚至分裂、疯狂。她感到生活一团糟：对分裂现实的绝望使她质疑自己的写作，她再也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曾给她带来希望的左翼政治运动充满了欺骗与虚无，使她心生退意；与她同居5年的男友迈克尔也弃她而去，她无法摆脱被情人抛弃的痛苦。她几乎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为了不让自己精神分裂，她用四种不同颜色的笔记本记笔记：黑色笔记记录她的作家生活，红色笔记记录她的政治生活，黄色笔记记录她的爱情生活，蓝色笔记记录她的精神生活。可是，面对混乱的世界和混乱的自我，安娜越想划分清楚，就越容易精神崩溃。在经历了疯癫的折磨后，她放弃了四本笔记本，而用一本新的笔记本——金色笔记本记录下她的一切，这也帮助她走出了精神危机，更好地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这个世界。
理想与现实、自由与禁锢的冲突迫使现代人陷入疯狂的泥沼。在莱辛的小说世界中，主人公在特定的环境中，以追寻者和流亡者的姿态，历经漫长的生活和心灵旅途后，方才识得人生真谛，寻找到精神家园。安娜就是这样一位在经历精神磨难后，终于认清生活本质和生命意义的现代知识分子。
安娜在黑色笔记中回忆了她的畅销小说《战争边缘》的创作来源，即安娜早期在非洲的生活：一群左翼分子在二战期间参与左翼政治运动。他们同情黑人，却不能融入到黑人中真正帮助黑人；他们厌恶战争，具有正义感和革命理想，却只能待在殖民地，空虚、落魄、冷酷无情地相互精神折磨。作为其中一员，安娜也深受虚无主义的困扰，这也是她日后精神分裂的根源。在黑色笔记中，广袤壮美的非洲大陆与冷漠孤独的内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虚无与痛苦。在红色笔记中，安娜记叙了她加入与退出英国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她看到了党小组的虚伪与分裂，失望地发现共产主义小组的虚幻与资本主义的腐败一样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政治信仰的覆灭加速了安娜的心理分裂。在黄色笔记中，安娜以自己的经历尝试着写一部传统小说《第三者的影子》，通过小说中的主人公爱拉的视角，她痛苦地发现了自己在爱情中的天真，“当爱拉遇见保罗并爱上他的那一刻起，从她用了‘爱’这个字眼以来，天真就随之产生了……这天真是自然而然不断滋长的忠诚的同义词”。第三者的影子指的是成熟的、坚强的、积极主动的自我。然而，安娜在爱情的挫败中无法自拔，她日复一日地等着明知不会再回来的情人，她认识到这就是疯狂。蓝色笔记记录了安娜接受心理治疗的经历。她幽默地称心理医生为“蜜糖妈妈”，她质疑心理治疗的效果，认为它无疑是传统机构的同僚，与社会、政治禁锢一样，只能使人更疯狂。
在经历了疯狂之后，安娜认识到：世界是混乱的，现实是残酷的，一切并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美好，但是个体绝不能因此而放弃自我生存的权利。莱辛通过安娜之口道出了分裂的根源：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各种混乱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小说多次引用西西弗斯神话阐述生活的荒谬。西西弗斯被惩罚终日推圆石到山顶，每当就要成功时，圆石又滚落下来，西西弗斯只好回到原点重新开始，这样周而复始，似乎看不到胜利的曙光。然而，加缪却赋予西西弗斯的行动以反抗荒谬和苦难的积极意义，莱辛也通过安娜的醒悟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不管圆石能否被推到山顶，推石人坚持不懈努力了，就是胜利。在经历了挫折后，安娜放弃了旧有的观念和信仰，转向内心更深层探求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和破碎中的创造性因素，最终获得了精神上的整合感，恢复了创作力，并意识到生命的本质并不是英雄壮举，每个人只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推石者”之一。个体以其不屈的生命意志证实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三 解构真实/虚幻对立
传统小说以“真实”为创作目的，“真实”高于“虚构”。在《金色笔记》中，莱辛推翻“真实”的权威地位，对于小说是否“真实地反映现实”进行了内在解构。《金色笔记》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采用后现代小说中的元小说叙事对小说的真实性进行了彻底的颠覆。《金色笔记》与福尔斯的《法国上尉的女人》被列为战后最重要的两部元小说。《金色笔记》由一部传统小说《自由女性》和黑、红、黄、蓝四本颜色各异的笔记本组成。然而，《自由女性》被分割成五部分，并由四本笔记穿插其中。这样四本笔记也各被分割成四部分，最后由金色笔记整合。小说和笔记本的分裂象征着主人公的自我分裂和世界的混乱无序。作者挖掘安娜的复杂心理，从而折射出现代“自由女性”面临的困境和心理挣扎。《自由女性》的碎片化也使读者重新审视：这到底是不是一部讲“自由女性”的小说？同时，在《自由女性》后穿插笔记，对安娜的生活状态进行剖析，自由女性并不自由，这是对安娜自由身的尖锐讽刺。
小说中的《自由女性》部分是以第三人称——“全知上帝”的角度叙述，从叙述方式上看，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让读者感觉真实可信。而四本笔记，除了黄色笔记中的《第三者的影子》是以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讲述了一个以安娜为原型的爱情故事之外，其他运用的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日记运用真实的形式记录着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和经历，也让读者感到无比真实。但是，《自由女性》与笔记、笔记与笔记之间交错前进，互相之间似有关联，却又界限分明地打破了真实叙事的连贯性和逻辑性。笔记中时间的不断跳跃和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使得一切都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连续性，故事的现实根基变得摇摇欲坠。同时，《自由女性》与笔记本中记叙的事件和时间也存在很多的出入，孰是孰非并不是作者的疏忽大意，也不是读者要争论的重点。其实，这是作者的用心良苦，作者刻意打破读者的传统认知、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以解构主义思维解读文本。
莱辛割裂《自由女性》及笔记之间的自然联系，还有另一层寓意。阅读时按小说安排的文本顺序，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女性》中的安娜生活各方面出现了危机，为了不让自己精神崩溃，她把自己的心情和经历记在四种颜色的笔记本中，但却越陷越深。在她最终战胜崩溃时，她放弃了这四色笔记本，采用一本金色笔记来记录她完整的自我。故事好像是按这样的顺序发展。然而，在《金色笔记》的结尾，安娜与情人索尔·格林分手前，索尔鼓励安娜重新开始写作，并为她的新作想好了一句开头：“两个女人独自呆在伦敦的公寓里”，这句话正是《自由女性》开篇的句子。作者在这里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开头即结尾，结尾即开头。原来《自由女性》是安娜精神痊愈后所写的下一部小说。一时间，所谓真实的自由女性的故事都变成虚幻的了。《自由女性》中的安娜与笔记中的安娜，谁才是真正的叙述者也模糊不清了。甚至索尔也被质疑是安娜的另一个自我，也是她心目中的阿尼姆斯。莱辛别具匠心的小说构思颠覆了小说中“真实”高于“虚幻”的等级秩序，也消解了小说的中心和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分裂和疯狂并没有使安娜沉沦，而是给予她以恶为乐的力量，达到破中立的效果。解构主义思想不但提供了莱辛小说多角度解读的可能，也赋予了莱辛灵感与创作力。莱辛消除分裂与疯狂的负面影响，为处于混乱世界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答案：人们既可以不否认世界的破碎，又可以通过积极地接受它，从而把现实的碎片连接起来，创造完整的自我和人类社会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Whittaker,Ruth.Modern Novelists:Doris Lessing[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
[2] [英]莱辛，陈才宇、刘新民译：《金色笔记》，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3] [英]克里斯蒂瓦·豪威尔斯，张颖、王天成译：《德里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卢婧：《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研究述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报》，2007年第9期。
[5] [法]阿尔贝·加缪，刘琼歌译：《西西弗的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桃花源记》；文体定位；志怪小说；美感教学
《桃花源记》作为魏晋时期陶渊明的代表作，其精巧的构思、细腻的笔触为历代文学爱好者所喜爱，作为新课标中中学生需要学习的文言名篇，笔者认为作为《桃花源记》的讲述者，既要从自身修养上下功夫，搞清楚该篇目中的重难点，又要在授课时力争把本篇带来的美感原汁原味的传授给学生。
一、《桃花源记》的文体定位
《桃花源记》的文体之争历来都是文W研究者和语文教师莫衷一是的文体，这种既像散文，又类似小说，还有些题记味道的奇特文体既是学习时不可规避的“难点”，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桃花源记》比较吸引人的地方，笔者认为，要想探究《桃花源记》的文体，首先要结合魏晋时代的时代特征来加以阐述。
（一）“记”文体探究
纵观《桃花源记》全篇，其在题目中就交代了自己的文体为“记”。“记”作为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早在魏晋时代就已出现，至唐宋而大盛，此种文体在古代的名篇中有广泛的应用，而且题材非常宽泛，既可以记人纪事，又可以记录山川名胜，还可以记载器物建筑，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所以“记”又别名“杂记”，在写法上大多以记叙为主，兼有议论、抒情成分。
在现代上说，“记”可以算作散文中的一种体裁，可叙事、可写景，可状物，旨在抒发作者的情怀和抱负，阐明作者的一些观点，历代在“记”这一文体的应用中，有描写物品的《核舟记》、描写景色的《石钟山记》等，不一而足，但绝大多数都是借眼中的实景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而《桃花源记》和其它游记等相比，却有较大不同，一是所写景物为作者的虚拟想象，二是在表达上主要是以叙事为主，景物只是作为叙事的衬托而存在，为探究它的真正文体提供了难度。
（二）《桃花源记》文体争议
在当代，对《桃花源记》的文体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桃花源记》的文体应该是与古代的“记”一脉相承的，所以也应该算作散文的一种，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在《辞海》中，对散文的定义是这样的，六朝以来，为区别韵文和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从这里来看，《桃花源记》被当作散文不无道理，但是未免流于宽泛，仅仅当作散文并不利于对《桃花源记》进行整体的解读。另一种观点认为《桃花源记》的文体应该是题记，题记一般意义上是指旧名胜古迹或有纪念性的文物等的抒怀之作或者所著之文，在古代，一些文人墨客在各地名胜所题写的文字也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种，如各地的摩崖石刻上所写的摩崖题记等，此外，题记也可以指在文章正文前或题目下的文字。从《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上来看说《桃花源记》的文体是题记也不无道理，可是仍不得其全篇的精髓，所以有些研究者提出了《桃花源记》的文体是小说这一大胆的猜想。小说文体往往需要具备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这三要素在散文和题记中都可以忽略，但是《桃花源记》中却主要围绕着这三要素层层展开情节，再看小说由于是侧重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情节构思是可以虚构的，《桃花源记》也恰好虚构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最后，如果把《桃花源记》按照小说的情节结构来分析的话，其整个脉络也将变得更加清晰，更有利于全篇的学习，从这三点上来说，笔者更倾向于将《桃花源记》作为小说来解读。
（三）《桃花源记》作为志怪小说解读
笔者认为，在教学和研究上，《桃花源记》作为小说来解读更有助于对其全文的深入理解，而且《桃花源记》的文风颇有些志怪小说的味道，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之一，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在古代涌现出很多可以归类于志怪小说的经典名作，如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托名东方朔《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托名陶潜的《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多以奇谈怪论为主，这样的特征和《桃花源记》中记录的内容显现出的文体特征不谋而合，《桃花源记》中虚构的场景，奇妙的人物塑造都带有某种志怪小说的成分，加之志怪小说在魏晋时期大为流行的特点，所以笔者认为可以把《桃花源记》归入志怪小说的行列。
二、《桃花源记》教学内容的选择
笔者认为，《桃花源记》作为古代文言文的名篇，在学生不喜欢学习文言文的普遍思想下，在教学中一定要抓住《桃花源记》中所蕴含的美感展开教学，把桃花源之美全方位的展现给学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从而学好本节课的内容。所以笔者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主要侧重于能表现桃花源之美的内容展开教学。
（一）景色之美
在教学中对于景色之美的阐释上，笔者在授课时安排了诵读加绘画这一环节，既找学生轮流通读此文，着重阅读有关桃花源景色之美的地方，然后找出一名绘画比较好的学生，在其他同学朗读课文时在黑板上把桃花源的美画出来，随后让学生联想现实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美景且都在哪里，从而把抽象的文章具象化，加深学生对文章的感悟。
（二）民风之美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焦虑；著书者之笔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在笔记体小说史上，《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的对比研究一直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清代文言小说部分里，把二者作为“拟晋派”与“拟唐派”的代表，笔者拟从《聊斋志异》对纪昀创作心态影响的角度，希望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
纪昀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为经学研究，一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一为《阅微草堂笔记》的撰写。经学的研究使他侧身于汉学家之列，《四库全书》的编纂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使其成为当时知识界精英领袖的代表之一；而《阅微草堂笔记》的传播则引领了一个新的小说风尚。
一、“他者”“焦虑”与“矜持”
《四库全书总目》编撰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四十七年二月完成初稿，后历经修改，乾隆五十七年后方行刊刻。纪昀作为总纂官之一，躬于其役、用力最勤，兼之独立不迁的处世态度，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既是远在江南的袁枚也称其为“先生”（袁年长纪八岁）。馆阁重臣与学术领袖的双重身份，使纪昀自觉实践乾隆帝在四库馆臣撰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一再强调的“雅正”思想 ① ，而梁简文帝萧纲提出的“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 [1] 3010 的创作观在纪晓岚的精神世界里并没有显露，生存环境的限制与“雅正”的自觉追求，使纪昀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对“发愤著书”“才子之笔”“笔记小品”等的文学观点、文学创作方法、文学形式等持一种超然远离的态度，不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纪昀都有着一种道德理性对自身情感进行约束，虽然儒家的美学理想是“中和之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43 ，但从文学的创作实绩来看，他是追求“绘事后素”之“素”，对文章之美进行有限度的约束，自觉追求朴拙的文风。这种超然远离的态度和“理解的同情”，可称之为“矜持”，矜持态度的形成，其原因既有纪晓岚独立不从流俗的品格，也有一种潜意识里对“他者”存在的一种回应。这从《四库全书总目》和《阅微草堂笔记》的有关论述里都可以看到上述之文学观点。
“他者”即《聊斋志异》。在《四库全书总目》里，《聊斋志异》被摒弃于小说家类之外，称之为“委巷小说”；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可以看到他周围已经逝去的人的描写，如爱女、爱妾、义仆等，态度近于“矜持”，并不曾有如袁枚《祭妹文》那样哀怨泣下的写法，这也是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虽然纪昀一样有着伤逝的情怀。在为亡儿汝佶所留存的文献进行评论时，他仍然有着对《聊斋志异》的批评式回应：“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故。……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从中可看到“他者”存在所产生的“焦虑”，已经压过他对亡子的伤逝之情。
馆阁重臣的地位，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实践者，“质”“素”的风格追求，使纪昀在笔记小说的创作上持一种矜持的态度，即朱光潜先生视之为“自居‘法官’地位” [3] 480 的批评学者。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其创作缘起于生活的岑寂无聊时情感又要有所渲泄，如百一居士《壶天录序》云：“予匏落不材，殆将衰老，旅馆寂寥，形影相吊，其藉以释心胸、破积闷者，每不出稗史诸书。茶与酒半，聊复效颦，征闻考见，信手录之，颜曰《壶天录》。” [4] 1 于是“笔记”作为一种灵活自由的著述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作者一方面宣称“无意于著述”，一方面又急于“付之剞劂”（借助门人弟子），这种矛盾的现象透露了笔记作者为文不敢“放荡”，往往以局外人的身份在“执笔记录”；道德理性的约束使他们的情感宣泄不致过于泛滥，同时创作中偶有“猥亵之谈”也可以推之为外界的因素，比如说故事的人，避免了道学家的谴责和攻击。论者多以为纪昀小说创作中的“拟晋”倾向是他在向“史”靠拢来寻找自己小说创作的理论渊源，因为“史”的意识的形成是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界合力的结果，“史”意识中“他者”（外界事物）的存在可以使作为“执笔记录”的作者免掉道德的负罪感 ① 。纪昀的矜持态度，一方面借“史”之“他者”来减轻创作小说时的“文体焦虑”感 ② ，同时也达到了情感宣泄的目的，又给读者造成一种纪氏小说有着“资考证、寓劝诫、广异闻”的主题功能的印象。《聊斋志异》的成功之处，在于如鲁迅先生所言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5] 214 ，而传奇小说是“笔记小说之变体” [6] ，纪昀为了消除“焦虑”所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从“史”的勾勒中找到“正体”，这个勾勒的过程是籍《四库全书总目》之“小说家”类的收录得以实现，可以说《四库总目》之“小说家”就是这个笔记体小说作品的简史。纪昀虽然承袭胡应麟有关《山海经》的论断，亦认为《山海经》是中国小说之最古者，但他还是倾向于魏晋小说的纪实特征。魏晋小说作为“古小说” [7] 的本然状态，这也是笔记体小说为自身正名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相对于“叙事婉转、文辞华艳”的“拟唐派”，“拟晋派”则呈现出“语言朴质无华，情节粗陈梗概”的风貌。
二、“模仿”与“反模仿”
《阅微草堂笔记》在矜持的外表之下，仍然可以看到“焦虑”的涌动。“焦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其来源无疑是“他者”的强势存在。在纪昀的小说作品里，“他者”如影随形一般贯穿于小说创作的始终，或是纪昀的自我表示，或是门人的深度阐释。作为“他者”的《聊斋志异》，大约在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之前既已详加阅读，他在回忆亡子汝佶时说道：“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有《聊斋志异》的评论，这说明纪昀对《聊斋志异》的版本是比较了解的。远在江南隐居的袁枚与在京城为官的纪昀有不少共同的文友，如朱竹君、程鱼门等，袁枚之小说《子不语》纪昀也是看过的，在《滦阳消夏录》里也抄录了袁枚的部分作品，而袁枚评价“《聊斋志异》殊佳，惜太敷衍” [8] 1767 的话语，纪昀应该也有所了解，《子不语》另创别体的实践也为《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积累了经验。可以看到，“尚质黜华”是二人共同的小说美学风格。不过从《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作品来看，它存在着两个倾向，即对《聊斋志异》的“模仿”与“反模仿” ① ――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金瓶梅》与《红楼梦》 [9] 129 ，既有所承继，又加以“雅化”。“模仿”并非仅从故事类型、情节单元（motif，或译为“母题”）这些故事形态上的相似度来确定（当然，这也是“模仿”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包括语义前定状态下所做的有意识调整，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言东昌书生“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以致为狐所戏，卷九《如是我闻三》之《新泰流人》言雍正年间山东新泰流人少订婚约而相失事，“颇疑其乐昌之镜，离而复合，但无显证耳。”“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半出虚说。此婢虽粗，倘好事者按谱填词，登场度曲，他日红氍毹上，何尝不莺娇花媚耶？”
中国的笔记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甚大，由于材料来源的相似性，“中途遇狐”与“途中调妇”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的文本里故事多相似，纪昀的“模仿”并非简单的承袭，而是有意识的“悖反”，“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与“此事稍为点缀，竟可以入传奇”就是“语义前定”的状态，“模仿”就是指这个状态。从美学风格来说，如果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优美”的代表，那么《阅微草堂笔记》走的是一条“古雅” ① 的道路。
“反模仿”实质上也是一种模仿，“做迥然相反的事也是一种形式的模仿，‘模仿’的定义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 [10] 33 纪昀的“反模仿”是从语言形式变异导致的陌生化效果以及情节发展的“翘尾效应” ② 。但是如果自己承认“模仿”前人，会产生一种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影响的焦虑’是期待自己被淹没时产生的焦虑……但是，一个诗人假如被淹死了，那么他就沦为仅仅是一个读者。” [10] 57 不仅是诗歌方面，小说的演变方面也是如此，纪昀一方面谦称自己才气不如蒲松龄，另一方面认为《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委巷之谈” ③ ，而“才子之笔，务殚心巧” [11] 455 ，委巷之谈则是侈谈神怪，荒诞无稽。
三、 “温柔敦厚”文学传统的回归
以往学者多注意纪昀的“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所针对的“小说文体”――即传奇体与笔记体的分别，然而深层的原因在于“才子之笔”源于“发愤著书”，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条主线，金圣叹所谓的“六才子书”几乎都有着发愤著书的痕迹，但“发愤著书”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张潮《虞初新志总跋》云：“古人有言：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夫人以穷愁而著书，则其书之所蕴，必多抑郁无聊之意以寓乎其间，读者抑何乐闻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乎！” [12] 1蒲松龄之《聊斋自志》云：“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而纪昀的“著书者之笔”对“发愤著书”的创作方式不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之《孟叔子史发》提要云“明孟称舜撰……惟其以屡举不第，发愤著书，不免失之偏驳。”《潜夫论》提要云“汉王符撰……是其发愤著书，立言矫激之过，亦不必曲为之讳矣。”《贻清堂日抄》提要云：“明钱养廉撰……盖所谓发愤著书者。於诸事往往丑诋，不免有恩怨之辞矣。”“偏驳”“矫激”“恩怨之辞”等，使“发愤著书”与儒家的“雅正”观念、“中和之美”相偏离。“著书者之笔”应自有“体”，即“著书之体”，纪的门人盛时彦云：“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故不明著书之理者，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 [11] 472 “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纪昀的学术道路，如他自己所言，“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 [13] 359 虽然纪昀一再宣称自己的小说作品并非“著述”“无意于著书”，原因除了《四库全书总目》之《鹤山笔录》提要中所说的“古人於说部，往往历年成书，各种而后并归一部”外，梁启超在讲“清代的‘学者’社会”时说道“札记”（笔记）这种著述形式时所言可道出其中缘由：“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诫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 [14] 91-92 就是说，清儒著书相当谨慎，作为汉学家的纪昀（江藩《汉学师承记》列纪昀为汉学一派）也在其中，但以他为中心的士人群体是把它当做“著述”来看的，原因有二：一是《阅微草堂笔记》有“著书之体”，符合儒家传统的文学审美观；二是《阅微草堂笔记》“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诫之旨”，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指导思想“雅正”共处一脉。
四、结语
“史”的勾勒与文学传统的回归、“反模仿”的具体实践，是纪昀矜持外表下消除“焦虑”所采取的措施；除此之外，在流通传播方面，纪昀周围的友朋门人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市场运作）来扩大本书的影响。相对于《聊斋志异》成书后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半个世纪以上不同 ①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系列可谓出版迅速，乾隆五十四年，《滦阳消夏录》开始动笔；乾隆五十六年，《如是我闻（一）》序云：“曩撰《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所刊，非所愿也。” [15] 123 乾隆五十七年，《槐西杂志》序云：“旧有《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二书，为书肆所刊刻。”乾隆五十八年，《姑妄听之》为盛时彦出版；嘉庆五年《滦阳续录》为盛时彦出版。纪昀的小说可以说是随写随刊，用扩大传播范围的方式来抗拒《聊斋志异》的影响。
总而言之，《阅微草堂笔记》在客观、冷静的外表之下，隐藏了纪昀的“焦虑”心态。但是纪昀并非仅仅靠被动的“模仿”以及“反模仿”来体现自身文本的价值，而是通过史的勾勒、回归文学传统以及扩大传播途径来消减这种焦虑状态，“焦虑”既是一种心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现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纪昀的笔记体小说创作及其影响也达到了与《聊斋志异》等传奇体小说分庭抗礼的目的，但过于拘泥“古小说”作为一个“执笔记录”者的创作方式，也会降低小说“能指”方面的文学性，不太利于笔记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如果说“拟唐”派与“拟晋”派皆是清代文学复古思潮的结果，那么纪昀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在于力争笔记体小说的正统地位。
参考文献：
[1]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M]MM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2]王]运.论语训・春秋公羊传笺[M].长沙：岳麓书社，2009.
[3]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4]百一居士.壶天录[M].大连：大连图书供应社，1936.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林岗.口述与案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8]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杜贵晨.《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反模仿”和“倒影”论[J].求是学刊，2014，（4）.
[10]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2]张潮.虞初新志[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
[1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汪贤度，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5]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Under an Reserved Attitude： Anxiety”：On the Ji Yun's Writing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the Literary
Sketchbook YueWeiCaoTangBiJi
SONG Shi-r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of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3篇
一、记忆时加入动作。动作富有生命力，也容易引起大脑的兴趣。比如，在让学生记忆必修一第13课“辛亥革命的意义”时，笔者就让他们充分加入了动作。记忆“了清王朝的统治”时，让学生把面前的一两本书当成“清王朝”做“”的动作；记忆“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时，让学生把面前的书桌当成“帝国主义”做“打击”的动作；记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让学生把手放在心口，体会这句话的含义。
二、记忆时充分联想。将事物进行关联，不但容易记忆，而且记忆数量惊人。例如，在让学生记忆必修三第22课“浪漫主义文学的作者及代表作”时，课本中涉及到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及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笔者用一句话将它们联系在一起：“雨（果）夹雪（莱）的冬天，爸爸（《巴黎圣母院》）领着姐姐（《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海（涅）边讲了一个童话（《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学生记下这句话后，就能够长久地记住这3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三、记忆时尽量图像化。“记忆法则”认为：多年不见的朋友，你或许已忘了他的名字，但长相特点你可能还记得。将事物图像化能让记忆更长久。笔者专门为学生打了数百张历史图片并附着文字说明。以“秦始皇”图片为例，笔者在图片旁边附着一些需要记忆的文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首创皇帝制度；建立了三公九卿制及郡县制；其所创制度巩固了国家统一，被历代王朝沿用，可谓“千古一帝”。学生闲暇时随时可以拿出图片进行记忆，效果显著。
四、记忆时进行数字量化。托尼•博赞先生曾这样举例：小时候，父母要我们去买东西，最后都不忘叮咛一句：“总共是6样东西，别忘了！”基于此，笔者对任何一个需要记忆的知识点，都进行数字量化。如让学生记忆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背景时，笔者就分成了4个小要点：1.地理环境为多山多岛环海。2.政治上为城邦体制。3.经济因素为海外贸易和工商业发达。4.外来因素为亚非文明的影响。
五、记忆文字时要加符号。托尼•博赞曾反问：特殊符号能凸显重点所在，强化记忆，这方法您是否从小读书时就懂得应用？基于此，笔者在课堂教学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化学生的符号概念。比如，在讲授必修一第3课中“汉初的地方制度”时，笔者让学生在“汉初”下面加上“”，在“郡县封国并存”下面加上“~~~”。在讲授“宋朝的地方制度”时，因为“通判”至关重要，所以在其下面加上“”。
六、记忆文字时尽量加上色彩。色彩不但能凸显重点所在，而且能表达情绪，利于记忆。笔者让每一个学生准备了水彩笔，在课本的重点、难点处涂上能代表感情的颜色。比如，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我们感觉到扬眉吐气，所以用鲜艳的红色涂在文字上面。在讲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为了表示庄重严肃，我们把深咖啡色涂在文字上。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4篇
一、记忆时加入动作。动作富有生命力，也容易引起大脑的兴趣。比如，在让学生记忆必修一第13课“辛亥革命的意义”时，笔者就让他们充分加入了动作。记忆“了清王朝的统治”时，让学生把面前的一两本书当成“清王朝”做“”的动作；记忆“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时，让学生把面前的书桌当成“帝国主义”做“打击”的动作；记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让学生把手放在心口，体会这句话的含义。
二、记忆时充分联想。将事物进行关联，不但容易记忆，而且记忆数量惊人。例如，在让学生记忆必修三第22课“浪漫主义文学的作者及代表作”时，课本中涉及到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及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笔者用一句话将它们联系在一起：“雨（果）夹雪（莱）的冬天，爸爸（《巴黎圣母院》）领着姐姐（《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海（涅）边讲了一个童话（《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学生记下这句话后，就能够长久地记住这3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三、记忆时尽量图像化。“记忆法则”认为：多年不见的朋友，你或许已忘了他的名字，但长相特点你可能还记得。将事物图像化能让记忆更长久。笔者专门为学生打了数百张历史图片并附着文字说明。以“秦始皇”图片为例，笔者在图片旁边附着一些需要记忆的文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首创皇帝制度；建立了三公九卿制及郡县制；其所创制度巩固了国家统一，被历代王朝沿用，可谓“千古一帝”。学生闲暇时随时可以拿出图片进行记忆，效果显著。
四、记忆时进行数字量化。托尼•博赞先生曾这样举例：小时候，父母要我们去买东西，最后都不忘叮咛一句：“总共是6样东西，别忘了！”基于此，笔者对任何一个需要记忆的知识点，都进行数字量化。如让学生记忆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背景时，笔者就分成了4个小要点：1.地理环境为多山多岛环海。2.政治上为城邦体制。3.经济因素为海外贸易和工商业发达。4.外来因素为亚非文明的影响。
五、记忆文字时要加符号。托尼•博赞曾反问：特殊符号能凸显重点所在，强化记忆，这方法您是否从小读书时就懂得应用？基于此，笔者在课堂教学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化学生的符号概念。比如，在讲授必修一第3课中“汉初的地方制度”时，笔者让学生在“汉初”下面加上“”，在“郡县封国并存”下面加上“~~~”。在讲授“宋朝的地方制度”时，因为“通判”至关重要，所以在其下面加上“”。
六、记忆文字时尽量加上色彩。色彩不但能凸显重点所在，而且能表达情绪，利于记忆。笔者让每一个学生准备了水彩笔，在课本的重点、难点处涂上能代表感情的颜色。比如，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我们感觉到扬眉吐气，所以用鲜艳的红色涂在文字上面。在讲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为了表示庄重严肃，我们把深咖啡色涂在文字上。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口译教学；公众演讲
口译笔记训练是口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口译笔记既可以确保口译内容的完整，又有助于译员的语言转换和译语的连贯表达，因此笔记训练历来被当做口译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而受到重视。然而，由于学生对口译笔记的性质和功能认识不清、对口译笔记的内容和结构设计不合理，在口译训练中经常会产生诸多问题，影响教学效果。要想切实达到口译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必须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并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一、为什么要做口译笔记
在口译教学中，学生刚开始练笔记时都很认真，但却往往过分盲目于做笔记，在没有理解的前提下就开始记录，忽略了讲话内容的整体意思，结果反倒影响了理解和表达。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学生不清楚为什么做记笔记，对口译笔记的性质和功能没有正确的认识。口译笔记不同于听写或会议记录，它在口译过程中是帮助分析源语信息和辅助大脑记忆的，是听解和记忆的延伸和补充。口译笔记的前提是译员要听懂讲话人的真实意图，并能将其讲话要点和逻辑关系理清，才能将精力分配到记忆存储环节。口译笔记有时会帮助理解，但过多的强调笔记，在遇到语言难度较大或专业性较强的文章时就会机械记录却不知所以然。同时，译员记录的速度永远跟不上讲话者的语速，译员必须以脑记为主，笔记为辅，笔记的目的不是再现讲话的原文，它在口译过程中仅仅是起到提示记忆的作用，口译笔记必须与理解和记忆结合才有效。只有帮助学生对口译笔记有正确的认识，在口译过程中才能做到“形神兼备”、平衡协调。
二、口译笔记到底记什么
口译笔记训练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学生不知道记什么，经常试图从头记到尾，导致出现看似记了很多东西，但却不能条理清晰的将源语内容完整表达。如前所述，口译笔记记的应该是经过听辨理解并经过大脑记忆后的内容，因此笔记的内容应该是讲话的意思和逻辑关系。意思是讲话的核心，在听取和记忆讲话时译员不必记住原文的个别词句，而是做到“得意忘形”，因此除了数字、专有名词、专业术语等信息外，笔记承载的也应是原文的意思内容，包括表示概念和命题的主题词、关键词和发言人重点强调的话。同时，笔记中还必须要体现出表示各个意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包括比较、因果、转折、列举、推论等等，以及各个意思之间的前后关系，这种联系和关系是意思表达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笔记中要对表示逻辑变化的线索词和前后关系进行记录，只有将它们清晰明了的表现出来，才能顺利完成接下来语言转换和口译表达的后续环节。因此，在口译笔记教学中必须时常提醒学生这样一个道理：意思和逻辑是口译笔记的生命线，口译笔记就是源语意思和逻辑关系的文字体现。
三、口译笔记究竟怎么记
学生在口译训练中还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不知道怎么记，往往记的内容多而杂。首先，口译笔记宜简而精，译员应做到“惜墨如金”。为了在最短的时间记下最多的信息，笔记应使用精简缩略，用最少的符号代表尽量完整的意义。讲话中常见的逻辑关系词可以不用文字而用符号记录，例如因果关系可以借用数学中的三点符号，表示指向可以借用箭头符号；高频词可以用缩略或符号代替，例如常见英文单词可以采用前几个字母缩略的形式，表示“国家”概念的词可以画一个方框代替，“世界”可以用一个圆圈代替。需要注意的是，缩略和符号不是万能的，必须告诉学生不要为了省时省力肆意发挥创造符号，在读取笔记进行翻译时笔记内容必须能够被准确识别。同时，口译笔记要体现出层次性。笔记的格式极为重要，纵向书写、横向缩进、对齐叠加等方法是得到公认的合理布局，一个好的笔记在阅读和口译时应该类似一种讲话提纲，一目了然，清楚易认，从而减少解读笔记的时间和负担。
四、结语
作为直接决定口译内容和质量的关键环节，口译笔记是口译教学中的重中之重。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引起学生对口译笔记的重视，又要培养学生口译笔记的正确方法。口译笔记的前提是听辨为先、脑记为主，口译笔记承载的是意思和逻辑关系，而口译笔记的方法是精简缩略、合理布局。只有让学生在大量的训练和实践中对笔记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才能真正达到口译教学与实践的目的，培养出未来合格的口译人才。
参考文献：
[1] D.塞莱斯科维奇 玛丽雅娜・勒代雷.邵炜译.口译训练指南[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7.
[2] 杨承淑.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