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论文范文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目标的实现。当前“三农”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够，特别是农村发展不够。而发展需要增加资金投入。从农村资金的供求情况看，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很大，矛盾十分突出，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加以解决。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直强调要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也出台了一些信贷支农政策，信贷支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三农”资金欠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情况，国内理论界和银行部门对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对当前我国的信贷支农的困难和挑战并未出作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运用农村金融等理论，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借鉴、汲取国内外农业和农村信贷体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信贷供求、信贷风险、信贷市场的问题和成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的见解，并相应地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包括提出问题、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农村金融基础理论及其借鉴作用。主要是为研究我国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重点梳理了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了解农村金融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对农村金融基础理论进行了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可以运用到我国农村信贷发展和改革中的个人判断，如实行“金融约束”政策、供给主导模式和需求追随模式相结合、借鉴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政策建议、政府适当介入等等，企望借鉴这些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和适用部分，以起到指引我国农村信贷体系建设的作用。

第三章，国外农村信贷的经验与启示。对国外农业和农村信贷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多数国家都相继形成各具特色、与本国实际相联系的农村金融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较为完善的农村或农业信贷组织体系，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对国外农业和农村金融机构运作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也不能全部否定。本章通过对国外农村信贷的比较，得到了要加强并完善农业和农村金融立法、农村金融改革不能单纯追求商业化、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要合理引导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等经验与启示。

第四章，中国农村信贷的绩效与问题。回顾了我国农村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支农绩效，分析了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我国从建国以来，农村信贷体系一直处于发展和改革中，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农村信贷体系在自身曲折发展过程中，促进和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本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加快农村信贷体系改革，改善农村信贷机构发展状况，增加农业和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本章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供求缺口大，农村信贷存在垄断行为，资金外流严重，贷款风险大等等。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农村信贷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缺乏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缺乏风险转移机制等。因此，对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不能一味指责信贷机构本身，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对症下药。

第五章，中国农村信贷供求分析。重点考察不同需求主体的信贷需求，分析供求缺口，为构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奠定基础。我国信贷需求的多样性与供给的单一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既有结构上的矛盾，也有数量上的缺口。本章着重分析需求主体各自的信贷需求，由于我国当前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信贷需求的多样性显得尤为明显。在我国农村中，既有农户和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又有大型龙头企业的信贷需求；既有商业性信贷需求，又有政策性信贷需求；既有生产性信贷需求，又有非生产性信贷需求；既有短期信贷需求，又有中长期信贷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对信贷的需求有相当部分是无效的，这与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密切相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信贷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以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和合作信贷为主体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本章在对信贷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信贷供求的缺口，并指出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劣户驱逐良户”的现象，分析认为引入担保和引入利率补贴等措施可以减小或消除供求缺口。

第六章，中国农村信贷风险分析。本章将农村信贷风险分析的基础建立在深入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风险上，即建立在对农业和农村客户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不论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他们都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信贷资金，而贷款的本质是要求还本付息的，因此，信贷机构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一般又是风险厌恶者。农村信贷机构的信贷供给对象主要是“三农”客户，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风险状况直接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的大小。农业具有弱质性，农村企业发展起点低，竞争力弱，风险大，与农业密切相关，处于竞争的劣势。这就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既有一般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也有自己的特殊风险。农村信贷机构面临较高的系统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

第七章，构建完善的中国农村信贷体系。根据前六章的分析和结论，提出了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完善的农村信贷体系的构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提出了构建农村信贷体系的总体思路、目标、原则和框架，指出构建我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要建立健全农村信贷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鼓励发展农村商业信贷业务，规范合作信贷业务，建立风险分散和转移制度，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规范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对当前的农村信贷体系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建立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和正常民间借贷相结合的农村信贷体系。不断强化政策性信贷职能，鼓励商业信贷，规范合作信贷，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与“三农”的需求相适应。必须对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大力发展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建立财政政策补偿信贷，信贷扶植农村经济的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从而，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得到强化，真正担当起为“三农”提供信贷支持的重任，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缓解“三农”贷款难的压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八章，相关问题研究。构建一个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需要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首先，社会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努力创造和改善信用社及其它涉农信贷组织的经营环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信贷组织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其次，要建立农村信贷风险转移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为信贷支持“三农”发展提供保障，减轻信贷机构的风险压力，培育好的经营环境，形成保险、信贷、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以增强农业和农村对抗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为信贷支农提供合适的、强壮的载体，增加农村信贷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动力。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1.提出“两个循环”的见解。一是农业资金使用成本高，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风险高，容易形成“高风险-高收益-高利率-高成本-高风险”的恶性循环。二是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农业保险改善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使农村信贷组织增加信贷投入，减小信贷供求缺口，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农业资金融通成本，从而形成农业保险作保障、信贷支持作动力的格局，形成“保险转移风险-信贷加大投入-农业不断发展-风险承受能力增强-保险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2.提出“劣户驱逐良户”的见解。农村信贷客户大多数分散、规模小，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村信贷机构很难辨别“良户”和“劣户”，有可能出现“劣户”充斥农村信贷市场，“良户”因贷款利率高而不容易得到贷款的现象。

3.农村信贷资金数据统计更全面。在分析农村信贷资金时，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一切贷款都统计在内，克服了以往只考察农业贷款或乡镇企业贷款数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4.提出多样化需求需要多样化信贷服务的观点。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在时间上有差异性，在空间上也呈现较强的差异性，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南北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不同农户间差异很大，不同企业间差异很大，对信贷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需要多样化的信贷服务。

5.提出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的目标和原则。构建目标是将我国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竞争适度、发展持续、产权明晰和监管有效的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要坚持有效性、渐进性、多元化、政策扶持和进退有序五项原则。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农村社区政治属于非权力政治即社会政治的范畴，它在我国政治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今后的农村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战略中也将占据着更为突出的位置。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实现和扩展，更事关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局，因而是至关重要的。就我国而言，农村政治发展的标志是村民政治参与的提高和国家任务（如计划生育、征收各种费税）的有效完成。可笔者通过近年来的调查和思考发现，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政治发展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局面比较突出，后者也正是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困境之所在。所以，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即从农民组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政治发展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出路，以期为改善这一局面提供更具目标性的参照。

一，本文所论"组织化"的内涵

一般说来，"组织"一词意味着：为了特定目标和实现某些职能而按照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可将"组织"一词进一步界定为"人们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合方式而形成的高于群体的社会共同体，是组成此种共同体的人们或单位所采取的社会生活方式。"（[2]，第171页）可见，组织不仅意味着是一种高于群体的社会共同体，更意味着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既然是"共同体"，就有别于仅仅是一盘散沙的各个个体的集合概念，而是多个个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结构结合起来的有机体，表现在个体利益与组织利益、个人活动和组织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上。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就不是形式上迫于某种压力的应付和走过场，而是一种自愿自觉的参与过程，表现在个体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而借助于组织的形式上。当然，组织是通过一定的机构体现出来的。这些机构是组织的载体和标志。有鉴于此，可以将"组织化"理解为人们结成组织、参与组织和开展组织活动的全过程，其具体表现也就在于，组织机构各项活动的开展状况上。衡量"组织化"的尺度可以各有不同，但组织成员对组织活动的参与度、参与质量，组织活动开展的频度和效果，成员对组织的认可度和期望值，组织在适当处理共同利益与成员利益上的表现，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标。政治学意义上的"组织"，强调其公共性，表现为围绕公共权威和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而展开的活动过程。与此相应的，政治学意义上的"组织化"，虽然也包含了前文所论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化"的含义，但更强调了组织活动的公共性及个体与公共权威之间关系。由于本文欲从政治学（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审视农民组织和组织化的问题，（亦即从组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问题），故本文论及的"组织"和"组织化"，限定于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的范围内。如此界定的另一原因在于，解体后，农民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的解体意味着过去行之有效的从公社到生产队的纵向控制体系瓦解，国家便开始直接面对无数的个体小农。为了填补这种组织真空，近些年来我国实行了乡村自治，即建立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村委会便暂时作为农村社区中最大的正式组织而存在。因而本文所论"组织"的外延是以村民委员会为标志的社区组织。目前只有村委会既受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又是唯一在全村范围内得到认可的公共权威机构，同时也是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独立的法人行动者。其发展状况成为衡量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一个尺度。因而，"组织化"的内涵也就限定如下：村民参与由村民委员会主导的村级事务的过程，以及村民委员会动员和领导村级活动的过程。结合前文所述衡量"组织化"的诸多指标，本文用于衡量农民组织化的指标也就包含以下几点：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频度和质量，村民委员会主导村级事务的频度和实际效果，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认可度和期望值，村民委员会在处理集体利益与村民利益上的表现，等等。本文所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界说，也就是指由这几项指标衡量所得出的总体性认定。

二，选题原因

确定这一写作主题的动机是我的调查经验：（1），我对我所在的家乡河南省罗山县定远乡长期的认识和体会。（2），1997年7月我对湖北省红安县部分农村的调查。（当然这次调查很不细致，更多的是感性认识。）（3），我对湖北省钟祥市三镇九村的调查。（这次调查比较正规，进行了随机抽样，以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297份，回收率为74.25%，其中有效问卷272份，有效回收率68%。详细数据参见[3]。）本文主要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故而我提出的假设也是基于我的经验感受，并不试图作普遍性的推论。当然，对这一主题的回答不能仅限于此，我在写作这篇论文时也注意了从普遍的背景出发，从逻辑和学理的角度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因而论证更多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本文的思路和观点的来源不仅有我有限的经验，更有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或理论。（主要著作列举在文后的"参阅文献"中。）以我的切身感受和认识看，中国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几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他们不仅对村级事务毫无热情；而且在个体发展中，不注重集体力量和组织形式。这不仅使他们的发展受到影响，也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更使的他们在面临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村委会）的侵害时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同时更为严重是，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的情况下，村民往往通过非常态的方式（个别人的暴力犯罪活动）进行意愿的表达（这类事情近来时有发生，体现在各种媒体上。）这一切都使得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也使改善这一状况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在了解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各种表现及其消极影响以后，本文试图探究造成这一局面的各种因素，以期为改善这一状况提出对策的努力提供依据或参考。鉴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是部分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这一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因而研究其成因，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着对改善这一状况提出对策的努力提供依据或参考的价值。三，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成因--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困境分析

造成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就我的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1），传统因素。即缺乏自主地建立契约化组织的传统。众所周知，中国农民自有国家以来就缺乏主动建立组织的传统，除非是为生存所迫。（当然，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勿宁说是政权不允许。）从奴隶制的土地国有时代到土地地主所有制时代，正常情况下，农民都被禁锢于有限的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至多从事微量的商品买卖，自主经营的范围很小；同时，农民间的联系也只是亲缘或习俗的结果。在政权在村一级设立村公所以前，国家政权只达及县。这样，在村里的农民主要以长老为纽带在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结成一个社会关系网。其骨架是宗族系统。而宗族传统与严格意义的组织精神（自愿、平等、自主）相去甚远。说中国的农村缺乏组织化的传统，主要是指农村缺少组织化的制度空间和行为习惯。农民少有结社活动（这是非常冒险的），除非在非常态的社会形势下秘密进行，其目的也并不是建立常态的利益聚合与表达的渠道和机制。从时期的保甲制到共产党的""，都是对个体农民的控制机制，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性和农民的独立利益。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的意义是分散化而不是组织化。这都说明，中国农民未有出于利益的推动在平等契约精神的指导下建立组织的传统；一体化的国家官僚体系也使组织的建立和独立性成为不可能--"官僚社会的政治法律的一般目的，就在于树立并维护官绅对人民的统治秩序"。（[9]，第125页）即使是在国家权力未曾直接触及的乡村，农民也未曾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果是他们对国家权力（特别是征税权和司法权）的依赖和对清官的依赖，或是通过科举或私人关系挤入权力体系。不管那种情况，都是个人直接面对国家。这一点一直影响到现在。目前的农村，处处可以感受到农民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清官的期望，这正是由于权力可以直接带来利益，而组织和组织化则不能，"民主"更不能。这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它对组织化的影响也是致命的。（2）当前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尤其是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和村民对政府的单向依赖性。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并不利于真正的自治，也即并不利于组织化。这主要体现在政党体制、政府体制和村民的权力观念上。政党体制方面，共产党全面领导整个社会的各方各面，当然也包括农村。在村级组织中，村委会受党支部领导，而党支部受上级党委领导，并不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这便产生了村级组织权力格局的矛盾：一村范围内，村委会作为农民的自治组织，由农民选出对农民负责，但其实际的权力却受到党支部的制约。这使村委会的角色颇为尴尬，其作用亦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结果往往有两种，要么是村委会从属于党支部，功能弱化直至无权力；要么是村委会自行其是，完全摆脱掉党支部的制约。怎样的格局才是合理的，仍未得到澄清。政府体制方面，尽管国家法律（主要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其成员也不属于政府编制，但乡（镇）政府却一直将它视作它们在村里的"人"，村民委员会也行使了部分政府性质的职能。这样，政府对村委员会从组成到其工作都进行了相当的干预（甚至控制）；村民委员也对乡（镇）政府有着严重的依赖。但村委会成员的工资只能由村财政支付。村干部角色的矛盾不利于村民对村级干部的认同和支持。而农民的政治意识也不容乐观。在我的感受中，农民并不认为组织化建设很重要；相反，他们只关注村干部的腐败和提成的数额，只要这两方面能得到他们满意的解决，别的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组织化并不是村民们的一种迫切需要，更不是他们诉求的一种生活方式。（3）联产承包责任制因素。导致个体经营的独立性、村民间联络的淡化，更弱化了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理论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意味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但实际情况是"有分无统"，村级组织的服务、组织和协调的功能非常薄弱。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分散化的状态：土地分到农户手中，农民享有自由而独立的经营权和管理权，走上了一条个人创业、个体性发展的道路。尽管规模化程度非常之低，个体农户的发展收益也非常有限，但在我接触的各村，尚未出现为了联合而借助于村级组织的方式或体现到村务活动中来的情况。较之于以前的""，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应有的生产力；但近年来的公共设施，尤其是水利建设却极为荒废。农村的组织化只可能围绕村民的生产和致富展开，当村级组织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形同虚设，只是作为乡（镇）政府的执行机构时，一村范围内的组织化必然会受到致命的影响。农户分散经营状况的形成和经济自的取得，使得农民偏向自身利益的获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作为非村组干部的农户参与集体事务，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加之村委会的活动往往只是协调纠纷和动员村民贯彻"上级政策"（如交纳上交款、计划生育，等等），少有为了改善全村的整体面貌或有利于每一个村民的事务安排。在此情况下，农户中有相当比例不将参与村级事务视为义务，直至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例如，当被问到"如果选举委员会无故不让你参加选举时，你将怎么办？"时，回答"无所谓"或"求之不得"的达30%。（参见[3]）村民在追求个体利益时很少想到他人或"集体"的利益，即使参与集体活动，也只是抱着利益的动机，而不是为了纯粹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目的。总之，在当前的承包制下，农户对组织化的热情被个体追求的动力消解了。虽然不能说这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必然带来的结果，但在我考察的农村里，它的确是一个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对这些农村在承包制前后所作的对比中得到验证。（4）集体经济因素。主要是，集体资产所有权的缺位导致其收益私人化，损害了村级组织的威信和集体资源应有的对村级事务的推动作用。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有的集体经济实体并未有随之分给农户，而是以村的名义处在村委会的主管下。理论上，其所有权归全村村民所有，经营权和管理权由村委会行使。这是村级组织可直接支配和动用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村级组织的动员力量。在村集体经济实力弱小的情况下，村里的活动开展往往受到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目前对集体经济的处理方式是承包给私人，村委会享有决定权和监督权。在此过程中，村民无法行使其所有权，集体资产所有权的缺位转化为村级组织的实际拥有权。如果在承包的对象和方式等等问题上，村委员会不吸收村民参与决定，使得村民的民利被强行剥夺，就必然诱发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更使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在某村，村委员会在上渔业项目时未经村民同意，招致了村民的极大不满。（参见[3]）难以想象这种矛盾情绪能促成组织化。同时，在收益问题上，集体资产的获益者主要是干部和承包者，村民并未由此而获益，自然会对此有所不满。集体资源未能用于改善公共设施或作为村级事务的花费而减少村民的负担，相反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这就更加恶化了干群关系，挫伤了村民参与的热情。（5）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因素。生活自由度扩展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由此导致的认同危机和重视度降低。在目前的农村，更多的情况是，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行，村民的发展呈现多层次化、复杂化的态势。这也使他们的参与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态势。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利益型参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0%的村民认为自己的投票对自身利益"重要"或"非常重要"（参见[3]），否则就不会主动去参与了。这大大有别于政治意义上的或组织意义上的民主，是民主经济化的体现，其根源在于经济民主化。相应的，对于非经济性的村级活动，他们的热情和兴趣便偏低。由于广大农村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习惯，又未曾经过民主训练，加之依然比较强固的小农意识，村民参与的短视性、功利性显现。这种现象本身很难说就不好，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事实。但若从农村长远发展的需求来看，这一点无疑是需要改进的。人口流动的结果是村民对乡土生活的依赖性降低。对绝大部分村民来说，农业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在外打工或经营获得的收入相较于土地收入才是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样，他们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就缩减为围绕交纳上交款的关系。在收入增加的条件下，上交款的数额不太影响他们对村级组织的反应；更何况他们常年在外，很少关注村级事务，与村里人的联系也仅仅限于婚丧嫁娶时或宗族或亲缘的关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集体组织活动好象与他们无关。现在的农村，生活方式趋于多样化，人群的分裂比较突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的观念相差悬殊，特别是都市文化的影响和相当部分村民外出到城市的切身体会，都促成了村共同体观念的淡化。共识难以形成，公共精神更是淡薄。这便使得组织化缺乏应有的动力。（6）贫富差距因素。中国农村曾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实验场，这说明农民对平等的诉求是非常强烈的。在农民的潜层心理中，平等（甚至是平均）是他们衡量一个社会好坏和评价一个政权优劣的重要标准。尽管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体经营的发展，贫富差距作为一个事实长久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对贫富差距的认识也不再像原来那样简单和感情化；更多了些理性和坦然。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对平等的诉求已经停止。特别是当贫富差距超过一定限度时，或者富者致富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时，他们的不满就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他们所处的社区范围内，这一点表现得更是突出。我国的现行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它曾经激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自改革以来，由于劳动能力、经济意识和机遇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而在相当多的农村，村干部在任职后一般都"迅速致富"，这更加剧了村民的不平衡心理和逆反心理。在笔者调查的钟祥市的三镇村民中，收入500元以下的占14.3%；500-1000元者占30.1%；1000-2000元者占20.2%；2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占33.5%，（参见[3]）其中主要是村级干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村里他们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是互相转化的。在此背景下，调查发现，与一部分"经济能人"热衷于村级事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村民（主要是收入处于中低档次的村民）牢骚满腹、对他们充满激愤。以至于将自己隔绝于村集体生活之外。不能否认的是，不平衡心理严重危害了村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更影响了参与的质量；无所谓的心理掩盖了村民的真实意向；冷漠心理则导致村民对村务有关制度和过程的陌生，由此也影响到参与的质量；而偏激逆反心理导致权利的反意向行使和对村级组织建设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消极情绪的产生与贫富差距都不无关系。（7）农民负担因素。在农村，最让农民头疼的问题莫过于负担过重。农民这一社会群体在对待利益方面非常现实，对各项额外提留、摊派、集资和其它收费极为反感。目前，农村生产条件大都比较落后，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业劳作异常艰辛，加之农产品价格的低廉，使得农业收入的每一微小增加都非常艰难。因而村民在劳动成果转移到国家或集体时，其敏感性是必然的。对上交国家的粮棉油任务，大部分村民认为必须交，并能积极主动地完成；而对集体提留和各种名目的摊派、集资和其它收费则颇为反感，原因是他们认为村组织并未有对他们提供多少服务。在此情况下，村民极易把对利益受"剥夺"的不满转嫁到对村级组织（主要是村委会）及其成员的不满上，对他们不信任、不合作，直至对所有的村级事务丧失热情。从我们在钟祥市的问卷结果来看，只有34.6%的村民对村务公开栏上的内容非常关注；比较关注者占26.8%。两项合计61.4%,离75%还有相当距离。12.5%的村民不太关注；25%的村民不关注此事。两项合计达37.5%。可见村民对村级事务的态度。更能说明这一点的，表现在他们对村里重大事务的决定的参与度上，回答"经常参加"的只有30.9%；回答"只是有时参加"的竟高达37.1%，而回答"从不参加"的竟有29.4%，两项合计66.5%。（参见[3]）可见村民对村级组织及其活动的反应完全未能具有一个组织内成员的最起码的标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整个村还能否被称作"组织"而存在。究其根源，主要是绝大多数村民认为负担过重的起因在于村委会尤其是其主要成员，因此对村级组织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今后我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这一状况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这对农村社区政治发展来说可能成为一个契机。（8），宗族主义因素。宗族势力入侵甚至控制村民委员会和村级事务，损害了村民委员会权威的合法性。在我调查的诸多村庄中，宗族因素并不太明显，但仍能感受到这一因素的潜在力量。村干部不属于政府机构的正式编制，生活在村民当中，其能否当选和工作的展开均离不开宗族势力的影响。村里大的宗姓，由于其内部交往上的频繁和亲密，他们往往形成一股共同的力量，影响甚至左右村级事务。而村级事务离开他们特别是他们的资深望重的代表则无法顺利开展。徐勇在有关秀村的调查报告中写道，由于"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我管理。村委会权力的运作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家族的影响，特别是在调解社会纠纷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会使权力公共权威性受到侵蚀。""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家族传统文化有可能将本家族的人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性力量，并以其力量与村委会权力抗衡。当村民仅仅只是将自己视为某一家族中的族民，而不是法律认可的公民时，村民自治就有可能变为族民自治。"（参见[1]第365页）情况可能没有他说的这样严重，因为村民的法律意识在逐渐提高，甚至有些地方农民的法律意识非常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权威缺失、对公共事务失去参与热情的情况下，宗族的组织和力量填补了这一权力空间。而从严格的组织化的意义和要求上讲，宗族的渗透力是有害的。宗族控制的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与组织化的精神相悖，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非主要宗族的民利和参与热情。这也是部分地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又一原因。

四，结语

以上我简要地分析了造成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这些原因在不同的地方其表现不同，其突出的方面也不同；但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与以上的部分原因有关，而这些原因往往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传统负担相当沉重，而目前国家在政治制度的供给上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农民的组织化进程又处在一个市场化、个人化的新时代，在个人承包制的背景下进行。诸多原因造成了目前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因而改善这一状况也只能从这些方面入手。但是，鉴于经济发展将是今后农村发展的主题，所以重中之重便是如何建立经济推动的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村级组织只有在加强为村民提供经济服务，并且有能力提供有效资源和政策时，它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村的组织纽带。而村民们也只有在发展经济尤其是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发现建立共同组织或通过村级组织保障和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利的必要性以后，农村的组织建设才真正拥有了来自村民的动力。国家制度也应该促进而不是束缚这一趋势。唯其如此，目前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才能得到根本改观。这也是今后我国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出路之所在。参阅文献：

[1]，《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徐勇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乡村社会学》，袁亚愚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刘伟等：“浅析经济因素对村级民主建设的影响”，载于《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4期。

[4]，《徐勇自选集》，徐勇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俞可平：“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秋季号。

[6]，《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王沪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十一章“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8]，《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刘智峰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九章“基层政权的政治病与基层民主”。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电子商务在农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电子商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历着快速的发展。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全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四个方面对农村发展电子商务的条件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律。

1．政治方面

我国政府一直对“三农问题”高度关注，“十二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各级政府对于农村发展电子商务是持鼓励态度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将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信息资源开发等工作纳入“村村通工程”。随着农业信息化建设和农村互联网工程建设的完善，电子商务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和市场。

2．经济方面

我国经济虽然处于平稳增长的时期，但城乡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建设投资远落后于城市建设投资，从而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依然较差，其现有的网络通信设施很难满足日新月异的电子商务发展要求，加上农村地区本身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小，因此缺乏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电子商务的建设和日常运作中。另外，农业生产的周期一般较长，与其他商品的流通周期相比较低，因此更需要一定的资金去支持日常的生产运作。这些因素在某些方面正制约着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3．文化方面

我国有着深厚的农业文明背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长期支配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传统观念的束缚导致农民不容易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特别是有些基层农村干部对于电子商务的认识较为落后，这就直接影响到这一事业在基层地区的发展。加上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较落后，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于网络、电子商务这些新兴事物接触得晚且机会较少。这些“先天不足”就使得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有了一定的障碍。

4．技术方面

正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落后的教育水平导致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所以掌握基本网络技术的农民相对较少。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一直不到位，开展电子商务所要求的基本技术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都不具备。相较于城市地区各类发达的互联网公司和物流公司，农村地区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另外，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农村电子商务网站，但是这些网站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低，实用性就大打折扣。每年大量的IT人才流入各大商品销售平台，而进入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人才却只有很少一部分，这也十分不利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大环境还是较为宽松的，政府也在努力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农村要开展好电子商务这一事业，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统筹兼顾，才能走出符合我国农村自身特点的电子商务道路。

二、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从社会学角度看，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这一行为既是农民自己作出的选择，又是整个社会对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期待。因此，我们可以用社会选择这一理论来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社会选择理论指的是将社会成员的偏好集结成为群（社会）的偏好。例如，投票选举、市场机制等。从形式上看，社会选择是典型的群决策问题，但从更深的层次分析，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是“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之间的冲突与一致性的条件”。正是由于在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关注到电子商务这一新兴事物，使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也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电子商务事业中，才使得互联网经济极大地增长，从而获得了人们的关注。首先，我国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的。只有明确了政府的领导，才能统筹各部门和各种有利条件进行有机地结合。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力度，从资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其次，加强农村电子商务的宣传力度，在基层设立一定的奖励政策，鼓励更多的农民尤其是对电子商务缺乏了解的农民尝试。另外，要加大对于基层领导干部的培训，让他们成为农村电子商务事业建设的“排头兵”。再次，政府应予以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互联网公司和物流公司将业务范围更多地拓展到农村。这样既方便农业产品的运输和流通，也为这些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与一些互联网公司合作，加强对农民电商技术的培训和指导，让他们从根本上掌握电子商务的相关技术和理念，使得他们在实践中由被动发展变成主动投资。最后，要完善农村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细则。只有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政策氛围里，农村电子商务才能顺利健康地发展。

三、结束语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现状等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国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中，应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其中6O％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我国历届政府最为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仍面临着农民贷款难、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竞争缺失以及价格扭曲等诸多难题。中央政府从2004年至2009年连续颁布的6个“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鼓励农村金融改革，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国。截至2007年底，80％的人口以从事农业为主，农业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8％。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加之印度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较大，仅1970到1992年问．在农村地区就有50000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②。目前已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农村金融保险为一体的，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既有很多相似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的研究着重把重点放在对印度农村金融的发展和评价上(白广玉，2005；冉杰，2006；文富德，2006；等)，对深入认识中印农村金融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

印度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分庞杂，其业务几乎涵盖了与农业和农民相关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NABARD)、区域农村银行(RRBs)、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等。在这些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由于这二三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不同，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在农村金融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

(1)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于1982年6月成立，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村金融机构。它既负责农业和印度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信贷领域的政策、计划和经营等所有重大问题，又是一个最高再融资机构，为信用合作机构、区域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截止到2007年8月，共提供9046千万卢比的再融资额，按当时汇率换算③，大约为23亿美元。(2)区域农村银行。其营业机构主要建立在农村信贷机构薄弱的地区，贷款对象主要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小手工业者等贫穷农民，还分期给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农业信用合作机构。1975年刚开始经营时只有6家区域农村银行．到2007年3月31日，印度区域农村银行通过组合，现共有96家，在全国534个县设14520家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数占所有商业银行总网络分支机构数的37％。(3)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中长期贷款、投资和租赁；此外，还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40％的贷款用于扶持小企业，包括农村工业)，其资本金中有80％为政府所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成立，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粮食调控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其成立之初专门从事粮棉收购，目前已经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局。截至2008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有机构2152个，涉农贷款余额1．2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17．6％。但从其贷款结构来看，以2006年为例，其主要贷款仍集中在储备粮、棉、油及收购贷款上，而对于农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的力度较小，同时不涉及对农业科技、渔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贷款。

(二)农村合作性金融

在印度的农村信贷体系中，合作性(Co-opera-tive)金融机构占有独特的地位，现在印度90％以上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信用合作社，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人了信用社。二、农业保险的比较度的农业保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40年代，它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即进行生产性贷款的那些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其他的保险如牲畜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是否参加(焦瑾璞，2007)。1985年，印度政府推出“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覆盖大部分农作物。1999年，印度中央政府推出“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并以此取代“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该计划由印度农业部负责实施，由印度保险总公司执行，承保面扩大到所有农户，并且政府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但支持年限一般不超过5年。印度政府的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参保农户每年约2000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4，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保险项目。到2006年7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共覆盖农户9．71千万户，受保作物面积50000万公顷，保费收入达到985．5亿卢比。另外，印度农业保险公司已开办经济作物的保险，主要针对茶叶、橡胶、棉花和甘蔗种植等。近年来开始实施的天气保险计划，12个邦的保费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50千万卢比。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利益、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早在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对农业保险进行了“低保额、低保费”的商业化经营试点，由于农业保险缺乏明确的业务定位和足够的政策支持，其业务迅速萎缩，甚至停办。近几年来，保险业在服务“三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农业保险得到较快发展。除了作为订单农业支撑的农业气候性、病虫害等农业生产性保险外，符合农村和农民需求的健康、人寿、财产等各险种也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加快发展。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选择6省(区)的5种主要农作物开展试点，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截至2008年末，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承保各类农作物5．32亿亩，参保农户9000万户次，为农民提供了2397．4亿元风险保障，分别比2007年增加了130％、80．7％和ll3％。

三、农村金融法律的比较

印度农村金融法律比较健全、完善。为确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印度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地区农村银行法》、《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法》等有关法律中，都对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网点提出了一定要求。如《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将其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地区农村银行法案》规定，农村银行营业机构要设立在农村信贷服务薄弱的地区。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

我国农村金融缺乏法律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农村金融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1)在农村信用社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对其性质、内部法理结构、日常运营机制等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应尽早制定一部《农村合作金融法》，以填补这个立法缺口。(2)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也没有相应的立法，结果是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往往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导致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3)对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立法。我国民间金融机构复杂多样，这些金融机构对农村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其法律地位很不明确和稳定；同时由于在法律上没有保障，并经常会因此出现一些短期行为，甚至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进而累积了大量风险，随时可能影响到社区的稳定。(4)对于一些民间的小额信贷组织，目前也缺少一部法律来规范。人民银行进行的五个省区的小额信贷试点，目前也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境况，这使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5)农业保险法律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的《保险法》是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法》中并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相关法律的规定。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以上分别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3个方面对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发展进行了简要分析与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的过程，但同印度农村金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并据此得到如下三点基本启示：

第一，从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印度农村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各金融机构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截至2005年3月末，印度银行业在农村的机构网点达到15．3万个，平均每万名农村人口服务网点数2个：而到2007年末，中国农村平均每万人农村人口服务机构网点数为1．5个，全国还有2868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网点．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和良好的信贷供给机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应推动、扩大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范围，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策性金融服务范围建议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向县域和农村延伸机构和业务，支持农业大型项目的开发。积极推动和支持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逐步发展成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重点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要稳定农村地区机构和网点，继续发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

第二，从农业保险来看，印度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属于初级阶段，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且农业保险的规模与其需求不相称。200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51．8亿元，承保农作物2．3l亿亩，仅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l126亿元的风险保障，而同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是27680亿元。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会导致“三农”经济收入平稳增长缺乏保障，而且也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信贷风险较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和农业保险体系，尽快建立健全农村保险组织，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村商业性保险、政策性保险、互保险等。

第三，我国应继续完善农村金融法规，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属性、功能、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加以规定。确定其法人资格、法律地位和其实施各项优惠政策。应大力发展新型农村机构，放开民间金融，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财政支持。印度农村合作性质的信贷机构分为两类：(1)提供短、中期贷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信贷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是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来源，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农业信用社(PACS)、中心合作银行(DCCBs)和邦合作银行(SCBs)。截止到2006年3月31日。PACS共贷出4．61亿卢比，占全部农村金融贷款的37％，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贷款比重分别为23％和30％。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遍及印度90％的农村地区，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入了农村信用社(冉杰，2006)。(2)提供长期信贷的合作机构．主要是邦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SCARDBs)、初级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PCARDBs)。其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和发展债券，以土地抵押的方式为农民提供5-10年或更长期限的长期贷款，以购买价值高的农业设备、改良土壤、偿还旧贷款及赎回地主扣押的土地等。截至2007年3月．SCARDBs和PCARDBs机构总数分别为20和697个，贷款额分别为l316．7亿卢比和1275．1亿卢比。

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形成和普及于二十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几轮改革之后，至今依然存在并充当着当前农村金融主力军的角色。目前我国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截至2008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5100多家，7．8万个营业网点，资产总额7．1万亿元，其中涉农贷款2．45万亿元，占全国涉农贷款的35．5％；农户贷款1．3万亿元．占全国农户贷款的86％。以农村信用社为例，目前已成为中国农村地区最庞大和最完备的正规金融组织体系，至2007年底，其农业贷款余额为1．43万亿元，服务“三农”的功能不断增强③。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存款和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单一的资金来源和过高的融资成本，减弱了其放贷能力，同时其服务功能和产品的单一，进一步限制了其信贷业务的发展。

(三)农村商业性金融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即生态经济。它是从改变传统经济“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式的单向流动，实现了“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良性循环生产模式，使上一个产品的废弃物成为下一个产品的原料,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物排出，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和原材料的损失。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工业、农业和消费等各类社会活动。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是循环经济的重点区域。循环经济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它是解决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1把握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4R原则

现行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直接危及生存空间，必然导致经济停滞、下降，破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和平衡。循环经济以资源循环利用为途径，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源为重点，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德国1998年修订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第4条规定，首先要避免产生废物，特别重要的是减少废物的量及其危害性；其次是利用和用来获取能源。这些原则在国际上被简化为4R原则，即Reduce（减量），Recover（再生）、Reuse（再用）和Recycle(循环)。

国内著名循环经济研究专家季昆森提出：减量化原则的运用,可概括为“九节一减”，包括节地、节水、节种、节肥、节药、节电、节油、节柴（煤）、节粮和减人。再利用原则的运用表现为做强加工业，主要体现在对各类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后的副产品及有机废弃物，进行系列开发、反复加工、深度加工，不断增值。农产品加工后的废弃物多属于原来农产品的组成部分，仍然含有大量有机质，相对开发价值高，开发成本低，且开发技术容易掌握，做好了，其效益可能超过主产业。进一步探索农业节本增效新途径，逐步实现粗放农业向精准农业的转变，如：实施“藏粮于土”、“藏粮于科技”战略，保持和提高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力，处理好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矛盾；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优势产业带建设，发挥集约种植优势，提高规模效益；推广立体种植和间作套种技术，不断提高复种指数，提高耕地的综合产出效率；做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配合滴灌技术，逐步实现粗放农业向精准农业的转变。“白色农业”是再循环原则运用的具体体现，“白色农业”目前在农村运用最典型的就是沼气，将人与畜禽粪便、农业废弃物通过微生物发酵产生沼气，可以生产出无公害绿色食品、无污染饲料、肥料、农药以及取之不尽的能源。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发展农业微生物能源——沼气方面已取得巨大成绩，在利用农业废弃纤维质资源用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酒精来替代日益枯竭的石油资源方面也取得进展。运用再循环原则，就是要在经营生态环境上做文章，开发安全优质农产品。

2关注农村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就整个社会来讲，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进行资源审视，密切关注资源循环中的开采、消耗、废弃物产生、农业产业链延伸、资源再生等各个环节的基本途径和重点领域，农村循环经济也不例外。

在资源开采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和回收利用；在农业资源利用方面，以提升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利用效率为重点，尤其是对生物质能和微生物资源进行循环利用方面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在资源消耗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时时处处考虑节能降耗；在废弃物产生环节，要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在农业“废弃物”处理方面，实行资源化利用，实现种植业生产所积累的生物资源全程化利用，畜禽养殖业低排放与粪便利用的资源化；在农业产业链延伸方面，实行清洁生产，使上一环节的废弃物作为下一环节的资源，增加价值链，拓展农业产业化空间；重点关注农业产业循环链的内生延伸与产业联动，加强农业产业循环链整合思路、途径与模式，拓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域；在再生资源环节方面：要大力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种废旧资源。

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合理地农药用药及化肥施用、畜禽粪便排放、农田废弃物处置等，造成农业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立体交叉污染。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因过量、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流失到农田之外，污染地下水，使湖泊、河流和浅海水域生态系统富营养化，导致水藻生长过盛，水体缺氧、水生生物死亡；同时，施用的氮肥中有很多以温室气体氧化亚氮形式逸失到空气里。

在社会消费环节，要大力提倡绿色消费。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着力建设循环型社区，开发沼气、太阳能等可再生利用能源，减少外部能量输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实现农村社会生活的“干净化”消费，改善生活环境。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近期，应重点在农业清洁化生产的技术链接、绿色生产技术和农业资源多级转化、高效利用与废弃物再生技术、循环农业技术标准规范、农村生态小城镇建设技术等层面，开展整合与集成研究，建立相对完善的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绿色技术包括用于消除污染的环境工程技术，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无废、少废及生产绿色产品的清洁生产技术等。建立绿色技术体系的关键是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尽可能把环境污染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

3探索农村循环经济的合理框架和典型模式

生态农业是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根据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规律建立起来的综合农业生态系统，是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融为一体的新型综合农业体系，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积极探索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就是要根据生态循环再利用、再生产的循环链的原理来抓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统一，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探索和推广农村循环经济的产业发展模式。只有从资源、环境、产业与消费以及综合循环经济的角度，探索以“无害化、低排放、零破坏、高效益、可持续”统筹规划农业与农村产业、农村生产与生活、农村社区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深入研究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与重点领域，才能合理构建循环型农村经济体系。

农业是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生产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农业还包括林业、渔业和农村副业等项生产在内。因此，农业循环经济框架可以从“四个方面”为主线来形成，即以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依托的加工企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畜牧、水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畜牧、水产加工循环经济链条，大力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原料，加工企业要采取先进节能、无污染技术改造传统工艺，提高企业的比较效益；以林业及其加工业为依托的林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秸秆综合利用为重点的秸秆循环经济链条。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领导干部循环经济知识读本》一书，总结了我国农村循环经济的主要产业发展模式以及障碍与对策，认为目前农村循环经济主要呈现四大产业发展模式：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循环生产模式、以沼气为纽带的循环生产模式、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的循环模式、区域一体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例如，珠三角地区的“基塘”符合系统模式，江南地区的“鸭稻共生”系统模式，北方的“四位一体”系统模式、南方的“猪——沼——果——猪”系统模式等，都是我国农民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的比较具体而典型的农村循环经济模式，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4构建合理的生态村镇体系

农业是百业之基，而“三农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生态型村镇建设，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形式，并要求从四个子系统来着力构建：一是循环经济产业体系。主要涵盖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三大产业，它要求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办好生态旅游、绿色饭店和各种绿色服务业。加快传统农业向工业型大农业发展的步伐，培植农业循环经济载体。一方面，搞好循环型农业工业园区建设，制订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聚集的工业园区发展规划，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关系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园区内，实现有害污染物在园区内的闭路循环。另一方面，做好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园区建设，大力推进出口农产品的清洁生产，使农副产品达到质量、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二是村镇基础设施体系。重点是水系统、能源系统、交通系统和建筑系统。要解决水量不均、水质不高的问题，积极治理和预防水、旱灾害，做好做足“水文章”；要大力开展节能降耗工作，推行可再生能源，如发展沼气、太阳能、小水电、地热能、潮汐能、风能等；要完善农村道路布局工作；大力推行建筑节能省地治污技术，使用新型环保建材，体现地方特色建筑风格。三是生态环保体系。要精心挑选搭配绿化树种，有效治污和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垃圾等。四是社会事业体系。要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构建合理的生态村镇体系，关键在于先行设计，也就是说要从规划设计、环境设计、住区设计、产业设计、景观设计等五个方面进行整体策划和设计。

5健全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农村循环经济更被专家称为化解“三农”问题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在我国被提出并重视后，大都把视角放在城市工业上，其正确性是毫无怀疑的。因为循环经济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工业不循环发展造成了严重工业污染而逼出循环经济的。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70%以上的农业大国，跟工业化程度很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有很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我国的农业生业生态、农村污染、农民人均资源贫乏，都有待循环经济解决。因此，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要突出农村，要以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来解决“三农”问题。建立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与扶持措施。近期考虑开展循环农业促进法的前期工作，尽可能出台“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税收、金融保障等方面制定促进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十一五”期间以国家投入为引导，建立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在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农作物秸秆与畜禽的粪便资源化与无害化处理、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清洁生产与产业链整合、农村社区“净化”等方面在全国开展若干个示范工程建设，以带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广泛应用。

国家应立即着手制定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开辟资金渠道，建设若干领域的农业循环经济的示范工程，加强制度创新，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展现代化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解振华.领导干部循环经济知识读本[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2解振华.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N].光明日报,2003-11-03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农村学前教育；问题；机遇

一、提高认识，增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责任感

1.明确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良机，以办农民满意的幼儿教育为宗旨，依照“十一五”规划，紧紧抓住教育与经济之间、教育诸要素之间、基础教育内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存在的矛盾，以公平优先、均衡发展为策略，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统筹兼顾城乡发展，合理引导乡镇、村和个体园的功能发展，尊重和把握儿童身心特点，使其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幼儿教育健康发展。

2.利用政策优势，大力发展农村幼儿园

当前是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良好时机。首先，国家实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减轻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免除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又创设了乡镇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客观条件，使其能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和支持学前教育；同时乡政府还可调动村级兴办幼儿教育的积极性。其次，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布局调整之后，闲置了一批校舍，可以通过就近合并、强弱联合、新建扩建等措施，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为学前教育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这样，政府在办好骨干园的同时，遵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个体、民办幼儿园。所以，政府要针对农村实际，制定实实在在的支持社会力量办园的政策，根据教育成本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在登记注册、分类定级、教师培训、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于政策倾斜，做到与政府办园一视同仁，从而有效地促进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3.树立正确的儿童教育观

正确的儿童教育观，一方面，把儿童看做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不同于成人的独立主体，而儿童的潜力只有在与适当的教育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从幼儿的特点来看，幼儿是在真实的自然和社会情境中成长起来的，影响其行为习惯养成和智力形成的各种不同因素在作用上具有一定的均衡性。另一方面，贯彻“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的原则，就必须严格把握教育对象是学前儿童这一基本特点，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既对幼儿提出统一的教育要求，又注意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幼儿都能在原有的水平上有所提高，得到发展。

二、统筹规划，建立机制，加强管理

1明确管理责任

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规定，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自己承担的管理责任，切实履行管理职能。具体负责拟订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动员并组织各方面资源举办幼儿园，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各类幼儿教育机构的管理，负责幼儿教育科学研究和对各类幼儿园的业务指导，建立视导和评估监测制度，组织培养和培训各类幼儿园园长、教师，做好园长、教师的考核和资格认定工作，办好示范园和骨干园，认定和指导社会力量举办的示范园，等等。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配备专职幼教干部，教研部门必须配备专职幼教教研人员，乡镇也必须设有幼教辅导员，对幼儿园进行管理。

2．设立民办幼儿园管理专项基金

对民办幼儿园发展好的乡镇村，县里要设立专项经费，定期划拨，支持其发展。民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主要用于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支付教师工资等，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向民办幼儿园搞摊派和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以确保办园投资主体能取得合法回报，保护其办园的积极性。

3切实加强对改制的农村幼儿园的管理

对已经改制的幼儿园，绝不能一改了之，不闻不问。教育行政部门同样要加强管理，跟踪调研，时刻关注这类幼儿园发展的状况，要结合本地区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对改制问题深入研究。

三、遵循规律，不断提高保教质量

1.认真贯彻《纲要》精神

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是农村幼儿园提高保教质量的指导性文件。各乡、村教育部门和广大农村幼儿园园长、教师要认真学习贯彻《纲要》精神，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转变幼儿教育观念，并将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渗透在幼儿教育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不断提高保教质量。

2.优化幼儿园(班)环境

首先，要改善农村幼儿园的物质环境。物质环境的改善应与教育目标相一致。为此，应鼓励教师和幼儿一起布置环境。其次，要创设民主平等的师幼关系。再次，要建立互助友爱的同伴关系。幼儿园(班)是幼儿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幼儿在班级中，不仅模仿教师的言行和态度，更重要的是从同伴身上获取社会交往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师要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扩大幼儿交往的范围，增加幼儿交往的机会，以提高幼儿交往的能力，进而形成并巩固幼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同伴关系。

3．科学安排幼儿一日活动

幼儿园(班)的保育和教育任务是通过一日生活来实现的，因此，科学、合理地安排幼儿生活和各项活动(游戏、上课、休息、饮食、睡眠等)的顺序和时间，对于保证幼儿有规律地、愉快地生活和活动，就显得特别重要。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动态、静态活动适时替换，室内、室外活动交替开展；全班活动、小组活动和个人活动相结合；体、智、德、美教育活动相统一。

4．发挥县、乡两级示范幼儿园的作用

首先，要充分发挥示范幼儿园的示范、辐射和导向作用，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学习、观摩活动，具体指导其他各类幼儿园的教育行为。其次，要加强对幼儿园日常的管理和检查，重视安全、卫生和环境治理，特别要重视对幼儿园危房的检查，不得含糊。

四、加强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素质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事业，要根据“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相结合、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幼教理论与农村实际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提高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培养与造就一支稳定而合格的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提高其专业水平。可采取统一培养、短期培训、巡回指导等方式对幼儿教师进行培训。实践证明，建立由县幼教干部、乡镇辅导员(或乡中心幼儿园园长)等组成的较完善的领导体制和业务辅导网络体系，对培训幼儿教师是卓有成效的。这样可以对幼儿教师实行逐级管理和进行全面指导；活动中以乡中心幼儿园为龙头，成立教研组，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集体讨论、备课，共同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方案，组织观摩、评估活动，进行经验交流，以老带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五、为学前教育立法，为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国家颁布与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但是，《教育法》所规定的4个学段的学制教育中，还没有为学前教育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学前教育的地位明显不高。由于学前教育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极易受社会变革的冲击，直接影响到学前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九五”期间，国家在学前教育政策上又过分强调实行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体，出现了出卖公办幼儿园的现象，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办幼儿园办学机制失去了政策保障，部分地区农村学前班的教师也失去了正式的国家编制，造成了大批优秀的农村幼儿教师流失，很多学生不愿意报考幼师学校、不愿意从事幼儿教师工作等后果。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1我国手机银行业务模式及特点

1.1我国手机银行业务模式分类

按照国际惯例，手机银行可分为银行主导型与非银行主导型。前者适合在商业银行网点比较多的地区推广，客户需要把手机号和银行卡号联系在一起，是银行柜台业务的延伸，主要办理汇款、查询、转账等业务，在整个银行业务的办理过程中需要银行账号；后者是以电信运营商搭建手机银行支付平台，银行账号在这里不是必须的，适合于商业银行网点比较少的农村地区。

1.2手机银行的特点

1.2.1涵盖了多种银行柜台的功能。手机银行是电子银行的一种，虽然小巧，但是它的功能完全可以和网上银行媲美，在银行柜台处办理的金融业务，完全可以通过手机银行办理，而且手机还具有操作简单，便于随身携带的特点，在日常交易中非常方便。1.2.2贴身性强。现代人的生活总是离不开智能手机，所以手机银行是人们真正的“贴身金融管家”，我国目前无线网络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手机银行真正实现了商业银行“4A”（Anytime、Anywhere、Anyhow、Anyone）的服务理念，让普通人都能够随时掌握自己的账户信息。1.2.3能够更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自己信息的保密性更加重视，手机银行能够很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只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个人交易信息就不会泄漏。另外，随着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手机银行可以做到在操作过程中全程加密，解密的过程在银行的主机内部进行，电信运营商等机构都无法获得，从而保障了手机银行交易的隐私安全。1.2.4能够提供更加贴近顾客的服务。手机银行可以让用户感觉到银行给其提供的具有针对性的服务，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用户可以随时查询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改变了传统银行服务的单向性，更加能够获得客户的满意评价。1.2.5实现模式多样化。现阶段我国已有的手机银行技术涵盖了STK、USSD、BREW、WAP、Java(HTML)以及手机客户端等多种模式，客户在具体使用手机银行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偏好、手机操作平台以及实际使用时所处的支付环境等，选取合适的手机银行使用方式。而且一部手机还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选取不同的操作方式，各种手机银行的实现方式也不冲突，一部手机可以涵盖各种金融操作功能。

2我国农村手机银行业务发展SWOT分析

2.1优势(Strength)分析

2.1.1手机银行交易成本低。手机银行与传统柜台交易相比，具有交易成本低的显着特点。统计资料显示：传统的柜台交易，国外每笔业务的交易成本约为6.63元，我国约为4元，而手机银行的交易成本国外约0.96元，我国约0.6元。手机银行在方便用户的同时也减少了银行的成本。2.1.2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的认知度高。随着3G技术的全面推广，农村地区个人拥有手机的比例远高于拥有计算机的比例，更多的农村用户选择手机上网。我国运营商第三方支付牌照的获得，为移动运营商推广手机银行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至少可以先推广手机支付业务，通过手机支付业务来实现手机转账汇款等功能。我国农村地区的劳务人员大多在城市打工，对汇款有强烈的需求，手机转账汇款有着的广阔空间。2.1.3符合目前农村发展水平的特点。在我国农村，广大居民的收入层次和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手机银行的发展，截至2014年12月，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10489元，农民收入的提高必然会加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初中与高中文化程度比率在2014年底达到73.2%，也就是说农村大多数群体已具备中学文化程度，这为在农村推广手机银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2.2劣势(Weakness)分析

2.2.1农村金融机构对手机银行的营销力度不够。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营销人员，往往认为手机银行是次要的银行业务，没有对其着力推广和营销。银行方面对营销人员从也没有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导致营销人员不能对农民用户进行有效的讲解和宣传。2.2.2缺乏高端客户群。农村手机银行基于其自身的特点，目前还只是银行柜面业务的替换，向理财、信息服务等方面延伸不足，以至于大部分客户群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缺乏向高端客户群转移的动力。

2.3机会(Opportunity)分析

2.3.1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数量少，满足不了农村金融服务的需要。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特别是基本金融服务的需求量大，但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是网点少，为农民服务的金融产品匮乏，日益增长的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产品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3.2方便农民的支付结算工具种类较少。目前，央行的现代化支付系统正在建设中，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还没有完全覆盖，再加上农村商业银行网点比较少，导致可供广大农民群众使用的支付结算工具种类少，农民日常支付仍然以现金支付为主，给渴望现代化生活的农村居民带来很多不便。2.3.3农民有着非常强烈的非现金支付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日常交易活动日益增多，在交易过程中由于现金支付存在一定的弊端，农民有着非常强烈的非现金支付需求。例如在农村日常的集贸市场交易中，商户和消费者都很担心假币的出现，但如果采用银行转账的形式，就要到较远的城镇商业银行办理，非常麻烦。特别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新时期青年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及个人理财等互联网金融服务将来会逐渐走进他们的生活。

2.4威胁(Threats)分析

2.4.1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安全问题是决定手机银行发展的关键，安全问题不能解决，手机银行在农村就无法得到发展。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信息闭塞，农民文化程度低，接受新技术的能力比较弱，不能最大程度地安全使用手机银行。2.4.2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主要是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像城市一样采取广播、电视、报纸等多媒体相结合方法大力宣传，对售后服务没有落到实处，不能使农村用户真正体会到手机银行的方便与快捷。''''

3基于SWOT分析的农村手机银行发展战略研究

3.1国家应加大投入，注重手机银行建设

目前我国农村手机银行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规范其运行，引导相关方面投入手机银行建设。同时，由于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更加需要加大支付清算系统建设、信用制度建设以及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等。

3.2因地制宜，选择适合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

我国地域广阔，虽然同为农村，但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却不尽相同，在发展手机银行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农民推出多样化的手机银行产品。例如：针对手机型号不一致的农民用户，发展客户端手机银行或者网页式手机银行，针对年龄较大，上网不便的农村用户开发短信手机银行服务；在手机银行的功能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及接受能力，设计出集实用性、可操作性为一体的符合农民需求的产品；由于农村地区信息获取途径不多，手机银行也要起到传播信息服务的作用，要把各种农村急需的产销信息、农业防病防虫信息、国家新型惠农政策等增加到手机银行的增值业务服务上，使农民在使用手机银行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得到方便的金融服务，还能够对其生产、生活起到指导作用。

3.3选择先试点，成功之后再推广的策略

在手机银行业务的推广上，可以先选择手机小额支付服务，如，代交水电费、话费充值等，当农民群众都认识到其优越性的时候，再适时推广存款、贷款等其他业务。无论是手机银行小额支付、小额存款、小额贷款，都将为微金融的发展打开新思路，是微金融在我国农村发展的有益尝试。

3.4加大农村手机银行拓展功能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1.1重工业

重工业是工业经济的支撑，对生产科技改造及工业产业收益都有很大的影响。

1.2轻工业

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相比于重工业，轻工业生产规模及工作强度较低，主要向市场供应生活类手工产品。按其所使用的原料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轻工业对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升是一种保障，借助工业生产体系满足了社会群体的产品需求，扩大了工业产业链的经营范围［1］。

2工业发展与农村饮水的矛盾

随着工业化生产水平的快速提升，企业生产与制造产品的类别更加复杂，实际生产所用水资源也在不断增加，其中产生的水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调查显示，我国工业发展与农村饮水安全存在着突出的矛盾。

2.1水质矛盾

农村是国民经济最早的产业基地，农业经济在三大产业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产业对象。自从工业结构优化调整之后，农村饮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水质标准下降是饮水矛盾的主要问题，这与工业生产废弃物排放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工业生产中排放大量未经处理的水、气、渣等有害废物，会严重地破坏农业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扰乱了农村地区水供应系统的质量标准。

2.2污染矛盾

污染是农村饮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工业污水排放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无疑激化了工业发展与农村饮水之间的矛盾。例如，工业“三废”对工业生产本身的危害也很严重，有毒的污染物质会腐蚀管道，损坏设备，影响厂房等的使用寿命。当农村饮用水遭受工业污水破坏之后，其在短时间内能够扩散开来，形成大面积的农村饮水污染。

2.3健康矛盾

饮用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人每天都要摄入不同量的标准饮用水。相反，若饮用水存在污染、病毒、细菌等问题时，人们的健康状况必将受到破坏。工业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收益水平的快速提升，满足了工业科技改革的创新要求，但其引发的水质污染又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农村饮用水在工业污水干预下，整体饮用水水质标准大大下降。例如，工业污水造成环境污染，公害泛滥，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不利于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3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综合措施

不可否认，工业经济发展标志着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促进了三大产业结构层次的优化调整，大大促进了国民产业经济收益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工业企业多数建立在远离城市的地区，郊区或农村地区是生产型企业的主要基地，这些都给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带来了隐患。鉴于工业发展对饮用水产生的污染、质量、健康等问题，必须要正确处理工业经济与农村饮水之间的关系，拟定有效策略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

3.1依法治理

坚持有法必依，尤其要做到“三同时”和限期治理。①坚持污染防治设施与生产企业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也就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三同时”;②对原有污染进行治理，对于污染严重的，要依法进行限期治理，对限期治理不达标或拒不进行治理的企业，要依法责令其停产或关闭。法律是保护水资源的强制性措施，也是维护农村饮水安全的基本保障。

3.2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两个方面。清洁生产是国内外20多年环境保护工作经验的总结，它着眼于全过程的控制，具有环境和经济双重效益。推行清洁生产，是深化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工业企业建立完整的绿色生产体系，对产品工艺及加工流程实施调度。比如，编制一套绿化型的生产工艺，加快工业用水净化系统建设，有效处理各种污染问题。

3.3优化控制

企业日常生产要注重废水、污水的综合治理，坚持坚持分散治理和集中控制相结合，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不受工业生产影响。这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污染源，如家庭污染源的污染物种类基本相同，有些污染源的污染物种类又有很大区别，如造纸废水和电镀废水就大不一样。因此，采用分散治理与集中控制实现了针对性处理，提升了农村饮用水的安全系数。

3.4技术改良

面对不断提升的工业科技水平，我国也要对污水处理采取先进的技术方案，以技术改良为支撑扩大农村饮水安全控制力度，提高废水处理技术水平。工业废水处理正向设备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处理方法，包括用以进行沉淀和曝气的大型混凝系统也在不断地更新。近年来广泛发展起来的气浮、高梯度电磁过滤、臭氧氧化、离子交换等技术，都为工业废水处理提供了新的方法。

3.5倡导节水

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还要注重节约意识。无论是企业或农村用户，都应当在生产和生活中大力提倡节约用水。①厂矿企业要不断提高节水意识，积极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设备，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②广大居民和社会各界都要增强节水观念，千方百计节约水资源;③做好水资源质量监测与管理，避免水质污染带来的不利影响。

4结论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1.1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落后在国家实施免除农村中小学学生学杂费之前，有很多农村学生因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学、辍学，导致部分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接受科技能力不强，劳动素质低下，直接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还有不少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落后，封建思想、迷信思想、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有不少陈规陋习和不良的生活习性，比如：、酗酒、不讲卫生、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

1.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条件差，发展受制约。虽然近几年国家花了不少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农村幅员辽阔，历史欠帐太多，国家投资相对有限，农村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还比较薄弱，目前还有相当一部份农村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比如没有排灌设施、防洪设施、水土保护设施、田间道路设施等，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抗御干旱、洪涝、冰雹、大风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脆弱；部份山区农村，至今还存在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畜饮水困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农村的发展。

1.3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还不算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率不高，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普及程度较低，不少地方的农民至今仍然依靠传统的耕作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以传统的锄头、镰刀、犁、耙、箩筐为主，较少使用农业机械化。还有部分农民至今没有掌握已经推广多年的常规农业生产技术，比如水稻稻瘟病的防治技术，水稻规范化栽培技术等。农村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农民增长受限制。

1.4农村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由于受传统产业结构惯性思维的影响等。现阶段农村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第一产业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林业、渔业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农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所占比例较小。如果不对农村经济结构作出必要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资源的全面、合理开发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5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农民由于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等因素，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在生产安排上，一般都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较少考虑市场的需求以及市场的变化，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农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相对有限，且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农产品流通的要求。目前，有不少地方农村乡镇只有零星、分散的初级农贸市场，农副产品流通仍然以提篮小卖、小推、小贩式的分散营销为主。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2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村是农村行政的基层单位。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农民的意愿要求都需要通过村一级去转达、去实行。因此村的公共管理状况是农村是否稳定的关键因素。同时，村公共管理状况又关系到农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在分户经营后，如何通过村的公共管理，使农民的利益协调，使众人的力量集中，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根据课题组的调查，通过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对改进农村公共管理的迫切性和途径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农民希望有人来管什么事?

村庄是农民生息繁衍的聚居地。村庄的公共管理，就是为农民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包括物质形态的公共设施和非物质形态的公共服务）。

我国村一级公共开支的规模相当大。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分布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39个村的连续调查数据分析，1995年，样本村的平均村财务收入为48.6万元。〖引自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观察报告》1996年第4号。〗全国现有大约74万个行政村，如果以每个村40万元财务收入计算，村级财务收入总规模已达到了2960亿元，大约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一半。

但是，各地农村财务收入水平相差悬殊，而各地公共管理的水平更是相去甚远。当前80%以上的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能满足农民需要，更有少部分村庄处于“无人管事”的状态。以致农民批评村干部是“春抓结扎流产，秋抓催粮催款，平时啥事不管”。

虽然各个历史时期农村公共管理的性质和方式不同，但是它一般包括以下八项内容：

1.公有财产管理。历史上，不少村庄就有公田等共有财产，其收入用于祭祀等公共活动。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村改革以来，集体仍负责土地的分配与调整，农户房基地的分配，果园、池塘、机动地等不适宜平均分配的集体土地的发包和管理，以及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

2.促进经济发展。农户势小力单，所面对的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又都不完善。解放前，农民在借贷、土地买卖合约等方面需要农村的公共管理者（乡绅或保长等）提供协助；公社时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依赖集体；改革以来，农民虽分户经营，但他们仍需要村集体在信贷、就业等很多方面提供帮助。

3.基础设施建设。解放以前，一些地方的乡绅组织过架桥修路、修建灌溉设施的工作。解放后，水利灌溉等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一般而言，农村的道路、供电、供水、通讯、电视接收等许多基础设施目前仍很落后，其建设需要村统一规划组织，并发动农民完成。

4.发展公益事业。解放前，一些地方由乡绅牵头，兴办了教育等一些公益事业。但是，只有在时期，我国农村的公益事业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农村的基础教育、病残孤老的照顾和贫困户的扶助等都需要由村集体组织落实。

5.维护社会治安。防范和处理刑事犯罪及各种扰乱社会治安问题，对外维护社区安全，历来是村公共管理的一项基本内容。

6.民事纠纷调解。农民家庭、邻里、村人间在生活上总会产生一些矛盾、纠纷，农民希望村里能有权威出面，主持公道，加以调解，他们不愿意也不习惯诉诸法律，更不愿意矛盾激化，导致恶性事件发生。解放前这项公共管理的功能由乡绅、族老承担。解放后，则是村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

7.维护道德规范。农民生于村庄，长于村庄，比起法律约束，道德观念的约束对于规范人们行为更为重要。解放前村里的道德规范靠权威、靠宗族祭祀、族规家法来维护。解放后，农村的封建道德已经批判，但社区传统道德规范中的敬老爱幼、相互帮助等美德仍需要村集体来维护、发扬，作为人们相互关系的准则。村里的文化娱乐生活也需要村集体适当组织。

8.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政府的各项任务历来都需要通过村庄管理层下达到农民，并督促完成。目前的农村干部也必须完成如计划生育、征收税费、交售粮食和棉花及完成其它中心任务。

上述八个方面都是村公共事务，但可以分为内部事务和国家任务两类。前七项属于村内部事务，其处理的好坏，关系每位村民的直接利益，是他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的。而第八项是国家要求农民完成的任务，虽然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也将使农民受益，但对某些任务农民直接体会到的是管制，是付出。政府首先要求村干部完成各项交办任务，而农民则希望干部能管好村的各项公共事务。因此，虽然上级政府和农民都希望村里有人管事，但是农民侧重点显然与上级政府不同。

二、农村现代化进程与公共管理

自清末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满清、北洋、民国政府都曾试图使国家现代化，其中的一项重要努力就是通过建立区、乡的政权机构将国家的控制向农村延伸。在这种国家现代化的努力中，村组织被赋予了双重职能，一方面要负责维持新学，修筑道路，并从事各种公共事业，另一方面则要完成上级政府从农村提取税费的任务。〖见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第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但是，或者是为了筹钱赔款，或者是为了征集军费，政府向农村延伸的区、乡政权机构和村庄的保甲长们完全成了榨取农民收入的工具，而农村自身的公共事务则根本无钱无力去进行。解放前夕，已经到了完全依赖保丁、民团的武力去征税拉夫的地步，农村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是导致溃败的重要原因。

解放后，经过，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的建立，国家政权向农村延伸的过程彻底完成了，中国农民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生产大队作为村的组织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教育、医疗、五保户的赡养等公共服务。但是，生产大队不仅将劳动组织和收入分配纳入了公共管理范畴，在一个时期内甚至将农民的一日三餐也用食堂管了起来。同时，为了取得工业化所需积累，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拿走了几乎全部剩余产品，这就使大队干部对公共建设和农民福利即使不是无暇顾及也是有心无力。农村的贫困状况使得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农村建设一直难于开展。

改为乡镇体制以后，农村的公共管理一度曾比较混乱。一方面，农民分户经营和急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使过去行之有效的许多工作方法失灵，村干部难以适应；另一方面，80年代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策在农村大力贯彻执行，这一政策规定与农民的传统观念相冲突，村干部完成国家任务的难度急剧上升。因此许多地方村干部只是作为国家政策和各项上级交办任务的执行工具，而村本身的公共事务则很少主动去做。

回顾本世纪以来国家政权与农村社区关系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权向农村的延伸和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目前的乡镇一级已拥有派出所、法庭、财政所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中一般能得到贯彻执行。但是这种成功却掩饰不了我们在村公共管理方面的缺陷。比起完成上级任务，村内部事务管理始终是一条短腿，这种不平衡的村公共管理只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跛行。

三、改进农村公共管理的迫切性

目前，农村内部事务的管理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却日益强烈起来，这是因为：

首先，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分户经营的产权制度。1949年以前农村土地除少数公田外，都是私有的；时期，土地公有，且集体经营。而目前的双层经营体制与前两种情况不同，一方面，土地管理权集中，大到承包地调整，小到宅基地分配，都是公共管理的内容；另一方面，农户利益独立化，每一项土地管理决定都与它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其次，农村经济商品化迅速发展。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我国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断发展。而公共资源，包括土地、水源、房产、果园、鱼塘的市场价值也大幅度提高，就连从前没有商业价值的荒山、荒滩，如今也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当农地转为非农地时，其一次性收益更是以万元计。公有财产的市场价值越高，防止滥权贪占和保护普通村民利益的难度就越大。

第三，农村人口大幅度增加。1996年，我国农村人口比1978年增加了15%，户数增加了35%。这就增大了社区内人口密度，加剧了资源的紧张状态，同时也增大了公共管理的需求。人口越增多，维持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和稳定社会秩序就越重要。

第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农民对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更强烈了。按不变价计算，1996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增加了2.3倍。农民不满足于落后的生活方式，要求改善生活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的收入而要看村的集体行动，如修路、供电、修建自来水设施等。同时，农民对维持农村社会秩序，提供更多就业和发展的经济机会的要求也更迫切。

因此，改善公共管理是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农民的迫切要求。然而，目前一方面是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却是有效供给不足。这里不是指那些坏干部把持、侵吞集体财产，以致农民上告上访不断的村庄；也不是指那些村干部软弱，村里恶势力横行、欺压百姓，农民敢怒不敢言的村庄。这两类村庄在我国74万个自治村中还只占少数。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农民需要却是相当多数村庄存在的现象。

农村的公共设施远不能满足农民需要。许多地方农民住房翻新了，但门前的道路还是一下雨就满地泥泞。许多地方农民的收入已经可以购买洗衣机和电冰箱，但村里没有自来水，电压不稳定，所以农民有钱也不能购买。1995年在中部的皖、赣、湘三省,农户洗衣机拥有量不到5%，而西北、西南大部分省区，农户洗衣机的拥有量也不足10%，远低于沿海发达省分和城市郊区。

比起物质形态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方面需求的满足程度可能更差。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最低要求是公平和安全。有的地方老农一夜要起来几次，查看圈里的牛是不是被人偷走了。这种事例反映出生活改善了的农民仍缺乏安全感。而农村公有财产分配和公共事务处理不公更是农民上访告状的主要原因。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更高要求则是用好集体财产，带领他们致富。而能做到这一点的村子据估计不超过20%。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状况关系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农民的福利水平。改善农村公共管理，将是新时期我党联系群众的重要体现。

四、农村公共管理落后的原因和对策

农村公共管理落后的内部原因是村干部对市场经济环境中村庄的公共管理还不熟悉。从理论上讲，公共品的供给成本不随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变化。比如多几个人或少几个人在村内道路上行走，并不会改变修筑道路的成本。因此，总会有人希望免费享用其它人出资提供的公共品。由于这种“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如果纯粹依照市场交易，公共品的供给往往满足不了需要。这就需要政府介入，通过收税来提供公共品。在农村，村干部则扮演这种权威角色。除非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很高，否则村干部必须向农民收钱以支付必要的公共开支。但是村民收入毕竟还不高，而且很多地方农民对集体项目投资失败仍记忆犹新，因此农民认为他们有限的资源用于公共项目投资风险很高。

农村中本来亲友、宗族关系就比较复杂，过去的政治运动又增加了村民之间的一些矛盾。另外，除了调整土地和道德压力外，村干部并不具有政府一级的强制性行政手段。因此，要采取集体行动的难度就更大了。

农村管理落后的外部原因是政府给村干部下达了太多的强制性任务，如计划生育、收定购粮、收缴提留款、集资，以及其它中心工作。如果说80年代矛盾集中于计划生育和收定购粮等计划任务上，那么90年代主要矛盾已转变为地方政府乱集资、乱收费等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资料，1995年235个样本村的集体财务收入比1986年增长了2.6倍，与同期农民纯收入的增长大体相符，但同期村上交上级有关部门的支出增长了10倍。虽然村干部的补贴只增加了1.3倍，但行政管理支出（相当大一部分是招待费）竟增长了18倍！

村干部的收入虽然来自农民上交，但是其收入水平和奖励却是由乡镇政府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折成百分制确定的，因此村干部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往往和农民处于对立地位。而少数坏干部利用完成上级强制性任务的机会为自己谋利，更是激起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村干部完成上级的强制性任务越多，与农民越对立，村自身的公共事务越难开展；而农民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完成上级任务的难度也就越大。从而使农村公共管理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改善农村的公共管理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始终如一的信任与支持，是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利益逐步分化的环境中保持稳定的社会基础。因此，改善农村公共管理，就是改善党和农民的关系。

要改善农村公共管理，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明确任务，统一行动。党和政府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工作高度重视，但是在政策执行中却往往力量分散，或者往往只侧重某一方面。如农业产业化和小康村建设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两个热点，但前者只侧重于农业生产，后者则只侧重于村的硬件建设。又如农村中党的组织部门负责抓好党支部建设和选好带头人，民政部门负责抓村委会选举，而农业部门则负责抓农业生产和集体经济发展。这种横向的和纵向的分割，使我们不能全面解决农村公共管理出现的问题。

其次，村干部必须获得农民的充分信任，这是采取集体行动的前提。农村基层选举为村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了群众基础。而各种关于村庄公共管理的经验交流、培训以及上级部门的指导对于提高干部水平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陕西省咸阳市东南坊村是全国固定观察点之一，我们在今年10月曾到那里作专题调查。1984年以后东南坊村一度比较混乱，有的村民小组财务不清，村里打架闹事不断，甚至发生了两村民争斗、一人致死的恶性事件。1991年在镇工作小组的帮助下，东南坊村进行了民主选举。新当选的党支部和村委会上任后，迅速采取行动，充分利用群众支持完成了修路、改农用电为工用电等工程。随后村干部又进一步完善组织、建立制度，如设立了治安办公室，维持治安，调解纠纷。同时村里还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1995年东南坊村用于公益事业和农业生产服务支出总额达到了42万元，比起1990年的4万元增加了9.5倍。虽然公共开支增加，但由于满足了农民的需求，村干部的工作得到了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村庄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1篇

中国农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出现连年下降，从而导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也出现连续4年的持续下降。1997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据当年农村住户调查的资料反映，1998年农民出售的15种主要农产品中有12个品种的价格下降，而肉类价格跌幅最大，达12.7%。1999年情况更加严峻，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创改革以来最大跌幅。统计的11种主要农产品价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类农产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从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所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2002）。2000年和2001年农产品价格虽然略有好转但尚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价格下降的颓势。

中国农业发展中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总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宗农产品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

表11994~2000年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年=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几年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种植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淘汰过剩的和低品质的、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生产目的的农产品生产。这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和部分产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针对9亿多农民为仅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的基本局面，农产品的过剩将是难以扭转。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下跌，就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城市人口农产品消费增长缓慢的矛盾加剧所造成的，是因为农产品收入弹性过低的缘故。据专家测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这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不足0.04，意味着在此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不到4分钱，还包括在外用餐费用的增加（陈锡文，2002）。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居民1999年人均购买粮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鲜菜下降4公斤多，猪肉下降近2公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考虑到3亿多城镇人口中还有大约1亿多非农业人口是生活在县和县以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励农民进行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也会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当前农产品的过剩是商品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过剩，是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所致。（二）众多乡村人口与农民收入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在“九五”后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尚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统计中，农民纯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报酬收入、家庭经营农业（农、林、牧、渔）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四个部分。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长11.2%，是纯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农户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338元，则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达103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6%。工资和非农经营收入的增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208.3%。通过上述对农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镇企业及农民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尽管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回升，达到了4.2%的增长速度，但是收入的来源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与城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悬殊。

显然，众多的乡村人口是当前农民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从中长期看，继续依靠政府提高大宗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农业经营的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而大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也不能对所有农民的收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人多地少构成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基本约束。在此约束之下，非农业人口或城镇居民及整个国民经济所能够承受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将是一对很大的矛盾。依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攀升来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入，以使其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已经不会成为常态（陈剑波，2001）。

此外，长期维持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对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更加复杂，比如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的问题、生态和环境破坏问题、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如此巨大的农业部门相比还很不相称。显然这与能够消费农产品制成品的市场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等等，显然解决中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县域中小工商业受到抑制，劳动力流动缺乏政策支持

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发展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将为乡村人口的迁移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严重不足。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

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个“九五”期间乡镇企业13.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2700万人，与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业人数下滑的趋势。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加额已经占GDP增加额的3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10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乡村人口迁移的进程。

经历了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的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或微型、中小型工商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县域内微型与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金融和税收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和支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的私人投资的进入“门坎”。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表现在：第一，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通过集资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第二，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且存在很多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长期以来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三，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第四，缺乏为中小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和政府相应的服务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也由于其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高昂成本，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减缓。其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缓和城镇化步伐的减慢。“九五”前4年城镇化平均每年仅增加0.46%，比整个改革时期的平均0.6%还低。

在乡镇企业发展减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自发流动。开始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城镇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进程中，如何进行战略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让流动的乡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是应该叫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抛弃土地彻底断其后再到城市谋生，还是保持目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季节性的流动。显然目前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就业的模式将使乡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乡村居民城镇化的门坎

事实上，尽管政策对于农民自己选择的流动就业模式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尽管农民季节性流动还存在诸如户口、就业限制、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农民的自发流动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估计的流动数量大约在0.8~1亿人左右。同时，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低速增长，与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流动就业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缩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一）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储蓄信贷市场且贷款连年下降

改革20多年来，中国信贷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始终维持一个7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动员信贷资源支持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国家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相对照，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令人吃惊。1997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25.05%，但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为15%和8%。

表2国有银行存贷款占全国的比致

注：国有银行包括：政策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0年。

（二）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企业，虽然从1998年开始，大型企业的银行借款增幅下降，2000年起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分别下降8.2%和10.1%，但是实际的占有金融资源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的。

表31999年国有企业占有资金情况

资料来源：马洪、王梦奎，2000。

表3的数据证明了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所具有的优先地位，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倾斜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此外据抽样调查，2000年底全国省会（区府）和副省级城市的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近40%，是当年新增贷款的4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1/11/1）。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后信贷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

对于这样一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资本市场作用的结果，是资本逐利本性所致。但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鉴于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国有独资的性质又使国有商业银行易于遭受行政干预，在这样情况下强烈的城市化的资金配置格局，很难说仅仅是由于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竞争促使资本寻求更高收益而出现的配置格局。这一配置格局的出现是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市场主导了整个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比如，大量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说明目前的城市化倾向的资本配置格局，是与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并不完全相干。

（三）县域内承受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信贷紧缩

对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有许多争议（周骏等，2001；王宝清，2001）。目前的紧缩是一种结构性的紧缩，而非全面紧缩。城市部门，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特别感受到这种紧缩，而县及县以下的经济主体才是这种紧缩的对象。这种紧缩的直接后果是县域内以解决就业为主的中小型工商业、乡镇企业出现衰退并由此带来县域经济的衰退、农民收入下降及县乡政府税源枯竭。根据有关学者从全国总体的情况测算，1994~1998年间仅财政系统的净流出平均每年大约在1000亿元左右，而金融系统中不仅存贷差日渐扩大，而且每年从金融系统中流出资金大约在500~600亿元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从县域内部的情况看更加严重。一是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基本没有放款权利，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1997年以后对县域内经济主体的贷款增加很少。二是尽管金融机构中农业与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和农户的存款（不含乡镇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全部存贷款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同（农村存款在1996~2000年间基本保持在12~13%的水平，而贷款保持在11%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全面统计所掩盖的一些问题。第一，在1996~2000年间信用社占据了整个农村信贷市场的65~70%的份额。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的贷款等大型项目，而对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业生产和中小型工商业活动却处于全面紧缩的状态。1999年全国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比1998年增加581亿元，占当年全部贷款增加额的8%(值得说明的是，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30%以上，吸收的就业是国有部门80%以上)，同年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增加额为386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贷款增加额的66.4%。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01亿元，而同年农村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361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0，2001）。

仅观察全面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楚地看到农村中所普遍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严重双重紧缩的。从运行的情况

表4乡镇企业和农业贷款（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中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统计》1998~2000。

看，县及县以下正在承受严重的通货和信贷紧缩，表现在：

1.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贷款，造成每年上千亿元的资金直接上存中央银行。

2.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农村短缺近3000亿资金，不仅影响了县域内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兑付农民存款的责任直接由县乡两级政府负担，对本身已经债务缠身的县乡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

3.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减少县及县以下基层机构，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全国已经削减1万多个银行分理处和营业网点，裁员11万人（戴相龙，2001）。

4.农村信用社负担过重，难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农村信用社以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存款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但是鉴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及沉重的历史包袱（累计亏损与不良资产），对于承担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已独木难支。

5.民间信贷活跃，但缺乏规范。由于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十分活跃。据对15省24个县市41个村的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温铁军，2001），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达到每月1~3%。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也缺乏管理和引导，难以真正在信贷市场上正常发挥作用。

四、消除贫困与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一）关于新的扶贫战略

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这是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的计算（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为0.66美元/天）。为比较国家间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提出了每天1美元（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的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估计中认为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如果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应该为1.06亿，比官方当年4200万贫困人口的估计要高出1倍多（世界银行国别报告，2001）。无论估计的标准如何，中国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消除贫困的任务)。

根据中国政府新世纪的扶贫战略，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一是尽快解决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二是帮助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巩固的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稳定脱贫。与“八七”扶贫攻坚相比，这不但意味着对象更广了（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0%），而且任务加重了，即包括解决温饱和实现稳定脱贫两大任务。扶贫的基本方针则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或者是生产足够的食物问题，而必须做到综合开发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资源配置和开发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实现新的扶贫目标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资本投入问题。尽管在新的扶贫战略中政府在贫困目标的瞄准机制、扶贫内容等等进行了许多重大的调整，但是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将越来越成为贫困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目前尚未脱贫的3000万贫困人口中，主要的制约是生态和自然条件，这些人口的脱贫仅依靠发展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不仅可能导致新的生态破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移民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应成为实现新的扶贫战略的重点内容。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2000年，国家安排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0个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国家又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

近两年来，与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开发的战略指导下，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信贷资金。但是这些投入效果如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通过国债资金大量投入到公路、铁路、机场、大中型水利设施项目、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的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究竟产生的作用有多大？能否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既不能在短期内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面临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显然，将此战略作为资金投入的战略重点，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远水不解近渴。

五、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

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对抑制农民负担恶性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制止农民负担增加。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共1778.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99元。其中，各种税92元，“三提五统”66元，“两工”和以资代劳6元，集资等各种社会负担30多元，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3.3％。

中央2000年提出了税费改革方案并在安徽进行试点。从安徽省的情况看，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效果是明显的，人均负担下降了30％。税费改革虽然达到了使农民减负的目的，但同时使乡镇政府和村一级组织收入减少，使县、乡、村机构正常行政能力受到影响。

税费改革、农民减负与县乡财政状况紧密相连，没有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农民减负就难以完全实现，税费改革就缺乏推进的基础。我国户口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10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2亿，在县城和建制镇的人口有1.7亿。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而全国财政负担的人员总量中，由县乡财政负担的比重约为70%左右。如果不能改变20%的财政收入负担70%人员费用的状况，不仅农民负担无法得以完全减轻，同时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直接面对农民、行政事务最为繁杂、作为政权基础的县乡两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最少的。农民负担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基层政府收费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促进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基层财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六、进入WTO之后的农业和农村

（一）农产品贸易问题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的农产品中，粮食产品只有稻谷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而糖料、园艺、畜产品、烤烟等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程国强，2001），相应地，有关学者对加入WTO后，利用相关的模型对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对各种农产品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黄季焜，2001）。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短期看，贸易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

1.贸易的冲击仅限于一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品种

许多人对于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十分担心，认为有可能带来数千万农民的失业。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首先是粮食产品的商品率一般在30%左右。对于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来说，特别是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而言，贸易本身不会对农民收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贸易可能的影响只是针对商品率较高生产较为集中的个别品种（比如棉花、大豆、部分水果等）、个别地区（如黑龙江、吉林等大豆、玉米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小麦生产的大省是河南，占到全国生产量的22.4%，山东排第二位，为18.67%，河北为12.12%，其余省份均没有超过全国产量的10%。稻谷产量占全国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为13.84%，河南为10.14%，其余省没有超过10%，大豆生产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全国产量的近30%，而新疆的棉花则超过了全国的1/3，广西的糖料占到全国的近40%（国家统计局，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黑龙江等九个省农民销售大宗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分别达到63.33%、54.48%、39.23%、33.27%。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农业生产和经营战略，这些地区的农民将遭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冲击

2.主要农产品进口的配额数量并不大

根据相关研究，即使2002年粮食全部进口配额用完，进口玉米、小麦、大米的数量分别占2001/2000粮食市场年度总消费量的4.57%、7.34%、2.9%，而以2004年的配额量计算，进口粮食总量也仅占2001/2000年度中国粮食消费的6.02%。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目前的配额并不会对中国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带来重大威胁。

从积极的方面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会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完善全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分别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地区情况来确定农业发展的战略将是我们未来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补贴政策：补产业还是补人口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2篇

中国农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出现连年下降，从而导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也出现连续4年的持续下降。1997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据当年农村住户调查的资料反映，1998年农民出售的15种主要农产品中有12个品种的价格下降，而肉类价格跌幅最大，达12.7%。1999年情况更加严峻，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创改革以来最大跌幅。统计的11种主要农产品价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类农产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从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所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2002）。2000年和2001年农产品价格虽然略有好转但尚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价格下降的颓势。

中国农业发展中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总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宗农产品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

表11994~2000年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年=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几年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种植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淘汰过剩的和低品质的、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生产目的的农产品生产。这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和部分产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针对9亿多农民为仅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的基本局面，农产品的过剩将是难以扭转。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下跌，就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城市人口农产品消费增长缓慢的矛盾加剧所造成的，是因为农产品收入弹性过低的缘故。据专家测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这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不足0.04，意味着在此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不到4分钱，还包括在外用餐费用的增加（陈锡文，2002）。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居民1999年人均购买粮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鲜菜下降4公斤多，猪肉下降近2公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考虑到3亿多城镇人口中还有大约1亿多非农业人口是生活在县和县以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励农民进行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也会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当前农产品的过剩是商品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过剩，是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所致。（二）众多乡村人口与农民收入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在“九五”后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尚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统计中，农民纯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报酬收入、家庭经营农业（农、林、牧、渔）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四个部分。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长11.2%，是纯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农户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338元，则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达103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6%。工资和非农经营收入的增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208.3%。通过上述对农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镇企业及农民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尽管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回升，达到了4.2%的增长速度，但是收入的来源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与城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悬殊。

显然，众多的乡村人口是当前农民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从中长期看，继续依靠政府提高大宗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农业经营的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而大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也不能对所有农民的收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人多地少构成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基本约束。在此约束之下，非农业人口或城镇居民及整个国民经济所能够承受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将是一对很大的矛盾。依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攀升来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入，以使其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已经不会成为常态（陈剑波，2001）。

此外，长期维持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对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更加复杂，比如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的问题、生态和环境破坏问题、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如此巨大的农业部门相比还很不相称。显然这与能够消费农产品制成品的市场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等等，显然解决中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县域中小工商业受到抑制，劳动力流动缺乏政策支持

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发展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将为乡村人口的迁移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严重不足。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

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个“九五”期间乡镇企业13.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2700万人，与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业人数下滑的趋势。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加额已经占GDP增加额的3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10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乡村人口迁移的进程。

经历了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的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或微型、中小型工商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县域内微型与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金融和税收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和支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的私人投资的进入“门坎”。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表现在：第一，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通过集资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第二，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且存在很多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长期以来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三，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第四，缺乏为中小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和政府相应的服务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也由于其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高昂成本，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减缓。其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缓和城镇化步伐的减慢。“九五”前4年城镇化平均每年仅增加0.46%，比整个改革时期的平均0.6%还低。

在乡镇企业发展减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自发流动。开始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城镇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进程中，如何进行战略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让流动的乡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是应该叫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抛弃土地彻底断其后再到城市谋生，还是保持目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季节性的流动。显然目前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就业的模式将使乡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乡村居民城镇化的门坎。

事实上，尽管政策对于农民自己选择的流动就业模式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尽管农民季节性流动还存在诸如户口、就业限制、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农民的自发流动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估计的流动数量大约在0.8~1亿人左右。同时，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低速增长，与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流动就业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缩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一）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储蓄信贷市场且贷款连年下降

改革20多年来，中国信贷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始终维持一个7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动员信贷资源支持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国家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相对照，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令人吃惊。1997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25.05%，但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为15%和8%。

表2国有银行存贷款占全国的比致

注：国有银行包括：政策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0年。

（二）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企业，虽然从1998年开始，大型企业的银行借款增幅下降，2000年起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分别下降8.2%和10.1%，但是实际的占有金融资源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的。

表31999年国有企业占有资金情况

资料来源：马洪、王梦奎，2000。

表3的数据证明了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所具有的优先地位，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倾斜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此外据抽样调查，2000年底全国省会（区府）和副省级城市的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近40%，是当年新增贷款的4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1/11/1）。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后信贷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

对于这样一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资本市场作用的结果，是资本逐利本性所致。但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鉴于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国有独资的性质又使国有商业银行易于遭受行政干预，在这样情况下强烈的城市化的资金配置格局，很难说仅仅是由于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竞争促使资本寻求更高收益而出现的配置格局。这一配置格局的出现是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市场主导了整个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比如，大量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说明目前的城市化倾向的资本配置格局，是与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并不完全相干。

（三）县域内承受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信贷紧缩

对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有许多争议（周骏等，2001；王宝清，2001）。目前的紧缩是一种结构性的紧缩，而非全面紧缩。城市部门，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特别感受到这种紧缩，而县及县以下的经济主体才是这种紧缩的对象。这种紧缩的直接后果是县域内以解决就业为主的中小型工商业、乡镇企业出现衰退并由此带来县域经济的衰退、农民收入下降及县乡政府税源枯竭。根据有关学者从全国总体的情况测算，1994~1998年间仅财政系统的净流出平均每年大约在1000亿元左右，而金融系统中不仅存贷差日渐扩大，而且每年从金融系统中流出资金大约在500~600亿元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从县域内部的情况看更加严重。一是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基本没有放款权利，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1997年以后对县域内经济主体的贷款增加很少。二是尽管金融机构中农业与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和农户的存款（不含乡镇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全部存贷款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同（农村存款在1996~2000年间基本保持在12~13%的水平，而贷款保持在11%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全面统计所掩盖的一些问题。第一，在1996~2000年间信用社占据了整个农村信贷市场的65~70%的份额。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的贷款等大型项目，而对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业生产和中小型工商业活动却处于全面紧缩的状态。1999年全国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比1998年增加581亿元，占当年全部贷款增加额的8%(值得说明的是，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30%以上，吸收的就业是国有部门80%以上)，同年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增加额为386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贷款增加额的66.4%。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01亿元，而同年农村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361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0，2001）。

仅观察全面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楚地看到农村中所普遍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严重双重紧缩的。从运行的情况

表4乡镇企业和农业贷款（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中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统计》1998~2000。

看，县及县以下正在承受严重的通货和信贷紧缩，表现在：

1.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贷款，造成每年上千亿元的资金直接上存中央银行。

2.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农村短缺近3000亿资金，不仅影响了县域内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兑付农民存款的责任直接由县乡两级政府负担，对本身已经债务缠身的县乡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

3.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减少县及县以下基层机构，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全国已经削减1万多个银行分理处和营业网点，裁员11万人（戴相龙，2001）。

4.农村信用社负担过重，难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农村信用社以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存款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但是鉴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及沉重的历史包袱（累计亏损与不良资产），对于承担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已独木难支。

5.民间信贷活跃，但缺乏规范。由于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十分活跃。据对15省24个县市41个村的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温铁军，2001），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达到每月1~3%。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也缺乏管理和引导，难以真正在信贷市场上正常发挥作用。

四、消除贫困与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一）关于新的扶贫战略

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这是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的计算（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为0.66美元/天）。为比较国家间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提出了每天1美元（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的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估计中认为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如果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应该为1.06亿，比官方当年4200万贫困人口的估计要高出1倍多（世界银行国别报告，2001）。无论估计的标准如何，中国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消除贫困的任务)。

根据中国政府新世纪的扶贫战略，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一是尽快解决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二是帮助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巩固的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稳定脱贫。与“八七”扶贫攻坚相比，这不但意味着对象更广了（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0%），而且任务加重了，即包括解决温饱和实现稳定脱贫两大任务。扶贫的基本方针则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或者是生产足够的食物问题，而必须做到综合开发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资源配置和开发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实现新的扶贫目标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资本投入问题。尽管在新的扶贫战略中政府在贫困目标的瞄准机制、扶贫内容等等进行了许多重大的调整，但是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将越来越成为贫困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目前尚未脱贫的3000万贫困人口中，主要的制约是生态和自然条件，这些人口的脱贫仅依靠发展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不仅可能导致新的生态破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移民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应成为实现新的扶贫战略的重点内容。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2000年，国家安排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0个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国家又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

近两年来，与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开发的战略指导下，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信贷资金。但是这些投入效果如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通过国债资金大量投入到公路、铁路、机场、大中型水利设施项目、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的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究竟产生的作用有多大？能否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既不能在短期内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面临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显然，将此战略作为资金投入的战略重点，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远水不解近渴。

五、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

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对抑制农民负担恶性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制止农民负担增加。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共1778.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99元。其中，各种税92元，“三提五统”66元，“两工”和以资代劳6元，集资等各种社会负担30多元，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3.3％。

中央2000年提出了税费改革方案并在安徽进行试点。从安徽省的情况看，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效果是明显的，人均负担下降了30％。税费改革虽然达到了使农民减负的目的，但同时使乡镇政府和村一级组织收入减少，使县、乡、村机构正常行政能力受到影响。

税费改革、农民减负与县乡财政状况紧密相连，没有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农民减负就难以完全实现，税费改革就缺乏推进的基础。我国户口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10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2亿，在县城和建制镇的人口有1.7亿。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而全国财政负担的人员总量中，由县乡财政负担的比重约为70%左右。如果不能改变20%的财政收入负担70%人员费用的状况，不仅农民负担无法得以完全减轻，同时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直接面对农民、行政事务最为繁杂、作为政权基础的县乡两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最少的。农民负担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基层政府收费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促进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基层财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六、进入WTO之后的农业和农村

（一）农产品贸易问题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的农产品中，粮食产品只有稻谷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而糖料、园艺、畜产品、烤烟等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程国强，2001），相应地，有关学者对加入WTO后，利用相关的模型对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对各种农产品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黄季焜，2001）。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短期看，贸易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

1.贸易的冲击仅限于一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品种

许多人对于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十分担心，认为有可能带来数千万农民的失业。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首先是粮食产品的商品率一般在30%左右。对于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来说，特别是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而言，贸易本身不会对农民收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贸易可能的影响只是针对商品率较高生产较为集中的个别品种（比如棉花、大豆、部分水果等）、个别地区（如黑龙江、吉林等大豆、玉米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小麦生产的大省是河南，占到全国生产量的22.4%，山东排第二位，为18.67%，河北为12.12%，其余省份均没有超过全国产量的10%。稻谷产量占全国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为13.84%，河南为10.14%，其余省没有超过10%，大豆生产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全国产量的近30%，而新疆的棉花则超过了全国的1/3，广西的糖料占到全国的近40%（国家统计局，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黑龙江等九个省农民销售大宗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分别达到63.33%、54.48%、39.23%、33.27%。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农业生产和经营战略，这些地区的农民将遭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冲击。

2.主要农产品进口的配额数量并不大

根据相关研究，即使2002年粮食全部进口配额用完，进口玉米、小麦、大米的数量分别占2001/2000粮食市场年度总消费量的4.57%、7.34%、2.9%，而以2004年的配额量计算，进口粮食总量也仅占2001/2000年度中国粮食消费的6.02%。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目前的配额并不会对中国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带来重大威胁。

从积极的方面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会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完善全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分别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地区情况来确定农业发展的战略将是我们未来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补贴政策：补产业还是补人口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双休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特别是近年出现的乡村旅游让许多人度过了轻松而有趣的周末。乡村旅游的出现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也出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产品形式单一雷同等。要想发展农村旅游经济就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如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加强宣传等。

现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众性。所谓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来开展旅游活动，旅游业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消费自己的产品，使企业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众旅游兴起以来，经常性的休闲度假已渐渐取代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的观光型旅游而成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欧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国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5%，瑞典更高达75%，休闲度假已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使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3.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开发资金，因此如何筹集资金发展农村旅游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难题。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资。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大好时机，抓住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旅游经济。二是利用各种优惠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各种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利用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投资。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4篇

当前，农村金融正处于改革创新阶段，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从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态势看，其发展的水平并不高。目前，农村的大部分贷款集中流向于第二三产业，真正投入到农业发展上的贷款很少，这就致使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从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现状看，其规模与数量都无法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金融机制不够完善，其缓慢的发展速度致使农村金融的优势作用无法实现。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发展，其创新性成果推进了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在深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前，有必要明确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才能够从整体上掌握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采用线型回归分析法，从农副业、种植业以及农民收入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当前，金融机构在进行农业贷款时，除农副影响值为正以外，对农业以及农民收入总量的影响都为负值，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大，因此，金融机构所进行的农业贷款在农业经济中的影响作用并不大。这就充分说明当前农村金融的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因而无法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是当前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也只有正确的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将农村金融的发展推上崭新的高度。

(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集中表现在前者对后者增长机制的影响上。农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有效的提升了金融系统的效率，从而优化了金融资源的配置，这样就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得到了提升，进而推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的金融市场在竞争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金融行业的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金融的功能逐渐丰富化，在此过程中，就会增加自身的吸储能力。而储蓄率的提升就会使储蓄份额不断加大，这就带动了农村投资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资本的流动性变强，进而金融风险得到分散，而储户能够根据自己所需随着在金融机构取得现金，这就使储蓄率下降。利率是影响储蓄率的原因之一，而由于利率是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储蓄率的升降是非固定性的，但是无论储蓄率升降，都能够充分的证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影响到了储蓄率，从而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发展还通过“转化率”的方式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金融储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金融投资转化，当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升时，其投资的转化率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金融体系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具体转化过程为：金融体系首先通过吸储的方式，实现成本积累，通过支付信息成本来实现对所吸储蓄的控制，这样实现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就获得了利润。而在所获得资源中，存在着一部分无法控制的资源，这部分资源无法通过投资的方式进行利润的转化，因而便以存贷差的方式转入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商。在整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金融的运作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通过成本的降低，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使农村金融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这就为提高农业经济水平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当前农业、农村、农民中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生产要素不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管理体制的战略性改革。本文就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提出了一些想法。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 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 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略 >2、郑庆昌 宋国林 王东炎：略 3、朱厚伦 ：略 4、益盛：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