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范文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一大众文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景观之一是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所谓大众文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亦即知识分子文化)相区别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当代的大众文化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甚至有压倒精英文化的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迅速普及，电视已进入每一个家庭，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各种信息能得到更迅速更普遍的传播。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有可能享受到原来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的职能，从而不再使文化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大众文化甚至还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工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象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迎合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众多人的追逐、相互模仿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时髦。流行文化是同商业性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追求利润的动力，文化制造商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和爱好，不断迅速地制造出大众所欢迎的文化商品，推动着某种时尚的流行，从而形成了某种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的典型表现。一般地说来流行音乐能够抓住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又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而迅速传播，从而成为了流行文化，就象当代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那样。

大众文化的另一景观是追星文化。流行文化对大众，尤其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对某种时尚会形成一种疯狂的崇拜、追逐，从而产生了一批批的歌星、舞星、影星。追星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商业主义的色彩，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他们往往因为商业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没有商业包装、没有传媒的炒作，就没有明星。明星本身就是知名度，明星就是金钱，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明星才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中都不能没有明星，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歌剧，从流行音乐到通俗小说，从电视传媒到各种各样的杂志刊物，到处都是明星的风采，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大众中形成狂热的追星族、发烧友，从衣着到举动，模仿明星的一举一动，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由明星和追星组成的浪漫的世界。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闲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心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自由竞争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财欲望的满足而不得不疲于奔命，人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高度绷紧的神经。糜糜之音、浪漫故事给人以一种感官的心理刺激，一种肉体享受，大众文化是消闲性的、娱乐性的消费，而不再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享受。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通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宣传功能，也就是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特别是象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丧失了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保证了现存统治的继续。

二网络文化

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的变革，而且网络也已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再一次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能引起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网络文化具有共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出现引发了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革命，使文化信息能在同一时间得以迅速的传播，打破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所具有的时差性。传统的文化传播，或者是口头传述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文字印刷的书刊表达方式，其传播速度慢，传播速度有限。网络却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将声音、文字、图形、色彩、数字熔为一体，并以最快的形式同时传播出去，它使得文化产品不必经过出版社、印刷厂、书店而迟迟被读者所接受，进入网络的人们能够同时接受某种文化信息、参与某种文化活动。

网络文化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时差性，而且也克服了其地域的局限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网上作品的传播，能够迅速到达其它地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而进入别的地区和国家，为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所接受。网络时代是个地球村的时代，网络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网络文化使全球性文化成为可能。网络文化打破了旧有的时差性、地域性，开创出一个共享性、开放性的文化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文化交流的距离缩短了，文化交流的界限淡化了，甚至能进行超国界、超时空的文化对话、讨论和交流。

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有了一种更新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由于网络文化的载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它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纯语言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超文字、超语言化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而且有图象、色彩、数据、声音，甚至是气味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交流方式，使人们有着全新的文化感受，调动起人类的各种感受器官的活动，甚至能营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时空，使人的思维、想象力能够更自由的展开。就象普遍流行的电子游戏机那样，让人置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无法感受到的梦幻世界中，使人入迷，甚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网络文化中，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欣赏，而是融视、听、读、想象于一体的，具有了动态性、全景性、逼真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创作者和文化的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创造出作品，而读者、观众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原先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创作者交流，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创作过程中直接接受读者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从而使文化创作变为创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参与式的、交互式的互动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潮流。网络文化为大众的直接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自己的网页直接与他人交流、讨论，而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也没有权威的限制，而能自由地在网上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文化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个别专家、艺术家所垄断的专利、特权，人人都有参与网上的文化创作的机会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就跨越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网络文化不再是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独享的雅文化，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通俗文化。

三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趋势，诞生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文化是反抗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价值体系，确立起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地位。后现代文化则表现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抗争，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超越和对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后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旧有的稳定、秩序无缘，而充满了反抗的意识。美国60年代所兴起的“跨掉的一代”，那种放荡、服毒、酗酒、颓废的极端生活方式，已是后现代文化的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反抗精神、否定意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那些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也时时处处都使人感受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有的文化霸权的反抗。

后现代文化又是一种解构性的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反抗性的特点相一致，后现代文化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对旧的文化的否定、反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的文化的破坏、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世界被解构为支离破碎的一幅画面。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而在后现代文化看起来一切只是片断、零碎的，放弃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整体构想，无情的将其瓦解、解构。后现代主义用解构的方法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绝对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经瓦解，已经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绝对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甚至所有的崇高理想只是语言的游戏，都需要将其打碎、解构，也无需去重建新的价值标准、崇高理想。后现代文化的这种解构性的特点，表明它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

后现代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倡导多样性、差异性、个体性，而否定一元性的、统一性的、一致性的存在。从近代的启蒙文化开始，现代科学努力寻求统一性、普遍性的知识，探索普遍性的真理，统一性、普遍性成为解释世界的有效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根据。只有普遍的统一的东西，就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方能对世界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统一性、普遍性的原则的追求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知识的目标。后现代文化对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片断性、差异性、个体性来取代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以多样性取代一元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只会导致专制主义，甚至融入恐怖主义。世界本来就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应该尊重的是不同的个体、差异的存在。

后现代文化是相对性的文化。后现代文化反对绝对化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走向了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任何个体、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须区别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俗、精英与大众，甚至无须区别艺术和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里，文化本身就是游戏性的，调侃性的，什么样都行，无需自命清高，也无需孤芳自赏，于是艺术可以通俗化，文化可以世俗化，它们都只是人生的游戏，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文化着力表现后工业社会的超传统、超现代的样式，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荒谬的世界，不要任何秩序、统一、一致的东西，而剩下不确定性、零散性、或然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相对性，不要任何中心，不要任何界限，不要任何价值，这就深深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国际文化思潮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陶东风，金之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伍德不认同目前流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认为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是错误的，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疑“现代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改变，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的转变，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多元化资本主义。这些分析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新技术、新交流手段、消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强调差异和新时代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性不是一种历史时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伍德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因素产生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否认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认为现代性概念是错误的，而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能否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伍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詹姆逊和哈维的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并没有实现从物质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转变。伍德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性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或新的多样性的“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哈维将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后现代性对应着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而且劳动模式已经被灵活性所代替:新的生产模式团队概念、准时生产、多样性的商品市场、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资本等都因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伍德指出，这些改变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在哈维的后现代性理论中，时空压缩占据重要地位，依靠新技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成为可能，出现了新的交流模式、生产方法和市场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文化资源来构建“后现代主义”。伍德不同意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当今的确有一些像哈维和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最新”变化并不新，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是它的运动规律、社会关系和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伍德指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性概念进入现代性概念的范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联系。后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鲜明的经济和技术特征为标志，被描述为信息时代、灵活积累、自由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组成。后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症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倒置。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虽然“剪不断”、“理还乱”，但都没有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场域。“后现代性”概念从其传统意义来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对，后现代性紧随现代性，而现代性显示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现代性没有使启蒙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代替了启蒙工程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资本主义体系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伍德在批判后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伍德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出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支撑西方帝国主义实施霸权，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无知，取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否定结构和整体性思想，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三、简评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恩格斯在批判英国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时又指出：“在这里的一个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尔克河“下面紧靠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通通汇集在艾尔克河里。”从恩格斯对艾尔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彻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环境特别肮脏。艾尔克河附近有多个工厂，特别是制革厂四周弥漫着动物尸体腐烂的臭气味。人们的排泄物、工厂的废弃物以及废水都直接排到艾尔克河里，使得艾尔克河发黑、发臭，严重地污染着曼彻斯特城市的环境，这些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这还只是曼彻斯特旧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尔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这远远不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恩格斯还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的朗密尔特街空气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业才使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大杂院当作住宅以高价租给工人，剥削贫穷的工人，制造废弃物污染空气、破坏生态，造成生态危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造成的。”

二、对资本主义农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人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起，农业就在逐步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人与自然界相处较为和谐，整个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机器之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但是产业革命使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成为历史，工人们不得不舍弃这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美好田园生活，被卷进了资本主义这架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马克思通过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更新，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的发展更新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破坏更多的土地，出现更多新陈代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大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传统农业、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牧场及森林逐渐消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演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本是良性循环的，人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也应该是良性循环的。人们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循环产生的废弃物，应该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应当回归自然界，回归土壤，投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土壤永续保持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考察发现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原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产品产出后，农场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秆返回土地，进入土地的自我循环，加上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维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土地的养分在年复一年的轮作中被带走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终导致土壤危机发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口大量汇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人口过度集中却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时还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对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最后造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生态不断恶化，形成生态危机。

三、对资本主义生活环境污染的现实批判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妇女是一个内部存在巨大阶级差异的性别群体，但又可以在整体上被视作一个受压迫的阶级。这不仅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定义以及阶级划分基本原则进行逻辑推理之后所得出的合理结论，同时也是基于对妇女所受压迫展开唯物史观阶级—性别经济、政治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事实判断。在当代，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的长期影响，妇女所受的压迫仍然既具有阶级压迫的典型特征，同时又被披上了性别压迫的浓厚色彩。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和专制政治的革命性否定，资本主义对于瓦解传统的父权力量同样发挥着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增值运动必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市场交换原则为基础。而市场交换，如果说它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确立了主体之间（包括不同性别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由此，在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妇女无论是作为交换主体的平等，抑或作为交换客体的自由，必将得到确认与尊重。并且，由于资本的运动具有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释放、阻碍生产多样化扩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能克服与摧毁排除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父权制自然经济格局。而为了确保“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资本主义需要以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关系代替专制政治中的权威主义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臣服关系。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妇女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劣势无法与男性平等地划分权力，两性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民利的差异由来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物治”面纱的资本主义政治毕竟瓦解了专制父权政治中性别之间的直接依赖与臣服，使公共事务成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事务，使政治职能成为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职能，使两性之间的生活差别仅仅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从而也使得妇女在父权制的国家中首次获得了解放，即妇女的政治解放。与此同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资本逻辑在经济上所确立起来的“平等、自由”不仅通过政治得到了社会领域内的放大与扩展，同时这种放大与扩展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又进一步地影响着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类整体精神生活，促使着她们产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社会参与意识乃至女权意识等等。她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尊严牢牢地建立在了资本的世俗生活基础之上，她们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长期被轻视、压抑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场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对于破除那种导致了性别之间直接压迫与对抗的传统父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代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对抗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压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它们迫使或促进男人变得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领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瓦解着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与女人适合于做什么的传统观念。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力量与迈向理性化的进程吹响了反对性别差异的号角；性别的坚冰随着‘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见而来的冷硬关系’一起融化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获得了平等或类似的东西，也不意味着这些过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转的。”

因此，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父权的本质。事实上，父权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表面上削弱了传统父权的统治，但却从未真正挑战过作为父权制之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劳动性别分工。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常需要维系这种分工，因为它需要通过妇女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基础。并且，家务劳动以无偿的形式由妇女承担，这意味着资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资可以购买到双份的劳动力———一个为他劳动的工人和一个为工人劳动的妻子，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降低工资的价值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具有巩固传统性别分工，即巩固家庭父权制的利益与动机。而从这一利益与动机出发，通过公私领域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妇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专事家务劳动，并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产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彻底丧失的条件下将她们置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属地位之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奉行“自有其名言的和不言自明的双重标准，这里的双重标准决定着谁应成为首要的、受雇佣的劳动力，谁将充当次要的、失业的劳动力。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就派定男人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而派定女人为‘次要’的劳动力资源。因为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说父权制认为不需要男人如此”，从而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模式成功推广至社会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就业的边缘化、底层化与性别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导致了妇女在经济上广泛依赖于男子的现实。男人占据着那些相对重要的行业部门，并明显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妇女则被视作流动工、季节工与劳动后备军的最佳人选，更多地从事着那些技术相对没落、薪酬福利相对较差的从属性工作。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性别之间直接而公开的压迫虽然较为少见，但隐性的间接歧视无处不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并不是消灭了父权制，而只是推动了它由家庭私人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升级。

面对着这种被扩展与升级了的父权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解放，同时还承受着双重负担、遭遇着双重剥削———她们既是家庭内无偿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社会经济中交换价值的低报酬生产者。这样，在所谓“理性”的权衡与“效率”的谋算下，许多拥有参与社会生产形式权利与现实机会的妇女最终选择了退居家庭。据此，由于“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它鼓励妇女结婚。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这么一来，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反之也一样。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互相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那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而彼此渗透、扭结交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给妇女带来的是一种混沌难别的阶级—性别连锁压迫，从而构成了促使妇女超越内部阶级差异实现“阶级式”联合反抗行动的外部压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传统父权制的具体统治形式，但使父权制实现了从家庭向社会的扩展与升级。父权制历来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妇女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也历来就是阶级压迫在性别之间的特殊表现。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妇女特殊的“异化”体验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曾对法国小农阶级的存在状态展开评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此，马克思实际指明的是，经济条件只是阶级“自在”存在的客观前提，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即具有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真正成为“自为”的存在。因此，“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形成的范畴，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构成阶级的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个人建构于特殊阶级身份上的共同“经历”，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形成阶级的关键。可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标志，是阶级由“自在”转为“自为”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妇女来说，历史中的她们长期被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父权制家庭牢固铆定，彼此之间难以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与社会生产基本隔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权意识操控下经常产生的“虚假意识”使她们就像一个一个甚至都没有被装进袋中的马铃薯，很难形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组织和行动起来的整体自觉意识，即很难突破自在的状态而上升为真正“自为”的阶级。这就是说，基于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互通本质，妇女虽然作为认识论的对象可以被整体视为一个阶级，但要在本体论的实践层面推动她们以阶级联合的形式展开反抗性别压迫的统一行动，则必须以形成真正属于她们的“妇女阶级意识”为前提。这种“妇女阶级意识”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妇女利益的理性认识，也包括对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与有意识的反对，同时还包括对运用集体政治的手段以达到性别压迫、实现妇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认识和随时行动的准备。而在结构上，“妇女阶级意识”则是由以“认识压迫”为特点的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与以“实现解放”为特点的较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共同组成。其中，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作为主观与客观双向互动的结果，产生于妇女独特的受压迫“经历”，特别是她们对于这种经历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经历集中表现为妇女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异化”体验。“异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对立，即进一步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将“异化”概念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进行彻底批判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产生使原本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逐渐丧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觉性质而不断发生着异化，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种异化劳动发展到了极端，使“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工人彻底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仅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即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不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着异化，同劳动本身发生着异化，同时也与其作为人类的本质发生着异化，与周围其他一切人发生着异化。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也必然呈现出异化的本质，即“当个体与他人彼此分离时，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际关系给妇女带来了更为不利的处境。这是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男人通过对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上的父权本质，异化对于妇女来说还是一种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不赚工资的妇女也同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女人所体验的异化不同于挣工资的男人。”劳动的异化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甚至已经渗透到那些原本能由妇女完全掌控的劳动/活动，如身体修饰、履行母职与个人精神智力活动等。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加以修饰，就像工人生产那样，最后的结果都是劳动产品（对于妇女来说，是她的身体）与他/她本人相疏离。也许“一个女人会强调，她节食、锻炼和装扮的目的是愉悦自己，但事实上她可能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塑型和修饰自己的肉体”，以至于“最后她的身体也都变成了男人与她的对象”。作为拥有特殊生理机能的女性，生育对于妇女来说已经变成不可控制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劳动。妇女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生育结果，“在对童工劳力的需求和对成人劳力的需求同样多的社会，妇女被迫在身体限度内尽可能多生育。在视儿童为经济负担的社会，妇女想要多生孩子则得不到鼓励；许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堕胎或绝育。”与此同时，各种泛滥使用的现代精密生育技术操纵着妇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过程，使许多妇女与她们的生育过程也产生了疏离。更为糟糕的是，如出一辙的异化同样发生在妇女履行母职的过程中。“育幼”不再是母亲的自然本能，而是她们异化的体验，“母亲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几乎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她们被认为必须执行专家们的每一项命令……她得按专家的方式、而不是她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而这种异化了的育儿方式，最终又导致了母子关系的疏离———“母亲和孩子间极度的相互依赖，鼓励母亲在界定孩子的意义时首先考虑到她自己对生活意义、爱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之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个完整的人，看作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母亲“没有能力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同样的情况是，孩子们也没有能力把她当作人来看待”。更为可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发生着的异化还侵蚀着许多妇女的精神智力活动。她们通常被培养得很不自信，以致“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达，即使已经跻身于神圣的学术殿堂，她都会经常害怕被人指责为学术骗子，而不是专家教授”。

三、总结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231/2)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有吸引力的，但前提是必须搞清什么叫社会主义。

1、“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3/3)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扰.以及在学习和实践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认识上存在的丁些分歧和争论，归根到底在于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挂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一般特征的论述，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对作为在资本主义己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上诞生的，高于被其取代的旧社会的新制度来说的，面现实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照搬马克思的论述，对于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清楚的。

第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开始曾经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来又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仿效，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固然有其历史作用，但并不是完全成功的。所以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39/3)

第三，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这完全是从{实践出发提出的问题，因为实践证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当然，“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生活还是贫困。”(223/3)这种情况显然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

没有完全搞清楚集中表现在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没有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十多年时间.把社会主义与贫穷划等号。所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有很多条，“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一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223/3)

2、一九J、jk年五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223/3)

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55/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6/3)发展太慢也不是杜会主义，实际上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补充。

我们过去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并不总是清醒的，有时甚至扔掉了，以至于出现“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荒谬到极点的论调，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赞赏。

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23/3)如果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少数人富多数人穷，那就和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引起种种社会矛盾，而且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安全，“就可能出乱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曾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111/3)。“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38/3)。“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72/3)。“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95/3)。在以上这些论述的基础上，1992年，他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概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73/3)。

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的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代表了社会主义这一事物的实质、根本属性。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的限定。一般说，可以用社会主义本质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反对和纠正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种种曲解、误解和不正确的观点。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失误，往往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强大理论武器，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南。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为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邓小平说，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72/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而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那么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以至于判断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决定改革措施取舍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什么叫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解决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从此社会主义必将很快走上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的轨道。

二、“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一文中说:“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257/3)。

1、“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步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要看它本身所表现出的特殊属性，更要看它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生产力标准去衡量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28/2)。1984年6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的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3/3)。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消灭了阶级对立和剥削的根源，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人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思想文化方面提高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自己主人翁地位的认识。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88/2)。尽管在一定时期，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科学文化上，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从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必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2、“杜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整个世界改变了面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以满足资本家发财致富的需要。因而那里普遍存在着两极分化，是少数人富裕。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23/3)。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要形式，保证了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374/3)。“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49/3)。“坚持杜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64/3)。怎样达到共同富裕?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十分缓慢的甚至需要某些曲折的道路。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新路子，新政策，这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一条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能够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加快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的正确道路。小平同志把它叫做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66/3)。这个新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动改革开放的契机，也可以称作“第一推动力”。它一出台，中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总之，“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64/3)。

3、社会主义能“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22/2)

邓小平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240/3)。

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民利。邓小平讲，社会主义“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权力和各种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322/2)。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本质上是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的权力，而且是全面的民主，既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自己的代表组成，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权力机关，不仅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而且产生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有权罢免这些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从而保证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利。邓小平讲:“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势性”(240/3)。

4、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

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会有”(167/2)。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小平讲:“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r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43/3)。

此外，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还“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等等。(17/3)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经济”，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1、“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63/3)

邓小平同志说:“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51/2)。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是有深刻教训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本该致力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在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思想影响之下，却在1958年掀起了“”运动和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生产力的人为破坏。邓小平在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生产力水平提高不快时批评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它的优越性，那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30/2)因此，“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14/2)。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创造出发达的生产力，还要有较好的发展速度，不然就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使人民感到满意，也难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55/3)。

2、“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48/3)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是什么?小平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l34/3)。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革除不利于社会前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和各种弊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在明确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找到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的效的途径。

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完善发展的内部条件，内在动力;而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外在推动。小平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8/3)。又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73/3)。这就大大拓宽了我们学习外国长处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路，使我们能够直接以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获得的最高文明成果为起点，少走弯路，实现赶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二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166/2)。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快，并且比较稳定和持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一直是人民群众的指路人和组织者，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小平讲:“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66/2)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税灭”(171/2)。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要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同各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努力提高执政水平，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365/3)。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政治上广大劳动群众享有广泛高度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厂，(168/2)，但民主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追求形式也不行，那样就“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284/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下转第87页)(上接第79页)势力实行，不对他们，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无产阶级，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杜会主义”(169/2)。

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建立杜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先导，又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建立、矾固和发展。当然，“我们坚持的和要当着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论断，马克思主义还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停留在原地不动，就会变成僵化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舍此谈马克思主义，嘟没有意义。邓小平所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现实斗争最精最管用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都要坚持，“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73/2)。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全球化虽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历史现象,但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并且全球化发展早期的特征和影响已经到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并被给予了透彻的分析。经典作家生活在全球化已开始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概念,但是已经自觉地从世界的视角、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和判断是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是全球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他们的研究和分析对社会主义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可以说: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是我们理解当代全球化问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

2.中国共产党关于全球化的观点

分析论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这一变化,明确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帝国主义的特征、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不因为种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或作用决定它的存在。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时存在或消亡。但全球化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新发现,赋予无产阶级以新任务。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问题倍受人们关注。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对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总体上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二、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可以概括为: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化三个方面。具体来说,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资本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资本的跨国流动促进了国际经济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全球主义的属性。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了全球的范围。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关系的绝对统治。市场成为永恒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其驱动下,资本实现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好处。从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极大的财富,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物质财富,科技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全球时代,创造财富的资源发生了变化,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源。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诸多弊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加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情绪。随着国际资本的优势地位的产生,资本开始跨国流动,出现了“跨国资本阶级”。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绝对收入下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在全球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污染重的工业转移至落后国家,表面上将污染转移出去,而人类生存的环境圈其实是没有国界的,面临的环境威胁也是全球化的三、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

今天,我们党“应当汲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活水,充分借鉴‘新左翼’的观点和方法,批评和扬弃西方主流派的全球化理论,立足于当今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全面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并存,是当今时代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开放性与自主性辩证统一的方略,借鉴前人、少走弯路的后发优势,采取开放引进、综合创新的后发战略,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以弱制强、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中,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困扰,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政治上摆脱旧机制的束缚,经济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有效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当前,我们要努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完善各行业的监管体制,维护各方面的稳健运行;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努力做到经济贸易与环境、人口、资源协调发展,下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世界历史的思考中洞察到全球化的存在和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为我们分析认识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分析现代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面对这一大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应对和解决全球化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114.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景观之一是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所谓大众文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亦即知识分子文化)相区别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当代的大众文化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甚至有压倒精英文化的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迅速普及，电视已进入每一个家庭，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各种信息能得到更迅速更普遍的传播。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有可能享受到原来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的职能，从而不再使文化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大众文化甚至还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工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象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迎合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众多人的追逐、相互模仿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时髦。流行文化是同商业性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追求利润的动力，文化制造商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和爱好，不断迅速地制造出大众所欢迎的文化商品，推动着某种时尚的流行，从而形成了某种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的典型表现。一般地说来流行音乐能够抓住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又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而迅速传播，从而成为了流行文化，就象当代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那样。

大众文化的另一景观是追星文化。流行文化对大众，尤其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对某种时尚会形成一种疯狂的崇拜、追逐，从而产生了一批批的歌星、舞星、影星。追星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商业主义的色彩，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他们往往因为商业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没有商业包装、没有传媒的炒作，就没有明星。明星本身就是知名度，明星就是金钱，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明星才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中都不能没有明星，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歌剧，从流行音乐到通俗小说，从电视传媒到各种各样的杂志刊物，到处都是明星的风采，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大众中形成狂热的追星族、发烧友，从衣着到举动，模仿明星的一举一动，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由明星和追星组成的浪漫的世界。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闲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心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自由竞争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财欲望的满足而不得不疲于奔命，人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高度绷紧的神经。糜糜之音、浪漫故事给人以一种感官的心理刺激，一种肉体享受，大众文化是消闲性的、娱乐性的消费，而不再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享受。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通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宣传功能，也就是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特别是象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丧失了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保证了现存统治的继续。

二网络文化

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的变革，而且网络也已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再一次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能引起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网络文化具有共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出现引发了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革命，使文化信息能在同一时间得以迅速的传播，打破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所具有的时差性。传统的文化传播，或者是口头传述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文字印刷的书刊表达方式，其传播速度慢，传播速度有限。网络却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将声音、文字、图形、色彩、数字熔为一体，并以最快的形式同时传播出去，它使得文化产品不必经过出版社、印刷厂、书店而迟迟被读者所接受，进入网络的人们能够同时接受某种文化信息、参与某种文化活动。

网络文化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时差性，而且也克服了其地域的局限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网上作品的传播，能够迅速到达其它地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而进入别的地区和国家，为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所接受。网络时代是个地球村的时代，网络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网络文化使全球性文化成为可能。网络文化打破了旧有的时差性、地域性，开创出一个共享性、开放性的文化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文化交流的距离缩短了，文化交流的界限淡化了，甚至能进行超国界、超时空的文化对话、讨论和交流。

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有了一种更新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由于网络文化的载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它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纯语言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超文字、超语言化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而且有图象、色彩、数据、声音，甚至是气味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交流方式，使人们有着全新的文化感受，调动起人类的各种感受器官的活动，甚至能营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时空，使人的思维、想象力能够更自由的展开。就象普遍流行的电子游戏机那样，让人置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无法感受到的梦幻世界中，使人入迷，甚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网络文化中，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欣赏，而是融视、听、读、想象于一体的，具有了动态性、全景性、逼真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创作者和文化的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创造出作品，而读者、观众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原先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创作者交流，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创作过程中直接接受读者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从而使文化创作变为创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参与式的、交互式的互动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潮流。网络文化为大众的直接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自己的网页直接与他人交流、讨论，而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也没有权威的限制，而能自由地在网上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文化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个别专家、艺术家所垄断的专利、特权，人人都有参与网上的文化创作的机会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就跨越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网络文化不再是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独享的雅文化，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通俗文化。

三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趋势，诞生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文化是反抗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价值体系，确立起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地位。后现代文化则表现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抗争，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超越和对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后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旧有的稳定、秩序无缘，而充满了反抗的意识。美国60年代所兴起的“跨掉的一代”，那种放荡、服毒、酗酒、颓废的极端生活方式，已是后现代文化的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反抗精神、否定意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那些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也时时处处都使人感受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有的文化霸权的反抗。

后现代文化又是一种解构性的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反抗性的特点相一致，后现代文化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对旧的文化的否定、反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的文化的破坏、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世界被解构为支离破碎的一幅画面。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而在后现代文化看起来一切只是片断、零碎的，放弃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整体构想，无情的将其瓦解、解构。后现代主义用解构的方法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绝对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经瓦解，已经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绝对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甚至所有的崇高理想只是语言的游戏，都需要将其打碎、解构，也无需去重建新的价值标准、崇高理想。后现代文化的这种解构性的特点，表明它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

后现代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倡导多样性、差异性、个体性，而否定一元性的、统一性的、一致性的存在。从近代的启蒙文化开始，现代科学努力寻求统一性、普遍性的知识，探索普遍性的真理，统一性、普遍性成为解释世界的有效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根据。只有普遍的统一的东西，就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方能对世界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统一性、普遍性的原则的追求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知识的目标。后现代文化对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片断性、差异性、个体性来取代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以多样性取代一元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只会导致专制主义，甚至融入恐怖主义。世界本来就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应该尊重的是不同的个体、差异的存在。

后现代文化是相对性的文化。后现代文化反对绝对化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走向了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任何个体、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须区别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俗、精英与大众，甚至无须区别艺术和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里，文化本身就是游戏性的，调侃性的，什么样都行，无需自命清高，也无需孤芳自赏，于是艺术可以通俗化，文化可以世俗化，它们都只是人生的游戏，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文化着力表现后工业社会的超传统、超现代的样式，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荒谬的世界，不要任何秩序、统一、一致的东西，而剩下不确定性、零散性、或然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相对性，不要任何中心，不要任何界限，不要任何价值，这就深深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国际文化思潮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陶东风，金之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9篇

1.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 

2.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

3.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 

4.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

5.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

6.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及其延伸

7.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8.当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评析

9.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10.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11.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12.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

13.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

14.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15.工业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学、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民主协商制度——西方生态文明最新思想理论述评

16.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 

17.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

18.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19.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20.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21.为什么大工业没有割断农业生产中的家庭纽带——马克思农业资本主义理论的解读及发展

22.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23.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

24.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总爆发

25.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 

26.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及应对

2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28.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9.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30.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31.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谱系学分析

32.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33.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

34.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

35.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36.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冲突

37.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38.劳动关系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兼谈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演变

39.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40.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

41.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及其启示

42.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43.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

44.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45.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46.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

4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思考

48.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 

49.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50.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  

51.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52.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

5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54.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55.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56.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57.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

58.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的影响 

59.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对经济学的贡献

60.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1.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2.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63.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64.主权财富基金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探析

65.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66.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67.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68.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 

69.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

70.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71.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 

72.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

73.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

74.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75.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

76.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

7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78.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启示

79.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

80.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

81.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82.学术资本主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8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意义

84.从“欧债危机”透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

85.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86.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87.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研究的典范——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述评

88.生产条件的政治化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危机论探析

89.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2年)(上)

90.“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

91.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92.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9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中国精神的弘扬

94.当前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审视——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视角

95.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知识论的视角

96.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及其解决——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及其理论动向

97.自然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评福斯特与奥康纳之间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战

98.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0篇

一资本性

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名”下之“实”。马克思认为，艺术生产“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①，它作为生产劳动也就是生产资本或同资本直接交换的劳动。这种形式规定实则是一种历史规定，是艺术生产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把这一历史规定概括为“资本性”，其意在于指出，资本主义艺术生产总是把服膺于资本的生产或增殖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和最高追求。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最高追求是资本的增殖。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这种生产的产品和结果，“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②。可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或私人占有的资本生产的历史性本质。同时，普遍商品化则是实践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途径。商品生产是一种古老的生产形态，在现代世界，资本一方面把古老的商品生产提升到了新的最高历史形态，另一方面它又使商品生产彻底服务于资本的生产，不仅把传统的农业“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③，而且使那些“为本身消费进行生产而产品不是商品的那种工业”“逐渐消失”，或变成商品生产，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对象。商品化生产有效地实践了资本生产的根本目的和最高追求，但它同时使现代社会产生了普遍的异化和拜物主义。

艺术商品化不是艺术生产的欲求，但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④。“演员的劳动对剧院老板来说是生产的”；作家“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他才是生产的”；演员“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⑤等，就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现实。于是，艺术生产服膺于资本的生产，成为商品化生产，这不是艺术对历史的选择，而是历史对它的选择。

艺术步入商品化生产，就是在服膺于资本的生产与增殖，也就意味着它改变了古代社会“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的价值选择，而服膺于“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⑥的价值选择，这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同确证人的类本质的艺术活动无疑是相悖的、“相敌对”的，这是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内在矛盾，而商品化不过是外在表征。

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资本生产并非一无是处。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看，也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仅从恶的方面来理解资本或资本生产的观念，否则，不仅无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也无法正确面对我国市场经济中资本运作的现实。马克思曾历史地评价过资本的进步作用，他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⑦。另外，资本还有着巨大的整合力量，可以将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组织在一起，使社会生产从传统的自然经济中彻底摆脱出来，成为真正社会化的合力生产，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加快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由此带给艺术生产的积极意义是多重的。第一，为现代的艺术生产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当资本生产将工业生产技术和现代科学等整合进物质生产的同时，它也将这些现代性因素整合进了艺术生产，因而推进了新形态的艺术的创造和生产，具体如摄影、电影、电视艺术的生产等；第二，推进了现代艺术生产的社会化进程。相对于传统的艺术生产的个体性特征，现代艺术生产越来越趋向于以个体创作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性特征，而能将这种艺术生产组织起来的客观力量只能是资本。第三，资本生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以更高的生产力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自由时间，从而保证了社会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艺术生产。因此，可以说“资本创造文化”⑧。

二世界性

艺术或艺术生产的世界性是一个涵盖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涵义的概念。从历史看，它是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艺术或艺术生产来说的，因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方向，并且至今还在发生着一些现代性的变化；从逻辑看，它是相对于地方的和民族的艺术或艺术生产来说的，因而同地方的和民族的艺术或艺术生产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消解、包容、超越等各种复杂关系。

这种世界性与资本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是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历史为前提的。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⑨，其转变的中介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即历史通过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这两个中介环节转变为世界历史，其链条关系为历史-世界市场-世界交往-世界历史”，其转变的动力则是资本的生产和积累。“资本具有天生的特殊的世界主义性质”⑩。资产阶级正是凭借着对资本的世界主义性质的历史性敏感和占有望，挖掉了古老的民族工业的基础，建立了同“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新的工业，使市场成为了世界市场，交往成为了世界交往，历史成为了世界历史。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世界性就是资本世界化或世界资本化。如今距离马克思的时代已经100多年了，但世界资本化或资本世界化的历史内容并没有改变，“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成了现代世界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至尊”存在。

因此，资本主义艺术生产，已经历史地包含在资本世界化，包含在资本支配下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之中。也正因此，在真正的现代意义上，艺术生产是从文化贸易的方式开始走向世界的，如马克思讲到“法国出口舞蹈教员、厨师等等，德国出口学校教师。当然，随着舞蹈教员和学校教师的出口，也出口了他们的收入，可是舞鞋和书本的出口，却给国家提供了一笔补偿它们的价值。”11这就是艺术或艺术生产的世界性按照《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艺术或艺术生产的世界性起码有四个表征。其一，艺术生产的民族性或地方性。物质生产的世界性会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消灭“古老的民族工业”，但艺术生产的世界性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立足于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之上。其二，艺术

生产的超越性。艺术生产的世界性虽立足于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但它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生产了。资本的世界主义性质在这里将再次显示它的整合力量，将来自于世界的各种自然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组织为一种合力生产，并将世界确定为它的消费市场，如好莱坞的生产就是如此。同时，这类世界化的艺术生产的也会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内容方面要求超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三，对他者消费的依赖性。世界性在超越了民族和地方的局限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依赖性，在当代世界闭关自守求发展本身就是落后。世界化的艺术生产没有他者的消费市场，就无法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其四，艺术的共享性。《宣言》中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它既包括通过世界市场完成的现代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也包括通过世界交往实现的各民族艺术的现代传播与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世界文学”不是文学，而是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学相遇而成的场所或平台，艺术生产的世界性也就是要生产出可以呈现在这个世界性的场所中或平台上的艺术。三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的思想或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在历史上，最早把艺术同国家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是柏拉图。他从按照他的理念论设计的理想国出发，提出“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12。这可以看作是艺术的意识形态性的观念滥殇，此后历史中的艺术观念大体没有超出柏拉图的思想，形成的基本观念就是地域性政治的或宗教的工具论。这种工具论对艺术的理解是简单化的，要求是强制性的。马克思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3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性质随着这种历史的变动，远比工具论复杂，有着变动不居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态。从历史上看，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形态。

其一，思想启蒙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从旧的生产关系中产生以后，直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期，一方面由于资本生产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生产方式，也没有完全支配社会的精神生产，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这个阶段的艺术生产，以至整个的精神生产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从表现形态上看，还没有成为完全的资本生产，从历史内容上看，其利益被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其思想被“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4，总体上表现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非现实的理想性，对扫除封建残余，准备资产阶级革命有着积极的意义。那些空想社会主义文学或称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文学，大体上也属于这一范畴。其二，阶级或政治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15，原始积累就是这种分离的历史过程，18世纪后半叶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分离，由此产生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结构，因而也改变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历史地位，如《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用来封建阶级的武器，包括意识形态的武器，现在反转来“却对准了资产阶级自己”，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就包含着这种倾向。因此，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内容，由所谓的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倾向性意识，转而成为世界主义的以资产者针对无产者的倾向性意识。马克思对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批判，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诗歌如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艺术生产的这种倾向性意识，包括交织于其中但在实质上已经转化或正在转化为这种倾向性意识的乌托邦意识。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实践，历史地威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新形态，成了两大世界陈营的矛盾冲突。1946年凯南第一次提出“和平演变”构想，1947年，“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在全球范围内对“极权主义国家”发动一场意识形态“冷战”。这使得资本主义的艺术或艺术生产有了更加强烈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质，冷战结束后，一些人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在艺术领域也有人提出了艺术“去意识形态化”，针对的也正是这种阶级或政治的意识形态性质。

其三，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远比思想启蒙的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更为复杂的文化现象。美国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他的《大棋局》中，立足于大国霸权策略的立场，分析了“文化统治”在历史上的大国如罗马、中国、成吉思汗等的统治中的得失后，描述了现代世界的美国霸权形象。16这种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启蒙的意识形态、与阶级和政治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一性”认可，但其表现形态和历史内容及其结果却要复杂得多。

从表现形态看，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力文化、权力意识。其突出表征就是凭借资本占有和操持着超强的现代文化生产和传播力量，因而有着无限制的话语支配权力，这再一次把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分离，把说者与听者分开，从而加剧着先以欧洲继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边缘化。

从历史内容看，它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和入侵，也就是说，它是以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秩序、行为标准，消解和同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弱势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共产党宣言》中曾说到，资本主义“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7。如果说资产阶级早期是凭借资本掠夺和殖民扩张制造了这种“从属”，那么现在则是凭借经济和科技支撑的文化霸权在延续和强化这种“从属”。有人以同质化的历史性为制造这种“从属”开脱辩解，实则就是否定了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属性。同质化，按照历史的世界化和现代化进程，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生活质量和人性发展的同质，不是同形同态，因此它并不是消解和泯灭地方的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然而，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引发的恰恰是与此相悖。

注释：

①②⑤1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2页、第430页、第15页、第432页、第165页、第149页、第443页、第158页。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5页。

④马克思：《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59页。

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4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第925—926页。

⑧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217页。

⑨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第54页。

⑩马克思：《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页。

1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见《朱光潜全集》第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77页。

131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第276-277页。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1篇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这种爱情根本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这种情爱世俗化的社会后果就是各种高级成为了这种爱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认为高级作为一种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华的宫廷或上流社会之中，对人们的情爱、审美等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摆脱了封建主义戒律观念的享乐主义爱情观。当爱情和的这种世俗化的进程逐渐渗透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时，便使得奢侈之风四处流行，凡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活动都大受欢迎。桑巴特认为，这种追求奢侈的冲动归根结底来自性冲动，所有的与的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有在人的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因此，桑巴特断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10]

桑巴特的观点当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因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而灭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万，难道在这些追求享乐的民族中真的隐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桑巴特的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韦伯观点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决定的，它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假如韦伯阐明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而桑巴特则强调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资本的贪婪攫取的本性，即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财富的动机。而由于强调这种动机在发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不是集中于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而是集中于弗罗伦萨这样的城邦里，因为他也十分容易寻找有利的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

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什么地区，资本的贪婪攫取和禁欲主义的这两种冲动力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后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狂热的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力的交织组合构成了现性的观念。而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使得早期的资产阶级在狂热的扩张过程中能对奢侈浪费的风气严加控制。[11]

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无疑是比较全面和适中的，但就资产阶级在发展初期具有一种比较严谨的道德规范这一点上，他是支持韦伯的。实际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的世俗化和新兴阶级追求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而大规模的产业最初并不是出现在生产资料的部门，而出现在奢侈品的贸易行业中，特别是花边、丝绸、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业中，以及随着烹调习惯的变化而出现的制糖业中。因此奢侈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系统，无论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宫廷里，还是在家庭积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况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和巴洛克艺术的衰落同“蓄意用性别来确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终于彻底胜利”联系到一起，因为本质上具有女人气的洛可可艺术支配着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都去迎合和颂扬凯旋的女性，由此可见妇女在世俗化消费过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观点同韦伯关于禁欲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尽管人们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颇之处，但却不能不承认，桑巴特无情地撕下了韦伯塑造的资产阶级勤奋而又节俭的“天使”似的面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当然，韦伯使用的是一种严谨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则对经验证据表现出一种风流骑士的态度，并且过分相信文学资料，对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采取一种过于笼统的研究方式，但他毕竟把文化视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独立领域并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客观的通俗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桑巴特的许多观点，如天生的社会意义，虽然有所夸张并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命题中去，但却提醒人们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这种能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讲，桑巴特特别强调消费，尤其是大众娱乐性消费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韦伯理论的缺陷：因为一个纯粹生产而又克制消费的社会，其产品究竟卖给谁？当然，桑巴特的理论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世界上众多奢侈成风的国家中为什么只有英国率先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韦伯与桑巴特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要素。韦伯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文化，即它的企业文化，而桑巴特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发展这个同一钱币的两面，因此两者都有它在发展中的应有位置。因为无论什么企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收益递减趋势，只有不断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才能抵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新教伦理的作用了，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那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勤奋的工作热情，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企业是需要利润的，但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利益驱动，那这个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具有一种不断创新的活力。显然，新教伦理对形成这样一种企业文化是十分有利的，而韦伯的着眼点正是在这里。但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相应的消费文化，这不仅在于商品需要销售的市场，而且在于每个人同时具有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他作为一名员工受到企业文化制约时，他同样也在消费市场上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这种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企业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能反对这种消费文化，而且在通过各种广告的形式随时强化着这种文化的导向。桑巴特关注的正是这种消费文化，人们在市场上选择什么何种产品，消费何种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而这种观念变化的本质，就是强调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换言之，人的个性与爱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问题在于这两种文化对于资产者却是一种难于驾驭的怪兽：因为严谨的组织纪律与不受约束的个性发展在本质上互相冲突的。而任何一个公司，它在市场上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只能坚持不同的原则。于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就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了。

三，硬件与软件

丹尼尔·贝尔对这一矛盾冲突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13]但丹尼尔·贝尔同时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即这两种冲动在合力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后，变得相互敌视和害怕对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的锐意进取，但在道德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艺术的灵感和多变破坏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艺术家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与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的工作。而贝尔认为，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冲动力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已经丧失。因此，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重建人们的信仰，“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4]

虽然几位大师的观点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但总的来讲，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没有将发展的动力及其道德约束机制放到市场体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也就难以突破完全以价值和人的主观行为来解释这一问题的框架。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放在市场背景中进行考察，则会有新的发现。

市场的含义是指所有那些想通过贸易来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人其购买与销售的活动，一个市场包括想出售的供应者与想购买的消费者。[15]如果市场能够正常地运作，它就能使买卖双方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国家政府减少那些无谓的干预，即是说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障碍。按照乐观主义者的看法，“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16]这种自由主义式的看法尽管有若干缺陷，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那就是能否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发展的关键问题。

问题是，人类社会对这种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商业与竞争活动从来就有很多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故意设置的障碍以保证其统治的安全，因为这种市场的运作很容易使统治者失去其对民众的控制；其二则是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根本无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其三则是没有健全的法治，使市场无法按照某种规则运行。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清教徒的宗教冲动力或是经济冲动力，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它们都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要求利润的驱动与个人的进取精神相结合，但要它发挥作用，也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疆界内才有可能。由传统与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无形的条件制约着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发育，而当西欧萌动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潮流时，只有英国具备了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力能够合理发展的条件。

首先，自诺曼入侵以后，英国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王权，使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能够逐步形成。而历届英王为了自己管理的需要，扩大了国王诉讼的范围，使得英国原有的各种司法体系能够相互融合，并产生了在原有的各种习惯法基础上的普通法。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英国的法律体系具有一种国家的司法管理与各种习俗相互制约，寻求合理解决冲突的传统。而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为英国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保障。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因此，英国较为合理的司法制度为保障生产者的权利，刺激其产生积极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与当时的其他大陆国家相比较，中世纪的英国由于这种独特的司法体系减少或避免了封建领主和封建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任意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的原始积累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其次，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它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在政治上保证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较快地发展。自大开始，英国的政坛上就出现了诸侯与国王的较量，在冲突中，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诸侯最终获胜，获胜的是一套合理的政治体系与相应的制度，专制王权受到了制约但同时又能行使一个民族国家的职能。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特点的著作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在一个政权相对稳定，能够独立行使的民族国家内，经济与贸易开始繁荣起来，英国随之开始了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利益的斗争。随着几次重要的对外战争的胜利，英国确立了其海上殖民强国的地位并开始了殖民扩张。一些得到英国女王特许状的公司在殖民扩张中起了重大作用，如东印度公司在成立后15年间其贸易站就发展到了20多个。这些公司在进行罪恶的殖民扩张的同时，也建立起了现代公司与企业制度的框架，为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城市作为商业放繁荣的重要标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处于航海与贸易交通要道的伦敦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一些现代雏形的金融体系开始在这个城市建立，进一步加速了市场经济的运转。

可以说在近代初期，英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与桑巴特的理论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因为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只有在一种能够合理谋利的制度框架中，它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效能。由于真正理论层面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的，现实的市场需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去约束，才能使其有效地运转。因此，英国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硬件环境，对市场经济运行显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实践也表明，具备硬件环境虽然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在同样的条件下，需要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激发人们潜在的经济活力。桑巴特的的学说分析了人们追求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追求财富的动力，而韦伯的理论则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欲望只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进行表达。这种混合的精神，既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又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制约机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软件，于是，在众多受新教影响的地区，只有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法治，议会，银行等硬件，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精神软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历史同样也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非欺诈经济。这种信用的培育需要对人们观念和素质的革命，需要有一种相应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变化，也就在这一点上，清教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框架；但同样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也对这种信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为双方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商业关系，基本的信用就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市场的制约如果不是与道德的制约更为重要，那麽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有着双重的机制，即世俗的动力机制（桑巴特的理论为代表），与宗教的动力机制（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其道德制约机制也是双重的，即世俗的（市场游戏规则）与宗教的（新教精神）的制约。但无论清教精神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天生的，市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即自己的文化传统，司法制度，政治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等诸方面的情况来培育、建立与运转。而一个民族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如何将这双重的发展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会继续成为一个学术界与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

[1]皮特·马赛厄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PeterMathias“Thefirstindustrialnation”）伦敦1986年，第1－8页。

[2]罗克斯伯勒《低度发展理论》（I.Roxborough,“TheoriesofUnderdevelopment”）伦敦1979年版，第2－3页。

[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4]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1页。

[5]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HaroldPerkin“OriginsofModernEnglishSociety”）伦敦1985年版，第3－4页。

[6]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第142页。

[7]津留宏与泉宇佐《结婚心理学》上海1986年版，第57页。

[8]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45－47页。

[9]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50－51页。

[10]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71页。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9页。

[12]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61－90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1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7页。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2篇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质变；内在否定

随着剧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平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全胜论，社会主义无望论，历史趋势改变论，全盘西化论等在国内外骤然出现，沸沸扬扬。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真正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依据。因此，深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判断的前提条件，笔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7;

[2]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P105，294;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4篇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始的，因此，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和道德约束机制进行探索，当会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清教提供的精神动力

现代意义上的，以工业化为标志的发展自英国开始，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这种发展只能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形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所以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历来是学术界研讨的重点，它实际上也涉及到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这中间包括：近代初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为西欧的商业大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旧的商业活动也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进行了改造。而处于新的商业航道中心的英国，自然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急剧发展的过程中，英国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级，他们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并迅速积累起资金与财富，最终使得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民族。[1]然而，这种通常被人所接受的观点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探索真理的欲望，因为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邻近英国的其余国家和民族不能也同时发展起来；显然，英国人一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使他们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上领了先，于是，马克思·韦伯从文化角度提出的观点就难免使人耳目一新了。

马克思·韦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赋予了经济学和宗教学以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基本上是一门共时性的学科，但它却总是试图揭开社会发展的秘密，想回答历史的问题，因此总是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反过来，历史在试图跳出单纯的叙述领域时，也不得不向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求救。为了回答社会发展的问题，韦伯实际上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借用了许多概念，由阶级概念发展出他的社会分层理论，由原始积累发展出他的市场理论，再加上他的一种独特的视角“新教伦理”的概念，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成的三个支柱。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论证了人类的生活领域是如何逐渐地纳入了理性思想的控制之下。而这种理性化的发展过程，意味着权力逐渐由传统的政治领袖的手中转入形式组织──即官僚的手中，这种官僚组织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官僚组织的成员并不能为自己设置目标，他们只能服从命令，因此在官僚组织之上，必然有某种权威的来源。随着传统领袖权威的衰落，魅力领袖的地位开始上升，他的威望来源于群众，所以不受传统纽带和责任的束缚，也不受官僚惯例的节制，他们具有革命精神，为所欲为，对社会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并给一个往往处于僵死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一旦他们的热情耗尽，传统的规范化力量又开始抬头；魅力领袖的继任者需由选举产生，他的追随者也会演变成一群新的官僚，结果是官僚的组织形式再度占了上风。于是传统社会就在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治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社会，有的只是历史的重复和循环。

但人类的社会终究在缓慢地发展，所以理性化的趋势也在增强，但这种不断增强的理性化趋势，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传统领袖和宗教文化的巨大力量所打败，并使其倒退。因此，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经济始终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因而经济行为的彻底理性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种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却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必须的。[2]结果，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欧洲的宗教传统中寻找到了缺口。

韦伯十分强调加尔文教和清教伦理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正是清教徒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而这种精神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这就是加尔文教的兴起。加尔文教反对只有教会才有权力解释圣经的传统的非理性的观点，而认为个人的良知有领悟圣经的优先权。同时，加尔文教认为人的命运已经由上帝注定，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进入天堂。但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否真是上帝的选民，于是就在信徒中引起了一种焦虑；为了减轻这种焦虑，他们就在行为上表现得好像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而最重要的，就是表现在对日常生活作系统的安排并勤奋地工作。通过统计学的比较，他发现他所在时代的德国，新教徒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学技术、管理或商业，而天主教徒子女的百分比远远低于这个数；熟练工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天主教徒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手工作坊里作一个手工师傅，而新教徒则多半被吸引到各现代工厂去从事高级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把这一调查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在研究英国的现代工业文明兴起的动力机制时，他力图探索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精神动机。其结果便是产生了那本影响极大的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对于已在西欧发展起来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来说，适当的经济环境（而且是必需的），自身并未为其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本身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事先或同时发生的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所以问题最终转为了是什么因素促进了英国人的发展，并由此而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

韦伯认为，这要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宗教渊源中去寻找，因为文化是人的独特的产物，只有文化的细微差别才有助于说明一些通常无法解释的问题。

文化是一个有着多种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它的基本意思来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意思是开荒进行耕作。在这种基本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以自然为对象，通过劳动和智慧而产生的一种创造物，动物是本能地适应环境，而人却通过文化去主动地改造环境。文化是人从后天习得的，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学习从社会继承而来的。正因如此，文化在人类的活动中具有某种主动的性质。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努力地工作，但这并不表明人类天生是勤奋动物，人要努力奋斗，必须有某种精神的支柱。正是在这一点上，加尔文教给人们提供了这种精神的动力。加尔文教的信徒认为，“尘世是为着荣耀上帝，而且仅仅是为这一个目的而存在的。被挑选的基督徒在现世的唯一使命就是尽其所能遵从上帝的戒律，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

但是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会方面有所成就，因为他希望社会生活要按照他的戒律，与上述目的相一致地组织起来。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只是为了荣耀上帝。因此，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职业也就有具有了这种特征。“[3]既然如此，人类的日常工作就具有了一种神圣的、非人格的特征，即为合理地组织我们社会环境的利益而服务的特征。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天生的直觉，这个宇宙组织，安排的如此奇妙的目的性，显然是上帝专门为人类的利益而设计的。所以为社会服务动劳动就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从而也就符合了上帝的意愿。因而，新教伦理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献身于日常工作的热情与动力。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这种热情虽然能够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却并不能阻止人们挥霍自己所创造的财富。韦伯由此又分析了宗教禁欲主义的作用。他认为，西方几种形式的禁欲主义，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特质。在西方的修道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一种系统的合理的行为方法，旨在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不理智的冲动的支配，摆脱他对尘世和自然的依赖。它试图使人某种有计划的意志的统治，使他的行动处于经常不断的自我控制之下并使他认真考虑这些行动的伦理后果。[4]同时，加尔文教的教义认为，只有被上帝选中的基督徒（即上帝的选民〕才能够进入天堂，而谁是上帝的选民自己是不知道的。在不可揣测的天意下，所有的人不是受到上帝的恩宠，就是受到他的遗弃，这就使信徒必须以某种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在这样的焦虑中，英国的清教徒把原有的教义转化为了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即信徒可以把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功视为上帝赐予的恩宠和永恒幸福的标志，这就使虔信与富有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互相接近起来。清教的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进一步促进这一趋势，它表现为一种以理智束缚欲望的特征。这种禁欲主义对清教徒的直接影响是不允许他作任何可能导致挥霍金钱的事，而是推动他去积累资本。资本的积累可以表明他的成功，却不赋予他挥霍的权利，这也是黄金等贵金属流入英国和流入西班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的原因之一。在这种宗教文化因素的推动之下，在近代初期的英国，终于形成了一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即尽量地赚钱，却又严格地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这就是理想的推动英国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信徒们既在宗教热情的激励下拼命地工作，又在宗教伦理的制约下尽量地积累资本，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个人，不再是满足他个人物质需要的手段，资产阶级大肆赚钱的活动就获得了一种超越的意义。

正因如此，只有在西欧才出现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工业资本主义。

韦伯据此得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正是这种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精神因素，最后使得在西欧的英国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余地区最先产生了现代工业文明。韦伯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正如一切试图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分析和归纳的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也会出现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其一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加尔文教的策源地日内瓦未能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摇篮，同样他也无法解释同在不列颠群岛上的苏格兰地区，加尔文教的势力比英格兰地区大得多，在经济上却始终不如英格兰？其次，经济学的理论一再证明，消费是一切生产的起点和终点，无论哪个国家，其国内消费所占的比例都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换言之，扩大内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和必要的过程。假如英国社会确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人人勤奋工作，积累资本，清心寡欲，那么，谁来消费不断增长的产品？

如果没有足够的国内消费市场，产品积压的后果是反过来抑制生产，并最终影响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近代初期英国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与韦伯的看法是相去甚远的。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自诺曼入侵以来的6个多世纪，英国的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饥饿和贫穷之中。[5]而在近代的经济发展之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是明显地提高了。据统计，从近代以来，英国民众的生活在不断提高，以前的奢侈品如茶叶，糖，香料等，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不仅在居住方面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且在其他的生活消费方面，尽力追求奢华，经常举行大型的宴会，享受从法国等地进口的高级酒类和其他一些名贵的食品，过着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多样化和更为富裕的生活。[6]事实上，随着人类在物质生产手段上的改进，人们依赖自然的程度有所降低，使得人们更乐意享受自己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这几乎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现代人比他们的祖先在消费上更为现实，更为大方，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地创造更多的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所以，发展过程中的英国社会，显然并不处于一种韦伯所说的节欲状态。二，世俗化的消费因素

如果考虑到韦伯理论的缺陷，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巴特的观点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他同样认为在英国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也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但他得出的结论与韦伯恰好相反。因为他注重的是从世俗化的消费文化入手来分析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在他的代表作《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描述了从1200年间，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发展出的一种完全以铺张浪费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文化。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为了获得社会尊重而竭力追求和效仿贵族的生活方式，结果，这些暴发户们疯狂追求享受，大肆铺张浪费的风气象瘟疫一样传遍了欧洲。

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欧洲不是处于一种节欲状态，相反，是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的一种追求现世享乐的极为自由的状态。

新富们在服饰、食品、住房上的炫耀性开支，对歌剧一类开销很大的艺术形式的赞助，连同性习俗方面的变化，很快形成了一种以城市为基础的享乐主义文化。事实上，现代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进化与男女双方的性选择竞争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的增加，人的性竞争程度也会增加，男女双方的性本质特征也就越是得到社会的强调，所以学者们一般也认为，文明人在男女身体方面的差别比原始人要大。[7]当然，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人类的性意识已经从直接性的内容发展到范围及其广泛，形式及其多样的以性为基础的文化形式。可以说质朴无华的文化就是从这里首先迈出了第一步的，或者也可以说文化就是这样产生的，音乐、舞蹈、美术、衣饰等都是以吸引异性为目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性文化随着人们的观念的发展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且这类性文化只要对人类有价值，在市场条件下它就是优质商品。如果想除去文化中的这种性特征，而保持社会一种纯洁的形象，那么也就使人类丧失了大部分文化。因为如果在人类的全部文化中除去性方面的内容，也许人类的文化就只剩下枯燥乏味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了。所以性内容和性动机在人类进化和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所占的比重，的确远远超出了人们愿意承认的范围之外。甚至人类的一些公认的进步的标志，也是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其过程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沿着如下道路进行的：即印刷术的革新使得各种学术性著作得以与公众见面，从而普及了欧洲的科技文化水平并为其迅速地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是，大部分的印刷成就被用来印刷各种色情刊物，只有极少部分被用于学术方面的刊物。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学术性的刊物也仅限于一个很小的圈子里，95％以上的民众看的主要是世俗的刊物和报纸。

如果印刷术只是为学术界服务的话，那么它根本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欧洲的兴起在这种意义上看也是由于技术为大众服务而开始的，但这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与色情联系在一起，却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电影也是这样，当电影技术出现后，所谓的黄也就几乎同步出现，并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由于人类一般是以男性为期中心组成的社会，所以，其相应的结果是女性在性文化的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这样说，即性文化就是被异性欣赏的文化。而桑巴特也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十分强调妇女在社会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中世纪，由于两性关系和其他社会的行为一样，受到种种制约，所以，一切没有得到批准的、非制度化的情爱，都被作为罪恶来对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欧洲的黑暗时期最终开始逐渐地过去，而人们的情爱世俗化的过程也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

首先是在意大利等地区歌唱爱情的恋诗歌手，这种大众化的恋诗歌手其纯艺术水准当然不会很高，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生硬，矫揉造作和不真实。他们最早的起源时是不是与中世纪的骑士有关，尚无法肯定，但他们的活动毕竟成为了现代爱情的先声。

因为这些诗歌充满着的骚动，大约在13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对本能持十分肯定的立场。当然，据说在德国的疆界内产生了某种倒退，即妇女重新将自己用各种厚厚的面纱包裹起来，使男人们觉得和她们在一起根本得不到欢乐，所以他们一早就出发打猎，晚上又和好友喝酒，而不是和自己的女人呆在一起。结果是德意志相应地败落了。

然而，这种倒退的现象幸好只在德意志境内发生，而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南欧地区的意大利等地，人们对性快乐的追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胆，也可以说，在妇女脱掉厚重的外套和面纱后，性快乐的魅力被人们重新发现了。在著名的薄伽丘的作品中，随时都可以发现一个相关的主题，即“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快乐与妇女带给男人的快乐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以宗教内容为掩饰的绘画开始大胆地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这些绘画显示出，人类的眼睛重新注意到了自己的的身体。在绘画中首次出现完体的女人，人们终于发现了女性身体的完整的美，也充分体验到了女性身体的迷人之处所激发的为何物，为情爱而战就是为女人而战。实际上，在玻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已经宣告了对女人以及她的美丽的爱已经战胜了一切。伦洛佐·瓦拉（lorenzoValla）曾因为女人们没有将她们最美的部位给世人欣赏而感到十分愤怒，结果他只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女人的身体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不过在以后的年代里，他的这种愿望终于被满足了。新时代的美的理想已经不同于旧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爱就应该和意味着去享受性的快乐。“爱情除了快乐什么也不是。我们不通过追求别有用心的目标而享受快乐，快乐本身就是它自身的目的”。[8]由此，情爱成为了新生活的核心。而将自己的作品献给某位女士则成为了艺术家们的一种时髦。这些男人把女人们捧到了天上，把她们作为了神。然而，神却必须对这一切荒唐的行为负责，在这样的基础上，爱情的大厦逐渐地为痛苦的海洋所湮没了。因为女人们在成为神的同时，也就必须为男人们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而这些为情爱所俘虏的男人，就象着了迷一样地追求这些女神并拜倒在她们的足下，哪怕是死，他们也在所不惜。

于是，与所有的其他阶段的文化发展一样，肉体的解放开始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随后就是一个强烈的本能享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种自由、自然的情爱生活达到了它的高潮，紧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提炼，然后就是道德败坏，最后则是变态。几乎所有偏离和过分靠近女性文化的文明最终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于是，爱情与责任，婚姻与情爱等，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持久的课题。然而，各个严肃的学者研究的结果却是出乎他们自己的预期之外的。爱情厌恶与其他任何盟约有关的事物，而婚姻却不是这样，因为在婚姻中，我们常常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权势，财富、父母的同意与美貌至少占有相同的重要性。于是，纯粹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现，在庄严和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却没有所带来的强烈的情爱放纵的自由和，于是，在婚姻之外去寻找这种快乐就开始成为另一种时尚。然而，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使情爱制度化都是必须的，所以，维护情爱制度化的努力与对这种努力的反抗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正常冲突的一部分。当自由情爱在情爱制度化的社会里确立了它的地位后，献身于这种新时尚的女人要么是受引诱的良家妇女和通奸者，要么是。而纯粹在欧洲上层社会自恋诗歌手时代所取得的重要性也许集中地体现在勾引、通奸和娼妓现象有了巨大的增长上。关于前两种自由情爱的情况无疑是不可能统计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各种见解以及一些其他的迹象分析出，几个世纪来，自由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诗人彼特拉克认为在他的时代，通奸所引起的苦痛已经宣告结束。一个青年人勾引已婚妇女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礼仪，否则他就会遭到同伴们的嘲笑。同时，这种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出自生理方面的需要，更多的是满足一种在性方面进行征服的野心。

同时，在这一时期，王公贵族不再为他们的这种行为产生的后代而感到难堪，反而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在那个时期，婚前或婚外的性关系在所有追求时尚的社会圈子中都牢固地补充着婚姻关系，以致于通奸成为了一种社会认可的现象。

随之而来的是数目的大量增加。18世纪末，伦敦的有50000人，而巴黎有30000人。[9]而随着非法情爱的扩散，为了情爱自身目的而出现了一种新的妇女阶层。这类妇女由于社会的需要而迅速地受人尊敬的妇女阶层中占领了一席之地。

通过这些妇女，已经成为一种自由艺术的爱情得以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十分浅薄的形式中脱颖而出，而操纵对爱情的顶礼膜拜仪式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爱情女神”自己的手中。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这种爱情根本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这种情爱世俗化的社会后果就是各种高级成为了这种爱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认为高级作为一种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华的宫廷或上流社会之中，对人们的情爱、审美等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摆脱了封建主义戒律观念的享乐主义爱情观。当爱情和的这种世俗化的进程逐渐渗透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时，便使得奢侈之风四处流行，凡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活动都大受欢迎。桑巴特认为，这种追求奢侈的冲动归根结底来自性冲动，所有的与的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只有在人的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因此，桑巴特断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10]

桑巴特的观点当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因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而灭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万，难道在这些追求享乐的民族中真的隐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桑巴特的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韦伯观点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决定的，它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假如韦伯阐明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而桑巴特则强调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资本的贪婪攫取的本性，即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财富的动机。而由于强调这种动机在发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不是集中于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而是集中于弗罗伦萨这样的城邦里，因为他也十分容易寻找有利的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

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什么地区，资本的贪婪攫取和禁欲主义的这两种冲动力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后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狂热的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力的交织组合构成了现性的观念。而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使得早期的资产阶级在狂热的扩张过程中能对奢侈浪费的风气严加控制。[11]

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无疑是比较全面和适中的，但就资产阶级在发展初期具有一种比较严谨的道德规范这一点上，他是支持韦伯的。实际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的世俗化和新兴阶级追求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而大规模的产业最初并不是出现在生产资料的部门，而出现在奢侈品的贸易行业中，特别是花边、丝绸、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业中，以及随着烹调习惯的变化而出现的制糖业中。因此奢侈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系统，无论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宫廷里，还是在家庭积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况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和巴洛克艺术的衰落同“蓄意用性别来确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终于彻底胜利”联系到一起，因为本质上具有女人气的洛可可艺术支配着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都去迎合和颂扬凯旋的女性，由此可见妇女在世俗化消费过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观点同韦伯关于禁欲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尽管人们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颇之处，但却不能不承认，桑巴特无情地撕下了韦伯塑造的资产阶级勤奋而又节俭的“天使”似的面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当然，韦伯使用的是一种严谨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则对经验证据表现出一种风流骑士的态度，并且过分相信文学资料，对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采取一种过于笼统的研究方式，但他毕竟把文化视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独立领域并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客观的通俗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桑巴特的许多观点，如天生的社会意义，虽然有所夸张并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命题中去，但却提醒人们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这种能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讲，桑巴特特别强调消费，尤其是大众娱乐性消费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韦伯理论的缺陷：因为一个纯粹生产而又克制消费的社会，其产品究竟卖给谁？当然，桑巴特的理论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世界上众多奢侈成风的国家中为什么只有英国率先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韦伯与桑巴特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要素。韦伯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文化，即它的企业文化，而桑巴特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发展这个同一钱币的两面，因此两者都有它在发展中的应有位置。因为无论什么企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收益递减趋势，只有不断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才能抵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新教伦理的作用了，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那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勤奋的工作热情，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企业是需要利润的，但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利益驱动，那这个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具有一种不断创新的活力。显然，新教伦理对形成这样一种企业文化是十分有利的，而韦伯的着眼点正是在这里。但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相应的消费文化，这不仅在于商品需要销售的市场，而且在于每个人同时具有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他作为一名员工受到企业文化制约时，他同样也在消费市场上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这种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企业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能反对这种消费文化，而且在通过各种广告的形式随时强化着这种文化的导向。桑巴特关注的正是这种消费文化，人们在市场上选择什么何种产品，消费何种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而这种观念变化的本质，就是强调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换言之，人的个性与爱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问题在于这两种文化对于资产者却是一种难于驾驭的怪兽：因为严谨的组织纪律与不受约束的个性发展在本质上互相冲突的。而任何一个公司，它在市场上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只能坚持不同的原则。于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就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了。三，硬件与软件

丹尼尔·贝尔对这一矛盾冲突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13]但丹尼尔·贝尔同时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即这两种冲动在合力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后，变得相互敌视和害怕对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的锐意进取，但在道德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艺术的灵感和多变破坏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艺术家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与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的工作。

而贝尔认为，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冲动力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已经丧失。因此，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重建人们的信仰，“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4]虽然几位大师的观点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但总的来讲，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没有将发展的动力及其道德约束机制放到市场体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也就难以突破完全以价值和人的主观行为来解释这一问题的框架。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放在市场背景中进行考察，则会有新的发现。

市场的含义是指所有那些想通过贸易来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人其购买与销售的活动，一个市场包括想出售的供应者与想购买的消费者。[15]如果市场能够正常地运作，它就能使买卖双方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国家政府减少那些无谓的干预，即是说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障碍。按照乐观主义者的看法，“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16]这种自由主义式的看法尽管有若干缺陷，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那就是能否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发展的关键问题。

问题是，人类社会对这种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商业与竞争活动从来就有很多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故意设置的障碍以保证其统治的安全，因为这种市场的运作很容易使统治者失去其对民众的控制；其二则是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根本无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其三则是没有健全的法治，使市场无法按照某种规则运行。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清教徒的宗教冲动力或是经济冲动力，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它们都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要求利润的驱动与个人的进取精神相结合，但要它发挥作用，也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疆界内才有可能。由传统与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无形的条件制约着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发育，而当西欧萌动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潮流时，只有英国具备了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力能够合理发展的条件。

首先，自诺曼入侵以后，英国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王权，使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能够逐步形成。而历届英王为了自己管理的需要，扩大了国王诉讼的范围，使得英国原有的各种司法体系能够相互融合，并产生了在原有的各种习惯法基础上的普通法。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英国的法律体系具有一种国家的司法管理与各种习俗相互制约，寻求合理解决冲突的传统。而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为英国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保障。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因此，英国较为合理的司法制度为保障生产者的权利，刺激其产生积极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与当时的其他大陆国家相比较，中世纪的英国由于这种独特的司法体系减少或避免了封建领主和封建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任意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的原始积累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其次，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它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在政治上保证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较快地发展。自大开始，英国的政坛上就出现了诸侯与国王的较量，在冲突中，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诸侯最终获胜，获胜的是一套合理的政治体系与相应的制度，专制王权受到了制约但同时又能行使一个民族国家的职能。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特点的著作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在一个政权相对稳定，能够独立行使的民族国家内，经济与贸易开始繁荣起来，英国随之开始了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利益的斗争。随着几次重要的对外战争的胜利，英国确立了其海上殖民强国的地位并开始了殖民扩张。一些得到英国女王特许状的公司在殖民扩张中起了重大作用，如东印度公司在成立后15年间其贸易站就发展到了20多个。这些公司在进行罪恶的殖民扩张的同时，也建立起了现代公司与企业制度的框架，为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城市作为商业放繁荣的重要标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处于航海与贸易交通要道的伦敦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一些现代雏形的金融体系开始在这个城市建立，进一步加速了市场经济的运转。

可以说在近代初期，英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与桑巴特的理论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因为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只有在一种能够合理谋利的制度框架中，它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效能。由于真正理论层面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的，现实的市场需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去约束，才能使其有效地运转。因此，英国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硬件环境，对市场经济运行显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实践也表明，具备硬件环境虽然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在同样的条件下，需要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激发人们潜在的经济活力。

桑巴特的的学说分析了人们追求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追求财富的动力，而韦伯的理论则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欲望只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进行表达。

这种混合的精神，既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又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制约机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软件，于是，在众多受新教影响的地区，只有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法治，议会，银行等硬件，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精神软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历史同样也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非欺诈经济。

这种信用的培育需要对人们观念和素质的革命，需要有一种相应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变化，也就在这一点上，清教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框架；但同样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也对这种信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为双方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商业关系，基本的信用就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市场的制约如果不是与道德的制约更为重要，那麽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有着双重的机制，即世俗的动力机制（桑巴特的理论为代表），与宗教的动力机制（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其道德制约机制也是双重的，即世俗的（市场游戏规则）与宗教的（新教精神）的制约。但无论清教精神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天生的，市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即自己的文化传统，司法制度，政治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等诸方面的情况来培育、建立与运转。而一个民族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如何将这双重的发展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会继续成为一个学术界与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注释：

[1]皮特·马赛厄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PeterMathias“Thefirstindustrialnation”）伦敦1986年，第1－8页。

[2]罗克斯伯勒《低度发展理论》（I.Roxborough，“TheoriesofUnderdevelopment”）伦敦1979年版，第2－3页。

[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90页。

[4]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1页。

[5]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HaroldPerkin“OriginsofModernEnglishSociety”）伦敦1985年版，第3－

4页。

[6]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第142页。

[7]津留宏与泉宇佐《结婚心理学》上海1986年版，第57页。

[8]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45－47页。

[9]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Luxuryand

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50－51页。

[10]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71页。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9页。

[12]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61－90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1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7页。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5篇

摘要：理性化是西方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西方企业取得成功及其管理学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文章在对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制度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制度因素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条件，而人文因素才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内在驱动力，西方的人文精神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动因。

关键词：管理理性化；制度因素；人文动因。

回顾西方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能有今天的成功以及引以自豪的管理理论体系，完全是和它们在管理中所体现的理性化密不可分的，这种理性化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在管理领域的集中体现。可以认为，在西方管理学体系中，理性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人们对理性的假设是普遍存在的，并具体表现为科学化、制度化、科层化等外在形式。[1]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近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各种理性的制度因素及西方特有的人文因素、文化结构分不开的。而在西方管理中所体现的理性化因素则完全植根于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我们在对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时也离不开制度和人文这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形成管理理性化所必要的制度因素

（一）商品文明与经济理性的形成

管理文明根源于成熟的商品文明，管理理性化产生的先决条件是理性经济环境的存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完全演进是西方管理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商品文明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遵循“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其行为都是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种经济理性决定了企业管理行为必然呈现出理性化的色彩。

（二）产权制度的法律保证

产权明确才能权责清晰。一个在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能够明确界定交易边界，有助于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其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提高社会合作效率。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通过制度的力量塑造出有着强烈逐利欲望的健康经济主体，使企业的财产权和剩余索取权有着明确的收益人，保证企业所有者的各种经济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理。

（三）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

管理理性化造就了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反过来，这一阶层的形成又成为保持管理理性化的重要基础。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理性选择。因而，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是从职能上来定义企业家的。比如，熊彼特就认为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突显了企业家理性精神的核心和实质。

（四）健全的人才交流市场

从整个社会来看，健全的人才交易市场能够保证每一个企业的活力。没有人才的合理流动，也就无法实现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直接导致企业的用人行为缺乏理性。只有在一定的人才市场压力下，企业内部才能按照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的原则建立起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才能实现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个人的成长。因此，合理自由的人才流动是企业管理行为及其员工工作方式理性化的基本保证。

（五）完善的价值评价机制

企业中一套良好的价值评价机制不仅有利于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通过价值评价机制可以促使企业克服短期行为，从而理性地将企业的近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同时，对于企业员工而言，完善的价值评价机制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业绩考核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每个成员的价值和贡献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促使每个成员的工作行为趋于理性化，以达到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双赢的局面。

二、人文因素才是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内在动因

上述各种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于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引导管理理性化的产生和发展。但是，我们在广泛穷诘各种制度条件之后，发现这些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条件，应该看到，在一些社会中这些因素并非完全阙如，但依然很难在管理中形成理性化，比如中国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后，可以说上述制度因素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育，但管理理性化因素在企业中仍然遇到很大的障碍。而在西方社会里，当这些制度因素一旦具备以后，管理理性化也就顺乎历史潮流地自然表现出来，为了探究这其中的巨大差异，我们必须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能够表现不同社会文化的人文因素。

应该看到，人文因素才是管理的母体，它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内在驱动力。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雷恩（Daniel）所说的那样：“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当前文化的影响。”[2]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人文因素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因而其管理思想、管理行为和管理手段也就各有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人文因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在东西方不同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是人文文化、伦理文化，它强调人性本善，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的和谐。和西方的防范性管理不同，东方管理具有引导性的特点，即通过特定的途径，使员工接受企业准则和伦理，从而形成自我管理、自觉管理的特点。这一管理不妨称之为“柔性管理”，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突出了人性的重要性，加强了对人基本信条和价值理念的关注，但是，在以“情”为纽带进行管理的同时，忽视了“法”的重要性，增加了企业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表现为管理行为散而乱，并且依赖群体的惰性思想，抑制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3]

东西方文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能绝对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两者都有不利于管理发展的消极因素。在中国企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和承认东方管理模式中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中表现出来的严重缺乏管理理性的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而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近代工业革命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自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W.Taylor）提出科学管理以来，管理学的发展便始终带有西方理性化人文精神的全息特征。因此，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西方人文精神在其管理理性化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巨大的驱动作用的。

三、西方人文精神与其管理理性化

（一）西方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

个人自由主义原来的含义不过是指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后来发生了重大的社会意义转变，西方人把个人自由主义贯彻到经济和政治制度中，成了西方传统精神中最为独特的理想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强调以人为本位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强调个人成就和个性至上，在西方看来，只有靠个人去奋斗、拼搏和冒风险，而不是利用投机取巧、歪门邪道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成就才是真正的本领，因此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更趋于理性化和个性化。西方人对自由的探求侧重于向外，以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为达到自由的途径和手段，这就促使人们去创新和进行发明，人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而很少考虑某个专家或权威的理论和看法，所以科学文化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基于这种个人自由主义，西方人反对在前人的成就中去探索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东西，而主张进行独创。在这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文精神下，理性得到了孕育，企业家阶层以其创新精神在社会范围内迅速崛起，为企业的发展和理性管理的形成提供了动力。

（二）西方“天人相分”的思维观

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尤其是到了中世纪，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天人相分”这种在对立中求统一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对客体的分解能力强，具有分解思维、逻辑思维的特长，善于将事理细密解剖和层层推衍。西方的管理理性化正好符合了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泰罗制这种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在美国推行开来的原因之一。

（三）韦伯宣扬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不仅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经济制度范畴，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文化学范畴。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以欧洲理性主义为精神基础、以理性的具体核算为集中体现的，具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体系。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合理而有系统地追求预期利润并节制消费的态度，并且以劳动为义务，以履行个人的职业责任为天职。其理性之处，不在于增强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4]而在于为个人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一种伦理上的约束力。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不仅能培育出严格的自我约束力，激励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世俗工作，而且能在近代经济秩序中培育出合法地赚钱就是美德的价值观念。这种劳动和赚钱的态度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经营，而资本主义经营也正是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中吸取其最合理的精神动力。同样，作为社会人文精神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缩影，西方管理中的理性化就充分体现着这种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瑞典]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雅努斯因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董四代。文化观念创新和管理革命[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