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技术论文范文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高效环保的治虫技术是发挥生物种群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达到自然调控的策略措施之一。既有悠久历史，成功经验，又有新科技新发展新成就，更有建设生态城市的新导向。如能在行业内外被关注，进一步推行，必将取得更大成效。

如今，绿色农业的概念被提出来。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工业装备和先进管理经验，以促进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倡导农产品标准化为手段，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利用生物、生态和物理机械等治虫技术来防治病虫害，已成为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手段，也是绿色农业生产工作中病虫害防治的必然选择。高效环保的治虫技术是发挥生物种群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达到自然调控的策略措施之一。既有悠久历史，成功经验，又有新科技新发展新成就，更有建设生态城市的新导向。如能在行业内外被关注，进一步推行，必将取得更大成效。

1.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的特点是对人畜安全，无污染，不形成抗性。

1.1虫治虫

以虫治虫利用天敌昆虫防治害虫称为以虫治虫，其中包括益螨的利用。利用天敌昆虫是生物防治应用最广、最多的方法。按天敌昆虫取食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

⑴捕食性天敌：捕食性天敌种类很多，其中效果较好。常利用的有瓢虫、草蛉、食蚜蝇、食虫虻、以及捕食螨类等，这类天敌一般食虫量大，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必须吃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虫体才能完成发育。因此，在自然界控制害虫的猖獗作用十分明显。

⑵寄生性天敌：这类天敌寄生于害虫体内，以其体液和内部器官为食，使害虫死亡，主要包括寄生蜂和寄生蝇。

1.2生物农药防治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以及通过仿生合成具有特异作用的农药制剂，是今后农药产业中的朝阳产业。生物农药包括：微生物农药、农用抗生素、植物源农药、动物源农药和新型生物农药等几大类。

⑴物农药：指利用具有繁殖能力的活体微生物或活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制成的真菌制剂、细菌制剂、病毒制剂、昆虫病原线虫、昆虫病原立克次体等。

⑵抗生素：如春雷霉素、农抗120、中生菌素、浏阳霉素、链霉素等，已经广泛应用的产品有防治水稻纹枯病的井冈霉素，高效、广谱的杀虫、杀螨剂阿维菌素等。

⑶物源农药：植物性药物源有鱼藤、烟草、除虫菊、鸡血藤、雷公藤、苦树皮、黄杜鹃、百部、艾、穰、蒜、葱、韮、、牡菊、苍耳、芫花、巴豆、苦参、附子、茶叶等。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植物源农药的开发也成了时尚，是绿色生物农药的首选。

⑷物源农药：指动物体的代谢物或其体内所含有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主要包括动物毒素如蜘蛛毒素、黄蜂毒素、沙蚕毒素等，以及调节昆虫的各种生理过程的昆虫激素、昆虫信息素如棉铃虫性诱剂、甘蔗条螟性诱剂及天敌动物农药等。

⑸新型生物农药--转基因农药：指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抗病、虫、草转基因作物。

2.生态控制

病害虫的生态控制，是指通过栽培、管理措施，创造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而不利于病害虫繁殖、蔓延的环境条件，从而达到避免或控制病虫害的目的。

⑴适时播种：病虫害的发生与危害都有一定的最适时期和环境条件，在不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前提下，适当改变播种期，可避开病虫害侵染和为害的最适时期，从而减轻病虫危害。

⑵合理布局及轮作：合理品种布局可以限制病虫害的蔓延与扩散、推迟或减轻病虫危害。轮作不仅有利于作物的生长，而且可以减少土壤里的病源积累和单食寡食性害虫食源，特别是水旱轮作效果显著。

⑶抑病士利用：对许多病害的研究表明，抑菌土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开发利用抑菌土是病害。

⑷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栽培品种的多样化，能发挥天然防护壁垒的重大作用，不仅节省了土地，而且也牡绝了害虫与传染病的大规模侵袭，使农作物免遭灭顶之灾。

⑸稻鸭共育（共作）技术：稻鸭共育是利用鸭在稻田中不断觅食活动，起到捕虫、吃(踩)草、耕耘且刺激水稻健壮生育等多功能效果。

3.物理机械防治

⑴物理机械：常用的是人工用简单机械如竹竿、扫把、网兜等，利用害虫的假死性、群集性等习性来消灭害虫。

⑵套袋栽培：套袋蔬菜无病虫为害、无农药污染，品种优良，产量高，效益好，如果品、黄瓜套袋，可直接阻隔病虫为害，有利于维生素C的形成，保鲜期长，耐储藏，且增产10％以上。

⑶诱杀技术：主要利用害虫的趋性将害虫诱到一处，集中杀灭。

⑷覆盖防虫网、薄膜等直接阻止害虫为害：覆盖塑料薄膜、遮阳网、防虫网，进行避雨、遮荫、防虫隔离栽培，减轻病虫害的发生。蔬菜覆盖防虫网后，基本上能免除菜青虫、小菜蛾、甘蓝夜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棉铃虫、豆野螟、瓜绢螟、黄曲条跳甲、猿叶虫、二十八星瓢虫、蚜虫、美洲斑潜蝇等多种害虫的为害，控制由于害虫的传播而导致的病毒病的发生，还可保护天敌。

⑸人工防治：人工防治是最古老、沿续至今仍在采用的有效病虫害防治办法，是一种省工、省钱、无污染、切实可行的途径，包括人工捕捉、摘除病虫枝及清扫田园枯枝烂叶等项措施，以压低病虫害发生基数。

4.结束语

发展绿色农业可以保障农业生产能力、保障食物安全、缓解生态恶化、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形势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可行之策。随着人们对化学农药弊端和发展可持续农业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使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均有符合人们要求的标准，推广和加强有害生物无污染治虫技术势在必行。"绿色农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扩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赋予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王爱军,袁丛英.绿色生物农药研究现状及发展，河北化工，2006.

[2]刚毅.生物农药研究进展，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O3.

[3]世平,产祝龙.诱导抗性在果蔬采后病害防治中的研究与应用，植物病理学报，2004.

[4]刘雄.应重视农业防治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2006.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1.单一的网络平台无法适应跨媒体融合的趋势

目前多数高校已做出顺应“网络技术条件”发展趋势的举措，不断通过整合网络资源来实现德育教学工作的多元化渠道联合与信息共享，并通过开展一系列学校官方网站、校园信息论坛、网站新闻、网站咨询等宣传平台来强化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然而，其整体传播途径比较单一，缺乏创新性与实效性，存在新闻更新速度慢、内容不充实、网页链接失效等问题，不利于德育新媒体融合的发展。

2.“微主题”的“边缘化”干扰着高校政治理论教育核心价值观

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提升其核心思想道德素质是德育工作的宗旨与根本方向，无论以何种方式、途径施以教育，都不可脱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这一主流理念，然而，“网络技术条件”中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传播、开展存在明显的“边缘化”现象，过度多元化的思想价值使得核心价值理念受到了影响，学生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离奇事件，发表对于热点新闻的个人偏激看法，助长了亚文化的嚣张气焰，偏离了德育工作的核心指导原则。

二、“网络技术条件”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创新思路

1.关注网络舆情变化，实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

追求新潮流与新思想，充分展现自我个性化理念是当代大学生的整体思想表征，然而他们热情、开放的学习态度并不较多地体现在课堂上，相反在“网络技术条件”中微博、微信、QQ以及来往等网络媒介中却大显身手，其主动性在网络传播渠道中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就为德育工作者提供了更多优良契机与可能，需紧跟时代潮流，通过不断关注大学生微信、微博信息来进一步把握其思想动态和行为特征，及时通过分析、定位学生关注的某些网络资源、网络视频来对其进行必要引导，以此达到更深层次上了解施教对象心理动态，加强德育工作预见性与针对性的目的，通过网络互动讨论分享，来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思想价值理念。

2.提高新媒体应用技能，增强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的网络育人能力

“网络技术条件”德育工作教育媒介的不断发展为高校政治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网页浏览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学生发展的刚性需求，德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查询相关新闻知识信息，并且还要掌握最新4G手机与平板电脑的功能和用途，及时学习各种手机参与互动活动以及最新音乐、视频下载技能，认真掌握学生最新社交网络平台、论坛、评论等互动平台思想，以跟上学生的实际操作水平。为此，高校可针对德育工作者开展相关培训指导，以全面提升政治理论队伍的实践操作水平与技能。

3.健全新媒体监管制度，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稻象甲已成为影响六安市金安区水稻生产的主要有害生物。介绍稻象甲的发生及危害特点，分析稻象甲近年来在金安区为害加重的原因，提出了综合治理措施。

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是夺取作物高产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随着各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农田生态环境的变化，危害水稻生产的有害生物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水稻白叶枯病和三化螟的危害大大减轻，而稻象甲、稻曲病以及水稻生长的中后期病害呈逐年加重的趋势，逐步成为影响我区水稻生产的主要有害生物。笔者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初步掌握了稻象甲的发生特点和综合治理措施，现介绍如下。

1稻象甲的危害

2000年以前，稻象甲在我区仅零星发生，未构成危害，一般农民也不了解稻象甲；2000年后，稻象甲才逐渐被农民所认识，不少农民在作物种植过程中曾经深受其害。

（1）高梁育苗缺苗一半。2000年施桥镇旗杆村与安徽迎驾集团签定高梁种植合同。播种育苗后疏于管理，稻象甲防治不及时，10hm2种植计划，移栽5hm2，仅占合同生产任务的50%。

（2）早稻减产30%。2003年施桥镇金斗村桑朝阳户，1700m2双季早稻，抽穗扬花后，发现上部叶片叶尖逐渐发黄、早衰，谷粒不饱满，提前收割后减产约30%。农户不知原因，农技人员现场拔起稻桩检查，确认是稻象甲幼虫为害。

（3）育秧田受稻象甲为害，造成缺苗空田或迟栽改种，影响茬口和收成。

（4）直播田受稻象甲为害，基本苗不足，生育期推迟，危害严重田块翻耕补种、延误农时。2007年施桥镇河口村久户0.23hm2杂交中稻减产达1000kg以上。

（5）玉米苗期受稻象甲为害后，造成缺苗或迟发，整齐度下降，成熟期推迟，减少产量。

2发生特点及为害症状

2.1发生特点

稻象甲又称稻象鼻虫、稻象虫，属鞘翅目象甲科异型亚科，不仅为害水稻，还能取食小麦、玉米、高梁、油菜以及稗草等多种作物和杂草。成虫咬食叶片，幼虫为害新根，以丘陵山区为害较重。我区1年发生1代，多以成虫在稻花、土缝、田边、杂草上越冬，4月中旬前后相继为害各种农作物。

2.2为害症状

稻象甲成虫以管状喙咬食水稻秧苗心叶，抽出后形成一排小孔，被咬稻叶易折断，漂浮水面，水稻分蘖后为害逐渐减轻，玉米、高梁幼苗为害症状与水稻秧苗为害症状相似。稻象甲幼虫为害水稻新根，被害稻株叶尖发黄，叶片枯死，严重时整丛枯死，稻穗不能抽出或形成秕谷，甚至成片枯死。

3稻象甲近年来为害加重原因分析

（1）全球气候变暖。我区冬季气温升高，有利于稻象甲越冬，越冬虫量增大。

（2）适宜越冬及栖息的场所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燃料多样化、农机替代耕牛以及种植结构、耕作方式等变化，使整个农田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稻象甲的越冬和栖息。

（3）稻象甲食性杂。我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不一，给稻象甲提供了丰富的食料，对其生长发育及繁殖非常有利。

4综合治理措施

（1）清洁田园。通过铲草皮、割草或喷施除草剂等措施，破坏稻象甲越冬及栖息场所。

（2）午季作物收获后及时灌水翻耕，消灭部分虫源。

（3）水稻育秧田应尽量选择远离山坡、堤坎等杂草较多的虫源区，并相对集中育秧，减轻为害。

（4）适当推迟一季中稻播期，避开稻象甲为害高峰期，食源植物大量发生后，可以分散稻象甲为害；同时还可推迟水稻抽穗扬花期，避开7月下旬高温热害，增加结实率。

（5）喷撒农药时，不仅要对秧苗喷药，还要对秧田周围杂草喷药，能起到较好的杀灭和阻隔作用，对为害较重的田块，可增加用药次数。

（6）为提高农药的防治效果，可随药配用农田有机硅助剂“展透”，既增加叶片的农药附着率，又增加农药对害虫的渗透性。

（7）早中稻本田防治稻象甲可选用锐劲特、毒死蜱、三唑磷等，也可用有机磷和菊酯类农药混剂对水喷雾防治成虫取食叶片，拌毒土撒施防止幼虫为害水稻根部。

参考文献

[1]高成，郭书普.农业病虫草害防治大全[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程满枝，张传根.皖南山区稻象甲回升原因及其防治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7（9）：78，80.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1.1运河治理河道疏浚工程

1.1.1前期工作

①供配电。根据工期及工程施工特点，确定单泵疏浚工程量，再据此安排需要水下泥浆泵和接力泵的数量，从而确定所需电源总容量。再根据落实可利用的电源，确定需新增的变压器容量和位置。

②排泥场设置。根据图纸落实排泥场位置，按排泥场的性质（筑堰、填塘、抬田）确定排泥场容量，排泥场容量不小于疏浚土方量的1.1倍。

1.1.2施工测量放样河道疏浚前，根据施工图进行实地放样，放样的精度应满足规范要求，对河道中心线、底角线、3.0高程线，桩号起讫点等应设立清晰的标志。施工前对勘测单位提供的测量控制点、水准点及河道断面土方量进行复核，补全丢失的控制点和水准点。疏浚设计位置应以明确标志显示，每300m设置一观测水尺，施工过程中经常校测指示尺，及时调整疏浚深度，使疏浚后的河底高程符合设计要求。

1.1.3排泥管线布设排泥管线应平坦顺直，弯度尽量平缓，避免急弯。出泥管口伸出围堰坡脚以外的长度不宜小于5m，并应高出排泥面0.5m以上。

1.1.4施工作业面划分将立新河每25m全断面划分为一个作业面，每200m划分为一作业段；将如海运河单面每25m全断面划分为一个作业面，每200m划分为一作业段。

1.1.5合理布泵疏浚中标单位施工作业组按照断面施工图纸、施工段土质情况、机械性能合理布设疏浚冲挖点。疏浚时勤检测、勤移泵，每施工段结束后要及时检测，不合格的及时返工，做到施工一段合格一段。疏浚时按检测要求严格控制超深、超宽，不影响岸坡的稳定。吹填土进入积土区后，同样需要勤移管，调整出土位置。积土区顶面高程允许偏差±50cm，顶面平整度10m×10m范围内落差≤50cm，积土区顶面不能出现明显的坑塘和倾斜现象。

1.1.6施工单位自检河道疏浚成型后，对河槽中心线、河底高程、横向浅埂长度、纵向浅埂长度、挖槽单侧超宽、河坡超欠面积比等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疏浚工程施工技术规范》（SL17）和江苏省地方标准《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标准》要求。横断面每25m检测1个断面，纵断面一般在河槽中心线位置检测，河槽较宽时应在中心线两侧1/4河宽处加测。横断面边坡及河底两侧1/4范围测点间距应不大于2m，河底其他范围测点间距应不大于5m，纵断面测点间距应不大于5m。发现欠挖点时，应分别在纵向、横向加密测量。

1.2运河治理抛石护岸工程

1.2.1石料质量控制石料采购中，特别需强调石料的质量和数量。

（1）石料质量：石料应无风化石、水解石，无泥块，块石含泥量不大于10%，块石密度<2.4t/m3。试验需进行第三方检测。

（2）石料粒径10~30cm，超逊径块石<10%。

（3）石料采用已考察过的山场及认定的石料品种。中标单位要派员在供货地点检查质量、监磅数量，在源头上控制石料的质量和数量，保证不合格的石料不上车装船，过磅单随船带至工地查验。

1.2.2石料运输

（1）石料运输船只必须有相关的手续。

（2）石料运输船主必须服从施工单位的调遣及管理，承担安全责任。

（3）石料运输船到工后，须听从施工单位的安排，停靠在施工单位预先划分的停泊区内。

1.2.3石料验收

（1）施工单位对到港船只的石料先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再报监理、业主进行验收。验收组由施工、监理、业主、船主代表4人组成。

（2）验收的内容检查石质（无风化石，水解石，测量块石料径），丈量船只载石重载水线及压仓水线。运石船经验收合格后，在停泊区等候调遣至抛区。石料抛完后，四方代表再登船验收空载水线，计算载石量，共同确认签字。

（3）抛石测量放样施工单位对施工抛区按设计图纸进行测量放样，确定抛石区域的纵横控制线。按抛石船的作业范围及设计确定和划分小抛区，计算各小抛区的设计抛石量。每个单位工程分如海河、立新河分别向监理报审测量放样资料，内容包括：抛区的布置，抛石外缘线的控制方法，仪器的架设及抛区尺寸的量取方法，抛石船、运石船的布设位置，抛石船、运石船与抛区的相对位置控制等。测量放样资料报审经监理审查认可后方可进行块石投抛。

（4）石料投抛抛石船、运输船根据测量放样成果即可开船进行石料投抛，石料投抛的顺序为先深后浅，先河底后河坡。

（5）石料投抛时注意

①按运石船提供的单吊网兜吨位，确定小抛区投抛的网兜数量。

②按每个小抛区的网兜数量，确定网兜在小抛区布设。

③抛石过程中适当考虑坡面石料下滑因素以及抛石的离散因素。

④每条运石船抛完经空载线验收确定后重新计算小抛区的实际抛石量，小抛区的抛石量控制在95%~105%之间，若小于95%必须补抛。

⑤抛石过程中，及时检测抛石覆盖情况，抛区间应不留空档，抛石厚度达到设计厚度。

⑥水上部分需进行人工整坡，做到石料与土坡“顺、齐、空”。顺：抛石与土坡顺接；齐：抛石顶角线、高程线走向一致；空：抛石与填土间密实，土工布与土之间填实。

⑦土工布铺设。按设计要求，高程1.20m以上坡面应铺设土工布。a.土工布的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有出厂合格证及相关技术参数的证明资料并取样复试；b.土工布应铺设固定后方可抛石；c.土工布间搭接长度应符合要求，填土部位的土工布应理顺、贴合，防止漏土。

2运河治理采取的措施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是我们做好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核心。在项目管理特别是质量管理方面，建设单位是主心骨、负总责。为确保工程质量，工程建设处专门设立了质检科，从事质量检查工作，并协助质量监督工作。质检科由具有丰富施工经验的人员组成，并专门配备了断面测绳、水深吊绳、水准仪、超声波测深仪等测量设备。质检科质量检查人员每天在施工现场巡视，及时抽查施工作业组的施工质量，指导他们根据当地的土质条件、当时的水深、机泵性能适时调整施工方法，以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和工效。在河下疏浚土方时，施工技术规范中明确提出了河道疏浚的标准和质量控制要求以及配积土围堰的构筑及维护、单泵出土量估算、超深超宽的允许偏差值等技术要素。在施工期间，工程建设处要求施工单位按照勘测单位提供的河中心偏心距，先在河面上测放5条控制线：1条河道中心线，2条河底角线，2条高程为3.0m的河口线。施工作业人员依据这5条线设点布泵，逐渐推进，确保疏浚土方在河床设计断面范围内。疏浚施工过程中，机泵作业人员必须逐点检测疏浚深度，这是质量控制的基础。单泵完成连续单边长度大于50m后，作业组先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报施工项目部复检，项目部每25m（随机抽样）复检合格后，作业组方可移泵至下一作业区。本作业区未经验收合格，不得进行下一个作业区的施工。施工项目部对全断面连续合格长度大于200m的河段，报监理及业主进行断面检测。工段完工后，施工项目部每25m选择断面须系统检测合格后，报建设单位及监理进行工段完工检测验收。检测验收时，随机抽测河床断面，横向测点间距2m，同时利用测深仪纵向检测河下深度。这样，可在水下形成纵、横双向检测网格，确保疏浚达到标准。在抛石工程施工技术规范中明确提出了抛石工程的标准和质量控制要求以及石料的质量、小抛区划分放样、石料抛投方法及量的允许偏差值等技术要素。在施工过程中，水下抛石是以石料的质量和到工数量为主导的，关键是要把好石料质量和数量关。在这方面应重点做好以下两项工作：首先，要求施工单位组织石料采购组常驻采石场，现场检查石料质量，对不合质量要求的石料一律拒绝装载上船，把好石料源头关；同时，工程建设处和监理单位派员去山场对石料质量进行现场检查。其次，抓好到工石料验收关。运石船只到工后，停泊在指定的停泊区内，石料先由施工单位自验合格，再向监理和业主报验。监理和业主接到报验通知后，组织专门人员上船验收石料的石质和含泥量，测量石料粒径，丈量船只载石数量。石料验收时，由施工单位、运石船主、业主代表、监理四方人员一同进行，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石料投抛施工中，严格控制抛石位置和抛石均匀度，使抛石量和抛石厚度符合设计要求。总之，要通过控源头、抓现场等方法严格控制石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抛石工程的施工质量。

3结论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各种IMC载休的性能比较

适用于废水处理的理想的IMC载体应该是对生物无毒,传质性能良好,机械强度高，寿命长,固定操作容易,且价格便宜。对按图1制备的琼脂、明胶、海藻酸钙(简称SA)、聚乙烯醇(简称PVA)和丙烯酞馁(简称ACRM)5种凝胶作为IMC载体时的机械强度、传质性能等比较结果如下:1)在5种包埋剂中,琼脂机械强度极差,无实际工程应用价值；2)ACRM凝胶中未聚合的单体对生物有毒,且在聚合过程中发热,对细菌杀伤大;传质性能较差,IMC小球内的微生物增殖不好;固定操作不易；3)明胶强度较低,内部结构密实,传质性能较差；4)SA凝胶和PVA凝胶,机械强度较好;电镜观察表明内部呈多孔结构,对生物的毒性小,固定操作容易。5种IMC载体的各性能比较见表2。对SA凝胶和PVA凝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PVA凝胶的机械强度优于SA凝胶,但SA凝胶的传质性能比PVA凝胶好。将两种IMC小球置于红墨水中,30min时,红墨水沿半径5.Omm的PVA小球径向仅扩散进入0.6mm~0.8mm,而SA小球几乎全部变红。在稳定性方面,SA凝胶易在PO2溶液中溶解,pH>10时,容易破碎；而PVA性能受pH变化影响甚微,但PVA由于交联不彻底,有小量TOC溶出。通过用Na2:CO3:事先将硼酸溶液的pH调到6.7左右,再进行交联,可减少TOC溶出,并可增加高温时凝胶强度的稳定性。综合以上结果,目前较为合适的IMC载体为PVA,但需对传质性能进一步改善。

IMC处理洗衣粉废水效果

随着运行时间及LAS降解速率增加,运行到第八天,降解速率达最大,在进水LAS浓度40mg/L时,在3h内就可将LAS降解97.8%。当进水LAS浓度升高为70mg/L时,LAS的降解速率并没有因为其浓度的提高而降低很多。但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PVA小球的活性有所下降。运行到20天,3h的LAS去除率只有81%。这可能是由于LAS降解产物中有不利于LAS降解菌生长的物质产生,积累到一定量时,导致PVA小球活性下降。采用低浓度LAS进水对PVA小球进行活化培养，可恢复PVA小球的活性，反复使用。半连续试验进行了几个月，结果表明PVA小球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强度，没有破碎。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6篇

高盐水处理技术概述

1热蒸发技术

热蒸发技术主要针对含盐量在4%（质量分数）左右或更高浓度的含盐废水进行蒸发浓缩的工艺，其特点主要表现在：①一般使用物理方法进行蒸发浓缩，有时可见化学法（焚烧、高级氧化等）；②废水处理量普遍不大，有的甚至很小；③处理成本和能耗普遍较高；④固废产生量大，成分复杂，无法有效回收再利用等。热蒸发技术主要有多效蒸发、机械压缩再蒸发、膜蒸馏等技术。（1）多效蒸发（MED）技术多效蒸发是让加热后的盐水在多个串联的蒸发器中蒸发，前一个蒸发器蒸发出来的蒸汽作为下一蒸发器的热源并冷凝成为淡水，每一蒸发器称作“一效”。一般情况下，循环蒸发器的串联个数（效数）在3~4个。根据工艺条件的不同，其工艺流程主要有并流法、逆流法、平流法、混流法四种。在废水处理上，多效蒸发主要适用于高盐份、高有机物含量废水的单独处理，同时配合膜技术实现全范围的“零排放”工艺。（2）机械压缩再蒸发（MVR）技术利用高能效蒸汽压缩机压缩蒸发系统产生的二次蒸汽，提高二次蒸汽的热焓，并将二次蒸汽导入原蒸发系统作为热源循环使用[4]。该技术大幅度降低了蒸发器生蒸汽的消耗量，补充的生蒸汽也仅用于系统热损失和进出料温差所需热焓的补充，节能效果相当于十效蒸发系统，是目前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和先进的蒸发器技术。（3）膜蒸馏（MD）技术膜蒸馏是一种以蒸汽压差为推动力的新型分离技术，即通过冷、热侧相变过程，实现混合物分离或提纯。与传统蒸馏方法和其他膜分离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运行压力低、运行温度低、分离效率高等优点，可充分利用太阳能、废热和余热等作为热源。根据膜下游侧冷凝方式的不同，膜蒸馏技术可划分为接触式、空气隙式、气扫式和真空膜蒸馏四种形式[5]。近些年来，膜蒸馏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与膜分离技术相同的问题，如：膜污染、结垢堵塞等，应用领域还不是很广泛，可商业化运行的技术难题仍需进一步解决。

2膜分离与热蒸发组合技术

随着国家及地方针对煤化工废水排放的环保政策与要求的不断深化，高盐水处理的工艺组合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与研究，正向多样化、可协同处理的成熟路线稳步发展。该组合工艺最大的优点在于工艺的选择性多，水质适应性好，可根据脱盐规模大小、水质要求、地理气候条件、技术与安全性、投资来源与管理体制等实际条件形成不同的处理方法。该工艺主要采用了石灰石软化、超滤、反渗透、热蒸发组合技术。其中，石灰石软化预处理工艺增加了PAM加药系统、高效沉淀器、中和池及二次过滤系统，可进一步提高析出盐分的絮凝、沉降与分离，并具有一定程度的CODcr去除能力。超滤与反渗透的工艺组合是目前普遍采用的除盐技术，处理效果明显，运行较为稳定，适用于TDS＜6000mg/l的含盐废水的再处理、再利用，回用水率可达70%以上，膜使用寿命可达3年。外排的浓盐水可通过DM（蝶式振动膜）装置进行回收再利用，其最大优势在于膜污染控制效果好、水质适应性强、能耗较低，污水回收率最高可达85%以上，并同时设置了机械压缩再蒸发系统和盐分离器，使盐水得以完全分离，达到“近零排放”的处理需求。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7篇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心理治疗；本土化；本土心理治疗

要探讨心理治疗本土化和本土心理治疗，首先需要对两者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从语法角度看，心理治疗本土化是一个动词性短语，本土心理治疗是名词性短语，两者都涉及本土，然而两个短语意思差别却很大。心理治疗的本土化是指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一国、一定区域或民族在引进或使用外来的心理语言、理论、方法、临床治疗操作规范等方面时与本国的语言、文化、社会、人文等实际特点相结合，并使其成为本土心理治疗一部分的过程。本土心理治疗则主要是指治疗的内容，是将西方治疗模式的概念、理论、方法、测验、治疗操作规范等加以修订，使治疗与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1]。本土心理学的关键在于构建出植根于靶文化之中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而不是依赖所引入的西方概念框架和方法[2]。贾林祥、叶浩生提出本土心理学至少应符合如下条件：一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二是自主性；三是体现和反映当今社会的文化特点；四是有独到的概念体系及研究策略[3]。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在其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及一些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随着西方心理学的传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有些已经现代化，还有些没有与西方心理学进行深入结合的，也当属本土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的本土化以及本土心理治疗的产生是心理学发展全球化的结果和产物，如果将各国的心理学理解为非线性混沌理论中由于不同的初始值而出现不同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的话，那么混沌理论的普适性[4]决定了心理治疗可以本土化，即在心理治疗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心理治疗吸收了外来心理治疗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东西，因为只有外来心理治疗方法中具有普适性的东西才能适用于全人类的心理治疗需要。既然主流的心理治疗以及任何其他本土心理治疗都不能完美地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心理治疗，那么本土心理治疗将会成为继续全球化的媒介[5]，促进世界心理治疗的发展。

一、心理治疗的本土化

（一）心理治疗本土化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

心理治疗本土化并不是心理学家们自己提出来的概念，它是在主流心理治疗向本土流传和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临床治疗的心理工作者们不自觉地将其与本土文化、历史、人文、社会等进行结合，吸取了对治疗有利的精华或者说那些具有普适性的部分，去除了不适合的部分，构建出植根于靶文化的、与任何其他心理治疗都不相同的心理理论和心理治疗方法。因此心理治疗的本土化是自发的，这一过程首先客观存在，而后才被提出来，这也是本土心理治疗产生的过程。

（二）心理治疗本土化的两条途径

心理学本土化的途径主要有内源本土化与外源本土化。内源本土化是指理论、概念和方法从某一文化内部产生，本土性的信息被视为心理学之诞的最初来源；外源本土化是指引进某些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将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当地的文化背景[6]。那么心理治疗的本土化也应该是与之对应的两条途径（心理治疗内源本土化和心理治疗外源本土化），采用内源本土化心理治疗途径的工作者，中医心理治疗当是他们的主流。属于心理治疗外源本土化的，多是有过出国学习西方心理学的经历，或接受过西方心理学培训的人，以从事西医或西方心理治疗为主。

（三）心理治疗本土化，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中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性和群体特征的行为习惯。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都是在心理治疗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地方。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看，在咨询动机、咨询效果、咨询关系上，西方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都不完全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心理问题[7]。现代系统的心理治疗理论及操作技术大都产生于西方，而心理治疗的理论建构、价值取向和具体操作会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概念、技术在应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咨询时往往会产生不相容性和矛盾[8]。在缺乏文化适配性的前提下，心理咨询的普及与推广可能会造成表面的繁荣，却掩盖了存在的问题或者转移了人们对更为本质问题的关注。由于其涉及人的价值观与文化性格，尤其是文化的影响，当借助西方心理咨询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时，必然会带来基于文化差异的偏差。任何个体的复杂而高级的心理和行为，都浸润了他所生存社会的独特文化性格，用超越时空、外来的理论去认识、解释、治疗，只能制造出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歪曲和误解[9]。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中医心理学，可能是最典型的本土心理治疗方法。

二、本土心理治疗

在几代中国心理工作者努力下，中国的本土心理治疗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可以从外源性和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方法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一）外源性本土心理治疗

1. 认识领悟疗法

认识领悟疗法是钟友彬及其研究小组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的文化特点设计的，也被国内同行称为“钟氏领悟疗法”。它主要将精神分析疗法与我国东方文化相结合，把精神心理疾病治疗的重点放在对临床症状与幼稚心理模式的分析上。认识领悟疗法认为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病理本质是：患者对当前现实困难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形成都与心理模式密切相关，而心理模式的形成又受到早年经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既重视对当前症状的分析，又重视早年经历的影响，站在成年人立场上分析患者症状的幼稚性，使领悟达到成熟，是一种创新。认识领悟疗法主要的适应症是强迫症、社交恐惧和性变态。

2. 悟践疗法

悟践疗法（comprehensive practice therapy）又称悟践心理疗法，是1958年在治疗神经衰弱症病人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开始称为“综合快速疗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医学心理学基础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工作在“”后的复兴，李心天、郭念锋等出于对健康与疾病、生理与心理、个人与社会等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人性主义理论，并将综合快速疗法正式改名为“悟践疗法”。悟践疗法开创了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之先河。悟践疗法的人性主义理论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理论产物；悟践疗法将认知与行为结合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实践特色。

3. 意象对话技术

意象对话技术是由朱建军博士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治疗技术，这一技术创造性地吸取了梦的心理分析技术、催眠技术、人本心理学、东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等。此技术通过诱导来访者想象，了解来访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并通过诱导新意象对潜意识的意象进行修改，从而达到治疗效果[10]。目前关于意象对话技术的研究论文已有六十余篇，其中既有临床研究，也有理论研究。每一种技术都有其优缺点，由于此技术的特点比较鲜明，优缺点也很突出。优点在于意象对话技术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度较高，中国人在形象思维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能对意象进行很好的想象，并且不必去分析意象的象征意义，在咨询过程中可以巧妙地去除“文化屏蔽”，减少阻抗，揭示被治疗者掩饰或保留的心理问题。然而此技术对治疗者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治疗者熟悉意象的象征意义。意象对话技术的治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治疗者的心理健康程度、心灵开放程度以及对患者的关心程度[11]。

（二）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度，内源性心理治疗方法较多，但目前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心理疏导疗法、道家认知疗法和中医创新心理治疗――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

1. 心理疏导疗法

心理疏导疗法由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鲁龙光教授于1984年创立，其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是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疏导疗法以“自我认识、自我完善”为主线的个性改造理论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理论产物，其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治疗原则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实践特色。儒道文化对心理疏导疗法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主导作用[12]，因此将其归为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心理疏导治疗的模式是：不知―知―认识―实践―效果―再认识―再实践―效果巩固。这种治疗是一个循环往复、逐步深入的认知改变过程。所以，其最终目标不仅仅是求得症状的消失，而且是远期效果的巩固。心理疏导疗法的治疗程序是：第一，患者输出信息，提供真实、详实的自传性病情材料；第二，根据患者的材料进行分析，作出初步诊断；第三，治疗信息输出，讲述所诊断疾病的可能原因、本质、特点和治疗方法，取得患者配合，树立信心；第四，患者接受治疗信息，争取做到认识与实践一致，并写出反馈（ 体会）材料；第五，根据不断变化的反馈信息，输出新的治疗信息；第六，整个治疗循环往复进行，由浅入深，消除症状，完善个性，巩固疗效[13]。

2. 道家认知疗法

道家认知疗法是在道家的处世养生哲学和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参考国外成功经验，由杨德森和张亚林等人经过多年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而创立的。它主要是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观念和应对方式来达到调节负性情绪、矫正不适行为和防病治病的目的。道家认知疗法分五个基本步骤。按每一步骤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此治疗程序被简称为ABCDE技术。它强调顺应人的内在本然之性，重视个性的发展，近乎于罗杰斯的强调自我发展目标，但又不同于西方一味追求个人主义，它将中国的道家文化与西方的认知疗法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既符合了外来心理治疗本土化的需要，又把西方认知治疗的操作技术引入了治疗过程，使疗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是目前本土化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中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种。道家认知疗法从创立就存在争议，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一种哲学思想是否能直接拿来作为心理治疗的原则？如何区别思想政治教育、道德伦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治疗？ 道家疗法是否真正适用于神经症病人的实际情况？ 病人是否真正接受了道家思想无法验证[14]。自1995年以来，道家认知疗法在全国16个省市的有关单位进行了临床实践，有关研究结果的陆续报道证实了该疗法的临床有效性。本疗法的适应症不够清楚，治疗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15]。

3. 中医创新心理治疗――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

所谓中医创新心理治疗，就是现代中医人将中医传统心理疗法或身心调节技术结合现代临床心理学的原理或方法技术，进行改造并进行创新研究之后形成的一类中医心理疗法。其中，典型的也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当属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Low Resistance Thought Induction Psychotherapy，TIP）。它是建立在低阻抗学说和意念导入学说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导引、气功疗法与西方的催眠疗法和放松疗法进行融汇，通过言语和行为的诱导，使被治疗者进入从清醒到睡眠这个过程的中间状态（低阻抗状态），治疗者根据治疗需要将言语和行为信息组成的某种“思想、理念、观念”导入给被治疗者，通过暗示最终影响被治疗者的记忆和内隐认知，并达到心理治疗与康复的方法。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具有完整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治疗技术、核心治疗技术、对症治疗技术和相关治疗技术。TIP技术特点包括：把认知（或曰明示）与暗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太极关系；把“低阻抗状态”与“合理权威性”作为一对辩证关系来理解；把催眠心理治疗中的暗示过程设计为一种“意念导入的过程”并形成了“认知行为治疗的暗示化处理”；对精神和心理疾病治疗后期涉及的人格问题进行“再成长治疗”，是一次重要的探索过程；把心理治疗变成了一种“流水线式”的作业过程，还有其技术体系中对各种具体技术独到的理解与灵活多变、整体快速的运用思路，都是在临床实践中的直接体会和经验总结。该疗法本土属性明显，特色突出，优势显著，患者依从性好，操作规范，治疗靶点明确，临床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是我国本土心理治疗中引人注目的方法之一。介绍其理论和方法的著作目前已有中英文版[16-17]，有多个部级课题对TIP技术进行了临床研究，发表的理论和临床科研文章已达三十余篇[18-29]。

三、其他本土心理疗法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对当代中国民众和世界文明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思想，中国本土传统心理治疗思想生于中国绵延五千年的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极强的心理治疗内蕴，对中国人心理健康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为现代心理治疗不断提供滋养，在这些本土心理治疗方法中，有的作为治疗方法被直接提出，有的则是一些身心调节技术。

（一）中国传统心理治疗

中国古代的中医疗法当中记载着大量的心理治疗方法，目前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的如情志相胜疗法、相反情志疗法、中国古代认知疗法、语言开导疗法、中国古代信仰性心理治疗、中国古代行为疗法、物证释疑疗法、情趣易性疗法、中国古代催眠疗法等。但由于从现代临床角度来看，上述疗法应用的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不够，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中医身心调节技术

所谓中医身心调节技术是过去所有针对精神与心理疾病进行治疗的中医药治疗方法和技术，如中医中药、针灸、推拿点穴等，它广泛应用于精神与心理疾病的治疗与调适，是我国目前应用、研究和大众接受最广的一种方法和技术，由于国内外有大量书籍和杂志介绍，这里不再多述。

四、小结

西方心理学的学派和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本土化是各国心理治疗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也需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心理治疗方法技术。多年以来，中国心理学从未走上真正独立发展的道路，心理治疗本土化已成为中国心理治疗发展过程中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它牵涉和影响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世界的进程[30]。然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在将来，经过努力，我国的心理学家和我国本土的心理治疗方法将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界各国的心理工作者在研究与交流中相互尊重，心理治疗的全球化也最终产生出了一些在各国都普遍适用，而又都有自己特色的本土心理治疗。

注：本文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医药治疗抑郁症临床疗效的中美两国评估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2011DFA0960） 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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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劳动；交往行为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4-0030-06

如果说尤尔根・哈贝马斯(JargenHabermas)思想的丰富性会让这个时代的人钦佩不已，应该是毫不夸张的说法。因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许多问题都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密切相关。其中，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论断更是独树一帜。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他非凡的理论勇气及其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对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现实社会和重视人文精神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源脉

20世纪的人类面临十分矛盾的处境。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自律，走向异化，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类的统治力量。显而易见，技术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面对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西方哲学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M・韦伯(MaxWeber)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席美尔(GeorgSimmel)关于合理化与物化的批判、胡塞尔(EdmundHusserl)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批判以及存在主义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剖析等等，构成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深刻，更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是在否定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抑或可以说，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学者对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视域不尽相同，但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贬义的，是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的手段，却是他们的共同点。

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mo)的《启蒙的辩证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20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系统地奠定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在霍克海默看来，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所承诺的那样：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中性的工具；它可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是注定要为人类造福的善的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政治统治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甚至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他断言：“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汽车、炸弹和电影，除非它们之中所含的因素表现出非法的力量，否则它们都会联结为一个整体。”不难看出，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辩证法，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从进步思想作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显然，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范畴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及其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非常激进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对“文化工业”这一重要概念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消极功能。他指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大众传媒技术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娱乐工业借助科学技术手段，以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操纵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并以较之以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至此，科学技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履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霍克海默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毫无疑问，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以及20世纪的文化理论的批判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当属马尔库塞(HerbertMareuse)最为尖锐。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描述了在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的世界中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单向度的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又一重要表述，与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中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两面的性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统治工具，即技术理性的统治。20世纪70年代初，马尔库塞又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用极简练而又极清晰的著名公式表述了技术发展的两重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马尔库塞鞭辟入里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控制是一种比传统“政治暴力”控制更具欺骗性和威力的统治，因为，技术合理性使发达工业社会在行使其统治职能时不再运用强权和暴力，而是借助技术统治的合理性外观――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大众文化提供的娱乐消遣，由此消解人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去。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

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更是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技术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它保护而非消解统治的合法性。他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高效开发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过程中，使人工具化，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自由解放的桎梏。在技术帷幕背后，呈现出人的尊严的丧失。马尔库塞认为，某种技术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人“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成为劳动机器，不再是社会的反抗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人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具有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逐渐消解了，人成为失去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社会失去否定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物质满足状况中，“单向度的人”的“幸福意识已经占了上风”。对此，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技术理性批判是马尔库塞最具特色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哈贝马斯毫不讳言：“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

二、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扬弃

可以肯定地说，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总体上是受到了以往许多思想家相关理论的影响，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M・韦伯、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等。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毋庸置疑，哈贝马斯深受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哈贝马斯许多反思科学技术的思想是直接从马尔库塞那里继承而来的。比如，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的观点，不言而喻，就是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的演变。但是，尽管哈贝马斯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传统，却没有沿袭前辈们的研究思路，而是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其理论体系和立足点与前辈产生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核心概念的解读上存在极大的分歧。可以说这一分歧是哈贝马斯扬弃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关键之所在，从而使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更为客观中肯和深刻。

(一)对于“理性”概念的解读不同

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维度探讨科学技术问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特征，他们通过剖析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历史进程，深入批判工具理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异化现象。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具理性就是物化的基础，工具理性合理化的结果导致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理性失去了自身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成为维护现存统治制度的工具。基于工具理性批判这一基本理论框架，霍克海默等人，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现有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功能。

尽管哈贝马斯也强调理性，但是他的“理性”已决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的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中的“交往理性”。因此，哈贝马斯批评指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否定启蒙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仍然局限于意识哲学的思想框架之中，抑或说对科学技术仅仅作一种局限于抽象理性框架进行哲学思考是极不恰当的。同样，基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于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持反对意见。正如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里所说的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同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的观点进行辩论的。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并非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极权性的社会力量。

(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不同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马克思后期思想理论的发展，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却不予关注，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就是指“虚假的意识”。除此之外，他们把意识形态的内涵作了泛化处理，由此认为不仅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且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有其独到的看法，他指出，科学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有形式，而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不能一般地把技术与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同以往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哈贝马斯进而指出，技术统治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标准已经非政治化了，因为它同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补偿政策来为自己辩护，因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

(三)对待科学进步所持态度不同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人的困境不是经济钳制和政治暴力的结果，而是技术理性的奴役所致。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和解放，不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增强，而是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哈贝马斯对此客观地分析到，尽管技术扩张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实践后果：不仅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政治的缺失；而且，科学技术带的丰厚的的物质财富，成为阻止人们反思社会问题的屏障。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一些悲观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科学技术，而是持一种理性化的、相对乐观的态度，试图把技术纳入到话语民主之中，把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统一起来。哈贝马斯以非凡的理论勇气设想：既要依靠技术理性，但又不能被其所控制和奴役；只要通过不断地反思和生活世界的民主实践，就会达到整合文化价值传统，建立合法的社会规范秩序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目标。

三、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独特论述

如前所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与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的尖锐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有着诸多的思想分歧与冲突，他没有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承袭他们的研究范式，而是另辟蹊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视域里使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了独到之处。

(一)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干预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只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并不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从根本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换言之，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的合理性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取代了以交换关系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制度结构，这是促成科学技术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关键之所在，表明科学技术已经被用来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服务，科学技术已然转身为意识形态了。

哈贝马斯之所以考察发达工业社会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用意指向他所批判的核心，即技术官僚的统治。他指出，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原有的联系，改变了原有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关系，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彻底瓦解了，资本主义统治逐渐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之中。众所周知，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对其加以论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再可能返回去求助于前资产阶级的(vorbuerglich)合法性形式来兑现”。国家干预则为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论证。首先，国家通过“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以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促进社会财富增长，进而通过财富增长来补偿工人自由劳动权力的丧失，最后达到缩小生活水平差距，消解社会不良情绪，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由交换失调引发的社会混乱，重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信任。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悄然萌生。

(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生产力”上升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自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der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借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同时也俗化并侵蚀了人们的灵魂。“科技就是力量”已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准则。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是如何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表现为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劳动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控制能力的扩大和人的自我物化的加深。对此，哈贝马斯没有像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那样谴责和批判，而是客观地承认这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在推动劳动的“合理化”过程中，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削弱了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行为”，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因为，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为物的关系，最终导致人的全面物化或异化。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按照技术的手段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则用“补偿”的方法来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用技术的合理性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这样，科学技术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论证，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辩护的目的。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了。

(三)“技术统治论”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的统治和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是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在论证其合法性上借助某种信仰或理论，譬如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自由、平等交换原则等。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是作为非政治的隐形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这种隐性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行为相分离，成功地使政治统治“非政治化”。由于科学技术延伸到社会所有领域，并以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之势态操纵一切，决定一切，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万能为主旨的“唯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科学技术被神化、被泛化，意识形态性被弱化，但是较之于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科学技术变成了偶像。

事实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渗透，传统的理论体系以及价值观逐渐式微，传统意识形态面临着认同危机，即“合法性”危机。危机的具体表征是，国家不能为其统治制度提供合理性论证，不能为其统治措施提供有效性证明，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等等。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便以科学技术的客观合理性来摆脱“合法性”危机，阐释政治权力、论证政治秩序和维护政治统治。为保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政府高度重视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并解决政治问题。在政治活动中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利用科学技术的程序和规则，并将原来由公众讨论的国家政治问题交付于专家组使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技术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的活动通过这些起预防作用的行为导向，被限制在可以用行政手段解决的技术问题上，以至于[国家]似乎可以不管实践问题，实践的内容被排除在它的活动之外。”民众不再关心政治问题而只关心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因正确才被认可的合法理由；不再需要被说服、教育甚至强制，就会趋同于社会；反抗性被消解，否定性被弱化，从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中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政治统治合法化，“国家干预主义(dersta-atlicheIntei'ventionismus)的新政策，要求的是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除此之外，公众舆论的“非政治化”也是促使“大众非政治化”的重要因素。公众舆论本来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和晴雨表，民众通过参与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开展政治活动。然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公众舆论处于政治的边缘化，“它不管实践问题，……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舆论也就失去了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借助自己控制的现代化大众传媒让大众深信：科技是理解和解决一切的关键，一切开始服从于技术统治。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09 — 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 “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 考 文 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3〕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13.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心理咨询技术;社会思潮;本土化

学校心理咨询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为在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的学生提供心理援助。显然,学校心理咨询在学校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学校心理咨询技术――作为咨询员为了达成助人的目的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是完成咨询任务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过咨询技术的运用,我们才能将咨询时所发生的那些复杂的交互影响引导成条理分明的内容;通过咨询技术的帮助,才可以使咨询过程向前发展。因此,学校心理咨询员在具备爱心的前提下,还必须掌握最新的心理咨询技术,才能更好地为学生解决心理问题。

我国学校心理咨询从20世纪80年代正式开展以来,经过20多年的准备和积累后,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学校心理咨询技术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那么未来的心理咨询技术将如何发展?显然我们还没法预测新技术的完全面目,但我们却可以推测新技术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学校心理咨询技术的发展方向应该体现以下几点:心理咨询技术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革新;心理咨询理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并迅速反映到心理咨询技术的革新上;我国心理咨询工作者在引进西方先进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的过程中,应不断地探索适合本土文化和实际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

一、心理咨询技术伴随新科技的应用不断革新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也为心理咨询提供先进的、精密的工具和仪器。如在心理治疗和咨询中,计算机被直接用于临床信息与数据的收集与存储,成为心理诊断的组成部分。许多临床研究用计算机分析与记录临床EEG等生理指标,并通过计算机协助行为治疗,进行自动监测和反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一直在促进心理咨询技术的发展,而计算机科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对心理咨询技术的影响最为明显。

一些西方心理学家预测:在当前使用的38种心理治疗技术中,虚拟现实技术(VR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治疗将会成为未来10年内最重要的心理治疗技术,分列第3位和第5位,一些传统的治疗技术,将会急剧减少。1993年起,VR技术被应用于心理治疗领域,该技术突破了以往心理治疗技术的局限性,具有逼真的现场感和趣味性以及可控的个性化训练环境,在心理治疗中有较强的仿真感和安全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VR技术将更完美地模拟现实,价格更加低廉,应用更加广泛。

近年来,网络心理学的服务已经迅速发展起来。有心理治疗专家预测,通过互联网开展心理咨询在未来10年内将成为第二大快速增长的服务领域。广义的网络心理咨询包括求助者通过专业网站提供的信息,学习掌握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技能,被咨询者通过网站的各种互动功能向求助者介绍心理学知识、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援助的一种活动。网络咨询的显著优点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易于记录和保存、有利于督导和研究。

二、心理咨询技术伴随社会文化与思潮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在心理学史上,伴随社会文化与思潮的不断发展,心理咨询理论流派也不断涌现,如传统的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和认知学派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学派都有自己的咨询理论和技术侧重,如心理分析学派强调释梦的技术、自由联想法等,行为派多使用放松训练法、系统脱敏法、角色扮演法等,人本主义学派则强调人际关系技术等,认知派大多强调认知重构法、高级同感法等。社会文化和思潮的不断前行,必然迅速反映到心理咨询理论中,而心理咨询理论的发展,也必然推动心理咨询技术的变革。

20世纪末,世界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取向,它强调心理现象的建构特性和心理知识的文化相对性。这一取向贯彻到心理咨询领域,就出现了新的理论模型。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是后现代世界观中的一种治疗观点,它强调来访者的事实,而不争论这种事实是否真实合理。在治疗过程中,他们把来访者当做自己生活领域的专家,采用合作伙伴的治疗关系。

人和环境的问题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这实际上涉及生态观的问题。生态心理学认为,人类行为乃是个体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患有心理障碍与疾病乃表示个体行为与环境配合不良,是生态系统失衡的结果。心理咨询就是帮助人们解决个体和环境之间的适应与发展、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等问题。近年来广为流传的认知行为疗法及家庭治疗便是应用此理论的典范。可以认为,生态观将成为21世纪心理咨询发展的大趋势之一。

三、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的本土化

心理咨询中占主导地位的体系是在欧美发展起来的,一经产生便是面向欧美的,而不是面向全世界的,更不是面向中国的;心理咨询理论无不打有文化的烙印,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塑造的心理咨询人员和来访者具有独特性。因而作为舶来品的心理咨询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一个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和消化的过程,即本土化的过程。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一种以中国人为对象的、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心理咨询体系。

实现心理咨询技术的本土化,有专家建议以下方式是可行的:一是洋为中用,发展中国特色。对心理咨询中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进行文化的适应性检验,而后对不符合中国文化习惯或不易被中国人所接受的地方加以适当的变动。二是根植本国,总结升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心理学思想(如道家的清净无为与知足知止、气功治疗等),对中国传统的心理咨询思想及实践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同时有选择地结合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进行咨询和指导,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最终形成自身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体系。三是立足实务,提炼创新。在心理咨询实务中,直面求询者的心理问题,在不带预定理论套路的情况下,不断观察一些有效咨询的实际过程,实事求是地提炼和概括出新的符合国情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

四、传统的咨询理论和技术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传统心理咨询流派是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集中反映了心理咨询理论对正常心理和心理障碍的认识,也是心理咨询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柱。

精神分析理论是当代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重要理论基础,其理论对理解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根源及矫正这些偏态心理、行为都有重要的意义。

行为疗法是建立在行为学习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包括一切通过学习和训练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具体的治疗方法是很多的,如系统脱敏法是行为疗法中的一项基本方法和技术,该方法在矫正不良行为时有明显的效果。

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别谈话治疗,一般用于有心理冲突或心理疾病的患者;二是通过“交朋友”小组进行小团体治疗,主要解决交往障碍和生活中存在的心理问题。此外,罗杰斯、马斯洛的健康人格理论在青年心理咨询体系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当代心理咨询技术发展迅速,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心理咨询技术。当代的心理咨询技术早已融入了传统的心理咨询技术的优秀成分,很多新的心理咨询技术本身就是传统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整合发展而来的;传统心理咨询技术在对应的心理障碍和疾病时具有自身特有的优势,是其他咨询技术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学校心理咨询实践中传统技术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的学校咨询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往往需要到传统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中汲取养分。

参考文献:

[1]郑日昌.心理辅导的新进展[J].心理科学,2000,(5).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13篇

当代信息技术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无疑也包括社会的政治特征,由此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极大地丰富作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的内容。

一、信息技术的政治功能

信息技术无疑是影响当代社会最全面最深刻的技术,它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诸多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信息政治”、“网络政治”等等现象,甚至走向“政治信息主义”:将当代信息技术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提高到决定性的地位,使得信息工具成为政治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以至于信息技术可以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和选择。

这种视角扩展到一般的层面,就是关于媒介技术的政治功能的理论,其中以传媒理论家英尼斯的理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传播系统在实践和空间上的结构(或“偏向”)关系构成了社会机构的基础。他将传播和社会控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空间束缚型(space-binding)媒介,如印刷品和电,它们与跨地域的扩张和控制联系在一起,擅长建立商业主义、帝国,最终发展成为技术专家治国论。另一种是时间束缚型媒介,如手稿、人的讲话,这些媒介相对偏爱关系亲近的团体、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传统的权威。他认为新电力技术强化了帝国的权力,现代媒介产生了控制巨大空间和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媒介技术强国通过传播工业的对外扩张,导致了一个更为极致的文化帝国主义形态。因此,电子媒介的用意并不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而是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由此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与政治领域集权化和帝国主义的可能性;电子通讯还可能极度扩大现代人的空间偏向,乃至通过电子程度最高的先进文化实现对外层空间的殖民化和政治统治。

另一位着名的传媒思想家麦克卢汉以广播和电视的不同来分析它们所造就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模式的不同。广播造成的政治模式是可听不可问,而电视则使西方世界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国家领导人。这样的领袖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部落酋长。卡斯特罗就是这种新型部落酋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依靠大众参与的电视对话和反馈来统治国家,用电视镜头来管理国家。他给古巴人民直接和亲密卷入集体决策过程的经验。他灵巧地把政治教育、宣传和父辈般的指引结合起来。这是其他国家的部落酋长要学习的模式。新型的媒介风云人物要把受众像衣服一样地穿在身上——在本来的意义和引申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就像他穿自己的衣服一样。这样他就成了团体的部落形象。

信息技术能够对政治造成影响,无疑是技术与政治的一般关系所必然体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它表明信息技术的状况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的运行乃至社会的全部状况,或者说信息(传播与处理)方式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它还表明成功的政治家通常具有善于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赢得公众的政治支持的能力,并且还要善于根据信息技术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政治管理方式,这样,信息技术的变迁通常会带来政治图景的变迁。

二、当代信息技术与政治

世界的新图景

在当今的信息技术时代,“电视也好,广播也好,书籍也好——过去的媒介没有一个能够像因特网一样提供类似的一揽子机会和冲击力。由于因特网上的地球村本来就是一种治国机制,所以“信息的撒播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即网络时代对政府的权力集中构成强大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当代信息技术正在给我们的政治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

具体来说,信息技术所造成的主要的“决定性”的政治变化,一是新的阶级的形成,二是新的自由和平等、民主的前景,三是国际政治的新格局,四是政治管理模式的改变。

阶级问题历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虽然阶级由经济问题产生,但集中表现在政治对抗上。社会中阶级的属性及其对抗形式的变化,乃是政治内容的一大变化。政治信息主义者们通常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明确的主张,那就是阶级结构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根本性变化:如果说第二次浪潮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三次浪潮正在产生一个“知识阶级”,它的基础是认识事物,工作时用脑而不是用肌肉。“这个知识阶级拥有系统的信息、想象力,还有生产所必需的其他文化素质。他们拥有生产更多信息的手段;拥有可以说是基本原材料的东西,换句话说,一整套的脑力工具。因此,它是以大大胜过无产阶级的实力而走上谈判桌的。”由此也导致了旧的阶级的功能以及阶级斗争和对抗的消失:“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赋予工人阶级以很大希望,对于某些人而言,工人阶级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因为媒介而变得毫无政治价值,……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当我们与无产阶级道别时,我们也就必须合上有关一个整个政治时期的书,有关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书。”

自由、民主和平等通常被视为政治现象中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在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与计算机的影响下,似乎也在发生着质的改变。一是认为计算机必然造就民主,这就是罗斯扎克所归结的:“信息时代里流传着一个神话,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将带来民主的复兴”。二是由网络所决定的平等和自由将获得极大的发展。网络环境中所有的网民都可以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完全的或部分的匿名也使得言论可以更加自由,“网络环境的信息传播无阻碍状态激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打破层级界限,追求有效和直接的点对点交往。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王国,在互联网上人们通过互动可以自由地交流”,于是网络使人们获得政治信息与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更加便捷。“网上论坛”、“网上议会”、“网上法庭”、“网上政府”的出现促进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和民主要求,而不再满足于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表达意愿并行使权力的方式,而是要求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出现了代议制民主、问接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演变的新动向。由此也导致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信息技术的推广和网络世界的出现会推动民主化进程,出现更加自由、平等和全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社会,“网络民主”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电子信息技术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幅十分美好的政治生活图景。

在国际政治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信息实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几乎所有国家都尽自己的力量来抢夺以信息为依托的权力和财富,并以此来维护由信息技术延伸而来的国家主权、国家地位,以保持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潜力。尼葛洛庞蒂预言:明天的国境线将不得不与千百万条电子通道以及通过它们传播信息的千百万种方式进行竞争,而不再仅仅是由河流、海洋甚至石墙来分隔。基于电子网络技术的国际政治争夺,还导致所谓“网络外交”的出现,它改变了我们对主权国家的认识,这也就是波斯特所说的:“从某些方面看,因特网从根本上瓦解了民主一国家的区域性: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边界变得无效。或者至少是由于全球性的网络所衍生的信息边界问题对传统的地理边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围绕“制信息权”——息主权、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安全人才、信息规则——的竞争与争夺也越趋激烈,从而使信息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新重心。

在政治管理的模式上,仅从现代媒介的发展看,不同的信息技术造就了不同的政治模式,如广播造成的政治模式是“可听不可问”,不能记录任何相左意见和反对声音,听广播的人就像家中匍匐在父亲脚下的孩子,造成了“举国一家的政治格局”;广播时代也造就了20世纪最强大的四位政治领导人: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所以麦克卢汉说:“倘若电视出现在电台之前,希特勒这样的人是不会出现的。”而电视时代造就了肯尼迪,“肯尼迪在许多方面是第一位上电视最成功的总统,他继承了罗斯福广播讲话的驱力和热情。当然,不足之处在于,“广播电视只造就领袖和明星,而不是普通的大众成员”。某种意义上,电视政治就更是一种“精英政治”,相比之下,网络政治更容易被视为一种“大众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也在化约为一种媒体效果,“不管谁是政治演员,或他们的取向如何,都通过与利用媒体而存在于权力游戏之中,位于日渐多样化的整个媒体系统里,包括电脑中介的沟通网络。政治必须架构在以电子为基础的媒体语言上,这个事实对政治过程、政治行动者与政治制度的特性、组织和目标都有深刻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就走向了媒介决定政治的格局,进入到所谓“媒体一政治”的时代:政治角色无论作出重大或微小的决定,都不能不把新闻的因素考虑进去,都首先需要媒体理解、接受并且愿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老百姓宣传。

信息技术对于政治的如此重要的影响,被加以“理论自觉”后,就形成了政治上的“媒体决定论”,抑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决定论,也可称之为技术意义上的政治信息主义,它是一般的信息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在当代政治活动中的体现,其延伸还产生出“信息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等派生现象,形成技术政治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交集地带的新问题。

三、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信息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政治,同时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政治哲学问题: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视角，站在折中主义的立场，座清“向技术学习”与“用技术学习”的多媒体教学边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五年以来，广大教师积极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并开发了一批又一批的多媒体课件，提高了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是，多媒体教学的实践远未像理论上探究的那么理想，实施效果也没有理论上所期望得那么好。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问题。本文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路径和方法。

    一、被混淆的边界: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与多媒体课件

    从教学论的角度看，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则是运用教学方法的一种手段。教学方法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采用的办法。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为了增强教学方法的作用，在运用方法时常结合使用教学手段，教学手段是指为提高教学方法效果而采用的一切器具和设施，或师生教学互相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设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借助有效的教学手段，才能有效运用教学方法。从教育技术学视角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效果，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多媒体课件及其应用。前者可以称为“物”的因素，是一种“物化形态的技术”;后者则是“人”的因素，是一种“智能形态的技术”。“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多媒体课件必须兼具多媒体的特点和课件的特性。多媒体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交互性、集成性、控制性、非线性等;而课件是课程软件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软件，但与课程内容有着直接联系。在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实践中，绝大多数多媒体课件并未满足“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这就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多媒体教学的效果。“智能形态的技术”，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熟练应用“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反映在对计算机(硬件)和多媒体课件(软件)的操控方面，即对多媒体课件的运行条件及其运行平台的掌控水平，有不少教师没有很好地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我们注意，有些教师把多媒体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对立起来。事实上，日常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多媒体教学为惟一追求，排斤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是违背了教学的客观规律。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多数采用的多媒体课件是powerpoint文件，是由教师按教材的逻辑框架、思想理论脉络和课堂教学思路自行编制，能够独立地或完整地表述教学内容的计算机软件。这类课件具有制作技术要求不高、设计比较自由、结构相对简单、操作方法容易、制作成本较低等优点，既适应了教材体系逻辑框架下的教学方式，也适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更新快(内容本身、案例有实效性)的特点及教师对技术掌握的要求。但是，这类课件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尤其是课件与学生之间缺乏交互，而且powerpoint引用外部文件的能力也比较有限，并缺乏控制。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认识到:如果接受过计算机应用的训练并能根据多媒体课件特征及考虑教学需要研制多媒体课件，那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今，如何进一步研制和应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教学，已成为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技术观的冲突:思想政治理论课“向技术学习”抑或“用技术学习”

    在我们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边界被混淆的同时，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即计算机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技术的设计思想及其支撑理论是什么?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美国著名心理与统计学家拉姆斯丹(lumsdaine)提出了教育技术的两源论，以后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塞特勒(saettler )在1968年的((教学技术史》中也加以强调。他们都认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物理科学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行为科学概念的教学技术。前者是“媒体论”的教学技术，而后者是“过程论”的教学技术。考察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思想，与上述两种教学技术观密切相关，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向计算机学习”(或称“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从计算机应用的对象来看，集中在三个方面:学习计算机(learn aboutcomputer)，用计算机学习(learn with computer)，向计算机学习(learn from computer)。“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主要表现为教育工作者往往将技术视为给学生传递教学的手段。拉姆斯丹将这种观念称为i型技术( technology type i)，所强调的是技术所起到的教学辅助作用。我们可以把基于计算机的教学归类为1l型技术，这种技术应用是以软件为基础的，软件的设计体现了科学性的原理。i型技术是强化教师所传授的信息，i<型技术则是根本就把老师给替换掉了。这两种技术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了利用技术传递教学。当代美国知名教育技术专家乔纳森(jonassen)指出，在传统教学中，技术往往被用作是知识传递的工具。人们通过与技术交互，从技术中接受信息并且尝试去理解这些信息。技术作为信息的载体和学生的导师，学习者是“从技术中学习”。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的多媒体教学，更多地体现为教师所选择的一种教学的方式、手段和工具;多媒体课件则是部分教学内容的载体。在月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中，这类课件的设计和应用占有很高的比例，并且是课堂教学的主流。在课堂教学中，技术与媒体常见的作用是辅助教师教学。无疑，设计适当的教学媒体可以提高和促进学习，支持教师的教学。但是，使用的效果主要还是取决于教师。

   相对于“向技术学习”侧重于教师的教而言，“用计算机学习”(或称“用技术学习”)则侧重于学生的学。美国著名计算机专家泰勒(taylor)曾经指出，计算机应用于教育的模式之一是把计算机看作工具( tool )。将计算机用来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是学生的学习对象和学习工具。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可以分为效能工具和认知工具两大类。效能工具(productivity tools)重在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认知工具(cognitive tools)也称为智力工具，乔纳森认为，认知工具是指可以帮助学习者发展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综合思维能力的软件系统，如数据库、电子报表、语义网络、专家系统、多媒体建构工具、微世界、动态建模工具、视图化工具和计算机会议系统等。乔纳森从建构主义出发，主张技术不应该被用做被动的学习者运输和传递设计者信息的工具，而应该作为学习者学习的工具，让学生参与有意义的学习，即“用技术学习”。在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与“向技术学习”相对应的，是沿袭了多年的教师主导型模式。建构主义主张“用技术学习”，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型模式，包括webquest模式、nteq模式、jitt模式等。这种主张对中小学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则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现阶段绝大多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及其课件的探索，是以网络课程的形式呈现的，诸如，各高校开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的网络版等。教师的授课录像、授课教案等在网上，可供学生异步学习或异地下载。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而言，这些资源成了学生的学习工具，丰富和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技术隐喻

    透过教育技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教师如何看待技术和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是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等对教育教学的关注与直接研究密切相关。这些观点不仅影响着教学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和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主张“向技术学习”的观点，明显受到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而“用技术学习”的工具观是建构主义的技术应用观。美国教育技术专家斯马尔蒂诺(smaldino)曾经指出，“在选择和设计教学媒体的时候，对于各种学习理论，教师要站在折中主义的立场，哪种理论有指导意义，就采用哪种理论。”“是人类使用技术和媒体，而不是技术和媒体本身把人机械化。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在教室中摆放了哪些技术设备，而是教师如何指导学生使用这些技术。”斯马尔蒂诺的观点，对于当前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方法和手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借助教学技术通过讲授教学内容来体现。因此，如何创新“向技术学习”，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治理技术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视角，站在折中主义的立场，座清“向技术学习”与“用技术学习”的多媒体教学边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五年以来，广大教师积极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并开发了一批又一批的多媒体课件，提高了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是，多媒体教学的实践远未像理论上探究的那么理想，实施效果也没有理论上所期望得那么好。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问题。本文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路径和方法。

一、被混淆的边界: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与多媒体课件

从教学论的角度看，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则是运用教学方法的一种手段。教学方法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采用的办法。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为了增强教学方法的作用，在运用方法时常结合使用教学手段，教学手段是指为提高教学方法效果而采用的一切器具和设施，或师生教学互相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设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借助有效的教学手段，才能有效运用教学方法。从教育技术学视角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效果，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多媒体课件及其应用。Www.133229.coM前者可以称为“物”的因素，是一种“物化形态的技术”;后者则是“人”的因素，是一种“智能形态的技术”。“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多媒体课件必须兼具多媒体的特点和课件的特性。多媒体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交互性、集成性、控制性、非线性等;而课件是课程软件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软件，但与课程内容有着直接联系。在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实践中，绝大多数多媒体课件并未满足“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这就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多媒体教学的效果。“智能形态的技术”，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熟练应用“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反映在对计算机(硬件)和多媒体课件(软件)的操控方面，即对多媒体课件的运行条件及其运行平台的掌控水平，有不少教师没有很好地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我们注意，有些教师把多媒体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对立起来。事实上，日常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多媒体教学为惟一追求，排斤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是违背了教学的客观规律。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多数采用的多媒体课件是powerpoint文件，是由教师按教材的逻辑框架、思想理论脉络和课堂教学思路自行编制，能够独立地或完整地表述教学内容的计算机软件。这类课件具有制作技术要求不高、设计比较自由、结构相对简单、操作方法容易、制作成本较低等优点，既适应了教材体系逻辑框架下的教学方式，也适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更新快(内容本身、案例有实效性)的特点及教师对技术掌握的要求。但是，这类课件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尤其是课件与学生之间缺乏交互，而且powerpoint引用外部文件的能力也比较有限，并缺乏控制。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认识到:如果接受过计算机应用的训练并能根据多媒体课件特征及考虑教学需要研制多媒体课件，那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今，如何进一步研制和应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教学，已成为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技术观的冲突:思想政治理论课“向技术学习”抑或“用技术学习”

在我们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边界被混淆的同时，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即计算机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技术的设计思想及其支撑理论是什么?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美国著名心理与统计学家拉姆斯丹(lumsdaine)提出了教育技术的两源论，以后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塞特勒(saettler)在1968年的((教学技术史》中也加以强调。他们都认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物理科学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行为科学概念的教学技术。前者是“媒体论”的教学技术，而后者是“过程论”的教学技术。考察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思想，与上述两种教学技术观密切相关，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向计算机学习”(或称“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从计算机应用的对象来看，集中在三个方面:学习计算机(learnaboutcomputer)，用计算机学习(learnwithcomputer)，向计算机学习(learnfromcomputer)。“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主要表现为教育工作者往往将技术视为给学生传递教学的手段。拉姆斯丹将这种观念称为i型技术(technologytypei)，所强调的是技术所起到的教学辅助作用。我们可以把基于计算机的教学归类为1l型技术，这种技术应用是以软件为基础的，软件的设计体现了科学性的原理。i型技术是强化教师所传授的信息，i<型技术则是根本就把老师给替换掉了。这两种技术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了利用技术传递教学。当代美国知名教育技术专家乔纳森(jonassen)指出，在传统教学中，技术往往被用作是知识传递的工具。人们通过与技术交互，从技术中接受信息并且尝试去理解这些信息。技术作为信息的载体和学生的导师，学习者是“从技术中学习”。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的多媒体教学，更多地体现为教师所选择的一种教学的方式、手段和工具;多媒体课件则是部分教学内容的载体。在月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中，这类课件的设计和应用占有很高的比例，并且是课堂教学的主流。在课堂教学中，技术与媒体常见的作用是辅助教师教学。无疑，设计适当的教学媒体可以提高和促进学习，支持教师的教学。但是，使用的效果主要还是取决于教师。

相对于“向技术学习”侧重于教师的教而言，“用计算机学习”(或称“用技术学习”)则侧重于学生的学。美国著名计算机专家泰勒(taylor)曾经指出，计算机应用于教育的模式之一是把计算机看作工具(tool)。将计算机用来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是学生的学习对象和学习工具。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可以分为效能工具和认知工具两大类。效能工具(productivitytools)重在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认知工具(cognitivetools)也称为智力工具，乔纳森认为，认知工具是指可以帮助学习者发展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综合思维能力的软件系统，如数据库、电子报表、语义网络、专家系统、多媒体建构工具、微世界、动态建模工具、视图化工具和计算机会议系统等。乔纳森从建构主义出发，主张技术不应该被用做被动的学习者运输和传递设计者信息的工具，而应该作为学习者学习的工具，让学生参与有意义的学习，即“用技术学习”。在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与“向技术学习”相对应的，是沿袭了多年的教师主导型模式。建构主义主张“用技术学习”，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型模式，包括webquest模式、nteq模式、jitt模式等。这种主张对中小学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则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现阶段绝大多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及其课件的探索，是以网络课程的形式呈现的，诸如，各高校开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的网络版等。教师的授课录像、授课教案等在网上，可供学生异步学习或异地下载。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而言，这些资源成了学生的学习工具，丰富和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技术隐喻

透过教育技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教师如何看待技术和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是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等对教育教学的关注与直接研究密切相关。这些观点不仅影响着教学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和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主张“向技术学习”的观点，明显受到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而“用技术学习”的工具观是建构主义的技术应用观。美国教育技术专家斯马尔蒂诺(smaldino)曾经指出，“在选择和设计教学媒体的时候，对于各种学习理论，教师要站在折中主义的立场，哪种理论有指导意义，就采用哪种理论。”“是人类使用技术和媒体，而不是技术和媒体本身把人机械化。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在教室中摆放了哪些技术设备，而是教师如何指导学生使用这些技术。”斯马尔蒂诺的观点，对于当前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方法和手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借助教学技术通过讲授教学内容来体现。因此，如何创新“向技术学习”，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