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通过实际调查,在分析阜新经济转型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路以及总结阜新发展现代农业成果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阜新发展现代农业进行了理性思考,提出了促进阜新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经济转型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业化

1阜新的自然环境和农业资源

阜新市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北邻科尔沁沙地,东接辽河平原,西靠热河山地,为辽河与大凌河流域上中游浅山丘陵区域。土地总面积10316万hm2,其中耕地面积3716万hm2,林地面积约30167万hm2,草场面积约7万hm2;丘陵山地占58%,风沙地占8%,平原占23%。总人口193万,其中农业人口108万。阜新地区人均耕地约0137hm2,农村人均耕地超过014hm2,为全国人均耕地的4倍。农村土壤、河流污染少,无疫病区。该地区属于北温带亚温带亚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降水集中,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气温年平均在711℃～716℃,活动积温337716℃,年日照时数282617h,是辽宁省日照时数最好的地区。正常年份年降水量在45520mm,大水面蒸发量1789mm,无霜期154d左右。阜新宜牧草场广阔,农民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习惯,发展畜牧业有着较好的基础。粮食年产量15亿kg左右,其中70%以上为玉米,年产各类农作物秸秆20亿kg,大部分可用做饲料,丰富的饲草饲料资源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阜新拥有健全的种畜繁育体系,原种猪场、关山种羊场、阜新种牛场在全国种畜同行业中占有重要位置。丰富的土地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得阜新经济转型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阜新经济转型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1、阜新经济转型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2001年12月8日,国务院将阜新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历经4年的转型实践,阜新市经济转型思路渐渐清晰,即坚持“自力更生,龙头牵动,科技支撑,以民营为主,市场运作”的方针,立足现有基础和优势,构筑“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经济格局,变单一经济结构为多元经济结构。发展现代农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方向,把发展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作为主导接续替代产业。同时培养玻璃、电子、橡胶、氟化工业等一批支柱产业。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走出以煤为主的黑色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建设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绿色经济,建立起阜新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是着重发展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推进阜新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建设一批绿色农业产品生产基地,走“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都市市场和国际市场=高附加值生态农业”的道路,努力建成为辽宁省和全国的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2、阜新市转型发展现代农业取得的初步成果综观4年实践,“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的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渐渐清晰,农业产业化的雏形已初步显现。农业也不再局限于第一产业,而是三种产业的搭接和融合,努力寻求一个链条式的综合式产业。阜新市大力发展了高科技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以及与农业相适应的农产品加工业,由种养业向现代加工业和现代物流业延伸,建设了一批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业园区和农业专业小区;大力发展了以优质牧草为主的饲料作物种植业,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3、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初具规模阜新市现已引进和培育70多家龙头企业,包括河南双汇、内蒙伊利、上海大江、草原兴发、东阿阿胶等国内有知名度的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初步形成了生猪、肉鸡、乳品、肉羊、白鹅、肉兔、杂粮、食用菌、牧草、花卉等14个农业产业化链条,已建成东北地区最大的肉食品加工基地和食用菌加工出口企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条、农产品生产基地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1217%上升到2005年的26%,总量居阜新市第二位,基本完成了培育农产品加工业第一阶段的布局,初步构筑起接续主导产业框架[2]。

4、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总产值增幅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99年的265103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700531万元,增幅达264125%,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14156%,增幅较大。农业(小农业)比重由1999年的6816%下降到2005年的4710%,下降幅度2116%;林业比重由1999年的211%上升到2005年的417%,增幅达12318%;牧业比重由1999年的2819%上升到4714%,增幅达6410%。4年来,林业和牧业呈现较快增长趋势,畜牧业迅猛发展,种植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21213特色种植业迅速崛起经济转型给阜新市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突出表现在以高油大豆、专用玉米、杂粮、食用菌、花卉、专用马铃薯、红干椒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迅速崛起。阜新市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特点是打造绿色品牌,截至目前,阜新市已有4户企业、4个产品、约423313hm2基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16户企业、35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①。特色种植业中,杂粮发展尤其突出。在转型中诞生的香香食品集团、五彩杂粮公司、化石戈谷业有限公司等杂粮加工龙头企业,采取公司与农户签订单的形式组织杂粮生产,使杂粮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2005年种植的约4113hm2杂粮中,为上述龙头企业配套的生产基地就超过约0167hm2。龙头企业的引导和牵动,使小米乳、绿豆乳、红豆乳为代表的阜新市杂粮产品以独特的风味迅速打开了市场。

5、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专业基地建设步伐加快继

2001年国家批准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后,阜新市又相继建立了29个专业小区。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已成立14家农产品加工重点企业和10个研发中心,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专业小区配套设施相继完成。

6、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成倍增长仅在2003年的农村投资中,除国家和地方财政用于电网改造、水利、道路等基础性投资外,分布在乡镇的企业、基地和农户共完成7亿元的投资,是2002年的215倍,2001年的313倍。213阜新市发展现代农业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转型4年来,阜新市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面临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

7、经济转型试点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阜新市作为国家确定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国家和辽宁省的支持多是针对具体项目,多是一事一议,缺乏一种长期有效的机制和统一的政策扶持。阜新市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社保等方面与其他城市没有特殊之处,在招商引资方面不具备优势,没有形成政策洼地效应[3]。

21312项目立项审批难由于阜新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企业规模小,规划上报规模不大,与国家开设的专项项目对路少,很难进入国家计划,在项目争取上处于劣势,争取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扶持项目很难。同时,国家为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停止新批建设用地指标,许多转型项目因用地审批问题而搁浅,土地问题已成为阜新市招商引资的瓶颈。

8、缺乏金融资本的有效支持,项目资金筹措难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阜新地方财政紧张,配套能力较弱,对一些重点项目很难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不利于引进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阜新市是信贷贷差地区,许多信贷资金靠拆借筹措,不良贷款率较高。除4家国有商业银行外,只有1家地方城市银行———阜新市商业银行,在4家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行审贷权已经收到省行,阜新市行只有报送权,没有审批权,经济转型缺乏金融资本的有效支持。

9、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亟待建立调查问卷显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民渴望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盼望尽快建立市场信息反馈体系,能获得正确市场导向;盼望建立健全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盼望建立权威的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使产品符合国际标准;盼望政府不越位,不要强迫命令;盼望健全生产资料市场的法制监管。

3阜新市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阜新市转型4年来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如何在阜新这样一个资源枯竭、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尽快转变,农业发展中应注意哪些问题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

1)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就必须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整合农业资源。

2)发展现代农业应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导,打造特色产业链。人们对农产品加工食品的消费逐年增加,农产品加工业有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当今的国际农业竞争,不再是单个产品、单个生产企业的竞争,而是包括农产品质量、品牌、价格和经营成本、经营方式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的综合竞争。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是对农业资源实行纵向整合、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3)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应以民营为主,依靠科技支撑。民营为主是解决经济发展资金困难的有效途径。在转型投入上,坚持以民营为主,地方政府应为民营经济提供便利,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向一、二产业延伸,促进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按照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4)现代农业必须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世界潮流,也符合阜新市情,是阜新市经济转型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所在。要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旋律,阜新市要力争建设成中国一流的绿色食品基地。绿色不仅包括绿色食品,还包括生态、环境、政府服务、人文和消费。

4加快发展阜新现代农业的改进建议

国家应尽快建立对阜新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长期有效机制和统一政策扶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扶持项目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最终使直接投资项目转变到政策扶持项目。例如,对阜新规模较大的龙头农产品加工企业,国家可以通过国债资金予以扶持;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承包农业园区或养殖小区的下岗职工和农户,由农业发展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对利用矿区复垦地为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而创造的企业,应少征或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免征土地出让金和相关费用等。地方政府及其行政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是转型成败的关键,高素质和富有感召力的政府团队对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阜新市各级政府应积极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建设服务型政府,清理地方性法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标准化、公开化平台,开展一站式服务。

411重视软硬环境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政府应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和服务软环境,树立环境经济理念,用市场手段经营好城市,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优化投资环境,努力打造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城市品牌。对各类投资项目实行保姆式服务,对重大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努力建设良好的政务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人文环境和舆论环境。其次,尽快建立健全包括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气象服务、政策和法律服务以及市场营销在内的相应机制。

412打造知名品牌努力打造几个知名品牌,以知名品牌宣传阜新新形象,以阜新新形象带动知名品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政府应重点扶持象福龙生物科技、比牛哥乳业、田园实业等管理科学、有发展潜力的本地企业,通过辽宁省和全国范围内新闻媒体宣传这些品牌,在打造出全国知名品牌的同时宣传阜新转型中的新形象,打造城市品牌。这样既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同时也有利于招商引。413重视生态建设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加强水利、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把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开发利用放在首位,搞好外引水源和域内水源项目建设,抓好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和节水灌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发展节水型农业。

414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努力提高就业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增强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能力,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水平。同时,要在农业内部进一步挖掘就业潜力,提高农业内部的吸纳能力,扩大、实现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充分就业。

415进一步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步伐一是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二是加快建设种养业良种繁育体系;三是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体系;四是加快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输业,强化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对接,推进贸工农、产加销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五是加快建设农业生态保护体系。

416“先用之于民,再取之于民”既然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型的重点方向,政府就应加大对相关企业和农民的扶持力度,实行“先用之于民,再取之于民”的政策。在扶持中,政府应注意多采用市场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应鼓励银行降低贷款门槛、提供优惠利率、延长还贷时间,考虑给予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户贷款补贴或者提供政策性贷款,帮助解决资金问题。

5结语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需要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优势进行分析,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龙头牵动、科技支撑、民营为主,需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如何实现资源枯竭城市振兴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难题,探索一条符合阜新市实际情况的资源枯竭城市的成功转型之路,不仅实现阜新可持续发展,而且将为中国118座资源城市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这对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平稳实现渐进式制度变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红光1支柱产业强阜新[N]1辽宁日报,2004-12-16(3)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城郊农业”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为了缓解当时城市居民农副产品供给的不足。“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不在于其发展程度的差异，而是其所依附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同。“城郊农业”的提法更为贴切和全面。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依赖于其所依附城市经济的辐射和影响力，但对城郊农业边界的理论探讨尚待进一步深入，尤其在城郊农业区域的定量化研究方面。

关键词：城郊农业；争议问题；边界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2-0044-03

引言

从字面意思分析，“城郊农业”是从区域的角度定义一种特殊的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农业。这一类型农业的区域标志是在城市郊区，有其自身的特征、类型、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因此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我国城郊农业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但有关城郊农业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不少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第二，城郊农业的起源，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什么？第三，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应如何界定？第四，城郊农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休闲体验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对于这些争议，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忽视了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2）对国外城郊农业发展经验借鉴和理论学习方面，过多的学习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研究，而在当时的发展背景下，前苏联学者的经验和研究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更大，但国内学者对前苏联学者的研究重视不够；（3）对“城郊农业”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尚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是：第一，通过对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的回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指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主要区别与联系；第二，对城郊农业的起源，提出了本文的观点；第三，对城郊农业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 毕业论文

一、城郊农业与都市农业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是比城郊农业更高水平的农业（陈龙庭，1998；干经天，2002；刘恒茂，2004；于静涛，2005；薛艳杰、吴永兴，2007）。陈龙庭认为，“都市农业有别于城郊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于静涛对“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城郊型农业”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城郊农业在发展中走“开放性农业”和“创汇型农业”的历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城郊农业发展面临的六个动态变异和四大矛盾。这些描述比较符合现实城郊农业的境况。在对“都市农业”的分析中，于先生指出“都市农业”是由上海学者提出的，并指出其依据是“因为上海是大都市，所以其农业必然是都市型农业”，认为都市型农业是比城郊型更高级别、发展程度更高的农业，并从要素、生产、供给、主体、规模、市场、竞争力和效益八个方面对都市型农业和城郊型农业进行区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异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位于大中城市与传统农区的结合部，既有受到市区经济辐射的优势，又受到被市区吞噬的压力，城乡关系比较密切（赵树枫、张强，1998；方志权、吴方卫，2001）。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笔者认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从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这一类型的农业所依附的城市规模的大小，若所依附的城市是都会城市，则被称为“都市农业”，若所依附的城市为中小城镇，则被称为“城郊农业”。因为大城市较强的带动和辐射能力，其周围的农区率先发展起来，因此，“都市农业”的提法比“城郊农业”更为普遍。 但是，笔者认为，采用“城郊农业”的概念，可能更符合我国实际。

（一）“都市”和“城市”的异同

根据余菊生等人（1998）的研究，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最先起源于日本。“都市农业”一词最早出现于1930年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日本学者青鹿四郎是这样定义都市农业的：“是指分布在都市工商业区、住宅区等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即在这些区域内的农业组织依附于都市经济，直接受都市经济势力的影响。主要经营奶、鸡、鱼、温室、观赏植物、鲜菜、果树等生产，专业化生产程度较高，同时又包括稻、麦、畜牧、水产等的复合经营。都市农业的范围一般是都市面积的2—3倍，集约化生产程度很高”。该文献还指出：在日语里，“城市”被写成“都市”，“城市农业”也相应地被写成“都市农业”。但，“城市”和“都市”一词在汉语语境里是有区别的，从内涵分析，“城市”包含“都市”，“都市”是大的城市。 作文 /zuowen/

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正式提出了“urban agriculture”的概念。并指出：“urban agriculture”是一个地域经济概念，是指位于城市内部各种间隙地，或位于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很高或快速城市化的都市区域内，紧密依托城市并服务于城市，集约经营，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明显的“城市性”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urban”翻译成中文，既可以翻译为“都市的”，也可以翻译为“城市的”。“都市”、“都会”另一个准确的英文词汇是“metropolis”。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持续从事城郊农业的研究。2005年3月、2008年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它们的两部著作《增长的城市 成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和《养育更美好的城市-都市农业推进可持续发展》，从这两本书引用的文献和该中心的主页上可查阅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其中一些英文名字为“town”的周边农区的发展，也被称为“urban agriculture”，而“town”在翻译为中文时，常被翻译成“小城镇”。而“town”周围的农区若被翻译为中文“都市农业”，无疑是不恰当的。 毕业论文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相互关系;人口城市化;就业非农化;土地非农化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5-0104-07

从要素空间转移的角度来看,非农化是指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也是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化的过程,即就业非农化、人口城市化、土地非农化构成城市化的三个方面。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果发展协调合理配置,则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反之则迟滞城市化进程[1]。2005年中国城市化已步入快速转型期,但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4%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更为甚者,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注重人口的空间转换而不是职业转换[2]导致不完全的城市化现象[3],这种现象严重影响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成为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3]。从1996年10月31日到2006年10月31日,中国耕地从19.51亿亩减少到18.27亿亩,10年中净减少耕地1.24 亿亩[4],其中建设占用耕地是每年耕地非农化中比例较大的部分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统计,2003-2006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占年内减少耕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7.9%、19.81%、21.54%和25.18%。由于建设占用耕地不可逆,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将构成农地流失最大的威胁[5]。许多文献对人口与就业,人口、就业对土地非农化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国际上人口和就业关系的争论存在需求论、供给论[6]。同时决定论

[7]的观点。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尺度上对人口城市化和非农化两者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观点为滞后论、适度论、超前论等[8]。在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学术界持有不同观点[9]:①正相关关系;②“库茨尼茨曲线”关系;③人口城镇化不对农地非农化产生影响;④因果关系或不存在因果关系;⑤双向互动关系。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就其中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缺乏整体的视角;同时假定变量的外生性,从而会高估这种可能的影响;应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而忽略因果关系的描述;利用省级尺度的数据,可能会由于样本不足而产生估计有偏的问题。本文在Carlino Mills区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农地非农化变量,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利用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1999年和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截面数据对人口、就业与土地非农化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1 模型构建及方法说明

在Carlino Mills区域增长模型[10]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农地非农化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ΔWORt=β1POPt-1+β2ΔPOP+β3WORt-1+βwΩw(1)

ΔPOPt=α1WORt-1+α2ΔWOR+α3POPt-1+αpΩp(2)

ΔRULCt=γ1WORt-1+γ2ΔWOR+γ3POPt-1+γ1ΔPOP+λ5ΩRULC(3)

方程(1)、(2)和(3)分别称为就业非农化模型、人口城市化模型和农地非农化模型。就业非农化模型说明就业非农化取决于就业非农化、城市人口的初始状态、城市人口的变化以及其他外生变量(ΩwΩp)的影响。其他外生变量包括产品多样化指数(Shop)、基础设施状况(Infrastruct)、是否为省会城市(Dumy Capital)、是否为沿海城市(Dumy Coast)、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Dis capital)、距离最近省会城市的距离(Dis Neacapital)、劳动力年平均工资(Aver wage)、人均耕地面积(Culandper)、平均受教育年限(Capital EDU)以及流动人口(Mob POP)。由于利用非农就业总量数据可能会掩盖不同非农产业部门的经济活动行为,我们将非农就业分为第二产业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相对应的模型称为第二产业就业变化模型、第三产业就业变化模型。

人口城市化模型说明人口城市化取决于就业非农化、城市人口的初始状态、就业非农化的变化以及其他外生变量(ΩW,Ωp)的影响。其他外生变量包括生活质量指数(lifequa)、基础设施状况(Infrastruct)、是否为省会城市(Dumy Capital)、是否为沿海城市(Dumy Coast)、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Dis capital)、距离最近省会城市的距离(Dis eacapital)、劳动力年平均工资(Aver age)、人均耕地面积(Culandper)、平均受教育年限(Capital EDU)以及流动人口(Mob POP)。为避免单一中心模式的局限,除考虑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外,还考虑了距离最近省会城市的距离因素,由于城市的溢出效应,使得距离城市越近,城市对就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就越大,反之距离城市越远,这种吸引力就越小。是否为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些城市在居住环境以及多样化的生产方面优于其他城市,从而对人口和就业产生正的影响。鲍常勇[12]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全国内地31个省会城市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北京,有六个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超过了100万人;从地域选择方面看,近80%的流动人口选择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生活质量作为舒适性指标直接影响人口的变化。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扩张有利于劳动力的引入,直接影响就业的变化。劳动力工资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会增加就业的机会。土地资源禀赋对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人均土地资源的匮乏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农业产出率低下,而在非农产业具有更高的劳动回报率的条件下,大量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农民会迅速向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转移。由于我国城市人口并没有包括6个月以下进城务工的人口,因此本文选择流动人口因素,该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农地非农化模型中,所有同时影响就业和人口的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农地非农化,就业和人口的初始状态及其变化也影响农地非农化。例如,距离城市的距离等接近性因素可能通过人口和就业的变化间接影响农地的非农化,也可能通过可达性直接影响农地非农化;道路越多,交通设施越便利,农地越容易非农流转。鉴于前文对人口和就业关系的探讨,方程(1)和(2)中内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并且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因此不宜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13,14]。我们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就业非农化模型和人口城市化模型进行估计。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农地非农化模型。

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选择的样本是以中国1999年划分单元的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上述模型中的t为2005年,t-1年为1999年。Mills and Price[15]的研究发现人口郊区化10年后就是就业的郊区化,Yohannes G.Hailu[11]和ArauzoCarod[7]在研究中取10年,考虑到数据的收集问题,我们选用6年,当然时期以及时间段的选择可能会对计量结果产生影响。为了消除由于城市规模不同而产生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将数据转换为密度,如Carlino and Mills[10]用每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每人等。同时考虑计量的需要,将控制变量取自然对数。各变量的定义和说明见表1。人口、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工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道路面积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2006年)。流动人口为暂住人口,取1999年-2005年的平均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0-2006);人均耕地面积、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0年、2006年);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距离最近省会城市的距离来源于google网;是否为沿海城市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3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李文杰[16]。采用Eview 5.0计量工具。

3 计量结果分析

计量结果见表2～表4。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滞后一期的截面数据,模型的DW检验值接近于2,因此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由于采用截面数据,解释变量取值变动幅度较大,常常发生异方差现象,为此,我们利用密度数据,并将控制变量取自然对数。对于多重共线性问题,潘省初(2007)认为多重共线性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轻微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不采取措施。多重共线性问题可通过增加数据、相关分析删除一个或多个共线变量得以消除。所有模型的解释程度大于65%,从T统计值来看,比较多的解释变量通过了统计检验,而且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说明这里的估计基本有效。从表2和表4进一步看出当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不变,部分解释变量发生变化时,其他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基本一致,说明这里的估计基本稳健。

就业非农化模型结果(见表2)表明,控制其它变量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城市人口的增加与非农就业的变化显著正相关,符合理论预期,这说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非农就业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对非农就业的增长有显著的解释力。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增加城市人口来增加非农就业可靠。我们将非农就业分为第二产业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2)城市人口的增加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化显著正相关,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化显著负相关。这可能与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成熟有关,“十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中国目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只有30%左右,几乎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前一期的非农就业与非农就业的增加呈弱正相关,这说明前一期非农就业密度高的城市,非农就业的增长较快,进一步说明非农就业的决策取决于前一期非农就业的决策。前一期城市人口与非农就业的增加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前一期城市人口密度高的城市,非农就业增长快。劳动力年平均工资、平均受教育年限、距离最近省会城市的距离,流动人口与非农就业密度变化呈正相关,与预期一致。产品多样化指标、道路密度、是否为省会城市、是否为沿海城市、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人均耕地面积与非农就业密度的变化负相关,与预期不相一致,这是由于不同经济活动行为的差异所致,如这些因素在第二产业就业密度变化模型中与第二产业就业密度变化负相关而在第三产业就业密度变化模型中与第三产就业密度变化正相关不同,这可能与2001年中国开始实施“退二进三”的战略有关,即随着城市的扩张,一些企业从城市的繁华地段退出来,进入城市的边缘或周边进行发展。人口城市化模型结果(见表3)表明,控制其它变量以后,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人口的增长正相关,这说明随着非农就业的增长,城市人口增长,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受不同经济活动的影响。进一步将非农就业分为第二产业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进行的分析(见表3)发现,第二产业就业的增长与城市人口的增长显著正相关,而第三

产业就业的增长与城市人口的增长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第二产业就业的增长对城镇人口增长的驱动,而第三产业就业的增长对城市人口增长的拉力不足,因此相对于第三产业就业而言,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就业的驱动。这可能与中国“重工业优先战略”的背景下,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还不成熟相符。从1998年至2001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32.8%升至33.6%,仅增加了0.8个百分点,不仅远未达到英克尔斯现代化标准(即45%以上) 的要求,而且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2005年我国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48.34%,而发达国家在1980年该比值达到56%,香港、东京、汉城、纽约、巴黎、罗马等城市在19世纪80年代末超过63%[17]。前一期的人口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长显著负相关,说明人口城市化高的城市,城市人口增长缓慢,这可能与中小城市的迅速发展有关。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与城市人口的变化显著正相关,这与预期一致,说明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对城市人口有吸引力。人均耕地面积与城市人口的变化负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与预期一致。

交通便捷程度、是否为省会城市、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等变量与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正相关,这与预期一致,而是否为沿海城市与城市人口密度变化负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劳动力年平均工资与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城市人口的变化负相关,说明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并不如人口迁移模型所描述成为吸引城市人口的主要因素,这两个因素对城市人口生育观念产生影响,该结论与李培,施晓丽[18]一致。本文中的流动人口就是暂住人口,即使居住在城市但不是城市人口,不享有城市人口的福利等政策,由于当前对流动人口疏于管理,比如带来社会治安隐患、增加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压力等,从而影响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人口城市化模型中流动人口与人口城市化显著负相关。农地非农化模型结果(见表4)表明,农地非农化与城市人口变化显著正相关,一般而言,城市化区域和郊区人口压力越大,对非农地的压力就越大,农地非农化加快的区域常常是城市人口变化大的区域,该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从模型回归系数来看,城市人口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最大,每增加1×104人,则耕地减少0.15hm2左右,对应的农地非农化面积增加0.15hm2左右。曲福田等[19]对中国1995-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增加1×104人,则耕地非农化的面积将增加0.6 hm2。农地非农化与非农就业变化正相关,该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从模型回归系数来看,非农就业人数对农地非农化有一定的影响,每吸引1×104人就业,则耕地减少0.04 hm2,对应的农地非农化面积增加0.04hm2,远远小于城市人口对农地非农化的贡献,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农地非农化与非农就业的这种关系与第二产业密切相关;从农地非农化模型(表4)的回归系数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对农地非农化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远远小于城市人口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该结论与叶嘉安等[20]的研究结论一致。叶嘉安等的研究显示,人口与用地量的相关系数比工业产值与用地量的相关系数高,说明了人口增长对用地量的需求所起的作用较工业产值增长所起的作用大。农地非农化与第三产业就业密度变化负相关,这可能与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成熟相关,也可能与第三产业用地的集约程度高于第二产业有关,因此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尽能促进城乡经济转型,而且不会增加土地的压力。农地非农化与就业非农化负相关,且统计上显著,而与人口城市化正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就业非农化高的城市,农地非农化将有所减缓,而人口城市化高的城市农地非农化则加剧。这与我国当前人口城市化处于40%的快速期相符。农地非农化与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正相关,人均住房使用面积驱动了城市人口的增加,由于城市人口对土地施加的压力,导致农地非农化的增加。农地非农化与人均耕地面积显著负相关,说明人均耕地面积多的区域,农地非农化速度减缓,该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也与曲福田等[19]的研究结论一致。农地非农化与高速公路密度正相关,这一结论与闵捷[21]结论一致,即交通便利的区域提高了就业机会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机会以及吸引人口导致农地非农化增加。农地非农化与是否为沿海城市与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农地非农化与劳动力年平均工资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负相关,这与理论预期一致。农地非农化与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负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农地非农化与流动人口显著正相关,流动人口通过非农就业直接或间接影响农地非农化。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分析结果发现:①城市人口与非农就业相互影响,非农就业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城市人口与第二产业就业呈正相关关系,而与第三产业就业呈负相关关系;②城市人口和非农就业对农地非农化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城市人口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要大于非农就业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第二产业就业与农地非农化正相关;而第三产就业与农地非农化负相关;③就业非农化高的区域,农地非农化将有所减缓,而人口城市化高的区域,农地非农化则加剧。上述结果说明,就业决定人口的作用力要大于人口决定就业的作用力;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成熟,对城市人口的吸引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会加大农地非农化的压力;农地非农化主要发生在沿海城市、城市化水平高、城市人口增加快的地区。因此,必须①通过非农就业政策的支持,加快就业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化快速发展;②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作为城市化的后续动力,通过生产配套的增加、生活消费的增加,带动城市人口的增加;③通过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重点调控人口城市化水平高和城市人口增长快的地区农地非农化的速度,促进人口、就业与土地的协调发展。模拟空间尺度上复杂的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本文的研究获得了一定成果,但为使研究进一步完善,下一步还应从以下角度进行研究:①根据推拉力理论,将农业部门的发展作为人口、就业与土地非农化的推力纳入模型中;②从区域的角度,考虑政策变量有利于揭示农地非农化的过程;③区位对人口、就业与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显著,创造替代变量,需要利用GIS技术;④将农地非农化变量作为就业非农化、人口城市化模型的内生变量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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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三元劳动力市场；主动型非正规就业；被动型非正规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51-06

一、非正规就业的概念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非正规部门应该符合以下特征：(1)容易进入，(2)依赖本地资源，(3)家庭所有制，(4)小规模经营，(5)劳动密集型和适用性技术，(6)在正规部门之外获得技能，(7)较少管制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将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划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为微型企业的所有者；第二类为家庭企业的所有者，经济活动大多由家庭成员和学徒承担；第三类为独立服务者，包括微型企业的工人、家庭佣人、学徒等。

以上是从经营主体的角度谈非正规部门就业。实际上非正规就业不仅存在于非正规部门，还存在于正规部门。针对这种情况，2002年国际劳工局的报告《体面劳动与非正规经济》将“非正规就业”定义为：在正规或非正规的企业中进行的所有非正规工作。“非正规就业者”包括：个体劳动者和非正规企业的雇主、所有对家庭企业有贡献的工人、在正规企业和非正规企业或家庭企业中雇佣的所有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非正规生产者合作社的成员和以家庭或个体形式生产最终自用产品的人员。

二、关于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理论评述

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理论：贫困就业理论、发展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其中贫困就业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是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厘清非正规就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

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乡城迁移模型和三部门理论都是分析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经典理论，这些理论并没有系统、细致地解释非正规就业现象，只是在分析劳动力迁移问题时，对非正规就业现象有一定的阐述。然而，劳动力迁移是产生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所以二元经济模型、乡城迁移模型和三部门理论对于分析非正规就业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刘易斯的相关理论

早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954)中，刘易斯就分析了非正规就业现象，他发现城市中临时性行业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即使这些行业的从业人数减少一半也不会减少这个部门的产量，同时这种临时性就业的边际效益较高，但就业者的平均收入并未高出农民许多。刘易斯所指的“临时性”主要表现在就业人员工作时间较少，工作形式灵活。这些临时性行业其实就是下面提到的“非正规部门”。

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刘易斯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主要指现代工业部门，其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维持生计部门。后者主要指传统的、人口过剩、仅能维持生存的部门(以农业部门为主)，其边际生产率很低，不充分就业现象普遍。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张，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主义部门，这种流动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耗尽为止。

在《再论二元经济》(1979)中，刘易斯对经济部门划分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将一国经济简单地分成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是错误的，二者之间还有“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中的一部分属于现代部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张，而另一部分，如一些手工业以及某些服务业，属于传统部门，会逐渐衰败。非正规部门能够满足各种生产生活需求，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解释劳动力流动、分析非正规就业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元经济理论将乡城人口迁移视为一种劳动力平衡机制，这种机制能使劳动力由过剩部门向不足的部门转移，从而在这两个部门中实现工资或收入的均等。在劳动力迁移的过程中，刘易斯还考虑到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肯定了其积极作用。但他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分析散见于一系列论文中，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另外，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刘易斯假设城市现代部门是充分就业，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加剧了城市失业程度，这大大地降低了刘易斯两部门发展模式的有效性。

(二)托达罗的相关理论

托达罗假定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一个迁移者来说，尽管城市存在着失业，但他做出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仍然是理性的。人口流动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影响人口乡城流动的基本力量，是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就业率成正比，而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

托达罗将城市经济分为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一大批小规模生产和服务活动构成，它们或者是个人所有或者是家庭所有，采用的技术简单，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属于非熟练劳动力，而且也不掌握金融资本。同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较低。更为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既不能为劳动者提供正规部门那样的劳动保护措施，也不能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养老的退休金。非正规部门与农业部门、正规部门联系紧密。它不仅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摆脱农村贫困和隐性失业，而且源源不断地向正规部门提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

托达罗在刘易斯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理论延伸与扩展。他将城市经济分为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部门充当了正规部门劳动力的蓄水池。托达罗分析了农业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虽然他并未明确提出三部门经济，但为以后三部门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托达罗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假设城市存在失业而农村不存在失业，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符。还有他认为创造城镇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这一观点也颇受质疑。

(三)三部门理论

三部门劳动力转移理论是对托达罗理论的深化与发展。“三部门”是指将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三部分：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正规部门包括国有部门、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必须签订劳动合同。非正规部门通常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简单技术进行生产。在这个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往往很少受过正规教育，一般也没有技术，并缺乏资金来源。三部门劳动力转移理论指出城市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分属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正规劳动力市场，这两个

市场是分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农村后，主要流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因此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受到农村收入水平的约束；而城市正规部门中正规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基本上不受农村收入水平的影响。

(四)上述三种理论的局限性

上述三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非正规就业的形成，但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存在一定的理论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正规就业不但存在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而且存在于城市的正规部门。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处境(如经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实质性差异。

第二，非正规就业群体既包括流入城市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包括城镇待业人员、失业工人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而以上三种理论主要是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并未涵盖其他非正规就业群体。

第三，从托达罗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来看，非正规就业者的一个特征是受教育程度低。当然，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很少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们由于知识、技能、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无法进入到正规就业的行列中，只能被动地选择非正规就业。然而，在非正规就业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较高，如大学毕业生，他们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更高目标，以自主创业的方式主动地选择非正规就业。上述两种非正规就业群体在价值取向和就业动机两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分析非正规就业群体内部结构时，应该把两者分开考虑。

三、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解释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借鉴朱镜德教授提出的“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一)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及差异

“三元劳动力市场”包括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三元劳动力市场”与“三部门”在概念和内涵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部门中的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与三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城镇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差异。

同时，在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非正规就业背景下对城市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模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朱镜德教授建立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为了解释农民工的乡城迁移现象，而在本文中，农民工只是非正规就业群体中的一部分。因此，本文将原模型中的农民工替换为外来临时人员，具体来说，可用公式表示为：

Mu=Si+Po

Mun=Sf-Po

式中Mu指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Mun指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Si指城市非正规部门，Sf指城市正规部门，Po指城市正规部门中对外来临时人员开放的那一部分。

这种定义扩大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范围，非正规就业群体既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也包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临时性工作人员。这部分临时性工作人员虽然在正规部门工作，但不属于正规部门编制，其工资、福利待遇与正规部门正式工作人员有明显的差异。

三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状态(见图1)，图中横轴L表示劳动力供给数量，纵轴W代表工资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实际工资W1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城市完全竞争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工资W2和W3可以达到均衡状态。三元劳动力市场工资关系是：W1＞W2＞W3。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代表，这些部门很多处于垄断地位，即使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发生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也不大，因此劳动力需求的弹性较小。城市完全竞争市场主要以微型企业、自我雇佣等形式为主，就业岗位充足，进入门槛低，工资增加会吸引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此部门来，因此需求弹性较大。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因此供给弹性无限大。

除劳动力供求差异外，三元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从业人员的福利高，劳动条件好，职业稳定，失业风险小。而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密集，就业岗位容易获得，但福利要比正规部门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从业人员的福利低，文化程度低，隐性失业严重，农业剩余劳动力受到推拉作用，必定向另外两个市场流动。

由于上述差异的作用，三元劳动力市场之间并非完全隔离，而是存在着双向流动(见图2)：

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受阻碍，当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工资率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工资率相等时，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大规模迁移结束。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通过下岗、分流等方式将一部分劳动力释放出来。同时，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也可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充当了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这里既有刚毕业的新生劳动力，也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进出成本较低，流出流入的选择性较强，因此它成为连接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桥梁。

(二)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在总结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及差异的基础上，以下将非正规就业者的特征与三元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分析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1.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介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以吸纳城市非熟练工人、失业者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产生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门。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开放度高，其工资率高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所以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并主要从事劳务派遣工、小时工和临时工等形式的工作。这种流动一直持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耗尽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但是城市非正规就业者必须支付逐渐升高的食品和住房等生活成本，而这些在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却是完全免费的。不过，即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农村，但研究发现，大部分城镇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甚至要比农村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水平还高。

2.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有时也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但由于该市场对劳动者文化素质要求较高，再加上制度分割和技术分割的作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3.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通过调整就业结构，逐步淘汰低技能人员。这些低技能人员通常以自营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的身份进入到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当中。同时，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也可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当中。由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均有较高的要求，吸纳的数量较少，在此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

4.非正规就业的形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并非畅通无阻，就业类型的选择除了与自身的知识、技能相关，还要受到制度的影响。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较低，所以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会很容易流入该市场。

非正规就业存在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是形成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条件，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

三、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内部结构分析

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构成，这三个劳动力市场相互区别，相互联系。三者在市场开放度、工资福利、就业稳定性、就业者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劳动力可以在三个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在实证研究方面，胡鞍钢发现1978－2004年我国非正规就业者所占比重处于增大的过程中，到2004年非正规就业者比重达到58.69％。他认为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主要就业渠道，而正规就业成为次要渠道。而吴要武等人分析认为，非正规就业所占比重从2003年已经处于下降的过程中，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已由非正规化走向正规化。

一般来说，劳动者身份和受教育程度决定其就业层次，城市户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就业层次相对较高，农村户籍、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就业层次一般也相对较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则一般很低。

不过，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可能处于两个极端：既有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素质群体，他们一般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通过自主创业或独立服务的形式主动选择非正规就业；也有以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进城务工者为代表的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就业群体，这部分劳动者受到自身素质、技能或制度限制，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就业。本文将这两种就业类型分别称为“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

“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就业动机和价值取向两方面。具体而言，主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具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见图3)。若以横轴L表示劳动力供给数量，纵轴W代表工资率。随着工资率的提高，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均增加，但主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小。这主要是由于两个群体面临的生存境况不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迫于生计，即使工资率很低，也有很大的供给量；而主动型非正规就业者主要是为了追求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实现个人价值，只有当工资提高幅度较大时，供给量才会有明显的增加。

目前国内的研究还未有关于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的定量分析，但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特点来看，被动型所占比例应该较大。在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供给大于需求，为达到市场均衡，工资率会逐渐下降，为了找到一份工作维持生计，那些低技能的人员只能接受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而主动型就业者拥有较高的技能水平，可以在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形式之间选择，由于这类人员本身就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其市场工资率较高。

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由于只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无法支付提升自身劳动技能的费用。与此同时，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也缺乏动力提升自己的技能。即使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有机会参加劳动培训，也无法得到相应的资金、市场、技术等资源，获得为提升劳动技能而投入的回报。总之，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处于“低技能、低收入、高风险”的境地，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保护和技能培训。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政策不完善。因此，建立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当前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

小结

刘易斯主要从现象上描述非正规就业，托达罗则在其基础上作了一定的理论拓展，而三部门理论则在托达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但在分析中国非正规就业问题时，仍无法解释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主动型非正规就业问题。为了弥补以上缺陷，本文基于“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异，以补充和完善非正规就业理论。

参考文献：

[1]丁金宏，冷熙亮等，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1，(6)：8-15.

[2]朱农，中国四元经济下的人口迁移――理论、现状和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1，(1)：15-18.

[3]托迭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 城市农业 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168-02

当前，城市农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加快，农业的含义和功能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于是，本文综合一些学者的有关研究，试图对城市农业的概念、发展及主要对策作一介绍，以供参考。

一、城市农业的概念

城市农业也称之为“都市农业”，目前尚无规范的界定，它是在城市的特定环境条件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以满足城市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为目标，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的工农业的新的结合，是一种融环境、生态、科技、生产、观赏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1]；是既有利于维护生态的良性循环，又能使社会稳定、持续地获得丰富、高质农副产品的产业[2]。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城市农业的功能也不同，如在发达地区或国家，发展城市农业最关注的是其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 [3]；而对于落后国家，一方面，城市农业发展处于无序、低效益状态；另一方面，城市农业也承担着重要的提供食物、增加收入、解决就业等经济功能。也有人认为[4]，城市农业是城郊农业的高级阶段，是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总而言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农业才开始加速发展，并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农业的功能也逐步发生变化，由开始的侧重于经济效益，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并重，或以生态、社会效益为主，并且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现代农业形式。

二、城市农业发展概况

早在1649年，德国亚琛市城内及其周边生产的鲜活畜禽及鱼类对于城市已是必不可少[5]。1898年，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提出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都是城市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提出了许多人居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现论模型，有的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实验，如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的“有机屋” [3]。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日本也出现了城市农业一词[6]，并有 “都市第三空间理论”、“环境农业论”、“稀有性经济财理论”、“新田园城市构想”、“绿色地区论”和“城乡融合系统理论”等六种有影响的城市农业理论的出现 [7]。随着城市农业的发展，日本政府还以法律的形式促使城市农业的发展制度化、规范化，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以法规来确认农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促进城市农业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使城市农业不仅能够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生存下来，而且还形成了市民农园、农业公园、民宿农庄、观光农业、农村留学、自然休养村等多种样式[7]，兼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功能的都市农业。

有报道说，在19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城市农业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8]，城市农业已逐步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勃海湾等发达地区兴起。在中国，上海是第一个把城市农业列入“九五”到2010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城市；北京也明确提出了以现代农业作为都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强化这种现代农业的食物供应、生态屏障、科技示范和休闲观光功能；深圳市则对城市农业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观光农业、高科技农业、城市绿化美化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实践。目前，许多地方的城市农业已取得明显成效。

三、发展城市农业的主要对策

1.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城市农业的重要性。城市农业是城市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可以没有农村，但不可没有农业”[1]。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而城市农业可以构建城市绿色景观，不仅美化城市，提供休闲娱乐场所，而且还保护生态、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等。城市中的作物等能吸收城市社会经济生活排放的CO2，通过光合作用放出O2，净化城市大气；作物等的枯枝落叶在土壤中变成腐植质，不仅可减少城市垃圾，而且还能提高土壤肥力；植被还能使地表水流速减缓，而且其发达的根系固着土壤，能起到防止水土流失，净化水质的作用；城市农业还能增加或保障城市食物供给。因此，必须提高对城市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城市农业的顺利发展。

2.必须搞好城市规划，合理布局和设计城市农业。城市规划应该大胆创新，确立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城市规划时，必须合理规划城市农业用地以及城市农业的类型（内容）。同时，依法流转城市农业用地，建立完整的土地产权体系，提高城市农业的活力。要以综合效率最优为基本原则，协调城市规划中城市农业与非农活动的关系。要建立与城市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法规体系，以此来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城市农业与非农活动的关系，制定城市农业的项目结构、空间布局和技术规范。

3.必须加强城市农业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广义的城市农业技术体系有两类：城市非农业活动适应城市农业需要的技术和城市农业适应城市非农活动需要的技术。前者是指改变、调整城市现行非农活动以服从、服务于城市农业资源利用和功能目标的需要，包括城市规划适应技术、城市建筑适应技术和城市绿化环保适应技术等。后者是指通过对农业的功能目标和资源利用特性的改造，使之适应、服从城市非农活动的功能与资源需要，包括抗污染农业技术、环保型农业技术、休闲型农业技术、绿化及观光型农业技术、设施农业技术、教育型农业技术和产后加工等配套技术 [9]。当前，要充分发挥城市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综合开展城市农业相关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当然，城市农业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且城市间各方面的条件不同，所应采取的城市农业的类型也不同，相应地，所运用的城市农业技术也不同。因此，在城市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还相当滞后的今天，加强、加快研究、开发城市农业技术系统越来越显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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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德翼，杨海娟.城市农业发展机制研究[J].农业现代化，2002，(1):65-68.

Urban Agricul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LIU Wei-ming

（Taizho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angyan 318020，China）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甘肃;县域;城市化;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110-03

1．引言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和重要过程。目前已有较多学者从社会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甚至统计学､数学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化概念，水平和发展趋势，道路选择，城市布局与城市最优规模，以及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11]。但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尤其以县域为研究范围，计量分析影响城市化水平因素的学术文献则更少。

甘肃作为一个二元结构尤为典型[12]的省份，其县域的城市化发展已成为甘肃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次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如何加快甘肃县域的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目前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本文参照已有的城市化理论模型和相关实证研究，在充分考虑甘肃县域城市化数据资料的可得性的基础上，以2000年甘肃87个县(包括县级市)的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主要的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为自变量，构建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并对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揭示影响甘肃县域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及城市化进程中各因素的作用，为加快甘肃县域城市化进程提供参考。

2．模型与数据

城市化是二元结构经济向发达的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经济学家已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理论和模型。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13]，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14]和舒尔茨的成本效益理论[15]，揭示了人口城乡迁移的基本动因和特征，是公认的城市化经典理论框架。此外，一些实证研究也对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因素作了识别和检验。钱纳里等人通过处理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16]。贝克尔通过分析西欧各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历史上工业化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发现当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人均CNP增长率及工业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夏永祥､余其刚[18]。陈爱民､爱德华•冠森[19]，余志祥､熊伟[20]等学者发表的研究文献表明，无论从全国还是各省市区来看，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城乡收入差距､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人均教育水平､基本建设投资等因素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分析，在参照已有的城市化模型､实证研究和相关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二元结构下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Yi=β0+β0LnXi1+β2LnXi2+β3LnXi3+β4LnXi4+β5LnXi5+β6LnXi6+εii=1，2，……87

其中，Y表示城市化率，用甘肃各个县的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下标i表示特定县。β0､β1､β2､β3､β4､β5､β6为待确定的常数。ε表示随机误差。其余均为城市化率的解释变量。

2．1X1――第三产业就业比率

第三产业就业比率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由于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逐步脱离农业部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过程，而现代工业应包括工业和第三产业两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已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部分，对城市化的作用高于工业。根据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一个农业劳动力是否迁入城市除了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由于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有较高吸纳能力，因而通过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可以间接反映托达罗模型中的预期收益和就业率。预期第三产业就业率与城市化率成正相关关系。

2．2X2――工业化率

工业化率作为一个地区工业化程度的直接体现，是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城市化作为农业劳动力从低报酬的农业部门向高报酬的工业部门迁移的过程，和工业部门有着紧密的关系。因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农业劳动力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成为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靠性，选取了2000年人口普查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工业化率。预期这一指标与城市化率正相关。

2．3X3――基本建设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第二､第三产业，随着资金的不断投入，非农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随着城市就业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数量也就不断增多。因此，预期基本建设投资与城市化率应为正相关。

2．4X4――文盲率

文盲率通过文盲人口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比例表示，用以反映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根据舒尔茨的成本效益理论，迁移的成本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教育程度与迁移成本负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在城市经济部门获得就业机会或较高收入，因此教育水平与城市化率是正相关关系。鉴于文盲率与受教育水平成负相关，则文盲率与城市化率应是负相关关系。

2．5X5――人均可耕地

人均可耕地用耕地面积与农业总人口数比例来表示。根据刘易斯的二元模型，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或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上的差别，使存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迁移。因此，人均可耕地越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多，迁移的数量也越多。预期这一指标与城市化率应成负相关关系。

2．6X6――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来表示。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那么，城市居民较高的收入吸引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因此，这一经济变量与城市化率应成正相关。

由于变量取自然对数可以反映出其弹性关系和排除变量的单位影响，因此上述模型采用半对数方程形式。每个变量的系数都表示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该变量变动一定幅度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程度。在估测结果有效的情况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反映该因素对城市化水平性质的影响，而具体数值则反映影响力的大小。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甘肃省2000人口普查资料》[21]和《甘肃年鉴2001》[22]。

3．结果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应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多元回归方程必须进行显著性检验。除了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外，还要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因此采用了逐步回归方法，主要结果见表1。

得到回归方程式为:

Y=-48．941+12．187LnX1+6．443LnX2+3．486LnX3-5．827LnX4-9．661LnX5

(-3．246)(3．455)

(2．847)

(2．940)　(-2．608)　(-4．407)

R2=O．843　F=86．187　D．W=1．762

该回归方程通过了R2检验､F检验和t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因此，用构建的二元结构下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来解释影响城市化水平因素是合适的。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工业化率､基本建设投资与城市化率正相关;文盲率､人均可耕地与城市化率负相关;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率的对应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无法通过有效检验，在逐步回归中未被引入。

4．主要结论

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从回归系数看出:X1＞X5＞X2＞X4＞X3，说明各影响因素对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作用的大小顺序为: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人均可耕地>工业化率>文盲率>基本建设投资。说明要加快甘肃县域内城市化进程，应加大非农产业投资力度，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增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容量，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2)模型在指标的选择时考虑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县域城市化的影响程度，但经过计算分析，其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县域城市化的影响很小，分析原因，这与甘肃县域多为单一产业，封闭式的经营方式限制了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抑制城市向乡村的辐射和扩散效应;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断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数目众多的劳动者素质低下，劳动技能较差，无法有效进入城市中的各类行业，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备和城市较高的失业率与较低的就业机会，阻碍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有着直接关系。

基金项目:CIDA项目《中国西部生态评估管理与农村发展》部分成果，项目编号(CIDAProjectNO．)2821/56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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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200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郭婷(1977-)，女，陕西西安人，西北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区域经济。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述评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新型城镇化；动力

新型城镇化是指伴随着经济增长，由产业结构非农化而引发的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渐与城市接轨，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受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产业结构的非农化转换与发展、经济要素在不同产业及地域间的流动、相关的制度变迁与创新是影响乃至决定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三位一体共同作用形成了新型城镇化的生成机制。本文试从产业结构转移与发展的视角研究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产业结构转换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经济学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各种非农产业发展的经济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它不仅包括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第二、三产业的转移，还包括非农产业投资及其技术、生产能力在城市的积聚。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认为，新型城镇化是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经济学所论述的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它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对新型城镇化的涵义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的话，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包括市和镇）是由农村（乡村）演变而来又不同于农村的人口聚居及其活动方式的制度安排，因此新型城镇化可以理解为使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价值观念转化为城市价值观念，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景观层面的综合转换过程。

城市经济理论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受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繁荣三大力量的推动与吸引，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而言，可以表述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体现为新型城镇化的变动。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一种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则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新型城镇化是由落后的农业文明转变为以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新型城镇化是对居民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

二、现代农业发展给新型城镇化提供基础动力

从理论层面分析，现代农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农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食物贡献”。新型城镇化了的人口一般不再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活动，但仍然需要消费产品，且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有着更高的消费能力，这部分农产品是要由现代农业提供的。

（2）现代农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原料贡献”。工业作为城市生产的核心，需要有大量充足的原料供应。

（3）现代农业对新型城镇化的“市场贡献”。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农民消费需求不断提高，城市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扩大。

（4）现代农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力资源贡献”。城市人力资源的来源，除一部分是城市自身的人口自然增长外，大部分都来自现代农业。

（5）现代农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资金贡献”。现代农业为新型城镇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方式很多，比如，农民携带资金进城创业，农民集资兴建城镇基础设施等。（6）现代农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土地贡献”。新兴的城市所需要占用的土地，大都来源现代农业。

三、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动力

工业化实质上是一个由工业领域的革命逐渐向其他产业领域推进的过程，一方面，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现代农业的技术基础，推进了机器在现代农业上的广泛使用，建立了“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现代农业”；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本身是机器生产的普遍化过程，使工业技术条件改善，工业向纵深发展；最后，工业生产方式的分工和专业化，必然促使一部分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当工业的分工和聚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将极大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世界各国城镇化进程表明，城市发展史并不等于城镇化的历史，新型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出现兴起的，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这主要因为：

第一，工业化要求生产走向集中，工业集聚产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发展追求规模化和专业化而产生的企业集聚的过程，大大加快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第二，工业化扩大了生产规模，小城市迅速发展为大城市。工业化实质上是一个由工业革命逐渐向其他产业领域推进的过程。

第三，工业化带来交通革命，新的交通设施使各种资源整合为以城市为依托经济大系统。

四、第三产业发展给新型城镇化以后续动力

第三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聚集。城市聚集效益是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第三产业通过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和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动力。

（2）第三产业激发城市外部经济效应。城市的外部经济效应相当部分源于城市第三产业，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良好的卫生条件，使城市劳动力具有较高素质；发达的市场体系、完备齐全的公用事业服务系统大大降低企业的运输及交易成本。

（3）第三产业促进城市经济扩散效应的发挥。第三产业就是实现中心城市扩散的重要条件，第三产业越发达，城市经济的扩散范围越大。

（4）第三产业给新型城镇化带来后续动力。随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大，第三产业作为新型城镇化后续动力则曰益显现。这种后续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配套的增加及生活消费的增加。

参考文献：

[1]汪冬梅，刘廷伟，王鑫，武华光：《产业转移与发展：农村新型城镇化的中观动力》[J]，《现代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年第1期第15-20页.

[2]秦宪文：《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J]，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内涵；政策含义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它是相对土地密集型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劳动，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工业活动。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对分散的空间范围进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区域空间内进行，但是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品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需要人口流动模型来理解这种结构转型。

刘易斯、费景汉和托尼斯、乔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假设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达罗为首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城市失业问题，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人口流动模型来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收益是潜在迁移者选择迁移的重要动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迁移的动机就越强烈。1997年，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逆向选择的简单模型，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诱发人口流动、城市失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来使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卡林顿等人则考虑到早期迁移的人口对尚未迁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研究潜在移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做出移民决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过程中的选择性等问题。

二、主要的人口流动模型

1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由于在农业部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优先进行了工业化，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发展，现代部门获得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到城市，诱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由二元转变为一元。

（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扩展，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关系清楚地表述了出来。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也就不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第二阶段，此时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其边际生产率不为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产出，可能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造成农产品与工资的上涨；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工业生产部门。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剩余劳动力还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工业部门扩张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由此，他们提出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的思想，认为要避免经济停滞必须保证农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

（三）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于实际收入或者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乔根森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建立一个不同于刘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乔根森模型中，农业剩余是模型的基础和核心。乔根森不认同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劳动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资水平固定的假说。乔根森模型对刘易斯模型有所补充和发展，但是还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乔根森模型忽视了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其次，乔根森模型中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工资率上升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乔根森忽视了城市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2托达罗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隐含了充分就业的前提假定，无法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于是托达罗模型应运而生。托达罗在196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经典论文《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首次阐述了对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的看法。次年，他又与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标志着托达罗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说是：潜在迁移者是否选择迁移在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只要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除此之外，该模型还做了一些与市场结构比较相符的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两部门经济，即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2）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这意味着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大于零；3）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农业部门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工资等于使用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4）由于工会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外生决定并且高于市场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门中，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得所雇佣的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制度工资；5）存在“非正式的部门”，如果城市居民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在非正式部门维持生计，在模型的推导中假设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为零；6）农产品的价格简单地由两部门的相对产量决定，即哪个部门的产品相对少，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托达罗模型首次将城市失业问题作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过于重视工业部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过快发展会扩大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而加剧城市失业问题。只有加强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才能解决城乡预期收入过大带来的城市失业问题。

3本斯温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中，“制度所决定的”城市实际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导致了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并诱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最后使得城市部门出现失业问题。但是托达罗模型的工资刚性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逆向选择模型，试图通过该模型说明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出现城市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存在着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与托达罗模型一样，潜在移民者根据预期收入决定是在农村部门还是在城市部门工作。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他们得到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同的结果，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进一步得到了如下结论：城市失业问题是潜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作出反应的结果；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部门会雇用工人直到边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企业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数量将会上升。

4卡林顿等人的模型

通过对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顿等人发现，在南北战争数十年后，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没有由南向北迁移，直到20世纪初，南方黑人开始往北方迁移，并且迁移很快开始加速，尽管此时的南北收入差距较以前已经缩小了。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能够解释劳动力最终流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在这个迁移过程中的时间选择和迁移加速的问题。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了一个动态迁移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动过程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过程、潜在移民对在城市和农村居住的未来预期以及潜在移民基于预期的选择问题。[JP2]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不同的人对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具有低迁移成本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贴现值相对较高，因此他们会首先从农村流向城市。先迁入城市的这部分移民又会对后来移民者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首先，先迁入移民可以为后迁入移民提供有关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这为后来的迁移者降低了迁移成本与找工作的难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经有了很多移民，他们已经为后来迁移者创造了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者可以更快地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组建的社区可以将新移民者推荐给潜在的雇主和放贷人。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迁移一旦开始便会形成某种势头，尽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迁移也会持续进行甚至开始加速；迁移先由迁移成本较低的人开始，但是后来的迁移者会有较高的迁移成本；由人口流动引起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不仅将导致农村并将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

三、简要评述

[JP2]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农村人口转移；新型农民；土地流转；粮食安全

农村人口转移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产物。工业化带动了人口的流动, 人口的自由转移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世界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 还是新型工业国, 都必须经过这一条道路, 因此, 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人口的有序转移, 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理论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刘易斯1954年创立, 该模型是以二元经济体系为参考背景, 假定城市没有失业现象, 农民只要自愿, 都能够在城市里面有工作可做。城乡收入不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唯一决定因素, 只要城市工作所得的一般收入高于农业劳动所得,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 这一过程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完全吸纳, 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趋于相同, 城乡二元差别消灭, 国家经济达到完全现代化。

2.唐纳德・博格等人的“推力―拉力”理论

“推力―拉力”理论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末, 这一理论从运动学的观点进行分析, 指出人口转移实际是两种相异方向力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转出地有一种推力, 如自然枯涸、农村劳动力过剩、较低的经济收入等；而在转出地有一种拉力, 主要是家庭相聚的欢乐、社交网络的扩大等。推力和拉力相比, 推力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人口的转入地, 拉力因素是起着主导作用, 比如相对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待遇、较舒适的生活条件、较完善的受教育机会等。

3.费景汉―拉尼斯模式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之上, 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相似；到了第二阶段, 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 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 劳动力的弹性供给逐渐降低；到最后, 工农业生产率达到均衡, 传统农业完成到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理论模式强调了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意义和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大作用, 提出了农村人口转移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的提升。

4.托达罗模式

1970年托达罗提出一种人口流动模型, 认为“期望收入”差异是农业劳动者转移至城市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城市是否存在失业现象, 预期差异的大小制约着迁入城市人口的多寡, 结果造成城市失业率猛增, 农村劳动力缺乏严重, 最终影响农业发展。由于这种预期差异的存在, 即使在城市有严重失业的失业问题,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然呈现出增强的趋势, 因为这些进城的农村人口, 即便不能很快就业, 但是在城镇待的时间越长, 获取工作机会就越大, 因此, 他们宁愿在城镇静待时机。

二、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的实践

1.英国农村人口转移的实践

英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圈地式”强制性转移, 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是其决定性动力。英国面积狭小, 耕地面积比例更小, 人地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日益紧张。早期发生的“羊吃人”圈地运动, 迫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当然, 这一运动调整了英国农村的产业结构, 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大农场成为农业经营的主要模式。18世纪中后期爆发的工业革命, 采矿业、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产业迅速崛起, 产业结构有了质的变化, 大量的人口从事于这些行业。随着产业的发展, 19世纪英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 广泛的就业机会、生活设施对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经过长达四个世纪的实践, 英国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1］

美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自由转移。工业化浪潮的勃兴是其主要动力。美国是经过开疆拓土、西进运动, 实现了人口的转移。美国地多人少, 工业化初期就显现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 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 工业化的进展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 农业劳动率大大提升, 地多人少的窘境被克服；同时, 农业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又迅速被工业化吸纳, 人口的转移不仅没有使农业衰落, 农业的现代化反而促使大量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 美国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 “三化”协调, 相互促进, 使美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

日本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政府干预下的“跨越式”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日本和英国一样, 都是岛国, 人多地少, 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扶持规模化的自主经营农户, 对于小农户, 则鼓励其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 日本通过相关法律，以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协调发展。日本非常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30年代，其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而且，日本对转移人口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视。［3］

韩国农村人口转移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进行最快的，特点是大规模向大城市转移。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奉行重工轻农政策，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可以说韩国是在农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农村人口转移的。但韩国有丰腴的资金，可以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当然，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造成了严重的住房问题、交通阻塞、空气污染等城市病。［4］

印度是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与中国情况相似，农村人口转移问题非常突出。政府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过于重视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不足，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而且政府刚开始对农业也不重视，为此政府努力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发展工业项目，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使农村人口在乡村之间转移。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失调，印度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非常缓慢。［5］

三、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问题

1.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不利于人口的良性转移。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使用权仅限于集体成员，现在农村的土地流转主要限于农民之间。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如果挣不到钱，还是会回到原来的一亩二分地的，加上有些农民基于传统观念，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宁愿把土地抛荒，也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甚至有些农民即使在城镇发了财，还是要回到老家盖房，盖而不住，造成浪费。因此亟需改革现在的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促进人口良性转移。

2.城镇化发展滞后不利于人口的有序转移。首先，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农村人口的均衡转移。城镇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人口承载能力不足，很多城镇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农村人口到城镇后，不能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第二，落后的城镇户籍制度，造成所谓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分，大量的进程务工人员因没有城镇户籍，而无法享受到城镇居民应有公共福利待遇，农民虽然职业有了转换，但是农民的身份受到很多限制，农村进城人员变成城市里面的“候鸟”。

3.农村人口自身的素质问题影响转移的数量和层次。现在农村转移人口中大部分人员仅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他们进城后，只能从事一些较低层次的劳动，难以涉足高层次的职业。这种情形造成所谓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缺陷：数量型过剩和质量型短缺，长此以往，既不利于农业现代化，也不利于我国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化。

四、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每个国家国情有异，所形成的农村人口转移模式和理论也有很大差别，当我们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指导时，一定结合要我们自身的情形，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政策措施。

1.农业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基础。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农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化经营，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被解放出来。［6］美国在发展经济之时，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就被确立，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成功开启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印度长期对农业不重视，农业发展停滞，其农村人口的转移非常迟缓。

2.工业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动力。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对农业劳动力产生一种需求拉动，韩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可以快速转移，与其实施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密不可分；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直接从资本密集型起步，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非常有限，农村人口转移速度迟缓。

3.城市化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居住空间。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等改革，不仅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且使其享受到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这对农村人口转移起到巨大的助力作用。当然，在发展城市化道路的过程中，要结合自身情况，走大中小城市有序发展的路径，避免像韩国城市病的情形发生。

4.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是同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民居住地、职业、身份等方面的市民转换。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城市的兴起与农村人口转移、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因素相互推动，不但农村输出农民，而且城市有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城市化基本设施可以接纳农民并逐渐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我国这三者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当然，国外有关农村劳动力及人口转移的上述理论和实践，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由于各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国情不同，这些经验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中，对这些理论和实践，要有选择性的借鉴。

［参考文献］

［1］［2］［3］［4］［5］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国（境）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借鉴及启示［J］.金融经济，2010（22）.

［6］吴亮.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比较优势升级的经验［J］. 《世界农业》2014年第1期.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都市农业；起源；特征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河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发展都市农业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方针稳步实施，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2011年10·1前夕，中原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无疑给河南省迎来了城市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但不可否认，因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所带来的新一轮城市人口膨胀以及城市规模扩张等问题将会更加凸显，对城市周边的农业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都市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应该对其内涵和特点进一步加以研究。

1 都市农业的起源与内涵

都市农业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高度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种崭新农业形态，始于城市化起步较早的日本及发达的欧美国家。对于都市农业理论，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4种观点。第1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追溯到1826年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文，该文首次提出的“农业圈”理论奠定了都市农业理论的基础；第2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起源于1898年的“田园城市”概念，由名叫霍华德的英国著名活动家提出；第3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最早起源于日本，也是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该观点认为“都市农业”一词在1930年出版的《大阪府農会報》首次出现；第4种观点认为现代都市农业最早起源于1959年，发源地为美国。这一理论主要基于1935年后都市农业理论的曲折发展过程。1935年日本提出都市农业理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市农业却逐渐沉寂下来，而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得来的。当时美国学术界起初并没有准确的定义，粗略的表述为“都市农业生产区域”（欧文霍克，1959）、“都市农业生产方式”（约翰斯顿、布鲁斯，1969），但在随后的1977年美国著名学者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并在文章中正式提出了“都市农业”概念，并得到当时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迅速普及。综上所述，该观点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经济学家对这一崭新农业形态的重新关注并赋予新的理论发展，才掀起了近现代都市农业的研究热潮。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都市农业的研究也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我国也开展都市农业的研究工作。

各国学者在都市农业的研究过程中，都不遗余力的为都市农业给出一个全面合理的界定，这也是都市农业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由于各国城市化进程和地方农业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对都市农业的理解也不同，因此在涵义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是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认为：都市型农业是特殊形态的现代农业，也是高级形态的城郊型农业。对都市型农业的含义有各种说法，基本可概括为：在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中和市郊的农业区，依托都市的辐射和按照都市的需求，建设溶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农业系统。它是一种高度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市场化的农业。

2 都市农业的特征

关于都市农业的特征，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太大争议，不同的学者只是在表述上进行了不同的外延及补充，认同基本一致。

2.1 都市农业具有区位的优势性

都市农业与普通农业首要不同便是区位。区位的优势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依托都市，都市农业可以获得便利的交通、人才和信息，让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先进农业设备的引入成为可能；独特区位优势让都市农业有更多机会能与第2产业和第3产业进行有机结合，成为复合型农业，这也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都市人口众多，主要通过都市农业来保证农产品的供给，这给都市农业带来密集稳定的消费群体。

2.2 都市农业具有功能的多元化和高度的集约型

都市农业与以生产型为主单一型的传统农业和郊区农业不同，是以社会、经济、生态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它不仅拥有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供给的功能，而且还能改善城市的环境，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教育等多功能服务功能。由于都市农业区域的限制，使其不可能有传统农业广阔的土地资源，只有依托自身的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来发展，而这种农业必然要走上集约型的道路。通过集约性的农业生产，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不仅能够改善都市的生态环境，还能给农业经营带来可观的收益。

2.3 都市农业具有发展的持续性和脆弱性

都市农业是都市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形式，溶合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一体的发展理念，因而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便成为都市现代农业的基本功能；同时为提供安全绿色的农产品，走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道路提供了有效保证。脆弱性是俞菊生、檀学文、丁圣彦等为数较少的学者提出的新观点，他们在借鉴日本都市农业的经验教训后，认为都市农业相比传统农业，生存环境比较脆弱，不仅要受到城市“三废”的污染，而且经常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受到吞食，甚至消失。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12篇

一、六十年城市化的反思

1.六十年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城市化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总的说,是城市化停滞不前、举步维艰的时期。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数量变化不大,城市人口增加缓慢,而且徘徊反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市经济发展迟缓;与之相反,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数量猛增,城市人口急剧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经济猛烈增加,居民生活明显提高……。2008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以上,城市人口超过6亿,城市的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80%。城市经济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

如果作更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在这两个三十年中可以进一步去划分不同的时期。在前三十年中,1957年前与1957年后的情况就不一样,1957年前还属正常的发展,而1958年的带来了城市的冒进,继而又出现了反复和倒退。后三十年也一样,如从1996年至2005年的10年间中国城市化最快的年代。见下表:

2.六十年城市化的反思

六十年我国城市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城市化的整个进程,科学评价城市化的巨大成就,不难发现其中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严肃的思考,或进行认真的反思。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突出。

(1)城乡不能和谐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没能有效带动农村一起发展,在一些地区农村二元化更加凸现,甚至使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或演变为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城乡居民致富机会、就业机会和获得国家资源的机会不平等,致使城乡之间贫富鸿沟拉大。据专家分析估计,目前城乡整体基尼系数高达0.46。中国的城乡分离和差异扩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局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国家向农民征地过程中,群发性事件频发。

(2)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贫富差别扩大。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中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614元,是收入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2倍,而2007年是8.7倍。从增长速度看,收入最高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8.6%,而收入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9%,比前者低5.7个百分点。城市的贫民区和绝对贫困人口随处可见,由此而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同样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3)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和谐。大城市过大,而且越来越大,从而滋生某些“大城市病”,造成土地供应紧张,房价飞涨,超过居民承受能力。同时某些中小城市得不到发展,发展缓慢变化不大,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面临由于资源枯竭而带来的城市萎缩,居民生活艰难的局面。

(4)城市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匹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城市是绝对正确,但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因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生命线,城市同时是文化中心。可是我们有的城市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城市文化,文化历史名城市变成“有名无实”,出现城市建设和运行中缺乏文化内涵或扭曲中华文化的许多问题。

(5)资源、经济、人口、环境不协调。城市经济发展了,人口增加了,建筑多了,但是,资源越来越紧,突出的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同时,环境差了,甚至恶化了。环境问题,包括大气、水源、水质、卫生、垃圾等层出不穷,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

传统的城市化只注重追求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不顾及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共同富裕的根本,无法妥善解决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3.城市化面临新的挑战

城市化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包括来自自然方面的,如水、土地、气候、环境……,来自经济社会方面的,如人口增长、就业压力、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贫富差别、国际环境等。

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面对矛盾、问题和挑战,适时的改革和转变,走一条与三十年不完全相同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和模式。

二、新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1.新型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

传统城市化是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一直沿用的城市化基本模式。它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空间聚集经济、比较成本理论、效率第一理论,以及工业主导理论和城市支配理论,其产业基础是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的发展。所以,城市化的出发点是城市、立足点是城市,其目的仍然是城市。农业、农村和农民被置于次要的、依附的、服从的、被动的地位。有理论宣扬,城市化就是把人口往大城市集中,集中得越多其城市化水平就越高,集中得越快城市化速度就越快。许多西方经济发达、人口总量并不很多的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或城市化的初期确实如此,并由此实现了城市化。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交通能源和通讯网络的发展,以及随后知识经济的出现,城市化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的逆城市化或城市郊区化。实质上已经对传统的城市化发起了挑战。我国的国情以及城市化所处的时代,与这些国家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走传统的城市化道路,去实现传统的城市化。我们必须提出适合我国国情,针对现在所处的时代特点,提出创新的城市化理论,实现新型的城市化。

什么是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的产业基础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我们认为,新型城市化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为产业基础,以现代交通通讯网络为物质技术手段,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合理的结构和空间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并以城乡和谐发展为目的,城市带领农村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其核心是城乡和谐发展、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城市化具有多重目的。与其说,城市化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如果说,城市化的结果不能促使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甚至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那么其城市化的目的和后果都是值得考虑的。在城市化的多目的性和多重功能中,人口向城市集中,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决不是城市化的全部。

2.新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历史性转折

新型城市化是城市化长河中的一个历史进程,或历史转折。它包括:城市从单纯集中向均衡布局的转折;从以农支工向以工支农的转折;以农村哺育城市发展向以城市反哺农村发展转变;以城乡对立向城乡一体化转折;从城乡产业的绝对切割到产业的相互关联转折。如,观光农业,农村旅游业,农业的现代化模式等。所以,新型城市化不是对三十年传统城市化的绝对否定和扬弃,也不完全是对三十年传统城市化的替代,而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城市化形态,是城市化实践过程中的创新。在实践中,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在不同的地区还会同时发挥作用,或交互发挥作用。

新型城市化的创新和运用是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在国际上,整体经济格局的变化,人口和经济国际流动性加剧,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经济和金融融合性的加强,城市新形态和新形式的出现,城市结构和空间形态的创新,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世界经济社会背景。同时,从国内来说,2008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许多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5%以上,城市现代化建设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中后期的水平,新型工业化已经在全国发挥重要的作用。交通和信息事业突飞猛进,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已见端倪,因此,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型工业化时期,为新型城市化造就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3.新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当今,虽然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其目标是一致的。实现发展目标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两个主要的动力机制,是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需要确定正确和科学的发展战略。实践已经告诉我们,传统城市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在新的时期必须克服发展中产生的矛盾,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偏向,坚持正确和科学的城市化道路,这就是新型的城市化道路,以适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新型城市化是全面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战略,决不单纯是城市人口机械的扩大,农村人口表面的减少。而农村人口减少并不能像某些拉美国家那样迫使农村人口破产,被迫流入城市,成为城市的“贫民”。也不能像某些人所说的,把农村人口赶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我们的城市化,其本质是提升农民的经济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改变农民的身份,使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权利和生活条件,获得同样的发展自己的机会。简言之,通过城市化让农民过上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小康生活。所以,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之间的区别也在于,新型城市过程中居民居住空间的转移并不是第一位的,而经济生活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第一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社会并不是缩小农村,甚或消灭农村,而是实现农村城市化,建设新型农村,是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广泛地深透到农村的过程。

三、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市化

基于国际的经济政治背景和共和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的成就,我国的经济从整体上已经踏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是又一“甲子”开始的时期。它是实现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关键时期,因此需要设计和提出新的战略和规划。现在正处于准备、提出、编制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重要时刻,以期更好地实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任务。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此时提出新型城市化是正逢其时,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1.承认地区的差异,尊重人们的创新

城市化始终受地理区位、自然禀赋、历史发展、人文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不可能要求城市化率一致。特别是经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城市化发展,城市化无论从城市化率,还是城市化质量已经在地区间出现明显差别。有的地区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而有的地区城市化率仍停留在不到30%,仅20%多一点。这意味着新时期城市化的起点已经不同。起点不同,基础不同,其预期目标、方向、步骤、任务等都会因此而改变,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要求一致。

在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城市化的道路、方式、模式、形态等同样存在差别和不同,其中不乏当地人民的创新,建立适合当时地理环境、人文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在促进城市化的统一目标下,各地的创新应该得到尊重、发扬和推广。城市化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的,多元化的。如,江苏省华西村的城市化模式是适合当地和当时的独特模式,是城市化的创新,必须承认和尊重这个现实。

新型城市化本身就包含城市化的创新。

2.因地制宜选择城市化模式

城市化是发展经济社会的有效途径,必须与国情与地区的情况结合起来,国情的时空概念与城市的时空结构结合起来,要对国情的分析深化、细化和具体化。充分考虑城市化的产业结构基础、时代背景和地区特点。有的专家提出,目前国内城市化可分为以下类型:

沿海型城市化: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以沿海经济圈牵引整体经济,特别是加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北京、天津和唐山)几个大城市圈在金融、物流和商业领域内的高水平经济机能。主要是提高经济功能,发挥全国的经济中心作用,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抗衡中发挥作用。

中部型城市化:中部的地区的大城市在发挥沿海地区大城市补充机能的同时,将自身建设成为本地区的发展基地。

内陆型城市化:在内陆地区发展大城市,借助城市化进程拉动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包括在公共服务领域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

我们认为,这种分类不一定准确,但是其思路是值得考虑的,无论从一个大区域和省(区)还是从更小的行政单位考虑,选择城市化模式都必须因地制宜。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地区就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关键在于创新。

3.突出“中”字,促进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东部地区借助在处沿海港口的优势,通过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跃发展,也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特别是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发展,居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因此,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东中西部十分悬殊的差异。这已经是历史。对今后10―15年的发展,我们认为,要突出一个“中”字。所谓突出“中”字,就是在企业的发展上,要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之与大企业相协调;在城市体系结构上,要积极培植和支持中小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减轻对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壮大对城镇和广大农村的支持实力和基础;在地区发展上要重点支持中部地区的发展,发挥其承东启西的作用;在城市财富的配置上,要积极培植和扩大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城市的主流阶层。突出“中”字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吴力子。“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2]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J].人民日报2004-11-14.

[3]郑杭生，杨敏。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时代内容[J].光明日报2005-2-22.

[4]俞弘强。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

[5]张继焦。城市的适应[M].商务印书馆。2004，P10～40.

[6][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序言。

[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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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继焦。城市的适应[M].商务印书馆。2004，P10～40.

[6][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序言。

[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

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农民工；共生模式；身份型构

[作者简介]路玖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杨彩云，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37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LO)06-0110-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农村人口迁移入城定居、就业的总量持续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许多由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在各个方面融合困难而致的社会问题。很多学者基于一定融入模式假设基础上，对农民工城市化问题进行研究。

(一)同化论的困境

较多研究围绕着农民工的市民化展开，认为流动人口开始进入城市，其中的部分人口逐步在城市沉淀下来，在城市定居、生活和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城市移民即是社会融合过程。在具体社会实践过程中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等三个阶段。从市民化进程上来看，包括由农民转为农民工，进而由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两步过程(也称为由形式城市化转向实质城市化)。农民工目前处于从城市边缘群体摆脱出来历史阶段。市民化是农民工在心理、价值观、精神、归属感等方面不断向城市居民看齐的嬗变过程。从这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农民工城市化即是指农民工在诸多经验事实层面与市民同化或同质过程。一些从定量研究层面较为侧重以市民城市生活形态为参照去对比农民工的现状。张文宏、雷开春通过研究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身份、经济四个维度的融合状况探讨城市化水平；钱文荣、张忠明对比农民工和市民的生活、工作满意度、双向接纳水平来研究融合问题；王桂新、罗恩立将农民工经济能力、政治权利、公共权益、社会关系四个维度上指标直接与市民进行对比，得出相应的城市化程度结论。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城市生活各方面同质融入的横向与纵向水平。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了因代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差异所导致的其他经济社会状况差异，具体表现在家庭结构、教育水平、婚姻、居住方式、居留时间、生活满意度、经济消费水平等各方面指标，都显示出不少农民工滞留城市的意愿和能力，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各方面基本情况和物质生活水平都已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居民水平。但是另外的实证研究却显示仍有很多农民工从内心深处对自己城市身份及城市社会认同感到矛盾、迷失。殷娟、姚兆余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模糊化倾向突出。王春光提出农民工社会认同上呈现出内卷化的特征，反映出半城市化的现状，表明农民工内心层面逃避回答“我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而且由于城市和农村社会的双重排斥力，农民工成为了“双重边缘人”。胡晓红的研究给出一定解释，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记忆同身份认同出现断裂，导致城市认同困境。这就给以往很多研究提出了质疑――城市化的实质是否只是农民工城市生活、文化、经济、心理、社会关系等向市民的无差异同化?基于同化为城市化模式的前提下，很多农民工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滞留型农民工或准市民后，为何还会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产生困境?

从西方移民研究成果来看，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可分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模式。前者认为移民在接受国一般经历定居、适应、同化三个阶段，而后者认为不同族群或社会集团享有保留差别的权利精神，允许文化多元的存在。据此将国内以往从农民工与市民从同化视角出发所做的研究成果理解为支持“同化论”的一派，那较近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质疑农民工城市化为城市同化的时效性和正确性。由于乡土记忆、城市体验、城市期望三者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态上既保留了传统乡土特征，又有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现代性。蔡禾、曹志刚也提出相似观点，在城市生态转向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今天，农民工即使保留有一定的习俗，也不等于不认同或不融人城市。反思之前基于农民工城市化为同化所得出融合程度判断和其影响因素研究，观点显得有失偏颇。

(二)“多元论”的局限

同化论遭遇困境，但是笔者认为用“多元文化论”作为农民工城市化研究的前提模式假定同样存在局限，理由有如下几点：

1　城市文化是动态多样发展的，而“多元论”则静态描绘多元文化并存的场景。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的确是全球化、多样化文化的密集汇聚之地，因此各方面的差异广泛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农民工城市化是长期动态调整过程，多元文化必然会在城市空间中交汇与融合。同时农民工也在不断进行着城市认同过程――通过辨识、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城市文化加以吸收与内化，推动城市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2　“多元论”过分侧重文化，忽略了物质方面的因素。以“多元论”为城市融人模式假设的观点考虑到了城市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生活习性和观念差异。但是农民工城市化所需的物质基础也左右了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单纯在文化上探讨融合问题，忽略了农民工整体的社会经济实力和权利现状对其现实生活的影响。

3　“多元论”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基调。作为西方移民融合研究的另一流派观点，“多元论”是基于西方社会形态基础上提出的观点。由于中国城市化建设时间并不长，还不能说异质性很强的多元异源文化在城市空间中并行。

4　把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简单化约为文化问题是不可取的。文化是经济社会形态演变的反馈形式，但由于文化含义过于抽象，表面上什么问题都能用文化来解释，但实际操作中很难对文化有具体界定。

二、共生模式的提出

农民工的城市化不可能是简单的同化或多元模式。以同化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忽略了农民工群体在生活、文化等各方面客观上的差异性发展需求和在生活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多元论”则存在更多的问题。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农民工城市化模式。

在移民研究中，一个群体如何进入另外一个群体的空间，一般存在着同化融合模式、并存模式、依附与联结模式、嵌入模式、边缘化模式、断裂模式。同化模式以沃思(Winth)的“城市性”观点为代表，认为城市性是塑造具有城市特色生活模式的一套特性，由差异个体逐步转化为符合城市现代性的个体的模式。并存模式实质是指差异文化在同一空间中并存运行，类同于多元文化论。依附与联结模式是一种以牺牲边缘群体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单向转化模式。嵌入模式指被界定为边缘群

体的社会成员为了从边缘进入主流社会群体而采取的被动城市化方式。边缘化模式指迁入者难以被城市主流群体接纳，而以贫民窟为主要存在形式。断裂模式以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为背景，描述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区域、行政制度、社会关系等的割裂场景。这些模式描绘了新移民融入城市的途径和社会后果。但是结合农民工现状来看，也各有片面之处，主要体现在：注重移民整体性，忽略了多元差异性；较多模式停留于静态的场景勾勒，忽略了城市化融入是一种历时过程；侧重融入者外在结构因素和物质基础，忽略了主体在城市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和心理过程。

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城市化模式见解。这里笔者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采纳周明宝对于共生模式的洞见――共生(Conviviality)是对话性的共生，实质是多元化共存，既非被同化，亦非仿同。指多元文化求同存异的社会状态，其基础是宽容和信任。共生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随后被广泛运用于各学科。从社会学出发，日本学者山口定提出了竞争性共生的五点主张：宽容性的竞争、以异质共存为基础、独立性紧张、被公正与平等地抑制、制度保障。从五点主张中可以看出山口定对于共生的模式、特征、存在前提的认识，他的观点中反映出共生环境中的个体之间保持合理适度的竞争是必要的。井上达夫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提出包容式共生，即一种向异质者开放的共生社会系统，不强迫对异质者的吸收与吞噬；他反感日本社会中对于传统观念和秩序的刻板，坚持对于弱者和新生事物采取宽容接纳的态度。而尾关周二则在整合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共生是竞争与宽容精神有机协调的社会状态，由于人本来就是在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交织中生存，因此真正的共生既要保持“共生的共同”，又要保持“共同的共生”。

由此反观，农民工群体的意识中已经淡化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归属感，更多的是对于城市现代性生活的向往。但是作为农民或农民的后代，他们身上依旧有无法抹去的乡土气息，他们的语言、习俗、生活方式、观念等方面的传统不是想抛弃就能抛弃的。这类群体的城市化不同于城市居民自生自发地践行城市化的模式，而是在有很强原文化残留背景下，生硬地嵌入城市社会。实质上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即是建立在原农村生活习性基础上，追求城市现代性的过程。既有农民工历时性的乡土情结，又有城市生活习得并内化的具有现代化气息的社会文化规范，同时在物质生活上达到一种具有特色风格的现代性。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差异性创新过程形成了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借鉴、共同演化的共生社会发生机制。

三、新研究对象

共生模式假定下，城市化不再是农民工单向与市民同化，而是在城市环境中不断形塑一种“新市民形象”的过程。分析共生模式下的城市化社会问题既要遵循农民工的社会事实，又要结合自我和他人意义上建构出的产物，同时还要克服分析中主体实践与客观结构的鸿沟。

(一)以往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评述

以往研究主要以农民工的社会事实出发，从各方面指标对比反映其城市融入程度和影响融入的结构、阶层、网络等因素。但是正如潘泽泉所指出的，结构与网络分析范式的问题在于强调客观上的先赋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将农民工置于既定结构或网络中，忽视其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和个体行动逻辑及策略对于农民工城市化的重要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有部分学者也试图突破传统结构、网络主义对于分析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局限，构建新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

1　从城市空间视角人手，分析行动主体的创造性生活实践过程。潘泽泉将城市空间中农民工视作一方主体，观察、体验和理解其主体性生成以及制约和促进这种生成的因素和机理，从新的方法论立场上审视农民工问题。这种方法论的特征在于注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行动、言语上的分析，试图从解读其行动逻辑和策略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障碍。

2　对农民工话语本身及其城市符号体系建构进行分析。赵哗琴以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对农民工城市符号体系及身份建构现状和机理进行研究，研究从对于农民工话语和符号结构体系的解读，反映了城市社会主体对农民工的认识上存在的歪曲及其背后的深刻根源。

3　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探讨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社会认同状况，试图克服主体和结构之间的矛盾。陈映芳以农民工公民权的被剥夺视角出发，分析了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见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歧视仍旧根深蒂固，使得农民工在外在城市化和自我认同上出现失调。邓大松、胡宏伟的研究数据表明：只有19.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市民；58.1％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民；另有22.6％的群体则认为自己是边缘人。可见有不少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出现选择困境。郭星华等认为农民工社会认同包含对自我和自我与城市社会的两个维度上的看法，认同的发展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具有二重性特征――对城市与农村的认同上呈现模糊和两可。

应该承认，上述研究弥补了以往对农民工主体实践性、建构性的忽视。但是深究其中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背后的理论根基，这些研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方面的研究方法论根源于一些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站在结构、网络范式的对立面批判原来的方法论。因此，不难发现话语分析、符号体系建构等视角，凡是针对空间中主体性生成的分析大都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强调偶然性、现实创造性，因而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显得过于碎片化，很多研究只能停留在小范围群体，结论和意义无法推广开，同时缺乏整体性。

而认同研究尽管也被视为一次整合结构网络范式和后现论范式的尝试，但经过归纳后发现，很多认同研究已经有意无意间脱离了社会认同理论。分析的焦点只是停留在分析农民工是具有亲城市倾向还是亲农村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上，并没有展现自身心理和外界对于身份认同形成的作用过程一自我是如何认识差异，再寻同类化，以及身份形态在各个维度上是如何展开的。进一步来看，认同研究所得出的农民工城市社会认同存在困境的结论仍然是基于同化论视角。

(二)身份型构(IdeInity Configuration)的确立

为了不重复以往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笔者尝试对偏重主体和结构的方法论进行整合。同时还要在分析对象上选择一个能够结合社会事实与社会建构的分析单位。据此提出在共生模式下的新的研究对象――身份型构(Identity　Configuration)。身份(Identity)作为一个既能被现实观察的社会事实，也是整体社会系统中社会成员在权利和义务配置上的标识。连接着事实层面与建构层面。张静认为可以从制度结构和自我身份选择两个视角进行研究。前者重视身份的社会秩序结构分析，后

者侧重主观上身份选择期望。选择以身份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原型，原因在于身份既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客观存在，同时还是社会各方面建构出来符号。这样的设置既反映出个体主体性行动过程中社会各方面建构出来的意义分布，同时，对农民工身份客观的分析过程也是对背后结构性因素的解读(造成身份定位、认同现状的社会结构、网络性因素)。型构(Configuration)指在研究上达成方法论上的客观整体结构性与主体生成实践性的有机融合。既具有作为特定结构、网络因素下的必然性，也有因个体差异存在的偶然性。具体操作研究中，可以从农民工在文化、地域、社会关系、社会地位、职业等维度上的身份的客观事实与主体间性建构两个层面出发，作为一种既是自我和他人共同参与评价权利和义务的形态标识和描述，也是特定社会结构、制度(如文化积淀、社会关系、生活环境、户籍)下的产物。

四、共生模式下的身份型构

(一)维度及操作化思路

身份型构通过考察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经济、社会、心理、文化、职业、网络等方面客观事实与结合自我评价与城市市民印象，共同型构出农民工的城市身份。通过对以往城市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合研究中提及的各项维度的归纳：笔者尝试提出如下五个维度：

1　地域身份型构。地域身份是指城市中各类主体间对于城市移民地域归属的观点，显示出农民工对城市地域秩序观和文化观的吸纳程度。一定程度上说，农民工对自我身份地域归属的态度反映其城市融入的意愿，操作上从农民工与市民对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城市或城市人态度、未来规划等方面考虑。

2　地位身份型构。主要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经济社会地位中的主观感知和外界评价。用于衡量由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导致下的农民工实际公民权、文化话语权、保障权等社会权利状况。同时在个体视角与整体结构上、在事实与建构中反映农民工阶层身份形态。具体可采纳多方互评社会地位、公民权利对比、阶层向上流动意愿等为指标。

3　职业身份型构。职业身份反映着农民工经济收入、职业地位、职业社会关系、就业能力等方面经济社会能力程度。从农民工和市民双方对职业社会声望、职业社会价值、薪酬、工作环境、职业社会关系与工作满意度情况等角度评价测量。

4　文化身份型构。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文化形态呈现多元化发展，包括在消费、娱乐休闲、生活习惯、个人偏好观念等都发生变化。形成了既有城市现代性特征，又包含乡土残留的新文化特征。测量可考虑城市市民和农民工之间对融入地相关习俗、语言、价值观念等方面接纳与内化程度进行交互评价。

5　交往身份型构。主要以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状况为评价对象，通过相互间对社会互动的言语、策略形塑出农民工城市社会互动的全貌，分析网络关系对农民工城市情结培育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状况反映出多元主体下的城市秩序、文化规范的形态。交往身份型构注重在城市空间环境下，描绘农民工社会交往实践中的主体性建构和外在符号体系，并探究这些产物对于农民工与市民间共生情境创建的结构性意义。

笔者提出的五个维度是基于已有研究的整合和社会学理论背景之上的构想，贯彻了共生模式下农民工城市社会中的身份特点，共生模式强调农民工拥有在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独立人格、行动逻辑，这恰好是身份型构的功能特征；并在研究对象上达成事实和建构的整合，在范式上形成主体和结构视角的互补。因此，身份型构的设置成为了农民工问题研究对象和范式上的高度整合的节点，同时身份型构又将共生模式假设中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理念很好地贯彻到研究过程中。

(二)理论着眼和留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