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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2创刊到1949年停刊的77年时间里,《申报》虽几易其主(美查,席子佩,史量才),经营状况有所起落反复,但总体上坚持了正确的经营策略:把赢利做为办报的首要目的,“义利兼顾”;在经营管理上,降低报纸成本,做好发行工作,重视广告的经营,拓宽经营范围,陆续出版文艺期刊,时事画报,开办书局;在报纸内容上,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报道内容尽量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重视言论,注重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的刊载;在价格上坚持走低价平民化的原则。正是因为这些经营策略的指引,《申报》销量大增,从最初创刊时的600份,到1888年,已经发展成为在旧中国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销量最多的新闻纸,成为中国官民重要的日常读物。据徐铸成的《报海旧闻》记载,在他幼年的家乡,《申报》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人们在包东西时常说“拿张申报纸来包包”,虽然递过来的报纸上赫然印着《新闻报》。由此可见《申报》在当时多么深入人心。
《申报》并不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报纸,但它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影响和销量最大的报纸,其经营策略和活动很值得我们探究。综观《申报》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经营活动,可以发现:虽然创立于19世界70年代,《申报》经营者在经营报纸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营销思想的萌芽,这些现代营销思想的萌芽极大地促进了《申报》的发展,促使其影响和销售量不断扩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下《申报》的现代营销思想雏形。
一.《申报》的市场定位思想萌芽
市场定位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深广告专家阿尔。赖斯(AlRies)和杰克。特鲁塔(JackTront)提出的新概念,随后又在他们所著的《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1981年出版)一书中得到全面论述。市场定位这一新概念及其战略思想提出后,很快被世界各地的营销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成为企业营销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定位,主要指企业为其产品即品牌确定市场地位,即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塑造特定品牌形象,使其产品具有一定特色,适合一定顾客的需要和偏好,并与竞争者的产品有所区别。
《申报》作为一种媒介,同样也是一种产品,也要塑造特定的品牌形象,以区别于竞争者,也存在一个市场和产品定位的问题,即报纸的办报方针,报纸针对什么样的读者和受众。
《申报》创刊前,上海有三种报纸:外文报,中文报,“邸报”。当时的外文报多旨在宣传西方宗教思想或介绍西学,读者多为在华洋人和一些洋买办;中文报不过是外文报的中文版,象《华字日报》就是《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内容多为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广告和船期消息等。读者仅限于买办阶级和少数“高等华人”。“邸报”或“京报”虽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报纸,但它们属于官方文件汇编,系由宫门之内传抄出来的政令谕旨,读者限于官僚士绅,与普通商贾和百姓无缘。而上海自19世纪50年代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中外商人大量云集上海,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广大市民百姓渴望了解时政,众多商贾也希望从报纸上获取更多的商业信息。而当时上海恰恰缺少一份针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商业报纸。正是基于对形势的正确分析,美查以商人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巨大的潜在市场,为《申报》找到了准确的定位:针对中国人的雅俗共赏的大众化商业报纸。他在创刊号上的话体现了其对《申报》的定位思想及办报方针“但其(中国古籍)内容荒诞无稽,只可作文人清淡之材,未能雅俗共赏。只有现今报纸上所刊登之文章,叙述简而能祥,文字通俗,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
为了贯彻《申报》的办报思想,美查在人事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特意聘请中国人做主笔,以发挥中国特色。先后受聘的有著名文人蒋芷湘,钱昕伯,黄协埙等,他们都擅长吟诗作词,文字质朴而不俚俗,所做文章饱涵儒家思想,适合中国的读者。在内容上,《申报》一改外文报和其他中文报纸侧重宣传基督教思想的惯例,注意迎合上海市民的口味,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新闻报道注重猎奇性和趣味性,内容编排和文字风格都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报道兴办女学,阔人虐待婢女,监狱黑暗等情形,反映禁止缠足之类的舆论”,一开始就立足为一般市民服务。
为了进一步做到雅俗共赏,《申报》在1876年3月30日出版通俗报纸《民报》,并为此报刊登启事说:“此报非文人雅士而设,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字者也。务使措词宁质而无文,论事宜显而勿晦。俾女流童稚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而增见闻。”
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虽然离现代市场定位理论的诞生还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申报》创刊初期的经营活动在办报宗旨,人事聘用原则,内容等方面无不体现着朴素的市场定位理念的萌芽。
二.《申报》的定价策略
现代营销学的核心理论是4P市场营销组合理论,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分销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其中价格策略是较为基础和重要的环节,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续的其他环节。营销学价格理论强调要以自身的产品成本为基准,同时要考虑竞争者的价格因素。
在报纸的定价上,《申报》经营者走的是低价的路线。《申报》问世前,《上海新报》是当时上海影响和销量最大的中文商业报纸,也是《申报》主要的强劲竞争对手。《上海新报》采用进口的白报纸印刷,成本较高,零售价为每份30文铜钱。《申报》一开始就定位为大众报纸,读者多为市井平民和商贾,所以它从创刊起就制定了低位定价的策略。美查曾在《申报》上刊登题为《本馆自叙》的文章说:“窃思新闻纸一事欲其行之广远,必先求其法之简,价之廉,而后买者以其偿无多,定必争先快睹。”根据经营者的定价原则,《申报》不用进口白报纸作为材料,而是采用廉价的毛太纸,大大降低了成本。《申报》最初定价为每份8文铜钱,仅为《上海新报》的1/4,从而在价格上占据了绝大优势。在《申报》价格强势的逼迫下,《上海新报》不得不把零售价降到和《申报》一样,亏损与日俱增,终因不堪重负而倒闭。
《申报》在定价方面另一个策略是针对不同的市场核定不同的价格,根据市场进行价格区隔。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起,《申报》每月售价为四角五分。到1907年规定:外埠全年大洋五元四角。日本全年八元四角,其他外国全年售洋十元八角。后从1908年9月起规定:本埠每份售大洋二分,本国境内全年九元六角,日本与本国境内相同,外国全年十四元。
《申报》的定价策略还体现在它的广告定价上。创刊初期,《申报》的广告量不大,特别是华商很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针对这种情况,经营者把广告的收费价格定得非常便宜;为了吸引华商登广告,经营者将华商登广告的价格定为西人价格的四分之一。随着销路扩大,华商逐渐意识到广告的作用,他们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日渐增多。这时,经营者及时调整了广告价格,华商和西商价格基本持平。1905年大改革后,中外广告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广告费的计算也分为论前,后幅,长行三种。“论前(社论前面)广告一百字起码,多则以五十字递加。每字取洋一分,较前增加一倍。后副长行二百字起码,多则以十字递加,刊费照旧。”(《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这种根据广告的版面位置不同而区别定价的做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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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的分销渠道策略
分销渠道是4P营销组合理论里的第三个环节,是指某种产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或用户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一切取得所有权(或协助所有权转移)的组织和个人。即产品所有权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的通道。分销渠道的起点是生产者,终点是消费者或用户,中间环节包括各种批发商,零售商,商业中介机构(交易所,经纪人等)。
《申报》创办初期,美查就在上海广泛寻求代销店,代销店早上拿报,晚上结帐,卖不完的还可以退还报馆,以这种方法来调动代销店的积极性,从而扩大销售。因此,一时间上海大街小巷的杂货店,书坊,刻字店,信局,打包铺,酒店,烟膏铺等,都有《申报》寄卖。《申报》经营者还把销售从城市深入到乡镇,从本埠拓展到外埠。为了增加销售,更好地与对手竞争,《申报》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负责杭州的报纸销售工作。之后又在宁波,苏州,南京,扬州等地设立分销处。到1881年,外埠的分销处有北京,天津等17处。每天销售的份数也从600份左右扩大到2000份左右。到1887年又增加了15处分销处,前后总共32处。到1907年,《申报》在西南地区的桂林,东北地区的哈尔滨,被俄国占领的海参崴以及国外如日本,英国,法国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分销处,每天销量从1897年的7000-8000份增加到万余份。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产品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供给消费者或用户,而是要经过或多或少的中间环节即通常所说的中间商来实现。所以现代营销学里强调分销渠道的畅通。《申报》创刊及经营的年代,中国的经济尚未进入市场经济,手工作坊式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申报》的经营者能意识到销售渠道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其朴素的营销理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申报》的促销策略
现代营销学给促销下的定义是,营销者将有关企业及产品(品牌)的信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消费者和用户,促进其了解,信赖并购买本企业的产品,以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促销的实质是营销者与购买者和潜在购买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为了有效地与购买者沟通信息,可以通过广告来传播有关企业及产品的信息;通过各种营业推广方式(如优惠,奖券,让利,赠品等)来增加顾客对产品的兴趣,进而促使其购买产品;通过各种公共关系手段来改善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还可派遣推销员面对面地说服顾客购买产品。也就是说,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加强与顾客之间的信息沟通,促进产品的销售。
虽然《申报》和现代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和产品的概念不尽相同,但作为一种媒介,其发行的报纸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产品,具有一般产品的本质特征,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从而扩大发行量和销售量。事实上,《申报》经营者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销售。
《申报》在发刊的头三天,每号印600份。为了扩大影响,特在上海南北两市所有商号沿门赠阅,之后又招聘报贩,挨户劝订,甚至实行先看报后收钱的办法方便订户。1909年,《申报》改用白报纸印刷,同时改进版面,随报纸赠送画张。为此,该报特刊登启事“本报开设已有四十年,现为益求完备起见,特改用白报纸印刷外,并广搜材料,扩充内容,延请画师,将各处风景择有趣味者,绘成图画一大张,按日石附送。”此举既为自己的报纸做了广告,又开了《申报》附赠的先河。
作为媒介,《申报》充分发挥了自己广告版面的长处,不仅经常将报纸的各种变动以告白和启事的形式通告读者,还采取措施推销其广告版面。该报创刊的时候,就特意在报上说明,外地广告由卖报人,苏杭等地有想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的,就与“卖报店”私人接洽,“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这里的“卖报人”就是报馆广告人,饭资就是广告费。经营者就是通过“饭资”这种手段激励“卖报人”为其销售广告版面。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申报》的早期经营活动在自身定位,定价,分销渠道和促销方面已经体现出其经营者的朴素的市场营销思想萌芽。之所以称其为市场营销思想萌芽是因为,《申报》早期的经营活动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经营者的决策也不是基于对各种经济因素的科学分析,而是出于经验式的直觉。但是,早在现代营销理论产生之前的一个世纪,《申报》的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就能体现出朴素的营销理念,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该报纸的经营理念并不全是首创,其中一些是创刊前美查派钱昕伯向香港的报纸学习先进经验所得,但是能将香港办报的经验与自身的创新相结合,并在定位,定价,分销和促销方面体现朴素的营销理念的,无疑非《申报》莫属了。而这也正是《申报》由创刊时的600份发展成为销量最大,影响最深远,经营时间最长的近代中文商业报纸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其中的许多宝贵经验还值得现代的媒介学习和借鉴。
参考书目: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
陈彤旭:《出奇制胜---旧中国的民间报业经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王凤超:《中国的报刊》,人民出版社,1988年
论文摘要:黑格尔从思想的客观性出发,一方面相当深刻地批判了主观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表述了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认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关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实践标准的唯物主义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在对抽象普遍性观点的批判中,主张把世界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论述了辩证法原则,特别是矛盾的客观性及其普遍性的思想,第一次赋予辩证法以世界观的涵义。可以说,理解黑格尔关于客观思想的理论是把握黑格尔全部哲学的关键。
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而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统一。因此,黑格尔哲学包含一个巨大矛盾:在唯心主义形式中表达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对此恩格斯曾指出:“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质的、真实的叙述。”[1]那么,唯物主义的内容何以可能通过唯心主义的形式而获得表现的呢?这就需要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特别是到黑格尔关于客观思想的理论中去寻找答案。
1.黑格尔关于客观思想的基本阐释
黑格尔认为“客观思想”一词具有三个意义,不同哲学系统有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意义上理解的客观性认为物质是外在于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是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物质的客观性。黑格尔认为,从经验主义的观点看来,人们感知的“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但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2]对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物质的客观性,黑格尔是坚决反对的。物质本身并不存在,所以物质的客观性是一种虚妄之言。另外,黑格尔认为承认物质的客观性是与人的自由相矛盾的。黑格尔说:“自由的真义在于没有绝对的外物与我对立,而依赖一种‘内容’,这内容就是我自己。”[3]在这里,黑格尔把承认外物的客观性与人的自由对立起来,把人的自由理解为不受客观外物制约的自由,这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偏见。
第二种意义上理解的客观性是康德所谓的客观性,即指范畴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客观性,主张思想的客观性。但是,黑格尔和康德又有着不同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康德把符合思维规律的东西(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东西)叫做客观的,在这个意义下,他完全是对的。”[4]黑格尔力图把有条件的、相对的范畴和无条件的、绝对的理念统一起来,设法通过拒绝自在之物的观念而克服康德的经验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二元论。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只是阐述理性连续不断地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进而达到概念形成的那种无限发展过程,理性就是绝对理念的进程。黑格尔称康德哲学为主观唯心论,康德的自在之物为“理性之物”,认为范畴只是属于主体而不是对象的规定,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而没有达到物自体的彼岸。
第三种意义上的理解客观性是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客观思想。黑格尔认为,世界是思想的世界,理性的世界,思想不仅构成外界事物的实体,而且构成精神性的东西的普遍实体。“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东西的本质。”[5]并指出,历史是努斯理性,历史作为不断发展的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努斯的自由冲动不断冲破、摆脱必然规律,摆脱本身就是逻辑,是自由的逻辑、行动的逻辑。因此,当我们把思维认为是一切自然和精神事物的真实共性时,思维便统摄这一切而成为这一切的基础了。思想作为根据,作为本质,统摄主观精神和外界事物于自身之中。他也反对那种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二元论观点。他说“在知性逻辑里,思维被认为是一种单纯主观和形式的活动,而客观的东西则和思维相反,被认为是固定的和独立自存的东西。但这种二元论并不是真理,并且武断地接受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规定而不进一步追问其来源,乃是一种没有思想性的办法。”[6]由此,思想是主观精神和外在事物的共同本质、共同来源。黑格尔认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对客观思想的阐释和展开。他在《小逻辑》中说,“客观思想一词最能够表现真理”[7]。在黑格尔看来,客观思想起初表现为主观,绝对理念从逻辑学出发,经过了自然哲学,达到精神哲学,并最后在哲学中回到了家,自己认识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对方原来不过是自己,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所以同样,客体通过变动抛弃自己的客观性,在更高层次上回到主观性。
2.对黑格尔客观思想理论的评价
2.1黑格尔从思想的客观性出发,表述了关于人的思想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认识而不附加任何主观成见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关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实践标准的唯物主义思想内容。在黑格尔看来,思想是事物的本质,思想是客观的,从而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是客观的。同时又因为思想是主观精神和外界事物的共同本质,所以事物的客观本质又是可以为人的主观精神所认识的。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本质不是认识不可把握的“自在之物”。人们通过物质存在这个现象,可以认识掩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思想、概念,即“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因此,黑格尔强调指出,认识的目的就是要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内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他说:“当我思维时,我放弃我的主观的特殊性,我深入于事情之中,让思维自为地作主,倘若我掺杂一些主观意思于其中,那我就思维得很坏”。[8]又说,思想“摆脱一切特殊的意见和揣测,而让事物的实质当权。”[9]黑格尔这一系列关于反对认识中主观随意性的论述,实际上是在神秘的理念形式中表述了关于人的思想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认识。另外,在真理问题上,黑格尔认为只是通过实践,才能抛弃主观和客观的对立,才能达到认识的客观性,达到客观的真理。我们进行思考,不顾其它,只是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
2.2黑格尔从思想的客观性出发,把世界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论述了辩证法原则,特别是矛盾的客观性及其普遍性的思想,第一次赋予辩证法以世界观的涵义。
黑格尔把世界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认为我们作为独立的事物,无论我们经验了什么。通过仔细的反省,将会引领我们达到别的事物。我们与那些事物相互联系,最后辩证思想终止于绝对的知识。康德经常用一些二元论的对立来进行思考,而黑格尔则设法将对立面放到一个辩证的语境当中,从而将他们协调起来。理性的客观性是包含特殊和结合特殊的普遍性,是通过可以体察到的现实而存在其内的普遍性。黑格尔认为,这个普遍法则就是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10]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个赋予辩证法以世界观的涵义,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超级秘书网
黑格尔还认为,事物之所以能辩证地运动,就在于事物自身含有矛盾。黑格尔从理性的客观性,即具体的普遍性的原则出发,断言:“天地问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11]“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12]黑格尔的辩证过程展示了一种三重的运动过程。通常这种三重结构被描述为一种从正题(thesis)到反题(antithesis)再到合题(synthesis)的过程。经过这种过程,合题可以说,理解黑格尔关于客观思想的理论是把握黑格尔全部哲学的关键。恩格斯曾说过:“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成为新的正题,这个过程一直到绝对理念才终止。黑格尔在其辩证逻辑中强调,思想进行中,矛盾并非阻止知识前进的力量,而是人类推理中积极的推动力量。
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第26页.
Abstract:The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cantaccomplishwithlogicmethodthetransformfromempiricalsynthesistopureunderstanding,Kantdiditwiththeapperceptionnamelyconsciousnessofself(Ithink),infact,thereistheswitchoverofcomprehensionandunderstanding,orspeakingthetransformformaprioritotranscendentalbythought,sothetranscendentallogicisthethoughtprocessinitsownhistory,thatistheblindspotofthewesttraditionalphilosophy。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关于认识论的哲学,更精确地说,是关于知识的认识论,即知识的形式和它的形成问题,当然形而上学是它们最终的古老归宿,但康德的立足的基础是关于知识的形式的问题,康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在现代,知识几乎与科学同义,知识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在康德看来,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不是指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形式即范畴,但始终困扰着哲学家的不是无法解答知识的形式及这种形式的起源,而是答案太多,其中有两种主要对立的解释——分析与综合或者演绎与归纳,但它们即不能独立成立也无法相互支持,它们几乎是西方哲学中的永远公案。从既定的前提出发达到结果就是分析,分析过程就是演绎,而综合基于经验的积累,并成为知识,这二者都是关于认识的常识,但当哲学家企图追寻到最终原理时,就发现这两者的自身存在的困难和相互的背反是无法调和的。经验综合的知识总是来自于个别的,局部的,部份的事实,如果将它应用于尚未发生的情况是否总是有保障?演绎分析方法似乎是确定自明的,但它的前提不能由演绎自己产生,它们来自何方?经验的综合不能保证知识的最终正确,演绎分析不能告知正确性的来源,而且分析与综合这两者即不能自证也不能相互支持。经验的综合如果是普遍有效的,它当然就可以成为分析的前提,但这个前提不能由经验的综合自身保证,或者说综合的普遍有效性如果作为一个原理它不能由综合法自身得到(“休谟问题”或”归纳合理性问题”),它当然也不能由分析得到,因为普遍有效性就是分析自身的本质,它体现在分析前提的普遍有效性上,当然不能由这个分析自身提供,即分析不能自证其来源,比如几何公理不能来自自身的演绎,当然也无法宣称来自需要被支持的经验的综合。这种困境几乎是无法作为的,但康德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他称之为“先天的综合判断”的过渡,提出了知识的形式——“范畴”和它的形成过程的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复杂而全面的批判哲学的迷宫,他没有最终解决问题,但他为近代哲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
一、先天综合判断
知识一般都以主宾式的命题的形式出现或可以转换成主宾式的命题,如果宾词的内容包含在主词概念中,这样的知识就是分析的,康德举例说“一切物体皆有广延”,是分析的判断,因为广延是物体的本身属性,它包含在“物体”概念中;而“一切物体皆有重量”,则是综合的,因为物体的重量需要另外的物理实验确定,它能增加“物体”这一概念的知识。此外存在综合的但是普遍有效的判断即先天综合判断,康德特别地以数学知识为例子,数学的先天性似乎不成问题,但数学的演绎性似乎说明数学是分析的知识,但康德认为数学是综合判断,他举了一个例子:5+7作为一个概念并不包含有12的概念,因此不能从5+7中分析地得到12,12是从加7于5的经验过程中得到的,即12是对5+7在概念上的扩展。但很不幸,这个例子一是不能完全使人信服的,从现代数学观点看,它属于算法,而且数学起源于逻辑的逻辑主义同样不能使人使人信服,算法的本质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康德另外所举的一个常识例子是“一切变化皆有原因”,这是一个综合经验知识,因为原因不包含在变化中,而且”变化”也是经验的,如果除去了这个经验内容,它就能成为纯粹的知识:“一切皆有原因”,这就是先天的综合判断——因果律,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范畴。”
纯粹的知识就是不含有经验内容的知识形式即康德的“范畴”,康德称之为先天的综合判断正是表明他企图指明它的形成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认识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说明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为主要目的,对此康德虽然花费了巨大的努力,但给人们留下的仍然是巨大的疑团和重重迷雾。实际上,先天综合判断即不是分析的方法,也不是综合方法,也不是从综合到分析的可以跟踪的转变过程,而是从经验到范畴的一种在思想中实现的抽象。康德在他的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术语,自引用语,着重号来进行论证和解释:先天的综合判断最终是以“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自我意识)或”本源的综合统一”来完成的。康德使用了诸如“自我意识”、“对象意识”、“我思”、“主观演绎”、“客观演绎”、“综合的统一”、“分析的统一”、概念以及心理的与客观的方法等等相互缠绕、重叠、多义与歧义的分析来说明这个过程,它带来的问题比他要解决的更多、更大、更困难。
二、先天与历史
承认先天性是康德哲学的前提,先天(apriori)是指在时间或历史意义上先于经验,而先验(transcendental)是指形式对于经验的普遍和必然性,因此先验中的“先”应当理解为“高于”,先验就是高于经验,记住这两点是进入康德殿堂的门票。但是这两个概念在康德的哲学和以后的研究者中都不是清晰的,这两个词也往往混用,这种因难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对它的使用,主要是来自于它们自身。
康德当然承认时间意义上的先天,他举例说,如果去挖一座房子的屋基,人们当然无须等房子倒掉才知道这个后果[1],这个知识自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天。但仅此而已,康德对历史意义上的先天几乎盲视,他心目中总是纯粹与普遍意义的先验,他进一步是这样说的:
"所以本书以下所述所谓的知识并非指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乃是绝对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与此相反者为经验的知识,此仅后天的可能,即仅由经验而可能的知识。当先天的知识未杂有经验的事务在内,则名为纯粹的。”
所谓“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虽然他没有对此做任何说明就被抛弃了,却正是历史意义上的先天知识,因此在他所举的预知房屋将倾的中,他进一步说明,这并非完全的先天知识,因为这里包含有个人对重量支持的经验,这种并非完全的先天知识当然这也区别于看到房子倒塌的经验过程,因此它只能是或至少是个人历史上的先天知识。这样“并非指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实际上是指离开个人经验过程的先天知识,而“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自然是纯粹的即先验的。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这段包含着康德思想前提的文字当作如下解读:作为先天综合判的知识既不是个人的具体经验过程,也不是离开个别具体经验的历史经验,而是离开这两用者的纯粹知识。它隐含的意思是,纯粹的知识不等于先天的知识,但来自先天的知识。但先天一词在康德那里是含混地使用的,既包含有历史经验,也包含有先验知识的意义。正是这样,先天综合判断不知不觉地切换成了先验判断
承认先天性说明康德已当然地承认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所以康德论述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是指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它的形式是如何的,作为它的形成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而不是指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存在,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当然的,比如他列举的十二个范畴时,并没有问这种组合的范畴形式的来源这类问题,但正是这种忽视给他带来了不可逃脱的困难。
实际上,先天综合判断的先天性正是指知识形式的历史形成,即先天综合判中的先天不仅只是先于经验这种知识形式存在,而且是它形成的过程,它的形式只是它自身的历史形式。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正是需要它以自身的历史形成予以回答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离不开它的历史存在。离开这个历史过程,就无法理解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因此康德实际上也无法避免它的对它的暗中的依赖,事实上成为了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论述绕来绕去却始终离不开的核心内容。但康德是非常困难,晦涩地以“悟性概念演绎”的方式展开了它,康德只能在他的形式方法中讨论他不能直接表达的东西。
当然康德仍然在他的体系中充分地展开了对知识形式形成的复杂过程的讨论,这是他关于知识的认识论的巨大贡献,他称之为为先验逻辑,就是企图用形式方法来构造形式的形成。按照康德的说法,普通逻辑是知识中相互关系的形式,这是清晰的,而它对先验逻辑的定义却是含混的:
期望有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概念,且此先天的与对象相关非由于纯粹的或感受性的直观,而仅为纯粹思维之活动工(即即非经验的又非感性的起源之概念),我们乃预行构成“属于纯粹悟性及纯粹理性,我们由之纯然天然的以思维对象之一类知识”之一种学问。规定此类知识之起源、范围、及客观之效力之学问,当名之为先验逻辑,盖因之其与研究理性之经验的及纯粹的二种知识之普通逻辑不同,仅在悟性及理性之法则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限度内,论究悟性及理性之法则[2]。
这也表明先验逻辑自身是含混,它即不是直观,也不普通逻辑管辖的知识,而只是一种先天地和纯粹的思想活动,这样它即可以是预先形成的即历史上先天的,也可以是高于经验的,因为它属于纯粹知性与理性,具有形式的意义而被称之为先验逻辑。致命的是,他仍然应首先回答先验逻辑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如何可能,他没有提出,因而也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他认为这与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或许他没有察觉,这种问题的性质正与知识形式与知识之间的差别一样,而对它的忽视却正是他的哲学盲点造成的。
三、先验之道
先天综合判断既是指范畴形式,也是指先天综合判断的过程即范畴的形成,还包括范畴的运用,这三个方面在“先天综合判断”中是各自独立但又相互支持、相互缠绕的三大板块。由于康德已把先天作为前提,所以范畴的存在不成为他的主要问题,而先天综合判断的形成则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和最大的困难。
范畴就是纯粹知性形式。知性(verstand,understanding)在早些中文翻译中译作悟性。知性含有知识分析的意义,比较贴近西方哲学的传统含义,但悟性一词强调了认识的主动性和综合性,更符合认识的本质过程,比如康德定义纯粹知性概念正是用它的悟性能力表达的:“与判断中所有种种表象以统一之机能,亦即与直观中所有种种表象以统一之机能,此种统一,就最普通之意义表述之,我们称之为纯粹悟性概念”[3],即对判断或直观中的表象的综合统一的机制能力。强调这种认识能力的主动性和综合性,正是康德得以完成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基础。虽然康德并没有特别用两个词来区分这种意义上的悟性与知性,但在他的论述中却是在两种有区别的意义上使用这同一个词,可能也正是这种含混,造成了对他的论述的许多理解上的困难。
纯粹知性是不包含任何经验内容的先天综合判继,它的形式就是范畴,而范畴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活动,即他称之为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它的核心过程就是他称之为“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4]。康德说,“我思”必伴随我的所有表象出现,即直观的杂多出现在同一主观的“我思”之中,这是感性的经验综合,另一方面,“我思”表象是自发的,不是感受性的经验活动,区别于经验的综合,是一种“本源的统觉”。这种“我思”表象由于没有经验的内容,唯一地只有在自我意识中的相互关系,对于康德来说,重要的是说明这种相互关系不存在于经验对象之中,而是由纯粹知性给予的即先验的。
按照康德的分析,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直观的杂多成为我思表象,实现经验综合,而另一方面,经验的综合只有在统觉的统一之下才能成为纯粹知性。为了说明这个非赏困惑的关系,康德作了多方面的解释,按照康德的论述,概要地说,一方面,纯粹知性自身是一种将经验表象置于统觉的统一之下的能力,实际上这是按悟性的方式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悟性由于先于经验,所以是先天的,另一方面,统觉的综合统一是关系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统一的关系,也就是统一的条件,即康德本义的纯粹知性,它是统觉自身的过程与形式同一的统一,也即必然的统一,这个原理就是同一律,正是由于这种必然性,它成为先验的。按照这种理解,悟性是一种从经验表象杂多中提取关系的能力,在统觉中,它们综合统一为具有普遍、必然的纯粹知性即范畴,这个过程就是对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难题的理解。因此,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实际上是悟性转变为纯粹知性的过程。
康德说统觉的原理是人类知识范围中最高原理,但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关键过程:先天的悟性怎样转变为先验的纯粹知性,甚至没有举出一个例子如他喜欢的数学例子来进行说明。康德只是援引同一性,但不能说康德的论述是一种独断,因为事实上存在这个过程,康德还使用了反证式的方法来说明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我思表象在统觉中不是同一的,则将有形形的自我,但所有这些解释都不是正面清晰地演绎了这个过程,而只是说明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复杂关系,这些解释往往无助于这个过程的清晰化,反而增加读者对真正本质过程理解的迷惑。
但实际上,康德是借助于自我意识即我思完成这个转化的。经验杂多自发地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我思表象,虽然康德没有直接说出,自我意识就是统觉,但他区分经验统觉与纯粹统觉,前者与时空经验有关,后者就是悟性。就是经验杂多自发地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我思表象的过程,即“本源的统觉”。他说纯粹知性(悟性)是一种能力,“先天的联接所与表象之杂多而置于统觉之统一下的能力”,正因为强调它是先天的能力,这就是在区别于先验的知性的意义上的悟性。
按照康德的思路继续分析,这个我思表象不能认为是感性,而是内在于意识中的,是没有经验内容的纯粹关系,它们源之于经验杂多,但不是经验杂多。但是康德无法讲清这种关系的生成,只是勉强说:“联接非存在于对象,且不能得之于对象,是由知觉取入悟性中”,这样他也就无法真正地理清悟性,知性与我思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产生我思表象的自我意识因为没有更高的表象因而成为必然的,这就是康德费尽心机追求的“先验”的来源,就是说是我思完成了这个转换,是我思的表象在我思中获得了普遍的必然性即纯粹知性的本质。
我思表象在统觉中的形成和对我思表象的统觉都是作为我思的自我意识,这两方面的同一就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即统觉的综合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说明先天的悟性变成为先天纯粹知性,是借助于自我意识即我思的思想过程来进行的。但是思想不是康德哲学的对象和内容,他的哲学是关于知识和知识的形式即关于知识的认识论的,所以他顽强地用知识形式的转换过程来构造他的哲学体系,他只是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才求助于思想过程的说明。这就是说,他既要说明经验的内容不是纯粹知性的对象,但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却是纯粹知性的内容,而且这种关系又不是存在于经验对象中的,而是纯粹知性赋予的这样一种复杂的生成与否定的关系,但他又不能从这种关系自身的关系中演绎求证,而不得不诉诸于不存在于这诸多关系之中的自我意识即我思的思想过程。正是这种原因,在他的论述中引导读者的焦点始终游移不定,令人莫衷一是。由于先天综合判断是他的批判哲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殿堂虽然巍峨,却充始终充满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疑团与迷雾。或许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的论述方法,原因本源于他所论述的东西在本质上是思想的,而在表达上是形式的。
四、结论
这种情况表明,以概念和逻辑为工具的西方传统哲学在最杰出的哲学家那里暴露的自身的困难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实际上,知识、知识的形式、知识形式的运用始终是由思想贯穿的,思想的内容、思想的形式虽然可以表达为知识、知识系统、和思维形式,但这种表达已不是思想自身,只有在思想的形式和思想的内容相互超越的之中,才表现为思想的自身过程,因此企图以概念和逻辑方法分析知识的形式的形成和知识形式的运用就永远逃脱不了企图表达思想自身但又无法用形式的手段表达它的命运,这正是西方哲学的黑洞,而看不到这一点,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先天盲点。但从中国哲学“道”与“易”的中国思想观点来看,正是知识的形式和它的形成的相互变易性,才是思想的自身过程,也才使知识成为知识的真正本源过程。先验之道本质上是思想之道,先天综合判继是如何可能的这样的问题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虽然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清晰地显示出来,但康德至少以晦涩的方式和它未能达到的目的体现了它。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p28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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