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6篇

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第1篇

1．1他人目光的主动感知

当代社会，女性以外界的目光和大众审美规范来感知自我的存在意义与自信，并构建成较为完美的自我形象，使身体成为社会性的身体。而从实际生活中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标准化趋势来看，大众审美目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女性感知周围的目光和女性对自己身体状态的焦虑。大众审美标准作为规范女性身体有着无形的力量，女性对自我身体的焦虑似乎从未随着时间而流逝，相反，在当今社会中大多数的女性都会主动感知周围目光并以此重新定义自己身体以及相应规范的标准。尤其是当身体某些部位不符合他人审美标准目光时，外在的视觉压力会逐渐转换成自我规范的心理压力，从而将身体主动物化。现今的社会各种依赖于女性身体而兴起的身体产业正在无时无刻地为女性呈现标准身体的镜像，并赋予其美好的象征意义。若置身其中，就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身体形象与理想身体进行比照，个体的身体越是符合当代关于身体美的标准就越能体验到成就感和快乐，反之则会产生焦虑和沮丧。社会的转型使得女性对传统身体形象被社会对其的想象所重新定义，是否标准化成了对身体形象外在表现形式的重要手段。在消费社会中，流行文化对青年女性有着巨大的吸引，例如:“瑜伽运动能很好的塑造身材和个人气质”是多数俱乐部进行宣传的主要内容，事实上这种内容所营造的重点不是产品本身，而是瑜伽的文化附加———塑造苗条的身形。这一文化附加则被青年女性所追求，从而塑造自己的身体来主动地迎合社会目光的审视。

1．2身体的焦虑与标准化的自我审视

“身体标准化”是现代社会中女性群体所无法规避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集中体现在对身体的体型、外表、感官体验和某些器官尺寸的手术塑造和外表修饰。当然，女性采用不同途径对身体标准化的规划过程不仅生动地描绘出了在现代社会女性对身体的动态面貌要求的提高，而且也在理论的角度回答了相应的社会学命题:韦伯“理性化”理论下有关身体理性行动与非理性后果。而将此理论的视角导向在当代青年女性群体后，这种关于追求身体标准的规划更加集中在该群体对于良好身材的持续保持和自我认同上。当界定身体标准化的大众范式被认可和追崇时，尤其是当代的城市女性，她们对于自己的身材塑造就有了一套独特的看法和践行逻辑，在这一逻辑之中，她们的个体性逐歩显现出来。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很少有女性能够客观、理性地考虑所谓的“标准身体”模板的参照是否真的有意义。通过对照“标准范式”的自我审视，身体的缺点将被动地被放大，进而女性会通过各种方法来让自己身形无限接近理想状态，随之而来的是空前的渴望、无尽的追求和健康审美价值观的背离。在当代青年女性群体中便出现了:由健康产生美和为了美可以忽略健康的二元价值取向。例如:年轻女性为了追求社会语境下“美丽身体”的视觉标准，便会屈从于医学科技所带来的整容或整形手段的精确化，对身体的“缺陷”部位进行掩饰，而手术对身体带来的高风险伤害则会被“美丽身体”的外表假象加以蒙蔽、忽略或者选择承受。

2身体管理是自我改造的理性回归

2．1运动塑身是身体重新规划的新途径

体育运动以身体为主要载体，从早期与自然、生存的原始技能发展为自我欲望合理宣泄的社会性游戏。在充斥着消费的时代，女性对身体有着全新的认识和评价规范，当以活力、性感、时尚为标签的形象成为社会主流追逐目标，“身体消费”与“体育消费”便成为另外一种符号———为社会阶层和身份的划分提供了有力的标识。所以以运动作为塑造标准身形便理所应当地成为女性塑身的动力之一。运动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身体工程，是对自我身体的一项长期的规划。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自反”式筹划身体概念里，女性身体被当作可塑的规划对象，通过饮食调整、体育健身、护肤美容等对身体进行塑造和筹划，并且这些行为对女性自我价值认同和健康生活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通过自我规划的手段来塑身让现代女性更感觉到自我权力的掌控感，主动的“自我构筑”将逐渐取代“性别权利凝视下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正在影响着城市里渴望通过积极方式来塑身的青年女性。而“做自己的主人”现象与相关行为的出现恰恰与后现代社会趋势紧密契合。通过运动对身体的改造是对青年女性群体对自我价值、自我经营、自我筹划实践过程的理性回归，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便是实质内容的外在显现。而从这一层面理解城市青年女性的运动塑身现象时，就会把它视为由单一外力决定的行为变为由本身意识与诸多社会因素共同建构的身体活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表明:运动塑身行为更能体现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规划与约束能力。在经历了功利化塑身手段对身心的“折磨与伤害”后，运动塑身的健康影响逐渐凸显，这其中除了对“硬技术”受挫后的视线转移，也包括了对运动塑身价值“有效”性和“合理”性的认同。

2．2运动减压让精神自我治愈

当代青年女性自我意识的回归亦有另外一层含义———自我的精神治愈。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女性为了挣求属于自己的“社会平等”话语权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这些压力的重负下她们没有选择妥协和屈服，而是积极地寻找各种有效途径来释放。选择体育运动既能够很好地塑造身体，也能够在运动中减轻精神重负。运动塑身的这种正面积极地作用，不仅仅表现在对女性身体的改造，在她们的身体日趋完美，心绪日益放松的同时外表的变化也让女性内心更加自信，自我认同感更加强烈。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文化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对塑造人的心理品格起着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都市文明的历史积淀淀显得愈加突出。选择以运动作为塑造身体和心理健康状态体现了毅力与自我控制的决心，同时也是作为主体对自我负责的社会道德责任体现。大多数年轻女性选择瑜伽作为塑身的运动方式，是因为瑜伽在相对静态控制中塑造身形，同时在静态冥想中以达到身心的统一。

3结语

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第2篇

青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纳入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随着青年研究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种种关于青年的理论模型。了解这些理论，对我国正在发展中的青年研究事业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本文按照西方青年研究大体发展逻辑，简介青年文化学和青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

一、青年文化学理论

青年文化学是把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利用文化人类学知识对其进行研究，旨在指示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业起作用的规律。首先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对青年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M•米德，继后按文化学模型进行研究的有R•本尼迪克特、林顿、卡丁纳等人。他们认为，青年期不单是一种生理一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社会的青年期本身就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青年期的特征固然有生理、心理的表现，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类型，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以及社会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所确定的差异和从一个年龄组向另一个年龄组过渡的方式。在文化不发达的社会里，如萨摩亚群岛的原始部落群里，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期，人们既看不到什么“青春期危机”，也看不到与青春期到来相随而生的戏剧性变化。当代社会文明不仅促进了人的生理方面的早熟，使青春期不断提前，而且社会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化，使青春期愈益向后拉长。因此，人生历程上的漫长的青年期，是当代社会文明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青年是社会世代结构关系中的一代人。世代关系是一种文化关系。在传统社会里，社会文化缓慢演进，上一代人把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传给了下一代。上一代人是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社会文化的加速度发展，世代间传统的文化传递过程产生了障碍。上一代人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被青年同龄群体所代替。青年群体成为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基本因素。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可以不再依赖于成人据优势的社会主导文化，而越来越仰仗青年自己创造的文化，即所谓青年亚文化或青年文化。米德进一步把人类社会世代关系归纳为三种文化类型。即成人楷模型、业存文化型和青年楷模型，所谓成人楷模文化，是指原始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团体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类型中，青年是“后成”的，主要接受父母的文化传统，从过去吸取权威，所谓业存文化，是指文明社会里的两代人各自从自己同龄人那里吸收文化。两代人的文化共存于同一社会;所谓青年楷模文化，是指青年变成了社会文化权威。上一代人只有反过来向青年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六十年代以来，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科学技术为主体的新文化面前，两代人被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长者不再是智者的代名词。青年人正在赢得尚不为人所知的新的权威地位。他们处处用青年楷模文化来理解社会的未来。今天，没有任何一代能象青年一代那样理解、经验和吸收人们眼前所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他们指出，社会文化类型的演变，与世代之间的“鸿沟”相关。所谓代沟，本质不在于代际间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也不在于某些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区别，而首要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其核心在于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和冲突。米德认为，代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局部的代沟现象，以前就产生过，如农民出身的父母与其在城市里长大的子女之间;外来移民与其在居住国长大的孩子之间，一次大战前无优无虑地过着舒适生活的一代与在欧洲希望之火熄灭后走进生活的青年之间;受过严格宗教教义熏陶的人与拥护现代新思潮的青年之间，等等。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代沟已经不再是发生于某些保守的家长与他们孩子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美国的反战运动，西德的抗议示威，法国的巨大，英国的愤怒的一代，类似事实足以表明，反叛老一代的人数越来越多，反叛者的年龄越来越小。代沟已经由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歧、隔阂，发展为彼此的对立和仇恨，掘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米德等人认为，当代之所以出现代沟这样世代间的文化对立状态，其深刻根源在于社会高度技术化。现代技术提供给人们足够的物质享受，但都以牺牲家庭为轴心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流动日趋高频化。家庭的根基在社会流动中动摇起来;技术的生活普及向青少年提供了迅速获得信息的电视，提供了不必再依赖父母就可生活好的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设施，提供了形形的社会服务机构，产生了各种色彩的交际圈子，从而瓦解了家庭成员相依为命的传统关系;与技术进步相关，青年的经济独立愈益受到社会赞弩业且青年可以自行其事，轻而易举地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从而逐渐淡漠了对父母的依恋情感，知识爆炸，技术更新，往往使两代人都处于零点地位，益且在世代的竞争中，青年比老年有着天然的优势。上一代人对青少年的支配和控制将越来越不可能，企图驾驭自战，超越社会的青少年，与总爱回忆过去的父母之间越来越缺乏共同语言，甚至格格不入，最终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青年社会学理论

青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社会结构关系中的一个年龄群体进行研究，旨在揭示青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规定性，探究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社会学融合了关于青年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抗运动之后获得蓬勃发展。但是，由于青年社会学一开始便面临着解决社会青年间题的紧迫任务，着重于对策性应用研究，所以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较系统的青年社会学理论体系。现将对青年研究影响较大的几种青年社会学的微型理论简介如下:

(1)父权衰落说这是社会学学者G•门德尔等人用以解释不同年龄群体在社会结构关系中权威地位变化的学说。他们认为，远古社会，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父亲拥有绝又的权威地位，父辈靠亲缘关系和宗法专制取犯‘弃轻人的崇敬、依附和服从。而在社会经济迅速变革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动摇为特点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父亲的权威性日趋衰落。以血缘关系和宗法专制为基础的人与人，特别是代与代之间的结构关系分崩离析。价值、道德、传统、习惯也受到空前的侵袭。家庭的传统关系濒于瓦解，亲子的情感关系日益淡化。青年一代不断受到强烈的“亲缘危机”的威胁，而不再受父亲富有有权威性的教育和保护，这就构成了一个“反专制的社会经济范畴”一一青年。

(2)新社会化理论这是社会学学者TH•齐黑等人用以解释青年群体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变化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的迅速变革使父母不再成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传统地位和作用将由青年同龄群体取而代之。社会的高频流动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亲子间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接触越来越少，大量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了青年同龄人作交往，技术统治加官僚统治使父母本身既不能应付变化不定的现实，也不能教育子女正确对待生活。父母为了掩盖自已对变革着的生活的迷惘和感情上的冷摸，只能提供子女物质上的最大满足，把子女引向“消费主义”的歧途，以补偿对未来信心不足和彼此不信任感情所带来的精神贫困。这样做的结果，越加使青年人对成人的生活模式产生信任危机越加对自己的双亲持怀疑、不信任、批判的态度。既然成人不能满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刁俏巨教会自己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那末，精神饥饿和贫困的青年就只好实行“自恋主义”，把自我以及与同龄人的交往放在首位，从而用同龄人所倡导的生活模式代替成人僵化的生活模式。当代青年社会化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人社会化的一种新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过程，除了形成一个无限威胀的青年“自我”以外，还更快地滋生着对成人的不满、嘲笑、鄙视、抗议和反叛。

(3)边缘化理论这是L•罗森马耶尔等人用以闸述青年在各年龄群体结构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中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青年在正式获得成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之前，处于一种“过渡”地位，既一种“不完全状态”或“零点”。现代青年既失去了童年固有的依附、被保护状态，又不能真正参与社会，发挥成人作用。现代青年在实际享有的权利与其可能拥有的权利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他们只能占据介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中间地位”。这种地位使青年产生不安全感、无保障感、受排斥感和社会边缘感，以及机会和权利的不均等、不公正感。持这种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代青年的怀疑、迷惘、傍徨、反抗、恐惧、逃避，以及种种异常行为，如吸毒、崇拜暴力、结伙群居，蒙昧主义的神秘活动，自甘堕落和犯罪，等等，都是边缘化理论的实证。

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第3篇

在这次讨论会上，较多的欧洲学者认为青年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比较突出。瑞士斯德哥尔摩青年研究中心对美国、瑞典、俄罗斯、澳大利亚等7国青少年作了抽样调查，认为各国青年虽然在价值上存在某些差异。但是全球化的倾向上更为明显。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调查认为，俄罗斯青年意识的形成，受到新的人文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泞表现是约有灯3的青年。把自己和整个人类视为一体。7国调查表明，现在传播煤体越来越发达。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使当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许多青少年日益感到自己是‘地球村妙的公民。他们认为，青年全球化意识的倾向，是一种积极发展的趋势。欧洲的一些.学者主要谈了以下表现:炭劝青年共同向往有一寸负责任的政府和人与人之间公平的理想社会。尤其是欧洲青年。处在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社会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安全急剧衰落，更希望政府能够保证社会和有人的公正。同时。青年人倾向通过自由竞争和个人的努力获得幸福和成功，而不希望依赖社会和政府，或受到政府的限制和干涉。青年几乎都不认为穷和富的差别是正常的、自然的。青年关心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能够均衡地发展。要求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希望世界和平和稳定。能够接受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化和生活价值观。做一泞供同关心和爱护他人的好公民。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青年接受西方缘体的文化、生活价值观的影响，有利于青年的进步和世界的融合.这并不意味着卿全盘西化，因为俄罗斯青年思潮实际上是越来越“俄罗斯本土化

欧洲学者在讨论中还认为，虽然青年嘟全球化意识”、“世界一体的倾向”，但青年中民族主义情绪仍然很强。在德国、以色列等一些移民较多的国家，排外l陇绪仍很严重。由于移民的文化、社会背景不刊徉.学习、就业不平等。种族矛盾很突出，移民想要进入主体社会很困难。其次是。青年虽然憧憬人们之间友好相处、关心爱护他人的生活环境，但也有瑞典学者对此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无论在社会上、学校里和社团中，都没有这种‘气娜w青年人似乎不太愿意与他人共享成功，关心维护浦认利益仍然胜于他人。再次是。在欧洲还有例批‘‘亚文化青年甜a这些青年的特点卿重感J隋，寻欢作乐，追求享穷。他们说话方式、着装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与众不同，他们喜欢跳摇摆舞，生活放荡，有些人叫他们为‘摇摆青护。这批青年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学校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这次会上，讨论青年学习和生活的问题比较多。英国一位学者认为，现在很多国家。青年就业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学生。这不仅是指青少年。也包括已成年的年轻人。现在各国的教育事业事实上都在迅猛发展，对这一趋势的一种解释舟社会需雾因为进入信息时代。知识领域是主导领域，教育是关键的产业。全世界的青年都在被告诫:如果他们的国家经济要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接受比父辈更多的教育，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激烈竞争的需要，才能有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会上不少学者认为，目前学校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欧洲青年学术委员会一位学者说:青年的成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世界上出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浪潮，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学校教育是一寸桃战，这需要重新调整学校教育和对青年的教育口意大利学者说:现在青年都把高等教育当作塑造自己、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良好场所，但是他们感到，他们的学习成绩和社会需要、工作机会有很大的差距。英国学者也反映:英国一些学生，为了未来的工作，想方设法要多拿几泞文凭厦学位)，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而延长了他们的学习时间。不利于他们成才和就业。所以青年人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要改革学校教育。

俄国、东欧青年仍处动荡之中

原苏、东地区的学者，在讨论“现代化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青年”问题时，大多作了发言。他们一般都认为。青年的思想和价值观都还没有稳定下来，但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观念逐步削弱，而泞夕、的自我发展及追求物质利益的观念大大增强，俄国科学院青年社会学中心的学者认为。经调查，俄国有4O%青年认为做什么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工作能挣钱，只要能挣钱，干什么事都可以。90年代以来，青年劳动观念淡薄，不学习和不工作的青年增加了2倍，一批游荡青年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保加利亚的学者认为保加利亚青年州弋的价值观变化是迅速的。但相比之下，他们家长的价值观念变化缓慢。青年对自由市场经济持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很快地发财致富和改善生活。但现实使他们失望。因为保加利亚的经济日益恶化。大多数青年情绪低落。思想混乱。

在俄国，一倍协分青年经过混乱、调整之后。朝着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在青年群体中，“政治对立”，‘思想观念两极分俗很明显，主张‘自由主分的人和反冲自由主分的人斗争比较激烈。俄国学者认为。由于社会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青年对走民主自由的道路产生了怀疑，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从主张搞自由主义、转变到反对搞自由主义。特别是当国内新的集权化趋势日益显露之后，青年人反对自由主义出现了高潮。还有一部分青年表现出对政治的不关心，几乎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热衷于参加环保活动、文化活动和健身活动。青年的观念在增强。俄国和东欧青年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过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青年组织，都已自动解散。现在在青年中几乎没有单独的青年政治组织了，青年参加社会事务活动一般都由学校来组织。但是。在俄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中。仍有一部分青年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俄国的群众性政治性党派组织中，参加的青年成员仍占285%。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中青年兴起信教热潮，有学者称之为‘新的宗教运动”。保加利亚哲学研究所州立学者认为.过去青年对共产党和政府、教师信仰和崇拜，但是当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终少之后，青年要寻找新的信仰点，而对神圣权威的渴望是青年信仰宗教的一咋新的重要的动机，现在的青年对前途感到渺茫，性J庸容易冲动，神圣权威正好能够影响这批青年。

青年社会问题仍然多样复杂

到会的学者.从各泞角度研究、反映和提出了一系列的青年社会问题。除前面讲的以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怎么认识新时期青年的新特点、新变化;社会、民族、地区、文化的差异造成不同的青年价值观，甚至发生冲突。对此如何协调;怎么看待比较普遍出现的青少年生理早熟、性早熟以及第一次性关系发生后的问题由于遗传和社会环境等原因.有精神病和生理疾病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如何进行防治;女青年升学率高于男青年、而女青年就业率又大大低于男青年的社会反差问题;青少年犯罪在许多国家不断增长，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欧洲和亚洲法西斯主义在青少年中的残余影响问题等等。

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第4篇

顾名思义，社会问题小说一般都选择当前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众迫切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为题材，如腐败问题、国营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下岗工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环保问题等，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小说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或沉溺于小说的叙述实验与语言形式迷宫，或热衷于讲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其脱离现实的倾向已经引起文坛内外一片不满与批评。新现实主义或社会问题小说的适时问世似乎给文坛注入一丝活力，更迎合了一些人的阅读心理，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在1998年1月22日的《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上，赫然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然而，我在看了一部分此类小说以后，却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即在审视中国社会问题时社会理性的缺乏、道德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式方面，即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本章将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为例集中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开始。

一、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

在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某个作家或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想就一个一般的文学创作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即：作为一种虚构文体的小说，应当如何反映它所处的社会现实？其反映方式有什么特点？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核心涉及对于"现实主义"的本质的理解。由于对于此类小说的正面评价都一致认定它们的价值在于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精神，在于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评价是着眼于题材的。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或小说的现实主义，什么是它的真实性与相关的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了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获得其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及相应的认识价值？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通讯报道有什么不同？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马上会想到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想到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小说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的热情洋溢的推崇。恩格斯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这番话的？我的体会是，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象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同样到处都是；但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始终没有停留在现实的表面，而是抓住了人性的主题，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灵魂深处，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比如金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扭曲人性）。正因为这样，巴尔扎克小说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小说的现实主义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我们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总热衷于它的"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认识价值"，也不同于调查问卷或社会统计学的认识价值）。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又必然造成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包括正、负面）。作家与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对于社会转型的看法常常相当不同。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就中国的情况看，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坛曾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小说（一般称之为"社会谴责小说"，实际上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似。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已经很难说有多高了；但即使是这些小说，也没有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表层描写方面。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二十年目睹之怪形状》，其用力处都在于揭示社会转型期人性的扭曲与阴暗，所以这些小说虽然是现实主义的，在艺术形式上却大量运用了夸张、变形乃至漫画式的手法。

当前社会问题小说的误区集中地表现在违背了上述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反映现实所应具有的特殊方式与角度。由于它们满足于停留在对于社会现象的记录与社会热点的追踪，因而充分暴露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短处：就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迅速而言，它比不过通讯报道或纪实文学；而在其理性的社会分析的深刻程度方面，更难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的学术论文。那么，它的特殊性何在？特殊价值何在？在我看来，这种小说所采用的记录式反映方式，违背了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以己之短敌人之强。试问：在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去了解各种现象层面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电视、广播与报纸以及"新闻周刊"之类的媒体不是更具有优势么？比如，在题材（包括其重大程度、新闻效应、快捷程度等）的层面上说，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二言，《南方周末》第一版上经常可见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或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的部分节目，比我见过的所有"社会问题小说"都更加精彩。当然了，最"精彩"的还是现实本身。我自己在现实中得到的经验，以及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获得的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信息，又远远超过了从所有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结果是作家想像了半天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揭示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你说读这样的小说有个什么劲？

或许有人会说，80年代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报告文学不是风行一时么？问题是80年代中国的各种媒体还不够繁荣多样，也没有产生分化（包括类型与功能）。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电视也不普及，更没有像"焦点访谈"之类专门反映社会问题的专题节目。职是之故，80年代的小说实际上同时承担着非文学的（这里的"文学的"主要是指小说艺术的虚构本质）文体的功能与使命，许多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效应与其说是文学效应、艺术效应，还不如说是新闻效应、政治效应。90年代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了。各种媒体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且其类型与功能也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专门的新闻性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对于社会问题的"独家发言人"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由于距离的丧失，此类小说的一个通病是不注意艺术技巧，语言粗糙，叙述呆板，人物形象也缺乏深度，流水账式的写法，缺乏小说艺术应有的空灵之美，被有些评论家戏称为"记者文学"。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保持应有的距离，结果不但对于社会问题的描写停留于粗浅琐碎的现象层面，而且在小说艺术上也显得极为粗糙，出现明显的非审美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小说的语言上，已经有学者批评其"太直、太满、太露"的弊端（1）。可以补充指出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缺少隽永的意味，缺乏空灵之美。其次，在叙述方式上，新现实主义小说显得机械呆板，是一种跟着写的笨拙方式（一般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缺少精心的结构与剪裁，事无巨细，如记流水账。这样由于这些小说题材本来就相似，加上艺术技巧缺乏变化，结果必然出现雷同与重复现象。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片面理解分不开的。这些作家总是一味地强调如何"贴近现实"，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但是却不适当地把这当成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似乎只要熟悉了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好作品。他们对生活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对艺术之于生活的超越性认识不足。比如何申就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在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时期把我那个地方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乡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等，这些东西自然的直往笔上窜。……只要深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2） "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3）尽管何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身没有错，但是把小说与生活划等号无异于取消了小说。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只有生活又是不够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如何申说的只要深入生活就能写出好作品。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本身都不是艺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经验丰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能够把这种生活经验用创造性的、合乎美的规律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这种传达能力与生活积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并不是每一个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能够写出出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关键就在生活必须经过艺术形式的转译才能成为小说。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甚至是文学理论中的ABC，可惜我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还不明白。

但是，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决不意味着文学不能或不应介入与表现社会现实，更不是说它已经失去存在价值与意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本来就不能简单化约为它的社会认识意义或现实政治意义，没有社会认识意义的文学同样有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学同样可

（1）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

（2）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3）何申：《为了心中那份实情》，《北京文学》1997年第9期。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以反映社会现实，关键是如何反映、如何介入。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揭示这个转型是他们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独特的，既不同于新闻记者，也不同于社会学家。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解放后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我总觉得，对于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或者说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深刻震荡（这种震荡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震荡相比，或许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比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悖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这才是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文学的优势所在，是其他非文学文体不能比肩的。

这样的介入是一种有距离的介入，这里的距离是从美学上讲的，距离是产生美感的必要条件。审美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这是距离的第一层含义。

我说的距离的第二层含义是价值评价上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与主流的社会思潮在价值取向上常常出现错位乃至背离现象。在一般的情况下，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唱赞歌的声音总是占据主流，而对于历史发展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总是边缘的。尤其在一些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因为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负面性和历史发展付出的道德代价。因为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文学创作中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事件与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者的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模式。第一种是吻合与统一模式（颂歌式的作品或诅咒式的作品）：作家从历史发展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的人物，同时也是从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人物一直占主流。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是罪该万死的恶棍（如黄世仁）；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或二元对立模式（挽歌式的作品）：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人物或事件恰恰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而失去了历史必然性的人物事件则是被作家赋予道德上的合理性。这样，许多伟大作家的社会历史见解常常是反主流、非理性或反历史的，有时还是十分幼稚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此类对历史发展唱"反调"的作品，它们常常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则是惟利是图的恶棍。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的。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防碍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如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警惕现代化的代价。

但是对于历史发展持有反思或批判态度的作品同样要有距离意识，特别是审美表现上的距离意识。联系到中国，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态度的作品常常流于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主要误区是以声撕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当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张炜笔下的"葡萄园"（见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显然，"葡萄园"作为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乌托邦，与桃花源有类似之处，但是作者在捍卫"葡萄园"（它象征一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纯洁人性与理想人际关系）的时候却发出了狂躁的道德宣言与失态的道德诅咒，从而使得这种捍卫失去了应有的距离与美感。

二、艰难不是分享可以渡过的

－－论所谓"分享艰难"的文学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误区不但表现在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并因而导致小说艺术上的失败，而且它的价值取向、它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它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也都存在严重的失误。下面我们以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所谓"分享艰难"主题入手进行一些分析。（1）

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或者也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刻期；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此类"艰难"的小说，或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主要代表作家有：谈歌、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编》《年底》《年前年后》《分享艰难》等等，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互助合作、共同抵抗饥荒的情景，等等，等等……；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的"艰难"及其"分享"当然也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可谓此"艰难"不同于彼"艰难"，此"分享"不同于彼"分享"是也。90年代中期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90年代的分享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呢？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

2·1、何谓"分享艰难"？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奋斗在社会的基层与改革的第一线，最深切地感受着艰难，因而也必然是分享这种艰难的关键人物。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

（1）"分享艰难"本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醒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由于它也是所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主题、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为解决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所以，有评论家也把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行为者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无论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而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经济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责任伦理而把信念伦理暂放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他的养殖场），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准则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从信念上讲，他与洪塔山截然对立，从感情上讲，他根本不喜欢他。如果听从信念伦理的话，他甚至恨不得枪毙洪。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用孔太平的话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正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同样突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冲突，以及为了"分享艰难"而必须以责任伦理为重。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玩）；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大厂》中厂长吕建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那位因嫖妓而被抓的河南大户郑主任设法放出来。这样作当然绝对违反了吕建国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工厂的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用吕建国的话说："要说我心里话，我恨不得你们（指公安局，引按）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可我得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嘴发愁啊。"这里，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被极其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并走向其极端化的形式：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以上就是所谓"分享艰难"之第一类人物。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玩）。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要顶住这一段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最值得注意。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识事务者也是利益分配中的得利者，是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热心地投入时代的洪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流氓痞子，或者是象洪塔山（《分享艰难》）这样的流氓企业家，或者是象齐志远、魏东久（《大厂》）这样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长里搞到一千万元的业务。

人都是复杂的，这不错；但是，如果着意制造这种"复杂"，以体现所谓性格二重性，是否又陷入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

2·2、艰难分享得了么？

通过以上三种人分享艰难的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分享艰难"的文学（姑且沿用这一称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这是此类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作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以经济成就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以及《大厂》中的赵明、谢跃进），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用吕建国的话说，"钱都让混蛋赚走了"）；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如《大厂》中的章荣、小魏及其他工人）。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吃惊。应当承认，这种情况在目前市场经济不成熟期间是存在的（虽然在小说中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一般情况下都是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分享艰难。

但是，"分享艰难"作为事实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而作为我们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在面对这一事实时开出的药方则是误导的甚至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与紧张是怎么造成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固然，金钱会使人堕落，这里有人性的深层原因（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此作出过深刻的描写），不是社会环境或社会体制所能全部解释的；但是在此我更愿意强调：象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象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的不健全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相反，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此类小说常常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是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试图人为地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手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小说安排了吕建国的"人有情"的价值理性与章东民的"市场无情"的工具理性的较量场面，最后当然是信念伦理战胜了责任伦理。吕建国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章东民，"他没想到吕建国心里会有这么重的东西，他一时感觉自己在吕建国面前很低下。"这实际上是说，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面前很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同样感人的场面还很多，比如《大厂》中章荣之死，《大厂续篇》中吕建国与工人们聆听韩书记的遗嘱等）。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顺便指出，绝大多数"分享艰难"的文学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在主题与形式上均缺乏提炼，对此批评界已多有警示），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决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而是部分手中掌握了权力的人钻体制的空子进行权钱交易。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如田毛毛及其父亲、小李、章荣等等）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可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卖轿车的钱可以解决两个月的工资、贺玉梅献出一万块私房钱、袁家杰在道德的感召下把技术卖给了乡镇企业可以有限地缓解厂子的财政，等等），但是决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顿中。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象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

综上所述，这些小说揭示的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恶劣行为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渡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

三、道德激情切莫走火入魔

--谈歌小说《天下荒年》的价值误区

包括作家在内的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实，更准确地说，是对于改革开放及其给中国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型，持有一种相当复杂的、远非单纯明了、非此即彼的态度。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改革的现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光明与阴暗共生、进步与挫折交织。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90年代中期的社会关怀小说，在评价态度与价值取向上充满了矛盾与分裂、迷惘与痛苦。它既表现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比如邱华栋的小说表现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欲望也充满堕落的城市时的迷惘与失落），也表现在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或乡镇村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如谈歌与刘醒龙的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进步与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们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然而，我也注意到，在这一批小说中也有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或惟道德主义的取向。这种取向的主要特点是把一个时代、社会或个体的道德水准当成是评价该时代、社会或个人的最主要的乃至惟一的标准，而忽视了其他标准的存在或意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曾经集中地表现在"二张"（张承志、张炜）的评论性文字中，而现在它又反映在许多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在上面对于分享艰难的文学的批评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里我想以谈歌的《天下荒年》（《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为例作些更细致的剖析。

《天下荒年》写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然而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主题指向却无疑是90年代的现实。作者以苍山县的百姓与官员为例，所要说明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读完小说，读者得到的启示是：在苍山县60年代的那场饥荒中，虽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高贵的年代；而90年代的苍山县人（苍山县是一个作者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具有隐喻意义）虽然因改革开放而享受到了物质的富裕，然而到处是抢劫杀人、盗贼成群，以致于安防盗门成风。这是一个对比；另一个对比是60年代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廉洁奉公、公而忘私，而现在的干部则腐化堕落、私而忘公（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典型是刘春华的变节与犯罪）。

我以为作品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转型期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一，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上说，作品描写的过去与现实的情况是否属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本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似乎不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这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小说，一方面似乎带有很强的纪实色彩；但另一方面它的主题显然又是要说明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即通过苍山县这个特例，来说明60年代初与9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精神与道德状况。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就其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我本人出生于50年代末，我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是我母亲经常对我描述情景至今栩栩如生：农村到处是倒毙路边的饿死鬼。据这部小说的描写，苍山县全县在中只有三起盗窃案（而且其中一起是乡支书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饿死而下令发放种子粮，不能算是真正的盗窃），可见道德水准之高；然而据我的父母讲述，同时也据我通过历史史料与其他小说文本得到的了解，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开场合吃东西，否则很可能被别人抢去。天哪，我到底应该相信谁？是不是苍山县是个特例，算得上是"小人国"里的圣人县？

其次，小说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分析社会问题（注意：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修养问题，两者所需要的分析方法是非常不同的）的方法与评价历史事实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小说的问题在于把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状况，还原为极度简单化了的道德状况，又把这种道德状况还原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用精神高于物质还是物质高于精神这样一种简单化了的道德评价来作为社会评价的尺度。虽然小说没有为过去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至上直接辩护，也没有因为今日的物质至上、"道德堕落"而全面地否定改革开放；但是小说的主题与中心显然是在惟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否定现实、美化过去。为此，小说精心地运用细节描写来制造关于过去的道德理想国的神话（农民宁可饿死也拒绝吃种子粮、市级干部玩弄了一两个异性即被枪毙等等）与关于现在的道德地狱的百丑图（关于曹迪的一段描写）。然而小说中的这些细节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症结在于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所要阐明的根本问题：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不妨让我们摘引一段在小说中具有"点睛"意义的议论：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地嘲笑精神

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于是"我"对于那个精神原子弹的时代就感到"高山仰止"，为那些"无恨无悔饿死"的人及其"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祥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因而：

不要总是指责那样一个年代吧，不要对那一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

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与错误，但它毕竟充满了神圣的原则与伟大的人格……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当珍惜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

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

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在面对那个时代时就只有惭愧与耻辱了：

或者那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可悲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所能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

以上言论（它无疑是本篇小说的核心与灵魂）使我感到了深深的迷惑，造成的巨大社会悲剧，能这样用道德化、情绪化的宗教式语言加以解释么？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悲剧的反省是应当深入到它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还是应当为了衬托今日的"道德堕落"，而一味地美化那个时代的"崇高道德"；而且退一万步讲，即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道德水准真的像本篇小说所写的那样"超凡入圣"，我们也不能以道德水准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在评价社会现象的时候）。难道人的生命悲剧不比道德理想国更具有震撼力么？说实在的，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量的人饿死这个社会事实可能与道德理想国共存。我甚至认为，政府官员的道德状况也不应当是衡量一个政府政绩的唯一标准，一个从道德上说是廉洁的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严重的失误；同样，一个官员的腐化比较严重的政府也不见得在其他方面也一定一无是处。

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国内研究 综述

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据文献记载,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语言学家H.C.Currie的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言语和社会阶层的关系》(1952)。1964年5月,美国召开首届社会语言学大会,会议论文集题名《社会语言学》在次年出版,标志着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美国,并于70年代末传入我国。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广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的学者此间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的回顾与总结。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时间,学术界尚无统一说法。大体上表现为三种: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的出版;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的出版;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标志。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年: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发到自觉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但陈原指出,自古以来的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19世纪初的欧洲方言学家对于民族语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即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就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运动而言,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拉运动,还有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尽可以划入社会语言学工作,但这些运动并非自觉的或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Sociolinguistics的引进,中国学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才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著作和理论译介两方面。前者除陈原的两本书外,还有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许国璋7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收入《许国璋论语言》(1991)。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以专刊“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

发表了一批社会语言学论文。这一时期的缺陷: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尚模糊。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年: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从引进到结合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北京)。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对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深圳)。1990年11月,中国社科院语用所和苏州大学联办“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苏州),其中不少论文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等。除了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还结集出版了《双语双方言》(1~4集)、《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等。这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文(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1989)、郝德森《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1990)等。著作方面主要有陈原《社会语言学论丛》(1991)、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等。教材方面有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王得杏英文版《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等。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2000年: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相比,1995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继续召开,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论文数量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有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社会语言学。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在冷静中趋于成熟。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其形成以来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不足,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一虹1996)。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无论深度、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周庆《语言与人类》(2000)等。此外《双语双方言》连续出版,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等论文集打开了新视野。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但与文化热一样,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带来新的生机,言必“文化”“社会”一时竟成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计算机应用对语言研究的需求,本体描写又成了语言学的新热点。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从“热潮”到“冷清”,但同时必须看到,至今仍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者大概是认准了“社会语言学”这条道。

四、新的繁荣阶段(2001年至今: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后,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一度曾显得有些沉寂,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冷静和反思阶段。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掀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高潮。十年里以“社会语言学”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01―2009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论文表明: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学科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各有新的进展,其中语言变异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为语言接触研究。

1.学科理论研究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科综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社会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地位等。从理论性质来看,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思路符合现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使用者话语的大趋势,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主要有: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2001)、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2004)、张兴权《“社会语言学”术语溯源》(2005)。

2.语言变异研究

变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变异的理论、语言的各种变体(性别、年龄、行业、语域……)等,其中称谓语和网络语言研究是近年的热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具体材料的开发和理论的深入是大趋势。主要著作有:王立《城市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研究》(2009)、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蔡少莲《语言变异的元语用分析》(2006)、郭风岚《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2006)等等。

3.语言接触研究

社会语言学自始至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和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起源于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总的看来,国内关于语言接触的具体研究(如双语)开展得较多,综合性研究还比较欠缺。关于语言接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戴庆厦,罗自群《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2006)、B.Heine, T.Kuteva, 刘云, 龙海平《〈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简介》 (2009)、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2005)等等。

4.语言规划研究

不少学者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进展时都曾提到,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这和国家在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我国历史上先后有过不少具有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语言规划活动,为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实际素材。改革开放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这一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内加入了更多微观的内容,和语言变异研究在许多方面联系起来了。

现在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进都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是一门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它将在中国的语言学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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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导读[A]・北京:外研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刘琼,女,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办学点,讲师,从事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第6篇

作者：平章起 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在社会学的领域，许多人赞同社会学理论应是一种中层理论的说法。在人们的印象中，社会学既不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体系华美但不结果实的巨型哲学理论，也不是一种零碎的不系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是建立在抽象层次较低基础上，又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同时具有明确界定的可操作化的概念系统的理论模式;是以实证资料为一般取向，提出理论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变量类型，并借此建立一定的理论范式来描述和指导社会现象的理论研究方法。纵观我国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现状，可以看到这种中层理论研究在我国青年研究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确实有独到之处。

一、社会学家把青年看作一个社会群体，看作是同其他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有着特殊关系的社会范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再生产的一个因素，青年通过实现社会化过程来学习社会文化，实现社会自立的方式。社会学对青年的这一界定和研究的视角显示了中层理论的特点。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创立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超越了心理学的局限，使对人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的研究超出了个体研究的限制，进人了人类群体和社会研究的范围。虽然孔德最初的社会学研究是实证主义的研究，但是在青年研究中他十分重视家庭这一社会变量在青年和青年教育中的作用。可见在青年间题的研究中，社会学一开始就建立了中层理论的视角，即视青年为一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群体，而不是一个受生理和心理变化影响的“年龄群体”，也不是一个人类学或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文化群体。埃米尔•迪尔凯姆是法国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他特别反对把社会现象归结为生物现象和心理现象，他坚持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对青少年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教育社会学中的系统社会化理论。与孔德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家庭在社会中的整合功能已经不是很重要，家庭已经失去了“功能意义”，变得不牢靠、不稳定。他在《教育与社会学》中提出了教育是使一代青少年有系统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整合的根本出路就是个体要抑制自己的过份要求，个体要与社会群体日益一致，因为个体是群体中的一员，所以应当充分恢复社会群体的稳定性，使其能更强有力地影响个体，使个体能感到自己与群体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社会应该教育青年应当同集体更加团结，因为集体的出现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依然存在，并且在各方面包围着他。一旦知道这一点，他就不会只在自身中寻求.自己活动的目的。只有懂得他是一种比他本人更崇高目的的工具，他就会懂得自身的意义，生活在他的眼里又获得了价值、意义和目的。那么，使个体确立新的生活意义的群体是什么呢，迪尔凯姆认为，决不是政党或国家，因为后者虽然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但它与其说是促进社会团结，倒不如说是促进“社会分化”。宗教过去是能够实现社会团结和恢复个体价值的力量，但是今天它已经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为数众多的学校和现代思维已经不能使那种虔诚的自信心和宗教所代表的宁静得以复归。所以迪尔凯姆提示我们，对青年的社会化只有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进行有系统的社会化来完成。迪尔凯姆与孔德一样，强调社会学在人类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应把着眼点放在个体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的社会适应上，而应更重视社会群体的作用。特别是社会正式群体的作用。由此可见，迪尔凯姆在青年教育和青年社会化问题上更多的考虑的是社会集体、学校教育等社会变量的意义，这一研究视角体现了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特点，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青年教育的实质。应当说美国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一个宏观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范型，但是帕森斯在分析青年群体状况中则利用他的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一方面把角色放进人格形成的社会环境中，分析青年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角色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中，深人分析青年文化适应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同样达到了一般中层理论研究的效果。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宏观理论体系之中，他的社会行动系统主要讲的是四个特定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们是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系统、人格系统和有机体系统，这四个结构系统又分别承担着模式维持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目标获取功能和环境适应功能。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形成了一个信息控制的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控制方面文化制约着社会系统，人格调节着有机系统;反过来说，等级中的每个系统又都在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行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即有机体为人格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人格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能量条件，由人格系统组织而成的社会系统又为文化系统提供必需的条件。帕森斯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青年的社会心理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考察，通过他的社会行动理论的结构功能分析，从而深刻地把握了青年的社会本质。帕森斯把青年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各种先定的状态和角色的决定因素，从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去分析青年同社会的主观关系和客观关系，分析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行动系统中自身的能量条件和社会信息控制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揭示了青年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边缘化”地位和社会“依附性”的本质;所谓“边缘化问题”是指青年的社会状态的模糊不清，他们既非成人亦非儿童。他们既不能分享成人的权力，又不能停留在青春期以前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状态，他们既不能受到成人真正严肃地对待，又不能为成人所忽视。青年边缘化间题决定了青年社会依附性的本质，帕森期认为，在他所在的时代青年人的状态不清，社会地位没有保障，完全被动地依附于他的社会行动系统，受到社会控制机制的限制。与孔德和迪尔凯姆不同，帕森斯发现处于依附状态的青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除受到家庭、学校等传统因素的作用之外，青年同龄群体作为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孔德创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的理论体系，虽然都不是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但是他们在青年问题的研究中都试图向中间靠拢，一方面力图排除经验主义羁伴，一方面努力在摆脱纯粹抽象主义的束缚。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直接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层理论”的思想。他认为象帕森斯那样的建立巨型的时机还不成熟，原因是社会学还没有出现自己的刻卜勒，更不要说自己的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或普朗克。默顿在青年研究问题上坚持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视角，把青年的社会自立和社会行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大变量是难以把握的，一个是角色，一个是状态。默顿认为，在青年时期同时有两个序列，一个是状态序列，一个是角色序列。一般来说，青年的某一行为状态先于角色而发生，为角色的最后确定做准备，而角色确定后的行为状态应当强化这一角色的行为。但是，事实上，从时间序列来看，摆在青年人面前的有许多“角色层次”不断的出现，这些未来的角色期待在一个人现实的行为状态面前必然会发生冲突，从而影响青年的社会文化适应的实现。默顿不仅区分了青年状态序列和角色序列的不同情形，角色出现前后行为状态不同的作用，分析了青年人的各种各样的角色期待所带来的心理冲突，而且还特别提出了青年“预期社会化”的问题。默顿认为，为了使状态序列和角色序列的动态平衡，现实的行为状态能够适应未来角色行为的各种要求，青年人必须在状态行为中具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就是预期社会化的问题。默顿的这一青年研究的理论不仅对我们认识发展状态中的青年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对青年人的文化适应的关键环节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社会学家从家庭、学校到同龄群体等诸要素的分析，从个人社会化、有系统社会化到预期社会化这些中层理论的研究确实给青年社会学的研究注人了活力，在国内外青年问题研究的领域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理论模式给青年和青年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帮助。

二、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研究同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相比较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孤芳自赏，应当从相邻学科中吸取营养，不断完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心理学为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心理的、生理的实证主义的材料;文化人类学为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的进一步理论抽象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理想的范型。对青年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内。心理学家对青年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发展的不同层次、状态等做了深刻的分析。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将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在青年的文化适应问题上超越了传统的“青春期危机理论”，这主要表现在，本我深层区和超我社会规范的理想区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个体人格的本质和运动。弗洛伊德认为，在生命一早期成熟阶段，幼儿以父母的完整形象为楷模“自居作用”，在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文化适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使人们对青年问题的研究由“青春期危机”理论，转到了“幼儿”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上。也就是说，要想认识一个青年人的现实的“自我”，就要分析深层的“本我”和社会的“超我”的矛盾和冲突。无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青年问题的分析正确与否，但对于重视社会层面的社会学中层理论来说是不应当忽略心理学对青年个体的生理心理的研究所提供的这些资料。与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不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更重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在《儿童期与社会》一书中把‘性命过程”看作生理、心理的发展同在文化上得到保障或受到限制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的产物。埃里克森的理论在西方心理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提出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影响的思想对学术界的意义十分明显。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危机在人的一生也都存在，但是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青春期阶段。这种自我同一性的认同到角色混乱，或者说叫做同一性的扩散主要发生在青春期阶段。社会心理学家对青年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在生理和心理的狭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重视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而且提出了如此深刻的思想，{这对青年社会学和青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福有布助的，一但是建构青年研究的理论框架心理学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还是需要社‘会学象的努力。、一青年文化人类学把。代青年做为社会再生产因素的人类群体，;把青年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做为学科研究的基本概念，.一从时代凌展过程中探索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特点，青年亚文化与社会主体女耗的冲类与触;谷，认而寻录脊辱丈花适应的方法厂解决青年的文化适应的社会间题。二八当代奢名铂壮会学家鸟格丽侍.米德在她的褚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对青年做了一个全新的表述:.‘青年不再是青春期的心理学的二个内容，、一它首先是二个文化的实在’，，这位女博士，对萨摩亚;岛青年的研究，证明人们所熟悉的青年，只不过是特定社会所固有的文明的产物。青年的特征取决午社会的复杂环境和他们百然生理的变化的相互作用，取决于社会木同年龄群体之间所创定的差别和~个年龄群体向另一个年龄群体的过渡的方式。由此我们不再将青年看做是心理学加生理学的二个变化的个体卜而被看做是‘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一青年文化人类学不同于青年心理学的研究，青年心理学把青年的个体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的认知、一情感、意志等心理问题。而人类学家可以同时将青年视为一个有生物特性的年龄群体以及一个社会文化的实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动态研究。一应当承认，青年文化人类学是青年研究的理想状态，但是就自前青年研究的现状来说，时机还粮不成熟一，从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来说，我们还是应当在心理学的个体生理、心理的实证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社会文化实体的抽象研究之间寻求一种中层理论以衔接两大学科之间的联系，这一任务自然应当由社会学家来完成。

三、青年社会学没有忽略其他学科的贡献，而是在吸收和发展它们的基础上，创造能够认识青年的本质和功能的中层理论和方法论。青年社会学在阐明青年作为社会群体的特征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批判了生物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片面观点。尽管青年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承认，青年社会学是社会学最不发达的领域之一。在青年社会学过去的研究中，理论与经验材料的结合研究仍很薄弱，传统的调查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侧重研究青年的过去，热衷青年状态的描述，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测。特别是一大堆大大小小的中层理论象一个大拼盘一样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没有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还不能建立新的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社会学处于缺乏进行历史分析的许多经验材料的“幼稚积累”阶段，七八十年代随着理论与经验材料联系的加强，纯粹思辨主义逐步减少，社会学中层理论开始形成;那么，在当代社会，青年社会学的研究一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材料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宏观社会层次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有了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层面和实证研究的经验层次之间建立中层理论的实践的探索，我们完全可以在21世纪到来之际，建构我们新的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在心理学和文化人类李对青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应当坚持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研究的方向，一方面不能企图建构二个庞大致密的形而上李体系，另一方面也不能停留在支离破碎的经验分析的圈子里。我们应当突破默顿所谓中层理论的局限，重新审视我们社会学在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建立一个开放式的中层理论的视角。青年社会学中层理论研究的关键环节还是在对青年本质的认识上。只有把握青年的本质这一轴心才可能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心理学把青年看作是一个“年龄群体”，看作是一个个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个体进行研究，从而建立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文化人类学把青年看作是一个类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实体进行研究，因而是从最抽象也是从最具体层面上去建立自己的体系、而青年社会学从它建立的初期就把青年做为一个社会群体，看作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进行研究，从青年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中，从青年在复杂的社会环境等各种变量影响下的研究中建立了大火小小的中层理论。但是社会学对青年本质的这一把握还是不足以作为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轴心和篇石。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社会学研究中德国社会学家K，长海姆曾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学领域，德国社会学家K。曼海姆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井拼了“文化危机”的研究。在2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偏时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历史悲观主义，表现为对无法控制的红件的恐惧心理。这些事件包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不断恶化;欧洲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反动的势力(法西斯在意大利上台，纳粹分子在德国即将攫取政权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越来越明确的一i人识到，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社会”不仅不符合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而且是与这些理想直接抵触。对此曼海姆十分无奈的写到:“观念的形态乃是在情景上超验的观念，它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人们采取实际步骤去实现它们时，它们常常成为个人主观行为的动机。”(K•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36年，第194页)。曼海姆看到了这种文化危机的表现在青年身上最为敏感，因此他对青年的研究是从“代”的问题人手的，他以“代”的问题为轴心，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证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所谓“代”就是特定的时间的间隔，同样年龄的个人都属于同一代;而历史浪漫主义则强调，代的划分取决于“内化的时间，即同样历史经验的感受”。曼海姆指出，青年一代是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走向文明，是向新的价值开放的。青年人不仅能够在自己的人格中体现这些新的价值，而且能够在社会中提倡它们。青年人对待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的态度可能是进步一自由的，也可能是浪漫一保守的。当然社会学家把“代”的概念作为青年研究的轴心，把青年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实体，不只是曼海姆一人，而且文化人类学家早就把青年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实在。但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对青年的认识还是在青年群体文化或某一亚文化的基础上，文化人类学家理解的青年文化则更多的是一些符号文化。而我们所说的社会学家所要认识的青年本质，应当是一种与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层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以“代”的形式不断变化的社会群体文化。以此为轴心建立起来的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模式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是否可以说青年心理学正处于比较成熟研究阶段，青年文化人类学则是未来理想研究模式，而青年社会学研究现在正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阶段。我们应当在21世纪到来之际重新策划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