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医学论文范文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研究概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中国方剂学概要》、《中国外科学大纲》，张山雷的《古今医案平议三种》、《医学一得》、《籀谈医一得集》，顾鸣盛的《中西病理学讲义》、《中西内科学讲义》，杨百诚的《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医学新论》，承淡安的《伤寒针方浅解》、《针灸学讲义三种》、《中国针灸治疗学》以及张赞臣的《中医诊断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用于教学的教材，不如说是各个编著者对于中西医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每一本教材著作均迸发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这些著作的编著以及在教学之中的使用，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焦振廉.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6(3)：5.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2篇
在20世纪末，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疾病谱的变化，WHO提出卫生服务要求，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将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为维护人类健康需要，社会健康保障体系亟待建立一种良性运行机制，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尤为重要，因此中医全科医学发展应运而生。结合实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有关部委，适时制订了有关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纲要性、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在我国初步建立起充滿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形成统一規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全科医生与城乡居民基本建立比较稳定的服务关系，基本实現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及《云南省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云发改社会【2010】1871号）等文件精神。随之，组织相关专家开拓性地推出了相对完整的中医全科医学临床培训试用教材，对中医全科医学的人才教育、临床的发展具有填补空白的里程碑意义，其功巨焉!转眼，跨入21世纪已15年了，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中医全科医学教育思路、人才培养仍不容乐观，亟待修正。详细研读上世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相关部委制订的有关中医全科医学临床人才培训纲要性文件，考察相关的培训教材，不难发现：20世纪末，中医医学全科人才培训教育思路是普及最初级中医临床基本技能（如望闻问切、推拿、刮痧等），适当补充现代医学科技与社区卫生紧密结合又十分必须的实用技术（如心理咨询等），以适应刚刚成立的诸多社区卫生中心的业务需要，以及诸多转岗的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的需要。同时，在此后开展的中医全科医学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思路也是围绕这一教育思路开展，存在对全科医学硕士专业学生的培养缺乏经验，且方向不明朗，培养方案存在制定重点把握不好，水平不高，对学生在校期间、就业等前瞻性不足。尤其是课程设置（除了硕士公共课以外，要求重点在中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中医妇、儿、外科的多发病了解），显然，这就是一个中医住院医师的强化培养。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教育思路与现在中医全科医学的临床及人才培训已不再吻合。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也不再是20世纪末叶的最初阶段了，随之，中医全科医学临床预防和健康教育思路也亟待与时俱进，进行调研、论证、修改、提高、完善！
2中医全科医学学科亟待定位
中医全科医学应运而生，是因为二十世纪末，全面大力发展起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全方位服务。相关人才培训教育思路是根据少量的中医和大量的非中医专业出身的卫生技术人员转岗的现实而确定的；故而，相关的培训教材就着重于最基础的中医临床适宜技术的强化培训；随之而确定的中医全科医学专业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也是在此大格局下开展起来的。尽管在现在看来，这些相关决策和措施与眼下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状况不大吻合，但是，这是适应中医全科医学最初级发展阶段的、合适的、正确的决策和措施，毋庸置疑！然而，为什么这些决策和措施与当今中医全科医学发展不大吻合呢？或者说，为什么这些决策和措施没有得到及时修正或修订呢？我们认为其关键的因素是因为大家对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亟待重新定位，因为没有对中医全科医学学科进行定位。那么，这个中医特殊的分支学科，就没有发展方向，就没有自己人才队伍培养的特定目标。换句话讲，这个特殊的分支学科，尚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分支学科，其独具特色的学科特点尚未形成。显然，大家都是在摸索中艰难前行，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门分支学科，或者是一门专业，必须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或专业的特色，有自己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有自己独特的人才队伍、与之相关的独特的教育体系，如独自的教学方法、教材，理论体系、管理体系，网络平台……。这些诸多因素的确定或明确化的前提，必须是这一分支学科的定位。也就是说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要尽快相对完善，如果仅仅是根据临床需要，调整措施而进行的经验总结，那么，根本就上升不到理论层面，也根本形成不了学科。因此，对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理论层面亟待进入全面并且深入的研究。否则，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思路仍将停在上世纪末叶，显得有点僵化；培训教材仍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得有点老化；临床硕士生培养仍在摸索、试探，显得有点幼化；而整个中医全科医学理论研究仍在上世纪末叶，显得有点忒初级化。
3中医全科医学是中医临床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
据我们所知，在当今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及我国教育学科体系中，中医药学科是医学学科的子学科。而临床上，中医科、中医医院都是专科性质的，即使三甲中医医院，在综合评级评价中也仅仅是专科性质的三甲医院。这就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学发展，而中医药发展与西医发展之比较又如此相对困难之学科原因。换句话讲，我们中医药学原来就是不分科，本来就是全科医学或者是综合医学。而现在残酷的现实：我们中医药学是专科，这样，当今又提出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定位就显得多么不严肃而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中医全科医学遇上了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现实是，愈来愈发展的大量的社区卫生机构又急需全面的、多面手的中医科技实用型人才，而推而广之，大量的高端的综合医院的发展，也同样急需全面的、多面手的高端的中医药学科的实用型科技人才。因此，我们认为，中医全科医学应该是中医临床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对于中医全科医学这一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即便是初级或低级阶段，也同样要求是综合性医学人才，而并非是一般的专科或单纯病种专科，如儿科、心血管科等。显然，与之相应的教育学科、教材或培训教材、教学方法都应该随之而有变。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医全科医学的初级人才培养，应该是本硕连读的不分科的中医临床研究生，而并非中医临床专业的本科生。中医本科生再考中医临床研究生，大多是分科的专业较强的专科人才的培养，而非中医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换言之，具有不分科中医本硕连读的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才是比较对口基层社区卫生机构中医综合科这一专科即中医全科医学的全面的、多面手的、实用型中医药人才。如果是中医本科后再考中医全科医学硕士临床研究生，要有2年的中医师临床实践，才能进入中医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推而广之，大型综合型医院的“中医科”，有的叫“中西医结合科”，这样的最高端的综合性中医专科非中医不分科的硕博连读的高端中医多面手、全面的实用人才不能胜任工作。
设想一下，一个中医本科生，考了中医肝病临床硕士研究生，又读了肝病博士生，然后，到三甲医院中医科，每天遇到的是多专科多病种的诊疗现实，他该是多么多么痛苦！这就是中医全科医学的现实！因此，提示我们：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学科分支，或作为临床的专科科室，与一般的专科是有着其独特之处和高端全面系统特性的，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然而，中医临床本科生是否就是中医全科医学之专科人才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大家都知道中医院校的本科生有2个中专生之戏称，即一个西医临床中专生，一个中医临床中专生。显然，对于仅是一个西医中专生兼中医中专生水平的医生来讲，面对日益重视健康、对健康服务水平要求日益提高的广大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群体主要集中于老年病和慢性病康复人群，还有急性病、危急重病、社区的急救处理、院前处理或首诊处置，这些远非中医本科生能力所能及。这样的基本情况，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长期有临床一线工作的副主任医师才能达到的基本水平，并且，不应该是专病分科的专科医师。这就再次提示我们，中医全科医学的高端性和综合性，并非一般的专病专科专业。从中医全科医学的临床现实及人才需求，可以基本确定人才培养培训的基本目标。
随着21世纪人类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逐步建立，“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师”已成为我国今后若干年内卫生改革的重要内容。全科医学是“最经济、最适宜”的医疗服务模式，是适应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需要、满足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最理想的医疗服务形式。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与全科医学的理论基础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以整体医学为主线。中医“治未病”及“简、便、验、廉”的特点，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更符合集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中医药院校培养中西医结合全科医学人才具有突出的优势。高等中医药院校如何培养出高素质、适应社区卫生服务需要的全科医师，关键在于如何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确定培养目标，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及实践教学，这样相应的教学大纲确定、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置，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值得说明的是，现在有些中医院校的本硕连读的课程设置并非是针对中医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而设。因为，不少是侧重了外语教学，也有是侧重了西医教学，其中，大多是取消中医经典的临床教学，这都不是在培养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因为我们认为，中医经典临床教学才是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在此，对于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发展定位，从不同侧面给予简单的描述或提示，远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只是希望我国中医界能立足世界中医界、卫生界的现实，对中医全科医学有一些认知。
4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是系统工程
中医学中蕴含丰富“全科”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医精诚的医德观、天人合参的整体观、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内外相因的疾病观、辨证论治的诊疗观、未病先防的预防观、形神并调的养生观、针药并用的医技观等，这些观念涵盖了现代全科医学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医学观。当今中医学的发展，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文章旨在通过对中医学中全科医学观的探源，理清中医学之"全科"与现代全科医学之“全科”的联系与区别，为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医全科医学奠定理论基础。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药学科的一个独特学科分支，或独特中医专科，其学科发展或临床科室建设是牵涉到多部门多方面长时间的复杂工作，远非单一科室单一人员一天半天能完成的。因此，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是系统工程。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临床综合性专科，牵涉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方方面面，与卫生、医药、中医药系统关系紧密。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事无巨细。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各中医全科医学教学专家牵头，由中医全科医学临床专家（切记：非专病专科中医临床专家）重点参与的专家队伍共同努力，才能确定正确的教学大纲，编写合适的教材。而在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离不开人事、劳动等各方面的政策，如建议中医临床专科博士，进行2~3年的中医全科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与学习（训练），以成为一个以专病为专长的中医全科医学高端合格人才。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在社区卫生机构，在综合医院中医科或中西医结合科的待遇及配置，都需要相应的政策配套，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开展的世中联（北京）远程教育科技发展中心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实际上就是在培养中医高端的全科医学人才。此项目已开展三批，近10年了，培养近千人，旁听课者近3千余人。这些人才都是主任医师，大多临床已近30年，已具有丰富的临床一线经验，分内、外、妇、儿、针灸、推拿、口腔多科，而现在培训的重点是中医经典临床应用，并不分内外妇儿各科，要求每人至少要拜名师3人，并且本省1人，外省2人，这就要求临床上更要多看多练，对于各自专科，要求到国家重点专科学习。我们认为，这是专科特长的中医全科医学高端人才培养途径之一。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3篇
历代医家在中医学教育实践中对人才的选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黄帝内经》就指出不同水平的中医人定位“圣人”、“上工”、“粗工”等;至南朝阳泉《物理论》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历代医家对于中医学人才培养的观点，大多集中在医德和医术两方面，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医人才，首先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其次是掌握精湛的医疗技术。清代云南医学堂对中医人才的选拔上就认为“则医也者，明天道，达人事，关人祸福，司人性命，本其灵明之天授，极其心志之艰苦，而后能为之。岂愚鲁之质，薄弱之材，贪诈之夫之可尝试期间乎?……反以稚鲁而有妄想，以鄙诈而有希冀，以浮泛而治学力，以矜夸而见孟浪，以刻薄而少体恤，以计巧而取财物，有是六者，决不可以入斯门。……苟无聪明之资，勤苦之力，影响者多，心悟者少，不茫然自欺，必悍然不观矣。……果有聪明之姿，诚实之诣，仁慈之德，勤苦之志，活泼之机，充满之学，备此六者而后可也。”这些均显示出医学堂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极高要求。第一，自医圣仲景就提出中医乃“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的专业，“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遍览我国传统中医教育不难看出，中医学不是寻常人所能从事的职业，没有足够的悟性，达不到精深的水平，便不能委以救死扶伤的重任。第二，对名利物欲不可贪求，殚精竭虑研究医术，对身患疾病的大众均应一视同仁，达到淡泊的境界。第三，身怀一颗仁爱之心。《黄帝内经》云“圣念慈悯，欲济群生。”南朝阳泉也曾说过“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这也是中医执业者所必须具备的优良品德。第四，勤勉不倦的毅力，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身为中医人，理应有着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对中医学的热情及严谨的工作态度。第五，对于中医习医者要求心思灵变，不仅要遵循法度，更要富有创造力，不拘泥于古。“医之为术，全赖心思转变，刻舟求剑，终无一验也。”注重加强思维能力的培养，临症时做到胆大心细，心圆志方。第六，具备丰富的文化修养，全面的临床知识。《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为医者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完整的学习中医知识理论，切忌追求片面，做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2医学堂立志有恒、以德统医的中医德育观
医学堂专用教材中没有单列出关于医德品行教育的专卷，而是将医德品行教育贯穿于各门课程之中，书写于诸多卷教材序言之中。据笔者统计，在20个序言中(其中卷九序已佚)就有14个序论述了从医者所应具备的医学品德。例如:卷八序中“为之医者，其将淡以寡欲，静以和神，智以养机，仁以处物，庶几不干天地之和，而能立万物之命也乎!”卷十七序又云“故凡学者必以正心术，济民命为重。”卷十八序“近世术士，铁骨石心，无恻隐羞恶动于中，玉屑金箔，胜布锦菽粟之致其用，无补饥寒，生人奇病。其贻害于人也，虽不觉其获罪于天也，其可幸免乎。”卷十九序中“古之学者内欲不出，外欲不入，勤力苦心，周知百物，是以精神蕴蓄，智慧清明，体含巨细用该本末。”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一、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四、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五、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6篇
1.1识神-主司意识思维活动“识神”原是佛教的概念，指轮回思想中接受世间因果报应的灵魂实体。道家借来表示思虑、意识等心理活动，故也称其为“思虑之神”，《医学衷中参西录》“：识神者，发于心，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盖用识神则落于后天，不能返虚入深，实有着迹象之弊。”它是以元神为基础产生的一种活动，产生后还可以扰乱元神。故道家养生，多排斥“识神”。现代医家多认为识神是在大脑中形成的可以控制生命体行为的意识体，也是大脑皮层神经电化学活动的体现。大脑具有加工各种生物信息的功能，且大脑功能与信息能量之间可以产生能量旋机，形成大脑思维，然后通过不断复制、演化、创造和提炼新的信息，使大脑内的信息快速膨胀，信息能量也随之增大，形成信息能量场，具有能量感应性。这种感应性不断增强，又产生在大脑中，最终与大脑机能一起合成了具有分辨功能和控制身体功能的意识体，这就是识神。
1.2欲神-一种本能性的欲望所谓“欲神”，泛指人源于其个体生物本能的一类欲求冲动及相应的行为，食、色、性及趋利避害是其主要体现，它与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紧密相关。从实质上说，此种行为在动物中多为生理性的，是在无意识下引发的，多数情况下，机体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类冲动的萌发，并借助意识作出相应调控，同时还伴有某些情绪体验。
2三神与心身关系层次
心身关系是中医心理学的理论核心，对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判断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追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我们不难发现，三神学说对中医学心身关系和心身结构的构建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为心身疾病的辨治提供了重要的靶点，这主要体现在三神学说与心身关系层次紧密相关性上。
2.1从“身”到“心”关系层次-欲神这是一个低层次的身心关系，在这层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多是躯体方面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控制这类行为的调节中枢位于古皮层、旧皮层，也称边缘前脑。可以说本能性的欲求冲动多为这些系统的功能所控制。然而，传统理论多认为：“识神”可以诱发或抑制“欲神”。从生理原理来看，则是大脑皮层的感知及意识等活动所伴有的皮层神经电化学反应对皮层下较低层次中枢调控的结果。本质上，这种关系是皮质电化学反应对边缘系统功能的下行性作用，这是“身”与“身”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医学家则认为“欲神”亦可以沿着神经通路向上扰乱元神，影响大脑皮层的精神心理活动，但从侧重的要点来看，上行性有可能次于并弱于识神对欲神的把握。
2.2从“身”到“身”的关系层次-元神就解剖构造而言，元神与欲神位置接近，不仅包含低层次的内侧皮层（边缘系统）也囊括了脑干、下丘脑等局域结构的调控作用在内。且这些部分主要依赖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对内脏的功能进行调节。这些功能多是与生俱来的，其调控中枢为边缘系统。故多认为“元神”是一种神经电化学活动，属于“身”的范围，而且这种活动也受到大脑皮层的调节，即所谓“识神”主宰“元神”。因其解剖位置相近，且有的则是同一结构的不同功能，故欲神与识神之间多是紧密关联的。
2.3最高层次的身心关系-识神识神多被看成是大脑皮层神经电化学活动所产生的感知觉、思维、意识等高级精神心理活动，这些活动多是以皮层下较低层次的脑的活动（亦即元神）为物质基础，并接受了大量外界刺激后产生的。现代脑科学研究发现，意识、思维、感知觉等精神心理活动是以大脑皮层乃至全脑整体的神经活动为前提而彰显出来的；皮层下的结构对感受到的神经信息起到了向上传递和向下通达的作用，也可以使皮层始终处于觉醒状态。这些均是思维、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相关研究也证实，大脑半球后部的皮层和神经电化学活动是直接引起感知觉和意识等心理现象的最终整合部位，而且上述的心理现象则是依靠其余地方的神经活动引起相应部位的大脑皮层的神经电化学活动的最终产物。由此可见“，识神”是心身关系的最高级层次，也是最为错综复杂的。由于意识、思维等精神心理活动是在大脑皮层及整个脑部神经电化学活动的基础上凸显，故“身”是“心”发生的基础，而“心”则赖“身”来表达。就这一层心神关系而言，大脑皮质及其活动即“身”是物质基础，意识、思维即“心”是“身”凸显的结果。但识神一旦突现，又会对“身”及低层次的心、身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1］杨士孝注.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56.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240,326.
［3］杨鑫辉.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科学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2）:123.
［4］范永升.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23.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8篇
1.在医学理论方面
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我国，唐代丝路上往来胡僧继续在弘扬佛法的同时用印度医学普度众生，印度医学理论源源不断的传诵、运用，开拓了中医学视野，孙思邈是隋唐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医学思想包括儒、释、道各家思想，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多有体现，如《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中，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大医精诚》文曰“：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这一方面体现孙思邈医学思想中的佛学理念，另一方面体现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唐代丝绸之路上往来僧侣成为印度医学理论的交流载体，在高僧们用佛学、医学普度众生的过程中，印度医学理论得以释读，并丰富了中医学内容。
2.医治方式方面
隋唐时期除医学理论外，中医学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治疗技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眼科手术和颅脑外科方面的治疗方式，引起了中医们的极大兴趣，并效仿学习。《新唐书•拂传》曰“: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经行记》中也有“大秦人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的记载。再如眼医婆罗门治刘禹锡眼病,可见时人对这些技术的震惊和推崇。隋唐经丝绸之路往来于内地与西域的僧人既传播了佛法，又传播了医学，唐代胡僧医术甚至蒙上神秘的色彩。有故事讲述,健儿张国英在战争中箭镞中腹,医生断定其必死无疑。晚上,张国英梦见有胡僧给了他一丸药。第二天,便泻出箭镞,不治而愈。这则民间故事,用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唐代民众对西域，尤其是对僧人所赐药物的敬仰与期望，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方式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这种对西域药物药效的想象与肯定，甚至认为西域异药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此外西域医学的独特治疗方式也深深吸引着唐代民众的心理认同。武则天时,驸马都尉武攸暨生病,西域何国人释僧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西域医药学让中医药学欣喜的是西域当地的传统治疗法启迪了中医治疗方式的探索与发展。如琪针疗法就得益于褥特鼠治蛇咬病之事，贞观十六年（642），罽宾国给唐朝进献一种名叫“褥特鼠”的动物，凡被蛇伤之人，只要嗅一下褥特鼠之尿，其被蛇咬之伤口即获痊愈。
3.在长寿保健方面
受唐代统治者青睐的延年药是丝绸之路上特殊的药品，与此同时制造这种药物的药师和佛僧成了西域药物配制的传播者。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西域僧人，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高宗时，命天竺的僧人卢伽阿逸炼制长生药。还有一些西域药物如郁金香、安息香、胡椒常被唐上层社会当作保健药物应用。
4.方剂方面
西域方剂为中医学大家吸收后，普遍用于民众的疾病治疗。如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都收载了“西州续命汤”这首西域方剂。西域方剂的另一个用处是供皇室享用，西域回纥药司曾为唐顺宗炮制龙膏酒。龙膏酒是西域人民御寒爽神的滋补饮品。唐玄宗的“起凉殿”和内服的“冰屑麻节”就是西域人民面对沙漠复杂的生存环境，总结出的应对之策，被玄宗所采用。
5.药物方面
普通药物方面，主要促动因素是商品买卖，经济利益的带动下，商人们热衷于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一个重要商品就是番药和香料。这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产生影响最为卓著的一个方面。甚至勾起诗人的才思，如李白《客中作》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郁金香是自西域而来的药物，用它浸泡的美酒,具有活血、行气、止痛、解郁清心的功效。可见西域传来的物种大都在中原民众中广为传播，甚至为人所熟知。进贡药材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新唐书•西域志》记载，西域各地方政权向唐朝政府进贡的药材，有洋提葱、丹砂、石黄、胡药等。
二、西域医药学对中医药学产生影响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1.西域医药学在独特的生活环境下
创造了行之有效的西域治疗方式，加之西域独有的物产，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引起中医大家和民众的注意。尤其是在西域医药学在中原治疗效果突出时，更加促动了中原民众、中医学家对西域医药学的推崇和探索，这也使得丝路上西域医药学的东传更有现实意义。
2.影响范围广阔，各有不同来由
西域医药学在丝路上的东渐，对中医药学多有补益，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医治方式、长寿保健、药物、方剂五个方面。但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各有不同的推动力量。在医学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印度医学理论、维吾尔族医学理论、藏医学理论，这些理论的中医化运用主要依靠中医学大家吸收、理解、解读、实践应用；医治方式，主要包括当时中医药学还未深入掌握的医学领域，如眼科手术和异于中医治疗方式的独特民族治疗法，这些技术有赖于掌握当时先进医治技能的西域医生传至中原，引入中医药学；长寿保健法传入中原，往往通过对皇室宫廷的延年药进贡和民间娱乐体育保健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东传；方剂则是民间治病过程中成效显著而广为流传，中医大师、民众、宫廷广泛应用，最终成为固定的中医方剂并促进了新方剂的配制；西域药物、香料对中医学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民族商人、中原商人的贩卖，此外还有朝贡方式引进。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依赖于唐代文化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的包容特征。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从稿二编》中评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可见唐代文化的博怀，为西域医药学增补中医药学的内容营造了社会背景和实现通道。
3.西域药物对中医药学补益较多
丝绸之路上西域医药学向中医药学增补的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增添了中医药材的种类，这在唐代医学著作中多有体现，可见西域药物对丰富中医药学的显著作用。丝绸之路上药品交流如此繁盛，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原具有西域药物的广大市场，这项事业能为从事此业的民众获益，所以交易鼎盛。《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唐代吐鲁番规模盛大的药材贸易。其中香料是大宗，买药人大多是少数民族商人。
4.中医学兼容众少数民族医学的独到之处，在交流中发展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9篇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世界的现代化程度已经使人类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大量成果。但是，人类本身却不断地遭受着环境变化、社会关系和疾病侵扰等诸多问题。摒除客观条件的不易控制性之外，人类在生理病理、应变机制、病症治疗、预防康复等多个方面的认识，实际上还是很肤浅的。举例说无处不在的病毒性感冒早已对人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可是至今医药学界在防治措施中并无良策，往往处于被动之中。
由此，不能埋怨一百多年来医学理论的迟缓发展，也不能责怪当今的医学科技不发达。究其根本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中华医学和西方医学目前未能真正地融会贯通，所以不能形成合力以对付病魔和提高人类自身的健康素质。
然而，通过中国对中医药伟大宝库半个世纪的发掘、整理和提高，可以说中华医学已经开始迈入脱离虚玄理论，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了——这就是即将崛起的现代中医学。后者通过崭新的生理应激理论，已经能够基本说明中医的科学性、规律性、诊治法则和临床效验。与此同时，对于生理应激理论十分陌生的西方医学来说，也存在着一种继续前进的机遇，从而在诸如现代人体平衡理论、人体机能状态分类、亚健康问题、诊治对策等方面，获得崭新的认识和有益的进步。如是说，以往难于融洽的中医学和西医学已有了一个共同的结合点，这就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都应关注的生理应激理论的意义所在！就此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1中国经络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
众所周知，经络学说是中医学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在中医典籍及现代研究中，对经络有着各式各样的描述和阐释，真是莫衷一是。但是其中有一套学说逐渐脱颖而出，这就是在1986年9月北京召开的“中国针灸学会经络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正式宣读的经络本质的“血管及其神经学说”。此学说坚持了古代医家的一贯思路，合理地揭示了经络的主要物质基础就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
上述见解，别以为对西医学来说尚属已知结构，但其中却存在有许多的未知认识：例如交感性神经的节段性规律、交感性神经在体表-内脏双向联接中的作用、交感性传入神经的生理属性、交感性神经的感知及与大脑皮层的关系等等。然而根据笔者大量文献资料的论证，我国医家在公元前就发现了脉及支配脉管的交感性神经，并被称为“经脉”或“经络”。解析后来看，它的结构及功能在古代经络学说中阐释的明白清楚，应用的得心应手，并使中华医学在上述领域已经独领两千多年。
深入地说，经络这种人体结构具有流动性和感知性的属性，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为主要基础的功能性表现；循经感传及慢速性是交感性传入神经基本的内脏性感知功能；“心胸内关谋”，“肚腹三里留”等经验反映了交感性神经潜在的特异性节段联系；针灸经络穴位所导致的神经-体液性调节，是由于激活了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以及中枢下丘脑所形成的，后者也是一种血管-神经复合结构，具有交感神经系统中枢和垂体门脉系统的双重作用。如此等等，科学地说明了经络的许多低级属性及在针灸治疗中的重要调节作用。追溯这些原因，可以在环节动物如蚯蚓水平发现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的雏形，并且在人体内现存的交感神经干（链）就是这一进化的痕迹。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证和具体说明请参见笔者专著《现代针灸学概论》一书［1］。
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的医学研究中，躯体性神经及大脑的意识支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经络本质的研究而显得事倍功半，并且还延缓了人体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这是揭示经络本质的另一种意义或启示。
2生理应激理论的发展
在人类探讨自身生命规律的时候，不能不提及西方医学近200年来研究人体平衡理论的经典过程。19世纪里法国伯尔纳（Bernard）提出了以循环系统起核心作用的“内环境”学说，20世纪初美国坎农（Canmon）提出了以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为中心的“稳态”学说。在1956年加拿大病理学教授赛里（Selye）提出了以交感神经-肾上腺皮质系统为中心的“应激”学说。这种应激被认为是机体对不良刺激或应激情境的反应，并具有保护性和适应性的功能防卫反应。所以，这种应激学说的特征是可以包含三个反应阶段（警戒期、阻抗期、衰竭期）的一般适应综合征。至此，现代神经-体液理论已经比较深入了，但就学术系统来说，仍给人难以自圆其说的遗憾。
然而，当人们关注中华医学传统经典的时候，当中西医结合学者审视古论的时候，许多灵感可能就会不期而至。正如前述，“经脉”、“络脉”、“气血流注”、“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等等，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古代朴素的神经-体液调节的雏形。特别是在1963年，中国著名的生理学泰斗蔡翘教授在赛里应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生理应激”的概念［2］。这种生理应激强调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刺激反应恢复到原来正常状态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过程。由此可见这与赛里应激有着根本的不同，即后者一般被视为“病理应激”。这种不同似乎并未引起西方医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中国却很早很默契地被用来认识针灸针麻的调节原理了［3］。
深入地说，针灸针麻的实施非常符合生理应激的概念和过程；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生理应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系列研究还证实：针灸针麻术所导致的机体反应基本上是在如下七个系统中进行的：交感神经系统、血管系统、血液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中枢痛觉调制系统、内脏系统。这七个系统不仅是针灸针麻调节原理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整个机体维持体内生理反应和病理反应的基本单位，因此可以统称为生理应激系统。站在人体生命科学的高度还可发现，这个大系统也是人体生命机制的基本调节系统，或经常被人们誉为“生命力（又称为内驱力）”的系统。
解剖生理学指出，血管系统作为血液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等的传输基础，应该是自环节动物以来最基本的生物结构。交感神经系统可以在中枢痛觉调制系统的调控下，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神经递质调节着血管系统、内脏系统。特别是中枢中的下丘脑，不仅是典型的血管-神经结构，执行着调节垂体门脉和高级中枢植物性神经功能的重要功能；并且也是公认的表现出生命力及维持生理稳态的必需结构。例如在环节动物的血和血管开始构成为一个闭锁性的循环系统，与此同时也才开始具有了由若干神经节组成的链状神经系，这样两者就可以在保持内外环境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联系到实验研究已证明了经络具有的许多低级生物属性，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核心理论的经络学说，可以说在结构布局和调节功能两方面，实际上早已勾划出了一幅神经-体液调节理论的原始画卷。现代研究也已经揭示了经络气血的重要物质基础，即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竟在生理应激状态中起着枢纽样的作用［1］！由此不仅展现了中医学现代化的良好条件，而且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成熟发展。
3现代医学理论的重大进展
例如至今尚属天下难题的现代人体平衡理论，在中医学“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人体平衡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到生理应激理论就可以这样总结出来了：以血管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为枢纽的生理应激系统在维持和调节机体内、外平衡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体内平衡是系统性调节的结果。其中枢纽的作用已由中国古代经络学说所全面阐述，其中的系统性调节即是组成生理应激系统的七个子系统之间的平衡或再平衡。由此比较西方医学研究中只强调单一结构的弱点，中华医学的整体观更能全面地认识人体的生命机制了。
这一成果再结合到中医体质学说关于“视人五态乃治之”的思想，现代中医学还创新地提出了现代人体机能的五种状态，即生理状态、代偿状态、生理应激状态、病理应激状态、衰竭状态。这一突破不仅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也使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观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诊治过程中，如果不仅知道病因（这是西医的长处），而且也知道患者所处的状态（这是中医的长处），那么就会使整体诊断更准确，个体治疗更贴切。因此以中西医结合为特征的现代中医学还提出了崭新的复合诊治法［4］。
又例如时下人们喜欢谈论的所谓“亚健康”（又被称为“半健康”或“第三状态”）。很多人都为处于如疲劳、睡眠欠佳、消化不良、多汗、易怒或易忧郁等等状态而苦恼。目前“亚健康”仅仅定义为无病与有病之间的状态是既空洞又不准确的。显然西医学和传统中医学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然而，现代中医学采用的现代人体机能状态分类法，就将“亚健康”归为“生理应激”状态。这即是在平常态、代偿态、生理应激态、病理应激态和衰竭态等五种状态中的第三状态。其中既明确了“亚健康”在整体上所处的生理病理状态，又在经络辨证中也有利于病或证（态）的转归分析。这样不仅使现代中医学既有了传统中医的特点又有了现代医学的特点，而且使中医药和针灸成为了调节和治疗这种状态的最佳疗法。
4小结
中国进行医学现代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其中的重大步骤就是非常开放地把西方医学也当作主流医学之一，并与中华医学并驾齐驱。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医学丰厚的理论阐述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传统医学的科学内核一旦被破解和揭示，就会升华传统医学达到质的突破—这就是现代中医学的企求和目标！
通过本文对生理应激理论及其应用的初步介绍，特别是已经在现代针灸学的理论和临床中的成功应用［5，6］，说明了应用这套科学的“大理论”来指导现代中医学的总结和应用是非常可行的。站在世界医学的高度，中医学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仅是中华医学的巨大进步和荣光，而且也是现代医学的催熟剂和完善机遇。而今，具有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生理应激理论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了！如果讲究科学发展观的管理层和医学界能抓住这一重大契机，那么在中西医真正结合之际，就能展示现代神经-体液理论的应有进展，就能展示世界现代医学体系的最新模式，就能展示保障人类健康的最佳方案，也就能早日展示人类“医学大同”的理想蓝图！
【参考文献】
1袁其伦．现代针灸学概论．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90.
2蔡翘.Selye应激学说与生理应激.生理科学进展，1963，5（1）：1.
3袁其伦．现代针灸学的理论与临床．香港：华杰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7.
4袁其伦．现代针灸学临床实用手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如果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健康状况良好，就处于平衡状态，当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开始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就随之而来，各种治疗药物和方法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衡。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现象，六淫、七情等致病因素，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穴位是调整功能的枢纽；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精神因素，即内在因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包括细菌病毒是致病的外来因素。气血是全身的动力，还有内外因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的功能因素。《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医书正是在前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过渡的产物。在中医思路与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收集到的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信息确定患者的“证”，再通过对“证”的辨证施治，确立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法，这与当今许多西医学家提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一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阴阳”、“五行”等概念，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法治则等一整套独特的治疗概念、理论体系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医学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医用药的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每一个方子都有不同的配伍原则，其内在也是体现出生态平衡的意义，每一种药物都有其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针对疾病的主要药物为君药，为了辅助君药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药物称为臣药，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称为佐药，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四类药物的相互影响，给人使用后就能帮助人体尽快恢复生理平衡，疾病自然消失。西医采用了很多化学药物，生产工艺中有很多污染问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医药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资源，并且以植物为主，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一致，也符合现在比较热门的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理念。现在很多人在饮食中都注意食用适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药性的食品，比如鱼腥草、马齿苋、山药、枸杞等药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对于我们提高全民素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很有益处。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疾病，西医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学在中国防治非典和现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应用极大的作用，对于突发的疫情，中医药学工作者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处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给疫苗的研发机构争取了时间。
二、结语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11篇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医学教育开展人文素质课程教育已有较多实践。美国将原来仅注重于就业能力培养转移到注重个人终身持续发展方面来，学生入学后首先接受即人文教育，其次才能研修专业课程；法国将人文科学教育融入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教育之中。职业院校在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培养教育的同时，还全方位拓展学生人文视野，教育内容涵盖公民教育、文化教育、智能教育等多个方面；韩国在教育目标中强调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将高职院校伦理课程设定为个人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伦理思想和统一课题等5个部分，培养强化学生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在课程设置上基础医学课、临床医学课、人文社科课各占1/3。充分认识到，在医学领域实践中，无论是从健康、疾病的概念、临床决策的过程，还是从对患者的关爱，都蕴涵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可见，国外高等医学教育呈现出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逐渐融合的态势。
(2)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的高等医学教育是以专业教育目标，着眼于专业技能的掌握，注重于业务素质的培养，从课程的设置、教学的安排来看，已不能适应培养现代化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需要。重视医学的基础知识达成，忽视人文社科知识修养，人文学科在课程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偏少。一些院校医学专业课程目标，仍着眼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下设置的课程，多以疾病为中心，较少关注人的心理、环境、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内容，课程设置单一、体系陈旧，大部分院校一直延用公共课、基础医学课、临床医学加实践技能课的“老三段”过时模式，存在着过分强化专业技能意识、专业教育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医学人才的全面健康发展。
2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意义
(1)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目标的要求。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是让学生掌握、认识、了解若干条自然规律、一两种专业技能，而是使学生得到全面、有效、健康的发展，成为一个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适应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21世纪，医学模式由传统的生物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种新的医学模式势必要求医生，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各方面全方位，综合观察分析诊治疾患，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创新、解决人类生存、发展以及医学自身的问题。
(3)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的本质要求。
古人曰“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医学不同于其他科学，它的研究、服务对象都是人。医学既是人学，又是社会科学。医生的职业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圣神职业。它虽然具有极为鲜明的专业性、技术性，但作为一门人类生命的学科，与社会是紧密联系的，“君子以厚德载物”，“医乃仁术”，积淀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底蕴。
3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
(1)寻找医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之间的融合点。
任何学科思想的延续、发展绝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在时空融合交流中创新发展的。从精神层面的视角上看，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相容的、同一的，求真、求实、求精，“教以惠生、学以达仁”，既是人文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医学教育的终极目标。医学人才的培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选择都要以此为目标来进行改革，努力使医学人文精神，成为沟通医学生理解现实生活与未来生活的一条纽带。
(2)探明影响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主要因素。
现代医学本身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但由于种种原因，使从事医学专业的技术人员在思维理念及研究对象、方法等方面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盲目割裂。因此，要实现医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教育一体化的现代教育理念，关键的因素是医学院校的专业教师要以反思、批判的意识，努力改变过去那些相对狭隘、陈旧、分裂的思维模式，建立起适合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渗透的教学模式。
(3)寻求破解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尴尬处境的应对策略及可行路径
构建与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的人文教育科学体系，进一步促进医学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医学生综合素质，实现顺利就业，进而推动我国现代卫生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4)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要在“化”上下功夫。
人文课程开设的目的，不在于使学生选修了多少门课，而重在通过学习让医学生学会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养成良好的人文品格和精神。正如《学记》所说：“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要求医学生内化价值，触类旁通，养成每时每刻都把患者的安危放在首位的良好品行。
4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的思路方法
(1)人文精神的培养要贯穿于整个医学教育的过程。
医学院校学生入学的几乎都是高中毕业，而高中学习阶段的教育是文理分科，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基础普遍较薄弱。因此，不仅要重视医学生前期人文素质的培养，重视医学生后期人文素质的养成，而且还要重视医学生实习阶段人文素质的内化。
(2)构建新的医学教育模式。
学校应组织各教学系部有关人员，深入探究医学教育模式的创新问题，在课程体系调整与改革上有所突破，删除课程中不必要的累赘、重复一些内容，加强专业实践技能训练，加强人文社科课程的开设。
(3)完善医学人文课程。
在完善医学人文课程中将人文素质培养运用于医学实践中，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拓展了医学生的人文知识结构，有助于医学生真正做到“精医术、懂人文”。
(4)提升教师人文精神，用良善品性去感染学生。
医学院校的大部分教师毕业于医学院校，同样欠缺人文学科熏陶，如果在为“人师”后不加强人文修养，势必会造成只会教书，不会育人。特别是临床带教老师的医德医风，会直接影响医学生们的价值取向。
(5)开展教学内容连续性、关联性、实用性的探索。
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人文社科课程与自然科学、医学、社会医学相互包容、相互渗透，呈现出融合、交叉性。伦理学、哲学、法学、医学与文学等课程，不应孤立地讲授，而应彼此融为一体紧密结合，推进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6)营造浓郁的校园人文环境。
对医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良好的校园文化品位能提升医学生的精神境界，有着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潜移默化地育人功能。这种人文影响会内化为价值、理想、信念、精神动力，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会铭记“精于医术，诚于品德”。
5结语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12篇
1、中医学的教学现状
1.1目前各西医院校一般都存在着课时少、内容多、教学难度大的问题，这几乎成了中医学教学的瓶颈。现行的《中医学》教材包含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诊断、中药、方剂、针灸及中医内、外、妇、儿等多门学科，几乎是中医专业课的浓缩版，这些课程中医专业的学生至少要学700多学时，而在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学时仅为51，其教学内容之多，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2中医学课程安排在第三学年，也就是西医各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和西医的内、外学科同时进行，这时的学生已具有较系统的西医理论知识，习惯于用人体解剖和生理、生化的知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很容易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对中医学产生抵触心理，难以理解几乎是完全不同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中医理论；并且西医课程多，分量重，使得学生必须投入很大一部分精力，从而挤占了中医课学习时间。
1.3再有就是教师和学生对本门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西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学用处不大，因此教师存在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多采用全部为理论内容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就学生而言，虽然一部分学生认为中医在一些疾病的治疗上效果不错，特别是一些西医疗效不好而中医疗效卓著的疾病，或者在养生保健方面值得提倡，意识到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因而对中医学有兴趣，但大部分学生对中医学缺乏认同感，上述各方面原因导致中医学教学质量不高，效果不理想。
2、中医学的教学意义
2.1通过对一些综合医院的门诊药房的了解，我们发现当前门诊使用中成药的概率，西医各科并不低于中医科，也就是说西医临床各级医生正在广泛地使用着中成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成药治疗疾病可以弥补西药的一些不足，成为西药的很好补充，中西药配合使用能够大大提高临床疗效。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由于一些西医大夫中医知识不足，不能很好地对临床病症进行准确的辨证论治，这就难免有给病人用错药的时候，基于上述原因，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这门课程让未来的西医专业人员在学习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兼学一定的中医知识是临床工作的实际需要使然，因而必须重视西医院校中医学的教学，为他们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准确使用中医药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2.2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还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医学科研领域，有许多西医大夫正在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工作，而西医工作者从事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懂得中医，因此，西医院校开设中医教学也是科研工作的需要，为今后有志于从事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学生提供一个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发展的平台。
3、中医学的教学方法
3.1首先是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教育家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任何一种学习，只有感兴趣了才能学好。通过认真备课，精心做好教学设计，包括安排授课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制作多媒体课件，对课堂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使用的语言、肢体动作等环节都进行仔细琢磨，尤其是第一堂课非常关键，在绪论部分通过介绍一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实例，告诉学生学习中医学的重要意义；通过介绍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各自的优势，中医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临床进行授课。任课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博览群书，提高理论水平，而且要加强临床实践，努力做到对中西医知识融会贯通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样讲起课来才会使课堂内容充实，气氛活跃，深受学生喜爱，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
3.2积极开展教学手段改革：改变过去单一的满堂灌式的教学，努力提高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质量，通过动画、视频、音频、影像等多种媒体手段将临床上一些典型病例的诊治经过播放出来，把望闻问切四诊融于一典型病例之中，变抽象为具体，让学生更近距离的接触中医临床，增强教学的形象性、直观性和趣味性，弥补他们没有临床见习的缺憾，同时亦能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积极开展网络教学，在学校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上充实、完善中医学网络课程，丰富网络教学资源，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络答疑、布置作业与网络指导学习、网络测试等，做好网络辅助教学工作，充分保障学生的课外学习，丰富了教学手段，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3大力推行教学方法改革：加强教学方法改革，采用基于问题学习（PBL）、基于案例学习（CBL）、团队导向学习（TBL）、引导式、交互式等教学方法。CBL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体会证与证的区别，也可以通过案例的中西医对比将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结合起来，使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在四诊、脏腑部分的教学中可以开展一定的PBL法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PBL教学法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利于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技能，能加强各学科间的联系，并避免学科间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密切师生同学间的关系，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积极开展形成性评价，健全和完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在整个中医学授课过程中将课堂互动、课堂测验、实验报告、PBL教学、学习论文等对学生的学习水平的了解及时反馈给学生，让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对理论知识、实验操作、动手能力与应用能力等的考核，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积极参与实践、改善学习方法、增强团队意识与协作意识，使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加强实践能力和科研意识培养，在授课过程中引用模拟门诊，模拟大夫接诊环节让学生们体验准医生的感觉；积极开展科研促进教学活动，让教师们在授课中带着自己的科研课题，吸引学生参与其中，体现"早临床"、"早科研"的人才培养模式。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13篇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是悬壶济世，是施仁爱于他人。医学被称为“仁术”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等等。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开宗明义地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1]在非典危机中、在汶川大地震中，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仍闪耀着骄人的光芒。当代中国医务工作者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大医精诚”的优良传统，奏响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时代最强音。他们无私无畏、顽强拼搏的精神，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为历史所铭记。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駐张机体的整体髓复。中国传统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体观念，更是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一是认为人体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二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獻体的各个誠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會吐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m这里当然也包含着人体与情志、人体脏器与情志之间的关系。情志，即“七情’、“五志”古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喜、怒、悲、忧、恐，叫作五志。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的改变可能使人发病，祖国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有详细记载。情志的变化也和脏腑密切关联，中医认为一定的脏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它们的关系是，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过喜则伤心;过怒则伤肝;过思则伤脾;过忧则伤肺;过恐则伤肾。人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且五脏六腑相互縣、相互影响，故某1情志对某一脏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以本脏为主，同时也可能伤及他脏。因此，如果病人躯本上有不适，往往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而精神上的问题往往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或加重，从而使人遭受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种机体自身整体性和环境统一性的思想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所以，治病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而且也应当关注整体上的反映，包括情志对脏腑，乃至对整个人体的影响，并注意对整体上的(包括对情志上的)调节。因为医生通过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和对其精神情志上的调节，将有益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所以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疾病措施的同时，更注重X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人文关怀，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和疾病的治疗。
2医学人文精神是临床医学发展至今的应有之义医学的目的是诊断、治疗、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持人的身体及心理健康。要实现这一点，就不仅要在个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层面上，而且要从家庭、社会、生物界、地球等宏观环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现象的本质和相互联系。临床医学的目的和对象具有人文取向性，因此，临床医学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哲学的精神思维、文学的心灵情感、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和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医学的对象是人，是社会的人。因此，这就决定了医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认识社会，而且要做到正确了解疾病(医学知识)、人(人文知识)、社会(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医学社会性、艺术性、知识性的体现，更是完整地把握疾病的必然要求。因此，重技术轻人文既不利于整体把握病情，也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所谓“见病不见人”是医之大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日益严重。此种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化，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医患之间很少交流，对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二是商业化，把病人只看作消费的主体，导致医学边界无限扩张，医疗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在医疗卫生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沉重的。
目前，医学的发展己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由迷失到被急切地呼唤到回归。一是医学发展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产生迷失和断裂。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凭借这些仪器设备，医生们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肾透析机、心肺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而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也纷纷建立，使病人越来越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同样也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纷纷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作为一个病人为病所代替，作为一个病人的整体，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医学中传统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发生了迷失和断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技术上出现的至善主义，使医学发生了异化现象。这就是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线化、超市化。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技术、追逐结果，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増加与病人交谈，医生更加愿意关注的是躯体问题而不是病人的情感。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个体病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的病人，医务人员精疲力竭，即使主观上有强烈愿望也没有多少时间给患者以人文关怀。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又将人们锁定在医学的幻想中：即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却出现了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出现了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増加;临床医学昂贵的治疗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其健康问题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医学的异化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专科化消解了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14篇
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来，这项工作还有待加强。中国循证医学中心李廷谦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类13种核心杂志进行调查发现，从1980年回顾性查阅至1998年为止，手检13种期刊的临床试验32939篇论文中，属RCT（随机对照实验）者3312篇，占10.06%，为数较少，其中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最多，占24.24%，最低者仅占4.03%。在32939篇论文中符合临床对照试验（Cliniccon-trolledtrial，CCT）者有2522篇，占7.66%，仍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最高，占13.62%，最低者占3.10%。由此表明部分杂志论文质量较低，真正符合RCT者数量有限。除此以外，循证人才的缺乏和循证理念的薄弱也是我国中医学循证的现状，虽然曾有大批人才被派往国外学习循证理念，但是他们大多以临床西医学为主，中医学人才并不多，这直接导致了中医领域循证人才缺乏或质量不高，进一步影响了中医的创新发展。
2将循证医学应用于中医教学实践的思考与途径
2.1对中医学循证的思考
中医学与西方医学大不一样，虽然同属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学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学建立于临床经验之上，而后有理论；西方医学建立于自然科学，理论先于实践。而循证医学兴起于西方，是西方医学对其基础———自然科学的尊敬；中医学里虽有循证元素，却并未提出类似理论，是出于中医学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先验性。所以从循证医学被引入国内以来，中医学界对中医学能否循证就一直存在着争议。很多中医专家认为，循证医学就是要完全摒弃医生的个人经验而遵循所谓的经过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双盲试验所获得的证据循证，因而不适合中医。相对于西医来说，中医师更加重视经验在治疗中的作用，原因是中医强调辨证论治而轻视现代检查技术，这就要求医者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另一方面，循证医学的核心是证据，但是中医领域的研究成果、文献数量有限、质量也并不高，故而容易出现无证可循的尴尬场面。这些原因让很多人认为中医根本无法循证。但是循证医学更多地是一种理念，它不仅仅是一门由知识堆积起来的学科，也不仅仅是一些技巧性的内容，而是要求医生在医疗过程中具备这样一种思维：根据医生的经验和医学文献，寻找最佳的证据，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的治疗。它并没有否定经验医学，而是提高了证据的可信性。中医作为经验医学的代表，从来都是重视证据的，也就是一直都有着循证的“基因”。只是中医学所循的证，部分来自经典古籍，部分来自古时的医家医案，甚至有些属于“祖传秘方”。这些治疗方法对一些疾病也许真的存在疗效，但是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双盲试验检验，所以这样的“证据”在现代社会并不具有太大的可信性。在这种状况下，中医想要适应时代生存发展，只有通过提升自己证据的“可信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前人留下的丰富素材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不断创新，在中医的教育实践领域提出适应时代的新的循证观念和循证方案。
2.2如何将循证医学应用于中医的教育实践
2.2.1培养中医学生的循证思维
以前的中医教育传承，大多是学徒制，经验教学远远超过了理论教学，更不用提科学研究，近几十年来，随着各省成立中医学院，中医教育进入了正规教育的时代。但是由于这种教育并没有考虑到中医的特殊性，导致我国这些年来培养的中医药人才专业水平普遍不高，中医行业也青黄不接。循证医学实践的基础是高素质的临床医生、最佳的研究证据、临床流行病学的基本方法和知识、患者的参与这四大要素构成。如果培养不出一批具有循证思维的高素质中医师，那么我们将永远在中医学循证之路上原地踏步。我国循证医学的教育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医学院校的循证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课堂教学与学期末考试的阶段，这导致很多医学生的循证观念还只是简单的文字概念，而并没有形成一种思维模式，更不用说与临床相结合。循证医学并非一门知识性的学科，它的教学必须和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循证思维的中医生。教学不必局限在课堂，而应该拓展到临床上，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具体的说，可以在学生完成基本的教材学习后，通过见习的方式学习临床医生如何在治疗过程中融入循证思维，也可以要求学生自己对某些文献做出“循证价值”的评价，这样更能训练学生的循证思维。
2.2.2循证观念与辨证施治相结合
中医医学论文范文第15篇
中医论文是进行中医科研和对中医科研的书面总结。随着中医科研和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中医论文的作用倍受重视。目前，撰写中医论文已列为中医高等学校毕业和授予学位的考核依据，不可等闲视之。毕业论文的完成，首先在于论题的确立，下面就论文的选题谈一些体会：
1.继承与创新结合选题
继承性是一切科技论文的共性。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和中医药学术自身的独特性决定中医论文的这一特性比其他科技论文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在现今的中医实践活动中，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仍然起主导作用。
对于中医学毕业生来说，通过在校的四年学习，继承前人的学术成就，博系各家学说，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撰写这类深入发掘和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选題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创新，做到继承有创新，发掘有深度。走前人没有走完的路，涉猎前人没有完全涉措的领域，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这类选题常见种类包括：诠释、补充或阐述发挥前人的学说，总结前人的经验，对前人学说质疑，对中医学基本概念的探讨等等。
2.理论和实践结合选题
中医学学术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从不同的侧面，对前人学说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发展，进而形成当今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毕业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是，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中医学术新成果的形成，新观点的产生，都必须来源于实践，依赖于实践。对于任何一个中医学术问题，如果缺乏在实践中的常任主研究和反复思考，就不可能形成对该问题的具有新意的正确认识。这样就要求中医学毕业生在最后一年的医疗实践中，广泛涉猎，留心观察，运用所学理论科学地指导实践，同时通过临床经验总结反过来重新认识理论。这类论文只要学生勤于总结，勤动脑，勤动手，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常见的这类选题包括：对一种治法的理论认识及临床应用，用某种治法治疗某种疾病等等。
3.主观与客观结合选题
主现条件主要指学生的智力和精力。智力包括学生的知识贮备及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同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以及自身的特长等等。但是，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虽接近毕业尾声，但所学的知识有限，很大一部分没有经过医疗实践，尚是纯书本知识，没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毕业论文从研究到写作完成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并且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还要进行医疗实习，准备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辨，时间紧迫，学生分到各地医院实习，各医院的医疗设备、医疗技术有所不同，带教教师能力参差不齐，对学生医疗实践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学生首次进行医学研究，经验缺乏。同财，中医学毕业论文不同于其他学术论文。目的是对学生的一种训练要求，使他们进行一次全面的、规范的写作，为毕业后写医学类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毕业生在选题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所学专业的不同，研究能力的大小，客观条件的不同。选择难度、大小适中的选题。
上述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切不可将它们分割开来。学生在确立选题后，再进行详细资料搜集和整理，根据中医论文的结构，便可圆满完成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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