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在20世纪末，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疾病谱的变化，WHO提出卫生服务要求，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将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为维护人类健康需要，社会健康保障体系亟待建立一种良性运行机制，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尤为重要，因此中医全科医学发展应运而生。结合实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有关部委，适时制订了有关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纲要性、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在我国初步建立起充滿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形成统一規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全科医生与城乡居民基本建立比较稳定的服务关系，基本实現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及《云南省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云发改社会【2010】1871号）等文件精神。随之，组织相关专家开拓性地推出了相对完整的中医全科医学临床培训试用教材，对中医全科医学的人才教育、临床的发展具有填补空白的里程碑意义，其功巨焉!转眼，跨入21世纪已15年了，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中医全科医学教育思路、人才培养仍不容乐观，亟待修正。详细研读上世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相关部委制订的有关中医全科医学临床人才培训纲要性文件，考察相关的培训教材，不难发现：20世纪末，中医医学全科人才培训教育思路是普及最初级中医临床基本技能（如望闻问切、推拿、刮痧等），适当补充现代医学科技与社区卫生紧密结合又十分必须的实用技术（如心理咨询等），以适应刚刚成立的诸多社区卫生中心的业务需要，以及诸多转岗的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的需要。同时，在此后开展的中医全科医学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思路也是围绕这一教育思路开展，存在对全科医学硕士专业学生的培养缺乏经验，且方向不明朗，培养方案存在制定重点把握不好，水平不高，对学生在校期间、就业等前瞻性不足。尤其是课程设置（除了硕士公共课以外，要求重点在中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中医妇、儿、外科的多发病了解），显然，这就是一个中医住院医师的强化培养。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教育思路与现在中医全科医学的临床及人才培训已不再吻合。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也不再是20世纪末叶的最初阶段了，随之，中医全科医学临床预防和健康教育思路也亟待与时俱进，进行调研、论证、修改、提高、完善！

2中医全科医学学科亟待定位

中医全科医学应运而生，是因为二十世纪末，全面大力发展起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全方位服务。相关人才培训教育思路是根据少量的中医和大量的非中医专业出身的卫生技术人员转岗的现实而确定的；故而，相关的培训教材就着重于最基础的中医临床适宜技术的强化培训；随之而确定的中医全科医学专业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也是在此大格局下开展起来的。尽管在现在看来，这些相关决策和措施与眼下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状况不大吻合，但是，这是适应中医全科医学最初级发展阶段的、合适的、正确的决策和措施，毋庸置疑！然而，为什么这些决策和措施与当今中医全科医学发展不大吻合呢？或者说，为什么这些决策和措施没有得到及时修正或修订呢？我们认为其关键的因素是因为大家对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亟待重新定位，因为没有对中医全科医学学科进行定位。那么，这个中医特殊的分支学科，就没有发展方向，就没有自己人才队伍培养的特定目标。换句话讲，这个特殊的分支学科，尚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分支学科，其独具特色的学科特点尚未形成。显然，大家都是在摸索中艰难前行，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门分支学科，或者是一门专业，必须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或专业的特色，有自己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有自己独特的人才队伍、与之相关的独特的教育体系，如独自的教学方法、教材，理论体系、管理体系，网络平台……。这些诸多因素的确定或明确化的前提，必须是这一分支学科的定位。也就是说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要尽快相对完善，如果仅仅是根据临床需要，调整措施而进行的经验总结，那么，根本就上升不到理论层面，也根本形成不了学科。因此，对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理论层面亟待进入全面并且深入的研究。否则，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思路仍将停在上世纪末叶，显得有点僵化；培训教材仍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得有点老化；临床硕士生培养仍在摸索、试探，显得有点幼化；而整个中医全科医学理论研究仍在上世纪末叶，显得有点忒初级化。

3中医全科医学是中医临床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

据我们所知，在当今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及我国教育学科体系中，中医药学科是医学学科的子学科。而临床上，中医科、中医医院都是专科性质的，即使三甲中医医院，在综合评级评价中也仅仅是专科性质的三甲医院。这就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学发展，而中医药发展与西医发展之比较又如此相对困难之学科原因。换句话讲，我们中医药学原来就是不分科，本来就是全科医学或者是综合医学。而现在残酷的现实：我们中医药学是专科，这样，当今又提出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定位就显得多么不严肃而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中医全科医学遇上了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现实是，愈来愈发展的大量的社区卫生机构又急需全面的、多面手的中医科技实用型人才，而推而广之，大量的高端的综合医院的发展，也同样急需全面的、多面手的高端的中医药学科的实用型科技人才。因此，我们认为，中医全科医学应该是中医临床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对于中医全科医学这一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即便是初级或低级阶段，也同样要求是综合性医学人才，而并非是一般的专科或单纯病种专科，如儿科、心血管科等。显然，与之相应的教育学科、教材或培训教材、教学方法都应该随之而有变。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医全科医学的初级人才培养，应该是本硕连读的不分科的中医临床研究生，而并非中医临床专业的本科生。中医本科生再考中医临床研究生，大多是分科的专业较强的专科人才的培养，而非中医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换言之，具有不分科中医本硕连读的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才是比较对口基层社区卫生机构中医综合科这一专科即中医全科医学的全面的、多面手的、实用型中医药人才。如果是中医本科后再考中医全科医学硕士临床研究生，要有2年的中医师临床实践，才能进入中医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推而广之，大型综合型医院的“中医科”，有的叫“中西医结合科”，这样的最高端的综合性中医专科非中医不分科的硕博连读的高端中医多面手、全面的实用人才不能胜任工作。

设想一下，一个中医本科生，考了中医肝病临床硕士研究生，又读了肝病博士生，然后，到三甲医院中医科，每天遇到的是多专科多病种的诊疗现实，他该是多么多么痛苦！这就是中医全科医学的现实！因此，提示我们：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学科分支，或作为临床的专科科室，与一般的专科是有着其独特之处和高端全面系统特性的，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然而，中医临床本科生是否就是中医全科医学之专科人才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大家都知道中医院校的本科生有2个中专生之戏称，即一个西医临床中专生，一个中医临床中专生。显然，对于仅是一个西医中专生兼中医中专生水平的医生来讲，面对日益重视健康、对健康服务水平要求日益提高的广大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群体主要集中于老年病和慢性病康复人群，还有急性病、危急重病、社区的急救处理、院前处理或首诊处置，这些远非中医本科生能力所能及。这样的基本情况，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长期有临床一线工作的副主任医师才能达到的基本水平，并且，不应该是专病分科的专科医师。这就再次提示我们，中医全科医学的高端性和综合性，并非一般的专病专科专业。从中医全科医学的临床现实及人才需求，可以基本确定人才培养培训的基本目标。

随着21世纪人类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逐步建立，“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师”已成为我国今后若干年内卫生改革的重要内容。全科医学是“最经济、最适宜”的医疗服务模式，是适应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需要、满足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最理想的医疗服务形式。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与全科医学的理论基础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以整体医学为主线。中医“治未病”及“简、便、验、廉”的特点，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更符合集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中医药院校培养中西医结合全科医学人才具有突出的优势。高等中医药院校如何培养出高素质、适应社区卫生服务需要的全科医师，关键在于如何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确定培养目标，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及实践教学，这样相应的教学大纲确定、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置，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值得说明的是，现在有些中医院校的本硕连读的课程设置并非是针对中医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而设。因为，不少是侧重了外语教学，也有是侧重了西医教学，其中，大多是取消中医经典的临床教学，这都不是在培养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因为我们认为，中医经典临床教学才是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在此，对于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发展定位，从不同侧面给予简单的描述或提示，远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只是希望我国中医界能立足世界中医界、卫生界的现实，对中医全科医学有一些认知。

4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是系统工程

中医学中蕴含丰富“全科”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医精诚的医德观、天人合参的整体观、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内外相因的疾病观、辨证论治的诊疗观、未病先防的预防观、形神并调的养生观、针药并用的医技观等，这些观念涵盖了现代全科医学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医学观。当今中医学的发展，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文章旨在通过对中医学中全科医学观的探源，理清中医学之"全科"与现代全科医学之“全科”的联系与区别，为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医全科医学奠定理论基础。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药学科的一个独特学科分支，或独特中医专科，其学科发展或临床科室建设是牵涉到多部门多方面长时间的复杂工作，远非单一科室单一人员一天半天能完成的。因此，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是系统工程。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临床综合性专科，牵涉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方方面面，与卫生、医药、中医药系统关系紧密。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事无巨细。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各中医全科医学教学专家牵头，由中医全科医学临床专家（切记：非专病专科中医临床专家）重点参与的专家队伍共同努力，才能确定正确的教学大纲，编写合适的教材。而在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离不开人事、劳动等各方面的政策，如建议中医临床专科博士，进行2~3年的中医全科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与学习（训练），以成为一个以专病为专长的中医全科医学高端合格人才。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在社区卫生机构，在综合医院中医科或中西医结合科的待遇及配置，都需要相应的政策配套，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开展的世中联（北京）远程教育科技发展中心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实际上就是在培养中医高端的全科医学人才。此项目已开展三批，近10年了，培养近千人，旁听课者近3千余人。这些人才都是主任医师，大多临床已近30年，已具有丰富的临床一线经验，分内、外、妇、儿、针灸、推拿、口腔多科，而现在培训的重点是中医经典临床应用，并不分内外妇儿各科，要求每人至少要拜名师3人，并且本省1人，外省2人，这就要求临床上更要多看多练，对于各自专科，要求到国家重点专科学习。我们认为，这是专科特长的中医全科医学高端人才培养途径之一。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在中医现代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今天,从儒家文明中找到中医学自身发展的科学精神,并作为指导今后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文明的科技思想,其中不少就有先进及闪光的一面,“格物致知”便是其一。本文就“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等命题与同道们展开讨论,但求争鸣与共鸣。

1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标志。儒家不主张对自然做那种穷究底蕴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但儒家不否认人具有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朱熹注孟子这句话时说:“德慧者,德之慧;术知者,术之知。”“德慧”,即人天生具有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术知”,则是人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的能力“,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人因为有“术知”这种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可以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推算出千年之后的冬至日。那么他们如何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呢?先秦儒家提出具有经验论性质的“薄物征知”说和“格物致知”说。“薄物征知”说是荀子提出的。“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明必将待天官之簿(薄)其类然后可也。”“薄”即接触、接近。“薄物征知”即耳目等感官通过接触外界事物而感知其声音、颜色、形状、大小,然而心再加以综合、判断,从而达到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格物致知”说是《大学》首先提出的。“致知在格物。”对于“格物致知”,郑玄、二程(程颐、程灏)、朱熹、王阳明、颜元、王夫之等人的解释都有所不同。其中朱熹将其解作穷理,与《大学》本义最为相近,虽然朱熹主要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解释“格物致知”,即让人通过格一草一木来穷尽人间伦理,但其中包含了就自然事物而求其规律的科学认识论因素。事实上后来很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儒家学者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格致”二字的,如朱熹五传弟子朱震亨将其医学著作称之为《格致余论》;明熊明遇以《格致草》名其介绍西学的著作;清陈元龙以《格致镜源》名其自然科学著作。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格致学”更成为自然科学通称,而“格物致知”也成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2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儒家文明是中医学形成发展的摇蓝。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贯穿于中医学的始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治疗必求于本”的记载。《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素问.通评虚实论》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记载,宜“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及“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关于“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的详尽论述。这些精辟的论述都是正确认识与处理宏观辨证标本关系的具体写真。可以说,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医学常将本学科的“薄物征知”、“格物致知”思想,名之“治病求本”、“四诊合参”、“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等等“,治病求本”是中医学“薄物征知”、“格物致知”处理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体现在治病求本方面的例子及具有创新思想的医家是数不胜数,但对于治病求本富有挑战意义的要算清?周学海,他在《读医随笔.评释类》曰:“治病必求其本。所谓本者,有万病之公本,有各病之专本。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而对治之,方称精切。”“治病求本”应当寻找诊治具体疾病的个性特殊性———“各病之专本”,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疾病的共性普遍性———“万病之公本”阶段。他在理论上对治病求本当求各病专本作了高度概括,是宏观治病求本思想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微观探索方面,也有先期或萌芽的认识,如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这里可反映当时已认识到瘟疫这种烈性传染病发病有其特殊的病原———疠气,及其传播途径和发病规律,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后世西方医学微生物病原体学说的先期认识。

清?王清任“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改正了古人对脏腑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如纠正了肺有六叶两耳、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等形态学(解剖学)思想。这些都标志着中医学在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方面的格物致知化。而上述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格致余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表明了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化。从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到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从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到解放区提出的“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正如恽铁樵1929年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医是符合国情的医学;西医自有长处;中西医化合是必然的趋势。”足见20世纪前50年乃至以前,在中西医学的实践中提出中西医“化合”的必然性。在1958年党中央和为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后,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以“西学中”为主要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从《内经》“治病必求于本”,到后世丰富多采的宏观辨证的形成;从宏观辨证的不断补充与完善,到“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的创新思想;从吴又可的疠气学说,到王清任的形态学(解剖学)思想;从20世纪前50年中西医化合,到后50年的中西医结合;从中医现代化的提出,到中西医结合从科学的论证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的认识,整个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儒家文明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尽在其中。

3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近代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关于学术研究曾有中肯的评述:“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这对于当今中医现代化是颇有启发的。那么对于中医现代化来讲,如何让自身具有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笔者认为主要应该把握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直觉灵感、特色优势等方面的重新崛起。

311中医现代化需要整体整理提供观念重新崛起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理论内核。整体观念存在的价值是自不必说的。作为整体的宏观体系是由许多部分的微观客体组成的,它又具有各个部分本身所不具有的整体性;或者说,在大量的个别部分组成一个整体时,要出现质的改变,产生只有作为整体才具有的新的性质。如果单一地强调辨病诊断、强调微观考察、强调单体药物,而忘记或淡化了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方剂配伍,就等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没有从根本上把握疾病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整体观念的崛起十分需要建立在高度分析的基础之上,离开了高度分析谈整体观念也是形而上学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整体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中医学理论不是建立在形态解剖结构基础上的,尽管形态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对象,但没有进入中医学的认识视野。这说明中医学把握客观世界的超自然性,随着对客观对象的不断逼近,随着认识内容的不断扩展,需要中医学不断更新其认识形式,放弃不能准确反映对象的形式,从微观分析上认识它的客观对象。整体观念的重新崛起还有一个在整体中寻找出路的问题。没有整体就没有出路。宏观整体把握有不依赖于微观考察的一面,即宏观把握的相对独立性,认识这一点,对于寻找中医学的发展出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医学实践中,依靠宏观把握、宏观辨证取得较好临床疗效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312中医现代化需要辨证论治创新发展辨证论治是需要创新发展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辨证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首先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主要使用微观分析方法,这一微观分析方法自然就有可能被引入辨证论治内核之中,此时中医学辨证论治(宏观辨证)的形式发展为微观辨证[2],而现代医学是以疾病作为认识对象的,它与辨证论治甚至与微观辨证都存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要使中医学认识对象不断逼近客观对象,当引入现代医学这一现存成果。笔者认为疾病诊断也可整合到辨证论治之中,这个内核至少应包括辨病(主要是现代医学的诊断)、微观(更先进的诊疗手段)、辨证(来源于宏观辨证可高于宏观辨证)三方面融一的内涵。名之曰:“专病微观辨证”。如果说微观辨证是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辨证微观化是探寻各种证的微观标准的话,那么,专病微观辨证是用更先进的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具体疾病的证,专病微观辨证化则是探寻各个具体疾病各种证的更先进的微观标准[3]。辨证论治的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医疗模式转变的问题。中医学与西医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是同一的,在认识对象上也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医学之长而达到一致。在临床医学疾病诊断方面,完全可以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确立以辨病论治为主体的诊疗模式是实现中医临床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13中医现代化需要直觉灵感再创辉煌中医学是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与唯象科学相似的生命科学。中医学的直观性,从形式上看似乎比较朴素,但未必没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中医学也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也许你有这样的体验,在某事发生之前,你心里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世界上到底有无灵感和直觉呢?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4]。人的悟性尽管有高低之分,但每个人都有预测的潜能。而且这种潜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得到开发和强化。以人本身的预测潜能为基础,通过开发和利用人类与生具有的这种超前认识能力来获取所需的未来未知信息,这种直观性尽管朴素,但可能已属唯识预测的范畴,其存在价值是十分显见的。但是,仅仅把握中医学的直观性,仅仅运用形象思维,仅仅运用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研究方法,只靠直觉灵感是远远不够的。

中医学是儒家文明的一个缩影,儒家自然哲学和科技思想的某些缺陷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后来的发展。儒家本身不曾对思维规律作出系统研究,不曾产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在儒家文明形成后,先秦墨家的逻辑学说也很快成为绝学。这一缺陷使中国数学未能产生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经过严密证明的数学体系。儒家虽然提出了实验、测验、试验等方法,但总的说,儒家的科学方法论是不系统的,尤其不曾提出对近代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数学方法,即在实验所得数据基础上提出一个包括察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的方法。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代表之一的中医学,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直观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例如,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已经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了答案,而中医学的直观性,如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等研究方法依从它的合理内核,也从科技发展规律、思维方式的发展阶段、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逻辑思维和实验性研究方法这一阶段,自然就应该引进借鉴这些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辨证思维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研究方法。直觉灵感的再创辉煌还有一个捕捉信息的问题。超级秘书网

中医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了临床实践,中医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捕捉信息的途径主要依据临床。应当尊重临床证据,用循证医学原则确认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临床方案要按照标准化、规范化、随机化等原则。依据循证医学将中医学的直觉灵感再创辉煌。

314中医现代化需要特色优势发扬光大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尽管可体现在许多方面,不少学者也曾作了不懈努力,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与挖掘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如在目前中医临床的优势病种、中医诊治方法的特色和优势、中药在新药开发医药市场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中医药学理论的特色优劣及其文化哲学基础、中医政策中医科研与中医特色优势的关系[5]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从本质上讲它是整体、宏观、辨证的医学理论与实践。中医长于诊治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等,而在形体和器质性疾病、原因单纯而明确等病变的诊治上,则与西医学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的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5],今天可以说是中医有优势的一面,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而当这些综合性、功能性及原因不明的病证一旦原因被揭示以后,是否依然还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病症呢?或者说是否依然能保持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呢?因此,笔者认为,从中医学的本质性———“证”出发,在微观分析和形态结构上下功夫、找突破,不仅牢牢把握机能,而且牢牢把握形态,不仅牢牢把握宏观形态,而且牢牢把握微观形态,是中医现代化需要发扬光大自身特色优势的认识所在,也是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及方面。特色优势的发扬光大还有一个临床疗效的问题。临床疗效的突破是中医学的生命。如果没有临床疗效的突破,结构搞得再清,机理说得再好也是徒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学兴也疗效,衰也疗效,振兴崛起更需疗效。从临床疗效方面下功夫、找突破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马振铎,徐远和,郑家栋1主编.儒家文明[M]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9:289～308.

[2]沈自尹1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J]1中医杂志,1986,27(2):135～136.

[3]蔡辉.论专病微观辨证[J].中医杂志,1999,40(8):499～500.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整体医学；基因组；中医心理学；中医基因组学

1整体医学

整体医学是现代社会正在兴起的一种医学体系，将医学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整体上来认识医学的性质、对象和目的。整体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外表近似，但是本质有所不同。整体医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系统论。整体医学就是用整体观认识医学的各个要素。而整体医学的整体观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所认识的所有联系的基础上，从科学的长远发展上来说，这是一种弱整体观，一种综合论，理论基础是还原科学观。

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即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和当前的整体医学时代。经验医学时代为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实验医学时代为生物医学模式，而整体医学时代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当今医学的特点是处在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医学时代的过渡时期，整体医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正式形成，但已具雏形。现代的整体医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发展的结果，但是生命科学——基因组学正在走向完善的基因组联系，将来的发展必然在基因组的普遍联系上证明中医的基本理论，所以随着基因组学的整体化发展，以及中医学的跨越式发展，现代整体医学必然走向更完备的、以中医学为核心的整体医学。

2中医学现代化

整体医学的崛起给中医药学国际化带来了机遇，整体医学与中医药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理论体系看，整体医学的理论与中医药学的学说实际上是相通的。如《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

中医药学其实就是一门完整的整体医学。中医学有着对人体自身整体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认识。但是中医学又是一门模糊的整体科学。《黄帝内经》建立于二千多年前，是古人观察人体与自然所建立的整体医学，其本质就是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整体观，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极端落后的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个时候形成的整体只能是粗略与模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封建礼教的限制，加之受中国哲学观重用轻体、重道轻器价值取向的影响，人们开始疏于人体具体的形态和结构，歧视人体解剖，对人体的细节和局部方面未做较深入的剖析研究，随之《内经》的结构功能统一的整体观逐渐演变为单纯的功能性的整体观。由于缺乏了结构和形态的支持，不能得到有效的可见的物质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科学性，本身也缺乏创新发展，所以随着以结构为主的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学屡次受到打击和排斥。

中医药学的发展必须从《黄帝内经》的整体思想开始做起，真正认识整体的本质，结合现达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新时代的完整的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整体观。所谓中医现代化就是用现代语言和科学技术重新描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平衡条件下的人整体的运动规律。

当代分子生物学在迅猛发展，借助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大量数据，基因组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足够的时间内，基因组学很可能走向整体，最后可能在基因的相互联系中发现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所存在的基因证据，这时候中医就会被分子生物学所吸收，现代的整体医学就可能吸收了中医药学的优势发展成为完善的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整体医学，中医不再是中国的中医了。这是好事，但是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中医学的发源地，我们将失去一次崛起的机会。

3整体的含义

中医学是整体科学，西医学是还原科学。中医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而基础理论的现代化又以整体为前提，整体观的现代化为首要。以前中医现代化的失败在于从传统的功能整体观方法论上而不是从整体的根本意义上看待现代化。而西医也是从自身的方法论上看待中医，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根本的中西医结合是不可能的。

整体是物质的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两者互相依存、不能分离，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展现。整体是局部的整体，局部是整体的局部。整体是物质形、气、能的统一，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是一种客观实在。

任何个体都是由两种以上的物质要素混化而成的。这一混化物可以呈质地均匀无别的气态，也可以呈实体存在的实体态。前者固然是一体，后者，尽管它的实体组成部分可以形形，各部分的功能也可千差万别，但该实体物的气却遍布全体、贯穿内外，使组元形成有机联系的和谐整体。这里所说的整体，指形成气的时空结构而言，它是维系气独立性、特殊性的根本，也可把整体理解为气的结构模式。譬如，设某模式为特殊的比附，这种特定的形状结构的性质是不受其所占位置的大小影响的。因而时空结构模式一旦形成，不仅可以使全部事物的各个部分都处在同一结构上，而且这一整体特以渗透到所属各个局部中去，使在这一整体中的局部组元可以体现整体，这是与组元作为独立存在物的根本区别：①整体的实在性。②整体的联系性：任何整体都在和其他整体处在密切的联系当中，联系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必然条件，没有联系便没有这个整体存在的必然性了。③整体的层次性：任何整体都是大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个整体有包含了小的层次的整体，小的局部组成。④整体规律的类似性：一物生来有一身，一物自有一乾坤。每个整体都是从类似规律演化而来，从无极演化，有太极，从这太极演化阴阳，以至这一整体全部。⑤整体的进化性：宇宙从无极逐渐演化太极，以至现在的万物，在发展至人这个宇宙最高级的生命个体，便是整体演化的最好的证明。

气是中医学的核心。现代医学是从有形的结构上研究，形是气所聚，形散为气，气是形的场，形气是统一的。气是整体的体现。那么从形气理论的两种医学也是可以统一的。

整体性是贯穿人体宏观和微观的根本。从宏观逐渐微观，每一层次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每一层次都服从统一的整体性，而整体性是每一层次运动联系的根本。这个的整体规律就是中医基础理论，这个规律指导着每一层次的运动和相互作用。

4建立中医基因组学

基因组是现代生物学还原到分子的体现，由此生命科学开始转向整体科学。现在的功能基因组学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基因组是整体科学与还原科学的交汇点。

基因组是人体的微观信息调控中心，更体现了人体的整体性。它是人的精气的凝聚态，含有生命的全部信息。宏观人体整体和微观的人体基因组整体性是统一的和同源的，基因组整体是由五脏功能模块组成，这五脏又有亚细的模块组成，这亚细的模块又有更微小的基因模块组成，各个大模块亚细模块之间存在协调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微观经络系统。基因功能模块由相应的基因组成，基因组整体是结构和功能统一的整体。建立中医特色的基因组学是为了完善中医药学理论，发展整体医学。建立微观基因组整体辨证论治，并没有否定传统意义上的辨证论治观，而是将其发展一步，深入到基因组整体内部，将整体观深入到基因组整体中，将宏观整体辨证和微观基因组整体辨证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从外至里、从里至外的整体的辨证论治观，建立宏观和微观统一的整体的辨证体系。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辨证论治观。

建立中医基因组学是为了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证候研究，证明中医证候理论的正确性；进而在分子基础上证明中医脏腑经络理论的正确性，最后深入基因组研究，深入了解基因组所蕴含的生命本质以及生命的发展。

中医基因组学的建立是中医现代化走向未来的一个关键点，整体科学与还原科学都在这一尖端领域进行着研究，而中医学进入这一领域，一可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译基因组所包含的全部生命信息，促进人类的健康事业；二则可以引导还原科学的整体化演变。

5中医心理学的发展

这是中医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结合的关键点。也是中医现代化的另一个关键点。

中医心理学原来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以心理的整体功能为本体论述人的心理的，讲的是人的先天功能。传统中医学建立在远古极端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看不出人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发展，而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心理与健康都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影响，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医心理学也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现代心理学是以人的大脑的具体结构为生理基础，论述人在社会中的各种行为性格等，这是人的后天功能，对人们的各种行为意识均有科学的描述。但是现代心理学没有与人的整体功能结合在一起，没有指出人的根本的社会本质，所以其发展也是有局限的。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而人的心理是整体的，所以它本身具有很大的缺陷。

人的各种语言、行为以及意识思维等都是在人的元神的支配下进行的，元神是最根本的自我。而心理的进行是在社会背景条件下的，一切心理行为都有社会背景的，社会背景形成了人的心理模块、人格模式，人格模式下的元神系统构成了人的社会自我，心理的行为是在元神的支配下通过心理模块进行的，以此结合这两个心理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心理问题。佛学对人的心性理论有深刻认识，但是借鉴之前必须彻底抛弃佛学所具有的唯心思想，心性理论中性与元神相关，而心与元神、元神支配下形成的人格模式有关。

元神可以接受信息，加工、储存、提取信息，发放信息三个方面。人出生时意识是白净的，但是在人从出生开始，人就在不断接受信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不断学习，不断加深信息，积累信息，使元神中的信息不断强化与激活而得到强化，最终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人格参照模式。这个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新进入信息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人各种意识、行为的模板，形成了特定的性格模式。人的性格模式是在元神支配下形成的，但是性格模式一旦形成就对人的元神人的生理发生作用，形成了人的后天行为的文化背景和模式。人的性格模式与人的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中医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是功能与应用的结合。元神是人的整体功能，人的五脏情志、七情等都是人的元神功能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些情志的发生必然受到人的性格模式的影响，性格模式又决定了情志的发生模式。中医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都是不完整的，各讲述了人心理的一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人的心理整体过程。

人的心理在当今社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佛学、现代心理学、中医心理学都有各自的认识，但是它们又不是完全的，正确的认识是将它们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整体的心理学体系。现代中医心理学的建立不但解决了人的意识的根本问题，促进人类的心理健康发展，而是还对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在的作用。

6结论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医学论文；论文写作；高校语文；教学方法

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明确了核心素养是：学生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此框架下形成研究产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语文核心素养的构建基于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其中，写作能力是学生运用语文知识的关键途径，也是当前学生适应社会岗位的重要能力。［1］在高校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教学中，学生可能产生较多的感悟与理解，这些感悟可能对医学的发展和学生自身的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受限于学生表达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欠缺，部分学生难以准确表达其感悟与理解，制约了学生的医学研究能力的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高校医学院校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医学知识与实践经验，还应当具备良好的论文写作能力，要求高校语文教学应对医学生开展针对性教学，为学生论文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医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意义

在高校语文教学中开展医学生论文写作教学，对于学生、学校和社会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写作能力的发展

大学时期是人生学习的黄金阶段，在此阶段就注重培养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对医学生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他们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者，其写作能力直接关系到其文献发表数量与质量，从而对学生的职业生涯产生直接的影响。论文写作能力是医学生必备的重要能力之一。医学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论文写作能力，才能顺利完成各种医学文书，例如：实验报告、病例讨论、调查报告、医学会议纪要、毕业论文等［2］。而且就业后也难免需要撰写大量的病历、完成科研论文。如果不具备论文写作能力，医学生从上学到工作，无时不刻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阻碍个人的发展。正如科学家卢嘉锡说：“一个只会创造，不会表达的人，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合格的科学工作者。”因此，医学论文的写作是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科研能力一门重要的课程。通过学习，让医学生敢于动笔、乐于动笔，并掌握一定的写作方法，这对医学生来说，将会是一生的财富。当前，文献发表类型与数量也是评价医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职称评级和晋升的重要依据，通过在高校中开展医学论文写作教学，能够为学生提供写作能力培养和发展的机会，促进学生掌握医学论文写作技巧，提高医学生论文写作能力，从而将临床实践经验转化为可供参考的医学知识，实现学生自身知识的增长与能力的提升。［3］

（二）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新时代背景下，学生发表文献质量与数量是衡量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高校学术氛围的重要体现，优化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能力教学方法，能够促进医学教学成果向高质量论文的转化，从而提高学校的竞争实力。医学生的医学论文写作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医学生的科研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启迪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是在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且能通过论文的形式被不断地探索与交流，相互启迪，形成新的学术思想，以加快医学院校的教育事业的新发展。医学生论文的水平往往能够体现出医学院校的教学水平。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高，学校是间接的受益者。因为学校是教育的场所，培养大批能创作出优秀医学论文的人才，这也是判断学校真实实力的一个标准。为适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形势，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已是当务之急了，所以学术论文仍然是检验教学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三）实现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反馈

高校既是知识传承的阵地，也是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者，同时也是医学科学研究的探索者，通过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教学的指导，能够帮助学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成果转化为可传播的知识，能够实现医学研究的积累与传播，进而促进医疗技术的突破，以高质量论文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反馈。医学生是将来从事临床及医疗工作的专门人才，他们通过不断的实践，积累出较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都是十分宝贵的，将这些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以论文形式发表交流，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与借鉴作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科研和医疗水平，造福于人民。医学科研工作者的写作能力高，社会也是根本的受益者。因为医学的发展必将推动社会的发展。医学论文质量越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医学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为写出高质量的医学论文打基础。所以高质量的医学论文对医学的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的。

二、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教学方法研究

（一）合理应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实现学生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发展。在医学论文写作教学中，部分学生对医学论文的类型、结构、类型等认识不足，可能存在将研究论文与综述论文混淆的问题。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将论文写作教学理论与教学案例有机结合起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论文格式、要素，能够加深学生对医学论文写作的理解。［4］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商学课程，通过选取真实的案例来提高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价值，在解说案例的过程中，学生逐渐掌握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技能。例如，在医学论文写作中，普遍要求表格采用“三线表”格式，通过案例教学方法，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三线表格式设置技巧，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案例教学应用中，教师应注意教学案例选择的科学性、代表性，围绕学生写作能力发展和课堂教学要求而选择教学案例，尽量避免选择界限不清、容易混淆的文献资料，提高学生对论文写作技巧的掌握。

（二）对比教学方法，明确不同类型医学论文区别

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医学论文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按文献资料来源划分，医学论文分为原著论文和编著论文；按写作目的划分，医学论文分为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按学科和课题性质划分，医学论文可分为基础医学论文、临床医学论文、预防医学论文和康复医学论文。不同目的、类型的论文，其写作要求和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原著论文是作者开展的实验研究、临床观察、调查报告、病例报告、病例讨论等，是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即直接资料）。而编著论文则是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合、阐述，从而实现医学某一领域、专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即以间接资料为主，属于第三次文献。为了明确其中的差别，避免学生出现混淆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高校教师可采用对比教学的方法，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组织学生观察、讨论不同类型医学论文写作之间的差别，从而使学生掌握不同类型论文写作要点，促进高校医学论文规范化。

（三）强化写作训练，培养学生写作能力

写作实践是巩固和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高校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解医学论文要素和格式要求，还应当组织开展论文仿写训练，巩固学生对论文写作知识的掌握。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可结合医学生专业方向搜集相关文献资料，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数据，由学生自行搜集相关参考文献，并进行仿写训练。为了督促学生尽快完成，教师应与学生约定写作时限，学生完成仿写后以Word文档的形式交给教师。教师应研究、归类学生写作训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在下一节课中进行集中讲解，实现论文写作教学的良性发展。要想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必须加强作文讲评和指导。讲评每周至少进行一次，以一项内容或一个题目为准进行现场片段仿写训练，之后对优秀和最差的文章进行交流，并自评和互评，明确学习什么，改正什么，使之共同提高。

（四）结合岗位需求，开展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新时代，医学生只有不断适应岗位要求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这其中包括病例分析、调查报告、临床观察等资料写作。因此，为了帮助学生快速适应岗位要求，教师可根据学生专业情况，精心设计写作情境，组织学生讨论、研究病例报告、分析等资料包括哪些要素和阐述方式，并以此作为课堂作业，由学生讨论完成论文框架结构。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进行适当的启发和点评，从而加强学生综合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满足医生岗位要求。

三、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医学论文写作是医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学生写作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对自身、学校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高校语文教师应注重教学观念的探索与发展，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高校语文写作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满足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要求和就业发展要求，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赵丽华，鞠善宏，王海艳．高校学生科技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从高校学报退稿率看高校学生论文质量［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8，27（1）：26-28，117．

［2］陈帅．高校学报助推硕士科技论文写作课程教改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7（6）：123-128．

［3］林加西．高校学报在科技论文写作学科建设中的作用［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3，33（5）：98-100．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科学

近代以前，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医药学是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药学既因其文化特性使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实践表明：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开展与进步，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复兴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真正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复兴与进步。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形成系列分支学科，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1993）、《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上海中医药杂志》（1997）、《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在中医药研究中，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如不加以注意，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不了解阴阳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文革”之后，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4.3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中医药根植于传统文化，离开传统文化，中医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古代俗语“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形象地说明了传统文化知识背景对学习中医药的重要作用。倘若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则很难成为中医名家，中医药理论难以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当前很大一部分中医药院校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急功近利，既不具有历史意识，又不具备长远眼光，与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主干课程――医古文越来越被边缘化，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更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终只会导致中医药的异化和弱化。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1.1中医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不断在临床实践中获得完善与发展,是综合化、系统化、动态化的一门科学体系。总的来说,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三大特点,分别是开放系统性、实践指导性与哲学思辨性。中医基础理论的这些特点是中医学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医基础理论具有开放系统性,能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之初,便将各种学科融合作为基础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融合社会学与自然学的研究成果,融汇成综合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这些学科理论占据着理论基础与源泉的地位。中医基础理论具有实践认知性,中医基础理论之所以具有实践认知性是因为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步于临床实践应用,中医基础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因而具有实践认知性。中医基础理论还具有哲学思辨性,中国古代的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其形成与发展与哲学密切相关,如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等都是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中医也有相关的应用研究,并已发展成中医学的基础理论。1.2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创新近年来,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且多元研究方法的应用也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现阶段,应用比较广泛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其中文献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的医学文献解读与参考;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医基础理论及理论学科框架进行的研究;临床研究主要是病证研究、药方研究、治则治法研究等;实验研究则是利用现代化的实验设备与手段进行的药理研究与疗效研究,并基于实验进行药理诊疗理论阐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交叉学科研究主要是将医学与数学、信息科学、天文学、哲学与气象学等结合,并进行医学实践阐述医学理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还在不断完善,而且创新因素不断增加,信息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甚至有学者着力进行技术方法创新以不断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与态势研究

    2.1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及其必要性我国的中医理论源于先秦医学,其基本理论体系发展成熟于汉代之前,是中国现代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医主要关注人类活动,并对人类发展的身体技能与规律进行探讨总结,并在反复总结、论证、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多医学大家的医学理论探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意义突出,也决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其中的认知思维与理论特点对中国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也不能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片面取舍,导致中医研究精髓缺失。2.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现阶段的社会需求与疾病演变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应用,对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在发展与研究中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性不断强化。中医学从产生之初便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并注重对生命与自然的整体性、能动性及发展性的研究总结,近年来更多的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进行整理、吸收与改造活动,还充分运用各种创新思维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诊治技术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基于传统医学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的基础不变,又加入了现代科技因素,发展更具有能动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临床应用为基础,但其对临床的依附性呈弱化态势。传统中医的发展都以临床需求为推动力,可以说中医理论是在临床应用中完善发展的,由此看来,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临床需求过于依赖。中医基础仍与中医临床学科相结合,但发展已呈现出临床依附弱化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注重假说临床验证,这是中医的进步与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假说量不断增加,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近年来,中医不断与西方学说理论相结合,各种假说应运而生,如中医着重脏象学说中脏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就传统中医经典学说进行论证,这是对中医科学化水平的创新探索,意义重大。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还进行语言创新与规范。中医发展历史悠久,其中含有众多古言词汇,以致在使用过程中术语混乱,规范性缺失,且由于语言障碍,众多的中医理论不能被广泛解读与传播,影响了中医的可持续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语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严密性、准确性与严肃性。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语言规范过程中还进行了新的理论补充创新,剔除了中医基础理论中比较含混的理论词汇,推进了中医理论的系统发展。

    3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途径

    3.1中医基础理论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是整个中医学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随着近年来中医学发展的新要求,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仍应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并在理论创新的同时加大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应用,力求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用成熟正确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3.2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的途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与创新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行有效的中医基础理论创新需先进行创新途径探讨,笔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需遵照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断推进中医理论研究,此外,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还要加大中医理论与其它多学科的结合,加大创新宣传。笔者认为要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引向科学实证研究的方向,是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所在,以实现中医理论的实质进展。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以评议的方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中 西医结合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出中西医要实现交流与结合，不能单 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相互解释，必须找到能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 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产生于中西两种医学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 努力方向，也是创新医学理论与手段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学科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西医结合仍只处于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1］，面临着诸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批评与质疑 。本文拟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坚定学科发展的信 心，探索学科发展的方向，以期推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1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过程性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多元的文化起源，孕育出多元的自然科学技术。中西医学正是源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方医学同时并存、不同发展的结果。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一元 性决定了多元科技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在同一领域，不同的理论终将融合为统一的科学 理论，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之中。

从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中西医的差异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孕育出了多元的医学，也孕育过多元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 理学、化学等，这些学科都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向了世界范围的融合统一，形成了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医学，东方科技基本都已 成为历史，西方科技早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超越并融合了东方科技。而在医学领域，西方医 学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超越了中医学，并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但却一直没 有完全取代中医学，成为唯一的、统一的医学。对此，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 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融合时间表，而中西医学的融合时间尚不知在何时(见表1)［ 2］。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 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2］。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在中西医汇通之后，试图将两种医学统 一起来的又一次尝试。而在两种医学理论的融合点没有出现之前，还只能是寻求医学进步、 提高医疗效果、促进医学统一的一种探索和实验。表1 东西方不同学科的融合时间表（略）

近50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与存在的争议也表明，中西医结合尚处于方向和道路探索的起步阶 段，处在寻找结合点或结合途径的阶段，距离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既定科学目标还有着目前无 法开列其时间表的探索过程。对这一点，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学者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认识存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找到融 通这两种医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正视否定性意见，研究和回答否定性意 见，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与方法来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总结、回顾中西医结合 中的各种争论，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复杂性

就某一学科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言，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现有学科 存在着不足、其理论和技术难以解释或改造客观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萌芽和 出现、发展和成熟，从而取代原有的学科或者从原有学科中分划出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有时是反复的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是如此。

同一领域两个不同医学理论的同时存在并被实践证明各有其效，各有不足，为中西医结合的 尝试提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要在理论内核上将两种医学理论融合而发展成为毛泽东 所预言的“一个医”，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与挑战。

其一，就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而言，毛泽东的认识，确实存在着“以西统中”的思维偏差 。这从通过培养“西学中”的高明理论家而促进中西医统一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融汇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道路与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名 家、名人的某一论断或某种尝试可能揭示了某种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但若将其作为学科发展 的唯一依据，则可能限制了其他可能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围绕中西医结合 学科发展道路以及毛泽东有关论断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真理是否“唯上”、“唯权”的问 题 。只有将不同的声音在中西医结合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借鉴、认同，才能形成中西医 结合发展的合力。

其二，从实践层面上看，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基本上遵循着“以西统中”的指导思想 ；以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或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发掘、改造、融合中医学。而当代自然科学 面临的困境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政治学中，线性思维显然已经过时” ［3］。而在中西医结合中我们却在千方百计地沿着线性思维的方法与模式批判、改 造着中医学。当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破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时 ，其理论上的结合也就变得无从下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医自身 要 先行现代化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还处在选择道路与寻找 方向即所谓“突破口”、“结合点”的阶段，而解决这一方向性问题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 尚无人能够预期。

其三，中西医结合医学能在我国成为独立的医学学科，既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中西医 结 合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政府政策扶持与保障的结果。政策的支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一门科学学科的成熟，最终必须依靠学科队伍的科学研究成 果。今天，从临床技术应用的角度，我们已经取得了许许多多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同时也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共同成果。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 、不同于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只是拿来、应用了相关学科的现有技术。这一现 实，使中西医结合的学科评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中西医结合只有突破对中西医理论、技 术简单组合的这一阶段，才能迎来属于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发展。在此之前，争议与批评 将一直存在。直面争议，研究争议，回答争议，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起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3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艰巨性

20世纪50年代，当毛泽东预言通过“西学中”的实践，造就出中西医结合的“高明的理论家 ” ，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时，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似乎不太遥远。20世纪60～70年代，当“新医 学 ”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口号并成为改造中医的指南时，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今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产生了技术层面上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临床成果(如针刺麻醉、急腹症治疗、骨折治疗等)，但却没有揭示出属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自身独立的医学概念，更没有形成不同于中医或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理论上依然脚踩着中医和西医的两条“旧船”。其不断宣称和发表的学 术成果，没有一项能构筑起中西医结合的专门理论。这一局面让许多医学工作者为中西医结 合的前途担忧。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理论的学科，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怎样呢?于是一些 学 者将其总结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种医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指导中医学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西医，或按照西医学形 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医，都无法进行。因此，在目前阶段，取中西医学之长，建立统 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还只是理想中的事情”［4］。 　其实，从中西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同一目的来看，只能说中西医学是医学研究领域两个不 同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差别如何之大，基于都在研究人的生命现象这一共同点，二者有着不 可否认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才能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认识。从科学发展的长远看，完全意义 上的医学科学也只能有一种理论存在。科学发展的“优化律”揭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一方战胜淘汰另一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那便是两种理论 范式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被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理论范式所取代”［5］。 这种取代不是对前两者的全盘否定与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组、融合、互补。科学史上对于光的认识便是这种情形。两千年来中西 医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事实预示着这一历史趋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正是我国医学工 作者为了实现医学发展的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可贵尝试，但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1）现阶段，中西医学不同表述的理论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不能证明对 方。因此，我们习惯了的用西医学理论来验证中医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方式是不能革新中医 理论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同一领域的两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是无法互 相证明的。

（2）真理一元观告诉我们，中西医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是生命认识 的局部与整体的两个方面，理应有一个能包涵这两个方面规律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理论；未来 的新医学体系将能实现其真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中西医学未来的结合，将宣告中西医两种 理论并存的局面的终结。但是今天，无论从西医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人们还无 法窥见未来的终极真理。

总之，在科学发展从局部走向整体综合总趋势的今天，中西医学交流与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创新医学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要实现其结合，不能单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 相互解释，必须有使其可能整合的、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生 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换句话说，当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发展到可 以 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

我们正处于科学革命和大转变的年代，“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结合，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结合起来。”［6］也许，普里高津的认识能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带来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吴咸中.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 示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1998，5(11)：487.

［2］潘吉兴.李约瑟论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1，2 15.

［3］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 01.序言.

［4］陈利国.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1999，20(12) ：32.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西医学依靠分析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中医学则依靠宏观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以分析为主的微观科学在发展了数百年后出现了现代的宏观科学。宏观科学在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这就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灰色系统、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不少学者将其与中医学进行渗透、研究,但成就不大。其原因,不是大方向不对,而是这些理论还不足以将中医学理论破译、诠释,还不足以使中医学理论升华到新的理论水平,出现新的理论平台,出现新的突破。比如,美国1965年模糊数学问世,“文革”结束以后传入中国,立即与中医学进行了广泛的交叉。中医学中的很多基本概念,都可以用模糊数学进行诠释。中医学的“君、臣、佐、使,取类比象,大数法则”等均是模糊推理。中医学的诊断,是一种模糊诊断。中医学的治疗,是一种模糊综合评判。虽然,模糊数学说明解释了中医学的很多概念,使某些理论上升到了现代科学的高度,有了一个现代科学的解释。但是,十几年来只看到模糊数学在其他方面有了很好的应用,出现了模糊冰箱、模糊洗衣机、模糊电脑,在提升中医学方面却未有长足的进展。这如前所述,主要是宏观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完全诠释中医学,进而提升中医学的高度。那么,什么是中医学研究的突破口呢?长期以来,我看了很多有关突破口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文章所述观点很难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突破口就是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随着微观科学发展而发展的西医学,已将单因素疾病的治疗不断攻克,比如某些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疟疾、伤寒、痢疾等)、创伤等,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多因素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病、慢性疲劳综合症、衰老等,西医学就收效甚微了。而中医学就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解决这类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宏观医学上,随着宏观医学的发展,一些多因素疾病将得到攻克,从而对人类生命的延长,对人类健康进一步做出重大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他山之石就是宏观科学。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医学发展中困扰我们的现代化与传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与独特、中医不能西医化等一系列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现代化与传统化: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提升中医学,自然就是现代化,将传统医学上升到了一个现代化平台,自然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民族传统的光大,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老中医不仅毫无疑义,反而笑逐颜开。国际化与民族化:用现代宏观科学语言诠释中医学,才能真正国际化,才能让国际科技界、医学界,听懂中医学的语言,了解中医学的特点,接受中医的治疗,扩大中医学的影响,才能使民族的东西国际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因为它有鲜明的传统的人文学科特点,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交融。中医学的形成不仅有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有一个深厚宽广的文化背景,所以它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汲取了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丰富营养,也汲取了大量古代当时发达的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物候学等宏观科学的合理“内核”,与当时医疗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中医学。所以,实际上它融合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在现代科学剧烈的分化与结合态势下,如何实现中医学在现代层次上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这并非易事怎样解决?只有把中医学定位是宏观科学,只有用现代不断前进的宏观科学去研究、诠释、提升古老的中医学,这个矛盾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融合与独特:预言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大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医学科学当然也不例外。

    二、但是融合决非指学科分科的消失。

    融合即是综合,中医学将在21世纪随着科学综合发展的大趋势而大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医不能西医化:中医学是一种宏观科学,研究、发展中医学就应该用宏观科学来研究、来发展,促使其提高。如果用西医学微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学,是可以的,也应大力提倡,但是其成果只能是西医学的成果而非中医学的成果。比如:中医学者用西医药学的方法从青蒿中发现了治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虽然是中医药学者发现的,但是这也是西医学的成果。正如,上世纪上半叶从麻黄中发现麻黄素,从黄连中发现黄连素一样,这都是西医的成果。虽然发现了黄连素,西医用黄连素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已不佳;但是中医仍然用黄连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仍然很理想。黄连久用不衰,已长达2000年。但是,发现青蒿素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对疟疾的治疗有巨大的意义。这样的工作还要做下去,争取有更多的发现。用西医学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去大力研究中医、研究中药,这是西医学的发展。中医现代化使用宏观科学去研究中医,其结果不是西医化,而是“中医”化,是中医学的提升、拓展、提高,更“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才可以真正出现“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美国的中医专家邱国柱先生在为《中医现代化研究》作序时提出“中医的现代化,将不是中西医的简单相加,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用西医的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疗效,或探讨其疗效和机制,或解释其理论原理。中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是比现有医学更高更深的高度综合化的人体生命科学。中医学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发挥本身的优势,从而达成中医的现代化”。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方法论总的精神:以客观总体为着眼点,强调整体性、相关性与动态性。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看清了这点,如钱学森先生就说过‘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话。

    三、解决中医发展的问题,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

    江泽民同志1995年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古老的中医学来说也是如此。中医学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的创新。要想创新,就要培养创新的人才,就要抓富有创新内涵的教育。中医的教育,应加大现代科学的讲授范围,主要应将现代宏观科学的学科,向中医学院学生渗透。比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理论、灰色系统、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及其最新进展。其中尤以现代高等数学、现代物理学的进展为最应“渗透”的内容。本身原为宏观科学的中医学,应该而且可能随着宏观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中医学应尽快与当今各种飞速发展的宏观科学交叉、渗透,出现各种新的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科学发展的沃土是交叉学科、横断学科。控制论的发明人维纳说过,这块沃土是一块处女地,一经耕耘,即可收获。从人才角度看,懂模糊数学的有几人精通中医学,懂中医学的有几人精通模糊数学?中医界缺乏大量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人才是影响中医学发展的最大“瓶颈”。很多科学理论的发现、发展出自交叉学科,中医学也不例外。我们可以预言,中医学的现代化,反过来会大力促进现代宏观科学的发展。中医学院人才的培养,应出现中医学与现代宏观科学的双学历学士、双学历硕士、双学历博士,培养交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横断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推动中医学的飞速发展。比如,目前就应培养精通中医学又精通混沌理论的学术带头人。从而出现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新的分支:混沌中医学、模糊中医学、系统中医学、信息中医学、控制中医学等。中医学院的学生不学高等数学是一大缺憾。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四、中医学实际上很好的运用了古代数学成果——大数法则。

    而一般的高等数学达不到中医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只有用高等数学的最新分支、最新发展与中医学进行交叉,才能发展、提升中医学。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按上述的大方向逐步做起,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用现代宏观科学指导下产生的崭新的中医学)现代化的中医学。这就如古人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医界应力戒目光短浅、急于求成、固步自封、囿于成见、浅尝辄止的不利于发展的陋习。任何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在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中医学发展的势头不强劲,问题出在中医自身。中医学前进不快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强调外因,应反躬自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特色在哪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强项在哪里!自立才能自强,中医能自立而且能自强!这样发展的结果,笔者设想在我国将会有两种医学——西医学与中医学,或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一种病会有西医学(微观医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和中医学(宏观科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患者与医生均会各择其优,或者是二者结合治疗。21世纪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组成崭新的生命科学。笔者这种观点,将会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受到现代科技界的认同,受到广大中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教师和研究生的赞同,也会受到远见卓识的广大老中医的赞同。中医学的深化研究,必然涉及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建立在中医学和西医学基础上的一门医学。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未能取得创新性、突破性的发展。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编史学

中图文献号：R-092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1.005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作为全国医药卫生重要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此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医学史研究唯一的专业刊物，在杂志出版发行的60年中，成果累累，刊载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出发，讨论这一时间段的我国中医史研究的整体走向和趋势，总结出其研究特点。 

1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中医史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据统计，《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期间共31卷85期，2787篇，其中关于中医史研究的文章为2139篇，西医史540篇，中西医结合的文章109篇。就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医学史、西方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地方医学史、外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及比较史等领域。 

就医学史研究路径而言，人物研究、治疗方法、药物研究、基础理论这四个方面可谓“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为了更直观地体现《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涉及的中医史研究状况，本文首先尝试从横向角度按照类别对关于中医史研究的2139篇文章进行统计（表1）。其次，为了体现出《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来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布，本文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分为6个时间段，进行统计（表2）。 

表2是关于《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中医史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统计情况，从出可以看出中医史研究不同类别在这六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总体趋势上，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研究发展平稳，波动不大，这和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为中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史的发展概况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这一阶段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上述四个方面状况分别如下： 

2.1 医史人物研究 

医学史人物的研究作为医学史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内容，近现代以来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受到重视。仅《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刊载的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医学史人物研究文章达199篇，占总量的14%，是各类别文章中最多的，并且杂志从第24卷开始特设“医学人物”栏目，为人物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中华医史杂志》有关中医史人物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研究著名的医学家生平及主要医学思想、围绕其专著论述其医学思想，结合医学家所处时代分析其思想渊源等。 

在我国医学史上，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章太炎、黄遵宪、李涛、陈邦贤等人曾为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也被医史学者研究的较多。如第21卷邢哲斌《张仲景对防治医源性疾病的贡献》、马堪温《我国医史科研教学的先驱者李涛教授》，第36卷段晓华在《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一文中论述了章太炎融考据学、西医学、中医学为一体，以仲景学术为本，兼容唐宋，提出“融会中西，更造新医”，对我国近代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8卷杨杏林等人《一代名医祝味菊生平述要》详述了民国时期医学家祝味菊的从医经历以及中西医学融合的医学思想，第39卷李姝淳《刘昉生平及著作考》谈论了宋代医家刘昉及其著作在医学中的作用。类似的文章被多次刊载。另外，为了纪念老一辈的医史学家，《中华医史杂志》每逢重要医史学家诞辰会特出纪念专号，如特别出刊的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专辑（第13卷）、纪念医史学家李涛教授诞辰90周年（第21卷）等，从中可以体现出在医史研究工作中对老一辈医史学家的热爱与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医史人物的过程中，医史研究学者一直遵循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的原则进行研究工作。在杂志第24卷李经纬的“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以下几条原则：“（1）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归文本在此基础上更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初步看法。（2）不要回避矛盾。（3）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4）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5）要抓住主流。（6）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等原则。从30余年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期其他期刊杂志也出现了不少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如《医学与哲学》也设有“医学人物”栏目，刊载了不少研究医史人物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医史人物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医史人物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刘仁远主编的《扁鹊汇考》、刘隽湘主编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钱超尘，温长路《王清任研究集成》等，这些专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对于中医学术之研究，医史知识之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医学人物研究的课题项目开展，这些对医史人物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2 医史理论研究 

医学史理论、基础研究较其他研究类别起步较早，近代时期，就已经有关于医学起源和医学分期问题的讨论，如余山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医学起源“源于经验积累”、“源于巫”的看法。这些讨论相对来说不够客观深入，随后就有学者对这一看法进行批判并提出了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史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又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83年学者祝长坦、唐民浩等人也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些论点为我们为综合考查这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从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虽然理论研究起步早，但近代的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现代医学史在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对近代讨论的医学起源及医学分期问题有进一步的探讨外，也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的中医史理论研究为287篇，占13.4%。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医学起源与医学史分期问题：《中华医史杂志》杂志第11卷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东人达《“巫医结合”的进步与反动——我国早期医学史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金德昭《不能把“劳动创造世界”作为医学起源研究的结论》，第21卷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等文章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10卷贾得道《试论中国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论述了医学史分期问题，第35卷李志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发展史分期问题探讨》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对象进行分期研究。 

（2）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有第18卷郑金生的《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探讨了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第22卷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的《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第23卷张知寒的《略论医儒关系》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出现的这些文章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学发展与外部因素的紧密关联，学术界对此也重点关注。 

（3）医学史学科的任务、研究重点方面：第21卷甄志亚的《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着重阐述了医学史的社会功能是认识现实、预见未来，进行教育等，提出医史研究工作一定要从现实出发，沿着本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主动、积极地促进医史学向着更高层次发展。22卷吴云波的《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则认为，中医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4）医史理论与方法方面：第39卷第2、3期集中发表8位“专家笔谈”，讨论“医学史与医史学”，内容涉及医史科学的界定及其学术地位、医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医史研究的理念、医学史研究的多元发展、医学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医史学者的学养与取长补短等。其中朱建平提出中医史研究的三个理念：第一，从内史到外史，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第二，从编写到创造，编写历史与创造历史相结合。第三，从历史到现实，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这次会谈讨论对于理清医学史和医史学的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分野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对于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期，《医学与哲学》也刊载了医史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如林功铮的《论中国医学史研究范畴》、杨善发等的《中国古代医学家世系研究》等对医史理论研究颇有意义。 

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马伯英主编的《中国医学文化史》、程之范主编的《中外医学史》“绪论”部分等。 

除了杂志以及专著的研究，也有医史学术会议对医史理论给予了关注。如1986年9月在黄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等，对医学史理论研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3 药物史研究 

药物学的发展和研究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的药物学研究发展进入正轨，从现有的《中华医史杂志》研究成果来看，共计97篇约占总数的4.5%，相对其他领域来说较薄弱。近些年，随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于药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宽和深入，1984年《中华医史杂志》增设“药学史”栏目，为药物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好地交流平台。总的来说药物学史研究较偏重理论方面， 主要有古本草著作的研究、中药学史的研究， 少数民族药史， 药学考古， 药学人物研究等等。 

（1）对古代本草著作的研究 

有关药物学史研究，古代本草典籍是最重要，也是讨论最丰富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典籍尤为重要，《中华医史杂志》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第21卷王家葵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新证”、23卷梁茂新“《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的计量分析”两篇文章，独辟蹊径采用数学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古代本草著作，可谓新的研究亮点。关于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是古本草研究中最多的，因为李时珍在医药学界和世界科技史学界受到双重关注，《本草纲目》不仅仅促进医药学的进步，对其他科学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医学学术界对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曾出现过三次高潮1，讨论的问题包括，李时珍的生平以及学术医德思想，《本草纲目》的药物类别、译本、医药成就以及临床经验做了详致的分析讨论。三次高潮说明了现代以来我国在医学史研究上学术思想活跃，研究队伍愈渐扩大，研究日益深入。 

（2）药物史进一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料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些年多种医药资料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早期药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新依据。第11卷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中有关采药、制药和藏药的记述》对马王堆医书中的药学资料及药材实物进行研究；少数民族药史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一般为文献学或通史研究以及人物传记等，相对来说研究的范围也不够广，主要集中在藏、蒙等几个民族。第17卷强巴赤烈的《藏医藏药学的形成与发展简述》与张兴乾的《藏医药的发展概况》等文章对藏医药发展的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以及1990年5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是以研究少数民族药学史为主题，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药学史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关于药学教育和药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成果。

此外，随着对药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30余年药学史专著也层出不群。如俞慎初的《中国药学史纲》，薛愚等编《中国药学史料》，黄胜白等的《本草学》，尚志钧等的《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陈新谦等《中国近代药学史》，张鸣皋《药学发展简史》，傅维康《中药学史》，陈新谦《中华药史纪年》，以及高晓山主编《本草文献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通过收集、积累和分析大量的史料、在前人基础上形成的一部部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近现代以上的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山东中医药大学承担的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将中药药性理论源流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使史学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 对药物学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药物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对传统药史研究较多，近现代药史和少数民族药史较少。 

2.4 治疗方法研究 

中医史研究中关于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近些年伴随着专科史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古今病名的变迁及中西医病名的差异，治疗方法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困惑。尽管如此，医学史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建设方面从近代以来研究情况来看已经迈出良好的一步，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方法是比较偏重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治疗方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华医史杂志》统计情况来看较其他类别少，为66篇占总数的3.1%。这表明在促进医学理论和实践结合发展上还有较大的差距，仍需切实努力发掘与实践。 

在《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治疗方法的研究主要涉及： 

（1）论述治疗方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以第11卷韦以宗《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16卷宋知行《中医儿科中温补治法源流谈》为代表，其中《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我国骨科诊疗方法的发展过程，在骨科治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考察疗法的史料文献，从史料分析角度对治疗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如黄健的《我国古代“蜡疗法”史料》一文； 

（3）少数民族治疗方法的研究，如第25卷策.财吉拉胡《浅谈蒙医侵泡疗法之发展》和第35卷《论蒙古传统医学的安代疗法》等等，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医学治疗方法，分析了其特点以及发展状况； 

（4）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出现的疾病论述其治疗史，以第32卷的张大庆《 现代医学头颈癌治疗史》一文为代表，这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5）治疗技术史方面的研究，近代以来治疗技术在医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过探索，并且卓有成效。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在《试论中国古代之外科手术》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一些先天性的纠正术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及科学性。傅芳“关于《五十二病方》的书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讨论”通过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探讨书中所记载的丰富详致的痔瘩治疗技术。 

关于治疗方法相关的代表性专著有蔡景峰主编《中国医学史上的世界纪录》、陈泽霖《古今舌诊之研究》等，对治疗方法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论述。 

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医史人物、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专注于此研究的医史学者也已对我国的医学史出现过的治疗方法从起源到成熟进行了历史的梳理，这也为今后医学史相关方面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 关于中医史研究现状的原因分析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30余年论文统计的情况，从横向看，这一时期中医史占到总数的76.7%，占据绝对优势，西医史研究为19.4%，中西医综合研究仅占3.9%。纵向角度看，近30年每五年为一阶段统计研究成果，大多数变化不明显，变化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这两年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预期杂志也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这些数字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的总的趋势。在中国医学史所处的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中医史的研究成果始终遥遥领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医学人物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药物史和治疗方法研究成果较少。西医史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占多数，药物史研究成果最少。并且西医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及中医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较薄弱。对比中西医史研究发展趋势，可以分析原因如下。 

3.1 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中医史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中医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库，要认真挖掘。”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群。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中医史研究论著，科技史、医学史类期刊刊载的相关文章也大幅增加，诸多的医学科研立项课题也相继展开，国家给予资金以及设备的支持使得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批医学人才，这些客观条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国医学史研究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3.2 西医史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较少是西医史研究较薄弱、成果较分散的主要原因 

回顾近代医学史研究状况，西医史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局政府对中医的打压与对西医的扶持等原因分不开。彼时中医的发展环境恰恰相反，曾几度面临生存问题，幸好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激烈的竞争中顽强的存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中医史研究机构以及研究成员日益增多，中医史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医史研究退居客位，西医史研究人员减少，再加上研究者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学术功底以及深厚的西方文化的学术背景，专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在研究成果上更无法与中医史研究相比。 

3.3 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中医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30年余年《中华医史杂志》四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波动不大，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相对较稳定，科学技术各方面较之前飞速发展，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阶段。相应地，在中医史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上会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也大幅上升。

3.4 《中华医史杂志》对古代医学史以及文献史料的重视为近现代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也可适用于医学史的研究。在《中华医史杂志》中，偏向于史料文献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四成左右，在医学史人物研究、理论基础研究、药物史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等类别中均有涉及，《中华医史杂志》特设“文献研究”专栏，对史料进行更深入充分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的基础研究。同时，在史料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对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挖掘和考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这个过程也包括对前人工作的补充、质疑批判以及研究成果的考证等。如第26卷仝小林、崔勿骄《“神农秤”质疑》，第37卷纪征瀚“《宋以前医籍考》的编纂与传承”，沈华，赵怀舟“对太邑友文堂版《傅青主女科》刊刻年代的质疑”等文章。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医学史研究中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中华医史杂志》也为其研究提供了发挥的平台。 

3.5 同时期科技史、医学相关期刊杂志以及专著的活跃也极大促进了医学史的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医史期刊，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刊载了丰富的医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科技史期刊、医学类其它刊物对医学史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医史研究领域。如《科学》、《医学与哲学》、《中医杂志》、《中医药杂志》、《自然科学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也刊载了许多高水平的关于研究医学史的文章。如《医学与哲学》设有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栏目，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大多对医学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也有助于推动医学史的研究。一批专著力作同时也涌现在医学史研究的领域，如童光东等的《现代医学发展史略》、刘学礼的《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度。总之，《中华医史杂志》和其他科技史杂志、专著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活跃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 

注释： 

1 关于李时珍相关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9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大会，即首届全国药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以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为主要议题，收到有关论文86篇；第二次是中医学会在薪春于1989年9月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交流的论文134篇；第三次是1993年10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有近200人参加，向会议提交论文298篇，审选交流论文2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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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保宁）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2010） 

BAI Yanhui ，YUAN 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1篇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转贴于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2篇

中医应该归在国学中，它以精深的科学内容、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医疗实践、鲜明的民族风格屹立于世界医学与科学之林，是世界上迄今唯一保持不衰的传统医学，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

1 中华瑰丽的珍宝——中医药的魅力

“所谓国学，包括文、史、哲三大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逻辑等方面。《诗经》、《书经》《易经》又是国学之首”。[1]《诗经》是文学艺术的代表，《书经》是史学的代表，《易经》是哲学的代表。中医恰恰源于《易经》，哲学家通过综合观察，类比研究，加以演译、抽象，从无限变易的现象中邻悟到各个领域的规律和原理。经过实践研究再实践进步，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博采了中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技术，人文诸学科的优秀成果，集中体现为古代唯物辨证法与中医理论实践的结晶，逐步形成中医学特色，独具一格的中医学辨证法，中医学辨证法正是中医科学体系中瑰丽的珍宝。是我们祖先研究人类生、老、病、死，反复实践验证的宝贵财富，它也将成为哲学家和医学科学家研究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科学。

中医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基础上，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大整体和人体各部组织器官的小整体，人与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统一性，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的动态性，并以维物辨证法为特点的方法体系，就是中医深深地扎在国学之中的无法切断，也不能切断的根。

中医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存在的生命科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辨证施治，从四诊八纲到药物方剂，认为“人的生病是某种致病因素导致阴阳气血失衡和谐所致，人的心理活动不顺应社会客观规律也会生病。治疗原则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辨证论治，调节人体机能，使阴阳气血恢复平衡协调，使七情六欲顺应社会客观规律而愈病”。[2]

中医不像形态学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从尸体解剖学上看到有形的，能够服人的科学性。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中医是把人体与天地自然联系起来的动态医学，他以功能及生命运动的形式存在着，它是运动的、变化的，是无法从尸体解剖学和形态学上找到科学概念的。因为人死了，生命运动就停止了、消失了。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愈来愈证明中医理论的可贵。国外科学家对人体生物钟的研究，针麻的研究，气象对人体的影响的研究，节气与人体的关系的研究等，都证明它有很高的科学性。这些现象在我们中医学来讲，数千年前老祖宗早已初步掌握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运用于人民的保健事业。中医是我们祖先近三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经实践检验的真理，它将发挥重大的科学原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也将很快发展为人类的生命科学。

笔者经二十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证明，很多西医药解决不了的绝症、危症、难症、奇病、怪病都被一个一个解决了、痊愈了，难道这不是中医药的魅力吗？这不是中医的科学性吗？掌握了这一套科学原理，就可随心所欲、遇病不慌，从容处置，辨证施治，就能施展中医药魅力无穷的优势。

2 古人的风采与不幸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能透过墙壁看到人，并能看到人体内部的一切，当然并不仅是扁鹊一人有这种本领，人这种超微观的思维信息，能够透过任何东西，不受阻挡，这是科学不好解释的。对人体内经络的运行，内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生相克），内脏与体表之间的联系，一天十二时辰与人体内外各部分的关系，日、月、星辰的运动，四时节气的变化与人体的联系，疾病的发生与转归等，都是通过人体经络系统进行的。这些有关人体整体联系，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人体自在运动，自动调节等现象，说明中医理论的总结也与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锻炼有密切关系，同时更是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两千多年前的扁鹊就可透视人体，华佗就可以刮骨疗毒，开颅手术。这说明我们祖先的才智不比今人差。例如：《史记·扁鹊仓公传》记载：“扁鹊能视垣见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脏腑正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列子·仲尼篇》曰：“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亢仓子曰，我能视听不用耳目，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可觉，心腹六脏之可知，其自知而已矣。”

古人有特殊功能的文献举不胜举，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坏了我国古代大部分文化，这类绝代资料没有了，掌握这些学问的人又屡遭迫害，到秦汉以后这些学问逐渐变为极少数人所掌握，并为宗教神秘色彩掩盖着。到了近代此类人才更是极少见到，即使有极个别者，也是带着迷信色彩出现，造成鱼目混珠，致使真有特异功能者也受到牵连打击。而相当一部分是真正的巫医、行骗者也给诬陷攻击中医者有机可乘。

3 中医药发展之艰难

长期以来，不仅是知识界而且是中医界本身相当大部分的同志对中医药学这些基本理论怎么总结形成，衍化发展是不甚清楚的。现在不少黄皮肤的炎子孙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药学视为糟粕，总以为中医理论是古人虚构的，臆造的，不可靠的，但是为什么运用这些理论能治病保健，祛病延年呢？他们又无精确的理论对答。而中医界的部分同志则轻中医、重西医、中改西，甚者不能精通中医药理论而听信慌言诬陷中医。

由于古代医著《内经》“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特别是《素问》七篇更是“辞理秘密”，十分难懂，致使不少学习《内经》的同志，特别是初学者在读到难懂之时，学不下去了，往往中道辄止，放弃了学习。更有少数同志自己学不懂，反而大肆宣扬“运气学说是伪科学，迷信”，甚至攻击中医，更是个别挂着“中国科学家”头衔，没深入研究中医药就大肆放风凉话，说中医是滞后的封建医，应当消灭废止。近代有名的余云岫现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医的悲剧。更使现代科学界不可思议的是，中医药科学发展到今天，连外国专家都赞同的中医药，竟有个中国教授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之文，攻击中医药是装腔作势，是巫医。公元前就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黄帝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等论述，[3]可以说中医与巫医一直斗争了几千年。张功耀是现代科学家，竟然于史实而不顾，一再诬陷中医，是没有研究过中医的诽谤还是研究不懂中医的真装腔作势？或是别有用心呢？被外国人称之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却要被本国、本民族的黄皮肤人自己否定，甚至废止，真是莫大的耻辱，不可思议。然而中医药的自身发展和中医药政策的弊病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上许多名医都是民间出来的，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朱震亨、李时珍等。而当今民间的名医也不在少数。如：广东省电白县有个谢卓邦医生，他治肝病独树一帜，在全国医药刊物上发表过治肝论文25篇，并参加过全国多次肝病学术研讨会，花钱少，治病彻底，可这样的名医现今还是个黑医，有职称而无执业资格，处处受难，非法行医，名符其实的名医而名不符实，这能说明中医不发展吗？还有广东省揭阳市的郑国枢医生，杭州市的邱志济医生等举不胜举。他们全身是宝，却有部分医生不能名正言顺的献给国家，献给中医，献给百姓。这是中医的损失，国家的损失，而像张功耀教授这样名正言顺的“专家“却在真装腔作势，真损害国宝。

近几十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办了许多中医院校，中医研究院，培养了大批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却在临床上少有突破性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也少有拿出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获重大科技成果奖的中医论文，即使有论文也是在实验室老鼠身上作文章，人是有思维的，怎么能与老鼠相提并论呢？中医是最科学的人类医学，并不是动物医学。中医的理论不是出自实验室，而是源于临床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其次中医管理两极分化，部分中医执业者处在国家大医院里业绩平平，纸上谈兵，甚者中改西，中医西化。而民间中医用兵如神，却在非法行医。再者中医历史以来都是医管药，而当今中医药分家，中医药技术水平很平常的药管人员可随便指挥医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医药能发展吗？以上种种现象说明中医药发展之艰难啊！

4 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感是认识中医的根本

包括全世界很有名望的许多科学家都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从清朝末年至建国初二百年才有些落后，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实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彻底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扬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药“正名”。“中医药是成熟的科学。”[4]是人类的生命科学，中医包括经验医学，这种经验是从古至今几千年的积累和验证而来的。医圣张仲景经反复的临床实践验证，才写出了《伤寒论》，一证一方，方随证变，方证对应。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中医的经验医学不是伪科学，是实践检验过的人类生命医学。

外国科学家都能认识中医并深入研究中医。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曼·波克特教授既是西医学家，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专题演讲，题目是《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4]他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时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经过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说：“中国人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群，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4]多么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啊，张功耀教授连个外国教授研究中医和西医的功底都不如，还真装腔作势写文章出丑呢！

波克特教授还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4]外国专家不仔细认真的研究中医能对中国的中医事业有这样透彻的论证和看法吗？现今的中医政刺不是略带有这样的现象吗？中国的医生和个别专家教授不就是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吗？竟还有张功耀这样的专家教授不研究中医，给中国人丢脸。连外国都当宝贝的中医，中国的教授却要告别中医中药，真是不可理喻，别有用心。

波克特教授也是第一位严历批评中国人背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外国人，他说：“本质和内在的不平衡是两种医学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对中医的歧视……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他还说：“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5]这是对中国某些医学家和所谓的科学家极其准确的批评。实质是不研究中医，崇洋迷外的模糊和麻痹思想作怪，用西医学改造中医，或干脆攻击和诬蔑中医，这就是张功耀教授的荒谬面。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说：“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6]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著名科学家李致重教师的《中医形上之思》文中分析了中医的发展和揭示了中外科学家对中医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科学论述。把中医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国学”之中，“我是谁”——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土”中的瑰宝，“我从何处来”——我从中国“国学”中来。你是谁，你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你不是国学，保护和发扬国学中的瑰宝是不是你这个中国人的责任和荣誉。

“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全面概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大脑思维一般规律的哲学方法和包括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思想在内的系统方法，及以模糊数学，模糊识别等最新科学研究方法同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创始者；中国的中医学是世界上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最早，最成功的唯一学科。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实在太浅薄了。这是一个世纪以来，造成中医方法论断裂的征结所在。所以，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中医界，虚心、认真、严肃深入地重新认识阴阳五行势在必行。否则，将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彻底地毁掉中医。这一危机其实已经临头了。只要我们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实事求是地审视现实，相信不会将“危机临头”视为危言耸听的。[7]

河北中医药研究院教授曹东义老师为了揭露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导恶行径，用外国科学家教授波克特对中医的研究与论述及对中国医学家的批评实例，来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是其反中医情绪的根源。正确认识中医药和弘扬中医药事业，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虽然攻击中医，误论中医药的人还会有，因为受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大部分中国人心灵上造成模糊和麻痹，崇洋迷外，不研究中医科学，不懂中医理论，妄加指责。实际只要有爱护和保护国家之心，虚心、认真、严肃、深入地研究中医药理论，您的观点一定会转变的，一定会有波克特教授的感受。但反中医的魔咒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立论根据继续攻击中医，废止中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路途的艰难，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感，负担起保护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深入研究中医古典文籍，吸取精华，充实到临床实践中去，使中医成为人类生命医学的典范。文化自卑感存在于某些人，但永远不存在于自信于中华国学、深入研究国学的中国人。

5 中医的未来战略

广西中医学院教授刘力红老师的《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股“重视中医经典，学习中医经典”的热潮。刘老师赞同“没有一流的人文水平，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科学从哪里来？从人文中来，所以每一位有建树的科学家人文精神、人文底蕴都是深厚的。为什么科学家的造诣到达一定深度以后，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可以启迪本学科本领域，而且可以广泛惠及其他学科，这就是人文的因素。”[8]

中国的科学家们，尤其是中医药的科学家们要掌握一流的人文水平，展示一流的本学科学术水平，把国学中的瑰丽珍宝尽快请回到中医药学术中和临床实践中来，深刻地找出中医药衰落的根本原因，改变对国学的冷漠与背叛，从历史的才识中负起炎黄子孙的责任。

笔者作为基层临床医生，以高度的责任感作努力，但振兴中医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中医药的民展战略出发，尽快采取一切有利措施，以实际行动改革求实，首先从中医药管理入手，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①中医药不能分家，而且要有中医药独立行政机构，由优秀的中医药人员管理。制定《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培训法》等法律法规。

②国有的中医院和中医附属医院应当尽快由优秀的中医药人才掌握，坚持以中医药为导向，以中医的整体观与辨证论治为导向管理门诊、住院及临床实践运用的研究。可以成立西医门诊，协助中医做一些现代化检验与会诊，并在临床治疗中协助中医解决一些局部问题和紧急问题，但绝对不是中医西化或完全依靠西医。应用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理、法、方、药写病案，一例病拟一堂课，随证加减直至痊愈，最后要讨论分析，有理有据，真正体现中医药在临床中的魅力，以实践充实中医药理论而再指导实践。

③中医院校要在全面系统地学好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和四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再学一点自然科学和西医知识。培养出能在临床中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主，用西医学知识作辅助中医临床解决局部疾病，以中医药调节整体平衡、治本而提高远期疗效的优秀中医药人才。办好中医院校的附属医院，成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和总结经验的场所。

④中医研究工作不可纸上谈兵，要以实践为导向，用科学手段研究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科学手段不是以动物或尸体作研究手段，而是要在大的中医院或中医附属医院的临床中开展中医药的实践研究。“经验的总结、传授和学习、继承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和探索，也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医的理论不是出自实验室，而是源自临床经验。”[9]理论源自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科研人员应该是名医大师或者是名医大师指导和科技人员合作的临床实践研究，以最优秀的疗效回应定科研结论，再充实科研理论。这种最优秀的疗效回应就是中医辨证论治中的临床实践经验，他可以充实中医药理论，使中医药理论得到完善和提升，再推广指导以后的临床实践，这就是中医药研究的目的。

⑤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在学术上是平等的，理论上是不同的，“想要把中国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观用现代科学的局部病理生理机制去解释，希望中医辨证像西医辨病一样，通过辨认异常的理化指标来实现，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想要合二为一的新概念、新理论，怎么能不事与愿违呢？”[10]绝不能用管理西医的方法来指导中医、管理中医，也绝不能用中西医结合来取代中医，中医药学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不受任何学术思想干扰的国学机构、自然生命医学科研机构。

国家要对民间中医进行全面的统计考核，彻底解固非法行医的枷锁，根据个体差异分别进行单纯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方式考核，中医就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就是中西医结合，西医就是西医，中医特色特效疗法的检验及考核，鼓励民间中医努力奋发，不断创新。对有特殊贡献的民间中医要特殊关爱，给他们评定职称，优秀者奖励，学术贡献较大者评定科技成果，中医人员要纳入中医药人员的管理中来，使民间名医摆脱历史困境，回到21世纪的管理层来，才能与巫医区别，对真正的巫医，一定要通报，打击取缔。

中医药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重视、研究，尤其中药可能达到被垄断程度。因此，中医药管理势在必行，中药绝不能被外国人垄断，如果有一天中药被外国人掠夺，中国的中医还怎么发展呢？向外国进口中国产的中药的现象，我们绝对不能出现。因此，中医药独立行政机构急待解决和成立，中医药管理势在必行，中医药的对外政策的法规急待制定，中医药不能藏在宝库中当文物保护，但也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等相应的保护政策。

6 中医药管理和科技部门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保证

中医药发展就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独立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途径，根据其特色从中医理论、中医学辨证法和中医临床实践这三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临床疗效。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中医药管理、中医药教育、中医药科研、中医药临床医疗这四项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中医药管理又是其他三项的重要保证。

中医药管理应从中央（中央级中医独立行政机构）到基层实现现代系统化管理，建立中医药管理系统工程，将政策管理、科学管理、信息管理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上下通气，及时传达科技信息和管理信息，及时发现中医名医，专家人才、成果转化。有临床科技成果还埋没有民间或基层，基层临床科技不知怎么申报申请，科技后，地方及中央级科技杂志上有名了，甚至各类学术会议上都有名了，但只是有名而已，尤其是临床科技论文，治疗疑难重症、危症、绝症的论文，得不到科技推广，得不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科技部门的重视也是一纸空文，知识无产权，更谈不到转化，永远在恶性循环之中，临床中医师的信心低了，中医药整体水平永远提不高。在实验室搞的实验论文倒是得到科技部门的重视了，也有了科技成果奖了，但永远也转化不到临床实践中去，也是空文一纸，空有其名，这些弊病都是阻碍中医药发展的。

科技于科技杂志上，科技杂志要对其发现评定，对极其优秀者要向中医科技部门及时推荐，尤其是临床绝症、难症、重症、危症、奇病、怪病的论文，要大力向科技部门推荐，作者要申报，但又找不着门路。科技部门要在各地方及中央级科技杂志上刊登各级科技部门的地址及联系方法，使之上下通气。科技部门要及时发现重大科技成果，重新评审，给予肯定和奖励，并及时推广到临床实践中再实践，反复实践后再定成果转化，全面推广，这就是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中医药的发展要重视临床实践经验，尤其是基层医院、农村卫生院、民间名医等高水平临床实践经验，不要看不起基层，看不起民间，从古至今许多名医都出自民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中医药的整体发展水平，使理论不断出新，出高科技。而中医药的独立管理，中医药科技部门的独立管理和有效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决定性保证。

7 团结一致促改革，齐心协力求发展

作为中医药工作者和科技人员，临床中医师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不可挣着国家工资得过且过混饭吃，要把中医药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时刻为国着想为中医药事业着想，中医药在我心中，我为中医药发展努力奉献，肩负居安思危的历史责任感，你就会首先充实自身力量，加强自身发展。每天想着今天的工作，有无收获和贡献，任务完成的如何？还需要怎么努力和改进，人人都这样想，人人都这样做，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凝聚力，团结一致促改革，齐心协力求发展，中医药才能自身壮大，自身发展。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医药爱好者、工作者、科技人员、中医药师都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分子，一鼓力量，我们的事业就能飞速发展。

2006年6月在中国厦门召开的首届全国特色医疗名医学术交流会上，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共谋发展大略。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数量大大减少，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名老中医有的走了，有的年老体弱，中青年中医水平很低，疗效很差。许多中青年中医身居国家大医院，由于长期以来，中医政策不力，严重受压，无行政地位，也无学术地位，致使中青年中医改行成西医，改不了的也无自信心努力学习。中医药学术水平停滞甚至倒退。除了卫生部门对中医不重视和政策路线倾斜西医外，中医自身的发展肯定缺乏自信和悲观情绪，文化自卑感也不可否认。中医药要发展除政策扶持外，实行独立管理，独立科研。中医药工作者和医生要勤奋学习，默默奉献，在平坦的大道上攀不上科学的高峰。

①首先要刻苦攻读经典，要有奋发进取和无私奉献精神，在总结继承的基础上、学术上和临床上要有新的突破，多治几个疑难绝症，反复验证，总结提高，提高临床疗效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硬道理，总结出有学术水平的病案论文来，真正体现中医药的无穷魅力。

②关于中医的数量问题，要多培养后代，每一个中医培养两个孩子，从小教育他们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继承中医，再经过中医学院的正式学习。有条件者要带培中医药爱好者为徒，加强对中医院校刚毕业的青年中医临床带培，提高他们的临床技能和学术水平，有一个中医就要让他成才，绝不能让他失去信心而改行成为西医。

③像前面提到过的中医院校加紧课程改革，培养出来的是纯中医而又懂一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中医后代，绝不是西医或中西结合者。

④中医药发展严禁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从临床实践中多出名医，多发现名医，多出名医大师，多出临床实践的高科技知识产权和产权转化，多出实实在在成就造福一方的中医大师，未来的中医药定能登上世界生命科学的顶峰。

参考文献

[1] 李致重．从国学看中医[N]．中医药通报，2006，1，2．

[2] 刘 云，薛 峰．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体会和概念思考[C]．中国特色医疗名医优秀论文集，2006，1．

[3] 曹东义．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N]．中医药通报，2006，4，34．

[4] 曹东义．反中医情绪根于文化自卑[N]．中医药通报，2006，5：34～36．

[5] M.波克特（德）．转引自中医通讯，1983，3．

[6]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1988．

[7] 李政重．中医形上之思[N]．中医药通报，2006，5，5．

[8] 刘力红．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N]．中医药通报，2006，4，36．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民族医药；中医学；交融

中医学是指起源和发展于中国地域的，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整体观念为其主导思想，司外揣内、援物比类等为其认知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研究人的生命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研究养生、康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1]。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抗争的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其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的感性认识，通过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等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狭义上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而把其他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药理论、技术技能称为狭义的“民族医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渗透融合。中医学、民族医药、民间草医药共同组成了我国的传统医药学。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医药，民族医药也不断从汉族医药知识中汲取有用部分。

1中医学与云南传统民族医药融合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都不是孤立，与自然科学、人文哲学存在广泛交叉，同时与其他民族医药彼此渗透，中医药影响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民族医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论融合、技术互补、优势整合，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途径多渠道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与民族医药的交叉渗透，具体体现在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医学术语，以及药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用，解释学术问题时的相互资鉴启发的取类比象思维模式。由于中医学与各民族医学相邻学科间无法割裂、在交叉搭界之处往往多产生亮点。中医学与民族医药都有共同目的，相互间在边缘处又都交叉搭界，那么，深入考察边缘处的学术细节，往往能发现潜藏着的规律。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医药、宗教、文化能也存在融合现象，有学者指出：民族医药与中医学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2]。“大同”指的是哲学观点相同，基础理论相似。“小异”指的是基于民族分布存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基础理论、用药经验具有本民族特色。

据查云南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滇，即：汉、唐、明三朝时期[3]。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加速了云南的发展。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修建拉开了中原与云南交流的开端，随着贡品(贵重药材)、书籍(医药书籍)、教育(医学私塾)的不断输入，云南民族医药在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巨大冲击。其中，明朝中医药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该书是第一次将云南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性典籍。许多常见的中药都始载于该著作，如：仙鹤草、灯盏花、川牛膝、草乌、贝母等，同时该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民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各民族用药普遍存在交叉现象，如：竹叶兰一药，傣族称为“文尚海”，药用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食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气管炎。据统计，汉藏共用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80余种。

中医药与民族在基础理论及哲学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均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采用“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健康与疾病、各类要素的平衡制约密不可分。如：傣医学的“四塔五蕴”学说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四塔五蕴”四塔即“风、水、火、土”五蕴指“色、识、受、想、行”，其中“色蕴”指物质现象，“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指精神现象，物质和精神共同构成人体。“四塔五蕴”应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表现。藏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龙”、“赤巴”、“培根”三者失调构成疾病。纳西东巴医药中的“卢”“色”是纳西先民用于表达阴阳的常用字，体现了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精威五行”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佤族医药认为自然界由“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当八种物质发生改变将导致各物质与人体的平衡失调进而产生疾病。

另外，研究也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及民族医药。当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内化，佛教中的医药文化对佛教医药文化圈所涉及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傣医药学等传统医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医、藏医、傣医离不开佛教医药文化，同样研究佛教医药文化也离不开上述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医药文化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渗透力，对我国传统医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形成得比较早且较为完备，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种优势医学广泛影响了各个民族医学的发展，当然民族医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医学。中医和民族医都宏观地把人体生理分成若干个功能部分，建立在基本相似的哲学观点之上。治疗上基本上都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治则，并以此建立了相应的药物观念和方剂观念。中医和民族医都充分利用了祖国大地上以植物药为主的自然药物，其中很大一部分药物相互通用，共同建设了中国的本草药物学。

中国的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并无质的差别和量的鸿沟。但从各个民族医学的个性来说，它们确有特色，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的一门医学，有必要重视它、发掘它，采取必要的政策保护、扶持、研究和发展，以便为各族人民造福，为中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2云南民族医药的优势及发展策略

云南2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的经验乃至医药理论。其中，仅傣族医药、藏族医药和彝族医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学典籍，如：傣医的《档哈雅龙》、《竹楼医述》；彝族的《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启谷署》；藏族的《藏医精要》、《迪庆藏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等[4]。

历史上的医药流通，使得云南贵重药材、医药理论充实于中医学体系中。“槟榔、琥珀、犀牛角、象牙、麝香”等由云南传入的药物至今仍然运用于中医药。以“云南白药”、“拨云锭”为代表的品牌民族药享誉中外。目前，许多民族医学中的新药，如：苗药“灯盏细辛”、傣药“傣肌松”、彝药“青叶胆”、纳西药“竹红菌”、白族药“青阳参”等也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少数民族还具有丰富独特的疾病诊疗方法和手段。如傣医的摸法、数理诊断法、睡药疗法、薰蒸疗法；纳西医的放血疗法；彝医的扎针、放血疗法；藏医的尿诊法、泻下疗法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为拓展和丰富诊疗技术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尽管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药强医弱、特色不浓”的问题。还存在着亟待整理的大量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文献。加强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及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加强口承民族医药知识的抢救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在对民族医药传承培养方面，应重视对古代医籍的学习，重视医古文、训诂学、古医籍等方面的课程设置，结合师承教育模式培养真正的临床实用型人才。另外，民族医药有其自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民间医药的文化土壤、人才队伍、文献文物和药物资源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小结

历史上中医药与云南民族医药是不断交流、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过程。尽管基于文化背景、医学理论、用药习惯的不同，中医学与民族医药成为各具特色的、互不从属的、属于相对独立的医学体系，但从广义角度，中医学与民族医药同属于中国传统医药学。中医药促进了少数民族医药理论的构建和补充；少数民族医药亦完善和发展了中医药。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4篇

长期以来，我国用西医科学课程模式来实行中医教育，与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产生冲突和矛盾，导致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着诸多争论和困惑。面对当前中医界对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当前中医教育改革和建构现代中医教育思想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医； 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 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 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 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 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 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中医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医；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