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如何理解当下媒介文化的文化意义，我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认识媒介与文化的共生性问题。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共生共荣、亦此亦彼的关系。今天的大众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均是依媒体而存在，依媒体而发展。英国的尼克·史蒂文森在谈到大众媒介与文化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各种各样的媒介传播着古典的歌剧、音乐、关于政客私生活的庸俗故事、好莱坞最新近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新闻。这已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代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关照大众媒介本身，从大众媒介自身传播特征的转变，及对当代文化的重要影响做出深刻分析。尤其是当大众媒介自身制造与传播的文化形式越来越多，以至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甚至成为大众文化全部的时候。

2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更多是在国家工具的语境下看待的，突出表现为媒介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种政治化，一般是通过政府议程设置去巧妙实现的。李普曼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虚拟环境”的概念，它强调在今天(此处的今天是指20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无法直接检验和直接认识周围的事物，特别是对那些超越个体视影与直接感受的事物外，人们只能间接地从新闻机构对通过议程设置提供给的文本内容去认识事物。而阿多尼和梅尼则从媒介建构“真实”的角度提出，通过客观真实、符号真实、主观真实等三个“真实”的概念，在议程设置的框架下精心设计出一个现实之外的媒介世界，以改变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

媒介、媒介传播，不仅仅是对人们生存环境和虚拟环境的一种营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它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认知社会、判断事物，产生重要影响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说，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建构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思考。“通过新闻的常规运作，通过认定新闻专业工作者具有裁定知识、表述新闻事实的权利，新闻使社会现状合法化了。”

很明显。这种政治影响实际上就是政府借助媒体通过对消息来源的控制，特别是基于政府议程设置以及政府自身的需求去实现的。有资料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执政的13年中，曾根据不同需要适时召开过900多次记者招待会。平均不到5天就召开一次。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还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上。霍尔就曾在1977年界定过媒体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他认为。通过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媒体提供了有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详细资料。其次，媒体根据这些材料与社会领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它们进行分类和阐释，从而使公众相信中心位置的合法性。最后，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进行编码，通过将事件置于赋予它们以不同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语境之中，媒体赋予事件以不同的阐释。戴安娜·克兰特别强调，有时媒体为了达到这种三种意识形态的传播目的，往往运用下面技巧：(1)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作为被动消费者的个体的重要性：(2)根据占有支配地位的阶级剥削其他社会阶级的程度，掩饰或隐藏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3)强调社会问题的个体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调集体解决办法；(4)兼收并蓄各种对立的或有分歧的视点，从而缓和它们之间的差异；(5)通过掩饰社会各阶级间的真实关系，提供一种社会和谐的幻象。因为社会系统内部有许多矛盾和不一致。媒体并没有成功地产生社会和谐和完全接受主导意识形态。

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媒介的政治意义都突出体现在其工具性、引导性方面，这是媒介文化的规律性使然。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像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的媒介角色，无疑是意识形态的前沿。它必然成为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争夺的主要对象。

3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

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更多是从消费主义去考虑的，一是反映在媒介在推进人们生活消费方面，二是媒介自身也已经成了一个被大众消费的商品。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由媒介促成的传媒产业、文化消费，方兴未艾。在今天，许多媒体机构已经完全等同于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商、受众的消费市场。这种媒介消费一般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去实现的：

其一是大量对生活类商品的报道，包括对广告内容的选择等。久而久之，这样一些报道对受众起到一个对消费生活的诱导和引导作用。

其二是媒介节目，特别是电视的大量娱乐性节目，为受众提供充分的消遣功能。这种娱乐化以近年来的“超女”为典型，包括一些情感类节目。

以这样两个途径为主要载体内容，融市场、媒介、文化、受众为一体，导致了当下我国社会消费文化的急剧扩张，媒体在其中不仅成了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引导者，更是实践者。以致像默多克这样的传媒消费主义的倡导者、实践者，在展望中国时，都不无溢美的指出，中国已经具有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能，而这种潜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

媒介的传播便利性，信息的有用性、使用性，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消费，而这种消费从另一个方面，也大大地滋养了媒体本身。同时，大众消费为受众制造了一种便利、简捷的商品民主化，有时甚至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公共行为。一个成熟的、发展中的媒体，在今天，其生产的产品已不再是单一的物质产品，而是影响人们消费生活的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不仅可以诱导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牢固地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并充斥其生存空间。

4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

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更多是从建立一个公共舆论平台，提供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去考虑的。不管是德国的哈贝马斯，还是詹姆士·弥尔顿，他们对公共领域都有精到的论述。在当下公共领域中。有一种明显的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柯伦(1991)曾讲过：可以把大众传媒看成是公共领域中一个标准的中立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广泛获得影响公共利益的相关信息；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讨论；所有参与者一律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辩论。在这个公共领域内，人们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己任，通过理性的辩论，共同做出决策。这些结果转而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大众传播通过为公共辩论提供阵地并把个体的公民重新组成一个以舆论为形式的公共团体，从而完善了这个辩论过程。

而美国的罗森甚至强调，“新闻本身就可以说是民主实验室的一部分。”这主要是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英国的麦克奈尔在谈到公共领域建设时，特别强调。在公共领域中媒体要从五个方面深入其中：

第一，媒体必须告知民众在他们的身边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这个称作媒体的“侦察”或“监控”功能。

第二，媒体必须教育民众，让他们知晓发生了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

第三，媒体必须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

第四，媒体必须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

第五，在民主社会里，媒体同时作为鼓吹政治观点的一个渠道。

这五个方面，包括了告知、育民、议政、监督、通道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近年来，我国在公共领域建设方面，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化建设的需要，已经有所作为，取得一些成绩。比如：在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引导方面，大众媒体已经比较自觉和主动地设置一些议程，且收到较好效果。不管是对非典的报道，还是孙志刚事件的监督，特别是今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及先前的奥运圣火传递，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等，都有非常好的表现。笔者曾在多种场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媒体，第29届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将如何?5媒介文化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已经媒介化了，人们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信息人、媒介人。人们的文化、生活、工作，不仅已经程序化，实际上许多都已经文本化了。媒介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讯、流媒体、即时新闻、播客与博客、数字通讯等。人们的生活完完全全地被媒体所包围，成了围城中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媒体完成的。在这个围城中，媒体文化不仅仅是生活内容，也是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物质需求。也是精神享受。但是，有一个现象往往被人们忽视或没有引起重视，即：现实环境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轻，虚拟环境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其次。媒介围城亦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平衡，公共性越来越多，私密性越来越少，更多的内容被纳入到公共视野中。

诚然，大众媒介最主要的社会意义还体现在如何有效地推进、促进受众形成一种共识创造了快捷条件。这主要是可以借助传播理论来架构一个人们都易于接受的形式或模型，提供一种事实，同时包括对这种事实的欣赏与解读。1989年，由甘森和莫迪格利亚尼提出的“阐释包”的方法是其中的有效形式之一，每一个阐释包都包含构架一个事件的核心思想。核心思想通过典型的意象、隐喻或口号表达出来。构架是使相关的事件有意义的核心思想。它告诉受众，如何去思考一个事件，鼓励他们根据一个关键思想去阐释事件。

6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

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是指西方把媒体看成是与立法、行政、司法相提并论的四种权力。其意义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实际上，对自由的理解与表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美国的罗纳德·哈里·科斯等就曾提出：

其一，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人民有知情的权利和知情的自由，因此放松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是宪法赋予媒体的一种保障，也是媒体的天职。

其二，人是理性的，能够判别真伪和是非，应当让人民在“思想市场”上发表和接触各种思想，人们能够凭借理性在真实和虚假的各种意见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

其三，在自由竞争思想市场中。何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就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正是民主政治“多数统治”理论。

其四，传媒业应成为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企业，按照自由经济原则。在公开的市场上参与自由竞争。其兴衰成败取决于社会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的程度。

其五，表达自由是寻求真理、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好办法。

一般讲，媒介不能作为一种权力。有专家提出“今天的大众传媒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源泉”。甚至有专家明确提出新闻传媒拥有两种权力，即：一是采集、编发和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力，二是评价事实、表达舆论和监督社会的权力。我比较赞成新闻是一种媒介影响力，不仅对一般受众，也是对政治家。英国离任首相布莱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走上政治舞台，得益于媒体成就了政治生涯。他曾坦白的承认：“作为领导人物，除了为真正重大的事务做决策之外，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是应付媒体。因为媒体的覆盖和影响大。媒体围绕着他们，他们也围绕着媒体。”

对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学界早有不同看法。约翰·菲斯克从“知识就是权力”切人，解读媒介权力。他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就是权力的社会分配的一部分。构建一种可以嵌入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常识性现实的推理权力是权力的社会关系的关键。知识的权力必须尽量在两个维度上行使自身。首先真实控制“现实”，使实在变成可知的事物，它使得作为一种推理建构来创造它成为必要，这种建构的专制性和不适当都尽可能地被掩盖了。第二种努力是要让这种推理(因而也是社会政治的)建构的真实被那些其利益也许不必通过接受它而被服务的人作为真理接受。推理权力包括建构一种现实(感)并尽可能广泛而顺利地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这种现实的努力。

而约翰·菲斯克根据电视新闻从权力与抵制的两个坐标进行考察，他特别注重人们是通过生产事实来统治。新闻是一种社会控制媒体，有非常重要的“推理”职能，通过这种推理，实现对“事件”的控制，而这样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由新闻报道所产生的推理权力，就不仅仅是社会政治权力了。

实际上，新闻告知人们的已经早已不是对一个简单事实的文本传播，更多的是夹杂了许多统治阶级主导价值观的东西。“新闻是一种破碎的意象的拼贴，每一个意象都会产生更多的意象，唤醒更多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是一种类像——一种没有原件的完美拷贝。新闻是意象的意象，最终的超级现实主义。历史档案在今天新闻中的应用否定了历史的差异，它否定了历史性并将所有的事物都瓦解后揉进了一种后现代的当下之中”。

对我国当下的媒介文化来讲，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更多的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作为舆论工具、政党工具、喉舌的意义上来考虑的。其次是把提供资讯服务作为公意民意的监督功能，这种公意、民意是在提供资讯中形成的，是在知晓中达到对政府施政的监督作用，或者说是“守望”功能。

我们应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媒介文化?我认为，要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有很强的公信力。二是要彰显和谐，三是与时俱进、突出创新。、

1建设一个公信力强的媒介文化

媒介公信力，说到底是媒介在公众当中的一种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我国当下，建构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介文化，首先要解决好党报、主流媒体的示范意义，影响作用。

媒介公信力，要注意凝练媒体理念。媒体理念是沉积的品牌，是一个媒体长期积累甚至是几代人不懈努力铸就的文化形象，其影响力是久远的。媒介理念成就媒介影响力、公信力。近年来，国内许多报纸在凝练理念，铸就公信力方面颇下功夫。像湖北日报的“责任铸就公信力”，南方日报的“高度决定影响力”，河南日报的“时代高度，中原向导”。南方都市报的“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广州日报的“追求最出色的新闻”，重庆日报的“高层次读者，高品质内容，高品位格调，高水平形象”等，都充分体现了一种彰显媒体个性的媒体理念和办报人的新闻理想与职业追求。

笔者以为，党报以及央视和省级卫视，在引领建构有公信力媒介文化中，要充分彰显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领唱作用。其一，体现主流媒体在解读党的政策，资讯服务方面的权威性，这是其它媒体无法替代的。这种解读，要体现关注公共议题。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吸引读者文本价值方面。其二，在构筑公共舆论平台方面，彰显两个喉舌的沟通作用，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其三，在舆论监督方面。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坚持社会效益是第一的原则。其四，在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媒体的职业操守上，要树正气，要在解疑释惑等方面做出贡献。因为这是当下新闻媒体的属性使然：意识取向的新闻事业与信息取向的新闻事业；转型时代的格局使然：进退交织、新旧交替，观念交战；思想多元的价值使然：启蒙的使命责任；信息爆炸的困扰使然：信息超市与信息精品店，信息原料与信息营养。

2建构一个和谐的媒介文化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和谐文化”，这对媒介文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机遇是讲为媒体文化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机会。说挑战是讲这项任务任重道远。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自古就有“和”的传统，从孑L子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里仁为美”、“中庸之为德”，一直到“天人合一”，都是强调一种“和”的精神，爱国、爱家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的精神。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表现形式，人们的思想激烈碰撞，社会矛盾凸现，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这恰恰是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深层原因。郑功成教授明确提出当下社会中的“十大不和谐因素”，即：一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日益失衡；三是乡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仍在扩张：四是城乡之间发展失衡；五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六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失衡；七是效益与公平失衡；八是用经济发展与政治、法制发展失衡；九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十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十大不和谐因素，说到底是两个问题，一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二是利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

那么，媒介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好媒体的舆论引导之矢的作用。舆论引导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大多数人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比如。它们往往集中反映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再就是普遍性的特点，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诱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乎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在引导舆论中，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事物的状态，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过犹不及”的思想，讲的就是“度”的问题。曾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因此，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经常不过断地去琢磨，精心策划。防止片面性。做好舆论引导，要深刻理解同志5月20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指出的，“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

3建设一个创新的媒介文化

对我国人民来说，过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都非常简单。大家生活在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下。社会不可能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多少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为我国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和消费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元价值并存，个人意志有了更大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闻媒体面临三个“前所未有”，即：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前所未有；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前所未有；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前所未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供给与人们的巨大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媒体形式增多了，从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直到晚报、早报、都市报、专业报、时尚报、免费报等，广播电视、数字通讯、网络、新媒体不断涌现。特别是网络虚拟环境，对传统的新闻理论更是提出了挑战。从媒体的运转模式上看，由以往的行政拨款支撑媒体运转，到现在把媒体推向市场，许多媒体实行事业化编制。企业化管理。

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免费信息享用者，成为当下媒介信息的主动消费者，从过去单一的你登我看、你播我听、要我看、要我听。到现在的可看可不看、可听可不听、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特别是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大众化消费，转变到今天的分众化消费、小众化消费，受众使用媒介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即时通讯、流媒体、博客与播客、短信、MP3等，均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受众的喜好已经成了决定媒体生存的核心要素，受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上帝。

从体制上。媒体已从过去的事业单位、事业性质，转变为今天的企业单位、集团性质、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从职能上，媒体已从过去的宣传本位、教育本位，向服务型功能转变；从过去的“护”、“褒”，转变到现在的宣传引导与舆论监督并重。特别是加入WTO后，给我国的媒介市场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格“入世”的，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没有专门就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广电等方面的开放，做出任何承诺。但中国已经“人世”，中国报业已经“人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必须做出积极的正面应对。

新闻领域里面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使得它所彰显出来的已不再只是一门单纯的学问或学科，有时甚至更加世俗化了。比如，新闻更带有：一种突出的功利性；一种更大的意志性：一种太多的包装性：一种极强的工具性：一种背反的异化性；一种渐现的失落性等。新闻明显的成为党派斗争的舆论工具。信息已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现在，媒体已经成了政治家和政府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也因媒体的这种工具性而堕落。政治家们都非常在乎媒体对政治事件的反应。笔者以为，今天的新闻正经历从“无我”到“有我”，由“传”变“源”这样一种转化。过去一段时间或者在几年前，大众传媒仍然是社会公共舆论的主体。今天，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手机短信时代，草根民众已经在社会公共舆论中扮演起重要角色，不管你承认与否，由过去那种大众传媒登高一呼，主宰社会公共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大众传媒在主导、引导公共舆论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今天的媒介环境称之为“后大众传媒时代”。

新闻客观性受到严峻挑战。客观、公正，是新闻的本质与准则。但是在今天，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新闻的客观性均受到严峻挑战，具体反应在以下诸多方面。比如：新闻人物报道中的欺骗性；媒体发展中的经济依赖性；利益集团对媒体的制约性；受众对新闻时效普遍要求；政治事件中的价值冲突性；政府机构对新闻报道的监控等。

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文化必须创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体制。比如：在创新体制方面，以往我们是计划经济，事业单位，不存在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要自己养活自己。既要担负起党和政府喉舌的职能，又要在市场的机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发展的途径。因此，从体制、机制上要创新。比如近年来成立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文化产业等。在创新形式方面。不管是广电还是报纸、网络，受众的品位在不断提高，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供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媒介文化要在满足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需求上下功夫，包括媒介质态、形态等方面。

这种创新的媒介文化必须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形成不竭的创新能力。今天的媒介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受众消费文化，受众是否消费，爱看不爱看，爱听不爱听，爱买不爱买……，受众真正成了媒介文化生存发展的衣食父母。在思维模式上，要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在产业模式上。要从平面媒体到数字内容；在管理模式上。要从事业法人到企业法人；在竞争模式上，要从同质竞争到策划竞争；在发展模式上，要从规模竞争到品牌竞争；在话语模式上，要从灌输说教到平等传播、从概念套话到陈述事实、从官腔官话到亲民近民、从长官意志到公共话题等。尤其是对主流媒体来讲，要克服党报党刊边沿化的倾向，回归主流，充分利用核心资源、独家资源、传统资源，彰显权威。

媒介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非一朝一夕，必须不断创新，不断赋于它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点、时代特色。“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只有这样，媒介文化才能在小康社会中的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做出较大贡献。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从媒体发展历史来看，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直接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变更。而每一次媒介文化形态的变更，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媒介文化形态的更替还带来了媒介内部文化格局的适应性调整。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每种媒介形态根据其特点，都占据自己的生态位，共同支撑起整个媒介生态，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每当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发展，它必然会长期影响其他一切形式的发展，旧的媒介也会在竞争发展中蜕变出新的媒介，从而形成共同演进的局面。“纵观历史，世界传媒业经历了由报纸‘一枝独秀’到报纸与广播‘并驾齐驱’，再到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然后是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四强相争’，如今又进入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媒介形态相融共生的‘多媒体融合并存’发展阶段。”媒介融合指当前各种媒介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在技术上，数字化、网络化使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形态的媒介内容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来传输和存储，并依托互联网在同一平台上呈现，从而模糊了不同介质之间的物理界限，统一为某一数字终端的“融合媒介”；在市场上，媒介融合使原来分立的媒体之间、广播电视与电信业间呈现市场边界消融、日益一体化的趋势，媒介集中化的趋势加剧。媒介融合给各类媒介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但是一体化又蕴含着同质化的极大风险。媒介融合形成的“杂交的媒介生态”，打破了媒介之间原有的边界，使他们无法简单地概括与区分。比如，过去电视台主要提供声像，而在网络化、数字化的媒介平台上，所有采集的信息被电子化地分解为更便利快捷利用与再利用的信息，电视新闻可以同时出现文字、声音和移动图像不同组合的多种形式，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媒介彼此间身份意识模糊，同质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电视的内部，电视形态日益分化也改变着其在大众心目中的既有形象。如手机电视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业务聚合于手机移动终端，携带方便且集通讯与传媒特性于一身，成为了理想的个人信息终端；IPTV（网络电视）则融合网络与电视媒介，可直播或点播音视频节目，并进行即时互动，还可享受网络游戏、订票、缴费、查询信息等电子商务服务，是理想的家庭信息服务终端。人们惊呼“电视不再是电视了”，电视作为现代文明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这一文化身份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已经日益模糊。

二、电视文化当代认知中的几个维度

目前，电视仍然是人们了解大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影响力最大的“第一媒体”。但是，电视媒介如何从媒介融合的趋势中，克服同质化的危险，弥补形态分化的不足，进而通过自身的有效传播，凸现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在文化自觉的实践中还原并重构甚至超越自身在大众中的印象，需要从电视文化的角度确立如下几个维度。

1.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在当代媒体融合的语境下，电视以直观的影像画面和电子媒介的制作、传播方式给观众构筑了一个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第二重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已经完全突破了电视的原有局限而进入千万普通家庭生活的概念，变成了以人的活动时空为转移的完整意义上的第二空间。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无不如影随形地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的点滴密切相关。它以影视画面语言为艺术载体，借助现代电子技术在广义的电视屏幕上幻化为逼真的视觉和空间的真实，呈现为影像“场”的多维的立体空间，这一时空通过电子光波直接送进了无所不在的人类活动，送进了观众日常生活的中心。观众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观赏，参与审美，甚至参与了制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全媒体时代，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电视的独特之处首先来自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说，电视已经日益成为现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种将艺术融于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感知的文化行为。因此，电视文化成为了全媒体时代的一支突出的文化力量，在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交互作用的整体文化环境中，确认电视文化的身份，首要的就是要认定电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2.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当然，大众文化本质身份的确认，并不能排斥电视文化本身的审美创造。当代中国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特定的国情和体制又决定了中国电视文化，并非单纯的大众文化文本，而是现代大众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以及社会精英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电视审美文化面貌。此外，按照文化三分法的论述，从内在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分为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位于文化的内核，起着关键的作用。电视文化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宏观的环境还是内在的分析，电视媒介的第二个文化身份，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技术日益发达，受众的市场日益细分，更需要强调精神性对物质性的警惕与超越，对制度性的选择与突破。

3.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在媒体融合的当代背景下，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日益多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对于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人们来说，全球拼贴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舶来品和娱乐品被消费的，倘若要使全球文化真正在道德和价值意义上被本土人士接受和参与，它必须与本土的价值观结合并对其进行叙述，才能使相对遥远的事件和问题找到本土的意义关注点。因此，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出发，电视文化还应扮演地域文化的守望者这一身份。当然，地域文化在这里有两重含义：在国际、国内比较中，地域文化强调的是国内传统文化；国内地域比较中，凸现的是多样的、丰富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电视媒介通过对独特的民族风景、传说与环境、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和重新创作，传达出独特的民族历史感和命运感，促成了人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三、电视文化的当代教育传达

当前，经济全球化、传播网络化、媒介数字化等趋势不断加强，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电视文化的身份承受着多样的冲击，需要重建新的文化架构。如何有选择地吸收外在媒介文化的精华，如何有效地把握内部裂变所带来的文化撕裂，需要我们从电视文化的当代传达中所确立的精神立场，采用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入手，予以一一理清，从而有效发挥其基本的教育功能。

1.平民化的精神立场

在全媒体时代，电视经由多种传播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深入社会各个角落，面向最广泛的大众，因而，其“民间艺术”的特征日益明显。当前，尽管受到了新媒介的冲击，但相比较而言，电视因其最接近、最方便，以及影像语言的直观、易读和类似于“说书”方式的娱乐世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成为了最广泛的世俗民众文化娱乐的首选。从电视媒介“深度介入生活”的审美特质来看，电视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化空间色彩，这种色彩推及开来就是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它最喜欢也最善于通过一个个“个人”来体现其内涵。当前，电视成为了一种日常化、家庭化、真正深入“民间”、走进大众的审美文化新样式，并被赋予了电视将艺术行为融于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感知的极具渗透力和普泛性的文化品格。

2.多元化的表达方式

媒介融合意味着对同一事实的多种不同观点的多样集中传达，电视文化的传播需要适应多样的表达，并从中确立起自身的主体价值。在全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媒体不仅分流了传统电视最具购买力和成长性的受众，而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意空间。从长远来看，伴随着全媒体成长的一代，将对传统电视的单一产品形态、单向传播方式、大众化的传播内容无法接受，多媒体形态、互动传播、个性化服务将成为新一代受众心目中的媒体标准。因此，电视文化只有针对特定的受众，开展传播对象的细分，采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格局。

3.本土化的叙述模式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I．“赛博文化”的兴起及其同原有媒介文化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使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生活展开的崭新场所。“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概念因而开始出现。有关资料表明，“赛博文化”的概念同“赛博空间”的概念分不开，并且是在“赛博空间”的概念出现后出现的。最早使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的，是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年他在科幻小说Neuromancer中首次使用了“赛博空间”一词，塑造了一个将电脑直接联入大脑的主人公，描绘了一种电脑联网把人、机器和信息源都联接起来的景象，昭示了一种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崭新空间。此后，以cyber为前缀的词汇迅速流行。与此同时，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网络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图景不再仅出现在科幻想象中，而是也开始出现在现实中。20世纪90年中、后期，伴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扩张，一些网上的文化娱乐形式纷纷出现，吸引了爱好新潮的上网者。这一现象，引起了传播学研究界和教育界对“赛博文化”／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关注。

到今天，“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对于经常上网的网民来说，已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对他们来说，网站上的娱乐频道／板块、随意轻松的网络文学、色彩缤纷且闪动不停的Flas、生动诱人的网上电子游戏、别具一格的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互动式的视频点播等，已非陌生的事物。电脑网络显然已成为全新的文化载体。对于条件具备而已上网的网民来说，网络正在渗透进其文化经历，融入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在网上冲浪享受多样化的文化作品、游戏娱乐，而且可以通过上网同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进行可视电话交谈、发送贺卡完成节日礼仪，通过鼠标一点完成商务通信，通过访问政府网站了解政务信息、享受电子政府提供的便利，通过到BBS上贴帖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由于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因特网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尚未真正渗透到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因此，这些网络上的文化形式（传媒网站和参与网络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是提供这些形式的文化内容的重要生力军）还没有能像传统的媒介文化形式那样广泛融入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但是，它们在网民一族，尤其是在天然地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偏好的青少年网民中的流行，毕竟标志着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的态势，已经出现。在那些因特网的普及率已超过25％和普及率甚至已接近或超过50％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更是已成现实。

试以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为例。根据以研究因特网著称的美国Pew研究中心（）2002年12月29日的题为《依靠因特网》（CountingontheInternet）的研究报告，美国网民已占全国人口的60％，40％的美国人上网已满3年（以上），因特网在美国已成为一种主流的信息工具。21％的美国人透露他们在从事各种任务时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因特网。①可见因特网已渗透到美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我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调查数据，2002年12月底我国大陆网络用户数已达5910万，虽然在我国13亿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仍然甚小，但鉴于按年龄分布，30岁以下（包括30岁）的用户占71.9%（18岁以下，17.6%；18－24岁，37.3%；25－30岁，17.0%），网络在热爱新潮的我国青少年中的影响不容低估。一些研究者在大中学生中进行的有关网络文化与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网络正在融入他们的生活。例如，根据2001年5月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杭州市区中学生接触和利用网络的调查，42.2%的杭州市中学生几乎每天上网；51.2%的杭州市中学生网民承认因特网已经多少改变其以往的生活方式。就他们对各种网络功能的使用而言，使用率超过50%的功能有网络游戏（62％）和聊天室（54.4%），电子邮件的使用率则达到48.6%。②又如，一家网站于2002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进行的有关校园网络文化的调研发现，59%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的调查对象甚至认为网络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可见在交大，上网正在变成大多数青年学子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他们一般如何度过在网络上的时光呢？调查对象中选择“与朋友聊天，互相沟通联络”的达55.5%；选择“时事新闻”和“娱乐”的双双达52.5%。③网络对校园文化生活的渗透，由此可见一斑。

网络的崛起，给文化的传播增添了一种全新的载体，但是载体的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其承载的信息及其表达形式，这些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凭空冒出，而是不可避免地会以过去的文化积累为基础。美国著名新媒介研究专家罗杰·菲德勒（RogerFidler）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把“连接过去”视为新媒介成功进入社会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跨跃“熟悉”的桥梁，看作新媒介发展的必经过程。他指出：“在人类传播系统历史中，新的形式如果缺少同先前或现存的形式的密切联系，就很少能得到采用。……传播媒介的现代形式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④在他看来，“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种那样，并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传播发展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可印证其观点，印刷同书写的联系，早期印刷报纸的样式同手抄新闻信和新闻书式样的联系，影视同摄影、录音、文字语音的联系等，都展示了传播系统、传播形式沿革过程中的新旧联系。网络和由网络承载的“赛博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因特网在本质上而言依然是符号世界依托的载体的角度来说，“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可说也是“媒介文化”的一种。它与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特网的诞生所催生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形式，如上述提到的网络文学、Flas、视频点播、网上电子游戏等，都并非全然从虚无中突然冒出，而是包容了过去的传统的文学、动漫、电视节目、游戏等文化形式的某些方面，大众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的许多提供文化娱乐的做法，都为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以多媒体电脑为信息传输的出入口的因特网本身，融合汇聚了（电子）通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特点。当然，在网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形式相比，后出现形式倾向于凸显网络特点的程度较大些。例如，将较早出现的网络文学与较晚出现的Flas相比，后者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成分显然较前者多。

“赛博文化”同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的联系还表现在前者对后者一些特征的传承上。从阶段“赛博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认为，它已经显示出继承了乃至强化了既往的“媒介文化”的轻松娱乐化与多样化特征。而就大众化／平民化来说，网络作为创新事物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普及率，使之尚没有像传统的大众传媒那样在全世界深入到社会下层中，而真正走向大众／广大平民是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特征的应有之意。但是，目前影响网络文化在世界各地广泛走进社会下层的原因（撇开经济实力等因素不谈），就网络本身来说，并非由于网络承载的文化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精英化的或者说阳春白雪式的（事实上在所有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的因特网上，精英化不可能成为其文化内容的主流特征），而是由于网络在使用技巧／技能上“准入门槛”尚较高：既不像电视那样简单到人人一学就会，也不象印刷传媒那样已经通过文字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普及而不成问题；网络的操作技巧要在世界各地为广大公众尤其是下层社会成员掌握，尚须经历一个普及的过程。但是，网络文化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孕育着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的趋势：（1）鉴于内容的通俗化，享受“赛博文化”并非在内容上高不可攀；（2）网上海量的文化信息和网络传播的全球化、互动化、个性化特征使参与网络文化交流魅力很大；（3）因特网用户规模的迅速扩大使网络文化的潜在受众规模日益扩大；（4）电脑软件技术的发展已经一次又一次使操作简单化。从发展趋势来看，电脑和网络使用技能有望不断简化，而且电脑和网络应用技术课程的普及正在使这些使用技能走向普及，从而使网络的技术“准入门槛”降低。

II．“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显著特征

网络网文化诞生后，其同传统的媒介文化的关系中既有对后者特征、表述手法等的传承，又有对后者的突破。由全新的电脑网络载体承载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已开始形成既往的文化形态不具备或不明显具备的一些特征。

首先，开放性是“赛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赛博文化”具有向全球用户开放、向各种文化形式开放、向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开放、随时开放的特性。作为全球性的传播载体，网络使人类精神交往活动——信息传播活动以及由此相伴随的物质交往活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在因特网出现之前，传统的大众传媒虽然从内容上来说当然参与了世界信息沟通，但是从信息范围的角度来说基本上都是地域性的或全国性的传播系统：印刷传媒一般是地方性的或全国性发行的，广电信息的大都也没有超越国界。虽然卫星电视直播的兴起意味着超越国界的电视节目播送，但是毕竟卫星直播电视只是电视中的部分，而且卫星电视的“落地”需要“准入”，对此进行控制相对容易。所以传统的大众传媒称不上是全球性开放的传播系统。而因特网则是连接世界各地用户使之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传播系统，是面向全球的开放互式电脑网络。在因特网上，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在最大程度上趋于消失，因而，因特网就同全球化的交往活动的普遍化相伴随。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也就具有全球共享的特点。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可能在网上得到展现和交流，这使网络文化具有融合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的潜能。当然，在各国发展和力量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这也为强势文化的“入侵”弱势文化，提供了方便，对此发展中国家理当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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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多层次、多层面的聚合和复合，是“赛博文化”的又一不同于既往的文化形式的特征。在因特网上，呈现文化内容的符号形式是复合的、聚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而且人类不同层次的精神交往活动都可在因特网上聚合，人们并可仰仗因特网这一复合型传媒进一步从事以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为核心的行为（如网络游戏、网上投票选举等）。在电视大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伴随着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日益广泛，人们通过电子传媒“重新体验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世界范围的信息传播日趋方便迅捷，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地球仿佛紧缩成了“地球村”。在因特网迅速崛起的今天，当我们将因特网同电视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最能验证“地球村”概念的，是因特网而不是电视。电视虽然能够图声并茂、生动逼真地将世界各地的动态等呈现给广大公众，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却无法用于“地球村”的“村民”们相互之间的人际传播。而因特网则兼收并蓄了人际通讯手段如电话、电传、书信等等和大众传媒的某些成份，可以同时做到上述两点。网民们，就其日常的精神交往活动（不论是何种层次的）都能在世界范围展开这一点来说，是最典型的“地球村”村民。

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各个层面的凸显，是“赛博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因特网技术的交互性／互动性为网上交往活动中主体间的交互／互动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基础。在因特网上，多元的、多层次的主体――不论是个体的网络用户还是作为机构／组织的网络用户还是网络媒体机构，都是处于不断互动的网上交往过程中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是由这些主体在体现交互主体性的各个层次的传播互动中共同创造和分享的。当然，互动／交互性本是交往活动中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精神交往活动中，反馈较弱以及传受角色分工明确、固定等局限性使职业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在传播决策中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交互主体性难以得到很好体现。而在因特网上，不仅是电子邮件往来等人际传播层次的交往活动中交互主体性处处凸显，而且即使在面向所有网民公开的传播活动中，传受之间的互动、多元的受众主体间的互动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这一层面也凸显了出来。当然，应当承认，参与网络传播的所有主体也都是处于现实社会中的，在现实社会尚未进入真正人人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之前，交互主体性地位的跃升并不意味着各类主体的力量的完全对等。在网站与网民的关系中，网站仍然是主导的方面，在决定其文化内涵方面显然具有主导作用。虽然网民也可以在某些网站上建立网页，在电子论坛上贴帖子，但网站对其依然可以进行管理。而在正常情况下，网民则显然无法擦掉网站各内容频道／板块中的内容。可是，如果将网民同传统传媒的受众相比，其主体性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其同网站、上网的各种机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经常互动，也是确实存在的。

另外，当然还有人们讨论得较多的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这也是网络文化的明显特征。在网上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仰仗数字化技术和网络的复合型特征，把各种交往行为和一些原本由实体／物质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媒进行的行为搬上网，这同以往传统传媒中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对虚拟性应有一个适度的认识。“虚拟世界”毕竟不等于实体／物质世界，毕竟还是有许多物质行动是不能虚拟地完成的。例如，在虚拟的商场购物，还是要等商品真正送到用户手中方能真正完成购物行为（而这一物流环节一般还是要在物质空间展开），否则虚拟购物就会形同虚设，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时扮演吃饭到底填不饱肚子一样不解决问题。说到底，虽然网络带来了符号行为的拓展和创新，虽然在信息化时代符号行为的确日益重要，但符号行为毕竟不能构成人类行为的全部，不能取代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

由于网络传播尚不是一种发展成熟的传播形态，由于“赛博文化”尚是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文化，其特征的显现自然而然地也处于“进行”状态之中。传播学界应不断追踪这一“进行”状态，不断加深对网络文化的了解。

注释：

①PewInternetResearchCenter(2002).CountingontheInternet.获自网上，

④【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参考文献：

1．陈学明编著《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2．电脑之家译网工作室《校园网络文化行调研报告》，2002年，获自网上，URL地址：

3．【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4．孟建等《网络文化论纲》，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着眼，论述了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负面效应和对策，启示媒介工作者引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模式。［关键词］机制市场经济传播模式产业化负面效应对策“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广阔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在时机成熟时怎样去改变一个行业的命运。”——［美］乔治·索罗斯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方法。目前，我国传媒业的传统观念、模式、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传播者为中心逐渐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由着重理性教育向注重理性教育和感情沟通相结合转变；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受众的参与程度也随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些变化既是市场经济大背景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传媒业必须从深层体制上继续改革。所谓体制，从哲学角度讲，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方式，而结构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系统机制和功能的不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体制就是生产关系。目前媒介改革的主要矛盾就是媒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协调，所以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改革才是根本的改革。以往那种由国家包办、单一的投资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媒介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媒介合理机制，迫使媒介主动接受市场调节，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从资源角度来说，媒介的形象、人员、设备等有限的资源应该纳入市场轨道，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价值。过去办节目不计成本，不管效益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自收自支、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负盈亏的产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机制已经开始引入媒介系统，并且成了调整传播模式天平的重要砝码。以下本文将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媒介经营带来的负面效应等方面展开论述，并相应地提出建议与对策。一、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我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最终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纵观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始终是政治变革和文化变迁的前奏。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不仅表现在以经济获利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还体现在经济学的话语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市场经济”4个字来概括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市场经济有5个要素：市场是竞争的主体；有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即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自由流通、等价交换，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时效观念等等，势必会促进媒介产业化运作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除担负必须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功能外，还将有大量的传播活动开始受到市场供求杠杆的调节，并由此引发出传播模式的调整。所谓“传播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抽象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结构、基本过程的基础上，最简要地描述传播的主要成分、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及这些成分、环节和有关变量之间主要关系的图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的传播观念闭塞，媒介工作者想象力、创造力匮乏，忽视了受众在传播模式中的重要地位。而随着传媒被推向市场及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众在新型传播模式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存在着共同追求信息平等关系的趋向。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受众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回复到被动的地位，魔弹论也不再可能复归。原来那种由传播控制者一厢情愿地发出信息、灌输受众、垄断媒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返。”市场运作方式要求传媒回应受众的要求，避免只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也不能以低劣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可以减少新闻从业者个人偏见的影响，令节目更能切合社会需要。”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传播模式：（见下图）从这样一种崭新的传播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它至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对自身功能的重新认识——传媒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灌输思想的宣传工具，而同时也要扮演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角色。这个传播模式与计划经济传播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力图控制受众的接收状况，把传播内容的无限量扩大视为重中之重，“是一种生产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经济，在它的传播模式中，受众的接收状况成了传播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传播的归宿。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的传播模式天平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调整期，而使之更趋完善和丰富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规范市场机制、使用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待传媒的问题。二、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产业通常是指生产经营具有同性质产品的部门或单位，它包括直接生产单位及其他服务性部门，它们按照社会需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着各种经营活动。产业化就是根据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而媒介产品的生产、经营、播出等活动完全按照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合理运行即为媒介产业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媒介的位置不再是类似于政府的职能机构；而是在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产业实体。盈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是由于媒介产业化运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并且媒介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特殊的市场运作方式，因而目前我国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尚不容乐观。媒介产业化运作与普通商品买卖不同的是，生产商、发行商的利润并不是直接来自消费者，而是来自于媒介本身，而媒介的利润则是通过广告收入来实现。至于消费者，也就是受众，主要是通过购买广告商品完成对传播内容的消费支出，用于媒介产品本身的消费值只是消费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介传播内容的购销过程比普通商品要复杂得多，其操作难度相应也大得多，加之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文化附加值”的高低因受众的层次、地域及生活方式等差异的影响而有较大出入，所以目前在媒介产业化运作方面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1.市场竞争机制出现某些偏差这种偏差来自于信息反应能力不强和价格体系的混乱。商品生产的竞争意识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和服务质量上。信息反应的迟钝导致媒介产品受市场关注的程度不高，而价格体系的混乱则令定价策略丧失其市场竞争机能。因而竞争意识在我们的媒介产品市场上体现得并不强烈，许多媒介产品只是靠投资商与各大媒体的私人感情得以实现利润，在电视业这一点尤为明显。2.反馈信息的分析处理机制不健全反馈信息的分析与处理是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而目前各类传媒的收视率、阅听率调查、统计、分析与处理仍属于整个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虽然有全国最具权威、最大调查覆盖网的电视调查中心和其他一些外资调查公司的存在，但大多数的所谓调查机构其工作手段仍比较原始，致使我们的市场分析工作处于极不完善的摸索阶段。3.品牌意识和售后服务意识还未真正树立品牌不仅意味着媒介产品的特性和品质，同时也与受众的倾向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媒介品牌是有个性的，它代表着媒介产品或某一产品要素的具体形象。平常我们所说的名编辑、名记者、名主持人、名牌栏目、精品频道以及优秀的CI设计等都属于媒介品牌的范畴。它们在媒体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应该引起业内人士的足够重视。商品的售后服务是交易的延伸，也是商家树立名牌形象的必要手段。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售后服务应根据受众的要求有其特定的内容。目前媒介亟需这方面的思考与动作，这对于占领市场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媒介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媒介发展、对传播模式的重新构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大众意识的渗透使传播模式的合理重构成为可能，也为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传媒运作将不再仅是传者的主观设计，而是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来证实它的“从众性”。二是新闻民主意识的增强。市场运作的主要形式是竞争，对于媒介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竞争。市场带来残酷的压力与动力，使传媒把信息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在边缘地带发展信息，打破了单纯靠上级指令报道新闻的模式，而把民主监督性新闻以及带有同类意识的节目扩大化。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传媒终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产业化运作的行列中，而中国媒介传统的传播模式也将因此而有所转变，其正面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媒介产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应该引起世界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三、媒介产业化动作的负面效应及对策媒介产业化运作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在媒介产业化动作过程中，媒介的领导很难处理好宣传与创收二者之间的关系。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在搞好宣传，做好政府喉舌方面任务非常之重，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在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充实事业经费，满足职工福利方面的需求。并且不少传媒在进行产业化运作中把宣传和创收人员分开，使得这两部分人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也是颇难解决的棘手问题。2.媒介产业化运作对媒介工作者的思想带来较大的冲击，使一部分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主要表现包括：不能安心本职工作，崇尚拜金主义；受短期利益驱动，不愿进入基层实地调查；内部矛盾增多，相互消耗力量，影响积极性的发挥等。3.节（栏）目设置、信息传播乃至播（刊）出形式、操作方式等受到广告活动的很大影响和制约，潜伏着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危险。在传媒实行产业化运作以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而过分依赖这部分收入会使广告客户在媒介中取得较大的发言权，对媒介施加影响。他们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节（栏）目设置、内容选择、播（刊）出形式、时间（版面）安排等提出许多额外要求，而媒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会对这些要求作出妥协和让步，这将很可能导致媒介导向上的失误，“使媒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卫兵”的功能逐渐丧失。4.媒介产业化运作有可能使媒介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更加突出。应当承认，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乡差别，沿海开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别都很悬殊。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了受众的购买力，广告客户更愿意把资金投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必将使落后地区媒介广告源严重缺乏。同时，广告客户对目标对象的要求与媒介产品的受众对象重合率不断增高也会使媒介在产品内容、形式的选择方面进一步向富裕地区的受众倾斜，这样广大农民和贫困地区受众的收看（听）要求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被“剥夺”了平等参与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权利，成为备受冷落的受众群体。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尚不规范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在带来积极作用、使我国大众传播模式趋向更合理方向转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而寻找出减少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对策，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传播模式平稳渡过调整期将是摆在媒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依我个人看法，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着来解决：首先，应当明确，“传播业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鲜明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应该兼顾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并且通过抓主要矛盾、依据有关法规来促成二者的有机统一。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宣传与创收的矛盾，不妨在一定时期内仍由政府保证对媒介最低限度的投入，并在发展政策等方面对媒介的产业化运作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这样可以使媒介从业人员获得安全感和基本保障，同时也利于传媒队伍的稳定。此外仍要坚持宣传工作的主置，争取在报道方式、手法等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提高媒介产品的质量，参与市场竞争。其次，承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媒介产业化运作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展开、逐步深化，不能急于求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制定竞争规范，避免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同时提倡科学管理，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建立一个高效、科学的组织结构，设立决策中心、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反馈系统；并由这一个中心、三个系统构成管理活体，以最合理的资源投入，制作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高质量产品，最大限度地占有受众的收视（听）率，并逐步达到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既定目标。第三，高度重视科技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把握媒介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和手段，“以科技的最新成果挖掘资源的竞争潜力。”同时通过有效的反馈渠道将各方面的信息收集起来，找到潜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进一步综合、分析，为决策层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第四，搞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使其发挥最佳效益，促使媒介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保证媒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防止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带来的巨大浪费；扩大“小众传播”范围，合理规划栏（节）目和部门的分工，创立独特风格，培养特定受众群体；选拔各门类人才，大胆使用，实行优化组合，争创名牌节（栏）目等。第五，采用渐进式创收经营策略，以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吸引投资者的资金。提倡受众意识、精品意识、营销意识，并以广告预告、导视频道（导读）、滚动播出（连续报道）等多种方式配合推广优秀节（栏）目。同时这种用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衡量节（栏）目质量的高低提供一个借鉴的标尺，促使人人关心节（栏）目质量的提高。这样既形成了内部的正当竞争机制，又减少了原本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诸多矛盾，有效地控制了负面影响的产生和扩大。第六，发挥行业、系统优势，扩大联合，使各类媒介的优势和资源效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使信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共享，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扩张规模互相支持，以增强面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最终形成行业性生产经营集团，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七，建立完善的内部激励、制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责任心。最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乡村传媒事业的扶持和援助，缓解媒介产业化运作后传媒事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不断加大所造成的矛盾。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如何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中的喉舌功能的同时，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媒介，在生产、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改革旧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化管理体制并平稳渡过传播模式调整期，通过不断探索最终形成和建立适合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大众传播模式，将是摆在每一个媒介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注释：斯盛编著：《狙击全世界：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秘密商规》，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林之达著：《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P235，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苏轮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载于《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P217。刘宏：《市场经济与中国传媒》，载于《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P2。张鹏：《浅谈国外传媒业对我国传媒业的冲击与对策》，载于《新闻传播论坛》，1999年第1期，P4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P201，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曹自学：《传播学与科技传播》，载于《科技传播研究》，P17。周鸿铎：《产业化集团化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总趋势》，载于《走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台长、专家访谈录》，P617，1998年9月第1版。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媒介全球化；新媒介

一、21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大众媒介飞速发展，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大众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可以说当今世界，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当代传媒模式的变化包括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变革之一。这些进程体现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社会领域。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面的分化的社会现象。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单一的状态，相反它指的是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不断全球化的相互联系模式。而大众媒介正是通过源源不断的图像与信息，向大众展示一个流光溢彩的图像世界。媒介已经成为人类真正的宝库，它再现整个人类的真实生活。在新世纪里，正在形成的社会秩序建立于知识之上，一切都开始悄悄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价值取向和动力虽然在各国不一样，但全球化的思想在媒体上的共鸣使知识不仅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而且已经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这意味着，我们完全基于知识来适应现实生活，人的思考和行为须臾都和媒体提供的知识及一切信息融在一起，正在使人类社会清澈见底。

二、在媒介全球化中，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全球化背景要求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

自从大众媒介发展以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认识世界的渠道，一个是我们实实在在地所生活的那个空问或社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实生活世界；另一个是无限扩张的媒介化的社区，它可以被称为虚拟媒介世界。李普曼说他说的“虚拟”并不是指撒谎。“眼见为实”，亲身直观外部世界应该是可靠的，但是它只局限于感觉所及的范围，何况还不能排除感觉不能识别的假象；而媒介世界则力图向人们展示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发生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样，人们既可以从真实生活世界中获得认知，也从媒介上获得认知，并通过媒介与另外一些遥远的人建立联系与交往。这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典型。网络社区存在于无形的信息空间中，它和真实生活世界一样存在着声援游行活动、联谊活动、交易行为等。真实生活世界与虚拟媒介世界彼此相那样丰富，全面和真实。因此，虚拟媒介世界对人们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互影响。人们会依据从媒介上获得的信息指导现实生活，也会以移植真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些方法来处理虚拟媒介世界中的事务，更进一步的是，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人们从真实生活世界获得的信息可能远远比不上从虚拟媒介世界获得的信息了超越真实生活世界的趋势。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媒介化了的人。于是全球性媒介作为理性媒体的外向扩展，走向全球的每个角落，指引人类的思考和美好的追求。互联网及一切印刷媒体一旦回归人类的本性和善良愿望，都可以传播到地球的每个地方。互联网是新世纪的真理高速列车，涉及经济、政治和所有社会领域，在它的冲击下，空间遥远和意识控制已经不起作用。越是控制媒体的信息，越是暴露丢失真理的灰心丧气，因为真理从不惧怕人人皆知。每个人只要有一台接通网络的电脑，只要愿意的话，就可把看到。听到的事实和意见告诉全世界，真理再无法被锁定在密室里。面对信息大潮的喷涌，层层把关人的操劳大都徒劳无益，真理源源不断从中倾泻出来。

只有世界性的媒介才有世界性的报道，把单一的事实置放在人类完整的实践中才有真理传播的科学性。封建社会的愚昧、专制状态不仅在于自然经济的内向性，而且在于媒介的稀少并且信息的封闭。

1850年太平天国的起事，在三个月后才传到西北各省，而在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在几分钟内就传遍了全球，人们对战争的详情和起因了如指掌。卫星电视和跨越国界的报刊提供了每个细节，互联网上的种种意见揭去强辞夺理的伪装，在全球性媒介的聚焦下，人类社会透明了，掩盖真理的阴谋和巧辩失去了效力。互联网时代逼迫传统媒体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因为传统媒体的自限性报道遇到了麻烦：假话一出笼就被网络揭穿，封锁信息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欺骗性宜传遭到哗然的嘲笑……传统媒体只能洗心革面，向受众真诚地敞开大门，尊重现实和受众的知情权。传统媒体强化新闻意识，写出真理的深度，仍能把失去的受众吸引过来。一旦人们从传统媒介得到在网上捕捉不到的理念，传统媒介的生机就焕然一新。用正确的思想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件，满足受众闻知世事的需要，是新闻传播的生命过程，无论网络还是传统媒体都有体现这种生命力，也有各自的优势，就看哪个发挥得最彻底、最全面、最有声有色。在新世纪，面临危机的不是传统媒体，而是传统媒体的旧体制、旧理念。它能不能走向世界，要看它给人类能否奉献真理，让人们透视社会的一切。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一部人类丈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全加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嫌介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嫌介化及嫌介文化化等三方面入手。弄清当代丈化传播与媒介丈化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徒进当今煤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媒介文化，它决定着文化传播的速度、内容和范围。所谓煤介文化是指传播者借用传播媒介在实施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总和。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个体系、媒介运作方式及其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还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多种变数”。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人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人们淡薄了文化传播，更没有媒介文化意识。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以后，人们的文化传播、媒介文化意识不断加强，不仅重视了文化传播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对媒介文化的功能、作用、特性进行探讨。但研究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是空白，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旨在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要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可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

文化传播是指“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会引起文化的变革。

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会给社会和文化造成很大冲击，终于延续成为文化的一种积累。媒介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演进与共存，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传播因媒介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发展。媒介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文化传播也就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例如人是文化传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语言传播成为文化传播最初的形态，人的流动则成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后来人类的祖先开始用图画来表达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文字传播开始成为文化传播的形态。人类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传播，其社会影响更为深广。它使文化、科学、哲学、宗教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印刷机的发明的确是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报刊、杂志、书籍无一能离开印刷术，它们在传递、交流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踵而来的是影视形象传播的诞生与通讯技术的巨大突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宽银幕到立体声电影;从电报到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再到太空传播的卫星通信，这些成就造成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

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产生和运用使人类文化传播呈现网络传播的态势:“上网”和“在线”使人类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景观、新档次以及势不可挡的新趋势，网络媒介的虚拟化使当代文化传播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传播形式经网络传遍，其性质由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点对点的传播。网络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当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

二、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在现代社会，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是文化的媒介化。媒介的渗透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现象，技术不断优化、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为当代人们构建了媒介信息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样式，无不纷纷利用大众传播文化作为传播的渠道。

事实表明，技术对文化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技术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效果，媒介化的文化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而得到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使远距离的文化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复制技术实现了对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此外，文化工业也带来了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事项:一是技术选择的内容由于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使文化信息未经解释的本原性丧失。生产技术越是完整的重负、负经验对象，人们就越容易产生错觉，必然构成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文化的媒介化使传播的互动模式变成了线性单向的过程，这在电子媒介中显得尤为突出。有千百万人参与的文化工业再生产过程，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化的产品。这不仅是文化生产越来越垄断化，而且在技术的支配下，每一个自发的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公众，都会收到来自机器设备的控制，工具理性又一次战胜了价值理性。三是大众传媒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它不但在规模上超过了其他文化形态，而且还以各种“文化暴力”的方式掠夺着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

技术化生存着的人类在功能上越来越趋于平均化，这种平均化由于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使其个性变的荡然无存。现代技术对文化主体的侵人，已使文化消费者的想像力渐趋萎缩。文化产品本身，臂如较有代表性的电影、电视，就抑制了观众的主观创造力。当代电影、电视越来越片面强调技术的万能作用，为技术而技术，留给观众的除了视觉的冲击外，脑子里一片空白;影视本身缺乏人文内涵，故事情节苍白，情感空洞，把观众带人了技术主义的泥淖。媒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想像力，以至人们不再借助图像进行创造活动。另外，随着技术化在文化工业中的蔓延，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如歌舞厅、电子游戏厅随处可见。表面上看，似乎是市民大众在塑造大众文化，而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在不断地生产着市民大众，而人们只能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于是，文化工业不仅决定着文化商品的生产，而且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技术对文化的渗透越是隐蔽，它的作用反而会越强烈。这在文化观念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产品迅速更新，这就要求人们的思维及观念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规定性，对人生的态度及自我认知的方式进行重构。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使价值理性的主体和对象成为虚元。鲍德里亚把当代通过媒介使社会事件无限接近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种呈现方式，看作是作为人性表现的身体的丧失。由于媒介对每个事件和政治活动的无限接近，政治和权力的秘密性和神秘性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下，杜会人物不再神秘和深不可测。在他看来，如果身体失去了表现力，失去了空间性力量，也就失去了它与其他身体相区别的东西，那么这个身体就是多余的，最终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渗透，特别是计算机电子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使技术概念侵人人的意识和感觉中，造成了工具理性对主体的价值理性的挑战。 网络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会对社会干扰产生令人忧虑的负面作用，这种对主体价值理性的削弱甚至抛弃所造成的文化生活对网络的服从，势必演绎成一种文化的病态。总之，现代技术对文化的渗透作用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愈演愈烈。对此采取视而不见或坚决抵制的做法，对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均有害。人们当然应该头脑清醒，趋利避害，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保持二者必要的张力和动态平衡。

文化传播的前期大多是群体对群体的传播，因为个人对个人的文化传播处于较低层面，缺少现代的信息工具和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补了人类的这个空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网络传播就如同社会运行的神经一样，对人类的交流、交往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网络在技术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平台，它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成为人类大众聚会的广场，使人类的精神家园有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但与此同时，网络也使人们对传播的内容失去了必要的控制。网络是工具理性的胜利，是技术的胜利。它强调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内容，它用形式颠覆了内容。对此，人们必须引起高度瞥惕。

总之.当代传播媒介是一种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动力，而且当代传播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文化的媒介化是“文化与传播同质同构”在当代的突出表现。

三、媒介文化化

传播媒介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媒介的文化价值。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它在文化社会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亚文化系统，即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媒介文化离不开媒介的存在与发展。威尔泊。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播媒介文化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及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

口语文化是一种民主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基于人先天具备的能力，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享用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但口语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易受时间的侵蚀而湮灭，而且它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域。书面文化使传播成为一种破解和使用符号的技术，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深远的。“书面语出现是语言脱离了口语传统向世俗权利转变，结果对空间关系的强调超过了时间关系”。书面文化摆脱了方言所造成的文化隔离，扩大了文化交往的范围。电子媒介是书面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在电子传播方式中的融合。电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得以传播，从而清除了书面文化的文字符号对大众的限制。不论教育程度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的声音与图像和文化接触。如同口语文化一样，电子媒介从传播方式来看，对使用者没有任何非自然的要求，因而具有真正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传播媒介文化的发展固然与某种特殊的传播技术有关，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文化的发展所推动的。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关系表现为

1.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就学会了进行丈化传播

烽火、击鼓是文化传播;驻寄梅花、鱼传尺素，也是文化传播。人类文化并非得自遗传，而是后天学习所得。人类文化的这种后天获得性，乃是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基础。文化变迁与发展受到传播的巨大影响。而传播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变迁是文化的纵向发展，传播是文化的横向发展，两者相结合则是世界传播文化的进步。

2.文化较多依技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没有传播，便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戈登限泽认为，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份是由传播而来的，而这一比例可高达90%。这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言，独立创造的文化只有10%。人类正是通过使用、控制传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传承、共享、发展、延续下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3.传播嫌介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播是文化跨时空，冲垮各式各样的社会篱笆，不仅影响着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变迁。

文化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经过接触交往后，彼此借鉴、吸收、交融而形成一种新文化的过程。文化融合是传播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各种文化体系中原有文化要素有的被保存下来，有的被抛弃，有的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原有文化体系的新文化体系。传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机制。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文化的融合于同化为原有的文化圈补充了新鲜的养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适应、整合功能进一步增强。

文化增值是文化的放大现象。当一种文化原有的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出价值或意义，或者一种文化的传播面增加从而使受传体文化相对于传体文化有了某种增值放大，这就是文化的增值现象。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文化建设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成效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那么什么是校园文化呢?校园文化是一种朝气蓬勃的青年主流文化，它以学生为对象，以校园为空间，是师生共同创造的文化实践成果。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精神内核，它能够激发莘莘学子追求高尚、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它关乎到一个学校的和谐稳定和未来的发展走向。校园文化是一种动态的青年主流文化，并不断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办学类型有不同的校园文化。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由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构成，高职教育相对本科教育而言学制短，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扶持力度有限，教学模式以工学结合为主，理论教学为辅，强调技能性操作，因而高职校园文化因其鲜明的办学特点而有别于本科院校、成人教育及中小学校园文化。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高职校园文化传播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由校园旧媒介文化不断向校园新媒介文化转变，过去借助广播、校报、宣传栏等旧媒介传播校园文化，现在则主要借助校园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传播校园文化。在校园媒介传递信息的转变过程中，校园媒介的传播路径由单向转为多向;由直线、平面转为立体;由慢速转向高速;由个体转向群体;由单一方式转向复合方式，在此过程中注重将校园媒介文化与社会媒介文化进行无缝衔接。高职校园文化是社会经济转型的产物，高职大学生是新媒介的受益者和推崇者，当社会转型之下的高职校园文化与新媒介相遇时，新的文化现象出现了。

二、解构: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二元状态

高职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经过近20年的迅猛发展，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仍处于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研究高职校园文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迫在眉睫。近年来，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高职校园文化呈现出双向建构的局面，一是借助网络媒介的快速成长和迅速普及，高职校园文化已经从小众化的青年亚文化走向“普泛化”的整体青年社会;二是自媒体时代，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主体都是网络世界的参与者与者，“人人皆记者”成为应然状态。新媒介在解构传统意义上的高职校园文化的同时，又重构新的高职校园文化生态。据了解许多高校学生团体相继在新浪微博、搜狐微博、腾讯微博等国内知名网站开通微博社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介环境下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以新媒介为公共空间和交流平台，在新媒介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对校园公共事件都可以去表达、去评论;同时在这一公共交流平台，大家通过传播信息建构具有媒介特色的新型校园文化关系，在解构原有校园师生双向度交流的文化生态时，拓宽了师生的社会视野，赋予学生更多的话语权，重构新的校园文化生态。首先，新媒介从社会变化的层面上影响了高职校园文化。新媒介平台的海量信息将社会媒介文化与校园媒介文化密切联系起来，在重塑高职大学生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同时，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高职大学生喜欢在课余时间上网，发帖，追踪热点新闻，关注焦点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社会上一些正能量信息通过新媒介的传播能积极影响高职大学生的成长，而社会上一些负能量信息通过媒介的传播会对高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的出现解构了高职校园文化的旧格局，高职校园媒介文化与社会媒介文化的碰撞使高职校园文化出现了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二元状态。其次，随着互联网、电脑、手机的普及，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上网看八卦新闻、网游，成为很多高职大学生宿舍生活的重头戏，新媒介给高职大学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1、一些高职大学生不懂得自我约束，通宵达旦上网玩游戏，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世界中，经常旷课、迟到，严重影响学业;2、由于长时间沉溺于网络世界，导致长时间待在宿舍，足不出户，出现了自我封闭，与他人交往、沟通能力减弱的症候群现象;3、新媒介的出现，使过去的读“字”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很多高职大学生依赖图像信息，减少阅读兴趣，导致思维单一，平面化，缺乏创造性;4、由于高职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未成熟，他们缺乏批判思维，网络传播的暴力和色情信息令青少年的身心特别容易受到损害，从而降低自身的道德标准与约束;5、面对网络海量的商品信息，电子商务的营销模式冲击着高职大学生的消费理念，使其变得缺乏理性。6、信息化时代，高职教师原有的知识信息优势正在被打破，教师知识信息权威受到挑战。因此新媒介的出现使校园文化出现双向建构的局面，解构旧的校园文化生态的同时，重构新的校园文化生态。

三、重构:高职校园文化新生态

如今新媒介通过对信息的传递，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影响高职大学生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的同时，解构了他们对传统人伦道德的认知，重构高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情感世界和意识形态，高职大学生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介。一方面，随着新媒介的广泛普及，无论是高职校园中的学生社团还是个人，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新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新媒介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已逐步渗透到学生社团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化层面上讲，新媒介改变了高职大学生思想和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并为他们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新媒介利用它的影响力改变高职大学生的意见并影响社会变化，例如高职大学生积极参与网络上“微慈善”、“微公益”、“微志愿”、“微环保”等活动。同时社会化的媒介又在小范围内引导校园公众舆论的形成，在解构原有高职校园文化关系，重构新的高职校园文化生态的同时，对高职校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校园文化中的人际传播

1.人际传播由传统的单向度沟通交往向双向度甚至多向度交往转变

21世纪是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媒介化的网络信息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以电视、电脑、手机为平成信息无障碍接收。数字化时代的人们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人际交往方面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度甚至多向度的沟通。例如QQ、MSN、人人网等聊天工具的出现，可以使高职大学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实现跨时空的、一人同多人的多向度交流。在此背景下，高职大学生的人际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向度、面对面的双向度沟通方式限制，开始向多向度的沟通交往方式转变。

2.虚拟性人际传播出现

网络的出现扩大了高职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高职大学生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将自己的人际传播拓展到了校外、省外，甚至是国外，年轻的学子在拓展自己人际传播的同时，真实和虚假的人际网络也在悄然形成。例如高职大学生在微世界中，将自己的情绪和个性通过网络语言、图片展示真实的自己和虚假的“异己”，例如“萌”与“装”。尽管大家通过网络上的人际传播拓展了资源，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有时难辨真伪，虽然现在政府提倡实行网络实名制，然而大家都不愿意在网络上暴露自己真实的信息，如果全部实现实名制，在网络上“吐槽”的自由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人际交往的双方在新媒介环境下采用匿名方式，增加了交往双方的隐蔽性，从而导致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人际传播具有虚拟性。

(二)校园文化中的信息传播

1.信息传播自主性

一方面新媒介网络信息平台上的海量信息丰富了高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介的便捷性和即时性，高职大学生在这一网络媒介信息平台上的自主性增强，高职大学生能随时随地在新媒介世界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更新自己的博客、微博、拍客、微信等等。相对于旧媒体时代，高职大学生主动参与校园文化的积极性提高了，比如高职大学生利用微信、微博等媒介平台，对校园里发生的公共事件进行曝光、跟帖、发表评论、点赞，依靠新媒介这一公共空间建构人与信息、信息与人的互动传播方式。高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是多彩的，一方面，他们喜欢在微博、微信上爆料，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微博、微信进行维权，以捍卫他们在校园生活中的自和话语权。随着高职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逐步提高，大部分学生在微博和微信上的话题都本着为学校负责任的态度，真实性比较高，即使有个别学生在微信中出现对学校的不当言论，经过教育后能够主动撤贴、声明、道歉。

2.信息传播的公共意识

高职大学生虽然在高考中的应试分数低于本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职大学生的社会公共意识弱于本科生，相反高职大学生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群体，例如高职大学生对微博上呼吁解救流浪儿乞讨、免费午餐、春晚、两会、克里米亚公投等国内外热点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他们对此热点话题进行发帖、评论及行动。高职大学生以微博、微信为平台，建构人与信息的互动方式，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些高职院校在思政实践课中推广校园微公益活动，通过开展此类活动，增强高职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

(三)校园文化中的群体传播

1.网络里的游牧民族

高职大学生由于高考失利，认为自己在职业学院接受的是三流教育，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前景也没有足够的信心，现实中的失落使得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他们期望从虚拟中去寻求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觉得只有在网络中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网络里的游牧民族”。“网络里的游牧民族”经常“宅”在宿舍里，给人一种“不与人交往”的印象，他们将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的交流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世界。“在Web2.0环境下，网络已经结成一个个以UGC(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和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人们的交往不再受到血缘与地缘的限制，而是随‘网缘’进行互动。”高职大学生经常游弋于各种媒介之间，依“趣缘”与同好结成联盟，虚拟社群之间积极互动，网络友谊逐渐发展起来，各个讨论版、聊天群会不定期地在现实世界组织聚会活动，以培养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这种在网络中结成的友谊会因“趣缘”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组织中的个体成员在兴趣发生变化后会离开组织，转而投入别人的阵营。因此网络虚拟组织成员流动率非常高，高职校园网络文化中的组织，就像是网络中的一个游牧民族，时刻处于迁徙流动中。

2.ACG、Cosplay、“御宅”、“拍客”

众所周知，高职校园文化相对本科院校校园文化而言，内涵建设滞后，高职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么，高职大学生对网络中的什么内容感兴趣呢?我们以ACG为例，日本的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和电玩游戏(Game)在内容上相互借鉴，故被合称为ACG。ACG代表的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同，虚拟世界是平面的、二元的，虚拟世界对一些高职大学生来说比现实世界更精彩、更自由，但是虚拟的世界毕竟是虚拟的，一些高职大学生由于沉迷网络，难以自拔，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逐步退化，但是他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自己的朋友圈，他们的朋友圈是什么呢?我们仍以ACG中的Cosplay为例，Co-splay是英文costumeplay的简称，是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来扮演动漫游戏中的角色。Cosplay把网络世界中虚拟的人物搬迁到现实世界中。自控能力强的学生能够分清楚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别，而对于自控能力弱的学生则要加强引导，把他们从虚拟的世界中及时带出来。“御宅”是指沉迷于网络动漫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人。高职院校中存在这种人，但为数不多，多数高职大学生还是开朗阳光，愿意把自己的闲暇时光花在运动场和现实版的人际沟通中。“拍客”是指在信息化时代，利用各种数码设备拍摄的视频，通过网络编辑处理后，上传、分享、传播影像的人群。在新媒介环境下，高职大学生人人都是拍客，甚至高职院校的某些社会实践课程，需要学生当拍客，记录自己的社会实践过程，并上传到网络上去，例如高职院校的实践课程“微公益大赛”就是一个记录高职大学生人人当拍客的过程。

四、新媒介对高职校园文化的意义

(一)积极意义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实现了人类社会沟通与交流方式的伟大变革和创新，建构了一种新的人与信息、信息与人的互动方式。同时，新媒介的出现也影响着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人们。首先，它变革着高职大学生的思维方式。高职大学生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和更新是新媒介环境下的时代主题，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影响了其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与走向。其次，它为高职院校师生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高职大学生更乐意借助新媒介这一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校园中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的需求，从而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和融洽。再次，新媒介的出现，使校园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校园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移动终端网络为标志的电视、电脑、手机建构了一种新的全媒体时代，在新媒介环境中，高职院校师生每天几乎都与媒介接触，借助新媒介这一平台，共享便捷、即时、多样、丰富的校园文化信息。

(二)消极意义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刺激传统媒体记者开始全媒体化，受众兼具信宿和信源的双重身份。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呈现出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转移的趋势，人们逐渐习惯运用各类社会化媒体来整合自己的人际资源，各类信息依托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环境得以快速蔓延。现在，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性使我们生存的世界正在重新部落化，传统的信息生产模式现已发生巨变，技术语境的变迁赋予社会化媒体受众更多的信息权力，他们既可自行生产信息，成为信息生产的前端;也可转引他人信息，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环。面对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社会化媒体的受众解读信息的能力与其是否能够接近事实真相密切相关。因此，培养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有利于受众判断力和消费信息能力的提升，从而降低盲目行为带来的社会风险。

二、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信息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劳动分工的时代背景下，人际交往的方式逐渐虚拟化，面对面的亲密交往行为被社会化媒体中的即时互动取代，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传统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和报纸作为受众了解风险信息的主要媒介，具有“喉舌”和“过滤”功能，它们通过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体的把关功能逐渐弱化，社会化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释放了更多的话语空间，受众开始成为自己的信息把关人。Lindsay认为，各类风险事件验证了社会化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如发出预警、接收与求助救援、恢复工作以及监测事态发展和实时信息。社会化媒体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各种信息风险，笔者认为“信息风险”是指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由于信息内容的失真、损耗或迟滞等原因从而导致谣言的生成和扩散，最终影响受众的信息决策，引起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风险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曾指出: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社会化媒体信息流动的特点模糊了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之间的界限。一些国际风险信息在社会化媒体的助力下得以在中国境内传播，如“美国校园枪击案”“波士顿爆炸事件”“马航MH370失联”等都曾在我国的社会化媒体中引起热议。此外，信息传播空间的改变使信息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更难控制。西方媒体能跨过政府的信息宏观调控，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直接向中国受众传播信息，既可以传播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又可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和看法。我国传统媒体的“喉舌”功能使受众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更加好奇，因此受众并不排斥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如新浪微博中的“@美联社”有13万粉丝，尽管粉丝数量远远低于我国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但从评论和分享的情况来看，其信息具有广泛市场。基于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固有差异，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削弱我国受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第二类是盲目相信社会化媒体中的熟人信息所带来的信息风险。社会化媒体使朋友之间的现实人际关系开始向网络空间转移，通过微信、微博、人人网和QQ空间的高互动性不断加强虚拟和真实空间中的社会联系。信源的确定性使受众盲目地相信信息内容，在不确定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将信息传播至下一个圈层，不确定性消息在熟人社会的快速传播容易演变成谣言且不容易被控制。谣言的传播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类是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报道议程设置中的信息风险。目前，我国的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多以新闻整合的姿态出现，信息更新速度虽然远远高于传统媒体，但准确度不高。在传播社会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常因追求速度使失真信息广泛传播。如在“MH370失联事件”中，腾讯新闻客户端通过整合各种来源的新闻信息直播事件的最新进展。未经证实的信息导致了网络谣言的发酵，之后腾讯新闻客户端开设“辟谣专版”专门为已的消息纠错。同时，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的议程设置方式中也隐藏着信息风险。议题的设置与组合安排方式建构了社会风险，社会化媒体的议程、政府议程、传统媒体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相互影响，新闻客户端在整合新闻资源时建构了信息风险，影响了受众对生活事件的态度和行为。如近来腾讯新闻客户端连续报道的“女生返校途中失联”引发了社会对女性安全的讨论。在社会化媒体场域内，与受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险信息更容易被受众关注和感知，也更易引发社会风险和道德讨论。当下社会化媒体成为建构风险信息的平台，其信息流动的特点和多元化的传播功能既能够传播积极信息，也能使风险信息更具传播力。社会化媒体受众以草根阶层为主，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也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研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受众媒介素养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应对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新路径

(一)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

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英国学者凯丽•巴查尔格特(GaryBazalgette)认为，获得进入多种媒介和接触各种媒介传播内容的路径，并能对此作出明智的选择;了解各媒介使用的独特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懂得媒介的产品制作过程、制作目的，以及媒介如何应对其受众的反应;利用媒介表达思想和传播信息。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开教授在《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中将媒体素养定义为:媒体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受众使用媒体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培养受众面对信息时的批判性思维，并掌握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传播环境。

(二)社会化媒体语境中受众媒介素养的延伸

1.受众进入社会化媒体信息场域的技术素养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以及各类智能终端的开发利用，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已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基于web2.0技术之上的社会化媒体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联系、文化娱乐、了解信息和学习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技术素养是受众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体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运用科学技术和使用信息产品的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和各类APP构成了受众进入社会化信息场域的物质基础，了解社会化媒体是有效利用社会化媒体的前提条件。首先，受众应获得硬件设备、掌握接入互联网的资源并对各类智能设备有一定的认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现有的各类设备之外，也应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类新产品的技术特点。其次，应掌握下载和安装各类社会化媒体软件，包括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和其他社交软件。受众对社会化媒体的消费诉求不同，在了解各类App的布局特点和使用方式之后，大多数受众会在众多App中选择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产品，如今各类App纷纷推出个性化服务，明确的消费目的有利于更加有效地使用信息。再次，受众应掌握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各种基本功能，培养自身独立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和表达自我的能力，即发送信息、接收推送信息、分享已接收到的信息、向他人转发信息和通过评论表达自我。社会化媒体中用户会收到自己所关注的其他账户的推送信息，推送服务节省了用户搜索新闻信息的时间，各类公共服务号、新闻客户端以及关注的人所生产的信息随时会被推送到每个节点，收到信息的个人通过分析解构信息之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信息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将信息转发给其他目标对象。社会化媒体的评论则是表达自我和参与舆论建构的重要功能，评论功能的有效使用可以使受众与他人沟通思想，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现如今，各类第三方应用之间的连接极大地丰富了受众体验，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技术素养已成为社会化媒体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向度。

2.受众批判性思考社会化媒体信源的能力

受众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的满意度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即选择或然率越高的信息越能吸引受众，因此，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其成为人们生产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生产者以普通人为主，信息通常在经权威部门验证前就已被广泛传播，一些失真的原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具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化媒体信息把关的缺位、信息生产者身份的匿名性、受众信息消费高度自由以及平台的开放性等多种原因，信息常处于先被传播后被验证的尴尬状态。在2013年3月发生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各类伪造国际级权威媒体信源的信息在各大社会化媒体中大肆传播，真假难辨。国内外各大社交媒体中涌现了标示为“马来西亚官方”“美联社最新消息”或“CIA调查结论”的信源不时地披露客机行踪。例如，《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的微博了内容为“据CNN报道，马航MH370航班已确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里境内坠落”的微博，而事实上CNN的官方网站从未出现过相同或相类似的报道。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信源真假更难辨识，媒体和受众都存在信错信源的风险，盲目地成为风险信息传播中的节点。信源的可信度、时效性、接近性、轰动性、娱乐性和公信力等均是影响受众信息判断的有力因素。受众在感知风险时的第一反应是向自己的熟人社会传播风险信息，以维护其群体利益。盲目传播的行为导致失真信息的多次传播，易引发社会的不安情绪。甄别信源真假的能力有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笔者认为，受众可分别从信源的独立性、信源的多样性和信源的社会公信力这三个维度出发去辨识信源。受众作为其自身的信息把关人，应明晰自己的信息消费诉求，即哪些信息是其作为社会公民有权力且必须知晓的。首先，受众应思考接触到的信息是否为独立信源。信源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经济、情感、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信源的独立性。信源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会引起二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易于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其次，受众不应满足单一信源的信息供给，应比较不同信源以获得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国内更大媒体、政府和社会权威的微博实名账户或微信公共服务号相对于个人信源更具公信力，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受众可考虑从权威信源获取信息。再次，应批判性地思考熟人信源的可信度。以微信为例，朋友圈中的成员多为亲密的群体成员，彼此信任度高，加之微信私密的传播情境极易成为谣言传播的利器。受众可以在众多信源中尽量选择公信力高的权威信源来接受信息以减轻假消息的侵害。

3.受众阅读社会化媒体信息文本的能力

网络中的信息鱼目混珠，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导致人们的信息消费时间十分有限，而社会化媒体中的碎片化信息与事实真相往往相去甚远。网络热门话题在提高受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加速了各种不确定性的传播。此外，新信息不断覆盖未经证实的旧信息，受众在新旧更替的信息之间更加难以辨别孰真孰假，错误信息或谣言容易转移受众对真相的关注和探索，而受众的记忆也被不断碎片化。虚假或错误的信息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发酵、传播都是诱发社会风险的不安因素。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日趋多元化，政府部门、利益集团、民间组织、权威媒体和社会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面对海量信息，我们该选择什么信息并且相信它成为考量受众媒介素养能力的标准之一?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认为，在新证据面前，真相会逐步发展，公共生活领域的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清晰。并提出了“怀疑性认知方法”，即(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2)信息完整吗?(3)信源是谁/什么?(4)提供了什么证据?(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这六个步骤从媒体内容出发，清晰地阐释了受众在信息认知过程中甄别信息的可行性方式。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来自事件当事人的原始信息，也包括官方和媒体对事件最新进展的权威，还可以是来自社会组织和利益体团体的广告宣传。信息的类别和形式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判断，不同的信息表达方式中隐藏着不同媒介或个人的价值观。社会化媒体受众首先应辨别接触信息的种类，探究信息编码的目的，而不应在未辨别信息种类的前提下盲目地解构文本。其次，受众应观察信息已有或缺失的内容。社会化媒体中一类信息会直接陈述事实，常见于各门户网站所提供的滚动消息或通讯社的通稿;另一类信息是将经过选择的不同事例整合为同一个事件，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思考。真实是信息可信性的首要条件，受众在阅读信息文本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否再现了事件发生时的语境，涉事人物的言论是否客观公正，其对事件细节的描述是否出现前后矛盾，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有明显的错误。同时，受众可比较来自其他信源的消息与已阅读过的信息之间是否有较多出入，最终对涉事的信息的准确性和社会价值作出综合的评判。再次，信息内容的叙述过程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信息是真的且值得相信。各类信息陈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明确一部分已经发生的事，但仍有部分事实是未知的。在信息接触与阅读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思考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如何整合不同视角的证据，以此来完成中心议题的阐释工作。本着批判性思考的原则，树立不偏听偏信的信息观念，克服先入为主的自然心理，根据个人已形成的知识体系思考信息内容，还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的方式去检索同一议题的历史背景和其他报道，尽可能多地了解确切的信息，随时关注事态的后续报道以获得更加完整的信息图景。最后，受众可以从语言的微观层面来解读信息，剔除附加在各类细节性描写之上的修饰语。文字是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呈现方式，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损耗。尽管真实的信息要求信息生产者对事件应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但个人社会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信息生产者在编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通过修辞、隐喻、片段化和模糊信息源等方式融入自己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建构文本框架。

4.受众读图和观看视频的视觉素养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劳动分工的时代背景下，人际交往的方式逐渐虚拟化，面对面的亲密交往行为被社会化媒体中的即时互动取代，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传统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和报纸作为受众了解风险信息的主要媒介，具有“喉舌”和“过滤”功能，它们通过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体的把关功能逐渐弱化，社会化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释放了更多的话语空间，受众开始成为自己的信息把关人。Lindsay认为，各类风险事件验证了社会化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如发出预警、接收与求助救援、恢复工作以及监测事态发展和实时信息。社会化媒体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各种信息风险，笔者认为“信息风险”是指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由于信息内容的失真、损耗或迟滞等原因从而导致谣言的生成和扩散，最终影响受众的信息决策，引起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风险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曾指出: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社会化媒体信息流动的特点模糊了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之间的界限。

一些国际风险信息在社会化媒体的助力下得以在中国境内传播，如“美国校园枪击案”“波士顿爆炸事件”“马航MH370失联”等都曾在我国的社会化媒体中引起热议。此外，信息传播空间的改变使信息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更难控制。西方媒体能跨过政府的信息宏观调控，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直接向中国受众传播信息，既可以传播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又可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和看法。我国传统媒体的“喉舌”功能使受众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更加好奇，因此受众并不排斥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如新浪微博中的“@美联社”有13万粉丝，尽管粉丝数量远远低于我国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但从评论和分享的情况来看，其信息具有广泛市场。基于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固有差异，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削弱我国受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第二类是盲目相信社会化媒体中的熟人信息所带来的信息风险。社会化媒体使朋友之间的现实人际关系开始向网络空间转移，通过微信、微博、人人网和QQ空间的高互动性不断加强虚拟和真实空间中的社会联系。信源的确定性使受众盲目地相信信息内容，在不确定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将信息传播至下一个圈层，不确定性消息在熟人社会的快速传播容易演变成谣言且不容易被控制。谣言的传播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类是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报道议程设置中的信息风险。目前，我国的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多以新闻整合的姿态出现，信息更新速度虽然远远高于传统媒体，但准确度不高。在传播社会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常因追求速度使失真信息广泛传播。如在“MH370失联事件”中，腾讯新闻客户端通过整合各种来源的新闻信息直播事件的最新进展。未经证实的信息导致了网络谣言的发酵，之后腾讯新闻客户端开设“辟谣专版”专门为已的消息纠错。同时，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的议程设置方式中也隐藏着信息风险。议题的设置与组合安排方式建构了社会风险，社会化媒体的议程、政府议程、传统媒体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相互影响，新闻客户端在整合新闻资源时建构了信息风险，影响了受众对生活事件的态度和行为。如近来腾讯新闻客户端连续报道的“女生返校途中失联”引发了社会对女性安全的讨论。在社会化媒体场域内，与受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险信息更容易被受众关注和感知，也更易引发社会风险和道德讨论。当下社会化媒体成为建构风险信息的平台，其信息流动的特点和多元化的传播功能既能够传播积极信息，也能使风险信息更具传播力。社会化媒体受众以草根阶层为主，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也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研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受众媒介素养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应对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新路径

(一)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

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英国学者凯丽•巴查尔格特(GaryBazalgette)认为，获得进入多种媒介和接触各种媒介传播内容的路径，并能对此作出明智的选择;了解各媒介使用的独特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懂得媒介的产品制作过程、制作目的，以及媒介如何应对其受众的反应;利用媒介表达思想和传播信息。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开教授在《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中将媒体素养定义为:媒体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受众使用媒体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培养受众面对信息时的批判性思维，并掌握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传播环境。

(二)社会化媒体语境中受众媒介素养的延伸

1.受众进入社会化媒体信息场域的技术素养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以及各类智能终端的开发利用，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已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基于web2.0技术之上的社会化媒体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联系、文化娱乐、了解信息和学习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技术素养是受众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体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运用科学技术和使用信息产品的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和各类APP构成了受众进入社会化信息场域的物质基础，了解社会化媒体是有效利用社会化媒体的前提条件。首先，受众应获得硬件设备、掌握接入互联网的资源并对各类智能设备有一定的认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现有的各类设备之外，也应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类新产品的技术特点。其次，应掌握下载和安装各类社会化媒体软件，包括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和其他社交软件。受众对社会化媒体的消费诉求不同，在了解各类App的布局特点和使用方式之后，大多数受众会在众多App中选择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产品，如今各类App纷纷推出个性化服务，明确的消费目的有利于更加有效地使用信息。再次，受众应掌握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各种基本功能，培养自身独立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和表达自我的能力，即发送信息、接收推送信息、分享已接收到的信息、向他人转发信息和通过评论表达自我。社会化媒体中用户会收到自己所关注的其他账户的推送信息，推送服务节省了用户搜索新闻信息的时间，各类公共服务号、新闻客户端以及关注的人所生产的信息随时会被推送到每个节点，收到信息的个人通过分析解构信息之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信息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将信息转发给其他目标对象。社会化媒体的评论则是表达自我和参与舆论建构的重要功能，评论功能的有效使用可以使受众与他人沟通思想，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现如今，各类第三方应用之间的连接极大地丰富了受众体验，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技术素养已成为社会化媒体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向度。

2.受众批判性思考社会化媒体信源的能力

受众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的满意度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即选择或然率越高的信息越能吸引受众，因此，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其成为人们生产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生产者以普通人为主，信息通常在经权威部门验证前就已被广泛传播，一些失真的原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具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化媒体信息把关的缺位、信息生产者身份的匿名性、受众信息消费高度自由以及平台的开放性等多种原因，信息常处于先被传播后被验证的尴尬状态。在2013年3月发生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各类伪造国际级权威媒体信源的信息在各大社会化媒体中大肆传播，真假难辨。国内外各大社交媒体中涌现了标示为“马来西亚官方”“美联社最新消息”或“CIA调查结论”的信源不时地披露客机行踪。例如，《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的微博了内容为“据CNN报道，马航MH370航班已确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里境内坠落”的微博，而事实上CNN的官方网站从未出现过相同或相类似的报道。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信源真假更难辨识，媒体和受众都存在信错信源的风险，盲目地成为风险信息传播中的节点。信源的可信度、时效性、接近性、轰动性、娱乐性和公信力等均是影响受众信息判断的有力因素。受众在感知风险时的第一反应是向自己的熟人社会传播风险信息，以维护其群体利益。盲目传播的行为导致失真信息的多次传播，易引发社会的不安情绪。甄别信源真假的能力有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笔者认为，受众可分别从信源的独立性、信源的多样性和信源的社会公信力这三个维度出发去辨识信源。受众作为其自身的信息把关人，应明晰自己的信息消费诉求，即哪些信息是其作为社会公民有权力且必须知晓的。首先，受众应思考接触到的信息是否为独立信源。信源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经济、情感、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信源的独立性。信源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会引起二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易于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其次，受众不应满足单一信源的信息供给，应比较不同信源以获得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国内更大媒体、政府和社会权威的微博实名账户或微信公共服务号相对于个人信源更具公信力，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受众可考虑从权威信源获取信息。再次，应批判性地思考熟人信源的可信度。以微信为例，朋友圈中的成员多为亲密的群体成员，彼此信任度高，加之微信私密的传播情境极易成为谣言传播的利器。受众可以在众多信源中尽量选择公信力高的权威信源来接受信息以减轻假消息的侵害。

3.受众阅读社会化媒体信息文本的能力

网络中的信息鱼目混珠，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导致人们的信息消费时间十分有限，而社会化媒体中的碎片化信息与事实真相往往相去甚远。网络热门话题在提高受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加速了各种不确定性的传播。此外，新信息不断覆盖未经证实的旧信息，受众在新旧更替的信息之间更加难以辨别孰真孰假，错误信息或谣言容易转移受众对真相的关注和探索，而受众的记忆也被不断碎片化。虚假或错误的信息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发酵、传播都是诱发社会风险的不安因素。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日趋多元化，政府部门、利益集团、民间组织、权威媒体和社会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面对海量信息，我们该选择什么信息并且相信它成为考量受众媒介素养能力的标准之一?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认为，在新证据面前，真相会逐步发展，公共生活领域的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清晰。并提出了“怀疑性认知方法”，即

(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2)信息完整吗?

(3)信源是谁/什么?

(4)提供了什么证据?

(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这六个步骤从媒体内容出发，清晰地阐释了受众在信息认知过程中甄别信息的可行性方式。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来自事件当事人的原始信息，也包括官方和媒体对事件最新进展的权威，还可以是来自社会组织和利益体团体的广告宣传。信息的类别和形式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判断，不同的信息表达方式中隐藏着不同媒介或个人的价值观。社会化媒体受众首先应辨别接触信息的种类，探究信息编码的目的，而不应在未辨别信息种类的前提下盲目地解构文本。其次，受众应观察信息已有或缺失的内容。社会化媒体中一类信息会直接陈述事实，常见于各门户网站所提供的滚动消息或通讯社的通稿;另一类信息是将经过选择的不同事例整合为同一个事件，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思考。真实是信息可信性的首要条件，受众在阅读信息文本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否再现了事件发生时的语境，涉事人物的言论是否客观公正，其对事件细节的描述是否出现前后矛盾，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有明显的错误。同时，受众可比较来自其他信源的消息与已阅读过的信息之间是否有较多出入，最终对涉事的信息的准确性和社会价值作出综合的评判。再次，信息内容的叙述过程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信息是真的且值得相信。各类信息陈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明确一部分已经发生的事，但仍有部分事实是未知的。在信息接触与阅读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思考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如何整合不同视角的证据，以此来完成中心议题的阐释工作。本着批判性思考的原则，树立不偏听偏信的信息观念，克服先入为主的自然心理，根据个人已形成的知识体系思考信息内容，还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的方式去检索同一议题的历史背景和其他报道，尽可能多地了解确切的信息，随时关注事态的后续报道以获得更加完整的信息图景。最后，受众可以从语言的微观层面来解读信息，剔除附加在各类细节性描写之上的修饰语。文字是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呈现方式，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损耗。尽管真实的信息要求信息生产者对事件应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但个人社会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信息生产者在编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通过修辞、隐喻、片段化和模糊信息源等方式融入自己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建构文本框架。

4.受众读图和观看视频的视觉素养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作为此次会议的学术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金惠敏研究员近年致力于麦克卢汉美学问题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认为，“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内在精神却被相对地忽视了，这个精神是美学精神，是以想象性文学所代表的人文价值”。在这一共识下，国内外学者对麦克卢汉美学问题展开讨论。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包亚娜•玛特吉兹(BojanaMateji)重点讨论了新媒介艺术的美学特质问题。王莹认为，“地球村”是一个“媒介美学”概念或“美学媒介”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地球村”所具有的媒介和美学双重含义。李昕揆基于麦克卢汉经典文本，从不同层面揭示了麦克卢汉媒介美学的核心观念。刘玲华认为麦克卢汉“马赛克”式文风和主题集中之间具有统一性，并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进行了美学审视。对麦克卢汉的文艺研究根植于美学思考。在国际麦克卢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部主任多梅尼可•谢弗尔—杜南(DominiqueScheffel－Du-nand)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对麦克卢汉的文学问题采用“定量研究法”。她希望采用不同的文本研读技巧来识别那些文学史中重复出现的流派并理解其核心因素，因为正是这些流派和因素使我们通过媒介研究中那些有代表性的语料库抓住了文学传统的功能。尤西林教授关注麦克卢汉的“冷媒介”概念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他将艺术视为一种冷媒介，并揭示了冷媒介艺术尺度的意义。陈奇佳教授则依托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传统文学问题展开新思考。他从《水浒》的刊刻问题入手，指出了伴随媒介变化所出现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压抑与复兴。陈海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与网络小说的研究相结合。他通过对网络玄幻小说的超越对象、灭神情节和修炼行为的考察，发现其具有视觉性而非听觉性、世俗性而非神圣性、技术性而非技艺性等印刷美学特质。国荣认为媒介与文学应是一种共生关系。她从自身经历的有关“文学终结论”的讨论谈起，反思了该命题的“名”与“实”。与之相呼应，赵冰展开了对麦克卢汉和理查德•霍加特的比较研究。

二、麦克卢汉的传播学延伸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还在传播学领域不断激发学者的灵感，学者们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当代思考，获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美国的张先广(PeterZhang)教授探讨了《易经》与麦克卢汉作品之间的联系。他把《易经》视为一种元媒介，认为从《易经》中可以找到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的前身，并评价了《易经》在数字时代的应时性。丁国旗研究员则将麦克卢汉与马克思进行了比较，重点讨论了“媒介即人体的延伸”这一主题。他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信息的意识形态背景，或政治势力的介入。麦克卢汉将媒介和技术夸大到极致，忽略了技术必然会成为压抑人的工具这一发展方向。许德金教授以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为出发点，结合当今媒介的特点，提出媒介的9种含义。作为国内译介麦克卢汉及媒介生态学的先驱，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向我们介绍了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并勾勒出麦克卢汉热的三次高潮。梁虹教授讨论了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一以贯之的口语文化问题，她认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有关口语文化的思考对今天仍具有深刻意义。加拿大的马克•阿德里亚(MarcoAdria)教授注意到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新媒介时代的变化。他发现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参与性和开放性，进而指出学习麦克卢汉就应该继续提出人类世界的新媒介问题。奥地利克拉根夫大学的克里斯蒂娜•夏希特纳(ChristinaSchachtne)教授采用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分析当前媒体和文化景观的转变。她认为麦克卢汉对媒介文化含义而非内容的研究为媒介研究引入了新视角。英国诺桑比亚大学的约翰•阿米蒂奇(JohnArmitage)教授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电话进行了研究。但他认为电话不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是“人的延伸”，而是美国的延伸，它正在生产社会文化崩溃的新形式。作为另一种对麦克卢汉的回应，有学者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了批评。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安德里亚•菲力波维茨(AndrijaFilipovi)博士通过对当代人类本体论问题的讨论，批评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和技术观念。他认为无论是麦克卢汉认为的技术是人类的延伸，还是后人文主义传统所认为的技术是人类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命自身的问题。只有发展与非人类本体论、无人性及后人类相反的人类本体论，人们才能用钻研的眼光来接近同时代。蒋原伦教授也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热媒介与冷媒介的提法，第二个问题是媒介四定律的内容。他认为媒介研究的方向是在大的背景中将具体媒介的功能分解出来，并关注它们的互动效果，而不是站在媒介统一论的立场下断言。

三、麦克卢汉的人文维度

麦克卢汉思想的人文内涵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艾琳娜•兰博迪(ElenaLamberti)教授注意到了麦克卢汉坚实的人文主义背景。她的研究以此为视野，试图恢复麦克卢汉研究的人文主义根源。英国剑桥大学的乔纳森•哈特(JonathanHart)教授则讨论了媒介、文化和理论的关系。他和与会者分享了他与麦克卢汉的渊源，并且介绍了许多麦克卢汉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背景，这为理解麦克卢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仅是麦克卢汉，整个媒介生态学派都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李西建教授有感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反省与理论预见，以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为主旨，结合消费时代“泛娱乐化”现象，探讨了媒介生态学的人文理论面向及其未来。鲁东大学的何志钧教授对媒介生态学派的生态价值进行了研究。他着重讨论了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生态学、麦克卢汉的媒介感知影响论、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系统论、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环境论和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等内容。他认为生态学范式贯穿于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之中，媒介影响着生物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

四、麦克卢汉的文化延伸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电视文化奇观 电视媒介 《我爱记歌词》 文化批判

随着当代媒体博弈从“竞速”到“竞奇”的发展,媒介呈现方式也由“景观化”向“奇观化”转变。电视文化奇观的崛起虽是电视媒介、受众乃至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但电视媒介固有的核心角色定位决定了它在文化的传播与表现中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电视文化奇观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宏观视野的批判认识,却鲜有以个案形式分析电视媒介对奇观的塑造。鉴于此,本文将选取“平民K歌”节目《我爱记歌词》作为个案进行学理性解读和反思,从而进一步探究当代电视文化奇观背后的媒介立场及其成因。

媒介奇观论的文本视域

媒介文化奇观:媒介文化景观的升华。“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是情境主义的创始人、法国理论家居伊・德波在20世纪60年代对“景观”概念的陈述。在其《景观社会》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景观”的主要特征即是真实的世界变成简单的图像,以及一种社会整体性的症候、一种既存的社会语境的随之来临。然而伴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全球化竞争所带来的激流和震荡,“景观”强烈的干预意识和能力正跨越文化、时间、地域等一切阻隔在社会中加速疾驰与扩张,德波的“景观”概念在此时显然已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社会文化语境的发展要求。

30多年后,美国媒体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在德波的“景观”宏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体奇观论”――其所呈现的是媒体文化现象与文化形态,而不再只是某些结构社会原则与世界观。凯尔纳聚焦的更多是具体的媒体热点事件,即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和政治事件”。

电视文化奇观:媒介奇观文化的先锋。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而电视自诞生起,便日渐成为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作为20世纪最大的科技神话,电视的发明为人类开拓了全新的视听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卫视上星和直播技术的成熟进一步促进了“电视奇观”的勃兴。鲍列夫曾指出,“电视的一个重要审美特点就是播放‘眼前发生的事情’”。现场直播的同步性、戏剧性和现场性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在现场的审美欲望,转变了观众的一般角色而让他们担任仪式脚本提议的角色”――他们不单是普通的“旁观者”,还是媒介事件的“见证人”与“参与者”。

由上,我们可知电视可谓媒介文化奇观崛起的先天土壤,而凯尔纳在肯定电视文化奇观在整个媒体文化奇观中的“先锋”地位时,也“毫不吝啬”。依他看来,电视媒体自上世纪40年代问世至今,就一直充当推广消费文化奇观的工具。现今电视媒介不仅被用来推销汽车、时装、家用电器等商品,而且还被用来传播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展示政治、体育与娱乐奇观的场所,更甚的它们不局限于夸张化地传播媒介事件,而正“创造”乃至“制造”出各类电视奇观――从“美国偶像”到“超级女声”,从Susan大妈到“犀利哥”,电视奇观的疯狂蔓延早已超过所有人的预料。

后选秀时代的电视“奇观”:《我爱记歌词》

“媒介奇观”论虽源起欧美,但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框架、一种新的媒介视角和思维方式。若立足于本国,正在崛起的现代中国恰是媒体奇观现象的多发地带,几年前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以排山倒海之势宣告了电视文化奇观的新巅峰,如今“后选秀时代”崛起的平民K歌节目正在全国各大卫视上演绎得风生水起,其中近年来崛起的《我爱记歌词》作为浙江卫视的综艺旗舰节目,正是用其独特的场景、动作和身体等奇观元素成为当下荧屏前又一大电视奇观。

身体奇观。20世纪以来,欲望、、无意识等作为“身体学”的分支内容,开始与阶级、主体、社会关系等并列而论,共同铺设某种反叛传统的理论框架。同理,通过聚焦明星、进行身体叙事、建构形象认同等,身体亦是构建铺设媒介奇观的重要元素,《我爱记歌词》节目中两位能歌善舞的个性化男女主持:睿智的华少、直率的朱丹,充满个性或者说具备身体奇观特征的选手,其符号表征式的演出与游戏“秀”,更是将身体话语呈现到了极致,与此同时,该节目还邀请当红明星与观众身体互动,进一步加深了让人们对舞台上的明星和参赛选手的“偷窥欲”和新鲜感。

动作奇观。动作是动态流淌、线性时间式的,但经电视媒介播放出来的动作,却又具有鲜明的空间形态性,堪称媒介奇观的重要构成要素。这表现在《我爱记歌词》节目便是明星、领唱、歌迷、观众等共聚一堂展现歌舞、游戏、脱口秀等诸多动作的奇观。华丽舞台上所有参与者或惊世骇俗、夸张或平庸无常的动作、表情、姿势,因为电视屏幕而再现社会比较情境。影像即是社会的一部分,于是影像填补了观众现实的匮乏而释放了欲望冲动。而且电视现场直播这些动作因人而异、不会重复,承载了参与者与观赏者共同的期待和欢乐。

场景奇观。场景奇观是媒介奇观的主要呈现形式,它为奇观生成提供空间背景与前提条件。正基于此,菲斯克、凯尔纳、巴特等人,都曾用大量篇幅来研究街道广场、建筑造型等。我们认为,《我爱记歌词》开放式“广场化”、“去中心式”的观众席场域,即是跃跃欲试的报名者或者K歌爱好者,每场节目中上台挑战的几名参赛者就是从现场观众中随机选出的。所以,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更是参与者,故此已不仅体现为简单的节目互动,而是共同完成节目内容的创造,共同造就一场“泛明星化”的平民狂欢。

电视文化奇观之辩证反思

媒介的本源动力。从表面看,电视媒介似乎无可争议地成为《我爱记歌词》这一电视文化奇观的塑造者和制造者,然而透过过度奇观化的种种纷乱世相,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媒介所制造的如此多的电视奇观背后深层的场域原因――媒介化社会下经济利益的强烈驱动,即包括媒介技术理性、文化背景的影响、全球化、政府监管不力以及媒体自身规制的下降等宏观与微观背景。事实上,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的“场域”理论即深刻地向世人描绘了一幅经济逻辑如何通过收视率来影响电视、新闻场和整个文化生产场的图景。他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这一语境对于我国无疑是符合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经济利益往往会成为电视的首选目标。经济利益是通过广告体现出来的,而电视台吸引广告商的重要依据是收视率。因此其文化传播决策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吸引最广大观众的眼球,最大限度地提高收视率,以获得最大的广告效益。

当前,《我爱记歌词》电视文化奇观的创造正是出于商业盈利的驱动,而事实证明这个成功的电视奇观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据目前最新数据显示,浙江卫视以综艺旗舰《我爱记歌词》为首的综艺节目的收视率不断超过1%,目前《我爱记歌词》一个季度的冠名费已达1000万元,而之前该栏目一整年的冠名费也不过800万元左右。与此同时,浙江卫视去年的广告收益也大幅上涨至9亿元,在卫视媒体竞争如此“白热化”的环境下,其收视排名从第九跃升至第二,仅次于湖南卫视。

电视奇观文化的现实观照。通过上述探讨,我们已大致了解到电视文化奇观的正负影响,然则该如何正确地对待现实的电视文化奇观抑或大众媒介文化奇观仍值得诸位思考。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强调奇观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及,却不能视其是无所不能和无往不胜的。媒体奇观中的这些冲突既可以是正面意义的,如提升社会正义;也可以是负面意义的,如过度商业化和剥削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笔者绝非是对媒体文化奇观的彻底批判,而是运用批判理论将其作为“时代的符号”来解析,以求更深入地理解当代政治和历史兴衰、揭示人类新的经历和变化、更全面地把握既存的社会现实和新的文化趋向。

正如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其《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电视奇观化、娱乐化在中国电视银幕上的出现的确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逻辑,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然而“蝴蝶效应”不仅存在于自然界和实验室数据报告里,现实或不现实的每一个事件和个体都有可能进入媒体,都有可能在瞬间成为超级综合“媒体奇观”风暴中或核心、或边缘的部分。其次,“奇观化”过分追求形而下的“”而忽视了形而上的“美感”,导致节目“人文内涵”缺乏。因此,当下笼罩大众生活“媒体奇观”、“奇观逻辑“的负效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媒介生态‘病征’”和危机的突起点之一。

结论

通过上述对电视文化奇观现象的全景式解读,笔者认为目前我们真正要争论探讨的关键不是媒介奇观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在媒介化的前提下,怎样优化媒介奇观所带来的传播效果,以后不至于沦为庸俗化、堕落化。如果我们对过度“奇观化”的文化产品已宽容到了只要它们暂时是无害的,就可以容忍,甚至麻木得不再追问这样的“奇观”形式将把我们带到何种世界中去,受众沉湎于一个“一切都可以奇观化、娱乐化”的媒体环境中,不再进行症候式的批判和反思,那将很容易成为满足自己初级欲望的工具,直至完全丧失主体性。

电视文化奇观是当代的电视神话,它总是用它近乎神性的光辉照耀着大众,而大众正如需要太阳一样需要它的温暖,但是当我们放弃了自我的独立性而依赖于这种光辉的时候,我们就成了被支配的客体,成了被驱使的木偶,丧失了对于自身本性的坚持、丧失了对于自我生活的主宰,而这并不是创造电视、创造电视奇观的目的,更不是媒介传播的初衷。尽管在今天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这种期待并不能在短期内立即实现,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丧失期待的态度、放弃批判的立场、惧怕孤独的反思,因为这是人类传播最基本的责任和最后的底线。简而言之,电视文化奇观不仅是大众文化的“新景观”,它也是一种方法与一种路径――去把握住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脉搏。

参考文献:

1.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居伊・德波[法]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道格拉斯・凯尔纳[美]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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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摘要： 在传媒时代，现代媒介已然开启知识的生产、消费与接受的新路径。现代性进程既是书写发展、进步与增益的文明史，也是书写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荒野史。大规模的媒介文化生产也意味着废弃主义时代的来临，媒介技术缺陷、传播主观色彩、讯息光缆拥塞与他择性传播接受等都是媒介废弃物生产的致命隐患。对现代媒介的废弃论分析，旨在检阅与反思现代传媒及其背后的文化状态，以期诊断媒介文化的废弃假象以及救赎我们对媒介文化的理解力。

中图分类号： G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4906

我们在欢呼现代文明胜利成果的时刻，切不可忘却现代性的一个魅影——废弃。因为，文明进程总是一个生产与废弃并举的过程。在传媒时代，地球正日益成为一个需要维修与装载废弃物的垃圾箱，人类亦即将步入一个废弃主义时代。譬如大规模的传媒文化生产，意味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在与媒介生产线上丢弃的废弃文化为伴。或者更准确地说，废弃的媒介文化——传媒殖民、虚假新闻、知识盗版、网络欺诈、传媒化政治表演、黑客入侵、现场事件刻板复制、灾难新闻景观化叙事和其他粗制滥造的媒介文化——已然成为传媒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向度。媒介文化的废弃物生产与处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它如同城市生活废弃物一样困扰城市生态与生活质量，甚或说媒介的废弃物文化已致使我们步入文化衰落征兆之中。

一、废弃论：一个社会学理论

在语义学上，造成“废弃”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因多余或过剩性废弃；二是废旧或过时性废弃；三是缺憾或劣质性废弃。在社会学意义上，“废弃”的文化语义空间远比语义学层面丰富，它几乎囊括社会发展中的形形多余的人、被排斥的废弃品以及被拒绝或闲置的文化，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废弃类型：一是过剩型废弃，它意味着多余、没用，或不需要，譬如“过剩人口”或“过剩产品”，它们与“废弃”语义拥有相同空间，这种过剩或因技术性过剩，或因商品经济过剩。前者如技术革新而裁员或失业，后者如生产超过必要产品形成剩余产品。二是创造型废弃，它意味着损耗性生产、破坏旧形式，或转型期的裂变，如新媒体新技术升级换代的旧电子产品。实际上，我们有创造，它就会有废弃。其三是超载型废弃，它意味着冗余、过度或滥用，譬如“信息超载”或“电子垃圾”，媒介虽然满载信息，但还是无法满足网络用户，糟糕的是为了控制这种废弃，媒介还会产生新的废弃。其四是寄生型废弃，它意味思想渗透、审美化包装、或政治意识形态入侵等积极性寄生，譬如“传媒殖民”；要么它意味着消极寄生，如难民、乞丐、偷渡者或避难者。其五是闲置型废弃，它意味搁置、浪费或荒芜，譬如经济移民潮下的农村良田荒芜、老旧工业机器等。简言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废弃”，它既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社会文化的魅影。

就学理而言，“废弃论”始终是人类探索的重要范式。在古代中国，《老子》（第44章）曾曰：“甚爱必大废，多藏必厚亡。”在老子看来，“大废”的主要原因在于“甚爱”。中国道家式“废弃论”见证了当代社会的焦虑：过分“甚爱”（干预）社会，人类必将进入废弃以及废弃物时代。在现代哲学领域，尼采的命题“虚无主义”似乎是废弃主义时代来临前的征兆。现代工业信息革命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它也在毁灭与拒斥文明本身，即尼采式的“最高价值的自行毁灭”，这种“毁灭”乃是“虚无主义”的一种极端化呈现。在美国学者尤金·诺斯（Eugene North）那里，自我毁灭或废弃乃是一切虚无主义致命冲动的产物。在社会学领域，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将“废弃”概念纳入现代性研究视野，最为引人瞩目。他对“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的现代性及其废弃物的批判，敏锐地捕捉到“甚爱必大废”的社会发展现象，并认为经济进步和对完美秩序追求必然会诞生“人类废品”。他在《废弃的生命：现代性与它的废弃物》（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中这样说道：“现在这个地球已经满载了。这意味着，在所有事物之中，像秩序建设和经济进步这样的典型现代化进程发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而世界的每个角落在以不断增加的数量产生和倾倒‘人类废弃物’——但这一次，并没有适合其存储和潜在循环的‘自然’垃圾倾倒处。”[1]68很明显，对于现代传媒而言，废弃的媒介文化是典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事物。在鲍曼看来，“星球已经满载”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的“过剩人口”“边疆问题”“失业”“难民”“部落战争”“过度砍伐”“经济移民”“信息冗余”等日益充塞地球的“废弃物”或“废弃生命”，它们都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经济进步与文明进程中的“胜利果实”，以至于鲍曼直言：“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1]102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文化生产理念——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伴随废弃以及废弃物处理的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找到适合存储或倾倒废弃物的社会改良的角落。一个不能正视和处理文化废弃物的文化人与国家，进行大规模文化生产的风险是巨大的，只要你是社会文化生产的一分子，不管你以何种分身参与社会以及文化创造。譬如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代悲叹，贾平凹有《废都》的社会关切，尤金·诺斯有《虚无主义：现代革命的根源》的文化反思，马歇尔·麦克卢汉有《机器新娘》的广告叙事……他们都运用自己的方式阐释与批评历史性现代，也都是对社会文明进程中现代性的废弃论反思。鲍曼的“废弃论”研究是西方一以贯之的历史性现在分析的重要成果，它惊醒了我们对媒介文化生产的现代性思考。换言之，“废弃论”同样适合于观察与分析媒介文化生产及其现代性缺憾的分析。在传媒文化领域，迫于媒介文化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传播力与文化构型力的强大，我们必须从大文化体系中剥离出“媒介文化”的概念，以期分析在此亚文化空间中有关影视、出版与网络的文化生产以及废弃现状。先进的现代媒介已然开启了新知识的生产、消费与接受的有效路径，它在社会意识价值建构与话语规范引导以及知识构型等领域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毋庸置疑，它也是文化废弃以及废弃物生产的策源地。尤其是新媒介文化正开始满载于地球上任何一个有讯息的角落与缝隙，在所有享有现代化成果的地区，它们不得不承担媒介文化所带来的废弃以及废弃物处理的窘境。目前，媒介文化的废弃及其处理的现状是：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专业的文化废弃物收购以及文化废弃品处理中心的成立，人们都急忙于大规模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制造，而缺乏罗素声称的“悬置判断”（Suspended Judgement）——预设结果而事先防患于未然——的技巧。当然，监管文化生产的部门还是有的，但这些部门的作用非常有限。可以说，媒介文化的生产速度是惊人的：出版书籍以秒钟的速度增放于很少有人光顾的书架，网络与微博文化生产速度与传感光速一样快捷，新影视的诞生与流水速度近乎等速，地下工厂生产的种类与速度是难以置信的，以广告赢利为生的小报不停地从邮递员那里无偿地分发与投递，等等。面对如此迅猛的媒介废弃文化生产，一批社会学家似乎嗅到其“废弃物”的味道：托马斯·梅耶关注“传媒殖民”与“戏剧化传媒表演”，雷米·里埃菲尔对“传媒恐怖主义”与“传媒至上主义”情有独钟，亚伯拉罕·莫尔斯有“维修型社会取代绩效社会”研究……这些传媒亚文化研究是富有洞见的，它们昭示媒介文化生产正面临废弃与废弃物处理的难题。

二、媒介文化的废弃：从生产到接受

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的诞生，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只要媒介有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它的文化废弃物就会不断衍生与堆积。媒介技术缺陷、传播主观色彩与讯息光缆拥塞都是废弃物生产的致命隐患，媒介文化在传播与接受流通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文化被搁置与废弃，这是传播者与接受者自身不可控制的，更确切地说，媒介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是现代性自身的产物。

从生产视角看，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技术性废弃。譬如有缺陷的技术设备都会带来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但先进的技术设备也不能例外。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的航空技术史无前例地把废弃物带进太空，先进的化工工厂肆无忌惮地排放废气与废水，虚拟高速公路上信息废弃物几近满载。对于传媒而言，法国学者亚伯拉罕·莫尔斯直言问题的要害：“由于传递和接受（影像）构成一个人造现实，人们便更频繁地遭受缺漏、故障、失灵等现象的侵袭。”[2]换言之，缺漏、故障与失灵的机器设备并非是其技术落后的问题，也恰恰是技术改良后的产物，因为任何先进科学只是相对的，它们的生产不可避免的出现废弃以及废弃物。二是他择性废弃。从媒介文化服务与供给上看，媒介行业多属于他择产业，而不是自主性产业。现代大众化媒介技术的先进使得信息生产不再是被垄断的行业，文化传媒的普遍性决定其生产的自由性与通俗性，譬如以花边新闻为谋生的记者在追求新闻通俗中总显示些许他择性，以引起他人的阅读感知。媒介文化的生产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中指出的那样，他择性是媒介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3]媒介生产的这些形式决定媒介生产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他择性新媒体的出现，在英特网上信息成为“为承认自我而书写”的文化武器，媒介的文化废弃物鱼目混杂地拥挤于信息路，他择性网络空间首先成为废弃物的堆积地——全球化的传媒废弃物集散地，正如鲍曼所言：“冗余是废物物最忠实的同伙，对它的庞大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数量如此之大的‘可用’或者‘现成的’信息，被草草地阅读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咀嚼吸收并记住了。”[1]19无论是媒介的生产形式，还是生产的内容，“冗余”是保证他择性的基础，但也是生产废弃的祸首。三是主观性废弃。媒体的主观性是生产媒介废弃物的重要帮凶，特别随着“媒体专家”队伍的激增，解释性媒体取代了传统的客观性媒体。对于解释性媒体而言，传媒主观性生产的废弃文化是普遍存在的。譬如“现场直播”是媒体人的直播，所谓“在场”都是被媒体直播者经过加工的现场，或带有几许主观表现性的视觉现场。摄影机镜头的取舍不一定代表大众的主观意愿，我们能见到的新闻现场也只是被“我”体验到的现场，主持人搭档——“媒体专家”——的主观性解说也不可避免。对于国家政治而言，现代传媒的文化构型生产带有主观入侵意味，譬如美国为了对古巴“政治”渗透宣传而设立的“马蒂电台”（Radio Marti）与“马蒂电视台”（TV Marti）。同样，面对传媒殖民而出炉的反传媒殖民思想也是渗透媒体国主观性的立场，前苏联对“自由欧洲和自由电台”（RFE/RL）的干扰证明传媒文化生产隐含国家自我的主观认同与反认同。在媒介文化入侵与反入侵的进程中，它们难免生产诸如增损对方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四是检索性废弃。新媒体在检索功能上自身存在许多过滤缺陷，媒介的人工智能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人的大脑意识选择功能。譬如2013年4月28日在互联网上检索“废弃物”一词，得到的检索结果：百度为你找到相关网页36 700 000，找到相关新闻约2 270 000篇，找到相关图片约1 680 000张。再譬如在阿尔塔远景（AltaVista）输入“castoff”，收索网址给出了的答案是：31 100 000 results。如此杂多的信息废弃物，一旦被人漫不经心地篡改与袭用，它将会生产新的废弃物。

从传播视角分析，媒介废弃物的生产与传播策略有不解之缘。媒体在传播知识、教育公众与传达讯息的本体价值之余，它往往还通过大量消耗媒介设计的资源，自觉与不自觉地迫使受众植入执拗性媒体思想，受众意识被美学化的媒介麻痹后，他们会自动生产自我固执与信息崇拜的废弃物，主要原因大体包括以下层面：一是寄生性废弃。媒介寄生性宣传之目的是植入它要宣传的思想或销售的产品，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媒体设计者都知道要包装与设计自己的传媒形式。媒介一旦介入设计行为，消耗性资源或思想废弃是难免的。托马斯·梅耶在《传媒殖民政治》中指出：“尽管对资源、设想和导演艺术的消耗增加了，但由于政治体系生产新闻价值的能力总小于其公共胃口，因而寄生性宣传战略的繁殖几乎没有边际。”[4]由此观之，寄生性宣传与媒介设计之间是一对无限螺旋上升的关系，在寄生性宣传中不断生产出文化废弃物。二是政治性废弃。媒体似乎一直以来有充当国家机器与喉舌的不雅角色。托马斯·梅耶对此有精辟的研究，他在分析2000年“菲律宾霍洛岛人质事件”等多个新闻材料中，阐释到媒介宣传有“记者充当参与活动者”“政治家充当不请自来的替代英雄”“被胁迫宣传”“隐性宣传”等方面的政治性特征。[4]73-74这些政治性特征是与当政国家宣传抑或寄生性宣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媒人受政治因素干扰而被迫生产文化废弃物。三是虚假性废弃。新闻假事件的生产，一直是新闻传媒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对大众传媒舞台而言，诸如政绩性政治形象（假形象），轰动性事件（假事件），虚假性社会行为（假行为），戏剧化政坛表演（假表演），鼓动性宣传选举（假选举），等等。它们可以包含真实事件的合理成分，但也可能完全与之没有任何关系，虚假传媒成为媒介废弃物生产的最大的隐蔽工厂。

从接受视角阐释，媒介的废弃物生产与传播接受不无关系。对媒介文化的接受是一个选择与再创造的过程，所以容易产生新的废弃以及废弃物。雷米·里埃菲尔这样指出：“从文化消费过渡到文化接受，实际上是质的飞跃，是在考量被传媒信息浸泡的公众有何具体的反应，是在努力理解哪些是公众获取的，哪些是他们遗忘的，哪些是他们舍弃的。”[5]215那么，被舍弃的媒介文化是如何变成废弃品的呢？它的废弃形式有哪些呢？从接受美学立场看，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平庸性废弃。媒体迫于广告等经济因素的诱惑，迎合受众的口味而平庸化生产是常有的事。托马斯·梅耶的话一针见血，媒介宣传“要求适应尽可能广泛的受众口味从而保持影响的压力，导致娱乐化的剂量的不断增加，并首先在电视和通俗印刷媒介那里造成传媒和交流供应的平庸化”[4]65。《中国好声音》与《非诚勿扰》之后的许多地方台的模仿型生产不能不说是平庸的，但其娱乐化剂量的增加对于被边缘化的频道现状还是有益的，于是媒介的废弃物生产近乎成为悖论性传播行为。

二是对抗性废弃。传媒亚文化的生产是对主流传媒文化抗争的必然产物，在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媒介文化也是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体系。亚文化媒介是指面向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占少数的其他民族人士而从事的传媒活动的媒介，如同性恋杂志，或针对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相关媒介，如日本正对朝鲜人的在线杂志《亚洲视点》（Asian Eyes），中文信息在线杂志《东北风》（隶属COM在线媒体，即China Online Magazine）等。[6]这些亚文化媒介是作为主流媒介文化对抗性存在的实体，它们容易滋生废弃文化废弃物。

三是保护性废弃。针对国家的对外传媒入侵，另一国家的保护性媒介政策便出炉了。譬如法国与加拿大等国针对它国传媒殖民采取的传媒“文化例外论”，从而有效保护本国的传媒文化生存空间。1989年欧盟通过了《电视无国界指令》（The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与《媒介指令》（The Media Directive），它们是欧盟为了保护自我传媒文化生产而实施的保护主义协议。[7]落后国家的媒介文化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媒介文化生产国文化资源浪费，但迫于媒介文化投放国与被投放国政治与经济的压力，媒介文化过剩是必然的。同时，尽管反传媒殖民策略的暂时胜利，保护主义传媒文化策略对于精英文化也是无效的。如同雷米·里埃菲尔指出的那样，“精英文化比大众文化更成功地抵御了电视至上的现象”[5]206，因为，精英文化的消费时间不受遥控器的影响，他们更多的时间可能不在电视旁。那么对于精英文化来说，媒介文化的废弃物可能更多，因为很少有对他们有效的媒介文化。

传媒文化在软化社会矛盾、重构社会关系与缓速社会进程等维度上具有重大意义。换言之，我们讨论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绝非有意诋毁媒介文化的作用，而是旨在唤醒人们的理解力——媒介文化的废弃与增益是同步的，并看穿媒介文化的魅影，走出废弃的魅乡。

三、废弃的媒介文化：假象与理解力

那么，如何识别媒介文化中的废弃假象是对人类理解力的巨大考验。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我们生活在文化和非文化的危险混合之中，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去尝试规定文化的真正本质。”[8]61换言之，当代媒介文化发展迫使我们必须去理解媒介文化的本质。然而，从解释性媒介文本的诞生到达成最终的理解，这其间有很多风险与意外。解释性媒介文本是依赖解释者个人的解释力，同时理解媒介文本的个人也是遵照自己的理解力办事的。换言之，解释力与理解力具有普遍的个人性与主观性，而人性的普遍主观性错误存在是不可回避的，更为要命的是解释性媒介文本是通过媒介符号的交流来达成一致性理解的，而这些媒介符号的正确性源于拥有真理的人手中的假定性理解，即便是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假象性诡辩或废弃性文本堂而皇之走进了真理的殿堂。

弗朗西斯·培根（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中这样警告我们的理解力：“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有四类……第一类叫作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作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作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作剧场的假象。”[9]19培根的四类“假象说”对于我们理解媒介文化特别有用，尤其是对于认识媒介的废弃文化假象具有启示性帮助。

其一，媒介废弃文化的“族类假象”。培根阐释道：“族类假象根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根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尺而不是依据宇宙的量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9]20人性的弱点在媒介文化生产中显示：媒介文化自身的族类假象弱点极其容易生产废弃物，因为媒体在诉诸感官上的美学化设计是最擅长的，而且对媒体文化的一切知觉首先乐于用个人的量尺来测量。可见，媒介的美学化倾向不光在形式上产生大量的信息废弃物，还在内容上极其滋生族类假象性文化。

其二，媒介废弃文化的“洞穴假象”。培根解释说：“洞穴假象是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自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9]21人类个体的洞穴假象认知，让文化生产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的洞穴。对于媒介文化生产主体而言，传播人与信息接受人在“洞穴假象”维度上常常受挫，传媒文化生产的偏见、主观与管窥成就了废弃物积累的祸首。

其三，媒介废弃文化的“市场假象”。培根解释说：“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9]21-22相对于传媒而言，市场假象是在传媒接受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特别是网络接受，我们“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于是媒介中的废弃物就惊人地障碍着我们的理解力，而我们自己毫无察觉。另外，“市场假象”还极其容易生产经济泡沫与伦理废弃物，譬如虚假广告，它不仅是生产经济泡沫的废弃物，还给社会带来诸如诚信伦理关系的危机。

其四，媒介废弃文化的“剧场假象”。培根指出：“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据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9]22同样，传媒世界的学术体系也是在“表现着人们自己依据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任何一个标榜建构了完备学术体系的学问，都是教条与短视的，因为无比完备体系的形成昭示它自身生命的结束。媒介剧场假象预示媒介废弃物的生产具有虚幻性，也告诫媒体文化在成功的时刻，就是废弃以及废弃物降临的时刻。媒介文化的废弃文化生产直接导致传播与理解的困境。媒介文化生产如同一座心灵工厂，它在向社会输入供人们使用的产品的同时，也会向社会排放废弃物，在这座心灵工厂里，有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与剧场假象等着我们的理解力上当。托马斯·梅耶敏锐地看到了这些假象，他认为，当代社会的误解、误会与冲突的激增，说明信息技术与成功的传播是两码事。阿尔贝特·施韦泽也说“无法传播”（Incommunication）将成为全球面临的新问题[8]59。这首先来源于媒介的废弃文化生产的不可克制性，致使传媒自身含有“无法传播”的悖论因子，譬如在战争中，士兵的思想被彻底秩序化，此时，媒介宣传占据所有真理的位置。当战争被视屏景观化再现的时刻，它会让受众产生思想的怜悯与对战争的憎恨，问题是这些景观化视频是否合法与合理，我们似乎并不大注意。现代媒介技术不仅迷乱与混淆视听的真实性，还以自身高度的系统性与制度化摧毁人类思想的自由性。媒介的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无疑会阻碍文化的发展，以至于产生废弃物。我们的思想一旦被制度化，直接会导致没有思想的复制性传播。施韦泽坦言：“没有思想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人的第二天性，这体现在他的交际活动中。”[8]54现代传媒作为广义上的社会交际，似乎愈来愈现实它的这个“第二天性”：制片人对于事实的刻板复制、战争报道的景观化再现、政治传媒化表演、广告欺骗性植入、图像戏剧化娱乐、盗版图书与影像光盘的扩增，等等，这些媒介的文化废弃物是导致无法传播与理解的冤家对头。

四、初步结论

离弃文化的哲学思考，我们的文化会走向自我毁灭，这是哲学的时代责任。对现代传媒文化的废弃论反思，等同于对现代传媒文化及其背后的精神状态的检阅。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媒介的废弃物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政治、商业与技术的文化发展大大超越了它的精神文化发展，然而，它们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被废弃幽灵彻底打破了。媒介文化的本质规定不在于政治、商业与技术的丰富，而是在于精神文化的至善至美。从某种程度看，现代传媒现代性进步与现代人的精神文化理想没有直接关系。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尽管它给我们文化与生活带来增益的同时，也损伤了现代人的独立思考与交际能力，甚或身体能力，包括我们对媒介文化的理解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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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大众媒介　消费主义　时尚　文化选择机制　布波族

一、大众媒介对文化选择机制的影响

1　大众媒介的快乐哲学与欲念刺激

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在温饱问题大体解决后，生命的意义成为重要问题。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成了一大问题。当代社会中有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虚：一是推动消费、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的商人；二是为商人的工作奠定基础的快乐哲学理论家们。快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而商人将追求快乐的手段引导到了扩大物资资源的消费上，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产生两个层面的解释：其一，人们不是在真空中选择商品，而是在特定的销售环境中；人们的购买在极大程度上受到销售环境的影响；其二，体现在个人身上的三种动机：(1)炫耀——人类消费的动机有所升华，但是消费早就成为、并依然保持为炫耀武器库中最重要的一支；(2)模仿上层阶级；(3)显示自我——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消费动机，不仅为了显示和证明地位，也是为了显示和证明身份。大众媒介利用了这一哲学，并将欲念刺激作为吸引受众的主要手段，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1)其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宣扬人生应以享乐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充分调动各种各样的视觉和听觉模式将美丽、浪漫、奇异等文化特性巧妙地与商品融合在一起，赋予了商品新的形象和符号。这种形象和符号不仅是包括物的外在形式，更包括暗示着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从而激发了人们压抑在内心追求自由和享受的欲望；在这种信息环境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和满足。(2)建构消费意识形态，采用多重媒介手段，向受众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倾向，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它们设定的话题上来，形成一种形式上的“舆论强势”。在这种强大的媒体宣传氛围中，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便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媒体无形中为人们确定一个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中心生活方式：尽管媒体“客观”地向受众提供有关其它社会群体消费、生活方式的看法，但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基本相同的社会环境境况和生活模式下，并最终形成一个基本一致的消费和生活式样。大众媒介在“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到了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的过程中，将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置于了一个微小的位置。于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就在这种大众消费的兴起中，在目前来看被中低层阶级称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中，逐渐完成。难怪，ewen在其《意识的领袖》中就提过：“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它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

2　大众媒介影响下的青春亚文化

青春亚文化是指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下，以青年为文化主体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这种以“亚”姿态出现的文化，作为最没有历史负担、最活跃、最激进的文化因素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它的重要性正与其三个层面的“亚”属性密切相关：

其一，被动的“亚”含义。中国社会的青春亚文化没有形成独立运行机制，故不可能有其的合法位置：(1)作为前文化形态被压抑在社会正统文化体制下——其文化表现(形式、内容)都在正统文化(成人文化)的禁锢之中；(2)其被正统文化(高雅文化)吸收、提炼、改造，丧失青春力度，软化成适合在正统文化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处于附属地位的文化表现。

其二，现代化进程中“亚”的另类含义。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展开现代化进程，“祖先崇拜”被“青春崇拜”所打破——以未来替代传统，以未定代替确定——这是一个走向未来无限发展的社会中必然的文化思潮。青春亚文化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现代都市文化中更具有导向性和代表性地位，开始获得独立性与合法性。

其三，积极的“亚”含义。青春亚文化的合法性和独立，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保持着一种相对其他文化类型、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亚”状态：拒斥主流，不屑成为主流；大张旗鼓，却追求独立姿态。当其内容形式被主流文化、大众市场非常技术地利用、整合，并持续不断地主流化、大众化时，其便会自发地排斥非青春化或泛青春化的成果，转而去创造新的亚文化内容和形式，开始新一轮的反主流化及反流行化。这种以流行反抗流行、以时尚消解时尚的文化景观，集合了青春亚文化的三大显征：青春感性冲动，青春偶像崇拜，以及都市文化模式。其与大众文化在深刻的对峙冲突中又有着深刻的统一。

大众媒介充分利用了这种统一。针对青春感性冲动，大众媒介将青春亚文化桀骜不驯的姿态、青春躁动的不安收入囊中，尽情为他们展现一个充满欲望的“无限大社会”。利用其“对未来无限性和未定性的信仰和渴望”以及先天“对秩序和规则的反叛”，开始塑造出“极端神奇化、扩大化的青春形象”，将当代青春个体的欲望对象化、偶像化，以“青春偶像造神运动”去实现个人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其以其强大而富有变化的制作手段，实现“强力”的魔弹，但同时，其又进行着偶像的否定和毁灭活动：不容许持续膜拜，不断以新的替代旧的偶像。这种替换游戏瓦解了受众的情感，刺激了受众的欲望，成功地将偶像崇拜替换把成媒介依赖和媒介欲望，这种受制于现代市场经济整体运动的文化商业活动带给当代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并不是青春本身，而是青春亚文化自我剥离(非青春体验和自我表达)的负面影响。

3　文化保守主义的媒介批评

针对这种消费主义、物欲(商品)时尚的盛行，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延绵不绝。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功利的，物质的，而最优秀的文化应该是非功利的，所以现代社会要为精英文化保留园地，这些声音认为：大众媒介对目前令人担忧的文化选择机制应负起更多更有效的责任，并为寻求更好的机制而努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等特定的背景下，人们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反思变得积极而广泛，并重新意识到以消费为核心的快乐哲学并不能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空白和失落。虽然，从表面上看，大众媒介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大力倡导者与执行者，但其毕竟主要只是以“代言者”的身份，并没有完全丧失应有的警醒。所以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大众媒介作为文化产业链条的其中一环，既有着经济实体策略上的改变，更多的却对文化选择机制的偏颇作出了反思，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呼声暗暗吻合，虽然没有大声造势，却早露端倪——文化与反文化的相融，精英原则与大众原则的贯通，物质与非物质的并行。大众媒介的这种思考恰与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新阶层“布波族”以及其所带来的文化相对应。

三、布波文化与大众媒介的“布波”趋势

“这个时代高学历精英分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既可以让人享受富裕的成功，同时又不失叛逆的自由灵魂。……这些受反精英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生活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他们)创造了第三种文化。高学历精英们并未主动去创造这样的融合，它是数以百万计想两全其美的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主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了。文化和反文化已经两相融合，要指出谁吸收了谁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波希米亚人和布尔乔亚人阶级已经彼此吸收了。他们从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所谓布尔乔亚式(bourgem’s)的波希米亚人(bohemian)。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布波族(bobos)。”

消费依然是最集中体现这种新文化、新时尚的地方，但已与以往不同。布卢克斯归纳出这个新阶层在消费上的7项法则，并从中透视出布波族在消费上的两大特征：

第一，反物质倾向。主要体现在法则一“只有俗气的暴发户才花大笔的钱在奢侈品上。有教养者只会把大笔的钱花在必需品上。……花钱在炫耀性的展示品上是种罪恶”；法则五“高学历精英分子该摆出略低一筹的姿态。……拒绝地位的象征符号。……摩登的做法已经落伍了。……吸收受压迫者的文化。”

第二，对区别性的追求。体现在：法则三“花大把钱在任何有专业品质的事物上”、“必须在小事上力行完美主义”；法则四“原始质地最重要”；法则六“花大钱购买以前很便宜的饰品”：法则七“喜欢的商店是可选超乎其所求而不关心价钱等俗事的商店”。比如，不买名牌皮鞋，而买登山鞋，买价值4400美元的高级自行车，买世界上最好的拉取式淋浴喷头，圣诞树上挂着的是1930年的老式灯泡，请工人在石头地板上打出一些磨损的痕迹来，买法国特定土壤中生长的迷你马铃薯，等等。

布波族拒绝奢侈浪费，崇尚教养；在身为平等主义者的同时，又适度地炫耀自己的品位；讨论无负担的共同基金，尝试可以丰富心灵或能燃烧卡路里的健康法则；修复古迹、整理旧建筑、拯救旧社区、改造旧仓库，每三两布波族的汽车保险杠上就有一辆贴着“拯救……”；不强迫推销自己的观点或生活方式，相信没人可以掌握完整的真理，偏好容忍谦恭、与人沟通。这些靠教育养成的精英阶层，受过反精英教育“他们在大学读到的社会学告诉他们，消费主义是一种疾病”。无论到哪里，都试着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多样、更具启发性。

折射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中，其意义不仅是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也是一种新时尚，更是一种民主制在经济、文化上的表现机制的重新选择：将布尔乔亚的赚大钱高消费和波西米亚的崇尚精神而非物质的个性融合，兼有跻身于消费主义社会的实力和反物质主义的态度。只有二者相加，才构成这个社会的地位新标准：一个年收入百万美元的小说家，比一年赚五千万美元的银行家更加受到尊重。布波文化是非物质的曙光，将时尚从“商品化”中解放出来，转而将时尚的内涵延伸为态度、举止、装束(某种商品)的组合。这种新时尚中的物质含量没有此前的时尚多，它靠着很多非物质的东西来支撑——时尚中物质含量呈下降的趋势。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城市化：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何种角色？

城市是人类对话的中心。说起对话，自然而然地会令人想起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市化自19世纪到今天的迅速发展，归根到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传播信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过程，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近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2>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思维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状态发生变化，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状态；<4>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社会变动、政府措施、各种偶然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影响即促进或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所必须的两个要素，一是人口由乡村向工业发达的区域流动，二是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

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着工业化革命诞生之后，便对上述两个要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这种说法好像并不夸张：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世界上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城市。韦尔伯·施拉姆曾以传播事业三大功能（守望功能、决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发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的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正规教育。他指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报告，决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识需要推广，以及变革即将来临之际，总会有信息的流动。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农业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增加，人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发达的基础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从大众传媒那里获知了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自己应怎样学习、工作、生活，这就为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动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知识、开阔眼界是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之一。新闻媒介不是教科书，但它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和人们当前的生活、生产、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创造，社会科学的新探索、新观点、新材料。我国建国后农村新技术的推广，主要得力于广播媒介在乡村的发展。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台共有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万只，这些为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我国90年代初涌动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大约有一亿多农民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农活收入工资的信息，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强大的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急需的劳动力，为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了契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计算机汇总资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分的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全国有2302.6万人，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市镇的有1173.1万人，比重为50.95%，成为迁移人口的主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川东北地区果子村里调查时了解到，民工选择打工地点更多是依据亲戚朋友的传闻，再加上在广播、电视里得到的一点印象[2]。

正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众多的教育机会，拓宽了农村人的视野，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水平。这样都市化的进程才席卷全国。据专家预测，1994年我国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国人口的50%将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城市化过程的驱动器之一，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都市化的进程。目前，世界上各国正筹建的信息高速网络，完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将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拉纳曾以识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万以上的都市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为指标，将各社会的传播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的复杂相关分类如下：[3]

当然传播体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叠结构与复合功能所构成的。近代社会的传播除了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肩负，也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人际传播。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口头传播仍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众传播媒介毫不留情的冲击。单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众传媒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到底是何种相关，仍有待学者探索。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人们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传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纸、广播电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据有关部门1993年进行的《法制日报》读者调查显示，以读者的城乡构成情况看，《法制日报》目前还是一张城镇读者阅读的报纸。调查表明，《法制日报》现有读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县乡镇，三者合为88.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仅有10.5%的读者分布在农村。[5]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消费，大众社会已逐步变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由于现代技术（汽车、电影、无线电台等）和商业（广告术、信用赊买、一次性商品等）的发展使得消费的领域几乎在无限制地扩展，由此带来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渗透性。它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此不再以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为一切成就的标志。而大众传播媒介正好顺应了人们消费的口味，填补了人们主要的空闲时间。在今天，它扮演的娱乐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城市人的观念，城市人的生活标准等种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大众消费社会与市民标准，从而影响了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观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个城市人的角色。当他回到原来的环境，就会把一些新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带回。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区，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辐射力带回了四面八方，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光烈曾写道，大众传播为现代城市市民设置了双重环境，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虚环境，现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觉地钻进了大众传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个哈哈镜的世界。传播史表明，我们在不断加厚与大自然隔离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我们能否逃离这个“玻璃罩”设置的围城呢？[6]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灌输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大众化，趋于同一化。在消费型文化的笼罩之下，人们的角色创造过程中的创造性也逐渐失去其原初含义，而越来越具有“随从”的意义。城市化的标准也就是市场的标准，是大众口味，而大众传播媒介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口味。信息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的本领，人类能够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虽由映像构成，却也很难与实际的经验相区别。参与这种虚拟的现实的每个人仅受一些规则上的限制，他们掌握这些规则是相互影响所必须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走入了个人梦想的空间，传送着城市的标准观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难以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

王唯铭认为，大众媒体和大众社会的分工是前者出售梦想，后者收购梦想。在今日的媒体中，我们目击着对大众情趣的广泛传播，我们同样目击着它们向大众提供的有关城市和城市人的梦想。它们是这样自我证明的：它们永远是也只能是大众情感的忠实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对大众媒体的任何一个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举和神化大众媒体。[7]

尽管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但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讯卫星与传统的电子媒介结合，然后再与电脑相联，使讯息传送更多更快，运用范围更广，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工作与休闲生活，也影响了教育、交通、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实在无异于另一次传播革命。初期的发展传播学学者，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塑造者或变迁者，侧重论述其无限效果，确实是神化了大众传播媒介，但大众传播媒介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变迁，从大众传播媒介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可对这种影响窥见一斑。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城市化的一面镜子

城市化，在被大众传播媒介深深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从我国建国后城市化进程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矛盾过程，建国40多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而这5个阶段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起伏。[8]

1949～1957年为城市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1957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设市城市由140个增加到183个，城市人口由5765万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长到15.4%，这是中国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时期。这一阶层我国的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报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和骨干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到1957年，报纸总印数已由1950年的8亿份猛增至26.1亿份。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建设稳步前进的结果，同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国城乡数以亿计的成年人参加了识字班的学习，很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了。1949年9月建国时只有40座广播电台，到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线广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58～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使农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从1958～1961年间我国新设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万人增加到1307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中，新闻事业也存在着一哄而上的现象，报纸发展得也比较快，许多县都办起了报纸，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成立，1959年全国有电视台20座，广播电台在中增加到135个，比1956年增加77个。

1961～1965年为第三阶段。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城市数目减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大落时期。这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处于调整阶段。1963年报纸大量合并或停办，报纸发行数大大减少，1958年以后开办的广播电台，除林牧渔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确实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办，电视台由20座减少为5座。

1966～1976年为第四阶段。时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国的报业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报纸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1966年共有电台78座，1976年共有广播电台90座。县（市）有线广播站从1966年的1281个增加到1976年的2503个，但广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71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2座，中央1座，省级27座，省辖市级4座。

1977～1995年为第五阶段。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广大县城和小城镇开始振兴和发展起来，不断出现一批新的小城镇。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25～30%，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也大大发展，至1994年底，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数已达2408种，比1978年增加了833%，电台数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电视台数约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从下表数据看出识字率与都市化率的关系：

时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识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20.55%26.30%

城市化到底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大众传媒又如何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呢？

一、城市化的发展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重视城市理念，并不停地传播这种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优点和弱点与城市密切相关。[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被大众传媒兜售的城市人的梦想填满了，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耳朵眼睛能够随时听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以城市为核心，如关于对住房拥挤，交通堵塞，污染和噪声，物价上涨等等的抱怨，关于城市商业、服务业与文化的繁荣。我们必须按照城市人的梦想创造明天的城市，这一切都是无须考证而自明的东西，它们的结论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为追求利润的倾向，大众传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标准梦想。在城市里，人们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领域相对地缩小了，而娱乐世界的生活领域相对地增大了。休闲，成了都市人自我虚构梦想的空间，他们恰好在大众传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别是通过电视媒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城市化就是这样强化了大众传媒的种种职能，而大众传媒宣扬的大众社会的标准，只不过是城市的标准。

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移动，媒介地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战后日本地方社会的变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动，随着人口、财富从乡村向城市、从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动，各种地方媒介也不断地移动起来。以共同体报纸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被列为第三种邮政物品的报纸，1967年日本全国（除冲绳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几乎增加了1倍，达1913家。仔细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况：首先，数字增加的府县，以大阪为最，从66家增为125家。接下来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库（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围，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区。反过来，数字减少的，有东京，还有东北和日本沿海岸的县。但从东京说，总数虽减少了，郊外住宅区的数字却增多了，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辐射周边城市，小城市辐射乡镇，在统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几年，我国中央报纸、省报地域化倾向日趋明显，媒介不由自主地与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结合，发挥着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关注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议题之一。《解放日报》总编辑秦绍德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和华东及沿海地区出现的老城市迅速扩大、新城市（镇）大量涌现的进程，印证了这一点。城市不仅是商品经济的中心，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播源，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镇辐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报纸必须立到这个潮头上，研究和报道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城市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们都集中在城市里谋生，城市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重视了对信息的开发与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广播电视、电子媒介，城市化在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的过程中，也对传统的媒介提出了挑战。消费的个性化趋向使市民对大众传媒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使媒介从业者们无所适从。而城市人则钻进大众传媒虚构的梦想里，一直没弄清楚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

从多种角度认识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不少学者曾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媒介内容判断家庭形态、国民性格、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这种研究更多地是把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义的分析架构，把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心态的一面镜子，同时对文化的研究专注于消费的角度，却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镜子关系，有人已宣称这面镜子破碎了。继镜子理论和塑造理论之后，结构理论又从另一角度开始研究大众传媒，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诚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说，大众传媒并非独立存在，置身于改变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会，也被社会塑造。克拉克进而指出，促成传播媒介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流动提高；公共事务经纬万端。[12]大众传媒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角色，人类创造了大众传媒，却又自愿自主地钻进了大众传媒设置的神话里，成为大众传媒的奴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何时能真正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释：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见《中国青年报》1994.2.16《跟着感觉走》一文

[3]《大众传播社会学》P29，竹内郁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4]《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P124，施拉姆著，华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国新闻年鉴》P230

[6]《玻璃罩里的现代人》，载《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梦想：谁在出售与收购》，载《上海文化》1994.6

[8]有关城市化进程参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林玲著；有关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张涛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页

[10]《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P50页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媒介素养；信息传播；本土化

当代的大学生是和网络媒体、影视媒体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信息化时代的明显印记。上网冲浪、看电影和娱乐节目不但成为很多大学生最重要的日常休闲方式，更成为他们获取信息，关注世界，与他人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也可以说，他们是第一批最早全面的接触媒介，从媒介中获取主要信息的一代，“电视、电影、电台、报刊、电脑、电话、手机、网站、BBS,QQ等媒介技术几乎能无限制地满足视听感官需要，使大众文化信息对社会的影响已经到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程度，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的第二课堂。”大学生们习惯了观看精美的广告，观看俊男美女们在银屏上演绎人生的幻海沉浮，也习惯了在网上点击最热的视屏和帖子。但是，他们却也逐渐在纷繁复杂，美轮美矣里迷失了自我。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大学生在上网和看影视节目的时候，并不能很理性并准确的选择，接收媒介所承载的巨大而复杂的信息，而是容易被很多充满暴力、色情、以及不健康的价值观念所影响。所以，在当代大学生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十分紧迫，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

“媒介素养是指媒介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对这一能力的培养。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早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瑞典等很多国家已经在学校里正式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但是，在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学科建设才刚刚开始。

1媒介发展对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影响

1.1媒介对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共享的时代，尤其是网络媒体出现以后，更是改变了观众与媒介的关系。媒体既包括传统的印刷媒体(书籍、报纸与杂志等)也包括影音媒体(如电影、广播、电视等)，还包括新兴的数字电子媒体(网络、DVD,数字影像视频、手机等)。这些煤体所传递的信息己经成为当代人生活中一部分，甚至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大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渐进成熟的时期。

在无比庞杂的信息中，大家发现，煤介信息的真实性越来越难于判断。某位明星的出格行为也许是为了曝光率而自我炒作，某娱乐节目评委的极端言语可能是出于再“火”一把的现实目的。影视作品中不断上演着黑社会的暴力冲突、神偷侠盗的高超技艺、现代婚姻的情感危机，由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很多大学生容易沉人青春爱情剧里的幻想，容易受到灾难片的影响陷入悲观绝望，也容易建立错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2媒介对大学生道德观的影响

古人语:“无德不能怀远”，意思是说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念是不能有远大的理想的。可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的重要性。

总的说来，在电视媒体中，还是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价值观体系。我们在很多节目中都能看到媒体做了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比如说:在2008气我国发生了四川议川地震灾难，对灾区的一系列报道，都给观众，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建立了正确的道德认知，很多人前往四川灾区帮助别人，大家看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高尚的道德力量。女警察忍受丧失亲人的悲痛，依然战斗在救灾一线，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素不相识的婴儿。这些报道给所有的人上了一堂道德课。但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体系的社会，网络使很多人有机会发出自己声音，然而有些人在表达自己的错误观念时，也影响到了别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自私自利等错误的道德观念也充嗤着网络，在现实中，也由于法制体系不完善、地方政府的效率低下、官员等原因，有时也会出现现实中的道德无力现象，也一定程度上会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产生消极的影响。

1.3对大学生个性、理想的影响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总体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对大学生的培养，既要注重知识能力的培养，也要注重其个性的健康发展。大学生从生理年龄上讲虽然已经基本成熟，但从心理发展上来讲，还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性格特征正处于渐进成熟时期，比较容易接受和产生变化，较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中所传递的信息纷繁复杂，这些信息里面的内容极容易对大学生产生影响。比如说，明星美感影响着大众审美，大众往往会刻意追求跟随煤体的审美导向。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的冠军李宇春成为大众偶像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潮流社会的中性装扮。当然，这种影响不仅仅在外在，李宇春那种洒脱自由的性格，也得到了观众:尤其是大学生观众的喜爱。甚至很多人对其争相模仿。

另一个方面，大学生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切莫好高鹜远，也不要妄自菲薄。然而，影视剧中对权力和金钱的过度渲染，在很多大学生的身上产生了消极影响，对于成功过于急功近利，往往会一事无成。

2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策略

国内很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完成切实有可行的实施方式和培养方式。究竟应该怎样对中国的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以中国大学教育目前的现状来看，短时间内去制定一套适合中国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并不容易。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和传统的德育教育、文学素养教育、美学素养教育、媒介基础教育相结合。

2.1将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相结合

德育教育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并不陌生，可以说，德育教育一直是我国大学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随着近些年大学的扩招，社会环境的变化，也给大学生德育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新形势下，再对当代大学生采取传统的德育教育方法，显然已经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了。所以，必须从造成大学生心理变化的成因人手，将德育教育与媒介教育相结合，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的媒介对于大学生在德育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可以在大学生的德育课中加入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内容，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解析帮助大学生正确认知媒介的功能和作用。并通过这些事例，让大学生掌握对媒介的信息进行“批判的思考”的能力，那么媒体信息带来的消极影响一定会降到最低。

比如:大学德育教育课程里，选择一些新近发生、并已经由电视媒体做过深度报道的事件，做深入而客观的分析。对事件人物做出客观评价的同时，也要谈到媒体报道的侧重点和关注点。

2.2将传统的文学素养教育、美学素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相结合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一定要与传统的文学、美学、哲学将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现在的大学生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的接受更多的来自于现代煤介，网络、电影、电视剧等等。“媒介传播效果对人的影响就像天气对人的影响一样，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且有着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很多大学生对于经典名著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影视剧，有学者称，印刷媒介的时代即将过去，视听媒介的时代已经到来。的确电视、电影给了我们最直接的视觉刺激和便利享受，一部长达一万五千多行的《伊利亚特》史诗，大众可以通过观看仅有两个半小时的电影了解到情节的大概。很多没有看过原著的学生，甚至把电影《特洛伊》当成了史诗《伊利亚特》，在当今这个时代，很多人已经不愿意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读一本厚厚的文学原著了。甚至有些名字如林黛玉、诸葛亮一旦被提起，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就出现了陈晓旭和唐国强的形象。所以，只有加强文学素养和美学素养的培养才能让大学生们了解影视剧只是一种商业时代的快餐产品，本身的价值观表达已经受到现代社会的多方面影响，与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原著已经相去甚远了。

在文学教育的课程中，可以加入媒介素养的课程内容，讲解名著时也要和现代的一些影视剧做联系讲解。让学生们更好的去接受电影作品，也更好的去接受原著。让他们了解改编后的影视剧作品和原著在思想内涵上的重大差异。

2.3将媒介基础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相结合

媒介基础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结合包括几个方面。

(1)让大学生了解媒介信息传播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媒介基础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学生了解，影视作品是怎样制作出来的，每一个节目在产生过程中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电影、电视体现出的商品属性和艺术属性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商品属性还要大于艺术属性。所以，大多数影视作品会为了获得盈利而在编剧和制作上更贴近大众的口味和现时代观众认可的价值观念，所以很多电影在制作的时候，从题材的选择，到人物的塑造，再到主题结找构的建构，都会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对于很多文学名著的改编，为了迎合当代人的口味，往往会使其重要的思想性流失，而变成色情、暴力、特技堆砌成的空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