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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市场论文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市场竞争;政府资助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源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管理体制的承包性质的改革,使医院由政府资助的公益性机构转变成基本上自负盈亏的逐利性组织。改革基本实现减轻政府财政补贴的目标,医疗费用收入和药品收入分别由医院总收入的28.9%和37.7%上升至80年代中期以后的80%和90%;同时有效激励医院(主要是城市大医院)大量增加基础医疗设施。改革使医院形成了收入(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医患双方之间建立了市场关系。但是在竞争不充分的卖方市场中,医疗服务费用大幅攀升。

9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初步建立了共同缴费、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结合、市级统筹、基本覆盖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体制。其成就一是扩大了风险共担范围,由单位共担扩展为市级共担;二是建立了个人部分付费制度。其不足一是公平缺失,基本没有考虑农民,城镇居民的参保率也不理想,且不同阶层受益差别甚大。二是保险程度偏低,大病保险封顶。三是政府资金投入偏低,到2004年,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达国内总产值的5.5%,但是政府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6%强。90年代改革的主要失算是忽视了对竞争性、非短缺医疗服务市场的培育。由此导致的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吞没了医保体制改革给城镇居民带来的好处,同时大大恶化了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大多数农民的医疗条件。

新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批评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也有学者认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并非市场化取向之过,而是没有充分考虑医疗服务市场特点的结果。同时,不少学者提出医疗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一方面将竞争性市场作为卫生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和资助弱势群体的职能。

一、医疗服务的特点

不同商品(劳务)往往有不同特点,只有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兼顾效率和公正。为使医疗体制改革取得理想效果,首先需要分析医疗服务的特点。

1.医疗服务对于患者首先是必需品,但又可成为奢侈品。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涨价不会减少多少纯粹的治病需求,降价或免费将大大刺激对于舒适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其必需品性质,政府应当对弱势群体承担起起码的资助责任;由于其奢侈品性质,完全由政府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肯定会引起开支不断上升。

2.医疗服务并非全是需要由政府买单的公共物品。非传染病的医疗不具有正外部性。传染病的预防、医疗具有很强正外部性。通常的公共物品是私人不愿意出资的,而传染病的医疗是患者一般也愿意出资的,因此是一种准公共物品。这一特点意味着政府应当为传染病的预防、医疗部分或者全部买单。

3.医疗服务并非全是供需(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否则没有“久病成良医”一说。在医护人员的收入基本依赖于药品销售和医检费用的条件下,医方会利用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诱导患者形成过度需求(或医方过度服务)。但信息严重不对称并非一定是患者支付过高的医疗费用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也很可能是由于患者缺乏充分的选择权。患者缺乏医学知识与一般消费者缺乏家用电器的知识是差不多的,但家电市场的高度竞争性使得大多数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若患者有充分的选择,则除了急病患者之外,大多数患者都将通过货比三家尽力改善自己的信息状况,减少接受过度服务的概率。医疗服务费用偏高,究竟多少是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引起的,多少是患者缺乏选择造成的,需要通过具体调查来确定,不能简单宣称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惹的祸,更不能以信息严重不对称为理由要求政府强制规定医疗服务费用。

4.医疗服务是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一种组合式服务,包括诊断病情的一系列服务和治疗疾病的一系列服务。这一特点引起了如何建立医疗行业最佳产业组织的问题。所有服务集中于一个供给者将使患者在下游的各个服务环节被“套牢”。当前以药养医现象就是把诊断服务与治疗服务组合在一起的结果。从促进竞争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最好把所有服务分散于不同供给者,同时在每一项服务中都建立多个供给者。但这可能使患者感到不便。在整个医疗行业,既要有各种服务相对集中的大型医疗单位,也要有分散提供部分服务的小型专营单位(如实行初诊和简单治疗的社区医院)。至于这两类单位的比重,恐怕主要应当由市场决定。

5.医疗服务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会出现患者不满意的结果,且患者往往难以辨识这种结果是由于医方未尽责还是医方虽尽责但无力回天。这一特点意味着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风险,当前这类风险基本由患者承担,一旦出现意外后果,医患双方往往发生激烈冲突。面对这种可能性,医方往往采取回避风险的态度,使本来具有一定治愈概率的疾病不能得到及时医治。这一特点意味着改革必须考虑建立分散这类风险的保险机制。以便促使医方尽最大努力,使患者在一旦发生不良后果时能够得到一定补偿,以缓解医患冲突。

6.医疗服务是一种需要经常创新的产品。人类面临与疑难病症和不断出现的新病种之间永无止息的博弈。而对于疑难病症和新病种,医患双方都面临信息不完善问题。这就需要在医疗服务方面进行永无止息的创新。这一特点意味着改革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激发供给方(包括医护人员、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生产企业和医学院校)的创新热情?二是如何建立创新资金的筹集机制?三是如何建立创新风险的保险机制?创新的激励不能建立在创新者无私奉献的道德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自上而下考核加重奖的基础上,因为那将导致弄虚作假和高昂的考核成本;只能依靠能够给予创新者充分报酬的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会引起创新产品高昂的价格,在没有政府资助时将有悖于公平。

7.医疗服务不可能完全标准化。因此医院与其基本要素——医护人员之间的合约是高度不完备的,很难规定详尽无缺的服务规则,因此需要医护人员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独立决策的功能。这意味着在医院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使激励机制有效,就需要给予医护人员自由流动自由开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用脚来表示对于激励机制的认可与否。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医院的领导付出艰辛的努力。而这又意味着需要建立能够充分激励医院领导付出这种努力的产权机制。

8.医护人员人力资本的形成、维护和增加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过程,其供给往往滞后于需求的发展和变化。这种人力资本形成的耗时性往往导致医护人员的短缺,而短缺的要素通常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尤其是当其所有者建立起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职业团体时。但医护人员的人力资本又具有非常强的专用性,一旦退出医疗行业,其人力资本急遽贬值。因此,即便医护人员收入偏低,只要不低于个人心目中的临界水平,他(她)们一般不会重新择业。这种职业转移的粘性可能导致医护人员的收入偏低。要避免医护人员收入过高或过低,在长期中主要还是要依靠竞争性的医护人员劳务市场,因为政府不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好。

为医护人员培养人力资本的是有关学校。只有当医护人员的收入不低于均衡水平时,社会才可能有相当部分的年青人愿意报考这类学校,并支付相应费用。才能够使这类学校可以依靠自己的收入而维持。否则就需要依靠其他的资金来源,尤其是政府拨款。如果不允许由竞争性市场去形成医护人员的均衡收入水平,那一定意味着两种结果:一是医护人员(经常是医生)通过建立具有垄断性的职业团体来保持市场的短缺以获取偏高的收入。二是由政府以照顾民生为由通过行政手段把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压低至均衡水平以下,结果使在职医护人员缺乏工作激励,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个职业,市场同样保持短缺状态;患者只能得到虽然廉价但质量低劣的服务。

9.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医疗保险体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实行全民全额保险的条件下,这种道德风险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患者力图通过隐瞒真实信息,使医疗服务尽可能从低费用的必需品转化为高费用的奢侈享受。而在部分公民享受保险时,道德风险还会表现为患者尽可能获取超量昂贵药品,转手倒卖获利。

医疗服务涉及七方面主体:患者,医院,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材生产、研发、销售企业,医疗保险公司,医护人员的培养学校,政府。这七类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摩擦。因此,医疗体制作为一个系统,其改革必须系统考虑,兼顾各方,配套实施。2005年以前的改革由于缺乏兼顾性和配套性,导致许多人不满。于是大致从2005年开始,出现一股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政府主导医疗服务行业的舆论浪潮。这股浪潮把缺乏兼顾性和配套性的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市场化。

二、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

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1.最大限度促进市场竞争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平抑价格,提升质量。2.政府资助贫困群体,保证所有国民得到基本的必需的医疗服务,实现社会公平。3.个人承担部分医疗费用,防止医疗费用不合理膨胀。

(一)为了实现充分竞争,需要患者、医疗服务供给者和医疗服务基本要素所有者三类主体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利。

1.保证患者充分自主选择的权利。医疗服务是组合服务,为了充分引进市场竞争,就需要把它细分,并在每一项服务中都最大限度的引进竞争。具体思路:

(1)所有医院不论大小,不分公私,都平等纳入医保体系,使患者在选择医院时只需考虑医院的服务水平、态度和费用。如此在所有医院之间形成竞争格局,迫使诊断费用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2)患者需要耗费较大的仪器检查、根据处方买药、动手术住院时,不必非在其初诊医院,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药店,以便在仪检、买药、动手术住院方面充分引进竞争,迫使医检价格、药价、手术住院费用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3)每个国民有权在多家医疗保险机构之间选择,迫使保费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2.在给予患者充分的选择权时,也给予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供给者(医院、药店、有关企业、医保单位、学校等等)自主定价权。

若供给者没有自主定价权,价格就不会发挥有效配置稀缺资源、有效激励供给者增加生产提升质量降低成本的功能。由政府强制压低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价格,短期当中似乎有利于患者,但它将对各个环节供给者形成负激励,使人们不愿从事这类职业,造成医疗供给的短缺,迫使患者不得不通过排队、拥挤来获得低质服务。从长期、整体看,这反而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自主定价是否一定意味着价格上涨?短期当中完全可能,尤其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短时期中。但是长期当中价格是否居高不下甚至持续上涨,则取决于其它一些因素。

由于医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价格弹性的必需品,因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缓解自主定价在短期和长期造成的涨价压力。

(1)给予具备一定资质的个人和法人经营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准人权,以促进竞争。当前尤其要允许甚至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组建医院、药店、相关企业和学校。如果不改进准入制度,不改变短缺状态,就无法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只要准入制度导致充分竞争、消除短缺状态,长期中自主定价不会导致价格居高不下。

(2)考虑到竞争性非短缺市场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从政府抑价到自主定价的转变必须是渐进的。自主定价的浮动范围只能根据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扩大。因此改革的程序应当是首先允许具备基本资质的私人和法人组建医疗服务单位,并给予自主定价权,形成一段时间的价格双轨局面,促进竞争;然后逐步放开原有医疗服务单位的自主定价权,最终实现价格并轨;在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之后,再对原有医疗服务单位的产权进行改革,可以由公立改为私立,也可继续保持公立,或者实行公私混合产权。

当前医疗费用过高的表面原因:一是医院在医护人员劳务价格受到压制的条件下被迫采取以药(仪检、手术、住院)养医的措施,二是有关企业与医生共谋。但深层原因是患者缺乏充分的选择权利和充分的信息。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政府放开了对于医护人员劳务价格的管制,药(仪检、手术、住院)价仍然不会下降。

当前政府解决医疗费用过高的最好做法,不是强制限价,因为在产品规格品种易变的行业,企业总是有办法规避政府价格管制的;应该首先是用制度保障患者充分的选择权。其次是实行强制报价制度,即强制各家医院和药店免费在政府网站的特定网页上如实公告各种医疗费用,消除医患双方在医疗费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强制要求各有关企业免费在网上如实申报各种产品的出厂价,以帮助医院和药店择优采购;通过强制报价形成竞争,迫使供给方降价。第三是充分发挥医保单位的监督功能。只要相当部分医疗费用要由医保单位支付,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又面临同行竞争的医保单位就有动力通过讨价还价降低医疗费用。当然,若医保单位无利润动机和医保市场无竞争,医保单位就可能只提高保费而不去和医疗单位讨价还价,甚至可能和医疗单位串谋。

只要在生产环节制止了垄断引进了竞争,在全部流通环节包括最终的销售环节透明了价格信息,引进了竞争,就一定能够遏制过高的医疗费用。为了防止由于竞争而引发药品质量下降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定期随机摇号抽捡各家药厂(医检仪器厂等)的产品质量,发现问题,黄牌警告;屡教不改,停业整顿。一旦通过竞争使常规药品只能赚得平均利润,药厂就将投入资金开发新药以便获取创新利润。对于新药的价格,同样应当由厂商自主定价,政府不便规定,反而是应当通过专利加以保护。同时通过政府资助来减轻患者负担。

3.在给予患者自主选择权、医疗服务各个环节供给者自主定价权的同时,给予医护人员自由流动、自主开业的权利,但是不给以组织垄断性职业团体的权利。以形成竞争性医护人员劳务市场,通过这种市场形成均衡收入水平,以激励已有医护人员努力工作。同时通过这种市场形成与其它行业均衡的收入差距,以激励足够多的年轻人选择医护职业。与此相配套,放松对医科院校的政府规制,建立竞争性的医护人员人力资本教育培训市场。

(二)市场竞争可以促进效率,但是不能改善要素初始分布的不平等。因此,为了保障国民生存权的基本平等,政府应当承担资助责任。

1.首先是中央政府应当为每个国民(包括农民和市民)提供平等的初步的基本医疗保险,其金额可以随国民收入(或个人所得税)的增长,以低于或者等于国民收入(或个人所得税)涨幅的速度上升,并且在通货膨胀时实行指数化。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资助,有助于实现全体国民平等享受必需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中央政府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资助,也有助于解决人员(尤其是农民工)跨区流动与目前完全由地方政府筹措医保基金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促成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全国性劳动市场。

在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资助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和医疗地方病的需要对当地人追加一定资助。但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重新定义“当地人”,应由中央政府强制规定在一地工作和生活一定时期以上的国民都应当算是当地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狭隘的地方福利主义。因为过高的地方医疗保险会刺激人口流入,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迫使地方政府把地方医疗保险维持在适度水平。

在政府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每个国民还可根据自己的健康和收入情况,自主选择购买商业化医疗保险。同时,鼓励宗教团体和其它慈善机构以及私人针对一些耗资特别大的疾病提供专项慈善救助资金。

政府(多级)、个人、慈善机构三位一体的医疗资金筹措体制,一方面使国民在获取必需的医疗服务方面达到基本平等,同时又可避免全民全额医疗保险制度下政府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快速增长,难以为继的局面。

2.中央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可按一定比例(固定的或者累进的)从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筹措,不必另征新税。个人所得税近来已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且增长速度可观,这就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能够稳步增加。从个人所得税筹措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既体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强制性、公平性(收人低于纳税起征点的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基本医保),也不会另外加重国民的负担。

3.为保证患者的自主选择权以促进竞争,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应拨付给医疗服务单位,而应当划入消费者的基本医疗保险账户。考虑到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异,基本医疗保险账户可以按一定比例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医疗服务费用也按同一比例从两个账户划拨。个人账户专款专用、节约归己、后代继承,以防止过度使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账户可以对身体较差的人提供相对多一点的资助。至于两个账户的资金比例,应按照既定准则定期调整。一个可能准则是只要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正,个人账户的年划拨额(剔除通货膨胀)就不能下降,尽管其比重可以减少。

4.为激励患者自主节约医疗资金,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可以考虑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组合。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的支付有助于防止过度消费,其中个人现金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有助于解决患者的资金困难。五者之间比例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基本准则是较低费用以个人现金、个人账户为主,而大额费用以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为主。具体的比例应当既相对稳定,又能按照既定准则定期调整。

三、小结

在此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尤其需要为竞争性的市场大声疾呼。但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免除政府在推进基本生活必需品(劳务)公平分配方面的职责,同时政府推进公平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逆转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政府对全体国民实行部分资助的竞争性医疗服务市场这个目标模式必须坚持,绝不能倒退。但实现目标的方式必须稳健。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医疗服务单位的自主定价权,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准入机制、竞争机制,医护人员的自由流动自由开业机制,三位一体的医疗资金筹措体制,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组合,这六方面的改革需要综合配套协同渐进。以竞争促效率,抑价格;以政府资助实现公平;以个人承担部分费用防止医疗费用非合理膨胀。渐进式配套改革可以选择若干城乡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但全民初步医保这一项改革必须全国同时实施,不宜分地区分阶层分别实行。

参考文献:

[1]王绍光,何焕荣,乐园,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J],中国社会科学,2005,(6):101—120。

[2]JANEDUCKETT,PoliticalInterestsandtheImplementationofChina’sUrbanHealthInsuranceReform[J]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issn0144—5596Vol,35,N0,3,2001,7,35(3):290—306。

[3]刘军民,过度市场化与高度分权化: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双重误区[J],开放导报,2006,(5):38—43。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1.1网络医疗服务的定义

网络医疗服务,顾名思义就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医疗信息服务。通过建立医疗卫生网站,让人们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在网上进行病况咨询、预约挂号、远程会诊等相关操作。网络医疗服务的目的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充分发挥医疗卫生资源,为人们的看病咨询提供更多得便利。

1.2网络医疗的便利性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开始不愿意将时间浪费在医院咨询挂号候诊上面,尤其是诸如咳嗽之类的小症状,网络医疗服务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人们这方面的需求。身体出现轻微不适,不用跑到医院去排队咨询,只需在家用电脑或者手机打开门户网站,咨询相关医师即可。网络医疗服务的出现极大的缓解了医院的看病压力,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十足的便利。

1.3网络医疗的信任问题

在当今社会,网络诈骗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使得人们对于网络上的各类信息信任度普遍降低。据粗略统计,近些年,网上新出现的医疗服务网站有成千上万个,如此之多的医疗网站的出现,必然存在着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个位。这些单位技术水平一般不高,在其治疗过程往往会穿插推销自己的产品,全然不管用户是否需要此类药物。甚至有的诈骗团伙也涉足网络医疗服务,利用精密的诈骗方案让患者病没治好反倒钱财尽去。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情况如果发展继续恶劣下去,必然会导致网络医疗服务行业进入信任危机。

1.4网络医疗门户的管理问题

很多医疗网站在管理上还比较混乱。不少医疗网站在建立时缺乏基础,准备仓促,医学知识大都东凑一点,西凑一点组装而成,很难谈得上科学。据不少有过网络求医的病人反映,他们也曾求助过网络,但开出的药方却非常不科学,有的甚至医生也看不懂。也有的医疗网站,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申请、登记就能成为医生,随随便便就可以戴个“主任医师”头衔。有的网上药店为了吸引上网者,增加点击率,推销药品和器械,纷纷打出性医学、性科学的幌子,一些庸俗低级的文字、图片;有的甚至在网上随意出售一些无批准文号、无生产厂家和地址的“三无”药品、器械等。

2.网络医疗服务的发展前景

就其现状来说,网络医疗的前景开阔,优势巨大,但缺陷也很明显,故而其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2.1网络医疗的优势

网络医疗服务相对于医院服务有着很多的优势,主要表现为这几个特性。一是易获得性,网络信息技术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求医者可以轻易的获得相关的医疗保健信息;二是针对性,网络医疗服务设置有专门的服务计划树,求医者可以短时间自己就找到相关病情的权威医师,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有病乱投医的情况发生;三是经济便利性,在看病就诊高峰期,实地医院的服务大厅往往人满为患,挂个号可能要等上数个钟头。通过网络医疗服务可以进行预约挂号,可在预约时间内直接寻找医师就诊,从而有效错开看病高峰期,这使得医院的资源得到更加合理充分的利用,大大节约了一笔管理成本;四是合理性,相对于实地医院,网络医疗服务在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上可以有更强的目的性以及针对性,资源配置也更加科学合理,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更充分的利用,其效益才会最大化。总的来说,网络医疗服务的经济便利性是其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未来的发展也将以此为原点出发。现在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3G网络的成熟以及4G网络的建立建成为信息传输速度提供了保障,而且近些年信息终端水平也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现在用户最多移动智能终端手机采用安卓操作系统,可以在手机上实现PC端的部分功能,在3G网络以及WIFI热点的覆盖下,可以轻松的浏览网络医疗服务有关的网页,做到真正的随时随地看病就医。

2.2网络医疗的缺陷

网络医疗服务的缺陷主要来源于网络的开放性特点。网络的开放性导致服务资源的良莠不齐,现阶段网络医疗服务资源没有一个可靠的控制标准,很多糟糕的信息以次充好,反而将那些优秀的资源淹没。这很可能会导致求医者无法及时得到正确的诊断信息,求医者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网络医疗服务的效率就很难得到保证。而且大量的驳杂的信息难以整理,新的信息也每天都有更新,最终结果就是信息分布越来越混乱,使得诈骗团伙易于混淆其中,之后受害的不仅是求医者,网络医疗服务的形象也将大跌,让很多求医者出现抵制心理,宁愿多花点时间去医院看病,也要防止受骗,这就在无形之中弱化了网络医疗服务的功能。此外,网络医疗服务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各大医院的门户网站,由于网页设计的个性化,各个医院的网站设计风格大相径庭,很多功能栏目和内容信息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医师水平的参差不齐也将使求医者在咨询时得不到准确的结果,很可能导致误诊的情况发生。信息的可获取性以及真实准确性是现阶段网络医疗服务的瓶颈,一套可以依据的控制标准在现阶段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将网络真正优秀的资源过滤过来,网络医疗服务才能真正的服务于社会。

2.3先进技术的应用

网络医疗服务同时也是一门基于IT行业技术的应用型服务。在如今IT行业的发展形势下,网络医疗服务可以拥有良好的发挥空间。全新的因特尔至强E5系列CPU搭配双路主板以及固态硬盘的应用,使服务器可以更佳稳定流畅的处理各种信息,面对求医信息过多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服务器瘫痪的情况。同时带来的还有更大的存储空间,门户网站可以存储病人的病历资料,医师在必要时可以登录并导出病人病历,不仅为医师的诊断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节约了更多的资源。

3.结论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因贫致病,因病返贫”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属于完全货币化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实施完全货币化的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实施完全货币化的制度却相当困难。中央政府的大力货币资助只是一种外部力量,未能通过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农户本身的内因调动、激励其充分发挥自我力量,从而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工作。因此,结合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具体特点,探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困境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

式不符合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筹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式,客观上脱离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集体来承担,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现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从集体经济的收人中扣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投资,强调三方的责任,但在广大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筹资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农民个人自筹的那部分资金。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集体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无力支持合作医疗的最低基金筹集。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个人来说,尽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参保金的数额不大,但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来说,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沟八梁一面坡,几年进不了一回城,一家几口人,叫他们每年拿出几十元现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确非常困难。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而言,仍是一种“富人”保障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富人”才能缴得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穷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收^过低,缴不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无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国家给予的合作医疗待遇。但当“参合率不能轹时,强迫命令就出台了。“新合医”成了政府对农民施惠的代名词,农民成了被动的受惠者”。这不仅不符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般陛原则,而且在医疗公平性方面易于两极分化,富裕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多数贫困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愿参加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针对体制外人员侵蚀体制内资源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避免。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体,缺少集体经济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失去了这一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运行的持续性难以为继。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

1.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下。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各种农产品等实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交通不便的影响,很难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来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其中西部l2个省区为1305万人,其人均年收入为668元。而他们的大量农产品却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而卖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无人收购。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那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l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3.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更为严重。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约有5亿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70%,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几百万人,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土地承载力,我国农业仅有1—2亿从业人员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尤其是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更为可观,估计劳动力中有60%一75%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转岗技能培训步伐,以区域化带动专业化,在剩余劳动力中创造劳务品牌,铸造劳务名牌,并使创牌的触角不断向高技术行业延伸,从而促使剩余劳动力在劳务品牌形成中逐渐升值,增加农民收入,乃当前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化的当务之急。

4.环境劣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同时并存。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虽然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草地状况日益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率和土地产效率普遍低下,但是这些经济落后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全国已发现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以及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其中45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在总量约占全国的40%,开发潜力巨大。以陕西陕北贫困县为例,一方面,这些地区七沟八梁一面坡,生存环境恶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资源。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大多为这种情况。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总量的25%左右。根据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特点,要在这些地区推行货币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货币化的以实物合作为主的医疗制度,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点,从而使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可能的发展路径有:

1.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为保障手段对穷人尤其重要。我国土地资源分布很不均匀,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海拔高,自然环境复杂,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与利用效度,从而导致土地等自然资源对缺乏劳动力的个体农户的保障作用失灵。在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如果土地资源丰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规模2.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劳务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现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我国部分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很低。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条件差、饮水不卫生、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部分农民的身体素质差方面;还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这样的“贫困——人口多+素质低一贫困”的恶性循环地区,现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仅起着外因作用,难以通过内因发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流动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较各种信息,做出流动与否的决策,对当事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裕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似乎也从中找到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因此,在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担当起自己的服务角色,加强对国际劳务市场的调研,建立境外劳务信息网络,抢占先机,对外承包劳务市场,对内给予一定支持,建立劳务综合培训基地,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挑选出一批劳动力进行对口的职业技能强化培训。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劳务输出,就可以为国家赚得外汇,政府按其赚回外汇的多少,给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医疗支付补偿金,其标准不低于现行合作医疗的保障标准;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在国内流动,流^地政府也可依据合理的标准,对其家人进行—定的医疗支付补偿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解决“民工荒”的困境。这样,政府的外部力量不仅有利于通过内因长效激励流出地劳动力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素质和技术层次,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脱贫,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3.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那么在这样的地区,只能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外援方式在当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国外来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国家中有相当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社会资源也不丰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发展,同时也增进了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外部援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末,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国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肯尼亚妇女的总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个降至1993年的514个。赞比亚利用外部援助,解决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仅1985—1993年,由援助而兴建的水井高达108眼,使2115万人从中受益。从国内来看,宁夏在总体上是一个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相对贫乏的省区,但宁夏是在全国较早利用外援的省区之一,其实施的外援项目,无论数量、质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使宁夏的生态得到了很快恢复,农民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自身力量相当薄弱的地区,实施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为继,那么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乃其最佳选择。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争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发展,需要制定一套专门针对本地区具体情况的医疗卫生服务引进计划,同时,依据循证医学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与环境污染、营养不良和生活习惯不良直接相关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时应将农村卫生的重点放在普及基本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将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和健康促进等社区卫生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农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牢固树立群众利益第一的观点,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信守各项协议,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4.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建立以上三种路径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在结合当地丰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发挥三种路径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发展土地、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改造,切实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以农民医疗卫生事业为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共同发展,实行农业从“土地——产品——加工——流通与销售——农民医疗卫生事业——农业的进一步投入”的规模化经营。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对策

1.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应当遵循多样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情况复杂多样,因此在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时应遵循多样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认识建立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走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工程量很大。同时,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模式,以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农民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2.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形式之一,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支付能力,又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还能维护农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以非货币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号召发展合作经济,容易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也许这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3.政府应把发展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列为非营利性组织,利用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给予支持。基于目前我国国情,卫生资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应该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非营利性医疗组织的发展,政府应通过引导、调控和支持等方式,为其发展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标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医疗服务市场 政府

一、引言

在近年有关我国医改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支出最高的国家(2010年医疗费用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但美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主要表现在人均寿命、新生婴儿死亡率等健康指标不仅差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差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不应照搬美国以市场主导的医疗体制模式,而应采用以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模式”。

我认为该观点是片面的。首先,该观点的论据并不充分甚至有误;其次,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个长期复杂的工程,究竟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或者以市场为主导,美国模式能否照搬以及该如何学习美国模式,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长计议。

(一)对论据的否定——健康及其决定因素

由卫生经济学相关理论,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大致可总结为行为因素、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医疗服务因素四种。

行为因素是指人们自身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可能给健康带来的影响。以美国拉斯维加斯州及其附近的A州为例,两州因地理上毗邻而在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医疗服务因素上区别不大。然实证调查表明,拉斯维加斯的居民健康水平不如邻州,原因在于拉斯维加斯是世界著名赌城,州内居民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不如邻州。

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报告指出,全球接近四分之一的疾病由可以避免的环境暴露引起。每年超过1300万的超额死亡归因于可预防的环境因素。即使是在最不发达的地区,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死亡和疾病归因于环境问题。2008年我国相关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的孕产妇死亡率为34.2/100000,而的孕产妇死亡率为254.6/100000。

Baird在其1994年的研究中发现,出生时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在酒精成瘾、精神分裂症、情感混乱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Smith在其1999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是自愿行为,人们的吸烟和饮食等习惯也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学者在对荨麻疹、猩红热、肺结核和伤寒的研究中发现,在降低因人类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上,医疗的作用并不显著。更为精确的研究表明,医疗服务对健康的边际效益很小,医疗的健康产出弹性是0.10,以美国为例,1997年医疗费用开支是10000亿美元,人均寿命76岁。假定医疗费用增加10%,那么多增加1000亿美元将导致人均寿命延长0.76年。

以上列举表明,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且医疗服务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若以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和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不对应来否定市场机制的优势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二)我的观点提出

我国医改究竟应该走市场化之路还是政府主导之路,不可一概而论。美国乃至各国模式都建立在不同的国情之上,虽有借鉴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照抄。综合分析我国医改三十年来的发展与弊端,我认为,我国医改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适当引入市场化机制,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点。

二、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学界、政界对医改的是是非非争论不断。总体而言,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市场派”,主张我国医改学习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一种是“政府派”,主张医改应以政府为主导。两者论战已进入白热化状态。

市场派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可解决公立医院垄断引起的效率缺失问题;解决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医疗市场导致医疗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以及解决管办不分、政事不分引发的“公地悲剧”问题。同时,在市场竞争的驱使下,各医院、药厂都会竞相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管理水平以赢得市场竞争,医疗服务的各项费用也会逐渐趋于均衡,医疗领域的平均利润会趋于社会平均利润(翁清雄,2006)。持市场化观点的人认为,政府的责任是出资、筹资和监管,而不是亲自包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赵娜,2010)。

政府派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简单照搬美国模式,在照搬过程中忽视了我国国情,忽视了人口大国医疗卫生服务行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刘美平,2011)。政府派指出,美国在卫生投入的绝对数上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然而其医疗卫生的各项指标却排在发达国家的后位,这说明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效率并不高。同时,市场化导致医院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造成医生收取回扣、乱开大处方、收红包等现象严重,淡化了其社会责任意识,弱化了医院的社会公益性质(翁清雄,2006)。

三、理论分析

(一)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医疗服务市场除了具有一般商品市场具有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几点特殊性:

1、信息高度不对称。在我国,医疗服务市场近似于完全垄断市场。因医生与患者之间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患者被剥夺消费者,在消费何种医疗服务、服务的价格总体水平多高、消费数量与质量等问题上,患者没有选择权,一切皆由医生决定,从而无法形成医疗服务领域需方对供方的有效监督。

2、生产消费的同一。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合二为一,同时进行,不可分离,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是医疗服务的使用者消费医疗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医疗服务产品和服务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其既不能储存,又不能转运,也无法任人挑选,从而无法在事前或事中对其进行检查和监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3、产品属性的特殊。诸如卫生保健、传染病控制和基础医疗设施的建设之类具有完全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服务,必然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提供,得依靠政府或公共筹资提供;如急救和健康教育类不属于公共产品,却有极大的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仍需政府参与强制实施;而如临床的诊疗设备等绝大多数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则应放权于市场,交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二)市场机制VS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有优势,同时也存在缺陷。在市场机制明显高效的情况下,政府切忌过度干预;在市场失灵无法克服的情形下,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职能,运用行政等手段强制参与和实施。

美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声誉机制的建立是市场成功演化出克服自身失灵的方法的最好例子。我国之所以不能像美国那样形成完善的声誉机制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充分引进竞争机制的医疗服务领域却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操控,医院和医生级别提升或下降的生杀大权全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如此一来,因医院和医生消费的是公共声誉而非个人声誉,其道德风险行为便会越发严重。而要想获得较高的声誉,医院只需与卫生行政部门搞好关系,医生只需进入较好的医院,这样的由政府主导的医院和医生级别评定机制为本来掌握极大信息优势的医疗服务供方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即在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问题上,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负效应。

然而,医疗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在市场失灵又无法通过自身演化解决问题时,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对应于以上关于产品性质的分析,首先,预防保健类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政府负责提供既能维护公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又能兼顾医疗资源配置的高效;其次,在市场规则的制定上,政府责无旁贷,严格来讲,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市场的运行只有以法律为基础才能形成有序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最后,在保障群众基本医疗服务水平的具有完全公益性的医疗保障领域,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完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体系,建立公立医疗机构,以缓和贫富矛盾、解决医疗服务的广覆盖问题。

总之,放任市场自生自灭是不理智的,而政府的过度干预无疑也是阻碍效率的一大杀手。政府与市场并非完全对立,只有寻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将两者理性结合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优做法。

四、给我国医改的建议

自1985年我国医改启动、2009年我国新医改方案出台以来,市场化和政府主导成为医改的核心,其争议从未间断。近年来,关于我国医改应以政府为主导还是应以市场为主导的争论更是愈演愈烈。纵观社会保障发展史,政府包办和过度市场化两个极端都是不科学的,政府与市场应该相辅相成。据此,对于我国医改,我提出两点建议:

1、立足国情,建立健全医改纠错机制,建立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体制。人口基数大、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低效等复杂而特殊的国情注定了我国不可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模式,而只能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在医改之路上慢慢摸索,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然而,在摸索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走错路、做错决定的时候,只有建立和完善纠错机制,才能不断总结经验并提出新的可行方案。

2、不刻意扭曲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不刻意将政府与市场对立,努力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正视市场价值,放宽政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其次,在相关领域,政府发挥职能、合理适当干预,如主导公共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承担公共卫生的投入,对公共医疗保险有条件地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补贴,促进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创新医疗体制机制、制定规则并监督执行,负责药品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管等(赵娜,2010)。

五、总论

关于我国医改的方向,目前有很多种争论。引言中的观点是片面的,美国的情形有美国的特定国情和意识形态做支撑,在我国医改过程中,只能对美国模式加以学习和体会,而绝不能照抄照搬。无数事实证明,市场化还是以政府为主导是个复杂的问题。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不是完美的,在资源配置上,两者绝非水火不容,相反,只有将它们理性结合,才能领导我国医改走向一条光明之路。

参考文献:

1、胡苏云,2005年:《健康与发展——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第6期;

2、赵杰,2005年:《医疗服务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激活》,《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第7卷第8期;

3、何岚,2006年:《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分析》,《医学与哲学》第27卷第3期;

4、钟国伟,2006年:《医疗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卫生经济研究》第10期;

5、杜仕林,2007年:《医改的抉择“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基于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河北法学》第5期;

6、胡涛,2008年:《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再思考》,《改革与战略》第3期;

7、葛锦晶,2009年:《基于中美比较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思路》,《经济问题探索》第6期;

8、杨毅、朱娇阳、张建华、桂艳丽,2009年:《摆脱市场和政府缺位走出医疗改革困境》,《卫生改革》第3期;

9、颜新萍、刘彩梅,2010年:《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主导的困境与对策分析》,《科技广场》第6期;

10、陈晨,2010年:《浅谈市场化下的中国医疗改革困境及原因分析》,《商场现代化》总第615期;

11、胡万进,2012年:《我国公立医院“管办分开”模式研究》,《现代管理科学》第4期。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市场细分理论;医疗器械类;产品营销

所谓市场细分,主要是指企业在选中目标市场的情况下,遵从市场特点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主要依据。传统市场细分理论,主要是根据市场当中消费者的需求情况,了解消费者的特性,对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进行类别划分,最终明确具体的目标市场。医疗器械产品的主要营销对象是医院以及对医疗卫生有需求的个体,这些器械多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使用。因此,个体消费者本身所具备的选择权利较小,医护人员反而成为决定医疗器械销售情况的主体。本文调查了解医护人员在医疗器械方面的需求特点,引入市场细分理论,讨论医疗器械类产品的市场营销活动。

一、市场细分概述

企业将会根据自身所具备的营销条件以及营销管理意图,在遵从消费者需求特征的情况下,将消费者特征作为变量,划分为不同需求的客户群体类别。而在完成市场细分以后,企业能够明确同一类别的产品在相同的细分市场当中所存在的共性情况,也能够明确不同细分市场当中产品所存在的差异性[1]。起初,人们开展市场营销主要是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顾客需求情况,只有了解顾客需求,才能够从顾客的角度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提升产品的利润空间。但在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已经成为资本市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分配呈现出明显不均衡的状态,人们更加关注产品所具备的性价比。如果细分市场过度,反而会促使企业花费的营销成本更多,从而压缩产品的利润空间[2]。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细分化的理论逐渐衍生出来。在营销领域,学者们认为需要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适度细分市场,并且针对已经存在的过度细分行为进行校正。该种思想促使市场细分理论具备更加丰富的内涵,也使其处于不断完善状态,具备更强的市场操作性。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营销活动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细分理论被赋予新的内涵,其需要识别全球各地消费者的共同需求,从而制定出合理的市场营销策略,以便于降低营销成本和拓展市场空间[3]。此外,在理解全球营销的情况下,应明确市场细分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满足消费者当前所具备的消费需求,而是要挖掘消费者潜在的消费需求,从而引导消费者产生新的消费文化。

二、医疗器械类产品的市场细分依据与标准

医疗器械类产品不同于市场上其他类型的产品,市场细分标准主要遵从医院的规模等级、医院的属性、专家学会的基本情况以及医院本身的收费标准。从医院的规模等级来看,医院目前主要被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其中不同的层级又被细分为甲乙两个等级。而三级医院属于整体规模较大的医院,该类型医院不仅床位很多,前来就诊的患者较多,且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也较高。该类型医院虽然市场容量大,但面对的市场竞争局面更加激烈,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严格管控。通常情况下,三级医院的医保费用处于超标状态。而二级医院在规模上不如三级医院,其床位数量在300—1000张左右,医疗水平相对比较弱,市场容量介于一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之间,所具备的市场竞争实力也相对软弱。一级医院多是社区医院,其规模小,且床位也比较少,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差异性较大,前来就诊的患者多是简单且常见的医学病症,其在市场当中竞争力非常低。从医院的属性来看,医院可以被划分为中医院和西医院,中医药主要呈现出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优势,而西医院则更注重采用各种医疗设备来对患者进行诊疗,从而及时迎合医疗卫生发展趋势,不断创新诊疗手段。部分医院当中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患者展开治疗。西医诊疗手段中主要以手术的方式来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而市场当中需要手术的患者也非常多。中医院当中主要是利用中药材来完成诊疗活动,必要时候借助部分西医手段。中医患者主要包含慢性创面患者群体和开放性创面患者群体,该部分患者的主要需求是杀菌类产品以及创面愈合产品。从专家学会来讲,专家学会本身也可以被划分为诸多类型,主要包含了中西医学、西医学、中医学等多个体系,其中西医专家学会主要代表的是西医方面的国际水平,很多医学专家都具备留学的经历。而处于该体系当中的专家会在开展西医活动过程中迎合西医发展的潮流趋势,不断创新西医治疗手段并沿用新的西医技术,所使用的西医产品也更容易让人接受。西医体系当中的专家注重学术交流,在世界各地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该种学术交流方式成为学术推广的重点途径。而处于中医体系的专家们则主要借鉴中医传统理论,根据中医特点开展部分西医无法解决的医学活动,中医体系专家的该种医学活动方式将传统医学作为基础,又融入了现代医学技术,促使中医学得到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医学专业也注重开放性创面诊疗工作,并借助中医理论获得独特优势。在组建学术团体的情况下,中医学专家也定期举办学术交流活动,还参与到国际交流活动当中,促使中医学逐渐走向世界。中西医结合体系当中的专家中,大部分专家本身具备西医的教育背景,但又后续学习了中医理论知识,在开展医学活动期间,其将西医作为主要知识理论,并参考中医学理论内容,双向解决比较困难的医学病症。从费用的角度来分析,不同医院在药品和医疗器械方面的收费标准都不同,如果根据医院所制定的标准来收费,则在进行医疗服务项目申报期间将会遭遇诸多困难,且审核周期也相对较长。

三、医疗器械类产品在医院方面的市场细分现状分析

根据市场细分理论中关于市场细分标准的解释,需要对医疗器械进行市场细分,按照医院的属性,可以将医疗器械产品划分为不同的细分市场,具体划分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中的信息可知,三级医院未解决这个组别中细分市场规模最大,而一级医院解决收费这个组别的细分市场规模则最小,其他的组别所细分的市场规模则处于两者之间。四、医疗器械类产品对市场细分理论的具体应用例如,某小型医疗器械生产公司组建产品研发团队,但因为团队内的人数较少,所以研发出的产品类别有限,该公司在产品销售方面所覆盖的市场范围相对较小,主要的销售方式是销售,因此需要投入的销售资金也相对较少。但为了能够进一步推广公司的医疗器械产品,需要遵从公司在学术推广方面的能力,了解公司具备的市场覆盖状况,并结合公司的资金实力情况开展与其他的医学委员会的合作关系。为此,该医疗器械生产公司开始与某世界中医联合外科委员会达成学术合作关系,该委员会虽然自身面积比较小,但也意味着在开办学术活动的时候不需要医疗器械生产公司花费过多的资金,能够满足公司在资金方面的要求。委员会的专家对该公司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进行分析,认为该公司可以逐渐将自身的产品渗透到医院市场当中。考虑到中国有很多一级医院还无法完全解决公司的医疗器械产品销售问题,因此,建议该公司在面对一级医院市场的时候降低产品销售力度,但也不能完全将该市场排除在销售范围之外。委员会建议该家医疗器械生产公司将目标市场划分为6个等级,并且积极制定明确的市场销售策略。

综上所述,传统的市场细分理论已经被市场营销领域所认可,且成为医疗器械产品主要遵从的营销理论。从本质上来看,医疗器械产品具备工业产品的属性,但其同样属于特殊的消费品,虽然最终的使用者是患者,但购买的决定权却不在患者。为此,需要将医院市场作为市场细分的目标,了解医院的市场特点,并从医院等级、属性等方面进行市场细分。根据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利用医疗器械产品规律,达成可控性更强的市场营销方案。如此,才能够有效凸显出市场细分理论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福昌.市场细分理论在珠宝市场营销中的应用[J].营销界,2019,(46):36-37.

[2]赵永娟.消费心理学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J].中国商论,2018,(22):37-38.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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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六、 iglehart (1999)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expendi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1):70-76.

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六、 iglehart (1999)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expendi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1):70-76.

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9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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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医保一体化;间接定价理论;诱导需求;道德风险;委托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1-0094-06

一、引言

医疗改革向何处去?目前对于医改方向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两类观点:一是医疗服务供方。的市场化。即与其他产品或服务市场一样,竞争是可以促进医疗卫生资源有效配置的,因而政府应当鼓励医疗服务市场化和民营化,这样可以节省大量原本不得不直接投入公立医疗机构的资源,节约政府开支。二是医疗服务供方的行政化,即市场走向导致了医生的逐利行为,这是之前医疗改革方向的迷失和对宗旨灵魂的败坏;主张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由物价部门统一掌控,使公立医疗机构成为政府的一个预算单位,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进而在制度上遏制医生的逐利行为。由于在当前医院仅提供医疗服务的边界上。,市场化和行政化的两条医改路线均分别具有明显的优点――由于严重信息不对称和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医疗服务事前很难定价,也很难确定疗效,导致两种体制均有弊端:在服务供方市场化医疗体制下,医生为了增加药单收益提成的好处常常利用自己的专业垄断权和信息优势多开药、开高价药、建议病人多做些不必要的高价格仪器检查等,产生诱导需求(David,1988),使民众医疗价格居高不下;在服务供方行政化医疗体制下,由于采取“收支两条线”,医生的收入与药单费用无关,的确没有了诱导需求的激励,却催生了与对称信息下相比服务不足的道德风险――由于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医院长期不更新技术设备,医生没有积极性更新医疗知识,诊疗服务水平停滞不前、医生消极怠工,医生诊病、开处方时专业服务劳动投入不足等引起的平均意义上疗效普遍降低。两条医改路线的支持者们都过分强调对方所持路线的优点,而忽视其缺点,导致长期以来两条路线的支持者们争论不休。

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里、在现有医院的边界上,无论是医疗服务供方的市场化还是行政化,都不能通过相应的医疗制度对医疗服务准确或近似地予以定价,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扭曲。定价扭曲的存在导致患者事实上享受医疗服务的价格总是高于其真实价值(对称信息情况下的价格),二者的差额可视为交易费用。医疗改革问题的实质就是寻找一个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使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成本能够被其价格准确或近似地反映出来。沿着这个思路,笔者站在服务供方市场化的立场上,提出新医保一体化的改革模式――把传统医疗市场上的三种服务产品“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因病伤残保险”一体化,用企业交易费用理论论证该一体化能够同时达到药单费用和因病伤残成本内部化,是医疗服务间接的准确定价机制。

二、文献评述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1963)就已经注意到医疗市场的特征是医患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患者购买医疗产品时出现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患者购买的可能是“物非所值”的医疗产品,隐含地指出了医疗市场存在价格扭曲的问题。Arrow对美国医疗保险市场的不完备性与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医疗保险领域存在某种类型的市场失灵,提出了具有修正意义的保险原则:不足额保险,亦即患者分担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

Holmstrom(1985)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可能产生以下问题:医生的努力程度可能不足(本文作者按:导致隐性价格扭曲);诱使消费者购买更多的或更昂贵的医疗服务(本文作者按:导致显性价格扭曲);难以区分或选择优劣医生(本文作者按:导致事前定价困难);医疗伤害发生时,消费者无法判定其原因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只看到坏的结果,因此往往导致医疗纠纷(本文作者按:导致事后定价困难)。

经济学家Stiglitz(1988)发现医疗市场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认为信息高度不对称正是医疗市场最主要的特征。医疗市场区别于一般商品市场的特殊性导致以下各种不利结果:使患者无法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比较判断(无论事前还是事后),相对来说搜寻成本大大增加;不确定性增加,各交易参与者的道德风险更难以控制;很难达到有效竞争,医疗价格居高不下。医疗保健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存在市场失灵,具体表现为有限的竞争和有限的信息,单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需要国家的介入。

尽管Arrow(1963)、Holmstrom(1985)和Stiglitz(1988)都注意到了医疗市场的特殊性,并且提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医疗市场“看不见的手”功能紊乱的原因,但他们在探讨解决问题之道时却没有把医疗制度看成是外生的,而是在既定的传统医疗制度框架下试图得到问题的求解,这注定了他们的分析是修补性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市场存在的问题。一般而言,传统医疗市场上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单件医疗服务,它只不过是社会上个人一生中购买一类医保产品的“零部件”,严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其生产过程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外生的和内生的),患者事前(治疗前)客观上很难确定这类单件医疗产品的价格――其含义是很难通过市场(包括搜寻、比较)掌握合理价格的信息――加之事关身体健康、生命安危,患者的需求缺乏弹性,这一切致使患者不得不接受一个与对称信息情形相比相对扭曲的价格。既然医疗服务直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配置面临定价困难(高昂的定价成本),那么是否由企业家利用权威指挥生产、并配置它(为何种疾病的患者做何种治疗)会节约成本呢?与Arrow等先行者比较而言,笔者的贡献:发现以医疗服务作为“零部件”的一类同质态医保产品,并给出节约成本(交易成本)的医疗服务间接定价机制――新医保一体化。

我国学者朱恒鹏(2007)认为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的弊端是导致药品定价扭曲的原因。他指出“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措施是减少政府管制,放开处方药零售权,改革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报销制度,打破公立医院垄断。”笔者认为,由于医疗市场具有区别于一般产品市场的特征,根本无法通过竞争消除“诱导需求”,即使在药价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医生也可以通过增加处方药量的办法增加自己的提成收

益,出现隐性的药价扭曲。因此朱恒鹏所提的“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措施”至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药价虚高的问题,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此外,药品同医疗手术器械、仪器检查(服务)、医生诊治疾病过程中的专业技术劳动投入等一样不过是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投入要素而已,药品定价扭曲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其他诸如多进行高费用的仪器检查、延长住院治疗时间等引起的医疗费用增加。即使解决了药品定价扭曲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恒鹏讨论的只是问题的局部,而笔者试图从医疗市场整体讨论医疗服务定价扭曲问题,同时在制度上使药品定价扭曲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国内学者张亚东(2007)认为,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的纵向一体化策略,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的合并,可以对交易成本和医疗费用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张亚东的着眼点在于解决保险公司(医疗费用支付方)与医疗服务供方(医院)严重的问题,为防范后者过度服务的道德风险展开讨论并得出该结论的。而笔者的着眼点在于医疗服务的定价困难(较高的定价成本)。张亚东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他所倡导的医保一体化制度类似于事前收取固定费用采用包治契约的医疗服务方式。张亚东所倡导的模式的确可以防范医生过度服务,却无法消除医生服务不足的道德风险。严重信息不对称和充满不确定性条件下可能会导致医疗市场上到处都是“吝啬的医生”,造成下文所说的隐性价格扭曲。必须指出的是,张亚东的研究对笔者具有启示意义。如果他的视野更开阔些,进一步扩大其一体化的边界,可能笔者的研究就没有必要了。

三、医疗服务与定价扭曲

医疗服务是指当前医院流行的医生为患者检查、诊病、提出治疗方案(开药、手术)等流程服务的总和。它具有一定的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的功能。医疗服务价格是指医生治疗疾病过程中以恢复患者健康为目标提供诊治服务前、过程中或过后需要病人支付的总费用,即医生为治疗疾病而投入各要素费用的加总。

患者(或其他付费方)向医院购买医疗服务时,其定价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具有专业垄断权力的人(主诊医生)现场确定的生产它的要素(包括他自己付出劳务、药品、仪器检查和使用)组合费用的加总。由于信息不对称,加之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患者很难确定生产医疗服务要素的边际价值(决定购买什么?购买多少?),这种情况导致人(主诊医生)发生道德风险:倾向于按照自己利润(效用)最大化原则配置要素资源,而不是按照患者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配置资源,导致严重的价格扭曲。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缘于医疗服务供方道德风险的医疗服务定价扭曲在不同的医疗体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服务供方市场化医疗体制下,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在医疗市场上,每个医院出售医疗服务以获得利润,患者购买它以获得健康带来的效用,即医疗服务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此时由于存在逐利驱动下的药单费用。提成,医生的收入与药单费用正相关,致使处于信息优势的医生发生过度服务的道德风险:更倾向于开高价药、多开药、诱导患者做不必要的高费用仪器检查等,其结果使患者(或其他第三付费方)支付了与对称信息时相比偏高的医疗价格――笔者称之为显性价格扭曲。显性价格扭曲意味着医疗服务实际成交时的价格正向偏离于对称信息下的理想价格,二者的价格差额即是非对称信息引致的交易费用,由患者承担,可看成是显性价格扭曲带来的定价成本。

在服务供方行政化医疗体制下,患者消费医疗服务时,由于采取“收支两条线”,医生的收入与药单费用无关,的确没有了显性价格扭曲滋生的土壤,却催生了与对称信息下相比服务不足的道德风险: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客观上无法将疗效写入契约,这导致医生每次向患者提供低质量――主要通过长期不更新技术设备,不及时更新医疗知识,消极怠工或诊病、开处方时专业服务劳动投入不足等手段降低服务成本实现的――的医疗服务时,可以相对增加自己的效用却把对患者不佳的治疗效果归结为客观上存在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也就是说,该体制中患者常常在既定价格下事实上享受一个质量偏低的服务,这是区别于显性定价扭曲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定价扭曲,笔者称之为隐性定价扭曲。隐性价格扭曲意味着医疗服务实际成交时的质量负向偏离于对称信息下的理想质量,二者的质量差额换算成等值货币即是非对称信息引致的交易费用,由患者承担,可看成是隐性价格扭曲带来的定价成本。

由上述讨论可知,当医院仅提供医疗服务时,无论是服务供方市场化还是服务供方行政化医疗体制都存在医疗服务定价扭曲问题,存在高昂的定价成本,这些成本以成本的方式最终由患者承担。

四、市场化医疗体制下的新医保一体化与医疗间接定价机制

Coase(1937)认为配置生产要素资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价格机制;一种是企业家利用权威指挥生产。两种方式都是有成本的,如果在边际上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发生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家利用权威指挥生产所追加的管理成本,就应该采用企业家利用权威指挥生产的方式配置资源,此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张维迎,1995)。Coase的观点对我们的启示:既然服务供方市场化医疗体制下,医疗服务单靠“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价格机制配置会产生价格扭曲,很难达到医疗资源有效配置,那么是不是改为企业家利用权威配置,而非在现货市场上交易更有效率呢?Cheung(1983)曾经沿着科斯的思路分析指出“如果顾客对商品的每一贡献或每一零部件付费,而不是对单一完成的产品付费,成本经常高得无法交易。作为一种替代选择,所有合作的投入所有者可能与另一个人订立契约,每个人都同意为他的服务支付的价格,然后所有这些价格可以叠加为最终产品的价格”。(盛洪,2003)Coase和Cheung富于洞见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打开医疗市场“黑箱”的钥匙。

在零交易费用的对称信息情形下,每一次来自服务供方的医疗服务都能被准确地定价,是不存在医疗改革问题的。而在非对称信息的现实世界里,现存的医疗制度很难准确地为医疗服务定价,引发各类医疗改革问题。事实上,由于医疗服务固有的特性,为每件医疗服务直接准确定价是相当困难的,亦即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直接配置医疗服务资源的代价相当高昂。以往大多数学者将研究视野局限在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纵向边界内或许是至今无法圆满解决医疗改革问题的根本原因。那么,能否绕开对每件医疗服务的直接定价困难,而找到一个交易费用尽可能小的医疗服务间接定价机制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医疗保险和因病伤残保险两个概念:尽管医疗保险和因病伤残保险都是因伤、因病引起的,但其保障的范围和作用是不同的。医

疗保险为直接用于医疗服务的费用补偿,而因病伤残保险是对因病伤残后不能工作、影响生活的一种补贴或保障。两种保险一般都是针对自然疾病而言的,不包括意外事故、意外伤害、主观故意(如自杀、自残)等所致的各项损失。医疗保险是按实际所用医疗费(或其一定比例)来赔付。因病伤残保险的赔付责任范围仅包括:(1)基本生活保障和残废补贴;(2)丧葬费补贴及遗属抚恤金等,不包括医疗费用的补偿。

首先考察医院的边界扩大到提供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两项业务一体化的情形(不妨称所提供的服务型产品为“产品I”):产品I较单纯医疗服务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是事前可定价的,这个价格就是通过精算得到的医疗保险价格。相对于产品I而言,每个医疗服务不过是其一个“零部件”。人们无需再关注这个“零部件”的价格,亦不必每一次为之在市场上的交易进行搜寻和讨价还价――因为每个“零部件”只是产品I的组成部分而已,如何生产这个“零部件”、生产多少、生产的质量如何,此时完全由企业家通过权威管理来完成生产和配置。在市场化医疗体制下,尽管逐利的激励依然存在,但由于事前产品I的价格是固定的,企业家通过管理手段为投保的患者提供单一医疗服务时,药单费用是其发生的成本而无需再由患者承担,医生的收入与药单费用负相关,即此时实现了药单费用的内部化。如果医生仍然过度服务(如多开药,多做高费用仪器检查),发生的额外成本由其自己承担。这意味着医生已经没有了诱导需求的激励,单一医疗服务显性定价扭曲的情形将得到充分纠正。然而此时的一体化企业尚有先天性不足:尽管它有抑制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时出现显性定价扭曲的激励,却缺乏医生提供这个“零部件”合格质量的激励,原因是产品I相当于一个事前承包治疗却不承诺疗效――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客观上也无法将疗效写入契约――的契约,所以产品I与单纯医疗服务一样是“信任品”。这一特性导致在事前既定价格下,医生每次提供不合格“零部件”时――通过减少与对称信息情形相比药单费用的方式,这意味着生产产品I时的低成本――可以相对增加一体化企业的利润却把对患者不佳的治疗效果归结为由客观上存在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消费产品I时,可能得到的是既定价格下较低质量的一系列的医疗服务,即出现隐性定价扭曲。

上述分析表明医院边界扩大到提品I情形时的确可以防止医生过度服务(如多开药,多做检查),却无法消除医生服务不足(如少开药,少做检查)的道德风险。严重信息不对称和充满不确定性条件下可能会导致医疗市场上到处都是“吝啬的医生”,此时医疗服务的定价扭曲以另外一种形式被继承下来,依然存在医改问题。

再考察医院的边界进一步扩大到其兼提供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和因病伤残保险三项业务一体化情形――为了区别于其他学者关于医保一体化的研究,笔者称这种情形为新医保一体化。不妨称新医保一体化企业提供的服务型产品为“产品II”。医疗服务仍然是产品II具有特定功能(医疗)的“零部件”。如何生产这个“零部件”、生产多少、生产的质量如何,此时仍然完全由企业家通过权威管理来完成生产和配置。对特定的社会人群来说,通过保险精算得到的产品11的价格也是固定的,承袭了产品I可以有效抑制医生过度医疗的优点,即新医保一体化企业同样能使药单费用内部化。

与产品I不同的是,产品II另具有因病伤残保险功能。新医保一体化企业不但需要提供诊治疾病的服务,还需要在投保人因病伤残(包括死亡)时承担赔偿的责任。尽管人们健康的价值在伦理上是无限的,但在经济社会中很多时候需要按伤残级别给健康定价。不妨把患者因病伤残损失的健康的价值称为“伤残成本”。在新医保一体化的医疗制度下,当充分治疗后患者确有伤残(包括死亡)时,只要按各种伤残级别的赔偿额度确定得当,就能近似地实现患者因病伤残成本的内部化――在既有的医疗技术水平下,对特定社会的人群,在充分治疗前提下因病伤残赔偿的总额能通过保险精算获得,可平均下来记到产品II的价格内。如果医生每次治疗时向患者提品II的不合格“零部件”,将增加新医保一体化企业因病伤残的赔付成本,使之减少利润乃至亏损――新医保一体化的企业家则会积极地管理医生,使之尽可能与对称信息情形时相比不多“制造”伤残,使之尽量能够像对称信息时一样权衡如何治疗、继续治疗与否的利弊,甚至使之能像为他自己看病那样给病人看病。

综上所述,以服务供方市场化为前提的新医保一体化医疗体制下,产品II是传统医疗市场上下面三种服务产品的“三合一”: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因病伤残保险。单件医疗服务可看成是产品II的“零部件”之一。产品II继承了产品I的优点,单件医疗服务不过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生产这个“零部件”的药单费用完全被新的契约内部化了,医生失去了过度服务的激励,是不会发生显性定价扭曲的。此外它还改进了产品I的不足,由于增加了按因病伤残等级的赔偿功能,投保人因病伤残成本也完全被新的契约内部化了,医生同样失去了服务不足的激励。因此以服务供方市场化为前提的新医保一体化是医疗服务间接的准确定价机制。

沿着Coase(1937)――Cheung(1983)关于企业的研究路径,结合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信息不对称的医疗市场上,为了绕开单件医疗服务的定价困难,传统医院的边界必须扩大。当它的边界扩大到新医保一体化情形时,重要的不仅仅是增加了其所提供服务的功能,而是节约了大量的定价成本。脱离产品II去讨论单件医疗服务定价问题就好像脱离某产品去讨论生产该产品的某一零部件的边际贡献一样,十分困难。与一般的企业一样,新医保一体化企业不应是为了生产具有更多更完整功能的成品而产生,应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它可被视为人们一生中可能消费的系列医疗服务的间接定价装置,其实质是由企业家利用权威组织医疗服务的生产与配置,替代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价格机制,这样可以节约现有医疗制度下医疗服务直接定价交易的高昂成本。

五、服务供方的行政化不可能解决定价扭曲问题

在服务供方行政化的医疗体制下,如果仍然按单件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如前文所述,医疗服务供方会存在与对称信息下相比服务不足的道德风险,产生医疗服务的隐性价格扭曲,原因是医生较多的工作努力投入无法由政府僵化的定价及时地反映出来,既然较多的专业劳动要素投入并不一定意味着较高的价格回报,理性的医生为什么要多工作呢?此时屡禁不止的“红包”现象可能会更加泛滥――患者通过向主治医生送红包以激励其努力工作,降低手术风险――因为该制度下病人向主治医生送红包对彼此来说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此外在第三方付费的情况下,患者过度消费现象依然存在。医生虽没有积极性与患者合谋,但也没有积极性防范患者的过度消费。此模式存在所有者缺位(由于产

权不明晰)引致的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者缺位导致的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上述几点完全可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医疗行业实践中找到证据,否则医疗行业延续已有的体制即可,就不会存在改革问题。

在服务供方行政化的医疗体制下,如果实行新医保一体化,仍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由于该体制下新医保一体化公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既没有做到药单费用内部化,又没有做到因病伤残成本内部化,其情况可能会比直接按单件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更糟糕,这是因为前种情况下投保人事前支付的是固定价格,事后如果生病,所有药单费用、因病伤残的赔偿都由新医保一体化公司承担,导致它可能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那些与新医保一体化公司管理人员、医生有关系的人,如亲人、朋友可能得到过度的医疗服务和因病伤残赔偿,引发的过高成本由政府行政部门承担,最终转嫁到纳税人头上。此外还有诸如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者缺位引起的医疗服务质量改善缓慢、医生专业劳动服务不足等导致隐性定价扭曲的因素依然存在,缺乏自动纠正的机制。以市场化为前提的新医保一体化制度真正做到了药单费用和因病伤残成本内部化,上述情况会得到企业家的积极管理和有效控制,否则市场竞争将淘汰该新医保一体化公司。

由此可见,沿着服务供方行政化的路径,无论是否实施新医保一体化,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疗服务定价扭曲问题,或者说,在此路径上,根本不存在为之准确定价的机制。

六、结束语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市场声誉;医疗服务;声誉机制;政府职能;干预;协助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4-0017-03

基金项目: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医疗改革中的政府职能转变研究”(2013XRW05)。

作者简介:薛大东(1980-),男,成都人,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卫生经济学。

“过度医疗”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难题,它根源于医疗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并被作为医疗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依据。然而现实却是在政府干预的医疗供给体制中,“过度医疗”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异常普遍。这不禁引发了人们一个思考: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医疗服务领域,政府干预真能解决问题吗?进一步,市场真的完全“失灵”而无法约束这些行为吗?在市场经济中,声誉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其通常来源于日常行为的积淀,比如良好的服务、过硬的质量等,并经由消费者口碑的传播而最终形成。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往往视声誉如生命。那么,在医疗服务领域中,建立市场声誉机制是否是一条约束“过度医疗”行为的有效途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机制又该如何建立呢?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

一、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与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问题

事实上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一直把声誉作为保证契约诚实执行的重要机制。随着激励理论的深入发展,经济学将动态博弈理论引入委托关系的研究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多次重复博弈关系的情况下,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人的作用。[1]Kreps与Wilson(1982)、[2]Kreps等(1982)、[3]Fama(1980)[4]等人均指出,在多次重复交易中,经营者基于由此而来的长远预期收益,都非常在意声誉,从而提供更加优质的劳动。

医疗服务市场虽不一定具备多次重复博弈的特征,但声誉机制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Kandori(1992)[5]论证了尽管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次数非常有限,但是如果存在信息传播机制能够及时将交易者的欺诈行为传递给其他相关成员,并由他们对欺诈者实施惩罚,同样可以促使交易者有激励维持诚实的声誉。换言之,声誉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可以通过“个人实施”(即欺诈受害者本人对欺诈者的惩罚,这需要多次重复博弈)来实现,还可以通过“社会实施”(即由其他相关成员而非被欺诈者本人对欺诈者实施惩罚)来实现。因此,即使在不一定具备多次重复博弈特征的医疗服务市场中,只要患者的使用体验能够传播给其他消费者(比如口耳相传,网络评论等),进而引起病源的增加或减少,那么声誉机制就可对医疗服务提供者产生激励或惩罚作用,大大减少其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从博弈论角度看,市场声誉能够化解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可以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行为产生可置信的威胁。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的同时,也获得了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评价并影响其声誉的权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声誉被作为一种抵押品授予给了患者,使得患者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行为拥有“反制手段”。如果声誉机制因某些原因而缺失或者受到压制,那么面对拥有信息优势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及那些难以核实和举证的利益损害,患者将毫无“还手之力”。

归纳起来,在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环境下,声誉可以同时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降低部分信息成本,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广告费用和患者的搜寻费用;二是更为重要的,声誉成为医疗服务供给者给予患者的信用抵押品,降低了患者面临的违约风险,进而有利于收取更高价格(即患者的风险贴水降低)。一旦失去声誉这种无形资产,医疗服务供给者的未来收益必然减少。因此,市场声誉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医疗服务供给者不会利用损害自己声誉的道德风险行为来获取短期利益,而是会通过提高质量、优化服务来建立、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声誉资产,以便获得更多稳定而长久的收入。而对患者而言,声誉机制保证了其免受“过度医疗”带来的金钱和健康损失。这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二、政府干预与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的缺失

在我国,医疗服务供给领域由政府主导,声誉的来源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的评审。如此形成的声誉不但无法实现市场声誉机制所具有的激励约束作用,还会阻碍市场声誉机制的形成,造成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的缺失。

首先,我国医疗服务领域的声誉资产主要建立在政府信用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由于一直以来对市场机制及“市场失灵”的疑虑,政府对医疗服务领域的干预很多,包括医院声誉的建立问题。在我国,医院声誉是与其等级相联系的:政府的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制度根据医疗水平及设施条件等将医院划分为三级九等,并且不同级别医院享受的政策完全不同。高等级医院不仅可以购置更加高端的设备,享有更多的科研项目资源,而且还意味着更大的职业发展平台,能吸引来更多的医疗人才。故在患者心目中,医院的医疗质量是与医院等级划上等号的,等级越高,病源越多。因此,医院的等级构成了医院声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声誉资产源于政府,患者对高等级医院的信任主要建立在政府的信用以及政府政策的差别对待上。

其次,政府行政授予的声誉无法取代市场声誉机制的作用。第一,对于不可核实质量的服务内容,政府无法有效衡量,只能依靠消费者亲身体验。众所周知,医学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而是一门不严格的艺术。医生的经验、风格、判断千差万别,医生在医学允许范围内的自很大,在这个范围内无论他怎么选择都是合法的,这是政府所无法监管到的。事实上,容易观测或者说能够标准化的项目在医学上是要求很低的项目。[6]政府的审核监督只能取得低标准的效果,而服务质量、减少道德风险等更高要求则无法审核与监管。因此,虽然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制度的初衷是为促进医院发展、提高质量,但实际上却逼迫医院、医生做了大量医疗以外事情,精力大量分散于设备、规模等可观测的考核指标上。第二,政府行政授予的声誉无法成为医院给予患者的信用抵押品。政府行政授予的声誉不受患者评价的影响,而政府评审完之后实际上也很少再去持续监管质量,更不用说那些不可核实质量的情况。再加之,政府评审往往是多年一次:我国医院等级评审启动于1989年,由于存在过于看重规模和硬件等问题,1998年被暂停,2011年才重启。于是,行政化的声誉资产一旦拥有便多年不变,即使医院实际服务质量下降,在相当时间内也不会导致医院等级降低。因此,政府行政授予的声誉无法成为医疗服务供给者给予患者的抵押品,并降低患者面临的信用风险,自然也无法对医疗服务供给者产生持续的激励或惩罚作用。第三,不同于市场声誉机制,行政授予声誉的制度容易滋生寻租空间。与其他所有行业一样,政府评级必然创造设租和寻租的空间。卫生部《医院分级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收费应与医院级别挂钩,级别不同,门诊挂号、住院床位收费等都应有所不同,以适当拉开档次。因此只要晋级,收费标准就可以更高,这其中巨大的利益导致医院不断提高级别的过程往往演变为一个不断寻租的过程。事实证明了这一推断:2012年6月25日卫生部下发《关于规范医院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评审“回头看”,2011年后新增的240多家三甲医院被视为无效,其原因就是这240多家医院中,一半左右是县级医院,甚至乡镇卫生院也挂上了“三甲”,暴露了等级医院评审中的混乱。客观讲,这种现象的出现的确是符合当事人经济理性的,因为对医院而言,向政府寻租来提高等级显然比其他方式更直接、更快捷,而医院寻租的成本最终自然还是会通过“过度医疗”等手段转嫁到患者的身上。

最后,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无法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建立起来。由于我国现行的医疗服务供给体制完全由政府主导,医疗机构声誉亦通过行政评审和政策支持的方式建立,这样市场形成的声誉就失去价值。当市场声誉没有价值的时候,就没有人在意市场声誉的建立、增加和维护,市场声誉机制也就不可能出现。此时,医院和医生最在意的不是患者的感受和口碑,而是上级行政部门对他们的评价和看法,因为向行政部门设置的标准靠拢,或者直接向其寻租,才是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取得声誉资产的最有效途径。有了更高的评级,病源自有保证,患者的体验和口碑无足轻重(除非出现医疗事故等极端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牺牲患者利益去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这种看似“短视”的行为的确是医生或医疗机构的一个理性选择。由此可以解释过度医疗、过度检查等现象为何如此普遍。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医疗服务的政府定价过低也是诱发大处方、大检查的重要原因,限于主题,对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行政主导的医疗服务评价体制削弱了医疗服务提供者通过约束道德风险行为树立声誉的动力。在市场化声誉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医疗服务领域的道德风险行为更加泛滥,使人们误以为是市场“失灵”,进而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进一步压制了形成市场声誉机制的环境,形成恶性循环。

三、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在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功能呢?这需要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政府应该逐步取消对医疗服务市场进行的各种行政干预。这里的“干预”是指,对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却包办代替、逆市场而行。一些观点认为,医疗服务是公共物品,自然是政府干预的范畴。但实际上,除部分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问题之外,绝大部分医疗服务的消费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是清清楚楚的私人物品,应是市场调节的范畴。计量研究[7][8]也表明,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医疗领域的供给诱导需求几乎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很微弱。这也意味着市场可以演化出各种有效机制约束医疗服务提供者。而在我国医疗服务领域,市场化的声誉机制之所以无法建立,正是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对其造成了挤出。因此,建立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的前提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直接干预的角色上完全退出。

其次,政府职能应该转变为协助建立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反对干预市场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可以在协助市场方面发挥它的作用。这里的“协助”是指政府顺市场而为,并帮助市场机制的运行降低成本。前已述及,

在不一定具备多次重复博弈特征的医疗服务市场中,声誉机制要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是患者的使用体验能够传播给其他消费者。该过程若靠市场自然演化则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政府可以协助降低这种时间成本。因此,促进患者真实使用体验的传播就可成为政府转变职能、协助市场建立声誉机制的切入点。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这一工作的可行性已经变得非常强。比如,借鉴电子商务的做法,建立医疗服务评价网站,让患者给医院和医生打分、写评论,甚至可以直接委托成熟的互联网企业来完成这些工作;政府只对患者身份的真实性和医院医生的资质进行监管,对弄虚作假者用法律或行政手段进行惩处,维护市场环境。同时,传统的医院评级考核也不必全部取消,但应当转变内容和性质:只公布客观数据,不划等级、不搞差别政策;允许相互竞争的各种民间机构和企业据此对医院评级打分,等等。在参考充分信息的基础上,让患者自行做出就医选择。医院和医生在病源流失的压力下自然会维护自身声誉,规范自身行为。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还涉及多个方面的改革,包括医疗服务从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医疗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与自由执业、“管办分开”给予医院更多自主管理权,等等。因此,要彻底解决“过度医疗”等问题,各项改革必须统筹兼顾、多管齐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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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reps D. Wilson R. Reputation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2,(27).

[3]Kreps,Milgrom,Roberts & Wilson. R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nitely repeated prisons dilemma[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2,(27).

[4]Fama E.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88).

[5]Kandori M.Social Norms and Community Enforcement[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2,(59).

[6]潘常刚,吕国营.医疗领域的政府干预与声誉机制[J].地方财政研究,2009,(12).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12篇

医疗体制改革工程是一项宏大而又复杂的社会工程,其失败的原因不能仅仅用“根源在于市场化、商品化”来解释。实质上,医改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是改革过程中没有体现出医疗体制改革工程对象的“社会性”、工程目标的“公正性”、工程实施的“人文性”、工程理论的“复杂性”。

一、医疗体制改革工程对象的“社会性”

社会工程一般以“人”为对象,目的在于改造人和调整“人的社会关系”。因此,一项社会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不但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知识水平,而且依赖于改造对象的文化程度、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以及接受意愿。

卫生部作为制定者和最主要的实施者必然担负重任,医疗体制改革工程在设计时是否存在问题,将直接影响着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制定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进行的,所以国企改革经验对其有着很大的影响。此外,国家对医疗事业的垄断控制使得医院本身也具有公有制的性质。这些医院和国有企业的共性必然导致了医疗体制改革的理论背景含有很多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分。但是,医疗事业毕竟同国有企业存在巨大差别,这些差别对改革的影响更为严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似“偶然”的医改失败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此外,医疗体制改革不仅取决于实施者,而且同样受实施对象的限制。因此,保证了实施者这一最基本要求外,必然要对实施对象进行限定。从理论层面看,实施对象应该是医疗体制,但是从具体层面看,实施对象更应该是医院。医院作为政策实施的具体环境,必然起着决定性作用。卫生部的指示逐级下达、实施,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医院,医院只有正确执行了,才会使医疗体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二、医疗体制改革工程目标的“公正性”

社会工程则往往强调公平、公正与和谐。一项工程的实施过程是由一系列的操作过程得以完成的,而其中程

序的合法性、结果的公正性,则是一项社会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并最终成功的关键。

医疗体制改革工程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 “市场失灵”。实际上,国内的医疗行业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因为市场化的基本前提是公平和充分的竞争,而这种局面从来没有在我国的医疗行业中出现过。我国的医疗行业是在没有开放市场、打破垄断的情况下,先在国有大医院中引入企业经营机制,通过科室核算等手段让占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医院自行营利,从而政府卸掉财政包袱。在一个缺乏竞争制约、国有大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自负盈亏的大局面下,医疗费用被快速推高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在医疗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市场失灵”同样存在着“必然性”。

医疗体制改革工程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对于公共产品,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自由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其“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失灵,应该更主要运用有效的政府干预手段来解决,通过加强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物品和服务,同时适当运用市场手段来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通过干预手段来解决医疗服务的市场失灵现象,反而同时导致政府失灵的话,那医疗体制改革的失败将是必然的。

三、医疗体制改革工程实施的“人文性”

社会工程的设计者、实施者、接受者都是“人”,或者说社会工程是因其强烈的人文关怀才实施的,因此,其人文性便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社会和谐等人的终极追求,成为社会工程的灵魂。

医疗事业是服务行业,医疗体制改革工程最应该体现出社会工程实施的“人文性”。医疗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实施者和实施对象都是“人”,更应该体现出人文性。医疗事业作为服务行业,其人文性要求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并且,由于人文性的缺失导致的“就医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巨大障碍。

就医问题有失“人文性”并不仅仅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单纯靠经济政策作为改革的导向而忽视了医疗体制改革工程实施的“人文性”,并不能搞好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不可能成功地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全面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医疗体制改革实施的“人文性”。医疗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医疗体制改革的失败不仅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没有体现出社会工程实施的“人文性”。

四、医疗体制改革工程理论的“复杂性”

社会工程的理论基础往往比较复杂,既涉及基础社会科学,又涉及应用社会科学,更要紧紧依赖社会技术。社会工程本身就是对社会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都需要实施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工程。

医疗体制改革工程,既是对患者与医生、病人与医院关系的调整,也是对现有医疗体制的重构和创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医疗体制改革同样需要社会全方位的体制改革与创新加以配合。一个社会、一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本身,通常会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没有这些相关方面改革的铺垫,某项体制的改革往往寸步难行。医疗体制改革是整个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前的改革经验表明,我们只有将医疗体制改革放到整个改革事业的宏观视野中加以审视,找出关键,抓住重点,才能保证医疗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从而实现医疗事业的健康、快速、全面发展。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医改 政府主导 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其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列为倒数第四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给老百姓生活和心理带来巨大负担。同时医疗资源利用率低下,高级医院人满为患,而社区医院门可罗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09年4月我国正式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了“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新医改基本原则,希望建立一种“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医改新模式。

1 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结合难点

政府主导可以实现医疗资源总体规划,统筹配置医疗资源,实现医疗服务的公平;市场有利于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医疗领域,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我国医疗水平,也是我国未来医疗体制模式。但如果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结合不好,新医改就很难取得期望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三:

(1)“政府主导”不足。政府主导的优势在于政府可以根据国家财政能力和社会对医疗资源的整体需求,进行统筹规划和统一安排,首先保证保障性和公益性医疗服务,达到医疗资源合理利用。然而政府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决策滞后、决策没有反应百姓需求,导致医疗资源安排不合理,百姓的基本医疗服务得不到保证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百姓生活和心理带来沉重负担。

(2)“市场机制”失灵。市场对资源的高效配置源于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但在医疗卫生这个特殊领域中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可能不灵,因为病人由于专业知识所限不可能在看病时和医院及医生讨价还价,医疗服务及药品的定价有可能完全由供方说了算。因此当市场力量进人医疗机构,利益激励发生作用时,医疗服务供给方的专业优势便轻易转化为创收优势。因此在目前医疗市场上出现了高等级医院患者拥挤不堪,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的局面,即说明目前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机制失灵。

(3)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如何结合?“政府主导”应该主导哪些领域、主导到什么程度?“市场机制”在政府主导下如何发挥,发挥的领域什么?两者之间如何相互结合、是否存在黄金分割点?上述问题直接决定着政府和市场能否发挥各自的优势保证新医改成功。

2 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和任务

针对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实现医疗资源的公平和高效,必须首先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和任务,概括起来就是政府负责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市场负责百姓医疗服务的发展问题。政府负责基本生存问题,具体包括医疗体制的制定和执行;负责全社会的公共卫生事务和公益性卫生机构的建设、补贴及管理;监管药品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实现公共医疗服务保险全民化。市场负责发展就是鼓励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开发和竞争;引入私人资本参与医疗服务;鼓励医疗服务的规范和有序竞争。

3 如何发挥政府和市场职能

针对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和任务不同,政府和市场应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的优点和主导作用,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体制作出贡献,具体来说就是:

(1)政府以国家财政承担公共和基本医疗服务。政府主导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平等对待患者;培训社区、农村基层医务人员;调节和控制社会医疗需求。政府以国家公共财政为资金通过公共卫生机构、城市社区卫生和农村卫生机构,以基本药物和适宜医疗技术为手段,向城乡居民提供公益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资源。公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患者在经济上提供可承受的卫生服务,而不是片面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患者支付的费用不是市场价格,也不是医疗服务的全部成本。二是卫生服务体系的适宜性与合理性,医疗机构的分工符合公众实际医疗需求,确保患者在合适的医疗机构、得到合适的治疗。

(2)市场机制负责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主要由社会成员自己承担经济责任。坚持市场主导,打破行政垄断,使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公平竞争,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在非基本医疗服务竞争领域,政府要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来规范竞争,提高市场透明度和解决医患纠纷。

(3)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医疗服务竞争。根据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不同的属性,根据公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自不同的特点,政府应该兴办公立医院来承担和体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同时由于政府财力有限,鼓励和规范私人资本和外资通过兴建私人医院和保险公司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金融服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4 结论

医疗体制关系到每个百姓的切身利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降低了百姓的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为此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必须具有紧迫性。在国家对医疗资源投入有限情况下,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必须采用两只手推进,一只手是政府有形手,统一规划国家医疗资源用于保障医疗服务公平;一只手是市场经济无形手,用于提高国家投入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医疗服务。只有我国的医疗改革坚持正确方向、合理决策,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优势,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才有望逐步得到解决,百姓才能真正享受到“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参考文献

[1] 王金龙.我国医改需要市场和政府合理均衡[J].当代经理人,2006(10):166.

[2] 岳宗福.论新医改方案中政府主导与市场作用的厘定[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09.3(3):17-19,22.

[3] 赵娜.新医改: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J].经营管理者,2010(8):128.

[4] 蔡江南.市场力量:医改的“座上宾”还是“阶下囚”[J].中国社会保障,2007(8):24-25.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医院 区域医疗中心 规模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124-02

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是鄂西北地区集医疗、教学、科研、急救、康复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医院。2011年12月,太和医院正式被国家纳入中西部地区地市级区域医疗中心规划,成为国家支持建设的中西部地区地市州级区域医疗中心。一个辐射鄂豫陕渝毗邻地区2600万人口的核心医疗圈正在形成并加速推进{1}。本文引入经济学的理论“规模效应”,从论证太和医院规模效应的角度研究区域医疗中心的发展,运用财务指标分析法、成本函数法等方法,对区域医疗中心的规模经济数据进行研究,找出其潜在价值和规律,充分挖掘区域医疗中心体系的技术优势和核心作用,提升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益的提高。

一、研究背景

1.国内医疗服务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卫生部于2012年2月27日召开了专题新闻会,介绍新农合工作进展情况,卫生部农村卫生司司长杨青强调: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7%,全年受益13.15亿人次{2}。随着国家医改的层层推进,医疗服务市场规模有望随之快速扩张,医疗服务业将迎来绝佳的扩张机会。在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医院为自身生存和发展,医院兼顾自身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形成区域医疗中心,发挥品牌和规模效应,降低医疗成本,增强综合竞争能力,拓展医疗市场,是我国医院管理者探索的方向。

2.国家医改深化区域医疗机构的规划。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要求,设置区域医疗中心是深化区域医疗机构规划内涵,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落实卫生服务公平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卫生部《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中,对区域医疗中心的功能定位是:为一定区域内居民提供代表该区域先进水平的医疗服务,承担一定的人才培养、医学科研、教学等任务的医院,区域医疗中心同时承担服务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和技术支持{3}。

二、规模经济效应理论概述

规模效应是一个经济学上研究的课题,即生产要达到或超过盈亏平衡点,即规模效益。根据西方经济学厂商理论,规模经济指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投入的要素随着组合的磨合期缩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从权威的研究和定义来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是:考虑在既定的(不变的)技术条件下,生产一个单位单一的或复合产品的成本,如果在某一区间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或递增),那么,就可以说这里有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4}。

三、太和医院区域医疗中心规模效应分析

目前,对于规模经济效应研究已从最初的工业领域延伸到其它行业。将“规模效应”这一经济学理论引入到医疗行业,以太和医院区域医疗中心的发展实例,选取太和医院2006年—2011年统计数据和相关的财务指标进行探讨研究,引用相关数据,运用财务指标分析法、成本函数法等研究方法论证区域医疗中心的规模效应。

1.资产规模分析。经过六年的发展,太和医院的资产规模从2006年的5.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3.7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0%。规模的增长,带来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从理论上说,市场集中度越高,大规模企业的市场支配力越强,从而行业利润率越高。医院在发展中应当具有与规模相当的经营效益,即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

2.财务指标列表法分析。基于卫生行业医院财务管理指标的特殊性,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代表性,本文主要选择太和医院2006—2011年与规模经济相关的财务指标,进行列表式分析医院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实证医院规模化发展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列表如下:

医疗市场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大学生;医疗保险;信息不对称;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7;F840.68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2

一、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的现存问题

2007年,国务院决定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参见《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1]自从实施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政策以来,各地高校在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目前大学生医疗改革存在很多的问题,大学生对于医疗保险的基本内容、相关规定等了解程度都很低。医疗条件相对较差及医疗费用普遍呈上涨的趋势。政府参与度较低,保险公司所制定的保费情况及理赔状况的不合理性。

二、我国保险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影响

医疗保险是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如果保险市场是信息对称的,保险公司就可以按照投保者的风险程度不同提供不同价格的保险单。当前,我国保险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 [2]

三、医疗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

保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是指:不同的被保险人风险大小不同,被保险人了解自己的风险类型而保险人并不了解。[3]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SH和SL分别代表保险公司高理赔率和低理赔率保单的供给,DH和DL分别为身体健康和身体不健康的投保人需求。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保险公司肯定是愿意做低理赔率的买卖。二手货市场中,对于卖方来说,无论他所出售的旧汽车质量是好是坏,都是要卖的。SL和DL分别高于SH和DH 。由于现实经济中信息分布的非对称,投保人预期保费低于高理赔率的保费。对于健康状况有关的信息,投保人相对于保险公司更了解以及更完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保险公司预期客户投保所需支付保费的概率和险种的理赔率为平均变量。即高理赔率和低理赔率各占50%,将图2.1中高理赔率的医疗保险市场需求向左移动到DM,但低理赔率的医疗保险市场需求向右移动到DL。结果,高理赔率医疗保险单的交易量减少为25,低理赔率增加到75。市场医疗保险险种理赔率的比例高达75%,低于投保人的预期。

四、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

在社会医疗保险市场运行中,社会医疗服务供给方、需求方、管理机构等三个主体分别担负着不同的职责与任务。从被保险人角度分析,由于其追求保险服务保障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存在过度消费的问题,这种行动在三方相互作用中,影响着政府与供给方效能的发挥。在其成为参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一个主体时,需求为a,在不需要自己付费时,对医疗保障存在较大的渴望,尤其在医疗需求方面较为强烈,由此,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由Q1到Q2。为此,由下图分析得知,由于患者的需求超出一定的范畴,能够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进而造成道德风险问题(附图2.2)。

图2.2 被保险人过度消费造成道德风险分析图

五、我国医疗保险市场中产生的博弈论

医疗机构与投保人的博弈分析:我国典型的医疗保险市场由三方参与者参与,包括保险公司、投保人、医疗机构组成。[4]三者的关系如图3.1所示。首先投保人需要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的保费,各高校各保险公司出台的保险类型的费用都有出入。当投保人一旦患重病而无法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时,投保人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依照当时所签的保险合同向投保人支付一定的赔偿金。同时,被保险方向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用,医院向被保险方提供医疗服务。

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博弈分析:现假设保险市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两类投保者,他们各自的最初财富为W0,如图3.2位置E.这样,在没有损失的时(状态1,见W1轴),收益为W0;在发生损失L的时(状态2,见W2轴)收益为W0-L。假设高风险投保者面临的损失概率为H,低风险投保者的损失的概率为L(H>L)。假设信息是对称的,在此情况下保险市场公平且有效率,高风险的投保者将从E点沿着市场保险线EG移动而选择G点;低风险的投保者将从E点沿着保险线EF移动而选择F点。这样高风险投保者在G点获得最大效用,而低风险投保者在F点获得最大效用。

但是实际情况中,保险公司无法将高风险的投保者与低风险的投保者区别开来,所以两类投保者都会选择F点,使保险公司所确定的平均损失概率高于L。

学校与投保人的博弈分析:针对大部分高校与保险公司所推出的“学平险”,假设P为医保价格,S为参保意愿,各高校进行统一组织学平险的缴费,大学生的参保意愿会随着医保价格的不断上升而意愿逐渐降低(见图3.3)。相反,针对老年人群体来说,目前他们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通过参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自愿所参与的商业保险来说,是有益的。因此,不管随着医疗价格的不断上升,老年人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呈现出刚性的需要(见图3.4)。

六、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研究目前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与困境出发,主要运用信息不对称的理论以及博弈理论去探讨医疗保险所涉及的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大学生参保意愿普遍不是太高,需要学校积极地去引导,也需要保险公司利用价格来调节,激发需求。

参考文献:

[1]张青枝.中国高校大学生医疗保险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08(1):36-38.

[2]董淑荣.大学生医疗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