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范文

学术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学术论文范文第2篇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学术论文范文第3篇

学术论文是对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章。

学术论文应具备以下四个特点：

一、科学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 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 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 进行严谨的论证。

二、创造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 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 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 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 价值。

三、理论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 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 须符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 四、平易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 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

第二节　学术论文的写作

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是：

一、选题 选题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 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写作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 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一）具有科学性。它应包括：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创造；学科上短 缺或空白的填补； 通行说法的纠正；前人理论的补充；等等。

（二）有利于展开。指的是：要有浓厚的兴趣；能发挥业务专长；先易后难，大小适中； 已占有一定的资料；能得到导师指导；在一定时间内能完成；对题目加以限定。

还应说明的是，在选题的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1、选题确定之前，要查阅文献资料。目的在于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明确在 本学科中过去已经进行了哪些研究，有什么成果；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以便弄清现阶段 的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哪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为此就要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报刊目录索引、专题目录索引以及年鉴等工具书。另外， 还要做文献目录卡片。这种卡片可以先从最近发表的新的文献资料调查开始，按年一项项写 出来。卡片的写法是，记上作者、标题、杂志名、页码。若是单行本，要写上出版单位，报 纸要写上发行的年月日。

2、发挥想象力进行积极的思考。在查阅文献资料、做目录卡和对目录卡进行分类整理 的过程中，大脑的思维就已经开始工作。论文作者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思考力（分析、综合、 演绎、归纳、分类、组合、加减、反逆、类推等等），对文献资料进行积极的加工，这是一 种创造性的想象，缺少它就得不到新的题目。 在阅读资料、进行思考的同时，既要注意资料的记录，更要注意思考的记录，尤其是对 突然来临、转瞬即逝的灵感的记录。

（二）研究 科学研究从选题、确定课题时已经开始。这里指的研究，是指选题确定之后集中攻关的 研究。具体来说，有以下内容：1、搜集资料。凡是与课题有关的资料都应昼搜集齐全。2、 整理资料。使散乱的资料条理化，具有可用性。3、调查材料。材料是科研的基础，除了查 阅资料搜集材料外，有时还要进行调查。调查分为实地调查和书信调查两种，实地调查可用 开会、查勘、个别访问等方法进行。在调查中要注意搜集原始材料，有时要绘图，或者摄影， 或者录音，或者翻印。4、观察实验。这主要是自然科学使用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中的某 些学科也要用到。通过观察、实验，我们可以取得重要的数据和材料，经过分析、综合，使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检验和发展科学理论。5、思维创造。这是研究中的最富有 创造性的阶段。它是由一系列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着的方法所组成的，其中主要有：归纳 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高级的理性认识。这种科学的逻辑思维方 法就是辩证逻辑。

李景隆主编的《应用写作》把上述创造性思维称为“创造工艺”，并介绍了对写作论文 很有参考价值的“创造工艺”方法——KJ法。具体方法是： 先准备下列必要的用品：①铅笔、钢笔；②红、蓝等色铅笔；③曲别针；④橡皮；⑤卡 片；⑥图解用的对开大白纸。此外，还必须有能摊开卡片的场所（大的桌子，或者是床）。 这种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步骤：①写卡片；②对卡片进行分类、编成卡片群； ③排列卡片群，以图解来安排文章的结构；④文章化。

这种方法进行的过程是：

第一，搜集材料。

第二，把搜集的材料（包括：经过作者发散思维想出来的材料，文献资料，以及从调查、 观察、实验中得到的材料）制成卡片。每张卡片写一项，这样就便于材料的分类、综合、比 较、追加和剔除。每张卡片都要加上简明扼要、能一目了然的标题。若将这些卡片加上序码 则更为方便。

第三，把这些卡片象扑克牌那样摆到桌子或床上。

第四，边读，边思考，把内容相关的卡片调到一起。这时要注意，常常会思考出新的问 题来，应该立刻写成卡片放到里边去。

第五，这样便会得到若干个卡片群。对这些卡片群要依次细读，琢磨为什么会把它们放 到一起，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把思考的结果简要概括地写出一张卡片，放在每群卡片的最 上边。为了表明各群卡片内容是不相同的，要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分别标出符号。然后，把每 个卡片群用曲别针别好。

第六，上面编成的是小的卡片群，下一步要编中的卡片群。编中的卡片群与上述编小的 卡片群的方法一样，也要写出一张新的卡片，概括出这一群卡片的要点，放在最上边。也要 用颜色铅笔标出共同的符号，以与其他卡片群相区别。

学术论文范文第4篇

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培养学生的运用艺术的美以及自然的美，并创造美的能力。发展美育，不仅是美育自身的要求，而且也能使学生受到道德熏陶，提升思想境界，有利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有利于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有利于学生开展健身健美活动。也就是说，提高学生审美能力更有利于学生德、智、体、劳全面发展。在独自或合作完成美术活动、创作时，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学生总会产生审美体验，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美术创新能力，学会评价美、欣赏美，培养了学生现实观察能力，形成自己的美术素养。美术教育对于学生美术技能的形成和创新意识的启蒙，对于学生良好的个性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美术学习习惯

美术教师要想实现教学目标，产生预期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入研究现行美术教材，并根据自己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年龄特征，找出教材与学生的最佳结合点，使学生对美术教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美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美术课由于以学生活动为主，且学生学习活动多种多样，跟其他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认真组织教学，不管控好课堂，易造成课堂混乱局面，也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美术教师在课堂秩序混乱的情形下，有时对学生大声批评、指责，甚至惩罚，但学生的逆反心理非常强，你越压制，反而闹得越欢。教师只有冷静下来，用耐心和平静对待，就能使学生慢慢安静下来。另外，教师要潜心研究美术教材内容，发掘教材中易产生学生浓厚兴趣的知识点，让学生对所学的对象产生一种情感。如教师可以对美术课文的题目进行引发悬念的修改，可以通过欣赏学生优秀习作，使学生产生新奇感，有了主动学习的愿望，课堂秩序就会井井有条，学习习惯也就自然养成了。

三、重视对优秀美术作品的赏析赏评

在中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应重视美术欣赏教学，培养学生直观认知感受能力以及抽象综合思维能力，训练学生全面、准确的观察能力，创新、设计、实践能力，以及在美术活动中与人交流、合作的能力。美术欣赏教学不能让教师一直在讲解、灌输，而是让学生自己去观察、品味、感受。而学生出现疑惑时，也正是教师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的最佳时机。因此，教师应积极引导，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渠道进行感知，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直觉印象。更重要的是，教师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要积极鼓励学生对美术作品在欣赏的基础上，展开评价和评论。教师可以让学生评论作者所处的年代、作品的内容、表现手法，以及作者、作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且，评论的重点还是要放在作品本身的内容、形式上。至于评论的深度跟学生的审美体验、文化素养、知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要求全责备，可以学生评论，教师评论，也可以学生评论，教师总结。例如，对于齐白石老人的作品，在总结其特点的同时，教师可以拿出齐白石的几幅画作让学生欣赏、评价，让学生得出齐白石的画上的动物跟真的一样，充满活力，特别是画的虾在水里，透明、活泼，最后让学生得出结论：画家笔下的动物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样，就激发了学生对美术创作活动的渴望，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意识。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美术实践活动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整天上课、考试，学习、生活紧张，校园生活枯燥乏味，环境沉闷，严肃紧张，长此下去，对学生身心健康会带来一定影响。美术教师可以利用一些常见的生活用品当材料，进行手工制作，如用黑豆、黄豆、红豆、绿豆以及各种颜色的树叶等，拼贴自己喜欢的或者教师要求的图案。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参与各种美术活动，进行美术制作，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在美术学习、制作过程中，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完善人格。为了调动学生美术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采用小组竞争的方法，进行集体表彰，还可以奖励学生看一些与美术相关联、有教育意义的动画片，给学生一些不一样的视觉印象，可使学生从中学习画面的美感、形象的刻画，使学生在有趣的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术论文范文第5篇

戏曲武打艺术一直伴随着中华武术的发展与繁荣，武术以套路的特有的形式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古代“武”、“舞”相通，三国时流行文舞与武舞，武舞士多手执斧盾，以勇猛刚毅的表演歌颂战功或祭祀。周武王时有乐名《武象》，汉唐时有角抵百戏，这些对后来的传统舞蹈、戏曲等技巧运动有深远影响。宋代瓦子勾栏出现，为各类表演艺术相互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东京梦华录》战舞节目中“扑旗子”至今在戏曲武打中仍被运用，“蛮牌”、“抹跄变阵子”从身着讲究到队列、阵式，对打等为戏曲表现提供了艺术滋养。明代徽戏出现了专职的武生角色，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叙了一次“目莲戏”的生动过程。这些记述过程包括有扑跌、翻桌、筋斗等武术杂技。其武功技巧的进步是与元明武术的发展相一致的，这和武术在民间表演卖艺杂耍中的娱乐与表演价值是相通的。近代以来，武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武术人介入各行各业，武术由民间习练成为镖师或进入梨园促进了戏曲武打艺术的发展。当过看家护院镖师的谭鑫培，在演《翠屏山》中的拚命三郎石秀时，以真刀实练的少林六合刀法被称赏“单刀小叫天”。京剧武打艺术注重彰显动作的快速勇猛和真实表现。京剧北派武生的创始人俞菊笙、北派武生大家杨小楼、梅兰芳和程砚秋等都有深远的武术修行经历，俞菊笙沉重大铲头枪上演《挑滑车》赢得观众肯定。梅兰芳的虞姬舞剑就取材于他的形意拳和太极剑内容，程砚秋还成为我国在海外传授太极拳术的第一代武师。在今天的武打电影中，香港七小福中洪金宝、成龙、元彪、元华以及于荣光等优秀演员都有着深厚的武打技术，也都是学习戏剧和京剧武生出身，表现出硬实的武术功底。打是戏曲表现的一个重要载体形式，是艺术化和舞台化的传统武术，虽然是舞蹈化的艺术提升下的武术形式，但也要有扎实深厚的功夫技能，而且高于武术自我演练的技术规格与演练风格，是高境界的技术形式。

二、京剧武打艺术与武术相互影响

京剧艺术中武打戏份是观众重要的欣赏点，借助徒手对打或者刀枪剑戟等器械来衬托人物与故事情节，激起故事与舞台表演的高潮。这种武打不同于武术中的对抗实战，却又有极其相似的外化表现形式，武术中的对抗和对练与京剧武打同样是技法动作的体现。不同之处在于武打艺术凸显了武术的技法对抗和技击艺术思维，淡化了对抗实斗的目的，更进一步夸张地强化了打斗形式和招式，并演化出诸多的造型亮相与精神、气势的内涵。并且能将各类徒手、器械格斗形式、背景环境变成惊险壮观的武打场面。京剧武打与武术都冠以“武”字，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却又有着不一样的概念和内涵，京剧武打的动作素材来源于武术，武术反过来也从京剧艺术表现中吸取节奏与演练技巧，并将精气神的体现形式融入自身体系。武术在今天虽然以民族体育的形式继承与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的主线中贯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哲学思路。京剧和武术一样有着宽泛的影响力，两者虽性质不同，却互相影响。京剧武打离不开武术，在武打设计和发展中处处离不开武术的滋补，武打体现在拳脚与器械艺术对抗，翻腾技巧等表演艺术所独有的形式。武术的实战搏斗场面的技术与思想、人文情景的再现为武打艺术提供了深刻的指导。京剧武打是舞台表演艺术，是武术与戏剧表演艺术融合的形式，是穿插于剧情中情节的程式化打斗，主要依据人物、故事内涵来设计的。武打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技能的形象化，而且要掌握人物性格特点、历史时期与舞台合理利用，要处理好人物的武打风格、器械的使用技巧与特点、高难度翻腾动作的设计，特别是人物武打过程中的精神、节奏、快慢、虚实、刚柔、动静、轻重的掌握。现在武术的套路表演就有许多动作和内容是戏剧的影响结果，比如行步、旋子、踺子空翻等基本功动作。行步是拳术套路中的步法转换与前后动作的衔接技术，行步配合上肢的变化和戏剧中的武生的游场是一致的，另外，动作的节奏、摆头亮相、段落间的造型亮势都透出戏剧中的大量元素。京剧武打根据角色任务分为长靠武生和短打武生。长靠武生穿着装扮有靠、头盔、脚穿厚底靴，善用长器械。短打武生的服装和靴子相对短而薄底，也同样要求身手矫健﹑灵活，动作要干脆。长靠武生对长器械的使用和武打技巧的塑造要求特别高，短打武生穿着便捷，更能彰显深厚的功底，如《恶虎村》、《骆马湖》、《连环套》等剧中的黄天霸、《打虎》、《狮子楼》等剧中的武松，《大破铜网阵》里的白玉堂，《三岔口》的任堂惠等都是短打武生一类的武打表现形式，徒手拳脚干净利落，这些和武术中的徒手以及短器械的使用是分不开的。如《闹天宫》中的腾云、搏斗、翻腾表演就源于猴拳，通过武打艺术手段将孙悟空机灵、聪明、勇敢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武术的社会表演化本身就和京剧武打艺术有同根同源和表现上的契合。京剧中很多表演大师本身就是武术的忠实传承者和习练者，京剧北派武生泰斗杨小楼就喜欢钻研各派武术，并从中汲取精华，将其技巧融汇于京剧，强化京剧的表演艺术效果。另外，武术使用的器械对京剧道具的影响，从武术的器械原型改良还原出诸多武打器械而丰富了舞台艺术素材，从武术表演的着装影响到了戏剧着装道具。武术使京剧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表演形式更加多姿多彩，京剧武打也以艺术形式展现了武术的美，使人们对传统武术有了全新的认识。

三、京剧武打艺术系统的武术哲学表现思维

武术中练拳就是以技术来体察修行拳理之道，无道无以阐拳。持之以恒修持的即是拳技千变万化的“理”，拳技以“理”推演出了拳技招式阴阳、动静、虚实、刚柔的技击辩证思想。京剧武打是以武术拳脚姿势、器械的素材为基础进行舞台艺术化的套子和表演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以阴阳、动静、虚实、刚柔等武术理论最基本的辩证哲学思想为指导，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哲学思想的表现程度和手段，在舞台武打表现中和舞台艺术化的彰显中更夸大地呈现出武术诸多技法辩证思路，同时还围绕剧情、人物的心理与故事情节从武打技法中强化表露出来内在的人文情愫。

（一）京剧武打艺术系统的阴阳艺术表现思维

阴阳学说从字面可以解释为阳光的普照状态，阳光照射到的地方为阳，反之为阴。阴阳存在日常生活认识当中，包括对立和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现象，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事物的变化发展。阴阳对立的状态处处可见，如上下、左右、动静、攻守、刚柔、虚实等等。阴阳相关性指明了事物或现象阴阳是相互关联的，如自然界中五种基本物质木、水、金、土、火，相互间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因本质属性和特性使然，而产生五行相生和相克的走势。如武打艺术中的攻与守，二者是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本能现象，其守性被动而封闭，攻性积极而开放，故守属阴，攻属阳。又如撇子武生的翻腾跳跃为阳，落地蓄劲为阴。武打艺术也强调以阴阳转化来处理和理解武打动作编排的技巧，阴阳消长、互为对立根据是打法的基本原理，依据此理论，武打动作练习或攻防运用时，都要注意身体肌肉力量的变化收缩（阳）与舒展（阴）的有序配合。将阴阳的认识观和技术思路协调一致，统筹于身体来完成技术动作的理念，才会周身灵便，才有有刚有柔，才能上达于意境之道。

（二）京剧武打虚实的哲学思维

虚、实呈现出事物在实际与思想观念中的状态，《吴子料敌》：“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古代哲学文化对虚、实有更广泛的内容与意义，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孙子兵法虚实篇》）武打艺术中的攻防与军事思想有相通性。唐顺之《武编》中也论及“势”与“虚实”技理，“拳有定势，而用时则无定势。作势之时，有虚有实，所谓惊法者虚，所谓取法者实也。”其“惊虚”与“实取”的变化，正是手搏实战中重要的虚实思维法则了，有了虚、实的对立变化才有了武打艺术对战中巧妙与神化的意趣，从而确立了以“势法”论拳艺的学理要则。虚、实是建立在阴阳理论上的技击法则，做到敌我虚实分明，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节节贯通，才能有“阴阳不测谓之神”的意趣。武打艺术中虚实是因套子招势、环境情节、舞台效应与故事背景的变化而改变，虚可变实，实可成虚，京剧武打来源于传统武术，还包含了杂耍、舞蹈的内容，它的打斗更具舞台表现艺术化，通过逼真的艺术化来体现真实，做到逼真就得有打斗动作变化上的虚实分明与变化，如《雁荡山》的九毛攒，借以技巧的手段、动作和把子虚实的套接，表现武打的赏心悦目。

（三）京剧武打的动静、刚柔的艺术辩证思维

京剧武打无论是势势相承的个人演练套路，还是舞台对打的艺术搏斗，都体现了攻防技击特点和动静、刚柔的艺术变化。、动静的艺术表现思维，不仅包括内在心志精神的内守动静和外在形体打法运行手段外象的动静，还要协调配合内外的动静平衡，主张外在四肢百骸与内在心灵整体的动静运势统一。内静是精神内守，外动是形体表演，动静以人物内心、故事情节、环境和敌我变化为手段，以表演者的身体和演艺功夫细节来体验动静变化并刻画出人物特点。静是体力上的放松与心理上的平衡，并非完全不动，静是艺术，动是目的，静可以明了和表现自身内心形势变化，从静中彰显动的表演理论。这和武术的静是战术，动是目的，静可以明了和查验敌我劲力快慢变化形势，从静中厘清思路指导技击方法进攻取胜、以静制动是一样的。京剧武打是表现性艺术，它的动静和武术的动静目的追求不一样，但是在身体和心里对打出的技法与形体的要求是同样的，京剧武打不仅靠动静的区分表现出武打的技术思路般升降起伏，同样依据刚柔这对辩证思维来指导艺术和表现。刚柔是事物表现出来的两种对立又统一的形态，刚柔是京剧武打表现手段的基本特性，包含打斗技法劲力的快慢与输出的大小以及劲力巧妙运用的方法与手段。在对打的过程中，刚与弱的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变的，刚是有利因素，抗衡劲力的饱满强劲，具有沉实的冲击；弱是不利的因素，抗衡劲力的渺小轻飘不达，常规情况下，是强胜弱败，如果内因与外因起了变化，不利于强的一面，而利于弱的一面，则弱的会变强，强的也会变弱。深层次上看，刚柔又综合地表现为阴阳有无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换，从而构成巧妙莫测的对打表演活动。如三岔口中任堂惠与店主刘利华在深夜黑暗中的打斗，黑夜摸索表现静与柔，器械的碰触与刺杀打斗瞬间表现出动与刚的激烈。武打搭手打斗中的快与慢、轻与重、迅与定、攻与防、进与退、屈与伸等等表现都是靠演员身体技法对阴阳、虚实、动静和刚柔的深刻把握，把握准确才能塑造好人物打斗表演特点和完成巧妙精彩的舞台艺术对阵。

四、结语

学术论文范文第6篇

小学语文课堂要营造交流、融合的激情语言氛围，使教师从“独奏者”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教师运用激情的语言，能够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课堂氛围亲和融洽。教师要尊重学生的需要，强调学生“学”的主动性，建立和谐愉悦的师生关系，铺垫课堂激情。搭建和谐的语言交流平台，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信，调动小学生的情感，与文本及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受到美的熏陶，把课堂教学推向高潮。在课堂中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互动生成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引导者，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要与学生一同分担成功的快乐或失败的教训，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知识、发展智能、完善人格。学生有了兴趣，智慧大门顿开，创新火花不断迸射，课堂教学呈现一派生机，学生就会个性张扬。如，在教学《春风吹》一课时，教师运用激情语言引导学生学文“：春天来了，和煦的春风吹遍了大地，有哪些变化呢？”学生积极回答“：柳枝绿了。”（教师板画绿柳）学生接着回答“：桃树上开满了桃花。”（画粉红色的桃花）“吹来了燕子”是什么意思？（简笔画燕子）学生说小燕子冬天去南方过冬了，春天又回来了。春风一吹，睡大觉的田鸡也醒了，从洞里爬出来唱歌了。课文学习结束了，黑板上就出现了一幅春景图：绿柳红桃，燕子翻飞，田鸡讴歌，真是美不胜收。在这师生互动的动态生成过程中，学生经历文本语言的探究过程，满足了学生成为发现者、探究者的愿望。把握好课堂讨论的最佳时间，让学生的思维不断发生碰撞，真正从课堂讨论中受益，体验文本的语言美。让学生的智慧闪耀光芒，教师引领学生走向成功，实现“以学定教”课堂教学的弹性优化。

二、平等对话，实现课堂生成

课堂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灵魂，追求高效课堂是每个语文教师的永恒追求。在和谐的情境中，让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学生与学生交流互动，在争论中启发，激发创新思维，课堂才能生成新的成果，实现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让学生认真地去研读文本，看看文本讲了什么，是怎么讲的。站在与作者平等的地位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思路。如，教学《詹天佑》一课时，教师以“你认为詹天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教学难点统领课堂，让学生各抒己见，讨论：

（1）詹天佑在修筑京张铁路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2）怎样理解詹天佑是一个杰出的、爱国的工程师？学生基础有好有差，认识事物有深有浅，但在平等的氛围中，学生的发言特别踊跃，且步步深入。平等的对话，缓和了紧张的学习气氛，调节了学生疲倦的心理状态，创造了一个使师生双方都感到舒畅的课堂。把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沟通起来，发展了学生的语言能力，锤炼了学生的思维。教师要与学生和谐沟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减少学生对教师的畏惧心理。使“教学相长”，让老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学术论文范文第7篇

。其次，把你的论文用合乎投稿期刊格式的形式表达。

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不管形式是多么的谨慎和优美，如果没有明确的、清晰的结论，论文

是不会被出版的（如果作者的科学结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却苦于把它表达出来，尤

其是用一门外语，那么有着良好声誉的期刊编辑通常很乐意向他们提供建议）。

因此，在投稿之前，确保你有一些重要的和可以出版的东西要说。为了到达这个目的，你

应该和在该领域中的其他人，包括本单位和外单位的，讨论一下你的结果。

这样做的最佳方式就是在科技会议上展示你的成果——如果你可以参加的话。另一种策略

就是加入一个与你领域相关的电子邮件新闻组，利用它来获得关于你的研究计划的回馈意

见，并且参考该领域内他人的成果。

和你推崇的专家一起讨论你的想法和论文。给一个或两个核心科学家寄一份你的论文总结

，请他们做一些非正式评论，看你是否值得花费时间把它扩展成为一个完整的论文，或者

你应该首先做一些前提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具体工作是什么）。

如果你不能在会议上直接与专家交流，那么不妨使用互联网或者电子信件。如果你能在电

话中讨论你的工作，那么不要犹豫；但是首先要给对方寄一份大纲或者你的论文草稿，这

样在讨论的时候就有具体的内容可谈了。

打草稿

当你确定你要完成这个论文时，首先要准备一份草稿，当中包括图表，并且重复咨询专家

的程序。请教本领域的专家，哪本期刊最适合发表你的论文。

一旦你觉得你有坚实的结论需要表达，那么你需要准备论文的最终草稿，它的形式要参照

投稿期刊要求。

在选择投稿期刊时，你需要听取该领域专家的意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某些期刊

的学术编辑或者审稿人，因此在选择投稿期刊时更有经验）。

你还要清楚哪些期刊发表与你的论文类似的文章，并且你所投稿期刊是否存在一些有利或

者不利于你的规定。

例如，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虽然许多不收），通常是每页50-100美元，但是差异也很大

。在作者须知中，期刊通常会说明是否收取版面费。如果你的单位不能支付费用，在投稿

之前，你应该向期刊咨询，看是否可以免除这些费用——这种情况下，许多期刊确实这样

做。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虽然许多期刊允许通过互联网或者电子邮件投稿，但是其他

期刊只接受邮寄的打印稿件。这也许会影响你向何处投稿。

大多数期刊或者它们的出版商拥有网站，上面的信息也许会帮助你做出这个决定。或者你

可以到图书馆去查阅你所投稿的期刊。

参照指南

在投稿前，确保你阅读了期刊的编辑政策，作者须知，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信息——例

如，你的领域中的哪位专家在编委会中。

这种类型的信息还出现在期刊网站中的免费通道处，即使该期刊内容仅对注册用户开放

。如果你们的图书馆没有订阅你选择投稿的期刊，但是那个期刊有在线版本，那么你有必

要向期刊发一封电子信件，说明你打算投稿，请期刊给你安排有限的时间以接触到它的内

容。

这将会使你看到已经出版的论文的水准和形式，这对准备论文的最终的版本是有帮助的

。

投稿

一旦你阅读了期刊的读者须知，并且准备好了论文，那么你必须按照期刊的指导来投稿

。

不同的期刊，要求一般都不一样，例如关于稿件的页码，如何制作图表，是否有必要包

含论文的补充材料，是否需要一个或者所有的作者在投稿信中签字，等等。

当你投稿时，投稿信中应该包括：

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真，以及电子信箱。

如果你在投稿后的3个月内要离开你的处所，那么把这个信息包含进去（日期，以及相关

的，变更后的联系方式）。

用1句或者2句话，简要陈述为什么你觉得论文是很重要的，期刊应该考虑发表（换言之

，说明论文的主要结论）。

如果在投稿之前，该领域中的某人阅读了该文，那么在投稿信中提及此人，尤其是如果

他们在该领域中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并且/或者位列期刊的编委会中。

如果你希望该领域中某个特殊的人评审你的论文，那么就推荐这个专家（虽然你必须确

保此人是独立的，换言之，他或者她没有与你共事过，以及不存在其他理由偏向你）。

类似的，如果你不希望某人评审你的论文，因为你认为他们不会对你的工作做出客观的

评价，那么你也要在信中指明此人以及他的实验室。

其他一些你认为相关的信息。

尽量使投稿信保持简短是很重要的，因为阅读它的编辑会收到许多论文，如果你的信很简

洁，那么他们评价起来会容易一些。

针对期刊的回应而行动

当你的论文递交之后，期刊也许会发出一个收稿函。如果2周后你没有从期刊那里得到

任何消息，那么给编辑发一封电子信件，索要一个收稿函，稿件编号，以及处理稿件的编

辑名字。

在后面的状态查询中，使用这个稿件编号。期刊会在每期的工作人员后面列出他们的电

子信件，通常在首页或者末页。

当期刊对你的论出评价之后（通常是在审稿人的帮助之下，他们是编辑在本领域内

选择的独立科学家），编辑会给你写信说明有关录用与否的事宜，并且附上审稿人的意见

。

有时，编辑的信件很清楚，你也很明白如何对稿件做出修改以重新投稿。如果信中内容

不是很清晰，那么你要给编辑写回信（通过电子邮件）说明你什么地方不太明白，并且需

要解释——例如审稿人的意见很难理解，或者你不太清楚如何按照编辑的指示去修改论文

。

如果论文被拒绝了，怎么办

如果期刊拒绝刊登你的论文，那么在进一步行动之前，首先要把审稿人意见以及编辑来

信给该领域的同事看一下，和他们讨论一下这个决定。也许有必要对这个决定申诉，或者

也许改投他刊更好。

如果你确实要对期刊的决定进行申诉，那么寄一封信，说明你的情况，指明科学论点（例

如，论文中某部分被误解，或者没有被意识到）。

不要寄去愤怒或者辱骂性质的信件，这对你的处境没有任何帮助。

如果你的论文被录用了，怎么办

如果你的论文被录用了，那么在出版之前，向编辑询问有关期刊对于版权以及单行本的

政策，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涉及到出版的条件。

如果你没有基金支持，那么期刊也许会给你提供一些单行本。但是，确保在你的论文出

版之前询问此事；在文章出版之后，也许期刊就不能提供免费的单行本了，因为比起论文

的出版阶段，此时制作费用更高。

或许你需要解释你的处境，通过请求才能使期刊免除它对于版权限制的标准。

当你被告之论文的出版日期，那么通知你的单位，使得它能在年度报告或者其他文件中

包含这个信息，以促进科研工作。

学术论文范文第8篇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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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SosaandMichalTooley(ed.)，2002，Causation.OUP.

学术论文范文第9篇

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无疑是深受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但西方理论传入中国后，如何与传统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相结合，这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学人们就充分认识到，图书馆学的发展固然需要大力引入西方的理论，但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则很难为中国所用。正如1921年从菲律宾大学毕业回国的杜定友所言：“没有一所外国的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全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之用。”在徐家麟看来，由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巨大差别，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转型必须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紧密结合。梁启超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也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艰巨使命。如何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传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构建出“中国的图书馆学”，当时图书馆学家们普遍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太多的格格不入之处。其中，最先感到棘手的问题便是图书的编目与分类。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徐家麟本人并未出席此次年会，但向会议主办方提交了两篇论文，即《<中国编目论略>之论略》和《关于图书分类法之图解与中籍分类法及表之编制的研究发展》，由他的好友毛坤在会上代为宣读。前者后来被刊载在《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上（1929年6月），题目改为《中文编目论略之论略》。徐家麟在文中首先指出，尽管我国图书馆学中文编目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先后曾见到查修、黄维廉、杜定友诸氏之论文或专书，但考其内容，惜多只得其偏而不能得其全。大概于西洋编目之义例，或详或略，均尝逐类及之，求其能适应中文之一切书之编目需要，则容有未及顾到者”。在他看来，“今欲发达中文编目学，一方面固须破除纯粹西洋式编目学之迷信与盲从，一方面亦须得自固有之目录学版本学之桎梏中求解脱，以见于事之所至，理有固然。学无古今中外，胥择其善者而从之，倘学不同科，自亦可分道扬镳，各事所事”。徐家麟此处所指出的“各事所事”，当指在中文编目过程中，不能拘泥于西方编目的传统，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对于如何“择其善者而从之”，徐家麟的同窗好友毛坤在1936年发表的《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一文中，也提出了与徐家麟相类似的观点。毛坤认为，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因是外国输入进来的，所以它的意义和方法同我们固有的思想方法和情况都有些不同，其间已经融会贯通的固然也有，生吞活剥的地方不能说全无”。毛坤为此批评了当时图书馆学界存在的“生吞活剥”的态度，认为要“洋为中用”，也就是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我们所谓化，应该要以适用为原则或以能达到我们的高尚广在的目的为原则。”笔者在查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人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相关论述时，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其对诸如编目与分类等图书馆业务操作层面的探讨相当之多，而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本土化的探讨则少有人问津，徐家麟早年也是走同样的道路。不过与其他图书馆学人不同的是，他在探讨图书馆学本土化过程中，涉及理论层面的探讨更多一些，同时他的困惑也更多一些。正如他在论述编目如何本土化时所言：“图书馆编目原多本诸欧美现代图书馆之学术与事业，以为研讨进行之根据。但统观西方各国现有的编目学书，皆详办法而不及理论，详其然而不详所以然，是岂此种学术本身之原若何学理的根据耶？抑有之，然以其不关重要，或过于艰深，因而忽略之，避免之耶？”他也曾经试图对之进行一番探讨，但“稍有所玩索，结果似尚不无有若干近是之揣测者”。

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洗礼后，徐家麟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要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的梦想。徐家麟认为：“我国图书馆学术落后也是当然的事，也是无可讳言的事。愚以为我图书馆界学人，当急起协力研讨图书馆学术。为目前需要说，应尽量创制并实施可以供应我国图书馆界需要的种种制度与技术方法。欧美的图书馆学术事业，可以借镜，但不可以拘泥。”徐家麟认为：“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并应有创制一种适合我国需要与事实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的企图。”他此处所言的“适合我国需要与事实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无疑是指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体系必须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并未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只是粗略地列出了他对图书馆学学术体系的大致构想：“一本完善的图书馆法规，一种适用的图书馆课程，一本详实的中国印刷史，以及其他许多研究成果。我们样样都需要，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徐家麟并未对中国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做出详细的阐述，但难能可贵的是，当同时代的其他学人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大多局限于编目与分类等具体的业务层面时，徐家麟已经提出了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理想。与同时代的图书馆学人们相比，他大概是第一位提出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之人。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图书馆学学人中对追求图书馆学本土化看得最为深远的一位。

2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界在引入国外图书馆学理论时，对图书馆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等问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了一些深入探讨。1934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出版，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刘国钧提出了图书馆学的“四要素说”，即图书、人员、设备与方法，并将其称之为广义的图书馆学；而狭义的图书馆学则是“研究图书馆管理方法”，也就是“新图书馆运动”之后图书馆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不过从刘国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学的理解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图书馆自身层面，而对与图书馆有关的其他层面则少有论及。1935年，李景新发表的《图书馆学能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吗》一文，是图书馆学学人有关图书馆学理论探讨的一个新成果。李景新认为：“现在图书馆的任务，日益扩大，图书馆的意义也不仅是一种活的教育机关。所以从今日的立场说图书馆学的意义，是包括人类知识学问的记载关于人类的历史和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两方面的一切事项。”可以看出，李景新的最大贡献，是已经看到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功能，看到了“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景新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学“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专研究人类知识学问及一切动态的记载产生，保存，与应用；使它成为教育化，学术化，社会化，科学化的一种科学”。就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进行艰难探索时，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的出现，给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从上文徐家麟对巴特勒理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所思考的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人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命题，即如何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来加以研究，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徐家麟在1933年发表的《论图书馆作业之学术化与事业化》一文中，着重谈到了他对图书馆学科学化路径的思考。他说：“窃以为若即美国如火如荼之图书馆事业，及在彼已经着手研究之图书馆学术，吾人对之，似仍未能遂认为满足，更未可以自绥、自限、自暴、自弃。不尽其在我，就我中国之图书馆作业，对此学术事业不谋有所贡献；意以为对图书馆本身求进益，即对我国图书馆学术事业求改进，一举固可以两得也。”至于如何使图书馆作业学术化，徐家麟提出了两条途径：“一则曰，自图书馆自身已有之学术予以整理、累积、实验、发挥之工作；一则曰，自图书馆学术以外相关之学术，予以沟通、印证、引用之工作。”徐家麟还提出，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应用图书馆治学方法外，更须尽量应用科学方法及各科独具有效的方法，通过相互借鉴，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颇具意味的是，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人前往美国留学主要是进入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东部地区的学校。在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图书馆学理论占据主流的时代，中国的图书馆学人很少有人关注芝加哥学派。与中国其他图书馆学人一样，徐家麟前往美国留学的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但为何他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笔者在追溯徐家麟学术思想的源流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在前往美国之前，也就是巴特勒的理论尚在酝酿之时，就已经隐约地提出了与之相类似的构想。正如范并思所言，从一开始他就与芝加哥学派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徐家麟于1945年发表的宏文距巴特勒的著作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而他在该文开篇就表达了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展不畅的忧虑。他说：“此书（指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的出版，足足十年有余，虽说图书馆专题研究的著作，已有好些种类，似白氏的书，却仍无之。图书馆学研究的进步，诚然并算不得很快。”正如他所言：“在本年上月，文华图书馆学专校，承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几册新出版的图书馆学书刊，托由华莱士副总统携带来华。其中一册，是该协会在去年刊行图书馆学之辞书，笔者有机会得快先睹，自感到欣慰。因个人向来对于图书馆学问题考虑的兴趣，仍不时有之，所以检阅这书的时候，首先便是看它对于图书馆学有何定义，可是结果是难令我满意的。”徐家麟只看到了“图书馆业”与“图书馆学”两条，而如“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工作”等字样，大概是因为美国图书馆界认为其并无任何特殊专门的意义，所以均未收入。徐家麟认为，美国最新出版的《图书馆学辞书》将图书馆业定义为“适用书的知识及某一些原则、理论、技术，于图书馆中书籍及其他资料收藏，设置，保藏，组织，与运用各方面，暨图书馆服务之推广”；而对图书馆学的定义，则仅仅描述为“辨识，收集，组织，应用，印刷的或乎手写的文件之知识与技能”。

在徐家麟看来，图书馆学的定义决不当平庸至此，但美国图书馆学界对之的定义，也决不会是胡乱写下来的。从这短短的词句中，徐家麟看到的是美国图书馆界全体，特别那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图书馆员们，对图书馆学并未深入接受与研讨，这也是他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展不畅表示忧虑的一大主因。从以上论述可知，与同时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家相比，徐家麟可谓是站在世界图书馆学理论最前沿的一位代表。他看到了美国图书馆学界与图书馆从事具体业务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在美国一般的图书馆从业者看来，图书馆学研究是图书馆学者的事情，而且也还算不上是什么博大精深的学问；大多数从事具体业务的普通图书馆员们对图书馆学理论相当陌生，因此距离二者打成一片的程度还相距甚远。美国图书馆学界的情况如此，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面对中外图书馆学界共同的局面，徐家麟在对中国图书馆学界的期许中说：“设若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能迎头赶上外人。我们同时却也需承认，能从（中）学习的也尽多。这也是我们应努力的事。”徐家麟随后指出，中国图书馆学界当前最根本的任务，是在自尊本业与业界中人的图书馆精神影响下，去做好图书馆服务之事，他说：“愚以为我图书馆界人士，当勿忘所经营的是图书馆，当以图书馆本行的种种专为急务，当有图书馆精神，自尊本业与本界中人；凡图书馆界能将自身业务办好，是为解决本界困难，并取得外界信任的最好办法。此业务为何？不用说，最根本的仍是图书馆服务一事。”

3结语

学术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标准论文格式

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论文摘要和关键词。

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论文格式)

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

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

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

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

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

(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

[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

[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二：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1、装订顺序：目录--内容提要--正文--参考文献--写作过程情况表--指导教师评议表

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

纸张型号：A4纸。A4 210×297毫米

论文份数：一式三份。

其他(调查报告、学习心得)：一律要求打印。

2、论文的封面由学校统一提供。(或听老师的安排)

3、论文格式的字体：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用粗宋体;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关键词、图表名、参考文献内容用楷体;正文、图表、页眉、页脚中的文字用宋体;英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4、字体要求：

(1)论文标题2号黑体加粗、居中。

(2)论文副标题小2号字，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

(3)填写姓名、专业、学号等项目时用3号楷体。

(4)内容提要3号黑体，居中上下各空一行，内容为小4号楷体。

(5)关键词4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黑体。

(6)目录另起页，3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仿宋，并列出页码。

(7)正文文字另起页，论文标题用3号黑体，正文文字一般用小4 号宋体，每段首起空两个格，单倍行距。

(8)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 4号黑体，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三级标题：标题序号为“ 1. ”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四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五级标题：标题序号为“ ① ”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9)注释：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10)附录： 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11)参考文献：另起页，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12)页眉用小五号字体打印“上海复旦大学XX学院2007级XX专业学年论文”字样，并左对齐。

5、 纸型及页边距：A4纸(297mm×210mm)。

6、页边距：天头(上)20mm，地角(下)15mm，订口(左)25mm，翻口(右)20mm。

7、装订要求：先将目录、内容摘要、正文、参考文献、写作过程情况表、指导教师评议表等装订好，然后套装在学校统一印制的论文封面之内(用胶水粘贴，订书钉不能露在封面外)。

1.纸张与页面设置

(1)A4，纵向;

(2)页边距：上1.0cm，下2cm，左侧2.5cm，右侧2cm

2.页眉

(1)设置：1.4cm

(2)字体：统一使用汉语：小五号宋体。

(3)分割线：3磅双线;

(4)内容：××学院本科期末论文，居中。

3.页脚

内容：页码，居中。

4.论文基本内容与要求

(1)论文题目：单独成行，居中，日语：小2号黑体;英语：Times New Roman 18号;

(2)作者姓名：另起一行，居中，日语：小4号宋体;英语：Times New Roman 12号;

(3)内容提要：另起一行，日语：4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黑体，长度要求150字以上;英语：Times New Roman 12号，长度要求在100字左右;

(4)关键词：另起一行，日语：4号黑体，3-5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割，内容为小4号黑体;英语Times New Roman 12号;

(5)正文

正文部分的要求如下：①正文部分与“关键词”行间空两行;②日语正文文字采用小四号宋体;英语正文文字采用Times New Roman 12号，标题日语采用四号黑体，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 14号，每段首起空两格，1.25倍行距;③段落间层次要分明，题号使用

要规范。理工类专业毕业设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序号与层次要求;④文字要求：文字通顺，语言流畅，无错别字，无违反政治上的原则问题与言论，要采用计算机打印文稿;⑤图表要求：所有图表、线路图、流程图、程序框图、示意图等不准用徒手图，必须按国家规定的工作要求采用计算机或手工绘图，图表中的文字日语用小五号宋体;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 10.5号;图表编号要连续，如图1、图2等，表1、表2等;图的编号放在图的下方，表的编号放在表的上方，表的左右两边不能有边;⑥字数要求：一般不少于1500(按老师要求);⑦学年论文引用的观点、数据等要注明出处，一律采用尾注。

(6)注释

注释部分的要求如下：①与正文部分空出两行;②按照文中的索引编号分别或合并注释;③“注释”采用五号黑体，注释内容日语采用小五号宋体，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 9号。

英语注释具体要求如下：

①在文中要有引用标注，如××× [1];②如果重复出现同一作者的同一作品时，只注明作者的姓和引文所在页码(姓和页码之间加逗号);格式要求如下：

[1](空两格)作者名(名在前，姓在后，后加英文句号)，书名(用斜体，后加英文句号)，出版地(后加冒号)，出版社或出版商(后加逗号)，出版日期(后加逗号)，页码(后加英文句号)。

[2](空两格)作者名(名在前，姓在后，后加英文句号)，文章题目(文章题目用“”引起来)(空一格)紧接杂志名(用斜体，后加逗号)，卷号(期号)，出版年，起止页码，英文句号。

(7)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部分的要求如下：①与注释部分间空两行;②应列明期末论文参考的主要文献资料，“参考文献” 采用五号黑体，参考文献内容日语、汉语采用小五号宋体，英语Times New Roman 10.5号。参考文献的著录，按著录、题目、出版事项顺序排列，其格式为：

期刊类：著者.题名[J].杂志名,年份,(期号)。

书籍类：著者.书名[M].城市名:出版社,年份,页数。

网络类：著者.题名[EB/OL].***.com.年-月-日。

③英文作者超过3人写“et al”(斜体)。

英文参考文献格式要求如下：

学术论文范文第11篇

对语文研究性学习呈现出的这种学术化倾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评价它呢？我认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指导学生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的学习，这种学习的过程和成果出现学术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肯定。语文研究性学习呈现出学术化倾向是一种正常状态，是这种学习步入正确途径的标志之一，它可以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可以使学生享受到获得成就的快慰。因此，对这种倾向不应抑制，而应予以肯定。

但是，肯定语文研究性学习中出现的学术化倾向，并不意味着学术化或学术化倾向可以作为评价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标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学术化这一把尺子来量中学语文研究性学习这门课教学的长短，评判研究性学习的优劣。总之，我们不能强化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学术化倾向，更不能让它纯学术化。理由如下：

第一，从研究性学习的目的看，新课程计划开设“研究性学习”这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掌握基本的研究学习的方法，培养使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初步形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既然如此，语文研究性学习的主要任务当然不是组织学生写论文，搞课题，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提高能力并形成良好的精神品质，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科研等奠定基础，不是把学生的学习引向学术化，而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第二，从研究性学习的特点看，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注重过程的学习，与接受式学习不同，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学习以及与同伴协作切磋的机会，有更鲜明的实践体验、探索感悟的求知特点。因此，语文研究性学习应组织学生自主活动、实践探索，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条件与环境，让学生健康发展，而不能追求把论文写大，把课题做大，把成果搞大，刻意追求上档次的研究性学习，强化其学术化倾向。

第三，从研究性学习的对象看，他们都是学业负担沉重的中学生，强化语文学习的学术化倾向，必然要对他们目前的学习提出过高的要求，而能够达到这一要求的毕竟只是少数学生，其结果只能是增加他们的学业负担，使面向全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成为少数学生的学习。中学生正处在各门学科都在打基础的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走上今后的人生道路做准备，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打好基础，而不是把今后10年、20年要做的事情提前到中学时期来做。

学术论文范文第12篇

小学教育技术学论文

一、小学德育的现状分析

多渠道的传播媒体，小学生获取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纷繁复杂，这势必对学校德育产生激烈的冲击。而家长往往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获得技能的多少，而对于受到学校重视的德育不感兴趣。现在的孩子普遍都是独生子女，相当一部分家长对子女溺爱，使他们养成了养尊处优的态度;同时社会受各种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游戏机、打斗音像片到处泛滥，这直接给学校德育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冲击。现代社会里，我们的小学德育工作如何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跟上时代的脚步，已经成为小学德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问题。与现代教育技术相整合无疑是适应了时代要求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介入，可以使得学校德育工作教育效果更加显著。

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整合小学德育

(1)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拓展德育渠道，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是进行现代教育技术运用可行之道。我们可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设红领巾广播站和校园电视台，以班为单位，轮流制作节目，节目内容让学生自己决定，学生撰稿、拍摄，录制校园新闻、校园动态，利用班队活动，通过学校闭路广播电视系统向全校师生播放。学生在观察、采访、拍摄、观看节目过程中，能受到正面教育，接受反面鞭策。如可拍摄学生保护花草树木、捡拾垃圾等文明行动的镜头，也可拍摄学生进到花坛里玩耍、随手乱丢纸屑的镜头，配上解说词在学校播放，使学生明白保护环境要从身边做起。

(2)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实现班级管理现代化。

学校是由一个个班级构成的，有好的班风，才能有好的校风。在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管理班级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学生的学籍网上管理，各种通知通告、活动方案安排网上，班级考核情况及整改意见措施网上反馈，各种报表网上传递，班级管理和班队活动纪实网上交流等，这样会使信息传递快，管理规范，效率高。另外，学生、班级的先进事迹和各种成绩荣誉网上宣传，学生的各类作品网上欣赏等，能激发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3)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网上德育。

现代教育技术积极地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科技特色。21世纪互联网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我们看到有少数学生却沉溺于网络游戏中不能自拔。我们可以建立网络兴趣班开设网络活动课，指导学生处理好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休闲娱乐与学习生活的关系，引导学生将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和创造当中去，让学生从被动地沉溺网吧接受各种信息转为主动地学习和利用网络学习文化知识上来。另外，还可通过网页制作比赛、电脑报比赛，为学生提供舞台，让他们有展示自己的机会获得成就感。

(4)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德育课堂教学效。

赞可夫说：“教学方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心理需要，这种教学就会变得高度有效。”优化教学过程，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身临其境，可以多角度地拨动学生的心弦，多方面地调动学生的感官，多渠道地获得信息，从而提高德育课堂教学效果。品德课上我们可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把一些抽象枯燥的理论，变为生动形象的画面，让学生在轻松愉快中自觉接受品德教育。如“我身边的环境”一课，课前把学校的环境和本班学生爱护环境的照片配上声音制作成课件，在课堂上通过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效果很不错。

(5)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架设家校沟通的桥。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素质教育已经深入人心。为了学校、教师、家长及时沟通，形成教育合力，共同推动孩子的全面发展，我市很多学校建立了“家校通”系统，为学校德育和班主任工作提供了新途径，也为教师、学校与家长的沟通提供了快捷、方便、经济的方式。我们还通过校园网站，与家长在网上交流，形成家校联手、齐抓共管的局面，达到育人的目的。

学术论文范文第13篇

1．1筛选过程SELEX技术依据分子生物学的原理，首先人工构建一个随机寡核苷酸文库，随机核苷酸序列的长度为20～40bp左右，库容量为1014～1015个寡核苷酸，所包含的不同种立体构象，几乎可以涵盖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种类的靶分子。将靶标物质与随机文库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混合，形成文库-靶标复合物，把未结合的核酸洗脱掉，富集与靶物质结合的核酸分子，以后者为模板进行PCR扩增，得到的产物经分离纯化后，作为进行下一轮筛选的模板。如此反复，通过多轮(8～15轮)筛选，与靶标不结合或亲和性弱的核酸分子被充分去除，而与靶分子亲和性强的核酸分子被分离出来，同时其纯度随着筛选轮数的增加而增加。最后筛选到的文库要经过克隆测序和特异性修饰，经过这些步骤后，所获得的特异识别靶分子的核酸才是适配体。

1．2优势和特点1)亲和力高、特异性强。适配体与靶标之间，凭借彼此互补的三维结构，相互作用后形成牢固稳定的复合物，其解离常数通常能达到pmol/L～nmol/L的水平，并且能分辨出靶标结构上细微的差别。2)库容量大，识别范围广泛。SELEX技术的靶标远远多于经典的抗原抗体结合反应，除了有蛋白质、核苷酸分子外，还可以是糖类、氨基酸、维生素、抗生素、金属离子、有机染料，甚至可以是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完整的细胞或组织，几乎囊括了自然界中的全部物质。3)合成容易，获得方便，易于修饰。适配体的体积比传统抗体小，筛选过程简便、周期短，对实验室的要求不高，并具备自动化控制的巨大潜力。经过化学合成和修饰以后可保持原生物活性不变，还可以增强其稳定性并增加其他新的化学性质，参加多类反应。标记了荧光、生物素和纳米金颗粒之后，发展出了诸如分子成像技术等疾病诊断新方法。4)重复性好，纯度高。整个筛选和制备的过程在人为控制之下，所得到的适配体几乎没有生产批次之间的差异，便于日后的大规模生产和应用。5)分子量小、稳定性高。相对于抗体或酶，适配体的化学性质更稳定，不易降解，对温度不敏感，保存时间长，即使变形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复性，利于室温下运输。6)应用便捷。SELEX技术所获得的适配体又被称作是核酸型抗体，其优于传统抗体的性质是没有免疫原性，因此便能获得一些低免疫原性甚至无免疫原性靶分子的适配体。并且还省去了传统抗体制备过程中的动物实验，而直接从体外文库中获取。而且适配体更容易通过细胞膜，并且没有毒性，利于检测细胞内的靶分子和实现多层次的调控，并能较快地被机体清除代谢掉，经过特定的化学修饰后，还可使半衰期延长，稳定性提高，便于科学研究和疾病诊治。

2SELEX技术的发展

目前SELEX技术出现了一些新的筛选方法，越来越多的与各种标靶相对应的适配体被筛选出来。如毛细管电泳法、硝酸纤维素膜过滤法、磁珠分离法、亲和色谱法、Non-SELEX技术、无引物PCR-SELEX技术、微流体SELEX技术、生物芯片SELEX技术、原子力显微镜等各种新的模式也被应用到适配体的筛选中。同时还出现了SELEX技术与定量PCR，SEL-EX技术与流式细胞仪、SELEX技术与ELISA的联合应用，更是极大的提升了筛选的效率和准确性。

2．1消减SELEX技术消减SELEX技术是一种经过改良的SELEX技术。以完整细胞为靶标的消减SELEX技术，是在筛选过程中以完整的细胞作为靶标，并消减掉能与已知或未知的共有靶标结合的配体，经过消减后的次级随机文库再投入到特异靶标的筛选中。它的意义在于可以实现从两组高度同源的完整细胞中，筛选出针对其中一种细胞的特异性适配体。这项技术可应用于发现新的肿瘤细胞识别结构，还可进一步作为“生物导弹”，独立完成靶向治疗或携带药物，未来将会在肿瘤的治疗中发挥巨大的功效。

2．2自动化SELEX技术传统的SELEX技术过程需要完成一套重复繁琐的操作，使得筛选相对耗时耗力。自动化SELEX技术的建立可以简化筛选过程，节约时间和物品的消耗，实现高通量和限定范围，达到同时筛选多个靶分子的效果。自动化SELEX技术离不开现代分离仪器的配合，后者的发展推动了前者的进步。2001年Cox等使用Biomek2000自动化工作站成功筛选到了溶菌酶的特异性适配体，通过这种自动化筛选平台，不到2d就完成了12轮的筛选。

2．3导向SELEX技术适配体的特异性是整个SELEX技术的核心所在，为了提高适配体的特异性和稳定性，可将已知的能与靶标非特异结合的分子掺入到文库中或预先与靶标进行混合后再筛选，这样可获得只与靶标特异结合的适配体。2002年Hamm等将此技术与抗个体基因型的方法联合运用，成功获得了特定激酶抑制剂的特异性RNA适配体。Martell运用特殊的导向SELEX技术，从随机表达盒杂交文库中筛选到了能与E2F蛋白具有高亲和性的RNA适配体。

3SELEX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

3．1SELEX技术在基础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依据核酸适配体具有与靶物质高特异性结合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疾病的发病机制。Roulet等提出把SELEX技术同基因表达串行分析手段联合应用，并通过自动化的序列提取工艺，建立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的定位模型。通过对转录因子适配体文库中的某一序列进行测序，可了解该蛋白结合位点的特异性，探寻一些以前在基因组中从未研究过的结合位点，掌握在不同的核苷酸位点上非独立碱基出现的先后顺序，为阐明其结合机制提供一些线索。Bian-chi等采取SELEX技术发现，TRF1二聚体在端粒上有两个相同的识别半位点，它们的距离可以变化，且两个半位点的顺序方向没有区别。这为探索端粒长度的调节机制提供了新依据。

3．2SELEX技术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肿瘤细胞及其标志物的早期检测对于肿瘤的诊断及预后极为重要，目前已经筛选出多种肿瘤的特异性适配体，例如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适配体KH1C12、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适配体sgc8/sgc3/sgd3、恶性胶质瘤的适配体GBI-10、Burrkitt淋巴瘤的适配体TD05、非小细胞肺癌的适配体S1/S11e/S15、小细胞肺癌的适配体HCA12/HCC03/HCH07/HCH01、乳腺癌的适配体KMF2-1a、结肠癌的适配体KDED2/KD-ED7/KDED9/KC2D3、小鼠肝癌的适配体TLS9a/TLS11a、卵巢癌的适配体DOV3/DOV4/DOV6。它们可以特异地识别肿瘤细胞，仅需少量肿瘤细胞即可实现准确的鉴别和分型。将适配体与纳米颗粒结合后通过比色检测，观察颜色的变化即可判断有无靶标细胞。这个实验非常敏感，样本中的靶细胞数超过百个即可检测出来，还不需要昂贵的检测设备和待检靶标的标记与修饰。因此，有可能成为常规筛查活体标本中新生肿瘤细胞的一种新方案。与此同时肿瘤细胞的分子成像技术也已经问世，它能够从细胞水平对生物过程进行可视化描述及测量，不仅能定位病灶，观察某些影响肿瘤细胞行为的生物过程，还能观察肿瘤细胞对药物的反应。Kim等研究将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的特异性适配体与金纳米材料结合后，带有PSMA的前列腺癌细胞便能够被特异性地标记出来，将其作为造影剂应用在前列腺肿瘤的影像学诊断中，比传统的造影剂显像时间更持久，毒副作用更小，应用价值更显著。SELEX技术还在血液的生化检查方面，显示出一定的应用前景。用其检测血液中的某些靶分子，将比传统方法更特异和高效。脑尿钠肽(BNP)常被临床上用来评价急性心力衰竭或急性呼吸窘迫症患者的病情和预后。Lin等采用SELEX技术的原理，筛选到了能与BNP特异结合的适配体。在微流体试验模式下，被荧光标记的适配体可以快速测出血液中BNP的浓度，比放射免疫分析法或是免疫分析技术更精确、更经济。C反应蛋白(CRP)是机体在应激状态下生成的一种非特异性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RP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具相关性。Bini等开发出了一种带有光化学性质的CRP特异性适配体，当血液中的CRP浓度超0．005mg/L时就能被检测出来，敏感度非常高。这一成果为新型CRP诊断试剂的研制奠定了基础。SELEX技术还被应用在病原微生物的检测，其能克服传统检测方法在特异性和敏感性上的缺陷，为新型检测试剂盒的开发提供有力支持。例如结合分支杆菌的特异性适配体CSRI2．11检测过程比传统的培养鉴定法更省时更敏感;丙型肝炎病毒的适配体ZE2可结合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实现丙型肝炎的早期筛查，不受抗体检测时窗口期的制约;疟原虫乳酸脱氢酶的适配体PL1在临床实践中，可以很好的区分患者是否感染了出间日疟原虫或恶性疟原虫。

3．3SELEX技术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SELEX技术在疾病治疗中的功效越来越来受到人们的重视。适配体在体内与靶分子结合，理论上可以对靶分子的生理功能和代谢过程产生影响，靶分子也会因此发生信号传导的改变甚至丧失原本的功能，直接或间接阻断疾病发生进程。以此开发的靶蛋白功能阻断剂，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潜力。全球首个适配体药物是2004年由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上市的哌加他尼钠，可用来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SELEX技术在凝血系统疾病的治疗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已找到了可用作抗凝血和抗血栓药物的适配体REG-1，其结合的位点是凝血酶的肝素结合位点以及纤维蛋白原结合位点。在治疗免疫系统疾病方面，也已获得了具有药物开发潜力的特异性适配体，如可用来拮抗自身抗体已达到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适配体，还有能刺激T细胞释放的4-1BB的适配体。对于肿瘤的治疗，基于SELEX技术研制的适配体药物更是走在前列，进入到了临床试验阶段。如对实体瘤和复发性急性髓样白血病有良好疗效的AS1411，更出现了连接金纳米棒的适配体，用作肿瘤靶向光热治疗。适配体药物作为抗病毒药，也展现出良好的前景，比如用来抑制狂犬病病毒的复制和干扰艾滋病病毒的体内合成。除此以外，核酸适配体还可作为运输工具，特异性地把药物运送至靶标细胞或组织达到定点清除的治疗效果，研究比较成熟的有装载着阿霉素，用来杀伤前列腺癌细胞的复合适配体药物。

4展望

学术论文范文第14篇

我国古代传统的生态自然观崇尚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提倡的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代表一种万物包容、相伴相生的思维观念，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考与伦理观念在当下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在宋代时有了进一步的新发展。宋代哲学家张载明提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从起源、后经过庄子、孔子等学者的推动发展，再到宋代使其的相对成熟，体现了我国古代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探索与发展，天人合一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核心底蕴，也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形成了生态道德观，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在西方哲学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马克思关于自然观的论述。马克思的多部著作中都涉及到生态自然的相关论点。人化自然观点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的普遍性在实践上表现为整个自然界，人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的生产材料和劳动对象。”从马克思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人类的生产生活要依靠自然界。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发生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是人类汲取生产生活所需资源的源泉。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定胜天”、“万物皆备于我”等夸大人的作用的思想盛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使人类愈加功利主义，对待技术发展持盲目乐观态度。当今世界，人类所涉及的一切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技术已经构成了这样一种新的特别的环境，并且人类必须生存于其中”。技术的二重性即技术善恶价值的两重性，告诫人们，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极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同时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灾难也会纷至沓来。严重的雾霾污染、化学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濒临枯竭……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例正是人类不当发展的反射。人与自然关系从最初的和谐统一逐渐走向了分裂对立，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异化。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然环境，取得了所谓的对抗自然界的胜利，却也是遭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技术价值的乐观主义者们，如培根、圣西门、霍布斯等乐观地认为，科技带来的一切问题都能依靠科技本身去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观，他们把技术认为是救世主，把技术过于理想化、神圣化。技术悲观主义论者，如中国古代先贤老庄，就认为技术是道德沦丧的元凶，西方以卢梭为代表，在人类沉浸在科技带来的财富与生活的巨大改变时，首先对技术提出了批判。自此以后，对于技术的批判不曾间断，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强，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极端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倡导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技术中理论者则认为技术没有善恶之分，即在政治上、伦理上都是中立的。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技术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探讨技术价值时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

三、技术的合理运用

技术是存在理性的，我们在利用发展科技时，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当地、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减弱技术的负面效应。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体现在技术发展既要体现物性又要合乎人性。技术发展的物性即指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合乎人性即要充分考虑人类发展的真正需要与目的。技术的发展首先要以事物的客观规律为基础，聚焦人类发展的需要，尊重的人类生存发展。技术的发展如若违背客观规律，技术的应用必将产生社会负效应，这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与生态建设。当然，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时，也应依照人类的所需，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使事物的发展符合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即技术的正负效应。技术的不合理运用给自然生态以及创造、利用技术的人类本身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带给自然界致命的破坏、全球因化工污染、核泄漏等患病致癌的人数也逐渐增大，这是人类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实，最终还是由人类自身来承担。但是，技术的发展的双重性也给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缓和带来了新契机。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绿色科技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点。如新能源的开发，新型绿色科学技术的研发等在节约自然资源、治理生态污染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应注重利用技术的正面作用，缓解生态失衡与人类发展的尖锐矛盾，以求二者的统一和谐发展。实现科技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离不开全球的共同努力，自然环境为人类世界共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人都应切实为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与之和谐相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思想正是对人类活动与自然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十”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一次重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四、总结

学术论文范文第15篇

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教学如何能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构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已成为目前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么如何有机的将现代教学技术与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呢？经过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以及对计算机多媒体运用的逐步掌握，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教育思想与教育手段相结合

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

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理论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教育技术的运用，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努力创造学习者可参与的环境，使传授知识和发展智能与素质培养统一起来。但有一些教师认为只要教育手段先进了，教育思想便先进。于是在计算机辅助教学这一现代教育的外衣内，进行着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教师依然是讲解的中心，学生依然是被动的接受者，灌输、填鸭之风依然我行我素。多媒体软件大多只是一种形式、摆设，对理解、感受教学内容有没帮助、有多少帮助？甚至形同虚设都没有关系，只是为用而用。只要上课用了就是运用了多媒体教学。

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下，将多媒体教学渗入到每个教学点，把传统的"以教为主"变为"以学为主"，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让"协作式"学习存在于教师、学生之间，创造更高效、更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才是现代化教育的最终目的。所以，改变思想观念是关键。

二、教学媒体与教师教学相结合

现代教育理论下教学媒体的性质已经发生的根本的转变。现代教育理论要求要注重对学生认知方法的培养，教育技术的应用应能引导学生通过发现、探究的途径获取知识。也就是说，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图、文、声、动画于一体，并具有人机对话功能，具有传统的各种电教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应该是学生进行发现、探究、接受新信息并最终掌握知识形成能力的工具，是学生学习的帮手，而不再是教师讲解演示的工具。

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提供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在讲解抽象的理论时，要实现很好的多媒体创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要为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由直观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服务的，但直观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为片面追求直观而忽视了对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要为了展示多媒体动画的功能而把课上或电视动画观赏课。这样就有必要多研究其他艺术，如广告艺术等，借鉴它们的手段和方法，如用最短的时间、最简单的画面突出一个主题，说明一个问题。丰富和扩展自己的创意，如用图形演变的形式，来强调与突出一个事件，说明概念的形成和变化等，这些都可在PowerPoint上穿插应用动画、循环放映、插入、超级链接等手段来实现。

三、教学设计与教学软件相结合

教育心理学家研究指出：多种感官并用学习效率最高，视听并用的理解记忆率，远远大于光看、光听的记忆率。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既可以用于课堂教学，也可以用于课外辅导，它所显示出的巨大优势往往令常规教学望尘莫及。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多媒体辅助教学有着明显的优点：计算机辅助教学能节省学习时间、提高学习速度、提高教学效率；能增强理解和保持；能激发学习动机、可以做到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能等。

但现在有些所谓的多媒体课件，只是简单的文字加图片，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计算机操控下的投影，实际上只是起到幻灯机的作用，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多媒体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架子。此外，国内的多媒体教育软件市场上大多数课堂教学软件不开放、不灵活，因此，在教学中完全地靠"拿来主义"不能很好地为教学服务，更不能满足教师对个性化教学的需求。所以，在新的教学模式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下，每位教师都应积极投身到多媒体课件的开发和应用中来，根据教学的要求和内容以及学生的认知心理，合理的、巧妙的设计软件，努力地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

四、教学环境与媒体辅助相结合

目前，即使条件相对较好的学校，计算机大多用来教学生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用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上的时间较少。这意味着学校仍然把计算机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对待，还没有将计算机有机地结合到日常各科教学之中。

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离不开各种多媒体教学环境。即使到了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将来，课堂仍然是学校进行知识传授的重要场所。用现代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来装备教室，可以加强课堂集体化教学的优势，克服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从而把课堂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课堂教学中，要摆脱教师‘‘一厢情愿’’以自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除了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外，还应实时地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反馈，体现计算机的交互性。通过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文字可以轻易地实现反馈，但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呆板的形式，同时很耽误时间，用多媒体进行创意，这种反馈就将变得十分生动有趣。如在分析讨论问题时，学生往往会有不同的思路，从而形成不同的答案。这时，学生只要说出其中的任何一种想法，教师只要在画面的相应区域内进行点击，学生的那种解法就会立刻在画面上出现，使学生增强视觉上的感受，仿佛这一答案就是他们自己从电脑中呼之而出的，提高了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利用人机对话的形式，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让学生通过网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丰富思想潜移默化地提高。不仅大大增加了反应的速度，还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

五、学生视听与想象、朗读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