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篇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2篇

提到“体”（aspect），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语法范畴。《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说：体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范畴，用添加前缀、后缀或变化中间元音的方法来表示。‘体’表示的时间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叙述

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第30页）《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说：体是“对动词作语法描述

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第41页）在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形容词也有体的分别，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

或状态）的过程”。（第471页）

现代汉语中是不是有在体的语法范畴？有不少语法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王力把体称为“情貌”，

他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认为：“大致说来，人们对于事情和时间的关系：第一，着重在事情是何时发生的

，不甚问其所经过时间的远近，或长短；第二，着重在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

究其在何时发生。前者可以罗马语系（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为代表，后者可以中国语为代表。”

（第151页）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说：“汉语语法构造，则没有时间，而有‘体’。”（第189

页）由张斌、胡裕树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认为：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在

词类上的表现之一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第178页）龚千炎在《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

达系统》中说：“现代汉语只有‘体’的语法范畴而无‘时’的语法范畴。”［①］相比之下，否定的意见

不多，但确实存在。徐烈炯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说：“汉语没有时的形态范畴

。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它有体的形态范畴，例如‘着’表示进行体，‘了’表示完成体等。但是这样的分类是

不够精密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的‘着’字表示的是一种静止的状况，而‘屋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

’的‘着’字表示的是动作遗留下来的状态。至于‘了’，它确有完成体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时

‘了’和‘着’却很难区分。例如‘开着窗户睡觉’：‘开了窗户睡觉’，‘着’和‘了’在这样的上下文

里几乎是同一意义。因此，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

”［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响的语法教材和论著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的下述做法：不明确断言体的

语法范畴的存在，但又介绍体助词。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中，是在说明动态

助词“着、了、过”的时候才介绍由它们表达的几种体。熙《语法讲义》中认为“了、着、过”是动词

后缀，分别表示动作的完成，动作或变化的持续，曾经发生某事或曾经经历某事，他也不提及体、时态或动

态。大家知道，除去少数人之外，国内语法学家如果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词的语法范畴，那么体便是唯一的

范畴。对于这样一种语法范畴，上述教材、论著的作者为什么要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呢？我们揣测，这可能

是为了控制教材的难度，也可能是服从整体的基本框架，但是不是他们也觉得直截承认体是语法范畴不太合

适呢？看来未尝没有这个可能。

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某些虚词，它们表示体的意义，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如若不然，对“了、着、过

”这些助词又作何种解释呢？然而，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则如上文所

述，就有分歧了。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歧并非原则性的。因为不管怎样，毕竟大家都承认现代汉语中有表示

体意义的手段，承认体意义是有几种类别，这就够了。至于它们是否上升为语法范畴，尽可以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是若能透过表面现象作一深入的思考，就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问题。体能否成为

一种语法范畴，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它的探讨涉及了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分类框架赖以构

建起来的几条重要规则的反思，循此探求下去，我们得到的收益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仅

仅把注意力限制在体本身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探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初步的考察表明，即使我们目前尚不

能对现代汉语中的体能否概括为语法范畴作出明确的答复（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全局性的思考），我们也能

透过对此而作的辨析和思考，对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有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

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c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

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的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

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

些语法意义的概括。”［③］这种观点，和前文所引《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的说法都相吻合。显然，它们的共同性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

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

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吴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的：“汉语

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

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第1页）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

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全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利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其他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

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

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由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

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之前，这些虚词多半还带有规定者的意味。完成体和结果体的虚词则是

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④］高

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提到了五种体，其中三种用助词“着、了、过”表示，短时体（或尝试体）用

动词重叠表示，可能体例如“说得清”“听不懂”。“说得清”“听不懂”之类，按吕叔湘的看法，是由在

复合动词中插入“得、不”构成的。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副词如“曾经”，准时态副

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

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复、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都是或多或少地具

有附着性的词，其中体助词或语气词是公认的半独立词（熙认为“了、着、过”是词缀），至于时态副

词之类，有人不同意它们是半独立的词，但它们具有附着性是不能否认的。

概括地说，现代汉语中用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时，它们的附着对象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

谓词性短语，又可以是一个句子。例如：

①屋里的灯还亮着。（“着”附着在形容词后）

②师傅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帮助过他。（“过”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③程斌终于找到一个没人坐的座位了。（“了”附着在句末）

④洗干净了一盆脏衣服。（“了”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⑤今天星期一了（“了”附着在名词性谓语句末）

这种现象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是外部形态，也无法把有关体的形态变化看作是

汉语动词、形容词所独有的特性。这意味着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它并不仅仅属于动词、形

容词。由上文可见，一部分语法语学家在给现代汉语建立体的语法范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把该范畴

扩大到谓词短语乃至句子之上的倾向，只是由于他们尚未对此作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这一点目前表现

得并不明朗。这一做法一旦变得明朗，则势必导致对体一类次要语法范畴的定义作出重大的修正。果正这样

的话，其影响无疑是重大而广泛的。

三

徐烈炯认为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其理由不外乎相应的概括缺乏一贯性。应该承认，徐烈炯

所指出的现象的确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菜热着、上着石膏、晾着衣服”都可以或者表示

运动、动作正在持续，或者表现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正在持续。又如“他当了三年主任”和“他当过三年

主任”意思不同，但是“北京他去了三次”和“北京他去过三次”意思差不多。“画了一幅画”和“画着一

幅画”意思不同，但是“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和“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意思差不多。另外，还有一种现

象徐烈炯没有提到，即有时候用不用体助词意思也差不多。《现代汉语八百词》曾指出：表示复数的“们”

，表示完成的“了”等半独立的词，“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

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

号的‘了’都可以用可以不用的。”（第1页）在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标题中可用而不用体助词主要是“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子几乎可说俯拾皆是：

⑥浦东开发又有一个新题目（新闻标题）

⑦由市委、市府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今天上午拉开帷幕。（新闻正文）

有时候标题不用“了”，正文则用“了”，如：

⑧英重新关闭与爱尔兰通道（新闻标题）

⑨英国警方5日重新关闭了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三条通道。（新闻正文）

根据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范畴的建立是有条件的，“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因此，范畴必

须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⑤］比如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兹维

金采夫认为：“语法意义用语言中具有体系性的某种标志来表达，这就使语法意义变成了语法范畴。”［⑥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指语法形式必须系统地表示语法意义，如果不系统，就不能概括出语法范畴。用这样的

标准衡量，现代汉语中的体的语法意义似乎无法上升概括为语法范畴，因为甚至像“了、着、过”这类体助

词在表示体意义时也缺乏一贯性，又何谈系统性呢？不过，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贯性是否

意味着无例外。如果承认一贯性并不排除例外现象，那么结论就可能不同了。

弗·帕尔默在《语法》中说：“英语的过去时不只是指过去的时间。它还有另外两个功能。”（第21

3页）即除指示过去时间，如Hecameyesterday.（他昨天去的。）之外，还能一、用于间接引语，以便符合

“时的呼应”这条规则，如HesaidhewenttoLondoneveryday.（他说他每天去伦敦。）二、表示“不

肯定”，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如Couldyoupassmethesalt？（您能否把盐递给我？）IwishIknew.（

我希望我知道（某件事））IfJohncame,Ishouldleave.（如果约翰真会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就走。

）尽管存在上述两种用法，但是它们并没有阻碍语法学家从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中概括出“时”的语法范畴

，其原因在于英语动词的这类变化在本质上和现在时、过去时的表达存在系统的相关性，其他与此不一致的

现象是非本质的，并且是有条件的，可以得到解释。

在俄语中，大部分动词构成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但也有少数动词是单体动词，要么属于完成体，

要么属于未完成体；另外还有兼体动词，其中的大多数形式既可用于表示完成体，也可用于表示未完成体。

如果使用兼体动词，有时候体的意义“只能根据语句的总的意思来确定，例如：

（附图[图]）

尽管如此，但因为动词的大部分有体的对立，因此这种对立成了“体的体系性的范畴特征”，［⑧］并

且使得语法学家得出“体的范畴囊括一切动词”［⑨］的结论。

由此可见，在有形态的语言中确定诸如“时”、“体”这样的语法范畴时，国外语法学并没有把一贯性

等同于无例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表示对立意义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基本的，或者说本质上

系统的区别。现在我们不妨对本节开头所说的三种情况也作一番考察，看看它们反映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以下顺序讨论。

情况一、“着”有时表示运动、动作的持续，有时表示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的持续。这个现象其实不

难解释，问题和“着”无关，而和动词有关。根据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一文的说法，“坐”这一

类词是强持续性动词，“盖”这一类词是弱持续性动词中的“挂类”。前者带时量宾语时表示动作行为持续

的时间（左按：如能带“着”，则也表动作行为的持续），后者加“着”既能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又

能表示动作行为造成的状态的持续。可见，不论情况如何，“着”表示持续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其他意

义的变化仅和动词的语义特征相关。

情况二、“了”和“过”，“了”和“着”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义基本不变。对这个现象目前似乎还

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释，但它大体和句子的时相有关，特别和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则似乎是能够肯定

的。这里我们先提出下列三条可作进一步修正的规则：

一、当后带动量成分并且该动词可后带“了、过”时，非持续动词后面的“了、过”可以互换，如：

⑩去了一次——去过一次

①①伤了两回——伤过两回

①②合并了一次——合并过一次

二、当表示一种特征或伴随方式时，弱持续动词的一部分，即马庆株所说的“挂”类动词后面的“了”

和“着”可以互换。比如：

①③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

①④开了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

三、在存现句中，持续动词后的“了”和“着”可以互换，如：

①⑤床上躺了一个人——床上躺着一个人

①⑥盆里栽了花——盆里栽着花

情况三，体助词“了”可用而不用。我们对此的解释也是初步的，可作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其条件如下

：

一、当动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时，后带的“了”才可能不用。如“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但是这一点

和整个句子的时相有关。如“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因时相制约，该句不能加体助词“了”，也不能表示完

成的意思。“坐”无完成的语义特征，但在“他坐一会儿就走了”中，却因时相制约而带上了完成义。

二、当满足条件一时，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大都仍须后带“了”，若是双音节动词，则大都可能不用“

了”，如：

①⑦小张丢了一把伞——小张丢一把伞

①⑧小张遗失了一把伞——小张遗失一把伞

三、若补语是表结果的双音节动补短语，也可能不用“了”，如：

①⑨队员们登上峰顶

四、若非充当文章标题，以上不用“了”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往往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上条件中的一个

：

1．有后续句，如：

②⑩小张遗失一把伞，小王也遗失一把伞。

2．句未使用否定副词“没有”或语气词“了”。如：

②①小张丢伞没有？

②②队员们登上峰顶没有？

②③小张丢伞了。

事实上，条件四中的第2项小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符合该条件，即使动词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

，也常可不常体助词“了”。其原因自然在于“没有”表示的是对完成的否定，而语气词“了”则表示对变

化的肯定。

以上分析表明，情况一其实不能证明“着”在表体意义时不具备一贯性，情况二、情况三则很可能是有

条件的，它们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了、着、过”之间的分工，也不足以消除用体助词“了”和不用“了”

即所谓的“零形态”之间的区别。因此欲凭此据来证明在现代汉语无法概括出体的语法范畴，其说服力是不

强的。

四

以往的讨论的特点是大多把体当作一个语法范畴、语法概念看待，其实，对体应该从语义、语法（词法

和句法）、语用三个平面来看待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放开眼界，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为全面、

准确和深刻。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

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如果某种语言无法在形式有系统地、有区别地表示不同的体，该语言

中就不具备成系统的语法上的体，那么就更加有必要给语义体以更大的关注。韩忠诰在《德语动词的体》中

认为：“在德语中，动词的体没有固定的语法特证，没有形成独特的语法体系，而是从语义角度出发，用不

同的语言手段表示出来。因此，在德语中，体属于动词的语义范畴，表示出动作行为的特征”，［⑩］当代

英语中有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把be、have等看作助动词的语法学家认为英语中存在体

的语法范畴，但如果把be、have等看作链接动词（catenativeverb），则应该承认英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

畴。Huddlesfon和Rodney认为，在英语中体意义与其说是语法的，不如说是词汇化的，为了避免术语“体”

在意义上的混淆，有必要把语法体和语义体区分开来。［①①］

国内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

对语义体的一种分类法。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

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自然语言中表示体的语法手段可以是词法范围的，比如俄语中的ⅡPOPeB3a（完成体）

——ⅡPOPe3aя（未完成体）（剜穿、切穿）；也可以是句法范围的，比如汉语中的“了、着、过”等；又

可以是词法、句法兼有的，比如若把be、have等当作助动词，则英语中的be、doing（进行体）——havedon

e（完成体）（干、做）就是这样构成的。

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十分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在汉语

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陈平在《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说，他讨论的时间系统“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语法范畴。”［①②］可是这个时间系统赖以建构的三元中，有两元都是语义性质的结

构：句子的时相结构由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决定，时制的九种基本形式是一种逻辑分类。时态结构（即体结

构）是什么性质，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其陈述看，恐怕仍在是语义结构。这样一种类型的系统还说是语法范

畴，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

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

。”（论语）一句中，对动作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既曰

归止，曷又怀止？”（诗经）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

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是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

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们不太注意的体的类别和人们怎样使用句子即怎样实施以言

行事行为有关系这种现象上。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研究得很不够，本文也不想展开讨论，这里打算说一下两个

处于语用、语法、语义边缘上的问题。

一、有些体意义的表达看来和语句内部的上下文有关。我们曾经提到过：体助词“过”在“我吃过粽子

”中表示“经历”，在“我吃过粽子了”中表示“过去完毕”，区别就在于前者句末没有带语气词“了”，

后者句末使用了语气词“了”。［①③］这说明体意义的表达有时会产生变化，而条件可以是话语内部上下

文的变化。

二、有时候，所谓的体的语法意义其实是语用性质的意义。曲卫国的谈论英语中现在完成体的意义时认

为，过去对这个体的研究都囿于语法或语义层面，把本来的语用含义当成了语法意义。他说：“所谓的‘现

时关联’，‘不确指’或‘延伸’并不是语句的语义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因为它们不是现在

完成体这个结构内在的、一定有的语义，它们借助于语境，经过推导所获得的，正如Mcloard所指出的那样：

‘它们是由说话者在一定的交际语境里赋予的，并取决于人们对事件和后果一般和特殊联系的理解。’”［

①④］因此现在完成体是一个语用推理的触发器。

类似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动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

于体的范围，［①⑤］比如：

②④下班后逛逛街。（表时量短）

②⑤他挥挥手表示告别。（表动量短）

②⑥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表尝试）

我们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

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而尝试义的形成

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②⑥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

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②⑦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

尝试义的。马庆株指出“自主的持续性动词可以重叠，非自主动词和自主的非持续性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①⑥］他的说法基本上符合实际。这就为解释在短时义基础上怎么会产生尝试义提供了一个方便：重叠动

词在句中充当谓语主要成分时，它的主语常常是有生的，极可能是人，而生物实施短时动作总有原因，一个

基本原因便是尝试，当谈论的是打算实施的动作时就更是如此了。

观察表明，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义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②⑧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②⑨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如：

③⑩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③①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动词重叠形式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推理触

发器。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大的缺陷。

五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

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达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甚至很大的

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现代汉语中有体的语法范畴，那么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得对其他的次要语

法范畴如“式”、“数”等作相同的处理，这样，就会导致分类框架的大变动。同样，如果我们能对“了”

的用与不用，“了”和“过”可有条件地替换的现象等作出合理、概括、系统的解释，并对其他的半独立词

的类似用法也作出同样有效的解释，那么我们所描绘出的现代汉语就很可能不同于今天所描写出的面貌。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体的研究具有超出其自身范围的价值。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

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半独立的词在运用时比较灵活，难以捉模，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它们的使

用条件；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

对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去寻找原因。为了较深刻地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

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如上所述的那样，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

研究。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体概念，概括出来的体的构成系统和表达方式，以及或许由此而建立起来的

体的语法范畴，可望能更准确地反映现代汉语的面貌，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

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①载《中国语文》1991．4．第252页。

②第471页，左按：“语气词”似为“助词”之误。

③见《汉语语法论》第104页。

④见《汉语语法论》第198—199页。

⑤见《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第497页。

⑥见《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6页。

⑦⑧⑨见《俄语语法》第350页、第348页、第34页。

⑩载《现代外语》1993．4．第35页。

①①见EnglishGrammar第73页。

①②载《中国语文》1988．6．第401页。

①③第四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关于动态助词“过”的几个问题》。

①④载《外国语》1994．2．第50页。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在现行的大学学科体制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合并在一起,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它其实告诉人们,这两个专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在19世纪末期,闭锁的中国开始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一步。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兴办现代报刊,这些现代报刊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基本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夹杂的语言,以白话文为主要叙述语言的文学作品逐渐在这些报刊中占据更多的版面,这类文学作品可以视为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形态的雏型。但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诞生,却是自觉提出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语言上断然与传统划清界限,强调新文学是以白话文进行写作,坚决反对传统文学的文言文写作。白话文即现代汉语的起点,它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和实践,一个重要的功绩则是催熟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逐渐规范化和经典化。现代汉语的叙述特点、审美特点和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也先天地注定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和局限。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对待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单纯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而是想通过分析现代汉语生成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进而分析这种特殊性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一文言文而言的。其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更好地开发我们独有的精神资源。为了更好地开发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就应该从二者断裂的根源总结起,根源就在于现代汉语对文言文的彻底否定。这也是本文从现代汉语思维人手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理由。

一 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系,现当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形态的改变,而是在于语言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思维为逻辑关系的新的文学体系。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中的启蒙运动的需要。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则是以语言革命为先导的。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是指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因为只有采取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才能让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反复强调,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必须摈弃不用,而白话则是活的语言。其实,说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景,文言文在当时是通行的书面语言,在传统社会里,它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如果依胡适的极端主张,还很难看出文言文与白话文谁优谁劣。胡适就说过,要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这样才是彻底的白话文。若真要按这种思路进行文学革命,恐怕白话文是难以战胜文言文的。但文言文只对传统社会有效,它无法处理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不得不合弃文言文,而选定白话作为启蒙的语言工具,于是一种活在引车卖浆之流口中的语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日常性,一是它的革命性。现代汉语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当时的白话所固有的,它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多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的熏陶,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翻译和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高玉在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注意到思想革命与语言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反过来说,现代汉语从它诞生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而是承担着革命性的思想任务。“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新的文学时,必然采取的是宏大叙事,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在宏大叙事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日常性思维又将现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紧紧地铆在了一起,生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绚烂多彩的风景,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思维特征上找到本源。

对于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的根本特征,海外的汉学家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看得比较清楚。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 “爱国热情”。而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负。夏志清、李欧梵等一些海外学者将这种文学叙事称之为“五四” 和左翼的宏大叙事,或称之为革命叙事,或称之为启蒙叙事。而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以这种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建构起来的。他们提出了另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路,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挖掘出代表着日常生活叙事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资源,并勾画出一张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地图。这张新地图无疑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显露出来,但由此颠覆以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为主线的现代文学史,又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遮蔽。事实上,不应该将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叙事,它们恰好是现代汉语思维的两种表现形态,是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家的写作之中,不过在有些作家那里,启蒙叙事处于显性的状态,日常生活叙事处于隐性的状态;而在有些作家那里正相反。进入到当代文学阶段,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被赋予唯一正统地位,日常生活叙事受到严重的打压,但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或者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候,展示自己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大改变,日常生活叙事得到显性的发展。这也得益于

文学理论的推进。特别是海外学者关于文学史建构的理论的影/！/响。使现代文学中一直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叙事显露出来,并成为作家们寻求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就像是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共同获得充分驰骋的自由天地。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汉语思维这两种内在的叙事在新的文化气候中都结出了新的果实。 二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

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宣泄的载体。 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而且也是最适宜进行启蒙的文学,因为启蒙是面对现实的启蒙,如果文学缺乏现实的内容,启蒙就变成虚空的启蒙,不可能打动现实中的民众。现代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分别代表着“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主张。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直接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生活在“人间”,感受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创造社尽管强调艺术的激情,大举浪漫主义的大旗,但在启蒙和救亡的大的语境下,他们很快就转向了革命文学,创造社的代表性人物成仿吾反省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热爱人类——绝不论他们的美恶妍丑。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忘记了”。创造社的同仁们就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来表达他们的浪漫和激情,将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发挥到极致。中国现代文学就因为先天性地承载着启蒙的思想任务而将自己托付给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就成为了最强音。当代文学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文学,也就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主潮。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仅仅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描述当代文学史,是不是过于狭窄了,是不是就会忽略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就无法涉及到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外的作家和作品。如果我们仅把现实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文学流派,那么就的确会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全面描述。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而且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曾经很深刻地谈到现实主义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他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罗伯—格里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聚集在现实主义这面大旗下,完全不是为了共同战斗,而是为了同室操戈。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信奉者都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付邻人,它还是一种品质,一种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的品质。历史上的情况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的流派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它以前的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派反对古典派的口号,继而又成为自然主义者反对浪漫派的号角,甚至超现实主义者也自称他们只关心现实世界。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尔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罗伯一格里耶提示我们,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

因此从考察作家的现实主义态度人手来描述文学史是有理论依据的,是能够把握到历史的脉搏的。而中国政治赋予现实主义正宗的地位,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显在的、主宰的文学意识形态,从而也造成了当代文学基本上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潮的事实。因此,描述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下的千姿百态,剖析这种千姿百态的成因和意义,应该是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适当方式。

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形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20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场景中,作为世界观的现实主义被凸显和强调出来,现实主义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的主张,具体到文学创作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当代文学的文艺政策制造者们和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正是主观认识这一方面,因此,现实主义在其文学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就演化为一个意义规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以现实主义来要求文学,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说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要求文学“正确”地反映现实。

1953年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说:“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的生活的真实。”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在“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内容上。但这种意义是政治以生硬的方式加进来的,并不是现实主义在叙述中自然生成的,因此,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矛盾,作家在叙述中会有意无意地修正政治赋予的意义,会溢出规范化的意义,会让现实自身生成出新的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化确立期,随着规范化的确立,现实主义被限定到一个非常狭窄的政治框架内,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到了一个偏执的程度,它给文学留下的空间非常逼仄,这一情景在“”时期更是推向极端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演变为“三突出”原则,文学几乎失去了自由创造的能力。粉碎“”之后,文学界首先要解决现实主义的偏执的意义阐释,借助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现实主义文学导演了一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以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获得了优先的发言权,他们成为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主角,并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使得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具合法性的通道。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们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有了一次“新写实”的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

新时期文学的30年,现实主义基本上仍是文学的主潮。但现实主义经历了一场自我解放的过程,在这之前,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现实主义叙述受到偏执意义的严重束缚。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开始,拨乱反正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意义偏执的状况,但它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现实主义经历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重建意义的螺旋往复的过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大转型带来中国当代“新的现实”,则是重建意义的必要条件。“新的现实”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新的现实”变幻莫测的生活万象和前所未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当代作家来说确实也是充满诱惑力的,但由此在对“新的现实”的叙述中也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写作模式和小说样式。20世纪80年代,由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话语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拨乱反正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90年代的中国社会逐渐给市场化加温,经济几乎成为社会的主宰,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这为现实主义与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亲密关系的松动乃至瓦解创造了最合适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摆脱意义约束之后,便朝着形而下的方向沉沦。 三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 中国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者的文学,革命胜利者对它具有当然的领导权。

中国革命理论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文学看成是革命的武器和工具,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应该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就召集一批文学艺术界名人在北平商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即以后的中国文联。1949

年6月30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正式召开,7月23日,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协的领导成员为: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丁玲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全国文协在 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但实际上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特别机构,理论上说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被纳入到国家正式编制中的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其工作列人到国家决策计划之中,是有国家正式编制和相应的政治待遇的。作家协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产物,它不完全等同于其它国家内部的作家协会或作家同盟组织。在20世纪阶级斗争对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似的作家协会机构,随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些国家的作家协会也形存实亡,或者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反映了在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文化领导权的愿望。这一愿望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显得更加迫切,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东方****文化土壤上开展的革命,缺乏资产阶级文明的广泛传播和精英阶层的集结,无产阶级政党以唤醒民众的方式,将启蒙与革命合为一体,这一切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如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成立不久,便创办了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时任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是这样阐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

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这一编辑方针更像是在完成一项政治思想任务,而这恰恰说明,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宏伟规划之中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但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等相应的文学组织,只是国家全方位领导文学的方式之一,国家领导文学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还表现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学制度、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等等。总之,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使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意图得以实现。这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更为准确、全面地描述当代文学史,就不能忽略对文学制度的考察。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制度和文学体制问题,并将其引人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我们率先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样板,他在这部着作中注重从文学制度入手去分析一些文学现象的成因,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来文学制度的专着。他在这部专着中阐述了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意义。

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社会制度,文学制度更为隐性,更多地通过一种社会习惯和精神指令加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是一个社会使文学生产获得良性循环、文学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接纳的基本保证。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执政者对文学有着明确的政治要求,其文学制度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其政治要求的实现,通过相应的文学制度,将文学纳入到政治目标中,这使得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这样一种文学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学的自由精神相冲突的,因此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矛盾就十分的尖锐,这导致了文学制度和文学创作双方的相互妥协和调整。尽管当代文学制度最初明显表现出与文学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利于发挥文学的积极性。但我们在对待这一历史现象时,不应该轻易地从否定文学制度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经验,菲合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新中国的执政者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文学制度来干预作家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首先通过组织建设保证了对文学的统一领导,但随着创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文学的领导者发现,光有组织上的严密建设,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作家以合目的性的思想进行创作。为了确保文学的合目的性的发展,执政者在文学领域开展了规模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学批判活动。1950年《人民文学* 第3期上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到作者力图站在工农兵立场上的态度,对有着知识分子情调的“我”采取了自我反省式的批判。但即使如此,这样的作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有距离,因此在几乎事隔一年之后,展开了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作品如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等被认为有相同思想倾向,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为了从思想上保证当代文学的合目的性,就必须改变作家的思想,从而产生了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文学制度,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运动。建国之后,相继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的反斗争,每一次运动都是发动了全国思想文化界参加,在全国各类

大型报刊上展开,有的还是全民性的运动。这种运动方式无疑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显然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的自由精神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 当代文学在文学制度上的过于刚性的要求,则导致了文学体制的脆弱和功能退化,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学体制陷入重重困境。无力解决文学的问题,而将文学问题政治化。“”结束之后,执政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调整文学制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也推动着文学制度的变革,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格局逐步形成,体制内文学与体制外文学并行不悖,一个显性的文学制度逐步让位于一个隐性的文学制度。在这样的趋势下,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再像当代文学发展初期那么尖锐和突出,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也被大大地削弱,但当代文学的这一特征并没有彻底改变,只不过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不再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行政性方式实现,而是渗透在文学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之中。如今,中国作家协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目前有会员近万名,每年还以批准三四百名新会员的速度递增,至于各省市的作家协会所拥有的会员数就更多了。作家协会虽然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运作方式,但仍通过不同方式养了一批专业作家。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4篇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连动式；语法化

连动式（serialverbconstruction,SVC）是现代汉语中一类重要的句法现象，是许多语法现象的温床。由于涉及到语法体系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连动式问题长期受到海内外语法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连动式自身的复杂性，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到了怀疑乃至一度要取消这种句式的地步。高增霞博士的《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以下简称《视角》)，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语法化的视角，运用连续性、典型性等概念，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认识连动式，不仅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现代汉语连动式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而且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把连动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精道的选题与立意

按照比较普遍的定义，如果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就是连动式。连动式不仅仅是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也是东南亚、西非、大洋洲许多语言中的一种重要语法结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汉语连动式的研究才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因为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区分坐动和散动，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后来，汉语语法学者逐渐认识到，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就必须尊重汉语事实，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语言的体系。这个事实就是，动词无论是在谓语还是主语、宾语的位置上形式都一样，性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连动式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不管功能语义上是否有不同，只要在形式上还都是动词，就都称为连动式。由于在形式上找不到区别主次的形式标记，不能证明其中一个是核心，另一个是从属，“连动式”这个概念，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甚至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但它还是“赖着不走了”（吕叔湘语）。不过，连动式作为一种句式从一开始建立得也很勉强，只能是“赖”下来“不走了”，争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并没有完全说服对方。总体上看，虽然学术界对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分歧重重。反对者认为，建立连动式这样一个句法范畴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句子分析、语法教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连动式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语言规律的说明上，连动式起不了什么作用，把它列为一种“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对于语法分析甚至是有害无益。问题在于，否定连动式范畴的学者自己也承认连用的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语义上功能上有主次之分，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形式上的坚强证据证明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主从关系；他们只是主张把连动式归到其他句式里去，但在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种句式的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连动式的深入研究可以说非常之难，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种“难”，一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反复研讨和争论，学术界对连动式现象的描写已经非常细致，叙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据《视角》一书统计，目前被各家纳入连动式的格式已达29种之多。二是多种方法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很难写出新意和获得突破。

作者以“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为题，迎难而上，从语法化这一动态角度切入，对汉语的连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可谓独辟蹊径，立意独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连动式看成一个离散范畴，采取“界定特征”的方式去区分连动结构与否。结果，标准的差异常常导致对连动式本身认识的分歧。《视角》首次把连动式作为一个典型范畴来研究，用“时间的先后性”和“目的性”这两个典型特征把连动式区别为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并从客观—逻辑—认知三层面论证了这一范畴。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由高到底依次显示了连动式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在语法化的视域里，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有关连动式的死结被化解，一些规律被揭示出来，许多困惑得到解答，大大推进了汉语连动式的研究。

二、新颖的视角与方法

传统的连动式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缺乏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结合历史发展去看待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只是对共时层面的现象就事论事，只是试图对连动现象进行穷尽性的描写，而没有对连动现象加以限制，也没有确定哪种才是最基本的连动式。事实上，历时变化总是把表层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理想对应关系打乱。连动式并不是一个均质的同一体，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其次，缺乏系统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把连动式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观察。事实上，连动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篇章、其它句法结构、词汇等都有关联。只有把连动式放到整个语言体系中去把握，才能对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地认识。再次，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往连动式研究比较重视语言义的研究，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分小类。为什么汉语会出现连动现象？连动式在汉语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句子会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处于什么样的语法形式中？诸如此类的深层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在连动式问题上纠缠，与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缺乏自觉、积极的理论思考。客观地看，传统研究中连动式问题的提出以及对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是直接与句子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觉、积极的理论思索的结果。例如，在句法分析中发现连动式与并列结构不同，便把它单列出一类；在分类的时候发现单复句不能截然分开，便考虑把连动式看作是“中间环节”。显然，这种探索本身固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归根到底，这种探索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被迫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暂搁置了问题，并没有从更深层的理论层面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积极的思考。

也就是说，连动式研究问题上的突破，首要的是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方法论的突破。为此，首先需要把连动现象本身视为语言发展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从而把连动式有关问题的研究从其它问题研究的从属的、附带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把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消极的、被动的研究转变成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其次，需要把某些成熟的理论框架适时引入连动式问题的研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视角》把语法化引入现代汉语连动现象分析，把现代汉语的连动现象置于语言的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考察，力图从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从系统关联的角度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连动式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语法化包括三个方面：句法化、词汇化和实词虚化。关于连动式的句法化，《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有涉及。《视角》第四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第五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作者的研究打通了篇章、句法和词汇，认为连动式是话语组织向句法组合演进的中间环节，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式，表现出种种不稳定性。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连动式在典型性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语法化程度的连续性这一颇富洞察力的观点。作者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连动式在共时平面上复杂表现的认识，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可以从从句的非句化和主句动词的虚化这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并发现两者的共变关系等等。语法化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看共时平面的现象，还要看历时层面的演进轨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共时语法研究中引入历时性质的语法化研究，这一思路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三、务实的态度与学风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理论框架的引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削足适履”。《视角》一书的作者对中外相关文献的掌握非常充分，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这些文献涉及到多种学派和研究方法，正是这些文献中体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大大提升了作者在汉语连动式方面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可贵的是作者对自己所掌握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而没有停留在教条式地搬用“洋理论”的层面上。作者从语法化视角运用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审视连动式，把相关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反映出作者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良好的学风。其成功之道，是长于从不同学派的成果中学习有效的方法，从而使不同学派的长处在书中应用得颇为协调而各得其所。如从篇章语法的角度来分析语法化的起点，用类型学的成果来总结连动式发展的共性，用角色—指称语法来测定句法化的程度，等等。作者以连续性典型性概念从语法化的视角研究连动式，归纳出非主要动词的限定性原则；用隐喻解释连动式，得出了连动式成分顺序是时序原则在客观世界、逻辑、认知表达等层面操作的结果的结论。这些成功处理展示了作者长于吸收并善于创新的一面。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文字规范化；问题与对策

文字是语言的极为重要的辅交际工具，因而，我们需要正确的书写和使用文字。汉字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咿咿呀呀学语的小孩口里吟唱的汉字，小学生在学习语文课本的过程中会认真地学习还不认识的汉字，到高中乃至大学的学生们对优秀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的痴迷，再到书法爱好者对汉字书法的喜爱及人们对汉字的深厚感情。为了更好地传承汉字文化，要求我们规范书写汉字。我们国家最早的汉字规范化是秦始皇实行的“书同文”。明清科举考试，要求写字不能出现任何错误。1956年国家语委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建立了现代的汉字规范。[1]1977年的“二简草案”也提供了汉字的规范书写标准，但是已经废除。“”以后，吹起了一股复古风，简繁乱用。而且各地写法不同，似乎“以乱为美”成了一时时尚。[2]这并不是正常现象。

现今人们写的不规范的字，一般可分为三类：第一，写了多笔画、少笔画或笔画不对的字，如（伟）“拔”“长”“蚌”（“长”应为四画，而写成五画）等；第二，写错偏旁的字，如把“偃旗息鼓”写成“偃旗息鼓”，把“辨析”写成“辨析”等；第三，写了不规范的简化字，如“餐”“菜”并没有简化等。

汉字数量巨大，字形与字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们认读时很容易把字念错。最常见的读错字音的现象有四种：一字多音，该读作这个音时念了那个音；如：“参差”、“处分”等易读错。把字的某一个偏旁的音读作该字的音；如：“蹴”读为“就”、读“犴”为“干”等。两字形体相近，把这个字读成那个字的音，混淆两个字的读音；[3]如：读“桨”为“浆”，读“沮”为“阻、祖”等。没有根据国家的规范文件正音，按旧读音读；如：读“期”为“几”音。

汉字有相当数量的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形体相似，字义相近。如“安和按”、“扳和板”、“班和斑”、“辩和辨”等等。如果不注意这些音、义、形相近字之间的区别，就很容易用错，写了别字。如把“自己”写成“自已”、“竞争”写成“竟争”、“裨益”写成“脾益”等。因此，为了不写或少写错别字和提高全民语言文字的运用水平和规范化水平，我们要注意积累容易用错、用混的字，具体分析原因并指出应该如何正确使用。[4]我们要以国家正式公布施行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则》等为规范。

另外，现今网络用语的不规范使用的影响人群的范围很广。如 “吃饭饭”、“吃奶奶”、“睡觉觉”等、网络交际用语把“不要”说成“表”，把“男朋友”说“男票”等。一种新用法在刚出现时，往往会被盲目跟风。所以会有一部分人担心汉字的写法和使用规则受到了挑战，我们的汉字受到威胁？当然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危言耸听，但是不用过分担心。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未中断过。新出现的汉字写法或用法如果经济适用被大多数人们接受会自动保留下来，如果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不符合人们的需要，不经济实用，便会自动消亡。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种新用法已形成大势所趋了，而且这种用法越来越符合汉语语言系统的规则，更加经济方便实用，我们就应及时调整规范的要求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比如“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现实生活中都用成了“臭皮匠”了，何不因势利导，承认“臭皮匠”为规范？如果硬要倒回去坚持“三个臭裨将”，并指责“臭皮匠”是文化低下的表现，这真的没有必要。

为了使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书写不规范的汉字，经过多次努力，我们探究出一些方法，即对汉字进行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

定量指的是对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汉字数量进行精确的计算，确定现代汉Z常用、通用汉字的数目。现行汉字的定量工作已作了下面几个很重要的工作：选定常用字；常用字的选定考虑了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使用频率高的；第二，学科分布广的；第三，日常生活学习中常用的。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应该综合运用，不能仅仅依靠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做决定取舍。

定形就是规定汉字使用的统一字形。异体字的整理和异形字的整理是汉字定形工作的两个关键方面，为了给现代印刷通用字提供字形规范。

南腔北调现象在我国是长久存在的，普通话水平出现地域性不平衡性。于是国家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正确的发音和声调的正确认读对提高普通话水平及其重要，可以说是学习标准普通话的一个突破口。汉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现象，我们要为汉字提供共同遵照的读音规范。1985年国家语委、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等机关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了异读字的标准读音，要求全国所有部门和单位均以这个新的《审音表》为准。

在书写汉字时我们很需要专业科学的字典。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属性，根据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建立起字序，经常用到的是形序和音序。汉字的字序法有部首法、笔画法、四角法和音序法。汉字的排列方法包含义序法、形序法和音序法。义序法是根据汉字的义项顺序的整理。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排列汉字的顺序。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字的顺序，主要有笔画法、部首法和号码法三种。笔画法指是依照汉字的笔画数目和笔顺编排汉字。部首法依据偏旁来排列汉字。号码法按字形确定的号码编排汉字。[5]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汉字的检索方法的理论知识，为汉字定序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全社会要根据国家及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各种正字法标准使用汉字，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我们在用汉字的时候不要随心所欲，需要熟悉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学校语文老师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帮助同学们规范使用汉字。

参考文献：

[1]张书岩. 姓名・汉字・规范[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75-94.

[2]费锦昌，黄佑源，张静娴.汉字写法规范字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1.

[3]彭红. 现代汉语读音规范手册 [M]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5-20.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高师，现代汉语课程，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现代汉语作为高等师范院校重要的核心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师范类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仿照苏联的“现代俄语”开设的，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校的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与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以教材编写和修订为重点的阶段（1978—1985）；（2）以教学内容调整为重点的阶段（1986—1992）；（3）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的阶段（1993—1995）；（4）以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的阶段（1995至今）。总体来说，现代汉语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教学质量也获得了长足的提高。[1]

但是，目前高校的现代汉语课程改革仍是在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框架下进行，随着语言本身的不断发展、新课标的实施以及中学语文教学的不断改革，迫切要求培养创新型的复合人才。面对新形势，高等师范专业现代汉语的教学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

同时，作为一门重要的工具性课程，现代汉语在师范专业的课程中理应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它的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语言现状。[2]但是多年来现代汉语教学界却颇有这样同感：学生普遍反映现代汉语课不如文学课生动活泼，考试及格率不理想，造成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恶性循环。为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新课程背景下的高师现代汉语教学改革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与思考。

一、高师现代汉语教学现状简析

（一）课程定位欠科学

目前的现代汉语课程体系是五十年代确定下来的。我们模仿与现代汉语有很大差别的极富形态变化的现代俄语，把现代汉语分割成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五大板块。之后，又把这种语言分类的方法和语言研究的路子直接运用于语言教学。现代汉语作为一门社会的学科，跟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符号学等其他学科有复杂的联系。目前忽略了语言学是在与诸学科的交叉渗透中发展的特点，课程定位教学内容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现代特点。

（二）教学内容缺乏领先性、全面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首先，现行课程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四部分的内容都比较陈旧，缺乏深度，有的内容跟中学教材简单重复，也比较保守，没有或很少反映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因而激发不起学生的兴趣。

其次，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汉语应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可目前的现代汉语教材及课堂教学往往只讲共同语，不讲或很少讲到方言，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事实上，无论从教学还是从研究讲，共同语和方言都是相互促进的。

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师范学校的现代汉语教学，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提高未来的中小学教师的语言教学能力和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与现实的需求错位，学生学了现代汉语课程后，语言素养并没有明显提高语文教学论文，尤其是作为教师运用语言的技能没有明显提高。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只重视书面语的教学，忽视了口语是未来教师传授知识时运用语言的主要形式。这就直接导致了高师现代汉语教育与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的严重脱节，造成大多数学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度不够。

（三）教学方法缺乏启发性和实践性

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往往只重课堂讲授，满足于一般知识的介绍，缺少课堂讨论和双边活动，没有着力启发学生去思考和发现问题，而且不太注重语言实际和研究实践，不是积极引导学生去观察和分析现代汉语共同语的种种事实，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由于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乏作为语言课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因而学的都是一些死的知识，并未转化为实际能力，而且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极易形成学生僵化的思维方式。

二、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内容

（一）转变观念，构建适合高师专业的课程体系

目前高校现代汉语的很多分支学科发展极不平衡，如现汉语的结构学研究和教学相对要强，其中的语音结构和法结构的教学研究则更为成熟，语义、语汇的教学研究近来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的现代汉语教材（包括使面最广的胡裕树先生、黄伯荣与廖序东先生主编的两个本），都是由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大板块组成。内容大大超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后新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时，结果往往因课时不够而匆匆结束语法教学，修辞部分几个常见辞格了事。我们认为，针对现代汉语学科系统性特点，应调整教内容，形成“一主多选”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即把语音、词汇、语法这一构成语言本体的三要素作为现代汉的主干课程（“一主”）；而将语言本体以外的文字、修辞、用这些又十分必要的知识逐一剥离，系统配套，形成“汉字通论、语用学、方言学”三门选修课。在保证现代汉语基理论和基本知识教学总量的前提下，增设“演讲与口才”“朗诵学”等基本技能训练课，强化口语表达和口才技巧训练，使现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更加贴近语文教学的实际在专业能力的延伸方面，开设“中外语言学史”“语言和文化”“语法研究专题”等选修课，促进师范综合素质的提高实现课程体系的重构。

（二）创新课程内容，构建适合不同层次学生需要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现代汉语课应反映出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加进文化语言学的有关内容，在语法教学中引进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增加语用的内容，引导学生关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如广告用语、校园用语等。现有现代汉语教材将语言当成一种游离于社会和人文世界的纯形式系统，把语言各要素的分类、特征、构成和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形式化描写，学生从中感受到的只是一个零件和部件组成的机械的语言世界论文格式范文。因此，要把语言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语言进行文化等方面的深层次的认识和阐释。在教学中加进文化语言学的有关内容，加进社会语言学的有关内容，会使学生充分考虑到语言的动态因素。

课程内容应该贯穿两条线索：一条是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的主线，一条是现代汉语方言的副线。一主一副，相互配合。我们认为，作为主线的共同语固然是主要的讲授对象，但作为副线的方言也当受到应有的重视。之所以在教学内容中穿进副线，是因为汉语方言复杂丰富，是发展我国语言学的一大宝库，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加强方言的学习，可以加深对共同语的认识，对于学习古代汉语和语言学理论也有好处。

（三）加强实践环节，突出师范教育的特色

现代汉语属于语言专业基础课，对培养师范大学生教学技能至关重要。为了调动师范大学生学习语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他们对语言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发现、观察、分析现实生活中语言现象的能力，在教学中可以设计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语言实践形式。

以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为例，由于地域的影响，贵州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本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双重影响，形成了自身较固定的语言模式，所说的普通话与实际的普通话存在较大的偏差，给普通话学习带来了严重障碍。[3]针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开展“校园流行语调查”“某某城市街头店名调查”“互联网络用语”等社会用语调查，使学生了解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增强语言规范意识，自觉使用规范语言。或组织学生开展方言调查，使他们更进一步理解“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激发学习兴趣。或组织学生广泛开展正字、正音比赛，开展辩论大赛、诗词吟诵大赛、新生普通话大赛、名话剧表演大赛等，在活动中使学生切身体会汉语言文字的魅力，提高语言能力和水平。

（四）改革教学方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打造信息交互平台

教学是一门艺术语文教学论文，教师和教材好比导演和剧本，教师组织教学就是在导学，导学艺术水平的高低与教学效果有密切联系。教学内容在不断更新，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创新。一方面采用引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尽量少讲、精讲，讲关键内容，尽量多提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生发，指导学生去观察研究，形成“精讲－多问－生发－研究”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建立科学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在制作生动活泼多媒体课件的同时，本项目研究还根据学生语言水平，建立了适合他们实际的习题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办法，努力把只注重结果的考核转变为注重过程的考核。强调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习态度的考核。

三、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实施步骤

我们的课程改革拟以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教研室教师为主，组合教学与科研成团队展开研究。具体实施步骤是：调查研究→优化现代汉语教学体系，构建“一主多选”课程体系并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实践阶段→跟踪反馈，理论总结。

首先，研究需要具体展开进行几个方面的调查：一是深入中学校园，了解中学教师和学生的语言知识结构，了解当今语文教师迫切需要掌握的语言知识有哪些；深入调查中学课本中现代汉语知识的分布及讲解方式。二是调查了解近几年毕业生就业时最主要的语言技能需求；三是深入了解高师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而分析其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和重复的地方。

第二，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在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学课程改革实际的大学现代汉语课程体系；改革和深化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在整个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正确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充分运用自然语言资源———方言，进行语言对比学习，提高教学效果。并结合贵州的区域特点，探索适宜发展学生教学能力和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教学模式。

第三，对新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对改革的内容进行修正。

最后，确定汉语文学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班的一部分同学作为跟踪调查的对象，检验教学改革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

通过研究主要打算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1．能否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与贵州省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相切合的有针对性的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2．对于现代汉语教学来说，构建什么样的教学模式，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为高师学生一下四个方面的语言能力的提高服务：

（1）合格的教学、教育口语能力;

（2）合格的书面表达能力;

（3）合格的社交口语能力;

（4）语言运用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

3．对于较之文学显得枯燥乏味的语言类课程，对学生如何采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王建设.现代汉语教学改革初探[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2]李宇明.师范大学生的语言文字状况及其教学问题[J]. 语言文字运用，1994，2.

[3]周艳.民族杂居地区布依族说普通话的语音偏误分析及对策[J]. 贵州民族研究2010，5.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高师，现代汉语课程，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现代汉语作为高等师范院校重要的核心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师范类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仿照苏联的“现代俄语”开设的，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校的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与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以教材编写和修订为重点的阶段（1978—1985）；（2）以教学内容调整为重点的阶段（1986—1992）；（3）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的阶段（1993—1995）；（4）以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的阶段（1995至今）。总体来说，现代汉语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教学质量也获得了长足的提高。[1]

但是，目前高校的现代汉语课程改革仍是在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框架下进行，随着语言本身的不断发展、新课标的实施以及中学语文教学的不断改革，迫切要求培养创新型的复合人才。面对新形势，高等师范专业现代汉语的教学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

同时，作为一门重要的工具性课程，现代汉语在师范专业的课程中理应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它的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语言现状。[2]但是多年来现代汉语教学界却颇有这样同感：学生普遍反映现代汉语课不如文学课生动活泼，考试及格率不理想，造成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恶性循环。为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新课程背景下的高师现代汉语教学改革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与思考。

一、高师现代汉语教学现状简析

（一）课程定位欠科学

目前的现代汉语课程体系是五十年代确定下来的。我们模仿与现代汉语有很大差别的极富形态变化的现代俄语，把现代汉语分割成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五大板块。之后，又把这种语言分类的方法和语言研究的路子直接运用于语言教学。现代汉语作为一门社会的学科，跟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符号学等其他学科有复杂的联系。目前忽略了语言学是在与诸学科的交叉渗透中发展的特点，课程定位教学内容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现代特点。

（二）教学内容缺乏领先性、全面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首先，现行课程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四部分的内容都比较陈旧，缺乏深度，有的内容跟中学教材简单重复，也比较保守，没有或很少反映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因而激发不起学生的兴趣。

其次，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汉语应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可目前的现代汉语教材及课堂教学往往只讲共同语，不讲或很少讲到方言，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事实上，无论从教学还是从研究讲，共同语和方言都是相互促进的。

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师范学校的现代汉语教学，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提高未来的中小学教师的语言教学能力和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与现实的需求错位，学生学了现代汉语课程后，语言素养并没有明显提高语文教学论文，尤其是作为教师运用语言的技能没有明显提高。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只重视书面语的教学，忽视了口语是未来教师传授知识时运用语言的主要形式。这就直接导致了高师现代汉语教育与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的严重脱节，造成大多数学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度不够。

（三）教学方法缺乏启发性和实践性

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往往只重课堂讲授，满足于一般知识的介绍，缺少课堂讨论和双边活动，没有着力启发学生去思考和发现问题，而且不太注重语言实际和研究实践，不是积极引导学生去观察和分析现代汉语共同语的种种事实，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由于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乏作为语言课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因而学的都是一些死的知识，并未转化为实际能力，而且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极易形成学生僵化的思维方式。

二、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内容

（一）转变观念，构建适合高师专业的课程体系

目前高校现代汉语的很多分支学科发展极不平衡，如现汉语的结构学研究和教学相对要强，其中的语音结构和法结构的教学研究则更为成熟，语义、语汇的教学研究近来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的现代汉语教材（包括使面最广的胡裕树先生、黄伯荣与廖序东先生主编的两个本），都是由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大板块组成。内容大大超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后新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时，结果往往因课时不够而匆匆结束语法教学，修辞部分几个常见辞格了事。我们认为，针对现代汉语学科系统性特点，应调整教内容，形成“一主多选”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即把语音、词汇、语法这一构成语言本体的三要素作为现代汉的主干课程（“一主”）；而将语言本体以外的文字、修辞、用这些又十分必要的知识逐一剥离，系统配套，形成“汉字通论、语用学、方言学”三门选修课。在保证现代汉语基理论和基本知识教学总量的前提下，增设“演讲与口才”“朗诵学”等基本技能训练课，强化口语表达和口才技巧训练，使现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更加贴近语文教学的实际在专业能力的延伸方面，开设“中外语言学史”“语言和文化”“语法研究专题”等选修课，促进师范综合素质的提高实现课程体系的重构。

（二）创新课程内容，构建适合不同层次学生需要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现代汉语课应反映出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加进文化语言学的有关内容，在语法教学中引进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增加语用的内容，引导学生关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如广告用语、校园用语等。现有现代汉语教材将语言当成一种游离于社会和人文世界的纯形式系统，把语言各要素的分类、特征、构成和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形式化描写，学生从中感受到的只是一个零件和部件组成的机械的语言世界论文格式范文。因此，要把语言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语言进行文化等方面的深层次的认识和阐释。在教学中加进文化语言学的有关内容，加进社会语言学的有关内容，会使学生充分考虑到语言的动态因素。

课程内容应该贯穿两条线索：一条是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的主线，一条是现代汉语方言的副线。一主一副，相互配合。我们认为，作为主线的共同语固然是主要的讲授对象，但作为副线的方言也当受到应有的重视。之所以在教学内容中穿进副线，是因为汉语方言复杂丰富，是发展我国语言学的一大宝库，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加强方言的学习，可以加深对共同语的认识，对于学习古代汉语和语言学理论也有好处。

（三）加强实践环节，突出师范教育的特色

现代汉语属于语言专业基础课，对培养师范大学生教学技能至关重要。为了调动师范大学生学习语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他们对语言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发现、观察、分析现实生活中语言现象的能力，在教学中可以设计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语言实践形式。

以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为例，由于地域的影响，贵州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本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双重影响，形成了自身较固定的语言模式，所说的普通话与实际的普通话存在较大的偏差，给普通话学习带来了严重障碍。[3]针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开展“校园流行语调查”“某某城市街头店名调查”“互联网络用语”等社会用语调查，使学生了解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增强语言规范意识，自觉使用规范语言。或组织学生开展方言调查，使他们更进一步理解“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激发学习兴趣。或组织学生广泛开展正字、正音比赛，开展辩论大赛、诗词吟诵大赛、新生普通话大赛、名话剧表演大赛等，在活动中使学生切身体会汉语言文字的魅力，提高语言能力和水平。

（四）改革教学方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打造信息交互平台

教学是一门艺术语文教学论文，教师和教材好比导演和剧本，教师组织教学就是在导学，导学艺术水平的高低与教学效果有密切联系。教学内容在不断更新，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创新。一方面采用引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尽量少讲、精讲，讲关键内容，尽量多提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生发，指导学生去观察研究，形成“精讲－多问－生发－研究”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建立科学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在制作生动活泼多媒体课件的同时，本项目研究还根据学生语言水平，建立了适合他们实际的习题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办法，努力把只注重结果的考核转变为注重过程的考核。强调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习态度的考核。

三、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实施步骤

我们的课程改革拟以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教研室教师为主，组合教学与科研成团队展开研究。具体实施步骤是：调查研究→优化现代汉语教学体系，构建“一主多选”课程体系并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实践阶段→跟踪反馈，理论总结。

首先，研究需要具体展开进行几个方面的调查：一是深入中学校园，了解中学教师和学生的语言知识结构，了解当今语文教师迫切需要掌握的语言知识有哪些；深入调查中学课本中现代汉语知识的分布及讲解方式。二是调查了解近几年毕业生就业时最主要的语言技能需求；三是深入了解高师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而分析其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和重复的地方。

第二，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在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学课程改革实际的大学现代汉语课程体系；改革和深化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在整个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正确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充分运用自然语言资源———方言，进行语言对比学习，提高教学效果。并结合贵州的区域特点，探索适宜发展学生教学能力和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教学模式。

第三，对新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对改革的内容进行修正。

最后，确定汉语文学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班的一部分同学作为跟踪调查的对象，检验教学改革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

通过研究主要打算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1．能否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与贵州省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相切合的有针对性的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2．对于现代汉语教学来说，构建什么样的教学模式，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为高师学生一下四个方面的语言能力的提高服务：

（1）合格的教学、教育口语能力;

（2）合格的书面表达能力;

（3）合格的社交口语能力;

（4）语言运用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

3．对于较之文学显得枯燥乏味的语言类课程，对学生如何采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王建设.现代汉语教学改革初探[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2]李宇明.师范大学生的语言文字状况及其教学问题[J]. 语言文字运用，1994，2.

[3]周艳.民族杂居地区布依族说普通话的语音偏误分析及对策[J]. 贵州民族研究2010，5.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文化传播曾出现过多种形式，而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则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唐朝，日本、大食、新罗等国家就派出遣唐使来学习中国文化。唐代长安国子监曾接纳大批西域国家的留学生，他们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接受中国式教育，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成了当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外国人对中国这个神秘大国越发感兴趣，“汉语热”持续升温。据统计，至2013年各类外国留学生已经达到了35万6499名，并且分布在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和部分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毋庸置疑，各国留学生的来华学习将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外汉语教学应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有意识地将汉语知识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内涵，减少两国文化间的冲突，从而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传统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比较侧重语言结构的学习，忽略了文化教学和学生背景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教学。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迁，其背后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没有文化支撑的语言，就如婴孩的随手涂鸦，虽有其形却无其意，亦无人通晓。所以，透彻理解一种语言必须与其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平常的对外汉语课堂中，留学生主要学习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在这些知识点中渗透的中国文化比比皆是，教师更应高度重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提高留学生汉语学习效率，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化教育的内容落到实处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中国文化课程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在现代对外汉语课堂中，教师会在语法教学上进行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层面对所学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这种强化式教学方式无疑是一种好方法，但笔者认为，在知识统合方面这种教学方式会让学生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对文化零散浅显的认识加上学生主观因素的认知和负迁移的影响，容易造成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所以在汉语学习的基础上，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有必要计划性地增设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课程，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教学，增加文化教学的比重，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教学，加深留学生的文化底蕴。

针对留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各高校已经有意识地开展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为语言学习打下基础。但由于课程开展中出现一些问题，使得教学任务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1.学生个体学习情况

（1）对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性不强。在华留学生当中，部分学生以学习汉语为主要目的，忽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认为语言是主要学习的方面，文化只是辅助语言学习的一个小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影响对汉语的学习。

（2）汉语基础差，对中国文化课失去兴趣。每个人学习语言的接受能力都有差异，所以在同一个班中的留学生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在中国文化授课过程中，会有学生出现迷惑，感觉力不从心，跟不上节奏。

（3）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方式各异。大部分留学生喜爱从亲身实践中感受领会文化的魅力，而相反，部分学生更愿意听老师的讲解，通过第三者的引导学习，对中国文化有理论上的认识。

2.文化课教学质量情况

（1）课程安排不当。在留学生培养方案中，学校主修课程多以汉语学习为主，而中国文化课程则以选修课或是课外活动的情况出现，课时相对较少，且在选修课当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同时，部分高校对文化课设置带有随意性。参看下表：

表 一

表一是某高校的汉语春秋季班（为期18周）必修课与选修课课程设置，该高校根据不同汉语水平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在语言必修课大致上都设置了比较明确的学习方向，选修课中也出现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但选修课中的文化课程比例相对较少，未有明确的选修课课程安排计划，可以看出某高校较忽视中国文化课程的比例，更加侧重语言教学。

（2）教师教学能力不足。高校中并不缺乏擅长中国传统艺术的教师，在对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课教育时，这些教师可以大放异彩。但是由于缺乏对授课对象的充分认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有时让留学生们觉得隐晦难懂。本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多半注重对汉语言的研究，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探究，在教授文化课上教师本身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

（3）教学手段缺乏创新。文化课集中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主要以讲授为主要手段，学生亲身体验的时间占少数。基本上很难实现“走出课室，走进社会”，体验切切实实的中国文化氛围。

3.课堂资源筹备方面

文化课内容单一，覆盖面窄。中国文化课一般会设置较容易开展的课程，如包饺子、剪纸艺术、书法等，而像中国传统乐器、舞蹈、中国哲学思想等内容很少出现在文化课上，导致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单一性，缺少全面接触本土民族文化的机会。如下表：

表 二

表二是某高校汉语短期进修班其中两个星期的课程安排截图，不难看出该高校对文化教学有相对集中的时间，但文化学习的方向仅仅围绕中国功夫、剪纸和书法这三块内容进行。这样，对于曾对中国文化有所接触的学生来说，可能会缺乏兴趣，也可能会让学生存在这三块内容等同于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错误观念。

三、如何优化中国文化课程

1.课程设置安排

（1）优化文化课程设置。学校应将更多的中国文化课纳入必修课当中，并增加在必修课中的比重。在选修课中，要求留学生修满中国文化课程的学分方可毕业，避免留学生不选或漏选中国文化课的情况出现。

（2）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对于初次接触中国文化的学生，多以实践代替理论知识，实践性的活动能让学生初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为以后的课堂教学打下基础。偏重理论内容的学习可以放至中级或高级阶段，这样，随着学生语言程度的提高开展不同难度的文化课程，使学生的文化知识框架得到不同层次的扩展和延伸。

2.教师资源方面

（1）注重“双文化意识”教师的培养。对本土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同时，对学生的文化背景也不觉得陌生。在文化课的教授中，有清晰的教学目标，明确课堂教学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大量阅读关于跨文化交际类的书籍，将各国家的基本国情与习俗牢记于心，培养对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的敏感度，避开文化忌讳，减少文化冲突，向学生传授具有实用性的中国文化。

（2）鼓励教师多学习文化知识。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擅长讲解语言语法，还要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在文化教学中才能得心应手。参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人文科学专家要注重对自身语言的精简，将深奥的学术用语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在文化课堂中，让每一位留学生都各有所获，各有所得。

（3）因材施教，尊重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差异，课上互动，课下多与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感受体会、知识接受的程度，从而在学生的反馈中，不断增强教学能力，改进教学方式。同时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其尊重与关心，方便日后文化课的开展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3.课程教学方式

（1）以参与式教学为主导。“参与式教学”，简单来说就是全体师生在平等的人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互动学习，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并能投入到学习的快乐之中。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教育的目标应当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愉快、创造性地学习和工作。将这种教学方式引入留学生中国文化课堂当中，颠覆传统文化课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教师离开讲台走进学生群体，切切实实与学生交流，融入学生群体，让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一起“解决问题”。

（2）以小组合作式学习为中心。合作式学习方法主要体现为学生间的小组形式，教师要充分了解留学生的个人背景，合理安排分组，减少出现小组成员中的偷懒行为。以广外南国商学院中国国画课为例，考虑到留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课上，每两位留学生都会搭配一个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数对自己所负责的留学生比较熟悉，过去在校曾有不同方面的接触。在教学过程中，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学生的协助下完成老师布置的教学任务。这种利用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合作的学习方式，降低了留学生学习课堂内容的难度，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必须重视留学生个体情况，科学合理分配小组任务，鼓励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用集体的力量出色完成教学任务。

（3）以活动式教学为手段。由于文化背景各异，学生对教师的讲解有不同的理解，同时无法在课堂当中体现真实的文化情景，容易形成文化的“刻板效应”。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枯燥的讲解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文化的动力。笔者曾对15名在华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偏爱亲身实践的形式。在文化课堂中，教师有必要开展相关活动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文化，直接获得经验，通过不一样的学习形式，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新的认知。在活动过程中，学生发挥想象、思考判断、综合分析，动手完成任务，并要以汉语为交际用语克服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隔阂。这样，活跃的课堂氛围，激发了学生学习文化的兴趣，使学生更进一步体验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词语；来源

语言和社会结构处在共变的状态下，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新词语以年上千的速度增长。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它语言、从本民族的方言词、古语词和行业词中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新词义、新用法的固有词。本文试对其来源进行了探索。

新词语的来源是比较宽泛的，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六种：

一、新造词语

这类词语在原有构词材料的基础上，按照汉语的构词规律造出新词新语。比如入世、连锁店、传销、手机、电脑、软件、啤酒节等，它们多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所占的比重最大。这类词的构词大都是采取复合式构词，表现为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也有一部分是由类似词缀的语素加在别的语素的前面或后面形成的派生词，如词缀“性”就形成了不少新词语：建设性、可行性、可读性等。

二、旧词新用

新词语中也有一部分是加工旧词语，使其表示新的意义。这类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1．赋予旧词新的意义

如“老板”不仅指私营企业主、企业领导人，甚至连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学校校长等“一把手”以及学生导师等都被冠以此名，并广为接受。这种新词产生的渠道虽然没有增加汉语词汇的总量，但是却使词汇的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专业词语的泛化

科技的日新月异，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些专业词汇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泛化为一般词语。这种词语往往由原有的词义扩大或引申而成为新词新语。如“效应”原是一个并不常用的专业术语，近年来通过语义泛化，构造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族，如“经济效应”、“名人效应”、“轰动效应”、“负面效应”等。

三、外部吸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视了国内外的交流和联系，汉语也源源不断的从外界吸收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丰富汉语的词汇系统。这类词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1．吸收外语词汇

如：丁克、卡丁车、德比、蓝牙、料理、人气、写真等。近年来与英语国家接触频繁，大部分外来词都是从英语中吸收的。由于和日本一衣带水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从日语吸收进来的。吸收的初期以意译为主，但笔者发现近些年来直接音译的吸收的词汇有上升的趋势。

2．吸收港澳台地区词汇

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的各个方面都通过语言这个传媒深深地影响着内地，因而产生了一些带有港台风味的词汇。如：搞笑、作秀、个案、发烧友、搞定等。这些港台词语的吸收往往是先进入粤方言而后再进入普通话。

3．吸收方言词语

在方言词语的吸收上，首当其冲的是北京方言、粤方言和上海方言。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普通话又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北京话的词汇很容易进入普通话。如：蹦迪、托儿、宰人等。经济上的优势使粤方言对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拍拖、买单、无厘头”等都是从粤方言吸收的。“派对、套牢、动迁”等词主要从上海话中引进。

四、缩略词语

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加快，要求语言的表达更加简练。一些简称、合称和缩略语形成了新词，而且数量还越来越多。如：社保、、超女、研发、奥申委、中纪委等。这种方法在新词语的造词过程中十分常见，其原因主要是汉语构词的双音节化趋势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起作用。

五、字母词

字母词是指直接由西文字母或者由西文字母加上汉字构成的词语。如：MTV、CEO、MP3、PK、SIM卡、T恤等。这类词是否为借词，它们是否已经进入汉语词汇在学界还存在争议，甚至还有学者质疑其影响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但随着人们英语水平的提高，这些词经常被原形移植到汉语中使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六、网络用语

网络用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新词语，这类词能否突破其使用范围，被人们普遍认可而进入普通话还有待观望，我们称其为准新词。如：黑客、网恋、铁托（铁了心要考托福的人）、恐龙（网络中戏称丑女）、东东（东西）、GG（哥哥）、B4（鄙视）、886（拜拜了）等。从上述举例我们可以看出，这类词既有为新事物创造的新词，也有对旧词的新解，还有利用字母或数字的谐音造出的表达语。

参考文献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1篇

现代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具有数量多、涉及面广的特点：既有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类，也有生活娱乐、饮食穿着、艺术体育类，呈现出词汇的多方位渗透多层次引进的态势。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这类词汇呈现出流行与发展的趋势。从当前流行的词汇来看，当前英语外来词呈现出如下特点：

1.音译形式和外文缩写形式大量增多，在各种形式的外来词中占优势

现代汉语的英语外来词中，音译词量出现了增大的趋势。董秀梅认为，人们对音译词的兴趣和接受能力已逐渐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因而引起音译词的数量剧增[5]。除了人名、地名、国名外，其他词也用音译的形式，如基因（gene）、伊妹儿（E-mail）、纳米（nanometer）等等。不但新产生的词多用音译的方式，已经意译的词有的又变成了音译。如:carton,早期曾被音译为“卡通”，后代之以意译的“动画片”，一直流行了几十年，而近年来，却又以“卡通”一词取而代之。又如：Taxi一词，最初传入我国时，其音译为“的士”，后人们根据其用途及性质译为“出租车”，总想把前者打入不规范之列，结果“的士”一词不但没有隐逸，反而在口语中十分流行，还衍生出了与之相关的“打的”、“货的”、“面的”、“轿的”、“摩的”、“板的”、“的票”等说法。

为了使语言简练而对词语加以简化、缩略成了新词语产生的途径之一。将一个词缩短是现代英语的一种普遍构词现象，其简缩的途径是把各种词语的关键性词素抽取出来简缩而成,如音乐电视MTV(MusicTelevision);世界卫生组织WHO(WorldHealthOrganization)、碟片CD(CompactDisc)、托福TOEFL（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CT（CellTherapy）、VCD（VideoCompactDisc）等。

汉语外来词的缩写形式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大致保留原有的信息，而且出现频率越高，简缩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流行方式愈烈。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当高科技走入千家万户普及之际，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ProcessingUnit）、因特网协议IP（InternetProtocol）、集成电路IC（IntegratedCircuit）等已成人们的日常话题。在科技信息发达，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形式简单而表意丰富的字母化外来词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尤其是以缩略词方式引进的字母化外来词极显其表意之能，应积极合理地加以运用。从目前的趋势看，音译形式有可能成为汉语大量、便捷地吸收外来词的主要形式，而缩写形式将会长期存在。

2.外来词的吸收和引进不再限于科技等专业领域，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增长的态势，许多是商品名称和商标

语言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新词新语是一定时期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我们都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领域的交流日趋频繁，为了更直接、更快捷地进行交流，科技领域里有大量的外来词，如CPU（计算机中央处理器）、DNA（脱氧核糖核酸）、ISO（国际标准化组织）、ABS（汽车刹车防抱死装置）等；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关计算机的词汇产生速度之快,让我们根本无暇统一译法,于是干脆直接借用,例如Windows95/98/Me/2000/XP、Excel、Word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不断涌入国内市场，新外来词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

如娱乐休闲方面有：卡拉OK、KTV包房、保龄球（Bowling）、迪斯科(Disco)、蹦极(Bungee)、舍宾（Shaping）、粉丝（Fans）、瑜伽（Yoga）、热狗(Hotdog)、桑拿(Sauna)等。

生活方面有：丁克（DINK）家庭、AA制，PC(个人电脑)，ATM(自动取款机)，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DIY（自己动手制作的）等。

商品、商标方面有：比萨饼（Pizza）、苹果派（Applepie）、汉堡包(Hamburger)、布丁（Pudding）、XO、耐克（Nike）、雪碧（Sprite）、飘柔（Rejoice）、奔驰（Benz）等一大批外国商品名称。

3.外来词的派生和组合能力都很强，呈现词素化、口语化的趋势

英语外来词一旦被人们接受，便迅速流行开来，并被用于派生或组合其他词语。如：由E-mail派生出E时代、我的E家等；由Talkshow派生出服装show、我型我show、汽车show、婚纱show等。

现代汉语中有的词本来是纯粹的音译词，不含任何意，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音译词中的某个音译字逐渐取得了独立性，不表意的成分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或单独使用或派生组成新词，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汉语语素。如：

由bar(酒吧)产生“吧”，派生出吧女、吧台、吧柜、吧椅等

“吧”；“吧”现在有广泛使用的趋势，语义也发展了，例如琴吧、陶吧、瓷吧、画吧、布吧、网吧、氧吧，甚至于出现了书吧、迪吧、水吧。

由beer（啤酒）派生出生啤、熟啤、冰啤、黑啤、扎啤等。

由bus（巴士）派生出空中巴士、巴姐、豪华巴士、旅游巴士、巴士公司、巴士专线、大巴、小巴、快巴等。

由pie（派）派生出蛋黄派、草莓派、蓝莓派等。

2、现代汉语英语借词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心理

现代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心理现象。它们的广泛传播与流行，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底蕴和深层的大众心理因素。一些词语之所以流行，在于它们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含义，即人们对所指现象的社会观念、文化心态、审美趣味以及怀有的某种心理偏见等。它们的产生与发展体现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是特定时代大众心理条件的特殊体现。

1.音译形式和缩写形式的大量流行是当前汉民族文化在英语借词的选用中求新尚简的语用心理的体现

当今社会是个开放性社会，高效率是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对语言来说，最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无误的前提下，用最简洁明快易懂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英语音译形式和缩写形式的大量出现，就是现代社会要求经济、省力、高效率的产物，也体现了在语言选用上的一种求简的原则，也与今天的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生活有关。如APEC这一缩略词被直接运用到汉语中就经历了一段步步简化的过程。APEC的汉语全称是“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在该组织成立的十多年里,我国媒体都使用其汉语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直到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上海召开,各媒体才开始使用该组织的英语缩略形式APEC来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每年各大媒体都会报道亚太经合组织的年会,所以前提条件是人们对这个组织已经非常熟悉,这就为APEC的这一英语缩略形式的借入创造了条件。该组织的名称在我国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汉语全称——汉语简称——英语缩略语，相比之下,APEC要比汉语简称更简单。

当然,顺应时代的发展,也有很多缩略词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直接进入了汉语的使用。如2005年随着超女大赛的火爆，“PK”频繁进入人们视线。这个词源自英语短语“PlayKiller”,本来是足球赛中表示罚点球的术语,后来又被网络游戏和媒体广泛使用。现在的“PK”,综合了“淘汰、胜利、打擂、竞争、二选一”等含义。“PK”被收入2005年十大网络流行语言之一。这再次印证了：在并存的语言形式中,人们往往习惯于选择音节简短的表达。

2.现代汉语中外来借词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增长的态势体现了人们在语言运用中追求个性、求新求异的心理

语言心理和其他文化心理一样，有追求时髦的倾向[6]。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吸收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对我国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国城市人群，特别是知识青年对西方文化普遍抱有好感，多持认同和崇尚的态度。而英语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也就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得到很多人的喜爱。现代汉语外来借词流行的人群，多数为年轻人。年轻人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他们喜欢用新奇有趣的语言来张扬个性,引人注意。如粉丝(fans),这是一个正在流行的音译英语借词,它是“fans”的戏谑音译,意思是崇拜或崇拜者。我们平时所说的“迷”,如歌迷、球迷等等都可以称为“粉丝”。粉丝这种食品是和其他菜类一起煮食的,和什么菜煮在一起,就会有什么菜的味道。用“粉丝”来戏谑那些疯狂的歌迷、球迷等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在偶像面前丧失自我的状态。另外,“粉丝”的使用也体现了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求新求异的心理。青年一代对歌迷、追星族、发烧友等词语已经司空见惯,对英语的fans也不以为奇,于是用音译造出粉丝一词,试图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它的使用为文章或娱乐节目、新闻报道增添了戏谑效果,因而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一个高频使用的英语借词。

再如,构词词素bar(吧)最初指西餐馆或旅馆中卖酒的地方,即酒吧,而后在相关行业领域中就延伸出了吧台、泡吧等词;后来语义进一步发展引申出网吧、氧吧、书吧等,用以标榜自己的经营场所具有较高品味或休闲意味,都可以冠以“吧”的名号。

3.外来英语借词词素化、口语化趋势体现了中华民族自信、包容的社会文化心理

汉语言及其文化在引进外来词的时候，经过不断地融合与调整，不但丰富了自己的语言，而且迅速地普及。其词素化与口语化的态势说明：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过去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中国。中国人越来越能够坦然地面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变得越来越自信，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对新思想、新概念的巨大的包容性、创新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融汇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代表着西方国家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新产品的新词汇大量进入现代汉语。来源于英语的借词将越来越多地为大众所接受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

英语外来借词的发展是中国同国际交往的结果，它们已经渗透到我国城乡的每一角落，人们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地球村的意识，积极吸收与接受这些新词汇。如今的时代对外语学习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人们对外语日益熟悉和了解。这为英语外来借词的流行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

3、结语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任何语言的发展都需要从别的语言吸取营养来取长补短。从一种语言中的外来词，我们往往可以看出这一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情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借词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开放程度高低的标志。英语借词给当前的汉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异域的文化风情和科技发展,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当前在外来词的引进高潮中确实存在滥用外文、盲目洋化等倾向，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外来词大量引进，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影响。当然,由于汉语自身的筛选机制,我们相信,吸收外来词和否定传统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吸收消化外来新词。汉语外来词已渗透到汉语的各层面，成为汉语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预测，汉语中的英语词汇数量将会持续上升。

［参考文献］

［1］张锦文.关于汉语借词的分类问题［J］.辞书研究，2003，（3）：69-75.

［2］莫秀兰.汉语外来借词的新趋势［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S1）：49-50.

［3］黎昌友.新时期新词的来源及发展趋势［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3，（22）：74-76.

［4］习强毅.新时期外来词的引入及其发展趋势［J］.武汉工业学院学报，2003，（1）：114-115.

［5］董秀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思考［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2）：120-122.

［6］邹嘉产.当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2篇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的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 语法教学 教学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09（b）-0111-02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一般分为语言和文学两大部分。现代汉语课程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现代汉语语法课程更是现代汉语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是现代汉语学科的核心所在。现代汉语语法课程教学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现代汉语的教学水平，无论对于现代汉语学科本身，还是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汉语研究近些年的研究非常多，加之“汉语热”现象的产生，更加使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变得重要起来。然而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却困难重重，因而高校的现代汉语语法课程在实际的教学中面临诸多困难。

1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重要性

1.1 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

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大致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语言运用等几大部分，其中语法部分是现代汉语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理论是否夯实，语法知识是否有所创新与时俱进，都对现代汉语学科有重大影响。在李维瑜的《简论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必要性》一文中给现代汉语下了这样的定义：现代汉语语法是指语言中客观存在的语法结构规律，是语言中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组织结构规律，包括词的构造、变化规律和组词成句的规则；是指语法研究者对语法结构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抽象概括，即语法学。如果说现代汉语是一棵大树，那么现代汉语语法便是这棵大树的主干，主干是否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应，直接影响着大树的生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现代汉语学科充实和发展的重点，是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

1.2 现代汉语教学发展的内在需求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是在一片争议声中艰难前行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理论体系复杂，各家各派，新旧研究既有补充推动，有的也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研究现状复杂不定。加之现代汉语语法在实际运用中时有脱离实际的情况发生，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没有必要存在，且教授难度不宜过难，教授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对于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没有充分体现。学生现代汉语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实践与运用，可以凭借语境、语感等创设与培养习得，艰涩难懂的语法理论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水土不服”。因此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褒贬不一。但是现代汉语教学离不开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语法教学是其无法回避的一部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可以走出瓶颈，也会促进现代汉语教学的发展。

2 构建科学的教学模式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

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突出了教学模式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针对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现状，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有利于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科学发展。

2.1 设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

教学任务的执行是围绕着教学目标的实现而开展的，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立，是任何学科教学良性开展的基础和保障。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之所以面临很多困难，主要是由于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目标不明确和目标设定不合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现代汉语学科教学服务，而现代汉语学科的教学目标应该充分体现现代汉语“工具性”特点。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要求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必须有很强的实践性，一味地强化理论知识，只会提高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难度，使得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无法摆脱“艰涩难懂”的“印象”。比如，针对现代汉语课程，有必要设定若干阶段性目标，将这些阶段性目标分化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过程中，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目标设定既要稳固基本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同时必须兼顾实践运用，使得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既不完全脱离理论支撑，弱化学科自身发展，又不完全倾向具体实践。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基础理论与实践相Y合的，基础理论是根基，实践操作是表现。二者缺一不可，所以科学的设定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目标，既不能“人言可畏”，也不能“惧怕困难”，更不能脱离学生习得情况的具体要求。只有将这些因素充分考虑，设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才能建立科学的教学模式，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科学化发展。

2.2 探索合理的操作程序

科学合理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的设立，需要科学、有序的操作程序执行教学行动。在现代汉语的教学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值得学习和记录的优秀教学案例，这些优秀的教学案例中包含着众多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构建的可执行操作程序，这些程序是否可以广泛传播形成“经验模式”，是否有重大问题需要反思。教学案例记录的是教学模式的具体操作程序，优秀的教学案例提供的是合理有序的操作程序，失误的教学案例反馈的是操作程序不当的具体因素。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材料和教学进程中，探索合理的操作程序对于构建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非常重要。

2.3 创设有效的实现条件

教学模式的实现条件的主要因素有：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环境、教学时间等。充分考虑所有实现因素，做到不遗漏不丢失不主观回避困难因素。在这些主要因素中，教师很容易把握的是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这几个因素，往往容易忽略学生、教学环境、教学实践等因素。因此创设有效的实现条件就必须充分考虑所有起作用的积极因素，消退起作用的消极因素。

2.4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建立属于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评价体系，针对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具体特点和实际情况设定合理有效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只有“因地制宜”的设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使得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在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行动过程中“有理有据”。

3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科学开展方法与途径

3.1 单一教学法与综合教学法的有效合理运用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教学方法，例如：讲授法、提问法、论证法、互动法、讨论法等，都是教学过程被广泛认可应用较多的教学方法，除了以上的教学方法外，根据教学方法基本理论和分类方式的不同，还有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相互作用法、个性化法、实践化法、呈现法、强化法等。这些方法的运用，要充分考虑实现条件因素，哪种方法适合就用哪种方法或多种方法，一定要摒除“综合利用多种方法就是好方法”的错误思想。在教学过程中，一种现代汉语语法规律的讲授往往只需要运用一种教学方法，运用多了反而达不到教学效果。在讲授语法规律时又特别适合充分举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充分学习和掌握语法知识。因此，单一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为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服务。

3.2 重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死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汉语语法多为规律性理论，许多教师授课过程中重视知识传授，而忽略实践应用，即使有实践应用也仅限于考试，学生没有锻炼、反思、感受、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往往对现代汉语语法学习没有兴趣。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充分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学之余，应该延展课堂、增加教学活动、拓宽实践领域，将学练相结合才能使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走出“困境”。

4 结语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是也不是“死局难解”的局面，理论知识的夯实与充实，教学方法的拓展与延伸，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变革都十分重要。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必须构建科学的教学模式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必须转变教W理念，教师与学生互动配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使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脱离瓶颈，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3] 王策三.教学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广播电视学 现代汉语 教学改革

“现代汉语”课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是一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的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基础课程。”[1]目前我国高等院校诸如新闻、编导、广告等文科专业，为了使学生掌握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具备良好的语言素养，提升语言表达能力，也开设现代汉语课。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教学普遍存在着照搬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教学理念、教学思路、教学内容及方法等现象，导致该门课程教学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产生相应的教学效果。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教学目标缺少与专业培养计划的对接;

第二，教学内容缺少与专业知识的衔接融合，缺乏实用性;

第三，教学内容重理论，缺少应用及实践环节的设计;

第四，教学内容缺少对当下语言现象的有效解读，语言材料相对陈旧;

第五，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缺少灵活多变性。

由于以上主要问题的存在，导致学生对现代汉语课不感兴趣，认为学习现代汉语课是没有必要的，对自身的语言表达及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对自己专业技能的提升没有帮助。针对现代汉语课在非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以广播电视学专业为例，探讨现代汉语课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及内容。

一、根据专业培养计划，准确进行课程定位，重新设置课程教学目标

广播电视学专业培养的是“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在广播电视机构以及其他传媒、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采访、摄录、编辑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该专业的毕业生除了需掌握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之外，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现代汉语”课是广播电视学专业培养计划中为培养学生沟通及表达能力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一般设置为30―45学时，2或3学分。根据《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对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任务的规定，按照现代汉语课在广播电视学专业的课程定位要求，需要教师转变教学思路，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即“散点式的选择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着重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理论知识理解、分析社会语言现象的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口头语言及书面语言表达能力上将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初步具有运用语言理论解读社会语言现象的能力。

二、根据教学目标及要求，有针对性的拟定授课计划

广播电视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教学目标要求“散点式”的选择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何为‘散点式’;‘散点式’选择理论知识的依据是什么;如何‘散点式选择”是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散点”是与系统相对而言的。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现代汉语课要求系统的讲授语言理论、知识及技能。而在其它专业培养计划中，现代汉语课的课程性质、课程定位、课程功能、学时安排均决定系统讲授汉语言理论知识是不具备条件的，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对原有的教学内容进行取舍，有目的、有针对性的选择某些教学内容。选择的依据首先是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其次是现代汉语课教学内容自身的实践应用性;再次是该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需要。基于以上三点的考虑，现代汉语课应选择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语言理论，选择与社会生活联系较紧密的语言知识，选择对专业技能的提升有奠基及助推作用的理论知识。集中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广播电视学专业普通话课与现代汉语课“语音”部分教学内容的重复，割舍“现代汉语”课语音部分的教学内容。第二，基于与中学语文教学内容重复的考虑，删减文字部分的笔画、笔顺、造字法等内容的教学。着重讲授规避异体字、繁体字、错别字等正确使用汉字等相关知识。第三，词汇部分删减掉与高中语文课重复的内容，重点讲解同义词辩词，同音词理论及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等知识。第四，语法部分讲解低一级语法单位构成高一级语法单位的语法规则，病句常见类型及识别方法。第五，修辞部分着重讲解不常用辞格的识别及运用。精简后的现代汉语课教学内容实用性较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紧密或者具有向专业知识靠拢的空间及可能。易于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效展开及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割舍掉的教学内容并不是不讲授，而是做轮廓性的宏观概述，让学习者在掌握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重点、详细地学习精简后的知识。

三、有效整合日常生活及传播媒介中的新鲜语料，将其融入现代汉语课程理论教学

纵观各种版本的现代汉语教材，教学举例及语言材料陈旧是不争的事实。语言课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课程。实践教学、应用教学与理论教学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只有教学材料鲜活、真实、贴近生活与专业实践，才能充分凸显语言理论的有效性及实用性，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因此，现代汉语课应将日常生活与专业领域中鲜活、真实、积极、健康的语言材料补充进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去。将大众传播媒介及当下典范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作为现代汉语课的语言材料及语言资源。

由于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职业输出方向是广播电视机构及其他传媒、企事业单位。因此，现代汉语课应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微博、微信等媒介上的语言事实作为该门课程教学的首选语言材料，并对选择的语言材料不断更新。例如，在文字的正确使用、同义词的辨析、新语词的发展、语法错例辨析、辞格的运用等理论知识的讲解中都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新闻媒介中的语料作为理论教学有利的论据，给予支撑。这需要教学者有意识地扩充知识储备，扩大阅读面，平时注意语言材料的搜集、积累，并对搜集来的语料不断的研究、分析及推敲。最后，才能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理论教学中去。

四、形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侧重实践及应用的“1+3”的教学模式

为了将日常生活及传播媒介中的新鲜语料有机融入教学环节，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合渗透，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凸显理论知识的应用性，加强课堂实践环节设置比重，笔者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提出“1+3”的教学模式。“1”指的是一个现代汉语理论知识点。广播电视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打破系统讲授的惯例，采取“散点式”的理论知识讲解模式，虽然选择的每个知识点是整个语言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其在具体的授课中就是一个整体，具有独立性及自身相对的完整性的。“3”指的是语言理论知识运用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最基本的语言理论知识的识记练习。以常用的课堂练习题形式呈现。学生与教师对该呈现形式都较为熟悉，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该形式有利于测验学习者理论知识的识记数量及掌握程度，有利于理论知识的强化记忆。第二个层面是分析社会语言现象的训练。即选取与所讲的一个理论知识点有关联的最新社会语言现象，在教师的引导、帮助下，让学生对语言内容及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并进行课堂谈论。此种训练可以借助现代多媒体技术，使呈现的内容具象直观，教师在指导的过程中主要传达分析的思路及方法。该层面的语言理论知识运用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用语言理论分析社会及专业中语言现象的能力，并间接感知课程内容与专业学习及日常生活的关联度。第三个层面是运用现代汉语理论知识能力训练。在对所学过的知识点进行识记及分析练习的基础上，将学过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口头语言表达及书面语言表达中去，或者尝试性的在专业写作、新闻报道中有机地融入现代汉语理论知识。该层面的训练，教师可进行灵活地课堂设计及教学组织。课后学生可与教师对使用效果及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该层面的训练有助于提升学习者运用语言的能力，直接体会到语言知识的实用性。

五、创新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灵活使用教学方法，形成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

“散点式”的教学理论知识安排，“1+3”的教学模式设计，要求广播电视学专业现代汉语课创新课堂教学组织形式，采用班级授课、小组讨论，课外实践等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堂教学中采用讲授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举例加讨论，示范加反馈，媒介语言实例辩论等教学方法。在语言知识积累，分析、运用语言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训练学习者思维的灵活性及灵敏度，形成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注释：

[1]张先亮：《试论“现代汉语”课的定位、内容与方法》，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1―76页。

参考文献：

[1]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Z].2012.

[2]汪国胜.关于现代汉语教学的几点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81―85.

[3]张先亮.试论“现代汉语”课的定位、内容与方法[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71―76.

[4]韩书庚.高师“现代汉语”课程的教法探索[J].中国电力教育，2009，（132）：88-90.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 标（书）词 书面语 书面语词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一部较全面反映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中型语文词典，从类型上看属规范型词典。该词典在描写上注意了词汇的语体特征，采用加标（书）的方式，在处理现代汉语中的文言词语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现汉》凡例部分对标（书>词的说明是：“标（书）的表示书面上的文言词语”，还说：“（口）、（方）、（书）等标记适用于整个条目各个义项的，标在第一义项之前；只适用于个别义项的，标在有关义项数码之后。”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有益的。那么，从实际的标注实践来看，究竟情况如何？目前看到的文献中，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刘延新（1999），他从“古语词”视角对《现汉》（1996年版）标（书）词进行了频度调查。冯振广（2000）指出了《现汉》标（书）词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但未做进一步分析。苏新春（2007）全面考察了《现汉》（1996年版）的标（书）词，并对相关理论问题做了讨论。柴红梅（2009）考察了《现汉》第5版和之前的增补本部分标（书）条目的增删情况，重点讨论词义的演变。已有的这些研究为深入认识有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标（书）词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因为牵涉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现代汉语？什么是现代汉语词汇？曹先擢、晁继周（2004）谈到：“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上要全面反映现代汉语的词汇面貌。一方面，它要把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收进词典，不要有太多的遗漏；另一方面，要分清现代汉语词与古代汉语词的界限，普通话词与方言词的界限，不要使文言词（及早期白话词）、方言词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混杂相列。”说明了收词的原则，应该是没有错的。问题是，现代汉语词与古代汉语词的界限究竟该如何划清？问题还是复杂的。比如曹先擢先生据上述文章中列的《国语辞典》收了而《现汉》未收的四条文言词（“好鸟”、“好官”、“好合”、“好逑”），强调是否文言词“从所引书证可以看出”。这是可以推敲的，因为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普通话中口语和书面语通用的词语，很多来源于有书证的文言。例如现在一般用于口语中的“半道”在《战国策》、《墨子》等文献中就有用例。由于界限的模糊，就带来了标注上的问题。我们发现，同样是文言词，对“之”和“其”的处理就不一样，“之1”、“之2”、“之3”均标有（书），而“其1”（代词）、“其2”均未标，何以如此不甚了然。两词均用于现代汉语书面语，均源自文言，似应做统一处理。再以“哀”字头名词为例，标（书）的有：哀辞、哀荣，未标的有：哀歌、哀启、哀思、哀乐。无论是从构词成分的角度还是常用度角度看，至少“哀启”应与“哀辞”和“哀荣”同等看待，相对来说“哀乐”等三个词常用度要高一些。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1）共时性的规范词典是否应当承担查考功能？（2）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总体的一个部分，所谓“文言的书面语词”和其他书面语词之间有无清楚的界限？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共时性的规范词典应该纯化其功能。正如刘庆隆（1981：2）指出的，“为了备查，收一部分，实际上解决不了阅读古汉语著作的问题。原因是这类字、词数量非常地大，星星点点地收一点儿，大量的还是查不到，而且收的这一点儿还未必就是常要查的。”即使要兼顾查考的功能，也要严格收词及标注标准。

本文重点讨论和第二个方面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和现代汉语书面语词界定有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主张纯化规范词典的功能，是否就意味着不需要给《现汉》中主要或基本用于书面语的词语标注语体属性？我们认为，作为共时性的规范词典，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指导语言运用，因此，语体属性标注是完全必要的。《现汉》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实践上做了努力，这是值得肯定的。如此一来，界定现代汉语书面语词的标准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1.文言词和现代汉语词的关系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文言词是不是现代汉语词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讨论。先是卢绪元在《中国语文》1961年3月号发表了《究竟什么是文言词？》一文，张世禄（1961）针对此文指出该文讨论的“实际上不是文言词的性质和特点，而是文言词是不是现代语的词”。对于这个问题，他指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答：一种是就现代语吸收文言词的结果来说，断定文言词是现代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另一种是从文言词的历史来源和它被吸收的经过方面来说，认为文言词原来是跟现代语的词相对立的，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因为表达上的需要而被吸收到现代语里来，以至逐渐转化成为现代语的词。”他持后一种看法，主张动态的观点，认为不能静止地看吸收问题，指出“在现代语上有些文言词被吸收进来，其他一些不被吸收，这完全是由语言表现上需要不需要和实际语言中使用不使用来决定的。”我们赞同张世禄先生的观点，这是符合现代汉语实际的。语言（不仅汉语）应该看作一个具有自组织功能的系统，语法系统如此，词汇语义系统也如此。某些词语（无论是否文言）是否被使用，完全取决于其在表达上的价值。比如介词“于”是典型的文言词，但并不因为有“在”，“于”就失去其“现代汉语性”。请看下面的一个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