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论文范文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1篇

1996年3月16日，中国立法机构对颁行于“”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大规模的修改。伴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一定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1]

如果对1996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作一简要回顾的话，那么，中国立法机构为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所作的努力之大还是令人赞叹的。例如，为防止法官在审判前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和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立法机构对刑事审判方式作出了大幅度的改革，引入了源于英美的对抗式审判模式。[2]又如，为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立法机构改革了刑事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有机会在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且使那些无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再如，为维护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有效地约束检警机构的强制性侦查权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作出了改革，建立了财产保释制度，使得“收容审查”措施得到废止。当然，新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规定了消极的法律后果……

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不久，由于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即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该法律作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此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独立的解释，制定了各自的执行规则。于是，一些旨在应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变通之策”大行其道，大量体现刑事法治理念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架空和闲置。刑事诉讼法的施行逐渐出现了危机，刑事司法改革也开始陷入困境。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组织了一次“执法大检查”，就社会各界非议颇多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以及刑罚执行中的实体变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调研活动。在这次“执法大检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以“通知”、“批复”等方式，对纠正和制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问题提出一些行政化的要求。与此同时，鉴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极为简单，根本不足以发挥维持控辩双方公平游戏的作用，而法官在证据适用上又存在着普遍的混乱现象，因此，中国立法机构在法学界的支持下，开始了制定刑事证据法的努力。一时间，诸如沉默权、证据展示、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之类规则的确立，又成为人们所致力实现的改革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表明，立法机构在审判方式、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相对于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变革而言，只不过属于一种技术性的调整而已。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框架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任何技术层面上的“小修小补”都将最终陷入困境。有鉴于此，本文将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问题和缺陷作一简要的分析。按照笔者的观点，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

二、“流水作业”的司法模式

美国学者赫伯特•帕克曾提出过著名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和“犯罪控制”（CrimeControl）的诉讼模式理论，并以所谓的“跨栏赛跑”来形容“正当程序”模式的运作情况，而把“犯罪控制”模式则形象地比喻为警察、检察官与法官相互间的“接力比赛”。[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警察、检察官与法官的法律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刑事诉讼价值的选择和诉讼构造的形态。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刑事诉讼在纵向上可以说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构造。[4]因为侦查、和审判这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犹如工厂生产车间的三道工序。公安、检察和裁判机构在这三个环节上分别进行流水作业式的操作，它们可以被看做刑事诉讼这一流水线上的三个主要的“操作员”，通过前后接力、互相配合和互相补充的活动，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长期以来，中国刑事诉讼法一直存在着一项极为重要的诉讼原则，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原则通过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完全相同的任务：“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遭受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它们还拥有为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需的诉讼活动方式：三机关“都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而且“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不仅如此，法律还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5]

中国这种“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导致审判前程序中缺少中立司法裁判机构，审判阶段的司法裁判机能也明显弱化。对于审判前程序而言，由检警机构直接面对被追诉者，自行决定实施旨在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诸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直接影响公民权益的措施无法获得中立司法机构的授权和审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公民也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必然使名义上的诉讼活动成为检警机构针对公民自行实施的单方面治罪活动。这种司法裁判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检警机构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

而对于审判程序而言，法院不仅不能对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实施有效的司法审查，独立自主地排除非法所得的证据材料，而且还只能依靠指控方在审判前、审判过程中以及法庭审理结束以后相继移送的书面案卷材料制作裁判结论，从而丧失了独立自主地采纳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能力，不能做到真正从法庭审理过程之中、从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裁判结论。这一现实所导致的必然是法庭审判过程的流于形式和裁判机能的名存实亡。在这一构造下，所有针对法庭审理的公正进行而设置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如合议制、回避制、两审终审制、审判公开、辩护、交叉询问等，几乎全部名存实亡，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本应发挥的诉讼机能。

另一方面，“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的这一缺陷，还使得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法定的职能分工几乎完全流于形式。本来，法官这一职业在立法设计中确实是有别于警察和检察官的。例如，法官所要维护的是司法公正，而警察、检察官则以实现社会秩序为己任；法官一般主要在法庭上、在控辩双方同时到庭的情况下进行裁判活动，而警察和检察官则可以在办公室、现场等非正式场合进行追诉活动。但是，由于法院与检警机构一样，都被认为负有惩治犯罪、查明事实真相的政治使命，法院本来所具有的公正司法裁判者角色，经常不得不让位于实际的“第三追诉者”角色。事实上，公检法三机关这一称谓本身已经点破了中国法院的处境。那种本应成为“社会正义最后堡垒”的法院，在中国却与检警机构联合起来，成为追诉犯罪这一“流水线”上的操作员，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工具。这就使法院在履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天然地存在着一些无可避免的局限性。[6]

三、警察权的非司法化

一般来说，明确将警察权视为司法权的观点并不多见。但是，中国特有的“公检法三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的称谓，中国特有的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流水作业体制，显示出人们习惯于将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相混同的心态。而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法院都被列为“政法机关”，被看作实行人民民主或者“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工具。甚至在中共党内组织体系中，公安机关的地位往往要高于检察机关和法院。

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警察无论就其所发挥的功能还是活动的程序、组织方式上都显示出其行政权的性质。首先，现代警察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秩序，使社会维持一种安宁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国家的警察机构都具有准军事部队的特征，以便在社会上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时准确、有效地加以遏止。其次，警察在维护治安、从事刑事侦查过程中，在程序上采取的是典型的行政方式：主动干预社会生活，单方面限制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积极地获取犯罪证据和查获嫌疑人，并对其发动刑事追诉。再次，警察机构在组织上更是采取一体化的方式：警察上下级、警察机构上下级之间都属于一种上令下从、互相隶属的关系；对于正在从事刑事侦查活动的警察，可以随时撤换和调任。显然，与具有高度独立自主性的裁判者不同，警察在执行职务方面不具有独立性和不可变更性。

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公安机关作为一种武装性质的力量，同时行使着维护社会治安和刑事侦查的职能；公安机关在组织上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既受制于上级公安机关，又受同级人民政府的辖制，其行政机关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中国的公安机关拥有一系列的强制处分权。例如，在治安行政领域，对那些“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公安机关有权采取劳动教养措施，从而剥夺其人身自由达一至三年，并可再延长一年；对于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公安机关有权采取收容、遣送措施；对于、人员，公安机关有权采取“收容教育”措施，从而将其人身自由剥夺六个月至两年；对于那些“吸食、注射成瘾”的人，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强制进行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从而限制其人身自由……当然，对于那些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公安机关还拥有较为广泛的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可以科处包括警告、罚款和拘留在内的各种行政处罚。由此可见，对于一系列涉及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事项，公安机关在治安行政领域实际拥有着较大的决定权。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还拥有一系列强制处分权。根据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搜查、扣押、通缉等涉及个人财产、隐私、自由等权益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公安机关有权直接决定并直接执行；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权自行许可令状，自行执行。而在中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刑事拘留、逮捕后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间的延长，公安机关基本上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的。可以说，在刑事审判前程序中，除逮捕以外的其他所有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手段，都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甚至自行延长和变更的。对于大量涉及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的事项，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领域都拥有权威的和最终的决定权。

不难看出，公安机关实际在行使着司法权。这至少是因为它无论在治安行政领域还是刑事侦查领域，都对有关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事项拥有权威的和最终的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基本上无法受到中立司法机构的有效审查的，被限制、剥夺权益者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但是，公安机关究竟该不该行使司法权呢？

从应然的角度来看，警察权是一种行政权，公安机关不仅不应当行使司法权，而且还应当受到司法机构的有效审查和控制。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1）公安机关作为行政处罚、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者，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往往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难以对个人权益加以保障，即使是上级公安机关也无法对个人权益提供有效的救济；（2）公安机关进行的各种活动大都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罚者与被处罚者双方构造而成的，这里既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也不受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权力机构的有效审查和制约；（3）公安机关拥有对公民个人基本权益的最终决定权和处置权，这严重违背“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法治原则。[7]

四、检察权的超强势化

中国目前实行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决定了检察机关是一种并列于法院的司法机关；而中国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所确立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则决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它所行使的司法权不仅十分重要，甚至还略微高于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

这是因为，根据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法律监督权，有权监督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目前，检察机关的这种法律监督权主要体现在诉讼领域。首先，在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例如，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说明理由，发现理由不成立的，应通知其立案；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法院一审作出的未生效裁判，检察机关“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从而引起二审程序；对于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有权提起控诉，从而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对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提出纠正意见，等等。其次，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拥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延长羁押的决定权。中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逮捕许可令状和进行授权的权力，并授权上一级检察机关和省级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的羁押延长事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表明，在审判前的羁押问题上，检察机关拥有相当大的控制力，从而对个人人身自由的剥夺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再次，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它作为与公安机关相似的侦查机关，拥有包括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等在内的一系列强制处分的决定权，并可以自行决定对公民个人的羁押期间的延长，从而对个人的基本权益和自由拥有最终和权威的处置权。最后，在民事和行政审判领域，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从而直接引起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尽管在现行体制下行使着司法权，但这种司法权的行使却是有着根本缺陷的。这是因为，检察机关同时将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集中于一身，无法保持公正的法律监督所必需的中立性和超然性。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确在对公安机关、法院、执行机构的诉讼活动进行着一定的“司法控制”。但是，检察机关对一部分案件所拥有的侦查权，使得它与公安机关所行使的权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说，作为侦查权的行使者，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都具有行政机构的性质，而难以算得上司法机构。当然，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公诉案件，还拥有审查、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一系列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似乎意味着检察机关拥有对公安机关进行监控的资格。但实际上，根据刑事追诉活动的基本规律，侦查活动的成功与否，最终要靠法庭审判过程中能否获得“胜诉”——也就是被告人被判有罪的结局来加以判断。从这一意义上说，审查、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活动，不过是侦查活动的逻辑延续和法庭审判的必要准备罢了。从侦查一直到审查、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甚至提起抗诉，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都在动态的意义上追求着“胜诉”的结局，这些活动有着内在一致的目标，也有着相互补充、相互保障的作用，构成宏观意义上的刑事侦控或者刑事追诉活动的具体环节和组成部分。可见，法律监督者的角色要求检察机关尽可能保持中立、超然和公正；而刑事侦控者的诉讼角色，却要求检察机关尽可能地保持积极、主动和介入，尽量获得使被告人被判有罪，从而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国家利益。显然，这两个诉讼角色是直接矛盾和对立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的角色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从逻辑上看，从事着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的检察机关要么会偏重法律监督而忽视追诉犯罪，要么倾向于侦控犯罪而疏于法律监督，而不可能对两者加以兼顾。但实际上，面对当前社会治安状况面临危险，官员腐败案件频频发生的现实，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打击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重大责任得到了更大的重视，法律监督责任一方面必然受到忽略，另一方面也只能倒向刑事侦控一方，甚至完全依附于刑事侦控智能，而不再具有最起码的独立性。

从检察活动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检察机关基本上将自身定位于与犯罪作斗争的刑事追诉机构。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检察机关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事实，也要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事实，在制作书时要“尊重事实真相”，但是，刑事追诉的基本实践表明，检察机关更加重视不利于被告人甚至可以导致被告人被判重刑的证据和事实，而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检察机关不是隐而不提，就是故意阻止其出现在法庭上。典型的例证是，长期以来一直较为严重的超期羁押现象，不仅在公安机关存在，而且更出现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之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不仅得不到检察机关的有效制止，而且得到了检察机关的纵容，甚至在其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刑讯逼供也时有发生；检察机关认为案件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可以提起二审抗诉或者再审抗诉，而且这些抗诉基本上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那种旨在追求使被告人受到无罪或者罪轻结局的抗诉，目前还存在于书本上，而不是现实之中。

显然，无论是刑事追诉的基本逻辑还是检察活动的基本实践，都表明所谓的“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让一个承担着刑事追诉甚至刑事侦查职能的国家机构，去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并在其他国家机构违反法律时作出纠正，这的的确确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的意味，构成了一种制度上的“神话”。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存在，还对司法裁判的独立性和控辩双方的对等性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检察机关站在法院之上从事所谓的“法律监督”，会使案件的裁判活动不仅永远没有终止之时，而且还会随时重新启动，从而损害司法裁判的终结性。况且，拥有“法律监督者”身份的检察机关永远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和心态，而不会“甘心”与作为被指控方的被告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上。控辩双方的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性会对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形成负面的影响。

中国的检察制度今后究竟往何处走？笔者对此难以作出全面的估价。不过，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检察机关的司法机构色彩应当逐渐弱化，法律监督应当逐渐淡化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退出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诉讼领域中法律的实施应当通过控辩裁三方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机制加以解决，而不要轻易从诉讼机制之外，引进所谓的“法律监督”。否则，那种“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永恒难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制度设计和法律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与公安机关的命运一样，检察机关所享有的审查批准逮捕的权力，及其作为刑事侦查机构所行使的涉及限制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的强制处分权，也应当逐步被纳入到法院的司法裁判权之中。[8]五、司法审查机制的弱化

迄今为止，“审判”在中国法中还主要是指法院对被告人的审理和裁判的意思。可以说，这种观念所强调的只不过是实体性裁判，而不包括程序性裁判的概念。这对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首先，实体性裁判意味着法院只将刑法性实体法作为裁判的基础和依据，只重视实体法的实现和遵守。而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程序法则注定只能算作实体法的“附属法”，而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也根本不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其次，既然“审判”就等于审查判断公民是否违法刑法和是否构成犯罪，那么，被审判的永远只能是被告人个人。但是，如果警察、检察官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或者刑事证据规则，法院又该如何处置呢？比如说，检控方在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时，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了警察的刑讯逼供，从而指出侦查人员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事实。面对这种情况，法院究竟要不要将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也就是警察违反刑事诉讼法的问题，列入司法裁判的范围呢？换言之，警察、检察官能否成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人”呢？

很显然，在实体裁判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中，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注定是极其微弱的。于是，在审判前阶段，不仅刑事拘留、逮捕、羁押的决定权不在司法裁判机构手中，在涉及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上不存在司法授权和司法听审机制，而且就连搜查、扣押、窃听等涉及侵犯公民隐私的强制性侦查行为，也没有司法裁判机构的任何参与。这种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的缺乏，导致审判前阶段缺乏中立司法机构的参与，使得司法权对警察权、检察权的控制机制难以存在。无论是遭受不当羁押的嫌疑人，还是受到不公正搜查、扣押的公民，都无权直接向中立司法机构提出诉讼请求，法院也几乎从来不会受理这种请求，并就此举行任何形式的司法裁判。在此情况下，嫌疑人无法在法律范围内“为权利而斗争”，其受到非法侵犯的权利无法获得及时的司法救济，警察权、检察权的滥用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法院针对追诉行为合法性而进行的司法审查也极为薄弱，难以对审判前的追诉活动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维护控辩双方公平对抗的证据规则极为缺乏，诸如对非法侦查所得的证据加以排除的规则则几乎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在辩护方明确就某一控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对警察、检察官是否违反刑事诉讼法提出抗议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也不会就此程序问题举行专门的裁判活动。结果，无论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以及变相的酷刑的方式获取的证据，还是通过任意的搜查、扣押、窃听得来的材料，中国的法院大都予以采纳，甚至直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因为法院所关心的不是这些证据材料获得的程序是否合法，而是它们是否“真实可靠”，并“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这种“重实体裁判，轻程序审查”的司法氛围中，司法审查机制的权威不可能建立起来，司法裁判权对警察权、检察权的制约必然降低到极点。

六、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础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核心课题应当是走出“流水作业”的构造模式，实现警察权、检察权的非司法化，扩大司法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从而真正回归“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但是，司法裁判权无疑也是一种缺点和优点同样显著的国家权力，它在为那些权益面临威胁者带来救济机会的同时，也有着拖延时日、耗费大量资源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一些场合下还必须引进司法权的控制？另一方面，如果说警察权、警察权是一种带有主动性、扩张性甚至侵犯性的权力的话，司法权也同样可能因滥用而使个人权益受到威胁，如果不加限制，司法权甚至会比行政权更加令人畏惧。在司法改革中，如果仅仅着眼于诸如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分配，而不提供这种分配的正当理由，那么人们就会说，这种改革不过是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而已，而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为防止司法改革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应当回答：一种设置合理的司法权究竟具有哪些功能，使得它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是合理和正当的？

实际上，司法制度的改革固然会涉及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但如果仅仅将此作为着眼点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注定将误入歧途。只有为司法改革注入人权保障的因素，只有将司法权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甚至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也只有使司法机构更加有效地为那些受到其他国家权力侵害的个人权益提供救济，司法权的存在和介入才是富有实质意义的。比如说，在司法裁判机构普遍不具有独立性，而在刑事诉讼中普遍带有刑事追诉倾向的体制下，在法官的职业化无法形成、法官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单独将司法裁判权的扩张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对于公民权利的维护，甚或对于法治秩序的形成而言，可能是一场灾难。[9]

在笔者看来，为建立一种基本的法治秩序，必须将公民个人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确立在宪法之中，并且树立起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所有国家权力机构，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机构，都只能根据宪法从事各种公共领域的活动，而不能违背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在这一维护并进而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司法权的存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表达冤情、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它使得那些为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现实的维护。如果司法权在程序、组织等各个环节上设置得趋于合理，那么面临各种公共权力侵害或威胁的个人，就可以透过司法这一中介和桥梁，与国家权力机构进行一场平等的理性抗争。可以说，司法权越能保持中立性、参与性和独立自主性，公民个人就越能藉此“为权利而斗争”，各种国家权力也就越能受到有效的宪法或法律上的控制。因此，所有司法改革方略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确保个人权利（rights）与国家权力（powers）取得更加平等的地位，使个人能够与国家权力机构展开平等的交涉、对话和说服活动。[10]

归根结底，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实质上都与中国的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其他领域的司法改革一样，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如果要取得有效的进展，就必须以大规模的改革作为基础。否则，在体制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刑事司法改革，还是整个司法改革，都将陷入一个无法解脱的桎梏之中。一句话，我们不仅应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改善作为刑事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而且还要把现代制度的建立，作为各项司法改革的坚实根基。

注释：

[1]对于中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理由，曾参与过刑事诉讼法起草的顾昂然有过专门的介绍。参见顾昂然：《新中国的诉讼、仲裁和国家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6，第1页以下。

[2]有关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全面的评价，读者可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7章。

[3]HerbertPacker,TheLimitsoftheCriminalSanction,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8,Chapter4.有关帕克理论的中文介绍，读则可参见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第一章以下。

[4]笔者在一些未曾发表的论文中曾将中国的刑事诉讼构造解释为“三道工序式”或“诉讼阶段式”的构造。在给研究生讲授“刑事诉讼理论”课程时，笔者也曾运用过上述称谓。但一旦动笔进行研究这一问题，笔者又发现这两种说法仍然有未尽其意之处。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侦查、和审判三阶段之间，以及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具有既易于混同又有些分散的特点。不仅中国的审判前程序不具有一体化的样式，而且审判与审判前程序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分离。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笔者倾向于使用“流水作业”这一新的称谓。

[5]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7条、第43条、第44条、第45条。

[6]对中国“流水作业”的刑事诉讼构造的全面分析，读者可参见陈瑞华：“从‘流水作业’走向‘以司法裁判为中心’”，载《法学》1999年第12期。

[7]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8]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第170页以下。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要切实通过司法活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全面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今公正和效率已经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而要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就必须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二十一世纪，人权已受到空前的尊重和更好的实现，近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也将保障人权作为工作的重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公民应有的权利，对此，笔者将就司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在司法活动中如何保障人权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人权与刑事司法保障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人权作为公民一系列权利的总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国将人权看作是生存权、发展权、公民权、文化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集合。然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人权保障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宪法修正案将保障人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而清晰的表达出来，说明中国政府敢于正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愿意通过积极努力进一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当前，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落实公民宪法上的权利。中国的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规定为保障中国公民的人权提供了可靠的宪法基础。 在当代，人权保障已经不再局限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是提升到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制度层面上，许多传统上被伦理、道德、人性所关注的一般人权，相继成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重要内容。“一个法律不再起保护作用的国家，也不再能够保障人权。”事实上，在法治国家，人权实践上完全是通过法院得到保障和实施的；法官的任务就是解释宪法和成文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以便确定他人诉讼请求是否有效，法官和法院是为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权利服务的。所以，如果法官与法院都不能保障人权，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权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因此，法院应当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明确量刑根据与量刑基准，采用合理的量刑方法，实现公正量刑，从而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 “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权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对人民法院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刑法的价值构造应当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兼顾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并适当向人权保障机能倾斜，加重刑法的人权蕴涵。这不仅是民主政治与人权理论的要求，也是衡量一部刑法先进与否的判断标准之一。这一价值取向不仅应该在刑法立法中确立和贯彻，更应在刑事司法运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应是现代刑法立法的必然含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应刑事司法观念的变革，关涉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的真正贯彻也必然会举步维艰、流于形式。所以，虽然我国刑法立法中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已日趋完备，但刑法对公民人权的切实保障依然离不开刑事司法观念之革新。尽管按照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的相关规定衡量，我国刑法立法乃至刑事司法制度中依然存有诸多亟待修改完善之处，法院应当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明确量刑根据与量刑基准，采用合理的量刑方法，实现公正量刑，从而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二、司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2009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明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写入宪法。由于刑罚是以剥夺性痛苦为内容的强制措施，而且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与适用，所以，首先要保护个人不受刑罚的恣意侵害；要保障人权，首先要保障刑罚不得侵犯人权。刑罚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明显存在于刑罚的制定、裁量与执行三个领域。在现今及未来和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将是最主要的人权的义务主体。因此，保障人权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国家一级的人权保障，而其中司法保护相比立法和行政的措施更为关键和更为困难。因为，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在很多重要的国际文书中里对此都有明确的要求， 以此作为各国建立人权的司法保障机制的共同标准和指导原则。 胡锦涛同志已经对和谐社会进行了充分完整的描绘：“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注1）这是对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根本目标。从内涵讲，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结构均衡、社会系统良性运行、互相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注2）要想达到社会的和谐一致，达到普遍有机的统一，要求各方面配合得当、协调一致、融洽和睦，社会的发展才能建立在和谐基础之上。我们应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基础，因为社会和谐应该是：一是个人自身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社会居民之间的和谐；四是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五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就形成社会和谐。要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有必要运用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手段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化干戈为玉帛，化冤家为朋友。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对国家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主旋律，时代的关键词也由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的增长与效率，扩展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协调和谐等。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也是维系协调与和谐发展的保障，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则必须实现司法公正。因为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而这显然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即使社会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亦可以通过司法的矫治来恢复公正；但若没有司法的公正，就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公正，也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因此，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是维护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底线。作为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直接关涉公民的基本人权，人权保障是刑事法治理念的基础性要求，是当代刑法机能所蕴涵的重要内容。刑法不仅可以通过依法惩罚犯罪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也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罚处罚，防止惩罚权的滥用，甚至在惩罚罪犯时也维护其应有权益，使其所受到的惩罚与其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相适应，保证其免受不公正之惩罚，并通过刑罚的执行来感化和改造犯罪人，促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因此，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障，同时也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依法保障。刑法对人权的保障体现了公正司法，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民族刑法是刑法与民族法相交叉形成的，以调整民族关系为对象，具有调整民族关系机能的含有刑事法律内容的法律。彝族的刑事案件可分为：命案、通奸案、偷盗案、伤害案、抢劫案、违法成婚案。构建民族刑法，需要从理念、原则、制度上同时进行。民族刑法原则上，同样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刑平等原则。彝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用赔偿来解决，这种处罚方式可以从严重命案到一般纠纷。此处，死刑有：自杀类——吊死、服毒、剖腹、投水、跳岩等；他人执行的有：勒死、打死、捆石沉水、滚岩、刀杀、枪杀等；肉刑有：吊打、斩脚后跟、斩手、斩脚趾、手指、挖眼、割耳、割鼻、穿鼻、刺眼；监禁有：颈栓猪链子、戴木枷、腿手锁、穿木脚架、戴手铐等。 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例如：彝族习惯法的处罚方式以罚款、罚物、开除寨籍或者家支氏族籍、肉刑、游街示众、处死为基本方式，表现出名誉、人身伤害、累及无辜的特点，与国家制定法的处罚方式截然有异。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猫街镇辖区内的彝族村落，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传统习惯。若发现偷盗事件，按照村规民约规定的数额加倍处罚赔款，对于偷东西的人，第一次让他赔，偷3—4次后，赔偿不起的，揪他上街，自敲锣游街示众，新中国成立前还出现过将小偷吊绑在树上的情况，经家族出面说情，小偷当众认错保证不再重犯后释放。有的彝区如禄丰一带，对惯偷民愤较大者，抓到后痛打一顿，但不得打死，当从教育后放人。彝族不同地区的处罚形式与国家规定的人身权保护原则是不相符的。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应当加以摒弃并不断完善。 我国的司法实践一直将罪刑相适应和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作为原则指导量刑。本着国家性质及刑事政策之考量，进一步强化刑法对人权的全面而有效的保障，无疑也应是我国当代刑法改革发展的鲜明主题。当然，人权保障在我国当代刑法中的确立并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移植”，它首先还有赖于人权观念之变革。没有相应的人权观念为基础，人权保障根本不可能在刑事法治领域得到真正 的贯彻。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有融合衔接的一面。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不仅要根据案件性质，而且还要根据情节轻重的原则进行量刑裁决；彝族也是如此，案件决断视性质不同、情节轻重而定，尽量使案件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例如：犯人命案，彝族传统决断规矩为：故意杀死人的，定为黑罪﹝重罪﹞.按照彝族传统的“牛打死牛填命，马打死马填命”的规矩，决断必须赔命。失手打死人的，定花罪﹝不轻不重﹞.按彝家传统的最高赔命金规矩赔偿人命金，并宰头牛，买一百斤洒，给死者家属和家族当面赔罪。间接杀人者，定白罪﹝轻罪﹞，按彝族传统的间接赔命金规矩决断人命金， 杀头牛，买几十斤洒，当面给死者家属和家支赔罪。又如偷羊罪的决断：圈里偷走一只，赔五只；山上偷去一只，赔两只；离群赶走一只，还一只相当的。显然，彝族判案决案已考虑到主观方面﹝故意过失﹞以及犯罪动机、具体情节、责任大小等多种因素，这与国家司法适用的量刑原则基本相近。《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完全平等的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作为一项民主的原则，它是建立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基础之上的。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它既是权利受损害者得到救济和被告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又是人人都应享有的一项人权，即当有人受到刑事指控是有权得到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审理的权利。可以说司法和人权保障的关系非常密切。彝族习惯法在判案过程中要求原告必须有真凭实据，立案后若拿不出人证、物证、原告就犯诬陷罪，必须打洒杀牲向被告及其亲属赔礼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费。如凉山某地有一位妇女，被人怀疑偷了鸡，由于偷鸡在彝区被认为是最羞耻的事，因此这位妇女到失主家要求拿出赃证，否则就要当场自杀。失主马上请来“德古”进行调解，因失主拿不出证据来，最后不得不杀一头牛款待妇女及其亲友，为她恢复名誉。所以，在彝族民间，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人有嫌疑，是不能轻易指控的。这与国家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相一致。 刑法的基本精神是考虑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予以从宽，这种从宽的刑事责任是否违反罪刑平等原则？要将罪刑平等与刑罚个别化相结合，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考察应当根据行为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来看，因民族习惯文化等差异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当时当地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有所减弱，且实施刑罚没有效果，应当尊重民族习惯和民族传统而不予以处罚。如果对少数民族公民适用刑法上完全搞“一刀切”，会伤害少数民族感情，遭到少数民族抵制，从而“使惩罚毫无效果，因为它消灭了作为法的结果的惩罚”。 三、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人权入宪”这一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更是给人权的刑法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宪政基础。刑法不仅可以通过依法惩罚犯罪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也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罚处罚，防止惩罚权的滥用，甚至在惩罚罪犯时也维护其应有权益，使其所受到的惩罚与其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相适应，保证其免受不公正之惩罚，并通过刑罚的执行来感化和改造犯罪人，促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因此，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障，同时也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依法保障。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化，人权保障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由于“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时间、地点、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原来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能变成没有社会危害性，原来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能变成有社会危害性。”；而另一方面，一些没有法律根据的、隐形的量刑观点，事实上却不当地起着很大作用；在这种没有法律根据的、隐形的量刑观点指导下的量刑实践，对被告人的人权有所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才出现了很多漏洞： （一） 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顽疾，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但实践中这一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心目中的形象，威胁着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残暴的不人道行为，一方面，给被告人的身体带来极度痛苦，威胁着被告人的生命健康权；另一方面，将被告人作为认定事实的工具，否定被告人的意志自由。制被告人的人权于不顾！为什么在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呢？我认为可以从观念因素和制度因素两方面来分析。 观念因素：在我国，刑讯逼供虽然作为一种取证手段被禁止，但是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依然对此取证手段颇为青睐，而支撑这种做法的观念因素主要是“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诉讼观念” 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不仅仅是一种确定被告人的法律地位，解决疑案的法律原则，而且也是侦察人员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办案思维模式：有罪推定与主观唯心主义，主观臆断密切相连。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主观唯心主义不同程度的存在与人们的头脑中，一些办案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科学，不和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误断，误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自己想要的证据时，就凭着自己的判断要求嫌疑人或是被告人做出符合自己想象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的时候，就会产生嫌疑人不老实的想法，并且不由自主的进行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而无罪推定是将嫌疑人推定为一名无辜的普通公民，从这一点出发，为推翻这一无罪假设，办案人员必须去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由此可见，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根本区别是出发点不同，因此前者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而后者必然否定刑讯逼供。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无罪推定，但是许多侦察人员在意识层面，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有很多的办案人员错误的将自己推测的事实作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本身，因此，办案过程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带着结论去找根据的过程，在找不到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证据时，就自然而然的实行刑讯逼供，在这种情况下，侦察人员自然会相信“锤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办案逻辑，对嫌疑人或是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也是必然中的必然。 再者，“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也影响着刑讯逼供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也制定了刑事诉讼法，但是，程序法却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实体法的附庸地位，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法律将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居于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最高位置，诉讼法的价值却一直被忽视，因此，一旦程序与实体发生冲突，实体总是立法者与司法者最终的选择。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将导致刑事司法中片面追求实质真实，惩罚犯罪与效率的价值目标，而法律程序和人权保障观念相对淡薄，因此，为了实现查明案件的真相，侦察人员总是会不惜放弃程序法律原则，对嫌疑人施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从其口中挖出案件的“事实真相”。 制度因素：刑讯逼供现象的存在除了执法人员观念上存在着偏差以外，制度上的疏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我国法律虽然从原则上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的取证手段，但是一直以来都缺少配套的措施，这一方面表现为缺乏事先防御机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事后救济制度的不健全。 目前，我国几乎缺乏事先防御制度，嫌疑人一旦被司法机关控制，就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且得不到外界有效的帮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嫌疑人在受讯问的时候不享有沉默权。相反，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就使得嫌疑人在侦察阶段完全处于消极诉讼的位置，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执法人员的刑讯逼供；其次，法律没有赋予律师在侦察人员讯问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因此执法人员的行为是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缺少监督。 对于遭受刑讯逼供的嫌疑人，我国又缺少有效的救济机制。首先，虽然在现行法规定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有权提起诉讼，控告，但是律师在侦察阶段并没有与嫌疑人通讯的权利，并且律师在会见嫌疑人的时候又受到司法机关的百般刁难，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帮助，加之自身处于被羁押状态，根本无法自己行使其申诉权，控告权，也无法及时通过自己的律师。加之我国法律对申诉，控告权、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再次，司法机关对内部的执法人员缺乏监督，就更不能对遭受刑讯逼供的嫌疑人以及时的救济。 （二） 非法拘禁 非法拘禁，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以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是公民的人身自主权，举止行动的自由权，不受他人支配和控制。人身自由权是公民参加社会生活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就难以享受其他自由和权利，因此保护人身自由权对于每个公民来说都有切身利益关系，被世界 各国作为一项个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无视人身自由权，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1）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严格执法的观念淡薄。虽然我国在法制化的道路上已经行进了几年，并且颇有收获。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个现状，一些执法人员作为执法者，本来应该懂得甚至熟悉法律也应该知道违法犯罪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至上观念不强、防腐拒变意志力不够坚定导致极少数司法人员执法犯法，无视人权的存在，更有一些执法人员不但滥用职权，非法拘禁。而且还侵害公民的人格权，在执法的过程中，是非不分，以权压人！ （2）在执法的过程中缺少监督。近些年来，司法机关在规范执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为什么违法违纪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警种和一些环节上屡禁不止，边反边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制约工作不到位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突出表现在，有的领导同志虽然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思想在理论上有一定认识，但没有将其很好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没有把监督工作放在与决策、执行同等重要的位置；一些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不适应外部监督的需要：司法机关内部对执法活动监督不力，尤其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力度不够、权威性不强，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不落实，内部监督还没有形成合力；监督工作缺乏开拓性、创造性，重事后查处，轻事前事中监督，治本抓源头的硬办法不多等等。 四、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保障人权的几点建议 中国现行《刑法》是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又经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修订后的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确立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些规定既能保障依法惩治犯罪从而保护人民群众和国家及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及罪犯应有的合法权利，充分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严格规范刑事强制措施，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强制措施，是司法机关依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的措施，涉及公民的名誉、自由、利益等基本权利。为依法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又防止发生滥用强制措施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中国司法机关相继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法律手续、应遵守的时限等问题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规范，并且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督措施，从制度上防止司法机关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过程中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肖扬院长指出，“人权入宪”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是要求法院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努力实现“法庭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要求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更加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坚决反对“有罪推定”。随着法治的深入发展和人权事业不断弘扬，我国当代刑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尚存之缺陷也必将得到逐步的弥补并日臻完善。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保障刑事司法人权问题建议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牢固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观念。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们要将宪法运用到实践中去，努力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国宪法颁布于1982年，后经过四次修改。这部宪法对人权保障做了相当全面和系统的规定，包括了大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2009年第四次修改宪法的时候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明确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显示国家对人权保护的重视，消除国内与国际对我国曾长期把人权看成是“资产阶级口号”的消极影响，利于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司法活动中也要以宪法为根本，贯彻宪法对人权保障的精神！ 由于云南省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刑法理念上，执法中应当重在强调刑法的民族性。笔者认为，民族刑法应当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这为宪法所规定，具有合宪性。相对于普遍适用的广义刑法而言，民族地区因民族特色 形成的是特别刑法。其形式如何，在以民族为单位还是以地域为单位上存在争议。究竟是一个少数民族制定一部特别刑法还是一个民族地区制定一部特别刑法？参考目前的行政建制和司法体制，不能脱离实际地空谈，按照一个民族一个特别刑法不符合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司法实践中也难具操作性，故对一个民族地区制定一个特别刑法是妥当的。尽管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和各部门法都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因民族特色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但是至今为止，五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仍未出台，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仍在制定之中。民族地方的变通规定集中在民事法上，尤其是婚姻法方面。关于各民族自治地方之刑事变通规定到今天仍应付阙如。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刑法的价值构造应当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兼顾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并适当向人权保障机能倾斜，加重刑法的人权蕴涵。这不仅是民主政治与人权理论的要求，也是衡量一部刑法先进与否的判断标准之一。这一价值取向不仅应该在刑法立法中确立和贯彻，更应在刑事司法运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应是现代刑法立法的必然含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应刑事司法观念的变革，关涉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的真正贯彻也必然会举步维艰、流于形式。所以，虽然我国刑法立法中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已日趋完备，但刑法对公民人权的切实保障依然离不开刑事司法观念之革新。可喜的是，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化，人权保障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二）完善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制度。（1）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诉权、控告权；赋予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与外界的通讯、联络权。明确受理申诉、控告的机关，程序以及做出决定的期限（2）充分保障律师的会见权，规定侦察人员在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时候只能在看见但是听不见的范围内予以监视（3）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定期检查。（4）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包括提出排除证据申请的阶段，申请主题，审查主题，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后果等。 （三）遵守法律程序，诉讼程序的公正、公开、民主和高效，是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集中体现。司法机关应当改革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要克服执法中的主观任性，切实维护了刑事案件被告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长期以来，一些司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严重 的主观任意性，重实体，轻程序，随心所欲，感情用事，违反诉讼程序，极大地损害了办案 的质量和效果，这是极端有害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严格 执行法律的基本要求。法治正是通过程序实现其价值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法律程序，严格执行法律程序，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保障。只有严格执法的法律程序，才能保护执法的合法性，做到依 法办事。正当的、公开的、民主的、严明的法律程序是防止 滥用司法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的一项基本保证，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一向主张全面的人权观，主张“一切权利都要依法保护，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个人权利之间保持有机的平衡。”对于少数人身自由被依法剥夺或者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人，如受到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受到监禁的罪犯等等，也要依法保护他们未被依法剥夺的权利。“迟到的公正也是一种不公正，”肖扬院长指出，“作为被告人，有权获得迅速而公正的审判。”为了体现这个要求，中国法律对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都规定了审判的期限。在实践中审理环节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少数案件的拖延，被告人被超期羁押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刑事案件审理期限的规定，目的是使被告人尽快地被确定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免使被告人的责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司法公正也就不能确保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司法机关在行使它的权力、履行它的义务的时候，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也只有这样才能将人权的保障落于实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办案；要遵守办案期限，杜绝超期羁押现象；要有规则意识，按照规则办事 ；要善于运用手中权力，不准耍特权。实践证明，如果违反 法律程序，就可能会在执法活动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超期 羁押、越权办案等执法犯法行为，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损害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如果没有程序，所有的实体规定就等于零，严格执法就无从谈起 . （四）努力提高法官和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影响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保 障。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审判工作和执法过程面临越来越多发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个业务不高的执法人员是很难做成的，更不用说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以及人权的保障！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首先要积极参加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有着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明确的要求。其次，还可以通过不断的自学，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国家颁布的新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要达到知新。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通过自学来了解相关的知识，不断的总结经验，积累知识，以达到提高自己素质的目的。 （五）坚持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并完善适应现代法治发展所需要的审判工作新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切实保障人权的基本保障。围绕公平、公正、公开、高效而全面展开各项改革，以便在司法的过程中真正作到保障人权。，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的原则。审判长选任制、立审分开、审执分立等。事实证明，良好有效的司法体制和审判机制的建立不仅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律得以正确、及时的适用，法律资源得以合理的配置和利用，而且也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通过公开透明的阳光审判构筑法律的神圣殿堂，树立司法权威，使公平正义的法治之魂深人民心。二十一世纪中国，在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切实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坚持司法体制的创新，围绕人权的保障，实现司法的公正，公平和效率。本着国家性质及刑事政策之考量，进一步强化刑法对人权的全面而有效的保障，无疑也应是我国当代刑法改革发展的鲜明主题。当然，人权保障在我国当代刑法中的确立并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移植”，它首先还有赖于人权观念之变革。没有相应的人权观念为基础，人权保障根本不可能在刑事法治领域得到真正的贯彻。 （六）加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进一步规范司法监督和指导，要增强依法监督和指导的意识，推动司法监督和指导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为此，必须确保监督和指导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防止权力滥用，保障监督和指导权的规范行使；必须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细化监督和指导的程序和规范，以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监督和指导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要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畅通信息渠道，不断总结，不断发展，确保司法监督和指导沿着科学化的轨道前进，确保在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以及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注释： （1）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北京日报2005-6-27 参考文献： （1）《人权法学》 李步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无罪辩护》曹柄增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进一步规范司法监督和指导》作者：人民法院报评论员 （4）《彝族法律文化》 张晓辉、方彗主编 民族出版社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刑法案例分析；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司法考试

如何对刑事疑难案例进行分析，是法律教学、司法考试和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法律专业在校学生和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方法。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实质上说，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理解、掌握和综合运用。近年来，案例分析在司法考试、法律专业自学考试、检察官素质考试等法律考试中所占分值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考试中不仅有专门的案例分析题，而且选择题也常以案例的形式出现，要求应试者从所给的数个答案中选择出正确的答案。正确掌握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无论对在校生还是应试人员以较好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还是对司法工作人员搞好业务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介绍刑事案例中刑法案例分析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刑法案例分析

刑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定罪量刑所作的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二是如果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三是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如果是司法考试，只需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不用指出具体适用的刑罚）。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定性

首先需要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肯定不外乎两种结果，构成犯罪和不构成犯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必须说明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例如：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行为人在主观上既不是出于故意，也不是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致，属于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不是犯罪。根据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主要有：

1、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即使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相关规定，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来处理，不能以犯罪论处。例如，1979年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规定的“其他流氓活动”，包含了行为。但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分解为四个新罪名，并取消了原流氓罪的法条，但在新分的四个罪以及其他的各项罪名中，都找不到有关行为的规定。因此，对1997年刑法生效后发生的行为，就不能再以犯罪论处。

2、刑法第13条中规定的“但书”，即“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所说的情况，主要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如盗窃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交通肇事罪等犯罪，在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达不到构成该罪所要求具备的条件时，不能以犯罪认定。

3、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因此，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4、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换句话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如果实施了这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则不负刑事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下列犯罪的，仍应当负刑事责任。它们是：奸淫的（第236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7条第2款）；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第238条第3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第292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第267条第2款）；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第269条）。

5、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这里指的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6、属于意外事件的。即刑法第16条规定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但在案例分析时，应当注意区分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的犯罪之间的界限。

7、正当防卫的。即：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和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在上述两款之外，属于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8、紧急避险的。即刑法第21条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但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属于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

9、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即犯罪已过刑法第87条规定的追诉期限的，不再追诉。需要注意的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二）定罪

如果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进一步确认构成什么罪，并说明构成该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在案例分析中认定犯罪的程序一般是：

1、根据所给案例，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2、阐述该罪的概念和特征。

3、说明认定构成该罪的理由。主要是根据案例所给的事实，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和刑法分则中该罪的构成条件，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均符合刑法分则关于该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构成该罪。

4、注意罪名的转化。某些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些罪名，但刑法分则对这类犯罪在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又规定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这类罪名转化的案例，近年来在考试中经常出现，应当引起考生的注意。这类转化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第248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等等。

5、有时候还需要证明行为人为什么构成此罪，而不构成彼罪的根据，即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一点一般不是必经程序，但有时案例分析题要求应试者回答。所以，考生在复习时，也应当注意掌握罪名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目前，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罪名共有413个，如果要全部记住，难度很大。但在司法考试、自学考试以及检察官素质考试中，都有考试大纲，在考试大纲中，一般都详细划定了考试的范围、需要掌握的常用罪名等。应试者只需将考试范围内的应当掌握的罪名熟记即可。在复习准备中，要认真把握好各罪名的概念、特征和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考试时，也就不难确认所给案例的罪名性质以及对此展开分析了。

（三）定罪和量刑原则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完全根据刑法分则定罪和量刑的情况极少，通常还要根据犯罪事实综合运用刑法总则与分则中规定的原则。作为考试案例也同样如此，在案例所给的各种事实中，肯定还有一些需要运用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迄今为止，笔者还从未看到过仅需依据刑法分则就可以定罪量刑的考试案例。因此，在审查所给的刑事案例时，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事实和刑法的相关规定：

1、行为人的年龄。刑事案例中给定行为人的年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注明行为人的年龄；另一种是同时注明行为人的出生日期和实施犯罪的日期，此时就需要用后者减去前者求得行为人的实际年龄。在年龄的认定上，一律以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行为人只有在过了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第二天起，才算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一定要注意不满14周岁、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这三个年龄段，这三个年龄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有直接影响。例如，对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犯罪的，必须阐明行为人具有刑法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及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2、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应特别注意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生效这个日期。凡是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并在1997年10月1日前判决未生效的，都要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

3、行为人的人数。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故意犯罪且为2人以上共同实施的，应适用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在案例分析中需要分清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作用以及阐明刑法对主犯、从犯、协从犯、教唆犯的处罚原则。

4、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状态。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形成犯罪的预备、犯罪的未遂和犯罪的中止。因此，要仔细分析行为人在犯罪的什么阶段，是由于客观还是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认定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同时阐明刑法总则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处罚原则。

5、行为人的身份。要特别注意行为人的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不同的身份会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例如：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最主要区别就在行为人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此外，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某些犯罪时，虽不影响定罪，但在量刑时要从重处罚。如国家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等等。

如果犯罪主体是单位的，也要阐明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犯罪应当适用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6、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个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数个犯罪，需要分清是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还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发现漏罪的；或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新罪的这几种情况，然后分别根据刑法第69条、第70条、第71条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理。

7、行为人是否为累犯。如果案例给了行为人以前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过刑，且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的时间不满5年，又再次实施故意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应阐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不得假释的原则。

8、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后，是否有自首、立功的情节。如果有，也需要阐明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立功的处罚原则。

9、其他需要运用总则的情况。如：精神病人犯罪的；聋哑人、盲人犯罪的；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缓刑、假释期间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使用特别的方法犯罪的，等等。这类情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也有影响。

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立案、侦查、审查、法庭审判、刑罚的执行过程中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所作的分析。从这几年的考试案例看，主要是从所给的案例中在程序上找错。一般来说，错误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不当

主体不当，是指权力行使人无权行使法律规定的该项权力，或者虽有权行使，但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对行使人行使权力作出限制的。如：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的，属于主体不当。再如，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如果曾担任过一审合议庭的成员，在发回重审时，又参加了另行组成的合议庭的，亦属于主体不当。

（二）适用的对象不当

适用的对象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对法律适用的对象发生错误。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5种强制措施，其适用对象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适用。司法实践中，即便是证人、被害人不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也不能对证人、被害人适用强制措施。

（三）时间或日期不当

时间或日期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在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法条都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或日期，以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例如：对犯罪嫌疑人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或者连续拘传；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等等。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也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四）适用程序不当

适用程序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例如：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当中的任何一个程序都不能省略。又如：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必须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不得直接提交到上一级法院。再如：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不是依法改判而是发回重审的，等等。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还作有特别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当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如果其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也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14条第2款：“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34条第2款：“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152条第2款：“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第213条第3款：“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2、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60条第2款：“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第105条第3款：“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第112条第2款：“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152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第214条第1款：“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211条：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时，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3、一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有许多，例如刑诉法第11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第34条第3款：“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96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权利，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对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刑法第282条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外，不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义务，侦查人员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

（六）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律师、辩护人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时，司法机关不得限制或阻碍。这些权利主要有：刑诉法第96条第1款：“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96条第2款：“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36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37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在刑事诉讼法案例中找错时，还有一些窍门可以适当利用。一是从案例分析的分值中估计可能有几个错。如分值5分，一般就是5个错；分值8分，可能有4个错，每个错2分。当然也不是太绝对。二是多找错，不扣分。案例分析中的找错，不像多项选择，多找了要扣分。所以，在答题时，可以多找一些错，对那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先可以假定它是错的，即便不是错，也不会因多找了而扣分。

以上是我们对刑事案例分析的常用方法所作的介绍。应试人员还需要注意当前考试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即实体法与程序法交叉的复合型试题，以考察应试人员对综合知识的掌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表现为在同一个刑事案例中，既要求应试人员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作出认定，还要求解决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回答这类复合型试题时，基本上也还是以上所说的方法，只是需要更加灵活地使用。

OnAnalyzingCriminalCases

YangXinjingZhangJizheng

(NationalProcuratorsCollege,Beijing100041;AnhuiPeople''''sProcuratorate,AnhuiHefei230022)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4篇

一、刑事司法模式的世界趋向

国际社会的刑事司法理念和纠纷解决方式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和协商，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单赢走向双赢。尽管合作式司法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熟悉，但它正是符合了这一国际趋向而逐步被认可，进而走进各国的司法实践。顾名思义，合作式司法就是被追诉人和司法机关处于一种合作关系的司法模式。为了探寻其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司法现象背后的理论依据和生存环境，寻找其和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契合点，笔者想以协商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这两种最典型的合作式司法为切入点，在解读其基本内涵、特征、形式的基础上，剖析其生存环境及其本土化的新问题。

(一)协商性司法

“协商”作为处理社会新问题的方法有着独特的优势摘要：以一种“双赢”策略解决社会冲突，其理念是“经过一次成功的协商，每个人离开时都是成功者”。这同时也揭示出协商性司法的本质，据此，我们将协商性司法定义为，诉讼主体通过对话和相互磋商，达成互惠的协议，以此来解决刑事争端的一种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的内涵和外延是相当丰富的。在刑事法律关系中，随着被告人、被害人地位的提升，在原来被认为是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中必然要渗入私权利的色彩，如个人意志自治、协商、合意、交易等。协商性司法正是这种渗透的结果，它强调的是受犯罪或刑事程序结果影响的人之间的对话、合作和互惠，而非对抗。因此，又可以定义为摘要：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辩方通过对话和合作，在充分考虑对方诉求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和妥协，就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达成基本共识的一种诉讼模式，它包括所有以对话和合作为手段的非对抗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方法。

(二)恢复性司法

目前，比较权威的概念是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运用恢复性司法方案于犯罪新问题的基本原则》宣言草案，恢复性司法是指运用恢复性过程或目的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而这里的“恢复性过程或目的”和“恢复性结果”都只是就定义解释定义，而没有完全揭示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于是，也有学者通俗的定义恢复性司法为，通过让犯罪人和被害人面对面接触，并让法官、社区工作人员、教师等作为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调解，通过沟通和交流，促使犯罪人熟悉到自己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并用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自觉接受监禁改造等方式向被害人表明自己的悔罪心情，从而获得对方和社会的谅解和接纳。最终法院在实际审理中会在刑事责任上酌予从轻处罚。

尽管对于恢复性司法的理解存在一些差异，各国的相关司法制度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受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人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的程序规则。”这一恢复性程序通常分为四个步骤摘要：承认错误；分担并理解有害的影响；在补偿方面达成一致；就将来的行为构筑理解。

(三)两种模式的相互关系

在当前有关二者的讨论中，往往是因为它们在实践中有某些相同的表现形式，使得人们混淆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协商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出现代刑事司法领域的某些司法现象，两者有交叉之处，同时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首先，就其产生原因和划分的不同标准而言，协商性司法是为了缓解刑事诉讼程序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压力，使诉讼程序在纷繁多样的犯罪面前能够正常运转。其划分是基于效率的价值追求和协商这一合作形式而产生的。而恢复性司法重在改变犯罪观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被害人的利益，使刑事司法系统在治理犯罪方面有效起来。其划分是基于对被害人的保护和社会关系的恢复而出现的，具体的方式并不限定，但也多为协商和解的合作模式。其次，就其在实践中的形式而言，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分成三类摘要：(1)法律程序，诉讼程序中的恢复性司法，比如刑事和解、刑事调解程序；(2)准非法律程序，诉讼程序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恢复性司法，比如量刑圈、圆桌审判；(3)社会化程序，纯粹社会治理的恢复性司法，比如社区恢复计划、归还计划。其中，后两者是主要形式。而协商性司法是一种以谈判协商为形式的诉讼模式，它和恢复性司法的第一种形式有重合的部分但又不包含后两种形式。二、合作式司法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基因

合作式司法模式能否在中国的土壤中存活并茁壮成长，首先要明确它是不是顺应了中国刑事司法的历史潮流，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历史规律的事物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此，笔者想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来阐述合作式司法在中国历史及现实中的精神基因。

(一)观念层面

1．合作式司法和传统文化中诉讼观的契合。对于和谐社会的向往，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法文明的一大显性表征。这种和谐理想的核心就是“和合思想”和“无讼”。“和合”两字自我国春秋时期开始连用，形成了和合这一概念，其包含了和谐、和睦、和平、融合、合作等含义。和合思想并不主张取消事物之间的差分，相反，其存在前提就是事物普遍的差异性，是通过矛盾的克服和解决，形成总体上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和自然之道紧密结合，同时和诉讼相排斥，因为诉讼在传统中国被公认为是对自然之道的背离。于是，“无讼”成为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最核心的诉讼观，而这种诉讼观又无形中体现出和现代合作式司法的某些思想共鸣。

我国自古以来有“无讼”、“厌诉”、“耻诉”、“合为贵”的思想，这些思想受到儒、法、道三家思想家的共同颂扬。传统的和谐文化和无讼思想为今天的合作式司法提供了本土资源，但和此同时，现代和谐社会显然不同于传统的理想，以合作式司法为内容之一的司法改革为传统和谐观的现代化和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

2．现实生活中官民诉讼观念的一致——百姓厌讼，官家息讼。诉讼就是专制、惩罚、报复、威吓的观念深深地浸润着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所以，诉讼对于小民百姓而言，实在令人畏惧，是为“惧讼”。另外，对于黑暗的司法实践，百姓们不单单是惧怕，更加进了对朝廷的失望和对官吏的不信任感。这种刑堂上的惧怕加之对司法官吏的失望，即为百姓厌讼的根源。

和此同时，官家对诉讼最直接的作法就是息讼。“于个人而言，息讼、止讼乃是顾惜自己‘面子’、保持自身品德、维护家族声誉之所需；于国家而言，‘息讼’、‘去讼’则更是维护礼教、弘扬道德之大事业。”于是，一方面从皇帝、各级官吏到文人墨客均大谈诉讼之危害，息讼之必要；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各种“息讼之术”将诉讼扼杀于未萌之时、刁难于已讼之后。

3．国家刑事政策的支持。“宽严相济”，作为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政策，是要求对刑事案件以及刑事被告人的处理，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宽严相济”本身是一个有关刑事实体法适用的刑事政策。然而，按照“刑事一体化”的思想，实体和程序应当一并考虑。因为刑法的适用，刑事政策的贯彻，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刑事程序的合理设置和实施，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保障。

刑事程序中合作式司法的出现，增强了程序柔性，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又一重要办法。刑事程序以控诉方和被告方的诉讼对抗为程序展开的条件，这种对抗体现了刑事诉讼的特征。然而，在理性的司法程序中，控诉方和被告方也可以采取特定的非对抗的方式实现某种“合意”，从而使案件得到处理。这就要求将对话和协商的因素引入刑事程序，从而提高程序柔性，使我们能以更便捷同时被告能够自愿接受的方式实现公正。这种合作式司法方式，在现代社会协商和对话制度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具有很好的社会基础，同时从实现刑事政策的角度看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国家以比较宽缓的方式去实现个案中的刑罚权，而相关当事人承认这种具体的刑罚权的正当性并协助其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合作式司法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实现的一种重要途径。

(二)制度层面

1．成熟的调解制度。调解作为一种古老而有效的纠纷解决手段，在我国可谓历史久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国的调解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的原则和制度。在我国现在的司法制度当中，调解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功能，我国刑诉法第77条和第172条分别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自诉案件进行调解作了规定，附带了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和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情况下的自行和解。刑事调解符合我国追求和谐的文化传统，和引进西方其他制度相比，不会有很大的文化障碍。

2．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1996年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了简易程序的相关内容，之后又了《有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对粗糙的简易程序作了相当有意义的完善。一是增加了刑事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和实体处分权；二是在简易程序中注入了“合作”因素。《意见》的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从学理上说，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必然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而且，法院的告知义务在一定意义上也确保了被告人的自愿性。这显然内含了一种互惠性的合作精神，一种法院和被告人之间的合作摘要：被告人认罪不仅可以尽早摆脱缠讼，还可获得较轻的刑罚，而法院也可以尽快结案，缓解积案的压力。我国又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尽可能在审前程序中分流案件，以提高司法效率、更好更快地化解控辩矛盾，于是形成了普通程序的简化审，这种简易程序的扩大化也体现出了法院和被告人的合作态度和利益交换的契约精神。

3．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领域，由实务部门率先尝试刑事和解。它作为刑事案件的一种解决机制，在尊重被害人、赔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促使加害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同时，刑事和解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4．辩诉交易的大讨论。辩诉交易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这使得人们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生长环境、内在机理、采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利弊得失都有了全面的熟悉。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宗故意伤害案，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了“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尽管反对者认为辩诉交易破坏刑事诉讼程序的完整性，损害刑事司法的尊严；不利于发现事实真相；可能损害被害人的利益；轻易导致量刑上的不平等，公平、正义原则难以实现；尤其是认为它是以社会正义或司法公正为代价的交易。但是，对于辩诉交易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尽快结案，减少积案，解决案件拖延甚至久拖不决的新问题，并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是对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并使其获得实际的好处；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促进犯罪人认罪和悔罪，有利于其回归社会。这些体现现代司法精神的优点又是刑事司法界所不可忽视的。

以上这些制度或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已经根深蒂固，或是经过学术界的激烈讨论、实践界的勇敢尝试已经渐渐为人们所熟知，总体而言，它们都是合作式司法的制度蓝本，要建立完善的合作式司法制度必须从这些本土制度中发掘优势资源。

三、合作式司法模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之处

尽管合作式司法模式和中国本土司法模式在理念和内容上有诸多契合之处，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毫无阻碍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某些独特的和合作式司法相排斥的精神。深入了解这些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使其中一方服从或者适应另一方，才能够将合作式司法的优势发挥到最佳状态。

1．合作式司法的正当性来自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忽略，这使得合作式司法的正当性新问题受到一定的挑战。合作式司法利用公民个人之间的权益合作，把纠纷事实的客观准确性建立在当事人对司法上事实认定过程的实质参和上，强调公民自我管理、自我处理事务，以及承载处理自我利益的判定负担。这些处理新问题的方式都渗透着西方传统的契约文化、实用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倾向，显然它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格格不入。

2．在刑事司法领域，合作式司法往往被误解为是一种对犯罪的纵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其罪必有其罚的报应刑观念积习已久。49年建国以来，实事求是原则成为司法领域的重要指针，“不枉不纵”法律思想成为现今刑事司法制度的舵手。于是，合作式司法被认为是有违国家追诉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司法范式，也即是社会对犯罪的纵容和妥协，以上这种刑事司法基调大大阻碍了合作式司法的发展。

3．合作式司法轻易导致权钱交易。不同的案件以及相同或类似案件的不同被告人，彼此之间的具体情形相差甚远，不同诉讼主体对正义妥协的范围也有不同的接受程度，这导致当事者是否为自愿的接受裁决结果无法用统一而刚性的标准来衡量，对那些暗中压制以及各种乘人之危的假协商、假合意的非正义现象也因此无法有效地进行法律监督和审查。再加上法律文化传统中的很多因素以及现有的诉讼制度框架并不支持甚至反对刑事司法中的合作和变通，合作式司法在我国能否良性发展就显得异常扑朔迷离。

4．合作式司法在诉讼价值上追求程序正义，这和我国自古以来追求实体真实和绝对的客观真实的理念是不相符的。众所周知，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体现在诉讼价值观上即追求实体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而合作式司法仅仅是在程序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保障其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事实真相新问题往往不会追根溯源，这对于实事求是的中国传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四、构建中国的合作式司法模式应注重的几个新问题

首先，对于合作式司法的定位摘要：应当是传统诉讼模式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虽然合作式司法有不同于传统刑事司法的价值目标，但它目前只是一些体现独特诉讼精神的零散制度，还无法前后构连成为严密的体系，在具体的适用程序方面还不足以另立门户，传统刑事程序的很多“手续”、规则和具体原则仍然适用。可见，合作式司法制度如同断线的珠子镶嵌于传统刑事司法体系之中，处于“补充地位”而不是对既有司法模式的全方位替代。同时，它也不可能替代传统的诉讼模式，究竟对于许多严重的暴力犯罪和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集团犯罪、组织犯罪等是不可以妥协，更谈不上合作。而且其自身也并非一种逻辑缜密、相互衔接自成体系的诉讼程序，整个刑事司法制度也没有因之而变为双轨制，目前，它还只是负载多种“另类价值”诉求的松散制度集合体，其旨在高效的基础上谋求裁决结果的可接纳性，从社会满足的角度获得制度的合法性。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5篇

(一)行为特征

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提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认为处于群体中的人，因为“法不责众”的想法而可能变得冲动、偏执、不负责任。他将群体称为“野蛮的玩偶”。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义”力量，呈现出极端的表现。

(二)感情特征

冲动、易变是群体最明显的特征。“所谓群体，不过是外界刺激因素的奴隶而已。”面对外界的刺激因素，由于受到感性、冲动力量的控制而莫衷一是。

(三)思维特征

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群体的这种思维特征往往导致同一案件的事实在不同人口中呈现不同的状态，同时也导致了群体的谎言，群体的不可信性。

二、影响性诉讼对刑事司法的影响

陈兴良教授认为:“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对司法发生影响的民意，主要表现为民愤与民情:前者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民意，后者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民意”。正是这两种感情影响着刑事司法中对被告人裁判。

(一)民愤:张某某案

基本案情:1997年8月24日晚，被告人张某某酒后驾车由西向东行驶，撞上骑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的苏某某、苏小某父子。导致苏小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苏某某被沿路拖行1500米后造成重伤。理论焦点:张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多数学者认为张某某的行为只构成交通肇事罪，由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这一情节，最高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其所作的死刑判决系属法律适用错误。但也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后明知被害人挂在车下，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顾被害人死活，驾车逃逸致人伤残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社会关注焦点:在交通事故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人们享受现代科技的同时必须承受之重的现状下，张某某案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舆论关注，“公安局长”的身份是始作俑者。在媒体极具感彩的报道下，本该是守法典范的执法人员却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不绝于耳。

(二)民情:腾某某“捡球”案

基本案情:2007年6月至2008年11月，被告人腾某某进入某高尔夫球场，将1249个价值15513元的高尔夫球“捡走”。理论焦点:被遗弃在高尔夫球场内的“弃球”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关于盗窃罪保护的法益，学界主要有本权说与占有说两种观点。本权说以受到民事法律保护的占有为保护法益;占有说认为所有的占有均应受到保护。采取本权说没有必要否定占有本身属于应受保护法益;采取占有说亦可认为保护对象还可包括本权。因此将占有权作为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妥当的。对于高尔夫球场内的“弃球”而言，因适用原占有者丧失占有，而转归支配该领域者占有的情形，从而归高尔夫球场占有。因此对于侵犯高尔夫球场对这些“弃球”的占有权的行为应该受到盗窃罪的规制。社会关注焦点:舆论关注的焦点是与案件事实、法律适用无关的问题。第一，滕谋谋的身份———失地农民，属于弱势群体。第二，滕谋谋原为该高尔夫球场所占地的所有人，因球场的修建而失去其土地使用权。第三，滕谋谋与球场之间的实力对比相差甚远，从而对其弱势地位予以同情。

(三)许某案

案情简介:2006年4月21日，被告人许某在本市的某商业银行柜员机用自己的余额170多元银行卡(该卡无透支功能)取款175000元后携款潜逃。理论焦点:本案的理论争议有两个方面，一是，许某利用ATM机系统升级错误的取款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二是，许某的行为是否成立盗窃金融机构的情节。首先，关于是否构罪问题形成了无罪说与有罪说的对立。认为许某的行为无罪的原因主要有，不当得利说、无效交易说、银行过错说、没有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说、许某行为难以模仿说、刑法谦抑说。主张有罪的观点对罪名的认定存侵占罪、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盗窃罪的争议。其次，是否成立盗窃金融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所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因此，只要承认自动取款机中的款项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就难以否认许某的行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社会关注焦点:“我们都有可能是下一个许某”，是舆论主张许某行为无罪的有力观点。许案发生之后，在网络进行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认为许某的行为无可厚非，是银行自身错误导致自己的损失，许某的行为不应构成犯罪。从上述三个案例看，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案件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要么案件主体具有特殊性，要么与大众利益息息相关。第一，就主体方面，当案件主体是弱势群体时，舆论往往对之报以同情，希望无罪判决或是轻判;当案件含涉官、涉富因素，基于本能的仇官、仇富、敌视强势的心态，无论司法如何公正，官场庇护、花钱买刑都是萦绕民众心中的幽灵。第二，当案件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时，民众对于案件的关注也是最为密切的，习惯于将自己角色化。对于危及自己利益的行为，倾向于惩处的心态;对于自己有可能触及的行为，则希望做出无罪的认定。许某案从表面上看是舆论对司法的正面推进，实则却是公众自卫、自利心理期待的结果。

三、舆论与司法冲突的本质分析

(一)思维方式:感性思维与法律思维

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鲜明的形象能对群体造成强烈的影响，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这就决定了其擅长于感性思维而弱于甚至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法官受法律思维的影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定案件事实，他们相信的是经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中立于感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保证司法裁决的合法性及稳定性。

(二)事实认定:舆论事实与法律事实

“知沟”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导致主体间获得信息的渠道和质量的不平等，新闻传媒传送的信息、的咨询量越大，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鸿沟就会不断扩大。法官因信息获得的全面性与真实性决定了他们所作出的事实认定更具可靠性。而公众对案件的了解往往是通过媒体的零星或是极具感彩的报告，再加上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的诱导，公众所了解到的案件情况与真实的案件事实就具有一定的差距。缺乏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或是认识错误，何谈做出正确认定。

(三)价值取向

1．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法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在二者会冲突的情况下，何者优先，也反映了舆论与法官的差异。舆论只关注实质正义。但是，基于各种法律规则、原则的限制法官必须优先考虑程序正义。如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刑讯逼供等程序问题而收集的证据即使在客观上是真实的也应该予以绝对的排除。

2．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法》的两大立法目的，保障人权的优位性与《刑法》的立法精神是契合的。即使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再严重、主观心理再恶劣，只要没有被《刑法》以成文的形式明确规定就不能以犯罪论处。如最近网上披露的的幼师虐童案，从法律上来讲，该教师不构成任何犯罪。但是这并不能止消舆论的声讨之声，主张严惩之论不乏其人。二者的优位性关系舆论与法官的立场截然不同。

四、结语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6篇

第一个层次包括1945年6月26日签署的《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通过的两项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注：上述两个公约已于1976年开始生效。我国于1998年3月签署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等。

第二个层次包括历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UnitedNationsCongressonthePreventionofCrimeandtheTreatmentofOffenders），于1955年8月22日至9月3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召开第一届大会，嗣后，每五年在不同地点召开一届大会，迄今共举行了九届大会。我国从1980年起，派代表团参加了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和第九届大会。）通过的、并经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批准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个层次都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组成部分，但对二者又不能等量齐观。前者对于签字、批准和加入的国家具有约束力，即必须遵守；后者的约束力虽不及前者，但也应该在“本国立法和惯例的范围内考虑和遵守”。

一、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两个显著特点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有许多特点，笔者认为，它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1.高度重视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根据联合国宗旨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它“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抑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均应高度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是按照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原则，即“各国根据联合国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序言。）而制定的。该公约对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作出规定，尤其是对刑事司法中涉及的人的权利和自由问题，规定得更为明确、系统和具体。因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重视对人权的保障。

联合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中的人权也有两层含义，其一为个人的人权（或曰个案中的人权），其二为群体（注：联合国国际法律文书有它独特的语言和格式，此处行文往往以“人人”（everyone）或“所有的人”（allpersons）等词语来表达，即并非特指某个人，而是泛指人的群体。）的人权。前者与惩罚犯罪这一目标有时会不协调以至发生冲突，因此存在价值取舍问题。至于如何取舍，又总是受到各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条件的制约。后者与惩罚犯罪是协调的、统一的，因为惩罚犯罪也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群体的人权。正如联合国于1993年编制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简编》的导言所说的：“要在适当注意个人及各群体人权的情况下，通过促进法治，来加强打击犯罪的斗争”。这一段话也表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确有保障个人的人权和群体的人权双重含义。

2.从长远着眼于对犯罪的预防

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犯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趋严重。为了弄清当今世界的犯罪态势，并作为联合国制定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依据之一，联合国与各成员国合作，先后进行了四次关于犯罪趋势、刑事司法系统运作和预防犯罪战略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全世界的犯罪平均每年以5%的速度在增加，常规犯罪（注：常规犯罪（conventionalcriminality），亦译传统犯罪，如抢劫、、盗窃、纵火等。）有增无减，新形式犯罪又不断出现。总之，从常规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到有组织犯罪和跨国犯罪，不仅对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而且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构成威胁，同时也对联合国今后制定刑事法准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制定和发展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即与预防犯罪紧密相连，从预防犯罪的高度考虑问题。联合国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将预防和控制犯罪作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要事项之一，并且强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需做好预防犯罪的工作，即一方面从刑事司法的角度，考虑预防犯罪的基础作用，另方面还应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考虑加强刑事司法系统并提高其有效性。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本身就包含有许多预防犯罪的国际法律文书和普遍性指导原则，如著名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城市犯罪预防的建议性指导原则》（1994年通过）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先有犯罪，后有对犯罪的预防以及上升为条文的刑事司法准则。

同时，肩负起草、讨论、修改、审议和通过诸多国际法律文书的联合国机构和会议，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注：联合国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UnitedNationsCommitteeonCrimePreventionandControl），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属的一个专家委员会，1971年建立，1992年撤销。）、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司（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司（UnitedNationsBranch/DivisionofCrimePreventionandCriminalJustice），联合国负责协调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活动的机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UnitedNationsCommissionofCrimePreventionandCriminalJustice），1992年建立。委员会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选出的40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注：联合国国际预防犯罪中心（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enterforCrimePrevention），1997年建立。）等，无一例外地均冠以“预防犯罪”一词，以表明该机构或会议的性质和任务。不仅如此，联合国一直把预防犯罪看成是各成员国发展规划中应具有的重要部分，近年来更加强调应把预防犯罪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统筹考虑。联合国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都是在预防犯罪这一总的框架内制定和通过的。因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长远着眼于对犯罪的预防。

归根结底，上述两个显著特点是由联合国的两大价值目标——保障人权和预防犯罪决定的。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不妨碍和排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它的其他许多特点进行概括。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规定有关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第一个层次的国际法律文书，而最为明确、集中、具体规定刑事司法准则的，当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主要内容如下（以该公约条文的先后为序）：

1.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第2条第1项）；

2.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第2条第3项）；

3.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公约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第3条）；

4.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严格限制适用死刑（第6条）；

5.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7条）；

6.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第9条第1、2、4项）；

7.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赔偿的权利（第9条第5项）；

8.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监狱制度应包括以争取囚犯改造和社会复员为基本目的的待遇（第10条第1、3项）；

9.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犯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第10条第3项）；

10.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第14条第1项）；

11.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第14条第1项）；

12.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第14条第2项）；（注：以上引自联合国出版物中文译本，而英文本的原文为：“Everyonechargedwithacriminaloffenceshallhavetherighttobepresumedinnocentuntilprovedguiltyaccordingtolaw.”笔者认为该句译文“应有权被视为无罪”值得商榷，此句似应译为：“在未被依法证实或证明有罪之前，任何被指控犯刑事罪的人应有权被推定（或假定）为无罪。”）

13.任何受刑事指控的人，有资格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第14条第3项丁目）；

14.在受审时，有资格在同等的条件下对他不利和有利的证人进行讯问（第14条第3项戊目）；

15.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上所用的语言，能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第14条第3项己目）；

16.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第14条第3项庚目）；

17.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第14条第4项）；

18.凡被判定有罪者，应有权由一个较高级法庭对其定罪及刑罚依法进行复审（第14条第5项）；

19.根据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发生误判，因这种定罪而受到刑罚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第14条第6项）；

20.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第14条第7项）；

21.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据以认为犯有刑事罪（第15条）。

三、联合国其他法律文书中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主要内容

联合国通过的国际法律文书很多，其中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即第二个层次的刑事司法准则，兹列举其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司法独立和公正执法方面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1985年11月29日通过）、《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1990年9月7日通过）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1990年9月7日通过），上述国际法律文书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1〕。“检察官的职责应与司法职能（指法院的审判职能）严格分开”。“检察官应在刑事诉讼，包括提讼和根据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在调查犯罪、监督调查的合法性，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其他职能发挥积极作用〔2〕”。“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3〕

2.关于执法人员保护被拘禁的人方面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1979年12月通过）、《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1988年12月批准）、《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1990年12月批准）和《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年12月批准），上述国际法律文书首先界定“执法人员”包括“行使警察权力，特别是行使逮捕或拘禁权力的所有司法人员，无论是指派的还是选举的”。接着强调“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3〕；“各国政府应确保对执法人员任意使用或滥用武力或火器的情况按本国法律作为刑事犯罪予以惩处”〔4〕。“非拘禁措施的采纳、界定以及适用应在法律条文中加以规定”。所有非拘禁措施，“实施前应征得罪犯的同意。”〔5〕3.关于禁止酷刑方面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1975年12月批准）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年12月通过），该公约将宣言的内容具体化、法律化。上述国际法律文书明确规定“每一个国家应按照本宣言的各项条款，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在本国的管辖范围内施行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6〕。“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该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经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供签署、批准和加入。我国于1988年9月批准加入。）。

4.关于死刑方面

《关于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1985年9月通过）包括九项规定，都是关于在被指控犯有死罪的罪犯权利问题上刑事司法程序中应遵守的基本保障。该国际法律文书规定，“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或新生婴儿的母亲或已患精神病者不得执行死刑”，“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寻求赦免或减刑”，“判处死刑的执行应尽量以引起最少痛苦的方式为之”〔7〕

5.关于囚犯待遇方面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57年7月批准）和《切实执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步骤》（1984年5月批准），前者是国际上第一个规范监狱工作、为囚犯规定最低待遇的国际法律文书，它的规定适用于各类囚犯，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虐待行为”；后者是将前者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未经指控而被逮捕或监禁的人应享有的那些与被逮捕的或候审的人和被判刑的囚犯同样的保护”〔8〕。《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旨在阐明在囚犯待遇和监狱管理问题上普遍认为正确的原则和做法，并作为联合国承认为合适的最低条件加以规定。该标准规则对囚犯入监登记，分类关押，住宿，个人卫生，服装和卧具，食品，体育活动，医务，纪律和惩罚，戒具，为囚犯提供情报和囚犯的申诉，与外界的联系，书籍，宗教，囚犯财产的保留，死亡，疾病转移等情况的通知，囚犯的押送，监狱职员，视察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6.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少年犯罪方面

《儿童权利宣言》（1959年11月通过）、《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11月通过）、（注：《儿童权利公约》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历时十年所制定的一项具有较大影响的保护儿童权益的国际文书，于1989年11月20日经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90年9月2日生效。我国于1990年8月29日签署了该公约，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批准，同时声明我国“将在符合其宪法第25条关于计划生育的规定的前提下，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履行《公约》第6条所规定的义务”。根据我国法律，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已满16岁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此，对于《公约》第37条（b）项中有关死刑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适用其本国法律的权利”。）《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5年11月29日批准）、《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1990年12月批准）和《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1990年12月批准），表明联合国高度重视对青少年权利的保护和促进，因为青少年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预防少年违法犯罪是社会预防犯罪的一个关键部分；由于少年极易受到伤害，对被剥夺自由的少年需要加以特殊注意和保护。上述国际法律文书从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注：世界各国定义“少年”的年龄，幅度颇大，从7岁到18岁或18岁以上不等。联合国要求各会员国规定少年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不应规定得太低”。）少年在诉讼各个阶段的权利（假定无罪、指控罪状通知本人、保持沉默、延请律师、要求父母或监护人在场、与证人对质和上诉等权利）作出明确的规定。

7.关于保护被害人方面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1985年11月25日批准），首先界定“受害者”系指“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的重大损害的人”。罪行受害者是指“这种伤害是由于触犯会员国现行刑事法律、包括那些禁止非法滥用权力的法律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他们有权向司法机构申诉并为其所受损害迅速获得国家法律规定的补救”〔9〕。“滥用权力受害者”是指“这种伤害是由于尚未构成触犯国家刑事法律但违反有关人权公约的国际公认规范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各国应考虑将禁止滥用权力并为这类滥用权力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的规定纳入国家法律准则”〔10〕。

8.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方面

《关于移交外籍囚犯的模式协定》（1985年12月批准）、《刑事事件互助示范条约》（1990年12月批准）、《引渡示范条约》（1990年12月批准）、《刑事事件转移诉讼示范条约》（1990年12月批准）和《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罪犯转移监督示范条约》（1990年12月批准），上述示范性国际法律文书总结了世界各国带有一般规律性的经验，反映了国际社会要求加强合作的愿望，有助于有关国家谈判和缔结双边协定，以改进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事项方面的合作。

四、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80年1月1日起施行；1996年3月17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正后公布，并于1997年1月1日起生效。这次修改是在原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各个环节以及在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和保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我国在立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上是力求做到追究犯罪、惩治犯罪与加强民主、保护人权二者的统一。在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立法部门或某些实际部门，都已注意、考虑或研究了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并且将其精神和规则努力体现于立法修改之中。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相一致的，正因如此，我国刑事诉讼基本上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标准。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习惯的等诸多原因，在某些方面尚有不尽一致之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要求：“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国际条约对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我国对“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一贯信守不渝，即条约生效以后，我国作为缔约国之一方始终按照条约所规定的条款，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不违反。现在，我国既已签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也是经我国政府代表团赞成通过的，如何进一步保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在我国切实得以实现，我们尚需继续努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此，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广泛传播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加强宣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力度

联合国为通过某个国际法律文书所作的专门决议中，往往提出如下类似的要求，如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的决议中要求：“酌情采取步骤提请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所有有关机关注意本决议，并安排对基本原则进行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又如《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的决议中要求：“请会员国要求检察官以及其他人，包括法官、律师、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的成员和一般公众注意到该规则”。新制定和通过一个国际法律文书，使它广为周知，让社会各界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公安司法人员和律师了解它、掌握它，这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三千多个县的大国，仅就法院、检察、公安三个系统而言，基层单位均分别以万计，三个系统的人员以百万计。再加上立法部门和政府行政部门的人员以及律师，则为数甚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勤奋地工作，努力地开拓。但是，比较系统地了解和熟悉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人，就目前而言，还为数不多。但这个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于宣传得不够。因此，我国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广泛传播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加大宣传的力度，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理论研究和法学研究部门，都要为此而努力和作出贡献。还应考虑在中学法律常识课和高等学校的法学概论课中，增加相关内容。此外，还应组织编写和出版一批有关的普法读物。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很有意义，需要众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协作和配合，现在最需要有一个部门牵头总其事，规划、组织、协调各部门的力量，把这项工作真正抓起来，并抓出成效。

2.巩固和发展集中教育整顿的成果，进一步预防和清除公安司法人员腐败的滋生，以传播和学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契机，提高广大公安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确保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

我国公安司法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在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些公安司法人员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也必然会向公安司法队伍里侵袭和渗透，这个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也因而堕落变质，沦为害群之马。有鉴于此，自1998年2月起，公安司法机关深入开展了集中教育整顿工作，并已取得良好效果。

据报载，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于1999年3月10日，分别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对两个报告报以热烈的掌声之处，都是在两个报告讲到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清除各自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的问题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掌声，正反映了全国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公安司队伍的殷殷期望。我国公安部门也将力争三年左右提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徒法不能以自行”。再好的法，再好的司法准则也必须由一支好的坚强的公安司法队伍去执行。因此，继续把队伍建设作为大事来抓，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在继续巩固和发展集中教育整顿成果，进一步预防和清除腐败的滋生的过程中，笔者建议借此为契机，增加传播和学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内容。因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不仅集中了各国著名的法学家的智慧，进行起草、讨论和修改，并经联合国大会通过或者批准，而且它反映了各国在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经过反复证明了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准则和各国司法实践完全可以互相推动与促进。因此，传播和学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对于提高广大公安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确保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无疑会大有裨益。

对于律师、立法部门和政府行政部门人员，也应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中心议题，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进行培训。这种培训对他们也应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即要求他们系统掌握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立法宗旨、指导思想和丰富内容，以提高执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自觉性。

3.认真遵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使国内法的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进一步协调起来。

如前所述，我国一贯信守“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上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但在某些方面尚有不尽一致之处。对这些非基本的方面或曰不尽一致之处，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持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使二者进一步协调起来。

联合国为制定和通过国际法律文书所作决议中，总有“应考虑到每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和传统”〔11〕，或者“在考虑到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和传统的情况下将〈准则〉付诸国家、区域和区域间行动和实践”〔12〕等类似的词语。这就表明联合国是充分尊重各国的具体情况的，也不是主张不问具体情况生搬硬套国际法律文书的。为此，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真正吃透两头——国际准则和我国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以制定出既体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立法。

我国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不尽一致之处，现仅举两例如下：

一是关于司法独立原则。由于法官的司法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即“法官负有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作出最后判决的责任”，以及法官的全部审判活动有其固有的规律所决定，因此，《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是联合国较早出台的国际法律文书之一。

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对司法独立原则均作了规定，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增加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现在，依法治国已载入我国宪法。司法独立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顺利并成功实施的问题之一。但是，领导人以言代法和一些部门干扰司法独立的现象时有所闻；就是法院系统内部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合议庭与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理顺；法官的资格、甄选和培训以及法官的任期、晋升、工资、退休等保障制度也需要一并解决。总之，真正全面地确立司法独立原则，我国立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使之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协调。

二是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1996年以来，我国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但是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所提要求还不尽一致，尤其是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的阅卷权等问题，急需尽快加以完善和作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律师会见委托人的时间和次数还受到限制，有些侦查机关以录音或录像等方式对律师会见委托人进行秘密监控。上述做法，不仅严重违背我国立法精神，而且有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再以法国为例，过去法国的被拘留人在被拘留后也不可以会见律师，但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通过之后，法国于1993年8月24日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此项要求应该以一切方法毫不拖延地通知律师公会会长”。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按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规定，使其国内法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协调一致起来。笔者认为，法国的做法值得借鉴。这个问题固然是律师的职责和权利义务问题，但登高望远，这个问题事关如何真正提高侦查、和审判的质量，事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事关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也是为世界各国所瞩目的问题。因此，不能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Z].第1条和第2条.

〔2〕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Z].第10条和第11条.

〔3〕执法人员行为守则[Z].第1条评注、第2条和第3条.

〔4〕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Z].第7条.

〔5〕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Z].第3条第1项和第3条第4项.

〔6〕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Z].第4条.

〔7〕关于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Z].第1条、第3条、第6条、第7条和第9条.

〔8〕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Z].引言.

〔9〕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Z].第1条和第4条.

〔10〕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告[Z].第18条.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7篇

1996年3月16日，中国立法机构对颁行于“”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大规模的修改。伴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一定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1]

如果对1996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作一简要回顾的话，那么，中国立法机构为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所作的努力之大还是令人赞叹的。例如，为防止法官在审判前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和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立法机构对刑事审判方式作出了大幅度的改革，引入了源于英美的对抗式审判模式。[2]又如，为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立法机构改革了刑事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有机会在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且使那些无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再如，为维护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有效地约束检警机构的强制性侦查权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作出了改革，建立了财产保释制度，使得“收容审查”措施得到废止。当然，新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规定了消极的法律后果……

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不久，由于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即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该法律作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此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独立的解释，制定了各自的执行规则。于是，一些旨在应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变通之策”大行其道，大量体现刑事法治理念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架空和闲置。刑事诉讼法的施行逐渐出现了危机，刑事司法改革也开始陷入困境。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组织了一次“执法大检查”，就社会各界非议颇多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以及刑罚执行中的实体变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调研活动。在这次“执法大检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以“通知”、“批复”等方式，对纠正和制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问题提出一些行政化的要求。与此同时，鉴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极为简单，根本不足以发挥维持控辩双方公平游戏的作用，而法官在证据适用上又存在着普遍的混乱现象，因此，中国立法机构在法学界的支持下，开始了制定刑事证据法的努力。一时间，诸如沉默权、证据展示、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之类规则的确立，又成为人们所致力实现的改革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表明，立法机构在审判方式、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相对于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变革而言，只不过属于一种技术性的调整而已。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框架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任何技术层面上的“小修小补”都将最终陷入困境。有鉴于此，本文将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问题和缺陷作一简要的分析。按照笔者的观点，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

二、“流水作业”的司法模式

美国学者赫伯特？帕克曾提出过著名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和“犯罪控制”（CrimeControl）的诉讼模式理论，并以所谓的“跨栏赛跑”来形容“正当程序”模式的运作情况，而把“犯罪控制”模式则形象地比喻为警察、检察官与法官相互间的“接力比赛”。[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警察、检察官与法官的法律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刑事诉讼价值的选择和诉讼构造的形态。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刑事诉讼在纵向上可以说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构造。[4]因为侦查、和审判这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犹如工厂生产车间的三道工序。公安、检察和裁判机构在这三个环节上分别进行流水作业式的操作，它们可以被看做刑事诉讼这一流水线上的三个主要的“操作员”，通过前后接力、互相配合和互相补充的活动，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长期以来，中国刑事诉讼法一直存在着一项极为重要的诉讼原则，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原则通过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完全相同的任务：“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遭受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它们还拥有为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需的诉讼活动方式：三机关“都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而且“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不仅如此，法律还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5]

中国这种“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导致审判前程序中缺少中立司法裁判机构，审判阶段的司法裁判机能也明显弱化。对于审判前程序而言，由检警机构直接面对被追诉者，自行决定实施旨在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诸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直接影响公民权益的措施无法获得中立司法机构的授权和审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公民也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必然使名义上的诉讼活动成为检警机构针对公民自行实施的单方面治罪活动。这种司法裁判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检警机构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

而对于审判程序而言，法院不仅不能对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实施有效的司法审查，独立自主地排除非法所得的证据材料，而且还只能依靠指控方在审判前、审判过程中以及法庭审理结束以后相继移送的书面案卷材料制作裁判结论，从而丧失了独立自主地采纳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能力，不能做到真正从法庭审理过程之中、从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裁判结论。这一现实所导致的必然是法庭审判过程的流于形式和裁判机能的名存实亡。在这一构造下，所有针对法庭审理的公正进行而设置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如合议制、回避制、两审终审制、审判公开、辩护、交叉询问等，几乎全部名存实亡，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本应发挥的诉讼机能。

另一方面，“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的这一缺陷，还使得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法定的职能分工几乎完全流于形式。本来，法官这一职业在立法设计中确实是有别于警察和检察官的。例如，法官所要维护的是司法公正，而警察、检察官则以实现社会秩序为己任；法官一般主要在法庭上、在控辩双方同时到庭的情况下进行裁判活动，而警察和检察官则可以在办公室、现场等非正式场合进行追诉活动。但是，由于法院与检警机构一样，都被认为负有惩治犯罪、查明事实真相的政治使命，法院本来所具有的公正司法裁判者角色，经常不得不让位于实际的“第三追诉者”角色。事实上，公检法三机关这一称谓本身已经点破了中国法院的处境。那种本应成为“社会正义最后堡垒”的法院，在中国却与检警机构联合起来，成为追诉犯罪这一“流水线”上的操作员，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工具。这就使法院在履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天然地存在着一些无可避免的局限性。[6]

三、警察权的非司法化

一般来说，明确将警察权视为司法权的观点并不多见。但是，中国特有的“公检法三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的称谓，中国特有的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流水作业体制，显示出人们习惯于将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相混同的心态。而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法院都被列为“政法机关”，被看作实行人民民主或者“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工具。甚至在中共党内组织体系中，公安机关的地位往往要高于检察机关和法院。

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警察无论就其所发挥的功能还是活动的程序、组织方式上都显示出其行政权的性质。首先，现代警察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秩序，使社会维持一种安宁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国家的警察机构都具有准军事部队的特征，以便在社会上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时准确、有效地加以遏止。其次，警察在维护治安、从事刑事侦查过程中，在程序上采取的是典型的行政方式：主动干预社会生活，单方面限制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积极地获取犯罪证据和查获嫌疑人，并对其发动刑事追诉。再次，警察机构在组织上更是采取一体化的方式：警察上下级、警察机构上下级之间都属于一种上令下从、互相隶属的关系；对于正在从事刑事侦查活动的警察，可以随时撤换和调任。显然，与具有高度独立自主性的裁判者不同，警察在执行职务方面不具有独立性和不可变更性。

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公安机关作为一种武装性质的力量，同时行使着维护社会治安和刑事侦查的职能；公安机关在组织上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既受制于上级公安机关，又受同级人民政府的辖制，其行政机关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中国的公安机关拥有一系列的强制处分权。例如，在治安行政领域，对那些“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公安机关有权采取劳动教养措施，从而剥夺其人身自由达一至三年，并可再延长一年；对于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公安机关有权采取收容、遣送措施；对于、人员，公安机关有权采取“收容教育”措施，从而将其人身自由剥夺六个月至两年；对于那些“吸食、注射成瘾”的人，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强制进行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从而限制其人身自由……当然，对于那些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公安机关还拥有较为广泛的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可以科处包括警告、罚款和拘留在内的各种行政处罚。由此可见，对于一系列涉及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事项，公安机关在治安行政领域实际拥有着较大的决定权。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还拥有一系列强制处分权。根据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搜查、扣押、通缉等涉及个人财产、隐私、自由等权益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公安机关有权直接决定并直接执行；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权自行许可令状，自行执行。而在中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刑事拘留、逮捕后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间的延长，公安机关基本上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的。可以说，在刑事审判前程序中，除逮捕以外的其他所有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手段，都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甚至自行延长和变更的。对于大量涉及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的事项，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领域都拥有权威的和最终的决定权。

不难看出，公安机关实际在行使着司法权。这至少是因为它无论在治安行政领域还是刑事侦查领域，都对有关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事项拥有权威的和最终的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基本上无法受到中立司法机构的有效审查的，被限制、剥夺权益者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但是，公安机关究竟该不该行使司法权呢？

从应然的角度来看，警察权是一种行政权，公安机关不仅不应当行使司法权，而且还应当受到司法机构的有效审查和控制。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1）公安机关作为行政处罚、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者，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往往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难以对个人权益加以保障，即使是上级公安机关也无法对个人权益提供有效的救济；（2）公安机关进行的各种活动大都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罚者与被处罚者双方构造而成的，这里既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也不受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权力机构的有效审查和制约；（3）公安机关拥有对公民个人基本权益的最终决定权和处置权，这严重违背“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法治原则。[7]

四、检察权的超强势化

中国目前实行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决定了检察机关是一种并列于法院的司法机关；而中国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所确立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则决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它所行使的司法权不仅十分重要，甚至还略微高于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

这是因为，根据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法律监督权，有权监督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目前，检察机关的这种法律监督权主要体现在诉讼领域。首先，在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例如，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说明理由，发现理由不成立的，应通知其立案；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法院一审作出的未生效裁判，检察机关“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从而引起二审程序；对于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有权提起控诉，从而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对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提出纠正意见，等等。其次，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拥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延长羁押的决定权。中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逮捕许可令状和进行授权的权力，并授权上一级检察机关和省级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的羁押延长事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表明，在审判前的羁押问题上，检察机关拥有相当大的控制力，从而对个人人身自由的剥夺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再次，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它作为与公安机关相似的侦查机关，拥有包括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等在内的一系列强制处分的决定权，并可以自行决定对公民个人的羁押期间的延长，从而对个人的基本权益和自由拥有最终和权威的处置权。最后，在民事和行政审判领域，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从而直接引起再审程序。

检察机关尽管在现行体制下行使着司法权，但这种司法权的行使却是有着根本缺陷的。这是因为，检察机关同时将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集中于一身，无法保持公正的法律监督所必需的中立性和超然性。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确在对公安机关、法院、执行机构的诉讼活动进行着一定的“司法控制”。但是，检察机关对一部分案件所拥有的侦查权，使得它与公安机关所行使的权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说，作为侦查权的行使者，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都具有行政机构的性质，而难以算得上司法机构。当然，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公诉案件，还拥有审查、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一系列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似乎意味着检察机关拥有对公安机关进行监控的资格。但实际上，根据刑事追诉活动的基本规律，侦查活动的成功与否，最终要靠法庭审判过程中能否获得“胜诉”-也就是被告人被判有罪的结局来加以判断。从这一意义上说，审查、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活动，不过是侦查活动的逻辑延续和法庭审判的必要准备罢了。从侦查一直到审查、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甚至提起抗诉，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都在动态的意义上追求着“胜诉”的结局，这些活动有着内在一致的目标，也有着相互补充、相互保障的作用，构成宏观意义上的刑事侦控或者刑事追诉活动的具体环节和组成部分。可见，法律监督者的角色要求检察机关尽可能保持中立、超然和公正；而刑事侦控者的诉讼角色，却要求检察机关尽可能地保持积极、主动和介入，尽量获得使被告人被判有罪，从而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国家利益。显然，这两个诉讼角色是直接矛盾和对立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的角色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从逻辑上看，从事着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的检察机关要么会偏重法律监督而忽视追诉犯罪，要么倾向于侦控犯罪而疏于法律监督，而不可能对两者加以兼顾。但实际上，面对当前社会治安状况面临危险，官员腐败案件频频发生的现实，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打击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重大责任得到了更大的重视，法律监督责任一方面必然受到忽略，另一方面也只能倒向刑事侦控一方，甚至完全依附于刑事侦控智能，而不再具有最起码的独立性。

从检察活动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检察机关基本上将自身定位于与犯罪作斗争的刑事追诉机构。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检察机关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事实，也要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事实，在制作书时要“尊重事实真相”，但是，刑事追诉的基本实践表明，检察机关更加重视不利于被告人甚至可以导致被告人被判重刑的证据和事实，而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检察机关不是隐而不提，就是故意阻止其出现在法庭上。典型的例证是，长期以来一直较为严重的超期羁押现象，不仅在公安机关存在，而且更出现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之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不仅得不到检察机关的有效制止，而且得到了检察机关的纵容，甚至在其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刑讯逼供也时有发生；检察机关认为案件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可以提起二审抗诉或者再审抗诉，而且这些抗诉基本上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那种旨在追求使被告人受到无罪或者罪轻结局的抗诉，目前还存在于书本上，而不是现实之中。

显然，无论是刑事追诉的基本逻辑还是检察活动的基本实践，都表明所谓的“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让一个承担着刑事追诉甚至刑事侦查职能的国家机构，去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并在其他国家机构违反法律时作出纠正，这的的确确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的意味，构成了一种制度上的“神话”。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存在，还对司法裁判的独立性和控辩双方的对等性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检察机关站在法院之上从事所谓的“法律监督”，会使案件的裁判活动不仅永远没有终止之时，而且还会随时重新启动，从而损害司法裁判的终结性。况且，拥有“法律监督者”身份的检察机关永远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和心态，而不会“甘心”与作为被指控方的被告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上。控辩双方的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性会对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形成负面的影响。

中国的检察制度今后究竟往何处走？笔者对此难以作出全面的估价。不过，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检察机关的司法机构色彩应当逐渐弱化，法律监督应当逐渐淡化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退出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诉讼领域中法律的实施应当通过控辩裁三方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机制加以解决，而不要轻易从诉讼机制之外，引进所谓的“法律监督”。否则，那种“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永恒难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制度设计和法律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与公安机关的命运一样，检察机关所享有的审查批准逮捕的权力，及其作为刑事侦查机构所行使的涉及限制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的强制处分权，也应当逐步被纳入到法院的司法裁判权之中。[8]

五、司法审查机制的弱化

迄今为止，“审判”在中国法中还主要是指法院对被告人的审理和裁判的意思。可以说，这种观念所强调的只不过是实体性裁判，而不包括程序性裁判的概念。这对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首先，实体性裁判意味着法院只将刑法性实体法作为裁判的基础和依据，只重视实体法的实现和遵守。而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程序法则注定只能算作实体法的“附属法”，而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也根本不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其次，既然“审判”就等于审查判断公民是否违法刑法和是否构成犯罪，那么，被审判的永远只能是被告人个人。但是，如果警察、检察官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或者刑事证据规则，法院又该如何处置呢？比如说，检控方在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时，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了警察的刑讯逼供，从而指出侦查人员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事实。面对这种情况，法院究竟要不要将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也就是警察违反刑事诉讼法的问题，列入司法裁判的范围呢？换言之，警察、检察官能否成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人”呢？

很显然，在实体裁判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中，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注定是极其微弱的。于是，在审判前阶段，不仅刑事拘留、逮捕、羁押的决定权不在司法裁判机构手中，在涉及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上不存在司法授权和司法听审机制，而且就连搜查、扣押、窃听等涉及侵犯公民隐私的强制性侦查行为，也没有司法裁判机构的任何参与。这种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的缺乏，导致审判前阶段缺乏中立司法机构的参与，使得司法权对警察权、检察权的控制机制难以存在。无论是遭受不当羁押的嫌疑人，还是受到不公正搜查、扣押的公民，都无权直接向中立司法机构提出诉讼请求，法院也几乎从来不会受理这种请求，并就此举行任何形式的司法裁判。在此情况下，嫌疑人无法在法律范围内“为权利而斗争”，其受到非法侵犯的权利无法获得及时的司法救济，警察权、检察权的滥用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法院针对追诉行为合法性而进行的司法审查也极为薄弱，难以对审判前的追诉活动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维护控辩双方公平对抗的证据规则极为缺乏，诸如对非法侦查所得的证据加以排除的规则则几乎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在辩护方明确就某一控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对警察、检察官是否违反刑事诉讼法提出抗议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也不会就此程序问题举行专门的裁判活动。结果，无论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以及变相的酷刑的方式获取的证据，还是通过任意的搜查、扣押、窃听得来的材料，中国的法院大都予以采纳，甚至直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因为法院所关心的不是这些证据材料获得的程序是否合法，而是它们是否“真实可靠”，并“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这种“重实体裁判，轻程序审查”的司法氛围中，司法审查机制的权威不可能建立起来，司法裁判权对警察权、检察权的制约必然降低到极点。

六、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础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核心课题应当是走出“流水作业”的构造模式，实现警察权、检察权的非司法化，扩大司法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从而真正回归“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但是，司法裁判权无疑也是一种缺点和优点同样显著的国家权力，它在为那些权益面临威胁者带来救济机会的同时，也有着拖延时日、耗费大量资源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一些场合下还必须引进司法权的控制？另一方面，如果说警察权、警察权是一种带有主动性、扩张性甚至侵犯性的权力的话，司法权也同样可能因滥用而使个人权益受到威胁，如果不加限制，司法权甚至会比行政权更加令人畏惧。在司法改革中，如果仅仅着眼于诸如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分配，而不提供这种分配的正当理由，那么人们就会说，这种改革不过是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而已，而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为防止司法改革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应当回答：一种设置合理的司法权究竟具有哪些功能，使得它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是合理和正当的？

实际上，司法制度的改革固然会涉及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但如果仅仅将此作为着眼点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注定将误入歧途。只有为司法改革注入人权保障的因素，只有将司法权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甚至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也只有使司法机构更加有效地为那些受到其他国家权力侵害的个人权益提供救济，司法权的存在和介入才是富有实质意义的。比如说，在司法裁判机构普遍不具有独立性，而在刑事诉讼中普遍带有刑事追诉倾向的体制下，在法官的职业化无法形成、法官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单独将司法裁判权的扩张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对于公民权利的维护，甚或对于法治秩序的形成而言，可能是一场灾难。[9]

在笔者看来，为建立一种基本的法治秩序，必须将公民个人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确立在宪法之中，并且树立起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所有国家权力机构，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机构，都只能根据宪法从事各种公共领域的活动，而不能违背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在这一维护并进而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司法权的存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表达冤情、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它使得那些为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现实的维护。如果司法权在程序、组织等各个环节上设置得趋于合理，那么面临各种公共权力侵害或威胁的个人，就可以透过司法这一中介和桥梁，与国家权力机构进行一场平等的理性抗争。可以说，司法权越能保持中立性、参与性和独立自主性，公民个人就越能藉此“为权利而斗争”，各种国家权力也就越能受到有效的宪法或法律上的控制。因此，所有司法改革方略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确保个人权利（rights）与国家权力（powers）取得更加平等的地位，使个人能够与国家权力机构展开平等的交涉、对话和说服活动。[10]

归根结底，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实质上都与中国的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其他领域的司法改革一样，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如果要取得有效的进展，就必须以大规模的改革作为基础。否则，在体制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刑事司法改革，还是整个司法改革，都将陷入一个无法解脱的桎梏之中。一句话，我们不仅应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改善作为刑事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而且还要把现代制度的建立，作为各项司法改革的坚实根基。

注释：

[1]对于中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理由，曾参与过刑事诉讼法起草的顾昂然有过专门的介绍。参见顾昂然：《新中国的诉讼、仲裁和国家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6，第1页以下。

[2]有关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全面的评价，读者可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7章。

[3]HerbertPacker，TheLimitsoftheCriminalSanction，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8，Chapter4.有关帕克理论的中文介绍，读则可参见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第一章以下。

[4]笔者在一些未曾发表的论文中曾将中国的刑事诉讼构造解释为“三道工序式”或“诉讼阶段式”的构造。在给研究生讲授“刑事诉讼理论”课程时，笔者也曾运用过上述称谓。但一旦动笔进行研究这一问题，笔者又发现这两种说法仍然有未尽其意之处。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侦查、和审判三阶段之间，以及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具有既易于混同又有些分散的特点。不仅中国的审判前程序不具有一体化的样式，而且审判与审判前程序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分离。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笔者倾向于使用“流水作业”这一新的称谓。

[5]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7条、第43条、第44条、第45条。

[6]对中国“流水作业”的刑事诉讼构造的全面分析，读者可参见陈瑞华：“从‘流水作业’走向‘以司法裁判为中心’”，载《法学》1999年第12期。

[7]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8]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第170页以下。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监狱制度；戒备监狱；恢复性司法；开放式处遇；行刑社会化

前言：“恢复性司法”是当前法学界和司法界一个热点问题，它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人们的兴趣。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开始，恢复性司法的浪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世界。“它冲破了传统的司法理念，并以其显著的成效性引起了各国司法界的极大兴趣。然而，这样一个与传统相悖的理念能否适应中国的司法环境，这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在兴奋的同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本文分析恢复性司法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之后，主要立足于中国监狱制度，以恢复性司法视角对监狱制度的改革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恢复性司法的概念，内容，特征及其理念基础

“恢复性司法被视为刑事司法的一个替代模式。它被认为是对犯罪作出的一种独特反映，有别于改造性的和报复性的反应。它所使用的办法是在一项具体犯罪中有利害关系的各方聚在一起，共同决定如何消除这项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随着恢复性司法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推广，其定义也因各国的情况不同多种多样，但是其主要的理念和内容基本一致。恢复性司法是“以假设犯罪者承认了犯罪为前提的”。恢复性司法不关心事实的确认，而只是对已承认的犯罪作出适当的反应，从而在量刑与行刑过程中进行探索。

恢复性司法具体内容包括：“1，见面：为有意愿的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成员创造见面的机会：讨论犯罪及其所造成的后果；2，赔偿：待犯罪人采取步骤修复所造成的损害；3，重新整合：寻求使被害人与犯罪人重新整合为完整的社会成员；4，任务：为特定犯罪的各方当事人提供确定的机会参与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主要通过吸纳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其中，确认并采取措施弥补违法犯罪行为带来的损害。从而，使犯罪关系各方进行充分的交流，促使犯罪人能重新归附社会，受害人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使得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可能的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恢复性司法”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参与性”和“恢复性”。“恢复”是恢复性司法概念的核心。恢复性主要包括犯罪人的恢复以及被害人的恢复，比如，要恢复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财产权利。要恢复犯罪人的合法的生活状态以及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所谓的“参与性”，就是在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再仅仅局限为以国家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和犯罪人，而是把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加入到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从而使得整个处理的案件的过程纳入到社会的环境之中进行处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到犯罪的定罪和量刑、执行和赔偿，以及矫正和重归社会的努力中来。除了这两项，还包括程序的非正式性，措施的多样性，处理过程的和谐，行刑的人性化等等。

关于恢复性司法的特征，1997年美国东门诺大学的塞尔(HowardZehr)和密歇根大学的米克(HarryMika)进一步详细论述了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他们的论述如下：“1、犯罪基本上是对他人和人际关系的侵害2、犯罪行为引起了义务和责任3、恢复性司法寻求调停和纠正错误”。基于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深化，“公诉为主”或“公诉垄断”的犯罪追诉模式，被近现代法治国家所认可。“被告人中心论”成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诸多原则的确立，无不围绕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这一话题展开。在这种国家与犯罪人的二元诉讼模式中，作为犯罪的一方当事人――被害人却被完全忽视。同时社会的力量也无法在处理犯罪这一问题上直接显现。作为国家与社会对犯罪的反应态度，不应仅仅停留在报应的理念之上，应更多地致力于：减轻犯罪各方的损害，预防社会，从而形成和谐的局面，达到抑制犯罪总量的目的。“恢复性司法的目标，是要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社区人际关系升华到一种更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更牢固的境界。”

二、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意义

（一）恢复性司法引入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的司法体制中早已存在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制度，但是现存的调解制度的目的无非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当事双方没有对薄公堂为其目标。对于当事人双方权益的保护缺少必要的关注。并且很多基层的人民调解制度的不到落实，没有充分的制度和物质保障。

其次，恢复性司法着重对“犯罪人侵害的社会关系的修复，对犯罪人，被害人复归社会的信心的恢复，这些理念的缺位是我们现在的司法模式出现诸多问题的基本原因，也是我们的司法模式缺少人文主义关怀的根本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化建设日趋成熟，各种司法制度日趋完善，对于犯罪人得人权保护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是还远远不够。对于犯罪人我们所给予得仅仅是程序方面的统一的“关切”，而针对犯罪人各自特点的具体关注几乎没有，这种“大一统”的权利保障形式似乎很难达到犯罪人真正回复社会。与此同时，更令人遗憾的是，刑事案件得另一方当事人-被害人-的权益受到忽视。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此司法模式，以期改变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再次，“恢复性司法注重道德和法律的结合，但道德的功能不是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充分发挥主体的道德责任感，来更好、更彻底地解决刑事冲突。”恢复性司法并不是超越法律的界限，无所顾忌的进行调解与和解，其最终的归宿还是要在现有的法制框架内进行。因此，在法制背景的保障下，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使得被害人与罪犯之间和睦关系的恢复，要求以实现正义为目的，实现对于被害人的赔偿和治疗以及使罪犯改过自新和复归社会。

(二)恢复性司法引入的可行性

首先，我国的文化传统基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与我国的传统文化道德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中所提倡的仁爱思想，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度都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论语·颜渊》上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诉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家国一体的的社会结构，使得“和合，无讼”的观念深入人心，人际关系的和谐成为人们乃至整个社会追求的崇高目标，而这恰恰与恢复性司法之关系恢复理念相契合。

其次，经济基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处于稳步发展阶段，经济基础日趋稳固，个人在经济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社会物质基础大大加强，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各种司法制度也在悄悄的发生着转变。人们对犯罪人的认识也从以往的“深恶痛绝”转变到“恨其罪，爱其人”观念上来。

再次，政治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始终以二元的结构模式出现。国家和犯罪人之间是追诉与被诉的关系。作为当时一方的被害人始终被排除在追诉的程序之外。近年来，和谐社会地提出为恢复性司法的引入铺平了理念和政策上的道路。和谐社会的和谐正是基于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上的。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再一次与中国现阶段的形势政策不谋而合！

三、监狱在我国恢复性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模式及理念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在现有的司法体制框架下，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如何借鉴？

（一）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冲突表现

1实体法律的冲突：“罪刑相适应”和“罪刑法定”的原则是我国刑法最重要的基本观念，是我国一切刑事法律制度的基石。由于恢复性司法单纯强调非正式、个人化的处遇方式，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而产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处遇结果。在恢复性司法中，犯罪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方式主要是金钱赔偿，还包括向被害人提供个人劳务，向社区提供社区服务，在有些案件中，赔偿、个人服务和社区服务可以合并。对于那些经济状况不佳，无力赔偿的犯罪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剥夺自由或者其他惩罚措施，从而造成同罪不同罚的结果。恢复司法性虽然追求的一种“具体的正义”，然而也将正义推向了一种很不确定的状态。“当法律不断受到反复无常，不受限制的非制度性调整时，就谈不上什么服从法律，谈不上什么合法性，也谈不上什么法律之内的正义了。”

2程序上的冲突。首先，“恢复性司法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恢复性司法主张犯罪侵害的是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犯罪的处理应该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协商解决，这等于混淆了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的本质区别。用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来处理刑事案件，是不恰当的。”其次，恢复性司法程序中根本没有证明的概念，其处理案件的模式就是不对案件事实就行确认，而是直接对犯罪人就行量刑讨论，根本不存在证明的问题。这无疑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公然违背，在被告人缺乏经验而社区力量又相当强大时，极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因恐惧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犯罪人。再次，恢复性司法的模式众多，程序也很混乱，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能否去达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协议”、“能否恢复犯罪的损害结果”上了。至于程序则完全被这种功利的目的所掩盖。然而，程序正义是法所固有的检验司法活动公正与否的标准。

（二）恢复性司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范围

综上所述，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内可能进入主流的司法审判实践的范围。其所内购时间的领域范围必然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具体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点。

1、适用阶段的限制。我国的司法实践大体分为，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阶段。在我国现有的制度下，受到罪刑法定，罪行相适应，无罪推定等刑事法律原则的制约，恢复性司法只能在行刑阶段适用。

2、适用范围的限制。（1）应受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或应被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人;(2)被害人为自然人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自诉案件。（3）青少年犯罪案件。

（三）恢复性司法下的监狱作用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当前情况下，恢复性司法无论在案件的范围上还是在案件处理的阶段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从而大大束缚了其所能够影响的范围。首先，在我国早已出现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制度以及人民调解制度；在刑事自诉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的制度，以及对于普通的邻里纠纷，尚未构成刑事责任的打架斗殴可以由村委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就行人民调解制度，都在某一程度上起到了恢复性司法所要达到的理念效果。其次，我国刑法独特的非犯罪化处理方式，决定了我们在现行的体制下只能在民事和治安领域贯彻修复性司法的精神，基于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不可能也不应当抛弃现行的刑事或行政司法体系，而全面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程序。由此可见，如果抛开行刑阶段不谈，当前情况下恢复性司法的作为是极其渺小的，甚至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观念。基于此，作为行刑场所的监狱，在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下，毋庸置疑将是恢复性司法实践最为广阔的舞台！

四、我国监狱制度的改革方向分析

自从有犯罪以来，刑罚便是惩罚犯罪理所当然的手段和方法。刑罚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的伤害，自由的限制，生命的剥夺达到其惩罚的目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身体刑的废除，生命型的限制。刑罚逐渐变得人道和科学，而对自由的限制仍然是其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监狱作为执行现代自由刑的场所，不仅在于将刑事判决付诸实施，而且在于通过矫正，补偿，和解等刑罚执行措施，使刑事诉讼解决犯罪这种社会冲突的功能的一彰显，以实现恢复性司法所要达到的复合正义”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即“恢复”性与参与性，要求在监狱行刑的过程中以解决冲突为目标致力于恢复或修补被犯罪破坏了的社会关系。让被害人和社会积极参与到犯罪人的改造中来，以实现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社会的三方交流，从而恢复到犯罪以前的状态，甚至比犯罪前更加和谐的程度。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也蕴含了此中真意。

监狱改革在恢复性司法的价值标准要求下，其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了解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所受到的伤害，弥补他们的损失，恢复尊严和自信；要求和鼓励犯罪人积极会悔过，真诚道歉主动承担责任并做出赔偿已获得宽恕与自尊，帮助其提高能力已重新融入社区，回归社会；吸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增强他们对犯罪的警觉，对社区的怎任心，恢复他们的安全感。”因此，在这种目标的指引下，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监狱现状，应具体的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改变。

（一）建立被害人——犯罪人——社区会面交流制度

当前的监狱制度中，有家属与犯罪人的会面制度。但是对于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会面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所以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让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通过犯罪人的道歉、赔偿、社会服务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劲足大可能的及时恢复常态，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和社会的谅解。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犯罪人和他们的家人与支持者以及刑事司法人员都可以参与。犯罪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弥补他的过错：首先是赔礼道歉，由犯罪人为自己的行为而向被害人表示真挚、诚心诚意的忏悔。然后双方可以达成一定的补偿协定。社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中间人的角色进行引导。并且可以凭借自己的公共的职能对犯罪人和被害人一定的协助，以使双方能够重新恢复社会面对未来的生活。监狱方面可以根据会面所达到的效果，以及犯罪人对于被害人的补偿程度以及悔过程度，作为为其减刑或者假释以及处遇方式的依据。

这种会面，一则可以使被害人得到适当的补偿，了解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从而最大限度的缓解被害人被犯罪人的仇视与报复心理，避免新的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给犯罪人鼓励，使其在监狱中安心改造，打掉后顾之忧认真积极悔过，以期早日回归社会。对于社区来说，还能够起到法制宣传，一般预防的效果，促使人们对于本社区的责任感的建立。

当然，这种会面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比如，会面的前提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双方的协议的决定也要在自愿的情况下完成。制定必要的会面程序等。

（二）监狱设置体系改革

我国的监狱设置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不可否认现行的监狱设置体系有其赖以生成并延续至今的社会背景和监狱工作条件，实践中有其存在的适应性和合理性。然而，伴随着行刑理念和监狱工作的进步和发展，现行监狱设置体系所固有的问题也渐趋突显，它呼唤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现行监狱设置体系的基本结构按照押犯性别分为男犯监狱和女犯监狱按照押犯劳动生产的主要方式分为工业型监狱和农业型监狱。按照押犯原判刑罚的轻重分为重刑犯监狱和轻刑犯监狱。监狱医院主要接收患有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又不能保外就医的罪犯，对其实施人道主义的、专门的隔离治疗看护及特殊的管理和矫正方案。由于现行监狱体系的设置，突显出不少问题。比如，没有明确的警戒程度分类；犯人“从一而终”，监狱的安全警戒处于“该严时不严，该宽时不宽”的状态；不能为犯人提供调转服刑场所实现差别处遇的机会。

监狱设置体系改革将有助于监狱职能的高效运作，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而提高监狱工作的效率，促进矫正罪犯的质量。"监狱戒备等级的划分不仅将促进执行过程中的“罚当其恶”，也将有助于避免“刑罚过剩”（刑罚的加重效果），体现刑罚执行的公平原则。监狱设置体系改革将改善犯人的服刑环境，包括戒备、管理、生活秩序和教育矫正等综合环境因素，进而有助于激发犯人的自觉意识，促进其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从而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

鉴于其他国家对于监狱设置体系的基本经验，对于我监狱设置体系可以进行分类设置。第一，设置不同戒备级别的监狱，分别为高，中，低戒备级别监狱。高度戒备监狱，是严密防范并控制罪犯脱逃以及狱内暴力事件的最高警戒级别的一类监狱。高度戒备监狱收押有严重人身危险倾向的罪犯。中度戒备监狱，这一类监狱应该是监狱中的主体部分，监狱数量及收押犯人总数都相对较多其安全警戒程度介于高度戒备监狱和低度戒备监狱之间收押那些虽没有突出的人身危险倾向，却也不能在安全和自我约束方面给予足够信任的犯人。低度戒备监狱，顾名思义是最低安全警戒程度的监狱设施这类监狱应设置在离大中城市较近的地区，以便于促进犯人与社会联系，包括学习、劳动等多种机会，也便于监狱借助社会公共资源指导、训练犯人适应社会生活。主要包括过失犯、中止犯，短刑犯等。高度和中度监狱的犯人根据其自身改造情况可以在其人身危险性降低的情况下，转到中度和高度监狱，以鼓励和有利于犯人的改造。第二，还可以设置一些E7特殊类型监狱，如未成年人监狱，特殊医疗监狱，专门技能培训监狱等。

监狱设置体系改革将有助于扩大监狱与社会的联络，实现更具有社会意义、更体现人文关怀的监狱行刑。监狱设置体系改革也将实现行刑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地节约行刑成本。根据犯罪人的不同情形，进行不同的教育改造方式，从而使各类犯人都能够重新回归社会，达到“恢复性”的目的。

（三）监狱工作人员分类化配置

“监狱工作人员的结构是否合理，配置是否科学，直接决定了监狱工作人员队伍的素质建设和整体职能的履行，进而将影响监狱改造功能的实现。”目前我国监狱工作人员主要包括狱警和不属于警察编制的其他人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监狱长，大队长、中队长，管教人员，文化教员和职业技术培训人员，心理学工作者和精神病学工作者。除此以外，我国监狱工作人员的组成中还有少数医务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一，是存在管理体制上的误区。目前，我国监狱对工作人员普遍采取的是类似公务员的管理体制。但是这种做法忽视了监狱中存在的专业技术机构、岗位及相应专业人员的配备和管理；二，是监狱干警身兼二职的现实造成两种职能都被打折。两种职能对干警的素质要求是不同的，而大一统的配置将导致无效或重复劳动。在现实中，我国各监狱的第一线工作人员普遍集多种职责于一身。他们要管理罪犯，组织生产，还要传授知识技能，进行思想教育、心理矫正工作等。三，真正在第一线管教罪犯的干警配备不足，素质不高。在全国范围内，监狱干警与在押犯的配置比例接近20%，而真正在第一线管教罪犯的仅占在押犯人数的10%以下，甚至仅占6%左右。四，是专业人员的配备不足文化教员、职业技术培训人员、心理学专家、精神病学专家、医学工作者等均配备不够。

根据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监狱管理的经验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建议我国应坚持“因事设职”的原则，并实行职位分类与专业分类的双重管理。根据监狱机关机构设置、干警编制、职责范围和工作任务来配置干警，明确各级各类干警的职务岗位与专业岗位，对不同职位与专业的干警，确定相应的责任、权力和利益。这样有利于防止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和;有利于岗位责任制与职务工资制的实现;有利于调动各级干警的积极性和监狱警察组织人事管理的科学化。

依笔者之见，根据世界各国的先进做法，我国监狱在传统的各种职能部门的情况下，还应增加出狱后犯人的工作部门，从各方面给与出狱后的犯罪人以帮助。并进行跟踪调查工作，进行累犯登记制度，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并进行不间断教育。

(四)设立完善开放式处遇制度

所谓开放式处遇制度是指，在不影响刑罚执行的情况下，通过取消建于围墙‘铁栅栏’手铐等形式，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增加对犯罪人的信任，以尽可能缩短在押犯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开放式处遇制度的价值在于第一，有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传统机构封闭式的行刑的主要弊端就在于监狱与社会的隔离与犯罪人在社会化的矛盾。监狱的开放是处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监狱化”弊端，创造有利于受刑人回归社会的监狱环境。第二，有利于行刑处遇的人道化。现代监狱行刑已经不再单单是对罪犯的监禁与刑罚而更多的是追求报应，矫正，威慑，剥夺，一体化的要求。行刑人道化也是法制社会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第三，有利于节约国家行刑资源，将设施内矫正改为设施内矫正与社会内矫正相结合，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家行刑资源。

我国传统的劳动教养制度和监狱改造制度的实践中已经包括了大量的丰富的开放式处遇制度，如户外作业制度，未成年犯回归制度以及归假制度。但是，没能固定成为系统的制度，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

1、实行监狱布局调整，建国以来，出于强化监管安全及安排监狱生产等方面的考虑，我国许多监狱被建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有的甚至设在深山老林、荒滩戈壁之处。据统计，全国有60%的监狱设置在交通欠发达、环境和气候较恶劣的偏远地区。这样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布局，使行刑成本偏高，服刑人员亲属探规、社会力量帮教极为不便，直接影响到行刑社会化原则的贯彻落实。因此，“我国监狱布局的调整，可以通过撤销、合并、搬迁、改扩建等手段，把边远偏僻的监狱逐步向交通发达、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近邻地区转移。”使得监狱能够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吸收高素质工作人员，便利解决监狱工作人员的学习生活各种问题，还可以为服刑人员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和就业的机会。尽量方便服刑人员“走出去”，和社会力量“走进来”，使得监狱的开放性处遇内够真正的得以实现。同时设置戒备等级不同的监狱，在偏远的地区设立高度戒备监狱关押人身危险，罪行严重的罪犯。

2、完善分级处遇制度。针对不同的人身危险的犯罪人设立不同的处遇条件，施以不同的监狱设施。比如可以设置罪犯出监监狱对即将出监的犯人进行守法教育，前途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就业指导培训等以解决目前出监教育效果不佳的问题，并可巩固鉴于改造成果，措施罪犯出狱后较好地的适应社会。针对危险性较大的人则就进行严格管理，关押在戒备较严格的监狱，施行开放性较少的处遇制度。同时还可以在监狱内实施累进处遇制度，对服刑人员进行考核并给与一定分数，凡犯罪人表现良好即取得一定的分数，达到一定的分数时可进升一级并给予较好的处遇。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9篇

作者对本院1998年1月至2006年12月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料中116例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司法鉴定资料分析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116例鉴定精神病人中男103例，女13例；年龄17～81岁，平均(33.71±12.46)岁，21～40岁的青壮年96例；婚姻状态：未婚85例，已婚19例，离婚11例，再婚1例。文化程度：文盲35例，小学46例，初中25例，高中10例。职业分布：无业74例，农民16例，渔民7例，工人4例，干部1例，其他14例。

1.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作回顾性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鉴定目的、结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诊断等项目，鉴定诊断依据1998年年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2版(CCMD2-R)，2001年起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3版(CCMD-3)，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及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院在实际操作中把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按照“完全”、“部分”或“限制”、“无”3个等级进行判定。

2结果

精神疾病与案件类型的关系见表1；表1精神疾病诊断与案件类型的关系（略）

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见表2；表2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略）

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见表3。表3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略）

说明：MR：精神发育迟滞；分裂：分裂症；躁狂：躁狂症；人格：人格障碍；癫痫：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冲动：冲动控制障碍；酒精：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脑器：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短暂：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妄想：妄想阵发；滋事：包括寻衅滋事、扰乱、打人；破坏：损坏公共、家庭财物

重大刑事案指危及他人生命的案件：伤害、杀人、猥、放火、投毒

3讨论

国内研究中精神病人刑事案件鉴定中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占49%～80%［1～3］，精神发育迟滞其次。本研究中精神疾病分类以精神发育迟滞45例居首，占38.8%，高于李良杰的10.4%［4］，和宋建成的18.6%［3］。精神分裂症31例,占27.6%,低于张钺［5］的80%,朱国钦［6］的78.48%，李良杰的44.7%［4］,与陈维梅的61.4%［7］。说明本地区精神病人刑事案件中以精神发育迟滞为最多。

凶杀案件在司法精神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组资料凶杀案例占同期全部鉴定案例的4.8%,明显低于朱国钛的40.19%［6］张钺的30.4%［5］李良杰的26.8%和沈慕慈的21.9%［1，4］其中精神分裂症杀人5例，占50%，抑郁症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各2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例，说明精神分裂症是凶杀案的主要病种，与朱国钦、陈维梅等学者的研究基本相符［6，7］。精神

分裂症可以幻觉妄想支配下作案，对社会治安、人身安全危害极大，因此，加强对精神分裂症的防治工作是防范精神病人作案的重要措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均在意识障碍下行凶杀人,或因人格障碍激惹性行凶,作案手段残暴,后果严重，同样是防范的重点。

精神发育迟滞病人作案中以盗窃和为主，分别占62.5%、22.5%，本研究中未见有凶杀案，由于精神发育迟滞病人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差,易在冲动情况下或在易受他人指使下犯罪。

本资料精神病人作案以21～40岁的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未婚者多；文化程度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占多数，其中文盲35例、小学46例；职业分布为无业人员74例、农民16例。说明这类人群的精神病人是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

精神病人发生刑事案件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力大，引起舟山市政府的重视，2005年舟山市开展“暖人心、促发展”工程（简称“暖促工程”），由政府出钱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集中收治，刑事案件发生率，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1998～2004年精神病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4.3例，重大案件年均发生5.9例，“暖促工程”后年平均发生刑事案件8例，重大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例，说明在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后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成效显著。

因此，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及时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尤其是对有攻击、伤人言行的精神病人加强治疗和管理，及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是防止精神病人刑事案发生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沈慕兹,金伟,蔡建华,等.司法精神医学鉴定654例分析.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8,21(3):168.

2邓武.67例凶杀案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实用临床医学杂志，2003,4(2)：57.

3宋建成,吉中孚.精神病司法鉴定1389例分析.神经与精神卫生杂志，2004,4(3):179～181.

4李良杰.48例凶杀案司法精神病鉴定分析.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8,10(4):218.

5张钺,李桂荣.197例凶杀案例司法精神鉴定.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2,4(1):35.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10篇

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一）帮助法官与当事人准确理解鉴定意见司法鉴定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在科学还不太发达的时代，由于知识的专业面较小，法官与当事人有可能依据常识理解鉴定意见。而在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科学技术与各类专业知识，人们只能从众多的知识领域中择其一二深入研究。所以，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在面对大多数鉴定意见时都会感到茫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法官与当事人准确地理解鉴定意见，弥补法官与当事人专业知识的不足。（二）解决“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主要途径“鉴定意见打架”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一大顽疾。风传一时的“湖南女教师裸死案”、“浙江余姚市幼童方一栋死亡案”即是此种现象的典型案例。从目前鉴定机构的受案情况与法院的审判情况来看，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在我国司法鉴定领域中已成常态，这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成本，使当事人陷入苦不堪言的诉累中。法官面对多种鉴定意见无所适从，只能对多种鉴定意见一律不采用，鉴定意见失去了应有之效力与功能，许多诉讼因此而陷入僵局。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消除鉴定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怀疑，有效减少诉讼当事人的诉累，也有利于法官采信正确的鉴定意见。（三）鉴定人履行义务的应有之义鉴定人出庭作证是鉴定人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案件审理的一项诉讼活动，是鉴定人鉴定工作的继续和延伸，这并非是对鉴定人的附加义务与请求。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人视为当事人的证人，由当事人负责要求鉴定人出庭，不出庭的直接后果是视为证言无效。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将不予采纳。（四）可以对司法鉴定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没有监督，就难以保证鉴定活动合法有序进行，难以实现鉴定的客观、公正，难以保证鉴定工作质量。从鉴定实践看，鉴定过程一般不对当事人公开，甚至当事人亲自委托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对鉴定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这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出于鉴定人对自己鉴定技术的保密。所以，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只能是让鉴定人出庭作证，公开其鉴定过程，阐述鉴定依据与理由，以增强鉴定活动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

我国鉴定人出庭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原刑诉法中没有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及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从而使鉴定人出庭作证遭受打击报复的恶性案件频繁发生，加之没有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大部分鉴定人都不会出庭作证，造成了鉴定意见形式化、无用化的局面。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1]有鉴于此，新刑事诉讼法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启动、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情形、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有了新的突破。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方面立法规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次修改得不是很彻底，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存在问题1.鉴定人出庭作证程序的启动条件过于严格。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符合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的异议和人民法院的决定这两项条件，才能启动鉴定人出庭程序。也就是说，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即使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也不能依申请启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同意，才能启动出庭作证的程序。严格的条件会造成以下不利的局面：在法院不同意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存在疑虑，或者受专业限制，不能够很好理解鉴定意见作出的过程、原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也不能依申请而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过于严格的启动条件，不利于保障当事人与鉴定人之间对质的权利，致使鉴定意见不能发挥其最大的证明能力，也有违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因此，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时，在多数情况下法院应当满足当事人的合理诉求。2.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当是中立的、被动的，只有这样，才能公开、公正地审理案件。鉴定人能否出庭作证，完全由人民法院决定，使人民法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无形中加大了人民法院的职权主义色彩，在人民法院不同意鉴定人出庭的案件中，当事人势必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多次鉴定，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降低诉讼效率。3.鉴定人出庭作证保护的可操作性不强。新刑事诉讼法对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特别保护的措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该项规定的可操作性略显不足：一是保护的主体不明确，新刑诉中没有按照诉讼阶段划分各机关的保护责任，而是表述为公、检、法三机关均可以予以保护，这样会造成三机关的相互推诿或者权责不明的情况；二是保护主体的能力有限，即使三机关分工明确，仍存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是否有充足的警力和能力保护鉴定人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立法理念的理想化与现实实践相冲突的结果，需要立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增强鉴定人出庭保护制度的可操作性。（二）完善对策1.法律应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办法。权利总是与义务相伴随的，鉴定人出庭作证是鉴定人承担的一种法律义务，必然需要一定的权利作为保障。[2]《决定》规定，司法鉴定不分级别、不分地域，这样就使得许多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时，经常委托外地的鉴定机构。如此一来，鉴定人出庭作证常需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其间产生的各种费用如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对于鉴定人来说是其考虑出庭的主要问题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办法没有做出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国外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鉴定人可以请求交通费、日津贴费、住宿费、鉴定费、接受因鉴定而需要的费用的支付或者偿还。”[3]德国有专门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并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对鉴定人要依照《证人、鉴定人补偿法》予以补偿。[4]现阶段，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明确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方式，是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措施。2.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回避制度的贯彻落实。现行法律已注意并相当重视鉴定人回避，并具体规定了鉴定人回避的程序、主体、时间等问题，从理论上来说，鉴定人回避制度已比较完善，只是在实践操作中却难以实现。司法实践中，法院的技术部门将案件委托给鉴定部门后，法官与当事人就开始等待鉴定意见的出具。至于谁是鉴定人，不用说当事人，甚至连法官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鉴定意见出具前，岂能谈回避二字？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鉴定机构全国不分地域地委托，就算当事人知道鉴定人的名字，他又怎能知道千里之外的鉴定人与对方当事人有什么关系？由此看来，要保障鉴定人回避制度的落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要完全避免，也是不现实的。但立法可以规定一些制度，尽可能地防止不公正情况的发生。首先，有没有回避事由，鉴定人应该是最清楚的，所以法律应当规定鉴定人遇有回避事由时要主动提出回避，否则，法律会给以相应的制裁，以督促鉴定人自动回避。其次，法院在委托鉴定人后，应当将鉴定人的基本情况告知当事人，以便当事人及时行使回避权，避免在出具鉴定意见后才提起回避，浪费司法资源。再次，如果是律师事务所委托的，事务所应当及时将鉴定人情况告知对方当事人，否则鉴定意见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总之，要确保鉴定人回避的落实，需要法院与当事人、鉴定人多方的努力，同时还需要法律强有力的支撑。3.确立鉴定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做虚假鉴定意见的责任追究制度鉴定人的法律责任问题，是司法鉴定制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为评断鉴定意见错误的标准一直以来是国内外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鉴定意见是一种认识判断，在没有成为公理之前，没有人能绝对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人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在确定鉴定人的法律责任时，不能用“错案”追究制度。一方面，是否错案，对于许多鉴定意见而言往往是无法确定的；另一方面，由于鉴定材料的条件差、鉴定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鉴定方法不科学、鉴定技术水平低等非鉴定人主观故意与重大过失而形成的鉴定失误，对于鉴定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追究其责任，确有不公平之处。鉴定意见的正误只能用客观标准进行评断。[5]对鉴定人追究责任，只能是在鉴定过程中，由于鉴定人的故意与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对触及刑法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实际情况，法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鉴定人的责任：（1）鉴定人明知鉴定意见是错误的而出具虚假结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追究其相应的责任；（2）鉴定人故意损毁、更换鉴定资料，给鉴定带来严重后果的；（3）鉴定人重大过失造成鉴定资料遗失、失去鉴定条件的；（4）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故意或重大过失泄露案内秘密的；（5）鉴定人明知存在法定回避情形而不主动回避的。鉴定机构应当承担监督职责，对鉴定人出现以上情形，可以先对鉴定机构进行处罚，然后由鉴定机构向鉴定人追偿。鉴定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对鉴定机构也应进行相应的处罚。4.加强司法鉴定人员的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教育。涉及鉴定的范围日益增多，鉴定技术方法也不断更新变化，这必然要求不断加强对鉴定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司法鉴定人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司法鉴定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石，不断加强对司法鉴定人员的培训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国家应该在全国设立若干司法鉴定人培训中心，对全国的鉴定人进行定期培训并记录在案，以提高鉴定人办案的效率，确保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公正性，推动司法鉴定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本文作者：张杰工作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提要 形式正义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官在庭审中的行为对于体现形式正义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刑事庭审的历史类型和形式要素、行为要素的基础上，归纳了几类不规范庭审行为的成因和表现。通过分析规范刑事庭审行为对体现形式正义的现实意义，总结了几点提高庭审行为规范程度的方法和途径。 引 言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重实体，轻程序”曾一直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经典行为模式。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保障人权、程序正义等符合法治精神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以三大诉讼法为主要架构的诉讼体系的形成以及近年来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至少“实体与程序并重”已经成为了二者辩证关系的基本认知。严格意义上的诉讼活动即审判程序，是以法院作为法定裁判机关主导下进行的专门性司法活动，而其中的庭审即开庭审理，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程序性活动。 由于刑事诉讼本身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力度最大，国家强制力介入的程度最深，其庭审方式有着不同于其他诉讼的特殊性质。虽然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刑事庭审的基本程序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缺乏有操作性的具体规范指导，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对刑事庭审程序的把握不尽相同，庭审的过程更是五花八门，其中程序虚置、效率低下、当事人权利空洞化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甚至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负面评价。本文试图在现有法律规范框架内，通过对此问题的探讨，引起司法工作人员深入的思考，更好的规范庭审行为，促进实现司法公正。 一、庭审的形式与刑事庭审的模式分析 （一）历史探源：刑事庭审的形式与类型流变 司法过程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和程式化色彩，程序正义乃司法的核心价值。[①]历史上的第一次审判已经无从考证，但审判蜕变于人类早期社会与神权、祖先崇拜等有密切联系的祭祀活动，并早于成文法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的观点是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无论东西方，早期的审判活动都被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刚刚脱离蒙昧状态的人类或许只是出于对不能认知和掌握的自然规律的敬畏，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将裁判和决断的权利交予了所谓的“神”和“天”，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行为逐渐演变成了精心的设计和主动选择。如中国远古时期皋陶以独角兽断案[②]；殷、周时期通过占卜决诉；在古埃及，半神半人的法老握有最高司法权；在古巴比伦，纠纷最初通过神判解决，后改为人判，但法庭仍设在神庙，祭司充任法官。[③] 致使人们作出这样的选择的原因不外是通过将裁判权威的神圣化，“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而使法律和审判获得正当性的基础。由于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对于政权影响程度不同，刑事和民事诉讼在管辖和审判形式中得以区分。其中，西方奴隶制国家体现的更为彻底。[④]例如，雅典中、后期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由不同的法院按照自己的管辖范围受理，并独立作出裁判。[⑤] 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之后，东西方审判方式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发展轨迹。但由于刑事审判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强制作用，所以东西方各国都基本形成了专门的、系统的、稳定的刑事庭审模式。一种比较成熟且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类型区分法，将古代和近代缺乏民主和理性特征的刑事庭审结构类型划分为弹劾式与纠问式，而后者在封建时期的东方和欧洲大陆国家长期存在。国家机关依职权主动追诉，经常性的刑讯，法定的证据制度，法官的非专业化等等，这些要素构成了纠问式庭审的主要特征。 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受诉讼合理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图实现查明客观真实与程序正当化的统一，逐渐形成了比较协调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法治发展的现代刑事庭审结构。[⑥]审判独立，不诉不理，保障辩护权，公开审判，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等制度的确立使刑事庭审结构更加趋于理性和完善。当然，由于历史传统、民族心理以及法治背景等因素的差异，现代各国刑事庭审的诉讼结构和诉讼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按照通说的观点，主要区分为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法官职权主义（审问制）和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对抗制）。 不可否认，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虽然有着鲜明的特点和悠久的传统，但其对刑事庭审方式现代化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刑始于兵”、“礼源于祭祀”，祭祀产 生了原始习俗的礼，氏族之间的战争则产生了最初的刑，[⑦]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法律起源的独特途径。“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宗教仪式的礼仪逐步发展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行为准则。[⑧]囊括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礼”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行为规范，其中就包括关于司法审判的礼节仪式内容。《周礼·秋官》中有原被告双方到庭参加诉讼，交纳诉讼费和开庭审理方面的记载。在“礼法结合”的深刻影响下，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庭审的方式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即行政与司法同权、民事刑事不分、起诉与审判结合、刑讯逼供、法官主导的纠问等等，始终没有大的改变。虽然在近代中国，清末修律和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照搬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体制，并杂糅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某些要素建立过几种刑事庭审模式，但对新中国刑事庭审制度的确立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二）刑事庭审的形式要素和行为要素 从形式的角度看，庭审是在特定的司法场域（法庭）内[⑨]进行的仪式性活动，带有表演性和戏剧化的深刻烙印。程序的设计者用精心的设计和特定的安排，将审判活动予以公示，通过意识形态的形式化表达，传达出被高度压缩的社会和文化信息。而所有传达出来的信息所蕴含的内核则是使国家审判权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公众的普遍尊重，使审判获得“正义”的基础。伯尔曼就认为，法庭仪式的目的在于增进一种宗教仪式般的崇高感和神圣感。[⑩]借用舒国滢教授“司法的剧场化”理论引申一步，庭审就像是一部舞台剧，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证人、翻译人、鉴定人、法警等各类角色共同参与表演。在这里，剧场就是法庭，舞台就是审判区，观众席则是旁听席；演员是上述的所有诉讼参加人；道具是整个法庭的设施和法庭服饰；法官既是演员也是导演，他主导故事的发展方向，控制表演的进度和节奏，同时维持现场的秩序和纪律；剧本则是只规定了篇幅和段落顺序而内容需要演员们自由演绎的实验话剧。 在法庭的空间设置方面，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不尽相同，这主要体现在检察官和被告人的席位的设置上[12]，但各国共同的一点是，法官肯定居于法庭的中央，并且法官席要高于其他席位。这里法官席位的设置所表达出来的文化心理信息应该是，在整个法庭中法官的地位是最高的，与控辩双方的等距离表明法官处于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不仅仅是法庭的设置，法官所使用的道具也蕴涵了公正和理性的含义。法袍、法椎、假发，这些“正义的行头”[13]所折射出的符号学意义与其他的形式要素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法庭的摆设、法官的出场顺序、格式化的问讯方式等等都表明：现代司法程序是高度仪式化、戏剧化的。无论是关于法律程序仪式功用的何种解释传统，都认为程序、仪式赋予判决以合法性。[14] 在这部舞台剧中有多方面的人物关系，正是由这些不同的人物之间的行为所演绎出的“戏剧冲突”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从序幕到高潮直至尾声。控辩双方的矛盾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他们理所当然的成为全剧的主角。但在所有的角色中，公诉人和被告人及辩护人并不是最最关键的角色，只有法官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他的行为影响和制约其他人权利的行使，所以法官在庭审中的行为是刑事庭审中首要的行为要素。广义的庭审行为应该包括所有诉讼参加人在诉讼活动中的行为，而本文中专指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所有的语言和动作所构成的全部外部表现活动。 二、刑事庭审中不规范行为的表现及其成因分析 我国目前的刑事庭审方式有学者称之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庭审方式。[15]在1997年以前，我国刑事审判的庭审模式是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经过了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调整，对控辩双方及审判方的职能关系予以重新的配置，当事人主义的要素成为庭审阶段的重要特征。但是受长期集权型体制的影响，“权力行使型”诉讼结构仍然是当前的刑事庭审模式主要的精神支柱。不能否认，新的庭审制度中某些技术性设置还不尽合理，存在庭前程序薄弱、作证制度很不健全以及技术性规则缺乏等[16]制度设计本身并不完备的问题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从事审判的司法人员的理念和意识尚未统一到新的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上来，由思维惯性和职业习惯所产生的行为表现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法官在庭审中不规范的行为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限制和制约了新的庭审方式的运行效应，既降低了制度本身的逻辑合理性的含有程度，也降低了公众对于程序公正性的信赖程度。如果按照形成的主观原因进行分类，可以将 这些不规范的庭审行为分为司法理念陈旧导致的不规范行为、法律理解偏差导致的不规范行为、驾驭能力低下导致的不规范行为和缺乏职业素养导致的不规范行为。 （一）司法理念陈旧导致的不规范行为 我们经常会在庭审中见到这样的场面：有的法官对公诉人和颜悦色，对被告人却声色俱厉；有的法官任由公诉人发表长篇大论，却经常打断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社会学家加芬克尔曾认为刑事程序是“贬黜被告人人格的典礼”[17]，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下，这样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在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对被告人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的今天，当一名旁听的观众看到、听到法官声厉色荏的在训斥被告人的时候，还怎么能够使他相信这名法官是在公正和中立的立场上进行裁判。我们有时还会看到，庭审调查阶段法官就案件的事实对被告人不厌其烦的提问，而公诉人却在一旁无所事事；质证阶段辩护人对某一证据提出异议，法官不去询问公诉人对此的答复意见，而是自行驳斥辩护人。培根曾说：“听证时的耐心和庄重是司法工作的基本功，一名多嘴的法官不啻是一副聒噪的铙钹。”[19]虽然新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法官在审判中的调查职能，但过分行使这一职权并不利于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 恶意纠问、角色错位乃是询问之大忌，追求司法真实切不可沦为询问淹没正常诉讼风险之借口。[18]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比较过程中，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应该说，采用哪一种诉讼制度实质上是价值选择的问题，是受一国法律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个人权利本位成为宪政国家普遍重视和认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很多实行职权主义的国家不约而同的借鉴和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精髓，使当事人主义成为一种在诉讼结构的技术意义上具有支配地位的结构。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走向是较多的吸收和借鉴了当事人主义，这一点在当事人举证和诉讼对抗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不能够顺应这一趋势完成理念和角色转变的法官，他在庭审中的行为表现也同样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积极的评价。 （二）法律理解偏差导致的不规范行为 我国目前的刑事庭审制度由于确立的时间不长，尚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的规定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司法解释等技术性实施细则所涵盖的范围尚不周延。即使是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了规定，但条文失于简略、粗糙，技术合理性不足的弱点也造成实际操作中的随意性较强。因此，强调对法律的理解并不仅仅限于对具体法律条文的理解，还应该包括对立法宗旨、立法精神和立法背景以及对立法起指导作用的刑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等方面。比如，在很多案件中，被告人或辩护人当庭提出侦查人员在获取口供过程中有刑讯逼供或指供、诱供的行为，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主审法官往往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辩方提供相应的证据，只要举证不利，则该非法取证行为就不能认定。试问，一名被羁押的被告人能够有什么方法去取得这样的证据？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对抗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强大的公安机关？显然这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举证责任问题的错误理解。法律理解的偏差根源在于法学理论功底的薄弱和法律思维方法的缺失，是法学素养尚显不足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法律理解偏差导致的不规范行为极有可能会对实体的裁判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驾驭能力低下导致的不规范行为 一名好的法官就像是优秀的交响乐队指挥，他能够把法庭内各方面的关系整合协调，突出表现争议的焦点，把握合理的进度和流畅的节奏，使旁观者在听清案情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感受到法律的公正。庭审的驾驭能力大多体现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方面。如果控辩一方就某一程序性问题当庭提出异议，而审判台上的法官一下子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处理，或者长时间的交头接耳、议论不止，那么人们怎能对这样的法官在正确的适用法律上产生信心呢？指挥之道在于合法、及时、恰当、清晰、果断，为诉辩者搭建公平高效的竞争平台，合理分配机会均等的攻防利益。[20]庭审驾驭能力的高低会严重影响庭审过程的流畅，从而也会间接影响法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就像足球场上一名优秀的裁判员并不需要通过频繁的出示红黄牌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一样，真正成熟的法官他的沉稳和果断、冷静和严肃、气定神闲与不怒自威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远远要比用力敲击法槌使人印象深刻。 （四）缺乏职业素养导致的不规范行为 法官也是一项职业，履行好这项职业赋予的使命就需要具备相应的职业素养 和职业操守。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法官必须遵守司法礼仪。在人们的印象中，法官应该是高高在上、襟危正坐、举止端庄、不苟言笑的形象。可我们不得不遗憾的看到，有一些法官在庭审中的表现绝不是如此：坐姿散漫、打盹瞌睡、东张西望、举止轻佻，说话时语言粗俗、底气虚浮，时不时举杯喝水，手摇羽扇，甚至有的在法庭上打手机、发短信。美国著名法官弗兰克法特曾经说，司法不仅在实质上必须公正，而且在“外观上的公正”也是需要的。[21]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中，法官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的概念，他代表着法律与国家的权力，他的一言一行都与“外观上的公正”休戚相关。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市井之徒掌握了审判权力会给法律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身在法庭的法官必须唤起自身的角色意识，摒除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行为习惯，绝不能让那些不规范的行为损害法律公正的形象。 三、规范刑事庭审行为的现实意义 庭审是一定的程序，是一种由法律明确规定了逻辑关系和阶段性内容的程序。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庭审活动的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诉讼法律规范所预先设定的，内容具有确定性和逻辑上的严谨性。所有的案件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程序，任何违反、规避、逾越、遗漏法定程序的行为势必引起公正性的负面评价，甚至导致裁判结果的无效。刑事庭审更应该体现程序的严格性，这是刑事诉讼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土本武司认为：“刑事诉讼将‘查明真相’和‘程序正义’作为两大理念，不论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都是如此。”[22]程序设置的本身代表着一种制度的确立，基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心理和实际社会生活的需要，制度的设计者试图通过相应程序的设置以满足或者达到那些最基本的令人类普遍认同的社会公正的准则。虽然公正和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在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里，人们可以从相对理性化的诉讼程序推演本身获得对法律秩序公正性的认识和信心。如果把公正解释为公平和正义，那么正义就包括形式的正义和实质的正义。[23] 由于司法过程是包含有法官个人价值判断的过程，法官是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司法主体，对争议事实与法律适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价值判断和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正规的程序本身就是对司法专断的有效抑制。司法的实质价值包容于其形式价值之中，并通过形式正义体现出来；没有最低限度的形式正义，司法的实质正义也就无从实现。在庭审这个公开的仪式化活动中，所有的形式要素都是为人们能够“看见正义的实现”而服务的，这些因素与法官处置冲突的行为要素一起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正当性，进而引导人们认为采用正当形式所得到的处置结果在实质上也是正当的。正如英国的法官休厄特在《王国政府诉苏塞克斯法官，由麦卡锡起诉案》中的一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24]法官的庭审行为对于集中体现形式正义所要求达到的必要限度至关重要。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旁观者眼中不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外在反应，而是国家法律代言者的行为，是审判权威的展现，会对当事人切身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法官一个不经意的面部表情都可能引起当事人微妙的心理变化。 理想状态下的刑事庭审制度，其目标模式是充分兼顾任何具有合理性的刑事诉讼制度都确认和追求的基本价值：保障实体真实，遵守正当程序，实现诉讼效率。[25]在对三大基本价值的追求过程中，由于实体、程序和效率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为了总体上实现更大的诉讼效益，势必引起三种价值的共同博弈。博弈的结果不会是某一种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而是三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价值谦抑，这种综合平衡的状态就是龙宗智教授所谓的“灰色模式”。[26]中国历来不缺乏对实体正义追求的传统，而对这种追求的热衷和偏执有时竟然以不惜牺牲人类的理性和良知为代价。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客观公正”，往往会导致丧失人性中更为宝贵和重要的价值。佘祥林案、杜培武案等等令人震惊的冤案中，我们或多或少的看到了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行为的影子。强调形式的正义并不意味着放弃实质的正义，而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航向太长时间，需要花更大的气力才可能扭转回来，矫枉未必过正。 规范符合刑事诉讼法要求和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的刑事庭审行为，是目前刑事庭审制度改革中最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途径之一。德国著名的诉讼法学家赫尔曼通过中德刑事审判模式的比较认为，法官在审判中作为主要讯问机关 行事属于19世纪纠问制的残余，虽然纠问制已通过将法官控诉人职能分开等方式予以改革，但由于保留了法官在审判中的调查职能，这种改革并不彻底。[27]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和法制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追求法官纯粹的被动地位，这并不符合我国特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发现客观真实，实现实体公正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和指导思想；社会公众、老百姓最最关心的仍然还是法院是否定错罪、判错刑、杀错人。也正如赫尔曼所说：“审问式和抗辩式审判形式都可以具有不同的类型，中国如果采用抗辩式诉讼方式，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抗辩制度中进行选择，包括在法官可以接受的各种角色中进行选择。”[28] 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建立的基本框架下，进一步追求具体行为模式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是庭审方式改革中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四、规范刑事庭审行为的方法与路径 梅利曼说：“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的人们，对于法官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具有严父般的慈严。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29]虽然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远未达到梅利曼所说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水平，但对于法官司法能力和职业理性的追求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成为一名“司法工匠”的层面上。规范刑事庭审行为需要法官个人在理论修养、业务能力、知识水平、道德情操、职业素质等诸多方面不断薰习和提高，需要长期专业化、职业化的培养和审判实践的磨练。为此，笔者从具体实践的层面归纳出以下几点方法和路径： （一）树立三种理念 1、恪守中立的理念。法官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30]，唯有中立才能不偏不倚。不要因为与检察机关有天然的“合作”的关系，就在庭审中不自觉的袒护或者干脆代替公诉人去完成指控。 2、无罪推定的理念。任何人未经审判都不能认定其有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审前认定对法院没有预定的约束力。法官不应因庭审前的审查案卷就在脑海中形成了被告人有罪的先入为主的预判。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是刑事法官内心善良正义的基础。 3、控辩平等的理念。刑事庭审的结构是一种以法官为顶点的等腰三角形结构，虽然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诉人在诉讼资源上远远超过被告人，处于强势的地位，但法官应该力求在形式上营造一种均衡的状态，保障辩方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避免法官沦为公诉人的“帮工”。 （二）提高三种能力 1、提高倾听的能力。法官的倾听艺术是法官在开庭审理阶段的一项具有程序意义的技巧和能力，透明而无声地蕴含着一种潜在的权威和力量，反映了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审判风格、人格魅力和禀赋智慧。[31]相对于不履行职责的一言不发，我们的法官更多的是对于调查职权的过渡行使。在长期职权主义的意识支配下，有些法官的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法官中立的形象，破坏了控辩双方的均势结构。多问不如多听，以平静的心态去听，带着问题去听，在积极的思考过程中去听，使当事人和旁听人员感受到法官的专注、稳重和亲和。 2、提高应变的能力。法律之所以神圣，就在于它的庄重、严肃和力量。法庭中一切必备的形式要素都是为了审判服务，也都必须通过法官的行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临危不乱，遇事不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一名刑事法官应当具备的素质。面对想尽一切办法维护自身利益的被告人，庭审过程中总能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妥善的处理，既不违反程序，又不过分的影响诉讼效率，需要法官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和丰富的审判经验，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 3、提高质询的能力。强调多听并不代表不问，刑事诉讼法仍然赋予了法官调查的职能，运用好这一权力是当前条件下有效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询问（讯问）也是一门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认真的听是为了更好的问，在公诉人整体水平并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条件下，法官的质询更显得尤为重要。法官要惜言、慎言，在倾听的基础上有的放矢，不问则已，一问必然切中要害。在语言上，要使用中立、规范和高度凝炼的法言法语，必要时可以用生活语言进行解释，但切忌使用俗语和俚语。在语气上，要保持中速、平和、温文尔雅，不能带有任何的倾向性。 （三）抓好三个方面的训练 1、熟练 掌握程序法的训练。法官对于法条和司法解释中程序性的规定应该烂熟于心，尤其是对庭审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程序能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条件反射，即便没有提审提纲也能够顺利指挥，绝不遗漏。 2、强化记忆和归纳的训练。平时机械记忆的训练和归纳的训练有助于法官对控辩双方的发言以及质证的意见在脑海中形成比较完整的轮廓，从中总结和归纳出争议的焦点和案情的疑点，这也是法官的基本功之一。 3、洞察当事人心理的训练。人的行为受思维的支配，分析被告人的犯罪心理以及对庭审时控辩双方的攻防心理，可以更好的发现真实。巧妙运用逆向思维、跳跃式思维、发散性思维等方法洞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对擦亮被灰尘蒙住的眼睛会有极大地帮助。 结 束 语 公平与正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司法公正不仅仅追求的是结果的公正，它需要形式与实质、程序与实体的完美统一，而其中最直观的感受正是从规范的庭审活动中开始的。司法的形式合理性蕴涵着特定的价值准则，追问形式本身价值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激发起全社会重视权利、保护权利的意识。规范刑事庭审行为，对在全社会树立法律的权威形象，培养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笔者相信，随着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解不断深化和法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刑事法官在庭审中的表现一定会越来越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 注释： [①]周叶中、江国华：《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载《法学》2009年第8期，第69页。 [②] 《论衡·是应篇》：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异物志》：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 [③] 高鸿钧：《法律成长的精神向度》，载《外国法译评》2009年第4期，第434页。 [④] 虽然中国历来的法律传统是“刑民合一”，但更主要是体现在实体法方面，在审判中并非没有刑事和民事的区别。如周朝中央一级设立秋官司寇掌管刑事诉讼，地官司徒掌管民事诉讼。 [⑤] 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⑥]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⑦]薛梅卿主编：《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⑧]李玉福：《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第21页。 [⑨]虽然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时出现“广场化”的民众审判，但这只针对于某些特定的审判，并不是一种常态。 [⑩]［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7页。 舒国滢：《司法的广场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 [12]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与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的席位平行，并无高低之分；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官坐在法官一侧。 [13]贺卫方：《正义的行头》，载《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14]左卫民、谢鸿飞：《论法官的知识》，载《政治与法律》 第2009年第4期，第42页。 [15]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16]龙宗智、左卫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新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评述》，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1997年第1期。 [17]［英］罗杰·科特威尔著，潘大松等译：《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18]［英］培根：《培根随笔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19]张海荣：《审判之艺术》，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3月17日。 [20]孙斌荣：《论司法的艺术——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最高境界追求》，载《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司法能力建设与诉讼制度改革》（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21]龙宗智：《刑事庭审 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22]［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5页。 [23]从诉讼的角度，也可以区分为程序的正义和实体的正义，虽然程序正义并不完全等同于形式正义。形式正义的核心是在正义普遍实现的过程中所坚持的平等性。 [24][英]丹宁勋爵著，杨百揆等译：《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25]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26]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27]［德］赫尔曼：《中国刑事审判改革的模式——从德国角度的比较观察》，1994年北京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28]［德］赫尔曼：《中国刑事审判改革的模式——从德国角度的比较观察》，1994年北京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29]［美］约翰·亨利·梅利曼著，顾培东、禄正平译：《大陆法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制教研室1983年印，第36页。 [30]［美］戈尔丁著，齐海滨译：《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页。 [31]徐艳丽：《从倾听艺术谈庭审驾驭能力》，载《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司法能力建设与诉讼制度改革》（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反腐败 司法制度 改革 【论文摘要】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是近年倍受关注，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如何着手改革是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已具备进行改革的三个因素:即腐败的严重性、政治决策层的反腐败意愿和决心、司法制度的不适应性，对现行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已显得非常必要。这种改革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体制、立法、机构、职能、运行机制各方面同步推进，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规范化和法治化。 一、改革的必要性问题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认为:某一特定社会的腐败状况必须已经达到构成危机或造成创伤的程度，足以使当局感到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法律执行机构来与腐败作斗争。国际反腐败实践证明，影响反腐败改革主要有三个因素:腐败的严重性、政治决策层具有反腐败的意愿和决心、司法制度的不适应。美国的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俄罗斯成立反腐败委员会、新加坡设立反贪污局、香港设立廉政公署、印度的设置中央监察委员会和重构中央调查局等都说明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如果腐败现象不严重，已有的司法体制就可以足以解决局部的腐败问题，政治决策层重点关注其他问题，反腐败的决心无从谈起，反腐败刑事司法改革也就缺乏现实性;如果政治决策层不具有反腐败的意愿和决心，沿袭原有司法制度，按惯性被动应付腐败问题，作为政治系统一部分的司法体制改革就不具备可能性;如果刑事司法制度具有适应性，相关反腐败能力强大，能自动应对腐败问题，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则没有必要性。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时，反腐败的改革不可避免。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建设，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腐败暗流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也许会在将来发现自己正在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不断扩大的螺旋形，最终使发展受到影响，多年的进步被逆转。” 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体制冲突和规范缺失，成为腐败高发的诱因之一。建国后，1989年是查处县处级干部最多的一年，共查处县处级干部1000人余人。新千年以来，全国司法机关办理的腐败案件都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起，每年查处的县处级干部都在2000人以上，甚至接近3000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面临严峻的腐败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构建政治文明的高度，提出依法执政的理念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确立反腐败的新思路，即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制定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订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订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再次明确提出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健全公安、审判、检察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可以预期，这些新的思路将推进我国反腐败司法体制出现突破性进展。但我国现行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还不尽适应这种形势，主要表现在: 在执政党主导型反腐败体制下，国家反腐败协调机构缺位:按照政党制度的原理，执政党对国家事务的控制，应在国家机构的框架下，不应在政党机构的框架下运行。而我国执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协调反腐败的直接根据是《中国共产党章程》，间接根据是《宪法》，《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当然包括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协调反腐败也应是合宪的。但这种根本法上的合宪性，落实到法律层面有时就显得不足。首先是中共党内监督权和国家行政监察权不具有普遍适应性，随着参政党人士和非党人士进入公共机构的数量增多，中共纪委的纪律检查权对这类人士不适用。虽然有行政监察权，但在“人大之下的一府两院”制度下，行政监察权对法院、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和政治协商会议机关不适宜。其次，中共纪委可通过设置在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发挥作用，但作为执政党的党内监督机构，直接组织协调司法机 构，在体制上不顺畅，不符合依法执政的要求。 司法机关在反腐败体制中的地位不突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与宪法中“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格局不同的是，在这种体制和机制中，党委、政府和纪委的地位比较突出，司法机关只是作为“各负其责”的部门，在反腐败中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没有体现出来。 反腐败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表现在反腐败侦查和调查力量分散，第一是机构间的力量分散，专司反腐败的机构有纪检监察机关、有检察机关，各自拥有调查和侦查力量。第二是系统内的力量分散，检察机关人员也是不论县域人口多少，全面分布，造成反腐败调查和侦查力量在绝对数量较多，相对数量较少，有的县级检察院反贪局的维持一至两个办案组都很困难。第三是机构内的力量分散，检察院内的侦查部门分为反贪和渎侦部门。这些一线的调查或侦查人员在整个机构中所占比例过小，能够达到三分之一已经很可观了，而香港廉政公署的其他非办案人员只占7%。这种力量分散不仅造成对腐败的监控乏力，而且是对国家反腐败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机构设置不合理，专业化不足。全国检察系统的反贪局仅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在法律中没有相应地位。在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专门化的同时，有关职务犯罪审判机构的专门化未能引起重视，审判职务犯罪的机构一直与其他经济犯罪审判混合，不利于对职务犯罪的专门化审理。 刑事诉讼法对反腐败的独特性考虑不够: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涉外部分较为薄弱，只有原则性规定，对腐败等具有涉外因素的犯罪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公约》中有明确要求的很多内容，如涉外管辖、引渡、国际联合调查、被判刑人的移交、刑事诉讼的移交、资产的追回和处分，以及关于司法协助中的调查取证、检查、辨认和协助出庭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比如，在证据制度方面，缺乏特殊证据规则: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制订出有关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定，但在刑事证据的具体规定上仍然缺失，使得很多刑事证据规则无法确立，对反腐败行之有效的一些证据规则更无从谈起。如为保护证人，采用远程作证的制度;为克服腐败犯罪取证难，采用的证据推定、共犯证据免责、举证责任倒置等制度;为便于侦查机关突破案件，采用的对诱惑侦查和其他秘密侦查取得证据的合法化制度等，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都还处于空白或简约状态。在侦查制度方面，缺乏上升为刑事诉讼制度的特殊侦查措施:目前我国反腐败侦查仍然是一种“正面强攻”的机制，人证中心主义和口供中心主义成为部分刑事案件侦查的常态，“如实供述”的制度设计成为这种体制的一部分，对非言词性的客观证据重视不够。对于收集客观性证据的“迂回包围”方式，即秘密侦查运用不够，国外通行的跟踪、设伏、录音、监听、秘密摄像、伪装潜入、线人计划等秘密侦查措施或特工手段(Undercover Operation)，很多在我国都未采用，或实践中采用，但无相关法律授权。如对于很多国家都立法承认的电子监听措施，在我国只有根据《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的规定，由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分别采取，但《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却无相应授权。检察机关在其他国家机关中没有派驻人员(监所等除外)，使用线人或耳目也未规范。在审判制度方面，缺乏特殊的审判程序:根据《公约》第54条规定:缔约国应根据本国法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腐败犯罪所得的财产。《公约》第57条规定，关于腐败犯罪所得财产，被请求国在对相关财产没收后，应基于请求国法院所作的生效判决，才能将所没收的资产返还请求国。根据《公约》的这两条规定，我国目前缺乏缺席审判程序和与刑事诉讼相分离的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 二、改革的系统性问题 近来诉讼法学界出现系统论趋向，将制约系统发挥功能的三大因素用作分析工具，即:系统内部各个元素的效能;系统内部各个元素组合的协调性;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对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应与政治体制和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协调进行，其中最主要的是: 体制问题:反腐败政治体制决定刑事司法制度。 在国外政治体制中，反腐败体制大略可分为集中型、分散型和协调型三种主要体制。集中型是由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反腐败的调查或侦查机构，侦查机构设置一元化，如新加坡的反贪污局体制，直属总理领导;分散型是由司法机构独立运作，在司法机构 之上不存在有控制或领导关系的政治决策机构，侦查和调查机构设置多元化，各有分工或侧重，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监察长办公室、海关、检察机构各自行使职权，并无统一的领导或协调机构;协调型是由政治决策层或议会、最高检察机构、最高行政机构控制反腐败协调机构，再由反腐败协调机构统一协调各侦查和调查机构，如印度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协调有监督权和决定权的各个行政机构和中央调查局。 司法系统是政治系统的子系统，政治体制影响和决定司法体制。总体上讲，我国反腐败体制属于协调型，但具体实行的是执政党主导型反腐败体制，由执政党的党内监督机构具体组织协调反腐败。中共十四大以来，逐渐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有其合理性，但由纪委组织协调不尽符合依法执政的要求。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国家的、有普遍适应性的反腐败体制，具体可考虑将行政监察系统改为人民代表大会序列的廉政委员会，统一对行政和司法系统实行监察，同时，作为组织协调反腐败的国家机构，将纪委组织协调，改为廉委组织协调，仍然实行纪委和廉委合署办公。将我国反腐败政治体制改革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廉委组织协调，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执政党保持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权，落实到执行层面，则由与纪委合署办公的廉政委员会组织协调，体现依法执政。司法制度也相应地改革为协调型体制，在廉政委员会的协调下，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立法问题:立法是法治化的前提 根据依法执政的要求，立法是反腐败的前提，只有通过立法厘清一些基本问题，才能使反腐败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关于反腐败立法问题，国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关于惩治腐败的条款，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就规定有暂停职务的程序;二是在宪法中规定关于惩治腐败的专门条款，如《菲律宾共和国宪法》，设立专门机构“Tanodbayan”，调查贪污舞弊行为。设立专门机构“Sandi-ganbayan”，审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制订专门法律确定“Sandiganbayan”的职责权限，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第217条规定“廉政调查委员会”条款;三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外，制订专门惩治腐败的法律，这些法律通常被称为“廉政立法”或“反贪污贿赂法”，近几十年来，已经有近70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贪污贿赂犯罪法。这些法律主要是实体与程序合一，有的偏重实体，有的偏重程序。如印度《1988年防止腐败法》，建立特别法官和即决审判机制;韩国《2001年反腐败法》，建立的反腐败委员会和特殊的反腐败启动机制;新加坡《预防腐败法》(1960年制定，1993年第7次修改)建立的特别调查权，腐败犯罪的新型证据，如贿赂推定、习惯证据等，1989年《没收贪污所得法》更是一部专门惩治腐败和程序法，用以补充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泰国最高法院在2000年还公布《关于国家公职人员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对国家公职人员刑事审判庭法官的职权、缺席审判、秘密审理、计算机录制资料和程序证据的采信、电视作证及效力，以及对请求确认国家财产的程序和针对国家反贪污委员会成员的诉讼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 在我国理论界，主张专门立法已成为共识，但在具体设计上有四种模式:党纪政纪与实体法及程序模式，认为应包括刑事实体、刑事程序、党纪、政纪和反贪污贿赂的政策等内容，形成一部诸法合体的普通法律;实体法与程序法模式，主张建立实体与程序合一的反贪污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及组织法模式，主张订立《国家反腐败法》，规定实体与程序以及反腐败机构;特别程序法模式，主张采用制订专门侦查程序法的立法模式。目前制订《反腐败法》的主张已得到政治决策层的认可，同时，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也提出要求。制订专门的反腐败法，可在法律层面将反腐败的体制、机构以及一些关于实体和程序的原则性问题，进行规定，基于平衡性、协调性的需要，对有些专门性、特别性的问题，可在修订《刑法》、《刑事诉讼法》时进行规定。 机构问题:机构是反腐败的载体 对于立法确立的实体和程序规定，必须通过一定的机构去执行。目前国外反腐败机构的类型，主要有负责协调、监察、调查、侦查、起诉、审判、预防和有关国际合作的机构。就具有司法权的机构性质而言，主要是警察型、检察型和单独设置的“非警非检型”调查或侦查机构，部分国家的议会调查机构和 行政执法机构也具有一定司法职能，有的国家还设置有专门审判职能的法院或法庭。与反腐败体制相协调，在设置模式上，主要有专门设置和分散设置两种模式。专门设置模式分为独立专门设置型和附属专门设置型，前者是在普通的司法系统以外，设置具有协调咨询、调查侦查和预防及国际合作职能的综合机构，具有独立性;后者是在司法系统内部，将侦查权相对集中于一个专门的部门，在业务上具有专业性，但不具有独立性。分散设置模式分为独立分散型和协调分散型，前者是具和反腐败职能的机构独立行使职责，互不隶属，没有统一的领导和协调机构。后者是在分散设置的各反腐败机构之上，设置一个地位更高的领导或协调机构。 我国目前反腐败机构主要有执政党的执纪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虽然执纪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但由于其领导体制和立法赋予的职能不同，形成执政党、政府和司法机关三个不同系统各负其责，由执政党执纪机关进行组织协调的格局，基本属于分散协调型。就司法机关而言，检察机关被宪法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有对普通刑事案件的起诉、侦查监督、犯罪预防等职能，不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在这一机构中，只有内设机构反贪污贿赂局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属于附属专门设置型。对我国现行反腐败机构设置问题，理论界观点不一。有的主张“完善说”，认为:“中国反贪污贿赂的组织机构设置可以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其权力并非由一专门机关独揽，而是由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等共同组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协调配合的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体系”。并认为“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而不是撇开现有的机构去另设独立的专门机关”。有的主张“改革说”，认为目前“三司并立”的反腐败体制存在问题:在三机构之间缺少核心枢纽地位的机构，三者很难恰如其分地摆好位置;在监督对象上，三家分工缺乏规范化，使廉政工作难以避免出现“交叉带”或“空白带”;三个机构本身各自存在不少弊端。[11]对这种体制反思的结果是对现行机构进行改革，有的主张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即将反腐败机构隶属于人大;有的主张检察院体制，将反腐败调查与侦查权，统一归属于检察机关;有的主张实行行政体制，将反腐败调查和侦查权统一归属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也有的主张“协调说”，认为保留“三司并立”的体制，在其中加入一个新的协调机构。[12]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机构建设的重点应是完善，在已经有专业化的反腐败侦查机构-反贪局的基础上，提高其地位，并以立法的方式确认。并可考虑将审判腐败犯罪的职能在人民法院审判序列中，分立设置专门的反腐败法庭。 职能问题:职能决定机构的空间 职能是一个机构合法运行的资格。腐败问题引起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后，要求赋予反腐败机构强职能或泛职能的主张得到认同，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所说:“因为腐败是最难对付的犯罪，所以赋予这一新机构的权力即使不是十分严厉的，也必须是广泛的”[13]我国理论界也敏锐地感受强化打击腐败犯罪的能力，在反腐败方面赋予反腐败机构秘密调查、侦听通讯等职能，加强国际合作、注重资产追回等，是新世纪国外刑事诉讼立法发展的趋势。为强化反腐败能力，反腐败机构应具有一些特殊职能，如秘密侦查、审计、强制作证、剥夺职务等职能。同时，赋予相关反腐败机构提高取保候审、审前羁押标准等职能。可从以下途径强化职能:一是提倡公秘结合或强化秘密侦查权:虽然侦查公开是目前提倡的发展方向，但由于腐败犯罪的特殊性，应以秘密侦查为宜，这是基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由于腐败犯罪人往往具有一定权势和反侦查能力，公开侦查阻力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公职人员的职务原因，公开侦查将影响其执行职务所需要的公信力。同时，为适应侦查方式从由供到证转变为由证到供，应该赋予反腐败机构秘密侦查职能;二是提倡反腐败侦查职能应具有“多科性”，由于腐败犯罪具有复杂性，应综合运用会计、金融、税收等经济学科的方法展开侦查，如审计方法在经济学科中具有综合性质，可考虑将审计职能配属反腐败机构;三是建立强制作证和特殊强制措施体系，由于腐败嫌疑人往往以保守公务秘密为由，拒绝作证，以职务形成的权力对抗干扰侦查，赋予反腐败机构可以强制作证和通过程序剥夺或暂时停止腐败嫌疑人职权的职能是必要的。 运行机制问题:运行机制影响效能发挥 在体制、立法、职能和机构都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实际运行和执行的机制对反腐败效能发挥至关重要。菲律宾和印度的实践值得思考，菲 律宾设置了专门的反腐败侦查和审判机构，并赋予其宪法地位，在立法和机构设置上具有特色，但近年不断出现腐败丑闻。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印度政府着力建设反腐败体系，1964年制定《中央文官行为准则》、1988年制定《防止腐败法》，该法授权德里的特别警察机构调查腐败(后改为中央调查局)，授予调查机构无证逮捕、检查银行账目的权限;设立特别法官审理腐败案件，并具有即决审判权;建立证据推定制度、同案人作证免责制度等特殊的反腐败诉讼机制。14这一体系从理论上来讲，应该说是合理和完整的。但事实上，印度政府的反腐败措施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目前腐败问题仍十分突出，有的学者研究后认为，正是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印度政府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日渐变弱。[15] 因此，立法和建立机构不能完全解决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加强效能建设，这种效能建设提升包括改善司法人员的个体能力、司法机构的组织能力、进行内部体制创新、扩大外部合作交流、将现行法律综合运用等途径实现。只要依靠政治决策层的决心和民众反腐败的意愿，注重对现有立法、机构和职能的运用，提升能力、提高效率，取信于民，形成反腐败的社会氛围，腐败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 注释: 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4-135. 许可.东南亚国家的腐败与经济发展[J].南洋问题研究，2000，(3):57. 李永君.香港廉政公署[J].诉讼法学研究，2003，(3):235. 左卫民.推进侦查法治化建设遏制刑讯逼供[J].人民检察，2005，(3):3 左卫民.最高法院研究[M].法律出版社。在该书中，采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选取其中几个要素进行分析。以及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的系统论趋向[J]、法商研究，2005，(1)45. 戴学正.中外宪法选编[M].华夏出版社.1994 401.以及中央纪委法规室、监察部法规司.国外反腐败廉政法律法规选编[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195. 赵惠民.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理论与实践[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1. 吴光侠.泰国最高法院关于国家公职人员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1):58. 周其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污立法的回顾与展望[M].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1995，189.以及刘生荣.世界各国反贪污对策研究与思考[J].中国法学2000，(5):35，以及杨鸿台.国家反腐败法的立法构想[J].法学，1998，(9):15 陈光中、程味秋.关于反贪污贿赂立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M].程味秋文集-中外刑事诉讼比较与借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95. [11]姚文胜.廉政专门机制建设初探[J].中国法学，1995(4):21. [12]同上。 [13]同注释1。 [14]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国际预防腐败法律文件选编[M].法律出版社，2002，1-14. [15]Sudipta Kaviraj(ed.).Politics In India[M]，OUP，Delhi，1997，384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13篇

摘要：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理念、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时应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取消法院再审主动启动权，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提高再审的审级，细化再审理由，使再审案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下公开开庭审理。

一、关于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观点与状况

对于刑事诉讼中是否设立再审程序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任何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地避免错误的发生。美国著名法学家罗·庞德说过：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可能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再审的主要任务不应是纠错，对“错误”的纠正或救济更多地应当置于再审程序之前的程序之中，再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人权保障。刑事再审制度的设立是各国处理这部分“错误”的措施之一，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是，纠正这种“错误”的程序应当设计成为纠正那些显失公平的错误。因此，再审程序首要的价值就是对终审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也是尊重个人避免“双重归罪”的权利。在人权保障日益法律化的当今世界，人权保障尤其是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再审程序也不例外。

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对刑事再审制度理念的认识距离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准则有一定的距离。笔者认为应当更多地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从司法机关办案的角度，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进行设置。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必须注意诸多价值之间的平衡。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平正义、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目的。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最关键的是应当引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中国国情，应当确立有例外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一定情况下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刑事再审程序。

二、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在“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

在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则时有三种立法例可供参考。

一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立法模式。“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该条款由于过于原则和绝对，许多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对该条款提出保留。

二是《欧洲人权公约》及有关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原则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该公约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以最终判决为一事的终结点，同时允许各国在满足公约要求的条件上进行重新审理的相关立法，是一种原则加例外的规定。《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405条规定，不允许通过监督审复审法院决定而恶化被判刑人的状况，不允许对无罪判决或法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或裁决进行复审。第413条规定，对被告不利的复审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并且必须在发现新情况之日起1年内才允许提起。

三是有些大陆法国家采取的再审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立法模式。《欧洲人权公约》虽许可各国有条件提起再审，但有些国家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649条的规定，在被告人被宣告开释或者被判刑并且有关判决或刑事处罚令成为不可撤销的之后，不得因同一事实再次对该被告提起刑事诉讼，即便对该事实在罪名、程度或情节上给予不同的认定，第69条第2款和第345条的规定除外。意大利不但不允许对被告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再审也仅于法定情形下方可开启。法国、日本和韩国等也只允许提起对被告有利的再审。

从以上规定看，绝对禁止对被告人的不利再审并非国际统一做法。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在刑事司法中有强烈的政策实施导向，这要求判决应尽可能追求实体真实，在程序公正下的判决可能错误时，应尽可能纠正错误。严格地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既缺乏民意和国家意志的支持，现有司法力量也难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因而，在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同时，应设置一定的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作以下表述：“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任何人一经人民法院做出最后裁判，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再次对其进行追诉或审判。”

(二)划分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目前，刑事再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无论生效裁判存在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都适用同一种程序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将纠正事实认定错误的救济程序与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救济程序加以区分的模式。在日本的刑事诉讼中，对于确定判决救济体现为两个方面，即针对法律错误的救济和针对事实错误的救济，前者在日本刑事诉讼中称为非常上告，后者称为再审。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有一些国家虽然不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但以纠正事实错误为重点，而且只有对裁决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单纯的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向甚至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来解决。

我国并不存在事实审法院和法律审法院的分工，在程序上也不存在单纯的法律审程序，无论对未生效裁判的复审还是对已生效裁判的复审，均实行全面审理的原则。从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刑事再审案件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因此，综观国外的立法例，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情况，目前我国还不宜对两种程序进行严格区分。

从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来看，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又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强调保护被判决人的人权，再审程序的提起仅限于为了保护受判决人的利益。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22条的规定，法国启动再审的理由旨在维护受判决人的权益，如果发现新的能够证明受判决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均可作为启动再审的理由。日本采取了与法国相似的做法，再审的启动只能为了受宣告人的利益。1948年颁布的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依据宪法二重危险禁止的规定，采法国主义利益再审原则，即只允许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且“为法律，为利益”上告，不仅是为了法令解释和适用的统一，也应该包括因违反法令而损害被告人利益的情形。另一种以德国为代表，重在求得实体的真实，维护社会的利益，再审程序的提起不仅限于为受判决人的利益。在德国，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被区分为有利于受有罪判决人和不利于受有罪判决人两种。

鉴于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办案质量不高的情况，将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完全禁止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尤其是严重犯罪的被告人，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逃避惩罚，这种情况可能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实施，继而损害法在公众中的权威性，最终不能达到法的安全性的目的。中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应考虑吸收德国法的经验，将提起再审的理由区分为有利于被判刑人和不利于被判刑人或被告人两种。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程序在提起刑事再审程序时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法律应当严格限制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比照民事诉讼的两年申诉时效，可以规定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起有效，超过两年则不允许再提起。

(三)改革再审的启动方式

1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

按照现代民主法治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法院拥有审判权，检察院拥有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当是先有控诉才有审判，不能控审不分。各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能越权，不能违反法律关于司法权力的职责分配。

2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如果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为标准，俄罗斯应该可以称为一个转型国家，因此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法律制度更有借鉴意义。俄罗斯把对再审的申请区分为申诉和抗诉，均是一种权利。申诉的主体是被判刑人、被宣告无罪的人以及他们的辩护人或法定人，被害人、他的人；抗诉的主体是检察长。基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义务的平等，应将检察机关的再审启动权纳入法院审查机制，确立法院审查再审程序，加强审判权对追诉权的制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但其同时也是公诉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追诉权。人民检察院这种“一身两任”的特殊身份不利于它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法律监督，容易导致追诉权的膨胀甚至异化，使其他诉讼参与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也只能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但是否再审由人民法院决定。

3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诉，未规定当事人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人。关于再审申请人，除俄罗斯和我国外，多数国家都赋予了再审申请人以法律地位，如当事人死亡。其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都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法国、德国、罗马尼亚、日本都有类似规定。法国规定司法部长，德国、日本规定检察长也可以作为再审申请人。从诉讼理论上分析，当事人不能仅作为一般申诉人，当事人不仅是前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极可能将是后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当事人应作为诉讼主体而不是诉讼客体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中就不能将当事人排斥出局，而应使当事人能够依法采取积极的法律活动与司法机关共同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进行施加影响。赋予当事人依法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的权利，对其申请内容的审查也就成为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活动。再审申请人应仅限于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人，被告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可由其法定人、近亲属代为申请。

(四)再审的审判主体

再审案件应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终审法院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除外)，即中级以上的法院才有权管辖再审案件，基层法院没有该项权力。这样，可以排除种种干扰，从而有利于保证再审案件的质量，并且可以让当事人减少误解，增加信任，实现再审的公正性。

(五)改革再审的理由

在提起再审的理由方面，我国法律的改革应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护被判刑人追求判决终结性的权利，并维护司法的公正性等重要价值的平衡。在俄罗斯，因新的情况或新发现的情况，可以撤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裁定或决定，对案件的诉讼可以恢复。所谓新发现的情况，即在法院裁判或其他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已经存在，但不为法院所知悉的有关证据或事实情况。包括：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被害人或证人做虚假陈述、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以及伪造的物证，伪造侦查行为、审判行为笔录和其他文件，或者翻译人员做故意不正确的翻译，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2，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检察长的犯罪行为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意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3，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法官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实施了犯罪行为。所谓新的情况，指的是在法院作出裁决、决定前不知悉的应当排除行为、有罪性质和应受刑罪处罚性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1，俄罗斯联邦认定法院在该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2，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俄罗斯联邦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因下列情形而违反了《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规定：一是适用了不符合《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规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二是其他违反《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行为。三是其他新的情况。

因此，我们也应细化再审理由，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并区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有学者认为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致使原判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的，均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1发现原生效裁判所依据的实物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者原审所依据的言词证据经查证为不真实或者是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具有可采性。2同一案件事实，发现新的犯罪人，足以证实原判有罪人为无辜的。3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即证据不确实充分。4发现新证据，与证明原裁判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矛盾的。5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对此各国刑事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主要指违反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违反追诉期限规定以及量刑违反刑法规定的等。6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枉法处理行为的。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应当严格限于：1严重犯罪漏判的，即原判证据不足判为无罪，后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被判无罪的人确实实施了严重犯罪。2由于以下两种情形导致错判无罪、重罪轻判、量刑畸轻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枉法处理行为的，被判决人方串通证人、鉴定人作伪证、虚假鉴定的。笔者赞同此观点。首先，该观点对再审理由进行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的区分；其次，该观点细化了再审理由，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司法审查；和谐；侦查程序；诉讼结构 论文论文摘要：司法审查机制在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已得到普遍确立。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下，构建针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尚有很多现实的障碍性因素需要克服：法治基础上和谐观念的欠缺、检察职能的错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失及侦查程序诉讼化动力的不足等。认识并分析这些主要的相关因素，在实践中认真地加以克服，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以限制政治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出发点的司法审查制度，在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已得到普遍确立。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继讨论宪政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度之后，对在侦查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相关概念、内涵和价值、必要性等问题已有诸多论述，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肯定。但问题往往在于，“方向和目标是不难确立的，如何在实现这些方向和目标的过程中，克服一系列的体制和观念方面的障碍，却是极为艰巨的课题。”基于此，笔者认为，首先应认清建构新制度尚存在哪些障碍性因素，然后再对症下药，才可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显然，如以西方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刑事司法审查为参照，则我国存在的最大障碍无疑是政制上缺乏权力分立与制衡之架构和司法上缺乏真正的司法权独立行使之体制。但是，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下，该比照并不科学也无实质意义。因此，笔者结合国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主要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障碍性因素需要克服：法治基础上和谐观念的欠缺、检察职能的错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失及侦查程序诉讼化动力的不足等。 一、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之理念尚需培养 众所周知，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总结认为，“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订些什么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美国比较法学家亨利·埃尔曼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像传统的中国和日本，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礼而不是法。这些社会中，既不把立法活动，也不把司法程序，作为维护和恢复和谐的正常手段。”事实也似乎的确如此，人们在追求社会的和谐，但对法律和司法却缺少朴素的依赖和信任的感情，这显然对时下正在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有着较大的消极影响，因为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及法律操作，能够在短时间内彻底更新，而凝聚着长期历史积淀的法律心态、法律认同、法律行为却不会轻易改变。 自十六大以来，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其实，和谐并非我们的专利，无论中西方，人类对和谐的不懈追求都是一样的，只是中西方追求的侧重点及建立的哲学基础不同而已。在西方，从柏拉图设想的“公正即和谐”的理想国，到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设计的和谐制度、欧文设计的公社制度和魏特林的和谐共享制度都反映了西方人对和谐的向往和追求。但是，这种和谐却建立在矛盾斗争的基础上，它隐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灵魂与肉体是分裂、对抗的哲学观念。其反映在法治上，即为强调对人性、对权力的不信任，强调个人对自身及其拥有之物享有权利，要求建立权利制度以保护人权，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古代孔子、孟子对大同社会的构想，到近代康有为描绘的一切平等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反映了“和合”的思想。其强调及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孝悌忠义，讲究的是“和为贵”，不尚争斗，不强调制衡和制约。因此，虽然很早就出现了法家学说，却一直未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理论，未能创造出一套发达的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具体反映到司法文化上，则如民间最通俗而又形象的表达：西方的司法女神忒弥斯，是蒙着双眼，一手持天平于前，一手持利剑于后——人们信任它；而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司法形象代表者——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却是紧绷黑脸、圆睁怒目、高举闪闪发光的尚方宝剑——人们敬畏它。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法治未必和谐，但和谐必然要以法治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是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的需要。从某种意义可以说，和谐、合作、和平，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但从宪政意义上看，在提倡这一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强调在法治基础上来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因强调和谐，就削弱甚至无视法治的基本要求，我们仍应在民主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来制衡、通过司法独立和法官中立来保证权力的依法行使和权利的有效救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提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的理 论，即强调只有通过事物内部对立斗争或者说各方力量的均衡，才能产生统一而又稳定的和谐。关于我国传统的和谐观念，夏勇先生曾言，“中国传统社会所实际运用的和谐之道是值得反省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只有配以法治精神，才能更好地增进人类和谐。法治的实现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如何妥善安排好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处于和谐状况，它们往往存在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这种冲突的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对这种冲突的处理和制度安排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晴雨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的刑事司法审查机制，正是将容易侵犯公民权利的刑事侦查措施，真正地纳入到刑事诉讼中，通过控辩双方对各自诉权的充分行使，司法居中裁判，来达到既有效地打击犯罪，又有力地保障公民权利的和谐之目的。这种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应成为我们追求的方向。 二、检察职能之定位还需深入研究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l3l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但作为一个法学问题，关于检察权的定位之争，却至今未曾停歇。当前，学术界对我国检察权的定位问题，可归纳为四种学说：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司法权与行政权双重属性说和独立的法律监督权说。孰是孰非，在此不作讨论。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安、法院和律师的定位都大致相同，惟独检察权的定位到目前是最具争议的。但即使如此，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既行使公诉权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却亦算是当今世界较为特别的一个。 检察制度自成立之日起，检察官就具有“革命之子”及“启蒙的遗产”之美誉。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追诉犯罪，使罪犯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无辜者得到免予起诉的保护，努力实现刑罚的目的，以此恢复被犯罪破坏的和平与秩序。另外，检察机关还有着维护公益、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设置最初是学习前苏联，以列宁的监督理论为依据而建立的。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列宁的这一理论已无成功的范例。我国在借鉴的时候，虽然结合了自己的国情特点，如将检察院称为人民检察院等，但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仍然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如法律监督权的性质、法律监督权实施机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其他监督的关系等问题尚没有从理论上完全诠释清楚，实践中也带来诸多困惑。 从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的角度而言，虽然检察机关在我国是作为“法定”的“司法机关”存在的，但是并不宜因为法律规定其为司法机关，就将其认定为纯粹的司法机关了。在侦查程序中，检察监督在本质上仍是侦控机关的内部监督，在目前的“相互配合”体制下，该监督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而且，由于检察机关首先担负着控诉职能，进行监督时难以维持其中立性和超然性，虽然理论上要求其应注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实践中却往往更加重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从国外情况看，由于检察机关并不具有作为裁判机关的基本特性——中立性、被动性、公开性、独立性及终结性等特征，所以，无论是英美还是法德，都没有将司法审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另外，即使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活动，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都不被视为司法审查活动，而被认为是一种与侦查不可分割的追诉活动，并且这种审查起诉活动还常常要受到法官的审查。基于上述理论和国际通行的做法，我国如果以检察机关作为司法审查主体是不适宜的。另外，心理学研究亦表明，由同一个人承担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远比两个人承担两种不同的职能更为困难。因此，如果让检察机关既行使部分侦查执行权，又行使部分侦查决定权，还行使控诉权和法律监督权，就显然会打破控辩双方理应保持的某种程度的平衡，使得辩护一方的诉讼地位呈客体化趋势，而且无法维持程序的中立性。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刑事诉讼一般遵循着三大基本原则——控审分离原则、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在此等原则的基础上，将司法审查权赋予法官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但是，在我国，将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并赋予其法律监督的职能，却是宪法的规定，并且迄今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是不现实的。故由此判断，我国检察机关的这一宪法定位与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要求虽然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却并非简单的废除问题。这种权力可能重置的情况如何避免，仍需要我们结合国情，按照司法公正的理性要求进一步深入研究，并通 过实践检验和发展。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未完全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言之，就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什么样的证据得以被排除的规则。国外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动排除”(automatic exclusion)规则；二是“自由裁量的排除”(judicial discretion to exclusion)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司法审查制度确立的必然，也是司法审查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换言之，我国要真正建立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必须的前提，缺少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司法者来说则等于缺少了钳制的武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20世纪产生于美国之后，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都普遍确立了这一规则。一些国际性公约也都对此予以认可，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都作了规定。一般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排除证据的范围包括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违反其他法律规定取得的非法证据等。排除证据的时间主要发生在非法逮捕及非法搜查、扣押、查封，违反正当程序取证行为(如非法监听等)的过程当中。另外，每一个国家的排除规则都有例外，如资格的例外、善意的例外、反驳被告人的例外、大陪审团审理的例外等等。 我国学术界对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早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就已经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近年来，关于要求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时，必须对讯问过程实施全程录音或录像，并赋予其律师在场权等问题，已不再仅限于学术层面的对话和讨论。通过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保障人权、阻止警察违法，以维护司法尊严已是大势所趋。但即便如此，在立法和司法中仍是步履维艰。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以刑讯逼供为核心的威胁、引诱、欺骗的侦查行为，且适用对象主要是言词证据，而实物证据不适用。因此，笔者认为，为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而必须设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目前仍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并须予以解决： 第一，“毒树之果”问题。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是“有毒的树”，它被排除之后，它所产生的“果子”要不要吃?也就是说，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要排除，从口供里面掏出的其他线索，以口供为源头派生的其他证据，要不要排除?因此，首先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排除非法证据，而非现行的仅在司法解释中作出规定；其次，要明确如下证据为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1)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2)非法羁押、超期羁押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口供；(3)非法搜查、扣押、查询、冻结所取得的证据；(4)非法窃听、秘密录音录像取得的证据。 第二，发动时机问题。我们至今都没有制定庭前准备程序。很多国家为了防止法庭上过于拖延，都规定在审判前的准备阶段让被告人提出排除口供的要求。我国将这一程序放到一审乃至二审阶段。这样，一旦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无疑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诉讼周期延长，诉讼效率下降。 第三，举证责任问题。我们现在的排除规则没有规定谁来申请，谁来承担举证责任。从全世界惯例来看，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属非自愿口供，只要被告人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有刑讯逼供，口供是不自愿的，则举证责任转移给控方。公诉人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没有刑讯逼供，口供是自愿的，口供的可采性才能得到确认，否则就有可能被排除。当然非法搜查、非法扣押及其他的非法证据之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由谁承担，自然应当依从“谁提出，谁举证”的基本原则。 四、侦查程序诉讼化改造的实践诉求尚显不足 在西方，有“警察是检察官的助手”、“警察是法庭的仆人”之法谚。但在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法院都被列为“政法机关”，被看作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工具。甚至在党内系统，公安机关的地位往往要高于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流水作业式的宪法性规定，使得公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一权独大，所谓的诸多监督与制约在现实中因缺乏科学的程序而更多地流于形式。“我是警察我怕谁”也许就是虽不准确却很形象的写照。 经验告诉我们，警察国家虽然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护，却有可 能成为专政国家的代名词。为了人权保障机制的真正建立、规范侦查权力的合法行使，我们有必要在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这已是全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共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缺少这种对正义保障的主客观诉求。无论是地方的党政、公安还是司法机关，甚至是一般的公民都似乎不太热心。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不外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上一直存在着较高的刑事案发率。鉴于我国经济上的欠发达及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社会转型，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有效地打击犯罪就成了刑事诉讼法无法回避甚至首要的任务。实证地看，当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犯罪现象较为猖獗时，强有力地打击犯罪就可能是地方党政部门施政的一个基本要求，也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虽然这种“严打”斗争可能会侵犯个体权利。 第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安心工程较稳固。勿庸讳言，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期盼：人民警察是一支强大的可亲可信的保护力量，是全体公民宁静生活的保证。同时，在我国主流媒体的宣传、人们所接受的教育中也多是这样一个逻辑：人民警察打击的是坏人，因此人民警察就应是好人，好人是值得人民信赖的。再加之生活中诸如110等警察便民服务网的不可缺少，就可能会在相当人群中形成信赖警察的定格，而这种信赖一俟形成就轻易不会改变。这种对警察信赖的社会基础意识和英美等国的基础民意是截然不同的。如在美国，老百姓对警察一般是采取怀疑甚至是不信任态度的，美国涉枪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至今却并不打算也难以取消“人民佩带武器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这一宪法性规定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三，法律职业化水平不高，司法权威尚未形成。良好的刑事司法体制的建构需要有高素质的司法人员的配合，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没有与之相应的司法人员相匹配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孟子的“徒法不能以自行”，虽然常被现代人望文生义地解读为法律要靠人来执行，但也不失说明了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法律职业化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政府普法的递次深入，人们的法治意识和权利诉求有了明显的增强，对司法的要求、对程序价值的认识水平也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现实中诸多司法腐败现象之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司法这个正义底线的信任。加之，职业准入、职业伦理、职业惩戒等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使得司法权威尚没有完全建立。 第四，公检法之间的部门利益使得侦查程序诉讼化机制缺少应有的司法动力。简而言之，公安机关不愿意放弃对侦查措施(包括强制侦查、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等)的决定权，检察机关不愿意放弃对侦查程序的法律监督权，而作为应当的司法审查主体的法院，又不愿意仅仅去做审查(决定权)这种既可能犯错误又容易得罪人的差事。 “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法院行使司法权的基础就在于其能为各种各样的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救济机制，以及为各种各样的国家权力施加一种特殊的审查和控制机制。事实上，如果法院对于警察的非法侦查行为、检察官滥用公诉权的行为置若罔闻，不仅不予审查，反而要“相互配合”，使侦查和控诉中存在的问题经过程序的“过滤”而产生“洗钱”效应，那么，法院实际上就成了警察和检察的“帮凶”或“共犯”，其结果则必然是“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五、结语 从法治进程而言，1989年我国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给公民提供了一个“为权利而斗争”的机会，可谓开创了我国司法审查的先河，是中国司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刑事诉讼的侦查程序中，构建针对警察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刑事司法审查机制，应当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又一重大战略课题。我们如果能在认识以上诸多问题的基础上，认真克服困难，早日建立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又符合司法正义之基本要求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则无疑是我国司法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 《圣经》中“马太福音”里有一句话：“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这也许可作为建立健全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之诠释吧

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15篇

二、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 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86. 59％的调查主体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13.4％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 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 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分析，北京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4.89%；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7.61%；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3.13%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 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36.39％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改革的主要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 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 ：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 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38.95%;“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20.96%;“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 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13.21％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10.7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图：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北京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 （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77.90%；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22.1%。 &nbs p;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19.74%。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69.88%；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30.12%。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95.08%，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4.92%。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58.33%；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1.6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5.5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9.6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20.34%。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80.49%；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19.51%。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启动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而实践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犯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由侦查机关启动并完成的鉴定程序，一般而言符合公诉机关的利益。因此公诉机关一般不会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作为诉讼控辩中的辩护人一方，立法没有赋予其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其享有的只是针对鉴定问题要求法院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实践中，辩方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的该种申请，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官驳回。由此可见，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一方当事人想要行使而苦于没有权利。正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对抗，使得对立的双方之间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交集，享有权力的一方不行使其权力而无损其利益。 自1996年对抗制的积极因素 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之后，控辩平等对抗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上，控辩权利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失衡。因此，在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即建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鉴定启动机制。根据这一原则，未来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都只是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即削减检察官现有的程序启动权，通过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第二种思路是赋予辩护人一方的司法鉴定启动权，使其享有与检察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即在检察官基本权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辩护人一方的权利，以此达到控辩平等的目标。 对于该问题，调研组主要调查了利益相关的检察官和律师群体的意见。对于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问题，呼和浩特市的16名检察官中，有3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措施，有13人认为不能接受，其中，有10名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有3人认为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在青岛市共有7名检察官选择接受该改革措施，另有20名检察官认为该改革措施不可以接受，其中15人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3人的理由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了工作效率，2人的理由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北京市接受调查的51名检察官中，有13名检察官选择“可以接受”，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应该享有与法院相同的鉴定启动权”，有18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受制于法院工作”，有4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会造成程序的失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三地接受调查的检察官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4.47；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5.53% 从检察官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最主要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占57.74%)，其次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占33.80%)，最后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占8.45%) 。 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合理，有4名律师表示反对实施该改革措施。在青岛市，11名律师全部赞同该改革措施。北京市有14名律师认为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非常合理，有9名律师认为此举不合理。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8.69%，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1. 31% 。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在该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超过70％的检察官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超过70％的律师表示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说明这一问题的改革与两个司法群体各自的执业利益皆有较大的关系。 第二，与检察官群体各地趋于一致的支持比例相比，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意见有所不同。北京市有接近半数的律师表示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而青岛市受调查律师则100％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可见，在律师群体内部，对于该问题似乎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三，从检察官反对取消鉴定启动权的理由进行分析，超过半数的检察官反对取消该权利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可见，虽然我国的对抗制改革引入刑事诉讼以逾10年的时间，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改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改革执行者的思想之中。这些认为检察机关法律地位优于辩护人一方，不承认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检察官必然会坚决地反对推进控辩平等武装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由是观之，在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具体的技术性设计，而是如何使改革的各方接受和顺应改革的理念，只有改革的各执行方真正地接受了改革的理念和原则，刑事司法鉴定改革才能切实地深入进行，达到改革的目标。 上文可见，对于取消检察官鉴定程序启动权这种改革思路，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保留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并且同时相应地赋予辩护人一方相同的鉴定启动权，而不仅仅是现行制度下的鉴定申请权，作为控辩双方的律师群体和检察官群体的态度依然存在差 别。 如果赋予控辩双方完全相同的鉴定启动权，呼和浩特市有8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5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2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1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5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青岛市有16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4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5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7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有9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北京市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可能会实际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有10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有9名检察官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17名检察官选择“合理，可以接受”。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共有31名检察官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建议，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占检察官总数的34.44%。有59名检察官反对该改革建议，比例为65.56%。 从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多数认为“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占42.37%；另有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占28.81%；还有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占28.82%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的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护人一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与单方面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相比，这一改革方案的反对比例降低了近10%。也就是说，两种改革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措施中，后一种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的改革阻力可能要小得多。 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 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分析，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中国国情二者并重，都占28. 81%。调研组认为，采行这一模式的改革措施确实会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但这一措施可以使控辩双方当事人在同一高度的诉讼平台上进行司法较量，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顺应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3．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程序 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改革有限地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如何处理，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对于鉴定过程不合法、检材不合法或者鉴定人不适格等各种非法的鉴定结论是否应当被排除于法庭之外，课题组针对五类司法主体进行了调查。 总体而言，在所有的受调查主体中，有87.8％的人认为非法的鉴定结论应予排除；9.49%的人认为不一定排除，应当因案而异；2.71％的人反对将其排除。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8名法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89.47%；有6名法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7. 89%；有2名法官直言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2.63%。在填写问卷的87名检察官中，有79名检察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90. 8%；有7名检察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检察官总数的8.05%；有1名检察官选择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1. 15%。在律师群体中，共有61名律师参与该项调查。其中，有56名律师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律师总数的91.8%；有3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4.92%；有2名律师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总数的3.28%。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中，17人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0.95%；有4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19.05%；没有鉴定人表示反对排除。在50名侦查人员中，有3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78%;8人表示因案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占总数的16%；另有3人对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持否定态度，占总数的6%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北京市，共有127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9.44%；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2人，比例为8.45%；选择不排除的有3人，比例为2. 11%。在青岛市，有5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5.51%；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0人 ，比例为14.49%。在呼和浩特市，共有73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6.9%；选择因案而异的有6人，比例为7. 14%；选择不排除的有5人，比例为5.95% 。 上述统计数据充分说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对待非法鉴定结论是否排除的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绝大部分的司法主体倾向于排除非法获取的鉴定结论。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调研城市，还是在职业利益各异的五类司法主体之间都没有本质性的分歧。因此，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调研组认为应当设立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规则，以填补目前鉴定立法的空白，满足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 4.辩护人鉴定程序知情权的保障措施 通过上文中对司法实践中辩护人一方在庭审之前对鉴定结论和鉴定程序的知悉情况的调研，可以看出目前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有接近半数的辩护人在庭审之前无法查阅到与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鉴定的改革中，要着力改善这一现状。 关于获取控方鉴定结论的最有效方式，呼和浩特市接受调查的28名律师中，有13名律师认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最为有效，6名律师认为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最为有效，还有9名律师认为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最为有效；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2名律师中，有10名律师选择了庭前开示程序，2名律师选择到法院查阅相关案卷；北京市26名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有5名律师选择“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有4名律师选择“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有15名律师选择“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有2名律师选择“其他方式”。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三个调研城市的律师对于该问题的改革方式存在较大的分歧。青岛市的律师群体绝对多数赞同建立庭前鉴定结论开示程序，其比例高达90%。北京市也有近70％的律师赞同这一主张，其后依次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到法院阅卷和其他方式。呼和浩特市，律师的主张在几个选择之间趋于平衡，没有某项方式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相对而言，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是呼和浩特市律师认为的最佳选择。 综合三个地区的调研数据，“直接到检察院阅卷”的比例为30.3%，“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的比例为15．15％，“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的比例为51.52%，“其他”的比例为3.03%。 上述比例数据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律师群体而言，其选择的首要方式是通过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来获取相关的鉴定信息，这一比例超过了通过检察院移送案卷查阅和直接到检察院查阅的总和。可见，律师群体是希望通过建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程序来保障其司法鉴定程序和结论的知悉权，而不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利益相对或相关的国家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方面。该组数据所反映出的这一信息也可以体现出律师群体对鉴定制度改革措施具体设计思路的选择，即摒弃现行制度下对司法机关的依赖，通过正当诉讼程序来行使和保障自己的诉权。 （三）鉴定结论及其效力改革 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但课题组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是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鉴定的问题。为此，课题组针对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应否有明确的鉴定次数的限制性规定问题，面向五类司法主体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工作。 总体而言，在290名受调查群体中，有165人选择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以内，比例为56.9%；有46人选择不可以就同一问题进行重复鉴定，即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1次，比例为15.86%；有40人认为无需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只要案情需要，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重复鉴定，比例为13.79%；有39人认为重复鉴定的次数需要进行限制，但不宜限制得过于严格，只要限制在3次之内即可，其比例为13.45%。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76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法官中，有1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0.27%；有37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8.68%；有14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8.42%；有10名法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3.16%。在83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检察官中，有10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2.05%；有52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2.65%；有13 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5.66%；有8名检察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9.64%。在6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律师中，有7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1.48%；有41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7.21%；有4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6.56%；有9名律师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4.75%。在2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鉴定人中，有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3.81%；有9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2.86%；有2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9.52%；有5名鉴定人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23.81%。在49名填写调查问卷的侦查员中，有9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8.37%；有2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53.06%；有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2.24%；有8名侦查人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6.33%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参与调研的142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有22人，占总数的15.4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76人，比例为53.52%；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23人，比例为16.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21人，比例为14.79%。在青岛市参与调研的66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5人，占总数的7.58%；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6人，比例为69.7%；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12. 1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7人，比例为10.6%。在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81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46%，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3人，比例为53.0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9. 88%；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11人，比例为13.58%。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受调查人员认为以2次为限进行重复鉴定是较为合理的。其次分别为不得重复鉴定、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和无需限定次数。这一顺序在各调研城市之间也大致相同。可见，从比例变化的趋势而言，司法实务人员倾向于对目前实践中针对同一事项的重复鉴定问题进行明确的次数限制。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对待该问题的总体评价是相似的，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鉴定人群体的意见。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鉴定人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很有特点。一方面，在五类群体中，仅有鉴定人群体选择“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20%，为各群体之中的最高比例。另一方面，其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比例也是五类群体中最高的，其比例与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是基本持平的。说明在鉴定人群体中，存在两种司法理念，这两种理念源于其对司法鉴定制度性质理解的差异。一种理念认为，对于需要鉴定的事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地追求其本真的面目，因此，只要案情需要，就不需要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而是以获得最终结论为目标。与之相对的理念认为，司法鉴定程序是嵌套在刑事诉讼之中的子程序，因此，司法鉴定的诸多原理和理念都要顺应刑事诉讼的原理和理念。“定纷止争”的程序设计根本不允许将司法鉴定无限制地重复下去，因此其选择不允许进行重复鉴定。 （四）鉴定管理体制改革 自《决定》颁布至今已逾三年的时间，从上文对鉴定体制实施现状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实践中自侦自鉴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控辩之间难以实现鉴定程序的平衡和对抗。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定体制的改革方向直接关系到整个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成败。关于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课题组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研。 1．鉴定人的选任方式改革 关于鉴定人的选任方式，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7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0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合 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1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13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10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1名法官认为由检察机关指定较为合适，23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较为合适。综合三地调研的数据，在全部接受调查的法官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的，占56.31%，主张合议庭指定的，占28. 85%，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14. 13%，主张由检察机关指定的，占0.71%。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6名鉴定人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最为合适；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司法机关指定最合适，4人认为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最合适；北京市有39名鉴定人选择“合议庭指定”；有8人选择“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没有人选择“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综合三地调研数据，在鉴定人群体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鉴定人的占55. 18%，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31.67%，主张由合议庭指定的，占31. 67%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法官群体和鉴定人群体都支持通过控辩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案件的鉴定人，两个群体对该改革措施的支持比例大致持平。有所差别的是，在控辩双方协商确定之外，法官群体倾向于通过合议庭指定的方式确立鉴定人，而鉴定人群体则希望通过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方式来确定某一案件的鉴定人。 第二，从地域差别进行分析，在法官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法官的主张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都是首先支持控辩双方的协商确定，其后依次为合议庭指定、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在鉴定人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鉴定人的主张差别较大。由此可知，绝大部分的北京市和青岛市的鉴定人都倾向于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案件的鉴定人，而呼和浩特市的鉴定人群体则更倾向于通过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定来确立鉴定人。 第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检察机关指定的方式确立案件鉴定人的改革主张，在法官群体中，只得到了占总数0.71％的法官的支持；在鉴定人群体中，没有人支持这一主张。这说明，无论是鉴定人群体还是法官群体，都是倾向于在鉴定人选任的程序中保持控辩双方之间的大致平衡，并且通过这种控辩力量的平等对抗来保障鉴定的中立性。 2．当事人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现行鉴定体制下，当事人缺少必要的鉴定辅助是导致当事人极少对案件的鉴定问题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鉴定事项，如何辅助双方当事人对案件涉及的鉴定问题进行监督和审查，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目前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和律师在案件的过程中会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由于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其辅助的效果并不明显。根据课题组对检察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调查，在检察官群体中，明确希望在诉讼中获得专业鉴定人员帮助的有74人，占填写问卷的检察官总数的86. 59%。认为是否得到鉴定人辅助无关紧要或明确不希望得到帮助的有11人，比例为13.41%。在律师群体中，有59名律师表示希望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专家的协助，比例为96.72%。持相反意见的律师仅有2人，占填写问卷的律师总数的3.28%。 对于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律师中有2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能够帮助法官做出判断，使案件得到迅速地处理，有23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可以使辩护在鉴定问题上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9名律师认为可以据此有效反驳控方的指控。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其有助于增加辩护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5名律师认为其能够有效反驳控方指控，4名律师认为可以迅速帮助法官判断选择。北京市有13名律师认为获得专家的辅助可以帮助法官迅速做出判断，有21名律师认为其可以增加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17名律师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反驳控方的指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获得专家协助可以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的，占50.86，认为可以有效反驳对方指控的占30.35%，认为有助于迅速审结案件的，占18.7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还是作为辩方的律师，绝大部分都希望在诉讼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协助。相对而言，律师群体对专家辅助的需求要比检察官群体的需 求更高。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目前由于专家辅助制度的缺失，已经给控辩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第二，从律师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分析，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获得专家的协助能够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能够有效反驳对方的指控，这两个主要原因都说明律师将获得鉴定专家的协助视为是加强辩护力量，与公诉方进行对抗的有力手段。 如果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21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10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青岛市被调查的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31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案件审理；6名法官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10名法官认为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 与法官群体不同，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青岛市有8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名律师认为无助于案件审理，2人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北京市有21名律师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6名律师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有1名鉴定人认为其有可能拖延诉讼，有6人认为这一做法会有利于案件的审理；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协助庭审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有3人认为有利有弊；北京市有4人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3人选择“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鉴定人群体中，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审理的，占65.45%，认为有利有弊的，占18.79，认为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占15.67%。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总体而言，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鉴定人都支持当事人平等地聘请鉴定人协助参与诉讼活动。其支持的总比例达到65%。其中，对其表示反对和担忧的司法主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庭审效率，拖延诉讼过程。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律师群体对待该做法的支持率最高，可以说明绝大部分的律师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措施改变目前辩护方力量过弱，控辩失衡的现状，以此加强辩护能力，协调控辩对抗机制，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在三类受调研群体中，相对较为保守的是鉴定人群体。课题组在设计该调研题目之初认为鉴定人群体会是该改革主张的最大拥护者，因为目前实践中，大量的社会性鉴定机构鉴定案源不足，鉴定资源出现了空置和浪费的情况，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参与诉讼活动，会使鉴定业务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为鉴定人，特别是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提供用武之地。事实却恰恰相反。结合调研报告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现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定人不愿意以出庭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可见，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核心技术问题，鉴定人出庭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与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难以切实地得到执行。 对于如果法律允许，是否会聘请技术顾问提供与司法鉴定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9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13名律师表示有可能聘请，有5名律师表示将视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定；青岛市有1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6名律师表示有可能会聘请，有4名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聘请；北京市有9名律师选择“肯定会聘请”，有8名律师选择“有可能会聘请”，有11名律师选择“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 如果未来的司法鉴定改革允许辩护人一方聘请鉴定人，呼和浩特市有19名律师表示将选择聘请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为己方服务；有4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3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青岛市有8名律师优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合作过的鉴定人；5名律师选择权威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 。北京市有14名律师选择“在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从业的鉴定人”；有9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4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从辩护律师聘请鉴定人的需求而言，在填写问卷的66名律师中，有19名律师表示如果法律允许，肯定会聘请，比例达到了28.79%，表示可能会聘请的达到了40.91%，明确表示不会聘请的只有4人，还有24.24％的律师会根据当事人经济情况来确定。这就说明，一方面，如果该改革主张得到确立，在实践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实际实施该措施。另一方面，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律师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情况确定。可见在改革措施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家对经济困难被告人的鉴定援助制度的配套。 第二，从辩护律师选择鉴定人的标准分析，其优先选择的是较为权威的、所在鉴定机构级别较高的鉴定人。这与课题组对法官的调查的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在选择鉴定人时，都是将鉴定机构的级别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实践中鉴定资源利用不合理，大量社会性鉴定机构资源空置浪费的现象。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鉴定机构社会化，各鉴定机构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难题，实现鉴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第三，从三个调研城市的数据来看，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的比例配比大致相同，青岛市的律师则更倾向于从较为熟悉的鉴定人中挑选。此外，三个城市对于通过名册随机挑选鉴定人的方式都不支持。 关于聘请的鉴定人的身份问题，调研组设计了“证人”、“诉讼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身份或无法说清”四个选项供三个调研城市的受调研主体选择。总体而言，在290名填写问卷的司法主体中，有77人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26.55%；有14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8.97%；有33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 38%；另有38人表示无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占13. 10%。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接受调查的76名法官群体中，有15名法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19. 74%；有17名法官认为其是诉讼人，占22. 37%；有32名法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 10%；有12名法官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占15.79%。在接受调查的80名检察官群体中，有21名检察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26.25%；有1名检察官认为是诉讼人，占1.25%；有52名检察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65%；有6人表示无法说清，占7.5%。在接受调查的61名律师群体中，有26名律师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42.62%；有4人认为他们是诉讼人，占6.56%；有2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36.07%；有9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无法界定，占14.75%。在接受调查的21名鉴定人群体中，有2名鉴定人认为是证人身份，占9.52%；有5人认为是诉讼人，占23.81%;有9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 86%；有5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占23. 81%。在接受调查的52名侦查人员中，有13名侦查员认为是证人身份，占25%；有6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54；有27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51.92%；有6人认为无法界定其身份，11.54%。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呼和浩特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26.5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1.38%，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48.97%，还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青岛市，认为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与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相同，都是20%，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53.64%，还有6.36%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北京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40.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5.5%，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37.5%，还有6.5％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 第一，总体而言，有接近半数的受调查人员认为控辩双方聘请的协助参与刑事诉讼的鉴定专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依次为证人和诉讼人。另外尚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在实务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