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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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对于现代大众传播而言，受众在本质上是由社会结构出来的。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社会团体成员和大众传播媒介产品之间，建立起来的各种诠释关系在文化上的意义。传播的文化研究认为，和社会分工与经济差异一样，地域文化和次文化等种种历史过程都足以对受众的媒介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J.Fiske&J.Hartley,1978）。考察电视的收视行为，应该有两个向度或者双重视点：作为一种仪式，“看电视”这一活动赋予家庭内部生活某种和外部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关联；作为一种消费过程，“看电视”也是文化传递的方式（DavidMorley,1992）。与此同时，电视对于拓展公共论坛与社会事务的讨论空间具有重要的贡献，电视谈话节目便是其中主要的部分。由于电视谈话的话题涵盖面十分广泛，便越来越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观众产生影响，而电视谈话中出现的言行，也越来越作为新的文化形式，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分享的一种重要文化经验（RaymondWilliams1990）。通过对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分析，可以从中看到电视受众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电视产品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大陆电视谈话的兴起

作为电视媒介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节目形态之一，谈话节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间”、“娱乐”、“社会意见和舆论”的多种成分。

从西方媒体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电视往往在一开始就承袭或部分承袭了广播电台节目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谈话始终在电视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国早期的娱乐杂耍谈话节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闻与公共事务谈话节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电台广播一样（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则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电视从业者大都来自报业和电影业，使得电视节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以画面的高度“唯美主义”和解说词的高度文学性和修饰性为主要表现风格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媒介所强调的宣传意识至上的原则和前苏联将纪录片视作“形象化政论”的观念，使电视从业者和受众双方都非常习惯于屏幕表达“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难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级领导的讲话外，在1980年代以前，电视节目中几乎不使用同期声（陆晔1997）。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央电视台1995年2月开办了《电视论坛》，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当年12月11日主持人赵忠祥和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们就宝钢建设问题进行的讨论，便是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宾为中心的电视谈话（陆晔1997）。然而，这种电视讨论与其说是“谈话”，到不如说是“采访+演说/做报告”更贴切。或者说，这类节目，传播方式仍然是“单向”和“自上而下”的，传播内容仍然比较单一，节目中出现的，往往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各种高层人士，普通公众较难介入。

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当数1993年1月开播的《东方直播室》。当时，新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在每晚7：00-7：30这个往往令地方电视台望而却步的晚间黄金时段，开办了这档演播室直播谈话节目，与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新闻栏目《新闻联播》进行收视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该节目以社会热门话题为依托，以演播室谈话为主干，以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为支撑，既体现出中国大陆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众（STUDIOAUDIENCE）”这个特殊的受众群体放在了与主持人和嘉宾同等重要的地位，“构筑中国电视全新的传-受关系”（李良荣，陆晔1995）。在一些文化学者眼里，节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众”对于热点话题的参与，使得这个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为普通市民“将他们原有的群体心理释放出来，参与公共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民间思想空间”（王元化1995）。在这里，电视谈话开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文化特征。也许正因为这个节目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其形式意义是要大过谈话内容的，谈话和要旨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深入，而‘问题’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开播两年多以后，该栏目因为社会性热点话题的“枯竭”从每周五档改为每周一档、双周一档，最后无疾而终。紧随在《东方直播室》之后开播的同类直播谈话节目《今晚八点》（上海电视台1993年2月）也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开播。较之于《东方直播室》“主要强调一种谈话的氛围和仪式”（沈莉1999）——“谈话”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实话实说》更具有市场化背景下现代电视节目生产的自觉意识：从话题甄选、谈话层次设计、有关资料的准备、记者前期调查、嘉宾的选择与搭配、主持人的风格定位与现场组织策略、大屏幕使用、灯光设计、现场乐队功能、现场多机摄录和后期编辑等，各环节的实施和有机协调多体现出对海外同类节目的模仿和借鉴，而且借鉴得十分到位，专业化程度很高——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已不仅是作为一种仪式和氛围的“谈话”本身的象征意义，而是“谈什么”和“怎么谈”——话题的市场“卖点”和谈话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业界人士称作“犹如邻居大妈家的儿子”，使得节目在“生活化”的同时凭添了许多“娱乐”成分：即使是社会意见和民间舆论的表达，在这个节目中也因为语言的机智幽默和生动活泼而增添了单纯的娱乐色彩。《实话实说》开始作为一种“类型”（FORMAT）节目的市场化运作，影响中国电视界，进而影响受众。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电视谈话大行其道，和其他大众媒介产品一起，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时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当中受众的文化选择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特征。

海派电视谈话节目的地域文化特点

上海是一个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点突出的城市。尽管作为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对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从中国大陆的媒介市场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紧密性，大陆其他城市的文化产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更显示出上海的媒介产品和受众之间，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走红的情形下，重新相继推出谈话节目《有话大家说》（上海电视台1998年10月）、《城市心情》（东方电视台1999年4月）和《走进心世界》（上海教育电视台），同时，有线电视台的各个专门频道，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先后推出《评头论足》、《看球评球》等影视类、体育类的谈话节目。此外还有东方电视台每周末的沪版《非常男女》——娱乐性谈话节目《相约星期六》，和幼儿游戏类谈话节目《欢乐蹦蹦跳》。这些节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较短时间内培养起相对稳定的本地观众，《有话大家说》的收视率目前已远在《实话实说》的本地收视率之上。（参见[表1]）

文化学者认为，海派文化，或者更进一步，可称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和“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融合了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和顾及现实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充分地体现出在受众和电视产品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之间的城市文化特征。《有话大家说》的节目定位是“大众话题评说”，虽然从话题处理和主持人的表达技巧上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实话实说》的“地方版”，但和《实话实说》的文化取向和风格非常不同。从《有话大家说》的编导阐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国，北京人被公认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们的头脑有名。但是，做了几期《有话大家说》节目之后，我们惊异于发现了上海人潜能的另一面——能说会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们不善于调侃国家大事中的条条框框；却能从身边的小事中提炼待人处事的准则。

上海人不是雄辩家，我们务实，用一些最朴素的语言，讲一些老百姓的大实话。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国际大都市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在逐步“接轨”……①

《城市心情》则以“理解都市情感，沟通凡人心灵”为主旨，试图“为城市人带来一种‘新世俗关怀’”，在话题设计和节目风格上较《有话大家说》更具有都市白领情趣；《走进心世界》发挥教育电视的特点，以“心理分析指导”的方式探讨人际关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现实生活。

从个人收视情况看，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受众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岁至59岁的城市市民群体（参见[表2]）。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最能够集中体现城市文化品性的主体人群。因此，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尽管在电视谈话走红之前，屏幕上一种十分兴盛的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节目——大学生电视辩论，但至少在《有话大家说》当中，真正的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谈话高手，却不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大学生，而是平民百姓当中的中年人。②这不仅和生活阅历有关，也和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观众的城市文化需求相关。

话题选择：电视受众与电视产品的文化依附关系

一般认为，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来说，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项有关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调查表明，73%的观众认为，电视谈话的话题是决定其是否收看一个节目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从中国大陆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选择看，从《东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实话实说》，电视谈话节目起步阶段的话题选择，大都集中在社会热点上，而进入成熟阶段则逐渐分化：《实话实说》正在“改进社会生活话题节目类型的同时，发展人生体验话题的节目类型”。④上海的电视谈话话题则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以及社会问题和社会公德。（参见[表3]、[表4]）即使是同类话题，《实话实说》一般围绕个案展开，而上海各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则更趋于群体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话大家说》有关生活方式的话题“经历公厕革命”、“家电故事”、“股民故事”，有关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话题“嫁在上海”、“什么样的女性最幸福”，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道德的话题“戳穿马路‘阿乍里’”、“说话要说普通话”、“自行车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时尚消费话题“追风网球”、“透视内衣橱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与受众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较高的。《有话大家说》2000年的收视率几乎在6至9个百分点之间，“电视谈话节目收此效应，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⑤

简短的结论

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业内的批评家们因此而认为，在笛卡儿时代，一个人可以说“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这个大众媒介时代，恐怕只能是“我上电视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而且由于受众的深度参与，更加强化了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情景之下，电视产品和电视受众之间除了消费产品—消费者相互依赖关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样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在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海派文化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有话大家说城市心情实话实说

1网络故事（生活方式）畅想未来

2人体模特儿（文化观念）漫游未来我的儿子太潇洒（消费观念）

3出国打工记（生活方式）聪明的烦恼（青少年教育）

4我与电影（娱乐）“保险”保险吗（社会观念）强子（个人奋斗经历）

5自行车被偷后（社会问题）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过年话吃（生活方式）没完没了好心情（娱乐）新世界（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7初九话酒（生活方式）读本好书过个年（生活方式）

8我在马路边拣到……（社会公德）文明养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长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几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讨债人的苦恼（法律）洋雷锋（社会道德）住家男人（家庭关系）

11网上消费谁来保护（法律）

类别（%）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法规环境体育其他

有话大家说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实话实说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释：

①/yhdjs

②应启明，谈话常识，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资料来源：上海广播电影电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⑦资料来源：陆云鹏，上海地区谈话类节目个人收视率分析，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⑧资料来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栏目组

⑨资料来源：同上

参考文献：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陆晔，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李良荣，陆晔，从《东方直播室》看中国电视传播观念的突破，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王元化，《东方直播·文化篇》序，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沈莉，上海电视节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上海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报告1999

第2篇

[关键词]文化 ； 先进 ； 落后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4-0299-01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不同模式，决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主流”与“支流”。

在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呈现着多元并存的状况，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熊映梧的话讲，现时中国生产力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三元结构并存的特殊格局”――即以手工为主的农业生产力、以机器为主的工业生产力和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现代生产力并存。

这样的生产力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不能不是“农民――工人――高技术知识分子尤其是电子信息人员”不平衡的分布状态。其特殊性在于这种人员比例的正金字塔结构。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上文明程度不高，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低下的现实。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正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生产力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的向上演进，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由相对落后的文化基础所决定，我国当代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并存，且大量人口寄生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中。这无疑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整体质量和世界形象，影响到国内文化的和谐和向世界的传播，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创造。

因此，当代中国在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文化结构的提升，在提升中实现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化。

然而，综观历史，无论世界文化实现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化，还是中国文化实现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化，其间都充满着复杂激烈的冲突与斗争，充满着不适与调整。

就世界文化转化与提升来讲，近代以来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就上演了一幕幕冲突与调适的活剧。

以中国、印度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关系而论。几千年来，中、印的农业文明与文化高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直到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依然处于农业文明与文化的盛世，以至于老大帝国“只知有秦、不知有汉”，在文化上，清朝廷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为准则，“言不和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施行文字狱。而这时的英国和欧洲，工业化和工业文明、文化正在勃发并冲击世界，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提升着世界的文明与文化。在这种新的时局面前，“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㈠200多年来，中、欧之间不断上演着这种文明与文化的对决，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在国内，各种文化见解与思潮粉墨登场，不断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印度也是如此，其古代有灿烂而影响力巨大的文化，到了近代，由于科技经济落后整体国力衰弱，文化影响力一落千丈，直到被英国殖民统治几百年。马克思在论述文明（文化）关系时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达旦人和莫卧尔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㈡

今天，世界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冲突仍在进行。一些美国的国际战略家甚至提出以先进文化为手段控制他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设想。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如果它曾单独取得过成功的话，这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主宰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它的优越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目的而威胁对方或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施加它的经济压力；因为A国能够使B国屈从于自己的意志的目的，通过自身的优越文化和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的劝导和引诱，实现它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够达到如此完全的胜利，将使其它帝国主义的方法成为多余。”㈢

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文明与文化有冲突、有斗争、有调适、有提升。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发展水平的部分与区域、不同发展层次之间，文明与文化同样存在着冲突、斗争、调适与提升的关系。

应该看到，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既已形成就有顽强的存在力量，农业文明文化如此，工业文明文化也如此。君不见，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无论在学者中、还是在社会民众中，总是出现复古、回归主义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复古、回归的文化思潮常常不绝于耳，像辜鸿铭一类、像新儒家一类，对古老文明文化的热爱虽不乏真知灼见，然复古、回归的倾向也昭然若揭。

至于民众，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则受“文化人”中复古、回归传布之影响，常常滞后于新文化的发展。观察广大农村的农民文化生活、诸多城市市民的工业文化生活，会看到这种现象的明显显示。

不独中国，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其文化更替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冲突与斗争，文化复古、回归主义者也不鲜见，典型如西方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时期，新旧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工业化行进过程中的消极浪漫主义者、卢梭之流。面对着欧洲进行中的工业化、文明更替、文化提升，卢梭指出，野蛮人是高贵的，并不一定文明人才是高贵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并不一定只有文明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文明社会充满了虚伪和狡诈，而野蛮人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东西，它是自然的，是淳朴的，因此，我们要“返于自然”。

不独工业化过程，信息化过程中也充满着文明文化的冲突与提升中的不适。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描述信息化过程中人们的不适时指出，“今天社会基本准则的突然变化，个人作用、地位差异和权力体系的模糊不清，文化的中断，而首先是巨大思想体系和工业现实观的破产，已经粉碎了大多数人对世界形象的看法。结果，多数人今天在观察他们周围世界时，只看到一片混乱。他们深感个人的无能为力和生活的空虚乏味。”㈣

但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止，文化的提升不会中断，如果要想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生存、发展，只有紧跟现代化的步伐，快步赶上，舍此别无他途。

参考文献：

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6.

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0.

第3篇

思南因为濒临贵州高原的母亲河———乌江，自古便是黔、川、湘、鄂物资交流与文化的通道，她所拥有的文化，便成了一种具有突出特质的地域文化。由于区位与地理状况的缘故，思南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贵州省境内其他地区没有的独特性。一是处于乌江中游要冲的思南，在古代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状态下，早已成为贵州高原通往川、鄂、湘等地的要冲。南来北往、西进东出的物资大半需要透过水路运输与交流。清道光年间，境内商业已经十分兴旺，县城内的大小商号已达数十家。多以食盐、棉布、百货、烟酒为主。其中的唐桥镇其时已享有“小南京”之称。由于思南地理区位濒临乌江，建制在贵州境内又较早，因而，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对较其他县区深厚。一部描述思南文化的著作，曾经将思南称为“花灯之乡”。[2]其实，花灯只是思南文化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思南文化内涵的主体并不着落在花灯上。作为黔东南地区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区，思南虽未列入自治县，其土家文化的厚重却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思南来说，不仅有“黔东首郡”“、乌江明珠”的美誉，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古朴淳厚的土家民族风情。思南历史文化是一种集贵州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贵州历史文化的缩影。在思南，人们不仅可以找到贵州文化神奇峻美的自然风光，找到贵州母亲河乌江的神韵；发现有如贵州高原在封建中央王朝时期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领略到土司文化对贵州社会进程的影响；还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促进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实施思南县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重新对思南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应的价值评估，是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

如果对思南文化的结构进行解析，那么，思南文化的结构应该包括乌江文化、黔东地域历史文化、土家族民族文化三个板块。其中乌江文化与土家族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地域历史文化方面，由于县境地处古代巴蜀、楚湘与贵州高原的结合部，开发相对较早，经历长期的历史沉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故也不可忽视。作为贵州高原第一大河的乌江，北源六冲河出赫章县北，南源三岔河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两源汇合后流到息烽县乌江渡，抵达思南县，再经沿河县出省境，至重庆市酉阳折向东北，于涪陵汇入长江，全长1018千米。历史显示，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大都源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哺育贵州高原各族人民的乌江文化，同样集中体现在她的中游重镇思南。

1990年在思南县建立乌江博物馆并非偶然之举。它是贵州省文化部门，对乌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亦是对思南在乌江流域范围内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认同。目前，乌江博物馆仍然属于我国境内唯一以江河命名的博物馆。这至少说明如下两个事实：一是，思南县境内的文化集中了乌江文化的精粹；二是对迄今为止，沉浸在现代化与工业增长中的人类对江河文化认识的不到位。就这一点而言，至少对当今的社会是一种启示：总有那么一天，当人类意识到未来社会不能过度依赖于科技与工业，必须更多地考虑我们这个资源有限星球如何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乌江博物馆的设立，会带给后人更多的思索。现有的乌江博物馆设于思南县文庙大成殿内，以图片和实物等形式浓缩千里乌江的自然人文风貌。图片以空间为序，从贵州威宁石缸洞的乌江源头到重庆涪陵汇流长江处的江尾，不仅涵盖了乌江自上而下的自然风光与资源，还包括乌江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等历史文化，沿江的古渡、古纤道、古今码头、各大滩险、摩崖石刻等文物名胜尽收其中。该博物馆还忠实记录了村寨城镇与各个民族的生存变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乌江。博物馆建立以来，参观者已达13万余人。[3]乌江博物馆所展示的无疑是乌江文化的精华。但什么是乌江文化，迄今我们尚未看到关于它的学术界定。几乎所有涉及乌江文化的文章所陈列的都是一些乌江流域范围内的文化表象。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乌江文化，立足于贵州文化资源的视角，不仅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去观察，更应从它在山地高原这一特殊地形地貌条件下，在贵州一体多元民族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去加以符合实际的评价。贵州是一个通道文化特征尤为显著的省区，是祖国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其区位上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大西南片区的政局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元明以前省际驿道未曾开通的历史时期，民间小道与水路是地区交往的主要通道。我们只要由此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乌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无疑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的内容，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可展现出更广阔的前景。民族文化是思南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化结构的主体之一。土家族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一些学者在论述土家族文化时认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它不仅在单纯的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巨大成就，还在政治、军事、教育、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哲学思想、古代法律、历史典籍、古代建筑、书画雕塑、名胜古迹和出土文物等多种领域，也呈现出丰厚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有深富的文化内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进程。[4]

然而，众多的论著并没有将土家族文化空间是一种什么文化这个问题说清楚，学者们述及的土家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除了表现形式外大都类同，这显然不利于对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由于土家族在民族分布上相对集中，地理上与汉民族居住区较其他民族接近，彼此间的文化渗透较多，固有的民族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吸纳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因子。因而，古今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变迁程度较大。总人口68万，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的中心地带的思南县，虽然未列入土家族自治县，但土家族文化的这一特征，表现得甚为显著。从整体上考察，思南土家族文化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以思南花灯为代表的土家族艺术文化；二是以傩堂戏为代表的土家族宗教文化；三是以生活习俗为代表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既往的研究者对上述几方面虽曾刊发过不少相关文章，却未从土家民族文化的分类上进行深入探讨，以至思南土家民族文化的研究长期未能形成系统。花灯是我国民间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歌舞形式，注入戏曲情节以后发展为以花灯为表现形式的戏种。贵州是花灯流行最盛的省区之一，除省境东南较少见外，黔南、黔北、黔中、黔东北都较普遍。尤其黔东北思南、印江两县的花灯特色独具，有“高台戏”、“花灯戏”之称。#p#分页标题#e#

在思南，全县近六百个村（居）委会及较大的自然村都有花灯队。足见这一民族艺术形式在当地扎根之深。思南花灯早在宋元之际即已广泛存在于民间，较之其他地区清末民初才流行开来要早六百余年。从思南花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活跃诙谐的风格等方面，不难发现这种艺术表演形式与土家族民族性格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正由于此，思南才能够在全省范围内赢得“花灯之乡”的美誉。傩堂戏是思南土家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有关部门开展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思南傩堂戏的情况得到了科学的展示与评估。调查报告认为：“在思南地区，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相互融汇，开成了以‘信巫鬼，重祀’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环境与氛围。[5]傩坛活动的保留及生存，一方面缘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迫害，广大群众无法生存，被迫逃往深山密林，聚族而居，长期与世隔绝使许多原始宗教文化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在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经济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十分脆弱，灾害瘟疫、疾病死亡处于无力把控与预测状态，也是傩堂戏能够长期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铜仁市辖区而言，思南傩堂戏历史最悠久，属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享有“戏剧活化石”之美誉。傩堂戏一般结合傩仪，在农历的冬腊月或正月里举行，其中的《甘生赶考》、《秦童买猪》、《媳妇告公公》等戏目，由于风格幽默，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深受思南群众喜爱，亦受到学术界人士高度关注。

思南是一个由汉、土家、苗、仡佬、蒙古等18个民族聚居的县区，民风民俗异彩纷呈，但最引人注目的民族民俗仍是土家族习俗。其中除土家族的年俗、婚俗、生育习俗外，奇特的土家族节日习俗，尤其表现出诸多独特性。以盛行于板桥乡的“甩神节”为例，在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镇上，不仅分布着四寺八庙12组古建筑，当地每年农历正月十四的“甩神节”，更是热闹非凡。内容与举办形式均令人十分神往。自古以来，菩萨一直是民众心中的神灵，神圣不可亵渎，“唯有板桥民间，偏要在每年正月十四这天将菩萨抬来甩着玩。[6]据传这一民族节日的产生，与当地长期流传的“神树”故事有关，而且，节日由当地四大庙会轮流出资举办，节日期间四乡轰动，气氛热烈，欢歌笑语响彻全镇。由于思南滨临乌江，建置较早，汉末为永宁县治，魏晋时为万宁县治，隋唐为涪川县治，因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宋以后虽为土官统治，其后属思州土司管辖，但这不仅没有削弱当地文化的内涵，反而为思南文化增添了土司文化异彩。因而，地域历史文化同样是思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属于思南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