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页。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2篇
ス丶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大同理想；人学思想；唯物论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13-04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策划和尝试过多种途径。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提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辛亥革命。由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些运动和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经过惨痛失败和教训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西方知识文化的重新审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选择新理论的共同标准：在价值层面上，则必须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则必须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中国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サつ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说：“ 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1］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同。程宜山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讲：“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オヒ弧⒋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为吸收和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ブ泄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这在《诗经》、《老子》和《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历代农民起义求大同、争太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直到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追求推到了顶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发出追求公平、幸福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呼号；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有“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平等。这在传统典籍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子》中讲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4］，以及无数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都体现着“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和追求平等的要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5］。二是追求和平。《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6］。三是没有剥削。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主张，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7］的社会。
ァ按笸理想”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和强化，历代人民追求“公正、公平、和平”的大同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传统国民的精神素养，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传播和接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对他影响甚深，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8］，后来，他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在论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希望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0］。1917年，大声疾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博大精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传统“大同理想”，立即引起近现代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オザ、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为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蓄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ゴ统人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震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法、墨等家也有鲜明的重民和爱民思想。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是社稷的基础。《管子•牧民篇》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2］，《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3］，《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4］，《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 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第二，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0］。第三，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2］，韩非认为:“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3］，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第四，要使人民富裕。《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24］，“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之,仓廪实,则知礼节”［25］，“务王谷,则食足,养桑麻久畜,则民留”［26］，同时强调财富的分配,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27］、“贫富无度则失”［2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ゴ统人学思想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自觉，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争利益、争和平的斗争让统治阶级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从而使人学思想从底层人民的呼声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民”、“重民”和“恤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终极目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王朝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在传统的重民行为中,封建统治者永远是行为的主体,而民众只是作为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对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维护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传统人学思想逐步实现近代转型。但其中的重民、富民、恤民的精华始终没有消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人学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将传统人学思想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作了锤炼,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0］的宗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1］。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人学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オト、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吸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ヂ砜怂贾饕宓奈ㄎ锸饭勰芄辉谥泄传播并开花结果，除其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外,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存在着许多契合之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常常从经济、地理、人口等物质条件与民心向背去思考历史的更替，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管子•牧民篇》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在《论语》中说:“庶之、富之、教之”［33］，认为人口的繁衍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说明他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道德教化的前提，说明他强调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也说:“今世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4］承认物质生活是礼义道德的前提,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存在一定暗合。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殷商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 “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中国古代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其三，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进了世人认识事物的思维发展。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为人们在思想深处留下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概念，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ブ泄朴素唯物论的发展历经了三千多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和研究古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对老子“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36］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斗争的思想补充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不足，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独特的矛盾论思想。邓小平秉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7］，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8］，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 认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9］，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0］，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深谙“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41］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42］的通变思维，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ヂ砜怂贾饕宀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对人类有着普适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的相通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的准备。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眼世界，结合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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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文化一词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的看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解释，将文化理解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积淀。本文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文化的。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政治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
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当是自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直到新中国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但在实际上，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影响．本文所谓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人类总是按照不同的地域，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创造其文化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决定着它的特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除了具有封建社会的一般特征外，更具有自己的特点。只有揭示其具体的特点，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那么，中国封建社会有哪些独特的特征呢？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1．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称（《诗经·小雅·北山》）。春秋以后，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他们先是以隐户奴役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制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其前身是隐户农民）两种人物构成的。但不论是哪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上所作的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和自魏．晋、唐以国家名义推行的均田制；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2、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
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对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
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结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经济的这一特点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因此，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只能是君主制度，而国家对土地享有的最高所有权则为君主的专制提供了根据；同时它又使国家的兵力来源和财政收人直接来自农民，因而也就使对农民的管理成为国家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微弱，缺乏全国行政系统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王权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固然有奴隶社会的传统及其他多种原因，但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不能不是根本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上的这—特点,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3．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以宗法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并以此作为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又一主要的特征。
中国奴隶社会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到西周时，奴隶主阶级还根据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制系统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确立了分封制与等级制。从此，这种根据族制来区别人们等级地位和决定财产与权力继承的宗法关系就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的主要社会基础。在这种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财产与政权，而且家、族与国家结合成为一体，家被看作是国的基础，国被看作是家的扩大；国王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还是全国最高的家长。这样，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虽然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代替了分封的君主制，政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除王室外，取消了家、族的世袭权力，但是宗法关条仍然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巩固发扬。这首先是由于奴隶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的传统已深深刻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仍像一种巨大的惯性力一样起作用；二是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也是旧制度下，享有某种特权的宗族的后裔，宗法关系的继承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三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出现为宗法关系的存在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缺乏凝结力的小农经济需要宗法关系来维系，而一家一户长期在一小块土地经营的生产方式对家族的存在起到了巨大的稳固作用。由此，宗法关系不仅得到继承巩固发扬，而且以纲常伦理原则赋予了“天理”、神意的权威，并受到“国法”、“家规”的保护。反过来，它又象一个巨大的网一样，束缚着人们，对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王权起到巨大的作用。
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基本特点，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和锁匙。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一直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这决" 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对此，学者们已多有论作，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问题，却有种种见解，尚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表现形式上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务实的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务实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注重人事，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中，有的论者提出，西方是理性的思维，中国则无理性。这种论点未免失于偏颇。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乏理性思维。如在人性、天人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均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并不比西方逊色。不同的是：西方的传统政治文化注重于对事务本身的认识，追求理论上的完整，如在国家问题上，总是注重对国家自身的认识。通过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理论论证，达到对国家完整的认识。因此，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思辩色彩，表现出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倾向。古代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有一段话，对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作了十分精辟的表述。他说：“既然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开始探讨哲理，那么显而易见，人们为理解（事物）而开始追求知识，不再是为了实用”（《形而上学》卷，卷二，982B）。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不乏理性思维，但并不注重事物本身，而在于人事，在于论证人事的原则，集中表现为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与人的政治行为紧密结合和追求实用的倾向。
第二,注重治国之道，而不注重制度的研究。对治国方法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要的内容。从历史的横断上看，各家各派都十分关心治国方法的问题。司马谈对诸子百家的分析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说明：“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六家要旨》）。这就是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方策。从历史的纵向上看，治国的方法问题也是各朝各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通过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与法治、德治与礼治，君道无为与君道有为、王道与霸道等问题的争论得到表现，而且更深刻地反映在对于“政治”含义的理解上。中国古代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政者事也”，“治者理也。”“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到了近代，尽管政治的实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关于政治这一古老的观念仍没有改变，政治仍被解释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孙中山所说的：“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
与中国不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注重对制度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并不是在各个时期都是如此。但从总体上看，对制度的研究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都是通过对国家一般理论的讨论，而达到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认识。翻开任何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务实性的原因，论者们曾提出各种理由，有的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工商业不发达，因而没有西方那样发展的自然哲学，也有的认为是因为西方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各样的政体形式，而中国则2000多年一直是君主制度，不存在政体问题。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触及到根本。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去寻找。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和血缘、宗法关系不仅造成了君主制度的长期存在，而且使君主集天地君亲师各项权力于一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达到极为专制的程度。以君为师，以吏为师确认了权力对认识的最高裁决权。各种思想都只有为王权和封建秩序服务，并为统治者首肯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情况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性，因此，中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的认识主体不能不是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
2、重民的政治文化
对待“民”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在周代 就提出”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书，无逸》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待“民”的问题更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牧民”以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有关“民”的思想。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民本主义”的文化，也有的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文化。我们认为，这些都不足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因为“人本主义”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观念，其中“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指社会上一的切人。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是为反对神权政治和君主专制制度而提出的，其前提是反对将神作为目的，提倡人是目的，反对封建的等级不平等。提倡人的平等，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是指处于社会最低等级的人。而有关“民”的思想都是针对君民关系而言的，其前提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它承认封建的等级不平等。
至于“民本主义”也是不贴切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君民关系而言从来就是君本而不是民本，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怜悯的对象，只有君才是目的。上述种种关于“民”的思想，都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请楚：“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已用，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已用，不为已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应是“重民”的政治文化。上述各种关于民的思想，尽管是作为君主维护统治的手段而提出的，但却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民的重视。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要“重民”呢？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专制王权建立的基础，是国家兵力和财政的直接来源，没有民的支配，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维持。对此，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非常清楚的。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离娄上》）的“政在得民”的思想和唐甄提出的“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明鉴》）的思想，很清楚地说明了封建统治者重视民的原因。
3、伦常的政治文化
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是任何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就道德与政治关系的表现形式来看，中国与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一，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尽管有道德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道德与政治已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相互分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与政治则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总是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一般表现为善、正义等一些抽象的道德范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则总是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不管主张如何变化，伦常问题都始终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内容。孔子时虽还未成系统，但“为政以德”成为其思想主干。“忠”、“恕”、“孝”、“悌”都成为重要命题。战国时期，特别是儒家，不论是讲性善、伦常“根于心”的孟子，还是主性恶，其“善者伪也”，即礼义皆系人为的荀子，都无不论证了伦常问题。至于以后，虽然出现了主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董仲舒的神学、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的" 玄学以及主张“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的理学之间的区别，也都不过是采取不同形式，论证了纲常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伦常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其具体内容来说，有如下两点：
第一、伦常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孔子把礼看作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荀子把“有辨”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辨”即“别”，是礼的核心和本质。程颐把“天理”看作是人的本质，“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遗书》卷二十四）。所谓天理，不过是神化的三纲五常。既然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因此，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道德，而实现的途径则是按照伦常的规范要求修身养性。这样伦常作为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
第二、伦常是重要的统治工具。
伦常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而政治文化又是以伦常来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它的突出表现是“德政”的思想。
德政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质是要求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感化百姓，并通过“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以教化百姓。中国儒家历史所宣扬的“正者盖所以正人之不正”，“躬行其实，以民为先”（《朱子语类二、三》）“以德为教”，“明人伦之教”都是对中国传统德政思想的极好注解。
在德礼政刑四种方法中，德政历来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关于这点孔子有一段话说得极为清楚：“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用伦常的思想进行教育，其次才是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就要使用刑罚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和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伦常的政治文化，对于维护专制王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格外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被置于至高的地位。
三、总评
以上，我们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虽然，它并不一定反映出全貌，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在建立自己的观念形态与实际措施中，注意于从实际的过程中去提炼出思想。中国政治文化强调了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要考察民心，注重民意。中国政治文化在政治统治理论上，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和谐。从这些看来，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仍有合理性的方面。因此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不应采取简单地否定态度，而必须看到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在现实中，不断地挖掘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东西得到更大的发展。
与任何文化一样，政治文化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因此它必定具有时代烙印，带有时代的局限与不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亦是如此。如中国政治文化的务实性只求于适应现实，适应于封建宗法关系，使得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缺乏创新性和开放性，从而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关系这个模式中。中国政治文化重“民”。但“民”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这种重民思想只能是培育对“官”与“皇权”的肯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重视伦常，“移孝作忠”，“亲贵和一”，其根本所建立正是一种以君主为最高主宰的君主专制的官僚体系。而将上述三方面进一步概括的话则是个人的自主性丧失，而君父权力的无限扩大。在这方面我主要谈一下中国的个人与整体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每个社会成员由于生来是这种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4篇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该理论体系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国家、党的智慧结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将其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国特色文化、风格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时主要以独特的方向进行发展，并做到理论、制度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从而促进国家快速发展[1]。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体现出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我国社会主义的个性体现出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因为这些不足才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原有的党建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体系的统文化特征的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在一致，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为了二者的结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国情制定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这样这样才能将其中的价值、意义真正的体现出来。另外，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不仅仅可以推动马克思在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快速发展，将现有的思想基础进行创新、完善[2]。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征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管通过多久的努力都不能进行统一实现。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点，才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影响合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形成一项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其论证过程中，常常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将以盾贯彻到每一件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去，并将其中的矛盾进行推移，而这些推移的现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经世致用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并将自然和社会活动进行创新、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论与一些实践理论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发生，颜元就提倡人们的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知识，并从理论知识中获取觉悟[3]。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出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学者开展了“经世致用”的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理论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的对一些资产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对一些劳动人民的价值进行榨取的行为进行评判，并指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将资本主义进行取得。而我国传统化的文化的和谐思想渊源较为已久，其中的思想就是“学而有礼之用，以和为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并做到人人相爱、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文化特形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社会角度进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其设置成对应的文化成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基本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让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创建打下良好的基础[4]。
1.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r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其中价值的体现出来，并从广义与狭义的方面将其体现出来。文化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而形成，这种文化是一种隐形的民族形态；文化在狭义的角度来来看，主要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各个民族思想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5]。而传统文化是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一种语言文化，是国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成果。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民族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可以有的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总之，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使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在社会、世界中站稳脚步。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精华部分，同时还包括了一些糟粕部分，而这些糟粕部分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想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就应该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处理工作，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弘扬。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创新、完善，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来说其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6]。只有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中价值体现出来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说，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其中的负面作用，并以客观党、科学的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从形式和内容上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鲜明
早在很多年前，邓小平同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在强调在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中必须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效的将中国特色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理论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7]。另外，在建?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采用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并将其中的立场、观点、特点通过所能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经典语录体现出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间接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并将其不断的升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现代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品味、风格、气派体现出来[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思想与科学观、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并将其以和谐、民为邦本的形式发展下去，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种文化特征：（1）和谐特征：“和谐”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仰。但是在旧社会时期，“和谐”二字很难体现出来，最地层的人们过着被压迫、剥削的日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逐渐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征，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和谐目标，而和谐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2）自强不息特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以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等理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一个自主、和谐、文明、富强对国家：（3）民本特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民本特征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一特点对于各个朝代的发展来说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因此，我国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以民本为主进行建设，并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经济的利益。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视觉符号；平面设计；开发
1传统文化符号的多元特质和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视觉元素及艺术符号，这些文化瑰宝是华夏文明五千年发展传承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地域风情的生动写照，凝聚了各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千百年来形成了睿智、包容、朴素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特质，呈现出形式多样、变化无穷的视觉样式，如京剧脸谱、水墨意蕴、书法篆刻、旗袍唐装、碧玉青花、园林民居等等，蔚为大观。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自成体系，个性分明，通过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领略华夏文明独特的艺术魅力，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和传承的轨迹，获得全面而深邃的审美体验；它们不仅仅带给人们视觉上的享受和冲击，更与东方人的审美理念和文化情结相吻合，它们虽然为中华民族所独创，却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及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愧为是中国的珍宝，世界的财富。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艺术财富，今天的人们应当保护珍惜、努力挖掘并创造性的应用这些传统文化符号，将它们转变为现代艺术语言，运用于当今的生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含了众多独具魅力、引人入胜的设计意蕴，既表现在现实物质之上，又存在于民族精神之内，既是人们挖掘民族精髓的钥匙，更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媒介和窗口。作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现代设计有诸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深入挖掘其中的艺术元素和民族特质，融会贯通以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创意风格和设计理念，必将让中国民族风格在世界多元化的设计潮流中彰显出更为夺目的文化魅力。
2加强传统文化符号的融入是设计基础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基础课程作为设计专业的方法论与认识观，在整个设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先导作用毋庸置疑，时代的进步和新媒介、新技法的不断涌现拓宽了设计基础的概念及内涵，促使传统的设计基础教育进一步的提升与更新。平面设计是艺术设计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概念是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传统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被包豪斯的“三大构成”课程体系所主导，教学内容及形式长期缺少变化和更新，难免让学生在学习之初就对设计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换言之，传统单一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平面设计不断发展的需求，充实和和加强平面设计基础教学体系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当前平面设计除了要有独特创意之外，也有明显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强调具有民族特征的表现方式，在对外对传播信息的同时实现本土文化的广泛传播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有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便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平面设计教学承载着传承文化，培养未来设计师的重任，应当注重学生传统文化观念和本土意识的培养，让传统文化符合这个元素贯穿于其基础教学的始终。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千姿百态，用最纯真质朴的文化语言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源，有待于挖掘、整理和利用。所谓“符号”，即人类认识事物的载体，作为信息记忆和存储的工具，符号也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如德国符号美学家卡西尔所言：“艺术设计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每一个设计形象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符号标识。按照当今平面设计发展的趋势，如何将传统文化符合与现代设计传承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教学当中应该将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将传统符号进行传承、变化与重构，由此派生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结合的平面设计风格。从传统元素切入，运用现代设计教育理念，实现中国传统图式、文字、色彩及其造型与现代视觉传达的有机整合。在平面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既有基础训练的强化，又有应用设计的延伸，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鉴于此，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要力求从传统符号中引申出平面设计领域中最普遍的现象和规律，引导学生从传统中汲取更多营养，为设计基础教育探寻新的可能。
3彰显传统文化特色，整合教学资源和内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千百年长期积淀下来的，从开始中华民族经历过许多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争论与思辨，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的平面设计也遇到同样的课题，出现过一味推崇西方设计体系而忽视本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误区，从而导致本国设计发展集体失语的尴尬。全球化浪潮下，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从民族走向世界的步伐不可阻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平面设计基础教育更加应当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从文化传承、文明建设和历史责任的高度来定位平面设计基础教育，真正建立起传统文化传承的设计教育观，引导学生探寻蕴含在传统文化符号中的民族精神，领悟到在世界文化的格局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教育融合，并没有什么捷径和已有模式，只能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有的放矢的灵活运用。首先，要在平面设计基础教学中重新解读中国元素，将传统符合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程体系，在学生的基础训练中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鼓励学生在学好传统平面设计基础知识的同时展开新的研究和探索，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来丰富和塑造平面设计语言和视觉形象，让本土的元素与西方经典相互兼容，彼此渗透。中国的传统符号可谓浩如烟海，极为丰富，例如，在基础图案课程中，可以专门设计一个中国传统图案的研究环节，先要求学生收集整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装饰纹样，先进行临摹，不需加入主观因素，尽可能的了解、熟悉和掌握其中的造型图示、符号语言等，达到以形写神的程度。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创意和变形，大胆的进行艺术加工、设计实验以及构思演绎，使之平面化、设计化和视觉化，达到旧瓶装新酒的境界。再如，图形创意课程中，专门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抽取一些实例，如京剧脸谱、祥禽瑞兽或者是剪纸、皮影、泥塑、年画等民间工艺，让学生进行创意和设计，可利用各种设计形式和造型手法，表达方式不限，由点到面，引导学生从传统的符号中挖掘图形的语言，从传统的文化中找寻到现代的设计观念，找准传统符号与现代设计的契合点，为将来的专业学习打下文化观念和设计语言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特点、“比德”理论、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三方面入手简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并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宗法社会以及儒家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形成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予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孑L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日：“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超级秘书网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基础教育；传统德孝文化；学生特性；载体创新
传统德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继承和发展传统德孝文化有利于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基础教育又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而，在新的时期探索基础教育阶段传统德孝文化的载体创新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基础教育与传统德孝文化概述
传统德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基础教育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将传统德孝文化纳入基础教育阶段，发挥传统德孝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这是基础教育与传统德孝文化的价值契合点。
（一）基础教育概述
基础教育，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狭义讲是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讲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等。基础教育并不只是为高一级教育提供生源而存在，它有其自身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型教育的价值。
（二）传统德孝文化概述
《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舜帝就是中华民族的“德圣”“孝祖”。山西运城作为舜帝故里，其历史遗迹、碑记石刻，以及历史典故、典籍记载、民间风俗不计其数。2015年5月，盐湖区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中国德孝文化之乡”称号。
1.2.1 传统德孝文化的历史根源
德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也是虞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虞舜文化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源头之一和根脉所在，其形成的德孝和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影响深远。”[3]
1.2.2 德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核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成功嫁接
虞舜文化研究会专家叶雨青告诉记者，虞舜时代是中华民族“以德治国”的源头和范本。我们要从舜帝“宽厚”“律己”“修德”“至孝”等思想和精神中，找到大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诚信、民主、平等”等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3]从德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以“德政孝行”为载体，促进社会家庭的和谐，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成功嫁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德孝文化根植于中国大地。
二、基础教育中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立足点
传统德孝文化载体的创新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改造，要达到良好的德孝文化教育效果，需要明确载体创新的方向。我认为基础教育中传统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方向应根据当今技术的发展立足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性，采取真正适合他们特性的教育载体和他们最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教育阶段的学生，因其生理发展情况的不同和自身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性，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出现了网络化人格。深刻了解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点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选择合适的教育载体的前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塑造性、广泛的兴趣点和强烈的学习欲望，然而，他们也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叛逆心理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他们的特性所表现出的求新、创新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德孝文化载体的选择及运用要立足学生的特点，这既是以人为本教育本质的要求，也是为达到良好传统德孝文化德育效果的需要。
三、基础教育中德孝文化课堂教学的载体创新路径
学校进行传统德孝文化教育往往是通过国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方式呈现，课堂教学是学校进行传统德孝文化教育的主渠道，因而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传统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着力点应回归到课堂教学载体的创新，那么，学校该如何结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性进行课堂教学载体的创新，以使传统德孝文化虚功实做，达到润化人心的目的？
（一）发挥以教师为代表的人格载体的作用
在当今，单纯的理论灌输显然不能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尤其是针对正处于思想叛逆期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他们追求意识的独立，而单纯的理论灌输容易让他们感受到思想的强制性，从而造成不愿接受的思想反叛。因而，现代基础教育的德孝教育中，重视人格载体的运用，塑造人格榜样显得尤为重要。
（二）引入并充分利用网络载体
网络的出现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也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网络作为承载信息、传播信息的载体，其具有巨大的容纳量、内容丰富和展现方式多样的特点，它集图像、文字、声音于一体，使所展现的内容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因而，将网络载体引进课堂，用视频、图像、声音的形式教授所要传播的德孝文化，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传统德孝文化教学课堂单一的呈现方式，达到良好的德育效果。
（三）创设课堂活动载体
传统德孝文化活动载体，即“以活动为传统德孝文化载体”之意，“是指教育者为传播德孝文化，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有意识地开展各种活动，寓传统德孝文化内容于活动之中”[7]。传统德孝文化的课程教学，往往是采取“你说，我听”的单向信息灌输方式，而缺乏师生间的互动和学生间的互动，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主动性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为满足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表现欲、独立意识强，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现代的德孝文化教育方式应充分用好活动载体，可采取情景剧表演展现德孝故事和人物等方式，化传统德孝文化于活动之中，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受到良好的道德教化。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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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军队革命传统 基础 特征
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主要基础
建军80多年来，我军革命传统经历了不断积累创造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基础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优秀军事文化成果的吸收是我军革命传统赖以形成的文化基础。美国著名传统研究学者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①传统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任何传统都是在既有基础上的继承和革新。传统和文化关系密切，任何传统都集成了现有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成分。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具有想象力的文化传统积淀。
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精神、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外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文化以及以《战争论》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军事文化、五四以来的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都是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重要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规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革命军人个体必备的现代意识的基本内容，对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我军革命传统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军事文化的融合。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塑造成具有现代革命传统的新型武装力量，主要还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贯之以现代民主及科学精神，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来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创新理论是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理论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军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军基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思想观念都有它创新产生的现实基础或客观条件，同时又有它得以形成的思想渊源。梁启超认为，只有强大的军魂才能铸就强大的国魂，军魂销尽国魂空，1899年他曾撰文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②军队革命传统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特殊时代背景及战争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道德伦理规范以及军事理论中国化的过程。
艰苦卓绝的严酷战争环境是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实践基础。自我军成立以来，人民革命战争面对的敌人都是异常残酷凶狠的，军事斗争实践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进攻。异常残酷的斗争环境，使军事斗争多次面临严重失败和挫折，我军革命传统也不断升华。从井冈山到长征，从延安到西柏坡，我军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其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练就的。当然，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我军革命传统和党的革命传统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这主要是由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处的地位和任务决定的。
我军革命传统的鲜明特征
我军革命传统从总体上看是我军革命精神与革命道德规范的有机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外部特征，有着不同的内涵侧重点。以革命精神为例，井冈山时期是我军初创时期，其传统精神主要体现为敢为天下先的革命首创精神；而长征时期主要体现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谱写了一幅震撼世界人民心灵的英勇画卷；延安时期则以实事求是、艰苦创业的精神史诗昭示后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公而忘私精神等等绵延至今，历久不衰。而我军革命道德传统则集中体现在它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等方面。这些革命传统的内容虽然形态各异，但就其所体现的本质价值内核是相同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系统和文化形态。
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革命传统，既体现了一般军队所应具有的基本精神品格要求，又因指导理论以及军事斗争环境的不同而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军革命传统又有着其恒定的价值内核，从而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精神特质，折射出其鲜明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超凡的感召性。我军革命传统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体现出超凡的感召力量，是我军道德行为规范的重要载体，也是管理模式形成的重要基础。我军的革命传统，从最高领导人、革命指导理论、政策、制度都具有其特有的带有时代特征的超凡的感召力。战争年代，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崇高的革命理想以及个人品格、超群卓越的军事才能，济世救人的宽阔胸怀，感召了多少人甘愿出生入死地追随他们，追随他们的济世理想和济世理论。而领导人所具有的这种特质既是后来和平时期导致个人崇拜的种子，也是团结带领千千万万人民子弟兵克敌制胜、战胜困难形成党和军队特有的革命传统的根基。
我军革命传统的感召性特质还表现在其理论对实践指导的真理性与科学性。权威的形成主要源于对真理的信仰。传统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行为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主要因为其真理性和权威性，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契合人们的心理需求与道德需求。我军革命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形成发展并不断创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保证我军革命传统的创新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紧紧把握军事斗争及先进军事文化的发展规律，始终坚持对崇高理想和真理的渴求。革命传统的理论科学性保证了我军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巨大的变革性。创新是我军革命传统能够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要求一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是适应现代战争需求，能够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军队，是一支没有任何私利的人民军队。
鲜明的实践性。指出：“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包含着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包含着我军特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是我军70多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军的传家法宝。”我军革命传统蕴含着军事斗争必须具有的科学思维和方法，体现于具体的原则和规章制度中，其隐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逻辑方法具有历史传承的同一性，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相对稳定性和一致性，它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我军革命传统不仅是一种精神传统，更主要的是体现为在上述基础上的鲜明实践作用，特别是部队有效运行的管理机制。通过革命传统决定了军队的性质宗旨，在此前提下，如何实现上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管理，则通过革命传统的传播得到彰显。“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是决定人民军队性质本色的‘红色基因’”③，它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力，继承和发扬我军革命传统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实践性也是我军革命传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所在。
顽强的斗争性。我军革命传统体现了我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具有压倒一切困难和敌人而不被困难和敌人所压倒的革命英雄气概，敢于并勇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这种顽强的斗争性是在科学性认识实践基础上的重要精神品格，也是我军卓立于世界强军之列的标志性精神品格。从五次“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战争到历次自卫反击作战，我军都是以其顽强的斗争精神战胜了敌人。这种顽强的斗争性来自于顽强的纪律性，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力量基础的斗争性，这种顽强的斗争性也是建立于科学精神之上的、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斗争性，因而这种顽强的斗争性才能够所向披靡，历久不衰。
小结
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基础决定了我军革命传统的鲜明特征，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军革命传统面临着如何适应使命任务变化促进战斗力提升的问题。从科学管理的角度出发，科学分析我军革命传统基础的变化，保持革命传统的鲜明特点，应是军队革命传统不断创新发展、焕发出无穷战斗力的重要思考视角。
（作者为西安政治学院基础系博士研究生、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官训练基地讲师）
注释
①[美]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网络教育 思想政治 理论支撑
中图分类号：TP3-4；G642.4 文献标识码：A
1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现实理论支撑
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和相对短暂的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极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信息社会的来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传播亦是如此。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人类传播大体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五个阶段，而不同的传播形式赋予思想教育工作不同的生存状态。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印刷造纸技术的发明，思想教育的范围不断扩大，教育的内容得以长期保留，但是及时迅速地对教育对象加以教育仍是一大难题，广播、电视的出现给思想教育工作带来的不仅仅是传播速度的突破和教育空间的位移，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声音和图像系统，使思想教育工作更具形象化。上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九十年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且催生了现代传播方式――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一次重大飞跃，它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效率高、易于保存等特点，不仅增强了传播的质量和效率，也促进了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创新。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是计算机基础教育领域的新事物，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它也是人类传播方式演变的产物，是网络传播衍生的成果，而网络传播模式的生成便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形成发展的技术、物质前提，现代传播学理论提供了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现实理论支撑，特别是网络传播的技术平台、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等理论对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作为现代传播催生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反映了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创新的趋势，是信息化时代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对时代的正确反应。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字化潮流无法抵挡，而新型传播方式给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是必然之势，这也是对以往传播经验的总结。
2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撑
计算机基础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经过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工作者的提炼、总结和创新，计算机基础教育从经验形态走向科学形态，走上系统建设和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直在实践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高举旗帜，勇担使命，开拓创新，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科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精细化形成了许多规律性认识，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不断丰富、完善，也培养了无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知行统一的人才。当前，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分化与综合的趋势愈益明显，导向、凝聚、激励、调节、育人、开发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但是随着社会纵深发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计算机基础教育应顺应时展的需求，用时展的最新成果和宝贵经验武装自己，用发展的眼光时刻审视自我，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
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延伸，不是对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全盘否定，是建立在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基础之上的，它必须吸取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经验，取其精髓，用其精华。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也是继承中的前进、发展中的创新，它根植于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土壤，吸收和借鉴了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的重要成果，具有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诸多元素，而且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理论构成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撑，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在积极推动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新成果，寻求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新空间、新环境，开创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新局面。
3计算思维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重要导向
计算思维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因为科学、系统的计算思维理论不仅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重要课题，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成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根本理论支撑，也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计算思维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这就要求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务必始终坚持计算思维的引领，坚持不懈地用计算思维的丰富理论教育广大网民，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全面把握计算思维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将计算思维的理论形态转变为一种心理形态。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11篇
至于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实用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 “现代西方新理论”在新课改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个人全面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新理论”进行解读、批判、改造、借鉴，既不能采取简单拒斥，也绝不能简单搬用、套用，更不能说它们是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尤其哲学界，都已经认识到这些西方哲学思潮在反对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理性独断的同时，自身又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巨大局限性。
部分提倡我国课程创新 “概念重建”的专家，对待这些“新理论”却采取了简单化态度，并存在严重误读和随意发挥的现象。只看到这些“新理论”合理的一面，却无视其局限性。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有用性，混淆知识的社会生产过程与个人知识的形成过程，把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的“社会共建”理解成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个体间沟通，把个体知识与社会知识之间的辨证作用理解成是师生个体之间的协商对话。并认为“建构”就要通过实践或直接经验，“对话”就要进行问答，“沟通”就要“互动”，“互动”就要真的实践行动而不是课堂教学的讲解和理解活动，以此来为否定课堂讲授、强调活动课程进行辩护。
提倡 “概念重建”的新课改专家还误读、误译情境学习理论的知识观，把情境学习理论批评脱离实际、不重视应用的知识教学理解成否定客观科学知识的教学。情境学习理论把脱离实际情境、学生不能理解、无法应用的知识称为“惰性知识”，英文词汇是“inertknowledge”，而倡导“概念重建”的专家却将其翻译成“无用的知识”，并批评说我国的“传统教学”是在讲授“无用的知识”，让学生积累“无用的知识”(参见钟启泉：《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与〈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作者商榷》，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
这种误读、误译与其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教学观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知识观结合起来，被当成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就难免会误导中小学新课改的理论与实践，也就难怪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会形成一股 “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了。这里我们只想说明，不应该把那些影响我国新课改的“现代西方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个人全面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提并论，用来作为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更不能作为我国新课改的指导思想。在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课程与教学理论体系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改造和借鉴外国理论学说。(■孙振东陈荟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院，400715)
要在过程中实现课程理论创生
《中国教育报》从 2005年5月28日起发表了《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等系列文章，对新课程的理论基础进行追问。前段时间的争鸣文章有一个隐含前提：应该先有新课程的理论基础，再进行新课程的改革实践。按照这一思路，此次新课程改革应该是一个由课程基础理论到课程改革实践的实施过程，遵循的是演绎的逻辑，因此文章对新课程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明确的追问。
我们认为，与其把此次改革视为按照课程基础理论施工的工艺学过程，倒不如把新课程改革本身只当作是一个在一定的课程理念与课程框架体系基础上的理论探索的过程，是进行课程理论创生的一次实践尝试，实践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实践中寻找到适宜于我们国家现状和教育需要的、包括了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内容的课程理论体系，即我们的课程哲学。加拿大教育学者迈克 .富兰在《变革的力量》中说：“对于改革，你不能强制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变革是一个旅程，而不是一张蓝图；变革是非直线的，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兴奋，有时还违反常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根本方针，而实用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力等理论中的很多观点对我们的教育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们的课程理论基础需要全面地、合理地吸收各种理论的有益营养。而吸收什么？如何吸收？这就需要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之中去不断思考和总结。我们要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实现课程理论的创生。
有人可能会不无担心地说，此次课程改革作为一次事关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行为，涉及到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并且会影响我们国家未来教育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可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而我们现在还主张把改革本身只作为一次探索新理论的尝试，这样的主张是不是置中国教育的前途不顾呢？
我们认为，这样的担心似乎没有必要。虽然此次课程改革现在还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什么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我们已经有一套新的理念，并且有完整的课程框架作为新课程实践的支撑，只要我们把现在的理念实践好了，把现在的课程框架实施好了，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就有了保障，我们的理论探索也有了保障。
正如《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文中所言，此次新课程改革的完整的课程理论基础至今没有见到正式的、明确的表达。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人回答。但是，现在就希望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为时尚早。答案正在探索之中，而我们都是探索者，我们正在路上。 (■郑绍红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传统是推不翻的，也不可能被替换
读过中国教育报刊载的围绕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问题的讨论，感慨良多。这场争论源起于靳玉乐和艾兴所撰的文章(以下简称《靳文》)。《靳文》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他们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不赞成盲目地将一些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而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其后，又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了赞同。
马克思自己就曾对将自己的理论进行盲目移植的做法进行过批判。马克思在晚年，俄国面临革命时，转而研究俄国和东方民族的问题，这时他发现自己原来提出的理论是决不可照搬的。他一再提醒和警告人们，千万不要教条式地对待他本人在《资本论》等著作里的历史学说。因为不同国家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一种理论来回答，简单地搬用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必须认真地研究不同民族自身的历史状况和条件。
从争论中我们看出，不管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还是反对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课程改革的唯一理论基础，主张博采众长，综合多种理论学说来丰富和完善新课程改革的理论，我们的视野中充斥着的总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不管我们如何地表明在课程改革中一定要立足本土，坚持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实现对国外理论的融合，但是，历史和现实却一再地告诉我们，在每一次中国教育的变革关头，我们总是过多地向外部寻求改造中国教育的灵丹妙药，赫尔巴特、杜威、凯洛夫、巴班斯基、赞科夫、布鲁纳、布卢姆等等许多国外的人物，其理论伴随着中国教育的成长和发展历程，相比较而言，中国自己的教育文化传统被忽略，被淹没在不同阶段出现的、来自国外的教育理论的强势话语中。
难到我们注定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必须依靠他人的扶持才能发展吗？任何强大的理论知识体系的成熟和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突然出现的，而是伴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在批判继承、扬弃超越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教育理论的形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才达到今天的成就，但其根在历史中，在一贯的文化传统中，厚重的文化土壤给西方的教育理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料。同样，我们也有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为什么我们就要忽视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去汲取养料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作为我们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呢？
教育与文化是一体的，文化的传统构成了教育的传统。传统是推不翻的，也不可能被替换。传统存在于每一个在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的意识之中，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视而消失，它会通过对人的意识的控制实现对一切外来东西的潜在的抵抗。要建构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必须借助于传统，通过在对传统的自我的创造性调整和转化的前提下，合理地吸收外来的文化元素，才能实现社会、文化的有效更新目的。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样必须精心地分析、认识、理解传统，对传统进行创造性地转化来实现。从传统中来的，才最容易被从传统中社会化的人们所理解、接受和吸收，也只有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很好地吸收和融合外来的一切理论。这一点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就是有力的佐证。这种研究不光是对现实的研究，更要对我们一贯的文化传统进行精深和细致的研究及创造性的转化。
因此，我们应该坚定地说，有生机的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自于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基础上来实现对外来理论的有机创造和整合。可能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算真正尊重了马克思主义。 (■王平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基础是什么
中国教育报开展的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讨论，给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关心课程改革的人提供了一个争鸣的论坛，这是一件绝好的事情。拜读了各家的文章以后，在思考新课程的理论基础之余，不禁又想到一个问题，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基础又是什么？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考量，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认识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那就是正确的；人的认识如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那就是错误的。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概括，理论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那么理论就是正确的，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能够减少实践的盲目性；理论如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规律，那么理论就是错误的，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当然不会获得成功。
怎样才能使理论真实地反映客观规律呢？那就是和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使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由此可见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性。那么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基础究竟怎么样，本人觉得至少应该探讨以下问题。
一、引进理论自身的实践基础如何？
新课程引用了一些西方的理论，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想等。西方理论中有很多好的东西，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有的理论是根据有限的实验提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规模实践的检验；有的理论虽经过大规模实践，但是已经被证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在吸取其精华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剔除其糟粕。
二、新课程改革应该怎样建立自身的实践基础？
新课程改革怎样建立自身的实践基础，也就是新课程改革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国的新课程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先由课改专家确定课程理念，根据课程理念编制课程标准，再根据课程标准编写教材，然后根据教材实施新课程。
初中新课程已在全国若干地区进行了实验，如果在实验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实践来修正理论，是可以逐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建立理论的实践基础的。可是问题在于： (1)各地给予实验地区人力上、物力上、政策上的支持，使实验地区的条件优于一般地区，实验不是在常态下进行的，使人怀疑这种实验的真实性；(2)科学实验允许失败，实验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新课程实验没有哪个地区失败。教育实验有严格的测量评价体系，可是至今没有看到哪一家提供这样的测评报告，使人对实验的结果产生怀疑。在全国各地一片成功声中，到底有没有水分；(3)各地经过实验，都反映出初中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诸多问题。若干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修订后的课程标准，教材也只有微小改动，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上述问题的存在，似乎阻断了新课程改革与实践相结合的通道，理论依然悬在半空中。
三、新课程要不要适应现时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12篇
我国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设计专业开始不断细化，以就业为导向被划分为不同设计门类。网页设计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体现了艺术性与技术性的融合和统一，同时，网页设计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然而当前网页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基本沿用了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一般模式，较多地强调专业技能学习，忽略了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培养。在专业技能学习上，也多是盲目模仿西方设计形式，忽视传统文化的学习，在课程的设置上关于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较为单一；对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设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缺乏创新性。
二、传统文化融入网页设计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传统文化的核心，即中国人内在的精神生活形式，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习惯等。其次，传统文化的物态形式，即其内容的外在表现，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的习惯和规范等。再次，传统文化的民族特征，这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种民族性的文化也是多元的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中运用的传统文化元素就是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如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文字的元素有汉字、书法、篆刻和甲骨文等。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网页设计教学是为了让学生能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以便设计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传承和发扬好传统文化。设计教育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模式，优秀的设计作品要能体现出民族的文化内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面对当下新媒体飞速发展、中国网民数量飞速增长（包括使用手机媒体的网民）的现状，高校应当更加重视网页设计人才的培养，而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网页设计人才培养，不仅能为学生提供网页设计的灵感和素材，而且能够给予学生正确的人文教育和设计观念，使其明确设计不能盲目追随流行，而是要体现设计师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
三、关于网页设计人才培养的思考
（一）立足传统文化，更新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在设置课程时要注重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传统文化的融入网页设计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设计形式上，而应从传统文化的内涵出发，更新教学内容。首先是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是学生进入专业学习的铺垫，可以在专业基础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例如在绘画基础课程中可以选取瓷器、京剧脸谱等元素，这样可以使学生了解并且熟悉传统文化符号。在构成基础课阶段，在学生学习了构成法则的基础上，对应用部分的练习可配以主题性的训练，如传统图案图形的运用。平面构成部分可强调对传统图案图形的认知、理解和运用；色彩构成部分可强调对具有民族特彩的认知、理解和运用。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网页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中学会运用传统元素逐渐理解传统文化。在专业课方面，学生有了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进行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设计练习时才有可能。如在网页的界面设计中，可以让学生以传统纹样为题材进行主题创作，组织画面元素；也可以以传统民俗文化为主题进行界面设计创作，如二十四节气、中国结等。在引导学生对传统元素运用时，可以让其采用直接运用和间接运用两种方式。直接运用传统文化元素，需要做到表现形式具有新颖感，能直观、生动地表现主题，传统文化元素可以图像或者图形的形式呈现。若想在直接运用的基础上设计出表现形式独特的作品，不能模仿照搬而应在理解传统文化元素内涵的基础上合理运用，这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积累。间接运用传统文化元素需要寻找元素间的联系，将看似没有关联的设计元素巧妙地联系起来。元素可以是具象表现也可以是抽象表现，运用形式美法则构成主题。如何选择元素间接表现相关主题则需要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有一定的了解。
（二）加强对传统设计思想的学习
在网页设计教学中传统文化以及相关理论也应当受到重视，我们在注重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使其加强对传统设计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增开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理论课程，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这种理论课程教学可以联系专业实践开展，避免学生因课程枯燥而出现对其不够重视的现象。如在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环节中，可以从设计风格和设计思潮的角度指导设计实践，让学生在理解设计历史的基础上学会理解和分析经典设计作品的内涵，学会查找和分析资料，提取其中的设计元素。传统文化融入网页设计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上，还要注重对于传统文化思想和内涵的传承和表达。
（三）课题形式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培养现代创新型设计人才尤为重要的环节，可在以往实践项目基础上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再设计的实训项目。网页设计对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要求比较高，教学方式的变革应该从实践的各个环节全方位展开，目的是使网页设计的实训部分摆脱单调枯燥的教学模式。以往各门专业课程的实训内容都是围绕着课程的内容展开的，学生的专业练习也是在老师指导下按部就班地模仿，无法真正锻炼学生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将传统文化融入的再设计实训，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孤立看待一个传统元素，而是要注重与其他实训练习的关联性和连贯性。网页设计人才培养目标是一专多能型高技术人才，具有较强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网页设计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多种技能协作完成，只有综合各门课程知识融入到综合实训项目中，才能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形成有效的衔接。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要求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后进行有针对性的项目实训练习，挖掘出与课程相关的设计项目作为课题，把专业知识与实践运用联系在一起。课题的选择要利于将传统文化和专业教学融合在一起，由浅入深。每一个大项目的内容都需要运用几门实训课程的知识点共同完成，只是每门课程在不同的项目中担任的“角色”有所不同。学生从课题的问题着手，寻找解决办法，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在实训课程内容的开发上也可以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实训项目来丰富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这样的教学方式能使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达到统一。
四、结语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13篇
《论语》中，主要包括了治国思想、为人之道两方面内容，《论语》讲"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人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古代从天子的祭天、祭祖，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外交、打仗，到普通老百姓的婚丧嫁娶、坐卧行走、互相称谓等，一切都有礼的规范。因此，中学生通过学习论语能够了解传统礼节、礼仪，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奉为经典的社会秩序有所认识与了解，对传统文化的源头、面貌有具体感性的认识。另外，《论语》的文风与句式较传统古文更加生动与简练，更加适合学生古文的学习。而且，《论语》具有一定的场景感，能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代入感，进而促进学生古文水平的提高。
高中论语教学应当肩负传统文化传承的重任
社会现实不容否认，传统的伦理道德、传统的文明礼仪甚至传统文化中高尚的精神文明思想，正渐渐离我们远去。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在现代人繁忙的社会中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重。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亦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新生代的年轻人，在社会大染缸的熏陶下，对传统的文化当然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大一部分高中生学生认为《论语》这种老古董没有用处、与现代科技社会脱节，且在高考试卷上所占的分值亦微乎其微。这些都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开展。虽然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影音、文字等保存工作的强化，但是传统文化正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作为一个国家、名族的基础，传统文化传承是保持民族特点、保持国家特点的关键。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承能够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提高人们的精神追求、促进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因此，《论语》的教学就必然要承担起传统文化传承的重任。作为我国2000多年的文化主干《论语》的哲学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代高中语文教学中，通过《论语》的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多的接触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通过《论语》中的思想体会使学生能够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我国人文发展历史。在《论语》的教学过程中，以时代背景为基础，针对《论语》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我国更多的历史文明。
高中《论语》应以传统文化传承为核心目标
组织教学《论语》选读的教学重点绝不是在于字词句的落实，而是在于文本的思想内涵。在《论语》选读这本教材中，编入了十五课《论语》的篇目，其中教学大纲又规定了十课为主要的学习篇目，这十课的内容分别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思想，先富后教，均贫富的含义；《克己复礼》：礼与仁的关系，孝悌之情；《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责任感；《仁者爱人》：仁爱的基本含义；《君子之风》：义利观，君子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周而不比》：人际交往观；《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原则、方法及思想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高山仰止》：孔子与弟子之间感人的师生关系；《沂水春风》：礼乐文化（礼乐治国）；《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和而不同的深刻哲理。这十课内容体现了孔子思想的两大方面，治国思想和为人之道。对于这十课内容，教师应有重点地引导学生探究并了解其思想内容，不是机械地记忆，而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例如：通过《为政以德》篇，了解的是孔子以德为政，先富后教的治国思想。而德政的思想与社会现实已存在很大的时代差距，学生只需了解即可，《沂水春风》篇，亦是如此。通过《克己复礼》篇，了解的是孔子提出的礼治思想，仁与礼的关系。这是封建社会统治百姓的伦理道德基础，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学生也只作了解即可。而《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高山仰止》篇，不仅是认识了解孔子个人性格的重要篇目，其中的思想精神高尚品格，如举一反三、知其不可而为之坚持不懈等精神亦是值得当代学生学习的。《君子之风》、《仁者爱人》、《周而不比》，其中固然有与时代不合的因素，但像忠恕之道、重义轻利、交友有度等传统美德，正是应引导学生深入体会，积极发扬的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思想，已不是简单的伦理道德，而是上升至哲学思想的高度，应趁机引导学生体会为人处世之道，发扬传统文化之思想精华。总之，在现代高中《论语》教学中，应围绕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展《论语》教学。通过教师教学内容、进度的科学设计使高中《论语》教学活动紧紧围绕传统文化的传承，实现现代高中生传统文化了解、理解与传承的目的。高中语文教师自身应认识到《论语》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性、了解《论语》教学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明确《论语》教学对学生传统文化了解的重要性。以《论语》教学为载体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以此为基础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实现基础教育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促进作用。另外，在高中《论语》教学活动中，教师还应根据教学内容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将与《论语》教学内容相关的传统文化、传说等荣誉《论语》教学中，以此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承，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流传。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教学论 文化传统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苏联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1-0016-02
教育发展总会受到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教学思想、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会深深打上文化传统的印痕，教学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化根基而任意创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苏联教学论的发展及形成中得以验证。
一 苏联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质
1.独特的二元文化结构
在苏联时代，由于文化传统主体的不易变更及有意的推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俄罗斯民族一直面临着两大矛盾：（1）东、西方的矛盾，即地理上的文化碰撞；（2）上、下层的矛盾，即社会构成上的文化差异，这两大矛盾是俄罗斯文化整体特性的一个表征。
俄罗斯地处欧亚之间，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这种地缘政治条件，使俄罗斯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东西文明结合部的烙印，使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独特的二元性。俄罗斯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沉重地来回于世界文化的两极之间。在两个文化内核之间发展的思想冲突是“文化骚乱”的强大源泉，同时又是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因。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持续很久的国家，席卷欧洲的启蒙之风未能吹醒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又拥有一个与欧洲任何一国相比都毫不逊色的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来自欧洲的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上层色彩，而传统的东方宗法制文化始终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农民。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和渗透造成了俄罗斯近代文化发展中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发达的上层和相对愚昧的下层之间的差异，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形成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原因之一。
2.浓厚的集体意识
在苏联文化传统中得到广泛体现的是“集体主义”思想，它源于俄罗斯古老的村社思想，即村社文化。俄罗斯村社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上重视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价值观念上强调集体和谐，民族性格上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缺乏理性精神。俄罗斯传统的古老村社文化以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精神依托、关系权重等方面集中指向“集体”元素为典型特征，其在历史发展中演变为一种“社会基因”，使俄罗斯人天性地带有对集体根深蒂固的信任和依赖，以及对国家的崇拜。同时被“集体”包容和包裹的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被压制和抹杀，遵从集体意志、牺牲个人利益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行为准则。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地位
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一种跨度极大的根本性革命，是国家和社会性质的历史性质变。政体制度上的阶级换位，决定了首先必须将观念意识形态彻底改变。因此，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必然成为苏联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其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相比较文化传统的其他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苏联教学论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因为这是教学论研究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下文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着重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苏联教学论的重大影响。
二 文化传统对苏联教学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来源、本质及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苏联教育家们明确地指出：“苏维埃教学论的认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考察教学现象，是苏联教学论体系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贡献。
1.教学价值取向
受文化传统中认识论的影响，苏联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知识反映论”，认为知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示，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因此，苏联教学论秉持主智主义，追求学科知识的客观化或外在化的价值倾向，认为教学就是要“以有系统的科学原理的完整知识把学生们武装起来”，旨在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不难发现，苏联的教学是围绕知识学习和认识能力的发展进行组织的，注重预设知识的顺利传递，核心是有效掌握（内化）外部知识、外部技能。
2.教学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苏联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教学过程，肯定了教学过程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认识过程，指出“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和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认识世界的过程具有共同点”，同时也认识到了教学过程的特殊矛盾性，表现在以间接经验为主、有教师教和有教育性。基于教学过程的特殊性，他们提出教学过程的基本环节（阶段、步骤）是：诱导学习动机、感知和理解新教材、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检查，这基本反映了教学过程中认识的一般规律。
3.教学目的
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以前的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苏联教学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明确提出教学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如凯洛夫认为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教师有系统地和循序渐进地把知识传达给学生和组织学生的活动，使其自觉地、积极地和坚实地学会一定的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并且在积极的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使他们每一个都养成与共产主义教养任务相适合的品格”。这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对世界各种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即掌握了知识；另一方面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即形成一定的世界观和思想品德，提高并发展各种认识能力、身体和心理素质。
4.课程与教材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认为人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苏联教学论认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认识在总体上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但是学生这个认识主体及其认识的客体都具有特殊性。与一般认识主体不同，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身心发展并未成熟，尚不能独立认识客观世界。学生认识的客体也主要不是直接的客观世界，他们主要是学习间接经验，掌握人类在千百年中已经积累起来的认识成果。如凯洛夫指出：“所谓教养和教学的内容，我们理解为知识、技能、熟练技巧三者的连环。教学内容具体表现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因此，课程主要是以分科课程或学科课程为主，以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内容，课程内容也由国家统一安排，通过国家制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全国同级同类学校提出统一的课程标准。甚至教材的编写也由国家专设机构统一进行，教科书应包含各学科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采用确定不移的、颠扑不破的原理，而不是在科学上尚无定论或正在争论的意见。
5.组织教法
苏联教学论研究者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根据教学过程特点，强调了班级授课制应是苏维埃课堂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并借鉴赫尔巴特的教学理论，提出课的类型和结构的概念。课的类型是指根据教学任务而划分的种类，一般分为单一课和综合课两大类。另外，提出划分课的类型的根据还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每种类型的课由不同的教学环节组成，称为课的结构。他们还对上课、备课和家庭作业指导做了具体的要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主要是通过教师和教材的传授来获得知识，因此围绕知识学习，主要运用讲授法、谈话法、演示法等。
6.教学评价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苏联教学论以此为哲学基础，认为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从总体上说，它的检验也是以实践为标准的。但是，教学认识的检验还有不同于人类一般认识的检验的特殊性，即教学效果的检验主要不是直接通过社会实践来进行的，而是大量通过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考试来进行的。因此，形成了以检查知识掌握情况为主要目的，以分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检查与考核理论体系。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学生自我检查的重要性，指出：“学生本人认识到检查知识对提高知识质量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种观点出发，极为重要的是使学生重视自我检查。”
三 对我国教学论发展的启示
由于受苏联教学论的影响，我国教学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客观地说，苏联教学论比较科学客观地揭示了教学的本质，自觉将教学活动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来研究，从根本上确定了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从而为科学地揭示和把握教学规律以及为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家，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及教学认识的理解上发生了偏差，甚至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误解，进而影响了教学论的科学性。如存在哲学代替论和心理学化的简单化倾向，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及政治诠释色彩浓厚，等等。因此，仅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现代教学论的唯一哲学基础，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不适应性。
当前，我国教学论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是本土特质缺失，或者说没有形成教学论的中国流派，其深刻根源就在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社会断层，因此它便历史地存在着一种不加批判地盲目移植国外教学理论、与本国教学传统相脱离的状态，缺乏富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教学基本概念和话语表述体系。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我们对国外各种教学论流派的学习和借鉴，需要从其所赖以产生的不同文化传统来重新认识、比较和研究，并在理解它们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建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的教学论，形成现代教学论的中国流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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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基础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文化；文化基础；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大众化”的战略任务。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基础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是根植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的灵魂的再创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而运用其最基本的理论去塑造人们的认识。“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形式上说，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更有助于其宣传和传播。” [1]从文化意义上讲，要形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必须从人民大众的不同文化层次去划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一致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思想在体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每个阶段。《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368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正是各种文化各尽其能的表现。“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23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和历史传承性，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对正确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要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去积极引领大众意识，防止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认识上的僵化。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必然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滞后性，于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成为引导人们认识新生事物的灯塔。“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空场’。‘空场’并不表明没有任何文化精神，恰恰相反，现实情况是，同时拥有太多的文化精神，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包围和挤压着，它们互相冲突、碰撞、排斥，而没有哪一种能够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精神。”301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文化上的引路者，而中华传统文化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传播对象的群体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表现方式。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表现方式。大众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普遍价值观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形成相对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取向。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不同文化之间相对统一的和谐共生。要建设和谐共生的文化首先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在相互交融间会产生碰撞。因此，我们要在充分探究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之上去诠释其内在的统一性。和谐状态不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结果。（三）大众文化是动态的文化。大众文化的动态性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大众文化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天地之性人为贵。”24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以人为本，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谐的大众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就意味着承认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文化的差别势必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后汉书?隗嚣传》载：“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243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必定会各舒己长，接下来便是造成各方的论战，如何正确认识不同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的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使不同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和谐共生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然会造成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必不可免的。这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努力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衔接点，在此基础上诠释各文化的共生性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更和谐。
四、结语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9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就是把马克思主理论用通俗的表现形式为人民大众所掌握。“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9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才能实现大众化，才能反过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由制度维系走向群众自觉实践的过程。”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而社会历史文化便是人民群众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问题同人民群众所熟知和了解的文化基础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如何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是现今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马克思主义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大众化意味着人们对该结论的普遍认识和实践运用。” [10]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土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根植于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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