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1篇

1.1推动了技术和品种的转化应用湖南农业大学依托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紧密对接地方政府的战略需求和涉农企业的实际需求，先后与湖南省14个地市（州）、100多个县（市、区）政府建立了科技战略长期合作关系，与300多家涉农企业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学校选派了110余名科技特派员和挂职科技副县长到当地开展技术、品种等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工作，在全省建立了100多个不同类型的成果转化和推广示范基地，共转化推广新技术、植物新品种、专利等科研成果400多个（项），农作物应用面积达1亿亩以上，其中由湖南农业大学选育审定（登记）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每年推广示范面积超过5000万亩。例如：依托食品学院周建平教授的发明专利技术“油茶籽油水酶法提取工艺及产品开发”创建的湖南康奕达油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水酶法提取茶籽油工艺，不仅打破了“蒸炒—压榨—浸出—精炼”的传统工艺，省却了有机溶剂的使用，全部保留了营养成分，而且加工过程中不产生苯并芘，保证了食品安全。同时，该技术还提高了废水废渣的综合利用率，实现零排放零污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实现年产值500亿元。再如：“培两优188”是我国第一个通过省级审定的优质两系法杂交稻品种；“C两优396”和“C两优9号”这两个水稻品种的产量、抗性等表现深受农民朋友认可，在湖南及周边省市的推广中已成为主栽品种；“湘油11号”是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双低”油菜品种，“湘油13号”、“湘油15号”和“湘杂油1号”也是我国推广面积相对较大的“双低”油菜品种。

1.1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据统计，湖南农业大学的品种专利等科技成果被湖南省40％以上的大型涉农企业和农业专业组织使用，湖南50％以上水稻栽培品种和80％以上油菜栽培品种都由湖南农业大学育成，农业科技成果有效支撑了水稻、油菜、柑橘、生猪、水产、茶叶、葡萄等湖南省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有“金健米业”、“隆平高科”、“金浩茶油”、“坛坛香食品”、“唐人神”、“正虹饲料”、“洞庭养殖”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长期与湖南农业大学保持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有“金健大米”、“安化黑茶”、“东江鱼”、“临武鸭”等四大农产品品牌，主要由湖南农业大学提业链科技服务和技术支撑。另外，学校有13位科研人员担任农业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试验站站长）、有10位科研人员担任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他们从农业生产实践和产业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研究、示范推广与技术服务，引领了产业的持续发展。

1.3有利于农科教与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在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加强了湖南农业大学的科技优势、人才资源与农业产业的结合，有利于充分发挥农业高校支撑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作用。科技人员在开展科研活动时，把科研项目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把科研选题和需要解决的产业技术难题相结合，研究的技术成果符合产业技术创新的实际需求，有利于提高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效率。同时，引导激励了广大师生深入农村服务“三农”，提升了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使之成为建设高水平教学科研队伍、培养现代农业科技人才的有效途径。

2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2.1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不足农业高校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开展工作的出发点主要是经济社会效益，迫切需要政府的稳定支持，但资金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大量农业科技成果因缺乏资金支持无法实现转化应用。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和配套技术的影响较大，农业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与转化应用周期相对较长；二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比较收益和经济回报率相对较低，受中试、产业化高风险性的影响，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往往缺乏投资兴趣；三是农业科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技术和市场风险，风险投资的资金往往倾向于成熟技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获得风险投资的优先支持相对较难。

2.1科技评价体系不够合理在人员评价方面，对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科技人员未能实现分类评价，现有的评价办法涵盖范围不全面，往往适用于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科技人员，大多不适用于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推广的人员。在项目评价方面，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成果转化等各类项目，往往采用相同的标准和方式评价，评价过程中往往重视项目结题验收的数量和形式，忽视项目的后期成果转化等效益评价，评价结果并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项目的实施质量。在成果评价方面，主要根据数量、刊物影响因子及著作数量、专利授权数量等，甚至把发表SCI、EI论文作为衡量科技人员学术水平、创新能力的首要标准，没有面向农业产业和区域发展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造成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激励不足。

2.3科技成果与农业产业结合不够紧密第一，优势学科、人才资源与地方优势特色产业结合不紧密，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支撑优势产业发展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晋升职称的需要，相同条件下，科技人员更青睐于从事容易的纵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项目，而对成果转化、技术开发等短期难以产生效益的应用开发类项目兴趣不大。第二，科学研究与农业生产实践结合不紧密，科研项目偏离农业生产实践，导致直接面向产业发展的可转化的农业科研成果数量不多，特别是针对优势特色产业技术创新链上的高水平成果较少。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忽视在转化应用中需要集成的相应配套技术，使其在转化过程中因为技术瓶颈而无法实现。第三，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率偏低。多数高校十分重视专利的发明创造，并以此作为科技人员职称晋升和业绩考核的参数，却往往忽视专利技术的转让、实施许可和产业化，特别是没有制定相应标准科学评价专利技术在转化运用中产生的效益。科技人员在开展科研活动时，如果仅仅是从项目本身的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出发，一些研发成果虽然可以获得专利授权，却因为其技术成果与农业产业的实际需求不符，不能对接农业产业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必然没有转化可能性。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1009－1013年共有467件专利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在总量中所占比例较大，截至1013年有效发明专利拥有数量为136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工程、农业生物等学科领域，但已经转化或实施许可的专利数量不足50件，专利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益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3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对策措施

3.1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第一，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激励。①制定引导学校教师从事成果转化工作的政策措施，把成果转化工作业绩计入其科研工作量，纳入绩效分配体系，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②根据地方农业产业的实际需要，选派懂技术、懂市场的科技人员担任地方政府科技特派员或挂职担任科技副县长，组织开展成果转化工作；被派遣的科技人员除了全额享受学校规定的工资、津贴、福利和奖金待遇，另行安排交通食宿专项经费。第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人事制度。①学校设立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部门或机构，配备或聘请专职人员负责成果转化工作，建好高校科技成果信息库和企业科技成果需求信息库。②制定完善人员聘任和考核管理办法，遴选一批转化推广经验丰富、实践技术能力强的基层技术骨干和农技专家，聘为兼职教授或副教授，并根据其成果转化工作实绩给予相应待遇。③以农业产业链为基础，每一个产业从校内学术带头人中遴选配置1名岗位科学家，岗位科学家从相关学院选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生产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组建专家团队。第三，布局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结合学校优势学科和专业人才，布局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推进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等科技成果的转化。①围绕省内主导和优势产业发展，选择区域内的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等作为建设载体，每一个产业相应组建一支包括产业专家、涉农部门管理专家等在内的专家团队，进行成果转化对接。②针对省内不同区域的特色产业发展，围绕高产高效、优质安全、加工增值等产业发展目标，选择区域内相关企业、合作组织等作为建设载体，每一个产业派遣一个科技特派员团队对接建设，开展全产业链技术的集成创新，以及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3.1推进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工作针对科技人员、科研项目等不同对象，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不同工作的特点，制定相应评价标准，实施科学的分类评价。第一，改变在职称评聘、科研工作量计算等评价过程中过分依赖科研项目、经费数量、论文、专利、品种、科学技术奖励的做法，重视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等科研产出在评价中的作用，引导科技人员提高科技成果质量、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第二，对从事科技服务、技术转移和技术支撑的科技人员，以经济社会效益、服务质量和实际贡献作为评价重点。第三，对于应用研究类项目，以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经济社会效益作为评价重点，评价技术目标的完成情况、成果转化情况；对于产业化开发类项目，以技术、产品的成熟度和市场反应作为评价重点，评价项目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探讨了现代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战略，从加强农技培训、进行技术组装、抓好示范典型、加强基础建设和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推广不是靠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说教，而是通过示范使农民购买作为科技载体的产品（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以及把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民依靠多项新技术新产品组装生产，实现高产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展农技培训，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各市县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培训中心，让这些培训中心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通过培训合格后取得农民技术员职称，使这些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2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

技术组装重点是从2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粮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水稻、大豆、玉米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和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与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

3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二是重点建设几个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把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区结合在一起、健全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结果显示：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增长1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产1050kg/hm2，提高了60%以上。4切实加强基础建设，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

基础建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③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4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④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一是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二是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三是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5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1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意识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所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总识。一是成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科技进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积极选派科技副职。

5.2制定优惠政策

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推广单位投身于农村科技事业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结合本省本地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3篇

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又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存在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与接收诸环节中的各种障碍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这些障碍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信息形式问题。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也同样取决于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不仅知识的内容决定其是否构成信息，而且知识的传递与表达方式也决定着它是否构成信息[3]。虽然科技成果本身就是一种信息集合体，但是由于科技成果的生产往往相对集中于某些时间和空间，在对其进行相关的信息化处理之前，其本身的形式并不一定适合进行传播与运用。所以科技成果的信息传播形式就成为影响其最终价值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由于农业生产者数量庞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虽然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传媒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传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仍然是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与农业生产者面对面的沟通。然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和农业科技信息持有者尚未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成果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传播特点，农业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传递者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传递机制，从而造成大多数农业科技成果始终处于“阳春白雪”、深锁春闺的状态，没有以适合农业生产者特点的朴素简洁的形式与他们见面。

2.农业科技信息的载体障碍。农业科技信息的载体主要有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推广组织等。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发展很快，但网上资源匮乏，因此网络用户稀少，这又使得用户入网费用提高，进一步限制了网络信息的开发。同时，农业信息网络技术水平低，信息交流方式落后，传递速度缓慢，信息时效性不强，大大限制了信息网络作用的发挥。

由于近年来面对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原本效果不错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在人员与经费规模、工作所需投入上呈倒金字塔结构，即县级农技推广人员占的比重大，而乡村两级农技推广人员所占比重小；而据研究，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两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的工作状况（钱永忠，2000）。因此，目前的情况不符合农业科技推广的规律，对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深入到千家万户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也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是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综合应用，是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高度结合。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与日新月异的新知识、新技术大量涌现的新形势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的问题日趋严重。

3.信息供体与信息受体的行为动力障碍。信息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共同作用是农业科技成果顺利进行产业化的前提。

信息供体的行为动力当然地来源于市场诱因，但是又不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研究表明，越接近于科技成果形成的源头，科技成果的转化越依赖于非市场因素的作用；越接近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终端，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度越大。同时，由于农业科技成果公共物品的性质，免费搭乘“信息快车”，无偿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成果拥有人（包括成果转化开发单位和各级推广组织）的经济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严重者甚至无法收回成本。作为回应，信息供给者常常被迫提高信息产品的价格或信息使用的门槛。这就使科技成果供应陷入了一个怪圈：免费或过低的收费，将使科技成果与信息的供给者血本无归，而过高的收费又往往造成潜在用户的流失。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还是要通过政府行为，提供完善的政策法规或一定的经济补贴来支持信息供体，鼓励其开展农业技术信息的传播与服务。当然，现实中也有少部分信息供应商，如一些刊物、报纸、信息咨询中心等通过有效的市场运营获得了成功，但网络信息供应商目前的经营状况还不甚理想。这主要是因为信息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此外，高质量、高效益的农业科技成果研发的困难，也使得技术供给者市场活跃程度较低。

农业科技成果使用者接受农业科技成果的原因来自于农业科技带来的产品创新或土地劳力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其本质是带来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收益的提高，因而带来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由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我国农业生产者经常处在被市场挤压的境地，生产效益不高，单位产品的利润有限，加之生产规模较小，因而缺乏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同时，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中国农民更是深受“平安是福”、“小富即安”思想的浸淫，不愿意冒险行事，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接受风险不明的农业科技信息。而等他们看到别人使用某项科技信息获利并开始模仿时，其技术收益又因使用者的增加而往往比预期的要低。这些因素又反过来成为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者接受农业科技信息积极性的因素。

4.信息的信度与效度问题。信度是反映事物稳定性、可靠性的指标。信度的作用在于消除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信息路径的噪音太大，那么，科技成果信息的传播过程反而可能成为增加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每一个中间环节的控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信息的效度即信息的准确性和应用效果。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加之农业生产环境的开放性，因此几乎没有具有普适性的农业科学技术。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结合一定的生产条件进行适度的改造。而农业科技信息的加工方法和改造程度直接影响着它的效度。

农业科技成果的立意是否以解决特定问题为导向是决定其信度与效度的关键因素。问题导向在决定科技成果内容的同时，也决定了科技成果的信息形式，即它充分考虑了接受者的特点。比如说，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地域性，要提高技术使用效率，就必须使农业科学技术与当地生产条件相结合，实现技术的本地化。

5.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非常普遍。

信息不对称最经常地表现为“不懂”技术的使用者（包括技术开发的风险投资商、科技推广组织、农业企业和农民）和“不懂”市场的技术持有者之间的沟通困难。

进行信息充分沟通的一个前提，是对话双方能够在同一个对话平台上把事情“说清楚”。可是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而封建社会婚姻中常见的那样一种现象倒是时有耳闻——技术持有者出于对技术保密的心理以及法律、政策所允许的某些保护性措施，使得技术成果的信息不完全，就像一位护雏心切的家长，对自己的女儿娇宠过度，不让她抛头露面，同时又不论其长相如何，在自己看来总是貌美如花，因此希望她能找到一个上好的婆家；而对投资者而言，由于对技术了解程度有限，但出于保护自己投资利益及规避风险的本能，总想更多地获得有关的技术信息，可是科技成果这一待嫁的新娘却总是披着红色的

盖头，在她与自己正式成婚之前，无论如何难睹芳容。于是，双方在成为亲家之前，总要先互为敌人，都想摸清对手的情况，而又往往云里雾里，不知所以，最后是“不打不成交”或者以告吹了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常出现技术持有者对技术效果的高估，而投资者迟迟不予投资的现象。如果信用制度完善的话，这些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但恰恰是由于不规范行为的泛滥，政府评奖制度以及中立性的技术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往往仍不足以为投资者采信，所以，科技成果使用者对一项科技成果的接受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成果持有者的声望，投资者的眼光、胆魄和运气。

信息不对称的客观事实，加之制度的失范，造成了以上的尴尬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当然不能是让科技成果使用者成为技术专家或者使科研人员成为项目经理人。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操作行为，确保科技成果评估机构的中立和专业化，提高农业科技信息的信度与效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6.信息的梯度转移问题。信息的梯度转移规律是指信息总是按照一定的层次和方向循序进行传递的。

由于知识和文化水平的差异，在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甚至在接受者群体之间都存在着“知识差”[4]，由此也就难以避免形成“信息差”。这一差距的大小直接决定信息传递的速度、方向、范围和效果。“信息差”的大小决定了信息转移的梯度。梯度是指某物质的空间分布在一定方向上有规律的递增或递减的现象。实物的能量是沿着梯度最大的方向流动的：水向落差最大的方向倾泻，电向电位差最大的方向流动，热量向温差最大的方向传导，等等。然而，科技信息的传播扩散却与之相反。由于它是一种知识商品，如果接受的一方没有相应的知识、技术和经济基础，就很难接受、消化它。所以，科技成果是沿着应用梯度最小的方向转移的。

科技成果的生命周期与科技成果梯度纵向转移（由科技发达地区转向科技不发达地区，这是地域上的纵向转移；由发达地区的衰落型科技转移到落后地区变为先进型科技，这是时间上的纵向转移）规律，提醒我们要紧密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努力推动科技成果的“平民化”和相关科技知识的“普及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工作。

二、政策建议与措施

1.进一步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首先，要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农技推广项目的拨款制度，建立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建立公开公平的农技推广项目招投标竞争制度；改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个人发展条件，解决其长远发展的后顾之忧，以调动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其次，制定政策，健全民间科技推广体系。以农民专业协会为代表的民间科技推广组织是农业科技推广的新生力量，它有效地弥补了政府农技推广部门的不足，填补了农业科技推广的一段真空地带。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民间科技推广组织的作用，积极扶持、促进其健康发展。

第三，为涉农企业等中介组织提供良好的政策空间。融技术、产品、服务于一体的中介组织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将技术成果、技术转化、技术应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利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2.消除噪音，提高科技信息的信度与效度。消除噪音的关键就是要控制好信息源的信息行为。从理论上讲，科研人员、推广转化组织（包括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示范户都可能成为信息源。完善法律、行政管理和社会信用制度是消除人为信息噪音的根本。同时，缩短信息传输路径，减少中间环节，尽可能做到信息的直线传递，是减少信息噪音的技术手段。

实施信息的标准化是提高信息信度与效度的重要措施。农业标准信息是指反映农业标准的技术性文献。它不仅技术手段先进，而且通俗易懂，易于为信息用户所接受。农业标准信息对于建立科技成果的市场信誉，加快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努力做到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准确、规范，实现标准化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避免无效和错误信息的出现。

3.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效率。农业信息化程度决定了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速度与效率。要结合国情，注重信息技术的先进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采用多种信息手段，尤其是农业生产者喜闻乐见、易于采用的信息手段来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农业科技信息。

加快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通过政府和民间、国内和国外等多种投资渠道，加大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的投融资力度，促进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网络化，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在线推广。

4.遵循信息梯度转移规律，促进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发展要求，精心选择技术信息对象，因地制宜地做好科技成果和成果形式的选择工作，以提高产业化效率。同时，根据各地的经济、文化、自然等资源禀赋条件，以提升经济层次为目标，选择适合当地特点的适用科技成果，积极进行尝试，努力实现经济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5.建立完善、开放的科技信息管理体系。由于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寻求自我保护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其彼此间互相进行信息的封锁，以确保自己处于信息垄断者的地位。然而，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是，由于彼此间的不合作，极大地影响了科技成果的市场化，最终是打碎了科技信息垄断者获得最大利益的梦想，使大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害，而科技研究、开发的投资者成为这一行为的最大牺牲者。建立完善、开放的科技信息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科技成果信息的公开和共享，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各利益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保障。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信息本质，把握其信息特点，遵循信息传播规律，改善信息传播条件，以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来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参考文献】

[1]孙宝寅，曹自学：《科技传播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期间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因此，对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有助于客观地分析全省各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各级政府制定出正确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发展。因此构建一套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更加客观、科学地展开评价工作。

1农业科技创新概念和体系分析

1.1 农业科技创新概念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通过应用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工艺、生产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整个过程；是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在内的动态过程[1]。

1.2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农业科技创新本身处于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关系之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体包括：即农业科学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和传播者。具体构成如下：

政府处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开端[2]。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民生，因此，农业科技创新必须由政府主导。政府投入相关资金、人力等资源，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展开，营造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利环境。。

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是农业科技的创新主体。他们在推出科技成果的同时，又能反馈给政府相关的农业科技创新信息。他们与农业科技中介、涉农企业等相互合作，提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农业类人才。

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扮演沟通的角色。他们沟通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和涉农企业间的技术流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内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3]。

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处于农业科技成果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福建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机械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4]，在一定意义上,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涉农企业是农业现代化生产的基本单元。在市场经济中，涉农企业能更好的对生产要素进行组织或整合。他们可以实现良种、技术、加工、销售、管理、信息等全程服务的组合。

农户位于整个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末端。农民使用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工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收入。同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的农户也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他们可以参与到项目研究的实践中。

相关机构在整个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相关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等的大力支持，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的顺利实施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意义。

综上，农业科技创新就是在政府宏观调控农业科技、科研机构供给农业科技、企业推广农业科技、农户应用农业科技中实现的[5]。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成员各司其责，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推动着农业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2 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国内相关文献资料，根据上述系统各主体之间的持续性，将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如下。

2.1.1农业科技创新投入A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在农业科技创新环节中占据首要地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证，这里将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资金投入A1

A11：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比重=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总额/全省财政支出总额。

A12：农业R&D支出占全省GDP的比重=农业R&D支出/全省GDP总额。

（2）人员投入A2

A21：农业R&D人员占全省R&D人员比重=农业R&D人员人数/全省R&D人员人数。

A22：农业技术人员占全省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农业技术人员人数/全省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3）支撑力量投入A3

A31：全省农业科研院所比例=全省农业科研院所个数/全省科研院所总数。

A32：全省全国重点院校农业类比重=全省农业类全国重点院校个数/全省全国重点院校个数。

A33：全省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数=农技站个数+畜牧兽医站个数+农机站和经管站个数。

A34：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占全省技术人员比重=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全省技术人员。

A35：科技中介机构数，包括技术信息服务中心、风险投资服务机构、贷款担保机构等各类科技中介机构。

A36：农村科普示范点，截至到日前的农村科普示范点个数。

2.2.2农业科技创新产出B

（1）农业科技创新的技术产出(B1)

B11：平均R&D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农林牧渔类）=发明专利授权数/该地区R&D人员

B12：平均R&D人员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该地区R&D人员

(2)三大效益产出（B2）

B21：已应用成果占成果登记比例=已应用成果数/成果登记总数。。

B22：成果、技术开发收入占总经费比例=成果、技术开发所得收入/技术创新投入总经费。

B23：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当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

B24：优新品种覆盖率（占总面积）=全省优新品种种植面积/全省农业土地总面积

B25: 绿色食品增加率=（本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

B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本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B27：受灾面积减少率=（本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

以上建立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融合了上文描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在实证分析中，只需要通过福建统计年鉴和相关数据报告的说明获取数据，运用适当的评价方法，即能对福建省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1]李哲敏，信丽媛等.浅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J].山东农业科学，2008（6）：118-121

[2]周建锋.论我国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错位及其矫正设想[J].科学管理研究，2005（23）：86-90

[3]曲卫星.关于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探讨

[EB/OL].(2007-06-28)[2009-03-27]http://www.ntem.com.cn/ntem/showa.jsp?informationid=202689&classid=2007064

[4]福建科技年鉴2007年

[5]高布权.论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功效[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522-526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期间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因此，对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有助于客观地分析全省各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各级政府制定出正确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发展。因此构建一套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更加客观、科学地展开评价工作。

1农业科技创新概念和体系分析

1.1 农业科技创新概念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通过应用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工艺、生产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整个过程；是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在内的动态过程[1]。

1.2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农业科技创新本身处于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关系之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体包括：即农业科学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和传播者。具体构成如下：

政府处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开端[2]。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民生，因此，农业科技创新必须由政府主导。政府投入相关资金、人力等资源，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展开，营造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利环境。。

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是农业科技的创新主体。他们在推出科技成果的同时，又能反馈给政府相关的农业科技创新信息。他们与农业科技中介、涉农企业等相互合作，提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农业类人才。

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扮演沟通的角色。他们沟通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和涉农企业间的技术流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内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3]。

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处于农业科技成果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福建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机械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4]，在一定意义上,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涉农企业是农业现代化生产的基本单元。在市场经济中，涉农企业能更好的对生产要素进行组织或整合。他们可以实现良种、技术、加工、销售、管理、信息等全程服务的组合。

农户位于整个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末端。农民使用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工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收入。同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的农户也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他们可以参与到项目研究的实践中。

相关机构在整个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相关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等的大力支持，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的顺利实施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意义。

综上，农业科技创新就是在政府宏观调控农业科技、科研机构供给农业科技、企业推广农业科技、农户应用农业科技中实现的[5]。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成员各司其责，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推动着农业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2 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国内相关文献资料，根据上述系统各主体之间的持续性，将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如下。

2.1.1农业科技创新投入A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在农业科技创新环节中占据首要地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证，这里将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资金投入A1

A11：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比重=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总额/全省财政支出总额。

A12：农业R&D支出占全省GDP的比重=农业R&D支出/全省GDP总额。

（2）人员投入A2

A21：农业R&D人员占全省R&D人员比重=农业R&D人员人数/全省R&D人员人数。

A22：农业技术人员占全省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农业技术人员人数/全省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3）支撑力量投入A3

A31：全省农业科研院所比例=全省农业科研院所个数/全省科研院所总数。

A32：全省全国重点院校农业类比重=全省农业类全国重点院校个数/全省全国重点院校个数。

A33：全省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数=农技站个数+畜牧兽医站个数+农机站和经管站个数。

A34：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占全省技术人员比重=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全省技术人员。

A35：科技中介机构数，包括技术信息服务中心、风险投资服务机构、贷款担保机构等各类科技中介机构。

A36：农村科普示范点，截至到日前的农村科普示范点个数。

2.2.2农业科技创新产出B

（1）农业科技创新的技术产出(B1)

B11：平均R&D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农林牧渔类）=发明专利授权数/该地区R&D人员

B12：平均R&D人员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该地区R&D人员

(2)三大效益产出（B2）

B21：已应用成果占成果登记比例=已应用成果数/成果登记总数。。

B22：成果、技术开发收入占总经费比例=成果、技术开发所得收入/技术创新投入总经费。

B23：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当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

B24：优新品种覆盖率（占总面积）=全省优新品种种植面积/全省农业土地总面积

B25: 绿色食品增加率=（本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

B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本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B27：受灾面积减少率=（本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

以上建立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融合了上文描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在实证分析中，只需要通过福建统计年鉴和相关数据报告的说明获取数据，运用适当的评价方法，即能对福建省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1]李哲敏，信丽媛等.浅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J].山东农业科学，2008（6）：118-121

[2]周建锋.论我国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错位及其矫正设想[J].科学管理研究，2005（23）：86-90

[3]曲卫星.关于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探讨

[EB/OL].(2007-06-28)[2009-03-27]ntem.com.cn/ntem/showa.jsp?informationid=202689&classid=2007064

[4]福建科技年鉴2007年

[5]高布权.论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功效[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522-526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链；要素整合；农业R&D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1-0040-05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依然很低．据统计，近10年来全国省部级以上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仅为30%，“十一五”期间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1%[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通常由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等单位提供，农户或者农业企业将农业成果付诸应用，而农业科技中介则将两者联系起来．这三类主体的分离性及其目标的差异性，加之多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必然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困难．同时受农业科技成果本身及供求双方特性的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较其他科技成果转化更加复杂和困难．从现有的文献看，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2-3]、系统结构[4]、影响因素[5-7]、过程[8]、速度[9]、模式[10]及路径[11]等方面．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创新链的研究，一些理论分析了创新链的成因，回答了为何需要创新链和如何培植创新链等问题．事实上，创新链揭示一项农业科技成果从创意的产生到形成生产力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知识、技术的流动、转化和增值效应，也反映各创新主体的衔接、合作和价值传递关系，因而对于研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前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很少涉及创新链的相关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理论深度也不足．因此，本研究拟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找出当前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创新链视角构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并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思维，探索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和促进成果高效转化的系统机制．

1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1.1农业R&D投入逐年加大，科技产出明显提高

农业R&D投入是农业科技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农业科技投入的实际水平，其投入主体主要有中央和地方农林牧渔及其他机构农口部门，企业和国外投入在总投入中的占比不到3%．农业R&D经费以科技三项费、事业费、委托费等形式向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拨款，主要用于农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1976－2012年，全国农业R&D投入逐年加大，涨幅经历了先增加后下降再上升的过程，但总体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按R&D经费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口径统计，2012年全国农林牧渔业研究与开发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1060115万元，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支出分别为97493万元、201059万元和761564万元，R&D经费外部支出23993万元，R&D投入强度为0.12%，R&D课题数和经费达17387项和524769万元．从科技产出来看，2012年全国农林牧渔业科技论文、出版科技著作和申请专利数量分别达到30366篇、813种和3738项．

1.2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及R&D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但占比和学历低

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是从事农业研发、技术推广、技术应用等活动的主体，是农业科技的载体．我国当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庞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占比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人才数可占乡村就业人口总数的0.4%，而我国2012年年末占比仅为0.28%，农业研发人员不到总数的1/10，其高学历高职称比例也较低．2012年全国农林牧渔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共计110.1万人，其中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别为18.3万人和91.8万人，按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研究与开发机构R&D从业人员共计49239人，其中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人员分别5500人、12361人和20071人，按隶属关系和学科分农业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R&D从业人员共计103507人，其中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人员分别为5791人、12779人和210791人．此外，农业技术人员在专业结构上不够合理，以传统农学农艺专业居多，土壤学、植物病理学、植物检疫、作物遗传育种、作物逆境生理、动物遗传育种等新兴专业人员较少，且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队伍不稳定．

1.3农业产出增长缓慢，农业科技贡献率和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

近年来，我国通过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成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联盟、搭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和推广了一大批以良种繁育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品种，为农业增产增收提供了重要支撑．2006－2013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依次为40810.83亿元、48893.02亿元、58002.15亿元、60361.01亿元、69319.76亿元、81303.92亿元、89453.05亿元、96995.27亿元，总产值指数(上年=100%)分别为103.9%、105.7%、104.6%、104.4%、104.5%、104.9%、104.0%，农业产出增长较GDP同期增长缓慢，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成果转化率约为55%和30%~40%，而发达国家可达到80%和85%[12]．显然，我国当前农业人财物投入是巨大的，科研成果也是可观的，而科技成果转化率却有待提高．这既与地域环境差异性大、动植物生长周期长、农业科技成果保密性差等有关，也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因创新链脱节造成的农业科技系统和产业系统科技成果供求结构失衡、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以及农业科技中介系统发展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结合创新链理论和系统论，构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如图1)，探索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促进成果高效转化的系统机制．

2基于创新链视角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构建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作为将农业知识、技术、经验等成果物化、商品化、产业化并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的有机整体，各要素、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实现其功能．目前我国农业成果转化过程中，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农业企业、农民、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割裂，从而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不能很好地实现其功能．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任何系统都应该是一个有机的具有关联性、整体性、等级结构性的有机整体，系统中各要素、部分要共同作用，才能很好地实现其整合、动力、维持、调整等整体功能．按照创新链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个由创意产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间试验、商品化和产业化等环节构成的完整的链状结构，各个环节，尤其是商品化环节，需要整合相应的人、财、物、信息、知识等各项关键要素，整条创新链要形成既定的目标导向，针对其制约瓶颈(如成果供求结构失衡、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确定核心主体，并建立起相应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调控机制，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在图1中，我们将由农业企业和农民等构成的农业产业系统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创新链的重要主体，以及创新链中人、财、物、信息、知识等各项关键要素整合的重点，旨在纠正以往重技术研发、轻市场需求的思想，这也符合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文件精神．位于创新链始端的农业科技成果供给系统主体(农业企业和农民)，在创意产生时由于政府部门建立的新的项目立项和管理机制的驱动和激励，更多地注重农业产业系统和中介系统的成果需求反馈信息，有利于扭转成果脱离市场需求的局面．当然，如何为农业企业和农民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信息、知识支撑，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是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关键所在．

3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路径

3.1增加农业科技成果有效供给和需求，理顺供求结构

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足，供求结构失衡，是制约我国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原因．从供给方面来看，其产出主要来自科研院所，且多以科技论文、出版著作、专利申请数、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等指标来衡量．譬如2012年全国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农林牧渔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产出相关指标数分别为30366、813、3738和517，但供给和需求是两个对等的概念，且强调的是与人们农业科技成果消费需求和能力的均衡．事实上，农业企业和农民需要的往往不是科技论文、出版著作、专利申请数、国家或行业标准这类成果，而是那些有利于其目标实现的成果．要从科研立项、项目管理、项目结题、职称评定等方面着手开展改革，强化农业科研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让转化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成为衡量科研成果有效性的关键指标．从需求方面来看，农业企业具有较强的成果需求愿望，但许多农业科技成果保密性差、转化周期长、资金投入大、转化难度高，在缺少必要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支撑的条件下，企业往往难于支付相应的成本．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的另一重要需求主体和最终使用者，受文化素质、心理特点、融资能力、农业经营规模、农业经营收益等因素影响，他们也是严重有效需求不足的．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高中程度、中专程度人口比例分别为5.30、26.07、53.03、10.01、2.66，而大专及以上仅为2.93．文化素质低直接影响农民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消化吸收能力，大多数农民不愿意轻易尝试新的农业科技，普遍存在求稳从众心理．2012年年末乡村就业人员数39602万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307公顷，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也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成果的运用．要通过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农民技术能手示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广泛开展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教育，推广新型农民培训、农村信息服务、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一村一品等科技推广示范工程，帮助农民提高科技意识，提升科技知识和能力．

3.2注重中试环节，推进中试基地建设

中试是农业科研机构取得科技成果后，进行的旨在验证相关数据、完善技术规范，和解决商品化、产业化生产关键技术的中间阶段试验，决定着科技成果转化价值链的顺利运行，较科研成果研究初期需要更多的投入．国际上两者资金投入比例达到了1∶10，而我国只有1∶0.7[13]，按隶属关系和学科分，2012年农业科学开发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为1097947万元，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分别为94610万元、211638万元和791699万元．通过中试，通常能够将科研项目成功率由不到30%提高到80%甚至更高[14]，而我国目前中试率仅为3%．农业科研机构注重学术成果，热衷于报项目、拿课题、出文章、评职称，导致了“重科研、轻中试”现象的普遍存在[15]，农业企业则由于资金和风险投资机制缺位等原因也不像西方国家企业那样热衷于中试．要在加大中试专项基金投入的同时，建立有效的投融资、产权保护、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机制，强化中试人员素质，通过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农科教产学研协作，共建一批高水平中试基地．

3.3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及动力功能，整合创新资源

构建以农业企业和农民为创新链主体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有利于发挥市场在成果转化当中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但很多农业科技研究工作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开展的，即便已经物化的花卉、苗木、种子、畜禽崽雏，其成果保密性也不高、容易扩散，因而具有显著的正向外部性，这是很多中试机构和农业企业不愿意从事农业科技研究的重要原因．一些具有非排他性的农业科技成果，尤其是转基因生物培养、抗逆性植物、农业生物安全、农作物规模化种植、环保肥料、精准农业技术、农业全程信息化技术等事关农业发展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科研成果，开发难度高、资金投入大、转化周期长，且其需求市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充当成果供给和需求的协调人和人，通过改革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完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台成果转化优惠政策、搭建专门的科技研究平台、设立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及专项基金、建立政企银联合的多层次资金投入体系来有效整合各项创新资源，发挥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调控和动力功能．

3.4强化农业企业和农民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

我国当前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很大程度仍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源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建设政研一体化农业科学网络的设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逐步建立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及专业研究所、省级农业科学院及专业研究所、地区农业科学院等构成的农业科研系统，同时制定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在全国建立了由农业技术推广站、水产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等组成的庞大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系统．这两大系统与由各部属、省属、区属农业院校构成的农业教育系统共同构成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三大组成部分，相关机构由政府出资建立，受同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或政府直接领导，政府计划任务并安排财政经费，农业科研单位开展科技研究，成果输送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无偿提供给农业科技成果使用者，具有明显的国家计划和行政导向的特点．这种具有无偿性、计划性，且条块分割、社会化协作程度低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不符合新时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按照新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农业企业和农民既是农业科技成果的直接需求者，又是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他们受自身短期利润最大化、长期利润最大化、市场占有率、家庭收益最大化等目标驱动，能够就采用何种农业科技成果和如何整合人、财、物、信息、知识等各项关键要素开展研发进行决策．因此，要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改革思路，多管齐下强化农业企业和农民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农业科研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与农业企业、农民进行交流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采取发展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管理信息系统、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会、农业科技成果托管中心、农业经济合作社等多种方式，让农业科技成果最大程度地转化，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4结论及建议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成果由科技系统向产业系统运动的系统工程，系统当中，农业科技成果从创意产生、中试，到商业化、产业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状结构．从农业科技R&D投入、产出、人员结构等方面阐述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提出创新链脱节造成的农业科技系统和产业系统科技成果供求结构失衡、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以及农业科技中介系统发展滞后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根本原因．从创新链视角构建以农业企业和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并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思维，提出通过增加农业科技成果有效供给和需求、注重中试环节、推进中试基地建设、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及动力功能、强化农业企业和农民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来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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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谢涛.对解决科技成果中试问题的思考[J].科技成果纵横,2004(4):39.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7篇

当前的问题是许多新见解、新发明、新观点、新成果还局限在实验室里、课堂上、期刊著述中、图书馆内。广大迫切需要脱贫致富、走向市场的农民又苦于找不到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拥有现代化设备、丰富藏书的农业高校图书馆，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理应承担起开发利用农业科技文献的历史重任。本文试图从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开发利用这个角度入手，结合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所开展的这项工作进行分析研究。

1．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的独特性

云南是一个农业省，85％的人口在农村，75%的国民收入、70％的财政收入和80％的轻工业原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农业。农业在云南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又是多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都十分复杂。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高原独特的立体垂直气候明显，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云南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尤为突出。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种植技术和养殖方法必须因地制宜。因此研究好云南，对于全国各种不同地区农业都会产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这也正是云南农业文献的独特之处。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是记录农业科技与生产实践的载体。在内容上具有地方特点的天文、水利、自然灾害、气候、土壤、物产等资料，是反映云南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价值的记载。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体现在其发表的文献中。地方农业是进行地方农业科研的情报保障。科研课题的实用性只能建立在充分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反映了云南农业科技生产的历史、现状、动态和水平，记载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留存了无数理论方法、实验数据和科学构思，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利用这一丰富的情报源，不但可以了解本地区农业科技发展的动态和趋势，而且有助于研究全国其它地区农业发展的普遍情况，进一步促进教学、科研和推广应用水平的提高。因此充分发挥地方农业文献的优势，有力地开发这一智力资源，对深化文献情报工作，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重大意义。

2．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书目控制的针对性

云南农业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高等农业院校，担负着为全省培养农业科技高级专门人才，开展推广农业科研、科技扶贫等重任，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情报信息。农业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而且也是全省的农业情报中心。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云南省各地农业生产技术状况以及种植业、养殖业的研究成果、实用技术和先进经验。揭示出云南农业的地区特征与地方特色。针对我省特殊的省情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依靠我馆54万册藏书，6388种期刊，4000多份内部资料的优势，把分散在不同类型出版物中，不同藏书范围内的云南地方农业文献予以集中，加以报导。第一步就是对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进行专题书目编制工作，有针对性地全面揭示馆藏，充分反映馆藏特色，这样不仅可以弥补现有检索工具的不足，还可以提高文献的利用率与查准率，具有较强的情报检索功能。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目录的编制主要针对我校所开设的主干课和科研课题，包括粮作、经作、植保、园艺、畜牧兽医等。为了方便检索，目录的编制体例依照《中图法》农业科学分类表序列，目录后附汉语拼音为序的著者索引。著录格式完全依照国家标准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中析出文献格式著录，为建立云南农业文献专题数据库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信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云南农大的图书情报工作也将采用微机处理系统，加大信息容量，加快传递速度，增强图书情报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发展成以数据库为核心，以数据通迅网络为目标，兼有较强信息贮存和处理功能的信息检索咨询服务体系，目前主要是以数据库使用为核心。

3．开发期刊文献的重要性

期刊是重要的情报源，具有内容新、传递快、周期短、信息量大的特点。从已收集的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期刊论文占绝对数量，达90％。地方性农业期刊形式灵活、面广量大、综合性、时效性、地区性较强，它是本地区农业信息和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从云南农大图书馆收集的3767篇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农学、植保、园艺三部分论文分布在79种期刊中，省农科院主办的《云南农业科技》载文量最高，占3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云南甘蔗科技》、《云南烟草》、《云南茶叶》、《云南热作》……载文量依排序递减。省内各地州发行的期刊如：《昆明科技》、《红河科技》、《曲靖科技》、

以及省外期刊《西南农业学报》、《中国农业科学》《中国烟草》、《中国水稻科学》等也刊登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从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我省的烤烟、甘蔗、茶叶、水稻种植资源，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论文多，研究范围广。文献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增长而递增。由此可以看出开发利用期刊文献，引导读者利用，对深化本省农业技术改革，科技兴农都具有重要作用。4．利用本校文献的实用性

云南农大的著者既是科技文献的创造者，又是利用者。他们所生产的文献主要特征是以提高教学质量、充实教材内容、完成科研项目为基点。所研究的课题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与指导学生课程试验、毕业实习紧密结合。本校作者著述的论文反映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充分开发利用之，对于促进本省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扶贫、科技推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本校著者所发表文献的内容上看，侧重于农作物、经济作物、果蔬花卉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发表文献最多的是水稻病害研究、蚕豆病害研究、花卉病害研究等。这和省属重点植物病理学实验室建在我校有关。近年来云南农大著者发表的《云南农业生态》、《滇型杂交水稻》、《植物病原菌》、《云南甘蔗》、《云南兰谱》等专著，以及多种自编教材都是教学、科研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了运用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开发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的论著及科研成果，云南农大图书馆正在自建《云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专著、专利、科技成果数据库》预计收录3000多条信息。我们认为要想持续性地补充数据库内容，必须有可行的地方农业文献呈缴制度作保障。 云南农大图书馆围绕学校重点学科以及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专业，开展定题、跟踪服务，对所收集的文献进一步深加工，撰写了《略述荞麦生产的现状和开发利用》、《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优质米生产现状和开发利用概述》等三篇综述性文章。以最实用的情报形式提供给用户，均被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其中《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还被云南省农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农大图书馆还开展了跟踪本校重点科研课题，如：滇型杂交水稻及两系利用，云南烟草品种资源的收集和综合研究，云南水稻、烟草、马铃薯病毒鉴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云南省及其英国中部土壤侵蚀率和土壤保持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云南高原苹果园昆虫群落及害虫防治研究等专题情报服务。将所收集的农业文献以文摘或题录的形式提供给用户。此外还很注重情报服务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农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少、边、穷地区。农村缺乏科技知识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云南农大图书馆在收集地方农业文献的基础上编印了《农业科技信息》，主要报道我校、我省农业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和科技动态，其稿件覆盖面达60%以上。从本省实际出发，重点刊载具有云南特色的农业新技术、新方法，体现专业性、针对性以及结合农事季节的实用性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刊出60期，赠送省内外各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农村基层单位，收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深得基层农技人员的好评。大学生利用节假期带回家乡，青年教师下乡锻炼、扶贫带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时效好、针对性强、信息量大、参考价值高的实用信息，为科技兴农和科技扶贫服务。由此可见图书馆能够通过对地方农业文献的深加工，缩短与读者需求的距离。

5．强化用户情报意识的必要性

高校图书馆按照科学的编排方法，对地方农业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加工、浓缩，以目录、索引、文摘、综述、通报等形式，从一次文献到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的开发，其最终目的是提供给用户利用。因此用户的情报意识和吸收情报的能力直接影响到情报产品的开发利用。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8篇

 

0引言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重要论断[1]。随着全球化竞争的不断扩大，引进吸收和科技创新成为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途径。所谓科技创新就是对新知识、新技术发明创造和应用的动态过程，它是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根源和直接源动力，也是衡量科研院所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尺度[2]。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价一个科研单位、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保持和提高竞争优势，超前制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有效提高区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实中，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一直是人事工作者较为棘手的问题，而且国内对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工作的研究较少，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工作一般都从科技基础、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创新效益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价[3]，虽覆盖面广，但评价体系繁琐复杂，评价时需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且评价周期长，不利于科研单位科技创新评价工作的开展[4]。专利和论文作为科技产出中的重要指标，其拥有量可以反映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也是科研院所综合科技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本文拟运用统计计量法对专利和论文的刊表量、引用量以及等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对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予以概括，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 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力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1.1农业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科技投入力度低

 

我国的农业科研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设立，而不是按照自然资源和农业生态区域分布设立。而且，国内从事农业科技创新研究的单位众多，学科专业设置存在低水平重复，各科研单位在自身封闭的系统内活动，多学科交叉项目较少，造成有限科技资源极大的浪费，也使得农业科技创新综合水平低。

 

农业科技投入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必要条件。但国家财政一直以来对农业科技的公共投资都处于较低水平，仅占农业GDP的1%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极大延缓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步伐[5]。科技投入结构不合理，难以集中使用，导致农业科研单位的试验条件，基础设施，科研力量以及经费资助方面，都与发展现代农业对科技创新的要求相距甚远。

 

1.2科技创新人才缺乏，科技成果结构不合理

 

现有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结构矛盾已成为制约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一般型农业科技人才相对过剩，外向型、复合型以及高尖端人才缺乏，尤其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前沿领域的人才高度缺乏。人才结构分布不均，高中级农业科技人才主要分布在省部级农业科研单位，而县，乡(镇)的高级农业科技人员则极其缺乏[6]。农民受教育程度有限，科技文化素质较低，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进展。

 

由于科技人才结构不合理，致使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尤其是高新技术自主创新领域缺乏相应的核心技术，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以及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明显不足。在成果结构上，单项技术较多，综合性、集成性研究成果较少;在提高产量方面的技术较多，农业功能拓展性成果少;低水平重复技术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成果少[7]。

 

2 论文、专利产出在创新能力分析中地位

 

科技论文是衡量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论文的数量可以直接反应出该科研单位、科学家、机构或地区科学产出的能力。论文影响力，即论文的被引用频次，可以间接的反应该科研单位在科技交流中的作用，也反映了科研成果对该地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8]。所以，科技论文产出是评价科研主体创新能力真正价值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专利也是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区域科技核心和经济价值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的拥有量既能反映出科技成果的原始创新能力，又能映射出科技成果的转化潜能。而专利的质量和专利转化能力，是城市综合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看出，专利在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中的科技产出中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科技论文及专利可以准确的反映出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同时，对论文和专利统计，可以有效降低科技创新评价的投入、评价周期较短。若能客观、全面地对科研单位论文和专利进行评价，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出不同地区科技创新能力间的差异，才能有效地推动区域农业科技及经济的发展。

 

3 论文、专利计量统计评价体系的分析

 

3.1论文、专利计量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科研创新能力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推动国家/地区，科研单位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目前农业科研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主要集中在科技人力、研发成本、知识产权、绩效及文献计量等方面，共6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组成[9]。虽覆盖面大，但统计周期长，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大，指标中对论文和专利的统计，只注重数量的分析，而在、专利的学科分布、基金资助情况以及论文、专利的引用情况等方面的统计研究较少。在评价方法方面，农业科技统计方法较为单一，且未能准确、科学地反映出公益性科研单位科技创新能力间的总体差异以及科技产出发展趋势。

 

3.2论文、专利计量统计及主成分分析

 

3.2.1科研单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所构建的科技统计指标主要反映农业科研院所主要科技产出指标，包括论文、专利产出的5个一级指标，并一级指标之上，对进行分析构建二级统计指标(见表1)，从而构建适合农业体系科研活动客观实际的科技统计指标体系。在二级指标方面，主要是根据农业科技创新中，科技产出中论文、专利数量、质量以及学科分布、发展趋势进行设计。

 

表1 论文、专利视角下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论文 论文产出数量情况X1 论文数量总体评价X11

 

趋势X12

 

论文质量情况X2 SCI/ EI /ISTP期刊收录数量及比例X21

 

SCI/ EI /ISTP期刊收录逐年趋势X22

 

CSCD期刊收录数量及比例X23

 

CSCD期刊收录逐年趋势X24

 

论文分布情况X3 论文学科分布情况X31

 

论文体裁分布情况X32

 

专利 专利申请授权情况X4 专利申请情况X41

 

专利授权情况X42

 

专利分布情况X5 专利类型分布情况X51

 

专利学科分布情况X52

 

3.2.2 主成分分析

 

为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一般都会设定多个指标，这也导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为把原始指标组合成较少的综合指标，仍能较好的反映样本各指标的变化，所以引入主成分分析，以减少信息的损失。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方法如下：

 

用F1的方差表示第一主成分，若F1不足以表达原指标的信息，则构建第二主成分F2，并依此类推分别构建第三、第四.....、第P个主成分。

 

3.2.2.1 主成分模型

 

其中a11.....，apm为X的协差阵R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X1，....，Xp是原始指标的特征向量值。

 

3.2.2.2 主成分分析法步骤

 

先对样本数据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计算原始指标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R。R表示各测评指标间的相似状况，发现各原始指标间的信息重叠程度。计算R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方差贡献率Q和因子载荷矩阵A。

 

据累积方差贡献率大小确定主成分个数，并用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A计算相应的单位特征向量，则：(i，j=1，2，....p)，最终求得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最后由主成分方差值及其方差贡献率构建综合评价函数方程，并得到不同地区的综合评价值F，确定不同地区、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能力。

 

4 小结

 

农业科技创新涉及指标较多、资料收集难度大，统计过程较为复杂，因此，对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过程难免会对指标的选取兼顾不全。若涉及指标较少会影响科技创新评价信息的完整性，但涉及指标过多会增加统计难度。本文以论文、专利等角度探讨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从而较为客观地评价农业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能力。当然，本文所提出的评价指标是否能完整的反映科技产出信息，能否科学地反映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顺应论 农业科技英语 翻译

0 导言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生命科学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取得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造福于人类，其进步的成果直接地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享。正是由于这种国际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对农业科技翻译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农业科技文献的翻译任务也更为艰巨。本文以耶夫·维索尔顺应论为指导，结合农业科技英语的用词和文本特点，分析农业科技英语翻译的原则，探讨农业科技英语的翻译策略。

1 文献回顾

农业科技英语作为一种正式的科技用语严谨、简洁，不具感彩、客观性较强，词汇意义比较专一稳定，很少使用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段。对于农业科技英语的翻译，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究。汪庆伟从农业科技英语的词汇特点和语法特点出发，认为农业英语在词汇上具有专业性强、派生词多、合成词多、缩略词多等特点，在语法上具有被动语态使用多、长句使用频繁、广泛使用名词化结构和大量使用非限定性动词等特点，因此农业科技英语的翻译应该采取直译、音译、意译几种方法，对句子的翻译文本进行增减词、转换和分译（汪庆伟，2009：116-119）。唐军从翻译目的论角度探讨农业科技英语的翻译，强调农业英语的翻译要符合目的论中的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这两个原则，重视汉英句法差异，保证译文的正确性和可读性，关注文化差异，避免造成译文的误解（唐军，2010： 36-38）。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在农业科技英语方面都停局限于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层面上，并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上拓展开来，若能结合语义学的理论进行对农业科技英语的翻译进行探讨，无疑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2 顺应论

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耶夫·维索尔在他的新著《语用学新解》中，提出语用学是对语言学的一种综观的观点。耶夫·维索尔顺应论的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对于农业科技英语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性的作用。

3 语境关系的顺应

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必须与语境顺应，耶夫·维索尔的顺应论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如：The soil must be tilled and the seeds sown and the farmer must tend the crops， watering and fertilizing， guarding against weeds pests， while waiting for the harvest time. While在一般情况下的意思为当……时候，如果直接把这句话的后半部分翻译成“土地要耕耘，种子要撒播。农民必须细心照看庄稼，浇水施肥，除虫灭草，在收获季节，还要保护农作物免受杂草和害虫造成的危害。”显然就不符合逻辑，没有正确表达本文要表达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从顺应论语境关系中的社交世界和线性序列的角度来分析，如While直接翻译过来显然是违背了顺应语境关系中的社交世界和线性序列的原则，根据语篇中的上下文逻辑本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农民必须细心照看庄稼，浇水施肥，除虫灭草，而后才能盼收获季节”。

4 顺应的动态性

在耶夫·维索尔的顺应论中动态顺应是顺应论的核心，维索尔认为语言的顺应过程就是应该实现动态的顺应。如：Implicit in adapted agroecological work is the idea that， by understanding thes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and processes， agroecosystems can be manipulated to improve production and to produce more sustainably， with fewer negative environment or social impacts and fewer external inputs.这句话中主语很长，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就会造成头重脚轻的现象，因此按照语言线性结构的灵活变化的原则，可将先将其改为正常语序再进行翻译。译文：通过了解这些生态关系和过程来调控农业生态系统以改善生产，并使之更具持续性，减少对环境和社会负担的影响，减少外部投入，这种想法在已适应的农业生态工作中是不言而喻的。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10篇

2.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请人应具备的素质要求李宁，刘培磊，连庆，付仲文

3.加强区域农业科技合作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班明辉，樊廷录，周晶，吕迎春

4.加强青年思想管理工作为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服务农业科技管理 刘金文，高显彬，陈欣

5.我国政府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制度重构朱方长，徐小琪，ZhuFangchang，XuXiaoqi

6.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运行模式分析蒋和平，崔凯，JiangHeping，CuiKai

7.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研究万筠，姜学海，WanJun，JiangXuehai

8.国外立法情况对我国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启示丁自立，焦春海，郭英，王艳明，DingZili，JiaoChunhai，GuoYing，WangYanming

9.构建"宝塔蜂窝煤"模式共推食用菌产业发展张鸿，彭建华，郑林用，ZhangHong，PengJianhua，ZhengLinyong

10.加强管理促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王福军，吴志刚，于少新

11.关于破解蚕茧交易"瓶颈"的探索罗坤，杨凯迪，徐明，李宏，徐兴才，LuoKun，YangKaidi，XuMing，LiHong，XuXingcai

12.创新管理机制促进科研持续健康发展——浅析黑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管理工作关世武，张淑华，王翠，周通，GuanShiwu，ZhangShuhua，WangCui，ZhouTong

13.提高农业科研管理服务水平的体会与思考王劲松，张富国，WangJinsong，ZhangFuguo

14.地市级农科院所对特色农业的科技支撑作用——以湖北省恩施州农科院为例黄光昱，李卫东，杨承富，李必钦，HuangGuangyu，LiWeidong，YangChengfu，LiBiqin

15.浅议地市级农业科学研究所科研量化考核体系建设薛晨霞，姜永平，袁春新，唐明霞，朱娟

16.对创新省级农科院专业研究所科研管理工作的思考王节萍，WangJieping

17.农业科研院所科研项目管理工作探讨汪秀华，张以山，邓庆飞，宋红艳，曾霞

18.浅议高校科研档案管理的问题及对策毕保良，郝一沁，吕霞，BiBaoliang，HaoYiqin，LvXia

19.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可:性状、标签及多种信息闫石，杨东霞

20.关于我国开展转基因生物科普工作的思考宋新元，宋贵文，徐世艳，张明，SongXinyuan，SongGuiwen，XuShiyan，ZhangMing

21.河南省"三化"进程中农民利益保障的机制与建议蔡世忠，CaiShizhong

22.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基于四川省农村土地流转实证分析李晓，赵颖文，LiXiao，ZhaoYingwen

23.农业市场风险防范的微观困境与防范策略——以河西走廊地区实际调研为例李玉忠，胡广远，胡秉安，LiYuzhong，HuGuangyuan，HuBing'an

24.论农村行政执法文明建设张旭日，ZhangXuri

25.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方向任禾，臧薪宇，李月英

26.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王延锋，WangYanfeng

27.依靠科技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对策研究赵春莉，ZhaoChunli

28.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对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姜仁华，JiangRenhua

1.在中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第五届青年论文演讲比赛开幕式上的致辞岳德荣，YueDerong

2.在中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第五届青年论文演讲比赛开幕式上的讲话段武德，DuanWude

3.在中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第五届青年论文演讲比赛开幕式上的讲话李仕宝，LiShibao

4.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与农村金融市场建设郭庆海，GuoQinghai

5.农业科技管理 转型期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廖西元，LiaoXiyuan

6.我国农业新闻传媒的发展对策丁麟，DingLin

7.新时期平度市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及结构优化——基于236个农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庞英，孙巍，PangYing，SunWei

8.中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第五届青年论文演讲比赛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

9.河北省农业主导产业发展现状及滞后因素分析郭利朋，苏艳娜，张军英，GuoLipeng，SuYanna，ZhangJunying

10.河北省太行山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分析李晓娜，李彤，王乡华，刘艳靖，LiXiaona，LiTong，WangXianghua，LiuYanjing

11.黑龙江省发展农产品物流SWOT分析张平，ZhangPing

12.对我国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思考钟改荣，侯有良，郭盛，卢保红，魏荣业

13.基于烟农视角的烟叶生产稳定发展调查与分析苏新宏，郭三党，蔡宪杰，SuXinhong，GuoSandang，CaiXianjie

14.泰安市供销社"一个网络、两个平台"建设情况调查毕红霞，薛兴利

15.关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青岛地区为例房桂芝，董礼刚

16.农业高校如何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依托单位黎伟，王铁良，马云启，管艺飞

17.高等农业院校科技创新平台科学管理对策张利，李强，ZhangLi，LiQiang

18.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规划卢广远，LuGangyuan

19.江苏农户增收新模式研究郑建初，周建涛，甄若宏，李娜，徐胜

20.加强科技创新服务现代农业王劲松，张富国，WangJinsong，ZhangFuguo

21.发展种烟专业户的实践与思考屈晓然，薛庆梅，张要旭

22.青岛市库区移民村扶持项目的监管机制研究李视友，李树超

23.高职院校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探索与实践李瑞生，张玉珍，任金珍，耿全义

24.科技基点:一个"科技下乡"和"科技入户"的最佳范式杨曙辉，宋天庆，陈怀军，欧阳作富

25.吉林省农技推广的制约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路立平，徐世艳，刘志全，李万良

26.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许海涛，XuHaitao

27.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途径的探讨——玉米新品种"潞玉13"成果转化剖析栗建枝，LiJianzhi

28.浅议科研院所科技管理队伍建设易小平，林华

29.泰安市农村实用人才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商霄，ShangXiao

30.美国博士后科研训练体系与启示崔明秀，孟晨，冯文宇，CuiMingxiu，MengChen，FengWenyu

31.植物育种人测试模式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杨旭红，吕波，YangXuhong，LvBo

32.泰国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概况和生物安全管理陈波，ChenBo

33.中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第五届青年论文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1.农业科研经费投入现状及其政策性建议信乃诠，XinNaiquan

2.中国植保机械化:困境与出路杨曙辉，宋天庆，欧阳作富，陈怀军

3.浅析我国生物质能政策框架的现状与发展李景明，LiJingming

4.再论发展生态农业刘伟明，LiuWeiminghHTTp://

5.论东太湖水生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庾钰荣，盛建泉，胡宁霞，王杨，赵言文，YuYurong，ShengJianquan，HuNingxia，Wangyang，ZhaoYanwen

6.天津沿海都市型农业发展进程、问题及建议农业科技管理 孙国兴，李瑾，张蕾

7.关于京津冀区域农业协调发展的探讨王俊凤，崔永福，路剑，WangJunfeng，CuiYongfu，LuJian

8.新时期加速新疆农业科技进步的对策与措施任红松，叶凯，姚艳玲，徐卫，王磊

9.政府在发展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中的作用探讨王亚萍，WangYaping

10.兰州市高新农业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对策研究王保福，马丽荣，李红霞，郑立龙，钟新榕，沈慧，王润琴

11.我国农业科研性质定位的思考梁任繁，LiangRenfan

12.我国农业科研效率的区域比较李仕宝，蔡彦虹，LiShibao，CaiYanhong

13.基层农业科研单位加快科技创新的对策探讨段仁周，DuanRenzhou

14.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如何开拓种子市场余飞，YuFei

15.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顾双平，GuShuangping

16.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蔡健，钱剑林，王薇，华景清

17.充分发挥综合档案馆作用开展针对林淑芳，吴桂荣，翟季，尚丽霞

18.浅析农业科技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胡俊鹏，HuJunpeng

19.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分析衣保中，张凤龙

20.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主要成效与体会张鸿，郑林用，ZhangHong，ZhengLinyong

21.广西1986～2006年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分析韦昌联，邱泗杰，龙罡，张天，陈予丰，WeiChanglian，QiuSijie，LongGang，ZhangTian，ChenYufeng

22.从山东省获部级奖励分析其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王芳，汪宝卿

23.依托农业科技综合展示基地打造现代农业"技术超市"——江苏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新探索周振兴，巫建华，韩梅，王卉卉，ZhouZhenxing，WuJianhua，HanMei，WangHuihui

24.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措施分析田东良，郝桂琴

25.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新模式探讨冯艳春，杨微，郑金玉

26.刍议现代农业推广中的农民行为问题曹彬，张德仓，李颖丽，张建军，CaoBin，ZhangDecang，LiYingli，ZhangJianjun

27.青岛市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研究高道才，GaoDaocai

28.农业科研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的研究狄开民，DiKaimin

29.强化团队攻关意识完善科研激励机制郭元平，GuoYuanping

1.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示范信乃诠，XinNaiquan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几个重点、难点问题透析杨曙辉，宋天庆

3.失地农民的现行安置措施浅析江胜蓝，王明卓，JiangShenglan，WangMingzhuo

4.对影响失地农民非农就业几个因素的思考——以江苏苏南地区为例王春花，张敬华，王国华，WangChunhua，ZhangJinghua，WangGuohua

5.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新农村建设的思考崔凯，姜轩彬

6.农户信息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河北省为例雷娜，赵邦宏，郑红维，LeiNa，ZhaoBanghong，ZhengHongwei

7.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刘芳，LiuFang

8.发挥农业高校优势服务"三农"罗群英，LuoQunying

9.一种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流程刘培磊，汪其怀，李宁，程金根，LiuPeilei，WangQihuai，LiNing，ChengJingen

10.创新农业科研单位知识产权管理的实践与探索朱方林，吴魁，沈奇，ZhuFanglin，WuKui，ShenQi

11.优质专用水稻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实践与思考李春生，叶元林，张小惠，毛一剑

12.国家农作物原原种扩繁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与管理杨普，YangPu

13.加强科研管理提高重大科研项目申报质量张丹，刘娟娟，ZhangDan，LiuJuanjuan

14.浅谈高校科技查新与科研项目管理工作王重阳，陈玉江

15.农业科技成果资本化的风险识别与防范张玉兰，王秀果

16.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宁夏大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浅识田真，TianZhen

17.吉林省农业技术创新现状与问题任力达，李海生，沈刚，RenLida，LiHaisheng，Shengang

18.陕西农业科技创新的思考与对策赵武军，ZhaoWujun

19.加强队伍建设拓展创新内涵郑小六，张凤莲

20.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支撑姜会明，郭庆海

21.河北省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概况与发展胡春芳，杨香菊

22.广东生物能源发展的科技对策香小敏，XiangXiaomin

23.高等农业院校融入区域经济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张俊杰，刘育生

24.农业科技融入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修复策略张凤莲，张梅申，刘振宇

25.农业科技支撑巴州棉花稳产高产张孝峰，ZhangXiaofeng

26.农业科技推广促进农业高校教学工作的思考与实践谢恩魁，侯沛，张俊杰，王军，XieEnkui，HouPei，ZhangJunjie，WangJun

2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农业高校科技推广蓝孝新，王芳棋，颜世超，赵龙群，王永军

28.大学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刘有全，LiuYouquan

29.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内部环境的SWOT分析李红军，LiHongjun

30.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努力提升农业科技企业竞争力程晓萍，ChengXiaoping

31.谈农业科技型企业管理层面临的税收问题王秀果，王金明，张玉兰

32.新时期农业科研单位政工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张京慧，ZhangJinghui

33.论农业科研单位实施聘任制后的绩效考评丁芬，邓媛，王艳华

1.农业科技管理 关于农业科技改革的哲学思考朱新民，朱斌

2.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测度模型及实证分析薛春玲，张晓虎，陈翠，杨冬梅，侯亚男

3.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霍文娟，李仕宝

4.试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如何发挥科技教育功能赵鹰，彭建华

5.农业技术创新选择中的社会认同分析朱方长，ZhuFangchang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11篇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12篇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25] 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农业科技 经费投入 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已成为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成为支撑我国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在农业科技创新作用的推动下，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仅用占全球7%的土地成功养活了22%的人口，我国农业技术的贡献率达到42.0%，而技术成果转化率达到30%—40%，成果转化的普及率为35%左右。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农业进入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惟有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才能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双重制约，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支撑和引领现代农业建设进程。

从2004年至2013年，中央连续出台10个“一号文件”，都把农业科技创新作为重要建设领域，“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特别是2012年中央题为《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这为农业科技赋予了“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的科学定性，更加明确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与重点。

科技经费投入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基础，因此也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起点，只有不断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才能实现农业和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从已有的国内外代表文献来看，舒尔茨（1987）指出科技投入是农业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因素①。商五一（2006）认为，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既是农业发展的需要，又是公共财政的必然选择②。

从经费投入强度看，Mansfield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R&D投入强度变化遵循“S”型曲线规律，即表现为缓慢增长期、快速增长期与稳定发展期三个阶段，Leyden 和 Link（1991）等对世界各大洲多数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农业科研支出占农业GDP的比例在1971年至1985年间普遍呈上升趋势，其中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的农业科研投入增长最快，年均增长6.7%；而发达国家由于其基数较大，农业科研支出的年增长率只有4.0%左右，但农业科研支出增加的绝对数仍然较大。

在农业科研投资经费在农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构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投资在科研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均在10%以上③④⑤。黄季焜等（1998）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强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科技投资不足。而我国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投入的重点是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基础研究在科研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偏低，这种结构不利于农业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逐步提高农业基础研究投资比重，为增强农业科技应用和开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⑥本文将基于西部十二省区市科技经费投入视角，建立包括资金投入、人员投入、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四个一级指标，及下辖9个二级指标，来分析科技经费投入在农业科技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二、现状分析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国家农业科技活动经费资助，通过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R&D研究来得以实现，因此这种建设具有引致性。从上文的文献评述来看，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需要在国家层面上逐步提高农业基础研究投资比重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本文将建立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来实证科技经费投入对农业科技活动的具体效果。

从数值上来看，西部地区十二个省区市农业科技活动费用在2000年时仅为0.9亿元，到2011年时已达到而到12.7亿元，提高了13倍；与此同时全国农业科技活动费用从2000年的3亿元增加到130.1亿元，提高了42倍。因此从绝对数来看，尽管从2000年开始，西部地区开始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可是从农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来看还是落后于全国水平。

分省来看，西部地区在农业科技活动经费方面增长最快的是四川，从2000年的0.1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2.9亿元，提高了28倍。增速最缓的省区是宁夏，其次是，绝对值只分别增加了0.3和1亿元。

从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强度⑦来看，尽管受到西部大开发政策倾斜，但是西部省区市的增长态势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全国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强度为3.02，低于广西（4.81）、重庆（6.24）、贵州（9.71）、云南（4.97）、（84.9）、青海（37.9）和新疆（7.33）。值得注意的是，12个省区市中有7个农业科技经济投入强度是高于全国数值的，这是由于和青海的地区生产总值较低，因此尽管两省数值偏大，但从省份的纵向比较来看仍有重要的意义。到2011年，全国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强度为24.42，比2000年增长了7倍，该强度仅低于的177.35、甘肃的29.12和青海的148.10，从横向比较来看，西部地区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强度发展态势不如全国平均水平。

三、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说明

本文将代表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变量的农业科技活动经费置于所建立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作用。

（一）指标体系构成

本文主要从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和科技创新的产出两大方面入手构建农业科技创新的人员投入、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农业科技创新的直接产出以及农业科技创新的间接产出这四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1所示。

本文指标体系的指标界定：

农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技统计国际标准化的议案》的原则，把科学技术活动定义为：与各科学技术领域（即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医学、农业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中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系统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研究与发展（R&D）、科技教育与培训（STET）及科技服务（STS）。我国在UNESCO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界定我国科技活动包括研究与发展、研究与发展成果应用及与R&D活动相关的技术推广与科技服务活动。《科学技术统计指南》把科技活动分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科技教育与培训、科技服务三大类。根据科技活动的内涵及统计解释，科技活动经费是反映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最全的指标之一。因此，本文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投入指标体系中，把农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作为指标体系之一。

从事农业科技人员的总数：农业科技活动人员是统计指标，能全面反映农业科技创新投入状况，是反映科技人员投入最全的指标之一。与其他学者成果相比，本文用从事农业科技活动的人员代替了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指标，包括范围更广。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是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到技术市场的交易金额，这一指标便于衡量农业科技创新的产出价值。

农业生产总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的总量，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

（二）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主因子分析法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农业科技创新现有能力加以评估。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它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少数几个因子来描述多个指标或因素之间的关系。用因子分析法来评估我国西部地区的农业科技创新的现有能力，其方法的优点在于因子分析法确定各数据之间关系的权数是基于已有数据的分析而得出的已有指标体系之间内在结构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三）因子分析原理及其数学模型

假设我们有m个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的变量Z1、Z2……Zm含有P个公共因子F1、F2……Fp（m），每个变量Zi含有特殊因子Ui（i=1…m），这些特殊因子Ui间互不相关，且与Fj（j=1…p）也互不相关，每个Zi可由p个公共因子和与自身对应的特殊因子Ui线性组合而成，因子分析的一般数学模型表达为：

把上述方程组改成矩阵表示，则为：

■

我们把它简记为：Z（m*1）=A（m*p） F（p*1）+C（m*m） U（m*1）

为了用少数几个因子来描述很多指标或者是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了消除不同观测变量在量级或量纲上的影响，使各指标具有可比性，能将几个指标根据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将相似的归在同一类别中，使每一个变量成为一个因子，本文将每个变量进行标准化的处理，方法如下：

（1）设有n个样本，每个样本有p个指标，建立以下的原始矩阵：

X=X11X12…X1pX21X22…X2p… … …Xn1Xn2…Xnp

我们首先对所取得的数据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标准化以后的矩阵为：X=（xij）nxp，其中xij =（xij-xj）/Sj。

（2）求样本相关系数的矩阵R，R=（r ij）P X p，并判断我们获得的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主要的判断方法有反映像相关矩阵检验（Anti-image correlation matrix）、巴特利特球体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KMO检验。其中，Barlett检验的目的在于确定所要求的数据是否曲子多远正态分布的总体。其虚无假设是“相关矩阵式一个单位矩阵”，即“相关矩阵对角线上所有元素为1，所有非对角线上元素值为0”。若差异检验的F值显著，表示该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索取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体，可以做进一步的因子分析，通常采用相关矩阵行列式的卡方检验。而KMO检验从比较观测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相对大小出发，其值得变化从0—1。当所有变量之间的偏相关系数的平方和，远远小于简单相关系数的平方和时，KMO检验的结果值趋近于1。若KMO值过小，则表明变量偶对之间的相关不能被其他变量解释，进行因子分析不合适。

（3）因子提取，采用某种方法计算因子载荷矩阵。对通常用主成分法来估计因子载荷矩阵A而言，就是通过资料矩阵的相关矩阵R来求解出相关系数的非负特征根λi和特征向量L。并根据某种规则，确定描述数据所需要的公共因子数。

（4）用以上的方法求出主因子解，并对求出的初始因子运用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变换，使其结构简化，以便更好地对因子进行解释。

（5）根据主因子的贡献率，在因子模型建立后，借助各变量的系数矩阵，并反过来根据其初始的关系来考察每一个样本，用最原始的线性组合来表示主成分，计算各因子的得分。

（6）根据上面获得的公共因子得分，利用公式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对应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因子2得分*对应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因子m得分*对应方差贡献率/累计贡献率来计算综合得分，并以此对西部更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创新能力进行排名，并综合分析。

四、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论文研究所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2011）、《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0—2011）和《中国农业年鉴》（2000—2011）。共收集了2000年—2011年有关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数据，作为对比，本论文同时还摘录了全国的统计数据。

（二）实证研究过程

1、数据标准化处理

本文的研究所采用标准化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Xi的标准化值为：Xi'=Xi-Xσ，其中，Xi为指标的统计或原始计算值；X为该体系中指标Xi的平均值；σ为Xi的标准差；Xi'为指标Xi的标准化值。

2、确定相关系数矩阵

根据以上经过标准化处理过后的统计数据，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分别对2000—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9个分析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矩阵上半部分为相关性系数矩阵（correlation），值越大，相关性越高；下半部分为显著性水平矩阵（Sig.（1-tailed）），值越小，相关性越显著。其中非常明显的结果是农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与R&D经费支出、从事农业科技活动人员、R&D人员当时全量、专利申请授权量、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及土地生产率都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这些指标之间有很好的协同作用。

3、数据可行性的检验

根据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2列出了KMO检验和Bertlett检验结果。本例中，KMO检验取值为0.746，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检验的F值等于0.000，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发展统计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体。

4、因子的提取

根据SPSS统计软件分析的结果，下表3给出了全部的解释方差。表中成分为各因子的序号，“初始特征值”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包括3项：

（1）“合计”为各成分的特征值，从大到小排列，例如，第1个主成分特征值为7.135，第2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0.859；

（2）“方差贡献率”为各成分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百分比，即各因子特征值占总特征值总和的百分比；

（3）“累积%”为各因子方差占总方差百分比的累计百分比。

在碎石图中，碎石图的Y轴为特征值，X轴为特征值序号，特征值按大小进行了排序。碎石图中明显的拐点是2，可以得出保留前2个因子将能够概括大部分信息，且前两个因子的方差累计贡献占总方差的比例为99.927%，说明提取前2个公共因子是比较合适的。在更改了因子提取数目之后，我们再用SPSS统计实验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的解释方差矩阵如表3所示。

5、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变化

用主成分法对成分矩阵进行分析，提取公因子，且提取了8个公共因子（成分）。用SPSS因子载荷旋转成分矩阵写出各分析变量的因子表达式，且因子旋转后，载荷系数的取值明显更加极端，取值更加向0或者1靠近，这样公共因子的解释和命名更加容易。

6、计算公共因子得分

根据SPSS统计软件因子分析的运行结果，下表（见表4）给出了因子得分的系数矩阵。根据该矩阵以及变量的观测值就可以计算出每个因子的得分，如f1≌0.154*V2+0.150*V3+0.151*V4+0.149*V5+0.154*V6+0.149*V7+0.145*V8-0.191*V9（V2—V9按顺序代表数据表中的各个变量）。表达式中各变量均为经过均值0标准差为1标准化后的变量。

提取方法：主成分法。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构成得分

7、计算综合得分并排序

在获得各个因子的得分之后，利用公式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对应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因子2得分×对应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来计算综合得分。表5列出了2000年—2011年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创新能力的综合得分统计结果和以综合得分大小进行排序的名次结果。

五、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及实证，我们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对于各省的排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由体系中的投入和产出情况来分析农业科研经费投入对其它变量的影响以及它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

结论1：本文指标体系的建立与现有学者的角度有差异，但结果相似。徐荃子（2007）得出最终的先后排名是四川、云南、全国平均、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贵州、甘肃、重庆、宁夏、青海和，考虑到该数据与本文数据时间长度有差异，因此两个指标体系的排名是一致的。

结论2：在本文指标体系中，农业科技经费投入与从事农业科技活动人员、R&D人员当时全量、专利申请授权量、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及土地生产率都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由于指标本身特性无法做因果分析，但是加强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对其它变量的带动作用是明显的，也可得出各级政府在基于农业科技经费投入角度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重视要素的优先序应该是：从事农业科技活动人员、R&D人员当时全量、技术市场成交额、土地生产率、专利申请授权量、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农业生产总值。从该结论中值得关注的是在增加经费投入的情况下，增加从事农业科技活动人员的数量和R&D人员全时当量对于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论3：在2000—2011年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中，十二个省市区的得分均低于作为参照的全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得分，说明尽管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西部十二个省区市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水平显然与全国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和宁夏等地差距更大，因此在 2012年中央颁布“一号文件”以后，中央和省级政府更应该加大农业科技活动的经费投入力度。

注释：

①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26页

②商五一，梅方权.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是政府公共财政的必然选择[J].中国科技论坛，2006（3）：83—86

③王安国，陈建全，何利辉.中美农业科技投入与科技体制比较[J].世界农业，2003（H）：15—17

④张峭.农业科研投入现状及优化配置设想[J].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2004（4）：43—45

⑤彭新德，蔡立湘.中国农业科研投入的政策思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2）：23—25

⑥马发展.关于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若干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3（6）：44—49

⑦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强度指农业科技活动经费占当年GDP的比重，为了使得该数值易比较，因此所有比值均乘以105。

⑧土地生产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用土地总面积

参考文献：

[1]马发展.关于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若干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3（6）：44—49

[2]彭新德，蔡立湘.中国农业科研投入的政策思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2）：23—25

[3]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26页

[4]商五一，梅方权.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是政府公共财政的必然选择[J].中国科技论坛，2006（3）：83—86

[5]王安国，陈建全，何利辉.中美农业科技投入与科技体制比较[J].世界农业，2003（H）：15—17

[6]徐荃子.西部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

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14篇

参考文献是说我们在论文撰写的过程当中引用和借鉴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用的地方要做标注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的编著，然后在论文的末尾依次列出参考文献。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采编收集的关于农技推广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借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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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成果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农业科技资源；经济发展；相互关系

作者：李峰

中图分类号：S-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2-0008-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点我们提出几十年了，在农业方面，当然要想农业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也离不开农业的科技资源，目前，由于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不够高，甚至科技资源也没有对农业进行足够的贡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无法摆脱靠天吃饭和弱质产业的局面。随着近年来我国对农业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导向，我国农业领域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发展方向也在向着高科技、低成本方向发展，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渐渐的成为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加快产业调整的主导力量，下面我们将分析下农业科技资源同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研究的方法介绍

本实验主要对农业经济与农业科技资源进行一定的关系论证分析，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第一，运用ADF的方式来记录分析科技人员、科研经费支出、机械总动力以及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经济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农业总产值，通常情况下，农业、牧业，以及林业和渔业等方面的总产值构成了农业的总产值，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特定时期的农牧业的生产的总成果以及所达到的总规模，从而能够代表农业发展的某方面领域。通过有效的检验这四个时间序列的稳定性，确定其单整阶数；第二，在检测结果过程中，若四个序列显示出有相同的阶数单整性时，那么就利用E――G两步的方法对农业科技资源同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均衡关系进行检验；然后在二者协整关系之后，建立一个对误差进行修正的有效模型，通过对二者短期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最后，通过Grange的因果关系来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另外，因为对数的变换难以实现对原始变量之间相互的协整关系产生影响，因而对农牧总产值、科研经费的支出、机械总动力以及科技分析人员这4个变量分别进行自然对数的取舍，就能够得到经过对数变换之后新的变量。

2二者分析的结果

如果对时间序列上的数据直接进行回归，那么很可能会发生缪误回归的状况，从而使得后续的推论不符合实际，而且只有当变量的序列都是同阶单整的序列时访客协整分析，因而在此之前，需要对验LNH、LNM、LNRD和LNY这四个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经过单位根检验表明变量LNY、LNH、LNM、LNRD都是二阶单整变量，所以可以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LNY与LNH、LNM、LNRD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Granger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Granger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思想如下：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原因；否则，称为非Grange原因。同时，Granger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都是无效的，由此可见，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Grange原因并不是农业经济发展，从而能够从另一角度上反映出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机制尚未完善，还需要对其进行探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