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论文范文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参考文献：

阿马蒂亚·森，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阿瑟·刘易斯，1983：《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埃维纳·格雷夫，2003：“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载《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10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戴维·兰德斯，2001：《国富国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道格拉斯·C.诺思，2000：“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载詹姆斯·A.道等编《发展经济学的革命》第119-120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2004：“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高波、张志鹏，2004a：“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江海学刊》第1期。

——，2004b：“文化成本约束与企业文化选择”，《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2004c:“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

冈纳·缪尔达尔，2001：《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古奥弗雷·M.毫森，1994：《企业文化与厂商的性质》，载《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第325-354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弗朗西斯·福山，2001：《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

哈耶克，2001：《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赫伯特·西蒙，2002：《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黄仁宇，1997：《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建德、罗来武，2004：“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2003：《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2004：《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2002：“文化与民主”，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

加里·S·贝克尔，1995：《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口味的经济学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金相郁，2004：“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第三种解释”，《经济学动态》第3期。

肯·宾默尔，2003：《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第1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200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1981：《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盛洪，1994：《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斯坦利·L·恩格曼，2003：“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载约翰·N·德勒巴克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译本）第117-14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斯蒂芬·P·罗宾斯，1997：《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叶航，2003：《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森，2003：《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威廉·麦克高希，2003：《世界文明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江苏人民出版社。

亚当·斯密，197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殷海光，2002：《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

约瑟夫·熊彼特，1990：《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1996：《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五常，2000：《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朱绍文，1987：“《国富论》中的“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经济研究》第4期。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企业家价值取向：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机械工业出版社。

S．艾森斯塔德，2002：“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载谢立中、孙立平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087-1109页，上海三联书店。

Benjamin.E.Hermalin,2001:“EconomicsandCorporateCulture”,inCooperC.,Cartwrighr.S.&EaleyP.(eds.).InternationalHandbookofOrganizationalCultureandClimate,JohnWiley&Snos,Chichester(England.)

Buchanan,JamesM，1994，“Choosingwhattochoose”,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conomics，150/1,pp.123-135.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假如在20年前，某一县市提出以旅游业为地方经济的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那简直是天方夜谈，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今天，它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实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首先表现为市场占有率的大幅度提高。比如从日本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90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韩国最近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正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在美国，资料显示，过去一年内新经济已为其140万“知识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NP的70%，加拿大GDP的60%。1997年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美国的广电、娱乐、报刊杂志的总收入在1000亿美元以上。前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15亿美元的票房价值，仅一部影片即可与我国几大产业的利润相敌，且预计收入可达50亿美元，其中索尼公司单靠发行其一首主题歌原声带已收入2亿美元。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元的国际性大企业。至于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更是来势如虹，在97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十强。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品。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毫无疑问，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60年代以后，美国顶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坚持进行产业调整，将发展高科技高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越来越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好莱坞大片《豪门恩怨》之类的肥皂剧、迪斯尼乐园、流行音乐、全球传播业、《时代》杂志和《读者文摘》......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席卷这个世界，甚至抵达非洲最贫困的角落。再加上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牛仔裤，美国文化走进了世界每一个家庭。迪斯尼的主题公园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令人神往。1997年到迪斯尼乐园参观陆游的人数达到3800万，而同期到英国旅游的人数才1920万。所以英国记者迈克雷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是文化与知识财产这两个非常人性化的资源”。英国也不示弱，其文化产业在80年代便已达到170美元的年产值，仅次于其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文化就是经济，文化就是市场。传统观念中根本无法被称作产业的行当，今天已是世界顶尖级的跨国企业。娱乐产业迪斯尼，199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ABC（美国广播公司），1997年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企业500强中的前十强。当年的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通画家，在家徒四壁、困苦无依之际，一只在墙角爬来爬去的小老鼠成了他的安慰。于是，这只小老鼠在他的第一部配音卡通片中亮相，从此风靡世界。谁能想到，米老鼠、唐老鸭两个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娱乐、影视与零售于一体的跨国集团。迪斯尼的经营策略说起来也简单，这就是不断创造明星品牌然后授权开发，它仅靠收取版权费就已财源滚滚而来。今年，他们把眼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已经在发掘“花木兰”的经济价值了。

NBA不过是美国国内的篮球联赛，而它现在已无疑是超大型的“跨国企业”。这个每年经营几十亿美元的巨型企业，运动队是其小小的核心部分，它的周围是一些更大得多的信息业。比赛是核心企业，但周遭的信息企业则更具发散力。这些信息企业包括发放零售业执照，家庭录像和光盘，生产电视节目，出售比赛活动，出售广告权、版权、转播权等等。过去，乔丹每年从公牛队获得3500万美元的年薪，而这一令人心惊的数目竟然还远远不如他将自己的形象卖给耐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得多。易言之，作为CI的乔丹要比打球的乔丹更有价值。今天，姚明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更清晰地揭示了文化作为产业的秘密，这就是文化作为经济的现实，这就是所谓文化心理学要替代经济学的所指。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不断推进的历程，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准备阶段。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这就表明了文化艺术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从1985年到1991年，我国文化产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有了一定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各种形态的文化企业和文化服务、消费场所。如唱片公司、歌舞厅等。这一阶段以文化流通领域的发展为标志，特别是由港台歌曲的进入带动的娱乐业从无到有，有力地冲击着我们既有的文化观念。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1992-2000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酝酿探索的起步阶段。1992年，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同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其后，以国有大型文化单位的转轨或转型为标志。1996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组建报业集团，先后成立的南方报业、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深圳特区报4家报业集团，文化产业化的浪潮从多种所有制企业向国有骨干企业延伸，从较小规模的事业单位向大的文化企业集团扩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都在增强。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从历史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的起步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在观念上却徘徊多年，造成实践上长期犹豫不决的局面。欧洲、日本和韩国90年代中期先后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后，韩国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方针政策确定之后，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并不迟缓，《中国文化报》早在1994年就率先举办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征文和讨论，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但我国总体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陈旧滞后，严重束缚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业在总体上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至今，以中国入世为契机，以文化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为标志，以不断加深和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期。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令人瞩目地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达六处之多。2001年3月，这一建议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于是，"文化产业"这个频频出现于报端的概念，才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11月，党的16大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第六部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中，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次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把文化产业定性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我们党在文化产业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与突破：“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报告还指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总体指导意见，明确地将文化产业纳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16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贯彻和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决定》指出，要“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这是继十六大之后，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作出的又一战略部署。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再次突出强调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2004年3月29日，《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正式由国家统计局出台，不仅是首次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产业概念和范围所做的权威界定，而且为建立科学、系统、可行的文化产业统计制度，推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紧接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一系列思路。这不仅体现了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文化)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伟大品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随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才能获得更强劲的发展动力。没有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支撑，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

纵观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徘徊但不断推进的发展道路。应当看到，从某种程度讲，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至今仍不是十分雄厚，市场程度不高。但是，1.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为我们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创造了条件，也逼迫我国文化产业不得不进入国际大循环。2.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进入小康社会的现实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内在的需求；3.特别是高新技术如IT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基础与技术保障；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迫切需要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4.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也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模式：形成阶梯式发展与跨跃式发展同时进行并行不悖的格局；5.作为古老的文明古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的确是我们最足以援用的真正的财富，5000万全世界华人及亚洲汉语文化圈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在市场；6.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必须同时实施文化产业与文化艺术保护的双向对位性互补的策略。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近十多年来，我国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大大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文化市场迅速开拓，文化产业迅速壮大，呈现出充满矛盾又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景观。其基本态势是积极、稳步、适时、渐进，发展势头总体呈现良好态势。

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最早脱颖而出，初具规模；演出市场（以至商业体育比赛）渐趋成熟，冷冷热热；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工艺美术品市场沟通海内外，机制健全；而文物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则从无到有，起点不凡；电影电视市场起起落落，交易热烈；娱乐、旅游市场遍及全国，迅速壮大；文化广告传播市场，异军突起势头凶猛,特别是与网络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游戏、手机增值业务等一系列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开拓了文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现实条件。

其次，与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相适应，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也逐步建立起来。他们要突破改革初期以文补文，以多业助文作为文化“谋生”的权宜之计的思维框架，而开始全方位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网游业、广告业、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电影业、电视业、信息内容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

目前，我国以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为创作演出和制作主体的传统格局已被打破。过去在舞台演出和影视制作领域中，国有文化单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由它们确定创作项目，申请国家经费，组织艺术生产，通过上演、播放推出作品。现在，这种单一的所有制方式已经改变。一大批民营机构凭借资金、机制特别是人才优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很好的经济效益。近年以社会力量参与为主摄制的电视剧和电影在影视作品总量中的比率越来越提高，已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与我国其它产业门类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起点低，不仅有与其它产业相同的资金筹措、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困难，还受到原有的“计划”文化观念的影响制约，因而在产业规模、经营水平、运作方式和经济效益上都无法与我国经济领域其它产业相媲美，尚不具备市场化的强大的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能力。

随着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兴起，与之相应的文化机制的变革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各业经纪人、制作人、拍卖人、人等新的文化经营者和经济流通经营环节逐步产生和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逐步发展，多种文化经营的运作方式也开始大胆探索、实验。可以说，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又生机无限。

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2004年，是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新的发展时期的第一年。从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一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消费结构依照产业发展下游化与需求的上游化、高档化、文化化的规律，将逐步向发展型、娱乐型升级，将带动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成为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基本也最可靠的推动力。

《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披露，根据2004年初的2003年的数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都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0％。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前三个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增长11.6％，其中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52％，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居于首位。尽管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后，这一增长具有恢复性质，但仍能说明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增长开始提速。当然当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主要集中于教育、旅游和餐饮娱乐服务费用支出，适时调整消费结构，解决当前教育收费等问题，城市文化娱乐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状况也有较大改善。2003年人均收入2622元，实际增长4.3％。2004年上半年人年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收最多的一年。

据《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G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将接近3900亿。

从结构上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特点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有从业人员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的“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的几个行业部门。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

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985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实际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同时，文化也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意味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2012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全年收入9285.83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14.5%；资产合计11999.31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20.2%；利润总额721.8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8.4%。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彰显出巨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属于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值增加必然带动就业增加。2012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达到152.9万人，比2008年增长了45.9万人，年均增长8.3%，占全市就业人数的13.81%。这说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实现了产值的稳步增长，同时也实现了就业的稳步增长，就业机会的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实现了保增长和促就业的良性互动。

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2004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呈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2004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5%，至2013年，这一比重达到了12.34%。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以及对GDP的拉动度更能真实地反映增长快慢和波动情况，更能反映其较快的增长势头。其中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产业拉动度指GDP增长率与各产业贡献率之乘积(见表1)。可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徘徊在10%-14%之间（除2008年达到26.66%外），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柱作用凸显。在2013年北京地区GDP9.06%的增长率中有1.13个百分点是文化创意产业拉动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北京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整个宏观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增长。

（二）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创意产业属于现代服务业，甚至属于生产业），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新兴业态迅猛发展，对北京区域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其发展无疑是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68.2%上升到2013年的80%，说明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体现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以测度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三大产业的关联性，进而对促进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较准确的把握。1.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会存在关联性，包括前向关联性和后向关联性。前向关联性指文化创意产业要依赖于其他产业对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以及创意的需求，需求越大越能刺激经济的扩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后向关联性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对其他产业的最终产品的需求，需求越大，越能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运用灰色关联度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三大产业的关联性能更好地解释其对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灰色关联度是指从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和与其相关的因素数据序列入手，通过灰色关联度来考察主行为因子和相关行为因子的关系紧密程度。本文运用此方法来研究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北京三大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由表3可知，2004-2013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一、二、三产业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578981、0.590253、0.629877。因此，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对第三产业的增长有着强劲的带动作用。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高渗透性、高附加性、高投资、高收益的绿色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占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在人才吸收与培养、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等方面也需要第三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实质上是在城市中较低层次的产业形态经历成熟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较高层次的产业形态在新生的基础上不断成长的过程，城市功能也随之发生优化，产生对区域经济更大的影响及带动效应。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整体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提高了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促进了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另一方面，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提高了第三产业的整体效率，从而有效地优化了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使第三产业能够更加高效、快速、优质地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文化创意产业有着非常广泛、强大的融合功能，能对其他产业产生渗透、融合作用，把文化、技术、制造、服务融为一体，一方面可以增加其他产业及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档次，优化产业结构，进而促进其他产业升级，使其他产业更好地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使其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更高的精神需求，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可以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三、对未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1．原始宗教落后因素对经济的阻碍

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宗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宗教都有明显的不同。和其他民族的宗教对自身文化的影响相比较的话，中国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这当然反映出宗教在中国人心中的所占的地位，同时也看出我们的确是宗教意识不甚浓厚的民族。正像钱穆先生说过:“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许多原始。仅以新疆为例，像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发现的表现人们对日月崇拜的彩绘岩画，古代塔什干人自称“汉日天种”(太阳的后代)。新疆许多古代民族都以狼为部落的图腾，高车、乌孙人都称自己是狼的后代。新疆古代和田人举国敬鼠，这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画板中得到了验证。著名的新疆昌吉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的生殖崇拜岩画，又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生殖崇拜的盛况。意识形态方面的落后，直接影响到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极容易将为数不多的财富积累轻易耗尽，而他们自身的落后宗教习俗和迷信观念，又严重束缚了思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强大的阻碍屏障。

2．民族语言在经济交往中的劣势

作为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在我国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很多少数民族都是使用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可是，满族与回族仍然使用汉语。改革开放的进行也逐渐证明了经济交往受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逐渐增大的。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同样会受到语言差异的影响，汉族的知识分子不能够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不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播到这些地方，进而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另外，商品经济的盛行也使得信息交换与信息调节的作用更加明显，少数民族对信息的收集与获得能力同样因为语言障碍而受到影响。少数民族不能够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进而使得他们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3．民族传统观念中落后的因素会直接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中传承下来的一些消极落后的民族文化在今天会对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观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观念产生落后的消极的影响，从而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西北、西南的偏僻农村里，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本民族落后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先进的科学技术持反对态度。女孩子在14—15岁左右就被要求出嫁，不能够读书;男孩子则就外出务工。这在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严重的影响了生产力的质量，忽视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同样，由于受落后的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保守，仍然存在“多生孩子才会富”的想法，在新疆的南疆许多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家庭中会有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从思想意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等多个方面严重的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相互推进、相互渗透。这种互动关系是可以进行调试的，在调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达到动态平衡。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却比较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1．坚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大观念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比较大的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地方政府也比较看重经济发展的原因，这却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忽略，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要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将原来的经济发展理念进行调整，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这一切都要求从领导到群众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2．要有选择的开发民族文化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要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作用对不能适应时展的内容要辨证地进行分析、挖掘、整理并加以保护。对民族文化中可以适应并正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要在政策引导下，通过市场的评价来生成基于传统又有所创新的新的文化。近年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各少数民族成员在市场竞争中的参与程度得到了明显的诸多，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也逐渐得到加强，同时，各民族也进入了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大时代，谁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今后的时代将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必须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随时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要结合世界发展的步伐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另外，强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3．通过教育机构与教育投资的增多

来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效率与文化素养得到显著的提高，使少数民族人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我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经逐渐加大在少数民族开展双语教育，双语教育要结合各个省份与当地居民的具体特点来实施，要具有差异性，不能够让所有的居民都学习相同的语言，要有侧重点。但应注意，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要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当代学校教育课堂中，才能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传播文化是教育的一种重要功能，通过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能够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学校教育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的培养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主要体现在教师逐渐认同本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培养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培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学校教育的发展，在结合学生兴趣与当地特色的基础上，要重视学生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了更好地传播民族传统文化，要尽量综合使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作用。

4．充分利用民族区域优势

资源优势是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中心。就拿新疆来说，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新疆地区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有资源和地缘两大优势。新疆具有特殊的水土光热资源，因此新疆是瓜果之乡，同时又是我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新疆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有石油、煤炭和有色金属三种，新疆古迹遍地，民族众多，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各异，原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占了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3%。科学合理的利用好这些优势不仅课题大力发扬民族文化，让全国乃至世界各族人民了解民族文化，同时又带动了新疆的地方经济发展。

5．通过政府投入的加大来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进行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资源并不能够被充分地开发，少数民族的优势并不能够在经济的发展中体现出来。要想改善这种现状，只有从政府层面着手，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优化少数民族地区投资环境。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积累能力，要尽量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的收拢渠道，采用内联外引的道路，通过非农产业经济效益的开发来实现集约型发展。充分认知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市场价值;深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打造地区文化品牌;借力科技和创意，努力推进民族文化的产业融合和产品创新;并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和各类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进而使少数民族的经济获得比较快的发展，而且还要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只有实现在保护当地文化的同时，促进经济的最大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所蕴藏的精神潜力和经济潜力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出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优势、资源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群众才能真正缩小与其他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并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

三、总结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戏曲茶楼在性质上属于茶楼或茶馆的一种类型，它是把民间的戏曲文化与茶文化结合起来，让客人在饮茶的同时欣赏戏曲表演，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宋代，民间艺术就进入了茶馆，有艺人、艺伎在茶馆吹拉弹唱，地方戏曲也常在那里表演。清代中叶以后，说唱艺术已经成为茶馆的一项主营业务。但是在这一时期，此类茶馆的主营业务依然是饮茶，只收茶和茶点的钱，戏曲虽然在茶馆兴盛，但也不过是其附庸之物。二十世纪上半叶，戏曲和茶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茶园、茶馆成了戏园的代名词，是人们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当时有许多名伶在茶馆献艺，吸引了众多茶客和票友，如在当时作为河南省会的开封市，就有着许多茶园以戏曲表演为主。此时这些茶馆的主营业务已经不再是茶，而是戏曲大餐了。当代，“戏曲茶楼”或“戏曲茶馆”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目了然地揭示出这一类型的茶馆是以戏曲表演为主体、饮茶为辅助的。茶客来到戏曲茶楼不为饮茶，不为谈事，只是为了在此听上几段自己喜爱的戏曲。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丰富之余，必定会寻求精神家园的满足。戏曲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积淀，在民间拥有着一大批忠实的观众。在河南本土，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常常能听到一些戏迷饶有兴致地在农家小院或者公园唱着戏曲，且周围必定会有许多人观看聆听。这也就说明了传统地方戏曲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依然有强大的市场。然而，城市不比农村可以接连好几天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搭台唱大戏，加之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生活节奏较快，故居住在城市的戏迷们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来观看戏曲表演。所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大小小的戏曲茶楼、茶座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城市中应运而生，满足了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开辟了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郑州市作为河南这一戏曲大省的省会当然不会例外。郑州市与河南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的相比，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戏曲资源优势，因此也是河南省最适合开设戏曲茶楼的城市。首先，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处于中原的核心地带，凝聚了中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最能代表河南的形象。其次，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剧种，数十种河南地方戏、豫剧的五大流派及其几大调都在郑州汇聚，是名副其实的“戏曲大码头”。再次，郑州市是河南省剧团和专业演员最多的城市，它拥有省市级豫剧团和曲剧团共七个，公立的戏曲学校两个，专业戏曲演员众多。最后，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之一，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也是旅客们的集散地和中转站，方便吸引热爱河南地方戏曲的外地人来到郑州感受本地的戏曲文化，加之郑州本地也有众多戏曲爱好者，使得郑州戏曲茶楼有着相对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市场潜力，这一点也是众多优势中最为重要的。据调查所知，郑州市第一家戏曲茶楼于1993年由一位台湾同胞开设于二七广场附近的大同宾馆，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几个月，但它标志着郑州市的戏曲茶楼进入了开始阶段。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之间的七八年时间是郑州市戏曲茶楼最为兴盛的时期，先后有近百家戏曲茶楼在郑州市开设，而在2000年时，曾有五十多家并存。然而近几年戏曲茶楼却趋于平淡，不少茶楼关门歇业，还有一些在继续维持，但也只是惨淡经营，形式不容乐观。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郑州的戏曲茶楼有着令人欣慰的发展前景。因为戏曲茶楼已经在郑州市扎根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展示河南戏曲文化一个重要的窗口，具有坚韧的生命力。据统计，目前郑州现存的戏曲茶楼有三十家左右。其中高档的约有十家，主要分布在管城区、金水区和二七区的繁华地段;中低档的在十五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中原区和惠济区这些离市中心较远的区域。高档和中低档戏曲茶楼在受众群体、内外部设置、演员、演出形态、消费形式、消费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总体来说:高档的戏曲茶楼定位较高，茶客的经济实力较强，所以要选择繁华地段，打造优雅环境，这必然也导致其成为高消费场所，进而对演员的个人素养和唱功也会有较高要求，而中低档的与高档的相比就有着较大反差。郑州市戏曲茶楼主要的营业时间是晚上，而白天则处于歇业状态，这是因为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休闲娱乐场所，可以使白天忙碌的茶客们晚饭后在此得以缓解、释放。

二、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价值

郑州的戏曲茶楼“像郑州这个城市一样，喜行不于色，藏民而不显于市”，是河南戏曲文化的独特景观之一。河南本土戏曲在这里上演，使郑州有了自己的特色，而这一切都体现在它的优点和价值上。

第一，与剧场相比，其演出形式比较自由、灵活。剧场演出的局限性在于它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而且每次演出的是一个固定的、完整的剧目，时间较长。这就要求观众等到演出的那一天方可观看，且每次只能看一个剧目，观众一旦到了剧场没有选择演员、剧目的权力，只能听从剧团的安排。而戏曲茶楼在演出形态和演出方式上与剧场有着较大不同。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商业气息浓厚、面向市场的文化产业，满足客人需求是其最大的服务宗旨。所以，在这里茶客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们根据点戏单点某几位演员的某几出戏，茶楼就会及时进行演出，其随机性、灵活性比较大。在这里观众每天可以在此听到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戏曲片段和各种剧种，这也正是戏曲茶楼十几年来依然坚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丰富了当下的娱乐形式，既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也给戏迷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河南地方戏曲是世世代代河南人民审美心理沉淀的结晶，在中老年人群中依然备受欢迎，所以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正为中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场所。郑州的戏曲茶楼不讲求气派豪华，而是追求简单大方。茶楼的空间面积一般都不大，可容纳五十至一百人。在内部布局上，前面有一个古雅明亮的戏台，旁边坐着乐队，后面摆放十几张简单的桌椅，使客人感受到场面的温馨，近距离的观看自己喜爱的戏曲。有的演员还会走进观众与其攀谈，使得演员和观众没有在剧场时的距离感，侧面上再次加深了戏曲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地方戏曲来源于民间以还原于民间。一些茶客本身就是戏迷，他们有时也会按捺不住，主动上台献唱，乐队也会予以伴奏，而茶楼是不会像茶客收取伴奏的费用，只要茶客高兴就好。

第三，为专业剧团演员和业余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改善了许多演员的生活，也有利于提高演员们的演唱水平和综合素质。近两年来，河南政府出资扶持本地专业剧团发展，开展了“送戏下乡”的活动，专业演员也因此有了固定的收入。可是前些年，戏曲因受到现代流行娱乐形式的强烈冲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无论是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其演出都极少有观众，许多县、市级的中小剧团因没有经费扶持，没有收入来源，演员长时间发不出工资，最终纷纷解散，其演员也失去了生活保障。而郑州的戏曲茶楼吸纳了这批演员，给这些从剧团走出的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因为面向市场，所以必定会有竞争，这就使得演员们不断学习、锻炼、创新，以提高自己的唱功及综合素质。演员是戏曲表演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传承者，所以，演员的综合素养得到提高，对弘扬、革新中原戏曲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第四，代替剧场或剧院成为外来人士欣赏河南戏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豫剧在全国是第一大地方剧种，南到台湾，西到，全国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剧团，无疑是河南地方戏曲的骄傲，也是河南文化的重要特色。戏歌《烩面好吃豫剧好听》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词:“没看过豫剧你不能算到过河南，没吃过烩面你不能算来过中原。”在现今旅游业兴盛的形势下，拥有着豫剧和烩面两大最具河南地方色彩的旅游资源的郑州，对外来游客具备着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当今剧场经济发展不景气以及其定时定场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及时、全面地为外来游客提供精彩的演出了，而戏曲茶楼以其独特的戏曲文化、资源优势和自由性，恰好弥补了这个缺失。来河南旅游的人们，为了欣赏最精湛的豫剧，感受河南地方戏曲的魅力，最好的选择场所就是郑州的戏曲茶楼。第五，有利于借助戏曲向大众传播重情重义、惩恶扬善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常识。俗语有云:“黄土厚，黄土黄，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中原戏曲诞生于民间，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其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所蕴含的惩恶扬善的教化思想，都典型地体现着中原民众的审美心理和群体性格。河南戏曲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古装戏，都以历史题材居多。而这些脍炙人口的戏曲在郑州市的戏曲茶楼长期上演，使人听后酣畅淋漓，有着自己的善恶评判，同时也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一、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超级秘书网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3]曾康霖.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J].经济学家,2001(5).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265-02

一、文化与经济的基点和内涵

1.文化与经济学的含义

文化，广义地说，一般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1]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装饰品等，是具体的客观物质。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规则、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明。

在个体层面上，文化一词具有合宜性。例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言谈举止优雅，并在某些社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都合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甚至是社会价值观所认可并崇尚的对象，所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体层面上，文化是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2] 。

因此，文化具有物质的属性，也具有精神的属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创造和发展。

经济，广义地说，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狭义上说，经济是指物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形成了一门学科叫经济学。经济包含了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文化也有着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文化经济学。国际上权威文化经济学刊物《文化经济学》杂志将文化经济学定义为：文化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一切公共及私有的创作艺术、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及文化产业的学问。它着重研究文化部门的经济组织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部门的行为，它的研究主题涵盖了很广泛的范围，包括主流的及新兴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及制度经济学[3]。

文化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文化与经济学的融合和发展。文化经济学一般包括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文化产品的价值；文化资本的可持续性；文化遗产的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

2.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

文化在整体性上表现为对满足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产品，这种文化产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流通，表现为商品化。

文化产品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脱离了社会现实意义的产品也终将会被淘汰。人们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凝结着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因子的普遍性正是文化产品进行流通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下，人们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建立完善一套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人类整个的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也即，所谓自然，并非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独立客体，而是由人的存在赋予了一定意义的、用精神的线予以贯穿起来的一种社会存在。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决定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2]。

马克思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4]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既是真实存在，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物质的生产一方面具有客观实践性，也同时打上了文化含义的烙印；文化范畴一方面具有抽象和自制的性质，也同时拥有其物质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市场中的企业不再单纯是生产的基地，而且也是不同企业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企业内的文化氛围，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和人关系和谐的功能，这超越了仅仅是提供商品生产的功能。

在消费领域，传统的物质消费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开始转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市场营销中，不仅宣传产品的经济价值，也宣传其产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从而使得市场营销开始提升文化层面的评价，最终使得文化产品快速地商品化了。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1.文化与经济的共生

一般的说，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支配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文化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种体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它们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为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结果[6]。

人类活动具有自我意识和主动性，具有非常直接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反过来使得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也使得活动过程本身也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作为人类活动最普遍的一种行为，也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既体现了经济性质，也体现了文化性质。

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都具有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文化本身也蕴含着经济的性质。文化与经济是既有其独立性，又有其共生性。

文化和经济体现了人类的发展进程，二者也体现了生命的延续，统一地指向一个对象。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共同体，也即文化经济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在物质生活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文化开始逐渐繁荣起来，为了适应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文化和经济开始互相结合起来，并成为一种互动双方，不能离开彼此。真正自觉的、合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为主体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则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即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种财富之源，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后才出现的[6]。

2.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人类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为了生存，此后才是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了文化的含义，其行为也就有了文化的属性。每一次经济的革新，都代表了人类文化有了一次质的提高。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揭示了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也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也说明了文化与经济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推动者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7]。

文化系统的全面升级，其内容包括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等体系，也即文化和经济逐渐统一起来。文化有其结构，经济也有其结构，二者在共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体化。例如，农耕式的文化与自然经济相对应，工业文化与工业经济相对应。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质的革新，必然伴随着文化结构的革新。同样，人类文化思想的每一次提升和解放，必然推动经济结构的的改变，二者一一对应。

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改变文化，二者共生，并彼此交相影响，逐渐融合为一体。现代社会，商品体现了以人为本，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和价值，形成了文化商品的产业链，也形成了工程学、美学等学科的融合。

当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6]。

三、文化与经济学的学科关系

文化经济学一方面以文化行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市场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对文化行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另一方面以文化的视觉解读经济行为，二者互相结合，互相融合。

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现象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总的概括，一般包括文化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生态学等等。文化经济学是文化学的一部分，重点在于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解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般也是采用文化学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例如量化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科学抽象、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动态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总之，文化与经济有着各自内在的独立性、运动发展机制和规律，二者又存在着共生、互动和一体化的关系。二者的相互融合，一方面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丰富完善了经济学的体系，共同推动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幸福。

参考文献：

[1]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

[2] 陈庆德.文化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

[3] Schulze・Gunther，Mark Editoril，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05，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市场主体行为来实现的。法治经济既为市场主体创造了健康的发展环境，也对市场行为规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民营企业的行为特点、企业法制环境、劳资冲突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1.民营企业的行为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是近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马丽娜对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宪法保护的差异性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成因分析，认为在意识形态、法律和政策上，民营企业长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外部环境特别是法律环境不完善，不仅影响民营经济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程度，更影响民营企业自身的制度创新和变革。据全国工商联统计,2004年以来中国大陆以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的速度递增,但同时每年又死亡10万多家,有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有85%的民营企业在10年内死亡，平均寿命只有2.9年。针对我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急剧发展后迅速步入衰退期的现实,以义利关系、诚信文化、政府经济伦理为研究方法,提出：民营企业要增强经济伦理建设的自觉意识，通过产权决策企业文化构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来有效抵御企业衰退；其次,政府还应加强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将政府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理念纳入其中,真正实现我国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在中国转型背景下，政治关联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利益掠夺效应，容易导致权贵资本的产生，造成寻租行为的盛行和社会效率的下降。民营企业应采取积极的策略来建立政治关系，争取和借助政治力量和政府资源来促进企业发展。从制度视角分析了中国企业家“不务正业”的现象，认为在当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寻租、投机和投资移民既是一种无奈选择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关键在于要改善企业家生产和创新的制度环境以及完善企业家实业投资的制度环境。

2.企业法制环境。企业法制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保障。较差的法制环境往往与较高的政府干预程度相联系，这使得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十分高昂。对中小企业市场竞争法制环境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市场准入方面，过多的前置性审批导致市场进入门槛过高；产业政策方面，没有统筹考虑中小企业发展；在资源获取方面，政府的政策措施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产品销售方面，市场力量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对经济与司法实施干预的程度会更多，并且干预行为很难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因此企业更倾向于利用关系网络进行交易，而不是通过市场去获取资源或开展战略联盟。“关系网络”替代法律保护机制的作用越强，节约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越明显。“替代论”强调关系、社会资本、社团等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发挥正式法律制度在提供稳定、可预测产权保护、契约实施等方面的功能。特别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非正式制度节约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更明显。实证考察了市场化进程、法制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市场化进程对投资的推动作用，不仅容易被地方政府目标取向的干预所削弱，而且技术创新成果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行政力量的保护，对法制环境的依存度降低。要改善政府业绩评价框架，改变地方政府短期政绩导致的技术性投资动力不足问题，形成技术创新的市场化与法制化调控机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3.中小企业诚信经营与劳资冲突。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和创新意识强，在创造就业机会、活跃经济、改善市场结构、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增加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小企业在大中型企业的夹缝中生存,生存环境相对困难。他们在挣扎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了社会信用体系,导致不诚信行为的发生。认为应从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这两种途径来解决我国转型期中小企业非诚信行为，构建中小企业诚信价值取向会帮助建立和完善市场秩序，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劳资冲突具有某种常态性,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分析劳资冲突的原因在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社会权利意识增强，劳资双方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管理中存在两难困境，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提出要完善三方谈判机制,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探索政府管理和社会化解冲突的多元协同机制。

二、研究建议

通过对前人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不同于西方理论所强调的法律为经济发展构建制度基础的作用，法治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突出的是其政策导向。政府在处于相对信息优势时以一定意义的法律弹性循序渐进推进改革，为制度创新营造了稳定、相对充裕的环境，实现在稳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但制度弹性的代价在于过度行政干预的路径依赖提高了建立现代法治的难度。带来的主要问题：一是法律制度尚不够完善，主体不同权、权利不平等，民营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二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制约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三是对中小企业保护不力。现有研究还需要厘清：

（1）有关市场经济的讨论是一些假设性目标，即理想的、完备的、信息充分的市场。但具体情况与此并不匹配。政府如何针对不完备市场随时随地作出干预？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法治如何进行保障和规范？（2）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完美无缺的。制度存在软性、刚性、资源错配、缺失等环节。如何在法制的框架下硬化软性环节，软化刚性环节，优化调整错配环节，补充完善缺失环节。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 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一项基本原则。(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 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参考文献】 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4-09-04． 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11-16． 王晓华．反垄断国际统一立法的现状和前景〔J〕．外国法译评，1995，(1)． 陈安．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J．I．Charney．Politics，Values and Functions: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s，1997． 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Hinnekens,LookingforanAppropriateJurisdictionalFrameworkforSource-StateTaxationofInternationalElectronicCommerceintheTwenty-FirstCentury,IntertaxVolume26Issue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参考文献】

[1]．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4-09-04．

[2]．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11-16．

[3]王晓华．反垄断国际统一立法的现状和前景〔J〕．外国法译评，1995,(1)．

[4]陈安．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 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一项基本原则。(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 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德班平台谈判旨在建立2020年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减排制度框架，世界各国都需要采取大力度减排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奠定了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制度基础。但在当前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责任和义务的分担仍然是矛盾的焦点，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关切。气候变化危及全人类生存发展，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应对气候变化也必须各国共同努力，少数国家也难以独挡大任，只有合作才能共赢。所以，气候变化谈判不应是“零和博弈”，更不是“囚徒困境”，而是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下的合作博弈，合作对彼此都可以创造更大的利益。当前国际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其一是如何体现“公平”的原则，其二是如何实现合作共赢。新国际减排制度的建设不应局限于各国减排责任义务的分担，而是突显各国共同行动目标下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国际机制和合作方式，这正是需要新气候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动中，既要关注代际间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使当代的发展不能牺牲后代的发展和福祉，必须为后代的发展留有充足的资源和环境空间。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迫切需求，要注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别公平和人际公平。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建设一方面要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为后代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保证“代际公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这三大支柱间的关系，使世界不同国情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促进“国别公平”和“人际公平”。要探讨世界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途径和发展方式。工业文明可以在少数国家率先实现，而使全球付出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生态文明则是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必须各国共同努力，必须使大多数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才能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生态危机。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不再只注重当代与后代以及国别之间减排责任义务分担的公平性及分配方法学，更重要的是寻求各国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创造和分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促进世界各国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促进全球向生态文明迈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气候制度的核心也应是促进各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体制和机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新的经济技术竞争，先进能源技术将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前沿和热点领域，作为世界大国战略必争的高新科技产业，也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机会。低碳技术和低碳发展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抓住了机遇，顺应了潮流，就会顺势发展强大，否则会被边缘化甚至落后。新国际制度要着眼于推动世界低碳发展的潮流，形成新的竞争机制和规则，使低碳发展不仅是实现国际气候协议规定的减排目标，而是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竞争力驱动下的主动行为。这种机制下包括建立国内或区域性碳市场，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和行业制定严格的能效标准，征收碳税等政策和措施，以有效的制度、政策手段和市场机制促进企业和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而不仅仅着眼于各国减排目标的确立和各自责任和义务的分担。

在公平国际制度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间的前提下，各国也存在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虽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蒙受的损失和损害给予补偿，是发达国家因其历史责任应尽的义务。但在实现机制上，也必须寻求共赢的途径和互惠的局面。如何发挥碳生产要素的价值和减排CO2的协同效应，促进国际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关键。全球实现控制温升2℃目标下碳减排路径的成本越来越高，标志着碳排放额度的影子价格也将呈较快上升趋势，有研究估计2030年每吨CO2的价格将达50－100美元，这将使减排技术有更大效益和推广空间。要充分利用碳减排信用的价值，发达国家无偿或优惠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该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后产出的减排信用，可部分归技术提供方所有，用来抵偿其在本国的减排指标或在相关碳市场出售，使其知识产权的转让以碳信用方式得到回报。这是一种基于技术转让的类似于CDM的合作机制，可称为T－CDM。通过这种机制，发达国家企业扩充了市场，得到应有经济回报，而发展中国家也得到技术，促进发展中国家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减排技术推广也促进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发挥碳减排信用的价值和碳市场作用，也缓解了发达国家直接出资支持技术转让的困难。打造这种双赢和多赢局面，关键在于国际制度的设计和各国政府的推动，使碳生产要素价值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T－CDM机制可在双边或多边推进和试行。另一方面，各国都可以发挥碳价和碳市场的作用，碳减排信用量的价值货币化，增加了减排措施的经济回报，引导社会投资和减排技术的推广。新国际制度应以全球实现控制温升2℃为目标，研究不同地区有区别的碳价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全社会减排。

2碳排放空间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和生产要素，要研究和发展大力提升碳生产率的途径和评价方法学

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消费中CO2排放的累积，导致大气中温室效应增强，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当前人类社会必须探索在有限碳排放空间范围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把有限的碳排放空间作为紧缺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高单位碳排放的产出效益。如同工业革命中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样，在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也必须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因此要发展提升碳生产率的理论和方法学。碳生产率定义为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量与同期CO2排放量之比，与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互为倒数，反映了单位CO2排放所产出的经济效益。碳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效。碳生产率的概念于1993年由Kaya和Yokobori提出。近几年，很多研究者关注CO2排放总量控制与提高碳生产率的关系。英国前首相Blair及其领导的气候组织基于碳生产率和其他方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走出困境的建议。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碳排放空间将成为比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等自然资源更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已成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对策，这也是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全球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到2030年碳排放量要比2010年减少15%－40%，相应碳生产率需提高2－3倍，平均年提高率要达3．5%－5．0%，远高于工业革命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而从1990－2010年，全球碳生产率年提高率仅为0．7%，附件I国家也只有2．0%。未来10－20年是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的关键时期，否则203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会付出更大代价。碳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碳生产率定义和相关数学关系，有:碳生产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长率+CO2年减排率碳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可近似表示为GDP年增长率和CO2年减排率之代数和。其经济学含义即为，以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减少CO2排放，碳生产率的提高首先要抵消GDP增长所引起的CO2排放量的增长，然后才能降低现有的CO2排放水平［10］。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遇到的问题、难点、重点和措施也不同。新兴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GDP以较快速度增长，提高碳生产率主要是抵消或减缓经济快速增长中新增能源需求的CO2排放，其措施主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技术创新，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在目前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高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下，GDP增长缓慢，提高碳生产率主要是降低当前过高的CO2排放水平，其措施主要是改变奢侈型消费模式，在保障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大幅度降低CO2排放。从2005－2010年，气候公约附件II发达国家碳生产率的年提高率平均为2．36%，其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05%，碳生产率的提高抵销GDP增长新增CO2排放外，尚能使CO2排放总量总体下降，其年下降率亦达1．28%。而同期中国碳生产率年增长率水平为4．9%，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GDP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达11．2%，碳生产率的提高尚不能抵销新增GDP引起的CO2排放，CO2排放总量还要上升，年增长率达6．0%。发展中国家在GDP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尽管大幅度节能和改善能源结构，碳生产率提高幅度远大于发达国家，但GDP快速增长仍会使CO2排放量有所上升。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特有的国情和特征，在减排CO2方面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当前碳生产率绝对水平仍然很低，2010年中国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1．5%，而CO2排放量占世界23．8%，碳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水平1/2。2010年我国与日本GDP总量相当，而CO2排放则约为日本的6．4倍，碳生产率水平不及日本的1/6。所以，提高碳生产率仍有较大空间和余地，这也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对策和重要着力点。

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其一是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其二是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CO2强度。两个因素迭加，可降低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即提高碳生产率。根据定义和相关数学推导，有如下关系:碳生产率年提高率≈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单位能耗CO2强度年下降率据此可分析节能和能源替代各自对CO2减排的贡献率。从1990－2010年，附件I国家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为1．72%，单位能耗CO2强度年下降率为0．35%，对碳生产率年提高2．07%的贡献率分别为83%和17%，节能和提高能效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未来随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一些能源构成中比重的增加，能源替代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全球和国别的CO2排放峰值问题备受关注，全球和主要国家的CO2排放必须尽快达到峰值，才能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CO2排放达到峰值，即其年增长率为零，根据上述关系，碳生产率的年提高率需大于GDP年增长率，即成为CO2排放达峰值的必要条件，即:碳生产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GDP年均增速都较高，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速度尽管较大，但也难以超过GDP的增速，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CO2排放仍需有所增长而难以达到峰值。根据这个必要条件，可分析CO2排放达峰值的规律。首先，CO2排放峰值均出现在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后，其GDP年均增速放缓(一般不高于3%)，经济趋于内涵式增长，能源消费弹性处于较低水平(不高于0．4)，GDP能源强度呈持续下降趋势。例如欧盟(15国)1980年CO2排放达峰值时，人均GDP(2000不变价)达14200美元。1973－1990年，GDP年增长率为2．43%，能源消费弹性为0．32;1990－2010年，GDP增长率为1．77%，能源消费弹性为0．30，均处于较低水平。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也相对很低，分别为0．77%和0．53%。期间再加上能源结构的调整，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分别达2．75%和2．02%，高于同时段GDP增长速度，所以CO2排放量可实现峰值并持续下降［11，13］。1973－1990年，美国尽管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达2．69%，但由于其间GDP年均增速高达2．93%，所以其CO2排放仍持续上升，到2007年才达到峰值。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潜在GDP增速较高，尽管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较快，但CO2排放仍会呈较快增长趋势。发达国家CO2排放峰值后，GDP年均增长率一般不高于3%，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一般不高于1%。其碳生产率年提高率不足3%，仍可使CO2排放总量呈缓慢下降趋势。中国加大节能和能源替代力度，2030年前后CO2排放有可能达到峰值，峰值时GDP增速仍可维持4%－5%左右的水平，并支持能源总需求量1．5%－2．0%的速度增长，所实现的碳生产率提高率应达约4．5%，实现CO2排放达峰值后，仍可比发达国家保持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余地［14］。因此，寻求比发达国家更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减缓CO2排放的根本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减排CO2两个目标的协调统一的根本对策。

3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要研究推动新能源变革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方法与实施机制

全球减排CO2的紧迫形势，推动了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大国能源战略也出现新动向。其一是更加注重节能和提高能效。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把节能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当前又把节能放在比开发更为优先的地位，将其视为“第一大能源”。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实施越来越高的能效标准，确立节能目标。例如欧盟制定了到2020年能效提高20%的目标。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量大都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其经济仍在持续增长。其二是加速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全球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应量2012年比2007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19%，远高于全球能源总消费量2．0%的增速。2012年与2007年相比，OECD国家能源总消费量减少4．1%，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减少12．5%和9．0%，而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则分别增长2．8%和92%。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制定了2050年电力8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将面临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气是比煤炭、石油更为清洁、高效的低碳能源，其产生单位热量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也是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的重要选项。特别是美国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2012年与2007年比较，天然气产量增长25%，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由25%上升到30%。相应的美国煤炭消费量下降23．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也由24．3%下降到19．8%，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下降11．2%，能源消费总量下降6．9%，而CO2排放总量下降11．2%。世界范围内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变革趋势日益明显和加速，到本世纪末全球必须实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完成能源体系的根本性转型，使CO2排放趋近于零，才能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取得显著成效，其在一次能源中比重已由2005年6．8%增加到目前的10%。到2020年将实现15%的目标，其年供应量将超过7亿tce，相当于日本或德国加英国目前的能源总消费量水平，届时水电总装机将达3．5亿kw，风电装机将达2亿kw，太阳能发电装机也将上亿kw。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和新增投资均将位于世界前列。2030年其比重可达或接近25%，2050年可超过1/3，煤炭的比重也将下降到1/3以下，为本世纪末实现全球CO2趋于近零排放的目标奠定基础。当前世界范围内已出现由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高碳能源体系逐步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低碳能源体系过渡的趋向，并将引发新的经济技术的重大变革。

大力促进能源转型，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满足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前提下，减缓CO2排放增长，使CO2排放量尽快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的主要途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可降低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并可逐渐使新增能源需求逐渐由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增长满足，使CO2排放达到峰值。与上节中碳生产率的定义推导类似，可得到CO2排放达峰值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单位能耗CO2强度年下降率＞能源消费年增长率由该式可见，在单位能耗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大于能源消费年增长率情况下，CO2可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在随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增长速度较高情况下，实现CO2排放峰值需要更大的能源替代力度。由于能源结构向低碳化变革，可使CO2排放总量达峰值时间一般早于能源消费总量达峰值时间。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达国家由于核电、水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源结构的改变使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降低，所以在CO2排放达峰值后，能源总需求量的上升由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满足，使能源消费总量的峰值时间滞后于CO2排放的峰值时间。1980年欧盟(15国)CO2排放即达到峰值;1980－2005年，其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强度年下降率为1．0%，略高于能源消费年均增长0．9%的水平，所以CO2排放量呈缓慢下降趋势而能源消费量则持续上升，直到2005年其能源消费量才达到峰值，滞后25年。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在非化石能源比重较高且持续快速增长情况下，可尽快使非化石能源供应量满足总能源需求，从而使CO2排放峰值时间较大地早于能源总需求峰值时间，且早于发达国家峰值时发展阶段出现。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体系转型，在减排CO2同时，也是各国突破国内资源环境制约、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内在需要，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的战略选择，具有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功效。据测算，中国每减少1t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其间接环境与健康效益可达约100美元，与当前煤炭价格相当。因此要充分发挥CO2减排的协同效应，分摊CO2减排成本，促进减排技术的推广。要充分发挥和挖掘各国节约能源、促进能源替代的内在驱动因素，调动其内在积极性促进减排。例如欧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能源安全的考虑，美国制定电站CO2排放标准，也有支持页岩气开发和利用的政策考量。中国东部地区限制煤炭消费总量，首先是出于对雾霾的治理。突出和加强各国在可持续发展优先领域政策和措施对减排CO2的协同效应，更容易被广泛接受和取得成效。应该密切结合，不宜过多强调各国的减排措施和行动的额外性。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在政策措施上有高度一致性，要全面统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要研究和发展依靠市场促进CO2减排的理论和机制，要发挥碳价和碳市场的激励作用。碳市场机制的建立，使碳减排信用价值得到体现，先进能源技术的减排效果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回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而且碳市场的机制也向企业和金融机构展现出未来低碳发展趋势和潮流，先进减排技术将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激励企业低碳技术创新，金融投资向低碳技术倾斜。同时碳市场建立促进了对企业碳排放MRV体制的建立，促进企业和公众承担社会责任。对碳市场不宜过多强调其价格和交易量，而更要看重其减排效果和对减排机制的促进作用。在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大趋势下，能源战略要改变单纯保障供给的传统思路，在推进建设生态文明的形势下，不能再单纯把资源环境作为一种约束条件来考虑，而要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等重要的目标来权衡。所以中长期能源战略在保障供给的同时，也必须调控和引导需求，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的产出效益。同时大力推进新能源技术创新，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全球能源变革的趋向，使未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速度可能会超出今天的预估和想象，将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可实现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使其成为在役主力能源，到本世纪末，全球将最终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能源供给将不再依赖地球有限的矿物质资源，而其CO2排放也趋近于零，从而最终实现保护全球气候、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4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向低碳社会转型的关键，要发展和倡导生态文明下新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

观念转变对一个国家在新型能源体系革命中能否成功实现转型起着关键性作用，而各国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速度和程度也可能成为重塑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引领了上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其以高能源消费为支撑的社会消费方式也给当前向新能源体系过渡带来了困难。当前，美国和欧盟、日本的人均GDP差别不大，但美国人均能耗高达10．2tce，是欧盟的2．1倍，是日本的1．8倍。尤其是美国人追求大面积住房、大排量汽车和过分物质享受的奢侈浪费的消费方式，不仅使国家和大多数民众入不敷出，经济发展缺乏持续投入，而且成为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CO2排放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更为糟糕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少数先富裕的人群大都以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为榜样，对大面积豪华住房、大排量高档汽车和奢侈型物质消费品的追求也在引领这些国家的时尚，使其沿袭美国高碳排放消费方式。加强对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引导，是促进低碳社会建设的关键。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也必将伴随社会对财富观、福利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并独占排他的财富观和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质量观念将越来越受到质疑。环境和生物圈意识的觉醒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质量，发展了社会财富和集体观念的思维方式。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暴雨、干旱、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和水资源短缺、疾病传播、海平面上升等灾难和负面影响，任何国家都无法幸免。大气环境质量恶化和水资源的污染，任何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也都会直接影响他人的福祉，私人汽车排出的CO2也将累积在大气中发挥温室效应，尾气排放形成的PM2．5也会成为都市雾霾天气的一个根源。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水、宜居的环境已变得比个人物质享受更为重要。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是大家的共同体验和共同利益，孤立排他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得到真正高质量的生活。所以，要倡导合作意识，要把低碳消费作为社会公德，规范和制约公众的社会行为，要引导全社会形成由片面追求经济产出和生产率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发展理念转变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由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福利最大化消费理念转变为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以观念的创新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一)经济落后,人才匮乏2013年贵州省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一,但总体经济实力仍然很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欠缺。虽然贵州省政府和人民都在积极建设全省文化事业,推行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与其他省市相比较,只是杯水车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文化资源基础,同时也需要大量技术创新人才的支持。而贵州省属于西南贫困省,人才吸引能力弱,人才资源匮乏成为阻碍贵州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原因之一。

(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不成熟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密不可分,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产业是一种抽象形式,需要利用旅游产业为载体来表现。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资源分散且整合开发难度大,并且宣传力度不够广泛,很多人对贵州的认识停留在很片面的层次上。另外,贵州省旅游产业大部分是依托自然景观资源,旅游产品大都只是对自然资源的初级加工,复合性差,业态品种单一,基础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总体发展不成熟,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探索发展路径比较模糊。

(三)全省整体文化发展不均衡,项目层次低贵州省文化以省会贵阳市为中心向四周各县、市辐射,并呈衰退减弱势。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省内目前已有一批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但是缺乏高端、大型、创新的项目支撑,并且大部分已有项目属于外层面,核心特色性较弱。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园区例如多彩贵州城、贵州水田国际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仁怀名酒文化产业园等正在建设中,项目未来影响力与成效性不可预期。

(四)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完善贵州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贵州经济欠发达,文化基础设施薄弱,体制不够完善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文化市场,需要政府完善融资体系,给予文化产业政策性支持,鼓励更多的文化企业入驻贵州,引进先进技术充分发挥利用贵州省先天资源优势。另外,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够完善,涉及的相关部门职能界定不清,管理效率低,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和无序的开发利用。

二、发展建议和对策

(一)有效合理地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总体地势不平,旅游自然资源虽丰富但开发难度大,由于经济政策等原因许多自然资源并未充分挖掘。另外,已开发的部分资源存在开发定位不明确,旅游产品单一等问题。建议由政府主导合理有效开发自然资源,通过精确论证及规划后再开发,避免自然资源的浪费。

(二)利用品牌效应和现代传播方式有效宣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是贵州省目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必然趋势,而如何有效地宣传贵州省特色文化是贵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结合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功案例,比如迪士尼乐园,通过塑造一系列卡通形象,捧红了米奇,维尼熊等卡通明星。吸取经验,可以通过塑造贵州民族文化形象,借用“多彩贵州风”等品牌力量带动,结合现代传播方式,以动画片叙述或其他形式,对贵州省民族特色进行宣传。同时开发相应的文化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消费,并将贵州文化传播出去,以旅游产业为载体彰显贵州民族文化特色。

(三)将传统文化产品与创意产品有效结合贵州省的文化产品大部分停留在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初级加工层面上,缺乏创新性和复合性。建议由政府主导充分整合资源,融入创意元素,利用现代先进技术等方式对文化产品进行升级。发展民族产业,以民族活动为突破点,开展各类民族展览会,结合贵州传统特色产品和文化,开发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意产品,吸引资金和人气,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四)健全体制,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良好的体制是文化创意市场顺畅运作的保证,贵州省应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完善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推行一定的扶持政策,为各类文化创意项目和文化相关企业提供发展的平台和机会,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流动;规范相关部门,明确管理职权,提高管理效率。政府计划与市场控制共同作用,调节经济和监管市场,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

三、结论

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

注释：

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③《东京梦华录》卷二。

④《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29页。

⑤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社馆，1963年版，第438页。

⑩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紒紜矠《东京梦华录》卷八。

紒紝矠宋代张舜民：《画墁录》。

紒紞矠《梦粱录》卷十九。

紒紟矠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紒紡矠谢涌濠：《艺术研究论丛》，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紒紤矠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紒紥矠《东京梦华录》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