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战争记述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激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中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在教科书中向学生传授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是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更是日本如何面对未来的关键.在此,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的记述问题及其背景作一评析,以供同仁参考.

战争历史记述问题事态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按惯例是每隔4年修订一次.上次日本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审定,教科书将于2006年四月起采用(新学年于四月份开学).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拥有初中教科书发行权.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审定通过准备发行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内容虽然良莠不齐,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把日本对中国,韩国等的侵略战争历史简略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属于日本专事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史观派".这个组织近年来十分活跃,不仅大量著书立,而且还专门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把日本社会右翼的历史观,通过教科书传授给日本的青少年学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战争责任的记述,集中体现了其右翼史观和特征: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五章"世界大战的时代与日本"中,在记述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历史时,该书在"中国的排日运动与协调外交的挫折"标题下称:"随著中国国内统一的进行,排外运动也跟著高涨.中国人对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惠的列强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装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运动有急进的倾向.对势力日益扩大的日本,除了拒买日本商品之外,也时常出现攻击日本人的的排日运动.……然而,中国的排日运动却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军部为首,开始有人认为对中内政的不干涉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批评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的声音逐渐高涨."这样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进攻是由于中国的"排外",为其开脱随后的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铺垫.

接着这本历史教科书在"从卢沟桥事件到日中战争"标题下称:"在外国人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的二名日本人将兵被射杀事件,成为中日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政府的首都南京,便会降伏,于是于12月占领南京.然而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其荒谬逻辑是如果中国不抵抗,就没有战争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在第199页图片说明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述上,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复强调日本的进攻有助于亚洲各国的独立.该书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下,以"大东亚会议与亚洲各国"为标题宣称:"扩展到亚洲的独立希望日本首战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及印度人民独立的梦想与希望.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协助,日本军在东南亚不可能有势如破竹的进展.更有被日本军俘虏的英国印度人士兵结成印度国民兵,协助日本军进攻印度.不论是印尼或缅甸的军队都是在日本军的指导下组织而成的."并称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历史地位在于"会议中发表了和同盟国大西洋对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宣扬各国的自主独立,相互提携相互发展,撤消人种的差别.会议之后,日本以排除欧美势力,建立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战争更明确的目的."

该种历史教科书进而更在"亚洲各国与日本"标题下强调"日本败战撤退之后,这些殖民地在十数年间相继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独立,当中也有留在当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进出,原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却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楔机之一."按照该历史教科书中的逻辑,几乎等于说希特勒侵略波兰是为了帮助其独立于苏联.

这样一种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宣布审检"合格",并将于2006年面向中学生,实际上是日本社会近年来右翼史观膨胀的体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右翼史观,却也明显"自律".从2002年度以来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看,相对于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减或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的史实,尤其是大幅度减少甚至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记述.

二,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日本出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教育曾经进行了改造,采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实行政教分离,禁止教育单位参预祭祀和参拜活动等措施.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实施利用日本牵制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其对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史观在战后日本教育领域内又重新滋长.

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将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中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对中国的进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法》,实施《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又向战前的教育制度靠拢,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抬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明确规定文部省具有对教科书的审定权和对义务教育学校所用教科书的发行权,同时还规定文部省拥有学校教科书的著作权,教科书出版单位也须由文部省指定.这样,文部省由战后初期的"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全面控制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垄断机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中,要求删改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史实,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也被淡化成战争时期由于混乱而发生的行为.这激起亚洲邻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批评.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并随后在相关的教科书审定条例中增加了"邻国条款".但这并不能解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问题,.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断出现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论.一些高级阁僚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岛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纷纷因就历史问题"失言"受到谴责而离职.1993年8月,日本细川内阁成立后,才公开承认以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再度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期间,也是社民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间,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有反省表示.但随后日本社会和政界便出现了声称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团体,正式编写贯彻右翼史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日本执政者刻意以历史问题来刺激因多年经济不振而消沉的国民情绪,并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日本决策层内,小泉及其未来的继任者,在历史问题上会更强硬.日本很可能会因历史观问题与亚洲邻国陷入新的政治冷战和对立.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中,也会在有关战争历史的内容上,更加右倾.与此相应,中,韩两国的反日情绪可能增长.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可能会成为东亚和平,和谐格局的死结.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的社会意识和理论思维,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日本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的要素,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联系到当今日本在对华战略乃至国际政治上日趋强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渊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人们愈益关切.

三.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与旧时代完全割裂.将日本与德国比较可见,德国旧国家机器完全被粉碎,其战后的政治与纳粹时代完全划清了界线,德国人可以超脱于旧时代之外而对其战争历史加以无保留的反省和批判.而在日本,旧时代的一些成分在战后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了下来,战时的天皇在战后虽然失去了权利,但对其战争责任并没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希特勒那样将罪责归于天皇,不能与旧时代完全分清界线,旧历史仍是日本人现在所生活时代的一部分,这样日本人就一直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和罪责.德国人批判过去的历史不等于批评现在的国家,而日本人批判历史则意味着批评国家本身.与旧时代无法割断的联系使日本人难以对仍然与他们现在生活相联的历史加以彻底的批判.

第二,在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上,日本右翼史观的理念是认为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对战争历史的歪曲.与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省相比,诚然,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感到对战争有罪,但作为一个民族它感到有责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观则表明他们既不觉得有罪,也不觉得有责任.而没有责任感便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历史观念上,由于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亚洲一些国家,尤其如中国和日本,有时则倾向于将亚洲历史看作是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对于古代亚洲历史的一些观念,日本对于亚洲近现代历史的观念也倾向于以本国为中心,强调日本本位文化的确立.以这样从本民族角度而不是从整个地区大历史角度出发的观念去回顾和看待历史,便自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等偏差和错误认识.

第四,在对亚洲大陆的观念上,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就一直存在着"脱亚论"的潜意识,认为就像欧洲历史发展有脱离伊斯兰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一样,日本历史发展也有脱离中国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认为日本应追求欧洲文明而脱离亚洲文明."脱亚入欧"的意识使日本思想界摇摆于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而事实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断与亚洲传统的联系.现代日本科学很发达,文学也发达,而哲学却不发达,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彷徨于东方文明于西文明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脱亚论"的思想导致了日本的岛国思维和对亚洲大陆的对立意识,导致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敌视,和敌对.这样的潜意识过去是引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现在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歪曲侵略亚洲历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们如何面对

首先,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的仇恨,而从整个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大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应坚持理性的原则,如果只是以一种极端去取代另一种极端,那么,东亚只会在思想上变成另一个中东.对战争历史的认识,需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狭隘,现在东亚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态度,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需要面对很多人性的弱点,这无论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能勇敢面对这一挑战,而不是继续在人性的漩涡中怨天尤人,那么通过这一问题在理智上胜利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文明的民族.历史问题应该也能够促进两国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1．

一般说来研究历史编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理论反思与术语分析，另一种则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深入探讨。其中，前者是立足于所谓的“历史哲学”的传统，在当代它则是被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研究路线有很强的抽象性，因此也总是与理论上的争论相伴随。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一研究路线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传统，“理论的”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也是“跨文化的”。

17世纪始自欧洲的科学革命后，人们开始认为（西方）理论在本质上是超越于文化的。而随着西方科学在全世界被普遍地介绍和接受，西方知识也在总体上被普遍地接受了。并且，假如我们把史学史视为科学社会史的一部分，我们会发现史学革命是发生在自然科学革命的两个世纪后。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源自德国的实证主义史学与大学的产生相结合，从而孕育了专业的历史学家。这些西方史学方法也传播到了非西方文化地区。全世界的国家开始运用这些方法来把它们的过去书写成历史。[1]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自己独特的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史学也自此转向了西方式的史学。

19世纪传遍全球的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实际上首先是史学技巧。事实上，在把西方史学方法传播到亚洲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本书是伯恩海姆(Bernheim)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而它与其说是一本哲学或理论书不如说是一本讨论史学研究技巧的书[2]。令东亚历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它的第二章“历史研究的范围”和第三章“历史研究的步骤”。例如，坪井九马三和梁启超就分别把伯恩海姆这一著作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学说引入到日本和中国，并且实际上大量采用了它们，把它们与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结合了起来[3]。在日本，伯恩海姆著作所倡导的方法一直被广泛应用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出现了社会历史学。

然而，在东亚，早在八世纪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即中国的刘知己作于708年的《史通》。遗憾的是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况[4]，这一著作却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为什么人们会忽略了它呢？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对拉·波普里尼(La Popeliniere)和刘知己进行比较。并且当我对比他们时，我实际上觉得刘知己的《史通》比波普里尼的《带有完美观念的史学史》（L’histoire des Histoires， acec l’idee del’Histoire accomplie (paris，1599)）的理论意味更浓些。体现在，拉·波普里尼讨论客观性是通过论述胡格诺教徒与旧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这一西方特定的史实来展开的。相形而言，刘知己的论述则更具有普遍性，因为他的着眼点是历史学家真实的内心。比如，刘知己对“客观性”论述是通过“品藻”“直书”“曲笔”“鉴识”等来展开的。[5]

正如在本文开头所揭示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文化限定了理论。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刘知己的《史通》时，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刘知己史学思想中的那些“普遍原理”实际上却是建立在“中式史学中的东亚世界”上，也就是说，这些“普遍原理”实际上还是受限于时空。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自己不可能超越我们的地理特性与历史特性的限制。“地理特性”，在刘知己这个例子里，指的是他的历史语言本身是受限于他所处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特性”指的则是产生了《史通》的那个世界系统早已成为过去。[6]

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传遍了全世界的“西方系统”是一个政治、文化、社会、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整合体，而西方史学是作为这个整合体的一部分传播开来的。因此，在对西方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后，世界各地重建它们自己的历史就成了一件必然的工作。这种重建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就是战后关于“封建体制”的争论在日本和中国都进行得如火如荼[7]。这种从东亚视角向西方世界视角的转变并不总是顺利的。有许多这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冲突的例子，其中有些甚至从十九世纪一直延续到当前。因此，为了探讨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我们最终必须通过文化人类学的途径。

2．

为了对比考察史学思想的历史，学者们比较了东亚史学之父司马迁与欧洲的希罗多德、修昔底修等史家。但在这种比较中，我们当然首先要思考历史学在东亚文化体系中是否占据了像在欧洲那样的角色和位置，因为只有在我们思考了史学在各个特定文化中的位置和角色后，才能真正去比较不同文化中的史学。

在东亚，历史文献汇编基本都是由国家组织进行的。而建立在相应的历史原材料收集基础上的“官修史学”也因此成为了东亚史学的核心。历史编撰在东亚是首要的文化任务。因此，为了比较史学在不同文化中的地位置和角色，接下来我要提出的是在其它文化区域是否存在一个类似于东亚的历史文献汇编的“首要文化任务”。

首先探讨一下中国的情况。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编撰的核心是“官修史书”，它们分别由每个后续的朝代把它当作国家性的工程来组织编撰。后人们把司马迁的《史记》推为第一部官修史书，从那以后，24部官修史书被汇编出来。这些官修史书被认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总是百科全书式（encyclopedic）的，它们通常是把全体的文化整合为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等方面的整体系统。历史因此是被按综合描述这个文化系统的方式来写作的[8]。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东亚之外的国家也有把历史文献汇编当成国家事业的。

在西方，圣经注释和罗马法也许可以是相当于这样的“首要文化任务”。当我们从圣经注释传统的发展角度来思考它时，这些圣经注释叙述的神圣性完全可以同中国的官修史书相提并论。同样地，在我看来，《查士丁尼法典》（由查士丁尼皇帝组织的）完全也能同中国官修史书相提并论，因为它论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因此超越了纯粹法律的界限，从而在整体上成为对罗马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描述。在印度，则应该是写作于与司马迁的《史记》同期的《摩奴法典》扮演了相当于中国官修史书的角色。古印度的这一著作涉及了从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和生活到神与创世到苦行与赎罪等方方面面。因此它不只是一本法律书，而是更合适被称为“百科全书”，一种把古印度作为一个“系统”来综合描述的著作。在穆斯林世界则有可兰经，它从讨论“神”的概念开始论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从婚姻到继承到商业。同样地，建立在可兰经教义上的回教法律也在不遗余力地告诉我们伊斯兰的整个“系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在许多的文化和国家里“首要文化任务”是法律，但在东亚这个位置则是属于历史编撰。这是关键性的一点。显然，19世纪前的欧洲，“首要文化任务”不是史学。但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作为欧洲社会“首要文化任务”的罗马法的崩溃使得17世纪欧洲的“史学革命”成为可能。

3．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史学本身的探讨上来，在传统日本史学（以及中国、朝鲜和其它东亚国家的史学）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分别对应于彼得·伯克所言的西方史学十大特征[9]的成分。而伯克认为这些特征更多地是附属于它们的整体而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这一重要观点所道出的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对历史在我们当前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有起码的了解。

从另一方面讲，当我们从整体上考察东亚体系，或者，严格地说就是在日本史学中，我发现在这些成分组成的结构的背景中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与欧洲不同，在日本“历史”与“法律判决”的观念从来没有彼此结合起来以至让史学家们产生那种作为法官式史家的观念。假如我们探究其原因，我们就必定会发现，史学无可避免地是与它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我可以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并且，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是决定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着改变。”我们首先应该探究的是史学所分别扮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色，因为“过去”在不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会有很多变化。显然，我们现在必须着重比较一下几个个案。这样在比较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历史”和“过去”在日本以及中国的位置和角色与它在欧洲完全不同。

首先讨论一下传统中国历史研究的两个特征，它们构成了东亚史学的原型。首先，历史编撰主要是国家的工作，多数史书是由官方历史编撰机构撰写的。每一朝代编写新的史书的任务是始于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和保存。然后当每次改朝换代之际，这一任务往往就由下一个王朝来执行。利用那些已有文献，官方编撰机构就会编写出一部前朝的官方史书。从公元前一世纪的《史记》开始，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中国一共有24部（一说25部）这种官修史书。

其次，书写历史是负有何种目的呢？那是为了澄清历史事实和记录所有人类的行为。这些人类行为的记录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作为人们的判断的权威依据被保存的。与基督教社会不同，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而不是一神论的世界，因此，历史事实是独自构成了所有人类判断的基础。这是所有那些把儒学思想作为国家权威意识的东亚国家所共有的意识。因此，史学也就必须是精确和客观的。这一观念被清晰地表达在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的一句话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0]

如同在下面的荻生伹俫(1666-1728)《太平策》的段落里所看到的，在日本同样也是这样的思想：

培养人们的才能莫过于通过学问。学问的重要途径是阅读文本，因此他也就必须去关注连续的历史……因为历史包含了历朝历代的掌故、治理国家的方法、（大型）战役的始末、和平年代的事件以及忠臣良将们的事迹与智慧。与其去听那些（治世）训导，不如去努力观察事实（通过历史阅读所看到的行动与事件）。[11]

历史以这种方式在东亚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在中国和朝鲜，甚至存在一种潜规则，即在每一部官修史书完成后，那些由官方编撰机构所收集的历史材料就会被销毁。这是为了防止后人重写和改写这一以政府名义出版的唯一而神圣的官修史书。的确，为了赋予官修史书圣经式的地位，毁掉原始材料是一种不错的办法。在李朝的朝鲜，汇编完成后原始材料事实上一直是被焚毁的。

另一方面，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一点是，在日本则可以观察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保护原始材料的强烈信念。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1786-1822年由塙保己一主持的和学讲谈所的史料收集编纂工作。把这一工作和《德意志历史文献汇编》（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以及《意大利的年代记》（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相提并论是毫不夸张的。但在东亚国家，保存原初历史材料的意识仅仅存在于日本。

关于为何东亚国家中是日本最先成功地接受了现代德国的历史方法，学术界有着多种解释。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先决条件，日本在引入现代西方历史研究前进行了数量巨大的文件收集和汇编工作。这一传统事实上孕育了主要的历史学子学科“文献学”[12]。这里我们可以说早期现代日本的史学进程与十九世纪的欧洲非常类似。因此，在日本大规模的第一手文献收集和文献学的广阔领域里，我们能够找到和“文献管理技术”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而“文献管理技术“正是现代德国实证史学的重点。

4．

从以上论及的各种不同视角中，我将试图在东亚体系中（尤其是日本）考察彼得·伯克的一系列论点。

4．1 历史研究与法律判决

正如伯克所指出的，历史研究和法律判决之间的类比也许只是存在在西方的思维里。如果十九世纪早期的东亚历史学家读过卡诺·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法官与历史学家》（都灵，1991）的话，在那里金兹伯格把历史学家描述为传达对社会世俗事务的判断的人，那么毫无疑问，这会引发东亚历史学家们的思考：“史学不应该是做那样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接下来，他们也许会重新开始思考：“历史学家……评判历史的人？哦，他一定是一个法官，在政府的特别权威之下对历史的伟人们做出评判。”因为在日本，尤其是在中国，史学是比法律判决重要得多的事情。历史是对过去的重构。这比仅仅去评判在一个特别事件中个人或集体的对错的行为要伟大得多。

如果我们去看早期的现代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和法官的类比就不会出现了。我们几乎就不会察觉到那种想法对他们历史研究的影响。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历史研究确实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探寻历史的因果好比是揭开一个神秘事件的面纱。人们想过会出现它与法律评判的类比，但在日本和中国，都是找不到那样类比的线索的。

日本审判制系统的悠长历史也引发人们期望发现法官和历史学家之间的类比。日本法律审判机制的传统要追溯到七世纪；并且到了十二世纪，最后的判决也是建立在书面证据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伪文件）。然而，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与历史研究的概念结合起来[13]。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历史研究从传统的中式历史研究方法转向到了兰克后模式化的西式史学，才开始有了“对过去进行判断的历史学家”的意识。在号称为“抹杀博士”的重野安绎那里我们发现了这种意识的典型例子。通过给日本历史提供“作为判断的历史”的方法，他重新检查了

《太平记》并且证明了十四世纪的军事将领儿岛高德从未存在过[14]。

在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引进之后，这种情况是与史学的官方角色的减弱以及历史在大学单一学院领域内的狭义化相联系的。即，为了历史学家能在这个新的“大学”体制下生存，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必须有他自己的“专业”。因此，为了把自己与业余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大学历史学家创立了“文献研究”、“因果关系研究”，和“史源学”这些专业。作为历史研究一个部分的“文献研究”也是在引进西式历史研究方法之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在西方，历史研究的“职业化”仅仅是在历史转向一个独立的学院领域中产生的结果。然而，对东亚来说，现代西方历史研究的引进则是宣告了以综合描绘整个世界为目标的东亚式史学的终结。

4．2．注释学

根据伯克对注释学的论述，可以看到传统东亚历史研究和西方的注释传统是相近的。举日本编史传统的例子来说明。像在中国一样，日本的历史编撰工作也是以政府为中心角色来发展的。日本的编史传统始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Chronicles of Japan）的修撰，从那以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即使是在1868年上台的“现代政府”明治政府，也在内阁建立了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15]，以保持这一编史传统。

在这个编史传统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它与西方《圣经》注释学的相似性，尤其是在“关于《日本书纪》的讲解”中。这些研究《日本书纪》的会议，从八世纪早期开始举办，随着在十世纪成为一件公开的朝廷大事后，被宰相以下的许多朝臣和官员所从事。这些讲解的焦点不是为了探讨《日本书纪》的真实性或者讨论它的意思和意义，而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对课本的权威并规范的解读。当我们阅读记录了这些讲解的三卷本《释日本纪》时，我们发现它的中心并不是去批评考究《日本书纪》――如果把它视为相当于西方的圣经评论的话――而是为了认定《日本书纪》为唯一的权威并且讨论如何理解它里面的基本信条[16]。

然而，确切地说，官方历史的注释学研究并不能被认为是“历史”；在东亚的传统中，它甚至被降格为属于“历史阅读”。相形而言，构建官方历史的实际任务比注释学要繁复得多，因为那是对于过去的持久构建。当东亚政府的编史者编撰前代的官方史书时，他们是为了用它们来代替历史事实本身。通过毁坏用来书写官方历史的原始历史材料，历史学家们就有效地堵住了未来的通向历史事实的通道，而把它的位置转移给了官方历史，他们认为它可以拥有与历史事实同样的存在地位。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只是官方历史，在官方历史占据这个位置后，其它任何与历史事实的联系方式都显得软弱无力。从而，传统东亚编史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或再现过去，而是为了构建历史——这种构建同时要排除任何将来的重构。这样下去，这些官方历史的后继研究将仅仅被视为是注释学，一种“历史阅读”而已。

4．3．客观性

东亚的编史传统非常强调客观性（或者“公正性”，“无偏见”等）。但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史学是被产生它的特殊的文明规定着，客观性的概念在这里同样也不是绝对的；在东亚史学的规范型传统中，“客观性”是遵从于它所处的文化和历史体系的。

例如，在东亚的官修史书中，传记的编写者会先叙述他们所认为的那些“事实”。然后，这些事实将通过历史学家的评论得到补充。陈述史实与写作评论这两种工作在“认识论”上被严格地区分为独立的两类。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加在《史通》和《大日本史》中的史论都被特别地标明出来，以免官修史书里的事实会被历史学家的评论所“玷污”。这是东亚史家表明其“公正”立场的一种特别方式。相形而言，在现代西方早期的认知型史学传统里，客观性则是意味着它独立于宗教以及政治的派别之争。而在东亚普遍的情况是，人们从未把历史当成政治冲突的工具过。在中国，历史论及的总是已经灭亡的朝代。而在日本也一样，历史不可以用来谈论当前的问题。

在东亚，客观性的精神普遍地影响着历史学家们。下面这则中世纪韩国的轶事体现了东亚的这一精神。1437年，在《李朝太宗实录》即将完成的时候，世宗皇帝想看看它。然而，一个大臣劝诫他：“这一修史工作是为了把过去的事情告诉给将来，而它们都是事实。但如果陛下看了它，我们就会不能不重写它。那么假如以后的皇帝都这么做，史学家就无法按真相来书写历史了。那么我们将怎么再把事实拿给将来的人们看呢？”在听完这个劝告之后，这位皇帝就放弃了这个要求[17]。

5、

这里我想花些时间来回答伯克提出的问题：对于日本文学十分偏爱的主题“失败的高贵” 日本史学家也同样重视吗？我在这里的讨论也可以算作是对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论述这一主题的《失败的高贵》（The nobility of Failure）[18]一书的评论。

然而在讨论它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史学的文学形式。在日本，关于历史和文学的联系，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是书写历史的，而日本是书写文学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在文学的领域内，以《源氏物语》为始，日本出现了许多小说。这些小说很多实际上是把历史作为题材的，事实上，许多史学的文学流派（诸如战争/军事编年史等等）也是从这一文学传统中产生了。然而，这些作品即使从我们的视角来看也已经是史学的杰作，但在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则没有被归入历史的范畴。因为那时候，“历史”，指的只是历代国家值得记载的重大事件的唯一真实记录。从那些时代所具有的一个狭义的范围来看，历史仅仅是“官修史书”，它的叙述方式是固定的。尽管如此，历史虚构也仍然极大地按它本身的方式被演绎着。

文学和“官修历史”的关系在日本与“失败的高贵”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崇拜失败的民族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日本人的个性。在日语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判官赑屃”是用来表达它的。“判官”是古代日本的一种官职，这里它尤其暗指担任过判官的悲剧英雄源义经(九郎判官)，现在这个词语在谈及对悲剧英雄或弱者的同情时会用到[19]。源义经是十二世纪时日本的伟大人物，他最后被自己的兄长源赖朝杀害。而源赖朝就是日本第一个幕府时代的开创者，他在十二世纪统一了日本，建立了镰仓幕府。伊凡·莫里斯在他的著作的第五章谈到了这个故事。

在日本，源义经这样的失败者和被征服者是被崇拜的，人们甚至会建立一些神祠来供奉他们，把他们当作神一样来膜拜。如出一辙的是，日本木偶戏（被称为净琉璃，是日本传统戏曲的一种形式）的三部伟大杰作都是以失败的高贵为题材，它们分别是：《义经千本樱》，《假名手本忠臣藏》和《菅原传授手习鉴》。这三部木偶戏都上演了将近两个多世纪。它们是如此流行和普及，也正说明了深深地扎根在日本人民心里的“失败之审美”。

然而，有趣的是，作为学院史学家的一个研究课题，源义经仅仅是成为几部传记的对象。而在木偶戏和歌舞伎（日本17世纪的传统剧种）中，他却是主要角色。《义经千本樱》这个名字，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宏大的事业，是日本木偶戏中最吸引观众的一部。从史学的视角来看，这一分野的形成颇为有趣。追溯其源头，它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学科的专业化。那时为了努力实践德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史学家们努力地寻求证据以证实他们所认为的“事实”。因此，凡是不能根据史料推断出来的都将被抛弃掉，然后才有了现代历史研究的形成。

并且最有可能被这些专业史学家忽视的一个领域是个人传记的研究。而忽视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造成了把专有名词排除出“学院”历史的这样一种信念。大学史学家研究传记数量的急剧下降是现代日本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专有名词被专业的史学家排除在外的同时，在大学系统之外从事研究的“非专业”史学家也就渐渐地穿上这件外衣。专业和非专业史学的这种关系与伯克的另一个问题紧密相连：“正如怀特在诸如兰克、布克哈特、托克维尔这些例子中所认为的，本土文学流派是否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与历史学家同样的角色？”

日本史学家由于历史研究的现代形式而脱胎换骨是深受如兰克、布克哈特、托克维尔这些史学家的影响的，实际上是在这些欧洲人之后模式化了他们自己的研究。事实上，日本史学是以两个彼此对立的方向发展的。那就是，当日本历史领域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将自己分为“学院史学”和“非学院史学”这两个阵营（还有一种说法，即“公共史学”和“私人史学”）时，非学院史学是在基佐和巴克尔这些史学家之后模式化自身的。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在大学供职，他们的研究就只能被命名为“非学院”历史。二战后，这一非学院的传统得以继续是依靠所谓的历史小说家的努力。他们虽然无法达到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摹仿论》（Mimesis）中所描绘的现实主义阶段，然而，相形于西方所认为的历史小说家，日本历史小说家却是坚持着严格的历史文献研究和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标准。按照日本人的看法，像朱尔斯·米舍莱（Jules Michelet）这样的西方史学家的著作就会被驱逐到历史小说的地位。实际上，日本历史小说家注重的是那种比米舍莱更贴近于历史事实的细节描写。按照西方的标准，也许可以很放心地说日本的历史小说家是史学家，或者可以说是历史随笔作家；而仅仅是日本历史专业和东亚的规范传统把它们定位在了学院历史领域之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历史小说家在初级和中级学校对日本人所作的历史介绍，深刻影响了大多数日本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

6．

这些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史学所扮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色。比较东亚和西欧的史学，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课题。在一个特定的文化里思考历史的角色，我们几乎总要回到马克·布洛赫的基本问题：“历史的作用是什么？”[20]为了调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分发了一份问卷给126个历史专业的大学生，问他们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结果，其中有三十八个人都回答：“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从过去中有所收获。”在这三十八个人中，又有十九个人回答时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即“告诸往而知来者。”[21]有趣的是这些历史专业的日本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是，历史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学院历史研究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创立出来，却恰恰是以它把自己从历史的道德视角中分离出来为前提的。然而，即使到了现在，这些学生仍然不能分辨出自己的学科是如何区别于其他任何学科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东亚和西欧，过去都被理解为“一面镜子”。这在我们的历史意识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潮流，而不去思考历史本身的特别意义则是错误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东亚这种“作为人类明镜的历史”的解释框架是十分危险的，一如沉浸于基督教天启信仰的西方社会[22]。它的危险是因为，如我更前面提及的，东亚世界的历史是人类判断的唯一基础；简而言之，它是“人类唯一的镜子”[23]。在传统的日本，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巨变之前，毫不夸张地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是史学家。

这里我想就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总结一下我的观点。这两者的冲突就是我所说的“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然而，在这一冲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东亚的史学仍然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东亚的历史总在建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规范。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当一种特别的历史研究形式（比如纪传体或编年体）出现时，它马上就会被规范化，并且这样的历史书写会代代相传。这些模式被保存下来，公开被政府承认，正是因为它们是被视为规范。于是，尽管日本人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已经积极吸取了西方认知型历史研究的方法，规范型的传统也仍然得以坚持。这就是我在前面所陈述的：“即使成分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史学作为整体的性质也能不为所动”。拿日本来说，尽管史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变化，由公立机构编撰历史的传统至今依然繁荣——实际上，规范型史学的传统也基本上从未中断过。由此可见，人们只需要去领会当前的历史教材或者本地所“书写”的历史，从而能严格去把握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在本地历史的例子中，是本地政府）的权威精神和“规范”历史就绰绰有余了。

相对而言，十六世纪后，西方的历史研究相对于那个时候其他的学院领域，已经构建了它自己的有别于当时其它学术研究的认知世界。新的“认知的方法”，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试图在历史的体系内确立那些事实。如果我们把历史编撰学的出现（拉·波普里尼可以说是它的先驱者）视为西方历史认知型视角的早期萌芽，那么十九世纪德国历史理论的一系列著作则可以看作是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认知型学科的确立。[24]

东亚是一种书写的文化，它的核心就是历史编撰。但是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相形于东亚史著的庞大数字，认知型史学的著作却是那样稀少？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的回答是：规范制约了形式，而形式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只是，二十世纪东亚史学显然已经成为规范型史学与认知型史学争夺的地盘。我相信，规范型史学，在经过“元史学”的反思后，必将为通向认知型史学的新的阶段扫清障碍。

[1] Georg G. Iggers，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Jahrhundert. Einige Űberlegungen’， Shakai Keizai Shigaku 60-2， 1-23.

[2] E·伯恩海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柏林，1905年。该书日文译本初版于1922年，但在此之前，伯恩海姆的《历史方法教程》（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柏林，1989年）已经有很多日本历史学家读过。

[3] Kumezo， Shigaku Kokyuho， Tokyo， 1903; Liang Ch’I-ch’ao， Chung-kuo li-shih yea-chiafa， 1922.

[4] Naito Konan， Shina shigakushi， 1949; Tanaka Suiichiro， ‘Liang Ch’-ch’ao no rekishi kinkyuhoh’ in id， Shigaku ronbunshu， Tokyo， 1900，347-385.

[5] See vol. 7 of Liu’s Shih t’ung.

[6]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C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1958，104.

[7] Suzuki Shun， Nishijima Sadao， eds， Chugokushi no jidai kubun， Tokyo， 1957.

[8] Tsuneo Matsui， Chugokushi， Tokyo， 1981.

[9] 但我们得等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计量方法出现后。

[10] See Ssu-ma Ch’ien， shih chi， ch. 70.

[11] Sorai Ogyu. ‘Taiheisaku’， in Ogyu Sorai [vol. 36 of the Nihon Shiso Taikei]， Tokyo， 1973， 485.

[12] Juichi Igi， Nihon komonjyogaku， Tokyo， 1995， 18-37.

[13] Shin’ichi Sato， Komonjyogaku nyumon， Tokyo， 1971， 4-5.

[14] Yasutsugu Shigeno， ‘Kojima Takanori’， in Shigeno hakase shigaku ronbunshu， vol. 2， Tokyo， 1938， 577-590.

[15] Toshiaki Okubo， Kindai nihonshigaku no sciritsu. Tokyo， 1988，70.

[16] Shojiro Ota， ‘Jodai ni okeru Nihonshoki kookyu’， in Honpo shigakushi ronso， Tlkyo， 1939， 367-422.

[17] Suiichiro Tanaka， Tanaka Suiichiro shigaku ronbunshu， Tokyo， 1900， 510-512.

[18] Ivan Morris，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London， 1975.

[19] Tadao Sato， Nihonjin no shinjyo， Tokyo， 1976.

[20]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I’Histoire ou Metier d’Historien， Paris， 1949， introduction.

[21] 引自《论语》。有趣的是，这一名言原本的含义有些像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它表明了阐释研究是学者的主要职责。大多数日本人都不清楚这一原初含义。

[22] For example， see J.H. Plumb，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1969.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无时问感”的批判性，两者之问在挑战、对话中不断磨合、互动发展，在白身文化研究的反思中超越近性史观并与历史相汇的产物。二是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区分，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后者更强调关注人民如何对待并处理他们的历史匡。历史人类学是空问文化和时问历史的统一，因此在研究过程应注意把握文化的历史向度、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记忆对历史的制作以及历史的力量等特征匡，将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实践相结合，将历史文献的收集、了解与运用渗入田野调查。  

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平面史的叙述模式阶段、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阶段、历史文化的深描阶段、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传统阶段匡。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人类学无论是受到功能主义学派还是历史具体主义论的影响，均呈现出西学东渐的中国化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学发展，这是基于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历史的方法。在文化论与历史学的社会协调过程中，历史人类学还出现“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的论战，南、北派分别以林惠祥先生、费孝通先生为代表，论争焦点集中在区域研究与历史资料的建构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论战，围绕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与国家之问的民地关系，又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历史人类学本质体现一种历史反思的过程，既吸收文化人类学传统理念，同时也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运用，反映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它是以历史的时问维度和文化的空问维度去发现、研究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历史素材与社会文化时问性并举，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再现人类社会历史，符合“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问观点的认识当中”匡的论断。此外，历史人类学还体现了文化论与过程论的辩证关系，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识形态放回到历史过程中去解释，也使我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位匡。因此，历史人类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文献史料，结合田野实地调查，以过去解释当下，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机制提供可能。

二、历史人类学对唐宋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    

诚然，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均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曾论道:“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对日常生活史研究是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一个社会表现在习俗中的争论的最少的态度和行为，如对身体的照料、穿着的方式、劳动的组织和日常生活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着这个社会的表象系统;而这系统在深层上与法律、宗教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件的知识框架都紧密相连。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1.1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关于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间纵横的历史联系。在民俗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及今天的传承。

1.2比较研究法

这是一种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准确地析出和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等。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而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

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与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对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放在一起作比较，则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十分清楚，即使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民俗学中的“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2.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近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可以说重视比较研究是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从中日社会结构、家族的比较，到中日儒学、佛教、实学、书法、绘画、茶道的比较，以及中日启蒙思想、吸收外来文化、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等，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较高评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发掘日本文化的特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同于以往的西欧对日本的比较模式，容易得出新颖和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一，仍存在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日本文化的倾向。比如有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虽然也承认儒教、佛教等中国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发生了日本化的现象，但不愿承认使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与此相联系，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自然存在一些用中国的概念解释日本文化，或有意无意地抬高中国文化而贬低日本文化的现象。虽然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渊源，但二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破除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其二，仅局限于对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与中国原产的东西，或一看就有较大相似性的东西的比较，前者如儒教、佛教、书法、绘画、建筑等，后者如近代启蒙思想等，而没有直接对两国土生土长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如儒教与神道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中只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但忽视了直接从异中求异的方法。这使我们的比较研究往往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即对两国文化的差异视而不见。

其三，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文化的视点。西方文化的视点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其在明确中日文化的类型特征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还在于如果缺乏这样的视点，就无法对中日近现代文化进行比较，也不能对中日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切实的展望。因为不仅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现在西方文化仍然作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视点。

3.结语

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有超阶层的东西，在研究时必须冻结一些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对一种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把握。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日本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才能明确其特征。

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俗文化现象，采取历史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彼此间的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研究方法总是与研究思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运用了恰当的研究手法，才能开发思路，独具一格，脱颖而出，言前人之未言，具有创造性。思路不开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各种不同的对象，比较分析，自然可以开阔视野，发现以前没有获得的收获，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6]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7]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8]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10]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1]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2]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l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18]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学术讨论的特点。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3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召开了1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以及介绍史学理论研究新作的书讯。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同“文革”前相比，高等院校历史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陆续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宁可、汪征鲁合著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问世。此外，还有10余种版本的“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出版。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史学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一些老的理论问题，在“文革”前即已开始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讨论下去，“文革”后又重新开始探讨;其二是一些是以前从来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到的所谓“禁区”或“敏感”的理论问题;其三是以往较少涉及的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其四是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在“文革”后仍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张芝联提出应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区别后，引起较广泛的反响。[32]关于历史主义，论者的观点基本接近。许永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历史，根据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来考察历史，从历史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以向前看的态度去回顾以往的一切，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33]蒋大椿强调，不应将唯物史观、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割裂或相对立，而应将他们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历史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不能在用阶级观点来排斥历史主义了。[34]关于阶级观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为历史研究唯一的研究方法，其后果是束缚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35]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阶级观点仍是分析阶级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不能认为政治上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也不能使用了。[36]

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关于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范文澜曾有论述，[37]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一些学者虽有分歧的意见，但似乎不是十分尖锐。当涉及到“忠君与爱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爱国主义”、“何谓民族英雄”、“是否存在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等具体问题时，则明显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当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处于不同地位时，“忠君”的客观效果是不一样的。当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统治阶级的忠君爱国，与起义农民的爱祖国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但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忠君与爱国却存在一致性。反抗异族的侵略，基本上是出于对君朝的爱，这与爱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王继烈认为，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和祖先所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家园的热爱，而忠君则是服从皇帝个人意志的“愚忠”，是一种封建道德。而当君主制度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桎梏时，忠君思想则明显起着反动作用。[38]李一氓同样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特别是在今天，引用某些历史事件来颂扬爱国主义，这又恰是汉族爱国主义，显然会影响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39]一些论者认为，历史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不存在爱国主义。马寿千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现代词汇，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东西。历史上的所谓亡国之君和忠君爱国，这里的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国家社稷，和今天说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40]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爱国热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在反对国内民族统治者的分裂割据和叛乱恣扰，反抗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的集中统一，推进民族融合，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感。[41]邓广铭、张希清认为，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可称为国家，在双方战争中应以站在正义或非正义一方，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贼。岳飞、辛弃集、陆游等人是爱国者，而秦桧，则是最典型的卖国贼。[42]

对“民族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存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某人在历史上对某个民族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就是那个民族的英雄。不要因为他们曾侵扰过别的民族，而去否定他。[43]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犯，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邓广铭、张希清强调“外来民族”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斗争的历史时期内，互为“外来民族”;其二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对发生在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的战争，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站在正义一方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44]白寿彝认为，民族英雄有两种: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是在和别的民族的斗争中，或在本民族内部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45]

翦伯赞等人认为，在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中，不存在各族共同的民族英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46]。吕振羽则认为，在国内各民族对立斗争时期，可以产生各族共同的英雄。如岳飞所进行的抗金战争和活动，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既符合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女真人民长远的利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蒙、陈梧桐、郭预衡、邓广铭、张希清等人。[4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48]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49]阶级斗争说;[50]社会基本矛盾说;[51]合力说;[52]物质利益说;[53]客观的社会需要说;[54]人民群众说。[55]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56]1984年，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57]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 [58] 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史学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近年，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重点课题已有多项完成，其成果已公开出版。[59]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学者，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近20年来，一直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以追踪战后欧美史学新发展为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研究的重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其中涉及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深度不断加强。一些论者还就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60]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完成这些课题。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进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90年代，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就新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文化史学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从每一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著作及代表性人物，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61]

其三，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为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则是在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它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既然它们对学科发展不曾产生什么影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昙花一现，理所当然成了过眼烟云。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们脱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选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王韬、黄遵宪、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生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成为社会的选择。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才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文革”后历经磨难的历史科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发展，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回顾、思考与展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4] 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6]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

[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10] 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2] 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4]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16]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17]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页。

[18] 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页

[19] 该文后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20] 章冠英:《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21] 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主要有: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莫夫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新建设》，1955年第5期。

[22]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第3卷第1期，1950年;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23]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再论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2日。

[24]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25] 翦伯赞: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编者的话》，1948年9月10日。

[26]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27]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28]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2期。

[29] 戚本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30] 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 《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1] 《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3日。

[32] 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33] 许永璋:《浅论历史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34] 蒋大椿:《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5] 他石:《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李祖德:《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求索》1986年第5期;孔立:《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

[36] 《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王慎荣:《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5年第6期。

[37]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8] 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9] 李一氓:《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40] 马寿山:《民族关系与历史剧》，《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1] 黄秉泽:《谈谈我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42]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3] 李桂海:《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4]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5]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6] 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7] 参见蒙:《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陈梧桐:《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郭预衡:《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爱国思想的探讨》;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8] 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7—278页。

[49] 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杨生民:《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50]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漆侠:《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8日。

[51] 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金景芳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汤再林:《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52] 伍宗华、冉光荣:《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士堂、李德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光明日报》，1980年1月15日;陈依元:《简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80年第1月15日。

[53] 丘成羲、高秀波:《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严钟奎:《人类的物质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54] 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5] 俞兆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江西日报》，1980年3月6日。

[56] 余霖、安延明:《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文汇报》，1980年4月25日。

[57]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此外，黎澍还多篇著文论及此问题，见《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8] 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蒋大椿《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张云勋《历史合力与历史动力》，《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郭祥瑞《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黎鸣《历史是创造者创造》，《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

[59] 这些成果主要有: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启能、于沛、姜 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

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 ，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

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

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

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 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 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 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 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 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 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26] 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2年再版

我们今天约定俗成作为“中华民族”政权通称的“中国”指称，与“历史上的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前者是在晚清遭遇西方时，“中国”被迫开始从“天下”逐渐演变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的进程中产生的。民族国家观念中所具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涵，需要确立一种一体化、同质化的民族认同，政治家和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到历史中去寻找构建民族的元件，从而产生了以“炎黄子孙”为代表的“始祖”论和血统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并对应了一个国家实体：“中国”。曾几何时，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成为了一个问题。“征服王朝论”即为众多质疑之一，它从北方民族的立场出发，对同一性“中国”的历史叙述方式提出挑战。

“历史上的中国”之双重民族性

就纯学理而言，征服王朝论有其产生的正当性。此前，在构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中国近现代学者所叙述的是一部部汉族本位的“中国史”。如，傅斯年先生将中国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现世四个阶段。其中，自南朝陈以上的上世为“第一中国”，即“纯粹汉族之中国”。自隋迄宋的中世则为“第二中国”，其划断依据是：自公元4世纪西晋为胡人所占据后，汉族遂为胡人所挟，传至隋唐，风俗政教胡汉相杂，直至宋朝才胡气渐消，因而需要将唐宋之中国与“纯粹汉族之中国”分别看待。而宋亡之后至清帝退位为近世阶段，“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这其实在暗示民国之后的现世为“第三中国”。显然，这一分期法是“皆依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以立论”。

傅斯年先生的观点在近现代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多强调中国民族发展的汉族同质性，认为其他入主中原的民族对中国没有什么贡献，往往被汉族所消融、同化了。梁启超先生就认为，虽然汉人常常遭受北方异族的武力征服，但在精神与文化上，汉人实现了对其反征服。在此类历史叙述中，北方民族被消解于汉族史中，其“中国性”也因之成为疑问。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激发国民的爱国意识，宋代的抗金将领岳飞被诠释为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

1949年，美国汉学家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序言中正式提出征服王朝论，他把近两千年的“中国帝制史”划分为十大时期，两种类型：

一、典型中国朝代

1.秦汉（B.C.221－A.D.220）

2.分崩离析时期之汉族王朝（220—581）

4.隋唐（581—907）

5.宋（960—1279）

6.明（1368—1644）

二、征服与渗透王朝

3.拓拔魏（386—556）及在其先后之其他北方异族所建立的王朝

5.辽［契丹］（907—1225）

6.金［女真］（1115—1234）

7.元［蒙古］（1206—1368）

10.清［满洲］（1616—1912）

其中，秦汉隋唐代表典型的中国帝制；北魏则是渗透型王朝的代表，该类王朝侵入汉地的方式是半和平的渗透式，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忘记本民族特征甚至民族本身；而作为征服型王朝的辽、金、元、清则在很短的时间里以武力征服方式将部分或整个汉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祖宗根本之地”视为本政权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这类王朝的统治民族对汉化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始终维持着部分本民族特征。

征服王朝论的核心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的观点，其所借用的理论武器是1935年以来美国人类学家Redfied等提出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所谓涵化，是指包括各种不同文化的群众在不断接触中所产生的现象，以及原有各种文化在接触中所产生的变化。同化理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完全合并只是涵化的很多历史可能性之一，而只要完全的社会融合无法办到，文化的差异将继续存在。在某种条件下，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两种相互适应文化的共生，其结果可能产生与其母文化相异形态的第三文化。魏特夫认为在征服王朝中就存在着农耕、游牧文明共生下的第三文化形态。但与此同时，他也注重从游牧社会对汉文化的吸收方面去分析征服王朝游牧、农耕二元性格的成因，认为辽、金分别代表了征服王朝形态的两大类，辽是文化抵抗型，金是文化让步型，清介于两者之间。

最终，魏特夫并没有将北方民族社会从中国政体中分离出来。相反，他认为辽、金、元、清等应属于中国帝制史的组成部分。他通过对辽代社会史的研究，率先揭示出北方民族政权所具有的二元特性，并赋予其与汉族政权对等的中国征服王朝地位，从而揭示出“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汉族共存的双重民族性，及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反影响。此为征服王朝论之精髓所在，在学理上有极大的借鉴价值。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后经由田村实造等人有系统地介绍到日本，引起日本学界的广泛讨论，该理论遂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与特色。

征服王朝论在日本学界的演变

日本学界将是否存在二元统治特征作为衡量征服王朝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也承认当征服王朝进入汉地时即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对魏特夫理论的沿袭。他们主要批判魏特夫完全没有从征服主体的北方民族方面去分析征服王朝建立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征服王朝所具有的农耕·牧畜社会的二元性格是北亚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其中，突厥、回鹘的兴起可视为从匈奴、柔然等纯粹的游牧帝国过渡到辽、金等征服王朝的中间环节。

经由日本学界改造，征服王朝成为独立于中国农耕社会之外的北亚世界的自我孕育，这与魏特夫立足于中国农耕、游牧社会文化共生的视角有极大的不同。立论基础的不同造就了两者在征服王朝界定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日本学界内部也存在，大致有以下三类现象：

其一，村上正二主张将金、清朝排除于征服王朝之外。这是因为辽、元建立者契丹与蒙古族为游牧民族，而金、清则为狩猎、农耕民族之女真、满洲族所建立，两者在生产体系和文化性格上存在某些差异，将它们集中在同一路线上去论证北亚发展道路的一元性有一定的障碍。但田村实造、护雅夫、吉田顺一等人认为，辽、元与金、清朝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应视为北亚世界内部历史与传统的差异，且两者达到的征服目的是相当的，因而金、清与辽、元一样，都可以置于征服王朝之列。

其二，田村实造、谷川道雄等将魏特夫所界定的渗透王朝———北魏看做征服王朝的“前史”，江上波夫则在《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中将北魏看做最早出现的征服王朝。江上波夫还将征服王朝论与骑马民族论相结合，提出古代北方民族的国家形态经历了由“骑马民族———游牧帝国———征服王朝”三个演进阶段，将征服王朝论扩张成包括日本及整个欧亚大陆游牧和其他民族在内的历史理论体系。

其三，岛田正郎在《辽代社会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契丹族政权在社会组织、宗教、祭祀等方面具有很强烈的北亚民族意识，不当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而应从中国史的系列中排除，是与中国并立的“胡族国家”。

日本学者的以上认知有其自身的学术背景。至明治20年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学者民族自信心强化，逐渐意识到日本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在史学领域开创了以“东洋史”代替“中国学”的研究范式。这一方面破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把东洋史研究领域从“中国”扩大到周边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破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的平等立场。在此背景下，日本中国学研究者不再把中原王朝与边疆异族政权看成是一个同一体，宋史属于“东亚史”，辽、金则被归于“北亚史”的研究范畴，而两者都被统一在东洋史的研究视角下。葛兆光先生称这一学术取向是以“大”涵盖“小”，以东洋史、亚洲史等更大的研究论述单位，淡化了“历史上的中国”的特殊性与同一性。

而自20世纪初白鸟库吉开创北亚史研究以来，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王朝中非汉族政权性质的研究已颇为留意，先后出现的理论有“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等，都强调中国南北地区差异、汉族与非汉族的对立。当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传入后，日本学者普遍认为用征服王朝或渗透王朝比用异民族王朝更能体现出北亚民族的统治性格，并接受了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这些征服王朝在进入汉地之时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在此前及撤离汉地之后则恢复了自身独立发展的状态。显然，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汉人对北方民族精神与文化上的反征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从精神到武力上，北方民族都是作为纯粹的征服者的姿态出现。此种意识若达到一定程度，将割裂“中国”的同一性。在岛田正郎那里，辽朝的“中国”身份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日本学界还倾向认为，当元朝撤离中原之后，北亚世界又进入了独立发展道路，今天的东北地区是满清带给中国的“礼物”。考虑到征服王朝论在日本盛行的时代政治背景，此类认识显然有为日本侵华张目的嫌疑。

北方民族与“历史上的中国”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 多元化转向 文化学转向 微观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10019）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

②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第99～100页。

④[美]格奥尔塔・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⑤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第267页。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得知韩国高丽大学崔官教授的《壬辰倭乱：从历史到文学――丰臣吉秀的朝鲜侵略战争》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心中升起一种欣喜之情：这是早就该做的事情，现在做正是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空白。

西谚有云，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意思是讽刺那些不能正视经验直面历史的笨伯。也许从根性上看，我们人类不分民族均具有一种屡教难改的文化习性，即不论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还是不同部落、族群、种族、国家之间，我们习惯于从主观出发，轻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把自己希望如是的东西当成客观事实，而拒绝看到真实的情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习性中并不是只有真正善于学习的一面，而是同时也有趋于保守的倾向，往往过于自信，自以为是，喜欢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他人，以自我中心的价值观来评判他人。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困难与可能性，竟然成了康德哲学的主要论题之一，由此产生了无数哲人为之绞尽脑汁不懈奋斗的伟大形上学传统，从希望哲学到交往主体性理论，都在为解决这一困难而努力提出各种可能论证。历史上，在不同族群、种族、国家间，这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认识论或文化习性，相互间的误解或错判对方的结果，往往会引发惨烈的战争，民族、国家都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历史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进程，对后世的发展影响至深。这种痛苦的血的教训史上比比皆是。然而，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接受了多少教训，我们进步了没有呢？看看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纠纷与冲突不断，就能明白，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多少。真正能够直面历史并客观地看待对方，能够注意理解别人/邻居的感受，尊重并理解别人/邻居的不同想法、不同习惯、不同价值观，并不容易做到。且不要说千百年来的历史，就是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看到，有不少人不是至今不愿面对历史的真相，不从中吸取教训，仍然试图抹杀历史事实，毫不顾及别人/邻居的感受，不打算承担应负的历史责任吗？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中。仅就16世纪末这场三国七年多的战争来说吧，不仅三方各自的历史记述不同，而且，三国当代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呈现了非常大的差异。十几年前，在我开始对这个历史课题做深入调查研究时，发现由于语言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习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三国学界关于这场战争史的研究结论与表述也极为不同。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发动了侵略朝鲜李氏王朝（目标指向明朝）的战争，历时七年多，直到1598年秀吉去世后战争才得以结束。关于这场战争的命名，明朝人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东征”之役；李氏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日本人称之为“文碌 庆长之役”，或者民间称为“秀吉的朝鲜之役”、“征韩伟略”，等等。到现在为止，三个当事国的学界，仍然没有充分的交流，亦不能达成认识的统一，仍然各自习用自己的历史概念来命名。这个现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对这个发生在42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要想做到各方立场的充分沟通和理解，形成共同的知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制约人们在认识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形成共同知识的困难，原因非常复杂。它不仅受制于语言、史料、研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往往能最本质地反映出我们人类的文化根性和道德困境。一句话，国与国之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知、评价、理解上的困难，有时恰恰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认识论问题，而首先或者说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和伦理问题，表现为在认识论背后的文化根性与道德勇气。

该书恰好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壬辰倭乱结束120年之后，申维翰作为朝鲜通信使被派到日本，《海游录》中记录了一段他与雨森芳州的对话。雨森芳州在长崎学过汉语，也曾在釜山的倭馆学习朝鲜语，他是当时一位罕见的既通汉语、又会朝鲜语的日本人。受他的老师木下顺庵推荐， 雨森年轻时即在对马藩谋事。作为外交官，他也曾跟随朝鲜通信使到江户，陪伴申维翰旅行数月后，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雨森东（芳州）尝于江户客馆从容谓余曰：“吾有所怀，欲乘间言之。日本与贵国隔海为邻，信义相孚。敝邦人民皆知朝鲜国王与寡君敬礼通书，公私文簿间，必致崇极。而窃观贵国人所撰文集中语及敝邦者，必称倭贼蛮酋，丑蔑狼藉，有不忍言者（后略）”辞色甚不平，怒肠渐露。

余（申维翰）曰：“此自易知，顾贵国不谅耳。君所见我国文集，未知何人所著，然此皆壬辰乱后刊行之文也。平秀吉（丰臣秀吉）为我国通天之仇。宗社之耻辱，生灵之血肉，实万世所无之变。为我国臣民，谁不欲脔而食之。所以上荐绅，下厮隶，奴之贼之，语无顾藉。发于文章者，固当如此。至于今日，圣朝仁爱生民，关市（釜山东莱的倭馆）通货，且知日东（日本）山河，已无秀吉之遗类。故遣使修睦，国书相望，大小民庶咸仰德意，岂敢复提宿怨。”（该书第37～38页）

实不相瞒，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禁哑然失笑，就我们与许多日本朋友交往的经历中，不是也会在许多场合遇见类似的情况吗？他们会对中国大陆影视、文学中的抗日题材以及艺术表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疑问与不理解。这种时候，我会善意地提醒说，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和身份，比如从受害国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来体会一下邻居的感受？进一步，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认识”上的难题是普遍存在概莫能外的。我们在与不同的对象国打交道的时候，包括历史上与日本人和朝鲜人交往时，虽然不是处于某种战争状态，而处于比如说传统的朝贡体制下，作为和平使者的正常文化交往中，在彼此的学习、认识、理解中，难道就没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必须避免的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吗？明、清两代与朝鲜王国如此友好亲密的外交关系中，“天朝”与周边朝贡体制下的小国的关系中，我们是否能敏感地体会到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作为文化宗主国的优越地位，会不会也让我们的先人们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体会不到邻居的感受呢？

当然，除了相互间认识的文化、道德因素之外，也确实还有许多其他历史条件的限制，影响我们彼此很好的沟通与理解。事实上，我们虽然是近邻，而且明、清两代与朝鲜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我们仍然并不真正有多了解对方，我们的认识仍受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我们相互间存在着客观上的“无知”和“误解”，会造成彼此之间的许多错判，而有时历史的车轮就是在这种误解下被引到了悲剧的岔道口。

史料融汇中的历史实相

崔官教授的著作一个重大贡献是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无知”状态，读这本书就如同恶补了日、韩三个世纪中文化传播史的基础知识。他对于这场战争整体的“历史过程”部分并未花太多的笔墨，因为这些基本史实恰好是三国学界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也是争议不大的部分。他浓墨重彩地直接进入了不同的历史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历史/文学描述，进而描述了保留在韩日两国文献中对有关历史的不同叙述。必须说明，我并不是说“历史事实”部分的研究已经不重要了，这个部分虽然目前汉文史料为三国研究者所共见，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展开。2002年，我在韩国水原国史馆的资料库，看到了韩国学界编纂出版的相关史料与研究，真可谓是汗牛充栋，应有尽有。十年来由于担任了“壬辰之役汉文献研究”的重点课题，我已六次去韩国和朝鲜一次去日本做了大量调研。由于朝鲜半岛曾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及二战后的冷战结构等历史原因，当代韩国学界与日本学界的交往比中国要充分，他们对日本方面的史料与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也做得非常完备，能够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与研究成果。该书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之一，就是充分而深入地描述了韩、日两国历史上关于这场战争的种种事件，人物，传说，故事，母题，相互间的文化影响，一个文化符号如何在另一国的不同历史环境下变异，同时，产生了那些新的因素，影响了后人对此的想象与认知。相比较而言，中国方面，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此的研究明显不足。我们充分利用了汉文史料，包括《李朝实录》，日本方面的汉语文献，但对用韩文与日文记录的史料与研究成果，所知不多，甚至就以汉文记录的韩国史料而言，也没有充分地利用，韩国方面编辑的许多史料，并没有被我们的研究者所瞩目。除了语言障碍外，还存在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相关历史研究与叙述，其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崔官教授的这部著作，就弥补了中国研究方面的严重不足，让我们第一次看到在韩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提供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风格。

崔官教授强调指出了这场三国间战争的国际意义。他分析了16世纪欧洲人东来的影响，在大航海时代西人东渐之始，包括火绳枪（“铁炮”）的出现如何促成了最后东亚的“地壳变动”。这影响先是从日本发生：日本大名织田信长用经过了改造的火绳枪部队击败了战国时代强大的武田军团，最终成为完成日本统一的力量。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个结果的促成者，由他直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不仅让明朝变得削弱，最终被清朝灭亡，改朝换代，而且也使丰臣集团的统治崩溃，德川家康取而代之。一种新式火器就这样从西洋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在各种历史合力的影响下，撬动了东亚的地壳变动，形成了新的历史格局。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日本从朝鲜各地掠夺了大量的人口、书籍、活字印刷技术（朝鲜最先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朝鲜的儒学者和陶工，极大影响了日本近代的思想史和陶瓷工艺建筑技术，这则是战争中文化影响的一个例子。在世界史上，通过战争中的人与物的流通，改变和影响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情况，相当普遍。相应的，参加明军援朝部队的兵员中，则包括了“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这是明人的说法）的兵员，不仅明朝内部，连它的周边地区各国均有人员加入，虽然数量并不很多。这是一支真正的国际部队。指出这个发生于中日韩三国间的事件的国际性质非常重要，实际上这是从一个国际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该书的新鲜、有趣的地方在于书的后几部分。第一部有关战争史的叙述，大体上中国史料与研究水平与韩、日方面差不多。这不是此书的重点。该书侧重于战争的历史文化后果，特别是文化符号与文学形象在韩、日两国间的互动与交流，对于中国来说，这恰恰是过去研究中最为缺乏的部分，也是我们了解最少的部分，因而使该书的二、三、四、五部分的内容精彩纷呈，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里举一个我感兴趣的例子。

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历史小说中，曾描写了丰臣秀吉的一员猛将，也是侵朝战争中的先锋之一，“虎之助”（加藤清正），曾经受过藤原惺窝的教诲，让他读一读《论语》。事实上，藤原惺窝与朝鲜被俘学者姜沆的接触，直接促成了他从一个佛教学者转变成了日本儒学的重要开山。姜沆（1567～1618）与日本近代儒学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9）的相遇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日本近世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姜沆是朝鲜时代初期有名的学者姜希孟的第5代孙，师从成浑，深受朝鲜儒学代表人物李退溪、李栗谷影响，是一位开辟了儒学思想新境界的杰出学者。丁酉再乱时期，1597年9月在全罗道灵光前的海上，姜沆被藤堂高虎的水军所掳，从大洲移至京都后，为医师吉田意安撰写的《历代名医略传》写过前言，而吉田意安又将姜沆介绍给了藤原惺窝。那时，藤原惺窝正处于佛教思想向儒教思想转换的过渡期。藤原惺窝在姜沆的协助下，学习了朝鲜的科举制度与春秋释奠（阴历2月和 8月在文庙祭祀以孔子为首的四圣、十哲、七十二贤的仪式）等儒教礼仪。另一方面还抄写四书五经等所谓“姜沆汇抄 十七种”。当时的大学者藤原惺窝已被德川家康任用授课，他的性理学思想由其弟子林罗山等继承。经藤原惺窝推荐，儒学家林罗山掌管了刚刚成立的江户幕府官学（关乎教育、文书、法令、外交等），并在性理学的基础上，树立了江户幕府的政治理念，为幕府官学奠定了基础。林罗山大量收藏、嗜读掠自朝鲜的朝鲜版书籍。姜沆1600年在藤原惺窝、吉田素庵等人的帮助下回到朝鲜，并留下了著名的日本扣留记《看羊录》。（第50～51页）姜沆的《看羊录》详细记录了他在日本的生活细节，所接触的人物，与日本文人大量的唱和之作。最有意思的是，其中记录了他与藤原惺窝交往中的一个故事，藤原惺窝表现出了对丰臣秀吉政权的反对态度，甚至当面对他说，如果唐军（明军）能够进攻日本本土的话，他们愿意带路指引去攻打秀吉的战略阵地。说实话，我在《看羊录》中读到这个段落时，真是大吃一惊，我在想，如果说20世纪有一种叫作“国际主义”精神传统的话，那么早在16世纪，这个日本人的思想中表现出的国际意识，应该如何来评价呢？本书用许多历史细节呈现给我们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景观，其丰富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这里，作者条分缕析地梳理出两国间文本的相互影响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历史认识的大门，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历史事件对于后世文化的复杂影响。

一份待续的伟业

读到崔官教授书中作的大量文本梳理时，我想到国内可以与之比较的唯一学者，已故的韦旭先生。到目前为止，韦先生是我们能看到的唯一对这段历史做了文学文本研究的人。他的《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和《抗倭演义〈壬辰录〉》（朝文本汉文本）等，可以说是绝唱，令人叹为观止，甚至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还没有相关的同水平同主题的研究。韦先生的工作在国内实属开山性质，不过，如果与崔官教授的这本书相比较的话，它的局限也是明显的。显然，崔官教授具有全面广泛掌握日、韩两国文献的便利条件，因此能够游刃有余地给我们展示三个多世纪日韩两国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和变异的宏阔、美丽的画卷。

反观我们国内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显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功夫没有做足。事实上，明史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记录就相当粗率，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由于明史是清朝人编的，对于当时的三国复杂关系已经缺少了切身感受，许多事件过程的记述也过于简略，甚至许多重要人物都没有列入明史列传中。由于清人不可能看到李朝实录等朝鲜王朝的不同史料，更没有机会获得日本方面的历史记录，所以许多历史事件的记录甚至是错误的。时过境迁，牵涉前朝命运的危机感也不会被新朝所感受，加之是在“外邦”邻国的一场战争，凡此种种，有清一代几乎没有什么人去整理和研究这段历史。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由于有了抗美援朝这个历史事件，国内才有了几本小册子记述这个历史过程，但也没有人来认真地做收集整理史料的工作。1990年，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了影印本《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总算是国内第一次出版了当事人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收录了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柳成龙（朝鲜）的《惩毖录》，川口长孺（日本）的《征韩伟略》（晚出），算是第一次“汇集”了三国史料。但这个汇辑明显存在着收录范围过于狭小的问题，不要说没有收入许多朝鲜时代的汉文史料，就连明人钱世桢的《征东实纪》也未收入。而我们国内比较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就更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原苏州师范学院的柳树人（朝鲜族）先生曾有一部遗著，《壬辰抗倭战争》于80年代由延边历史研究所内部出版，编入了《延边历史研究》第二辑。这是国内最早的一部系统完整全面研究壬辰战争的历史学著作，从此书最后的文献附录中，也能看出柳树人先生多年来的积累，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他参考了120种朝鲜古籍（王室官方史录、私人笔记、文集，文献、碑文等），以及九十多种日本古籍，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国内这段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90年代中国大陆的军事史研究中，亦有几部史著涉及壬辰战争，其中由中国军事科学院所编写的中国军事史明代卷，算是比较详细地从军事角度对这场战争作了描述。与五六十年代的著述相比，它利用了日本战纪，以及台湾编辑的一些史料，因此在叙述战争历史过程和细节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但只限于军事史方面（应该指出，它在材料的来源方面显然利用了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的工作）。在台湾，有李光涛、郑梁生等先生做的工作，包括史料的整理，收集了除中国史料外的李朝史料和部分日本史料，并且有了李光涛先生的《朝鲜“壬辰倭祸”研究》这样的专著出版，标志着台湾史学界在此专题研究上所达到的水准。李著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朝鲜李朝的汉文史料，纠正了明史与日本外纪中的许多错误，综观全书，李先生的研究立场和历史叙述角度非常鲜明，同时，受语言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地利用日本和韩国的研究成果。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崔官教授的这部著作对于我国读者来说是一个福音。他系统、全面、别开生面的研究，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进入了朝鲜/日本历史文化相互影响的观念史，器物史，传说与文学文本的衍化史，填补了一大块历史空白，丰富了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近代以来的朝鲜史和日本史的种种问题。这个工作虽然来得太迟了，但实在是太有必要了。我随手举两个例子，王国维在他的论史诗20首中曾经涉及了这段历史，但由于缺少史料，他诗中错以为碧蹄馆之战本来能够擒住丰臣秀吉。而台湾著名作家林佩芬在她的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中描写到这段历史时（当时努尔哈赤曾向明朝请缨愿意出兵入朝），完全弄错了基本史实，甚至闹出了大笑话。由此可见我们国内对于这段历史的模糊不清的认识影响有多么严重。而该书的出版会极大地改善这种状况，带动相应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出版工作，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一

作者“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的“引子”里指出：“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体裁，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在我看来，体裁并不重要。我想写的，是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史。仅此而已！好了，就此开始吧。”《明朝那些事儿》的文本写作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份档案开始，笔者则从“文学”这个概念谈起。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是借助美学的眼光，并按照现代性知识分类的要求，针对某一类文本活动所设置的‘范畴’，由这一范畴圈出的文本活动被说成在内涵上是审美的，在外延上是诗歌、小说、戏剧和美的散文，如此这般的‘文学’是一个自主自律的领域。”可见，“文学”概念是现代西方学科建制的产物，它通过剥离其他“非文学”文本与文类来获得自我本体确认。“‘文学’一词的作用很像‘杂草’一词：杂草不是一种特定的植物，而是园林工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愿在他周围出现的任何一种植物。”（（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杂草”一词喻示了文学与其他文字书写的文化分野，这种分野在古希腊时代已露端倪。柏拉图认为诗歌（文学）创作的灵感源自神灵凭附，这意味着文学异于其他人工书写之作。亚里斯多德把诗人的职责定为“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与“描述已发生的事”的历史相比较，诗歌更具哲学意味，更接近事物的真理。亚氏的论断凸显了文学在人类精神价值坐标上的尊贵地位。循此理论轨辙，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通过美的四个契机的界定，对审美性与功利性做了学理申辨，由此赋予了艺术精神价值的自我内含性。德国“美学之父”鲍姆嘉通提出的“美学”概念更是强化了审美的自恋主义。审美的自足自闭进一步割裂了文学与其他文字书写的关系。

随着当代文化语境的变迁，曾被视为宠儿的“文学”却成了明日黄花，风光不再。其一，在艺术门类大家庭中，文学艺术曾经拥有的霸主地位，逐渐被以视听传媒为标识的影视艺术所取代。其二，受“科学性”的学术目标宰制，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学科之王为自然科学，其后是社会科学，再次才是人文科学。故此，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的地位极其卑微。然而，当前“文学”的集体溃退并不意味着“文学性”的退场；相反，“文学性”正逐渐蔓延渗透到曾被“文学”剥离的其他学科门类中，以获得新的文化生存空间。可以说，《明朝那些事儿》是一个“文学性”走向历史的典型文本，它以一种“叛逆”的书写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边界”。比如，文本的开头以文学笔调叙述朱元璋的出生：“一切都从1328年的那个夜晚开始，农民朱五四的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朱元璋。大凡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象记载。比如刮风啊，下暴雨啊，冒香气啊，天上星星闪啊，到处放红光啊，反正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和别人出生不一样。朱元璋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以致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相救。”此处“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等场景描述为朱元璋将来大展鸿图做了恰如其分的艺术铺垫，同时也为抽象的历史理性刻上了一记形象符号。为了说明古代皇帝与丞相之间那种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作者用“拔河”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尤为绝妙的是，作者讽刺朱元璋：“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读者从字里行间读到的不是严肃刻板的学术化历史，而是趣味横生的审美性历史。为把历史写得形象有趣，作者吸纳了许多颇具当代色彩的语言。作者评论朱元璋说：“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劲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他把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决战称作“赌局”：“陈友谅和朱元璋就像两个赌徒，一个带了六十万，一个带了二十万，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局。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和所有的一切。”历史叙述转化为文学叙述之际，《明朝那些事儿》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学文本。“文学”即“人学”，人的生命律动体现于心灵的鲜活与丰富。《明朝那些事儿》号称“心灵史写作”，其中描述了许多历史人物具体而微的心理活动。比如，作者以饱含艺术想象的笔墨描写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前的复杂心情：“朱元璋的手不禁颤抖起来，这种颤抖是畏惧，也是期望。……越接近对方的水平，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就会越来越畏惧。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也就是他能与对手匹敌的时候！”朱元璋胆颤的心理由此跃然纸上，此刻，他不再是一个苍白的历史人物符号，而是一个灵动的生命个体，生命情怀超越了抽象的历史理性。

二

根据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各布森的观点，“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这样看来，“文学性”原本是“文学”本质的自我确证。然而，“文学性”进入历史文本书写中，历史文本成了一种罗兰・巴特所认为的“跨”学科的“交织物”或“纺织品”。克里斯蒂娃也指出，人类的话语宇宙是“互文性”的，这意味着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之间具有一种“互文性”关系。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联姻使历史获得了新的文本呈现形式。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上世纪八十年的《万历十五年》能够成为大家爱读的历史经典著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文学叙事方式。比如，《万历十五年》第一章的开头写到：“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显然，文中的“冰雪”、“树枝”等场景叙写与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逻辑理性并无多大关联，如果根据历史文本书写的学术惯例，这些细节枝蔓明显“离题”。但从文学角度看，这些细腻的文字叙述却能使读者获得一种历史的具体感和真切感。文字的背后，读者不仅是“知道”历史，更是在“体验”历史。《万历十五年》如此叙写万历皇帝与他宠爱的妃嫔郑氏之间的关系：“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她毫无顾忌，敢于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难以想象，如此温情的文学化叙事，竟然能够在历史文本中读到。与《万历十五年》老道的文风相比，《明朝那些事儿》的文字风格略显稚嫩，但从文学性叙事这一点来看，两本书的文字风格明显具有共通性。这也许是它们能够成为畅销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朝那些事儿》的“文学性”表达并不以牺牲“历史性”为代价。该书讲述的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出生起，到明朝灭亡三百年间的历史事件。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些故事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可见，“历史真实”是《明朝那些事儿》持守的写作底线。在人们大谈新历史主义的今天，“历史真实”已经成了一个让人疑窦丛生的谜。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的叙述（文本）并不等同于历史事件本身，撰史的背后体现的是一套话语霸权和权力运作机制，因此，其科学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海登・怀特在《话语转喻论》中说：“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海登・怀特打通了历史与文学的传统分界，故此，叙述话语构建的历史大厦不再是本然的历史，历史的真面孔消隐于重重雾霭之中，令人无法识别。

历史认知的文本化转向，为当下各种历史题材作品的喷薄而出提供了理论佐证。这些作品把历史当作一种题材资源，借艺术虚构之名，对既有的“历史”进行肆无忌惮的“拆解”和“颠覆”，“历史”由此成了“一张可以不断重新涂写的羊皮纸”，渐渐远离其最终的所指，即“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但是，“虚构”并不等同于“虚假”或“虚无”，历史话语的虚构性并不能否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明朝那些事儿》以历史文献为据，恪守基本的“史德”规范，竭力还原历史真相，保留历史作为“抵抗遗忘最有力的工具”这个基本的文化功能，因为“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变得多么不准确，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依然还是在用‘历史’来指我们心目中所想的那真正发生于过去的事情。”（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另外，《明朝那些事儿》以朱元璋等历史风云人物的故事为线索，重拾历史的宏大叙事，让读者能够触摸到历史律动的脉搏，克服了那种书写村落家庭、乡间平民的“小历史”叙事所伴生的碎片化和零散感。

三

《明朝那些事儿》的书写策略契合了中国古代“文史合一”的文统观念。前文已述，“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只是欧洲现代学科门类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泛指一切典籍文献，近人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从创作实际来看，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可看作一部反映先秦文化制度和风俗人情的历史文献；而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则可当“无韵之离骚”来读。《史记》开创的史传文统规约了中国人的文史书写与阅读习惯。就文学观念而言，与注重“虚构”和“想象”的西方文学观不同，中国古人并不把“虚构”和“想象”看作是艺术思维和艺术精神原则的本体存在方式。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一文中认为：“被相沿认为文学之中心的，并不是如同其他文明所往往早就从事的那种虚构之作……以特异人物的特异生活为素材，从而必须从事虚构的叙事诗的传统在这个国家里是缺乏的。”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诗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诗歌的主要取材范围，散文则是以叙述“真实”事件的历史散文和个人经历的随笔体为主，即使是那些明显具有虚构性质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也要依附于正史或野史，以期获得“非虚构”感。夏志清在论析中国古典小说观念时指出：“他们对虚构故事的不信任表明，他们相信故事和小说不能仅仅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无论怎样加上寓言性的伪装，它们只有作为真事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对“真实”的期待使得我们的阅读传统，更感兴趣于富有历史文化感的文学，或者是文学性强的历史文本。在我们不同的阅读时代，这样的作品在不经意间，常常成为大众喜爱的畅销书。比如前几年，章伯钧次女章诒和以历史见证者身份述写的个人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从个人视角挖掘藏在历史深处的记忆，拾掇了“反右”、“”等历史碎片。这本书由民间传阅转为大众传播，骤然成为人们阅读的焦点。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朱谦之

日本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1－0118－1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时代。与同时代中国的日本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主要从日本或苏联引进研究成果相比，在日本思想史领域，中国学者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通史性或专题性研究成果：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日本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和刘及辰的《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以及朱谦之主持编撰的两本日本哲学史料集。这些著作，可谓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在奠基时代领先于日本研究的其他领域，要归功于朱谦之和刘及辰这两位卓越的先行者的努力。而且，从上述著作的名称可以看出，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起初主要是以日本哲学思想为内容和对象，这与两位奠基者的哲学家身份是分不开的。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就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及其意义进行分析。

一 新中国成立前朱谦之的日本思想研究

朱谦之(1899～1972)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是中国“历史哲学”的开创者。他的日本思想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其历史哲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提及朱谦之早期的日本思想研究，就不能不追溯到他1931年发表的论文《日本思想的三时期》。虽然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状况还有待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该文的实证性与系统性、理论性，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

据朱谦之自述，《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是他在日本写成的。关于在日本留学的情况，朱谦之在1945年写的自述《奋斗廿年》中称，那时“专注全力于历史哲学研究”，“我初住在神保町有明馆，后迁赤门帝大对面的登龙馆，两处附近均有长列书市，我每日有暇，一定从书市的首端走到书市的末端，视为常课。我搜集历史哲学一类书籍，凡能购得的，都不惜重资，尽量收为己有，书籍之外更特别注意于新旧杂志……我所搜集的单篇论文，在两年之后，居然订成五大册，定名为‘历史哲学论文集’，这也许就是我在东京的最大收获罢!我又每日必往图书馆，如上野帝国图书馆、大桥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均为我经常足迹所在，凡不易购得的书籍，便在那里面抄……自朝至夕，我均为历史哲学的工作而忙，我的苦学和搜集狂，即是我唯一的嗜好和唯一的娱乐……我的刻苦耐劳的习惯，也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从《日本思想的三时期》来看，朱谦之后来在1968年的自述《世界观的转变》中所说的“我虽曾留学日本，但从未注意日本哲学”，显然是另有深意的。我想，这主要是他因为学术立场发生转变而对自己过去的工作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搜集阅读大量资料并专注于历史哲学研究的情况下，朱谦之是如何看待和研究日本思想的发展呢?

(一)朱谦之力图推演、概括日本思想发展的历程，符合其历史哲学的“分期说”

朱谦之指出，日本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再到科学阶段”三个时期。

关于日本的古代思想，他认为“都是不重理论而看重情意的，所以与其说是哲学的，毋宁说是文学的”。摆脱大陆儒佛思想的影响，是日本思想发展的出发点，“从崇拜儒教本土的迷梦唤醒起来，这实在是日本文艺复兴运动的起点。过此便入日本思想的第一期――神学思想的时期了”。具体而言，“因为德川时代正是日本文艺复兴运动的时代，所以许多神道学者如贺茂真渊等出来提倡古学，而排斥从外国传来的儒佛”。

关于第二个阶段“形而上学时期”，朱谦之说：“如把德川时代的神道思想比成西洋思想史上的文艺复兴，则明治维新实好像‘启明运动’似的。所以明治时代，神道思想便只剩得糟粕，没有人去注意他。于是神学时期一转而为形而上学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他认为以西洋思想为背景的“明治时代的维新精神，已完全根据于个人的和国家的自觉运动，较德川时代只以宗教为中心的神国观念、保皇观念，当然是要进步多了”。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他具体分析说：“我们讲到日本思想的第二期，为方便起见，可完全用德国的正统派哲学代表它。这派哲学起于明治中期，以大正十三年地震为止，势力很大，至今尚为大学里研究的中心。”日本的思想家将德国派的观念论哲学“与东洋思想融化而成一新的哲学系统”，朱谦之认为“形而上学派”的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西晋一郎、纪平正美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此外，讲坛哲学中还有“认识论派”(左右田喜一郎、波多野精一等)和“现象学派”。

第二个时期日本思想的特点是“高唱着国家主义”，“并且以为国家在哲学的意义上说，是绝对不可侵犯的”。朱谦之认为：“日本思想从大正十三年大地震以后，便是一个大转期，他(原文如此，应为“它”。――引者注)已经不是第二时期的国家思想，而进入于第三时期的社会思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派(大杉荣、荒烟寒村、石川三四郎)、社会主义派(早期如坍利彦、山川均、安部矶雄，代表唯物论辩证法的福本和夫、河上肇、三木清)。朱谦之总结说：“日本现在的思想，正在第三时期社会科学思想极发达的时候；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出风头的时候；……我很相信日本思想界在最近的将来，应该有个新的发展，只要日本思想不是‘开倒车’，便只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了。”另外，他还看到了当时日本思想界的另一种倾向，即“似乎有积极走向法国的新实证主义的趋势”，并对这种趋向充满期待。“日本对于德国哲学已根深蒂固似的，无论在官学，在民间社会，试问除了粉饰着晦涩的文句，与观念辩证法的滥用以外，那(原文如此，应为“哪”。――引者注)派的哲学，是从生物学出发?那(原文如此，应为“哪”。――引者注)一个哲学家，是从心理学出发?真是一个也没有。为救这种死沉沉的霉气，当然日本学者会有重新呼吸新实证的空气的要求，这或许也是给过渡的政治革命论者以一个理论的基础罢!”

朱谦之对日本思想发展的“事实”作这样的分期，是以什么为依据呢?《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的最后一段给出了答案的线索：“最后由上面所举事实的证明，便知日本思想的发展，是由(一)宗教的

哲学时期；到――(二)自我的哲学时期；又到――(三)社会科学时期；而最近将来的――(四)新生命哲学时期，则正在创造的进化中。如由于新黑格儿主义与青年黑格儿(原文如此，应为‘尔’。――编者注)派的运动，重新发现黑格儿哲学的生命性、艺术性(如大江清一、松原宽、岩崎勉等)，这便是好例。前途茫茫，我不敢预说什么，然而由上种种的事实，对于我前著《历史哲学》的分期原理，却已无意之中，更得了一个旁证了。”

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朱谦之强调说，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在历史事实里面寻出一种根本发展和进化的原理”，“历史哲学”的成立，即把历史事实给以哲学的研究，由“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哲学”“来解释历史全体”。为此，他介绍了孔德的《实证哲学讲义》，写道：“以为人类的一切知识，系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的阶级：(第一)神学阶级(Theological Stage)，这时期做一切理论的基础的，就是‘神’。一切现象都可以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解释他。(第二)形而上学阶级(Metaphysical Stage)，这时期以抽象的概念，就是潜伏人们内心的思想来解决一切。(第三)实证或科学的阶级(Positive or Scientific Stage)，这时期专以观察为主，汇集事实上所得的法则而整理之，排列之，籍(原文如此，实应为‘藉’(借)。――编者注)以说明一切，所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

据此，朱谦之将历史哲学本身的发展分为宗教的历史时期、自我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或科学的历史时期和综合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论述西洋、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时都运用了这种分期说。比如，在论述西洋近代哲学的生命派时，他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文艺复兴)”、“自我哲学时期(启明运动)”、“社会的科学的时期(19世纪)”和“现代的生命哲学时期”四个时期；在论述印度哲学的历史进化时，他同样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婆陀罗衍)”、“自我哲学时期(乔陀婆陀)”、“社会哲学时期(甘地)”和“生命哲学时期(泰戈尔)”；在论述中国近世以来的哲学时，他也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宋代)”、“自我哲学时期(明代)”和“社会政治哲学时期(清代)”。

从《日本思想的三时期》对日本思想发展历程的归纳总结可见，这时朱谦之的日本思想研究，本着他一贯的历史哲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其日本思想研究与《历史哲学》的分期原理的关系，与其说是“无意之中，更得了一个旁证”，不如说是有意地对其分期原理作了一个补注。

(二)朱谦之对日本思想发展状况的理解，显示了既定的历史哲学原理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朱谦之的研究侧重于日本近世以来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近现代思想状况，对日本古代思想的论述比较简略。(2)关于儒佛等来自中国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朱谦之一方面承认其影响非常大，但是更多强调“儒家思想和日本的国民性，有些不尽吻合”，以至于主张“儒家思想终究和日本思想不能相容。我们现在一谈到日本哲学，好似就只儒佛的思想盛行，这完全由于我们自尊的心理，结果把日本思想的真相淹没，对于研究的对象，反为把捉不着了。实在说来，在德川时代所谓儒教，虽代替了佛教的地位。但到日本古学复兴，便儒教也渐渐自告衰微；当时的国体论和神道论，都是始而主张神儒合一，后便变成纯粹神道的思想了”。注重日本思想的固有特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这里，朱谦之对日本儒学自身的特色显然注意不够，这也与他的理论前提，即将所谓“日本思想的第一时期”规定为“神学思想的时期”这种限制有关。

(三)朱谦之关注的重点在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思想界，对近现代日本思想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

这不仅表现在朱谦之对近现代日本思想史上各种派别的思想实质及其论争的充分了解，而且在于他并不是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简单地进行直线式理解，而是看到了不同阶段里存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因素。比如，“科学阶段中虽有唯物史观与社会史观两派，但均不彻底，尤其是神学阶段的封建思想与形而上学阶段的军国主义思想，至今尚为有力的反动阶级之势力，如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旧式之军事征掠手段，强占东省，便是好例”。此外，他还针对“形而上学派”中的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西晋一郎、纪平正美等代表人物，从其各自的特点出发，探讨了其思想中东西方思想因素的融合及其浓厚的东洋色彩。即便在日本思想的第一时期中，朱谦之也注意到了儒佛的更替以及神儒的关系，只是没有充分展开。

(四)朱谦之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值得注意

比如对河上肇，朱谦之指出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基础理论》一书，上篇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可算日文中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最好参考书了。但是河上氏因他始终带着理想主义的倾向(利彦也这样说他)，其所谓唯物史观，究竟是否和马克思、燕格尔(即恩格斯――引者注)的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很是问题”。还有，其辩证法“是否真是唯物辩证法”也大可怀疑。由此，朱谦之提醒人们注意，“在我国思想界所认为日本数一数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也是不可靠极了”。他希望将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的诞生。他希望以“从生物学出发”、“从心理学出发”，即他在《历史哲学》中所强调的“生机主义的方法”来打破思想界“死沉沉的霉气”，“给过渡的政治革命论者以一个理论的基础”。

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朱谦之在《历史哲学》中虽然认为它“是算不了什么的”，但还是看到了其积极的方面。他说：“他这种以经济事情为中心的历史观，因他说明历史上的社会变迁、注意在社会史上一切关系依于物质的条件而变化的原因，故此学说推到极端，把理想那样东西，也看做不过物质的影子，历史家对于这句话，自然不能同意的了。不过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于他们专门在上帝之城、理想之城去发现历史的原理的，却别开生面从地球上日常生活里面去发现他(原文如此，应为“它”。――编者注)。”后来，朱谦之在其1933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大纲》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唯物史观放在了欧洲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朱谦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批判、介绍以及到后来开始接受并自觉运用的变化进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发现，他在回忆自己20世纪20年代初的思想时，曾这样提到唯物史观：“我因痛恨于独秀用列宁政府的金钱，来收买工人，做他野心革命的牺牲，所以对于唯物史观的革命论者，非常失望!而欲从根本上去求改造人心了!”后来，在《世界观的转变》中，他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哲学》根本是从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前提出发，所以太信赖了人类的良心，而忘记了有许多剥削阶级存在，因为立场错了，世界观也错了，甚至所用以实现未来社会的方法也流于空话”，并表示“我深刻地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无比，同时更应该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这一次思想

改造运动，感谢全体群众所给我的过去所未曾有的思想教育。共产党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我”。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自觉地批判和否定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目的在于“让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我为鉴戒，以后不再走资产阶级世界观下个人英雄主义的路”。同时，他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并想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一定的具体实际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朱谦之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曾经抱有的力图从学理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唯物史观的热情，这时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而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注意收集唯物史观的著作，在后来也只不过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朱谦之后来回忆说：“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现藏即有中苏英日四种版本，而山川均、大森义太郎的日译本，尚是我在1929年7月9日在东京岩松堂夜间购得，时距该书发行日尚差一日，是值得纪念的。”此外，朱谦之的自叙诗中有日：“中年落拓到东瀛，无福日光富士行。埋首篷窗逃白眼，侧身岛国隐书城。何曾丝竹耽歌舞，而向马恩借甲兵。终是风尘身仆仆，不教狂客显声名。”其心绪可见一斑。

二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界的共识，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①。其开创之功或研究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先河；(2)系统地梳理了日本的哲学史、儒学史；(3)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特别注重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4)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朱谦之也有一个从小心翼翼地试用到充满自信地娴熟掌握的过程。这也是当时的时势使然。

在其第一本日本思想史专题著作《日本的朱子学》中，朱谦之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还不是那么坚定，称“在观点方面，日本哲学界至今尚少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并申明“本书是我研究东方哲学史之一初步尝试，在观点方法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随时加以指正”。但是到1962年7月为《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撰写前言时，朱谦之对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似乎已经很有信心，也非常娴熟了。他写道：“日本哲学史即日本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以前日本哲学的基本情况，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斗争，在德川时代已经十分明显。”“研究日本哲学史，主要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并批判过去所有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也不能忘却，在唯心主义哲学里面，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其合理的内核一样，阳明学左派的辩证法，也有其合理的内核。现代日本哲学的主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而追溯其思想背景，则不可不先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及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准备时期哲学的诸流派。”

实际上，将这里的“日本”替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那个时代都很适用。朱谦之进而将哲学学派斗争与社会阶级矛盾联系起来，说：“日本哲学的学派斗争，是和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与变动有关；以阶级矛盾作为各学派思想斗争的背景来看，就更容易明白中国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对日本哲学所起的各种特殊作用”。可见，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公式化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朱谦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时地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比如，他在评价徂徕的“独特的所谓‘唯物论”’时说：“徂徕所谓物，当然不是我们之所谓物质，但也具有某一种客观存在之意义。”“徂徕的唯物是把自己束缚于先王之礼之物之下，一口气也不许出，结果便是极端的自卑感，极端的奴性教育，和他的《学则》的自由主义风格恰相矛盾”，并感叹“以一个绝顶豪迈的人，抑何其谦卑自守至此!”有论者由此读出：“朱谦之倾注了个人情感在里面，对自由主义学风的推崇也表明他的五四学风是一以贯之的。”

(二)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

朱谦之的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以至比较文化学的延伸。

朱谦之认为，从文化的类型上说，印度文化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为哲学文化，西洋文化为科学文化；从文化的结构上说，西洋文化也有宗教和哲学，而从文化的接触上说，西洋文化史上的“哲学时代”是受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的。为此，他先后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和美洲的影响进行研究，出版了著名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之影响》(1940年)和《扶桑国考证》(1941年)。在其比较文化学的视野中，朱谦之认为“日本文化的发生，实始于中华民族移住该土之后”，“日本文化原为中国文化的产物，为中国文化所传播”。

新中国成立之后，朱谦之首先从朱子学人手，对日本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哲学对于日本的影响，亦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特别主要的任务之一。然而不幸即此种研究工作，在中国今日尚属创举”。因此，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注重叙述朱子学在日本之传播与发展”，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的研究，也是想“借以明了中国哲学对于日本近世哲学的影响”。

朱谦之能够开创中日思想交流与比较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源于他的文化哲学和比较文化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是对其既有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另一方面，或许也正是因为固有理论的影响，使他容易过于看重中国哲学，特别是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

比如，他在论述“建武中兴”与宋学的关系时就指出：“所谓‘建武中兴’(‘建武’为后醍醐天皇年号，建武元年即1334年)，从思想的基础上说，是得力于研究宋学。因宋朱子生于偏安之时，无一日不思复兴，其史论往往为此而发，后醍醐为武门陪臣所迫，王室衰微，情况与此相似，故因研究宋学，而激发忠义磅礴之气，确立了建武中兴的功业。”这种说法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推测，也许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是后来的实证研究表明建武中兴运动由宋学的理念所致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朱谦之在这里一方面主张“后醍醐虽在宫中树起宋学的新学帜，成就了后来复位时的建武中兴”，一方面也还是顾及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当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理论基础的儒学，依然是没有它的独立地位的”，表现出一个历史学者的谨慎态度。而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做了过当的发挥，甚至提出日本史上的‘建武中兴’，是以宋学作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从而判定在14世纪，即德川幕府之前两个世纪，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把宋学作为一种理想的统治思想了。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理论先行的负面影响吧。

(三)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朱谦之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如果说，朱谦之在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和他自己的文

化比较学的理论是一种外在的临时习得的或固有的由来已久的理论，在给他的研究带来开拓性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局限的话，朱谦之那种尊重原始资料、强调“无征不信”的历史主义的实证方法，则是最终使他的研究著作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的法宝。

实际上，提倡史观与史料并重，是朱谦之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倡导的“现代史学”的重要思想。他说：“从前只知注重史料的确实性。以为只要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事了；现在却将这些史料用来解释那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活。……我们看重后者方法，因其能为人类历史建立下进化的根本法则；我们亦看重前者，因其能为历史进化法则建立下史料之确实的基础。”到50年代，他在讲授史料学时还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把握材料，愈能全面把握关于研究部门的所有材料，研究的成绩，便愈成功”，同时还批判了傅斯年等“不注意史料学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朱谦之在研究日本哲学思想时正是注重选录大量的相关原始史料，使研究者得以直接与原始史料接触。这为他的研究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结语

笔者曾经提出过“我们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接着朱谦之讲”这一观点。通过上述对朱谦之的研究著作和方法进行的分析和总结，所谓的“接着讲”，不外乎有以下几层含义。

1.坚持资料“搜集狂”精神，这当然是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就个人而言或许容易做到，但是要将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翻译出版而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半个世纪之前以朱谦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的《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的“古代之部”和“德川时代之部”，就亟待有人能够接下来进行校订、增补和扩展。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历史特色；素质教育；融合；修养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202-02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这门在中考和高考中所占比重不大的学科往往受到忽视，在中学教育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今中国提倡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重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学生课堂教学之外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汉中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将汉中市的历史背景、历史知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景点与普通中学的日常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人文气质、整体素质，又能够增强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对于学校而言，既能推动学校整体的素质教育建设步伐，又能主动传承和保护地方历史文化，提升所在城市的历史影响力和知名度。最终能够实现应试成绩、素质教育、特长发展、学校建设、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的“共赢”。

一、布置校园环境

“对于一个学校而言，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和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1]在学校校园文化的布置过程中，应当由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活动中共同创造形成与当地历史特色相结合的历史文化氛围。在中学校园环境布置设计中，可以运用中学生喜闻乐见的历史图片来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在校园里合适的地方张贴地方历史人物画像，譬如在教室墙上、楼道、校园宣传板报中张贴历史人物画像，并附上历史人物简介。如被称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八年北伐曹魏，“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这些人物都与汉中市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可以在课间通过对历史画像的浏览增加对相关历史的了解，从而学到历史知识。又如各个校园在翻修和新建过程中都喜欢篆刻著名人物的书法，这时就可以主动选择与所在城市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字迹遗存。汉中市褒河栈道悬崖石壁上所篆刻的历代名家书法众多，被外界称之为“褒斜道石刻”，其中三国时期曹操所书“衮雪”二字广为流传，汉中市各个中学在布置校园环境时将名家所书进行拓刻，既能够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又能够提升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书法审美，获得一举三得的效果。

在传媒和资讯极为发达的当代，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如汉中市的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历史遗迹留存众多。如古汉台、拜将坛、张良庙、张骞墓、蔡伦墓等著名历史遗迹就可以通过拍摄、录像等制作成历史遗迹微电影，在校园、食堂、操场这些地方通过多媒体放映来宣传历史遗迹，增添校园历史遗迹文化气息，从而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中学校园的课间活动期间，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播放地方历史名人名言来培养学生对所在城市历史背景知识的了解，通过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学习而增加对所在城市的热爱。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校园历史文化节诗歌朗诵比赛等方式来培养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进一步学习、了解地方历史知识。例如：文化名人余秋雨在汉中游览了两天后发出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又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一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自己的老家，每次来汉中当作回一次家！”当学生们听到这些名人名言，就可以知道家乡深远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独特优越的历史地位，引导学生们热爱历史、热爱家乡，使学生在课余时间继续学习、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为继承、发扬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外拓展训练

笔者在带队实习的过程中发现，中学生的历史基础普遍相对较差，只注重课本知识的狭隘学习，不会结合当地历史特色文化去主动学习历史知识，学生完成的作业都是一些较“死板”的课本内容。在当代中学的历史教学中“要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其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把被动接受‘要我学’转化为主动的‘我要学’，实施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方式”[2]。学校可以提倡网络化历史知识学习，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通过让学生上网查找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历史图片记录和历史纪录片等方法来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而不是一味地主张应试教育。如三国时期割据汉中的张鲁政权曾在汉中建立了中国道教的早期派别之一“五斗米道”，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将“五斗米道”相关知识的了解作为课外作业布置给学生，不但能够加强学生对三国时代汉中历史知识的了解，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对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的认识，能够激发学生“我要学”的思想和潜力。

此外，当代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旅游热潮，这激起了家长利用假期时间带孩子出外旅游的热情。总体来看，大多数家长喜欢把孩子带到风景区或者游乐场所进行娱乐消遣。但是在社会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到历史文化遗迹景点进行游历，尤其是距离较近的本地历史文化景点。教师可以要求家长在五一、十一、寒暑假期间带领孩子参观如汉中市的拜将坛、古汉台、武侯祠、张骞墓等本地著名的历史景点。类似这样的假期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课余生活，也增加了孩子对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此外，家长还可以督促孩子通过旅游日记、观后感、作文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掌握，鼓励孩子撰写图文并茂的历史游记，在提高孩子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与效率的同时增强动手写作的文字功底，促进孩子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共同发展。

三、组织相关比赛活动

“课外活动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亦是通过实践发挥学生才能和个性的重要平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都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3]在带队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学时常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一系列的以爱国、拼搏、道德等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但是以当地历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寥寥无几。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与当地历史文化相关的演讲赛。如汉中市的学校就可以以“汉文化”为主题举行演讲赛，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位同学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从演讲活动中调动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师生通过互相交流和讨论，从中促进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与掌握，增强学生身处本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4]，借此来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与人文素养，从而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升。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中学教育的方式要从通过灌输‘现成的结论’转变为通过引导提高分辨能力的培养上来”[5]，而针对特定问题的辩论能够积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分析问题。在中学校园的课外活动中，学校都会定期举行辩论赛活动。笔者通过对辩论赛活动主题的分析发现大多都是以社会现象为主，如以老人跌倒了扶还是不扶、开卷是否有益、上网的利与弊等为主题的辩论赛活动。但是很少有取材于历史文化的辩论赛。因此笔者建议学校应该多开展以当地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辩论赛，包括地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优劣等，如魏延建议出子午谷取长安是否可行、汉中石马坡虎头桥斩魏延是否是一起冤案等，在辩论中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历史的真相。

四、结语

“教育是人的活动，素质教育要求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手段。”[6]笔者发现在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等整体运转过程中，校方与家长应当最大限度地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把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与普通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提高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在参观历史遗迹、演讲赛、辩论赛等活动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从而保证在提高学生应试成绩的同时推动中学的素质教育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突出学校所在地的地方历史特色，一方面便于学生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随着中学生年龄的增长，前往外地学习和生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也是为当地历史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业的繁荣打造了一支未来的宣传队伍，既能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能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对学生、教师、家长、学校、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发刚.实施素质教育创办特色学校[J].教育教学论坛，2013（12）：21.

[2]程建友.中学历史素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J].华章，2012（34）：279.

[3]李红宾.中学素质教育实施途径初探[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5（10）：196.

[4]赵金娟.高中历史素质教育改革探究[J].学周刊，2013（1）：174.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坦率地说,即便是专业的电影理论家,除了阅读本国电影史,其在阅读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写的他国电影史时,由于不可能全面地观看到该国的电影,仅凭该国学者或多或少、或客观或主观的对有关影片的文字性的二度转述,不仅很难判断该国学者所持观点的正误,而且也很难准确地把握该国电影发展的整体状况。然而,在我们阅读四方田犬彦的《日本电影100年》时,这样的情形却并没有发生。尽管四方田先生所提到的若干影片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也没有可能全部直接看到,但随着论者简明扼要的叙述,我们却有如阅读本国电影史一样,不仅对其所涉及的那些没有目睹过的电影没有感到陌生,而且基本全方位地了解了日本电影的百年进程。个中原因固然有我们与日本在历史渊源、地理位置、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化形态与交流上的相近、密切等诸种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得之于四方田先生在电影史写作中所呈现或倡导的几个重要的电影观念。

    首先,坚持社会学批评原则,坚持对电影现象与思潮、导演与作品的美学分析。作为一种以美学规律的探寻为主导特征的文艺批评模式,社会学批评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并不陌生,但曾几何时,一方面由于该批评模式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原则有着太多的关联,同时,传统的文学史写作也较多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另一方面由于电影所兼具的艺术与商品双重属性,按照美国电影史家罗伯特·C·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的说法,其在史的建构中还存在着美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等多种视角52,因而,在中国大陆的不少主张电影与文学分离的所谓“电影本体论学者”那里,均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这样一种曾经广泛运用于各类文艺批评实践的方法。对此,我们一直不敢苟同,而四方田先生的《日本电影100年》则更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观点。论者在论述日本电影百年史时,不仅时刻注重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的角度把握日本电影流变的脉络,而且在分析具体的导演、作品时,所注重的也仍然是考察这些导演或作品是否真实地揭示了时代的状况,或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导演“作为一个能够发言的重要成员对社会产生的反响”。

    诸如,在论述日本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927—1940)”,也就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的导演与作品时,作者就相继指出,稻垣浩导演的《放浪三昧》、《国定忠治》、《浑不吝阿松的一生》等电影,“对流浪于五湖四海的边缘人给予深深的同情。出场人物尽管是江户时代的打扮,但其心理与行为完全是属于现代人的。他的电影因此被称为‘打发结的现代剧’”,“在满是豪言壮语的国策电影如洪水般到处泛滥的时候,他静静地把同情的目光投向无名百姓的生与死”;而小津安二郎在此时期所拍的《独生子》、《淑女忘了什么》等作,其共性“不是表现社会矛盾,而是以达观的态度描写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悲哀。小津作品中的日本人既不关心政治,也没有积极追随侵略政策,他们面对正在发生的危机无力抵抗,随波逐流”等等。不难看出,如果仅仅孤立的就文本的角度来谈论,所能看出的无非是这些电影所呈现出的一般性的表层主题,而作者一旦与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分析,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也就真正地显现出来。再比如,在论及战后日本怪兽片的开山祖《哥斯拉》等这类看似与社会现实较为游离或疏远的影片时,论者也从不忘联系现实指出其现实意义,“但这部电影本来的寓意在于,从环保主义立场上出发反对核试验。怪兽现身于南方海面之上,突袭东京,威胁人们生存——这一构思原型,不能不考虑到来自人们对该片九年前美军在日本本土实施地毯式轰炸的恐怖记忆,还有对那些死在南洋的日军士兵的孤魂野鬼进行安魂的动机。在这里,战争的余痕依然可见”等等。也正基于此,我们说,四方田的《日本电影100年》不仅使读者了解到日本电影的百年美学发展史,而且了解了日本社会的百年兴衰与思潮史。究其原因,就在于其所运用的社会学批评原则,不仅有助于其对日本电影百年的美学态势作出深广的揭示,而且能使其准确而深刻地译解隐藏在那些电影的影像与台词之中的“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信息”。

    其次,失败之作也是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视批评学导论》中,我们曾经提出,“宽泛地说,任何文本均有可评性,因为好、差均有‘经验’可总结出来以鉴他人。然而必须警惕的是,尽管任何评论均有存在的合理性(譬如‘活跃、繁荣影视创作’、‘增进了解、交流’),但在把握具体的影视作者与影视文本是否有资格进入影视史的言说空间的尺度上,论者应有清醒的头脑或心中要有一个清晰的准绳”,即严肃的影视批评可以将所有的影视文本作为评判的对象,但必须注意,“所评价的文本是否能进入电影史与电视史的言说空间?”“对于那些真正优秀的影视文本应尽可能地上升到影视史的高度加以认识,辨识其创新之处,在肯定中寻找不足;对于那些艺术上平庸甚至低劣的文本应毫不留情地批判,直至彻底否定。而这种批判或否定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一种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影视批评学学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8 我们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国内大多数电影史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的电影文本都先天地默认为优秀作品加以描述这一陋习而提出的,但四方田先生则认为,“就如同我们把喜马拉雅山脉的若干山峰连接起来并不能说明我们已经洞察了世界屋脊的真正面目一样,仅靠罗列高水准艺术作品,或以杂志上的十佳影片以及票房成绩为基准来选片并不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一个国家的电影。我们只有谈及穿连在名片之间的许多无名影片,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日本电影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在讨论50年代日本电影的时候,作者再次明确提出,眼中只有几部“被捧上神坛的电影是不够的。在《七武士》背后还有许多二流古装片值得一提,《雨月物语》的成功更是一个无情竞争的结果,体现了沟口健二在经过与新派情节剧长期格斗后终于到达的高峰”。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看到,作者在勾勒日本电影百年的发展状况时,不仅准确地抓住了贯穿于其中的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或对日本电影美学贡献较大的导演作为电影史构建的主要线索,而且有意识地、对应性地描述了许多或失败、或不成熟的作品作为参照,这就不仅使读者更加鲜明地认识到那些成功导演或作品的价值,而且也部分地解释了那些成功导演、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比如,在论及日本军国主义盛行时期的电影实践时,作者在肯定稻垣浩、小津安二郎等极少数具有厌战或反战意识的导演的同时,就以大量的笔墨述及了这个所谓“战时状态”下若干从世界进步眼光来看无疑属于狭隘、自私、反动的“国策电影”的创作概况。这就不仅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稻垣浩、小津安二郎等导演在本时期价值取向的可贵,而且也为我们把握许多在“战时状态”下曾经为“皇国思想”鼓吹的导演在战后的精神转向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依据。

    由此可见,我们当初所提出的电影史只接纳优秀文本的主张还是有必要作进一步修正的,即电影史写作中的“唯杰作论”并没有错误,但在探讨电影发展规律时,对相应的失败之作的扫描还是必要的,只不过在阐述时应该清晰地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说,对于电影实践中大量涌现的失败之作的批评,不仅是影视批评学学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是电影史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电影史的叙述即个人化的叙述。一般说来,任何历史写作都应以追踪历史史实、还原历史本相为旨归,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史实的过去性,任何历史写作者都不可能与其笔下的所有历史史实保持着一种同时性、亲历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而只能与其所叙述的历史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眺望历史。也正因此,有论者提出,所谓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从来都是当代史。换言之,所谓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所叙述的,很大程度上更可能是历史学家本人或根据其个人的价值观与时代的现实需要所选择的历史表象,或对进入其视野中的历史史实所作的个人化的解读与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的精神史。对此,四方田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地有所表示,但其《日本电影100年》的写作,所遵循的无疑正是这一理念。譬如,倪震先生在分析这部电影史的特色时就指出,“四方田犬彦的这本日本电影简要史略,显示出明显的个人化特点,这种特点表现为:以论带史,夹叙夹议,大胆取舍,不以线性时间发展为绝对的脉络,而以重大历史阶段和电影工业兴衰为叙述的经纬,从而凸显日本电影与日本社会之间密切的泛本文关系,以及电影工业、经济原因对电影作者、电影本文之形成的直接影响”;“四方田犬彦以一个非民族主义者自居,强调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化主张,因此,在对日本电影发展史中20年代和60年代的两个高峰的评价上,反映出某种个人偏爱和与众不同的褒贬态度。电影史的撰写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进,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除了方法论和切入角度的日益丰富之外,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的凸显也越发明显。以论带史,发他人之所未发,主次分明,突出春秋褒贬的一家之言,这样的着作读起来,常常比四平八稳,貌似全面、公正的史论有所收益。” 我们基本同意倪震先生的这一评述,但仍需补充的一点是,其实,个性化的写作严格地说应该是针对所有学术写作的要求,只不过,由于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太多的貌似四平八稳、全面公正的着述,而实质都是为稻粱谋而着书的陈词滥调,所谓个性化的写作才成为《日本电影100年》这样的时时以原创性的见识与建树与读者对话的着作的一个特点。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外交

近百年来有关从外交领域研究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外交的学术成果目前并不多，从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来看，梁启超的研究学术成果目前主要集中梁启超思想领域，集中表现为对梁启超思想、新民思想文学史学教育报刊传媒等领域，而对“一战”期间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通史性的著作中，而其评价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与革命反帝外交话语的主宰，一直以来史学界对其往往以“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做否面性评价，对其研究与评价并不符合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思维。随着近年来史学领域现代化范式的深入，对这段时期外交研究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阶段，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在中国知网文献检索中关于梁启超在不同领域的文献综述就超过十篇，分别涉及梁启超一生在政治、思想、学术、社会、文化、教育、传媒等诸方面在不同时期所取的研究成果的文献回顾与学术点评，其往往聚焦于“革命研究范式”下，革命话语主宰时对梁启超研究在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至时期研究的反思与检讨，学术成果表现多为对梁启超在诸方面的批判与否定。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研究范式”主导下对梁启超在诸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术成果表现多为对梁启超的肯定与赞扬，同时注重对大陆、港台及欧美不同研究群体对梁启超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与研究史料下的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对比与分析。

相关研究的研究论文则更注重对一些个案的研究。刘振岚在《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战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6期）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终致将参战案付诸实施。因此应承认，使宣战成为事实是梁启超的一功，而非一过的观点”。郑云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史学集刊，2005年04期）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梁启超立足与国家利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反对“二十一条”，提出参加协约国，主张“联日疏美”的对日外交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梁启超与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01期）。刘福祥，实元《梁启超与巴黎和会》（历史教学，1983年01期）。范春昕，康大寿《梁启超外交思想述论》（《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中认为“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梁启超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主要有民族主义、中日提携、均势主义、名誉孤立、开诚布公以敦睦谊等。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爱国主义特性，反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梁启超过于重视国家层面的角逐和博弈，没有充分认识人民的力量，这是其局限所在”。刘新华的《试述梁启超外交思想》（湖南师范大学，2001年）一文以梁启超外交思想为直接切入点，对梁启超在不同时期的外交认识，逐一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从外交思想的最高目标、根本原则与重要内容，指出了梁启超外交理论的框架，同时对梁启超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做了分析。

还有一些著作在讨论梁启超时也触及这一问题。袁咏红著《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2011年第一版）一书中以《日文档案》、《日本外交书》、狭间直树教授《梁启超年谱长编系年表（1898--1903）》、岛田虔次翻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为史料，系统详细地论述了在清末民初历史环境下，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的变化。同时以“二辰丸事件”、梁启超访台和揭露“二十一条”日本侵华野心为线索，概括了梁启超戊戌--辛亥时期至“一战”时期，由“联日为主”向“防日为主”外交思想的转变过程。张朋园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2月第一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几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梁启超在晚清至民国一系列重大事迹，并全面分析了梁启超与民国关系，尤其是北洋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分析了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其次，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一般在外交史、政治史和制度史中也有记载。但这些记载一般都是按照外交与政治编年史的记述方式，对重大事件与主要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进行书写，并对其历史意义总体性的评价。而单独对某一历史人物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细致的考察与评价的不多，所以本文选取文献及史料时只能从通史中选择这一阶段主要内政与外交进行参考与梳理。这方面的著作及主要参考资料有早期名作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钱实甫著《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端升著《民国政治制度史》、刘彦著《中国近时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1年）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卷1912-1916》（上下卷）和《中华民国史卷1916-1922》、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卷》、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绍坊著《中国外交史（1940一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一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凤志主编《中国外交史：1840一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来新夏《北洋军阀史话》、程道德主编《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

再次，与本文相关的就是港、台、日本与欧美出版的相关专著与史料。这些区域群体的著作的论述方式与史学方法往往不同与大陆学者的史学方式，其著作往往观点新颖、史料新、研究方法多样、史学价值多元趋向明确，对本课题的研究与思考，往往提供不同的视角，有助于进一步客观中肯地理解历史史实与历史价值。台湾与此阶段相关的著作代表人物有近史所研究员张启雄著有《外蒙归属交涉，1911―1916》（近史所专刊，1995年）、《收复外蒙，1917―1920》（台北，1998年）、花莲师范学院教授吴翎君著有《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于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外交档案目录汇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编），其中第二册即北京政府时期。日本与此阶段相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东京中央大学助教授服部龙二著有《远东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1918―1931》（东京：有斐阁，2001年），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の中国》（汲古书院，1995年）。欧美与此阶段相关的代表人物与作者有英国学者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一1915（London，Macmillan，1969），以FO档案为基础，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美国学者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研究北京政府军阀与派系政治的名作是Lucian Pye，warlord Polities： ebonite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1971）。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中，由日本青山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卫藤沈吉编写的第二章《19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主要从追溯晚清外交、剖析日本与一战及战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和中国革命与列强5个方面，对涵盖了中华民国外交做了详细的历史论述。徐国琦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 & ape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两部部书中都肯定了一战时期中国民国北京政府在寻求国际化，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开展修约外交中所取得重大外交成就和这时期外交在我国近代外交史所处的重要地位。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唐启华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中华民国史外交志（初稿）》（新店：国史馆，2002）《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几部书都考证与研究了“一战”时期，当时北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所取的成就与对我国外交作出的贡献，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客观地认识民国时期这段被“革命外交”思维所“遮蔽的北洋外交”史实。日本学者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该书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档案为史料依据，按照“近代”与“文明国化”为维度分四个章节，详细考察与研究了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转型与建构历史特征。

最后对北洋外交全面论述，在学界普遍引用重视就是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史学专刊，2006年8月第一版）一书以2004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北洋时期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为来源，收录了来自大陆、台湾、日本和美国学者对北洋时期外交最新思考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展现了目前北洋外交研究的新局面与新趋势。主要中外学者论文有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川岛真《再论华盛顿会议体制》、冈本隆司《北洋时期的海关与关税特别会议――英国的外交看法》、李兆祥《中华民国早期新变化：以外交立法为中心》、石源华《略论袁世凯与北京政府外交》、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陈立文《从联俄看孙中山的外交观》与虞亚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概述》，其分别涉及北洋政府外交的方方面面，既有深度的考证与严密的学术回顾，又有外交制度的考察与个案分析。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主导下的历史研究范式对其个人历史的裁减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价值与话语体系，对历史认识与评价的重大影响，体现了历史发展内部复杂矛盾的不可抗拒性在历史个人主体上的强烈影响。梁启超作为近代上杰出历史人物之一，在其外交思想与个案研究中显得更为清晰与客观，但同时随着历史自身研究的深入与拨乱辨伪，追求唯物主义史观与实事求是的历史原则的回归与还原，不同时期，不管是革命范式的定性评价还是现代化范式的解冻性复原，都为客观辩证地研究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北洋外交创造了历史条件，其认识成果可以说是梁启超个案研究的一体两翼，存在固有取舍与益彰。这正好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有的时代性张力与活力，为我们开拓与保留了丰富饱满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空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