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政策论文范文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1明确办刊宗旨、稳固读者群
突出办刊特色，创建名牌期刊首先，期刊的采编人员要对稿件进行甄别和选择，从源头上保证科技信息的准确、有效。借助专家库这一优势资源，先期优化选择，缩小农民的选择范围。根据办刊宗旨、农业产业调整和重点领域的变化，调整报道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阶段性的办刊目标。根据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政策的倾斜与调整来策划选题，从而增强刊发文章的指导性、时效性和多样性，及时、准确地报道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其次，农业期刊要确定刊物的类别，是学术还是科普期刊。学术期刊要增强自身的推广作用，与科普类期刊实现有针对性的链接，把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果第一时间介绍给农民，配合科技工作者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再次，期刊要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期刊需求。要建立自己的读者群，积极接受读者反馈的建议，使读者成为期刊的共建者，不断整合编者、作者与读者的智慧，增强期刊的凝聚力和办刊水平。此外，期刊还要开辟专栏，创建名牌期刊。名刊名栏是期刊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吸引学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一线农艺师为期刊撰写文章，形成稳定、有序的作者群；另一方面，设置专栏有助于不同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使期刊的内容更加丰富、信息编排更为紧密集中，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去订阅期刊，真正实现期刊作为信息媒介服务“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
2加强与农林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
缩短发稿时间，及时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以农业期刊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各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减少重复性的研究，同时，缩短发文时间，这就要求期刊要拓展稿源，建立稳定的作者群，从优质的作品中选编刊发。编辑也要树立时间意识，加大编审力度，把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一时间出去，实现农业科技服务农民的目的。
培养高效的复合型人才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网络刊物，手机阅读已经成为未来期刊发展的方向，农业期刊也不例外。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资源库已经收录了各类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各高校优秀的硕博士论文，极大地满足了农业科技者浏览、学习、交流的需求。随着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建立“农业数字期刊群”实现农业期刊的免费浏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期刊要想长足发展，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除了要有稳定的作者群提供优质的稿件外，还需要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编辑人员要熟练掌握、应用多媒体等网络技术，通过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人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4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期刊的办刊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工业、服务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逐步提高农技推广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依靠政策积极有效地促进农业期刊的发展。
5建立过刊赠送制度
延伸期刊的读者群，增加传播手段期刊是连续性的出版物，期刊社每期刊印都有剩余，部分期刊积压形成过刊。可以把这些过刊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继续发挥作用。此外，农业类期刊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期刊可以合理利用这一资源，把作为作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作为读者的农民有效连接在一起，定期组织专家赴实地进行农业考察技术推广，将科技信息的供体和受体联系起来，形成良性的科技生态链，巩固期刊的科技纽带作用。
二结语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外洋财政对屯子金融配置政策的警惕
(一)列国把相助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相助经济是构造个体农人、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生长经济、加入市场竞争的有用构造情势。相助金融的加入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级和贫困阶级，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名誉社是不以盈余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下层名誉社为主，资金整理以上层名誉社为主。最下层的名誉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条理的相助银行或团结社不举行过问，中心相助银行或中心条理的相助银行则发挥“名誉社的名誉社”作用，为下层名誉社提供资金整理和融资服务，重要是解决“小”名誉社广泛面临的两大题目：一是单个名誉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巨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定；二是单个名誉社规模小，如果备付金过多，影响名誉社的盈余水平；备付金过少，容易孕育发生资金活动性不够题目。这样，下层名誉社和上一条理的名誉社就形成了有用的业务相助关连。
(二)财政配置屯子金融进而间接赔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列国政府拟订了一整套扶持屯子经济、生长屯子金融的政策和措施。由于财政的气力是有限的，列国政府拟订农业金融规则，创建屯子金融制度，对公营的屯子金融机构举行直接受理和监视，并议决他们贯彻屯子金融政策。同时，为了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许多国家都创建了比力发达的屯子金融体系，除了政府的银行，也有私人银行、屯子信贷协会和屯子名誉相助社，还有非正式金融构造。政府议决税收、补贴、担雹基金、信贷政策和利率等手段举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长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今世化。
列国政府议决对屯子金融的支持，其目的因此屯子金融为渠道，把财政的赔偿输导给屯子经济。通常接纳的要领有税收优惠、利差补贴、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资金、提供保证等等。比喻，财政贴息后，银行实验低利率的政策，目的是低落农业生长的融资资本。那些坚持相助金融构造基本特点和性子的国家仍然维持了对相助金融构造的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增长对农业的投入，列国政府还对那些向农人提供优惠贷款服务的银行直接赐与财政资助和补贴，并随着贷款的增长，补贴的数目也随之增长。
1．美国名誉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人为
美国只有3％的农业生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是与其高度发达的屯子金融制度分不开的。美国拥有壮大的粮食综合生产本事，也是政府对农业掩护度极强的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在美国事一个恒久存在的客观现实题目，为了掩护国内的粮食生产本事和粮农优点，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粮食压库和销路不畅时，就构造农人休耕和粮食出口，由政府出资补贴农人的丧失；另一方面议决健全的金融制度对农业举行间接补贴。
美国的名誉社是发放小我私家贷款，向社员特别是统一个公司的雇员提供消耗信贷的非盈余性构造。从20世纪70年月末期开始，规则放宽，容许名誉社提供类似商业银行、储备银行和储备贷款协会一样的金融服务。联邦注册的名誉社能够发放名誉卡和住房抵押信贷。许多名誉社也提供生息的结算账户(ShareDraftAccount)。名誉社免去联邦和州的税收，能够高于市场利率吸取存款，并低于市场利率发放贷款。1984年对名誉社会员资格的管理放松了，容许吸纳新的会员，并议决缴纳股金增长名誉社的营运资金。现在美国拥有名誉社11000多个，有社员7600多万人，约占美国生齿的1／3。志愿入社的人只要填一份表格，交5美元股金，即可成为名誉社的社员，享有存贷款、赢利分红和推选的权利。
美国相助金融的焦点是把非盈余性作为其生长的基本宗旨，其重要目的为议决教授金融知识，资助无力得到商业银行的正规金融服务的工薪阶级和低收入家庭作育良好的金融意识和理财本事，前进生存水平，促进社区相助和经济生长。美国的第一乡信用社是1909年建立的圣玛丽教区住民名誉社。由于当时正规的商业银行既不乐意继承小额存款，又不乐意发放小额贷款，这些“小存款人和小乞贷人”就自觉地团结起来，以相助相助精神为宗旨，吸纳社员的存款，服务工具重要是工薪阶级和低收入家庭，为这部分特别群体提供小额消耗性贷款。美国名誉社对社员有一个基本要求——配合团结要求，划命名誉社必须创建在某种配合团结关连的基础上，比喻，同属一个东家，同属一个构造，同属一个社区。美国名誉社的注意力重要会集在为社员提供种种便捷自制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其他商业银行所不愿或无法提供的，目的是相助相助，改进社员生存，促进社区生长。关于是否生存名誉社特点的题目，在美国有很大争议。1998年4月美国众议院以411比8票议决HRll51法案，容许名誉社吸收新会员，维护名誉社的相子和会员扩展筹划。
美国名誉社经过多年的生长，已创建起一套较完备的规则体系。最重要的执法是1934年议决的《联邦名誉社法案》，执法划定了联邦名誉社管理局的职能与作用、名誉社股份保险以及中心活动性部署等具体内容，名誉社管理局1998年修订的《准则与规章》对名誉社的具体运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定。1937年美国国会决命名誉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人为，并在《联邦名誉社法案》中作了明确划定。其后当此项政策受到银行业的广泛阻挡时，国会多次检察名誉社的免税资格，以“名誉社是一个非盈余性的相助相助构造，其收入均用于资助社员前进生存水温和促进社区的和谐与生长，因此它的收入不组成利润”为由，也就可以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美国名誉社的资金源头重要为其社员的储备性股份，作为一种恒久欠债，全部者职权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不包括储备性股份。社员存放在名誉社的资金在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所以社员来自股份的收益也就称为“盈余”，而不是“利息”，从而得以免征小我私家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名誉社迅速成为最受接待的金融机构，而社员规模的不停巨大又进一步增强了名誉社的政治影响力，使名誉社在与商业银行关于税收人为的恒久斗争中，能制止储备与贷款协会及储备银行的结局，而始终连结着它的税收优惠。2．法国议决贴息贷款配置农业
法国对切合政府政策要求及国家生长计划的贷款子目，都实验低息优惠政策。向农业谋划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勉励农业谋划者积极向农业投资，而优惠贷款利息与金融市场利率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农业信贷相助银行是法国惟逐一家享受政府贴息的银行。贴息资金，不停固定由农业部从政府拨给的农业年度预算中统一支付给农业信贷相助银行。贴息贷款在肯定水平上减轻了乞贷者的利息包袱，很受农业谋划者的接待。另外，也增强了农业信贷相助银行的竞争本事，扩大了信贷业务，前进了收益。贴息贷款，在期限上只限于中、恒久贷款，在放款用途上，重要用于生产开支和生产配置投资，在行业上重要是对种种农业相助构造、屯子市镇小手工业等放款及住房放款。贴息放款的用途、期限和数目均由农业部按信贷原则确定，具体放款措施则由银行凭据农业部拟订的基源头根基则和该行放款章程确定。每年的放款指标由总行逐级分配给省行及下层行，至于贷给谁、贷几多、贷款期限是非、贴息期限是非、贴息幅度巨细，则由包揽行自主确定。贴息贷款并非整个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而只是在肯定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好比，购置地皮的贴息放款，对年轻农人的贷款期限最长为25年，享受贴息期限10年，对一样平常庄家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7年；对扩大谋划的农场主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只有5年。
二、创建以农信为载体、扶持三农的通道
“金融体制缺乏屈从的题目，不行能只由金融机谈判金融政策的改进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革新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革新配套举行。在革新金融制度时如差异时接纳准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革新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爱得华·S．肖)扭曲的财政政策将淘汰社会的金融资产，制造金融业内不屈等的竞争情况。创建财政政策赔偿金融、金融配置屯子经济的渠道，即是国家把配置农业经济生长的补贴和掩护政策，更多地议决对屯子金融的配置和补贴，改进金融业的融资情况，增强屯子金融抵抗危害的本事和名誉创造功效，发挥对经济的亲和力和推动力，以及对经济资源的构造和调治本事，并把对金融的补贴，以低落利率、改进贷款条件、增长信贷额度、扩大贷款领域等要领，输导给需要配置的屯子经济部分，到达反哺屯子经济的目的。这是一种直接补贴金融，间接补贴农业的要领。
(一)赔偿金融优化财政补农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赐与金融机构的赔偿，同样的财政资金，屈从是差异的。财政赔偿银行，银行支持经济的要领，其目的是财政能够使用较少的补贴支付推动数倍的农业贷款的投入。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种是财政直接投资与间接赔偿的屈从比力。比喻，有5个农业项目，需要投资的资金总额都是100万元，共需500万元。由于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前期的现金流量不够以送还贷款利息(但项目完成后可收回本金)，商业银行因现金流量不够“不宁愿宁愿”贷款。倘使财政资金只有100万元，由财政单独用于直接投资，只能投资其中一个项目。如今财政用100万元分别对5个农业项目举行贴息，则商业银行看到收回利息和本金有了保障，乐意给这5个农业项目分别贷款100万元，那么5个项目共500万元的筹资完成了。
另一种是对金融机构补贴的效果。假设某县有10家屯子名誉社，其中5家亏损，缘故原由是存款都只有800万元，均达不到盈亏点最低存款1000万元的限额。在无人增补亏损的情况下，只有把5家屯子名誉社全部取消，以低落金融危害，则该县屯子名誉社可能淘汰存款4000万元。如今议决减免屯子名誉社税收措施，使屯子名誉社谋划资本降落，盈亏点降到了存款800万元的水平，这5家屯子名誉社能够盈亏持平了，可以继续业务。那么该县就有了这4000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经济生长。
以上举例省略了其他因素的滋扰，但可以说明利息补贴有利于增长金融机构的信贷意愿、改进贷款条件，从而增长信贷资金提供；减免税收，有利于低落银行业务用度、配置偏远和落伍地域金融机构的生长，也能够起到增长信贷资金提供的效果。
(二)财政多渠道支持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配置
笔者以为现在重要可以接纳以下财政对金融的赔偿渠道，以规复和前进金融机构的名誉创造功效，并增强对屯子经济的贷款意愿。
1．适当的税收补贴
1996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强城乡名誉社财政管理几多题目的看护》中把城乡名誉社看成城镇团体企业来看待，征收所得税、业务税和其他种种税赋的划定对屯子名誉社是不公平的，是传统筹划经济体制下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不分的继续，是把相助制等同于团体制错误观念的继续。应该警惕外洋生长相助金融的乐成经验，对相助金融必须明确其为公益法人，非纳税团体，免征税赋。可行的要领有：(1)赐与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屯子名誉相助社捐躯的利润和负担的危害举行公正赔偿；(2)凭据屯子名誉社是一个“不以盈余为目的”的相助金融构造的特点，加之其服务的工具与部分自己需要政策补贴，名誉社应当免去业务税，减免或低落所得税税率，或返还所得税；(3)屯子名誉社存款作为社员存款，视同股金，免缴利息税，淘汰农人的税收包袱，增强名誉社的竞争力。
2．公正的收入赔偿
现在农业投入机制的致命缺点之一是缺乏投入赔偿机制，通常是投入高、产出低，这与农业的高危害、低收益的产业特性亲昵相干。我国农业生产力水温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水平都较低，农业的自我积累功效低下，积累效益差，造成投入的资金不能较快地形成投资收益，投资主体投入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由于投入赔偿机制缺乏，只管有政策束缚，也容易造成资金对农业的假投入，虽然统计在农贷科目中，现实上投入到其他方面。因此，创建公正的优点赔偿机制和制度，维护屯子资金的完备性，变更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保证农业投资的一连性、有用性，低落投资的危害，使有些项目投资的回报率能够基本到达全社会均匀利润率水平，吸引商业银行直接投资。(1)创建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比喻，创建农业贷款保证基金、中小企业贷款保证基金；(2)创建向农业倾斜的信贷勉励机制，重要是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生长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分赐与须要的夸奖，从优点上勉励金融部分增长农业信贷投入的有用提供；(3)创建贷款子目的配套机制，中心和地方财政部署一些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农业项目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低落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项目危害；(4)对屯子名誉社历年垫付的保值补贴利息支付赐与赔偿；(5)对一些显着带有政策性扶贫功效的贷款，要界定公正的政策性亏损空间，其政策性亏损由财政拨补。对老小边穷地域的屯子名誉社，农人确实需要，又达不到规模效益的谋划亏损，可由地方财政增补；(6)财政补贴除了补贴金融机构外，还要继续运用财政补贴杠杆对农产品市场举行调控和管理，对边远地域、山区等实验特定的补贴政策，改进屯子名誉相助社的谋划情况。3．贷款利息补贴和免缴存款利息税
存贷款利率是金融资产的相对价钱，政府议决过问利率的结构，把它作为征税和作为补贴的一种途径。如存款利率的补贴，在金融机构储备短缺的情况下，对储备补贴有利于增长储备总量，“使储备可以从现金窖藏中提取出来”(爱得华·S·肖)；存款利息税的免税；对贷款利率的补贴等等。这样，利率由金融手段变化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
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利率部署比法定利率低一些；屯子名誉社可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解的项目，低落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以低落融资资本，到达增长农人收入、为农人减负的目的。赐与名誉社财政政策优惠的目的，不是前进名誉社的利润率，而是议决低落融资用度，从而低落贷款利率水平，反哺屯子经济，发挥政策的杠杆效应。
存款利息税是使用利率要害征税的一种情势。我国征收存款利息税，在屯子刺激消耗的正效应不够显着，反而带来克制屯子经济的负效应。由于农人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即是存款和现金，其他方面的投资农人得不到，征收利息税不会孕育发生投资的转移，即是增长了财政预算收入，淘汰了农人的现金收入，同时抵消了贷款利率补贴的作用。免缴利息税可减轻农人的包袱，同时也可以作为配置屯子名誉社的措施。巩义、新密屯子名誉社化解危害历程中接纳了利息税由本地政府代缴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剥离屯子名誉社不良资产
下刻意解决屯子名誉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确当前名誉社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题目，赔偿其为屯子经济生长支付的价钱。鉴于财政有困难，可首先解决有支付危害的名誉社。第一步，屯子名誉社在账务方面把与农行分居前(含展期)形成的不良资产举行剥离。第二步，由省一级政府建马上方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屯子名誉社剥离的不良资产。其中，财政部分收购资金的源头：一是把从金融机构取得的税收，返还给屯子名誉社，作为收购资金的一部分；二是从财政支付中切出一块专项资金；三是经中心政府答应刊行地方财政债券；四是直接向中心财政乞贷。第三步，把不良资产的整理责任按属地分别落实给各级政府，整理收回的现金作为本地农业贷款的保证基金。
5．创建信贷保证基金
地方政府牵头，在县(市)和乡(镇)一级，由地方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信贷保证基金，另外可在本地企业中召募，作为以工补农的渠道。盈余的名誉社可把部分红使用于认购保证基金。保证难题目也是农人贷款难的重要题目之一。议决贷款保证基金，解决农人贷款条件不够的题目。
议决金融渠道，把对金融的赔偿变化为以间接赔偿要领为主的对农业的赔偿，由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被动依赖，变化为市场主体能够苏醒地坚定和把握市场规律，自主做出谋划决策，自动举行投资选择，这是顺应加入世贸构造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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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贵乐．相助金融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书社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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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政策
Abstract: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policyhasbecometheimportantmeasureofalleviatingruralissuesconcerning“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s”.However，urban-ruralincomegap，consumptiongap，thegapbetweenpropertyandthegapbetweenpublicserviceareveryprominent.Thereasonsincludemarketandsystemtwoaspects.
Keywords:ruralissuesconcerning“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s”；the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policy
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与财产比较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每年均超过6%，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且绝对差距数越来越大，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大且高位运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现状也没有根本转变。依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城镇居民生活几乎一个等级，而且这种差距仍看不出有缩小的趋势。目前，对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情况尚无准确统计，但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财产差距扩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收入的差距问题。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1亿多农户急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6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上述几个方面的差距状态集中到一点，便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的差距仍然很大，处在高位徘徊状态。
二、原因分析:财政支农角度的透视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1.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2.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3.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从绝对数上讲提高很快，但支农资金的比重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左右，占农业GDP的10%左右。因此，在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地方各级财政增加支农投入的机制。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地方财政应有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所以，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责任，共同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形成以中央为主体、地方为重要补充的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2.优化支农惠农结构。当前，有限的支农惠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其原因，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有关，使资金的投向结构不尽合理。首先，“直补”资金比例偏低，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其次，支农资金分配上应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如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投入规模。应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不盲目照搬，不大拆大建。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农村道路、农村能源(沼气)和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进一步规范支农资金监督机制，加强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健全现有财政支农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理财。二是要加强支农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开展经常性自查、重点检查等活动，及时发现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认真加以整改。三是要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对核实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同时，要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随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强化，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变目前大多数县从事财政支农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局面，加强基层农财队伍建设，适当充实力量。同时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政策能力和工作水平，使财政支农管理工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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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慧.时刻把农民收在心上十六大以来支农惠农政策扫描[N].光明日报.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一号文件”;机会模型;政策变迁
一、理论综述
政策变迁是指对现行政策所从事的变革活动。政策变迁意味着,不论是受到外在条件或是内在因素的影响,很少有政策一直维持着当初被采纳时的形式,他们是持续不断地在演化之中。公共政策主体需要检视自身政策制定的能力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中认识其变化的本质内涵,不断为维护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和解决公共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为维护最广泛的人类福祉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一批政策科学家试图整合早期研究途径或者借鉴、改造各种新理论,构建了多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模型或框架。
金登于1995年提出的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指出政策的发展过程由三股脉流交织而成: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独立发展的,在汇合时,政策企业家会将其偏爱的方案或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地位,并将问题、方案、政治等三个要素做一最有利的组合,此组合的时机,既是政策的机会窗,也是政策得以变迁之时。
琼斯和鲍姆格特勒1993年提出的间断平衡模型认为:政策变迁的模式不单纯是会受稳定和渐进的逻辑所驱动,有时也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变迁。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迅速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及这些趋势偶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自我增强的效果,其中任何一种情势出现或同时出现时,都可能刺激政策制定者改变原来渐进而温和的政策调整模式,破坏政策的均衡发展,接替的是剧烈震荡且不稳定的政策时期。
二、“一号文件”的机会模型分析
(一)政策流与机会窗分析(见图1)
三流汇合机会窗根据CIPP-JS与antconc3.2.1w分析10个“一号文件”的关键词频统计,从得出的结果中客观分析他们在1982年以前与1987-2004年之间三流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机会窗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实质性的将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机会模型综合分析
针对以上对政策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主题在很多制度价值、框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农民生存发展权的认识。随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农民生活状态由原来的祖祖辈辈定居农村开始向城乡间游离生存再到定居城市变化。在此过程中,10个“一号文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农民的生存发展权,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着重关注于农民工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党中央近几年的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而目前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二元体制导致的贫富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多发,随着我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加快,已经进入了追求民生政治时代,这样政策焦点与社会问题焦点和政治焦点三流合一,出现了当下政策发展的机会窗――即对农民生存发展权认识的突破。
第二,关于投入体制认识的突破。建设完备的三农投入体制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三农工作提出的新的方针,是“多予少取”原则的落实。但目前的投入机制中,少取的成绩显著,多予的力度不够。一是对农民的补偿,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贡献很大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二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战略需求。三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建立科学的投入体制应坚持中央多予少取的原则,这一政策是针对新世纪新情况下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汇合状态下形成的机会窗而制定的,这一政策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管理思维和制度结构而不断变化,以达到真正维护农村权益的目的。
第三,关于产业结构认识的突破。10个“一号文件”中全部提到调整产业结构,但他们所提出的内容是具有时代差异性的。其中包括农业内部结构和产业间相互结构两大方面。事实上,他们是间断平衡模型最为典型的政策变迁实践。两个阶段的10个“一号文件”所反映的公共管理思维方式、支持者的运动、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一脉相承的差异平衡:农产品供需形势不同;城乡居民对产品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调整主体不同;调整内容不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政策变迁的方向,这就是机会模型的科学性所在。
第四,关于市场主体认识的突破。1982-1986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中最为坚实的一个阶段,五个“一号文件”通过三流汇合形成机会窗――市场主体突破的机会窗。最显著的形成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一是在实行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中重塑起来的农户家庭经济;另一个市场主体是乡镇企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了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并且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充实到这一主体中来,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做了坚实铺垫。2004年以来,政策主体制定相关政策决定允许土地作为资源进行流转,这一深刻的变化是发生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文件将农民由农业生产的主体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组新的平衡,是党中央在对整个社会发展认识的基础之上,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推动进程,将我国农业人口的市场主体地位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诚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一行为是对城乡二元体制的完全突破,但仔细分析可以明了在经济方面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得重大突破,也为政治模式、社会模式打破二元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关于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突破。十个“一号文件”以独特的视角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其认识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农业发展本身,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提出要“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对包括科教、机械化、农业合理布局、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建设商品基地、农用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小城镇等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这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一般所指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的局限,扩展了其内涵。在21世纪初党中央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这一概念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升华和重新认识。在现代农业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农业多种功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村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培养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创新现代农业机制体制等方面对现代农业做出了宏观规划,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新思维突破的基础上对现有农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是整个小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机会窗,诚然也是间断之后新的平衡,是对中国农业宏观认识的新的平衡突破口,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突破完全符合政策主体――农民群众的利益取向。
三、政策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制定时过多关注问题流,造成机会条件相互失衡
根据政策变迁理论中机会模型的认识,机会窗的出现是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三流合一”而出现的,而在传统的行政体制格局下,总是过多的关注问题,而至配套政策跟不上甚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机会窗中表现的比较突出,为了更快地解决好发展的问题,放活了农村经济,但是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政治体制无法保障,导致最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问题流变得更为复杂。
(二)对三农的认识仍然滞后
“三农”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个复杂的工程,但我们对其认识起初是非常狭隘的,相对滞后的。
(三)政策评估缺失
政策评估是政策变迁的基础环节,科学的政策评估是良性政策循环的保障,但由于受传统政治思维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过分关注问题流,而政策流作为政策变迁的核心却被忽视,这样整个政策系统就出现部分紊乱,只能在过去计划时代下的行政控制下政策运行,但是进入政策时代以后,我们应该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评估政策得失,关注机会窗中的政策流,使政策的变迁顺利进行。
(四)政策执行力不足
这是目前国内整个政策科学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过去,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理顺不到位的时候,给政策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这样导致部门或者地方的执行力不足,加之“三农”问题的政策的执行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力的相对薄弱的问题,使得整个“三农”问题政策焦点到位,但政策效果不足的局面出现。
四、三农政策变迁展望
通过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与间断平衡模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央在“三农”问题上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看到了在正确政策引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但在模型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有些方面尚有不足,应该把他们作为未来政策变迁的方向。
(一)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社会问题是政治系统的输入部分,要利用合理的政治系统维护未来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管理,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做出科学决策,使得政治系统的输出与输入达到能量相对平衡,并且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协会、社团组织等第三部门来为社会问题的政策系统减震。因此,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运用知识武装农民,提高整体素质,使得科学的管理理论成为主宰农村发展的航标,为建设和谐的农村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今天,中央对于“三农”的政策要回归到乡村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上来,路径选择关系到未来我国整个的发展战略。在起步阶段,“多中心主义”治道是科学的选择,中央应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坚持改革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坚持政府改革和第三部门培育相统一,坚持党对农村领导的指导性与现代民主方式相配套,形成执政党、政府,第三部门、人民自治四者统一的多中心主义乡村治理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治理结构,为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继续完善三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是“三农”问题突破的原动力,中央在少取方面成就突出,但多予尚未形成制度性的体制,因此,为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完善三农投入机制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延续,是符合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的。加大政府投入是对过去农村在二元结构中所处劣势地位的弥补,积极的财政支持和相关的配套支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保障。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制定科学的规划,使相关部门形成良性的联动机制,真正确保对“三农”的政策、资金、科技投入足额按时到位,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Hogwood.W.BrianandPeters,B.Guy.
PolicyDynamic[M].NewYork:St.Martin’s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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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umgartner,FrankR.andBryanD,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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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3.
4、萧灼基.农民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DB/OL].中国发展门户网,2007-06-29.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三农；理论体系；政策；意义；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9-0323-01
200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三农”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11年出台了11个中央一号文件，对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业综合能力，保障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就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作一探讨。
1 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初步形成的“三农”理论体系和政策框架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11年出台了11个一号文件，这既有循序渐进的历史意义，又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指导意义； 既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农业发展阶段，又遵循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既延续了我党历来重视“三农”工作的传统，又体现了新时期“三农”思想的新发展；既表现了我党对“三农”工作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又表明了“三农”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定位，11个一号文件制订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初步形成了新时期“三农”工作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框架。
1.1 “三农”理论体系
其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①明确了“三农”工作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必须把“三农”工作始终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②确定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明确了指导原则和基本思路。③作出了我国总体上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的基本判断，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④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充分体现了对新时期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科学把握，为加大对“三农”的扶持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⑤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这既是规划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对推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部署，也为推进新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⑥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后我国农业农村的基本导向。⑦明确了形成城乡经济关系一体化新格局的基本目标，这既是对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出的方向和目标[1-2]。
1.2 “三农”政策框架
其政策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①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多种形成的农业经济合作社。②耕地保护制度。在《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法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的法律法规，明确了到2020年必须守住1.22亿hm2耕地红线。③农业税费政策。从2000年开始，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农村税费改革，其内容包括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取消屠宰税、取消牧业税的“四取消”。④农业补贴政策。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符合WTO规则和我国国情的农业补贴制度，制定了惠及亿万农民的4项补贴，即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其补贴范围、补贴内容和补贴金额在逐步加大，其补贴规模也在逐年增加。⑤价格支持政策。目标在于充分发挥价格导向作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维持合理的价格水平，保护种粮农民利益。⑥产业发展政策。包含粮食生产政策、生猪生产政策、油料扶持政策、奶业政策4个方面。⑦农村劳动力政策，采取了多形式、多渠道、多种措施，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实行了城乡平等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⑧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政策。在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基础上，新增了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社会事业的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村社会事业得到长足进步[3-4]。
2 实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意义
一是农民是惠农政策的直接受益者，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全面实施，政策效果日益彰显，“十项”加强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和“四取消”“四补贴”政策的实施，其显著的特点就是直接惠农。农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真金”和“白银”。在促进农村农业生产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为农民致富、农村发展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为农民提供培训，扶持农民创业，拓展就业渠道，提高农民增收能力，扩大致富途径，使广大农民真正有了新盼头，增强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自信心，充分体现“授利于农、造福于民、方便于民”的三大功能。二是持续的强农惠农政策在增强农业抗灾减灾的基础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蓬勃发展的粮食流通渠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保证了粮食连年丰收，粮价稳中有增，为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着中国粮提供了保证，维护了国家的粮食生产安全。三是基层干群关系进一步和谐。由于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连续实施，实现了从过去的“取”向现在的“予”的根本性转变，政府和农民的距离缩短了，增强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心理满足感，基层干群关系得到改变，基层组织服务职能得到加强，使基层组织由过去“催粮纳税、催耕催种”的形象变成现在“送钱、送物、送福利”的服务者形象，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四是构建了农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壮大了集体经营实力，有力地发展了农村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五是加快和完善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加快推进了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益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促进了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六是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保持了农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
3 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建议
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10余年来，给农业发展增强了后劲，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它不仅是一项强农政策，也是一项惠民的有力措施，更是一项民心工程。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持续强化、完善这一政策，建立健全强农惠农资金的动态反馈和监督机制，做到信息公开、制度健全、措施有力、监督到位，真正做到政策宣传无死角，理解政策无差错，落实政策无折扣，是在保证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全面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3.1 加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宣传，解决信息不公开、宣传不到位的问题，保证广大农民知情权
政策宣传做到准确、快捷、全面，执行政策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惠农资金做到不截留、不挪用、不拖沓。针对农村劳动力以妇女和老人为主的现状，可采取广播、宣传车、宣传栏、明白纸等形式和手段，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3.2 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
基层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人员，应该加强法律法规、政策理论的学习和专业培训，实行岗位培训和岗位考核，努力提高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让他们全面深刻地理解领会惠民政策的严肃性，规范自作行为。
3.3 杜绝暗箱操作，严格执行程序
国家惠农政策涉及千家万户，针对惠农政策所具有的特殊性，政策执行的环境，政策服务的群体以及政策执行机构的特点，规范操作程序和手续，保证政策执行不走样。例如工程项目必须履行招投标程序，采取网上公示和政务栏公示，完善工程监督和验收制度。对覆盖全体农民的惠农补助必须真正做到张榜公布，公布公示时间和地点，逐户逐田逐项核对，核准“一折通”和身份证号码，填全联系电话，户户签字盖章，做到“五到户”即政策宣传到户、清册登记到户、张榜公布到户、核对到户、资金兑付到户；“四公开”即公开补贴范围、公开补贴面积、公开补贴标准、公开补贴金额，自觉接受全社会监督。坚持谁种地补贴给谁的原则，承包地转给他人的严格按照流转承包协议处理，对改变土地用途、抛荒地、非农业征（占）用地的耕地坚决不予补贴。
3.4 严肃纪律，加大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
完善惠农政策的相关环节，将惠农政策的相关措施上升到法律的层次，使其政策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严肃性，保证惠农政策有序、有理、有节地执行，建立能让广大农民充分知情和诉求的有效机制，赋予广大农民更多的表达权，能够最直接、最广泛的获取惠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全面信息，同时要强化组织领导，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齐抓共管，强化考核，各司其职。
4 结语
实践证明，中央的11个一号文件，搭建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大舞台，而广大农民成了真正的主角，他们在舞台中展示了自信，演出了风采，也铸就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5 参考文献
[1] 强农惠农政策需进一步完善[J].农村财务会计，2007（12）：11.
[2] 黎明.近年来国家和省上的主要支农惠农政策[J].党的建设，2009（11）：19-21.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本文首先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总结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对WTO贸易规则框架下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改革的比较分析，认为目前农业保护仍然广泛存在，进而阐述了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最后，就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农业政策；改革WTO；协调机制；政策建议
一、导论
（一）选题意义
农业和农产品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各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农业历来是各国政府保护的重点。农业保护严重扭曲了农产品贸易，使各国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贸易保护、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经过艰苦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农业协议》，奠定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从《农业协议》开始实施至今，各国遵照《农业协议》履行承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得到推进。但同时，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谈判中加以完善。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9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作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同时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为此，深入研究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遵照国际协议调整国内农业政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全面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国内农业安全以取得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牢固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如特丽?西库勒（TerrySicular）（1989）结合当时中国农业的衰退趋势，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增长进行了探索，提出非农业政策可以加强或破坏农业计划，建议中国建立考虑全面和注重协调的有效农业政策，并把农业放在与其他产业平等的地位上；曹苏峰（1998）以翔实的数据深入分析了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速度、价格变化、贸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结构变化；田维明等（1999）通过GTAP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分析了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不同的政策选择对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扩大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民福利水平；罗余才（1999）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总量与产品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张汉林（2003）则在介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争端情况进行了总体阐述，重点分析了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受理的一些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例。
综上所述，虽然许多学者从农业产业地位、农业政策选择、农产品贸易结构及农产品贸易争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中缺少以农业政策变化及现有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的论述。本文试图以比较不同国家农业政策的改革、分析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进行论述。
（三）结构安排
论文的第二部分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历程，并总结出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论文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的改革，认为尽管在《农业协议》的约束下，这些国家的农业政策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农业保护倾向。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第四部分阐述了使农业保护主义得以生存、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对其进行完善的措施。论文的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四）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农村政策 行政决策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10-0001-02
一、在落实农村政策中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状况
一是表面一致、阳奉阴违、“替换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农村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农村政策落空，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二是改其实质、曲解其意、“选择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三是“象征性”走过场的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四是搞土农村政策、添工加料、“附加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五是“欺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七是“相互争权”矛盾性执行。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危害
一是削弱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变通”农村政策，肢解、曲解、抵制中央农村政策，制定“土农村政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执行的结果出现了与既定农村政策相悖的情况。这样的“对策”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其危害极大。
二是助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抬头。对中央和上级的农村政策按需取舍，符合本地区、本单位利益的坚决执行，不符合就消极执行，甚至阳奉阴违，使中央和上级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分散主义危害巨大，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重后果。更严重的后果是中央农村政策权威性、严肃性正在受到来自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日益增大的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挑战，长此下去，就有可能形成“诸候割据”的局面，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和统一。
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产生的原因
1.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党性和宗旨意识缺失
在宗旨观念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坚持以人为本，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严重。在组织纪律方面，他们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纪律观念淡薄，对中央的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执政理念缺失
一些农村政策执行者“官本位”思想严重，或“地方主义大于天”，或经不起发展中的各种诱惑，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变形，逐渐淡化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将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歪曲执行，把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谋取个人利益、中饱私囊的工具，作为大搞政绩工程、实现平步青云的台阶，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追求利益最大化
农村政策执行活动就是对利益的重新配置。利益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这就必然导致各个利益群体为了本身的利益进行博弈，力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执行主体或者农村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一味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而对原农村政策的支解曲解。
4.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是权力寻租
执行人员按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农村政策，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农村政策执行者也在时刻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行方式，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种角色错位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是权力所有者利用公权力直接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是通过权力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权力寻租”腐蚀的就是农村政策执行主体，通过农村政策执行主体角色异化改变公共农村政策的本意，使农村政策执行走样，甚至落空。这种由于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主体相勾结导致的“对策”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原农村政策的执行，甚至使原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5.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漏洞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原因
农村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农村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农村政策缺陷体现为农村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农村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农村政策，时过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农村政策，这些农村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建立起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造成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对新农村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农村政策之间的“撞车”为农村政策执行者各行其是，各取所需提供了条件，造成对农村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避重就轻，无法威慑违法生产行为。
6.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管理原因
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部门面临的却是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这就造成实际工作的几个工作人员监督严重不足，信息缺乏、设备落后，监控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流于形式。甚至在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制约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农村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四、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
1.加强党性和宗旨教育。一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装头脑是避免党性缺失的基础和前提；二是改造世界观的实践是避免党性缺失的有效途径。三是接受党内生活的锻炼是防止党性缺失的基本保证。四是注重自我修养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内在动力。五是建立健全内民主制度、干部选拔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的保证机制、长效机制机制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关键环节。
2.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基本前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
3.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教育。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农村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
4.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农村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农村政策的实施。
5.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农村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农村政策，本身就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农村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农村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
6.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善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完善的农村政策执行监控能够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首先，完善监控主体地位，权力来源与配置。农村政策执行者之所以挑战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搞上“有农村政策下有对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农村政策执行监控机构法律地位低，权威性不够；隶属于一级政府，受权力干扰大，独立性不强。造成下级监控上级、部门监控政府。这种由于机构设计的先天缺陷导致监控效率递减，监控行为流于形式。改变这一现象就通过立法，以法律保障监控部门独立的地位，赋予更大的监控权力，增强权威性，使监控做到“有法可依”“有权可依”。
7.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核心内容。对干部考核评价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收入的多寡，还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农村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要在政绩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绩评价体系，用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融入企业、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使政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彰显企业、社会团体和群众意见在官员政绩评价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官员在注重政绩和升迁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
8.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农村政策执行是由执行机关来具体行使的，执行机关的特性直接决定着农村政策执行的成效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无战斗力、无效率的的机关组织能够获取农村政策执行的成功。执行机关必须做到首先职责分明，即明确规定每一个执行机关的权力大小和职权范围，其次，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目标、行动和指令要一致；第三，制度健全，运行机制要有序。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素质。由于执行机构的核心要素是执行人员对农村政策理解的程度的意向、态度和行为与执行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重视执行人员的选择和配备。执行人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合理配置不同专业的执行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
9.强化督导制度。强化督导，严查实督，积极作为，大胆工作，敢于“唱黑脸”；要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做到巡得勤、督得严、抓得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综上所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危害极大，诱发原因复杂，必须从源头防治，就必须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切实把以人为本的核心贯穿到确保政令畅通的工作中，不断创新农村政策执行监管机制，提高执行人员思想道德和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及业务能力素质，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完善公众监督体制，增加农村政策、制度透明度、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增强惩治权力腐败力度，完善惩治权力腐败的措施。才能有效的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保证政令畅通。
参考文献
[1]十报告
[2]李亚荣，我国公共农村政策执行偏差及治理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业补贴；经验借鉴；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人口的不断增长，能源危机不断加深，粮食危机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随之上升，而国际上普遍采取农业补贴来保护各国农业发展，实践证明，农业补贴这个政策工具对于改善农业发展状况极其有效，因此农业补贴政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在此，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梳理了一下长期以来国内在农业补贴方面的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下国内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
一、相关文献检索情况
对于农业补贴的研究，国内大都集中在实施农业补贴的理论依据、农业补贴的演变过程、农业补贴政策在国际间的比较与经验借鉴、我国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之后的效果测度和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主要不足及其改进建议等方面。接下来我们将分别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文献综述并对这些文献作一个整体总结。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分析
归纳起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农业补贴性质的分析
对于什么是农业补贴，何忠伟，蒋和平（2003）认为农业补贴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种是涵盖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的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所有的支持和投资，由于它在不引起农产品市场或者产出结构直接显著的扭曲性变化的同时也不受到WTO的限制，所以这种广义补贴一般也被称为“绿箱”政策。另一种是狭义补贴，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徐全红（2006）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农业补贴，指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中最至关重要也是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资源转移到农业部门，以支持本国农业发展。
（二）关于农业补贴政策理论依据的分析
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我国学者从市场失灵理论、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新国际贸易理论等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高健以市场失灵理论为视角认为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一旦有外力因素干扰时，仅仅通过市场作用很难保证广大农民的收益，这是因为随着均衡价格的上下波动，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也会由于受到影响而难以达到平衡。徐全红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我国农业具有公共性特征，也就是说农产品具有某些公共产品的属性。何忠伟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在某种特定的制度条件下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而俞奉庆、蔡运龙从农业多功能理论的角度，说明土地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政府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土地经济价值之外的资源价值的实现。高健从新国际贸易的角度认为中国可以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花卉、蔬菜等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并给予这些农业产业大力补贴，以获得部分国际竞争优势。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对农业补贴进行了分析探索，如王文娟从农业的“强”、农业的“弱”和新形势下的农业补贴政策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推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余劲松、李长健（2009）则从法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补贴的本质是弥补农业的义务性，寻求权利与义务的总量等值。
（三）关于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演变的分析
众多学者对于农业补贴政策变迁阶段的划分有一定差异，这并不代表国内的农业补贴政策划分混乱，而是由于划分依据与方法的不同。杜芸、杨青认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50～1979年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延伸到对农用生产资料进行价格补贴、对农业生产的贷款贴息进行补贴和对农业生产进行用电补贴等方面；1980～1992年这12年间，虽然政府在财政上对于农业进行的补贴支出依旧较少，但是政府通过采取放开农产品价格让农产品市场自由的这种政策仍然使得农业生产者在市场交换中获得不少收益；1993年以后，我国建立粮食保护价制度，开始实行粮食购销价格改革。比杜芸、杨青的研究更为细致，朱应皋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变迁划分为粮食收购数量和价格调整时期（1978～1984年）、粮食价格双轨制时期（1985～1990年）、粮食统销体制时期（1991～1993年）、粮食流通生产体制时期（1994～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的大变革时期（1998～2003年）以及全面推进“粮食直补”时期（2004年至今）六个阶段，认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大致沿着由以流通性补贴为主逐步转向以生产性补贴为主、由间接性补贴为主逐步转向以直接性补贴为主、由以价格补贴为主转向以非价格补贴为主的轨迹演变。这一轨迹演变基本符合国际农业补贴政策改革的总体趋势。
（四）农业补贴政策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及对我国的启示
对国外农业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巴西、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方式、农业补贴政策演变及经验借鉴等方面，其研究思路基本相同，即在介绍和比较不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及主要补贴方式的基础上讨论了对我国的启示意义。孟昌、赵旭在对中美农业补贴数额、补贴结构、补贴效果进行的若干比较中发现中美在农业补贴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我国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不仅要提高补贴额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从对农业生产者的间接补贴向直接补贴转化，还要拓宽“绿箱”补贴领域并逐步提高“绿箱”的补贴水平，更要调整“黄箱”补贴的结构；周建华、贺正楚以日本为例，详细阐述了日本农业补贴的类型，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经济后果以及日本在WTO农业协定后对农业补贴所作的调整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业补贴的几点建议；高志辉、崔计顺和郝娟娟等人一一分析了欧盟、瑞士、日本、韩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等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诸多方面可以从其他国家中得到的几点启示。
（五）关于国内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研究的分析
1.对国内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的定性分析。我国学者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对国内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论证，如鲁礼新认为具有时间不同，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异，且针对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所制定的解决政策一般都会缺乏前瞻性；彭腾、马跃龙通过对我国的农业补贴的增收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效果并没有预计当中的那么明显，而造成这种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国内农业补贴方式间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农业补贴的配套制度方面的缺失，从而导致农业补贴力度仍然有限；郭玮认为虽然农业补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广大农民的收益并且促进了而粮食生产的发展，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才能充分发挥农业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
2.对国内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的定量分析。（1）对农业补贴主要指标的测算。姜少敏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农业长期以来是没有补贴的，甚至1982～1990年的生产者补贴等值（PSE：Producer Support Estimate）均为负的，表明中国不仅没有对农业实施补贴，相反不断从农业转移资源。1990～1995年对农业由负保护转为完全中性，即零保护，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PSE转为正的；（2）对农业补贴效果的计量或统计分析。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基于对江西省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Cobb-Douglas 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定量研究中国农业补贴的具体效果，并且随即提出了诸多具体的建议以对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完善。
（六）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近年来，虽然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农业进行补贴，并且农业补贴政策也得以日益完善，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候玲玲、穆月英等仔细研究了中国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之后的变化并归纳得出，中国农业补贴在实施当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如下：补贴方式不科学、补贴结构不合理、补贴机制不健全、补贴政策目标过于短视等，政府应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调整以有效地解决上述几个问题；郑志冰（2007）认为我国应在WTO框架下，针对农业补贴政策作出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拓宽“绿箱”政策、充分利用“黄箱”政策、改善补贴方式、完善补贴结构、发挥补贴政策的整体效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柯炳生提出要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机制、最低收购价格制度、直接补贴机制，加快农业税减免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建设、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加强农民培训和农业推广、加强改革农业教育投入机制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由于农业政策含有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目标，农业部门补贴的政策问题也比任何经济部门都复杂 ，所以“三农 ”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中国政府制定并推行了“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战略，并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重新审视了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我国财政部农业司2013年工作要点中指出，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推行各项农业补贴工作再上新台阶，实现全年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确保为农民持续增收做出积极贡献。即：着力支持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着力促进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着力推动农村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推动财政支农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加强财政支农队伍作风建设；着力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科学管理水平。
三、结语
从历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来看，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这两个方面，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实施农业补贴政策的必要性、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农业补贴的演变过程、农业补贴政策在国际间的比较与经验借鉴、农业补贴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和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主要不足及其改进建议等方面。而经验分析主要就是指农业补贴的政策效果及其效率评估。国内学者运用的分析方法有很多，其中包括理论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经验分析法等。从研究历史和研究趋势上看，理论分析法更可能成为今后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
可是，对于各项农业补贴政策，学者们大多集中在粮食的补贴政策尤其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研究，而对其他农业补贴政策缺乏系统的分析，在地区比较分析方面也有待深化。如果可能，可以考虑利用农业补贴的某个经济指标将34个省级行政区作一个聚类分析，然后通过这几类地区比较系统地分析农业补贴政策效果。这也是本文尚未涉及、富有挑战性、又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的工作。此外，我国农业补贴相关法律研究欠缺，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何忠伟，蒋和平.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与走向[J].中国软科学，2003（10）.
[2]余劲松，李长健.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和谐构建（上）——基于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J].法学评论，2009（01）.
[3]朱应皋.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变迁与反思[J].农村展望，2006（03）.
[4]候玲玲，穆月英，张春晖.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分析[N].中国农学通报，2007（10）.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三农”政策；农业经济；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0-0009-03
引言
中国是农业大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户籍人口超过40%，因此农业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的GDP的贡献也很重要。曾说过：“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这进一步表明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不仅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还有农业科技的进步，当然制度与政府颁布的“三农”政策也有一定影响。2004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因此，研究我国“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在第二部分将对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梳理，提出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三部分，将建立包含政府政策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得到的结论提出有利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一、文献回顾
作者主要收集了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相关文献，经过梳理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有不少学者以我国农业经济整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有些学者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夏新燕（2010）建立时间序列和截面两种模型，分析促进中国农业增长因素，得出结论认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投入为两大主要因素[1]。栾炳江（2015）利用1980—2013年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认为耕地面积、从业人数、用电量等生产要素与农业经济呈正相关，而化肥使用、机械动力、支农资金不显著[2]。还有学者（张清华[3]，2003；尹燕等[4]，2013；姚旭兵等[5]，2016）重点研究了某一类因素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分别是制度和技术、对外贸易依存度、城镇化等，结论认为制度与技术能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农业产出增速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因地制宜。
其次，更多的学者对我國农业大省进行特定的分析。姜劲儒（2010）以我国12个农业大省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劳动力、土地面积、技术进步、农机和化肥的投入等，另外制度变迁、政府农业支出也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6]。庞娟、吴玉鸣（2006）领用C-D生产函数对广西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对广西农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技术进步和政府对农业支出是决定性因素[7]。也有学者何剑（2007）对新疆的农业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制度和技术是促进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
如上所述，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制度和技术是促进农业增长的重要性因素，却依然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传统的生产资本等相关要素的投入影响也不小。郑素芳、张岳恒[9]（2011）、王继祥等[10]（2012）以海南省各市县为研究对象，研究后认为，资本投入对海南省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最大。郭震[11]（2011）对河南省的研究，赵巧峰、申鹏[12]（2015）对贵州省的研究同样都支持了上述的结论。而何仙珠（2017）对福建省进行分析时，将资本投入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类，认为物质资本起到正向作用，而人力资本起到负向作用[13]。
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作者发现无论是以中国农业整体为研究对象，还是以个别省份农业为研究对象，学者们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大部分学者都采用了C-D生产函数进行研究、指出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影响最大，也有少部分学者提出，技术和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对于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对CD生产函数进行扩展，创新性地将“三农”政策的虚拟变量加入模型来进行分析。
二、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政策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很多，因此作者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建立模型，以便于将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基本的C-D生产函数形式如公式（1）所示：
Y=AL？琢K？茁？滋（1）
其中，Y通常代表经济增长水平，A通常代表技术水平，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α、β通常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的弹性系数，？滋通常代表其他因素。对该基本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线性模型，如式（2）所示。笔者认为，除了基本生产要素之外，还应该包含很多其他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代表农业技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T），代表土地生产要素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Land）、有效灌溉面积（W），以及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F），代表了其他投入的乡村办水电站个数（Q）、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V）、农村用电量（E），本文还加入政策性变量（P），得到新的模型如式（3）所示。
lnY=lnA+αlnL+βlnK+μ（2）
lnY=lnA+αlnL+βlnK+CnlnXn+P+μ（3）
经济增长水平Y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代表，劳动力L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代表，资本投入K是指农、林、牧、业的固定资产，Cn代表系数集，Xn代表技术、其他投入、政策等变量集。
“三农”政策是指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2004年，政策的实施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农村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这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一直以来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非常重视。2004年起，政府对“三农”工作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因此本文的政策变量用虚拟变量来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统计结果
作者根据本文扩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收集所有变量的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除了政策变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之外，其他的变量都不显著。因此，笔者判断变量之间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用逐步回归方法修正后（见下表），除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就业人员之外，其他变量均非常显著，尤其是政策变量。因此，本文构建的扩展C-D生产函数模型比较合理，进一步作者对模型结果进行相关检验。
（二）模型相关检验
从上表中结果可以看出，拟合优度（R2）达到99.89%，表明模型解释变量x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比较大，模型通过拟合优度检验。
再对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首先进行F检验，F值能够表明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表中结果显示，F值达到1229.16，对应的P值显示为0，模型通过了F检验。再看单变量的t值，作者发现“三农”政策的变量P的t值为2.8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其他进入模型的控制变量也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资本投入、农用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3个变量的显著水平为1%。
最后对模型进行残差检验，首先是自相关检验，表中显示D-W值是2.82在n=40，k=6的情况下DL和DU分别是1.23和1.79，比较可知2.82>DU，表明模型残差不存在自相关，通过自相关检验。接下来用B-P检验的方法来检验模型的异方差，表中结果显示，模型通过了B-P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
（三）模型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将模型结果放入公式3，结果如下：
lnY=-53.8547-0.3893Log（K）+1.3512Log（F）+0.0931Log（V）+0.0776P+4.9725Log（w）+u（4）
t=-5.3097-4.06213.90243.2101
2.83515.5268
R2=0.9989F=1229.16Dw=2.8226
由公式（4）结果可知，“三农”政策（P）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显著为正，与公式表面相比，未执行“三农”政策前，农业经济增长7.76%。另外，农用化肥施用量（F）和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V），都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公式表明，这两个变量每增长1%，农业GDP分别增长1.3512%和0.0931%，进一步表明农业技术对农业经济也产生了显著效应；比较有趣的是，模型在检验过程中去掉了播种面积（Land），而有效灌溉面积（W），进入模型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公式显示，灌溉面积每增长1%，农业GDP增長4.9725%，表明与播种面具相比，农业灌溉面积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从式（4）看出资本投入对农业GDP影响为负，虽然影响效应不大，但比较显著这与理论不符。笔者猜测，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农业资本投入超过需求，需要提高资本投入的有效使用率。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作者通过收集相关变量1978—2018年的数据，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对政策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这表明2004年之后，政府实施的刺激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政策是较为有效的。为了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如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基础建设等。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创新实施方式，加大实施力度，如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特色农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推进农村互联网经济发展等。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摘 要 涉农政策是国家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及三农发展形势而制定的指导、规范与支持三农发展的各种政策性文件的总和，其对于农业发展起到了前瞻性引领作用。然而，由于政策的灵活性决定了其时效性，在时效范围让农民领会政策精神并积极运用涉农政策，成为涉农政策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
关键词 涉农政策 农业发展 宣传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他们并不能及时地接收并运用相关信息。作为乡镇基层政府部门，无论是职责需要还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都需要根据三农发展的实际加强涉农政策的宣传工作。
一、涉农政策与农业发展关系
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促进的关系，涉农政策以过去与当前的农业发展为依据，进而去指导未来的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为涉农政策的调研、制定与执行准备了客观基础。
1.指导农业发展方向
其具体作用表现为：市场发展趋势指导。即用相关政策的方式，引导农业根据市场的规律来发展自己，既不盲从跟风导致出现生产过剩如白菜等，也不脱离市场的需要去生产那些市场根本不需要的农产品。尤其是运用行政的杠杆，来调节整个市场的需求，避免了人为地恶意炒作。科技运用指导。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去指导农业科技的运用，例如养殖技术、现代化农业机械运用、测土施肥等技术，同时，也明确了政府提供科技服务的政府部门等。
2.支持农业发展
其第二个主要的作用，就是支持农业发展，且是用国家公共资源的方式。首先，金融支持。每年国家都会为支持农业发展，在既定的季节发放专门的惠农或支农贷款，无论在利息还是办理的手续上，都对农业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基础建设支持。国家每年都会下拨专项资金，例如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业机械优惠等，为农业生产活动做好了基础性的准备，把各种对农业发展的干扰因素尽可能地排除，例如通过农业水利建设降低了干旱或涝灾现象的可能。再次，社会保障服务。当前农业发展的社会保障，主要表现在农业保险业的发展，以及针对农业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监管，最大化地避免因为上述监管缺失等造成的伤农现象。
二、涉农政策宣传时效性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涉农政策立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法规指令的形式展开，其每年度或者每个季度都以其科学的针对性，为三农的发展科学预设与寻求解决的政府路径，并积极地调动政府各种资源，且以服务三农的效果为考核标准。
1.为农业提供最及时地政策支持
涉农政策运用国家行政强制力的资源，调动了国家各相关部门去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保障农时。无论是在播种季节，还是收获季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地按照相关政策的要求，去努力地保障农业的发展，为农业活动的开展做好各种必需的准备。如农业化肥与种子的保质保量的供应等，其中政府的工商、农委等部门，都会立足本部门职能职责去加强监管工作。保障营销。在农产品销售的季节，国家会统一性的要求各相关部门，例如道路交通保障、各地农产品供销信息（如各地特定产品市场价格变动）、农民经济人队伍建设与培训、完善各地农网服务等。
2.为农业发展制造前瞻机会
前述的指导作用，也多多少少的对这种前瞻作用做了论述。涉农政策主要从对市场的宏观调节上，为农业发展制造前瞻机会。其一，特定农产品总量与存量研究。政府通过各级各部门的统计数据，对各种农产品的各省市的产量、销售情况以及存量等，都会有着相对准确的掌握，并加强研究进而为各种逆农时的生产加强指导以保证中国的粮袋子、菜篮子等，并展开相关的生产与营销研究。其二，农产品生产与营销的因素有利与不利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及各科研机构与高校，也会据此展开研究，如在农业生产中的经验与教训等，进而形成规律性的结论。如针对某地受到旱灾影响导致某种农产品减产的情况，在以后该如何通过提高生产科技水平，来实现风险的化解等。再如，根据对于市场的分析，可以引导广大农民避免盲从跟风造成的生产过剩性质的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3.鼓励农民利用政策创新
当然，涉农政策也注意通过建立健全各种激励跟进制度的基础上，去推动农民积极地创新利用涉农政策。各种政策内补助鼓励。每年国家都会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实际、农民农业经营水平增长的实际等，制定各种鼓励措施。例如农机购买补贴、种粮补贴、养殖补贴等，尽管可能在量上并不能解决其根本性的问题，如启动资金的缺乏等，但却可以对广大的农民及农业经营者形成精神激励，去推动他们积极地利用涉农政策去创业，为三农的发展做出基础性与引领性的努力。优秀农民奖励与荣誉认证鼓励。国家与各省市也会在特定的时刻，去表彰那些优秀的农民代表，例如每年的全国农民春晚，都会对在全国或各地做出巨大创新型贡献的农民予以表彰，不仅从其科技水平、经营营销水平及对当地与全国农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方面给予肯定，也给全国的农民树立了努力拼搏的榜样，由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并进而去为广大农民赢得更加广泛的关注，例如科研支持、技术指导等。
三、结语
涉农政策是政府发挥其宏观作用的典型之一。其通过对于中国发展深入浅出地研究与思考，从全国大局展开，在三农的微观发展切入，无论在过程、结果、考核上，都以具有操作性的举措或方式方法，为农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1篇
从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中可以看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数目依旧较大，因此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多、潜力大的消费群体，它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基”、也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一、金融惠农政策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1)农业信贷补给理论
Anjini Kocha指出，印度正规信贷市场的运行显著地影响了农村经济，通过分散地参与曾由大农场享有的农业信贷改变了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等，并且认为是通过土地租借市场起作用的。Adams， DW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低利率的农业贷款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收入的集中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不良运作。他们主要是关注与农村居民这一低收入低消费群体，通过更低的门槛，给予农村居民借贷上更多的便利，以促进起自身的发展。
(2)金融服务理论
这一观点站在金融服务的视角来阐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ohn Richard Hicks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缓解理性经纪人对于流动性风险的顾虑，促进资金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益。Diamond、Greenwood等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对交易成本的降低来论证金融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作用。
2.国内研究现状
(1)农村金融主体研究
邓海英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类为农户、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供销社以及粮食企业，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韩俊认为，农村金融需求按照主体性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农户金融需求和乡镇企业金融需求两类，分类比较清晰简便。赵德旺则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为了五大类：一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一般农户和种养专业户;二为医生、教师等智力型职业者以及乡镇企业务工者;三为初具规模的农村个体工商户。
(2)金融惠农的整体性与区域性研究
惠农政策是一个体系庞杂、历史深远的系统结构。目前相关学者将我国惠农政策作为一个政策整体研究对象的成果还比较欠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整体角度，例如薛恒的《国家“三农”政策的制度化建设》建议稳定惠农政策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导向，强化政策落实监控制度;包括硕士学位论文陈燕妮《取消农业税后我国惠农政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等也给予了关注
(二)本文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均衡研究与非均衡研究相结合
虽然本文是做实证研究，但是研究的是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状况及其对农村经济实实在在的影响。本文采集了诸多数据进行均衡分析研究，同时又借助于一些科学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与解释。既从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了解了重庆农村发展的情况实证分析，又从区域特点上加以解释。
2.文献研究是实地考察相结合
在论文撰写之前，本文作者查阅了诸多资料，来完善论文的内容。同时抽样考察了荣昌县、永川区、潼南县、黔江区等地区的农村，对其基本状况做了记录与分析。
(三)本文的不足之处
1.由于重庆市是1997年才正式挂牌直辖，本文选择了重庆市1997年至2012年的农村经济数据，所以数据的选择样本较少，时间范围较窄。因此在模型设计的时候由于样本较少而带来的误差可能会有所增加。
2.理论知识与学术能力的不足给予论文的撰写增加一定的难度，因此造成论文质量缺陷请老师指正。
二、重庆市农村金融主体与基本结构
据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界定是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重庆市农村金融体系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新型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为生力军，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为辅助，民间金融为补充的格局，在具体金融机构上包含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民间借贷机构。
三、重庆市惠农政策实施困境与解决
(一)重庆是金融惠农政策实施面临问题
1.农村发展面临资金匮乏问题
由于农村资本的边际效率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其实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危险。虽然我们看到重庆市对于农村的投入不断增加，惠农政策也在不断地颁布实施中，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仍旧不容乐观;
2.重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储蓄率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较高，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有待提高，落后的消费观念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3.农村金融体系亟待完善
金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纽带，只有资金流动起来，才能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由于重庆地区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产品较少，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素质普遍不高，信息对称严重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农村经济瓶颈的出现。
(二)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几点建议
1.由被动的金融惠农政策到积极引导的金融惠农政策
我们可以发现，重庆市为了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努力，但是这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这些政策普遍是被动情况下，是对农村经济发展瓶颈的消极应对。要从根本上解决瓶颈问题，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对金融惠农政策的谋划能力，不能消极盲目地投入资金等方式来提高其经济的发展，应主动引导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应该把传统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手段转化为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上来，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储蓄率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制定和实施金融惠农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和政策性促农经济发展银行因注重对农村居民消费挂念的转变。实现从资金投入到观念引导的转变。
3.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完善首先应该从主体出发，主体是体系中的最活跃因素，也是关键因素，因此，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应该注重发展多元化、规范化的金融主体，以期提供给农村给多的更多的金融产品。只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使农村资金高效有序的运作起来，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充分有效的沟通反馈，能够有效地促进惠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必须重视和加强我国惠农政策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也是目前惠农政策建设的当务之急。
4.注重基层人才培养
基层人才是贯彻落实金融惠农政策的纽带，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将惠农政策的理念传达给基层老百姓，是他们更加了解惠农政策的细端末节，乡土精英通过自身特有的信服辐射力对公共事件进行信息整合、传播，实现着对公共事件导向的影响和控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惠农政策体系健全落实的战略角度出发，乡土精英在村民自治体制内部发挥着落实、传达政府惠农政策，引导农民对惠农政策的信息反馈，提高农民与政府政策对话能力的综合作用，且具有低成本、效果好的特点。
5.谨慎实施金融惠农政策，避免陷入补偿性回馈陷阱
补偿性回馈是指善意的干预引起了系统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抵消了它所产生的利益。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不是政策愈多愈好，而是应该集合实际恰到好处，太多太繁杂的金融干预，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规律。物极必反，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也是如此，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金融惠农陷入补偿性回馈陷阱。
四、结论
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让更多的业内人士人士到金融惠农政策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价值所趋，从而对现阶段的金融惠农政策有一个全面了解，认识到这样的金融惠农政策必将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康庄大道。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研究；特色栏目；办刊理念
中图分类号：F325.2/G2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158-0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本刊）由教育部主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2001年1月创刊，双月刊。本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创刊即设立，截止2015年底已出版90期，专刊2期，刊发论文700多篇，占本刊总发稿量30%以上，作者遍布全国上百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此栏目是迄今国内大学学报中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时间最早、发文量最多、持续性最好的。
一、栏目建设宗旨、意义及优势
（一）栏目宗旨
关注社会现实，聚焦“三农”问题，依托学科优势，深入探索“三农”问题破解之策，积极为我国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服务。
（二）栏目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达9亿之多，“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和关注。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三农” 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先后发出10个国家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力度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高校社科学报肩负着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为国家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的重任。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刊积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自2001年创刊之日起，就开始设置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栏目，积极为破解“三农”问题献计献策。
（三）栏目建设的优势
本刊开辟“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具有地理优势和学科优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国家惟一的农业示范区――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4 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始祖后稷在此地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成功地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创造了先古时期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使得杨凌成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目前这里除农业高校外，还集合了众多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企业，农业人才济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目前我国农、林、水学科最为完备的高等农业院校，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学校设有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金融研究所、农村社会研究所、农业历史研究所等农业研究机构。因此，本刊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不仅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发表，服务 “三农”，而且也可以与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相得益彰。
三、栏目建设措施及经验
（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把政治质量关
从设置“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之日起，我们就牢牢把握办刊方向和宗旨，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方针、政策，特别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敏感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未出现过任何政治问题。如本刊出版的1期专辑中有8篇我国台湾作者的稿件，编辑部对这些稿件进行了认真审核，还将这些稿件送陕西省台办，经有关负责人对其中的有些用词和提法进行了审核并加盖了省台办的公章，做到万无一失。
（二）积极约稿组稿，不断扩大稿源
编辑部坚持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放在目录突出位置，在人员和排版安排上给以重点倾斜。安排对此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编辑负责该栏目，并聘请我校经济管理学院“三农”问题研究方面著名专家王征兵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
围绕既定目标，编辑部主动与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和科研人员建立联系，跟踪他们的科研进展，随时掌握有关“三农”问题研究动态，积极组稿、约稿。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机构、学校的专家教授征稿约稿。随着栏目影响力的扩大，投稿量逐年快速增加。目前该栏目年均投稿量达到上千余篇，稿件刊发实现了优中选优。
（三）组织与导向并举，精心策划专题
编辑部针对“三农”问题积极策划专题研究，先后策划了“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问题”“WTO与中国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农村养老与社会保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专题，组发了一系列论文，有力配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宣传，并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
（四）实行开放办刊，积极吸纳校外优秀稿件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始终以学术质量为稿件录用标准，坚持开放办刊。作者遍及全国上百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国外有关专家也积极为该栏目撰稿。
四、栏目突出特点及反响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设置紧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针对“三农”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推出了一批视角独到、见解新颖、注重实际、针对性强的精品力作。
（一）从研究思想上看，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
该栏目论文或直击“三农”问题的难点，提出独到的见解；或紧跟“三农”问题的热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起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发表后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被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上，为国家高层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我校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征兵撰写的《农民贫困的根源分析》、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黄祖辉撰写的《现代农业能否支撑城镇化？》、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均引起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这些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也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从研究方法看，注重实际调查，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许多文章是作者深入实际，走进农村，走入农户家中所做的调研。这些作者利用调研所得的大量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可信的结论，提出可行的对策。2013年第5期本刊特约的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是他带领由10多个教授、副教授及博士组成的课题组用了3年多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跟踪调研后所成的力作。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理融合。我校有很好自然科学研究基础，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具有很大的优势。对此我们进行积极引导，鼓励有关研究人员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如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数量关系来分析调研资料。近年来，本刊发表了不少这类文章，成为刊物又一突出特色和亮点。
（三）从基金论文比看，论文受资助比例高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在本刊栏目中基金论文比最高。栏目坚持与相关学术研究课题的联系，及时跟踪相关学术信息，刊发相关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该栏目文章90%以上由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这些项目在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获得省部级奖励。
（四）从作者队伍上看，既重名家，又不薄新人
海纳百川，质量为本。“三农”问题研究栏目选稿始终坚持以学术质量为原则。因此，我们在保持刊发权威专家学者论点的基础上，还吸纳年轻学者的学术观点，刊发了一批观点新颖、视野宏阔的新人新作。该栏目作者中有博士、硕士，也有本科生；有博导，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助教。有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也有企业和 “三农”一线人员，很好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从产生的社会反响看，受到了著名文摘、新闻媒体以及广大作者、读者的广泛关注
该栏目论文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方面和学校的相关学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被《新华文摘》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被《经济要参》全文刊登。周孟亮等撰写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张丛的《二元体制下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解析》和文春晖的《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陈为京等撰写的《加快建设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并获省政府奖，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被大量引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带动了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该栏目刊发的论文被引10次以上的有300多篇，被引20次以上的超过100篇，被引50次以上的10篇。2007年刊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目前已被引147次，下载1 300多次。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从2001年创刊设立，一直保持到现在，从未间断一期。栏目立足社会现实，紧扣“三农”方面难点和热点问题，刊发了一批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室早先编发的《审读工作通讯》先后5次对该栏目这种突出办刊特色、贴近社会现实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表扬。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并刊发了题为“立足前沿 突出特色 服务‘三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成果斐然”的专题报道。
以特色栏目为依托，带动了期刊总体学术水平的提升。目前本刊入选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并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一等奖、全国百强社科学报、陕西省权威社科期刊。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3篇
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加今天的演讲，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局党组倡导开展的读书演讲活动，目的在于建设学习型机关，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使干部职工不仅在业务上合格，而且在政
治理论方面也要有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创建部级文明单位奠定基础。对此，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借此机会我就学习《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芒。全书在总结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较多的财政政策理论新观点，无论是从实践检验或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科学性。同时，该书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财政政策调控的四条基本经验，即：财政调控必须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这是财政政策作用的灵魂和关键；财政调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推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必须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取得两大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财政调控始终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是全书的精华和灵魂，也是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指南。正是在对财政政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指导下，该书做出了带有前瞻性的判断：财政必须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税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通过税收、补贴和财政投入等政策手段，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科学发展观融入中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过程，并以此为指导，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财政政策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及创新的重要著作。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给了我许多感悟和启迪，作为一名财政工作者，应该研究周口财政努力的方向、研究周口财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周口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矿产资源匮乏，经济结构单一，表现在财政上：收入总量小，支出缺口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来自于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小，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低；县乡债务包袱沉重；财供人员过多。周口财政是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要饭财政”。面对我市的财政困难局面，我们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用发展的理念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思路，改革财政管理办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尽快实现我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把周口的事情做好。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首先，要理清思路，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大幅度增加支农投入，正确处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关系，合理划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投入责任，大力支持农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调动社会各方面增加“三农”投入的积极性。特别在财政支农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既全面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坚持从实际出发，选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农民最关心、最期盼、最受益的事做起，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在短期内就能得到实惠。
其次，要抓住关键，逐步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逐步形成新农村建 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农业经济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奖
补结合等激励手段，引导、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三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第三，要围绕中心，着力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支持新农村建设，要优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做大农村经济财政“蛋糕”。积极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后劲增强”这个目标，把做强特色产业，做大块状经济、做优品牌产品作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扩大农民就业的重要形式，积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转变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四，要把握重点，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着力提高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要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突破口，支持村庄建设和村容整治，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逐步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第五，提供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财政支出需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目前，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体系缺漏，保障不足，面向农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各项福利事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可以是一个低水平的，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要使城乡居民在遭遇生活困境时都应当免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正地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助”。
第六，强化管理，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各项制度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社会政策 合作治理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
[中图分类号]D035；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074－08
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证明，成熟稳定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促进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配套措施，因为公民需要凭借一道社会防线抵御市场经济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风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农村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显得愈加重要，因为建立和完善这项制度不仅有助于保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还可以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促进内需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2009年10月，全国有10％的县(市、区)开展了试点工作。
目前，包括广州市在内的各个试点城市在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过程中围绕覆盖的强度和进度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实际上代表了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异。但是，学术界还没有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解释这种差异上来，多数研究仍然在论述政策的重要性、细化政策的方案和实施机制。鉴于这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基于“合作治理”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通过开展这项研究有助于打开社会政策的执行过程这个“黑箱”，解释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揭示各个参与主体执行这项社会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从而为改善政策执行的效果提供客观依据。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回顾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按照“统筹城乡、体系统一、无缝衔接”的理念，广州市已经初步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由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构成的制度体系。从2001年开始，广州市率先试行农转居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并于2006年7月全面铺开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在2003年试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又于2008年4月实施了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2008年10月开始实施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政策，11月又实施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总体来看，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经实现了由城镇向农村延伸、由城镇企业职工向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延伸，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正式迈人了全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新时代。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差异”的出现往往预示着研究机会，因为“差异”的背后往往蕴藏着需要解释的原因。通过调研广州市执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过程和效果，笔者发现了差异，具体体现在作为两个调研对象的县级市设置的覆盖进度和覆盖强度具有差异，作为5个调研对象的镇，街和9个行政村的覆盖进度具有差异，另外，9个行政村的覆盖强度也具有差异。在覆盖进度方面。截止到2010年6月底，进度最慢的行政村覆盖了12％的政策对象，进度最快的则覆盖了将近45％的政策对象。这些差异直接体现了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效果，因为笔者假定覆盖的进度在论文中代表着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笔者有必要解释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在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效果时，需要在宏观上考虑到这项政策属于社会政策范畴，以及这项政策的执行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因此，需要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差异。
(二)理论回顾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是一个交叉领域的研究问题，涉及到政策执行模式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两个研究领域，笔者将围绕研究问题对相关理论进行回顾。
1、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策科学被认为是研究政策制定的学科，政策执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使得政策执行成为了一个被遗漏的环节。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状况才逐渐得到改观，政策分析家们在肯定政策执行对于达成既定政策目标起重要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各种研究政策执行的模式，拓展了政策科学的研究范围，并逐渐形成了三种政策执行模式，丰富了政策科学的理论内容。
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执行模式是巴瑞特和福吉对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关于政策执行研究的概括，该模式的代表人物包括J・普雷斯曼和A・威尔达夫斯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意味着政策执行的效果是由政府机构的高层人物决定的，而在科层制中处于中低等级的官僚只是执行决策罢了。很显然，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适用于研究由“高层”颁布、目标明确、追求时效的政策，这种政策执行模式体现了公共管理的主体对“单一中心”的追求。
自下而上(bottom-up)的政策执行模式为政策执行研究的第二代学者所推崇，波特是主要代表。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模式以组织中的个体(即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行为主体)作为分析对象，将政策链条中较低和最低等级的行为主体当作政策执行的基础。在该模式看来，政策不是由法令和规则控制的，而是组织成员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因此，政策的执行应该反映下级官员的想法和意见，至少应该在行为模式上反映下级官员的想法。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模式弥补了自上而下模式的不足，体现了博弈思维，不再把政策执行理解成“单边”行为，更加注重分析中低等级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
第三代政策执行研究者运用的是整合型政策执行模式，萨巴蒂尔等人的政策变迁和学习模式均可归入此类。整合型政策执行模式认为，政策的执行效果是由多级执行主体的决策结果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政策执行过程不仅贯穿着上下级之间的控制与互动，还包含着政策体系内其他政策主体的影响。第三代政策执行模式的突破在于引入了政策体系的外部主体，反映了一种突破官僚制的思维。
2、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的研究。由于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最终的目标模式还没有统一，因此，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具体推行方式的研究仍在进行中，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实践背景。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根据中国农村的现状，真正建立起适合国情的切实可行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但近10年来，学界对于我国到底应该选用何种模式，观点并不一致。刘汉屏等提出，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当遵循“根据区域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分布状况，分层分类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养老问题”的基本思路，并据此提出了以分层分类的模式建立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和配套措施。张俊良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正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时期，存在着制度上的单一性和初级性以及社会化程度低、社会保障水平低等突出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方向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多种社会保障并存，社会保障水平的公平性与差别性并存，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和总体水平。李迎生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险政策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借鉴国际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一般经验，根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以及体现社会公正的要求，以满足农民老年基本生活需求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辅之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助等传统保障方式的，与其他从业者养老政策相整合的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年农民能够和城市从业者一样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在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方式上，学术界的对策比较丰富。袁春瑛等认为，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该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社会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的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杨复兴主张以家庭保障为主，以家庭为主线，建立农民个人养老账户制度和纵向分散风险的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逐步向外扩展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卢海元认为应该实行“实物换保障”的方式，即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的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保障方案：对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对年老的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对进城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对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在城镇化进程中，就建立能够同时将非农化职工和农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可行性操作方案而言，“实物换保障”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总体来看，学者们的分歧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政策覆盖的强度上要不要体现出差异性，二是在政策执行的具体方式上要不要体现出差异性。这些文献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尊重相关政策执行主体不一致的利益和多元化的需求，这也预示着不能依靠通过“单一中心”追求政策执行的效果。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还没有植入到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更没有通过构建分析影响这项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框架，也未配以实证检验。因此，在回顾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分析影响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作为“数据”检验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不仅能够解决一个现实的政策执行问题，而且可以完善社会政策执行的理论体系。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本文力图构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并理解政策执行的过程，这一理论框架将扎根于具体的理论和实践背景。本文将在实践背景基础上围绕所要构建的理论框架评估相关理论。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是理论框架的实践基础，“意愿一能力”是分析工具，合作治理是思维模式，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作治理理论这一理论框架是对上述三种理论的整合与超越。
(一)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提供社会主义福利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逐渐成为知识社群的共识。虽然不同的学者为社会政策下了各自的定义，但是社会政策比较固定的内涵是容易归纳的，即政府为了担负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特征在于其基本指向是公民，执行过程涉及多个行为主体。
通过对政策执行相关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现有研究并没有摆脱“单中心”特性。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看，在“单中心”的政策执行模式下，由于整个过程是根据政策执行的责任主体的角色和利益进行的，因而在政策执行对象看来非常复杂的政策执行效果被简化为简单的物化指标，其丰富的内容被“抽象”掉了，容易发生变异。从实践来看，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这些主体无法按照“单中心”秩序的要求行事。必然存在着冲突。因此，出于减少社会成本的考虑，需要唤醒和维持这些行动主体的合作意识，促使这些主体围绕社会政策的执行自我组织起来，通过积极参与降低社会成本。相比之下，将“多中心”模式用于分析社会政策不仅具有思维上的优势，而且具有现实的经济基础。从经济基础来看，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委托一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单中心”模式的社会政策执行成本，而且，公民对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政策的需求并不是固定的和一致的，因此，单靠某个政策执行主体的努力无法满足复杂的社会政策需求，即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赋予相关主体以自和参与权，反而能够发挥各个主体比较优势，从而以更低的社会成本执行社会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可以发现，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具有“多中心”特性：一是社会政策的执行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以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涉及到市、区／县级市、镇／街三级政府或机构，行政村这一自治组织，以及村民共5个行为主体，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意愿和能力都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二是交易成本高，由于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的社会政策涉及多个行为主体，无法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因为如果采取行政措施会削弱社会政策执行的效果，增加社会政策执行的社会成本。因此，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实际上适用于“多中心”的政策执行模式，因为政策实践领域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政策执行模式的适用性，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笔者认为，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引入两个主题：一是分析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工具，二是整体上的思维模式。
(二)理解社会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意愿一能力”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一个组织或个体行为的两个基本变量是行为能力和行为意愿，简称为“意愿一能力”。从思维模式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分析框架，但从操作层面来看，这是一个难以操作化的分析框架。由于学术界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分析对象是政府，因此，在剖析这一分析框架时。我们有必要在社会政策的语境下对其内涵进行界定。相对于能力而言，测度一个组织或个体的意愿更为复杂。原因在于能力更多地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容易对其进行操作化，至少可以找到替代性测量指标，但是对于意愿而言，我们需要排除很多表象因素来把握行动主体的内心动机，因此，通过进行各种比较来测度意愿往往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在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阿尔蒙德等学者对政府能力进行了具体化理解，认为政府能力是指设立行政部门和政府行政结构，并使它们拥有制定和执行政策、 特别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维护合法性的能力。
由于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而且，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因此，孤立地、静止地运用“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分析单一行为主体的政策行为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以及具备严格的约束条件。例如，我们需要把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给所要分析的行为主体带来的影响作控制处理，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就出现了：如果不考虑其他主体行为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肯定不客观、不准确；如果控制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给所要分析的主体带来的影响，往往又不具有现实性。因此，从定量分析的标准来看，“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又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分析框架，因为它屏蔽了许多变量，以牺牲分析结果的严谨性和误差的扩大换取到了分析过程的简便。更为重要的是，“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比较适用于“单中心”的情境，即围绕分析能够决定政策执行效果的单个行为主体的政策行为来解释和预测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
由于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对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及其程度。因为简单地运用“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与“单中心”的特性更为匹配，而社会政策具有“多中心”的特性，决定了我们需要整合“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与合作治理理论。
(三)合作治理理论的引入
学术界认为，合作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等多个行为主体相互合作、分享治理机会、共同处理公共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合作治理的价值预设和实践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动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并非单一的治理主体；第二，关系的依赖性，各个治理主体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没有哪个主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可以独自处理公共事务；第三，行动的自组织化，相对于政府的实质理性和市场的程序理性而言，合作治理的行动机制是以第三种类型的理性――反思的理性为基础，在谈判和反思的过程中设置目标，借助谈判和协商达成共识、建立互信、实现合作，在“正和博弈”中求得共赢；第四，结构的网络化，在合作治理中，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面对共同的问题，依靠彼此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树立共同目标，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集体行动，从而最终建立一种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治理网络。
但是，合作治理理论面临着来自实践的巨大挑战。首先，在公民还具备“理性”人特性的情况下，“搭便车”现象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其次，完全平等的主体通过自觉而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它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不确定的公共事务。因此，需要形成和维持一个公共权威。实际上，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给并不是完全在“社区”内部生产的，即许多任务的“完整性”非常差，单个治理主体无法完全把握公共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和效果，而是需要与其他主体开展合作，因此，这是一种全新层次的合作治理模式，也是本文理论建构的目标。
通过综合分析和比较上述三种理论，笔者认为单凭哪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社会政策的执行过程和效果，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具有完全的适用性，如果不考虑理论的适用环境而盲目地运用某一种理论都会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失。笔者认为，除了在静态环境下的替代情况中存在着适用合作治理理论的机会，在涉及多个主体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生产线”上同样存在着适用合作治理理论的机会，这一假设将在下文加以检验。
(四)研究假设
本文力图构建的“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作治理理论”的研究哲学是实证分析，即在把握上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对实践的观察和归纳构建出理论，以解释社会政策执行的效果。在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纳入本文研究视野的是县级市政府、镇／街、行政村和居民四个层次的行动主体。其中，县级市政府包括其所属的专项工作部门，镇／街一级行政组织也安排了专项工作部门执行这一社会政策，行政村则主要由村委会主任和专干负责执行这一社会政策，居民是分散的治理主体。基于对广州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践考察和相关理论的评估，本文提出的核心研究假设是：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会对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的两个次研究假设是：第一，治理主体的“能力”对政策效果的影响要大于“意愿”的影响；第二，行政村和村民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更为突出。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取的是多案例研究方法，数据的类型是定性和定量数据的结合。具体的数据收集方法是，通过对多案例中的政策执行的行为主体进行结构式深入访谈获取定性数据，通过分析相关文件、报告和报表获取定量数据。访谈的结构围绕行为主体参与执行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展开，通过将访谈对象的话语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和交叉验证可以保证本文的效度和信度。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效果，广州市有7个区／县级市(白云、萝岗、南沙、番禺、花都、增城和从化)还有农村建制，基于对规模效应的考虑，笔者选取了增城和从化两个县级市的5个镇／街作为调研对象，原因是这两个县级市的农村人口多，有利于开展集中调研。其中，在增城调研了4个镇／街，这4个镇，街的经济条件有较大差别，政策执行的效果也有较大差别；在从化调研了1个镇，作为增城的参照组，这个镇的经济处于从化市的中等水平，由于调研比较充分，可较好地反映从化的整体情况。在行政村一级，本文选择的样本有9个，分别隶属于上述5个镇／街。
从2009年11月至12月，笔者开展了深入访谈和数据收集工作。深入访谈的对象是2个县级市的农村保险办公室的负责人和专干，5个镇(街)的分管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工作的领导和专项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9个行政村的村委会9位主任和10位专干，以及部分居民代表。本文的因变量是作为研究样本的2个县级市的5个镇(街)的9个行政村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政策效果，这里的政策效果指的是完成覆盖进度的比率。自变量是5个镇(街)和9个行政村及其村民三个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共计6个变量。因变量的取值是实际完成覆盖任务的百分比，覆盖任务是指覆盖适龄群体的百分比。例如，在2009年，广州市要求完成的任务是覆盖25％的适龄群体，假如某个行政村在2009年完成的覆盖任务是25％，则表明其覆盖任务的完成率是100％，而100％的完成率则取值为10。关于因变量的编码处理结果是，9个行政村2009年覆盖任务的完成率(政策执行效果)的最大值是10，最小值是2.5，这表明两个行政村的覆盖任务完成率分别是100％和25％。自变量的取值则是根据笔者在深入访谈中的感知进行判断，采取的计分方法是1-5级里克特量表，为正向赋值方法，1代表最弱，5代表最强。例如，在能力方面，通过测量行政村的财力、人力和办公设施对其能力进行赋值；在意愿方面，通过观察、了解和比较行政村的村委会主任和专干的工作方式和认识对其意愿进行赋值。描述性分析的结 果报告见表1。
四、假设检验、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假设检验和研究结论
1、相关分析。本文运用的是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的目的是检验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设和次一级研究假设，具体方法是以因变量作为基准，将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考虑到2个县级市的“意愿”差别不大，因此就排除了县级市的“意愿”和“能力”这2个变量。分析结果见表2。
通过观察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行政村的“能力”和居民的“能力”与政策执行的效果之间具有正的相关性，而且，居民的“能力”相对于村的“能力”而言，其相关程度更高，影响更为显著。总体来看，各个变量与政策执行的效果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虽然有的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考虑到样本的数量少于30个，因此，笔者对于显著性可以不作硬性要求。与常识和假设不一致的是，镇／街的“意愿”与执行效果呈负相关，笔者的理解是，镇的作用相对于其他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比较弱。
2、回归分析。进行回归分析的目的是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影响广州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回归方程的R方的值是0.564，比较理想：ANONA值是0.020，同样比较理想；借助逐步回归法构建的模型的系数报告见表3。
通过观察模型的系数可以发现，只有居民的“能力”这一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行政村的“能力”这一变量的B值是.484，Sig值是.060。考虑到在样本数量非常小的情况下，综合观察定量分析结果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了证实，即多个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与政策执行效果是相关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越是靠近政策执行效果的治理主体，其重要性越是明显；相比较于治理主体的“能力”及执行效果的相关程度更突出。
(二)政策建议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各个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来审视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问题，因为国家的治理重心正在转移到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县级市的合作贡献是把握好政策执行的进度，设计合理的配套标准和政策标准，为基层治理主体提供政策资源。镇／街的贡献是提供配套的政策资源，激励好行政村干部，强化居民的“意愿”，做好政策执行过程的管理。行政村的贡献是强化居民的“意愿”，选择合理的政策标准，提供合理的政策配套。居民的贡献是表达对政策的接受和评价，反映政策的执行效果。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5篇
一、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相关研究
对于抗战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一土地政策的实施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一直以来，减租减息政策为学术界所关注，其研究成果主要有：
1、关于中共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特点研究
何东、清庆瑞等将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分别同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进行对比，从而总结出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三个特点：第一，减租减息是在民族敌人深入我国国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纲领的形式、作为战略目标提出来的；第二，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策，它的目的是为了抗战；第三，减租减息政策虽是改良的办法，但它是抗战时期最革命的土地政策。[1]刘宁在文中对减租减息的特点是从“改良性”和“过渡性”两点分析和论述的。[2]李海新认为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战略举措而非权宜之计，中共提出的减租减息政策具有简约通俗，易于操作的特点，它以调整土地所有关系的一般经济关系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平和务实的变革土地所有制，具有不完全性。[3]刘杰则认为减租减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思想等特点。[4]
2、关于中共减租减息的实施过程研究
多数学者都认为减租减息政运动在根据地的展开是曲折的，需要不断完善的。乌廷玉是最早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分为了初步开展、限制打击地主破坏活动和减租减息深入发展阶段，查减阶段。[5]何东、清庆瑞、黄文真、王钦民等学者都认同这一说法。郭绪印从法律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出发，在减租减息实施过程中，关键在于把政策交给群众，使减租减息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6]贾莉敏则将减租减息土地政策与共产党对于群众的宣传、组织、发动联合起来考察。[7]刘宁、李海新、刘杰等学者做出过相似的论述。
3、关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施行效果研究
学术界分别从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视角进行深度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实行效果多集中在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土地占有关系变化、改善广大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等方面。李蓉分别从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两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各个根据地认真贯彻和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两头减少，中间增大，原来的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地位上升；同时，根据地在坚持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即团结了愿意抗战的地主和开明绅士，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日情绪。[8]张永泉概况的说出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为将来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创造了条件。[9]赵效民介绍了减租减息所引起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导致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书中根据五个地区的调查材料，说明了阶级结构发生的变化和再减租减息后，根据地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向，即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的削弱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10]牛崇辉在文中从区域性视角入手，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革命根据地，在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后，调整了农村阶级关系，改善了人民生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
4、关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左”倾错误出现原因、纠正的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抗战期间，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将“耕者有其田”的宣传口号当作现行的具体行动纲领，变相没收分配地主土地。赵效民认为违反党的土地政策的左倾错误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来自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下，干部和积极分子对减租减息政策认识不足，缺乏经验；一部分干部思想认识仍停留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和作法，对形势的变化缺乏认识。而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赵效民则从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颁布的指示方面进行解读。[12]董志凯、陈廷煊在其论著中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
5、关于中共“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历史作用研究
一般学者认为，减租减息是顺应当时中国大背景下所实行的土地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项基本的政策。董志凯从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提高农民的觉悟；发动和组织了农民；削弱封建地主所有制；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创造丰富的历史经验这六点对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历史作用进行归纳和论述。[13]白宝莲在文中分别从削弱封建剥削力量、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统一战线这三方面对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历史所用进行论述。关翠霞则从全面抗战积极性出发，指出了该政策的颁布，调动了全民抗战的积极性，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其他阶级都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减租减息政策是当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困难共同抗日的唯一选择。张卫东、刘尊英等学者也有相似的论述。[15]温瑞在其文中首先表明了和史学界不同的观点，指出：抗日根据地内因贯彻实行新政策而发生的农村土地变革运动，实质上悄悄地形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使得“贫富都有发展的机会”，同时又避免了以往土地革命中农村生产常常出现的低落现象，有利于农村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政策不仅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发展。[16]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颁布的减租减息政策具有广泛和深度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没有独立的著作，但关于这方面论文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减租减息的政策特点、推行过程、历史作用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论述。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进行了精心的梳理，为后期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以佐证的宝贵文献、科研资料。
二、关于国民党减租土地政策的研究
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国民党也提出了有关减租的战时土地政策，这个土地政策是否对国统区产生了影响，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其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
1、关于国民党减租土地政策特点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此政策为国民党为抗战时期所调整的土地政策，但多为空谈。郭德宏在文中指出，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土地政策中规定了政府限定私有耕地之耕作种类等一系列相关土地问题。但这个土地政策的条文是不切实际的、是一纸空文。金德群、姜爱林等学者在论文中也提出相似的观点。[17]薛暮桥在文中认为战时土地政策是具有实践性的特点，指出：战时土地政策在减租方面，虽然不能够在其他各省广泛推行，二五减租的原则，却始终被中国国民党所保持着。抗战不但帮助推行二五减租政策，而且能够帮助把土地问题部分解决。[18]
2、关于国民党土地政策收效情况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会用“收效甚微”来表述：陈诚从国民党减租政令下达后遭到破坏的地方进行分析，指出：地主将一分田亩匿名不报，意图是拆补减租的损失，佃户在地主的威胁之下，必须维护地主的利益，不敢依照规定减租。[19]萧铮在书中分别从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足够重视土地政策的颁行、战时土地政策在减租等内容方面也有极大的漏洞、政府缺乏实行的决心和能力三方面对战时土地政策收效甚微的原因进行分析。[20]益圃认为战时土地政策收效甚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广大官僚盘踞在乡村政府，对减租的要求视而不见。[21]
3、关于战时减租土地政策历史意义的研究
学术界多认为是消极的，没有贯彻落实的。金德群指出：国民党在战时所颁布的土地政策是一种逃避现实、维护旧秩序的政策。[22]金德群在其论文中补充说明了国民党颁布的战时土地政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而根本没能力也没办法实行下去。[23]姜爱林，郭德宏等学者也在其论文中进行了相似的论述，台湾学者晋燃提出了与大陆学者相异的观点，指出：抗战期间，国民党以维护农场生产力的发展的立场上提出战时土地政策，对于战时土地问题的改革可谓意义深远。[24]
综上所述，相较于共产党，对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的研究并不全面。对于一手的史料查找还是相当有困难的。学者们对国民党土地政策的研究不够重视，只对其政策内容，部分国统区实施效果有研究，其他方面，比如积极意义的一面研究尚不多见。
三、存在的问题研究
1、关于中共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多数学者都集中在减租减息对抗战胜利的积极意义讨论上。减租减息政策对经济、社会、民众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文章较少。其次，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根据地研究的较多，而晋绥边区、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情况目前有待研究。最后，关于减租减息运动的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缺少减租减息具体细节的研究与探索。同时，关于减租减息政策反思的文章较少，对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点探讨较少。
2、关于国民党战时减租土地政策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多数学者都集中在战时土地减租政策提出过程的宏观研究上。战时土地政策的推行过程、实际收效、对民众的影响等细节研究的文章较少；其次，对于各个国统区执行战时土地政策区域性研究较多，站在全国整体性的研究还较少；最后，学术界多站在批评的角度上对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进行分析，缺乏对战时土地政策有利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