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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小论文范文

社会学小论文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1篇

1提高认识,思想上重视《品德与社会》

品德与社会是国家重视小学德育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工具。因此,对品德与社会的重视与否,课程上得好与坏,是德育能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前提。提高认识,就要从思想上重视,加强品德与社会的教学工作,让品德与社会触及儿童的内心世界,影响他们的心灵。作为一名教师,在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以下几点:

1.1与学生平等交流,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 例如:有的学生知道自己长大了,自己想做家务可是家长不允许。于是,有的学生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不是我不愿意做,而是大人不上我做,那我就不做吧!”面对这种想法,我就适时引导学生去讨论怎样去争取实践的机会。

有的学生说:“我就跟他们讲道理,如果不听我就给他们写一封信说明我的想法。”

有的学生说:“我家里的人最怕我哭,我就哭,直到他们同意。”

也有的说:“我就偷偷地做,让他们瞧瞧我有能力做。”

……

我说:“确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它们。回去后,选择适合你的办法去试一试,也许就成功了。老师相信你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老师的鼓励、同学的建议,再去实践,得到的可能会更多。

1.2让学生到生活中去体验、实践。 学生的一些认识和新的道德观念在生活中是否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是儿童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实践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儿童的一些正确的、善良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各种挫折,使学生对品德与社会教学产生怀疑。我们的教学所给予学生的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该怎么做?”,而是要让学生亲自去试一试——“你会怎么做?人们会有什么评价?”从而在生活中真正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建立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教学应该向生活开放,让学生到生活中去体验、实践,知行统一才能发挥品德与社会课程的重要作用。

2结合实际,让道德教育工作有特点

我们国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因此农村的小学品德与社会教育必须面向农村,紧密结合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

首先,要利用品德与社会课加强爱农村、爱劳动的教育。现在就有许多身在农村而不爱村、不爱劳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很好,他们学习的动力是考上大学,走出农门,离开家乡……这样的想法是偏面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家庭、社会、个人等各方面的因素存在。这时如果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仅仅停留在说教上显然是不行的。这就要我们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结合实际采取多种方法来教育学生树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在教《我的劳动感受》一课时,我首先用类比法引导学生说说参与劳动的不同感受,从而教育学生要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热爱农村。

其次,要结合品德与社会课加强农业科技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在农业生产中的含量正日益加大。我教《春天的种植》一课时,先播放VCD多媒体课件,做“农事5分钟新闻会”,对学生进行农业科技教育,再组织学生展开“种子发芽”的条件讨论。然后结合类似事例,引导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性,增强他们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长大攀登科学高峰的自觉性。

3课堂教学,要多方位多角度地展开

农村小学在品德与社会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均采用了单一的、古老的说教式教学模式。这种以说教为主的思想品德教育在现实社会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要改变思想品德教育的现状就要改变过去的以说教为主的教学模式。经过这几年教学的不断实践,我探索出以下几种较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3.1明理激情导行模式。 这是在传统的讲解模式基础上演化而来的,适用于品德与社会新授课中的各种课型。它是以教师为主导,通过直观演示、口头讲解、文字阅读、评价行为、激感等手段传递信息。学生通过观察感知、理解教材、动情明理、自省辨析,最后由教师评价提出行为要求。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使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道德知识或某一方面的行为方式。选用这种教学模式的时候,要注意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如在教《我送老师一支花》一课时,提出了“老师像红烛,无私奉献青春年华”“老师像园丁,辛勤培育现代化建设人才”“我们要尊敬老师”的观点之后,教师可推心置腹地向学生谈谈自己在教师的关怀下成长的故事,以及对教师工作的情感体验,然后让学生谈他心中的老师,使师生间产生感情上的认同和共鸣,促使学生主动地以实际行动来尊敬老师,提高了教学实效。

3.2“问题——讨论”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着眼于学生个人的潜能和整个人格的发展,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思考辨析机会,培养学生“悟理——讲理——用理”的能力,适用于哲理性较强的课。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教学模式最受学生欢迎。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2篇

学生品德的形成源于他们对生活的体验、认识和感悟。只有源于学生现实生活的教育活动才能引发他们内心的而非表面的道德情感,真实而非虚假的道德体验和道德认识。帮助学生参与社会、热爱生活、学习做人是品德与社会课程的核心,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创设情景,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感受、体验、领悟,培养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促进他们内心世界和主体人格的发展。

二、走进社会、学会实践

充分利用校外资源,让儿童走出学校,到社会中去学习,去实践,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扩展兴趣,发展社会实践能力。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校外实践设计,如教学《购物有学问》时,我带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集市上、超市里,让学生在观察中切实感受价格的秘密,亲身体验购物的学问。

道德寓于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能与生活分离的"纯道德",也没有与社会脱离了的生活。儿童品德的形成源于他们对生活的体验、认识和感悟,只有源于儿童实际生活的教育活动才能引发他们内心的而非表象的道德情感,真实的而非虚假的道德体验和道德认知。

因此,良好的品德形成必须在儿童的生活过程之中,而非在生活之外进行。我们在实际教育时,应着力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行动,看到事情的真实部分,引发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触及他们的心灵,才能取得有效的教学效果。

三、组织讨论、学会交流

讨论是最常用的儿童学习、交流活动形式,可以是小组的,也可以是全班的;可以是随机的,也可以是专门安排的;讨论活动能使儿童有机会运用多种方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想法,展示自己的成果,分享交流,锻炼表达能力等。在品德与社会课上的讨论,教师应当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防止形式上的讨论。

品德与社会课上能找到许多让学生参与讨论的切入点。讨论,是品德与社会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我们在教学时,要合理的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学会交流,掌握学习方法。品德与社会与现在开设的“思想品德”课和“社会”课相比较,有一些突出的特点:

一是以育人为本,重在儿童文明行为习惯、良好道德品质和健康的社会性发展的培养,目的是把儿童培养成为热爱生活、乐于探究、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性发展的好学生。二是以学生的生活为基础,密切联系儿童的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组织、安排教学内容和要求,努力克服成人化倾向。

三是倡导学生的主动参与,通过学生的体验、参与和实践,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培养道德情感,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避免简单说教。

反馈信息,及时整理活动安排。在活动教学的探究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活动的过程中,也会反映出意料之外的情况。及时调整,是积极的应变方式。分析活动过程中的问题,我常反省其中的原因。如果是多数学生的共同问题,那一定是我的教学组织中有什么失误,如果是个别学生的情况,我要从其活动过程中分析是其方法的问题,还是哪个环节的问题。而且,我希望在活动的过程中及时暴露问题,能交给学生们自己去解决是最好的途径。

四是突出综合性,强调活动性。在该课程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我总结出了“三活”。即师生关系平等鲜活,教育内容贴近生活,教学途径多样灵活。

1.师生关系平等鲜活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师生关系。学生称老师为“恩师”,把对自己帮助最大的老师誉为“良师益友”。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尊重学生的人格,是处理师生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师生关系本身就具有教育意义,同时它也是教育活动得以良好实施的前提和保证。

然而,我们常常会对这样的情况熟视无睹:在楼梯口、操场上、教室旁,几乎随时随地会见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向经过的老师敬礼致敬,说“老师好”。老师呢,点头致意者有之,视若无睹者有之,面无表情者有之,扬长而去者也有之。留给学生的是一脸惊讶,满腹不解。

2.创设活动,使活动形式与实际情况相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包括他们的年龄特征、认知水平、兴趣偏好等等,在教学中,我创设活动时,是从这几方面着手进行的:①根据教学内容确定活动形式。③根据学生年龄特征设计活动。低年级学生的思维多具直观性,注意力集中时间短,以有趣、有情的活动贯穿教学过程,是有效的组织方法,如游戏活动、动手操作、小竞赛等。

3.训练习惯,使活动具有实效性。活动教学中,大量活动的使用,对学生的要求首先就在于行为习惯的训练上。活动给学生提供了动手、动口的广阔空间,为他们施展才能提供了机会,如果不对学生进行行为习惯训练,也许学具就成为玩具,合作学习就变成自顾自的诉说,表演,甚至会损坏东西,互相责怪。

在学生探讨活动中,我要求学生不仅听老师的讲解,更要学会听取同学的意见,从中找到与自己想法一致与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比较,发现同学的闪光点,弥补同学的不足,同时,也完善自己的想法。按这样的要求探讨活动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电化教学手段已悄然走进课堂教学,给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小学课堂教学结构的优化,强化了教育效果。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3篇

社会课是集中培养社会公民基本素质的一门综合性课程。社会课于1916年在美国正式成为学校的一门课程。在许多国家的中小学课程中,社会课是一门和语文、数学相并列的核心课程。

1992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课程计划将社会课正式列入其中。由于社会课教育在我国刚刚起步,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从事社会课教学的教师,都缺乏对社会课基本性质和功能的熟悉。由于受传统的知识教育观的束缚和长期的讲授式教学的影响,大多数教师习惯于遵守教科书中知识点的讲授,对于社会课教科书所呈现的新的内容结构和所需要的教学活动还不能适应。多数教师不知应当如何围绕教学内容设计和展开教学活动,也很少考虑利用“活生生的现实”去充实和完善教科书内容。首次编写的社会课教科书内容在体现社会课的综合性和现实性方面存在局限性,这些也给教师教学活动的展开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探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的支持,更需要通过实验来加以探索。

二、实验探究的目标和内容

社会课的教学实验探究的目标摘要:站在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和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发展的立场上,依据国家颁布的社会课教学大纲,确立社会课的教学目标,充实和完善教学内容,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其中包括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的改革,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索社会新问题,发展学生的社会技能,促进学生的社会认识和社会情感的统一协调发展。

实验的具体操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摘要:

1.构建整体性的学生发展目标

根据国家教学大纲的总体要求,我们参照教育评价目标分类的方法,将实验教学的目标具体划分为摘要:

(1)情感、态度目标

观察身边社会现象的喜好和关心社会事物的态度。

尊重各行各业工作价值和劳动的态度。

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热爱祖国国土、文化,关心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主动探求知识和探究新问题的喜好。

(2)技能、能力目标

初步的判定和思索具体社会事物、现象的能力。

初步的参和、合作、交往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社会技能。

查找资料、选择资料的能力。

选用适当形式(图画、表、数字、文字、言语等)表现身边社会事物、现象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能力。

(3)认知目标

把握初步的社会生活常识、法律常识。

初步熟悉社会生活中各行各业的工作价值。

初步的环境常识和对环境新问题的熟悉。

初步的地理、历史常识。

2.充实具有综合性和现实性特征的学习内容

社会课的综合性主要表现为跨学科和以专题构建的单元内容两方面。因此,我们拟通过专题设计的方式,对现有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完善,体现和突出综合性的特征。

社会课学习内容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现实性。要使学生能够从实际和具体事实出发去理解、熟悉社会,而不是脱离学生熟悉的环境和生活,从抽象的理论和观念出发去熟悉社会。尽管社会课教科书已在贴近学生的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别大,因而教科书在呈现具体和现实性的新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它所呈现的内容也不可能适宜于各个地区的学生。因此,我们在实验中对现有的教学内容加以必要的补充和改造。其中包括收集和利用现有的图书、音像资料;以单元内容为主题,收集和整理区域性人文、地理、历史等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单元内容。

3.构建以学生体验和实践活动为中心的学习过程

构成社会课学习的三种基本学习方式为摘要:体验学习、探究学习、解决新问题的学习。在实验教学中,我们将着重探索它们对于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功能。

(1)体验学习

体验学习是一种基于学习者自身的活动体验,获得感性熟悉的学习过程。

对现实社会的体验可以有摘要:公共交通、野营生活、购物、乘车(船)、下乡劳动、公益劳动、志愿者服务活动以及人际交流体验,如和老人或幼儿园小朋友交谈,和不同地区或民族的同学交谈等。它们不限于在教室中进行,而更多的是在教室以外的空间进行。

“模拟体验活动”是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或情境的模拟活动,模拟体验活动可以有摘要:人物模拟活动,如模仿父母工作或照顾家人生活,模拟售货员、售票员、司机、老师、医生、护士、法官等工作情形;场景模拟活动,如碰到危险时(失火、煤气、交通事故)、碰到非凡情况时(拾物—失物,救人—被救)等。

体验学习拓宽了学生理解和熟悉社会的渠道,对于学生来说,其重要价值不在于学会某种操作方式、获得某种技能,而在于每一个人在活动中获得的对于实际的真实感受。这种内心体验是形成熟悉、转化行为能力的原动力。

(2)探索学习

探索学习是通过具体的探索,体验科学探究过程、学习科学探究方法的学习。其包括发现新问题,设立假说,收集信息、资料、数据,处理数据,验证假说等活动。

探索学习的本质在于探索,而不是某种固定过程、方式的重复和再现。探索经常伴随着失败,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探索学习也是体验失败的学习。经受和体验失败本身就是社会学习的重要内容。

和探索科学新问题不同的是,对社会新问题的探索最终可能没有标准的或唯一的答案,但它可以引发学生对于社会新问题的进一步思索。

形成某种技能是探索学习活动的一方面意义,但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给予学生以自由探索、创造的机会,使学生可以发挥主动性去思索新问题,去寻找解决新问题的答案,这是形成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基础。

(3)解决新问题学习

解决新问题学习是从社会事实和新问题出发的学习。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寻求解决或解释某个具体的社会新问题的过程中,学会综合的、关联的、切合实际的分析和思索新问题的一般方法,形成关心社会的态度和参和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同时形成评判社会新问题,评判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标准。

解决新问题学习不是按照某种固有的体系、顺序来接受和记忆知识,而是针对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现象或事实,通过提出新问题、查寻资料、访问调查、自行探索解决和解释新问题的活动过程进行学习。

解决新问题学习的基础是每个人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多样性即构成了对于问题分析的角度和所寻求的解决方式的不同。熟悉和方法的非唯一性是社会学习的固有特征。

为使上述各种学习活动有效地展开,我们将以小组协同、合作学习作为社会课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班级讲授相比,小组合作学习具有以下优势摘要:

a)小组学习可以给更多的学生、非凡是那些在众人面前怯于表现自己、缺乏自信的学生以相对多的自由表现和发言的机会。

b)小组学习可以较好地开展学生之间的互教互学,学生之间的交流有助于他们学会从多种角度熟悉和思索新问题,了解多种学习方法和信息渠道,并加深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情感。

c)小组学习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对自身的学习有一种参和感、责任感。

4.构建有助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教学指导

教师的指导主要通过对学生的关注态度、言语指导和行为指导体现出来。教师在指导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摘要:

(1)面向全体的原则。

要使每一个学生都乐于参和社会课的学习,就要求教师给予每一个学生以同样的参和和表现机会,非凡应当给予那些在众人面前怯于表现自己、缺乏自信的学生,那些学习成绩不佳或内向的学生以相对多的自由表现机会。给予每一个儿童以同样的关注是使其获得自信、主动参和学习的基本条件。

(2)尊重个性的原则。

由于社会课学习活动多样性的特征,学生在探索性学习活动中的体验、经历不同,采用的学习方法不同,所获得的熟悉和感受也会有所差异,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应当熟悉到,学生个体在思索上的不一致并不意味着学习的失败。学习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尝试错误,苛求熟悉一步到位往往使学生陷于对书本知识的机械记忆,不利于形成真正的理解和实际运用能力。

(3)培养独立思索的原则

无论是在探索思路、方法选择或是具体操作中,都尽可能地不提供“标准件”,给予学生以自由选择的权利,以此改变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依靠性和盲从心理,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和独立思索能力。

(4)关注过程的原则

在社会课指导中,教师要改变以往课堂教学中比较关注学习的最终结果,而忽视学习过程本身对于学生态度和行为方式所具有的意义。要作到有效指导,就必须关注过程。关注学生喜好和态度的变化,关注学生是否积极主动地参和了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他们碰到了哪些困难和新问题,他们是怎样解决的等等。

(5)强调多边互动的原则

教室环境是构成教学过程中非言语交流的主要条件,为使学生间的交流能够在一种更自然的条件下进行,教师要探索通过改变学生座位的排列方式来改变交流者之间的接近度和关注度,进而促进学生参和交流、扩大交流。

5.构建开放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社会课追求的是多层次目标要求、多样化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学习成果也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知识的把握仅为学习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它是获得能力、行为发展的一种手段,而思索能力、情感态度等的发展则为更重要的目标。前者可以直接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称之为有形成果;而后者一般只能通过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有些在短时间内难以展现出来,我们称之为无形成果。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成果都显示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就,都应当得到恰当的、全面的评价。为此,我们确定以下评价原则摘要:

(1)评价的过程性原则

就学生的发展而言,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感受、体验的成功或失败,以及对于新问题的解决本身,是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学习成果。因此,作为社会课学习的评价,学生把握知识的多少、记忆程度如何不是评价的重点,而学生是否以积极的态度参和了学习,在探求新问题的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对新问题的钻研精神,学习方法的把握程度,计划的合理性,学习过程中采用了怎样的合作态度和方式,是否学会了基本的自我约束和管理方法等等,才是评价的主要内容。这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过程性评价的涵义。

(2)评价的多样性原则

社会课教学的特征在于不局限于书本知识的讲授,学习途径是多样的。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对新问题的喜好和关心不同,探求的角度、方式不同,因而所获得的答案和学习结果也必然具有多样性。对于多样性的学习结果假如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去评价,则限定了学习活动和思维发展,显然是不适宜的。同时,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或技能,而更多的是情感的体验、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具有个性的社会思索能力的形成和学习能力的提高。对于这一类属于发展性目标和情意性目标的内容,采用统一的标准化评价方法也是不适宜的。因此对于不同的评价内容选择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方式。

对于有些成果,如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程度、把握的范围、科学性,运用知识说明解释新问题、观点的恰当性,操作水平等,可以采用相对等级评价的方法来评价。但对学生在活动中获得的快乐体验,在学习中建立的自信心,激发的探求欲望,和人交往的能力和意识、水平的提高,查阅、归纳整理资料的方法等,将主要采用观察、记录、特征描述、教学过程分析等定性评价的方式。

(3)评价的发展性原则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4篇

社会科非凡强调人在熟悉、处理和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体性自我熟悉的价值。因此,它在学习形态上,要求尽可能地运用开放的、自主的、可以体验的学习方式,去展开符合人类的社会发展心愿的学习活动。

一、小学社会科的学习形态

社会科教学活动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学习”达到熟悉社会、理解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目标。它从知识能力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社会的新知识和新熟悉。作为“学习活动”,它不能满足于知识的量的获得,而是强调通过知识体验(或实践)提高相关的技能和熟悉。例如有关地图的教学,不能只说“知识领域”中的地图概念,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地图在实际生活中的功能,然后指导他们去利用、去制作。换句话说,社会课上理解地图,不仅仅是获得“会看”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制作中心得、熟悉地图的实在功能。这里既反映出一种教育思想或态度,也透过不同的学习形态反映出学科的本质和教师的能力。

我们把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形式称作学习形态。一般地说,学习形态着眼两个方面摘要:班级学习的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前者主要指课堂教学中的集体学习、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后者主要指现场学习(调查、参观),构成学习(手工制作、编制图表和绘画),视听觉学习(看电影、电视),讲义学习(听报告和看讲义),报告学习(写报告书和论书),戏化学习(角色扮演),对话学习(讨论)等等。在社会科学习过程中,前者和后者经常根据学习内容采取不同的组合,如集体学习+视听觉学习,小组学习+构成学习。选择怎样的学习形态,既要考虑客观的学习条件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学习内容的布置和学习时间。

集体学习为使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学习目标,在同一时间、地点接受同一教材和学习新问题的教学方式,称为集体学习。这一传统的学习形态的突出特征是,一位教师面对所有学生做内容划一的讲解。优点是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也轻易把握和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摘要: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过分地强调教师意志和教科书的权威性。今天,日本的小学社会科虽说还是以集体学习为主要形式,但在课程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引入了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而且非凡强调活动性课程的功能。即便还是一位教师面对三四十名学生,可是学生已经成了真正的学习的主体,教师不再扮演“权威”的角色,他们成了学生的学习向导。

小组学习其特征是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活动性质是主体的、积极的和协作的。一般多以课题、喜好或学习目标编组,讲究自愿组合的原则。这种学习形态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要求组内成员积极、自由地交换意见,并在讨论和探究课题的过程中,培养具有社会性的学习态度;以及相互尊重人格、相互协作、主动分配和承担角色,培养负责任的社会态度。

个别学习社会科在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的同时,也重视发展有个性的学习形态。个别学习就是为适应学生个人的能力、喜好等个性差异而提倡的。在日本,个别学习多采用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等形式。但是,由于该学习形态还不能反映学生思索过程的多样性,也不能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提供帮助,因此它仅仅是个辅助的学习手段。

现场学习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观察社会现象,查访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把这些参观、访问、调查和谈话等学习活动,称为现场学习。因为社会科是有关社会现象及新问题思索的学习,所以不能单纯地依靠书本知识。现场学习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用自己的行动去体验具体的事,对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都建立在自己搜集的事实、自己提出的新问题的基础上。这是社会科学习的特征。

构成学习它是将参观、考察等获得的资料、素材,制成模型或标本、图画或图表的一种表现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将参观、调查的内容,有目的地、具体地进行归纳和整理,并用一定的技能形式表现出来的学习形态。它极易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日本小学低年级社会科以造型为中心,常采用制作全景画和漫画的形式;高年级多以文字和数字为中心,并将其制作成资料集和历史小报。

戏化学习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达到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学习活动,称为戏化学习。将历史人物或社会生活戏剧化,由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学生如身临其境,心得社会生活,深刻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合作精神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态度,也可以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

二、小学社会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

谈及教学活动不能没有教师、教材和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的依据是教材,而预备好的教材和能自如地驾驭教材的能力,又是教师的重要资质。那么在社会科中,好教材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去预备好教材呢?

教师有必要解决好教材观的新问题。教科书中心主义是社会科中最要不得的东西。社会科教师必须知道,他如何制定教育目标,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如何通过知识、概念和法则等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因此,教材是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学习的前提,其功能是向学生提示具体的素材,其价值是向学生传达教育内容。

例如,三年级“我们的生活和商店街”单元,了解社区的消费生活状况和商店街的买卖情况是教育内容。怎样理解教育内容呢?首先,从“看得见的东西”入手,如买东西的人如何挑选、如何品评,卖东西的人如何促销、如何经营。其次,通过已经直接接触、直接体验的“看得见的东西”,去探索它背后的社会存在意识和观念。此时必须有教师的高明指导,因为人们的消费愿望和目的等种种“看不见的东西”,既不能用教材简单地固化,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学生自己消化,尤其是让学生通过鲜明的表象看到“买和卖”的社会意义,更不是看看、听听就能够理解的。这就存在着一个教师将教材的意义和界限明确意识化的过程。

教材的意识化过程,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开发过程。作为教师必须具备选择和开发教材的能力。从教学情景看,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学生差异和地域实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同一教材有着不同的教法。那么,如何选择和开发教材呢?首先,我们要着眼于好教材,其条件有4点摘要:①教材和教育内容密切关联。教材能正确地反映教育内容,并具有反映教育价值的典型内容。②符合学生和地域的实态,并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文化价值和学生发展价值。③适宜学生的情感和思索,注重到学生的学习盲点,有助于帮助学生产生学习好奇心和新问题。④学习内容富有弹性,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思索,多方面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所谓预备好的教材,就是将教材梳理成有连贯性和发展性的学习程序摘要:发现学习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通过学习过程生成新的看新问题的方法和思索方式——再发现新的新问题。

三、社会科实施的基本条件

1.教育思想应该具有民主的和开放的性质。社会科教育内容必须包含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念,并尽可能地将社会意志和个人发展意愿统一起来。

2.教育目标必须是整体的和可以评价的。它应有效地承担社会科的传授功能、练习功能和养成功能的教育任务。

3.教学方式必须是弹性的和多样化的。

4.教学内容必须是规范的和科学的。它既能够符合基本标准和水平标准,也能符合发展标准和技能标准。它应该有助于增加社会现实感,达到让学生熟悉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教育目的。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 教育 特点 社会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243-01

在实现现代教育模式的今天,教育的特点也是呈现多方面的特点,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方式的转换以及教育手段的提高,造就了当今教育有其鲜明的特点,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实施以来,教学教学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念更新,更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对学生各种能力的提高。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下面我就我个人的教学经历肤浅的谈几点。

一、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

语文教学是一台戏,教师只有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提高这台戏的质量,然而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往往越俎代庖代替学生思考或代替作者言论,这不是语文教师应扮演的角色,因而,当代的小语文教师,都注重自己要不段更新教学观念,注重自己角色的扮演。如,语文教师在学生与教材之间扮演桥的角色。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学生与教材交流时出现的障碍和引导学生怎样更好理解教材。认识到不能把教师对教材的认识强加给学生,同时承认了学生对教材的理解的差异性。随着小学语文教学的发展,我们小学语文教师对自己角色不断有新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素质,把学生的个性,创造精神,良好语文习惯培养起来吧,这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

二、注重兴趣教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首先要让学生有读的兴趣,读的欲望,才可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才能确保其会主动地学习。例如,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以清新、流利、饱含情感的语气范读课文。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朗读中充分感受课文的意境,体会文字的美妙。因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小学语文教师重视到兴趣性教学的重要性,让自己的语文教学与兴趣教学相结合,因而,也就构成了现代小学语文教学注重兴趣教学的特点。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自主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是人之可所以能够立足于社会,发挥其潜力的基础。小学生在学习语文时,他的自学能力一般不依赖他人而能够运用一定的学习方法独立地获取语文知识和技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方式。例如,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注意到通过各种形式的语文训练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基础。这是因为,人的思维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知识越多,思路越广,对思维的发展也有利。思维的扩展触及更多的知识,才会产生联想。才可能培养好学生的自学能力。正是因为培养学生自学如此重要,所以,现代的小学语文基础教育才十分重视培养我们小学生的自学能力。

四、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面对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为了更快速度的发展,为了更快的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创新能力的培养变得日益重要了。我们应如何为创新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的课题。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不是说过去的教育一点也没有培养创新能力,而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和得到的。对于小学生来说,我们要培养他们具有创新的意识和创新的精神。评价学生不再以单一学分定学生的好坏,全面评价学生的素养,不仅关注学业成绩,而且关注多方面的潜能和特质的发展,尤其是探究与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过程、学习方法、情感体验。因为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所以当今的小学语文教育都十分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教学方向侧重化

阅读与写作是语文学科中的主体内容,当今的语文教学重点在向它们转移。并力求实现两者的有机集合。阅读是基础,能为写作提供帮助,而写作反过来作用与阅读,写作是阅读的升华和创造。自从教育部“十五”规划实验课题在我校开展以来,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认为如果离开阅读谈写作或离开写作谈阅读都不会收到好的效果,最好是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训练,或许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当今的小学语文教学特别重视阅读和写作两个板块的教育。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认为我们教师要注重当前的教育模式,将教育的重点转移到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

六、教学手段科技化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多媒体在中小学生愉悦学习、创新学习中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课堂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学生学习主体性的生动体现。因此,教师必须合理地,灵活地运用电教、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轻松、欢乐中获取知识。进行新课的学习时,在导入中,枯燥的讲解,或者是煽情的演说,都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也不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然而,运用多媒体现代教育技术,则能拨动学生的心弦,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学生,并使其受到感染和教育。因而,当今的小学语文教学逐渐在向现代科技化方向发展,小学语文教学手段的科技化也就成为现代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总之,现代语文教学有其鲜明的特点,我只是就我个人的教学经历来谈一下自己的感受。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作为小学语文教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根据当代小学语文教学的特点与规律,为语文教学服务。

参考文献:

[1]吴宪洲.语文教学要重视培养学生“讲”的能力[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01)

[2]冯惠文.语文教学的几个有效策略[J].山西教育(综合版),2005,(03)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6篇

(一)南通市中小学体育设施的社会开放情况调查与分析

在随机调查的30所中小学中,有2所学校是自愿无偿对外开放的,而这两所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结构单一,主要以田径场、篮球场、乒乓球场为主,田径场都为土质场地。

(二)影响中小学体育设施社会开放的因素

1.上级部门没有开放任务。

目前,虽说国家通知、要求、条列明确指出在不影响本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应当向社会开放使用,但开放的仅是极少数,只有明确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外开放的义务性,才能保证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学校体育设施陈旧、学校比较偏远等也是制约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客观因素。这与影响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开放过程中的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

2.安全问题。

学校体育设施开放过程的安全问题,是大多数学校最为担心的问题,它包括学生的安全问题、学校的安全问题、及锻炼者的安全问题等。首先学生的安全及学校的财产安全,如果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进入学校的社会人员身份多样,情况复杂,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学生安全及学校财产构成威胁,而进入学校锻炼的人由于年龄、性别、身体素质、机能水平、运动机能也不尽相同,在缺乏正确的体育技术指导,没有体育医务监督的情况下,难免会引起多种伤病的发生,如骨折、拉伤等。若发生意外伤害时应该怎么处理,该由谁负责,又有谁来赔付,这都是开放过程中所有学校面临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和治安措施。

3.经费问题。

学校体育设施的损耗,日常维护和更新设备已经是学校不小的一笔开销,一旦对外开放学校体育设施,场地的使用率会大大增加,无形中加大了体育设施维护和更新设备费用的开支,加大了体育设施成本,在目前国家各种优惠补偿政策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这些费用使学校望而生畏。这也是所有学校担心的经济问题。

4.观念意识。

在调查中,有71.4%的学校认为“没有必要向社会开放”,仅有28.6%的认为“有必要向社会开放”。这说明,大多数学校在观念意识方面还有严重的缺失,意识方面还不到位。只有加强学校领导意识和改变学校的观念,才能使学校体育设施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二、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南通市中小学体育设施社会开放率较低,在对南通市随机抽取的30所学校中,向社会开放的学校只有2所,而大多数学校场地结构单一,体育设施缺乏,即使对外开放也不利于创造好的健身条件,影响中小学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因素,从总体来看,分为安全、经费、管理、观念、政府要求与否、群众量等主观因素,而安全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教学区与运动区无法分离、上级没有明确开放任务、体育设施陈旧、学校偏远等客观因素。而这些问题与开放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情况是一致的。

(二)建议

1.场地、器材是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规模的反映,也是学校对外开放的必要条件。

建议:在完善体育场地设施的情况下,添加体育设施器材,在保障常用体育设施的同时,要尽量建设体育标准场地。

2.要是中小学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必须做好安全方面的措施。

建议:加强监管,第一,要对锻炼者进行身份认证,实行实名登记,做好相关的安全警告标语,明确活动的规则,做好损坏赔偿等规定。第二,设立体育医务监督,对锻炼过程中发生的运动损伤等进行临时处理。第三,设立治安措施,加强管制。

3.在经费的问题上可采用多方筹集解决经费不足。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科学发展,和谐社会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时代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注意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对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它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因此小论文,选择一系列合适的指标,运用恰当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综合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二、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研究现状

联合国于1996年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用于帮助各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应用“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来设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42个指标,含社会、环境、经济、制度4个方面,其中社会指标涉及平等、健康、教育、住房、安全、人口,环境指标涉及大气、土地、海洋、海岸、淡水、生物多样性,经济指标涉及经济结构、消耗和生产模式,制度指标涉及制度框架、制度能力。

2005年,国家统计局完成了一项重点课题研究——《“和谐社会统计监测体系研究”之“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研究报告”》。2008年,佟金萍、马剑锋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计算苏锡常和谐社会的综合指数。2009年,福建设区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课题组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生态等6大类指标和33小项指标组成。同年,胡皓、韩兆洲根据胡锦涛书记对和谐社会的阐述,同时考虑到能够从统计年鉴获得数据,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六个维度设计了18项指标,采用主成分法对和谐指标赋权,并对广东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实证综合评价。

三、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指标的选取

对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进行综合的评价,选取的指标不仅要有城市的,还要有农村的,不仅要考虑经济的发展,还要考虑能源的消耗,同时要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本文正是按着这一思路选取,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小论文,选取如下20个指标(均为2007年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3);居民人均消费水平(X4);5、农村城镇消费比(X5);6、固定资产投资(X6);单位煤耗量的GDP贡献(X7);单位煤耗量的GDP贡献(X8);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X9);城镇单位技术人员(X10);高等学校数(X11);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X12);各地区教育经费(X13);卫生机构数(X14);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拥有数(X15);每万人公共交通拥有数(X16);每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X17);各地区农村居民住房面积(X18);就业率(X19);城区绿化覆盖率(X20)。

四、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方法的运用

由于缺少个别数据,故用SPSS软件进行了缺省值处理。以下分析结果都是基于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的。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根据事务本身的特性来定量研究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中的个体差异较大,于是根据一批样品的多个观测指标,找出能够度量样品(或度量)之间相似度的统计量,并以此为依据,采用某种聚类法(Method),将所有的样品(或变量)分别聚合到不同的类中。

本文研究的是2007年全国31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综合评价,采用快速聚类(K-means Cluster,表4-1)对31个CASE进行分类。

表4-1:聚类分析结果表

 

分类

地区

第一类:C类(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其他指标基本位于全国偏上水平)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上海、福建、广西、重庆、云南、甘肃

第二类:B类(各类指标名列前茅,城乡和谐,唯独教育投入有所欠缺)

浙江

第三类:D类(各类指标趋于中等)

河南、湖北、广东

第四类:E类 (各类指标趋于中等偏下)

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陕西

第五类:F类(经济发展落后,科技、文化环境都有待改进)

海南、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民俗文化;兰州市;《品德与社会》课程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31-02

世纪之交,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2004年11月11日在南昌召开的“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一批著名文化学者和民俗学家建议,我国应尽快把民俗和乡土内容纳入中小学教材[1]。只有民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才能真正起到弘扬和传承民俗文化的作用。本文以兰州市为例,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入手,论述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3-6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能力养成的综合性课程。从教材的内容来看,该课程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以儿童社会生活为主线,按照儿童学习、生活、交往的范围,把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家乡、祖国、世界等内容串联在一起,融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历史和文化教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等内容为一体,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学习做人的能力。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彰显教材的地方特色。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编写的这套教材深入挖掘并展现西北地区的课程资源,选用了许多西部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的情感[2]。使学生在了解和认识家庭、社区、国家、世界等不同范围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在学国历史、文化、民族和民俗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情感,并进而放眼世界,走进地球村。

二、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内容涉及面广,包括:民俗、历史、地理、文化、道德、法律等与公民素质养成相关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品德与社会》课与民俗文化密切联系的内容更多,既有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也有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依托有效的课程资源,根据自身条件开发、利用本地区的社会资源,挖掘素材,积极开展民俗文化知识的教育,将其转化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效教育资源,使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小培养学生面向祖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增强小学生对社会生活文化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一)我国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壮丽的山河”中“我们的‘母亲河’”的内容,学习时可与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是全国惟一的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的特点相联系,积极挖掘本地民俗文化知识(如马家窑文化、伏羲庙、黄河水车、羊皮筏子、黄河铁桥、黄河奇石等),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始于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壮丽的山河,富饶的土地,都印证了“母亲河”对华夏民族的滋养和哺育。而早在四五千年前,兰州先民就依黄河而居,耕牧渔猎,筑屋制陶,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将绚丽多彩的彩陶艺术推向了巅峰。自秦汉以来,兰州黄河沿岸的众多渡口,就将大西北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从汉武帝设金城郡开始,兰州一直是中原王朝开拓经略西北的军事政治重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造就了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使其成为集黄河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于一身的陇上名城。从历史地理上来看,长期的过度开发,水土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黄河经常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根治黄河”的号召,在黄河中上游植树种草,防止水土流失;在下游加高加固黄河大堤,防止洪水泛滥。经过多年整治,现在黄河水患已得到了全面治理。但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黄河下游形成的“地上悬河”还在继续升高,这些问题依然是黄河汛期的一大隐患。近年来,由于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黄河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使黄河水不断减少,特别是在下游,黄河已多次出现断流的现象,给下游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为了解决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国家正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滚滚长江水将被引入黄河,使黄河再现生机和活力[3]。今天的兰州城市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在学生了解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节约用水、治理黄河污染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9篇

1.实践活动内容缺乏吸引力

中小学生的身心发育还不够成熟,大多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重视自我的愉悦,但是现在很多实践活动缺乏新意,大多还是以植树、帮助老人、体验环卫工为主,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的中小学生们,已经无法提起对这些实践活动的参与兴趣。实践活动是要学生参与的,教育是要学生主动接受的。如今的学生通过网络获取大量的信息,实践活动却缺乏新意,不能对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在第一步上就失败了,那么德育的实效性就更无从谈起。只有实践活动注重内容,与时俱进,才能贴近如今中小学生的实际,使得学生乐于主动参与其中,能够在实践活动中感受到快乐,这样社会实践才能达到目标。德育教育的实效性才能凸显出来。

2.德育目标的政治性

目前,大多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过多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却往往忽略最贴近学生生活。由于政治性目标,实践活动的组织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注重功利追逐政绩的情况,使得实践活动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在实践活动中忽视德育的实质和效果,忽视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脱离了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没有对中小学生的文明教育、良好行为习惯和道德情操的培养。现在学生的德育内容教育,多强调党政的光辉、宣扬我国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对于学生成长十分重要的社会公德教育、信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实用的德育内容却涉及甚少,这并不利于中小学生的成长,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二、提高学生实践活动中德育教育的实效性

1.活动内容勇于创新

开展实践活动注重新媒体的使用,迎合当前中小学生了解信息途径多元化、差异化的现状,开发新的实践活动方式,激发学生社会实践的积极性。鼓励中小学生走进生活,发现生活,引导他们去主动发现自己可以参与的社会活动,让学生自己提议自己想做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由之前的组织方变成学生行动的保护后盾,这是一条提高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德育实效性有效方法。能够让学生带着快乐的心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在实践活动中重视社会实践和相关德育教育目标的结合,通过新颖形式与德育目标的结合将思想政治教育生动的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愿意主动的接受教育。在实践活动中注重体验式的教育,把口头的被动说教转化为亲身的主动式感受,学生自然能从活动中体会到应该体会的品德教育。主动体验德育的实效性比被动接受德育的实效性更高。

2.德育目标注重实际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10篇

顾名思义,社会问题小说一般都选择当前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众迫切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为题材,如腐败问题、国营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下岗工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环保问题等,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小说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或沉溺于小说的叙述实验与语言形式迷宫,或热衷于讲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其脱离现实的倾向已经引起文坛内外一片不满与批评。新现实主义或社会问题小说的适时问世似乎给文坛注入一丝活力,更迎合了一些人的阅读心理,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在1998年1月22日的《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上,赫然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然而,我在看了一部分此类小说以后,却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即在审视中国社会问题时社会理性的缺乏、道德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式方面,即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本章将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为例集中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开始。

一、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

在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某个作家或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想就一个一般的文学创作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即:作为一种虚构文体的小说,应当如何反映它所处的社会现实?其反映方式有什么特点?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核心涉及对于"现实主义"的本质的理解。由于对于此类小说的正面评价都一致认定它们的价值在于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精神,在于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评价是着眼于题材的。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或小说的现实主义,什么是它的真实性与相关的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了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获得其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及相应的认识价值?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通讯报道有什么不同?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马上会想到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想到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小说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的热情洋溢的推崇。恩格斯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这番话的?我的体会是,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象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同样到处都是;但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始终没有停留在现实的表面,而是抓住了人性的主题,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灵魂深处,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比如金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扭曲人性)。正因为这样,巴尔扎克小说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小说的现实主义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我们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总热衷于它的"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认识价值",也不同于调查问卷或社会统计学的认识价值)。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又必然造成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包括正、负面)。作家与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对于社会转型的看法常常相当不同。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就中国的情况看,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坛曾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小说(一般称之为"社会谴责小说",实际上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似。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已经很难说有多高了;但即使是这些小说,也没有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表层描写方面。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二十年目睹之怪形状》,其用力处都在于揭示社会转型期人性的扭曲与阴暗,所以这些小说虽然是现实主义的,在艺术形式上却大量运用了夸张、变形乃至漫画式的手法。

当前社会问题小说的误区集中地表现在违背了上述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反映现实所应具有的特殊方式与角度。由于它们满足于停留在对于社会现象的记录与社会热点的追踪,因而充分暴露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短处:就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迅速而言,它比不过通讯报道或纪实文学;而在其理性的社会分析的深刻程度方面,更难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的学术论文。那么,它的特殊性何在?特殊价值何在?在我看来,这种小说所采用的记录式反映方式,违背了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以己之短敌人之强。试问:在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去了解各种现象层面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电视、广播与报纸以及"新闻周刊"之类的媒体不是更具有优势么?比如,在题材(包括其重大程度、新闻效应、快捷程度等)的层面上说,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二言,《南方周末》第一版上经常可见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或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的部分节目,比我见过的所有"社会问题小说"都更加精彩。当然了,最"精彩"的还是现实本身。我自己在现实中得到的经验,以及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获得的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信息,又远远超过了从所有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结果是作家想像了半天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揭示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你说读这样的小说有个什么劲?

或许有人会说,80年代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报告文学不是风行一时么?问题是80年代中国的各种媒体还不够繁荣多样,也没有产生分化(包括类型与功能)。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电视也不普及,更没有像"焦点访谈"之类专门反映社会问题的专题节目。职是之故,80年代的小说实际上同时承担着非文学的(这里的"文学的"主要是指小说艺术的虚构本质)文体的功能与使命,许多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效应与其说是文学效应、艺术效应,还不如说是新闻效应、政治效应。90年代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了。各种媒体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且其类型与功能也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专门的新闻性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对于社会问题的"独家发言人"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由于距离的丧失,此类小说的一个通病是不注意艺术技巧,语言粗糙,叙述呆板,人物形象也缺乏深度,流水账式的写法,缺乏小说艺术应有的空灵之美,被有些评论家戏称为"记者文学"。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保持应有的距离,结果不但对于社会问题的描写停留于粗浅琐碎的现象层面,而且在小说艺术上也显得极为粗糙,出现明显的非审美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小说的语言上,已经有学者批评其"太直、太满、太露"的弊端(1)。可以补充指出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缺少隽永的意味,缺乏空灵之美。其次,在叙述方式上,新现实主义小说显得机械呆板,是一种跟着写的笨拙方式(一般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缺少精心的结构与剪裁,事无巨细,如记流水账。这样由于这些小说题材本来就相似,加上艺术技巧缺乏变化,结果必然出现雷同与重复现象。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片面理解分不开的。这些作家总是一味地强调如何"贴近现实",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但是却不适当地把这当成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似乎只要熟悉了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好作品。他们对生活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对艺术之于生活的超越性认识不足。比如何申就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在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时期把我那个地方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乡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等,这些东西自然的直往笔上窜。……只要深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2)

"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3)尽管何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身没有错,但是把小说与生活划等号无异于取消了小说。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只有生活又是不够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如何申说的只要深入生活就能写出好作品。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本身都不是艺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经验丰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能够把这种生活经验用创造性的、合乎美的规律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这种传达能力与生活积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并不是每一个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能够写出出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关键就在生活必须经过艺术形式的转译才能成为小说。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甚至是文学理论中的ABC,可惜我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还不明白。

但是,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决不意味着文学不能或不应介入与表现社会现实,更不是说它已经失去存在价值与意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本来就不能简单化约为它的社会认识意义或现实政治意义,没有社会认识意义的文学同样有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学同样可

(1)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

(2)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3)何申:《为了心中那份实情》,《北京文学》1997年第9期。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以反映社会现实,关键是如何反映、如何介入。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揭示这个转型是他们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独特的,既不同于新闻记者,也不同于社会学家。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解放后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我总觉得,对于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或者说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深刻震荡(这种震荡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震荡相比,或许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比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悖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这才是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文学的优势所在,是其他非文学文体不能比肩的。

这样的介入是一种有距离的介入,这里的距离是从美学上讲的,距离是产生美感的必要条件。审美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这是距离的第一层含义。

我说的距离的第二层含义是价值评价上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与主流的社会思潮在价值取向上常常出现错位乃至背离现象。在一般的情况下,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唱赞歌的声音总是占据主流,而对于历史发展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总是边缘的。尤其在一些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因为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负面性和历史发展付出的道德代价。因为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文学创作中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事件与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者的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模式。第一种是吻合与统一模式(颂歌式的作品或诅咒式的作品):作家从历史发展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的人物,同时也是从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人物一直占主流。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是罪该万死的恶棍(如黄世仁);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或二元对立模式(挽歌式的作品):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人物或事件恰恰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而失去了历史必然性的人物事件则是被作家赋予道德上的合理性。这样,许多伟大作家的社会历史见解常常是反主流、非理性或反历史的,有时还是十分幼稚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此类对历史发展唱"反调"的作品,它们常常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则是惟利是图的恶棍。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的。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防碍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如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警惕现代化的代价。

但是对于历史发展持有反思或批判态度的作品同样要有距离意识,特别是审美表现上的距离意识。联系到中国,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态度的作品常常流于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主要误区是以声撕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当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张炜笔下的"葡萄园"(见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显然,"葡萄园"作为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乌托邦,与桃花源有类似之处,但是作者在捍卫"葡萄园"(它象征一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纯洁人性与理想人际关系)的时候却发出了狂躁的道德宣言与失态的道德诅咒,从而使得这种捍卫失去了应有的距离与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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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艰难不是分享可以渡过的

--论所谓"分享艰难"的文学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误区不但表现在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并因而导致小说艺术上的失败,而且它的价值取向、它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它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也都存在严重的失误。下面我们以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所谓"分享艰难"主题入手进行一些分析。(1)

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或者也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刻期;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此类"艰难"的小说,或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主要代表作家有:谈歌、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编》《年底》《年前年后》《分享艰难》等等,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互助合作、共同抵抗饥荒的情景,等等,等等……;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的"艰难"及其"分享"当然也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可谓此"艰难"不同于彼"艰难",此"分享"不同于彼"分享"是也。90年代中期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90年代的分享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呢?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

2·1、何谓"分享艰难"?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奋斗在社会的基层与改革的第一线,最深切地感受着艰难,因而也必然是分享这种艰难的关键人物。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

(1)"分享艰难"本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醒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由于它也是所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主题、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为解决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所以,有评论家也把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行为者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无论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而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经济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责任伦理而把信念伦理暂放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他的养殖场),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嫖娼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准则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从信念上讲,他与洪塔山截然对立,从感情上讲,他根本不喜欢他。如果听从信念伦理的话,他甚至恨不得枪毙洪。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垮台。用孔太平的话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正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同样突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冲突,以及为了"分享艰难"而必须以责任伦理为重。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妓女玩);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大厂》中厂长吕建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那位因嫖妓而被抓的河南大户郑主任设法放出来。这样作当然绝对违反了吕建国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工厂的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嫖娼。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用吕建国的话说:"要说我心里话,我恨不得你们(指公安局,引按)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可我得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嘴发愁啊。"这里,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被极其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并走向其极端化的形式: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以上就是所谓"分享艰难"之第一类人物。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要顶住这一段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最值得注意。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识事务者也是利益分配中的得利者,是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热心地投入时代的洪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流氓痞子,或者是象洪塔山(《分享艰难》)这样的流氓企业家,或者是象齐志远、魏东久(《大厂》)这样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长里搞到一千万元的业务。

人都是复杂的,这不错;但是,如果着意制造这种"复杂",以体现所谓性格二重性,是否又陷入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

2·2、艰难分享得了么?

通过以上三种人分享艰难的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分享艰难"的文学(姑且沿用这一称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这是此类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作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以经济成就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以及《大厂》中的赵明、谢跃进),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用吕建国的话说,"钱都让混蛋赚走了");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如《大厂》中的章荣、小魏及其他工人)。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吃惊。应当承认,这种情况在目前市场经济不成熟期间是存在的(虽然在小说中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一般情况下都是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分享艰难。

但是,"分享艰难"作为事实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而作为我们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在面对这一事实时开出的药方则是误导的甚至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与紧张是怎么造成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固然,金钱会使人堕落,这里有人性的深层原因(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此作出过深刻的描写),不是社会环境或社会体制所能全部解释的;但是在此我更愿意强调:象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象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的不健全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相反,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此类小说常常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是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试图人为地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手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小说安排了吕建国的"人有情"的价值理性与章东民的"市场无情"的工具理性的较量场面,最后当然是信念伦理战胜了责任伦理。吕建国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章东民,"他没想到吕建国心里会有这么重的东西,他一时感觉自己在吕建国面前很低下。"这实际上是说,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面前很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同样感人的场面还很多,比如《大厂》中章荣之死,《大厂续篇》中吕建国与工人们聆听韩书记的遗嘱等)。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顺便指出,绝大多数"分享艰难"的文学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在主题与形式上均缺乏提炼,对此批评界已多有警示),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决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而是部分手中掌握了权力的人钻体制的空子进行权钱交易。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如田毛毛及其父亲、小李、章荣等等)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可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卖轿车的钱可以解决两个月的工资、贺玉梅献出一万块私房钱、袁家杰在道德的感召下把技术卖给了乡镇企业可以有限地缓解厂子的财政,等等),但是决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顿中。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象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

综上所述,这些小说揭示的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恶劣行为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渡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

转贴于 三、道德激情切莫走火入魔

--谈歌小说《天下荒年》的价值误区

包括作家在内的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实,更准确地说,是对于改革开放及其给中国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型,持有一种相当复杂的、远非单纯明了、非此即彼的态度。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改革的现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光明与阴暗共生、进步与挫折交织。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90年代中期的社会关怀小说,在评价态度与价值取向上充满了矛盾与分裂、迷惘与痛苦。它既表现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比如邱华栋的小说表现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欲望也充满堕落的城市时的迷惘与失落),也表现在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或乡镇村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如谈歌与刘醒龙的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进步与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们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然而,我也注意到,在这一批小说中也有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或惟道德主义的取向。这种取向的主要特点是把一个时代、社会或个体的道德水准当成是评价该时代、社会或个人的最主要的乃至惟一的标准,而忽视了其他标准的存在或意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曾经集中地表现在"二张"(张承志、张炜)的评论性文字中,而现在它又反映在许多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在上面对于分享艰难的文学的批评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里我想以谈歌的《天下荒年》(《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为例作些更细致的剖析。

《天下荒年》写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然而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主题指向却无疑是90年代的现实。作者以苍山县的百姓与官员为例,所要说明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读完小说,读者得到的启示是:在苍山县60年代的那场饥荒中,虽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高贵的年代;而90年代的苍山县人(苍山县是一个作者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具有隐喻意义)虽然因改革开放而享受到了物质的富裕,然而到处是抢劫杀人、盗贼成群,以致于安防盗门成风。这是一个对比;另一个对比是60年代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廉洁奉公、公而忘私,而现在的干部则腐化堕落、私而忘公(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典型是刘春华的变节与犯罪)。

我以为作品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转型期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一,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上说,作品描写的过去与现实的情况是否属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本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似乎不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这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小说,一方面似乎带有很强的纪实色彩;但另一方面它的主题显然又是要说明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即通过苍山县这个特例,来说明60年代初与9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精神与道德状况。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就其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我本人出生于50年代末,我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是我母亲经常对我描述情景至今栩栩如生:农村到处是倒毙路边的饿死鬼。据这部小说的描写,苍山县全县在大饥荒中只有三起盗窃案(而且其中一起是乡支书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饿死而下令发放种子粮,不能算是真正的盗窃),可见道德水准之高;然而据我的父母讲述,同时也据我通过历史史料与其他小说文本得到的了解,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开场合吃东西,否则很可能被别人抢去。天哪,我到底应该相信谁?是不是苍山县是个特例,算得上是"小人国"里的圣人县?

其次,小说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分析社会问题(注意: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修养问题,两者所需要的分析方法是非常不同的)的方法与评价历史事实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小说的问题在于把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状况,还原为极度简单化了的道德状况,又把这种道德状况还原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用精神高于物质还是物质高于精神这样一种简单化了的道德评价来作为社会评价的尺度。虽然小说没有为过去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至上直接辩护,也没有因为今日的物质至上、"道德堕落"而全面地否定改革开放;但是小说的主题与中心显然是在惟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否定现实、美化过去。为此,小说精心地运用细节描写来制造关于过去的道德理想国的神话(农民宁可饿死也拒绝吃种子粮、市级干部玩弄了一两个异性即被枪毙等等)与关于现在的道德地狱的百丑图(关于曹迪的一段描写)。然而小说中的这些细节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症结在于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所要阐明的根本问题: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不妨让我们摘引一段在小说中具有"点睛"意义的议论: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地嘲笑精神

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于是"我"对于那个精神原子弹的时代就感到"高山仰止",为那些"无恨无悔饿死"的人及其"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祥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因而:

不要总是指责那样一个年代吧,不要对那一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

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与错误,但它毕竟充满了神圣的原则与伟大的人格……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当珍惜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

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

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在面对那个时代时就只有惭愧与耻辱了:

或者那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可悲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所能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

以上言论(它无疑是本篇小说的核心与灵魂)使我感到了深深的迷惑,造成大饥荒的巨大社会悲剧,能这样用道德化、情绪化的宗教式语言加以解释么?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悲剧的反省是应当深入到它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还是应当为了衬托今日的"道德堕落",而一味地美化那个时代的"崇高道德";而且退一万步讲,即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道德水准真的像本篇小说所写的那样"超凡入圣",我们也不能以道德水准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在评价社会现象的时候)。难道人的生命悲剧不比道德理想国更具有震撼力么?说实在的,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量的人饿死这个社会事实可能与道德理想国共存。我甚至认为,政府官员的道德状况也不应当是衡量一个政府政绩的唯一标准,一个从道德上说是廉洁的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严重的失误;同样,一个官员的腐化比较严重的政府也不见得在其他方面也一定一无是处。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11篇

顾名思义,社会问题小说一般都选择当前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众迫切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为题材,如腐败问题、国营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下岗工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环保问题等,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小说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或沉溺于小说的叙述实验与语言形式迷宫,或热衷于讲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其脱离现实的倾向已经引起文坛内外一片不满与批评。新现实主义或社会问题小说的适时问世似乎给文坛注入一丝活力,更迎合了一些人的阅读心理,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在1998年1月22日的《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上,赫然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然而,我在看了一部分此类小说以后,却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即在审视中国社会问题时社会理性的缺乏、道德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式方面,即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本章将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为例集中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开始。

一、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

在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某个作家或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想就一个一般的文学创作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即:作为一种虚构文体的小说,应当如何反映它所处的社会现实?其反映方式有什么特点?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核心涉及对于"现实主义"的本质的理解。由于对于此类小说的正面评价都一致认定它们的价值在于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精神,在于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评价是着眼于题材的。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或小说的现实主义,什么是它的真实性与相关的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了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获得其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及相应的认识价值?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通讯报道有什么不同?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马上会想到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想到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小说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的热情洋溢的推崇。恩格斯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这番话的?我的体会是,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象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同样到处都是;但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始终没有停留在现实的表面,而是抓住了人性的主题,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灵魂深处,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比如金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扭曲人性)。正因为这样,巴尔扎克小说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小说的现实主义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我们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总热衷于它的"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认识价值",也不同于调查问卷或社会统计学的认识价值)。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又必然造成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包括正、负面)。作家与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对于社会转型的看法常常相当不同。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就中国的情况看,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坛曾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小说(一般称之为"社会谴责小说",实际上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似。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已经很难说有多高了;但即使是这些小说,也没有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表层描写方面。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二十年目睹之怪形状》,其用力处都在于揭示社会转型期人性的扭曲与阴暗,所以这些小说虽然是现实主义的,在艺术形式上却大量运用了夸张、变形乃至漫画式的手法。

当前社会问题小说的误区集中地表现在违背了上述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反映现实所应具有的特殊方式与角度。由于它们满足于停留在对于社会现象的记录与社会热点的追踪,因而充分暴露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短处:就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迅速而言,它比不过通讯报道或纪实文学;而在其理性的社会分析的深刻程度方面,更难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的学术论文。那么,它的特殊性何在?特殊价值何在?在我看来,这种小说所采用的记录式反映方式,违背了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以己之短敌人之强。试问:在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去了解各种现象层面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电视、广播与报纸以及"新闻周刊"之类的媒体不是更具有优势么?比如,在题材(包括其重大程度、新闻效应、快捷程度等)的层面上说,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二言,《南方周末》第一版上经常可见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或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的部分节目,比我见过的所有"社会问题小说"都更加精彩。当然了,最"精彩"的还是现实本身。我自己在现实中得到的经验,以及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获得的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信息,又远远超过了从所有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结果是作家想像了半天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揭示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你说读这样的小说有个什么劲?

或许有人会说,80年代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报告文学不是风行一时么?问题是80年代中国的各种媒体还不够繁荣多样,也没有产生分化(包括类型与功能)。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电视也不普及,更没有像"焦点访谈"之类专门反映社会问题的专题节目。职是之故,80年代的小说实际上同时承担着非文学的(这里的"文学的"主要是指小说艺术的虚构本质)文体的功能与使命,许多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效应与其说是文学效应、艺术效应,还不如说是新闻效应、政治效应。90年代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了。各种媒体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且其类型与功能也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专门的新闻性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对于社会问题的"独家发言人"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由于距离的丧失,此类小说的一个通病是不注意艺术技巧,语言粗糙,叙述呆板,人物形象也缺乏深度,流水账式的写法,缺乏小说艺术应有的空灵之美,被有些评论家戏称为"记者文学"。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保持应有的距离,结果不但对于社会问题的描写停留于粗浅琐碎的现象层面,而且在小说艺术上也显得极为粗糙,出现明显的非审美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小说的语言上,已经有学者批评其"太直、太满、太露"的弊端(1)。可以补充指出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缺少隽永的意味,缺乏空灵之美。其次,在叙述方式上,新现实主义小说显得机械呆板,是一种跟着写的笨拙方式(一般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缺少精心的结构与剪裁,事无巨细,如记流水账。这样由于这些小说题材本来就相似,加上艺术技巧缺乏变化,结果必然出现雷同与重复现象。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片面理解分不开的。这些作家总是一味地强调如何"贴近现实",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但是却不适当地把这当成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似乎只要熟悉了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好作品。他们对生活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对艺术之于生活的超越性认识不足。比如何申就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在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时期把我那个地方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乡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等,这些东西自然的直往笔上窜。……只要深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2) "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3)尽管何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身没有错,但是把小说与生活划等号无异于取消了小说。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只有生活又是不够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如何申说的只要深入生活就能写出好作品。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本身都不是艺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经验丰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能够把这种生活经验用创造性的、合乎美的规律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这种传达能力与生活积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并不是每一个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能够写出出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关键就在生活必须经过艺术形式的转译才能成为小说。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甚至是文学理论中的ABC,可惜我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还不明白。

但是,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决不意味着文学不能或不应介入与表现社会现实,更不是说它已经失去存在价值与意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本来就不能简单化约为它的社会认识意义或现实政治意义,没有社会认识意义的文学同样有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学同样可

(1)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

(2)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3)何申:《为了心中那份实情》,《北京文学》1997年第9期。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以反映社会现实,关键是如何反映、如何介入。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揭示这个转型是他们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独特的,既不同于新闻记者,也不同于社会学家。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解放后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我总觉得,对于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或者说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深刻震荡(这种震荡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震荡相比,或许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比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悖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这才是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文学的优势所在,是其他非文学文体不能比肩的。

这样的介入是一种有距离的介入,这里的距离是从美学上讲的,距离是产生美感的必要条件。审美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这是距离的第一层含义。

我说的距离的第二层含义是价值评价上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与主流的社会思潮在价值取向上常常出现错位乃至背离现象。在一般的情况下,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唱赞歌的声音总是占据主流,而对于历史发展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总是边缘的。尤其在一些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因为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负面性和历史发展付出的道德代价。因为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文学创作中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事件与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者的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模式。第一种是吻合与统一模式(颂歌式的作品或诅咒式的作品):作家从历史发展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的人物,同时也是从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人物一直占主流。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是罪该万死的恶棍(如黄世仁);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或二元对立模式(挽歌式的作品):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人物或事件恰恰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而失去了历史必然性的人物事件则是被作家赋予道德上的合理性。这样,许多伟大作家的社会历史见解常常是反主流、非理性或反历史的,有时还是十分幼稚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此类对历史发展唱"反调"的作品,它们常常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则是惟利是图的恶棍。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的。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防碍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如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警惕现代化的代价。

但是对于历史发展持有反思或批判态度的作品同样要有距离意识,特别是审美表现上的距离意识。联系到中国,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态度的作品常常流于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主要误区是以声撕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当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张炜笔下的"葡萄园"(见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显然,"葡萄园"作为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乌托邦,与桃花源有类似之处,但是作者在捍卫"葡萄园"(它象征一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纯洁人性与理想人际关系)的时候却发出了狂躁的道德宣言与失态的道德诅咒,从而使得这种捍卫失去了应有的距离与美感。

二、艰难不是分享可以渡过的

--论所谓"分享艰难"的文学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误区不但表现在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并因而导致小说艺术上的失败,而且它的价值取向、它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它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也都存在严重的失误。下面我们以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所谓"分享艰难"主题入手进行一些分析。(1)

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或者也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刻期;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此类"艰难"的小说,或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主要代表作家有:谈歌、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编》《年底》《年前年后》《分享艰难》等等,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互助合作、共同抵抗饥荒的情景,等等,等等……;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的"艰难"及其"分享"当然也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可谓此"艰难"不同于彼"艰难",此"分享"不同于彼"分享"是也。90年代中期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90年代的分享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呢?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

2·1、何谓"分享艰难"?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奋斗在社会的基层与改革的第一线,最深切地感受着艰难,因而也必然是分享这种艰难的关键人物。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

(1)"分享艰难"本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醒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由于它也是所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主题、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为解决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所以,有评论家也把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行为者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无论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而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经济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责任伦理而把信念伦理暂放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他的养殖场),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准则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从信念上讲,他与洪塔山截然对立,从感情上讲,他根本不喜欢他。如果听从信念伦理的话,他甚至恨不得枪毙洪。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用孔太平的话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正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同样突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冲突,以及为了"分享艰难"而必须以责任伦理为重。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玩);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大厂》中厂长吕建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那位因嫖妓而被抓的河南大户郑主任设法放出来。这样作当然绝对违反了吕建国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工厂的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用吕建国的话说:"要说我心里话,我恨不得你们(指公安局,引按)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可我得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嘴发愁啊。"这里,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被极其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并走向其极端化的形式: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以上就是所谓"分享艰难"之第一类人物。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玩)。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要顶住这一段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最值得注意。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识事务者也是利益分配中的得利者,是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热心地投入时代的洪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流氓痞子,或者是象洪塔山(《分享艰难》)这样的流氓企业家,或者是象齐志远、魏东久(《大厂》)这样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长里搞到一千万元的业务。

人都是复杂的,这不错;但是,如果着意制造这种"复杂",以体现所谓性格二重性,是否又陷入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

2·2、艰难分享得了么?

通过以上三种人分享艰难的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分享艰难"的文学(姑且沿用这一称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这是此类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作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以经济成就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以及《大厂》中的赵明、谢跃进),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用吕建国的话说,"钱都让混蛋赚走了");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如《大厂》中的章荣、小魏及其他工人)。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吃惊。应当承认,这种情况在目前市场经济不成熟期间是存在的(虽然在小说中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一般情况下都是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分享艰难。

但是,"分享艰难"作为事实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而作为我们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在面对这一事实时开出的药方则是误导的甚至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与紧张是怎么造成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固然,金钱会使人堕落,这里有人性的深层原因(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此作出过深刻的描写),不是社会环境或社会体制所能全部解释的;但是在此我更愿意强调:象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象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的不健全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相反,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此类小说常常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是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试图人为地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手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小说安排了吕建国的"人有情"的价值理性与章东民的"市场无情"的工具理性的较量场面,最后当然是信念伦理战胜了责任伦理。吕建国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章东民,"他没想到吕建国心里会有这么重的东西,他一时感觉自己在吕建国面前很低下。"这实际上是说,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面前很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同样感人的场面还很多,比如《大厂》中章荣之死,《大厂续篇》中吕建国与工人们聆听韩书记的遗嘱等)。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顺便指出,绝大多数"分享艰难"的文学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在主题与形式上均缺乏提炼,对此批评界已多有警示),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决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而是部分手中掌握了权力的人钻体制的空子进行权钱交易。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如田毛毛及其父亲、小李、章荣等等)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可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卖轿车的钱可以解决两个月的工资、贺玉梅献出一万块私房钱、袁家杰在道德的感召下把技术卖给了乡镇企业可以有限地缓解厂子的财政,等等),但是决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顿中。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象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

综上所述,这些小说揭示的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恶劣行为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渡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

三、道德激情切莫走火入魔

--谈歌小说《天下荒年》的价值误区

包括作家在内的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实,更准确地说,是对于改革开放及其给中国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型,持有一种相当复杂的、远非单纯明了、非此即彼的态度。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改革的现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光明与阴暗共生、进步与挫折交织。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90年代中期的社会关怀小说,在评价态度与价值取向上充满了矛盾与分裂、迷惘与痛苦。它既表现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比如邱华栋的小说表现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欲望也充满堕落的城市时的迷惘与失落),也表现在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或乡镇村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如谈歌与刘醒龙的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进步与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们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然而,我也注意到,在这一批小说中也有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或惟道德主义的取向。这种取向的主要特点是把一个时代、社会或个体的道德水准当成是评价该时代、社会或个人的最主要的乃至惟一的标准,而忽视了其他标准的存在或意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曾经集中地表现在"二张"(张承志、张炜)的评论性文字中,而现在它又反映在许多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在上面对于分享艰难的文学的批评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里我想以谈歌的《天下荒年》(《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为例作些更细致的剖析。

《天下荒年》写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然而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主题指向却无疑是90年代的现实。作者以苍山县的百姓与官员为例,所要说明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读完小说,读者得到的启示是:在苍山县60年代的那场饥荒中,虽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高贵的年代;而90年代的苍山县人(苍山县是一个作者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具有隐喻意义)虽然因改革开放而享受到了物质的富裕,然而到处是抢劫杀人、盗贼成群,以致于安防盗门成风。这是一个对比;另一个对比是60年代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廉洁奉公、公而忘私,而现在的干部则腐化堕落、私而忘公(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典型是刘春华的变节与犯罪)。

我以为作品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转型期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一,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上说,作品描写的过去与现实的情况是否属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本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似乎不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这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小说,一方面似乎带有很强的纪实色彩;但另一方面它的主题显然又是要说明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即通过苍山县这个特例,来说明60年代初与9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精神与道德状况。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就其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我本人出生于50年代末,我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是我母亲经常对我描述情景至今栩栩如生:农村到处是倒毙路边的饿死鬼。据这部小说的描写,苍山县全县在中只有三起盗窃案(而且其中一起是乡支书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饿死而下令发放种子粮,不能算是真正的盗窃),可见道德水准之高;然而据我的父母讲述,同时也据我通过历史史料与其他小说文本得到的了解,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开场合吃东西,否则很可能被别人抢去。天哪,我到底应该相信谁?是不是苍山县是个特例,算得上是"小人国"里的圣人县?

其次,小说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分析社会问题(注意: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修养问题,两者所需要的分析方法是非常不同的)的方法与评价历史事实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小说的问题在于把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状况,还原为极度简单化了的道德状况,又把这种道德状况还原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用精神高于物质还是物质高于精神这样一种简单化了的道德评价来作为社会评价的尺度。虽然小说没有为过去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至上直接辩护,也没有因为今日的物质至上、"道德堕落"而全面地否定改革开放;但是小说的主题与中心显然是在惟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否定现实、美化过去。为此,小说精心地运用细节描写来制造关于过去的道德理想国的神话(农民宁可饿死也拒绝吃种子粮、市级干部玩弄了一两个异性即被枪毙等等)与关于现在的道德地狱的百丑图(关于曹迪的一段描写)。然而小说中的这些细节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症结在于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所要阐明的根本问题: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不妨让我们摘引一段在小说中具有"点睛"意义的议论: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地嘲笑精神

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于是"我"对于那个精神原子弹的时代就感到"高山仰止",为那些"无恨无悔饿死"的人及其"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祥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因而:

不要总是指责那样一个年代吧,不要对那一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

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与错误,但它毕竟充满了神圣的原则与伟大的人格……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当珍惜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

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

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在面对那个时代时就只有惭愧与耻辱了:

或者那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可悲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所能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

以上言论(它无疑是本篇小说的核心与灵魂)使我感到了深深的迷惑,造成的巨大社会悲剧,能这样用道德化、情绪化的宗教式语言加以解释么?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悲剧的反省是应当深入到它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还是应当为了衬托今日的"道德堕落",而一味地美化那个时代的"崇高道德";而且退一万步讲,即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道德水准真的像本篇小说所写的那样"超凡入圣",我们也不能以道德水准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在评价社会现象的时候)。难道人的生命悲剧不比道德理想国更具有震撼力么?说实在的,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量的人饿死这个社会事实可能与道德理想国共存。我甚至认为,政府官员的道德状况也不应当是衡量一个政府政绩的唯一标准,一个从道德上说是廉洁的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严重的失误;同样,一个官员的腐化比较严重的政府也不见得在其他方面也一定一无是处。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12篇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当前理论建设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

恩格斯在1874年对德国社会人提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6页)恩格斯强调了两点,一是领袖们要透彻地理解理论问题,二是要把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这个要求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从思想和理论的来源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原则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应把它当作科学来研究。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首先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说,他们提供的是一般原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能机械照搬;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不能停滞。过去,存在过教条式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存在过将一些错误观点附加到科学社会主义上去的情况。这些,都不是科学态度。我们要引以为戒。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还要清醒地研究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大地。这是这个理论科学性的重要方面。因此,要重视研究国情。对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已经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较快的历史进程。这就需要不断研究国情,掌握在某一发展阶段的特点。十七大报告概括了我国发展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由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因此,需要在总体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下,研究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适应现时代的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责任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291页)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实践者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理论创新是艰苦的科学工作。多年的经验说明,既要大胆创新,又要勇于接受实践的检验。不但要有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要有科学勇气。

二,借鉴构建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经验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当年,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曾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应以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构成体系,有人认为,应以理论层次构成体系,有人认为,应以理论板块构成体系,也有人认为,应以理论范畴构成体系。这样的平等探讨和争鸣,很有好处,可以相互比较。这也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学术问题上,是不可能一锤定音的。

当年构建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编写各种版本的“邓小平理论概论”的成功经验,今天可以借鉴。

党的十五大以后,各地编写了不少属于“邓小平理论概论”性质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本:

(一)《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编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本书从总体上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基本内容,是中央党校的教科书。全书共十四章,前面有长篇“绪论”,最后有“结束语”。这是中央党校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即“三基本”)系列教材中的一本,而且是主要的一本。这套教材是在同志的重视和支持下编写的。以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这套教材作为全党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邓小平理论概论》,国防大学训练部组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这本书是在国防大学校首长直接指导下撰写的,全书共十五章,前面有“绪论”。这本书是军队的中、高级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参考教材。

(三)《邓小平理论概论》,教育部社科司组织撰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全书共十三章。编者说明,这本书是为适应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的需要而编写的,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以上三本著作,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基本一致,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前导,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以基本观点构建体系,体现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说明,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大家有高度的共识。

以上三本著作,又各有自己的特定对象和适用范围。中央党校的《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是以领导干部为对象的。国防大学编写的《邓小平理论概论》,是以军队的中、高级干部为对象。教育部的《邓小平理论概论》,则以大学生为对象。所以在内容和分量上,又有所差别(教育部的《邓小平理论概论》不到30万字)。这样做,是客观的需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基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框架,也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框架和主要内容

邓小平的理论思维逻辑是,首先提出,要解放思想。进而提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他从理论上、路线上、战略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科学体系,基本上也是这样。

贯彻十七大精神,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不是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简单相加。而是要站在十七大的认识高度和理论高度,依据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以邓小平理论的体系为基础,将三者贯通,提炼出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需要集思广益,大家共同努力,需要平等探讨和争鸣。以下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以下十七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观点。

1,思想路线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邓小平针对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强调,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也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思想路线,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思想路线是基本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2,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只讲社会主义特征的框子,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念。邓小平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以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3,初级阶段论。这是对基本国情的科学概括。十七大概括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4,科学发展论。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更快地发展中国。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

5,改革开放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历史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6,市场经济论。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7,民主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民主与法制不可分开。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要依法治国。

8,文化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方面。

9,社会论。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也是一个新课题。

10,文明论。社会主义要建设高度的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生态文明,要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

11,社会和谐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念,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应当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理解社会和谐。

12,国防和军队建设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国防和军队建设占有重要地位,应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13,“一国两制”论。“一国两制”是重要的中国特色。

14,和平发展道路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5,政治路线论。政治路线是基本理论的凝练。基本理论只有凝练为路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指导作用。对基本路线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还应当包括对基本纲领和发展战略、总体布局的论述。

16,群众论。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香港社区词;区域词;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7-0062-03

一、引言

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田小琳教授提交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教学浅议》一文。该文是“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词语为例,分析政治词语和社会的密切关系,新经济词语如何成为后起之秀,一般生活词语怎样不断更新等,拓展了词语和社会密切关系的研究”。(《社区词》1996)紧接着她在当年12月的香港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社区词”的概念。她指出:“有必要对香港社会流通的和社会背景关系密切的词语命名,提出‘社区词’这一新名称、新概念,并首次将它与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并列,成为一般通用词的构成成分。”她的这一重大理论研究成果随即引起学者们的巨大关注,如陈章太、于根元、周梅、周一农等。邵敬敏教授还在自己主编的《教好学好普通话资料集》(1998)和《现代汉语通论》(2001)教材之中纳入了“社区词”这一概念。在研究香港社区词的队伍中,主要有田小琳、汤志祥、赵青、孙银新等一批人。尤其以田小琳为主,她不仅是提出“社区词”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还是对其进行后续补充及完善并主编了《香港社区词词典》的重要人物。文章将分两大部分对在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上搜索到的有关香港社区词的文章进行香港社区词研究的综述:田小琳相关文章及其他研究香港社区词的主要作者的文章。

二、香港社区词的研究现状

1.关田小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论文综述。“社区词”概念的雏形来自田女士参加1987、1989年第四届、第五届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年会时提交的《香港流通的词和社会生活》和《香港词汇面面观》两篇文章。文章重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香港本地词汇和社会的关系,并列举一系列能够反映香港地区特有事物、概念、思想的词。1993年12月,田小琳在《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中首次正式提出的“社区词”这一概念。她所说的“社区”,指的是社会区域。由此可见她更多地是从文化背景和使用心理的角度Α吧缜词”进行定义。在她的概念里,“社区词”涵盖了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地区、东南亚华人社区等各自拥有的在本社区流通的汉语社区词。此后田小琳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继续发表文章阐述有关“社区词”的观点,相关的理论也日趋成熟与完善。1996年她在《社区词》一文中,从社区词的内涵、“社区词”与方言词和新造词等的关系、社区词的定位、构词方式、不同社区的社区词情况及社区词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吸收等几方面论述“社区词”的特点。此时社区词的概念已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对社区词、方言词、外来词的划分仍不是特别清晰。紧接着她发表了《香港词汇初探》、《从社区词中的多音节词说起》等一系列文章。在2002年的《社区词与中文词汇规范之研究》中,通过列举香港社会特有词汇,她重点阐述“社区词”这一提法的来源与依据,说明香港社区词也可以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来源之一,可以进入规范词汇。2004年的《香港社区词研究》中,她更是从社区词的定义、来源、构词特点及其与外来词、粤方言词的界限划分等多方面深化对社区词的研究,并提出香港社区词存在广义、狭义之分以及香港社区词和香港方言词、外来词的界限划分问题。她在《规范词语、社区词语、方言词语》(2007)一文中从流通范围、背景来源、构词成分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规范词语、社区词语、和方言词语之间的异同,进一步指出社区词对丰富和完善规范词汇的重要性。社区词已经完全与方言词、外来词等并列。经过她对香港社区词多年的研究整理,终于发表了社区词的集成性研究成果――《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可以说,社区词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很好结合的高度。

2.其他研究香港社区词的文章综述。张维耿也是最早对华人社区词汇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如他在《不同华人社区词语差异浅论》(1988)这篇文章中,描述了不同华人社区有自己内部使用的口头语和书面语这一现状及其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我们能搜索到的十多篇有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论文中有两大类:一类是针对《香港社区词词典》做出相关评论性或研究的文章。如詹伯慧的《一部反映香港社区词的辞书》(2005);陈茜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与社区词――以为例》(2009);尹雪璐的《中的“香港社区源词”》(2010);宋小红的《社区词与“文化休克”的消除――评介》(2010)。另一类是从词汇本体研究的角度所写的文章。如程祥徽的《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1996);杨必胜的《试论“港词北进”》(1998);周梅在《也来谈谈“社区词”》中(2004)进一步探讨了社区词概念的确定、共享、不同社区社区词的特点以及社区词和方言词、外来词、文言词等的关系;周一农在其《词汇的文化蕴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01月:135-136)中将田小琳所说的“社区词”的阐述内容与田女士对“社区词”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孙银新在他的《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的对比研究》中,将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之差异划分出三大类型:香港话有而普通话没有的词;普通话有而香港话没有的词;普通话和香港话里共有的词。分别从词的义项数量、词汇意义上比较香港话和普通话中词形相同的共有词在两大词汇系统中的异同,比较普通话和香港话中词形不同而词义相同的“对应词”在词形上的异同。研究表明“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都是香港话和普通话两大词汇系统的词内在的本质特点。他的《造词法研究》则揭示了香港造词法的类型系统,进而比较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造词法的异同。而造成这种不一致、不对应的原因在于: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而香港社区词的产生更多地受到地域文化多元性的影响,使其词汇系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他的研究使得香港社区词的特点更加突出。从社区词的界定、社区词的使用情况、各华语社区词汇比较研究、社区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区别研究到社区词的造词法研究,学者们对社区词的研究不断深入和细致化,可谓成果斐然。

3.汤志祥的“区域词”与“社区词”。谈香港的社区词研究,必须要提到另一位同样在这方面取得较为系统理论成果的学者――深圳大学的汤志祥教授。汤志祥也于90年代开始关注到各华人社区词语的异同,如他于1995年发表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汉语词汇方面若干差异举例》,从共时差异上对各华人社区的词汇进行观察描写。1999年他同陈瑞端共同发表了《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一文,文中提到的“单区域独用词语”这一概念就与田小琳的“狭义的社区词”的定义在外延上很接近了。2001年他在其著作《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提出“区域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他的《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2005)一文对“区域词”概念有相对成熟的论述和分类。他将华语区域特有词划分为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和广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是指在某一特有区域内流行,代表该地区某一特有概念或特定事物的词;又将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分成三小类:“各地华语的本土词语”、“各地华语的特指方言词语”、“各地华语的特用外语借词”。而广义的区域词则涵盖了除狭义区域词外其他所有不同说法的词语,如“华语异称词语”,“各地华语特用外语借词”。汤志祥将“区域词”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华语社区的“本土词语”、“特指方言词语”、“特用外语借词”。同时指出随着华语圈内的社会和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华语区内“区域特有词语”还会继续存在并不断产生新的词语。接着2008年他还有论文(《论“港澳词语”以及“澳门特有词语”》)对港澳区域词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汤志祥关于区域词的论述是着眼于词语使用地区的独立性,并将区域词归为汉语借用的来源。也就是说,汤志祥界定的区域词是有着严格界限的。他的华语区域词是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的简称,是某一区域人们创造流通于该区域反映该区特有事物的词语。田小琳的“社区词”概念则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界定,着眼于不同社会文化、制度背景等产生的词汇而称之为“社区词”。“社区词”和“区域词”都是对于各个华语使用区存在的不同的词汇的梳理和界定。鉴于词汇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两位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

三、小结

香港社区词的研究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独立概念并被收入相关教科书,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社区词的概念不仅得以确定,还取得了与外来词、方言~等并列的地位。《香港社区词词典》的出版更是推动了其研究的深入。文章主要从三方面梳理了有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概况:田小琳对社区词概念的提出、确立和后续研究;其他学者对香港社区词的研究文章;汤志祥提出的“区域词”概念及其研究成果,以及“社区词”和“区域词”这两个概念的异同情况。社区词的研究始于对香港社区词的研究,发展到如今对“港式中文”的研究,这一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入,不仅丰富了域内外华语的研究,加深了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华人社区词的研究,如台湾社区词、澳门社区词、新加坡社区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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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14篇

一、精神文明理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回答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始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标志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首先,精神文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否定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性凝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文化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肃清封建思想在社会中的残余、对于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文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

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

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二、先进文化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

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三、和谐文化理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社会学小论文范文第15篇

一、精神文明理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回答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始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标志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首先,精神文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否定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性凝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文化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肃清封建思想在社会中的残余、对于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文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

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

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二、先进文化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三、和谐文化理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第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和谐文化理论的必然要求。和谐文化理论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弘扬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引外来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12]另一方面,和谐文化理论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合理引导亚文化。在操作层面就是要统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的融合中,在个人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融合中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13]总之,和谐文化理论的根本要求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文化思潮、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4]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