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网络治理研究范文

1问题提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新的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社会选择理论等等成为学者的切入点，在这个背景下，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尝试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或政府的失灵，治理理论也因此进入了研究视野。治理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其改革政府、创新公共管理方式的理念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批评和指导国内的行政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改革、地方分权化改革。在这种背景下，随着公共管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科技的飞速发展，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操作性更强，更具有实际意义，也更容易被政府、公共管理学者、公民所接受的理论，已经成为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多主体合作的网络治理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而引起越来越多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兴趣。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采用网络治理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情况并不理想。有的网络关系难以为继，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关系瓦解。还有的治理网络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网络成员的积极性。究其原因，是由于治理网络的机制运行不畅，难以达到治理网络稳定运行的状态。而当前对于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的研究则更多地偏重于理论的探索，缺少实证类的研究内容。国内相关研究只是探讨了网络治理的内涵、特征、机制，关于网络治理的实证研究仅有姚引良、刘波等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多主体合作效果的研究中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合作效果的影响因素[1]，而关于网络治理稳定性的实证研究几乎空白。因此，本文从资源依赖的角度出发，借鉴组织间合作的研究成果，探讨资源依赖、关系质量对于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以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政府部门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以及结构方程模型（SEM）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对政府部门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以及数据分析，验证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变量间关系以及资源依赖、关系质量对于稳定性的因果关系路径。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地方政府网络治理

目前有不少学者关注与网络治理的研究，如在企业网络领域的研究中，彭正银从科层治理与网络治理对比的角度指出网络治理是指以企业间的制度的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2]。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中，Provan和Milward认为组织间网络已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常见机制，并从社区、网络组织和参与者的层次分析了网络治理的形成[3]。Goldsmith和Eggers在他们的著作《网络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中指出，网络治理主要指一种全新的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营利公司等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4]。在这种模式下，政府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的管理人民、控制社会向协调资源转变，行政管理序列更为扁平，参与的部门也更为广泛。他们根据公私部门合作的范围、宽度、复杂程度、参与程度等，认为网络治理主要有以下类型：（1）服务外包（ServiceContract）。政府通过合同管理形成了一个网络，对承包商和转包商服务和关系的管理产生了水平和垂直的联系，替代了传统的一对一的关系。这种网络在很多公共部门很流行，如公共卫生、精神卫生、福利、儿童福利、机动车、国防等方面；（2）供应链（SupplyChain）。供应链的形成是为了向政府提供复杂产品，如喷气式战斗机和多种形式的交通系统；（3）应急服务（AdHoc）。政府经常创建一个新的网络来应对非常情况，如紧急情况下一个由医院、医生、公共卫生和法律机构组成的网络，通常用来应对传染病的流行；（4）信息分发（InformationDissemination）。政府通过合作伙伴———非营利或者营利组织，向公众提供公共信息；（5）“市民总机”（CivicSwitchboard）。政府利用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来联结市民组织，从而提供服务[4]。米的《网络状公共治理：合作与共治》一文将国内公共管理领域众多学者的目光引向了网络治理[5]。之后，众多学者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网络治理进行了探讨。陈振明对公共部门的网络治理进行的概念界定得到众多学者的赞同和引用。他认为，网络治理是指“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6]从定义可以看到，网络治理强调三方面：（1）目标———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2）多主体参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组织、非营利组织或公民个人）；（3）分权———共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可见，网络治理坚持治理的多元参与和分权的理念，又具有实践操作性，是治理理论在操作层次上的展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定义为，为了更好地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和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在信任、合作的框架内，地方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等）之间形成合作互动的网络，协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2.2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内涵

系统的稳定性与系统要素的影响有内在联系。稳定性是系统要素多样性的整体体现和动态平衡。Crosby，Barbara和Bryson从结构的动态性考虑，认为网络治理不确定性（稳定性）源自组成成员的特点，包括合作成员的选择，成员代表的利益群体（他们自己组织，或某一特定身份的集团），以及成员的更替[7]。他们强调要尤其注意权威成员的更替，这可能对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Carranza将评估网络稳定性分为三个方面：每一个成员组织（微观）、作为整体的网络（中观）、网络和利益相关者（宏观）[8]。张卫国与陈宇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非股权战略联盟要确保联盟的稳定所满足的状态：一是能够保证个体的合理的利益地位，否则难以保持个体对制度的满意状态；二是能够约束个体效用最大化行为，使个体利益行为与公共利益不相违背[9]。谭莉莉在研究网络治理绩效的时候注意到了网络治理的运行稳定性问题，认识到由于网络组织的动态性、开放性及合作的长期性等特征，对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10]，这就要求对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的评估应采取一种全局动态观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定义为治理网络中的各合作方通过遵循一定的运行机制来维持一种友好合作关系以实现网络绩效最优化的动态平衡状态。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良好的表现为：（1）治理网络整体的效率不断提高或维持不变；（2）治理网络节点间合作是持续的，不间断的；（3）治理网络成员间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对合作状况满意。

2.3资源依赖与稳定性

Pfeffer和Salnacik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主要内涵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没有组织可以完成自给自足。为了取得组织生存所需且又为外部组织所控制的资源，组织将会与外部环境中的相关组织进行联盟，以取得所需资源[11]。当组织面临地资源有限且无法自给自足时，组织会倾向与外部环境中掌握关键要素者进行交换。而当企业无法自给自足时，就需要向外去建立联盟关系以取得所需资源。合作双方的资源与技术应具备互补性，如此能够取长补短，互补不足，并共享及交换双方所拥有的资源技术，共同开创企业新的生存空间。若与合作伙伴能够彼此提供互补的资源技术，将会使双方企业的能力整合提升，共同为其最终的顾客创造价值。在双方彼此愿意合作，共享各自拥有的资源技术，且投入的程度很高时，双方都可在市场上带来组织间的竞争优势。资源依赖性鼓励了参与的企业将组织间的关系进行战略整合。也就是说，当合作双方具备较强的资源依赖性的时候，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久，也就是更加稳定。Hall认为组织是受制于外部环境的，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完全独立，因此组织的结构及其活动方式就必须在镶嵌于其中的环境因素中加以理解[12]。为了维持其生存，组织必须引进、吸收和转换各种资源，而这些资源往往来自于环境中的其它组织，因此，形成了组织间的资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所以，组织间资源依赖性越强，合作关系越稳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1：治理网络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性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4关系质量与稳定性

关系质量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现有的文献中，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关系质量进行了定义。有些学者（Crosby，Evans）认为满意和信任是关系质量的维度[13]。Morgan，Hunt研究认为信任与承诺是影响关系质量的关键因素[14]。Kumar等认为关系质量反映出信任、承诺、冲突、持续的期望及投资的意图的概念[15]。也有学者则认为沟通、信任、承诺是关系质量最主要的维度[16]。目前对于关系质量构成因素有哪些，仍旧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采用最常用的三个维度来衡量关系质量，它们分别是信任、沟通、承诺。

2.4.1信任与稳定性关系

目前有大量研究关注组织间信任对合作的影响。Human，Sherrie和Provan从网络成员关系交易的角度出发列举了治理网络三种必须具备的合法性，强调了网络作为成员间相互信任和自由沟通的互动机制的合法性[17]。Carranza和Vernisa分析了合作中相互期望（MutualExpectations）的流动，指出相互期望的流动也是网络的基础，由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社会控制或信任来克服它[8]。Yan和Gray认为，信任是缓和正式管理控制与联盟绩效关系的良性机制[18]。因此信任在联盟中如此重要以至于被认为是“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石”。信任与稳定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信任可以促进合作的形成；其次信任可以降低合作的成本和风险；再次，信任可以降低风险；最后，信任能够促进合作的产出。对于治理网络来说，信任是治理网络中成员间稳定合作的基础和关键。政府部门与企业具有天然的历史差异和不同的活动领域，其差异性远大于其相似性，信任关系对于治理网络运行稳定性的影响将更加显著。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治理网络主体间的信任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4.2沟通与稳定性关系

Mohr和Spekman指出沟通是为了获得对方企业各方面的信息，是伙伴关系活力的源泉[19]。Hardy，Lawrence和Grant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间沟通会促进双方建立一般的团队关系和特殊的团队关系[20]，前者是依托于双方共同要完成的任务而形成的间接关系，而特殊的团队关系是指双方之间的直接关系；双方所建立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团队关系进一步会形成双方的集体归属。谭莉莉认为从本质上说，网络不是自发的关系，而是建立在有意识的沟通协调努力基础之上的关系，倘若没有这种努力，网络就将解体[10]。沟通对运行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归纳为：首先，沟通能够促进协调的进行，进而使得网络运作顺利；其次，沟通可以有效地减少和缓和冲突，避免网络的解体；最后，有效的沟通可以增进信任。因此，沟通是网络治理的基本目标，也是网络治理的重要机制。沟通是合作的基本前提，治理网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实体之间的合作，必然遇到沟通的问题，而合作成功与否，与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沟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有效的交流沟通，对于双方的合作关系走向成功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缺乏交流或交流沟通的程度不够，往往是双方合作失败的根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治理网络主体间的沟通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4.3承诺与稳定性关系

Christine等认为，承诺是指对维持有价值的关系持续的渴望[21]。当关系能带来利益时，对利益的驱动性，让人们重视利益产生的基础，即有价值的关系，同时，对利益的渴望，引起了保持这种关系的兴趣，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持续下去，于是产生了承诺。Walter，Muener和Helfert指出承诺是长期关系的核心成分之一，有效的持久的承诺能够对关系的存在产生积极的维持作用[22]。Morgan和Hunt强调信任与承诺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认为关系利益、关系成本、共同价值观与沟通可促进关系成员间的合作、减少交易伙伴的分离意愿并提升交易伙伴与另一方合作的程度[14]。因此，当治理网络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管理者会因为考虑到与伙伴合作所产生的利益而做出承诺，避免更换伙伴以防止转换成本的产生。组织合作的研究认为，在组织合作过程中需要通过契约和信任来控制组织间合作的风险。此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因此需要信任和沟通来消除治理主体间的目标偏好以及合作风险。对于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而言，各个主体相互之间缺乏权力约束，由此导致这种合作存在不稳定性，所以各参与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基于对未来行为的承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治理网络主体间的承诺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5资源依赖与关系质量

克里斯托弗在他的实证研究和对制造业企业中物流经理的访谈中发现，制造业企业在与其交易伙伴的商业往来中，一方具备的独特性资源会使得另一方产生积极的信任与承诺[23]。Powell强调，信任形成于相互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的信任水平就是信任与相互依赖性适当的匹配。地方政府网络治理是嵌入式的区域社会网络，网络主体的地理相近可以促进信息的沟通以及信任的建立，提高网络治理的网络效益。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资源依赖也很明显地影响着沟通的进行。当合作双方存在较强的资源依赖性的时候，双方会自主地加强沟通，以更加快捷有效地获取自身所需的资源。

笔者在对西安、深圳、南京等地的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实践的调研中发现，资源依赖对承诺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对企业的调查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表示由于政府具有政策制定、制度解释以及大量的行政资源的优势，企业天然地表现出对政府的依赖性，由此企业非常积极地愿意在与政府的合作谈判中做出承诺。而政府部门在调研中也表示，当他们接触到掌握政府不具备的能力的企业或者其它社会组织的时候，政府也乐于做出承诺，签订合约。

在以上文献研究与调研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5：治理网络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性对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H6：治理网络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性对沟通有显著正向影响。H7：治理网络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性对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在地方政府部门中资源依赖、关系质量和稳定性影响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3研究设计

3.1数据收集

本次调研首先选取了某省的15名政府工作人员进行预调研，以保证问卷内容合理、意思表达准确，消除调查方法和文字表述方面所存在的漏洞。为了消除由于区域文化和经济差异而导致的系统性偏差，在问卷发放中选择了分布在中国西部以及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政府部门。其中深圳属于南部发达城市，网络治理实践水平高；南京属于东部城市，网络治理实践水平相对较高；西安位于中国西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网络治理实践水平相对较低。本研究实际投放纸质问卷500份，其中深圳、南京两地各150份，西安200份。采取当面一对一填写的方式，从而保证了问卷的回收率。本研究最后回收纸质问卷500份，回收率为100％，经过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最后得到有效问卷416份，问卷有效率为83．2％。

3.2变量测量

在综合有关资源依赖性、关系质量以及合作稳定性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参考现有的研究所使用的变量测度指标，在经过一系列的语言调整以及次序调整的前提下，制定了调查问卷的初稿。同时又通过小样本前测的方式对问卷初稿进行了第二次调整，最终形成了本研究的全部变量测度指标，如表1所示。

4数据分析及结果

4.1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信度（Reliability）是对量表测量一致性程度的估计。本文用Cronbachα值来测量李克特量表的信度，对各个变量进行α信度检验。表2显示了本文所用所有结构变量的Cronbach＇salpha值都达到了本文所采用的标准（大于0．6）。这些结果表明本文所采用的这些理论结构变量在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中表现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特征。

4.2效度检验效度（Validity）是指测量工具对其所要测量的特性究竟测量到何种程度的估计。效度分析包括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在内容效度方面，由于各变量的题项都是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相关专家检查修改而成，因此认为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对于结构效度检验采用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进行检验。从表3可知本文所用变量的度量指标在其测量对象上的路径值，绝大多数都达到了大于0．7的标准，所有的路径值都在0．5以上，这表明在这些指标和结构变量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也就是反映了单个指标的可靠性。

同时，CFA模型检验的拟合指数为：Chi－Square＝1363．17，df＝340，（Chi－square/df＜5）RMSEA＝0．082，NNFI＝0．93，CFI＝0．93，SRMR＝0．066。各拟合指数都满足其规定的要求，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性。区别效度表明了不同结构变量的测量具有独特性。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区别效度。构建所有可能的因子变量排列组合的模型，通过在两个不同的因子变量间自由相关；将两个因子变量间的关系固定为1来计算不同组合的这两个模型的χ2差值。如果自由相关的模型和固定相关系数为1的模型之间的χ2值存在显著的差异（p＜0．01），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自由相关的模型优于固定系数为1的模型，也就是这两个变量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区别效度。从表4中可以看到本研究数据具有显著的区别效度。

4.3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Lisrel8．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拟合指标结果如表5所示，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和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载荷系数如表6及图2所示。从概念模型的拟合指标来看（见表5），χ2/df为4．10，小于最高上限5；SRMR值为0．084，小于最高上限0．1，表示较好的拟合；RMSEA值为0．083，小于最高上限0．1；GFI＝0．82也大于0．8的要求，从相对拟合指标来看，CFI＝0．93，NNFI＝0．92符合大于0．9的要求，所以从整体上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从这些拟合指标来看，概念模型基本是符合要求的。

从上述模型检验结果来看，假设H1：治理网络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性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的正向影响显著（Beta＝0．17，P＜0．01），得到验证；假设H2：治理网络主体间的信任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的正向影响显著（Beta＝0．46，P＜0．01），得到验证；假设H3：治理网络主体间的沟通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的正向影响显著（Beta＝0．20，P＜0．01），得到验证。但是假设H4：治理网络主体间的承诺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的正向影响显著，没有得到验证（Beta＝0．00，P＝0．03＞0．01）。从调研的结果来看，由于当前地方政府在与其他组织合作过程中，通过承诺来推进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开展，促进主体间合作关系稳定运行的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政府部门与其他组织之间还只是被动的表面的合作，不是积极的有效的合作，政府部门为了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而加强与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意识还有待增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水平还有待提升。

事实上，通过笔者对东部发达城市以及西部城市的调研发现，对目前的中国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而言，网络治理的实践还处于较低水平，在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合作过程中，政府仍处于主导地位，其他主体缺乏对政府的权力约束，由此导致治理主体间的实际上的不平等，即使其他主体做出的承诺再多，也会由于政府的某些利益追求而导致网络治理存在不稳定性。通过标准化路径系数（Beta）的比较，可以发现组织间信任对网络治理稳定性的影响的Beta值略微高于资源依赖性以及沟通的Beta值，这说明组织间信任对于网络治理稳定性的影响与资源依赖与沟通的差别不是很大。此外，从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结果来看，假设H5：治理网络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性对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0．53，P＜0．01），得到验证；假设H6：治理网络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性对沟通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0．46，P＜0．01），得到验证；假设H7：治理网络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性对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0．11，P＜0．01），得到验证。

通过对模型中资源依赖对于承诺、组织间信任、沟通的Beta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资源依赖对组织间信任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对沟通和承诺的影响。资源依赖能够通过影响组织间信任、沟通来提高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运行的稳定性，资源依赖性的提升会导致组织间信任程度增强。当合作各方存在较强的资源依赖性的时候，治理主体会由于信任程度的提升而自主地加强沟通，以更加快捷有效地获取自身所需的资源。资源依赖性一方面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有直接影响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关系质量中组织间信任、沟通、承诺来对稳定性产生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分析资源依赖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0．17）与间接影响路径系数（0．53×0．21＋0．46×0．20＝0．205）可知，资源依赖通过关系质量间接影响稳定性的作用要大于其直接影响作用，这也显示出关系质量在网络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与实际调研情况也相符合，网络治理主体间的关系质量越好，合作过程越顺利，合作关系也就越稳定、持久。

5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状况进行抽样调查，选择深圳、南京、西安3个城市的政府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与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的影响关系。通过SEM统计分析，对资源依赖、关系质量以及稳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路径进行了验证，最终表明资源依赖对稳定性存在直接影响作用，并能通过关系质量中的信任、沟通对稳定性的提升产生间接影响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的7个假设中有6个假设得到验证，资源依赖通过承诺对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的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因此，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运行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治理主体间的分工进行明确，要注重治理主体间资源与能力稀缺的重要性。合作双方对彼此的依赖性越强，越容易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发展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越容易提高合作的绩效，从而促进治理网络的稳定发展。其次，通过资源依赖对稳定性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作用的对比分析，治理主体间更要注重进行关系质量管理。建立治理主体间良好的互动氛围，建立完善的信任机制、沟通机制，共同解决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治理主体间信息交流的及时性、准确性、完备性；提升不同组织间的信任程度，使得网络主体能够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息与帮助，投入更大的努力到网络治理的过程中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在选择合作伙伴的过程中要注意合作双方的资源与技术应具备互补性。如此能够取长补短，互补不足，并共享及交换双方所拥有的资源技术，共同开创新的生存空间。在双方彼此愿意合作，共享各自拥有的资源技术，且投入的程度很高时双方都可在市场上带来组织间的竞争优势。资源依赖性鼓励了参与的企业将组织间的关系进行战略整合。也就是说，当合作双方具备较强的资源依赖性的时候，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久，也就是更加稳定。

（2）治理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关系质量的维护，建立良好的组织间合作关系。治理主体要注重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情感沟通工作的进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因此在中国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的过程中，良好的关系对于维持治理网络的稳定与持续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治理主体常常忽视组织间沟通、协调工作，面临风险不愿意承担责任，就会导致主体间的信任程度大大降低必将危害治理网络的正常运行，出现合作中断的可能。

（3）资源依赖对于信任、沟通、承诺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信任（0．53）的影响程度最大，以下依次是对沟通（0．46）和承诺（0．11）的影响。组织间的资源依赖性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进行重复交易。多次交易可以产生信任，交往时间相对较长，而作为理性的交易者，在类似多次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将会考虑守信的收益和失信的成本，而最终会选择守信。因此，一般情况下，交易双方交往时间越长，彼此间的信任程度就越会增加。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

（1）研究结论有一定地域性限制。一方面考虑到中等规模城市的地方政府网络治理才能真正代表国内地方政府的基本水平，特大城市和发达城市只能作为成功的典型，但是为了消除由于区域文化和经济差异而导致的系统性偏差，本研究在设计和实施阶段曾在西安市、南京市和深圳市等多个地方政府进行调查访谈，选取了西安、南京、深圳等地的政府部门作为调查对象。但是，不同地区、城市的网络治理水平并不相同，这对结论的可推广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样本范围，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2）在假设模型的构建阶段，对资源依赖性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实际上资源依赖的种类有很多种，不同的资源依赖性可能会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关系，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最后，在对关系质量进行分类的过程中，现有研究表明，满意也是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本文对此并没有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仍需要进一步考虑关系质量其它维度，深入分析这些变量对于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的影响。由于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的复杂本质，未来的研究将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对资源依赖性做进一步的划分，并对关系质量的维度进行系统的梳理，从而构建更加完善的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SEM对模型进行更加完善的分析和验证，从而得到完整的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运行稳定性影响因素框架，为我国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的实践提供具备现实操作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