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平衡理论艺术领域细化范文

马克思在《＜政治批判学＞导言》中曾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如史诗来说，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就被解释明白了。”

一、理论探讨的历程与问题的考量缺失

从周来祥先生与李基凯、梁一儒就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是普遍性规律还是特殊现象［1］开始，国内对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理论研究论著汗牛充栋、成果众多。从张怀瑾的矛盾发展观看“不平衡”为“矛盾”［2］到“不相适应”，再到何国瑞回到马克思著作原典，条分缕析出不同艺术形式、不同时期的国与国、同时期的国与国、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四种情况的“不成比例”［3］，再到周忠厚从唯物辩证法深化阐释两种生产不平衡与平衡辩证关系［4］，以上引自马克思《＜政治批判学＞导言》的原著文本被众多批评学者“肢解”品评多次。通俗地对于“不平衡”理论的介绍，不外乎两种情况:一如资本主义生产往往“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恩格斯语)，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非但没有促进艺术的繁荣，反而阻滞和妨碍了艺术的发展或造成艺术的堕落和畸变;二是经济落后、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却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如20世纪旧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旗、19世界末德国“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恩格斯语)。对于其产生的原因则多集中于“物质生产同艺术生产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中间需通过经济基础的中介，文艺反映经济基础，却并不直接反映生产力”［5］，或者是“经济基础是文艺发展的决定因素，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文艺发展的直接因素是上层建筑的各因素，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因素，阶级斗争是文艺发展的直接动力”［3］。从以上这些分析可知，长久以来，不论是关于“不平衡”含义的解读还是原因的解释，多围绕于整个艺术本身与社会物质发展领域之间，但是回看原著，其实马克思在探讨“不平衡”问题之时，时时刻刻在提醒着“艺术本身的领域”、“艺术生产的内部”研究，而我们在探讨之时，往往有所忽略。直到本世纪初，李益荪等曾从艺术作为社会生产形式和部类这一新的视点入手，从艺术生产主体分析艺术生产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关系［6］，杨名中、俞兆平等从艺术生产主体出发也对不平衡理论有一定的阐释［7］，研究呈现出多视角、批评标准多元化的趋势，艺术生产之于物质生产的独立性、主体性得到认识。与此同时，陆贵山、周忠厚等学者对于“不平衡”理论的原因分析也开始注重文艺自身特性、历史继承性在该命题上的影响。“文艺自身的传统、态势和趋向，也会在相对独立的意义上对文艺自身的发展起到特殊的作用。”［8］但是，本文认为，在众多关于艺术本身领域内的探究中，缺乏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中“螺旋式上升”情况的分析、艺术作品生成中阅读者的反馈影响以及艺术生产内部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相互作用的考量。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艺术生产呈现出与以往历史上艺术活动不一样的面貌，更有必要来关注当下特殊时代对于艺术本身领域在“不平衡”命题上的思考。

二、“不平衡”理论在艺术自身领域的细化

(一)艺术发展规律中形式意义的“螺旋式上升”的分析在时间轴不断运行的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有限度，艺术门类的构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所增加，而且艺术门类的形成与人的审美能力、生理构成有特定的相关性，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嗅觉艺术等范畴是天然固定的，不可能有所谓的如“第六感应”等方面的能力在审美上生发效果，进而形成一种人类生理要求不可能的艺术门类。因此，无论艺术的娱乐过程在初级的表现如何纷繁复杂，物质生产领域有多么“进步”的成就，但传达到人身心需求时的信号种类与范畴是极其有限的，在漫漫长河中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形式上的重复，比如远古时候的纸质阅读与E时代的电子阅读本质上在直接对于人体环节的审美是一致的。这也就是笔者所讲的艺术发展的“螺旋式”。而之所以说艺术发展规律的上升性即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说于形式方面的同时可视性的审美要求，上世纪70年代的黑白电视与90年代的彩色电视是完全不同的艺术享受体验，而于内容、思想方面则类似于“旧瓶装新酒”，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可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绝好例证。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螺旋式上升”是圆圈运动(形式的重复)与上升运动(形式的局部要素进阶或者内涵、感染力的提升)的集合，而这并非是同时存在于一个含义中，也就是说，往往会出现仅仅有形式上的“圆圈运动”，而没有任何思想内涵、审美感染力上的提升，甚至于倒退。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经典式的论断:“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9］进步，通常意义是指后者要比前者好，在我们的客观语用中生发出了有“适合时展和人民利益的需求”的意思。虽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具有固定的规律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毕竟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艺术往往不可避免地是在总体趋势上被动地安排着成为一种“进步”，即与时代反战的求同性。但是，对于“后者好于前者”的定义则针对是“圆圈运动”与“上升”的合成问题。可以讲，我们必须承认在艺术发展领域规律中艺术形式的回归，或者说是一种艺术向上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终归会出现“褶皱”部分，这是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的绝好证明与历史必然。而这个“褶皱”部分并非异常的行为，它的出现才是正常的平衡状态。“我们的文学家未必比莎士比亚高明，我们音乐恐怕也并不在贝多芬、莫扎特的水平之上。我们的绘画在很多方面还要向达?芬奇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肯定，艺术有了进步。社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对旧有历史阶段的彻底否定，而艺术的进步则不同，它在现象上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在本质上则是对人类以往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扬。”［10］“褶皱”的存在本身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囿于往往特殊时代的文论有着“莫谈国事”的隐忧而往往避之不谈或者雾里看花，往往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理论中忽略其考虑，特此补充。

(二)艺术作品生成中阅读者的反馈影响这一点其实是在从艺术生产主体出发对不平衡理论有一定的阐释的启发下，结合接受美学的理论，从而产生的想法。在接受美学中可以推断，文本并不等于作品，阅读者、接受者对于艺术产品的本身也具有生成作用，因而接受者、阅读者内在的物质与精神要素的不平衡对整个艺术生产具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在导言经常被引用的部分:“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句话的解释放在此处不再仅仅是关于真善美艺术魅力的历史永恒性，还在于这些接受者在欣赏希腊艺术和史诗时候出现了物质上的享受、精神上的愉悦需求与所能给予的“落差”。实际上，马克思当时提及的希腊欣赏同我们当下具有的希腊欣赏是不同的，接受者随着时代的变换已经附带于原作者对于作品的个性特征、信仰、悟性及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之上，带来更多的体验和感动，也引发更多的思考，之后改变艺术作品本身。

(三)现代环境下艺术生产内部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的相互作用当代文艺产生发展的特点在于异质性、商品化、易变形等元素。异质性意味着追求差异的增加，极端的表现而成为古典和谐的背离物，越走越远，与此同时于同一时空下文艺门类与作品中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当然不可排除标准的异质性)，而商品化则是当下艺术生产领域的一把“杀猪刀”。艺术“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的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11］。技术的发展导致艺术原创性的降低自不必说，对于艺术功能性的削弱和格调的降低则是“不平衡”理论的又一宗罪状。艺术曾经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审美级别里的奢侈品，现在其光晕在世俗化和资本的物质领域攻击下褪去，宗教仪式功能淡化，日常娱乐功能增强。马克思所说:“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言》)。前后两个“艺术生产”的含义不同，就在于艺术生产的商品化。当然，马克思的预见性并非能到如今，所谓当时的“商品化”与当下的“商品化”含义已经不太相同。这种当下更令人痛心的“商品化”、物质化，其实就是一种从艺术演变规律上形式的转化而导致的“反艺术”的生成，即是艺术内部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相互作用，导致在文艺产生发展中形成的悖论。

三、从不平衡性与“褶皱”论看传统文化回锅与当代青春文学批评

有学者认为，在当代文学中严重存在着事业商业化、精神痞子化的危机，它体现了时下金钱至上的商业化对人文精神的践踏和摧残，暴露了当代人文精神的危机，从而使人们更多地肯定和怀念传统自然人文精神，并渴望重建艺术的文化价值［12］。而亦有人高呼十八种传统艺术门类都结合着各自的地域、朝代、民族等不同特色，从发生、发展、演进到变革中传承着，现代艺术形式出现民族本土化趋势和自然主义倾向，体现在对本土和自然的回归，更深层次的去探寻情感的归宿，追求生活的根源本质［13］。这都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当代文艺产生发展异质性、商品化的特征，而这种彼此矛盾的艺术评价则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性。在艺术自身领域方面，最具代表的就属于当下传统文化的种种回锅风潮，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述、传统国学热的兴起、流行乐坛中国风等社会现象。这种文艺形式的回归是到底是“螺旋式上升”的绝妙体现，还是圆圈运动甚至是一种文艺上的倒退，则是当下关于这些风潮争论的实质。文学艺术作为拥有与其“对应的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时代在变，“非遗”生产所对应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在变，精神生产总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14］。由此而看，让历史永远停滞在某个时点上来完整地保护传统文化是唯一的方法但是不可实现的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显然是“变”，甚至几千年来文化一直在变、在发展。正视这种变，并积极倡导这种变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历史任务。

对于当代青春文学批评，从艺术本身领域角度中的“不平衡性”理论阐发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对于其有着更多的宽容与忍让，要放其以自身成长的过程。因为当下80后的青春文学的评价或许同上世纪20年代的人们看五四一代的“精神产品”，有着文学形式内部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更替、接受者本身的艺术加工、时代的激情。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而历史又往往是具有轮回的。因为多一份宽容，不仅仅是从情感上的宽容，更是一种学理上的认知，一种理性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