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论文范文

1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分析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城市流强度、断裂点等相关数理模型，分别以GDP，第二、三产业中17个行业从业人员以及两市间距离为指标变量，对淮海经济区20个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评价。

1.1作用强度

1.1.1经济联系强度。据公式（1）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两两间的经济作用强度（图1）。两城市间经济作用强度大于30个经济度的有4对：徐州和枣庄（66.41个经济度，下同）、徐州和淮北（47.38）、徐州和宿州（37.20）、淮北和宿州（30.66）；在20~30个经济度间的有3对：徐州和宿迁（22.10）、徐州和淮安（20.64）、莱芜和泰安（29.84）；在10~20个经济度范围内的城市有8对：徐州和临沂（16.76）、徐州和淮安（14.75）、连云港和临沂（10.62）、盐城和淮安（13.79）、亳州和商丘（10.24）、枣庄和临沂（17.75）、枣庄和济宁（11.29）、日照和临沂（13.19）；其它城市间作用强度较低，均在10个经济度以下。总的来说，开封、周口、菏泽、阜阳、蚌埠5个城市与该区其它城市间的经济作用强度均在10个经济度以下，徐州则与除周口外的所有城市间的作用强度都在1.5个经济度以上，而两城市间作用强度最小的为周口和连云港，仅为0.10个经济度。据公式（2）计得该区主要城市空间作用的总体强度（图1），并据此将20个城市分为四类：高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作用强度在150个经济度以上，下同）、中高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100~150之间）、中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50~100范围内）和低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50以下）。徐州空间作用总体强度最大，达267.71个经济度，属于高经济联系强度的城市，是位居第二位的枣庄（作用强度为144.08个经济度，下同）的1.86倍，为总体强度最低的周口（9.25）的28.95倍，这表明徐州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劲头较强。枣庄、淮北、临沂、宿州处于高经济联系强度城市之列，与各个城市间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比较强。中经济联系总体强度的城市有5个，依次为淮安、宿迁、泰安、济宁和莱芜，在今后的发展中，其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有待提高。处于低经济联系强度的城市有10个，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今后发展中必须注重经济转型，加强与其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缩小与先进城市之间差距，促进淮海经济区的总体发展。

1.1.2城市流强度。计算城市流强度相关值（表1），据此将城市分为四类：高城市流强度城市（城市流强度值在300亿元以上）、中高城市流强度城市（200~300亿元）、中城市流强度城市（100~200亿元）以及弱城市流强度城市（100亿元以下）。由表1可知，徐州是高城市流强度城市，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作为苏北第一大城市、中国第二大铁路枢纽，徐州以其独特的交通运输优势和较快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城市外向功能量和较高的城市功能效率，城市流强度值高达384.19亿元，对淮海经济区起着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临沂和淮安属于中高城市流强度城市，其城市流强度要远远高于中城市流强度城市，是淮海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城市，且临沂以高于淮安10%的城市流强度成为该区发展的副级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城市有6个，依次为日照、莱芜、枣庄、宿州、宿迁和盐城，成为淮海经济区发展的地方性集聚地和辐射中心。其余11个城市是弱城市流强度城市，是该区发展中较为必不可少的城市。可见，淮海经济区“一超多强”局面较为显著，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在空间分布上，这些城市基本遵从“中心—外围”式分布［26］：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徐州，位于其中心位置，而弱城市流强度的城市主要分散于该区边缘地带。这与城市经济作用强度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1.2作用方向据公式（3）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隶属度大小，由此分析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经济作用方向。由图2可知，徐州的首位联系城市是枣庄，其隶属度高达24.81%；其次为淮北，隶属度为17.70；隶属度最低的为周口（0.42）。从空间距离上看，徐州经济作用方向首先是距离较近但不相邻城市，其次是相邻城市，而对距离较远城市也有联系，可见其联系方向表现为“中心—外围”向外扩散的模式。由图3可知，其它主要城市对徐州的隶属度均在各自隶属度的前五位之列，说明徐州是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对徐州的隶属度，排在首位的有6个城市，其中枣庄对其隶属度最大，高达46.09%，说明徐州是其主要联系方向；排在第二位的6个城市，隶属度在10.35%~16.25之间不等，且各个城市的首位联系城市表现为邻近城市；排在第三位的有菏泽、周口、开封、莱芜，除莱芜的首位隶属度达52.06%，联系方向表现为泰安方向外，其他城市的前三位隶属度相差不大，联系方向均指向相邻地域和中心城市徐州。日照、连云港对徐州隶属度排在各自隶属度第四位，这两个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限制，联系方向表现为相邻地域指向；泰安对徐州的隶属度排在第五位，隶属度仅7.70%，其主要联系城市为莱芜、济宁。综上，城市空间作用的主要方向表现为与核心城市的紧密联系和与其周边城市紧密联系的共同作用，即显示出地域相邻指向性原则和中心城市指向性原则［16］。

1.3作用范围据公式（9）~（10）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间的断裂点及场强（表2、表3）。由表2可见，徐州与各个城市间断裂点明显压缩到终点城市，说明徐州辐射能力较强。与淮北间的场强最大，达1.19亿元/km2，因此，可以此为强辐射半径的选定场强，来确定各城市经济辐射能量绝大部分扩散在多大范围内。从表3可知，各相邻城市间起点城市到断裂点距离占两城市距离的比重在0.4~0.6间波动，城市间辐射能力差距不大，且两城市距离较近时，其场强也较高，说明具有向对方空间产生经济影响的能力［27］。因此，以各相邻城市间场强均值为弱辐射半径的选定场强来计算城市弱辐射范围，以反映各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主要影响范围［28］（图4）。由图4可以看出，淮海经济区中部以徐州为中心，距徐州44.92km和110.92km以内分别为其强辐射和弱辐射范围，这是由于其最强的城市综合实力积聚了较强的经济辐射能量；枣庄、淮北、宿州的强辐射半径均在徐州弱辐射范围内，说明它们受其辐射最强。东部以临沂、淮安、日照为中心。这些城市规模相当，辐射范围相互交叉地作用于对周边区域，其中，宿迁几乎被徐州和淮安的辐射平均瓜分，受这两个城市的屏蔽效应［29］较大，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北部以泰安、济宁为中心，其中，泰安和莱芜的相互作用甚密，其辐射能力向对方空间逐步渗透。而西部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弱，彼此辐射半径不相互重合，发展较为分散，综合实力有待提高。总体来看，徐州无疑是淮海经济区的辐射中心，呈现圈层辐射其他城市的空间结构：核心层表现为徐州的弱辐射范围圈，包括徐州、淮北、宿州、枣庄；中心层表现为与徐州弱辐射范围有交叉的城市，包括临沂、宿迁、济宁、商丘、亳州、蚌埠、淮安；外围层表现为与徐州的弱辐射圈无交叉的城市，包括连云港、日照、泰安、莱芜、菏泽、开封、周口、阜阳、盐城。

2主要结论

一、城市物流与城市经济的关系

依据城市物流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程度，将其分类为超前、匹配和滞后三状态。只有城市物流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匹配，效用才会最大。他们的匹配是强调城市物流供给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匹配。所谓匹配考察的包括单纯的量上的匹配，更强调质上的匹配[3]。超前区：城市物流需求不足，小于城市物流服务供给。超前区里可能是城市经济并没有预期繁荣，物流需求量不足，导致物流供给量过剩，市场反映出来的现象是物流设施设备大量闲置。另一种情况是物流企业不顾城市整体经济较落后的现实情况，引进各种先进物流技术，大量增加物流成本使物流需求方无法接受。

匹配区：城市物流需求与供给基本均衡，其表现为市场上基本无闲置物流资源，也不存在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的现象。匹配区内城市物流技术可能不是最先进的，物流设施不是最新的，物流发展水平也不是最高的，但其职能效用得到最大化，对城市经济的辅助协调作用体现得最明显。滞后区：城市物流需求明显大于物流服务供给，市场反映出来的表现为物流设施落后，误时延时频率高，物流管理水平低，进而导致物流成本高。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物流发展水平远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二、城市物流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城市物流支撑着城市日常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在第一第二利润源相继枯竭的二十一世纪，作为第三利润源的物流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作用不言而喻。值得提出的是，城市物流对经济发展有正负两面影响。

1.负面影响无论城市物流发展水平是位于超前区或滞后区，对城市经济和环境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当城市物流水平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时，其典型表现是库存仓储量大、服务水平低、物流成本高、物不能通畅其流。低效率的物流运作水平，妨碍了商品流通与区域城市间职能分工与合作，严重损害区域城市经济的“吸收”与“辐射”面积，更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种伪命题是认为城市物流发展水平越快越好。须知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导致物流有效需求不足，同样会造成物流资源大量闲置，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最后物流产业只能成为当地产业的累赘。

2.正面影响在匹配状态下，城市物流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能产生良性互动，从而在节约交易成本、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产业布局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4]。（1）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作效率城市物流与经济的匹配发展，对节约交易成本的促进作用尤其大。从交易过程和交易主体行为两方面的考察，可见证现代物流对节约交易成本的积极作用。首先，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物流业越来越现代化、科技化，无疑减少了人工提高了服务水平，节约了时间，从而降低了相关交易费用。其次，从交易主体行为看，现代物流业发展导致供应链体系和供应网络体系的兴起，其中核心企业和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相互协调互利互惠，更是一个相“组织学习”的过程，这减少了因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供需双方交易成本的降低，最终反映在产品价格上，使商品具有低价格优势，从而使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2）扩大就业物流业作为第三产业，从服务行业的特点和发展史来看，它是一个有助于社会扩大就业的行业。随着城市物流业的繁荣，其吸纳高、中、低等人力劳动力的数量越多，扩大就业的能力也就越强。在我国，近十几年来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电通信业等与物流相关的从业人数由1978年底的750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5000多万人，呈现快速上升趋势。（3）成为新区域城市经济增长点对于枢纽型城市，政府可以把物流业定位为主导产业。因为合理的物流产业规划有利于当地扮演区域专业分工的交通枢纽角色，它能作为区域经济的一个增长极。而物流业的高关联性和高辅助性，使得它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旺，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4）影响城市的产业布局城市各产业的分布情况会受到物流业发展状况的影响。若物流产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业带动性作用就能得以充分发挥。另外，它还能吸引机械制造业、会展业和信息服务业等服务性行业的聚集。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等的集聚效应对城市的产业布局形成显著影响。

作者：吕律陈鑫董姗姗单位：广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一、加快宁波都市农业发展的思路与重点

（1）转变观念，确立都市农业新定位。虽然宁波市区农业在市区GDP中所占比重不到2%，更有逐年下降趋势，但衡量都市农业的价值，不能仅凭产值等直接指标，更要看其对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产生的间接效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均将都市农业定位为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都市农业的发展状况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根据《宁波市“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我市都市农业目前仍然被定位为“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品蔬菜瓜果、高档观赏园艺和生态稻米种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我市城区蔬果花卉等初级消费农产品的提供者，在整个城市经济中扮演着次要角色。因此，在后续我市推进新型都市化与发展城市经济的进程中,要切实转变观念，重新调整都市农业定位，将其视为我市城市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我市城市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

（2）优化布局，构筑都市农业新框架。根据《宁波市“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我市都市农业布局仍主要局限于沿绕城高速的市郊环形区域内，城市内部布局基本缺失，因此需要对我市都市农业生产布局和生产分工框架进行优化调整，做到充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好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优势。一是融合我市新型都市化规划，按照“一圈多点”的思路，更加灵活机动地筹谋规划都市农业生产布局，针对不同情况制定更加适合的用地政策，引入或实施不同的都市农业项目。首先，对于沿绕城高速分布的都市农业圈范围内的较为集中的农地，宜引入资源要素集中、生产经营相对集约化的经济功能较强的都市农业项目。对于此类土地，可探索建立农村耕地有偿使用、有偿退出和跨社置换机制，在符合规划和不改变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对农村耕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参加都市农业项目开发。其次，对于我市“两带三片双心”等城市组团间分片零散的农地,以及城市组团内部的点状分布土地,如道路沿线空地,河川空地,待开发用地,宜引入小微型、孵化型和生态社会功能较强的都市农业项目。对于此类土地，不论其所有权,不论其土地性质，只要适宜于开发利用的土地,均可考虑放宽政策，引入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进行都市农业项目开发。二是按照“研发销售在城区、转化生产在周边”的分工思路，统筹谋划都市农业产业分工框架。首先，推进都市农业生产功能区的转型。着力把甬江南岸现代农业综合区、镇海九龙湖、骆驼、澥浦、江北慈城、东钱湖等重点农业生产功能区建设成为以精品型、服务型农业为核心的都市农业产业的重要集聚平台。其次，进一步强化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提升农产品加工附加值。将孔浦水产品加工园区、北仑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镇海农业开发区及鄞州区、北仑区、江北的蔺草、茶叶和水果加工基地建设成为以创新型、科技型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都市农业与工商业融合的重要平台。再次，提升都市农业创意创新水平。借助我市国家高新区研发园、南、北高教园区、南部商务区等功能区，培育引进涉农创新型、营销型企业和团队，培育打造出我市都市农业创新项目孵化平台和品牌建设平台。

（3）聚集要素，延伸都市农业产业链。针对我市都市农业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大力引导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推进都市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资源要素集中、高效配置功能、区域互相联动的都市农业产业链，将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形态转型为以提供服务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形态，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层级，打造都市农业品牌，提振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一是要建立都市农业经营性服务平台。建议由政府主导，直接引入社会信誉较高、经营情况较好、资本较为雄厚、技术较为过硬的平台企业。形成集农业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产品流通、营销推介为一体的现代信息支撑体系，为都市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平台建立后，可将整个我市都市农业圈产业链上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配套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产业主体吸纳到平台内集聚发展，同时平台企业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肩负整个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安全监管，保障最终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整个过程中的质量安全。二是要培育梯次合理、分工精细、合作有序的都市农业经营主体。首先，鼓励积极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农业”发展模式。按照“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原则，依托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选取产业特色鲜明、集体资产所有权清晰、农民参与积极性高的村集体开展试点工作，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开展合作，转变生产方式，将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做强做大为都市农业的重要市场主体。其次是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从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农产品加工等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探索建立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集中扶持建设和引入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增值效益大、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并紧密带动农户的都市农业龙头企业，在贷款贴息、技术改造、购置设备、扩大规模等方面加大对都市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三是要培育区域都市农业品牌。首先要大力鼓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农业行业组织积极申请、注册和使用农产品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和原产地标识。其次要加强有一定知名度的都市农业品牌的二次创意开发。鼓励相关市场主体围绕已有知名都市农业品牌进行多方位的创意挖掘，使品牌以多种形式与不同的产业相融合,最终建立起以品牌为中心的都市农业产业链。最后是要提高都市农业品牌管理水平，充分利用会展、网站、媒体、户外广告等传统宣传平台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强我市都市农业品牌宣传推介。

（4）创意创新，打造都市农业新亮点。我市部分都市农业项目既未充分发掘当地的农业生态、文化，也未开发创意或者创新技术，没有鲜明主题，立意和层次都不高。以我市都市休闲农业产业为例，基本上都是以农事体验、食宿为内容，不同项目之间只是体验内容和食宿服务稍有区别而已，没有专业化的市场差异定位，产品服务雷同，经营模式相同，可持续发展乏力。因此亟需根据区域农业条件，深入挖掘区域农业“三生（生态、生产、生活）资源，并通过创意创新对其加以整合和包装，使其成为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本。可考虑采用如下几种创意方式：一是突出农产品本身特性。如我市现有的各个蔬果花卉精品园区，可考虑引进相关新型品种和新型培育技术，构建以各类蔬果花卉为本体的“新、奇、特”农产品种植、观光等项目，有效增加蔬果花卉等农产品的附加值。二是突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可考虑对我市年糕制作、蔺草编织等进行发掘和创意，构建特色农产品制作体验等项目。三是发掘农业文化内涵的创意。可以考虑对我市“稻米文化”、“海洋渔业文化”相关的农业传统、农事节日习俗等进行深入挖掘和二次创意，定期举行相关商业庆典和文化艺术活动并发展相关衍生产业。

（5）融合社区，凸显都市农业新功能。都市农业对于推进新型都市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应体现在社会、生态效益上。社区支持农业（CSA）被世界公认为是一种可以兼顾经济效益、社会生态效益的都市农业成功发展模式，我国上海、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的CSA发展已趋向成熟，涌现了“小毛驴市民有机农园”等一批成功案例。我市目前的CSA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仅有零星的“农产品配送”、“农产品直销”等一些初级业态，发展空间较大。因此，建议我市大力发展CSA以及其衍生的各种创新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推进都市农业与城市社区融合，与市民生活融合，与城市生态融合，打造产品安全有机、产业与消费者互相支持的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凸显都市农业的社会生态效益。一是大力引导发展较大规模的生产型CSA项目，打造有影响力的CAS品牌。鼓励都市农业圈原有的种养殖特色鲜明、基础设施优良的特色农业精品园发展CSA项目。并从土地流转、土地租金，产品营销、设备购置、技术改造等方面进行适当倾斜和补贴。引导优质CSA项目与家庭、社区、食堂进行对接，建立CSA农场农产品进家庭、进社区、进食堂的“三进”的长效机制。提高优质CSA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打造CAS品牌知名度，解决CSA产品营销这个最大的难题。二是引导发展贴近市民、贴近社区，小微化、体验型的CSA项目。鼓励公共事业机构、企业和农民个人利用城市组团、片区间隙和周边空间的零散土地，以镶嵌式的“农业绿岛”、“农业花园”等形式发展小微化的CSA项目，提供农事体验、种（养）植等服务。对于该类项目，建议在许可情况下应尽量放宽相关政策准入条件，为其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提供一定的便利，同时建立监督机制，对其在经营中对市容市貌、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引导和监管。

二、相关工作建议

（1）加强协同，完善机制。发展都市农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协调与都市农业发展相关各部门的机构，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创新制度建设，完善机制，明确职责，形成合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此机制下，农业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规划指导、政策落实、项目落地、协调服务职能；发展改革部门积极支持规划内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财政部门落实各类农业补贴补助资金；其他相关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加强协同，推进规划实施；区县政府结合实际，明确发展目标，保障工作经费，扎实推进本地区都市农业发展的落实。为推动都市农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向高端化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1研究区概况

大庆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松嫩平原中部，哈大齐工业走廊的中心地带。市区地理位置为45°46′N~46°55′N，124°19′E~125°12′E，全市总面积21219km2，现辖萨尔图、龙凤、让胡路、红岗、大同5区，肇州、肇源、林甸、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4县，其中市区面积5107km2。截至2012年，大庆市总人口281.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44.7万人，城镇化水平为51.4%，已进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但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显著，其中市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市域外围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17]。2012年大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000.1亿元，占黑龙江省总量的29.2%，工业增加值3157.4亿元，占全省总量的60.2%，3次产业结构为3.9：80.9：15.2[18]。大庆市从1976年闯过年产原油5000×104t大关之后，连续27a年产原油5000×104t以上，至2012年累计生产原油21.51×108t，目前原油产量约占全国的1/5左右，对中国原油产量和财政收入影响巨大[18,19]。长期以来大庆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资源，以石油开采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2012年大庆市规模以上工业重点行业中，石油石化行业实现增加值2274.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份额高达56.8%[18]。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城市经济发展极易受到石油产量和价格波动等各种不利扰动的冲击，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

2研究方法

2.1脆弱性评价模型基于石油资源优势而形成的单一石油型产业结构对石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众多影响石油城市经济发展的扰动因素中，石油资源供应能力的变化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扰动较为突出。依据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定义，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评价将从城市经济系统应对可采石油资源储量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可采石油资源储量逐渐枯竭的应对能力两方面进行。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与系统不利扰动的敏感程度成正比，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应对能力成反比。石油城市经济系统对可采石油资源储量变化的敏感性越低，且面临石油资源逐渐枯竭时经济系统表现出的应对能力越强则其脆弱性越低，据此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为ESV=f(S，R)，其中，ESV表示经济系统脆弱性，S表示为经济系统敏感性，R表示经济系统应对能力。

2.2评价指标体系石油城市作为依托石油资源开采而兴起的典型资源型城市，其经济发展对可采石油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可采石油资源储量的变化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扰动因子[20]。基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典型性、可获取性和动态性等原则及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内涵的理解，依据脆弱性评判的2个层面，选取反映对石油资源依赖程度的两个指标及外贸依存度予以衡量敏感性；应对能力的衡量要从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3方面综合考虑，主要是对可续发展能力的测度，因此选取10个指标作为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的指标体系（表1）。

2.3数据来源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997~2013年《大庆统计年鉴》[18]、6个典型石油城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1]。

2.4指标权重的确定运用综合评价法对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时，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对评价结果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各样本数据收集完整，本文选取客观赋权法中常用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22]。熵值法是利用评价指标的固有信息来判别指标的效用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

2.5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来测度评价指标与经济系统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找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子[23]。

一、引力模型的构建

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和重心，同时也是增长极的城市对周围地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通常把城市间的相互引力作为衡量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把它作为经济区划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基于由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产生的引力模型来量化计算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它是根据距离衰减原理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构造出来的一个模型，其公式为。式中：Pi、Pj分别为i、j城市的总人口；Gi、Gj分别为i、j城市的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衡量）；Dij为i、j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Rij为i、j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引力模型只考虑了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少数因子，仅能粗略地估算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力，即以人口和GDP作为城市质量的度量方法显然存在较大的缺陷，无法完全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全貌，因为城市发展程度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决定的。事实上，目前许多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区域综合发展质量评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此外，对模型建立过程中城市间距离问题的确定，起初很多学者简单地使用直线距离，但随着道路网络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简单地采用两点间的直线距离为标准，就会出现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交通便捷的地方，道路直线距离已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两地间到达的最短的时间距离进行代替。式中，Rij代表两个区域间的空间经济吸引力；Mi、M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质量”，代替人们常用的人口与GDP的乘积来衡量区域城市发展的质量；Dij表示两区域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本文采用google地图软件测度两城市间的时间距离；k为经济引力系数，为简便起见，本文取k＝1。本文借鉴已有参考文献有关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指标［15－17］，以综合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为原则，将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4个维度和24个指标（见表1）。

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1研究方法

1.1模型引进以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经济联系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及经济地理学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引力模型自形成之初便是以距离作为参照标准的，随后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虽然对引力模型作了诸多的演变，但核心指标“距离”均未改变，本部分借鉴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的测度标准，采用以下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型。

1.2数据分析

笔者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6个节点城市为界线，计算相邻节点城市包含之间的地级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如郑州－武汉区间段，包括郑州与武汉分别到他们之间的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孝感5个地级城市以及郑州－武汉的高速铁路交通时间。另外，对于北京和广州这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适当的进行空间拓宽，可以测算到北京－郑州、广州－武汉。另外，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共24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和GDP均采用城市市辖区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年》。

2模型分析

2.1数据计算通过数据查找、整理及计算，可以计算出北京等6个节点城市分别与之相邻的地级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表。通过对表1的数据研究分析可知，以时间为指标测算的节点城市与临近地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距离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距离的增加，城市经济联系逐渐降低，但由于城市规模的原因也会出现少部分如距离较近的许昌－郑州要比距离较远的漯河－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要小的现象。

2.2数据分析高速铁路提高了沿线地区的可达性，使沿线城市跨区域的交流成为可能。根据表1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取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中位数Eij＝137为分界线，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大于或等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不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据此，针对京广高速铁路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京广高速铁路沿线6个节点城市与沿线18个地级城市将形成3大城市经济圈（见图1（a））。北京经济圈横跨北京与河北两省市，包含北京、保定、石家庄3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同样横跨河南与河北两个省份，包含郑州、邯郸、安阳、鹤壁、新乡、许昌和漯河7个城市；武广经济圈横跨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4个省份，包含信阳、武汉、孝感、咸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郴州、韶关和清远12个城市。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见图1（a））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武广城市经济圈呈现出跨区域经济的特征。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信阳以南的10余个城市出现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的无缝对接，从信阳—广州占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一半的地级以上城市都完全处在节点城市所在的经济辐射圈范围内，其中岳阳受到了武汉经济圈和长沙经济圈内两个节点城市经济的双重辐射影响。二是中部经济塌陷与城市经济联系相关性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所在的湖北南部、河南南部等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市规模不强，表现在城市经济圈中则呈现出北京城市圈、郑州城市圈及武广城市圈三个经济区之间不能有效的实现无缝对接，形成了城市经济联系的“经济塌陷区”。三是规模大的节点城市或位于省的边界的节点城市都实现了跨省区组合城市经济圈。如北京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省的两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的邯郸；武广经济圈兼并了河南省的信阳。跨省级行政区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将成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及一体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在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五省一市形成的城市行政圈（见图1（b）），城市行政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各级行政边界是城市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鸿沟。除北京的首都行政圈能够跨省联合河北省的两个城市，其他行政圈都局限在本省范围内，行政区阻隔是区域间和城市间经济交流的最大障碍。二是城市行政圈一旦形成，将处在相对稳定态势。如珠三角城市群这个行政经济圈的经济势力范围自形成之初就一直限定在珠江口的9个城市，粤东粤西粤北的广大地区则由于省上发展政策、现实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限制难以与发达的珠三角经济圈实现经济对接，致使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2.3比较分析将京广高速铁路沿线由节点城市形成的城市经济圈与城市行政圈进行对比：首先，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圈普遍要比城市行政圈空间范围更大，郑州可以将沿线河南省中部及北部城市乃至河北的邯郸都全部纳入到郑州经济圈里，而中原行政圈则在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仅包含郑州及其京广高速铁路沿线邻近的新乡、许昌和漯河等3个城市，即以经济联系规划的经济圈几乎是以行政手段规划的行政圈城市空间范围的数倍。其次，城市经济圈以经济联系为衡量指标，故可以实现跨省区的经济交流和经济融合发展，使节点城市的空间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而城市行政圈以城市行政区为主导下形成的，基本不会跨越省级行政边界。最典型的就是武广经济圈，武广经济圈横跨4省共12个城市，形成从信阳至广州延绵1200余公里，涵盖武汉、长沙、广州三大中心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带；再看武汉行政圈、长株潭行政圈、广州行政圈，其经济区规划范围都只局限在本省有限的区域内，城市圈之间各自为战，受行政力量制约，无法实现跨省区的经济势力范围的空间扩张。再次，不同城市经济圈之间可以实现不同省份之间的无缝衔接，实现大区域间的融合发展，最终将实现北京经济圈、郑州经济圈与武广经济圈三者的大融合发展趋势。随着京广高速铁路的全线开通，每天来往沿线的高速铁路近100列，沿线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异常明显，再看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行政圈，每个城市行政圈都严格的以行政区范围为界限，致使京广高速铁路沿线5省1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4段缺乏节点大城市辐射的经济“塌陷区”，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乃是区域的融合发展。

一、区位因素

我国资源型城市地区大部分中于西部相对地理位置较为偏远，道路交通条件相对较弱的地区，区位优势并不显著。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相对富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对第二、第三产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相对而言其他配套产业发展表现的还是较弱，对于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有利。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首先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结合该地区的区位特点，试图融入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扩大自身经济发展空间，和周边地区建立一定的产业关联，进行优势互补，参与新的社会经济分工，进行城市转型建设。将资源型城市通过自身资源优势的辐射带动作用使资源型地区的经济格局由点状升级为线状和面状分布，提升地区区位发展优势，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还要重视对城市品牌的打造建设，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为资源型城市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

二、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遵循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使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引进和建立一些高新技术和复合技术性的产业。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对人力资本也提出一定要求，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注重劳动力高新技术能力的培养。同时避免转型期间出现劳动力失业以及高素质劳动力外流的现象。

三、资源型城市所处生命周期和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源型城市发展生命周期与该地区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包括资源产业的开发早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资源开采衰减或转型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与之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经济转型的战略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路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实施一条更适合该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济模式。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资源型产业，资源型产业在该地区发展过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同资源型城市的资源相对优势不同，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不尽相同。配第—克拉克定律认为产业转型是经济转型的核心。经济转型主要考虑的是产业的转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路径就表现为资源型城市结合地区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阶段，遵循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过程。所以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期间显得尤为不容忽视。

以上分析的制约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几种因素是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当然，具体涉及到某个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还是各有不同。当前我国绝大部分依托传统发展方式的资源型城市，已经脱离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主旨。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增强对资源型城市地区的统筹规划，加强政府政策激励，快速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进程，从而加快我国资源富裕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作者：张少春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1实证分析

1.1数据与变量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厦门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和港货物吞吐量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衡量港口功能的主要指标为港口货物吞吐量，不仅能反映港口物流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港口腹地生产力的配置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因此选用港口货物吞吐量（HW）指标作为衡量港口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实力的综合指标，文中采用厦门市GDP作为衡量厦门经济发展的指标。进出口总额（JCK）是衡量一个地区对外国际贸易情况的综合指标，本文使用厦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作为对外贸易的衡量指标。文中所使用的港口货物吞吐量数据来自2013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厦门市GDP数据以及厦门进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2013年厦门特区经济统计年鉴。其中GDP数据经过了国内GDP平减指数调整实际GDP，进出口总额也通过历年年平均汇率和GDP平减指数调整成实际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为减小异方差，提高模型拟合优度，在进行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分析时，对文中所使用变量都取了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_GDP、LN_JCK和LN_HW。

1.2单位根检验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检验所使用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也即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本文采取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UnitRootTest）对所使用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原始变量的对数都是非平稳的，而对原始变量的对数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所有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差分之后的变量是平稳的。从检验结果来看，三个变量都具有一阶单位根，为（I1）序列。

1.3VAR模型的设定在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理论上讲，设定VAR模型时要选择能使残差达到白噪声的最小滞后阶数。本文采用Lütkepohl等提出的信息准则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即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准则来确定阶数。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那么最优滞后阶数取为此阶数；二是AIC和SC并不是同时达到最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用LR检验进行取舍。从表2统计结果可知，本文为第一种结果，因此选择VAR（2）模型。

1.4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否，协整检验时选择的滞后期为2，协整方程的形式为有线性趋势项且协整方程仅有截距项，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厦门地区GDP、进出口总额、港口货物吞吐量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为（括号内为标准差）：从协整方程来看，长期厦门地区GDP和港口货物吞吐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加时，对厦门地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进出口总额也对厦门经济有着促进作用，在协整方程里面，厦门地区GDP与厦门地区进出口总额正相关。利用AR根验证协整关系的正确性，结果如图1所示。从AR的单位根分布图来看，本文所选择的VAR（2）是稳定的，所有的单位根的倒数的模都落到了单位元内。因此，进行脉冲反应分析的标准误也是有效的。

1.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通过上面的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三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在确定变量的协整关系后，基于VAR（2）模型检验是否具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来看，LN_GDP与LN_HW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港口货物吞吐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厦门地区GDP的格兰杰原因，厦门地区GDP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格兰杰原因。而LN_GDP与LN_JCK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厦门地区进出口总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厦门地区GDP的格兰杰原因。

1.6脉冲响应函数分析VAR采用的是非结构化的方式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不能用模型进行结构性分析，且单个参数估计值是有偏的，因此对于模型估计的系数没有实际意义。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残差冲击的响应。具体而言，就是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来自系统内部或外部）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指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动态影响。根据已经建立的VAR（2）模型，分别给各自变量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得到关于因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2-4脉冲响应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受冲击后的当前值和未来值，实线表示累积脉冲反应函数，虚线表示预测效果的正负二倍标准差偏离带。图2中GDP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给港口货物吞吐量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GDP在前三期迅速增长，接着影响有所衰弱；而当在给本期进出口总额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GDP的响应是在第二期影响增强，而后累计效果逐渐衰弱，港口货物吞吐量和进出口总额对地区经济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这验证上文中协整方程所示的长期关系。图3为进出口总额的脉冲响应图，结果表明：给地区生产总值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进出口总额有正向的影响，之后这种影响逐渐衰减；给港口货物吞吐量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进出口总额有正向的影响，这种效果在第二期达到最大，接着开始衰减直至第九期不再存在影响。短期内，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并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同样地，短期内港口货物吞吐量扩大使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因为现行的进出口国际贸易物流方式大多是水运，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大将促进国际贸易，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图4为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响应分析图，结果表明：给地区生产总值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仅对厦门港货物吞吐量当期值有明显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期衰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给厦门地区当期进出口总额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港口货物吞吐量有持续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进出口总值增加促进了港口建设，因此对港口货物吞吐量具有持久影响。

2结论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