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营商环境测度探究范文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四期

一、文献回顾

研究税务营商环境对产业结构的隐性影响机制大多集中在企业家活动、公共政策目标实现、投资目标、投资激励等方面。研究发现:税收政策与其他政策相比较，其对产业结构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王银枝，2006)［13］;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与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税收体系对于企业家活动具有潜在的激励效应(孙立新，2007);虽然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有良好作用，但也需区分不同的税收工具在不同国家及不同行业其实施效果是不同的(刘蓉，2005)［15］;税收激励政策可以有效推动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朱承斌，2005)［16］。国外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颇多，形成了几种观点:一是认为两者之间负相关，税收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影响(Lucas，1990)［17］;二是认为两者弱相关，如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凯思•马斯顿(KeithMarsden)利用回归分析法，对世界20个国家的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考察，发现税收能促进经济增长，低税负国家经济增长要快于高税负国家，但当宏观税负水平高于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将趋于零，然后是负增长;三是认为税收具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变化，税收政策具有短期水平效应或者具有长期增长效应(ChristinaRomer和DavidRomer，2007)［18］。国内研究结论多支持第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国外研究者针对中国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如RogerGordon和WeiLi(2005)［8］分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应归功于财政分权体制和1994年的税制改革，虽然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税收竞争损害了税基、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等，这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总体而言是积极有效的;Joyce和YanyunMan(2008)［19］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虽然税收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影响效力，但中国总体的平均税率对其经济增长是负效应。在税务营商环境水平的测量上，目前只有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小组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20］。他们在分析影响企业创办、经营发展的各国普遍的税务环境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企业在一年中的纳税数目(Numberofpayments，个数)、纳税时间(Timetocomply，小时)、纳税负担(Totaltaxrate，税费额/税前利润)为基本指标，以其简单加权值作为税务营商环境指数，以此评判各国(地区)的税务营商环境总体水平。但由于指标涉及范围有限、企业假定前提过多、采集对象范围偏窄等，这一当前最为权威的税务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在评估我国地区税务营商环境时显得无能为力。国内外研究已表明，税收政策可以以多种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合理适度的税收综合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税务营商环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是多方面的，既有差异税率、行业税收优惠等显性影响机制，又有企业家活动、公共政策目标实现等隐性影响机制。测度税务营商环境对于评价地区营商环境和指引企业投资意义重大，而现有的测度评价仅是简单、有限的加权估算。因此，在投资与贸易全球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厘清税务营商环境理论渊源，构建适合中国地区税务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显得更为紧要和迫切。

二、税务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公共产品理论、最优税制结构理论、公平课税理论等，坚持税收的“法治、公平、适度、效率”四大基本准则，遵循科学、系统优化、通用可比、实用的构建准则，借鉴“4E”(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公平性)逻辑分析框架(张定安，2004)［21］，构建税务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图1我国税务营商环境测度指标体系构建流程图经过税务职能分析、税务营商环境测度目标分解、税务营商环境测度指标要素调查、税务营商环境测度指标体系的检验和修正等4个基本环节(盛明科，2005)［22］(见图1所示)，可以比较得到税收法治、税收征管效率、纳税成本和税收满意度等四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级指标;按照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结合的原则，通过专家访谈、纳税人座谈、政府部门问卷、实务界沙龙等多种形式，比较分析得到一级指标目录下排位最佳的31个二级指标。由于税务营商环境指标多采用克里特量表法问卷调查获取，因此需采用主观赋权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权衡不同权重确定方法的优劣，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和两两对比法结合的方式确定指标权重，具体步骤为:首先根据最终征询指标的重要程度构建判断矩阵，其次计算判断矩阵，再次是总体一致性检验，最后整体排序，先后计算得到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权重，具体结果见表1。

三、税务营商环境测度———以广东为例

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营商综合环境全国领先，本部分将利用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测度广东省的税务营商环境水平。

(一)问卷调查为全面反映纳税人、税务干部和政府部门对税务营商环境的真实感受，笔者于2013年9月10日～11月15日分区域选择在广州、佛山、江门、湛江、清远、汕尾、韶关等7市开展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在设计时坚持借鉴与改进相结合、问题排列合理、互相佐证、关键对应等基本原则，采用问卷与量表研制的方法，经过条目池建立、条目优化筛选、确定答案、测试、信度效度初步检验、问卷调整、访问开始语、问卷编号、填表说明等程序，最终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按照分类、需要原则确定调查对象，对回收问卷分地区进行整理、筛选和剔除，最终获得的有效问卷是:纳税人问卷1289份，税务部门问卷628份，政府部门问卷601份。客观指标数据采集采取比对核实方法，先由各市地税局据实填报，然后与省局统计数据对碰，对有出入的数据进行核实。

(二)调查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采用SPSS11.0软件分析发现，每个题项所对应的修正后题项总相关系数都大于0.3，每个二级指标所对应的总信度都大于0.7，最小的为0.7734，最大的为0.9205，由此可以判断，纳税人问卷、税务干部问卷、政府部门问卷都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应用同一软件对纳税人调查问卷、税务干部调查问卷和政府部门调查问卷进行效度分析，所有题项对应的相关系数都在0.7以上，说明这些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三)无量纲化处理定义无量纲化处理的标准函数是Y=f(Mij)(郭驰，2007)，若Mij为正向指标，则无量纲化处理的函数为:利用公式(1)和(2)，对3份不同受访对象调查问卷结果以及客观二级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各二级指标的具体得分(见表2)。

(四)广东税务营商环境水平计算根据设定的税务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税务营商环境水平M的计算公式表示为:由图2可知，广东省总体税务营商环境处于中等水平，得分为72.78，其中情况较好的有广州市(80.87分)、佛山市(80.13分)，其得分正好迈入良好等级的门槛，其他各市得分在“中等”上下徘徊，尚有较大的优化空间。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区域税务营商环境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从一级指标的实际得分与权重分(或应得分)的比值(即得分率，下同)来看，各市税收法治指数、税收效率指数、纳税成本指数、税收满意度指数等都在及格线(60%)以上。二是税务营商环境综合指数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处于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广州市、佛山市，其税务营商环境综合指数超过80分，远高于清远、汕尾等地70分以下的水平。三是税收满意度偏低，地区间差异较小。从图中可看出，广东各市税收满意度水平均不高，其中得分最高的广州(16.56分)其得分率也仅为77.88%，属中等范围水平;得分最低的江门(13.95分)其得分率为65.57%，仅为及格水平;且得分最高的地区与得分最低地区之间的差距仅为2.61分，说明税收满意度的区域差异性较小。五、结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是税务营商环境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市场主体的投资与决策、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合理适度的税收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构建税务营商环境测度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系统优化、通用可比、实用性、层次性和可度量的基本原则，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最优税制理论和公平课税理论来看，税务营商环境与法治、效率、成本、公平、社会满意度等因素息息相关，可从税收法治、管理效率、纳税成本和税收满意度等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三是广东省税务营商环境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区域发展比较均衡，税务营商环境综合指数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比较而言，各市纳税成本指数得分率最为理想，均属中等以上水平，而税收满意度总体水平偏低，地区间差异最小。

作者：王绍乐刘中虎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江门市地方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