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现代化范文
语文现代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现代化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欧化简体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写了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综合引述鲁迅先生对中国语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对这些观点的价值性评说,但从朱自清先生不同时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对鲁迅的语文观是大体赞同的。带来了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简化字运动的持续高涨。这些运动所追求的就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一直在倡导与追随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从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就学时起,直至后来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关注着中国语文的改革运动,这并非全是出于这些运动在当时与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不仅支持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学说与理论,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知识分子,这无疑起了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当属最成功的,而在这成功的进程中,那些平易、新鲜、通俗明了的优秀白话文作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个文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是学说而是作品。在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众口一辞的赞赏。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评论他的散文,而且多着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谈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极有概括性,他说:“在写语体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语体文运动的历史还不算太长,作家们都还在各自摸索路径。较老的人们写语体文,大半从文言文解放过来,有如裹小的脚经过放大,没有抓住语体文的真正的气韵和节奏;略懂西文的人们处处模仿西文的文法结构,往往冗长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们大半过信自然流露,任笔直书,根本不注意到文字问题,所以文字一经推敲,便见出种种字义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摸上了真正语体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简洁精炼不让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确是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老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因此,说到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这方面的成就要和语体文运动共垂久远的”[2]。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一直相依发展。朱自清先生始终支持国语用活的方言———北京话(当时称北平话)做标准,他认为,国语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标准。他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而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个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我觉得总是有个活方言作标准的好。”朱自清先生还以他本人为例来表明他的观点,他说:虽然本人是苏北人,但也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来[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学者对此评论说:北方方言的许多语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纸上,生动、自然、亲切,而且很有分寸。这又使人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对诵读情有独钟,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诵读的话题。朱光潜先生曾回忆说:“我们都觉得语文体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佩弦对于这件事最起劲。”[5]朱自清先生认为白话文并非怎样说就怎样写,而是“对于说话,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话,那么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念与听的时候的快感”。他认为,朗诵的发展可以帮助白话诗文的教学,也可以帮助白话诗文上口,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纯粹的、理想的白话文[6]。
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写作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语文现代化范文第2篇
读写训练强调以读带写、以写促读，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读写训练在语文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语文教师要注意在每一节语文课上为学生提供写作的机会，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口头说一说或写个小感想、小片段，或续写，或改写等，让学生读后必动笔，这样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要重视教材的作用，让学生通过学习教材学会说话与写作。我们要通过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让他们自求得知，从而方便其自主学习。
二、教会学生预习
要想提高学生的预习效果，语文教师应教会学生预习的方法，使得学生能够科学有效地进行课前预习，从而促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对于低年级学生，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指导他们进行预习，要求他们通过课文，了解课文大意。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我们则要指导其运用审、读、划、提、查的方法进行课前预习，即，注意文章题目与内容的关系；通读全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圈点文章中的生字词和重点语句；提出不懂的问题，以便课堂上有目的地学习；查阅相关资料，拓展知识，深层次理解课文。这样科学的预习方法，学生不会盲目读书，长此以往，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学生有效地学习。
三、培养学生的现代化竞争意识
语文教师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以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竞争。竞争可以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学生有了学习兴趣，自然上课的时候听讲认真，积极主动，勤于思考。积极主动地参与小组合作学习探究，自觉地研究课题，目标明确，从而很好地掌握所学到的知识。在教生字词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比速度、比正确率；在朗读课文时让学生比感情、比体会。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以个体或小组为单位进行各式各样的比赛。
四、作业生活现代化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优化语文学习环境，努力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育体系。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拓宽语文学习的内容、形式与渠道，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丰富知识，提高能力。”作业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仅仅拘泥于课本和课内的学习内容。我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通过查阅资料、走访群众，对身边的环境和人物进行调查活动，从而了解环境的变化，社会的进步，身边的榜样……这样可以丰富学生的阅历，对学生人生的发展很有好处。我们还可以要求学生每天看新闻，留心身边的广告语、警示语，把学生家庭生活、社会实践、其他学科等与语文作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学习整体，从而深化和应用语文知识，发展学生的语文能力。
五、合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语文现代化范文第3篇
（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农村教育应该包括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首先，从整体上看，我国多数地区的农村成人教育成效不彰。尽管国家实施了“绿色证书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和“农业远程培训工程”等项目，但上述项目均存在项目经费不足、规范性薄弱、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加上农民思想观念滞后，涉农培训“经济门槛”较高，其预期收益也不确定，农民参与成人培训的动机薄弱，农村成人教育的成效实在是难以令人乐观其成。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质量普遍不高。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自2012年秋季开始，各级政府已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由涉农专业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扩大到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然而，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我国多数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依然面临着办学机制不灵活、对农村青少年吸引力不足以及办学质量不高等困境。农村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着办学模式单一、片面注重学历教育以及教学内容陈旧脱离实际等偏颇。最后，“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开展乏力。显而易见，在培育新型产业化农民、普及科技文化以及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方面，的确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各自作用，从而使农业、科技与教育形成耦合效应。但在我国多数农村地区，由于缺乏相应的师资和设备等条件，尤其是由于投入不足和制度性障碍，“三教统筹”缺乏动力，“农科教结合”徒成虚文，难以真正形成农村知识的互融共享机制。
（二）免费时代的农村学校教育问题
学校教育不仅是农村教育的基础和核心，而且占据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2012年教育部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农村小学和初中学生分别占全国同学段学生总数的73.7%和71.7%以上。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推行义务教育免除书杂费等政策，我国农村学校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而言，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学校经费、人事和业务均由县级教育局直接管辖。随着新世纪之初农村推行“税费改革”政策，我国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以县为主”的经费保障和管理体制。目前，多数地区的农村学校从经费投放管理、人事招聘选调到教育教学业务等方面，大都实现了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为主的局面。虽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加持，多数农村学校经费投入力度明显加大，但因农村教育投入长期历史性欠账，近期调查发现，农村学校仍然在一个较低的保障水平上运行。譬如，仍有不少学校存在着办学用房紧张、功能场室配备不足、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短缺、公用经费短缺以及缺乏教研和教师继续教育费用等现象。就师资情况看，农村教师队伍普遍存在着学历达标率低、职称结构偏低、学科结构不合理以及任用代课教师或临时聘用教师的窘困局面。此外，受观念和经费等限制，农村学校普遍缺乏教研科研活动，教师也难以参加各级各类的培训和研修活动。其次，农村学校教育内容和方式严重脱离农村生活和生产实际。调查显示，在教育教学内容上，目前农村学校多能够执行国家统一课程标准。多数农村学校不仅可以开齐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和美术课程，甚至也能开出英语和信息技术课程。然而，更应看到，农村学校的教育内容严重脱离农村的生活和生产实际。学校大多使用与城市学校相同的教材，这些教学内容显然是以城市文明为价值导向。农村学校很少传授乡村社会的民俗文化知识、人文历史经验和农业实用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严重缺乏乡土气息。此外，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方式同样是以学科课程为主，以课堂教学为主，很少结合农村生产和生活开设校内外活动课程，甚至连国家规定必修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也很少有学校开设。第三，快速城市化导致农村学校出现明显的生源流失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历经十余年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在财政短缺和效率优先的政策导向之下，学校布局调整也导致了部分农村学生就学半径过远和农民家庭教育成本加重等问题，并从一个侧面推高了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的辍学率。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中小学学位紧张和大班额现象十分突出，农村学校生源则出现迅速流失的局面。在多数县域范围内，逐渐显现出“城挤、乡弱、村空”的生源分布格局。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造城”政策推动下，农村“被动城镇化”的局面更加造成了农村学校生源萎缩的现象。最后，农村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十分突出。受现行户籍制度等相关因素的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进城务工，催生了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两类边缘化群体“同时异地共存”的独特现象。最新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1277.1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930.85万人，在初中就读346.31万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2126.75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440.47万人，在初中就读686.28万人。上述两类学生占全国义务教育学段在校生总数1.38亿的24.7%左右。如何对这两类农民子女的教育权益加以平等保障，已经成为关涉到教育和社会公平的一项重大课题。综上可见，当前我国农村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成效不彰，学校教育则是“离农”的教育，其总体取向是城市化的。这不仅反映在农村学校教育的内容、方式和目标上，而且，也体现于其结构布局、经费划拨、人事管理和业务关系等方面。农村教育的上述特征，构成了探讨我国农村教育发展道路的现实基础和逻辑前提。
二、农村教育发展的争议焦点
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型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业化社会。在此背景下，实践领域和学术界产生了关于农村教育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立场，即“农村教育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城市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农村教育乡土化”的价值主张
1.“农村教育乡土化”的基本内容“农村教育乡土化”即所谓“向农”的教育。它主张农村学校的教育目的是服务于农村社会发展，农村教育应与农村生活和生产密切关联，农村学校教育的内容、形式和管理均应结合农村社会而开展。“农村教育乡土化”的主张，可溯源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彼时恰逢一次世界大战，我国民族工商业短暂繁荣，但农村却百业凋敝，农民生活十分窘迫不堪。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有志之士将视野从城市转向乡村，提出“到乡村去”的口号，试图建立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教育制度。譬如，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晏阳初提倡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发起的“乡村建设”实验，黄炎培和蔡元培等所开展的城乡“职业教育”，或直接推动农村教育发展，或旨在培训失地进城的农民。[3]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学校教育要为农村服务的宗旨，历次扫盲运动、期间“开门办学”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1980年代推行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1990年代推行的“星火计划”和“燎原计划”等政策，均是在“农村教育乡土化”价值导向下的实践尝试。然而，尽管上有国家大力推动，社会各界也作了种种努力，但农村学校教育“脱离农村实际”的局面并没有得以根本扭转。2.“农村教育乡土化”所面临的困境在社会转型尤其是城市化高歌猛进之际，“农村教育乡土化”与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之间明显存在着扞格不入的局面。首先，这种主张无法适应工业化所拉动的城市化的社会转型趋势。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在以工业化为动力、以城市化为结果的现代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只能是城市文化而非乡村文明。在国家推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城乡互动必将更加紧密！要求农村学校培养出能够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人，这种“划地自限”的农村教育观，其实是预设了农村可以远离城市而发展的虚幻前提。[4]一味要求农村学校要培养热爱农村、扎根农村、适应农村的乡土化人才，这种想法不过是抱残守缺之士的“刻舟求剑”之思而已。其次，这种主张难免有导致“社会地位再生产”之嫌。显而易见，在考虑“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时，必须照顾到居于主位的农村学生及其父母的诉求，任何人都不能替代他们作出决定。如果要求农村学校实施乡土化的教育，要么是让农村学生将来自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内化，要么是让农村学生额外学习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乡土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这就必然进一步加重农村学生的课业负担。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导致农村学生低层社会地位的再生产，造成农民子女永远摆脱不了社会底层的不利身份。最后，这种主张还可能导致偏狭的“教育实用主义”。农村教育的主体是基础教育中的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除了具有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外在功用以外，它更多地是在发挥促进人自身和谐发展的本体功能，它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农村教育乡土化”的主张试图纠正农村学校脱离生活和生产实际的偏颇，一不留神就会造成过分注重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偏狭实用主义，甚至滑向一种具有较大破坏性的“反智主义”。期间农村学校的“开门办学”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已经为我们上了教训深刻的一课！
（二）“农村教育城市化”的价值主张
1.“农村教育城市化”的基本内容“农村教育城市化”即所谓“离农的教育”。它主张农村学校教育目的是服务于学生未来进入城市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农村学校教育应为学生将来进入城市尽量做好准备、打下一定的基础。农村学校教育中任何有意义的活动，均应是为“脱离农村、进入城市”这一目标服务，能否“考出去”“跃农门”成为检验农村学校教育效果的根本标尺。对此现象，陶行知先生曾经批评道：“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市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5]这种观点还认为，农村教育的内容、形式和管理均应结合农村学生未来的发展需要而进行。农村学校教育的内容以城市取向的话语体系为主，而不应注重农村乡土化的知识在教育教学活动的地位与意义。无论农村学生将来能否走通升学之路，面对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学校教育都为其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尽可能打下较好的基础。由此可见，农村学校教育其实就是一种促进农村学生市民化的人口城市化输送机制，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农村学生将来到达城市而非留守农村。2.“农村教育城市化”所面临的困境如前所述，“农村教育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农村学校教育的基本态势。然而，这种情况也不断地遭遇着诸多批评：首先，农村学生在升学竞争中的地位堪忧。如前所述，虽然农村与城市学校基本开设同样的课程、使用类似的教材并参加同样的考试，但农村学校的场地、设施设备、师资配备和管理水平均不如城市，尤其是农村学生的学习内容远离自身的生活和经验，缺乏与其所学内容相应的缄默知识，因此，农村学生在升学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劣势也在国内外的多项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反复印证。其次，这种主张无益于农民子弟适应农村生活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教育城市化”借助于“城市文化霸权”，使农村学校教育以城市文化为“至善”，忽视农村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之价值，使农民子弟越来越不熟悉自己本应熟悉的文化，他们一旦升学无望，就难以适应农村生产和生活的要求，更无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之发展。最后，它将催生出一批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社会边缘群体。经过现行招生考试机制的不断筛选，农村学校在为城市输送少量农村优秀学生的同时，亦为农村“制造”了大量失望而无奈、既不热爱乡村又无实际技能的“教育性边缘群体”。曾有人形象地批评那些农村落榜的学生说：“书越读越蠢，学过的用不上，要用的又没学；书越读越娇，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书越读越狂，眼睛长在额头上，眼高又手低。”这些人留乡不甘，入城无能，从而成为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缘性社会群体。
（三）农村教育发展争议实质之所在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农村教育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城市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呢？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一个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即我国社会未来将走向何方呢？农村学生未来将在城市还是农村生活？毫无疑问，我国社会当下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这个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谁都无法扭转这一社会变革的大趋势。而就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来看，这种社会转型无不源自工业化的推动，其结果必然是引发社会成员从分散到集中居住的变化——即“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同样在印证着这样一个规律：即现代化的动力是工业化，其结果必然是人口的城市化。那么，我国社会将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在总结“苏南模式”发展经验时，提出可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方式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他认为,农民可在发展和繁荣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以乡镇工业化巩固、促进和辅助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多种产业的齐头并进和协调发展。这样一来，农民就可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转型。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多数城市化专家提出,20世纪80年代，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离不开当时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自加入WTO之后，我国多数地区已经丧失了大规模发展乡镇企业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当今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只能是通过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充分利用其高度发达的分工体系，大规模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我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应该是以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即可减少和节约城市建设用地，又能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2013年12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今年3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再次确认了上述“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城市化政策。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宏观政策导向是一回事，那些“意欲入城者”的意愿是另外一回事！“全面放开”的小城镇，将来也可能是无人问津之处；“严格控制”的特大城市，反倒是人们趋之若鹜之地。其实，无论将来中国走向何种城市化道路，当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却是我国仍走在城市化路上的确凿证据。只要社会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路途中，我国的城市化就不会中辍，农村居民也就会不断从农村走向城市，农村学校中的多数学生将来也就必然要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明确了上述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农村人口的总流向，“农村教育究竟应该怎么办？”之答案，岂不呼之欲出了吗？
三、农村教育发展路向之我见
现代化是一场规模巨大和不可扭转的社会变迁，其实质即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观察农村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之时，就必须站在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趋势的高度，来探讨和判断农村教育发展路向何方这一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境遇
披览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一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也可谓一部农村不断被抛离社会的核心圈层而被不断边缘化的历史。众所周知，现代化的实质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合理化，其动力是科技进步引领下的工业化，其结果必然引发人口居民形态上的城市化。在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伴随着“圈地运动”、产业革命和殖民掠夺，社会资源和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这些国家较早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也即从此开始，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发生了逆转，城市愈发占据着整个社会的中心位置。比较而言，后发国家为了实现“赶超型”的现代化，往往以各种宏观和微观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集中社会资源到城市，不断强化着农村对城市的依附关系，从而造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二元化社会结构现象，更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必然结果。我国是典型的“外源后发型”的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为加速工业化进程，国家长期实施对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通过超限度剥夺农民的不平等交换方式，迅速积累国家工业化急需的资金。研究显示，1949年之后，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原始积累，最保守的估计高达30万亿元。在社会治理上，为维护城乡二元结构局面，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城乡之间筑起以保护城市居民利益为宗旨的一系列政策壁垒。在文化教育领域，长期采取“城乡两策、重城抑乡”的经费投入模式和不公正的高校考试招生政策。这样一来，农村在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领域内，就不能不日益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进而言之，最能准确描述我国农村教育真实境遇的就是“双重边缘化”之说。具体来看，它包括以下两层含义：首先，从整个社会结构看，教育往往处于以政治和经济为中心的边缘位置。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构成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结构。其中，教育发展的状况往往受制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需求水平。可以说，没有政治结构的现代性转变，没有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建构与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考察我国诸多重大的教育决策背景及其过程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乃至财税体制变迁的一个“衍生品”，或不过是一种“政策补丁”。众所周知，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年国家“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1985年基础教育在县域范围的“分级办学”体制不过是“分灶吃饭、分级包干”的宏观财政体制变革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2001年出台的“以县为主”体制则是为农民减轻负担的一个“补充动作”。显而易见，上述严重影响了教育系统的体制变迁和政策调整，皆非主政者从教育发展需求出发所做出的教育决断。上述事实表明，在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往往只能是一个“叨陪末座者”。其次，从教育系统自身看，农村教育被城市教育和高等教育严重地边缘化了。如上所述，教育对于政治和经济系统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就使城乡二元结构很容易被带入到教育系统内部的城乡教育关系之中。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偏颇，加剧了农村教育的边缘化位置。譬如，基础教育投入体制虽然迭经“分级办学”、“以县为主”以及当前所实行的“省级统筹”之演变，但皆未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学校所面临的“人财困局”。对比城市在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建设中的一掷千金，农村学校的寒酸困顿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相对而言国家更加重视对高等教育的资源投入，举凡“211工程”、“985工程”和“2011计划”即为其显证。农村教育却是以义务教育为主体的基础教育，所以，农村教育也就难以避免被高等教育宰制的命运。农村学校的教育目标以升学导向，农村学校成为高等教育学校的生源基地，主政者却把主要的公共教育资源投放到高等教育阶段。这样，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的“重要性”即被高度“抽象化”了。
（二）农村教育问题必将消解于现代化进程之中
那么，农村教育的“边缘化”局面有无改变的可能性？如何破解当前的农村教育困境？这就需要我们把视野放宽至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观察与思考其答案。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至现代化的历史纵深处去观察，就会发现,农村教育被边缘化在世界范围内乃是普遍现象。现代化早发国家和我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均显示，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边缘化不过是农村社会被边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应在悬置对现代化进行价值评判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农村社会及其教育边缘化的必然性。只要不怀疑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性，农村教育就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历史宿命。如果人们无法从根本上逆转现代化的历史车轮，那么，疗救农村社会的唯一药方，就应该是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进而言之，“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在于从“身份”和“职业”的双重意义上“消灭农民”！反之，在当今现代化的“全球化”大潮中，任何试图维系农村“田园风光”于不坠的浪漫怀想，都必将成为被现代化的大潮冲刷至沙滩上的几朵美丽浪花而已。从上可见，农村教育问题的出现及其最终解决，乃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展开并逐渐得以解决的历史社会进程，因此，放长视野来看，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宗旨应该是推动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这样一来，农村教育问题就会在农村人口城市化之后，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自然而然地“消解”掉。因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乃至最终完成，我国农村居民人口必将不断减少，届时农村教育规模必将大幅收缩，国家财力必将不断提升，农村教育困局也将较易破解。但就近期来看，农村教育若要不被进一步边缘化，就必须快速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步伐，而非“躲进小楼成一统”，待在农村“独善其身”。这就要求，一方面，农村学校应责无旁贷地发挥促进社会流动“传送带”的作用，尽可能为农村学生将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打下基础，而非把他们留在家门口；另一方面，农村学校不应仅以传承“地方性知识”为职责，而应更多地传播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知识，以便那些不能进入“升学通道”的农村学生，将来也能适应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要求。至于有些人士特别担心的农村建设问题，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必将会迎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届时的“新农村建设”，肯定不必是农民在“单打独斗”，而将出现一个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的人们，包括“城里人”和“农村人”，同心同德戮力以赴的局面。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有教育与异地考试权利问题。倘若不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就会蔓延至城市之中，从而使我国重蹈拉美国家“城市化陷阱”的覆辙。这就要求国家必须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考量“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重大战略部署和具体政策过程中，必须统筹解决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留守儿童教育等事宜，积极妥善处理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异地中考、高考问题，增强教育政策实践回应重大教育问题的力度，凸显政府施政的公平性和民生取向，大力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力争为最终破解农村教育问题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四、结语
语文现代化范文第4篇
一现代性反思与文化中国
杜维明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并不是从解构角度谈论后现代后殖民文化，而是从建构的角度谈论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中国或中国文化。他在海外汉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有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地位，正是在多元问题中的独立思考，使我们不可能不重视他的意见。
面对现代性问题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使杜维明九十年代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文化中国以及文明对话的反思。尽管杜维明所讨论的大多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和问题语境或知识根基，则是立足于当代整个世界文化发展或后现代文化大语境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有可能在现代性或后现代性问题层面上，看杜维明的文化忧虑和文化关怀意向。
反思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成为杜维明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关系的重心：现代化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从西欧开始而发展到北美，然后散布世界各地的一个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和合理化的运动。有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有人认为现代化不一定是同质化，而应该充分注意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而且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运动。杜维明据此指出：开发传统资源、累积社会资本和培养文化能力的工作非常艰巨，但非做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变成了由技术官僚导引的、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全球化。西方启蒙心态所发展出来的几个最大的弊病，一个是社会解体，所有人与人关系的组合，从家庭到社群甚至到国家，中间的纽带变得松弛，突出唯利是图；另外一个是伦理价值崩溃，没有了能够整合整个社会的润滑剂，各种形式的矛盾冲突加剧，也可能为暴力、金钱创造条件；还有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的甚至到了不可以逆转的地步。这里，杜维明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现代化中的传统文化精神问题。在分析西方现代性中的误区后得问：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和谐精神，是否可以对现代性中的问题加以融摄和解决？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行中国文化建设，儒学思想在现代是否有新的发展可能性？这种发展可能性的前提是什么？其发展的形态和价值有何意义？
儒学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儒学能否对西方文化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作出创建性的回应的基准上。在杜维明看来，儒学不能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的范畴中，儒家传统一定要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都是儒家传统所缺乏的，而又都是现代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要发展、必须要掌握的价值。如果儒家传统不能对其作出创建性的回应，乃至开出一些类似的崭新价值，那么连健康的传统价值都可能因异化而变质，更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杜维明紧紧地将中国儒学的创新与对西方文化的体认结合起来，使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发展因素能够得到全面补充，而不再是一味地空想超越而难以落到制度和实处。这样，科学与民主等就成为儒家必要的补充，并在新时代的发展中有可能逐步获得整合、融摄、互补和创建。
面对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形态以来代沟现象严重的状况，杜维明认为，这种没有文化根源的青年文化，是容易漂流易变的。他们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运作方式，青年没有集体记忆，因为没有集体记忆，共识的建立就特别困难。建构共识的困难，还有另一个深刻的理由，即知识结构本身较为薄弱，这意味着公众领域私有化的倾向。现代青年文化的矛盾，实际上体现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中所出现的矛盾，即传统、现代、后现代变成了一个连续体。后现代和传统有相当复杂的关系，其特色之一是集体记忆和集体文化记忆传统的综合，因此值得深切关注。在后现代语境中，不仅现代式的青年文化存在着代沟问题，而且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很多：该继承的不能继承，该扬弃的不能扬弃，该引进的不能引进，该排拒的不能排拒。以至于陷溺于自以来即自以为是的激进氛围中，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已成为遥远的回响；在知识分子中起作用的文化传统不外是由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所塑造的意底牢结（ideology）。因此，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传统若不能作出创建性的回应，为人类社群当下的困境提出解决之道，那么儒学的发展前景必然黯淡。无疑，这种深厚的本土文化意识和价值关怀，使思想者面对思想价值流逝和思想新生代的变异时，感到深重的忧虑，对这种双重失语，当代儒学应有怎样的文化策略？
正是在这一思考的基点上，杜维明提出：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在这一总体思路中，杜维明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of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国（CulturalChina）概念。其中尤其以文化中国为影响最大，引发的争议最多。他认为，文化中国是从宏观的文化视域来理解广义的中华世界，是动态的过程。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应除儒家传统外还有许多源头，因此儒家传统的意义不能涵盖文化中国。杜维明倡导的文化中国，从深层次看具有相当的文化忧虑，即对中华文化的前景的深层考虑。在他看来，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如此薄弱，而价值领域如此稀少，和近百年来儒家传统在中华大地时乖命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并不坚持唯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文化中国的提出，在当今世界学术界引起普遍的反响，使人们面对中国文化时，关注文化中国的多种层次和多种力量的交错，同时对文化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保持关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化中国将研究汉学的洋人也包括进去，使中国的含义过于膨胀。
在西方经历过现代甚至进入后现代时代时，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将社会资本作为民主制度的条件之一。杜维明最近提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发展经济资本，而且要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形的，却也有一定的机制，基本内涵是通过沟通，通过讨论、辩论，社会各阶层形成交往机制，在这种交往中，各种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假如这个社会只发展了经济资本，而没有形成深厚的社会资本，矛盾冲突就会阻止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以为，杜维明在布迪尔社会象征资本理论的启示下，提出重视社会资本的看法，颇有新意，不但可能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获得同步谐调发展，而且能够发掘出传统文化中原典儒家富有生命力的至今仍然存活的文化精神。
尽管杜维明没有将后现代社会形态和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探讨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但是他在研究中始终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知识背景提出来加以考虑，使得他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新的角度，不是一味在传统的范围期望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而是有坚实的当代世界人文社科视野，为中国文化乃至文化中国开出新世纪的新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杜维明在20世纪风云中的的学术转型性创造的观点，尤其值得当代学者深思。
二吃饭哲学与儒家第四期理论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曾对中国思想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初到美国后，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李泽厚的思考大抵属于中国现代性论域，虽然未曾直接讨论所谓后现代话语，但这不等于他未对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进行思考，更不意味着他在九十年代的问题意识不包含后现代氛围中的问题意识。
李泽厚八十年代在主体论基础上提出人类学本体论，而在九十年代则提出吃饭哲学。认为首先是物质生存，要使人活着，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基本事实，被很多学派、很多学者所忽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注意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忽略了物质基础，不懂经济，老搞文化批判。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我的吃饭哲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李泽厚不再坚持人类学本体论，而是从更为基本的层面上总结了中国20世纪政治话语和思想文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物质生存优先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省，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反思。
对九十年代的问题，李泽厚不同意有人贬低八十年代而指责八十年代浮躁，认为，从学术、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八十年代相当不错，至少不差于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有两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但哈耶克本人就是反对原子式的个人的，因为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缺点。另一个缺点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想全盘西化，完全否定马克思，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所以我遭两面攻击，我还是主张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民粹主义(Popu-lism)原来是想避免资本主义，经过农村公社，达到一个更高的社会，这个思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在走进资本主义的特殊表现方式，章太炎、梁漱溟、都有这种倾向，就是想避免资本主义。不过现在表现为批判资本主义，引进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重视国际资本垄断对亚非拉老百姓的剥削和欺压。在李泽厚看来，九十年代中国已经同八十年代的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突显思想家的时?瘴Т蟛灰谎娑灾泄奈蠢捶⒄怪罚钤蠛袼伎甲杂芍饕宓母好嫘вΡ冉隙啵艿街疃嗯馈?nbsp;一般而言，民粹主义强调社会正义、传统、国学，强调后现代，特点是反对资本主义。李泽厚对民粹主义的东方主义色彩同样持一种保留态度，并对后殖民主义策略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和基本价值批判取向。
不仅如此，李泽厚还在后现代后殖民氛围中，思考中国思想的当代转化问题。他最新的思考是儒家第四期问题。他说：最近我读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写了篇短文，里面我正式提出了儒学第四期，这主要是针对港台新儒家的儒学第三期的说法。我根本不同意港台新儒家。……第一期是孔孟、荀子的原典儒学。第二期是汉儒，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非常重要，没有汉代就没有后来的文化。第三期是宋明理学。……首先要跳出现在这个框子，跳出牟宗三那个框子，重视荀子这条线。还有跟我的理论密切相关，我强调情感本体，新出土的原典儒学里有几篇大讲情感，出乎我的意料，这对我大有利。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来个新的突破。这里，李泽厚提出的儒学第四期中可以看到他八十年代所认为的儒家文化是乐感文化情感本体的回响，但是，又可以见到其超越乐感说的努力--重视人性恶和法礼整合，因而重视荀子这条线。当然，在21世纪的儒学研究中，儒学第四期最后成果如何，尚待时间验证。
可以说，李泽厚的思想九十年代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儒学的新的阐释上，但是他的阐释不是在传统的意义的文本梳理，而是在价值观念上寻找新出路，以回应西方现代性问题，以及后现代处境中的种种危机现象。因此，李泽厚实际上是从人类学本体论，走向了生存物质本体论和传统儒学精神重建的道路。当然，这条路无疑是一条很少获得共识的艰难之路。
三文化工业与后殖民问题
海外华人学者中，有不少具有相当的中国文化学养，能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的走向，以及中国文化的在后现代时期的出路和新的发展出自己的见解。叶维廉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在《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一文中，叶维廉从港台的文化处境阐述自己的批判性话语，并详细讨论了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他开篇就提出：什么是香港文学？香港有没有文学？香港的经验是中国文化经验的一部分吗？是而又不是。是，因为是中国人的城市；不是，因为文化的方式不尽是，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历史参与感不尽是。五六十年代最常听到的是所谓白华皇家。白华是指近年所谓的香蕉（黄皮白心）的香港人。中学毕业的香港人要参加全港政府的会考，目的是要为皇家做事。香港作家有没有或可以不可以写殖民政策下意识的宰制和垄断的形式？能触及和反映在这个体制下的挣扎和蜕变。这包括中国意识与殖民政策的对峙、冲突、调整、有时甚至屈服而变得无意识、无觉醒到无可奈何的整个复杂过程。无疑，叶维廉这个标准是很高的，真正的香港文学是否能达到这个要求，还很难说。
文学的根在于人，而人的教育如果成为殖民教育，那么文学就很难避免成为殖民文学。因为殖民文学无法推行启蒙精神，因为启蒙精神会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处境，并达到一种民族自觉。于是香港的教育便采取利诱，以读皇家学院或到英国留学以及工资比其他身份高一倍以上的条件，从而使人安心为皇家服务。并日渐滋生出一种在文化、政治、经济甚至信仰方面的仰赖情结。在这个文化殖民和精神殖民过程中，现代文化工业起了重要作用。香港在殖民处境中，成为西方文化工业的延伸。香港商品化的生命情境，在殖民文化工业的助长下变本加厉地把香港人人性的真质、文化的内涵、民族的意识压制、垄断、意志落入拜物情境中，可以说使人性双重的歪曲。叶维廉认为：香港政府将英语定为官方的语言，定为政府机构、法律、商业上主要用语，将中文看作次语言，而把原住民对文化意义、价值的敏感度削减至无。英语所代表的强势，除了实际上给与使用者一种社会上生存的优势之外，也造成了原住民对本源文化和语言的自卑，而知识分子在这种强势文化的感染下无意中与殖民者的文化认同，从而使得香港语言的混杂和文化的失真。在这种消费主义的商业化氛围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学，技富有挑逗性的，煽情软性的、抓痒似的文章，搞一种淡淡的轻佻，或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人得以精神麻醉。这是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性自我蒙骗，丧失了真正的创造意识和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叶维廉从这种文化工业的殖民策略中，看到了殖民主义文而化之神话制造的底线。对落后的非洲美洲等地，征服和强权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文而化之的面纱，对亚洲的征服则采用使之现代化，走向国际化的策略。文而化之成为一种掩饰暴行的所谓现代化美词，于是现代化神话就这样设立了起来。在殖民主义后期的国际关系上，第一世界（包括美国、西欧、日本）明白了武力侵略将会受到世界的谴责，开始在文化工业的渗透下，制造中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神话，如自由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实际上，强势打倒弱势征服弱势，成为20世纪的公理。正是文而化之神话的书写，把他们经济、文化对第三世界的宰制合理化。论者的这种理论的清醒，使其论理深入到香港殖民主义文化神经网络中，具有相当透彻的现象揭底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叶维廉没有停留在对这种殖民化的诸多现象描述上，而是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殖民活动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征服与反抗的关系；第二阶段是同化和同化引起的情结，即殖民者思想的内在化过程和这个过程同时引发的对本源文化意识和对外来入侵的文化意识既爱犹恨、既恨犹爱的情结；第三阶段是反叛和解放。面对这三个相当复杂的阶段，叶维廉坚持知识分子应追问，当第三世界已经全面陷入第一世界在全球性跨国商业无限空间扩大的霸权之际，那支撑着他们自由、民主门面的经济文化网络代表了怎样的一种文化制作？这种文化根源性的困境是什么？无疑，这些问题是香港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化在整个现代转型中所遭遇到的重要问题，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发现西方的合法性危机和有限性问题，同时也发现自身文化的深层危机和走向更新的可能性。只有对殖民体制中的自我和他者的双重反省达到一个相当深度，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的生长点才是坚实的。
在论述过香港的问题后，论者转而讨论台湾问题，尽管因为篇幅所限，这部分显得有些仓促。面对整个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文化工业的扩张，第一世界在弱化第三世界历史和文化意识的同时，整合了以生产模式、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文化环境，直接服务于大都会的结构与文化。于是文字的拉丁化倾向，文学的消费性倾向，文化商品化走向，使得第三世界日益成为消费社会，市场逻辑不断生产着资本的信仰者，于是，名牌、广告在重新塑造身份的同时，塑造着心灵和价值。面对这种殖民话语和消费主义传媒的虚假意识，中国精神意识的真正觉醒，中国文化怎样的真正复兴，遭遇到全面的挑战，在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中，如何使香港回归本位文化，以民族语言和中国精神为港人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应该说，在90年代初期，能与这样清醒的意识对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加以反省，并不回避任何矛盾，不简单对港台大陆文化的后殖民处境怀一种虚假乐观的精神，而是充满了人文价值关怀，我以为，这使得叶维廉的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学理根基。
四现代汉诗与后现代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职的奚密（生于台湾），长期以来注重中国传统诗学的研究，近年来也每每涉及中国后现代问题，不容忽视。
关于现代汉诗与后现代主义问题，近些年海内外学者讨论的得十分热烈。奚密在《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一文中，全面讨论了现代汉诗问题，并广泛论及中国的后现代状态。论者针对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力求从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探讨诗歌语言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后现代后殖民策略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我注意到，奚密紧紧抓住郑敏文章逻辑起点--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奚密认为，郑敏的动机来自对现代汉诗的不满，认为它至今未能达到古典诗的高度并赢得国际的公认和赞赏。现代汉诗自绝於古典文学，背离了中国传统，即是反传统并对西方文学的钟爱与摹仿，从而丧失了中华性（Chinesenese），而中华性是中国挤身国际文坛的唯一有效的门票。
强调现代汉诗丧失了中华性，而对受到近百年的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汉诗加以抨击，但是用的方法论又是当代西方时髦的解构主义理论，这就使奚密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位优秀的现代诗人会对现代汉诗作出如此猛烈的抨击？为什么一位资深的文学学者在引用西方理论时缺乏更高度的自觉与反思？郑文所引起的反响又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换言之，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是郑文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意涵。不难看到，奚密并不是在具体诗学问题上争论，而是想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层面，即引向为什么要从现代性退回中华性？为什么中国现代受西方的现代性影响就必然不合法？为什么现代汉诗的成就未能获得国际性认可，便自身不具有价值，价值的根源究竟在于艺术本身，还是在于国际或西方学界的所谓’公认’？现代汉诗只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呢，还是自我转化的能动者？在奚密看来，受到西方深刻的影响与中华性的丧失有着因果关係，强调将古典文学看成是中华性的本原，是一种纯粹性神话。而认为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学格局里仍处於二等地位的看法，则是源自现代中国的双重危机，即时间危机（temporalcrisis，总落在西方後面），和典范危机（normativecrisis，总不及西方原本）。那种重新肯定中华性的退守之路行不通的。因为当中华性等同於古典传统时，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即：现代汉诗不够’中国’，所以我们回到传统里去找中华性，而那里的中国和现代汉诗又没有深刻的关係。因此，现代汉诗永远无法跳出’迟到的焦虑’和’失真的焦虑’的双重困境。换言之，用维护传统来批判现代，用维护中华性来批判西方性，本身即接受而且复制了宇文与琼斯所欲颠覆的结构性不平等，因为它衹是颠倒了东方主义而已。应该说，奚密是有其思维严谨性，因为论者将中华性看成是流动发展的，不断吸收多种文化资源--包括西方文化资源，仅仅回到传统而拒斥西方的思路是一条不归路。
问题进入到东方主义。奚密坚持东方主义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那种简单，相反，东方主义不是单向的，在将中华性本质化的同时也本质化了西洋性。那种认为中国除了文化民族主义就只能臣服於西方范式与标准之下，是一种历史的迷误。因此中华性的本质化变成超原本（out-original），文化身份成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一种定位。换言之，这种自我定位在九十年代的论述凸显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在全球化的当代语境里确认中华价值的强烈欲望。奚密不无辩证地说，中国文学的自我定位最终仍与西方的肯定是分不开的，中华性仍然是以西方的价值取向为判断依据。中国批评家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主导。在我看来，这种文化互渗和播撒，以及理论旅行，是后殖民时代文化交往不可回避的方式。不可能有纯粹的中华性，也没有不受东方影响的西方。文化的自洽性和融摄性是相始终的。
接着，奚密将审理的焦点对准了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后现代问题。认为从九十年代现代汉诗的争论文章中带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认为其问题在于：后现代是否提供中国面对西方霸权的一个有力的另类选择？中国是否终於挣脱了西方模式的统摄？后现代可以被理解为全球政治与经济中心解体趋势的对立面并与文化多元主义相辅相成？作为对现代化的批判，后现代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非西方的盟友，而后现代在西方历史语境中与现代性及现代化的错综複杂的关係则被搁置了。九十年代某些中国学者，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对后现代的接受和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以上所说的简约、过於简单地把后现解为反西方的，而反西方的又必然意味着亲中国。也因此，后现论在当代中国具有’政治正确’的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对后现代抱持一种批评态度，使得奚密并不认同解构主义的消解性和后殖民主义的边缘性。后现论或解构理论并不是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仅仅是西方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并不是中国学者抵抗西方现代性的有效方式，因为中国仍然在现代性的路途上，仍然需要既不完全回归中华性，又不能完全进入后现代策略中，丧失自己的真正的建设性蓝图。就现代汉诗而言，其主体性并非依赖於某种虚构的、神话的中华性，而必须从其内在结构和肌理去理解和摸索。奚密的这一看法值得注意：从后现代（包括后殖民）的角度，一些学者流露出对文化身份的焦虑和获得国际认可的强烈欲望。这两种心态看似相反，实为一体之两面。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并行不悖，只要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交流的基本单元。虽然国际认可是终极目标，其必要前提却是民族文化身份。因之，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往往同步。无疑，这种看法，当会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问题提供新的理论理解支点。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奚密对当代中国出现的一种反现代性而走向退守的中华性抱持一种文化警惕性，并认为中华性并不是中国跻身国际文坛的唯一有效的门票，反倒有可能是中国文坛走向一种虚幻的历史，现代汉诗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自我内在因素转化的能动者。东方主义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并不是一条以传统对抗现代，以东方对抗西方的途径，因为这种传统和东方仍然是作为全球后现代和西方主义对衬中显现的。因而，在获取自我身份的正当性时，破除后现代神话和中华性神话，对中国诗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我看来，奚密的看法未必完全具有合理性，但是对当代中国一些学人一味张扬退回传统的中华性，以后现代性反对现代性，无疑具有一种纠偏的冷静的理性力量。
五儒家思想与后现代
如果说，奚密着重批评后现代后殖民中的民族主义和中华性，那么，任教于加拿大维真学院的梁燕城则对后现代具有相当的认同感，并以此作为中国儒家哲学在当代出路之一。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中，梁燕城认为，后现代一辞有两方面的应用，一是社会科学角度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指现代以后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另一是哲学、艺术与文化角度所谓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指对现代文化加以批判和解构的文化运动。后现代并不是一种无用的文化解构，而是一种文化解体的经验，尝试对这文化解体带来的不定性、虚无性及社会的控制性加以反省和理解，进而加以描述其特质，以别于现代文明的种种相状，求开出一种无定相之开放性体系。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上，梁燕城认为，面临二十一世纪，所谓后现代时代的来临，人类回首一看，才知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文明，神化所谓个体、理性、科学和进步，及其牵连的主体哲学、人文主义、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原来都是一些独断肤浅的教条式肯定，并不是宇宙的真相，人类常常根据某一年代所流行的知识，去架构世界观，建立意识形态，认为代表真理，使知识变成权力，但时代过后，才知这原来又是一种执迷、一种虚妄。看来，论者对启蒙理性的负面效应看得很清楚，但使用一句独断肤浅的教条式肯定来说明启蒙和理性的问题，恐怕有些独断。这深究起来，与论者的价值关怀相关。在梁燕城看来，以道德主体为核心，在文化上必然要强调人文主义，把中国哲学放入启蒙运动的框架，在现代思想极盛期可运用理性和人文主义的理念。但在西方发展到时代转变的后现代世界，这套哲学就开始有点不适要切了。当海德格成为二十世纪的哲学重心，破除人性和人类学观点，也否认自己是人文主义者时，新儒学已很难与之对话，只能判之为’有气无理’的哲学，但欧洲思潮急转直下，诠释学、批判理论、解构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纷纷登场，各领风骚，基本上已不再讲人文主义或人的主体性，抵制甚至否定启蒙运动之势已成，和建基于启蒙运动的新儒学已很少共同语言。上述这些看法有不少合理性，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在西方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可以不要人文主义，更不意味着中国哲学一定要抛弃自我发展中尚未失效的价值和思想。因为思想和历史说到底不是科学取代式的，而是精神积淀式的。那种一元化的取代论在文化思想嬗变中，往往会为事实本身的多元形态所校正。
面对后现代思潮，中外都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不同的策略，无论是推进论还是反对论，无论是解构论还是建构论，都表明了自己对这种新的思潮的价值判断。梁燕城的价值判断，不仅在用什么态度看后现代，而是面对后现代的中国儒家哲学的出路问题：中国哲学与文化，要面对后现代世界的发展，必须破解其独断的道德形而上学系统，将新儒家强调的’圆教’和’判教’思想加以解构，转化成开放性的诠释学圆教。但在世界文化迅速演变的情势下，儒学亦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就是进入’后唐牟’或’后新儒学’时期的研究，以回应所谓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这里，论者的态度是相当清楚的，即借用后现代的解构性，对中国新儒家哲学的框架加以解构，消解人的中心观念，抛弃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关怀，是新儒家进入后现代形态--后新儒学。
然而问题似乎没有这样简单，后新儒学究竟怎样在中国创设自己的价值关怀，怎样具有自己的思想的独特性，怎样或有什么值得规定性能说明自己还是一种后儒学？这些问题，要回答起来并非易事。然而，论者给出的策略是：面对福柯、狄理达和李奥泰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儒学必先摆脱启蒙时代人文主义和主体哲学的框框，这须经过一全盘自省和解构的过程，从起点上摧毁主客体分离对峙的假设，不是只由终点上讲智的直觉和超越主客的境界，转而由宇宙或天道的全体角度讲人的定位，不再落入人为中心的唯心论困局。这里，论者为后儒学开出的蓝图并不太美妙，因为，在我看来，后现代在思维论上可以拓展我们的理论方法论，但在价值论上却不可抱持太高的奢望，至于讲由宇宙或天道的全体角度讲人的定位，恐怕与后现代关系不大，倒是不可能在道与人的缺席中谈论解构后的平面问题。
论者对解构以后的中国儒家哲学，抱持一种相当乐观的态度，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当代新儒家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体、圆教系统及道德形而上学，都免不了被解构，而至全盘瓦解的命运。那么中国的精神文化还有什么出路呢？从现代化转向后现代的过程中，中国当代千辛万苦建立的新儒学，始终逃不了再被摧毁的前景，更可怕的是中国文化遗留下来者，并不是伟大的精神文化或人生智慧，却是那家长统治的意识形态，轻薄谩骂的猥琐文风和狂妄自欺的文化自大狂。那么中国人在未来世界还有什么剩下来的价值，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人类历史中呢？……我近期反省人类文明转向后现代的发展，及后现代主义带来的重重挑战，已可预见道德形而上学的命运，在社会转型及文化核心价值改变的日子，一定会失去根基而崩解，文化和哲学必须适切回应时代的发展，否则维系不了多久，最多只能留在学院中被研究。在这种发展和转化的形势下，我忽然发觉那久被搁置的唐君毅哲学，正可回应后现代的文化挑战，主要原因在唐先生提出了一个多元感通的本体论，而建立了一个感通的宇宙，这在唐先生则称为性情的形而上学。这里，可以看到，论者的观点不是要彻底反新儒学，而使用唐君毅多元通感的本体论的儒学观念取代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新儒家观念。这种转换的内在理路尚有待清理，而且，是否用性情的形而上学可以融入后现代思潮，并取代道德理想本体论，尚有待时间的检验。
语文现代化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流行音乐、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乐，通俗文学替代了严厉文学，亚文学替代了纯文学，甚至肥皂剧也在替代着电影。曾经令人起敬的人道主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王朔式的调侃下变得虚弱、甚至虚伪。正是这一切，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种后现代语境，也使中国电影进入了后现代文化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由于电影业几乎是最早被推上市场的文化企业，而且它又是一种具有仿真效果、消除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的形象文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影厂走向了企业化，迫于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国的电影制作者不得不意识到电影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甚至主要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需要获得经济效益的工业产品，因而他们只能忍痛割爱、委曲求全，暂时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艺术个性，勉为其难地拍摄所谓的娱乐片。
30多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有关电影的“娱乐性”的讨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的电影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五代”导演的中坚之一的田壮壮在他的《摇滚青年》中率先公布摘要：“怎么开心怎么来”，当年“为下一个世纪的观众拍电影”的豪言壮语变成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笑话，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天才，也很少有人想成为那种独往独来的天才，电影不再追求“第五代电影”那样的个人风格，也不迷恋于那种乌托邦式的人文理想，而是一种能满足大众无意识梦想的“实用”消费品。于是，“第五代”电影人纷纷改弦易辙，田壮壮拍摄了布满一种浪漫情怀的青春影片《摇滚青年》，张艺谋拍摄了反劫机的惊险片《猎豹突击队》、主演了幻想言情片《古今大战秦俑情》，何群则从《西行囚车》到《烈火金刚》，直到《消失的女人》。娱乐性影片很快成为了数量上的主体，于是电影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电影游戏摘要：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它也割断了和现实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游戏。
在这个封闭的游戏中，一切现实矛盾都被转化为一种因果逻辑的戏剧性矛盾，使某种社会或历史经验简化为冲突和解决的戏剧性格局，并通过主人公这一人为媒介来“驯服”现实困境，为观众组织一种封闭在剧目之内的幸福体验。在那些形形色色的武打片、警匪片、言情片、战争片中，其人物大多是平面的叙事因素，他们激化并最终从属于情节的运转，当那个早就为观众预备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以后，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有志者事竟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便翩翩而至，随着永恒正义的回复，叙事游戏也就吹响了暂停的哨声。
我们透过银幕看到一个完全现实的世界，它没有给我们留下选择的余地。观众失去了自我意识和自我判定，对电影的观看已经不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仅仅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行为。正是在忘乎所以的叙事游戏中，观众从实在的限制中摆脱出来，通过对影片中的人物的认同，投射出他们的勇气、聪明，实现着他们的光荣和梦想，同时也在影片中那些情和爱、生和死、沉和浮之中释放着他们被抑制的潜意识，满足着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的弗洛伊德所谓“快乐原则”。
电影的这种后现代性，使这些影片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电影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电影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来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
也许因为人们认为这世界的意义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些影片也就都远离了对信念的表达，对某种永恒正义的执着，因而，当它们和弥漫在生活四面的虚伪的规范、虚假的意义格格不入的同时，它们却决不将这种矛盾发展为一种悲剧性的对立。它们平静地嘲笑着这个世界但并不企图去改变这个世界。正如影片《上一当》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一样，一切悲剧都被缓和成为了喜剧。影片叙述了一个比一般人更善良、老实的人被世俗社会所误解、排斥和放逐的故事，但影片却对这样一个悲剧原型作了喜剧性叙述，被驱逐的主人公在心理、精神上都远比敌视他的力量更为优越，当他被学校取消了教师资格之后，便潇潇洒洒去了美国，来了一个“胜利大逃亡”。这正表明了一种所谓的后现代方式摘要：一方面，它嘲笑着世俗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它又无可无不可地接受着这一切。因此，电影中的喜剧性和后现代精神联系在一起了。
这种联系非凡是通过影片中的“反讽”而体现出来。它借助干形式和内容的相矛盾，语言和语境的不一致，用一种玩笑方式消解它所叙述的对象的统一性和恒定性，从而使一切神圣的东西平凡化，一切高雅的事物世俗化，揭露出一切所谓坚定不移的信念的虚妄性和一切所谓终极真理的有限性。
语文现代化范文第6篇
在当前的高校英语阅读教育过程中，因为教师本身的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式比较滞后，因此使得教师并不能够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指导。尤其是教育教过程中，教师自身的文化功底不够深厚，在教学时往往只能采取比较传统的方法进行教育，对学生的学习带来很大影响。
2英语专业而教育的策略探讨
2.1利用文化差异增加教学乐趣，加强学生的文化体验在英语专业的教育过程中，跨文化意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由于英语主要是作为一种交际语言在使用，尤其是随着当前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对学生的英语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对于高中学校的学生而言，加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各个西方的文化的体验，有助于提高其跨文化意识，从而提高英语学习能力。加强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体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需要对不同的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在英语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通过有目的以及有计划的学习，使得学生可以对一些语言文学的表象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有的英语在表达过程中，并不是字面意思，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交谈场合中，更需要对单词的意思进行延伸，否则有可能会导致学生的理解误差。
2.2加强现代化教学方法的应用在英语专业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英语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是课堂教学，作为英语教师，要对一些知识点所包含的文化含义有很深的理解，认真筹划教学内容，要注重知识传授的层次性以及全面性。教师在英语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是语言的教育者，还是文化的引导者，不仅要积极要克服传统英语知识传授的弊端，坚持实践教学的特点，还应该要不断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在英语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式，比如任务教学、情景教学等等，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大量的实例，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相对真实的服务场景，还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模拟，打破传统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单一型局面，提高现代英语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应用，提高学生的英语领悟能力以及英语学习能力。
2.3加强教育工作者以及英语教师对英语专业教育的认识加强英语专业教育效率的提升，首先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了解英语教育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学生的发展带来的重要意义。传统的教育模式是填鸭式教育，教师单纯地讲解往往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乏味，久而久之对英语学习失去兴趣。英语专业教育的主旨是要让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素养，从而使得学生能够积极应对自己在工作以及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要对学校领导以及具体工作人员的英语教育意识进行改观，加强现代化教育理念在英语教育过程中的应用，提高高校英语教育的效率。
3结语
语文现代化范文第7篇
事实上，传统文化也是在不断创造中形成的，又是在不断创造中被突破和创新而走向现代的。在这过程中，滞后的文化总要被先进的文化所取代，古老的传统总会在现代的竞争中被刷新。所以，我们传统文化中那些束缚现代人的思想的，制约现代进程的东西慢慢就被抛弃了。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古代社会，大到国家政治活动，小到家庭生活，人们的交往都要在“礼”的约束和指导下进行。那么这样的礼仪制度化，使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伦理道德色彩。这些伦理道德有一些至今还是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的，比如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悌”之义等这些尊老爱幼的思想不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吗。还有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去掉封建性的思想内核，留下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其中也有一些礼仪制度在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迂腐的，比如避讳，也就是遇到与君主、尊长的名相同的文字就采用某种方法回避。这样的礼仪会弄出各种各样的笑话。现代的人在这些方面已经开放的很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普通老百姓都是可以叫的，而且还赋予了它一种美好的理想。“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的封建等级观等。对这些糟粕，我们必须否定和抛弃。
语文现代化范文第8篇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从事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系统理念，其所包含的哲学、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为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它是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在企业的综合反映和表现。
关键词：
现代企业；文化；关系
1企业文化的特点
1.1企业文化具有特定的功能企业文化是种自觉理性文化，具有特定的功能：1.能为企业经营活动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方向，对企业经营具有指导功能。2.持续推动企业知识更新、技术革新和保持创新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核心动力，对企业发展具有推动功能。3.深刻影响员工的思想、信念、目标、追求和价值观念，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心力、认同感、使命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发挥出巨大的整体优势，对企业员工具有凝聚功能。4.有一整套条文的规章制度，又有约定俗成的厂规、厂纪、厂风、厂貌，运用“刚柔两手”既改善企业管理。
1.2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的整体、动态成长性思想，利于形成企业监督、激励、创新的系统成长机制，从而整体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1.3企业文化能为企业提供正确的战略观企业文化战略观强调，企业不仅要竞争当前，更要着眼于竞争未来，要求企业要勇于创新、讲求合作、追求敏捷，提升现有竞争力，培育新的竞争力，不断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途径选择
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现在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立体建设。
2.1正确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具有文化的传承性，它是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企业文化如不体现传统的优秀精神，便没有民族的特点，也就没有了根基。现在企业建设中，必须把握好继承与发展、否定与扬弃的关系，既立足于创新，又不割裂传统，使民族文化不断得到改造、扬弃、发掘和发扬，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2.2应确立起现代企业的新文化理念
2.2.1从”物本“到”人本”管理转变。物本管理的特点是重物轻人，把人当做物来看待，对人主要实行金钱等物质激励。人本管理的特点是人的地位、作用、价值被肯定，认为人不单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还应是企业的主体、最大的资本、资产、资源和财富。
2.2.2由经验理性想向科学理性转变。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尊重企业经营环境，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经验理性主义者往往不以实践为基础，习惯于以主观的意向推断市场的动向。
2.2.3有统一主义向多元主义转变。现代企业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才能使员工为同一目标而奋斗。但是，把统一强调到极端，就变成均质主义，同构主义，就会使员工的思维方式变得单一、呆板、惰性，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
2.3我国企业文化的系统立体建设企业目标的改造，目的是确定现代企业的社会使命、经济使命和文化使命相结合的目标观。企业目标是企业为何生存的根本问题。企业哲学的改造，目标是培育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哲学，从民族哲学思维的深厚积淀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尊重科学、关爱员工应成为现代企业哲学的根本理念。企业价值观的改造，目标是培育现代企业具有生存、发展、意义价值相结合的价值观系统。企业价值观作为全体员工的一种共同信念，为员工提供了批判是非的标准，是调节人们行为及人际关系的导向体系，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方向和行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