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服务范文
税收优惠服务范文第1篇
1.立法层次较低、用语不够严谨（1）税收立法层次较低。我国机构养老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和严肃性，导致很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并不统一和规范。另外，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散落在各种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政出多门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给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带来很大困扰。（2）适用主体用语不规范。耕地占用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中，表述均采用“养老院”，而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却采用“老年服务机构”。显然，“老年服务机构”的内涵要大于“养老院”，前者的表述更为严谨，后者的表述相对随意。由于概念表述和界定的不规范，导致政策执行中容易产生分歧。（3）限定条件表述不统一。关于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免税的限定条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优惠政策中表述为“福利性”和“社会福利”，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表述为“公益性”。关于土地和房屋免税的限定条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优惠政策中表述为“老年服务机构自用”，而耕地占用税优惠政策中表述为“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的场所占用”。这些不同表述都会妨碍政策的有效执行。
2.整体税负过重、扶持力度欠缺（1）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运营的整体税负过重。我国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仅有营业税的优惠政策，而无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虽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政策针对纳税人设有困难性减免，但除非存在受灾或停业等非正常情况，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业在正常运营状态下一般不能享受困难性减免优惠。过重的整体税负抑制了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业的发展。（2）投资养老服务业的机构税收优惠政策少。我国民间资本无论以股权投资还是债权投资于机构养老服务业，在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上均无针对性税收优惠政策。这大大降低了民间资本投资于机构养老服务业的意愿。对此，《意见》已针对性地提出：“制定和完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3）捐赠给机构养老服务业的物品税负过重。虽然企业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非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业捐赠物品，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但仍然会被认定为视同销售行为而征收增值税。此外，企业和个人向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业的捐赠，一律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如果企业捐赠的是物品，同样要被认定为视同销售行为而征收增值税。尽管上述税收政策有利于防止逃税行为，但客观上抑制了社会各界向机构养老服务业捐赠财产的热情。
3.优惠方式单一、政策调整滞后（1）单一的免税优惠方式。我国针对机构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间接或减税优惠方式，均采取免税优惠方式。单一的直接免税方式，不仅造成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之间巨大的税负差异，而且不利于合理引导和调控养老服务业机构的发展方向。（2）政策协调更新滞后。车船使用税优惠政策规定，对养老机构自用车辆，免征车船使用税。然而，《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早在2007年已废止，取而代之的《车船税法》对养老服务业机构并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调整，使得各地税务部门在实践中对养老机构自用的车船免征车船税，变成了缺乏国家政策依据的行为。（3）政策无法适应社会经济新形势。对新出现的居家养老模式、养医结合模式、以房养老模式和养老地产模式均无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对与机构养老服务有关的物品和服务（如老年用品生产和养老机构责任保险等）也无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二、税收优惠政策调整方向
根据《意见》，我国要通过完善税费优惠政策等6项措施，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笔者建议从以下4方面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1.统一规范养老服务业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1）梳理散落在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关于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制订一份完整规范的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文件，必要时可考虑将其上升为法律。完整规范的政策文件可使有关养老服务业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具系统性和协调性。（2）统一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中的用语表达。可用更为准确和严谨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老年服务机构”替代“养老院”，用更具法律意义和可操作性的“非营利性”替代更具主观性的“福利性”和“公益性”。从而，使相关用语和表述在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指向上更为统一明确。
2.缩小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的税收差别待遇（1）我国现行养老服务机构的主要运营模式为混合型模式，即同时有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都应给予财税优惠政策扶持。建议在现有统一的营业税免税政策基础上，免征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税。统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的财产税免税政策，促进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改善服务条件，提升服务质量。（2）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属于微利行业，其投入较大且短期内一般都处于亏损状态，必须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扶持。笔者提出3种选择方案：一是比照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给予养老服务业机构降低税率或减计应纳税所得额的方式；二是采用自获利年度起给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甚至“五免五减半”的优惠政策；三是只要企业盈余不进行分配，而用于养老服务业机构发展，则免征企业所得税，仅在盈余分配给股东时征收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当然，上述调整方案提出的前提在于健全和加强机构养老服务业的财务管控。（3）即使是营利性养老服务业机构，也带有很大的社会福利性，企业也应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建议对企业和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营利性养老机构捐赠，应比照公益性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享受一定比例的扣除。
3.加大企业投资养老服务业机构的税收优惠（1）加大股权投资的税收优惠力度。比照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机构养老服务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这样可大大提升社会资本投资于机构养老服务业的积极性。（2）加大债权投资的税收优惠力度。对提供低息贷款给养老服务业机构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如日本已有类似做法。（3）对接未来的以房养老模式，对以养老为目的的老年人转让其名下住房给养老服务机构的交易行为，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税收优惠服务范文第2篇
1．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
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一大特点是，内容多、规定散、补充繁、变化快。这种状况虽然充分体现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及时反映了国家的政策意向，但从整体上说，这样的优惠显然缺乏系统性，也不够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为降低。实施中，这样的税收优惠对征纳双方来说都难以准确把握，加大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容易形成新的税收漏洞。而税收优惠政策较低的透明度，也与WTO规则不相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投资环境，不利于外资的引进。
2．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
由于现有税收优惠范围较为宽泛，临时性税收优惠所占比重较大，同时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和预算制度尚未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再加上在税收优惠作用的估价上存在着过分夸大的倾向，致使税收优惠逐年递增。据估计，每年全国各种税收优惠的税收额在1000亿元左右，大致相当于全国同期工商税收的11％～12％，有的省份高达20％左右。由于有些政府支出项目，必须采用一般财政支出的形式，而这部分支出必须通过政府
取得足够的税收收入来满足，若税收优惠规模过大，势必影响政府财政的收支平衡。
3．税收优惠存在错位现象
要实现某一社会经济目标，既可以依赖财政直接支出，也可以依赖间接支出——税收优惠；既可以采用税收优惠，也可以采用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选用何者，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目前由于对税收优惠效应的不适当夸大，以及对各种优惠政策的分析、评估制度尚未建立，造成税收优惠范围失控，效应低下，政府预期难以达到。这是税收优惠的越位。
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职能范围的逐渐明晰，税收优惠的“缺位”问题日益暴露。税收优惠的范围与政策取向，取决于财政职能的需要。据此，税收优惠的范围和重点应随着“全能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换，而转向非生产领域。转向是一个过程，转向过程中出现“缺位”不可避免，但新的税收优惠活动领域界限不明，转向速度过慢，甚至滞后于体制的转换，则会延迟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甚至延迟体制的转换。
二、加强税收优惠管理的对策
1．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法制
为改变税收优惠多、散、乱的局面，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制定单独的税收优惠法规。可以考虑在总则中规定税收优惠目标、原则、方式和审批程序。分则中或按税种或按优惠目标分章，将当前各税种中的税收优惠的具体项目、内容、办法、立法执法权限等，归并整理后一并纳入税收优惠法中。同时应注意税收优惠的时效性，除优惠政策制定时应加强预见性外，对税收优惠法实行定期修订。税收优惠法的制定实施，可以加强税收优惠法制的规范性、透明
性和统一性，防止人为因素的越权减免和攀比减免，有助于税收优惠政策的统筹规划、协调配合，同时又便于征纳双方了解，堵塞税收漏洞，吸引外资。
2．逐步建立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
为改变税收优惠过多过滥的局面，应该逐步建立起科学的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税收优惠项目，按照成本效益分析结果进行彻底的清理整顿，对各类骗取税收优惠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严惩，对保留下来的税收优惠项目加强执行监督，对拟的新的税收优惠项目，必须经过成本效益分析决定其取舍。
税收优惠服务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技创新；税收优惠；税收激励
一、激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的类型和特征
(一)税收激励的分类从国际来看，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有研发费用税收抵免或加计扣除政策、创新型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风险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研发设备进口免税或加速折旧政策、研发人员股权激励政策等。1.从税收激励的作用对象看，可分为税基优惠和税率优惠两种类型。税基优惠是指直接减少创新主体应纳税所得额的一种优惠方式，即缩小计税依据来减少税收，如美国研发费用税收抵免等。税率优惠是直接降低应纳税额税率的一种激励方式，如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政策等。2.从税收激励的实现方式看，可分为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直接优惠是指直接减免科技创新主体的税款，主要包括减税、免税、退税等。间接税收优惠主要是政府变相为纳税人提供的无息贷款，从而减轻税收负担，主要包括延期纳税、加速折旧等；还有一种间接税收优惠是降低创新主体的要素投入，间接支持创新主体科技创新，如风险投资税收激励政策。
(二)税收激励的主要特征税收激励是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它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是一种事后激励行为，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激励具有普惠性。与财政补贴相比，税收激励覆盖的范围较广，具有普惠、公平、可预期特点。2.税收激励的长期效应较好。相对财政补贴政策，税收激励在短期内效应较弱，但长期激励效应较好。3.税收激励具有稳定性。只要符合激励条款就能获得长期支持，有效增强了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二、发达国家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
科技创新是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把促进科技创新作为主要的战略任务。由于税收政策具有普惠性、长期性等优点，成为了各国政府推进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手段。本文梳理了多国推进科技创新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经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提供参考。
(一)税收法律体系完善完善的税收法律法规是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实施和发挥的保障。美国、日本等国都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了相关税收激励政策，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税收支持政策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保障政策激励效果。如美国制定了《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法》《国内收入典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法律，为自主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极大促进了科技产业的发展。
(二)较为普遍地实施普惠性的税收优惠绝大多数国家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没有行业或领域的限制，适用于所有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普惠性。若为实现特定战略目标，多数国家会选择在现有优惠的基础上，增加特惠条款，加强优惠力度。如英国为进一步促进初创型和中小企业研发，在实行130%的研发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上，加强税收力度，规定对初创型和中小企业实行175%的优惠政策。
(三)税收政策体系完备发达国家注重建立完备的税收优惠体系，包含降低税率、免税等直接优惠和技术准备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人员税收优惠、研发设备优惠、风险投资优惠等间接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政策组合拳涉及到科技创新的整个产业链，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科技成果的转化的风险及投资人再投资成本。同时，不同的税收优惠不具有独占性，只要企业满足条件就可以同时享受多种类型的优惠政策。
(四)重视对科技创新的前期投入随着国际创新竞争加剧，各国政府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前期投入的支持，针对企业研发支出和风险投资的优惠政策成为重要的工具。如美国充分重视风险投资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实行优惠的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为28%，低于个税最高35%的税率，天使投资于政府认可的高科技企业，可享受更为优惠的税收优惠措施；新加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高达400%，远高于我国175%的比例。(见表1)
三、我国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政府针对科技创新实行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关税等多个税种，并对软件、集成电路等行业给予了特殊优惠政策。(见表2)虽然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推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国际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以下的不足。
(一)税收优惠分散在众多政策文件中，未形成专门的法律体系我国支持产业科技创新的组织部门主要是国务院，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部委，各部门在职能范围内负责促进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和组织工作。科技部和教育部系统主要支持产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创新阶段，对产业化阶段相对支持较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工信部系统则主要支持产业化阶段，而对研发阶段关注相对不足；国务院和财政部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等，制定相应财政政策。这种条块分割的行政组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出台相关政策时缺乏统筹协调的规划和顶层设计，使得政策相对分散，缺乏系统性。此外，部分税收政策未上升到法律层面，主要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不高，运行体制不顺畅。
(二)缺乏对科技创新发展不同阶段的统筹考虑产业科技创新发展主要历经创新研发、产品化和产业化等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和特征是不同的，因此，在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和作用方式上也应存统筹考虑，找准方式和着力点。如创新研发阶段具有高风险、高成本和高外溢性等特征，对税收需求力度最强，应以事前激励方式为主，政策的着力点应为通过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物质、人力和资金等投资要素成本，最大程度地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而产业化阶段风险相对降低，应以事后优惠为主，政策的着力点应为提高税收收益，促进再投资。现行税收政策设计没能充分结合创新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在初创期企业、创新研发阶段以及产业化阶段缺乏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政策措施一体化功能效应还不能有效发挥。
(三)税收优惠形式相对单一我国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税率和免税来减轻符合条件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以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是一种事后激励方式，只有在企业存在盈利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优惠政策。而科创型企业前期投入较大、风险较高，在这个阶段更需要相应的激励措施来提高企业投资意愿。且我国是以所得税为税收优惠的主体的国家，涉及所得税优惠政策条款较多，而对加速折旧等间接税收优惠政策运用较少。此外，所得税优惠、增值税优惠等优惠政策大部分只针对特定产业和规划布局内企业，普惠性也不足。
(四)税收优惠政策限制条件较多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多，但大多优惠政策以企业规模、所有制、行业领域等作为划分依据，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时不仅会受到多个部门和多重条件的限制，而且可能存在许多政策重复交叉等问题。如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都需要同时满足多项指标才能享受到优惠政策。一些初创及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很难同时满足所要求的条件，达不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很难享受到相关的优惠政策，而这些企业正处于最需要鼓励和支持的阶段。此外，纳税企业在申报优惠时，还存在实际操作难度大等问题，不得不放弃享受税收优惠。
四、完善我国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的建议
为充分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力，建议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系统运用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相结合的手段，构建完善的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体系。
(一)制定针对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专门法律基于创新链各环节，梳理完善创新链全链条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现行繁杂、零散的各项激励政策加以整合，建立科技创新税收优惠信息共享平台，提升税收政策的系统性，使企业能快速获得和检索相关税收优惠信息，并在平台上开展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和讲解，引导企业正确、快速使用相关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制订针对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专门法律，提高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法律地位。
(二)根据产业链特征多样化税收优惠形式目前我国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以所得税优惠为主，政策空间有限。同时，我国的税收优惠侧重于产业链下游，针对研发环节、基础研究等方面的税收激励力度较小，可能使具有较强创新能力但处于孵化期的企业缺少亟需的支持，导致“技术空心化”。因此，应根据科技创新产业链发展的特点，在税收政策设计上，建立一种间接优惠和直接优惠有机结合的激励机制，不仅能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还能增强其收益和促进再投资创新。如，探索对于科技创新人员实行个税优惠；探索投资基金所得税税率穿透政策，对天使投资、VC、PE等投资于科技创新企业的，按其投资的高科技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所得税。
(三)提升科技创新税收优惠的普惠性和力度尽可能减少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行业、规模、技术以及区域等条件限制，适度减少高新企业、先进技术服务企业等相关资格认证指标，降低税收优惠政策门槛，使科技创新的优惠政策成为激励企业科技创新行为的普惠性政策。对国家亟需、符合国家的发展高科技产业、初创创新型和中小型企业的研发活动可采取在普惠性优惠基础上，加强优惠力度。同时，放宽科技创新支出核算的范围，把和项目科技创新有关的实际支出均纳入扣除范围。不断完善和优化政策操作流程，尽可能简化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手续，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减少纳税人重复报送，使申请流程更简便化和易操作，缩短审核时间，切实为企业科技创新服务。
参考文献：
[1]付伯颖.中小企业创新激励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国际税收,2017(2).
[2]张农高.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的思考[J].中国税务,2016(6).
[3]刘尚希,樊轶侠.践行创新发展理念构建创新友好型税收制度[J].中国税务,2016(10).
[4]付敏杰,张平.供给侧改革中的财税制度[J].税务研究,2016(2).
[5]许强.国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财政,2014(2).
税收优惠服务范文第4篇
【摘要】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应全方位、多层次地完善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使之在吸引外资、更好地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助性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税收优惠服务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助性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税收优惠服务范文第6篇
一、我市落实科技创新
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市科技创新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我市高新区纳税人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执行情况。截止20**年底**高新区共有198户企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涉及国税部门征管企业所得税88户，共减免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17238万元。
2、“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落实情况。20**年（20**年汇算清缴未结束，数据暂无），属于**高新区国税辖管的有技术开发费立项的企业共18户，但申报20**年度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的企业只有9户，其中，外资企业3户，20**年度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2000万元，加计扣除额1000万元；内资企业6户，20**年度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1**5万元，加计扣除额537.5万元。其他企业都因本年度未发生或某些原因未申报加计扣除。
3、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执行情况。20**年，共有88户企业享受了软件产品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合计销售收入66057.18万元，即征即退增值税2880.68万元。
二、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税收优惠税种单一。税收优惠以所得税为主。由于新技术、新工艺不断被采用，高新技术产品成本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成本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间接费用的比例大大增加，大量的研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往往大于有形资产的投入，并且新产品上市需要大量的广告宣传费用，而这些都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因此导致高新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增值税税负较高，抑制了企业应用新技术，从事技术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在我市多数企业目前处于微利或亏损情况下，这种优惠措施基本上起不到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的作用。
2、某些具体规定不明确。在实际工作中，纳税人的经营情况比较复杂，而现行相关的税收政策比较单一，具体规定不甚明确,导致优惠政策落实难度较大。如“科技人员工资扣除情况”，大多数企业往往不存在专门的技术开发研究中心和人员，企业为了合理配置使用人力资源，往往会让技术开发人员和其他部门人员一起办公，甚至技术开发人员还同时履行与企业开发产品有关的其他职责，如市场开发调查、产品售后服务、产品质量测试等职能。
3、优惠环节设置不合理。目前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对已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的引进以及已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实施优惠，侧重于研发创新成功企业的终端环节。而对正在进行科技开发活动，特别是对研究与开发、设备更新、风险投资等重点环节，税收支持力度不够大。这样，企业就把重点放在引进技术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上，而对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和研究开发新产品投入明显不足，从而造成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及一些重要原材料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
4、优惠条件过于严格。从现有政策规定来看，部分优惠政策条件设置过高，使一部分企业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如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规定，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要求高新技术企业需要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二、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三、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
五、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六、企业的其他指标，如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必须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要求。
5、征纳双方主动意识不够强。目前申报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比例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企业对科技创新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太了解。二是部分企业害怕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不好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三是税务部门政策宣传和鼓励不够,部分税务人员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对审核、落实政策规定有畏难情绪。
三、对完善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几点建议
1、明确细化政策规定。一是明确和细化现有相关规定。对于“科技人员工资扣除情况”，一方面企业要正确认识和理解相关税收政策规定，严格核算内部科技人员按项目发生的成本费用；另一方面税务部门要积极辅导并督促企业做好财务管理，保证核算的规范性；二是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加快出台相应税收政策。如对于动漫企业的相关政策，建议上级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并划分动漫产品及衍生产品的政策界限，出台一些更优惠、更宽松的减免税优惠政策。
2、合理设置优惠环节。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重点应从对企业科技成果的优惠转向对科技研究、“中试”和转化过程的支持，提高科技创新税收优惠的实效。从税收优惠的形式上，应扩大税基式优惠的范围和幅度，特别要对“中试”阶段(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由于投入多、风险大，往往是企业不愿涉足的区域，更需要加大税收政策的扶持力度。
3、逐步放宽优惠限制。要改变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科研质量不够高，优秀人才比较匮乏的现状，使我国的产品结构由“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转化，逐步降低当前部分税收优惠政策设置的条件。如“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应适当放宽，并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幅度，逐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税收优惠服务范文第7篇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助性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税收优惠服务范文第8篇
1．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一大特点是，内容多、规定散、补充繁、变化快。这种状况虽然充分体现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及时反映了国家的政策意向，但从整体上说，这样的优惠显然缺乏系统性，也不够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为降低。实施中，这样的税收优惠对征纳双方来说都难以准确把握，加大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容易形成新的税收漏洞。而税收优惠政策较低的透明度，也与WTO规则不相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投资环境，不利于外资的引进。
2．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由于现有税收优惠范围较为宽泛，临时性税收优惠所占比重较大，同时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和预算制度尚未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再加上在税收优惠作用的估价上存在着过分夸大的倾向，致使税收优惠逐年递增。据估计，每年全国各种税收优惠的税收额在1000亿元左右，大致相当于全国同期工商税收的11％～12％，有的省份高达20％左右。由于有些政府支出项目，必须采用一般财政支出的形式，而这部分支出必须通过政府取得足够的税收收入来满足，若税收优惠规模过大，势必影响政府财政的收支平衡。
3．税收优惠存在错位现象要实现某一社会经济目标，既可以依赖财政直接支出，也可以依赖间接支出——税收优惠；既可以采用税收优惠，也可以采用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选用何者，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目前由于对税收优惠效应的不适当夸大，以及对各种优惠政策的分析、评估制度尚未建立，造成税收优惠范围失控，效应低下，政府预期难以达到。这是税收优惠的越位。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职能范围的逐渐明晰，税收优惠的“缺位”问题日益暴露。税收优惠的范围与政策取向，取决于财政职能的需要。据此，税收优惠的范围和重点应随着“全能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换，而转向非生产领域。转向是一个过程，转向过程中出现“缺位”不可避免，但新的税收优惠活动领域界限不明，转向速度过慢，甚至滞后于体制的转换，则会延迟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甚至延迟体制的转换。
二、加强税收优惠管理的对策
1．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法制为改变税收优惠多、散、乱的局面，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制定单独的税收优惠法规。可以考虑在总则中规定税收优惠目标、原则、方式和审批程序。分则中或按税种或按优惠目标分章，将当前各税种中的税收优惠的具体项目、内容、办法、立法执法权限等，归并整理后一并纳入税收优惠法中。同时应注意税收优惠的时效性，除优惠政策制定时应加强预见性外，对税收优惠法实行定期修订。税收优惠法的制定实施，可以加强税收优惠法制的规范性、透明性和统一性，防止人为因素的越权减免和攀比减免，有助于税收优惠政策的统筹规划、协调配合，同时又便于征纳双方了解，堵塞税收漏洞，吸引外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