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财力保障

雄厚的财政实力，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多年来，肇庆市国税部门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大力组织税收收入。1995年～2004年，全市国税系统累计组织税收收入119.66亿元，年均增长10.4％。税收收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增长，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财力支持。

在组织收入过程中，肇庆市国税局始终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既正确解决好依法治税与外部干扰、依法征收与优化服务、依法征管与完成收入任务的矛盾，又正确处理好规范管理与社会矛盾、履行职责与人情面子、基础工作与长远发展、投资环境与治税环境的关系，用税法的准则和科学的方法，建立税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收入增长机制。加强对税基的调查，摸清税基现状，强化分析预测，健全定期分析档案，既关注税收总量的变化，又关注直接影响税基的各税种、各行业的结构性变化和相关经济指标之间的变化，及时掌握影响收入变化的重要因素，增强组织收入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加强对重点税源企业、重点税源行业的监控，及时掌握新增税源情况，抓住支柱税源，管住中小税源，积极清理漏征漏管户。引入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强化对现行税种的征管，严格申报管理，加强审核计税，严格缓税审批，确保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同时各级国税机关紧紧依靠地方党政领导和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协同有效的护税机制，形成全社会依法治税的共识和合力，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社会氛围。

营造公平正义的税收环境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税收领域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依法治税，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税收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在工作实践中，肇庆市国税部门严格贯彻执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认真落实税收实体法，深入贯彻《税收征管法》和其他程序法，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加强执法监督，认真落实稽查案件复查和重大案件集体审理等制度，切实做好行政处罚听证、复议与应诉工作，全面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内外结合的监督网络，对税收执法权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确保依法行政、规范执法。严格落实流转税政策，按照以票控税、网络比对、税源监控、综合管理的要求，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废旧物资经营和农副产品收购企业以及“四种票”管理为重点，加强增值税管理。严格落实企业所得税政策，按照管好税基、完善汇缴、加强评估、分类管理的要求，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基础管理，规范行政审批，完善核定征收，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企业所得税管理。严格落实涉外税收政策，加大审核评税和涉外税务审计的推广力度，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亏损大户的监控管理，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积极推行预约定价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出口退（免）税政策，认真研究解决落实出口退税新机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防止发生新欠，同时依托“金税”工程和口岸电子执法系统，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管理措施，严格审核分析，加快退税和免抵调库进度，防范和打击骗税等违法行为。严格落实税收扶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据统计，2004年肇庆市国税系统通过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全年共办理出口退（免）税107065万元，同比增长86.8％，增加49735万元，促进了外贸经济的发展；通过落实扶持弱势群体的税收政策，为1985户下岗再就业纳税人减免税收168.13万元，免收税务登记工本费40558元，为11437户未达增值税起征点和涉农纳税人减免增值税936.71万元，促进了“三农”工作和再就业工作，肇庆市国税局因此连续两年被肇庆市政府评为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成绩突出表扬单位。

建立公平有序的税收秩序

公平、有序、规范的税收秩序，是税收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肇庆市国税局不断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管质量，加强纳税户籍管理，认真做好税务登记信息与相关部门信息的交换比对工作，加强开业、变更、注销、停歇业、未达起征点业户的管理，防止漏征漏管；加强发票管理，严格以票管税；加强防伪税控装置的管理，积极稳妥地推广应用税控收款机；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开展纳税评估，全面掌握纳税人管理情况，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促使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加强纳税分析，充分运用各种信息资料，分析测算纳税人实际纳税与应纳税额的差距，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

在税务稽查中，肇庆市国税局认真研究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稽查方式、方法，不断完善稽查工作机制，创新稽查工作思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依法开展稽查，加强对举报、转办、交办案件和重大案件的查办、督办工作，重点查处虚开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利用其他可抵扣凭证骗取出口退税，利用做假账、多套账和账外经营等手段偷税的违法活动；加大案件审理、执行力度，及时曝光大要案件，严格执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的规定；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深入开展对钢铁生产企业、水泥生产企业、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及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的生产加工企业4个行业的税收专项整治行动，协同公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通过加大稽查力度，规范税收秩序，净化税收环境。

建立充满活力的税收工作机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事业永葆生机的源泉。肇庆市国税局通过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建立新税收征管模式，按照信息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完善征管体制，规范机构设置，优化业务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岗责体系，加强征收、管理、稽查和业务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建立和完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抓好“金税”工程、征管系统、行政管理系统、“三大应用系统”整合应用系统等税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全面规范应用工作，加强增值税管理的计算机监控、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信息企业采集和纳税人信息“一户式”管理工作，加快建立财税库银联网缴税系统，逐步实现税款入库电子化和税款征收无纸化；加强信息质量管理，制定和完善信息数据管理制度，加强对基础数据产生、核对、使用各个环节的管理和控制，确保信息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深化信息资源应用工作，加强数据衔接和共享，拓展数据分析应用的范围，加强对数据的前后对比和纵横分析，发挥信息系统在纳税异常预警、动态监控、决策支持等方面的作用；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建立以网络安全、设备安全、机房安全和数据安全为重点的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和谐诚信的征纳关系

和谐诚信的征纳关系，是和谐税收、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各级国税部门和全体国税干部树立聚财为国、执法为民、诚信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广泛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着力解决纳税人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热情为纳税人做好税收服务工作；树立公正执法就是对纳税人最根本的服务的观念，秉公执法，文明执法，在执法中优化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管理；树立认真负责、热情耐心是税收优质服务基本要求的理念，广泛开展送税法、送政策服务活动，将税收政策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纳税人进行宣传；树立质量和效率是税收优质服务标准的理念，优化办税流程，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精简需要纳税人报送的报表资料，为纳税人提供方便快捷、准确高效的服务。加强税收宣传和辅导，采取座谈会、讲座、辅导班等形式，帮助纳税人掌握税法知识，熟悉办税程序。进一步健全包括限时服务、首问责任、政务公开以及文明礼貌在内的服务规范，完善纳税服务质量考核体系，实现纳税服务的标准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办税服务厅职能，按照办税服务厅统一受理、内部运转处理、限时承诺办结的要求，将纳税事项统一归口由办税服务厅窗口受理，方便纳税人办税。完善电话报税和税银联网申报扣缴系统，加快税库银联网步伐，逐步建立上门申报与委托、电话申报、邮寄申报、网上申报相结合的多元化纳税申报方式，方便纳税人缴税。加强肇庆国税网站建设，快速准确地解答纳税人的网上咨询和电话咨询，探索建立网上办税系统的途径，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平台。

锻造正气和谐的国税队伍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税收学科; 税收基础; 税收制度; 税收管理; 税收历史

中图分类号：G40;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4-0002-06

本文“学科”、“科学”的含义较多，这里将“学科”界定为：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科学”界定为：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其实质反映了国家与纳税人的税收分配关系。税收作为国家参与调控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较为科学的理论与法制管理体系，其特定的理论及方法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得到验证与提升，循环往复。构建与完善税收学科体系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应立足于协调税收分配关系，探索税收分配的内在规律，在融合与区别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学科体系。

一、税收学科体系问题的提出

税收自产生以来，就发挥着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功效。税收一直在西方国家财政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因而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十分重视税收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从其发展上看，历经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综合学派、社会政策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发展为现代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的税收理论等。西方学者注重税收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对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税收虽起源较早，但将税收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较晚，同时在财税理论界和社会实践中，对税收职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和学科分类的深入，税收学从财政学中逐步独立并成为一门学科（2012年9月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中，明确了税收学的专业地位）。在世界各国重视运用税收管理的当今以及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现实，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学科体系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迎接新技术革命、提高征管工作质量、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科技新成果日益广泛的应用，传统的税收理论在更新，税收职能在扩展，税收制度在完善，税收管理在改进，税收效益在提高。鉴于此，只有深入研究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吸收实践中的先进经验与方法，才能使税收学科不断完善，新的税收学科体系才能科学建立，以适应税制改革和税收管理的要求。从党的十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和构建地方税体系，以及“完善税收制度”的基本要求。因此，税务工作者尤其是财税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对如何建立税收学科体系及加强税收理论研究作进一步的努力。

二、现行税收学科体系的缺陷

随着我国财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税收学专业的确立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行税收学科体系的缺陷越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税收学科种类较少。现代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各学科的整体化、综合化、系统化、技术化和渗透化，税收学科仅满足于当前《税收学》、《中国税制》、《税务稽查》、《税务管理》、《国际税收》和《税收史》等学科的研究领域或方向是不够的。因此，积极拓宽税收研究视野，创设一些新的税收学科种类，增加有关税收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等刊物，在税收的纵向研究（如经典税收论和税务学等）、横向研究（如税收商品学和税务统计学等）及其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如税收社会学和税收心理学等）上有所突破都有着重要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学科之间内容重复。在财政学、税收学、中国税制（或税法）、税务稽查等内容上有着诸多重复、交叉之处，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基本内容。这些重复交叉给税收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或混乱，尤其表现在教学管理上。由于税收课程某些内容的重合、缺乏新意，只能是“炒冷饭”，浪费精力与财力。税收学（税务）专业主要是培养熟悉税收基本理论和掌握税务工作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的系科，因此研究税收学科体系、重视专业课程设置，及其教学管理中的实践无疑会对税收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与税收实践相脱节。如税务管理中的管理形式、方法与手段等内容，与实践中的征收管理不一致;税务稽查只注重检查的重点问题，缺乏对偷逃税及避税形式、方法、技巧、手段等内容的创新研究，特别是对运用现代技术方法进行审查等重视不够;税收理论研究落后于经济工作实践，如面对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在会计领域和其他业务领域中的应用普及，对大量、普遍且日趋严重的偷逃税的防控措施等，税务管理与稽查的内容显得陈旧、落伍，尤其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博弈论的理论与方法至今未能在实践中予以科学、综合与协调应用。

第四，与财税改革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当前实施全面深化改革，财政、税收、信贷、工资、奖金、价格、劳动、物资、管理等制度或体制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税收应如何改革且与其他改革相配套协调，还有待深入研究;二是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国内外新的政治、经济形势，税收应如何管理、税收模式如何建立、税制如何完善等问题，当前税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三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强化宏观与微观、直接与间接控制有机结合的税收调控，需要进一步研究科学的税收学科体系，以提高税收效益，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

三、完善税收学科体系的构想

税收学科是研究国家税收分配关系及其进行税收管理活动的科学，税收学科体系是对税收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概括和总结，税收学科体系的建立、完善与发展，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税收发展及其研究水平。基于税收科学的本质与属性，依据税收的职能作用及其发展趋势，兼顾现行税收学科体系与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学科体系的总体设想是：构建“税收基础学、税收制度学、税收管理学、税收历史学”4类37门科学的税收学科体系，如表1。

（一）税收基础学

税收基础学是研究和阐述税收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的科学。它既是税收学科入门的基础性知识，又是其主要内容的高度抽象和概况，属于纯粹的税收学科。税收基础学主要包括以下8门科学：

1.基础税收学。研究和阐述税收基本理论问题及其税收分配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的基础性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税收学绪论;税收的含义、产生与发展;税收依据及税收分配的基本原理;税收的性质、本质、特征、职能与作用;税收的分类与原则;税收效应分析;税收负担与转嫁归宿问题;税收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等。

2.经典税收论。研究和阐述中外政治领袖、伟人及名人有关税收的观点和认识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经典税收绪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陈云、邓小平和等，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克林顿等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对税收的认识与论断;经典税收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等。

3.税收经济学。研究和阐述税收与经济发展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经济学融合的基础性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的基础理论;税收经济效应，行为经济与税收政策;税收对经济决策和均衡产出的影响;税收负担均衡分析;最优税收与税制理论;逃税经济问题;税制改革经济;税收竞争与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税收等。

4.国际税收学。研究和阐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分配关系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国际税收学绪论;国际税收的含义、特征、形成与发展;国家税收管辖权;国际重复征税与免除方法;国际收入和费用的分配;国际避税与反避税措施;避税地及避税方式;国际税收负担原则;国际税收协定;国际税收的发展趋势。

5.税收文化学。研究和阐述税收与文化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文化学交叉的边缘性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文化学绪论;税收文化的含义、产生与发展;税收文化的特征作用与基本内容;税收文化与税收法制的关系;税收文化的原则与政策;税收文化软实力构建;税收文化建设与评价;中西方税收文化比较等。

6.税收政治学。研究和阐述税收与政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政治学交叉的边缘性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政治学绪论;税收政治的含义、特征与内容;税收的政治基础及其影响;税收与政府职能、政治服务;税收与政治文化、政治博弈;税收公平与代际公平;税制改革与政治决策;中西方税收政治比较等。

7.税收社会学。研究和阐述税收与社会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社会学绪论;税收社会的基础理论;税收与和谐社会、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税收意识、税收宣传、税收控制、税收组织、税收环境、税收矛盾、税收伦理和税收文明;税收公决与公共支出。

8.税收心理学。研究和阐述税收征纳活动心理与行为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心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心理学绪论;税收征管的心理学依据、原则和方法;征税人与纳税人的心理特征;税收征纳活动与税收遵从行为;税收心理效应及不良效应防范;税收征纳差错与偷逃税防控;税收激励、惩处与评价机制等。

（二）税收制度学

税收制度学是阐述和研究税制理论、设计及各国税制的科学。属于税收学与制度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税收制度学主要包括以下8门科学：

1.税收政策学。研究和阐述税收政策制定与实施活动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政策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学绪论;税收政策的基础理论;税收政策的目标与工具;税收政策与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变更和监控管理;西方和中国税收政策的演变及其内容，中西方税收政策的比较等。

2.税制设计学。研究和阐述税制设计理论、内容与方法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设计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制设计学绪论;税制设计的理论依据;税收模式和税制结构设计;税收负担衡量与设计;税种及税制构成要素设计，税收管理制度、体制与机制设计;税制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与保障性;税制审批管理等。

3.中国税制学。研究和阐述中国税制的演变及现行税制体系与内容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税制学绪论;税制与税法的基础理论;税收立法及其法律关系;中国税制的产生与发展及现行税制体系;增值税等流转税制;企业所得税等所得税制;资源税等资源类税制;房产税等财产税制;印花税等行为目的税制;税收管理体制等。

4.税收商品学。研究和阐述应税商品的性能、用途、劳务服务及确定其适用税目税率等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和商品学之间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商品学绪论;商品（含劳务，下同）流通理论，商品课税理论;流转税与商品的关系;商品的课税范围、征免界限、计税依据和税目税率;课税商品的监管控制;电子商务与税收等。

5.税收价格学。研究和阐述税收价格理论、内容与方法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价格学之间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价格学绪论;税收价格的基础理论;税收价格论及其经济影响;税收价格与价值理论;税收与价格的关系;价内税及构成分析;价外税的运用与分析;宏观税负与税收价格;税收价格标准与评估等。

6.海关税收学。研究和阐述海关税收分配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海关税收学绪论;海关税收的含义、演变、特征、分类、职能与效应;海关税收的保护理论与政策;关税的基础理论，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原产地规则及税额计算;船舶吨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出口退免税;海关税收的优惠与管理等。

7.外国税制学。研究和阐述世界各国税制理论、内容及其发展趋势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外国税制学绪论;外国税制的基础理论;外国税制结构与体系;发达国家税制，发展中国家税制，俄罗斯及国家税制;外国税收管理体制、征收管理和法制管理;世界各国税制的比较;外国税制改革趋势、影响及对中国税制改革借鉴等。

8.比较税收学。研究和阐述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税收理论和税制异同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比较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比较税收学绪论;税收理论、税收政策的比较;税收种类、税收制度的比较;税收总体负担的比较;税收收入的比较;税收管理机构和体制的比较;税收征收管理的比较等。

（三）税收管理学

税收管理学是研究和阐述税收管理理论及其程序、技能、组织和监管的学科。属于税收学与管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主要包括以下17门科学：

1.征收管理学。研究和阐述税收征收管理理论、内容与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管理学的基础性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征收管理学绪论;税收征收管理的基础理论;征收管理的内容与方法;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征收管理、税务管理、发票管理、税款征收、纳税申报、税务稽查和违章处理;税务行政复议、诉讼与赔偿等。

2.税收信息学。研究和阐述税收分配活动的信息管理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和信息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信息学绪论;税收信息的基础理论;税收信息的分类、整理、加工、贮存、传输和反馈;税收信息数学分析;税收信息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税收信息文化建设;税收信息管理体系及现代化等。

3.税收电算学。研究和阐述税收征收管理中电子计算机应用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电算学绪论;税务系统微电脑的选用和操作;税收语言程序设计;税收电子计算机系统和咨询系统;税源计算机控制;税收计划、统计与报表的计算机处理;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税务系统计算机网络的自动化管理等。

4.税收预测学。研究和阐述与税收实践活动有关的各种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和预测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预测学绪论;税收预测基础理论与原理;税收预测的系统、形式与程序;税收预测的模型与方法;税收政策及税收风险预测;税收工作发展和税源变化趋势预测，税收计划任务预测等。

5.税源管理学。研究和阐述税源管理理论、内容和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源管理学绪论;税源管理的基础理论;税源管理的效应及影响因素;税源调查、培育与保护;税源管理制度、体制与机制;税源控制与分类管理;税源专业化、团队化、动态化与现代化管理;税源经济综合管理系统;构建税源管理服务体系等。

6.纳税服务学。研究和阐述纳税服务理论与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纳税服务学绪论;纳税服务的基础理论与依据;纳税服务的制约因素、内容与方式;纳税服务机构的设置及其管理;税务咨询与纳税辅导;纳税风险回避及纳税成本管理;税政公开与服务热线;纳税服务的优化与评价;纳税服务体系构建与完善。

7.税务学。研究和阐述税务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学绪论;税务的基础理论;税务师与税务机构;税务的业务范围和适用范围;税务关系的确立与终止;税务职业规范与责任;税务业务与实务;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税务执业风险及管理等。

8.税务筹划学。研究和阐述税务筹划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筹划学绪论;企业纳税的基础理论与原理;会计政策选择及组建、生产经营等管理全过程的纳税筹划;增值税等税的纳税筹划;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筹划;征税筹划的基础理论与原理;增值税等税的征税筹划;税务筹划与税制改革等。

9.税收计划学。研究和阐述税收计划的编制、组织、实施、监管及其理论与方法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计划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计划学绪论;税收计划的基础理论;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经济税源调查与管理;税收计划管理的目标与方法;税收计划的编制、审批、分配、调整及执行分析;税收计划资料管理等。

10.税务会计学。研究和阐述税收资金运动及企业纳税核算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会计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会计学绪论;税收会计的原理与方法;税收会计核算单位，税收会计职责及工作制度;税收会计核算的程序及内容;税收票证及会计资料管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其他各税的会计核算等。

11.税务统计学。研究和阐述税收分配活动数量统计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统计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统计学绪论;税务统计的基础理论;税务统计的依据、范围、内容与方法;税务统计资料、账册与报表;税务统计调查、整理与分析;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在税务统计中的应用;税务统计管理等。

12.纳税评估学。研究和阐述纳税评估理论、内容和方法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评估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纳税评估学绪论;纳税评估的基本流程、方法与模型;纳税评估系统与组织机构;纳税评估的质量控制与处理方式;纳税评估的主要分析指标;增值税等税的评估指标与应用分析;国外纳税评估经验与借鉴。

13.税务稽查学。研究和阐述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检查的理论、内容与方法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稽查学绪论;税务稽查的任务、要求和作用;税务稽查的内容、形式和步骤;税务稽查的方法和基本技能;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和其他各税的检查;税务稽查报告与违法处理;税务稽查后的整顿与建设等。

14.税务行政学。研究和阐述税务机关行政事务管理理论、内容与方法的一门科学。属于税收学与行政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行政学绪论;税务行政的特征、职能和目标等基础理论;税务行政组织及其管理;税务人事管理与公务员制度;税务行政组织及其管理;税务人事管理与公务员制度;税收政策与公共决策实施;税务环境与税务依法行政;税务行政执法管理;税务行革等。

15.税务审计学。研究和阐述审计机关对税收分配及其管理活动正确性、合法性检查的理论、内容与方法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审计学绪论;税务审计的产生与发展、特征和分类等基础理论;税务审计的依据、标准、内容与方法;税收征收管理等依法行政审计;税款征免、解缴与提退审计;税务审计报告;税务审计后的整改等。

16.税务监察学。研究和阐述税务机关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政策法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监察学绪论;税务监察的基础理论;税务监察管理机构与人员管理;税务监察的权力、程序和方法;税务机关内部控制管理;税务人员培训与管理制度;税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责任制;税务人员违纪违法处理等。

17.税务公文学。研究和阐述税务机关公文写作理论、内容与方法的一门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公文学绪论;税务公文的分类等基础理论;税务公文信息收集，文件资料管理与运用;税务机关公文的种类与写作方法，税务公文写作的错误与规范化;税务工作计划、规章制度和综合文稿的写作方法与规范;税务行政公文日常管理等。

（四）税收历史学

税收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国家税收产生和发展历史的学科。它是税收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属于经济史学的范畴。税收史按内容划分为赋税史和税收思想史;按历史时期划分为古代赋税史、近代赋税史和现代税收史;按国别划分为中国赋税（思想）史和外国赋税（思想）史。税收历史学主要包括以下4门科学：

1.中国税收史。研究和阐述中国税收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税收史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税收;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的税收;统治时期的税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税收;中国古代税收的经验教训等。

2.中国税收思想史。研究和阐述中国古代名家税收思想内容的一门科学。它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税收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儒家、道家和墨家的税收思想;管仲、商鞅和桑弘羊的税收思想;杨炎、王安石和张居正的税收思想;统治时期和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税收思想;中国税收思想的评价与借鉴。

3.外国税收史。研究和阐述各国税收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属于外国经济史的范畴。其内容主要包括：外国税收史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外国税收的产生与发展;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家）税收史;发展中国家（如伊朗、泰国和南非等国家）税收史;外国税收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等。

4.外国税收思想史。研究和阐述世界名家、学派税收思想内容的一门科学。它是外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外国税收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及范围;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学派和社会政策学派的税收思想;凯恩斯主义的税收思想;现代货币主义的税收思想;供应学派的税收思想;外国税收思想的评价与借鉴。

需要说明的：一是上述只是对税收学科体系中学科种类及内容的总体设想，如何具体构建税收学科体系及其内容，还有待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实践中的摸索;二是为体现学科的科学性、规范性，这里注重学科的“学”字分析;三是注意学科与课程的关系，在课程设置上，可综合考虑课程的全面性、系统性、客观性和实践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合并与互补性，如中国税制学等诸多学科可单独设置，有的学科如税收学原理、经典税收论和税收经济学可合并为《税收基础学》等。

【参考文献】

[1] 彼得斯.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M].郭为桂，黄宁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 王磊. 税收社会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3] 钟昌元. 海关税收制度[M].中国海关出版社，2011.

[4] 丁芸. 税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盖地. 税务筹划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倪俊喜. 税收筹划学[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

[7] 毛夏鸾，叶青. 税务会计学修订第四版[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8] 陈晓春，王瑞昌. 税务统计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所得税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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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连志.税收筹划操作实务[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4]周家亮.关于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与完善对策[J].科技信息，2007（16）.

[5]张华.浅谈企业所得税的筹划[J].财会研究，2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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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海霞．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与完善——基于居民收入公平分配视角［J］．学术交流，2013，（4）．

［3］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中国税收研究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12-14

［4］樊勇．个人所得税制度与操作实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05.

［5］高亚军．论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改革——基于税基规范视角［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01.

［6］李文．从税基角度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J］.时代经贸（学术版），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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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雪霞.基于新所得税税法的企业税收筹划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经贸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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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小镭.新企业会计准则与税务筹划，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52-105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税收文化；税收文化传统；税收文化建设

一、税收文化的含义

迄今为止，在财税著作中还很少发现税收文化的概念，它似乎是一个带有感彩的时尚新词，然而税收文化的历史同国家一样悠久，因为有国家就必须有税收收入，有税收收入就必然会形成税收文化。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税收文化的含义尚无一个统一的观点。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税收人员在长期税收实践中形成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理念的总和，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管理功能。这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看成是一种行政管理文化，认为税收文化的目的即是使广大税务人员形成一致认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调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另一种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指公民纳税意识的提高从而促使纳税人能自觉的依从税法。这种观点认为，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广大纳税人缺乏税收意识，税收文化的目的即在于使纳税人自愿依从税法，消除税收文盲现象。还有人把税收文化理解为税收的历史轨迹，典章制度，言论著述，教育培训以及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

以上三种观点都强调应从我国税收征纳的实践去把握税收文化的概念。但前两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的概念分别局限于强调征税人的管理和纳税人的税收意识，而第三种观点又过于强调税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忽视了税收文化的内在要素构成。实际上，“税收文化”可以分解为“税收”和“文化”两部分。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沉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而税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历史轨迹映印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步履和足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长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积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它包括财税体制、税收法规、税收监管、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等要素。显然，分析我国的税收文化必须考虑我国税收文化的历史，即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二、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我国的税收文化历史悠久，“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司马迁语），说明随着中华民族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为满足国家财政运转需要的赋税也随之出现。从税收制度的雏形（夏商周的贡助彻）到税收制度的确立（鲁国的初税亩），再到税收制度一系列变革（战国的租赋制，隋代的租调制，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传统税收的根本制度和主要精神基本保持不变，从而积淀成我国的税收文化传统。

（1） 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优点

在我国几千年的税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传统。有“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如“仁政惠民”、“与民休息”等；有重视税源涵养的思想，如用财、聚财、生财的三财之道治税理论等；有强调税收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如轻赋薄徭、以农为本等；有发挥税收的社会调控功能的思想，如实施均输平准、设立常平仓等。

（2） 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

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植根于中国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中，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家国同构造成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对传统政治文化和税收文化影响颇深，由此造成的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弊端之一是作为税负承担者的社会成员和拥有征税权的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古代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统治者与百姓是君臣关系，统治者至高无上，庶民伏地称臣。在这种“家天下”的宗法社会里，税收被认为是作为“子民”的臣民对作为“父母”的君主的无条件的供奉，是无权利的义务。同时，立法权操持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可以无需争得公民同意、无需承担什么义务而任意开征新税。弊端之二是征税权力的人治特征和随意性。与纳税人形成的“皇粮国税”非交不可的强制性义务观相反，对拥有立法权、征税权的权力者而言，法只是手中把玩的道具，因而出现所谓“人情大于王法”等现象。由于征税与纳税体现了一种君父和臣民般的身份，因此，不纳税成了有地位、有身份的象征，皇亲国戚或功勋显著者就享有免税特权，这更巩固了人们对不纳税身份的崇拜心理，并逐渐形成了对税收的片面认识，认为税收如同洪水猛兽，收税就是苛政，只有“不纳粮的闯王”才值得欢迎。弊端之三是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特性。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工商为末。在税收上就是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对工商业课以重税，并在各方面加强对商人的压制和剥夺。这种农本主义特性加上我国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

三、我国税收文化的现状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汲取我国传统税收文化中优良因素的基础上，随着财税体制的规范、税收征管的完善、税法的普及以及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素质的提高，我国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法制环境逐步取得成效，良好的税收文化已在我国初步形成。然而，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作为政治文化一部分的税收文化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处于变革之中。由于税收文化是由一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等要素构成的，当这些不同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时，就会出现税收文化的混乱和滞后现象。在我国税收文化传统中的不良税收文化因素尚未清除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

（一）纳税人与征税人的地位不平等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纳税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不但纳税人之间平等，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也应是平等的。但我们传统的认识是国家是领导人民的，（虽然也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具体事务关系上，很难体现这一点。）税务机关代表国家，当然也居于领导地位，发号施令、言出法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百姓则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不管税务机关的决定是否公正合理，必须服从。当然，从理论上税，纳税人对不合理的决定有权抗争，但由于国家和百姓地位错位，这项规定很难实行。例如，许多纳税人交纳个人所得税而拿不到正式的法定收据—税务机关的发票，至多只有代扣代缴单位开的白条收据。纳税人交钱纳税，征税人却怕麻烦而不开收据，这典型说明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二）由于征税方权利大于义务而带来的征税权的随意性

在传统的人治文化影响下，时至今日，许多税务人员在心中仍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意识，仍未真正确立依法治税的观念。在现实中，道德观还不时地左右着法制观，荣誉感还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衡量税收征缴的是非标准，“纳税光荣”长期以来也一直成为税务机关广为宣传的颂词。正是在这种治税意识下，税务机关中不遵循税法要求、随意性减免税收、税外收费等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治，“收人情税、关系税，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现象仍时有发生。而这种征税权力的人治性在税收政策上的表现就是计划纳税。虽然我国早已提出“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概念，但在事实上多半还是按计划征税，实行指令性的税收计划。如果税务机关到了年底尚未完成税收计划，多在计划之外去征税补足。相反，未到年终税收计划已完成，则为了不做大基数，加大来年的收入任务，以后征税十分消极。这种行为不仅带来了地方干预、长官意志，还干扰税源，侵蚀税基，造成了税负的区域不平等现象。

（三）由于纳税人义务大于权利而带来的纳税意识的漠然性

我国传统上的仇税嫉税心理在建国初期达到了极致，当时广大群众以“民国万税”为旧社会的主要特征，把个人不纳税的“大锅饭”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虽然在改革后人们对税收的认识逐渐加深，但与国外流传的“惟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我国部分纳税人中流传的则是“要致富，吃税务”，这集中的表现为他们对税收了解的肤浅性、对税法熟悉的局限性、履行纳税义务上的逃避性以及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集体无意识性。而这种意识的根源则在于纳税人权力和义务的严重非均等状态。由于我国长期把纳税 “义务说”当作课税的理论依据，过多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特点，强调纳税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而很少顾及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致使广大纳税人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享受不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以致产生对纳税的反感和对征税的抵触心理。

（四）体制环境存在的问题

除了征纳双方外，影响税收文化的其它一些因素的缺陷也加剧了税收文化的混乱。首先是“抑商”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税收文化的完善。无论是在建国初遏制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无商不奸”的传统思想使许多人对私营企业主仍存有偏见，甚至在当今社会贫富拉大的情况下产生了仇富心理。其次是在改革以前的苏联模式的财税体制下，税收作为国家的一项职能被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其后又出现了非税论和税收万能论的思潮，使我国对税收的职能始终界定不清，税收文化更是无法得以发展。而目前的各级政府间税权关系不清及政府与国企关系理不顺依然未能提供一个促进税收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最后是税收立法工作的滞后和税种体系结构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税收目标的实现，不利于良好税收文化的形成。

四、我国税收文化的建设与完善

完善我国的税收文化就必须要明确税收文化的内涵，税收文化的建设并不只是税务机关单方面的职责，也不仅仅是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意识和社会上的纳税氛围，而是一个从完善财税体系、健全税收法规、加强税收监管到提高征税人素质和纳税人意识的各要素互相联系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完善这一系统工程应着重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1） 加强理论建设，（2） 更新思想观念

税收文化建设首先应从理论上入手，进行税收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此引导征纳双方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第一，针对我国税收文化理论上的混乱现状，界定税收文化的合理范围，加强税收文化的理论研究。同时，批判吸收其他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税收文化的理论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分析和利用。第二，对纳税人而言，应通过税法的宣传教育，使纳税人弱化“纳税光荣论”，认识到依法纳税并非光荣与否的道德问题，而是守法与否、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第三，对税收机关而言，要实现由单纯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把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作为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将税收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稽查、监控和培养税源的全过程。第四，对政府机关而言，各级政府应更新税收观念，认识到为政必须理财，理财必先治税，治税重在依法；坚持依法治税，重在依法治官，严在依法治权。

（3） 加强制度建设，（4） 改进工作方式

税收文化制度是税收文化的核心和准则，它既通过固定的行为规范，推动税收文化理论的发展，又将其成果作用于税收文化的行为。第一，要注重税收文化的物质基础即税收活动中一切有形实体的建设与完善，它是保证税收功能有效发挥，实现税收文化目标的客观条件。如健全税收征管手段和设备、提高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改善纳税人申报和税务人员工作的环境等。第二，在工作服务上，要优化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如开通税法咨询热线、推行多元化的纳税申报方式、设立相对独立的税收服务组织机构并把税收服务的窗口延伸到纳税人中去等。第三，在税法宣传上，要贴近百姓生活，实际而具体。如通过对公共建设运用多少税收收入、效率如何以及低保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等的宣传，让人们切实认识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要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如通过开展知识竞赛宣传税法、在发票上印制税收小知识等。第四，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分明、政府与企业的上缴利税关系分明、企业与员工的代扣代缴关系分明，为税收文化的完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五，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法体系，考虑制定税收基本法，并充实有关纳税人权利的内容，作为税务机关在征税工作中尊重纳税人的行为准则。同时要构建税收的司法保障体系，并研究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第六，加强税务系统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建立领导责任制、首问负责制、行为规范制度及监察处罚制度等。

（5） 加强行为建设，（6） 塑造良好形象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客体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 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2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3 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4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同时，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我们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只有站在这个共同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否则，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是在讨论同一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他们所“站”的理论平台与所持的理论前提不同，因而所讨论的并非同一问题，或并非同一问题的同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此先构筑自己的理论平台是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5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6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7 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8 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9 、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10 、“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11 、“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12 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13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 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14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15 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16 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 ，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 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 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 参见（日）金子宏 ：《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 参见张守文 ：《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 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7 “利益说”参见郑少华、金慧华：《试论现代商人法-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新模式》，载《法学》1995年第2期。“行为说”参见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社会关系说”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8 如“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说”参见杨兴培：《 论刑事法律关系》，载《法学》1998年第2期。“犯罪人部分利益的载体说”参见张小虎：《论刑事法律关系客体是犯罪人利益之载体》，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9 董保华：《试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

10 徐士英：《市场秩序规制与竞争法基本理论初探》，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

11 李光忠：《会计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载《财会通讯》1995年第9期。

12 侯怀霞、钟瑞栋：《企业并购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13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75～179页。

14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75～179页。

15 参见张守文：《税权的定位与分配》，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

16 由于其权利义务是统一的，因此，其权利与义务的表述是一致的，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客体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 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2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3 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4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同时，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我们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只有站在这个共同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否则，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是在讨论同一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他们所“站”的理论平台与所持的理论前提不同，因而所讨论的并非同一问题，或并非同一问题的同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此先构筑自己的理论平台是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5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6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7 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8 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9 、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10 、“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11 、“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12 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13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 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14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15 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16 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 ，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 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 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 参见（日）金子宏 ：《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 参见张守文 ：《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 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7 “利益说”参见郑少华、金慧华：《试论现代商人法-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新模式》，载《法学》1995年第2期。“行为说”参见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社会关系说”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8 如“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说”参见杨兴培：《 论刑事法律关系》，载《法学》1998年第2期。“犯罪人部分利益的载体说”参见张小虎：《论刑事法律关系客体是犯罪人利益之载体》，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9 董保华：《试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

10 徐士英：《市场秩序规制与竞争法基本理论初探》，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

11 李光忠：《会计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载《财会通讯》1995年第9期。

12 侯怀霞、钟瑞栋：《企业并购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13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75～179页。

14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75～179页。

15 参见张守文：《税权的定位与分配》，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

16 由于其权利义务是统一的，因此，其权利与义务的表述是一致的，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依法治税税收法律意识重构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注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注 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摘 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

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

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

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 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进WTO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得殡葬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殡葬行业的暴利,使得百姓不堪一死,岂不让人苦笑、悲哀。因此,笔者尝试利用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从税收的角度来规范殡葬行业的治理,弱化其暴利程度,使其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一、题目的提出

新中国的殡葬业,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殡葬业废墟中发展起来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拥有上万多名职工的新兴特殊服务行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进WTO后,WTO的原则使传统的中国殡葬服务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殡葬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越来越突出,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殡葬服务机构因违规违纪和服务事故被媒体曝光的越来越多,特别是殡葬行业的暴利,使得百姓不堪一死,岂不让人苦笑、悲哀!因此,研究殡葬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题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改革的道路。当然,殡葬业的改革是需要各级政府及全体公众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因此,笔者尝试利用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从税收的角度来规范殡葬行业的治理,弱化其暴利程度,使其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二、理论依据

(一)***社会理论。所谓***社会,其本质内涵是文明、公平、公正、共富、共享、安定、有序和团结,核心是公正,而公正是一种“均衡”或“应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得到与其行为相应的待遇。显然,只有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或者这个社会达到了某种均衡的状态,***才是可以期待的。而当前殡葬业的暴利现象,使得百姓“怕死”——当前的丧葬用度高的远远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是与***社会格格不进的,因此弱化殡葬业的暴利非常必要。

(二)税收产权理论。税收从表面上看,其课税对象为所得、商品和财产,但税收真正的目的物是产权。因此,公共部分可以依据产权是否存在确定税收边界。在产权明晰存在的地方,税收或税收权力应当参与,否则,会导致税收真空;在产权不存在或不明晰存在的地方,税收或税收权力就不应当参与,否则就导致税收或税收权力滥用。因此,针对殡葬业这个特殊行业,应以税收产权理论为依据,调整殡葬行业税收政策,以规范当前混乱的殡葬市场,实现殡葬行业的自我发展。

三、制定殡葬业公道发展的税收政策思路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平衡

一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的《大》，此后经过《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最终在英国宪法中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三权分离的美国在独立之后更是明确的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发达国家都将税收法定主义注入了宪法之中。[1]税收法定主义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革命而兴起的，成为保护人民财产不受政府侵犯的最重要手段。这个过程中，税收法定主义和社会契约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税收法定主义在西方各国的确立和这些国家成立时受社会契约论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社会契约论兴起之后，便成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提倡的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些观点，与政府的征税权是人民赋予的这一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不谋而合。税收法定主义成为社会契约论关于财产问题的论述的组成部分。直到今天，西方仍有学者用社会契约论的观点研究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在解读税收法定主义时，一般认为这里的“法”仅指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这和税收法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分不开的。税收法定主义是在限制权力，反对任意征税，维护私人财产权的斗争中产生的。斗争的成果便是以人民的代议机关的同意来限制国王——税收的取得者——的征税权[4].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法定主义强调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和人民的提倡，而非税收本身。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性含义不在纳税主体依法纳税或征税主体依法征税，而是社会成员对国家征税权的同意”[5].这也正是北野宏久所指的税收法定主义的第一阶段，即“不问租税法律的内容，仅以法定形式规定租税”[6].另一方面，由于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倡导的是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夜警政府”的观念使得政府权力被束缚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税收的作用也非常的有限。这使得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针对的是对权力的控制和财产权的保护，而忽视了税收本身的作用和特点。这种不以税为中心内容的税法越来越不能应付现实的发展。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越来越鲜明。行政权的扩大成为一种趋势。行政权逐渐介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强大的调控作用，而这种调控又是社会所必需的。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防范、限制行政权力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行政权发挥作用的需要。行政权渐渐的在突破旧思维的惯性，一点一点的侵蚀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严格恪守三权分离的美国，判例赋予了行政机关从属性的立法权；在分权观念的发源地英国，政府享有了委任立法权，进行了数量庞大的委任立法；在法国、日本这样的没有严格权力划分的大陆法国家，政府在享有委任立法之外，本身就有一定的立法权。可见，不论是在英美法国家还是在大陆法国家中，行政权处于一种膨胀的过程中。其表现和原因是多方面的。[8]就税法而言：首先，税收除了担负财政职能之外，又担负了经济调控职能。这是经济危机的应对手段之一。而当税收担负了这样一种职能以后，一方面，税收就和灵活多变的经济形势紧密联系起来，这需要税收政策也具备灵活的特点。另一方面，税收的这种调控职能具有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专业知识和经验成为税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9]这就使传统税收法定主义——立法机关对征税权的垄断——不能够适应税收新发展的需要。而相对灵活和一直从事税收实践的行政机关，在税法中势必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征税权向行政机关转移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已经过时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野来审视税收法定主义，以及征税权、税收法律关系的问题。

人类的历史呈现出这样一条线索：首先是统治者享有专制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主导时代；然后是权力被严格的限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利主导时代；现在，权力开始复苏扩张，权利相对缩小，权利主导似乎走进了变革。就税法而言上一过程表现为：首先，统治者享有专制的征税权，即征税人主导时代；然后，征税权被严格的限制，税收须经得纳税人的同意，即纳税人主导时代，也就是税收法定的时代；现在，征税权开始重新回归行政，税收法定主义走向变革。我们应该用一种崭新的视野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

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合理性会受到和其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一样的质疑。实际上“又有谁签署了那一纸建立国家的‘原始契约’？”也没有纳税人的同意而产生的征税权。征税权作为政府权力的组成部分从来就不是依存纳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这一点，马克思的暴力国家理论似乎更接近现实，马克思指出：“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障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的法规范总称。”[12]即便如此，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会契约合理性的缺乏而恐惧，因为相应的，国家除了暴力又有什么理由来为所欲为呢！更重要的是社会契约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是社会契约论唤醒了人民的自我觉醒，使人民不再本能的服从权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契约理论从人本身出发，发掘了除权力之外另外一种社会力量，也就是权利。在此之前，只有权力这一种社会力量，它自然的占有支配性地位，完全的统治社会。在这种独裁的情况下，权力发挥的作用是不稳定的，容易泛滥。社会契约理论造就了另一种力量——权利，使人民和政府在制度化范围内产生了对抗。两种力量互相制约平衡，使权力在平衡点发挥作用。两种力量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权力来源于暴力和公共需要，权利来源于人本身。从来没有权力产生出权利，也没有权利赋予权力的过程。他们互不隶属，互相制衡。社会力量另一极的形成是社会契约理论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必须看到，权力是必需的。不同的社会状态需要权力发挥作用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权力必须良好的运行才是有益于社会的。在前社会契约时代，权力由于独自占有支配性地位而容易泛滥；社会契约时代，权力又由于受到权利的限制和压抑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都是不利于权力良好的运行。也是不利于社会本身的。现在，社会发展本身需要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权力的扩张正是这种需要的体现。为了使权力良好的运行，权利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不妨碍权力在属于其本身的范围内运行，同时又制约行政权的过分扩张，使两者的对抗平衡在某一个适合发挥权力作用的点上或者范围之中。关于这种平衡，行政法学者作了这样的阐述：平衡指“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行政机关和公民能够通过行使各自拥有的权利，履行各自负担的义

务而彼此制衡”，“一种过程，即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彼此互动又不断趋衡目标状态的过程，尽管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的只是不平衡的状态”，“一种方式或手段，即保证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平衡关系实现或近乎实现的方法、手段或机制”。这种平衡是双向的，既是权利对权力的限制，也是权力对权利的限制。

在这种理论下，社会管理职能乃行政权的基本范围，而非由权利授予，不应该在实体上受到限制。否则必然会导致行政权运行的不良。行政权应当从近代以来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属于行政管理范围的事项，权利不应该实质上的干涉。就税法而言，税收作为一种支撑政府运转的财政来源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征税权应该属于行政权的范围。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政府的征税权和纳税人的权利正是这一平衡中的力量双方。对于社会来说，税收是必需的，征税权也就是必需的。但是要达到对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必须使征税权的行使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两者的制约平衡就是起着限定征税权的作用。首先行政机关对于征税权有其自由裁量的空间，作为权利代表的立法权不应该过多涉及到具体征税权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行政机关的征税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作为社会力量另一极的权利，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使行政权保持在能够正常运行的那一点，或那个范围内。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税收法定主义。法发挥的作用不一样了。法不是直接去规定征税权的具体内容。而是应该作为征税权的制衡。这种制衡应该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在立法上，事先对政府征税权给以限制，这种限制应该是程序性的。这一点，有学者曾指出“税收法定主义应以形式课税原则为基础，以实质课税原则为目的和补充”。第二，在司法上，事后对征税权的行使给以监督和救济。不仅是个案监督，更是宪法监督。

对中国而言，要指出，中国的现实是不符合这种理论的。中国的社会力量发展还很不均衡。社会力量仍呈现一极的趋势。行政权不是过小，而是过大。因此，中国尚未受过传统税收法定主义的洗礼。没有力量的制衡，就没有平衡观的税收法律关系。没有力量的制衡，行政权的扩张就容易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还必须补上传统税收法定主义这一课。

「注释

[1]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参见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2]指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说，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3]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4]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5]郑勇：《税收法定主义与中国的实践》，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6]转引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7]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35页。

[8]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7页。

[9]参见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0]参见刘剑文：《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82页。

[11]何兆武：《社会契约论》修订第三版前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

[12]转引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1页。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2篇

内容摘要：个人所得税作为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备受世界各国的重视，而其课税对象的选择一直以来也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焦点。本文通过对OECD国家中分别以家庭和个人为课征单位的不同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情况进行对比，再结合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水平，得出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课征对象的合理选择仍然是个人而非家庭的结论，并给出了更具可行性的改革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课税单位 家庭 个人 国际对比

个人所得税作为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一直备受世界各国的重视，而其课税对象的选择一直以来也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焦点。而伴随着2011年两会中将个人所得税改革列入讨论议程，关于个人所得税争论的激烈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各阶层围绕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上：课税单位选择家庭还是个人；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是否应当上调，如果上调，上调多少才最为合理；是否应该减少级次，调整级距。

而在以上三个话题中，伴随着国务院个税修正案的提交和被否，人大常委会将修正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讨论焦点似乎完全集中到了免征额的调整上。但考虑到个人所得税的设立目的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个税课征对象的选择应该比免征额的调整更需要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关于个人所得税课征对象的选择国际上素有争议。截止到目前来看，世界上关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一部分国家选择个人为课税单位，而另一部分国家选择以家庭为单位合并课税。从两种国家的个税征管状况来看，似乎各有利弊。而在我国的个税改革的讨论中，一部分专家和学者呼吁应当调节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将其从向个人单独课税，转化为以家庭为单位课税。本文基于对OECD国家中实行两种课税单位的国家之间的征管情况的对比，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来评价这样的改革方向是否科学，是否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结合中外对比的理论和可行性分析

所得税制度1799年始征于英国，它在世界上普遍被视为良税，因为不仅仅能够为国家带来客观的财政收入，还具有调节个人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公平的功能。如今，个人所得税不仅仅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各国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因此，从开征个人所得税所希望实现的目的能否更加有效地达成来看，选择家庭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单位有着一些独到的优势和不可避免的缺陷：

（一）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课税单位的优点

家庭课税是最低限度扭曲工作与闲暇之间选择的制度。东西方的家庭生活方式虽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生活单元，以家庭为单位来配比组合闲暇与收入。快节奏的生活需要家庭成员进行分工。选择以家庭申报单位纳税，就可以充分考虑这种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选择问题。

家庭课税能更好体现一国政府公平的治税思想。家庭课税除具有效率的优势外，还有公平方面的优势。选择家庭课税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充分考虑一个家庭的实际支出情况，能使税后结果尽量公平。比如赡养一个子女与赡养两个子女的扣除区别；赡养一个健康子女与抚养一个残疾子女的扣除区别等。家庭课税体现公平治税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更能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意义，承认家庭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将家庭劳动纳入社会分工的大系统中，这更加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

家庭课税更符合现代社会个人所得来源广泛的特点。家庭所得包括个人所得。家庭课税制涵盖个人所得课税制涉及的课税范畴。即：家庭的课税范畴超过个人所得课税的范畴。以目前的美国联邦所得税法为例，所得税的基本纳税单位选择的是家庭，家庭纳税的税基是夫妇收入之和，最后家庭中的所得无论是妻子挣得的还是丈夫挣得的，其税率都是一样的。这种实践验证家庭课税应该更加符合效率和公平原则。

（二）采用不同课税办法的OECD国家之间的个税课征状况比较

正如上文所说，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单位的选择问题，国际上始终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的争论中，也体现在各国税收法律的实际制定上。以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OECD为例，该组织到目前为止共拥有32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的所得税设计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无一例外都开征了所得税，但是其税制的设置、税率的安排、征纳的管理却互不相同。总体而言，不同的国家之间所得税税制的最大区别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所得税的累进程度不同，具体表现在各国的税制结构中对于税收级数以及不同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的设置，尤其是对于最高收入阶层的税率的设置，各国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各国对于所得税的税收收入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分配根据各国独有的国情各有不同；各国选择征收所得税的课税单位不一致，既有国家选择个人作为课税单位，也有国家选择家庭来合并征收。

与此同时，在课税单位的选择上，32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选择个人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单位，禁止以家庭为单位合并申报纳税。而仅有7个国家的税法要求纳税人必须合并纳税，而且在这7个国家中，又有6个国家允许纳税人自主选择以何种单位来缴纳税款，并没有强制纳税人放弃以个人为单位申报纳税（如表1所示）。单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在学术和实际实践中，家庭申报纳税由于其在具体实施中的繁多局限和要求，在全球的趋势中不被大多数人所看好。

为了更加科学的比较和评价两种课税单位，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32个OECD国家的所得税课征的实际效果，即假设采用家庭合并征收的国家改用个人为征收单位，然后观察该国的所得税实施与征收会产生何种变化，从而找到两种课征单位对于所得税课征效果的不同影响。为了便于比较和更加全面科学的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家庭（默认收入仅可能来自两人）分为四种类型：类型一，夫妻两人仅有一方获得收入；类型二，夫妻双方分别获得75%和25%的收入；类型三，夫妻双方分别获得62.5%和37.5%的收入；类型四，夫妻收入各占一半。借助OECD的数据，我们可以对于四种类型的家庭分别以家庭和个人两种方式缴纳的税款进行对比。很容易看出，以家庭为单位缴纳的税款明显低于个人缴纳，而且，夫妻收入差距越大的家庭，税款的差额越大。由于绝大部分家庭的双方收入会有较大差别，因此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家庭能够从个人征收到家庭合并征收的转变中获利，收入越高（适用的边际税率越高），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大，这种获利就更为明显。

综合来看，从OECD各国的实践经验中可以看出，以家庭作为课税单位确实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但是其具体实施对于税收征管、纳税意识等等要求很高，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完全采纳家庭课征的国家比较少。

（三）中国个税课征单位的选择及可行性分析

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却也不能照搬照抄，因为中国有着自己独有的特殊国情。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性质和市场特点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独树一帜的高速发展。不仅如此，作为传承数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还有着对人们影响深远的独有文化背景，这对于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也至关重要。从小的方面来看，我国的税制建设在国际社会中独树一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初步建立基本的税收体系，到后来逐步的改进与完善，直到世纪之交的金税工程改革，使得我国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税收征管体制。而税制改革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可能具有足够的可行性。

总结来看，在选择课税对象的选择上，我国应当考虑以下独特之处：

一是法律意识不足，依法纳税意识尚未深入人心。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公平观念、效率观念、权利观念、义务观念、法制观念等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理念在国人的头脑里并没有真正形成。官本位的思想使得纳税人对自身的定位过低，不能以主人翁的意识和态度缴纳税款，其缴纳税款的积极性不足，需要比较严格的税收征管体制来加以监督和管理。

二是家庭在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中一直贯穿着的家本位的思想对于纳税人影响深远。与西方社会采用社会公共服务或者国家统一支持的方式不同，在中国，例如子女的教育、老年人的赡养、疾病的治疗等等，其主体单位都是家庭。一个人的福利水平不仅仅由其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而是更多的取决于其所在家庭的总收入与总支出水平。家庭的补助和负担对于个人来说至关重要。

三是官方家庭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过低，非家庭人口占据较大比例。根据中经网数据，近十年来我国官方统计的家庭户数基本维持在300万到500万之间，而平均家庭人口数接近3人，用两者相乘之后，除以中国当年的总人口数，可以得到家庭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即：

正如图1所示，我国家庭人口的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过小。因此，如果单纯以家庭作为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单位，无疑会造成税基的大幅缩水，同时不可避免导致税负分配的不公平。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虽然理论上，采用家庭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对象能够更加有效地达到税收的公平原则，并且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能够更科学地将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与其实际的福利水平相联系。但是，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说，尚且不具备单纯以家庭作为课征单位，放弃个人征纳的条件。

结论及建议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理论上更加公平合理，并且更有利于实现国家设立所得税的基本目标。但是结合国际社会中的实践状况和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目前尚且不具备将个税课税单位完全调整为家庭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是说需要完全放弃家庭课征的思想和方法，面对当前的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可以寻找一种居中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统一。

按照之前的讨论，笔者认为在不改变以个人为基本课税单位，保留现行的代扣代缴制度的前提下，设置一种根据纳税人的家庭状况调整其缴纳税款时的免征额或者说扣除额度的制度，将纳税人的基本家庭状况考虑进其缴纳所得税时税前扣除额度的设定上。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所得税制度简便有余，公平不足的缺陷，能够更科学的调节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避免了现阶段改革课税单位条件不成熟，可行性不足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马君，詹卉.美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税务研究，2010（1）

2.赵惠敏.家庭课税―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另一种选择[J].税务研究，2004（6）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税收国家；税收法治；纳税人权利

人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一是纳税。这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一句名言。在这些国家中，税收的观念深入人心，那里的人民习惯于称呼自己为“纳税人”，那里的政府习惯于称呼自己为“纳税人的政府”。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表达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最基本的关系，税收代表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体现了国家的基本职责与权威。用税收国家一词来概括税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是再合适不过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以来，税收逐渐深入到国家经济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个人所得税的开征使得白领阶层和高收入群体感受到了税收的存在的话，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则使得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深深地感到：税收就在我们身边。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朝着一个逐渐单一和清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税收关系。在一个富强、民主、法治的新中国，人民的基本义务是缴纳税收，基本权利是享受国家提供的安全、富足和自由的发展环境，国家的基本权利是从人民那里获得税收，基本义务是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全、富足和自由的发展环境。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车轮正在向着一个坚定的目标前进：税收国家。

一、税收国家与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1]

二、和谐社会与税收国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早在1918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就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论述了税收国家的相关问题。他认为，财税与现代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是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因此可以把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thetaxstate）。[2]目前，学界一般把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大半以上的国家称为税收国家。公债收入也是变相的税收收入，因为公债最终要靠税收来偿还。历史上，税收国家的出现是在进入现代以后，在此之前的封建国家属于所有权者国家或称家计国家、家产国家。所有权者国家以封建土地所有关系为基础，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封建地租。进入现代国家以后，国家财政收入的中心嬗变为对私有财产进行公权力介入的税收。国家不直接拥有财产，也不直接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在这种意义上，税收国家也可称为无产国家。[3]

税收国家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税收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税收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要形式的经济形态，与计划经济相对应。市场经济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在自然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都不存在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可以直接凭借所有权取得维持国家存续的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是家计财政。在产品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都控制在由每个成员组成的社会手中，（注释：在产品经济社会，阶级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灭，具有组织生产、分配产品以及维持秩序职能的国家仍会继续存在。）社会通过自主分配的形式取得自身需要的财政收入。在计划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也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通过计划分配的形式（实际是凭借所有权）取得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属于国家财政。只有在市场经济社会，社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市场主体手中，国家并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也不直接进行盈利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税收的形式分享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果，从而取得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属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仅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4]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是税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

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的原则和理念内在地包含着法治的原则和理念，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必定是法治国家。税收国家形成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合宪、合法税收的存在。税收国家的税收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税收，而且必须是一个合宪、合法的税收，是一个在符合正义理念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统治之下的税收，而一个符合正义理念的宪法和法律的统治秩序则以法治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税收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合法“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税收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税收，而税收是财产权无偿地由私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即税收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财产权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必须合宪、合法。保证国家合宪、合法地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法治国家的存在。法治国家的形成无疑都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由此，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

三、税收国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

税收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和人类存在状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阶段。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确保国家职能的充分实现，能够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为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

（一）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国家的意义

建设税收国家可以为国家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从而确保整个国家的稳定、繁荣与昌盛。税收国家确保国家职能充分实现的基本途径是保障国家税收债权的充分实现。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合理性基础。税收国家是纳税人和国家之间双向互动的基本社会治理模式：纳税人向国家交纳税收，国家向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国家征税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同时也就获得了广大纳税人的理解与支持。在税收国家中，纳税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同时也是每位公民都愿意自觉履行的义务。[5]在他们眼里，纳税与吃饭、穿衣没有什么区别，同样都是为了获得一种满足与享受，只不过后者提供的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而前者提供的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已。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效率基础。税收国家中形成了一系列为纳税和征税服务的制度、设施、职业和人员培养。税收国家中的税法相对复杂，普通公民和企业很难凭借自身的知识与能力来完成纳税以及其他相关事务，但税收国家中有专门的税法专业人员，他们可以提供从纳税申报到税款缴纳，从税收筹划到税收权利救济等税收活动的全程服务。这些专业人员的运作一方面方便了纳税人，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国家征税的成本，同时也就提高了国家征税的效益，使得国家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这实际上也就更好地实现了国家的税收债权。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法治保障。税收国家同时也就是法治国家，体现在税收领域就是税收法治（ruleoflawintaxation）。税收法治的实现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保障，完善的税收立法使得那些想偷逃税款的个别纳税人无漏洞可钻，强大的税收执法威慑住了个别纳税人的投机心理，公正的税收司法使得偷逃税款的纳税人甘于伏法，严密的税收监控网络使得个别税收“硕鼠”无容身之地。税收法治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

（二）建设税收国家对于纳税人的意义

建设税收国家有利于确立纳税人与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观念，提高纳税人的社会地位。[6]税收国家作为一个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纳税人和国家分别是这一互动的两极。纳税人向国家缴纳了税收，有权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向纳税人提供了公共物品，有权向纳税人征税。国家与纳税人不过是一种互利交换的关系，二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丝毫不比纳税人优越。在税收国家中，税收法治统治着（govern）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国家，均必须按照税收法治的要求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任何一方均不得享有超越税收法律的特权，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纳税人在税收国家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称呼，无论你的地位多么卑微，无论你的衣衫多么褴褛，只要你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是纳税人”，任何权威都要向你肃然起敬，任何高官都要向你低头。在税收国家中，纳税人是真正的主人，税收国家是纳税人的天堂。

税收国家建立了一整套为纳税人服务的制度、设施，并有专业的税法职业予以保障。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机关会向纳税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不仅告诉你应当如何纳税人，还告诉你如何纳税将使你的税负最轻。（注释：美国主管税收事务的最高机构——国内税收署，在1953年之前称为BureauofInternalRevenue，现在称为InternalRevenueService，更贴切的翻译应该为“国内税收服务署”。从Bureau到Service，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观念转变是重大的，国内税收服务署从一个管理纳税人的政府机关变成了一个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公共机关。SeePatriciaT.Morgan,TaxProcedureandTaxFraudinaNutshell,WestGroup1999,p.5.在此，笔者大胆建议将我国的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改为“国家税收服务局”和“地方税收服务局”。这样既可以充分体现税务局为纳税人服务的宗旨，又可以与我国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警察”等称呼相呼应，共同组成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组织体系。）税务顾问、税务人、税务律师等一系列社会专业人员会为纳税人的纳税事项提供全程服务，从而使得纳税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能给自己带来更大收益的活动中去。

税收国家的税收法治为纳税人权益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完善的税收立法详细规定了纳税人作为税收国家的真正主人所享有的各项税收权益，强大的执法、公正的司法以及完备的法律监督体系都在向纳税人诉说着一个永恒的承诺：你们的权利可以得到最充分的保障！

（三）建设税收国家对于税收法治的意义

严格地说，建设税收国家的过程就是就设税收法治的过程。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从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的角度讲是税收国家，从税收领域实现了法治状态来讲是税收法治；税收国家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基础的成分，税收法治则更多地强调了上层建筑的成分；但二者在实质上是统一的。

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相辅相成的，税收国家为税收法治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税收法治为税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政治保障。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齐头并进的：税收国家建成之日就是实现了税收法治之时，税收法治建成之日也就是实现了税收国家之时。

四、我国建设税收国家的对策

（一）建设税收国家的立法对策

税收国家是在税收领域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建设税收国家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因此，我国加快税收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在税收宪法层次，目前最紧要的目标是进行税收立宪，即把最基本的税收事项以及人民和国家最基本的税收关系规定在宪法之中。纵观世界各国宪法，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在宪法中对有关税收的根本事项予以规范，我国作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追赶发达国家的世界大国，更应该尽快在宪法中对有关税收的基本事项予以规范。税收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税收征纳关系和公共物品提供关系，因此，税收宪法中首先应当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以及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领域的“帝王条款”，也是实现税收法治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税收宪法中应当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国家是纳税人的国家，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纳税人作为主人的地位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税收宪法中应当明确规定纳税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如依法纳税、税负从轻、诚实推定和权利救济等。由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是税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广义的税收宪法还应当包括有关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相关规定。[7]

在税收法律层次，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开征、减免和其他基本要素均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税收法律将承担起详细规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和全面保障纳税人权利的重任。税收法律也将是税收法律规范存在的最主要的形式，是税收法治的基础，是实现税收国家最基本的保障。税收立法需要以税收宪法为根本指导，遵循税收宪法的理念和基本原则来制定，用基本法律的形式来展现税收国家中纳税人和国家的权利义务。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层次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税收法律的层次，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在整个税收领域具有统帅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全面建设税收法治的大厦。在税收行政法规层次，除了上文提到的把基本的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的层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了确保税收法律的实施而制定相应的税收实施细则，如果说税收法律的作用是形成一张税收法制之网的话，那么，税收行政法规的作用就是将这张网的网眼做得尽量小一些。目前，我国大量的税收实施细则都是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在税收国家中，这些权利应主要由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来行使。

（二）建设税收国家的执法对策

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的执法系统予以实施，“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完善的执法系统，所有的税收法律规范都只能相当于一张白纸，因此，严格税收执法，实现税务领域的依法行政是税收国家的题中应有之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一切法律主体均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收法治的基本要求是纳税人依法纳税，国家依法征税，而核心在于国家依法征税。因此，严格税收执法，实现税务领域的依法行政是税收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

提高我国税收领域的执法水平，除了以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的存在为前提以外，最重要的是实现依法行政。依法行政，首先需要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的法治素质，取消执法人员的特权观念，强调执法人员与纳税人一样处于税法的制约之下，税务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与纳税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次要建立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通过税收执法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标；再次是赋予纳税人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通过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机制来制约税收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间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标；最后是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通过上级税收执法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整个社会的监督机制来对税收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税收执法行为予以监督，从而确保税收领域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三）建设税收国家的司法对策

法治国家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要由法院来解决，（注释：司法被认作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像社会的镜子，镜子若看不清楚，社会正义就会出问题。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中，司法应扮演稳定社会秩序、带动社会进步的角色。在法律文化启蒙方面，的确只有法官才能最终使国民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参见韩世远.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J].法学研究,1995(4).）因此，建设税收国家必然要求加强税收司法，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税收司法建设很不健全，一方面法院缺少专门的税法人才，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法院仅享有十分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实际上无法对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合宪性予以审查，限制了法院在推进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作用。:

建设税收国家，首先需要设立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以应对税务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世界上税收国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大多都有专门处理税务案件的税务法庭或税务法院。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现状，可以考虑首先设置税务法庭。设立税务法庭是应对税务案件的专业性和大量性、实现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设立税务法庭具有现实可能性，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各地已经有了相关实践，社会已经培养了大批税法专业人才。税务法庭的受案范围包括税务方面的民事和行政案件。在地域管辖方面，对于民事税务案件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对于行政税务案件则按照行政诉讼法关于法院管辖的规定处理。在级别管辖方面，一般的税务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特别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不作为一审法院受理税务案件，在特殊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直接受理税务案件。[8]其次，需要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更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充分发挥法院在税收国家建设进程中的能动作用。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现状，可以考虑赋予法院对于税收行政法规以下的税收部门规章和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权，如果法院在审理税务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税收宪法、税收法律或税收行政法规，法院有权拒绝适用这些规范性文件，从而间接否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在事实上的法律效力，[9]同时，法院可以建议相应的制定机关对这些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者建议有权机关宣布这些规范性文件无效。

税收国家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建设同时进行，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税收国家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但只要我们能坚定社会主义税收国家的发展方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税收国家一定会巍然屹立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之上。

参考文献

[1].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J].人民日报,2005-2-20,(1).

[2]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J].江苏社会科学,2000(1).

[3][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M].陈刚等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2.

[4]叶振鹏、张馨.公共财政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

[5]PatriciaT.Morgan,TaxProcedureandTaxFraudinaNutshell,WestGroup1999,p.1.

[6]翟继光.税收法律关系研究[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0(2).

[7]翟继光.税收立宪的主要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J].财税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4篇

税收是公民因为公用品而向国家付出价格或贡献，这一价格同时也体现其价值；且能够适度反映并影响与之相应的各方价值和财务及资信状况。或，由于“税收与计税价值的函数与反函数关系”，因此客观上存在“与税收相应的价值、资信、诚信体系”。据此可以惩恶扬善，减缓信息不对称问题，增进市场透明，促进市场运行，防范风险与危机……

关键词：税收 价格 价值 资信 诚信 信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欺诈、财务造假、债务危机、富人逃税、环境和资源及社会保障等问题不断暴露……一件件案例显示：资本的贪婪、欺诈，信息不对称，乃至“信息黑洞”，以及现有监控或调控体制的失效，既是市场与制度的弊病，也是危机的主因，并最终导致市场的崩溃。如何医治这些弊病？

一、导言

本文谨在“税收价格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的基础上，提出“税收价格与价值论”及“税务资信”等思想，希望有助于解决或减缓问题。简要地讲就是：

税收是公民因为公用品而向国家付出价格或贡献，这一价格同时也体现其价值，且能够适度反映并影响与之相应的各方价值和财务及资信，应予承认并使用。

换而言之，税收源于经济、反映经济，反作用于经济，是国家按照法定比例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是基本的经济杠杆和自动稳定器，因此税收价格，堪称税收杠杆上的“星”――是税收主体的价值、资信、涉税信用、社会贡献等重要标志，由此可以建立并应用“与税收相应的价值、资信、诚信体系”――从而惩恶扬善，维护公正与秩序，增加市场透明度，减缓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风险与危机，促进市场运转。

（一）税收价格

根据税收价格理论和税收计征规定：

产品（货物、财产）总价格=产品（货物、财产）不含税价格+公用品价格（公民因为公用品而向国家付出的贡献或价格――税收）。（公式1）

公用品价格（税收）=产品（货物、财产）计税价格*税率。（公式2）

“产品（货物、财产）”以下统称“财产”。

（二）税收价值

根据上述公式，税收价格反映其价值（包括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

财产总价值=公用品价值（税收绝对价值）+财产不含税价值（税收相对价值）

（公式3）

换而言之，由于国家按财产价值的法定比例课税，因此税收也反过来体现其对应的价值（包括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就是说：税收是公民财产价值的国家“计价”，是财产、身价和社会贡献的衡量、计价、标志、证明、函数。即：

Tax=F（value）， Value=F（Tax）。（公式4）

（三）维护税收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承认并保障相关方的财产和权益

税收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共同组成产品的社会总价值，其中任何一方的伤害，都最终影响社会总价值，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和则共赢，乱则皆输。

建立国际星级税务资信（码）体系――与税收相应的价值、资信、诚信体系，使诚信守法者得到认可和保护，无良者受到关注或惩戒，维护社会公正。

税务资信码（T*）=（税收主体一定时期内单项或综合）税收绝对价值指数 *税收相对价值指数 /…（特别资信）（公式5）

税收绝对价值指数，即税收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税收绝对额的数量级；而税收相对价值指数，则表示税收与其相对价值之比，反映税收相对于经济要素数据的深度；特别资信，记录因无良原因而进行特别纳税调整所涉及的税收指数和信用事项。它们共同组成税收主体的“税务资信（码）体系”，并以“星级化”、“国际化”的方式运用。

亦即，以税收价值（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及特别资信为基础，建立“国际星级税务资信体系”，反映乃至影响税收主体的价值和资信以及诚信状况等。

由此，通过税收价值，引领价值取向，增进自律性与他律性；通过税务资信的星级，适度披露相关方价值、资信、诚信等指标，增加市场透明度，减缓信息不对称程度；通过税收调节与相关制度，惩恶扬善，平抑贪婪与欺诈、垄断和暴利、特权和不公等矛盾，解决市场的某些弊病，包括贸易、金融、社保、投资、监管等方面的某些问题，减少欺诈与风险，促进市场运转，减轻危机程度。

二、税收价格与价值论

关于税收的起源、本质与属性，历来有多种说法，当然也包括以下论述：税收价格论与贡献论。

（一）税收价格论与贡献论

1、税收价格论

税收是公民因为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税收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税收契约的客体。参见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Erik Robert Lindahl，1891-1960）的“税收价格论”。

从税收价格论和税收的计征角度看：

财产总价格=财产的不含税价格+公用品价格（税收） 公式1

公用品价格（税收）=财产计税价格*税率 公式2

税收价格论数例：

例1. 历久弥新的中国传统的租税论。税收是什么？《说文解字》：“税，租也。从禾，兑（亦）声。”“租，田赋也。从禾，且（亦）声。”即：税收是国家基于“公田”（公共品）的产出而收的租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从夏商周的“井田制”到隋唐的“均田制”，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和相应的税收制度。它包括以下含义：

（1）“税”的来源是“租”――国家就“公田”（公用品）收取的租金。北魏、隋唐（唐初）的公田制（均田制）和租调制（或租庸调制），都明文规定，“税”是“公田”（公用品）之“租”。（春秋时的鲁国“初税亩”，则是对私人开垦的“公共荒地”征税。）

（2）“税”的本质是“兑”―― 变易、兑换。国家承认人民对“公田”的使用权，或直接向人民“均分公田”，而人民则向国家纳“租”。

（3）税收按“财产”（公田的数量）和“产出”征收。

（4）“税”作为“公田”（公用品）的租金，体现“财产资源税”、“产品税”、“收入税”的统一，集“财产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于一体。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八家为一。梁传曰。古者公田为居……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此古田之制。”《康熙字典》：“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

实行上述税收制度的时代，都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而一旦上述制度遭到破坏，则社会走向衰败、瓦解，甚至人亡政息。

例2，土地增值税、环境资源税、社保税与（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等等，这些都能体现税收的本质――公民因使用公共资源（或公用品的转移价值）而支付价格。

2、税收贡献论

税收价格也是一种“贡献尺度”。税收是公民因为公用品而向国家付出的贡献，是公民对公共利益的回馈。税收的绝对额和相对额，则是这种贡献或功德的度量。

《说文解字》：“贡（赋），献功也；功，以劳定国也。”《说文解字注》（段玉裁）：“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按：贡（赋），即“contribute， contribution，tribute”。

（二）税收价值论

从上述“税收价格论”和税收的计征（公式1和公式2）看，税收价格还同时体现着税收价值（包括税收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税收绝对价值是指：税收的绝对额所对应的公用品价值；税收相对价值是指：与纳税相对的财产价值。

财产总价值=公用品价值（税收绝对价值）+财产不含税价值（税收相对价值）

公式3

1、 税收价格首先反映其绝对价值

即：税收的绝对额所对应的公用品（转移）价值。

犹如工厂的土地和道路、办公设施、科研费用、安保费用、管理费用、福利费用等费用的归集和分配及价值转移，公民支付或负担的流转税、财产资源税、社保税或公积金、所得税等，这些税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应着公用品（转移）价值及相关权责。见下表：

例如：土地增值（税）的“秘密”：税收与公用品价值。

土地增值=a（税收投入到公用品的转移价值）+b（税收投入到公用品的价值增值）

一般的财产（包括房产），都会因使用和时间而贬值，土地为何能能保值或增值呢？这是因为，它获得了：

税收直接投入到公用品的转移价值――国家通过税收对当地交通、教育、医疗、安保、市政等投入，使得“地主”和“住客”都“坐享其成”。

由上述税收投入到公用品产生的价值增值：社会安定、人口和结构改善、产业变化等带来人类劳动的集约价值――犹如“量本利效应”和“几何体形变效应”――表面积和厚度一定的中空几何体由“形变”引起的的容积增加――面数越多，各面的大小越均匀、流畅，容积越大，使用效益越大。

2、税收价格还反映其相对价值：与纳税相应的财产价值（财务数据）和相关权责

公用品价格（税收）=产品（货物、财产）计税价格*税率。

通过上述公式，可以看出：由于国家按财产价值的法定比例课税，因此税收也反过来体现其对应的相对价值。就是说：税收是公民财产价值的国家“计价”或函数。即：

Tax=F（value），

Value=F（Tax）。公式4

公式中的F（tax）――与税收相应的财产价值（财务数据）和相关权责等，不妨称之为“税收财务价值（数据）”，简写为“F（t）”。其中价值（Value）可以是含税价值，也可以是不含税价值。

在财务分析中，既可以用税收的绝对价值映射（代表）其相应的财产价值（财务数据）；也可以用税收的反函数，倒推出相应的财产价值（税收相对价值和财务数据）。见下表：

3、税收价值与财务状况的比对分析

从税收价格论和税收的计征（公式1、2、3、4）角度看：由于国家按财产价值的法定比例课税，因此税收也反过来体现其对应的价值（包括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财务状况等。可以说：税收是公民贡献和“身价”的国家计价，是财务状况的直接证明，并且这种证明以其实际交纳的税金作为保证。

从财务角度看，国家税收所对应的财产价值、财务数据――F（tax），是以国家税收的计征为基础，以税务稽核为检验，以税票为凭证，“以实纳税金为根本――保证和信誉”，相对于其他财务数据，其“含金量”和权威性高。因此，不妨姑且称之为“金根财务数据”或“金根指数”。它包括相对的两部分：税收绝对价值税收相对价值（财务数据）。

例如，所得税（对应、体现）利润，每股所得税（或利股红所得税）（对应、体现）每股利润和每股价值……参见：“税收价值与基本财务信息表”和“税收价值与财务分析信息表”。

税收价值（绝对价值或税收相对价值）可以反映财务信息。税收价值与财务状况的比对分析，可以应用于财务和金融等分析与管理系统中。

4、税收价格与价值、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的关系

上述公式还揭示：税收价格和税收价值、税收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是对立统一的。

（1）税收价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

税收价格，即为税款金额。税收价值是与税收相对的公用品价值，即：在一定的税收投入基础上的公用品价值。

税收价格和价值有对立之处。人们希望支付的税收少，得到的公用品价值和收益大。

税收价格和税收价值又是统一的。例如：税收资金对科技、安保、市政等等投入增加，税收价值提高，社会安定，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改善，则生产力提高，就业和收入增长；与此相对，税收收入也同步增加。

（2）税收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税收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是对立的。其中任何一方的过度扩张，都影响另一方的价值实现。

另一方面，税收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也是统一的。两者互为需要，互相支撑，互相转换。税收的绝对价值能够体现相对价值；根据相对价值，也能计算绝对价值。两者共同推动并组成产品价值和GDP的实现。例如，国家税收的科技投入，可转换为生产力和产品价值；市政等投入转化为房地产价值；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投入，使得政通人和社会繁荣，从而产生劳动集约价值。同时，产品价值增加，又带来国家税收的增加。

5、税收价格与价值，同相关经济要素、市场及国家的关系

税收价格与价值，同相关经济要素密切联系，同市场运行、国家运转相互依存。

（1）税收价格与价值，同相关经济要素的关系

税收源于经济，反映经济。由于税收参与国民经济多环节、多层次的分配，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环节不同税种的“税收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经济数据。

如：分析价格、价值、资产、销售、利润、负债、信贷等诸要素相互关系（略）。

再如：分析项目或产品（包括房地产、资源、金融等）买卖或投资中，诸方面利益关系、价税关系、信贷决策等（略）。

（2）税收价格与价值，同相关市场及国家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价格与价值，同市场运行、国家运转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欺诈、财务造假、债务危机、富人逃税、环境和资源及社会保障等问题不断暴露。从世界经济危机、市场崩溃，到中国的房地产和金融问题及社会问题等，不一而足……

一件件案例显示：资本的贪婪、欺诈，信息不对称，乃至“信息黑洞”，监控和调控手段的失效，既是市场经济的弊病，也是危机的主因，并最终导致市场失败或国家危机，包括：美国次贷危机，中国“地主”与利益集团的贪婪导致的楼市高危、过剩与紧缺、市场失效等，以及国际国内市场诸多产业、金融等矛盾。

税收价格与价值（包括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同时反映并调节相关各方的价值和财务状况，应予承认并应用。通过税收价格与价值，可以展示或发现信息，知己知彼，采取宏观与微观措施、集体与个体措施、事前与事后措施，防范风险，缓解危机；在人类社会“食物链”和人与自然的“食物链”上，各利益主体彼此“共生”，相克相生，相反相成，和谐发展，而不是一方将另一方“吃尽灭绝”。

（三）税收价格与价值论的要求

维护税收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完善财税和金融体制，平抑贪婪与不公，减缓“信息不对称”程度，防范风险与危机，促进市场、社会、国家的和谐发展。

承认并保护各方的税收价值（包括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并使之得到应用，实现价值增值。

维护社会公正，平抑贪婪与不公。从税收价格和价值公式可以看出，税收价格与价值、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因此，税款的征收与使用、负担与收益，税收分配（征、免、退、用等）对象、依据、环节等的确定，各方利益和权责的调整等等，都需要公平合理，责权利匹配，包括反暴利、反欺诈、反垄断、反特权等。

建立健全“税务资信体系”，即“财产-财务-金融-税收-信用-信息”管理与服务一体化，减缓“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上述要求的基础上，各利益主体（包括市场主体与国家），各司其职，采取监控和调节措施，惩恶扬善，防范风险，维持秩序，维护公正，促进各方和谐发展。

（四）“税收价格与价值论”同其他相关理论紧密相联

1、税收价格论（Appling Tax Price Theory，Erik Robert Lindah， Swedish）

税收是公民为了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税收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一种“交换”。

2、经济调节说（或“税收调节”，Tax adjustment）

由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失灵，税收除了筹集财政资金的职能外，还有调节经济运行等职能。通过税收，调节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增进社会福利，刺激投资和消费，促进就业，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3、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George A. Akerlof， Michael Spence， Joseph Eugene Stiglitz， American）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在相对的经济个体之间的信息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这种状态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其危害，政府应加强对经济的监督，使信息尽量由不对称到对称，由此更正由市场机制所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

4、其他税收学说，如交换说、保险说、义务说等等

税收价格说、交换说、保险说、义务说等学说阐述了税收与国家的关系、公用品（包括有形或无形的公用品）和个人财产及市场的交互关系；经济调节说讲述了市场的失效、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职能；信息不对称理论则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并最终导致市场的失效，人们应重视信息资源，政府应对经济运行进行监督。

本文的观点与这些学说是紧密相联的，是上述学说的补充。特别是：针对因信息不对称、市场失效、现行监控与调控措施的失灵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国家危机，主张通过税收价格与价值（包括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反映并调节相关各方的价值和财务状况及资信，以解决或缓解矛盾。

关于“税收价格与价值理论”的应用和“税务资信（码）体系”的建立等，略。

参考文献：

[1]Appling Tax Price Theory Erik Robert Lindah（1891～1960， Swedish）

[2]The Leviathan， Thomas Hobbes（1588～1679，English）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hobbes/

[3]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 American：George A. Akerlof， Michael Spence， Joseph Eugene Stiglitz “1 Introduction”， “2 Key Concepts of the Theory”.

[4]《康熙字典》：贡、税、租、井、田.康熙皇帝（1654～1722）御制.张玉书（1642～1711）、陈廷敬（1638～1712）等编撰.http：///

[5]《说文解字》：贡、井、税、租.许慎，约58年-约147年，中国

税收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家族企业 税收激进行为 政治关联 企业经营年限 地区市场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65-12

一、引言

税收作为政府向企业留存资源的一种强制分享，对投资者或股东而言，意味着现金流的减少，因此投资者或股东天然有动力通过合法的税务筹划或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来降低企业税负，此即所谓税收激进行为。①对政府而言，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显然意味着税收收入的降低，因此政府必然会通过有效的税收征管来约束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而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时期，由于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民营企业的企业主往往会通过与政府发生联系来获取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或通过向政府部门寻租等途径或方式来掩盖自身的税收激进行为。

关于政治关联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税负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有的文献认为政治关联会增加企业的税负。例如，Zimmerman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因其政治背景或社会声誉而使企业受到税务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导致企业承担更重的税负；②冯延超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税负要明显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综合税负越高。③而另有一些文献却认为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税负。例如，Faccio认为政治关联企业会利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双重委托理论模型构建的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研究”（7050202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1-0412）

① Hanlon M. and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50， no.2， 2010， pp.127～128.

② Zimmerman I.， “Accounting for Interest by Real Estate Develop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8，no.1，1986，pp.37～51.

③ T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

争取到更多的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从而使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Faccio M.，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ally Connected and Nonconnected Firms：A Cross Country Analysis，”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39， no.3， 2010， pp.905～928.罗党论和魏翥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大。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还有少量文献则认为，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姚圣和徐颂对于2009-2011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度与企业综合税负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姚圣、徐颂：《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很显然，关于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税负之间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这客观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旨在考察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因素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1）以往文献大多从政府角度或企业被动角度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缺乏从企业主动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其制定纳税政策的研究，本文拟利用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视角来分析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的纳税制定；（2）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具有更加复杂的冲突和属性，其不仅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最大化，也追求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目标，有时候后者甚至更为重要，Gomez-Mejia L. R.， Haynes K. T.， Nunez-Nickel M.， Jacobson K. J. L. and Moyano-Fuentes J.，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2， no.1， 2007， pp.106～137.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寻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展开讨论，而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分析政治关联和家族企业税收关系的研究则十分罕见，本文拟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3）政治关联作为家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一种主动寻求，势必会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往文献多从税收征管力度、审计力度、税收政策改变等政府治理行为的微观视角进行了考察，本文拟从地区市场化进程这一宏观视角考察其对政治关联家族企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拟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利用2010-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有效样本数据，首先分析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和不同政治关联程度会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产生的影响，继而进一步考察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这种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家族企业与社会情感财富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学术界完全接受的家族企业定义，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保护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的本质属性，也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最大特点。Chrisman J. J. and Patel P. C.， “Variations in R&D Investmen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Behavioral Agency and Myopic Loss Aversion Perspectiv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5， no.4， 2012， pp.976～997；吴炳德、陈凌：《社会情感财富与研发投资组合：家族治理的影响》，《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8期。社会情感财富属于非经济范畴，其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甚至被冠之以“伞状概念”。窦军生、张玲丽、王宁：《社会情感财富框架的理论溯源与应用前沿追踪：基于家族企业研究视角》，《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2期。具体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密、满足自身特殊情感的需要、家族价值观及财产的传承、基于亲缘关系的利他主义、建立和维护正面的家族形象和声誉、Sharma P. and Manikutty S.， “Strategic Divestments in Family Firms：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29， no.3， 2005， pp.293～311.累e社会资本，Zellweger T. M. and Astrachan J. H.， “On the Emotional Value of Owning a Firm，”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1， no.4， 2008， pp.347～363.等等。而关于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划分也没有一致结论。例如，Gomez-Mejia等将社会情感财富划分为三个维度：与企业相关联的情感、基于家族文化的家族价值观、利他主义；Gomez-Mejia L.R.， Cruz C.， Berrone P. and Castro D.， “The Bind That Ties：Socioemo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in Family Firm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5， no.1， 2011， pp.653～707.而Berrone等则将其划分为五个维度：家族控制与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感、紧密的社会关系、情感归属、传承意愿。Berrone P.， Cruz C. and Gomez-Mejia L. R.，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Assessment Approaches，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5， no.3， 2012， pp.258～279.虽然社会情感财富的内涵和维度十分丰富，但其对于家族企业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系家族对于企业的长久管理和控制；二是依靠企业建立良好的家族形象和高度统一的家族价值观；三是对家族和利益相关者实施利他主义。本文正是基于此来判断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情况。

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较为复杂的成本和风险，除了企业本身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还包括被税务部门发现之后的罚款以及由此引发的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等，尤其是激进行为败露时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声誉损失。Chen S.， Chen X.， Cheng Q. and Shevlin T.，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95， no.1， 2010， pp.41～61； 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由此可见，税收激进行为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具有重要的影响，反之，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既是税收激进行为的一种隐性成本，也是企业制定纳税政策时需要衡量的重要因素。

2. 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Fisman最早把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称为政治关联。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 no.4， 2001， pp.1095～1102.其后，Faccio、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6， no.1， 2006， pp.369～386.Claessens等、Claessens S.，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8， no.3， 2008， pp.554～580.Goldman等Goldman E.， et al.， “Do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Affect Firm Valu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2， no.6， 2009， pp.2331～2360.又进一步将曾在政府任职、政治捐赠、参与政治活动等纳入到政治关联的范围内。显然，无论政治关联的范围如何，政治关联都可以帮助家族企业了解政策动向、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或向政府寻租、影响政策制定，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

首先，基于政治关联，家族企业可以在面临发展障碍时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从而拓展自身发展空间，Hillman A. J.， et al.，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0， no.6， 2004， pp.837～857.也可以在产权保护不力、法制不完善、金融发展落后等不利环境中寻求其发展的必要资源，Leuz C. and Oberholzer G. F.，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Global Financing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1， no.2， 2006， pp.411～439.因此，政治关联对于促进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规避制度风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即，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次，家族传承作为家族企业的核心内涵，最重要的就是家族接班人对创始人默会知识和社会关系的继承，而政治关联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家族企业未来发展中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维系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家族企业希望利用更多的纳税和利益输送来支持本地区的发展，进而取悦政府和税务部门，以达到“家业常青”的目的。再次，家族企业主参政议政，在政府中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多是在其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亦即，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主多是成功商人或明星企业家，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其关注度很高，家族企业主本身具有很强的声誉考虑和约束，因而他们更不会倾向于进行激进的税收行为，以避免损害其个人声誉和家族企业的长久发展，同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重点监管，其纳税行为对行业的其他企业具有示范作用，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也会对其进行重点关注，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败露，便会影响到企业和高管的声誉，冯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进而造成家族声誉的恶化和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由此可见，当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衡量税收激进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时，尽管税收激进行为带来了现金流增加等短期利益，但家族企业更加看重其背后所带来的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损失，更加重视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和存续。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更低，亦即，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由上所述，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因更加重视其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和存续而会采取更加保守的纳税政策，那么具有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是否也会采取不同的税收激进行为呢？首先，家族企业具有更深的政治关联程度一般表现为家族企业主担任更高级别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等，同时会受到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成为“明星企业”，尤其家族企业主或高管担任各级政治职务的企业的纳税行为更是在整个行业起到示范作用，政府为了保证当地财政收入，会对政治关联程度更深的家族企业进行重点监管。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被发现，其对家族声誉和家族形象所造成的损害将是不可挽回的，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也会造成重大打击，基于此，具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会选择依法纳税，降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风险；其次，拥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意味着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慈善捐款、环境保护、提供就业、合法纳税等，社会各界和中小股东也会依据其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进行投资评估，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败露，机构投资者和中小股东会对企业未来发展做出不利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股价和融资等，不利于家族的长久控制和管理；再次，具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主在家族中更容易形成家族权威，从而更加合理地分配企业资源实施利他行为，而税收激进行为的÷痘岫约易迤笠抵鞯娜ㄍ形成挑战，继而影响利他主义在家族的发挥和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亦即，家族企业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家族权威地位和利他主义的作用，不会采取冒险的税收政策。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深，其税收激进程度越低。

3. 政治关联和企业经营年限、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交互影响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代际传承和家业长青是家族企业追求的长期目标，为了这些目标，家族企业甚至愿意牺牲短期利益。Gomez-Mejia L. R.， Haynes K. T.， Nunez-Nickel M.， Jacobson K. J. L. and Moyano-Fuentes J.，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2， no.1， 2007， pp.106～137； Berrone P.， Cruz C. and Gomez-Mejia L. R.，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Assessment Approaches，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5， no.3， 2012， pp.258～279.随着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家族股东和家族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家族企业主（一般为企业的创始人）对家族企业的感情会更加深厚。因此，相比于短期的经济利益，家族企业主和家族股东更注重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家族声誉以及根植于企业的家族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情感财富。

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因其政治身份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点关注，且政治关联的程度越深，受到的重点关注越多。而随着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企业主本人的声誉也与企业声誉和家族声誉联系得更加紧密，一旦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甚至非法的税收激进活动被政府监管部门发现，家族企业和企业主本人的社会声誉将受到严重的伤害。同时，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也意味着家族二代涉入的增加和传承问题的推进，家族企业在传承期间更加偏向于稳健的经营战略以实现二代顺利接班和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赵晶、张书博、祝丽敏：《传承人合法性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8期。其更不可能实施冒险的税收激进政策。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家族企业经营年限越长，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

一般而言，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著占优，亦即表现为更好的产权保护水平、更完善的产业化体系、更高程度的金融发展水平等。刘放、杨筝、杨曦：《制度环境、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管理评论》2016年第2期。这些特征一方面降低了家族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得家族企业的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并能充分发挥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对于家族资产的保有、存续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有效改进了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使得地区内的信息充分流动和公平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随着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家族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会没有强烈的意愿再去取悦政府官员。同时，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家族企业由于外部竞争压力的增大，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寻求家族财富的增长和企业留存利润的增加，以维护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4：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高，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弱。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Pindado等、Pindado J.， Requejo I. and Torre C.， “Family Control an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uro Zon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17， no.5， 2011， pp.1389～1409.翁宵サ任滔ァ⑼蹩嗣鳌⒙莱そ：《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IPO抑价率的影响》，《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的做法，将家族企业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整个家族且持有的终极控制权比例不低于10%的企业。据此，本文选取2010-2014年的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ST和*ST、金融业、交叉上市、资不抵债和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共得到有效企业-年度观察样本共计2847个，样本的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政治关联的数据则是基于手工整理源自百度搜索、和讯网、上交所信息披露网以及深交所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咨询网等关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背景披露资料而得，同时辅以对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高管资料与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的相关披露进行比对，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政治关联样本的准确性。

2. 变量说明

（1）因变量。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是本文的因变量。在我国，相比流转税和财产税，所得税有着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操纵空间，导致企业的名义税率与其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金鑫和雷光勇总结了适合中国情景下的三种税收激进程度计算方法：有效税率（ETR）、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利用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DD_BTD）。金鑫、雷光勇：《审计监督、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税收激进度》，《审计研究》2011年第5期。本文在参考江轩宇、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蔡地和_进辉蔡地、罗进辉：《CEO类型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吗？》，《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的做法后，使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作为税收激进程度的度量方法，其值等于[公司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年末所得税税率]/上一年资产总额，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有效税率（ETR）和固定效应残差法（DD_BTD）两种方法。

（2）自变量。政治关联（PC）是本文的自变量。关于政治关联的测量，本文借鉴李维安和徐业坤的做法，以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作为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测量维度。李维安、徐业坤：《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其中：①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为虚拟变量，实际控制人如果担任或曾经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的则计为1，否则计为0；②政治关联程度CPD，本文借鉴并改进罗党论和魏翥的做法，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将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进行赋分，在担任非政府官员类（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中：全国级人大政协常委6分、全国级人大政协委员或党代表5分、省级人大政协常委4分、省级人大政协常委或党代表3分、地市及以下级人大政协常委2分、地市及以下级人大政协委员或党代表1分；在担任政府官员类中：副省部级及以上7分、正厅级6分、副厅级5分、正处级4分、副处级3分、正科级2分、副科及以下级1分；不是以上两种情况的取值为0。两类分别取最高分然后加总作为政治关联程度CPD的取值。

（3）调节变量。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是本文的调节变量。企业经营年限（Age）取值等于考察年度减去企业成立年度之差加1后取自然对数，Age取值越大，说明家族企业经营年限越长；地区市场化程度（Mkt）则参考樊纲和王小鲁的数据，其取值等于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指数得分。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4）控制变量。本文基于国内外税收激进行为或活动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确定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κ；资产负债率（Leverage）等于总负债/总资产；资产收益率（Roa）等于税前利润/总资产；无形资产比率（Intan）等于无形资产/总资产；固定资产比率（Ppe）等于固定资产/总资产；账面市值比（Mtb）等于股东权益/公司市值；同时，本文引入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的相关影响。

本文所涉变量及其度量具体见表1所示的变量说明表。

3. 模型设定

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家族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

首先通过OLS方法来检验假设H1和H2：

Tax_Aggit=β0+β1PCit+β2Sizeit+β3Leverageit+β4Roait+β5Intanit+β6Ppeit+β7Mtbit+Year&Indu Dummies+εit（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Tax_Agg表示税收激进程度（包括ETR、BTD、DD_BTD），PC为政治关联（CPC和CPD）的变量，Size为企业规模，Leverage为资产负债率，Roa为资产收益率，Intan为无形资产比率，Ppe为固定资产比率，Mtb为账面市值比，Year & Indu Dummies为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7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但式（1）的回归分析并没有考虑到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现实情况中纳税表现良好的家族企业主更容易获得政府的青睐从而被推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Hausman检验也表明：政治关联变量（包括CPC、CPD）具有显著的内生性。本文拟采取邓建平等的做法，用企业注册地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来解决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企业注册地变量（LOC）的定义：如果公司的注册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因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市场的开放程度高，使得这些地区的家族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从而对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上，企业的注册地不同并不会对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2SLS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PCit=μ0+μ1LOCit+μ2Sizeit+μ3Leverageit+μ4Roait+μ5Intanit+μ6Ppeit+μ7Mtbit+Year&Indu Dummies+δit（2）

Tax_Aggit=λ0+λ1PCit+λ2Sizeit+λ3Leverageit+λ4Roait+λ5Intanit+λ6Ppeit+λ7Mtbit+Year&Indu Dummies+θit（3）

其中，LOC为企业注册地变量，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式（1）相同。

式（2）作为第一阶段回归，我们考虑两种情况：①当PC为实际控制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时，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②当PC为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程度（CPD）时，采用Order Choice模型进行回归；式（3）作为第二阶段回归，政治关联变量PC仍然考虑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和政治关联程度（CPD）两种情况，并进行2SLS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显示：（1）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均值为0.004，标准差为0.034，这表明不同家族企业间的税收激进程度差异较大；（2）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的均值为0.522，表明大部分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都会寻求政治关联以保护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

2. 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各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3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与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相关系数为-0.031，符号为负意味着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更低，这与本文研究假设H1一致；政治关联程度（CPD）与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相关系数为-0.024，符号为负意味着随着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的加深，其税收激进程度越低，这与本文研究假设H2一致。此外，本文对其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膨胀因子检验（VIF值测试），结果发现，所有的VIF值均远远小于10，鉴于此，本文后述的多元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回归分析

（1）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首先采用OLS方法分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表4列示了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为不包含政治关联变量（包括CPC和CPD）的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变量（CPC），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关联程度变量（CPD）。模型（2）中，CPC的系数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对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3）中，CPD的系数为负，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税收激进行为也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4的分析结果没有考虑政治关联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接下来通过2SLS回归法对于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表5是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模型（4）的因变量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模型（5）的因变量为政治关联程度（CPD）。两个模型中，工具变量（LOC）的系数都非常显著，表明本文的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发现工具变量与第二阶段回归的残差项的相关性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2SLS回归比OLS回归的分析方法更好。表6是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模型（6）中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的系数（β=-0.046，p

（2）企业经营年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通过2SLS回归法分析不同企业经营年限下家族企I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模型（8）、（9）是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经营年限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C*Age，用以验证本文的假设H3。表7列示了企业经营年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8）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PC*Age的系数（β=-0.013，p

（3）地区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通过2SLS回归法分析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下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模型（10）、（11）是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C*Mkt，用以验证本文的假设H4。表8列示了地区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10）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PC*Mkt的系数（β=0.009，p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参考姚圣和徐颂姚圣、徐颂：《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关于企业政治关联度变量的做法，以企业高管中存在政治关联的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代替文中的两个政治关联变量CPC和CPD，重新进行2SLS回归分析。

（2）使用有效税率（ETR）和固定效应残差法（DD_BTD）来重新计算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以分离出因盈余管理造成的账面和实际税收差异，并重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本文借鉴邓建平等的做法，选用各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作为政治关联变量的工具变量，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以樊纲和王小鲁编著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作为该变量的度量指标，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并重新进行2SLS回归分析。

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了政治关联的内生性问题后，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家族企业经营年限对这种负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这种负相关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囿于篇幅，这里的回归结果未予报告。

五、结语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以2010-2014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2847个企业-年度数据为有效研究样本，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其中包括考察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此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较之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具有更低程度的税收激进行为，且随着其政治关联程度的加深，其税收激进程度会更低，而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则分别对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正向和负向调节效应。

2. 研究创新

本文主要具有以下三点研究创新：（1）突破传统的企业经济目标研究视角，从企业的非经济目标研究视角，即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寻找到了一个考察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新视角；（2）以往文献大多从政府视角或企业被动视角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的关系，本文则是从企业主动视角进行研究，丰富了企业利用自身资源留存收益、促进发展的理论研究；（3）以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地区市场化程度视角对政治关联和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相对弥补了以往文献大多从微观视角进行探讨的不足。

3. 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