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范文6篇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1篇

1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建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其中的建筑史论研究也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专业，是从建筑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在人文社会建设过程中，建筑史论研究更应以人文关怀为前提，结合地理、环境、生态、哲学、艺术、民俗、历史、土木、心理、社会、经济与交通等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开放的研究系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论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建筑学研究最为紧密。如前文所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人文与社会两个学科类型，但在我国，二者关系紧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互有借鉴。一般来说，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主要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研究过程包括问卷设计、方法与数据统计等。问卷调查首先要做问卷设计，针对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对问卷的内容、用词做合理的布置，并进行信度与效度的考证。散发问卷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做全样本的调查，可根据研究条件做具体调整。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剔除不可信的问卷结果，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田野笔记等，这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一般程序。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进入田野”，它不只是指进入所要研究的场地之中，而且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与观察强调与当地社区处于相同的情境下，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之中观察建筑与人的关系，多用于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访谈是对参与观察的补充与深化，对个别的、重要的社区人物进行访谈，挖掘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建筑或建筑遗产）的历史及其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田野笔记分为速记、日记、日志和笔记四种类型，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建筑速写、草图也是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应用

建筑史论研究中时常需要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对特定建筑历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等。总结如下：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发展研究。对相关社区人群的走访，更广泛地掌握历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应用最多，通过居民访谈了解民居的发展历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建筑与城市的文化表达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理解文化内部人群对建筑、城市空间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化阐释进行二次阐释。也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居民行为与观念有一个定量的数据统计，支撑研究论证。建筑与城市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对策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通过田野考察与问卷调查，更广泛地理解不同遗产社区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分析遗产发展趋势与保护策略。通过广泛接触，了解居民对于遗产发展的需求，制定适当的遗产保护、管理与遗产地发展策略。

2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论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之中，讲授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专业研究并重。建筑史论研究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更需要具备多科学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满足我国目前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学环节中需要加强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传达。

2.2建筑史论研究生的学科背景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大多具备建筑学本科的学历与知识体系，具备基本的建筑设计、建筑表现与建筑技术等建筑学基本能力，研究生阶段主要着重培养他们在独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均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学学科为主，在人文、社会、艺术、历史等学科建设方面有所欠缺，相应的，建筑学本科毕业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难满足研究生阶段综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础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需求

建筑学本身即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艺术、社会、技术等不同的学科专业，将建筑院校建设为综合性大学也是顺应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尤其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在现阶段难以满足建筑学，尤其是建筑史论研究的培养需要。那么在没有相应的人文、社会院系的条件下，在建筑学学科内部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成为弥补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论课程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的现实需求。

3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建筑史论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基础，同时研究选题多样、学生实践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满足基本教学条件

建筑史论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师具备应用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在教学中传授这些研究方法，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已有很多基础的教学参考书目与教材，能够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与一些涉及新技术的教学内容相比，对基础研究方法的讲授不涉及教学设备问题，现有教学条件能够满足讲授、学习需求。

3.2研究选题多样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是综合性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因此在课程选题与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或多或少均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应用这些研究方法。在课程教学环节中学习到的研究方法能够迅速、及时而有效地应用于科学研究与专业实践之中，具有教研联系密切、理论结合实际的特征。

3.3学生实践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实践必然与社会人文环境发生关系。学生在教学环节中习得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于专业实践中，如城市社会调查、建筑遗产考察、建筑修复设计、旧城区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实践方式。

4结语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2篇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3篇

1.1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地域性——以西南山地为例

按行政区域划分,我国西南地区划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等省市辖区范围；按照西南地域山地聚居的文化地理特征划分，西南地区除川、滇、黔、渝外，还应包括湘西、鄂西、陕南、桂北等山地地区。总体而论，这些地区、城市和乡村的人类聚居形态、地形地貌、气候特征以及生活习性等具有共通性。从历史上看，西南区域地方富庶，人文汇粹，城市和城镇建设的独特性构成了典型的山地人居环境聚居的形态与内容。

在城镇化进程中，西南地区集中了两种差异性特征：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山地与平原的差异。城市群集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山区经济落后，经济发展反差较大，如：重庆直辖市中心城区与三峡库区，成都平原地区与四川广大山区，昆明城市集群地区与滇西南、西北的广大山区，以及黔东南和湘西等少数民族山地聚居区域③。由于山地交通的不便与山水的阻隔，当前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多集中反映在首位度较高的大城市地区，大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缓慢，落后的状况仍然明显，大城市与小城镇地区的建设水平的差距在加大。区域性城镇化不发达，城市、镇建设的适应性理论缺乏和技术水平落后以及人才资源匮乏是影响西南山地社会经济和城乡建设发展的一个瓶颈。西南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面对的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理论研究和积累的差异：长期以来，国家层面对山地城镇规划问题的研究缺乏足够重视，理论积累和实践总结十分有限，技术力量也很薄弱。简单地搬抄平地的做法而忽视山地条件的多样性、综合性和复杂性是山地城镇建设的普遍现象。山地城镇规划与建设理论和方法（包括书目、教材、规范、标准等）缺乏，难以适应现代山地城市、镇规划和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和理论的积累也非常薄弱。

（2）城镇化进程的“植入”作用：山地的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慢于平原地区，国家城镇化进程从东向西推进，由东部影响西部。对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而言，城镇化推进和影响的作用往往以“植入”的方式进行，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影响发展慢的地区。山地区域往往在尚未有足够物质和文化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影响，被推入现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行列。山地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冲击，自身的文化传承和技术方式也逐步丧失。

（3）工程建设环境的差异：山地在地形、生态、气候、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经济投入的比份（包括规划建筑创作和技术方法），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最易将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或者以平原方式而概论山地。重赢利而损资源，重眼前而损长远，重局部而损整体，重物质而损文化，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行为在山地城市、镇建设的过程中是文化价值观问题，也是科学技术实施的地域差异性问题。

1.2山地人居环境人才培养面对的艰巨任务

自古以来，建筑学的文化定义就包含了严格意义的地域概念。因此，在今天国际主义势强、传统文化势微的情况下，不能忽略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教育的地域内涵。教育工作需要高度重视地区性和服务性问题、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任务、重视培养引导城市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人才。当前，我国建筑教育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正处在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建筑教育出现危机，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重西方而轻国学，重现代而轻传统，缺少民族文化的根基，忽视了自己文化的重要价值和作用④，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学院校年复一年地培养出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大量人才，今天的学生是明天规划和建设的设计者、教育者、管理者和开发者。他（她）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文化底蕴是决定我们事业发展走向的关键；他（她）们是国家和地区建设事业的推行者，稍有不慎，他（们）们又可能成为城市建设的“破坏”者和自己本土文化的“阻断”者。因此，当建筑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年青学子缺少对自己民族、地域文化价值的整体性认同和传承发展的自觉意识时，国家和地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建筑创作、景观建设就必然面对文化的断代和丧失问题。当前我们城市和建筑创作的肤浅和紊乱与此不无关系。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需要培养适应自己地域特点、文化底蕴、技术工程方法、社会服务意识的专门性人才队伍来扎根山地的城乡建设，为山地发展做贡献。

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思考

2.1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定义

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是对吴良镛院士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在山地问题上的创新和发展，旨在探讨在山地自然环境状态下人类聚居发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研究山地条件下人类宜居的理论与方法，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山地城乡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方法的探索[1-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山地作为支撑城市和乡村建设的基本元素（山体、河流、复杂地形、气候、生态环境构成、植物方式等）与人居环境建设的作用关系；山地人居环境建设（城市、建筑、园林、技术支撑）的四位一体在山地复杂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科学含义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理论建构、观点界定、技术方法路线等）。

2.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构成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山地人居环境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较之平原形态的“人居环境”而言，彰显出“山地”构成的科学性以及学科“城市—建筑—景观—技术支撑”四位一体的内在联系。复杂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山地问题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山地聚居的生态规律性和安全性；山地聚居丰富多元的文化性以及文化的可持续性；山地建设技术支撑层面的学科交叉和可行性

。

2.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应包括的内容

在我国山地复杂的地形、多样的文化元素、特殊的气候等客观条件下，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应包括：研究城乡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技术支撑体系“四位一体”的构成关系；研究人与用地紧张关系下的城乡建设发展和解决矛盾的途径；研究现代城市、镇建设对山地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以及科学的保护、协调和维育方法；研究大规模城市化对山地历史文化和山水形态的影响和冲击，以及保护和建设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新技术应用，如GIS和地理信息图谱技术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结合，从而形成对山地人居环境理论思维的研究创新与技术方法的拓展等。

2.4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的理论探索

2.4.1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支撑关系

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干支撑学科以“城乡规划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为构成基础，考虑山地问题的复杂性和技术综合性，将“技术科学”纳入学科构成框架，形成“四位一体”的支撑体系；由于山地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与地理学科、生态学科、环境工程学科、工程技术学科等有紧密的支持关系，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经济学科、计算机技术等有相关的学科联系。山地人居环境的研究体系由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技术层面四个层次构成，宏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镇化体系、流域人居环境、区域人居环境的生态资源保护、区域风景资源评价与规划等；中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总体规划、区域城乡统筹、山地城市控制性规划等；微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设计、地域建筑创作、山地城市、镇的历史文化保护等；技术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镇）的安全与防灾、基础设施工程、地理信息图谱技术等。

2.4.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认识

（1）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和探索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面对的科学问题：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立足国家和地区城市（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2）多学科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构成在一般人居环境意义上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独特性。山地自然环境作用于城市、建筑、大地景观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容，三位一体的关系更加突出，人与自然空间的构成更具有机性和依赖性；山地人文环境由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构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和多维性。山地人居环境研究从地域因素和人文环境的方面来建立理论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3）宏观、中观、微观、技术支持层面的整体研究方法：对应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的学科特点，整体研究山地人居环境的理论问题，并将技术支持层面贯穿在研究工作的体系中。（4）理论探索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建立在理论研究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国家和地方城市建设的具体问题（图5）。

2.4.3团队近年主要拓展的理论研究工作

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自1996年成立以来，逐步成长，进行学术成果的积淀、学术视野的开拓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住建部、教育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的课题支持下，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逐步凝练成团队的主要理论研究方向，大致可以总结成四个方面：西南山地区域城镇化研究（宏观层面）；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中观层面）；西南山地城市、镇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微观层面）；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技术支持体系（技术层面）。结合团队的发展和对研究问题的逐步深入，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团队希望在“山地人居环境生态与安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社会学、经济学问题”、“山地地区建筑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山地密集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所拓展和突破。

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工作

3.1创新研究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1996年以来，赵万民教授带领学科团队以三峡为研究对象，将人居环境的科学理论与三峡移民安居和城市建设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库区新型城镇化、总体规划的适宜方法与土地资源节约、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与安全、移民安居和新住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GIS信息图谱结合库区城市规划的应用、三峡地区风景资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系统的研究和工程实践，代表性的理论创新专著有《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资源调查》、《西南地区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三峡库区新人居环境建设十五年进展1994-2009》等，并在国内外发表了30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完成了三峡地区“城镇化”、“移民与社会学问题”、“住区空间重构”、“文化空间变迁与发展”、“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城市规划的GIS信息图谱应用”等研究并出版专著[4-6]。

团队主要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有：1997-2000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峡库区节约环境资源的城市设计方法研究”，提出“簇群”城市规划理论，成为库区规划建设的重要指导理论与实践方法；2005-2008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南地区流域开发与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提出了从流域整体视野研究三峡库区以及相关支流的人居环境建设规律，完成了“乌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等实际问题的研究，并在库区整体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利用与保护上得到了有效应用；2008-2011年，主持“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国家重大工程移民搬迁住宅区规划设计技术标准集成与示范”，提出适应三峡后期移民住区建设的三种模式：“城市社区型”、“城乡统筹型”、“农村散居型”，建成14万平方米工程示范；2013-2016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三峡时代库区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理论与方法”，将对三峡后期的人居环境建设提出“生态修复”、“工程安全”、“文化重构”的理论发展思路和实践；主持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西南山地生态安全型村镇社区与基础设计建设关键技术与示范”，将对库区村镇移民安居的生态与安全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示范。先后承担三峡库区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如万州、长寿、江津、涪陵、奉节、开县等13个移民大区（县）的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为库区人居环境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支持和指导。多项成果获得全国及省部级行业奖励。

3.2三峡库区城镇搬迁规划与移民安居建设实践工程

三峡库区集中了移民安居与社会发展、复杂山地环境的城镇建设、生态敏感地区的工程与技术安全以及多民族聚居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矛盾集中的典型地区。近18年来，赵万民教授带领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以三峡人居环境建设的紧迫任务为己任，持续探索研究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和城乡建设问题，先后完成了库区20个行政区中13个区（县）的总体规划、产业规划、详细规划及专项课题等共计50余项，规划覆盖了70%的库区区县。在研究人口空间再分布、产业结构优化和乡民安居乐业的实体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协调的结构关系的基础上，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提出了库区移民搬迁集约建设的规划模式与技术方法体系，为保障百万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库区建设完成的数十项国家和地方示范工程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建设效果，数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十一五”三峡库区移民住区示范工程⑤针对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后期安置住宅区建设，以长寿区为选点，提出移民安置模式与住宅区选址、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及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集成与创新。此研究完成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地域特色、资源节约的三峡库区后期移民住宅科技示范区的建设；创新性地提出了针对城市、城乡和农村三种类型的“社区移民型”、“城乡统筹型”、“散居移民型”规划建设模式；实施建成40多万平方米的安居住宅区，项目完成情况优良，被科技部选送参加了由科技部、中组部、国家发改委等共同主办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2011年，北京）。（2）“社区移民型”示范工程项目的科技创新价值体现在通过研究和示范，发挥移民住宅区土地的经济效益，有效规范移民住宅建设，改善聚居环境，完善环保设施，提高移民居住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2012年5月，国家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鉴定认为：示范工程户均宅基地面积比“十五”期间节约20%；农村低层住宅模块化设计率达到80%，实现节能50％；生活垃圾源头分拣分类收集率达到或超过80%，无害化处理率达100%；示范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或超过90%、再生利用率达30%。住宅建造成本平均降低120元/m2；住宅使用成本平均降低2元/月；住宅管理与维护成本平均降低4元/月，具有可以在库区后期移民工作中推广的价值⑥（图6）。（3）“散居移民型”示范工程该项目位于重庆长寿云台镇，是三峡库区农村城镇化发展中为农民居住条件改善、生态环境维育而搬迁建设的农村移民住房整治改造示范工程，其目的是提高库区农民住宅的集约化、模块化和市政设施的质量改进。项目住宅区总占地面积约10亩，建筑总面积约0.76万平方米，共46户，平均每户占地面积145m2，建筑面积165m2。工程分为三期：一期为居住功能提升；二期为风貌特色整治；三期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图7）。

3.3探索和发展西南山地城乡规划学的理论与方法

山地问题是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研究的弱点和难点，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承担国家和地方等重点课题研究，凝练山地资源与环境、生态与安全、聚居与文化保护等工程和科学的关键问题，在山地城乡规划理论研究和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成长为全国和西南山地规划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的适应性理论与方法”核心成果获得了由三位院士组成的专家组的一致肯定，是该领域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与系列实践。

团队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2008-2011）为工作核心，凝练山地城乡规划研究的理论框架，从宏观、中观、微观和技术层面对“西南山地区域城镇化”、“流域人居环境”、“历史文化保护”、“技术支持体系”进行了理论建设和研究梳理，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文30余篇，并即将出版《山地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等总结性专著。团队主编2002-2013年的《山地人居环境研究丛书》，出版28本专著，初步建立了西南山地城乡规划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山地区域城镇化和城市规划、山地城市设计、地域文化和城市建设、历史古镇保护理论与方法[7]、社会学与社区发展、工程技术与新技术等，其中赵万民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共10本。主持“《第三届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重庆）”并主编论文集出版[8]，在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团队将山地城乡规划建设的理论研究运用于工程实践，在西南山地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承担了80余项山地城市（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历史文化城镇和街区保护规划等设计项目，推动了城镇建设行业的科技进步。成果分别在省市、住建部评优中获奖，产生了很好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影响力，其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⑦。

3.4典型案例

3.4.1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林博览园主展馆建筑群与环境设计

2011年，学科团队完成重庆市园博园主展馆建筑群和大门入口广场等规划、建筑和景观的设计，并指导实施建设（图8-9）。项目获“2012年度重庆市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一等奖”。项目以“园林，让城市更加美好”为主题进行地域化建筑创作和环境设计，提出“山水生态、资源节约”的设计理念，运用生态技术、创新环保技术引领园林科技发展，提出建设低碳园林和主题建筑以及广场的设计思路和方法，高品质、高标准、高水平地建设本届园博会，彰显了“山水立体园博会”的特色。

3.4.2西南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学科团队完成西南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设计和研究项目近20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如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保护规划、眉山三苏祠周边环境调控规划等；编制完成重庆市12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规划，编写出版历史城镇保护书籍10部；探索研究关于山地历史城镇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建设实施的设计方法、历史城镇保护的管理模式等，有效推动了重庆市6个部级历史城镇（龙潭、安居、宁厂、丰盛、松溉、走马）的申报工作，为西南山地历史文化城镇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做出了有价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1）重庆酉阳县龚滩镇淹没整体迁建工程（项目研究并实施）龚滩是一座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位列重庆市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首。因三峡工程和乌江彭水电站的建设，整个古镇被淹。为了保护古镇风貌和建筑环境，赵万民教授作为专家，与重庆市文物局、市规划局、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一道，共同呼吁，几经努力争取，古镇得以整体搬迁和复建。龚滩镇的整体迁建选址位于阿蓬江与乌江交汇处、百里乌江画廊的起点，迁建规划设计指导思想为“保护历史真实性、保持风貌的原真性、维持生活的延续性、让移民安居乐业”。规划面积为8.2hm2，新址建设中巧妙结合地形，构成三条随山就势的主街，恢复了山地古镇的原真性，延续了原龚滩古镇山地风貌的历史特色。为保护珍贵的历史遗存，规划对大部分古建筑进行了完整测绘以便整体移至新址。赵万民学科团队于2000年完成了古镇测绘，2004年完成搬迁规划设计，在地方政府、重庆市文物局、施工单位的协作配合下，2006年3月至2009年4月完成迁建（图10-11）。（2）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11年，学科团队对大足石刻景区进行了提档升级规划与设计工作，并对景区相关配套设施、环境风貌、陈列展馆等进行了规划、景观和建筑“三位一体”的设计。通过对景区现状的综合评价、景点分布及规划游览路线的组织，设计提出了“分区规划”策略，将景区分为核心保护展示区、博物馆展示设计参观区、旅游接待服务区、生态环境保护区等，对每个功能区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重点对大足石刻博物馆、研究院等建筑进行设计和实施，对孔雀园旅游接待服务中心、礼佛朝圣道路以及相关仿古建筑和基础设施进行施工建设（图12-13）。

4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科学思路

文章讨论了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对山地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是对我国人居环境科学在山地城乡建设中进行的探索和发展。“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给我国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指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高度，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是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山地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和难点，国家在山地城乡建设方面缺乏理论体系，存在诸多问题，突发灾害应对（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三峡移民（社会、工程和安全稳定等）、环保和生态工程（滇池治理、三江源生态修复等）、山地城镇化（面对突如其来的城乡建设，土地节约、生态环境维育等）等都是亟待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当前，山地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如不合理的建设遍及山区、以平原方式概论山地、生态和资源破坏严重、地域文化加速丢失、千城一面等。因此需要从国家和区域层面综合、系统地与其他科学和工程领域协同作战的理论研究体系和战略目标计划，形成学科团队和有准备的高端人才队伍集群，来应对国家层面的长久战略发展和科技工作需要。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4篇

鉴于当前高职院校人文素质课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现状，因此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改革将成为我国高职教育界一项紧迫的任务。

1树立现代教育理念，提高信息技术运用能力

首先，加强对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的培训。一是增强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的信息意识，树立现代教育理念。二是加强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现代信息技术培训，掌握人文素质课网络课程、多媒体课件等相关开发软件的使用，以增强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课程的实效性。三是积极组织教师优秀教学课件和网络课程相互学习和观摩，组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经验研讨会，使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其次，提高高职学生的信息素养。一是通过开设现代信息技术课程，主要传授高职学生现代信息技术理论和相应的实践操作能力，使高职学生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二是通过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的日常教学，培养学生检索、筛选、整合信息的能力，加强人文素质课课堂的互动，推进有效的自主性学习，发展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从而使学生在运用中提高信息素养。

2改革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与方法

现代信息技术会导致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的开放，对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的要求更高更全面，要求教师从仅仅注重对学生情感和认知的关怀，转变为更注重对学生现实生活、人生价值、全面发展的关怀等。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方法既影响着高职学生的学习方法，又决定着高职学生学习的效果，所以在教学中，需要根据高职学生个体的知识基础与能力水平，结合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来实行讨论教学、案例教学、讲授教学、启发教学、专题学习、情感教学、小组协作、辩论、演讲、自由发言等教学方法，实现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改革。例如可利用微博、微信、QQ、世界大学城(职教新干线)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学生进行个别教学;也可通过网络视频连接进行现场教学;或通过高职人文素质课多媒体课件、音频、视频、录像、网络课程、QQ群、微博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扩大案例教学的信息量、使案例教学更形象、生动，实行案例教学。

3改革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评价

一是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通过设计开发网络课程考核平台，全面评价高职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行为和学习成果，把高职学生的作业成绩、课堂参与、组织纪律、平时表现、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情况与期末考试成绩等综合起来进行评价。二是高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课程、QQ群、电子邮件或BBS等多种现代信息技术方式来完成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的考评，做到把高职学生的学习过程与目标考核相结合，把高职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

4加强高职人文素质课程实践教学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5篇

“现代化”作为这一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或范式，被越来越多的高校理论工作者所接受。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此，“三个面向”就成为我国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并于1985年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从此，“三个面向”成为贯穿整个80年代校园学术文化的最强音，并决定了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5］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视野和转换视角铺平了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响亮的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6］这样，“现代化”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价值层面上都支配了80年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话语。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涌入国门，国外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西方文化热，深刻地影响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场西方文化热中，西方学术著作的引进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是重要的代表。［7］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经常出现在研究者们的参考文献中，卢梭、斯密、韦伯、哈贝马斯、胡塞尔、布迪厄、福柯、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心智”。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作品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主导性影响，中国学术心智的社会科学半区基本被美国大学所支配，而人文学科半区则为德国大学所主导。［8］在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的理论资源，以开阔人们的学术视野与思辨能力，使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学术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痛苦选择中，开始以批判的姿态去确立学术论说的自主性。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现代启蒙的时期，各种新的思潮、流派和新兴学科不断涌入中国高校，陈平原称之为“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

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在阶级斗争和‘’中摧毁的学科，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用于解释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学术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区别开来，在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政治逻辑，而是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学术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自主性。”［9］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纳入国家规划，各学科在大学课程中的设置，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和高校学术刊物的出版，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高校已大致建立起来。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建立，海外学术资源的大量引进，不仅为学术的全面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有利于形成布迪厄所谓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知识文化场域，从而摆脱完全受制于外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支配的状态。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制度的建立，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开展有计划、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提供了经济资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据《199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1991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高等学校513所。社会科学教师12万人，比1981年翻了一番；其中，教授4530人，比1981年增加三倍；副教授23587人，比1981年增加五倍多。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4430万元，研究课题11054项，发表学术论文58044篇，出版著作3984部，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成果968项。［10］

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发展与规范：20世纪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迈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导致这一变迁的宏观社会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人们搁置了“姓资姓社”的论争，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为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1994年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步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所描绘的发展蓝图，在其后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十五”规划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性明显提高。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科研管理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关键性一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是从1991年起建立了全国普通高校社会科学统计年报制度，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国家科技统计序列进行统一管理。二是1995年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8年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作为教育部的三大奖励之一，每三年评一次，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形成制度化。三是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规划设计，1996年国家教委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要点》，这是“建国以来高校第一个全面系统、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科研事业发展规划。它首次突破了科研规划仅仅是项目规划的旧框架，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经费、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学术交流、科研管理、信息资料等要素统统纳入科研规划的范围之内，形成了整体规划、重点突破、协调发展的态势。”［11］四是制定和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解决高校后继人才问题。从1997年到2000年，教育部分四批评选出经济学等21个学科共有154位入选者列入培养计划。在有关部门和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配合下，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普遍提高，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为学术研究骨干，基本上扭转了学术骨干队伍后继乏人的局面。［12］这些改革措施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为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奠定了基础。探寻学术发展理路，对学科发展状态和影响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大特点。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学界开始全面反思改革开放10年来的实践和研究状况，一批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梳理，为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扎实的知识基础。”［13］事实上，这种反思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萌芽，1988年陈平原在《瞭望》上发表的《关于“学术语法”》似可标示。陈平原认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14］陈平原这里讲的“学术语法”就是指学术规范。在《学人》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倡导下，此后又在《中国书评》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场学术规范化运动，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15］当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展开，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结束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落实，学者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学术摆脱了对政治的被动依附和跟从，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和尊严，需要建立学术规范。［16］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各学科尚处于建构学科体系，创立门户阶段，无暇顾及学术规范建设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恢复重建还是新建的学科，大多完成了体系建构而进入充实和发展阶段。正是在这种时候，学者们普遍发现自己所在学科的发展面临着学术规范化的制约，即缺乏规范化。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感到建设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把学术规范建设当作是推动本学科发展的头等大事。［17］这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必经阶段，其象征性和建设性意义远大于其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18］：一方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学术规范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揭开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建设的序幕，为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关注学术史的发展，矫正学术失范，是这一时段的又一重要现象和重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伊始，学术史研究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就是最早的开拓者，1991年由他自己主编出版的《学人》首开“学术史笔谈”专栏，同时他亲自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现代学术史”课程，并由此而开辟了一个问题域，引发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各学科的一系列反思性论文与专著，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共计有14种，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方面。［19］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从总体上可以说是由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活跃、硕果累累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负面因素（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和教训也是不可小觑的。为推进学术不断前进、健康发展，学术应该总结自身，学者应该回瞻自我。于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带有必然性地成为了学术热点。［20］通过对学术进程的描述和评判，正面或负面地凸显某种学术规范，是学术自觉的重要表现，对促进学术规范化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据《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2000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普通高校达739所，比1991年增加226所，社科教师队伍24．3万人，比1991年又翻了一番；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6．23亿元，比1991年增加15倍；研究与发展课题总数31942项，比1991年增加近2倍；发表学术论文153366篇，比1991年增加3倍；出版著作5000余部，比1991年增加20％；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的应用研究成果5107项，比1991年增加5倍。［21］这些成就表明，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得到牢固和加强。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界日益强调“知识增量”和努力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反思与重构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想主潮。这种思想主潮彰显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更加明晰，责任感和自觉性正不断强化。其所隐含的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自主性正在逐步生成，特别是在对西方新的文化危机的参照中更加倡明了民族性话语的“本真性”和生命力。二是本土学术话语的知识形态在历经了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模式和“内在肌质”的对比、交融之后，需要进行螺旋式的演变，以期形成自我的超越和精神的传承。［22］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言：学界在这一阶段的努力，“主要是从知识上对学术规范化这个论题进行讨论并从经验上对它加以践履，进而使这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具有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关键，在于它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即自主规则的问题。”［23］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改革与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新的科学的春天。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繁荣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予以了高度重视，坚持要把社会科学摆在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且极其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成立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宏观领导；成立教育社会科学委员会，发挥专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参谋咨询作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条件的改善，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有力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若干意见》，启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随着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这一时段的热门议题。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繁荣发展，就要切实通过考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各种制度性壁垒，整合科研力量，孕育和催生新的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完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创新体系。以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龙头，改革高校科研机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这一时段的重要特征。1999年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教育部启动实施了《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要求，重点研究基地在“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性的改革，围绕“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运行机制，建立了基地主任负责制，研究人员聘任合同制，驻所研究制度，学术休假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等。一些重点研究基地还在落实这些改革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制度创新。［24］在重点研究基地的引领示范作用下，一个由“985”工程创新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级研究基地、校级研究基地组成的金字塔形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初步形成。“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依靠政府拨款、下达课题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向以课题为中心、多渠道筹集经费的新型科研体制转变。”［25］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也是探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为不断深化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科研组织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

2004年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在教育部广泛动员和组织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建设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集中力量开展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断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重点加强理论学科建设，推进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此外，在、教育部等六部门组织推动下，通过定期举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提高中青年骨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已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品牌项目和重要抓手。作为上一时段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接续，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反思和批判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范”状态，遏制和整治学术腐败仍然是这一时段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社会和学术界对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整治学术腐败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一是政府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学风和学术规范建设。在学界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和学术批评的推动下，学术规范及其建设问题终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1年教育部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中，首次从政府层面明确提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要求，200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学术规范建设从探索争鸣阶段进入到整治行动阶段。二是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强化学风建设。2006年教育部成立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2009年成立了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下设社科类学风建设和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全国高校相继也建立学风建设组织机构，发挥学校学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在学术研究、学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制定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逐步形成领导有力、责任明确、协调配合、监督到位的学风建设工作体制。［26］

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的规章制度，努力用完善的制度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教育部先后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等规章制度，为高校推进学风建设工作提供了依据。四是改进科研评价机制，形成正确科研导向。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标志着立足创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由重数量增长到重质量提升的转变，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向更高质量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这只是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一步”，我们必须承认，它还没有彻底遏制住学术腐败现象，高校课程设置中没有学术规范这样的最基本的学术入门课程，大批的学子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教育等等，由于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学术规范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经过学界、政府、社会十多年合力进行的学术规范建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与国外学术界对话、交流与合作时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为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学生生产力的提升搭建了越来越规范的机制、环境和平台。”［27］据统计，“十五”期间，高校共出版著作达11万多部，比“九五”增长53％；107万多篇，增长71％；提交研究报告7．5万篇，增长2．5倍；科研经费达52亿，其中政府投入21亿，比“九五”增长5．5倍。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约2800次，比“九五”增长2．4倍；参加国际会议10万多人次，增长2．5倍；在国外期刊1．3万多篇，增长1．6倍；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2600多个，增长1．8倍。［28］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回顾，可见其经历了一个由恢复重建到规范发展，由积极探索到深化反思和改革创新的变迁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从恢复重建到蓬勃发展，并以其特殊的功能积极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学术使命。3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对自主性的追求，我们走中国道路、探索中国模式、推介中国经验，在回应时代的诉求中发出了应有的声音。我们既可以从宏观的视角总结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改革开放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也可以从微观视角观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成效。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其自主性发展问题。应当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意识开始产生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诸多的因素，自主性不足仍然是其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从知识发展的视野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体系不大可能提供几何级数的知识增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只能起到宣传解释权力意志的作用，不可能匡正实践进而指导实践。故此，借助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回眸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改革开放伊始，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重新唤起了国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又为我国社会科学界面向西方国家的重新开放创造了机遇。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之中，逐渐地被纳入到国家学术体制之下，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的“政治”使命。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29］正因为有着这种负载，学术权力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强制化，以及实现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学术体制”本身的政治性架构，就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鲜明“特色”，这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活动中“体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产生出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对于这种关系的屈服或钻营。［30］特别是在当今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制度建构中的“瓶颈”和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其实都与这一体制所余留的传统惯性相关联。随着高校体制改革的推进，学术领域权力结构的改革虽有分权取向，但由于各种原因行政权力的优势更为明显。这就使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和“计划学术”的色彩，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控制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同时主宰了学术成果的评价系统。布鲁贝克指出：“无论学院还是大学都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31］由于权力和市场因素渗透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许纪霖先生认为，这种异化简单地说就是，“规范化异化为形式化，制度化蜕变为行政化，而学科化导致了封建化。”［32］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校知识生产主体对行政主管单位的依赖性，牺牲了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与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背道而驰。如果说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为了使其尽快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学科化，由国家政府主导建立学术体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逐渐成熟发展，建立学术场域，就要克服现行学术体制的弊端，建立真正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就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产生学术不端的体制性因素进行追问和反思，而不只是在体制内修修补补，需要进一步深刻思考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知识与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邓正来先生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知识规划”的概念，认为在转型时期，知识的生产处于“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第一，存在着一种“规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同样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33］应当注意到：“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为知识生产者所提供的生产动力是单调的，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吞噬性的力量，粗暴地将知识生产者的才情、智慧、记忆力、想象力和创新力完全无情地吸纳，使之卷入“知识生产”的物化运动过程之中，［34］导致知识生产者缺乏自主创新精神，进而影响学术的自主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当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6篇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