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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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1篇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所谓概念意识，就是对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概念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并注意其适用的范围与概念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1]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

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2]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3]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4]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一、1955年学部制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体制化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文献里是找不到的。据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的介绍，国立北京大学在民国十年（1921年）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个附件中，也是将“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哲学院”等作为并列的机构。[6]在50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名词？通过部分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新名词的产生与建国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苏联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中说到建国后许多词语都是由于俄语翻译而产生的，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而“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这些名词，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7]黎澍的意思是说对这些名词应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词语也是因俄语翻译而产生并接受下来的。

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分别研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艺术、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学术中从来没有倒过来称呼的，如“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这些名词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时，从学术自身的逻辑来说，也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些更大的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就是说分别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中国“自然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而“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样的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却很少提起，因为1955年有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因俄语翻译而产生的概念后，“社会科学哲学”这个真正学科性质的概念反而很难产生了。[8]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生态现象就出现了。

从现有出版材料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产生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据郭沫若介绍：“‘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9]“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同样也是受到了苏联的启发而产生的。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6年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学部，正式成立学部也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竺可桢在1955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说：“从1953年2月去苏联学习科学院的组织后，才决定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及社会科学4部门。筹委会共73人，成立以后就要建立集体领导机构。”[10]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选出了四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11]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说：“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遵照的指示，进行着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特别在1952年与1953年之交，中国科学家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2]细读郭沫若工作报告，可以感受到当时学术的政治色彩，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一体制化的形式出现了。

“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两个概念略有差异，前者是学科概念，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科，而后者是一个文科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执行部门。“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一出现就体制化了，从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当时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国家的科技规划，而之所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据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介绍，是因为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想学习苏联的院士制，但是当时中国有些学科水平不行，于是就有了一个先不搞院士，先搞一个学部委员的想法。另外，传统的院士制有一个特点，叫“院士自治”，这样就可能发生科学自治与国家领导之间的矛盾。苏联建国初期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后来花了好大力气才逐渐解决。同时也不打算承袭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学部。搞了这么一个学部委员的制度，并不是说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条件还不成熟。[13]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鉴苏联从事科学规划与管理的经验，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科学水平作了一个折衷的处理，先成立学部，等科学水平上去后再实行院士制。但实际上根据李真真的研究，暂不设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有人认为提出设院士是向党夺权，而设学部，其委员的条件及权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学界内部的需求与党的政治目标的互动首先体现在学部制还是院士制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本身既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又蕴含了对学部的权利的限制。[14]在学部制与院士制的制度选择上，谢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选举是学术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学部则是政治干预学术，体现了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其学部委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而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往往比高层更左倾。所以从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学部制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由落后代替先进。[15]

由于1955年的苏联科学院实行国际通行的院士制，并不是中国的学部制，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概念主要受到了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学者的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只是这个学科模式在30年代的苏联也只是停留于文件的表述，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将这个学科模式体制化，到1955年成立学部时才具有可能性。不过这个概念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制度模仿并没有直接的体制继承关系。

在1966年“”爆发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被陈伯达等人取消，而其他学部得以保留。后来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以及生物学、地学部两个学部分成了四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十年“”中被取消，但中国的文科总得有一个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所以在“”结束后的1977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就是原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当文科被取消后，1977年新成立的机构不再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而是直接叫“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体现了对“”中以教条化的哲学统治科学的一个反思与批评，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也说明当时执政部门决心改正错误，逐步实现学术管理的科学化。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不过这个时候，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部”早就被取消了，所以也就只有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的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设立院士。“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一个体制机构虽然在1966年被取消了，但“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从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可以看出体制与体制概念的不同社会意义。

从时间上说，为什么偏偏不迟也不早，要在1955年提出这个概念？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1955年文化教育界的政治形势。第二，建国后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

1955年正好是国内无产阶级大力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年，特别加强对哲学思想的控制，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继续大力开展的时期。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在当时还有学习苏联的国际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建国后中国在一段时期中的苏联化倾向。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总会长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16]所以在50年代初期，中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这在当时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历史情境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自然是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必须的。

在当时向苏联学习对文化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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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学术教育体制的影响。特别是科学院的设立与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调整。张应强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的模式是学习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模式的产物。科学院设立了一大批实体研究所，拥有一个完整庞大的管理层，科层化特征非常明显，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委。[17]在50年代初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近10000名。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苏联式的机构和管理方法也被引进来。这种机构变化尤其影响了教育和科研的进行。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大规模改组，就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而学者只好放弃以前熟悉的英语，中途改学俄语。[18]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许多学科被取消，如撤销了大学里所有的社会学系。其理由有两条：一是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科，无产阶级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社会学；二是认为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有社会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社会学”。[19]吴国盛也指出，50年代院系大调整，将文科理科工科严格分开，大力发展理工科，轻视文科。正是从5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明显的重理轻文思潮。[20]这样就摈弃了欧美的综合性大学模式，采用前苏联单科性的高校模式。就连许多自然科学学术刊物也要受到哲学思想的控制。如1952年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批评《科学通报》忽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竺可桢于是与郭沫若商议从三卷开始，改变办刊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为此损失了数千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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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国后在学术界用马列理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这也是直接学习苏联的经验。苏联十月革命后改革资产阶级思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在方式上操之过急，让知识分子难以适应。对此，潘光旦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当时实际上是只能读马列的书，其他哲学的书不鼓励阅读。潘光旦说：“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对原有的大学还是不够放心，特别是在思想与理论的传授上担心教授们学习不够，怕他们在理论上出漏子，贻误了下一代的青年。所以在这次课程改革的时候，一遇到和理论有关涉的课程，这些朋友所反映的意见便特别审慎。如果有所主张，也好像是在暗示，马列的理论而外，其他的理论最好能尽量避免。教授们于学习马列的理论以后，当然会对它们有所批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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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联的学科建设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在苏联，社会学和心理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科学。中国当时也仿效苏联，阻止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自1953年苏联的几个心理学家到北大之后，所有西方的心理学说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只有苏联的学说才可以讲授。[23]

因此，在5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对苏联的科学管理体制与意识形态宣传全盘接受的现象，对苏联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就被接受下来，而且没有很好地与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因而理论的教条主义现象十分明显。

二、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双重属性

从内容与性质上说，“哲学社会科学”在1955年产生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具有双重属性，即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概念的直接来历和政治意识形态性。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作了一点说明。胡绳说：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24]

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就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表面上看，“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似乎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但又不完全是并列的，而是基于并列但又具有从属性质。胡绳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胡绳说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在学术上确实如此，不过胡绳也没有说出后半句话。也就是说，从学科上说，哲学当然不属于社会科学，哲学是属于人文科学的，但是倒过来，在当时50年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情景中，社会科学却是属于哲学并由哲学来领导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哲学的引导和控制。当然，50年代的哲学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实际上是教条化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的经济学家马洪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也作了一点说明。马洪说：

“因为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科学，所以我们叫‘哲学社会科学’。”[25]

马洪的表述也是典型的前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照马洪的说法，其实还应该有“哲学自然科学”的概念。马洪实际上点明了在50年代，在中国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要受哲学的引导和改造，这种做法明显是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影响。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并没有给“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当时就是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文科来看待的，但却不使用传统的“文科”[26]概念而使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这主要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1955年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在现在看来，当时实际上有五个可供选择的概念，即“文科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在这五个概念中我们选择了一个受苏联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同院士制与学部制的制度选择一样，概念选择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从概念选择中也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学术在走向体制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反而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把自己的现代学术传统遗忘了。

胡绳和马洪的解释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是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中移植过来的。黎澍说苏联理论界在30至50年代曾经为中国理论界所推崇，这是历史事实。“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但作了一点变动。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介绍说，在1930年，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所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从而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批评，无论它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27]

在1930年12月，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支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自然科学战线的状况同哲学战线的状况密切联系着。”[28]这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自然科学。而“共产主义科学院把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同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任务，看成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的”。[29]其实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这些论断在当时苏联国内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因为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脱离了苏联广大的科学界，过于封闭狭隘，过于强调哲学轻视科学，后来在1936年2月，共产主义科学院被并入苏联科学院。[30]丹尼尔•贝尔也注意到了苏联在30年代在学术领域中的冷战意识形态。贝尔说：“马克思没有说过自然科学是意识形态。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受到了攻击。”[31]苏联在30年代以来的一个学科政策就是实行教条化简单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绝对控制。当时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种冷战历史情景中，苏联的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为建国后的中国所效仿。但在这个效仿过程中，哲学被政治化了。

对此，在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政策作了反思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批评长期以来哲学书都是“照一个格式”[32]写出来的，这就是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也使得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时作为管理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在1955年6月成立后也相应地展开了许多意识形态领域改造与批判的工作。如1955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座谈会”，对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潘梓年。[33]正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性强，所以龚育之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有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要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34]

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产生后，虽然它具有学科性特征，但是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会学者对这个新概念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以竺可桢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仍然理解为传统学术界自身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内心深处并没有采用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之后的竺可桢日记中见不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一直是用“社会科学”概念来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在竺可桢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原来学术界认可的“社会科学”。如1955年6月1日，科学院正式成立学部大会，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学部委员代表讲话，生物地学部秉农山，社会科学部陈援庵，数理化学部陈建功及技术科学部代表侯德榜讲了话。”[35]其实不是“社会科学部”，而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人文学者就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成为自觉的理论思维，如蔡尚思在一篇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当是革命者》一文中说：“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36]而且在1955年前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内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使用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据谢泳的研究材料揭示，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设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37]1953年7月张稼夫在报告中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部”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在1953年的3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已经考察过当时苏联的科学院体制，“社会科学部”在科学院的内部会议中是在1953年7月首次被提出，但是后来在提交中央时就发生了变化，即由“社会科学部”变成了“哲学社会科学部”，这相当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审查机制。据李真真研究揭示的材料，1953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就主张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而1954年4月8日，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学部主任会议，并宣告学术秘书秘成立，并设立了社会科学部。[38]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院党组与学术共同体两者在概念使用上是不同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使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而科学院的学部主任会议与学术秘书处作为科学共同体并没有采用“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而使用的是学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部”。中国科学院在使用“社会社会部”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不同场合下有交叉使用的情况存在。当然，1955年6月，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后，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就逐渐代替了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概念。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也具有学科性特征，学科性是其第二重属性。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1930年的《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这是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者在30年代的三类学科分类模式。后来，1944年，潘梓年在《学术自由的思想问题》一文中就明显沿用这一说法，文章说：“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39]潘梓年盛赞苏联是民主国家，而且可以看出潘梓年对苏联的政策十分了解，所以行文中有明显的苏联词汇。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这一学科分类模式在40年代被采纳。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在成立会上讲话说：“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这里的‘社会科学’当然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40]实际上在建国前已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联系在一起了，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关系。建国后中国政府机关也一直沿用前苏联30年代的表述方式，如在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的文件，文件中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领域中都有新的创见……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所表现的飞跃的进展。”[41]再如当时任部长的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从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间，有过盲目崇拜美国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也有所谓“非政治化”的倾向。批判这些错误的东西也是完全应该的。”[42]这些学科表述方式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科表述方式相同。俞伟超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回忆学科分类说：

“关于‘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是最近变得突出起来的。过去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没有‘人文科学’的分法，过去我们称‘社会科学’，也就是科学体系中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部分，都归作是‘社会科学’。这是根据苏联的科学分类而来的。这个词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43]

俞伟超先生的晚年回忆基本正确，但不太确切。“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1871年的俄国，在由恩•弗列罗夫斯基撰写的《社会科学入门》一书中也已经出现了，[44]并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出现的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的情况。

因此可以看出在前苏联的表述中“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者之间既是并列的学科概念，但同时把“哲学”放在最前面，是实现哲学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到了中国以后，只是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合在一起讲了，也就是胡绳说的我们是“放在一起讲”的，而苏联是并列分开的，但实际上概念的分开还是并列并无实质的区别。这里的“哲学”用学术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是“人文科学”的代名词。不用“人文科学”这一概念而使用“哲学”实际上完全背离了中国学术界自身的现代传统，完全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一个完全依照学术逻辑的学科分类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模式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早就得到普遍的认同。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的《大学一解》一文中说：“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45]潘光旦在1946年出版的《自由之路》一书中也提到大学教育应增加共同必修的科目，此种科目应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基本课程，尤其重要的是人文科学。[46]在三大学科中，潘光旦最重视的是人文科学。胡适也是如此，胡适在三大学科中，最注意的也是人文科学。唐德刚说胡适，“胡先生谈话时总是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我就很少听到他提起‘社会科学’，更未听到他提起过‘行为科学’这一名词。‘社会科学’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太了了。”[47]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中这三个学科变成了前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这些学科概念表述中，“人文科学”这个概念都被政治意识形态化教条化的“哲学”代替了。

其实中国学术界早在20年代就使用“人文科学”的概念，如1922年，在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的《大同大学章程》中规定，大学理科第一年所读，须有国学1学程，英文1学程，德文或法文1学程，及人文科学1学程。[48]梁启超在1923年的一部书中也谈到了自己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的观念。梁启超说：“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若自然科学之部，则欲勉举一人一书，且觉困难。”[49]梁启超在20年代就具有了“人文科学”的学科观念，说明其学术视野的宏阔。所以朱红文说：“完全用社会科学取代人文科学，否定“人文科学”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反人文科学的观点是我国和前苏联学术界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和盛行是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它坚持一种狭隘的科学观，一种直线的、机械决定论的社会观，幻想或总想建构一个简单明了、便于计划和操纵的社会世界。[50]不过更确切地说，在50年代的中国和前苏联是用“哲学”来代替“人文科学”，而不是用“社会科学”来代替“人文科学”，于是“人文科学”概念被逐渐遗忘。概念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支配权的争夺。邓正来认为，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也关涉到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划定以及隐含于其间的支配争夺问题。[51]因此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中，除了对建构者的被建构状况需要进行反思以外，对于学科之间的权力争夺与概念的使用也需要关注。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混合的概念，而且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但是当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后，作为一个文科的学术规划与管理的机构，还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当时文科最高管理与规划的机构，为国家的总体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当时的一些政治野心家为了实现政治阴谋，想要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黎澍说：“陈伯达在1965年先后两次向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1966年，‘’为了篡党夺权，大搞现代迷信，最怕社会科学。他们全盘否定解放以来社会科学的成绩，采取各种野蛮手段，砸烂研究机关，取缔学术团体，毁弃大量科研资料，禁止写作和发表学术著作。”[52]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作为一个机构在1966年“”爆发时被取消了，不过“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仍然继续使用并且在1973年沦为一个单一化的意识形态概念。

1955年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以后，其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是共存的。学科性的发展时好时坏。在有些年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得到较好的贯彻实行，如1956年4月“双百”方针提出后，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在青岛开学术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强调“哲学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哲学家一定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只有向科学学习才能指导科学。”[53]于光远实际上是纠正以往哲学对科学盲目发号施令的不合理现象。

但随着政治左倾现象的加剧，“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越来越得到强化，而概念内在的学科性就被遗忘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1973年终于完全沦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的内容。

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场域性启示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历史原因，这个概念主要是受到苏联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在当时没有经过分析就接受下来了。在1955年的中国语境中，这个苏联式的概念一进入中国就被体制化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体制化进程中特别需要继承自身的现代学术传统，包括自身的现代学术概念，从而逐渐形成良好的概念生态与学术自主性。在中国语境中这个概念的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将会长期共存，这个概念与“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在不同场域也将长期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迅速，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还停留在1955年的水平。当前中国学术的混乱现象与学术管理体制的落后有其内在联系。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许多管理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概念意识。当然，不是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不能使用，实际上，我们应该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有明确的概念意识，要明白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只是政府部门使用的用于学科管理的专有概念，而学术界内部，则应使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学术共同体认同的概念，而一个求真的学者整天念叨“哲学社会科学”，无疑也是缺乏概念意识。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不同的场合也得说不同的话，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不同场域的概念对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界的当代启示。

[1]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4]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47页。

[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6]同上，第420页。

[7]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另见1988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社会科学哲学”这样的学科概念在中国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产生，后来才逐渐被学术界意识到还有这么一个学科的存在。如[美]R•S•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另外参见欧阳康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原文题为《“民族形式”商兑》。苏联的这个号召是出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10]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

[11]王亚夫、章恒忠主编《中国学术界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9页。

[13]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8页。

[14]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15]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16]同上，第4页。

[17]杨东平主编《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8][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庄锡昌、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9页。

[19]邓伟志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0]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1]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22]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6月1日。

[23][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庄锡昌、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

[24]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这是胡绳于1986年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25]马洪《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这是马洪在1982年11月，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

[26]如在《江苏教育总会上学部请改南菁学堂为文科高等学校书》（1907年）中说：“今学政已改设提学使，分驻宁苏两省垣，江阴僻在一隅，交通亦不甚便，似不如去高等廓落之名，而存文科优美之实，彬彬文学之风。”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599页。不过，1907年的文科主要是指传统的文史经学。

[27]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4页。另见《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4—1527页。

[28]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29]同上，第105页。

[30]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9—1533页。

[31]（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32]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这是胡乔木于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这次党代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原文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

[3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梁漱溟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批判会上提交的发言草稿题为《准备向潘梓年先生谈的话》，文中一开头就说：“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是要肃清我和我的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还是要使我得到改造？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是在前者。后者虽亦在要求之中，却不能不居于次要，因为那显然不是马上可得的事。”

[34]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页。原文题为《几番风雨忆周扬》。

[35]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页。在另外的日记中，如1955年6月22日记载，4个学部在北京向苏联代表团提意见，竺可桢代表生物地学部，潘梓年代表社会科学部。见页572。其实潘梓年代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以后的日记中竺可桢都将哲学社会科学理解成社会科学。见第574页，第594页，第641页，第679页，第686页等。

[36]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37]转引自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原文出处见《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年）》，第95页。

[38]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39]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原文发表于1944年3月26日的《新华日报》。

[40]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3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1页。

[42]陆定一《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1956年草拟了自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十二年发展规划也在拟定。（第508页）但官方没有人文科学的提法。如这个报告的主要报告对象是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没有提到人文科学家。

[43]刘文锁《渐中语类——俞伟超先生晚年思想随录》，《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

[4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45]刘琅、桂苓主编《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8页。

[46]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另外在第355页，潘光旦也说：“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47]唐德刚《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页。在该书第47页，胡适自嘲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48]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大同大学的人文科学课程主要是公民要义、哲理学、欧州学，可见以西方的学科为主。

[4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1928年何炳松出版的《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说明自己写这本书采用了最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持的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学科的学科分类方法。

[50]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页。

[51]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7页。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2篇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为探索高校青年才俊培养、创新教学体系方法和积极构建本科人才培养研究平台，先后出台了以思考、研究与实践为导向且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人才专项培养机制。这项机制历经多年、不断改进和提高，时至今日，已逐步成长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研组织和面向未来与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在理工科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充分表明了高校决策者们，对于大学未来发展和规划，以前瞻性的眼光，积极谋划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无缝对接。不过，在高校学科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经济类、理工类和医学类专业由于实用性强、社会需求广泛逐渐成为支配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以文学、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却由于研究经费不足、无法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等原因逐步沦为边缘化学科。如果任由此种事态发展下去，我国在上个世纪提出的面向21世纪、建设海内外一百所知名学府的目标，就会因人文社会科学的短板而难以与综合类高校的名称相匹配，并且，从各个高校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处，每年主持召开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年会和论坛的事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也绝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类、金融类、自然科学、医学类等几个领域占据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一席之地，还希望在关系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哲学人文科学类学科中崭露头角并向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传播“中国好声音”，铸造“中华民族级”学术航母驰骋于世界学术海洋之中，展现出中国人孜孜以求地为开天下太平以尚和、为济天下万民以崇贤和为安四隅八方以化生的终极理念。

二、参与“文史哲”类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众所周知，文史哲类人文社会科学并不像物化生类自然科学那样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操作性、重复性的实验或可应用性数学模型的基础之上。它只能凭借研究者本人所能驾驭议题的能力以及那些分布在研究者周围、为他们唾手可及的媒介平台上的数字化资源，作为自己描绘鸿篇巨制的水笔和画布。其中，水笔勾勒出的线条固然仪态万千、千头万绪且令人爱不释手，然而，画布却在线条之先扼杀了画家本人的创造与狂想，使读者永远只能体会到作者意犹未尽的画卷残片。进而，也免不了，读者对作者不成熟的表现手法与跳跃式的时空变换风格进行“横加指责”。的确，每一本文史哲领域的“孤本”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总是能够找到某一点、某个环节存在的那些诸如论证不恰当、引证不充分等等此类不完满的学术缺陷。读者们总是希望在一本书中了解更多、更为详尽的内容，哪怕是一本刚刚交予出版社付印的新书，也总能发现作者研究的不足。作者也时常感叹自己有愧于他的读者，因而，期望未来此书的再版能够抚慰他们内心中的愧疚与遗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在课题实施的物质性环境中，总能在互联网技术大范围应用的背景下把自己的观察视域放置在云分布的信息领域中，开展以多层次、跨地域和频验证为特征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探讨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加入项目研究的参与者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参与到项目实施和组织的过程中。甚至于，在某些开放性的实验室中，他们并不需要直接与自己的科研伙伴发生某种言语方面的沟通或理解性的协调行动，而只是在自己关注的对象中，根据已经投入使用的仪器设备，寻找着那些尚未被开发完毕或有待探索的全新领域。与十七至十九世纪职业科学家相比，今日的参与者，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还需在仪器的选择方面煞费苦心地制备合适的器材去适应自己的科研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总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频繁地见到某个领域的专家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仅仅凭借一人之力，便可从事复杂程度极高的科研工作。以上诸如此类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鲜明特点对于所有人来说并不陌生，也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不应仅仅把实验室建设的成败与否作为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创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这显然源于对于自然科学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的误解，进而，盲目地设定各种与实验室建设相关的评估指标来量化创新架构的完成程度。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从而让人文关怀与文化育人的功能与关于人的科学分道扬镳，折射出一种人与人的文化毫无关联的假象。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哪里呢?它在于:合理地把握自然科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即，广泛而有效的技术分工使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能够在研究组织中迅速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得一项科学研究能够从研究对象的某个点出发而逐步形成一条渐进式地理论化的线索。其后，作为“研究内容面”的丰富，较低学术层次的研究人员能够迅速地介入到已经成型的“研究共同体”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之中，帮助原有的学科带头人将新的发现拓展到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各个领域。这种组织成长模式不仅有效适应了不同层次研究人员水平不一的成长现状，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使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化为对新研究增长点的贡献。在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之后，文科研究也可以遵从这样一种由点及面的研究方式而不断拓展和完善。

三、面向问题创建文科研究大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文科创新研究的点，在这个方面，孙正聿先生一番对哲学的解读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他说:“我把搞文科概括为8个字:功夫、学养、悟性、境界。没有专业系统的‘功夫’，没有广博知识的‘学养’，没有很高的‘悟性’，没有强烈的人格的魅力和‘境界’，文科是搞不好的。现在存在一个巨大的误解，好像文科人人都能搞。我觉得搞文科是有前提条件的。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一套概念系统，一套背景知识，一套研究思路，一套评价标准。‘概念’与‘名称’是有原则区别的。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名称不是概念。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是专业的?因为你操作的是一套概念;他为什么是业余的?他操作的是一套名称，或者说，他是把专业性的概念当作常识性的名称来操作的。”孙正聿先生大概梳理出一条人文科学发展和研究的线索:人文科学的点便是概念本身。它的线便是这一概念在人书写的历史中不断地再现。而它的面只有在研究者本人那里才能实现，也就是“悟”，也就是活着的精神，人，最终在他的学习过程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那个通常存在于哲学文本中解读的对象实际上正是自己的外化。“悟”，这个字在这里应用的十分恰当。它的字形结构恰恰表明其指向便是自我的心，准确地讲，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那么，“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就好比一个人的祈望、实践和对话这三个内容的统一，回答了人的已经完成的历史何以得以显现。人的全部生活史便是一部观念的外化史，便是一部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历史。搞清了这个特征，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启示:1．没有历史的人是不完满的人。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因其阅历的差异，在所能驾驭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完满性。2．没有实践生活的人是无法理解人的行为意义的人。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应当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一块理解其学习内容的天地。3．没有知行合一的人还只是学习研究的门外汉。不管是语言研究，还是哲学研究，没有人不会同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这一判断。正是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力量才把人从他私人体验史中拯救出来而将自己的见解分享给他人，并在与他人的沟通中寻找到共识，并使所有人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迈向一个方向。正是语言的力量，人的理想和人的生活空间才能在现实化的过程中打上属人的烙印，使人在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找到了一个能够建立起“共鸣”与“争鸣”的地方。到此，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已经梳理出来，这就是，人在他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中以自身为对象而反观那些仅仅以符号形式表现出的逝去的人的事情和未来人的事情。研究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人的生活史中，还存在于对于他人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以语言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因此，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公共平台建设的成功经验，组建跨学科的大文科创新公共平台。这一平台应当围绕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合理分布架构层级来适应不同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以四大模块，即，调研数据共享中心、项目实施组织实践中心、材料搜集与译介中心以及跨学科协同性分析作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主攻方向。这一新的平台架构能够使每一个层级的研究者都能够在这个开发性和流动性的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可以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探讨自己研究的理论还有哪些不足和未尽之处，另一方面，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可以对调查出的事实及时进行总结并使之上升为反映时代特点的精神观念。在事实与理论的差异之间，在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之间，研究者能够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不同及时丰富或探索出新的研究方法，并且，还能够在平台组织的各个模块中强化自己学到的技术性操作规范与技能。技能是在反复熟习中掌握的，理论是在与事实的亲密接触中被理解的，没有差异就不会有新的解释，新的解释只能是对事实的反映。而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至少，每位研究者都可以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理解自己应当掌握的技能并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技能基础。

四、小结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3篇

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4篇

本文在强调操作方法与实践效果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试图将经验研究和纯理论思辨结合起来,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将“媒介”作为关键节点,并链接媒介文化、媒介产业、媒介产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诸多概念,期望实现文艺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抽象与经验/操作层面的并行不悖。

一、研究对象:当代文艺作品与文化产品的关系

首先必须理清作品、产品与大众媒介的关系。文艺作品(works)伴随着报纸、电台、电视、电影和网络为代表的大众媒介逐一诞生而呈现出愈加明显的产品(product)属性,一方面,文艺作品经世致用、立德立言、表情达意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传播、交流、共享的特质,这是“作品”蜕变成为“产品”、“商品”的前提,文艺作品首先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另一方面,进一步说,大众媒介不仅在前工业、工业时代可以为文艺作品提供到达受众的管道,在网络化组织的今天,大众媒介还是文艺作品制作、销售发行、反馈与再加工、批量复制的最佳、甚至唯一方式。

第二,文艺传播正在形成一种媒介文化。自印刷技术出现之后,研究文艺必须关注媒介,关注包括精神交流与作品销售在内的文艺作品的“传播形式”。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Massmedia)兴起之后,不论高雅还是通俗文艺作品都难以离开媒介独立存在,报刊连载小说、长篇评书广播、小说改编电影、电视剧直至今天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脚本、舞台表演与艺术展览,甚至数字虚拟艺术,无不与大众媒介共生共荣,这种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与场所。”[2](P61)

第三,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一种创意产业。本文所使用的文化产业在外延上接近于阿多诺声称的“文化工业”,但在内涵上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丧失了“光晕”的、庸俗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产品及其产业,而是一种类似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审美日常化、传播商业化、流程标准化、产品批量化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产品及其产业。文艺作品就必须成为文化产品,“必须和社会的体验相共鸣,必须吸引大量的受众,”共鸣才能共赢,但共鸣需要技巧,文艺作品若试图在当时取得成功,便必须成为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要么“令人震惊”,要么“与各种惯例决裂”,要么“包含着社会批判”,或者表达进步的“当代观念”。[2](P32)

从实质上看,当代文化产业则是一种创意产业,后者包括却又不限于出版、影视、建筑设计、软件设计、表演艺术[3](序言P12)。创意产业结合了“创意艺术”和“文化工业”的概念,把“艺术(即文化)直接与传媒娱乐(即市场)等大规模产业联系了起来”[3](P5),也就是说,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甚至核心的创意产业既是一个理论与抽象层面的概念,也是一个经验与操作层面的概念:二者分别蕴含着面向文化艺术的人文价值范式,与面向产业市场的经济价值范式。

二、重提马克思: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

根据前述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范式,本文主张将传统的隶属于人文科学的文艺传播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转向综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重视角。首先,皮亚杰认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而“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4](P1),在学科的本体意义上,文艺传播研究既属于人文科学,也属于社会科学;其次,文艺传播研究应当把“各种强有力的研究方法”,包括经验研究、批判理论的视角结合起来,这样可能会“比单一视角中完成的分析更有透视力和更为有益”[2](P46),起码多重视角能激发出更多深知和洞察;第三,波德里亚提出的“内爆”概念在这里意味着学科间差异的消除,内爆后的经济由“文化、政治和其他一些领域构成”,艺术被“融入了政治和经济”[5](P12),而在文艺传播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上,作品和产品,艺术和商业,媒介和文学艺术,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均发生了内爆,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将发生内爆。

那么第一步,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可将文艺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即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范式,定位为结构与能动的关系,人文价值范式是历时性的,是结构化的,难以直接观察,适合运用批判或人文研究,而经济价值范式是共时性的,是功能化的,可以直接观察,适合运用经验研究。

第二步,文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应该包括文艺作品、文艺产品,也包括整个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界定,不仅将作者(制作发行方,即传播者)和读者(受众,即接受者)整合到一起,还把作品(产品,即传播物)和作品传播形式(销售渠道,即媒介)囊括了进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基础结构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由于文艺作品具备意识形态属性,传统文艺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主要集中在以反映论、政治附属、阶级表达的文艺社会学之中。但本文仍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只是把文艺传播学研究中的历时性研究归入文化层面上的上层建筑,而共时性研究归入经济层面上的基础结构,这样便可解决文艺传播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导向问题。所以本文所主张的文艺传播学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将前文所述的人文学科归入到社会学科之后(皮亚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第三步,媒介作为传播研究的核心,也因此而成为文艺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关键节点。第一,媒介研究与传播学研究中经验学派、批判学派视角的分野,暗合了文艺传播学研究中经济价值范式与人文价值范式的差异,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早在1941年提出传播学研究最初分为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个领域,但在当代,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文艺传播研究像媒介研究、传播学研究那样,“回归于一种对原有模式加以重构的理论”将十分有益[2](P89);第二,媒介研究追踪并反思新生事物的特点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文艺传播学研究沉溺于被建构的经典作品的视角呆板与理论迟滞。

三、基于人文与经济双重价值属性的研究范式

波德里亚认为现在的商品不仅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具有“符号价值”,这种象征着“风格、威信、豪华、权力”[5](P5)的标识已经是当代消费和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种符号价值“仍然依赖于物质客体的存在”,“依赖于物质性,依赖于交换、使用和指意过程之间的特殊联系”,所以本文所要阐述的,在研究对象上混合了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文艺传播学,正是基于这种看似两分,实则同一的[符号/物质]与[文化/经济]的双重性质的研究范式。

(一)人文价值与[符号/文化]范式

基于符号/文化的研究范式侧重于解释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当代文化与艺术传播在多媒体的语境下,已经进入了波德里亚所定义的“超真实”状态:“幻象和真实之间的区别,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别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都崩溃了”[5](P52),这种超真实的状态实际上是符号之间的互相指代,正如《指环王》、《哈里波特》同时发行电影、电脑(网络)游戏、书籍、DVD一样,文化产品不仅利用多媒体调动了尽可能多的受众器官,更是一种符号之间,产品之间相互指代、相互印证的“超真实”。

此外,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极度仿真氛围已经让受众变得真假难辨,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被大众媒介所建构,从信息采集到信息加工,从产品制作到产品,从信息反馈到信息重组,都是一种建构之后的结果,以网络文学为例,论坛发贴———网友回复———热贴精华———结集出版———市场反应———继续创作,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模式,优秀的奇幻冒险网络小说如《鬼吹灯》不仅可以出版,还可以改编拍摄电视剧甚至电影,而这个过程当中的原创素材收集,作品生产与,读者反馈,续集作品再发行本质上都是一种媒介化的,经过建构的,确实客观存在着的“超真实”。

那么,在文艺传播学话语实践中的“所指”指的便是当代文艺作品、文化产业背后所暗藏着的,具有潜意识意味的意识形态,即阿尔都塞的著名定义:个体与其实际生存条件间想象性关系的表征。如果说,意识形态这个“所指”通过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这个“能指”进行表达,那么,对于“所指”的揭示在本文看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二元论的阶级分析法是较为有效的把握方式。

布尔迪厄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斗争看作是以科学家、艺术家、教授、新闻记者以及著作家为代表的“新阶级”和以工业所有者、经理人、银行家、法官与贵族们为代表的“旧阶级”之间的斗争[6](P226)。而根据前文所述的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关系,创意阶层就“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教授和科学家”[3](P2)。所以说,研究文艺传播学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在于揭示创意者(作者)和资本家(产业)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对话、谈判、甚至斗争。

文艺理论发展到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文艺传播学也会参考文化研究———文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形态———的研究模式与实践方法。在文艺传播学的领域里,和文化研究类似,“文艺”被视为文化的实践,无法脱离艺术与日常生活与消费而存在。网络小说、影视艺术、舞台艺术、数字虚拟艺术等借助于现代媒介技术,并被“媒介化”的艺术形式都是文化在日常生活、日常消费中的物化或者符号化显现,在当代,它们在被关照的地位上和经典文学、经典造型(平面)艺术理应等同。

文化研究一方面“以实践性目的为准绳”,是“实用的、策略性的”,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打通文艺理论与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的界线”[7](前言P2)。文艺传播学研究在人文价值的层面上平行于文化研究中的话语、大众文化、历史、政策等研究,而在经济价值的层面上则向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看齐。第一,文化研究总体上看是反思性的,其理论来源“直接上溯于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8](P3),所以在人文价值的层面上,文艺传播学同样不会置身于这种思辨、形而上的旨归之外;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媒介生产在文化层面上实际上重演了社会的根本冲突,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对话、谈判、争夺的场所,媒介生产“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要么促进控制,要么赋予个人以抵制和斗争的力量”[2](P73)。所以在接下来即将讨论的经济价值的层面上,运用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让文艺传播学研究思路更加清晰。

(二)经济价值与[物质/经济]范式

参照文化研究,文艺传播学的研究同样可以是经验的、实用性的,非理性主义或者非形而上学的,它的哲学依据是实用主义,依托于多种理论,以期达到詹姆士所说的“有用”或者“起作用”,“实用主义使我们所有的理论都变活了,使它们柔和起来并使每一种理论起作用”[9](P32)。横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艺传播学研究,同样要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9],因此,对于经济的(Economy)、产业的(Industry)、市场的(Marketing)、微观操作层面的经验研究(Empiricalresearch)十分欢迎。

研究者需要关注文化产业、媒介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市场绩效,在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互相渗透过程中,一方面,媒介会通过“外部采购”的形式获取“文化产品”,在媒介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媒介会通过项目合同制的经济手段来控制整个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流程,比如国内一些具有雄厚资本背景的大型文学网站会与网络签约。而个人或者小团队也乐于通过项目合同方式来工作,“这种方式越来越多地为大型商业和公共企业所采纳”,“通过合同而不是控制手段来管理”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内“很多行业所遵循的历史标准”[3](P285)。

另一方面,媒介会运用产业经济学中纵向一体化的战略,即原材料采集、加工制作、销售推广全部自行承担:第一,大众媒介本身即文化艺术产品的制作方,比如BBC既生产幼教和科教节目,也生产纪录片,文化访谈节目;第二,大众媒介能够提供最初始的文艺作品创作素材,比如新闻、评论节目的文字与音视频素材库,这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加工提供了必要前提;第三,大众媒介本身即是文化艺术产品的推广与销售平台,电视购物、在线购物与书评、影评一起既可以促进销售,还可以利用自身的公信力具有背书性质的书籍或影视作品排行榜。仍以网络文学为例,媒介化与产业化的结果使文艺传播学研究者必须关注研究对象的最新动向:

·作者:从作者到、签约作家、职业编剧的转变;从独立创作,到团队创作、工作室创作的转变;由作者创作到作者、读者共同创作的转变。

·创作过程:从单部作品的线性创作到批量作品的并行生产;从手工制作,比如传统手工式的文献研究,到机械复制,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COPY文化;从整体作品的,到基于成本和市场反响考虑的片断作品的试探性。

·作品:从单部作品到作品集、类型作品的;从经典作品到准经典、类经典、畅销作品的转变。

·读者:从接受理论再回归到创作理论,读者和作者的角色正在动态地进行交换。

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在《开放性作品的诗学》中说道:“作者提供给演绎者、表演者、受众的作品是有待完成的作品”,这种开放性作品“因为处于运动之中,其特点是欢迎和作者一起创作作品”[3](P154~155),正因为文化产业的媒介化、媒介产业的创意化、创意产业的网络化,导致了文艺传播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也必须同步地“处于运动之中”。

诚然,当代文艺作品的媒介化、产业化结果,使许多批评家、理论家往往有意无意中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颇有微辞,但克罗齐早就说过,在文学艺术史的研究上,研究者们“首先要肯定他们(即作者和作品,引者注)所做到的事情,而不是他们不想或未能做到的事情,即要肯定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缺点”[10](P173),理论家、批评家们自然具备这种气魄。

四、文艺传播学研究展望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5篇

1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建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其中的建筑史论研究也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专业，是从建筑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在人文社会建设过程中，建筑史论研究更应以人文关怀为前提，结合地理、环境、生态、哲学、艺术、民俗、历史、土木、心理、社会、经济与交通等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开放的研究系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论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建筑学研究最为紧密。如前文所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人文与社会两个学科类型，但在我国，二者关系紧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互有借鉴。一般来说，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主要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研究过程包括问卷设计、方法与数据统计等。问卷调查首先要做问卷设计，针对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对问卷的内容、用词做合理的布置，并进行信度与效度的考证。散发问卷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做全样本的调查，可根据研究条件做具体调整。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剔除不可信的问卷结果，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田野笔记等，这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一般程序。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进入田野”，它不只是指进入所要研究的场地之中，而且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与观察强调与当地社区处于相同的情境下，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之中观察建筑与人的关系，多用于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访谈是对参与观察的补充与深化，对个别的、重要的社区人物进行访谈，挖掘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建筑或建筑遗产）的历史及其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田野笔记分为速记、日记、日志和笔记四种类型，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建筑速写、草图也是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应用

建筑史论研究中时常需要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对特定建筑历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等。总结如下：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发展研究。对相关社区人群的走访，更广泛地掌握历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应用最多，通过居民访谈了解民居的发展历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建筑与城市的文化表达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理解文化内部人群对建筑、城市空间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化阐释进行二次阐释。也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居民行为与观念有一个定量的数据统计，支撑研究论证。建筑与城市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对策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通过田野考察与问卷调查，更广泛地理解不同遗产社区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分析遗产发展趋势与保护策略。通过广泛接触，了解居民对于遗产发展的需求，制定适当的遗产保护、管理与遗产地发展策略。

2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论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之中，讲授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专业研究并重。建筑史论研究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更需要具备多科学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满足我国目前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学环节中需要加强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传达。

2.2建筑史论研究生的学科背景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大多具备建筑学本科的学历与知识体系，具备基本的建筑设计、建筑表现与建筑技术等建筑学基本能力，研究生阶段主要着重培养他们在独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均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学学科为主，在人文、社会、艺术、历史等学科建设方面有所欠缺，相应的，建筑学本科毕业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难满足研究生阶段综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础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需求

建筑学本身即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艺术、社会、技术等不同的学科专业，将建筑院校建设为综合性大学也是顺应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尤其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在现阶段难以满足建筑学，尤其是建筑史论研究的培养需要。那么在没有相应的人文、社会院系的条件下，在建筑学学科内部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成为弥补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论课程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的现实需求。

3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建筑史论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基础，同时研究选题多样、学生实践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满足基本教学条件

建筑史论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师具备应用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在教学中传授这些研究方法，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已有很多基础的教学参考书目与教材，能够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与一些涉及新技术的教学内容相比，对基础研究方法的讲授不涉及教学设备问题，现有教学条件能够满足讲授、学习需求。

3.2研究选题多样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是综合性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因此在课程选题与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或多或少均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应用这些研究方法。在课程教学环节中学习到的研究方法能够迅速、及时而有效地应用于科学研究与专业实践之中，具有教研联系密切、理论结合实际的特征。

3.3学生实践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实践必然与社会人文环境发生关系。学生在教学环节中习得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于专业实践中，如城市社会调查、建筑遗产考察、建筑修复设计、旧城区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实践方式。

4结语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6篇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7篇

1、对传播研究范式的思考

杨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但在讨论中并没有论证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众所周知，范式这一概念是由库恩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讨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论文中曾经指出，根据库恩自己的说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两层意义：第一，它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第二，它涉及该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作为一种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规科学其他疑题的解答基础。[1]从以上两种定义来看，杨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第二种。然而，国内学者现今在讨论研究范式时多采用第一种更为宏观的、形而上的定义，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样援引西方学者的说法，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范式，是有关科学和社会基本性质的一组形上假定，无谓对和错，而只是提供了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2]那么在这种目前在大陆学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都还不能直接被定义为范式，更好的说法是它们是一些学派或流派，它们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要小于范式。

如果我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传播研究范式，那么传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也早有论述。潘忠党先生早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根据传播媒介的功能极具创见地提出了探讨媒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三种理论模式（虽然潘文没有采用范式的概念，但所用的模式一词已经具有了范式的意义），即表述模式（认为媒介是表述现实的工具）、传送模式（认为媒介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以及把传播视为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的模式。[3]当然，从整个国际传播学界来看，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主要存在着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4]这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当然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都存在着差别。如果择其要点而言之，笔者以为它们的差别首先来源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社会科学想仿效自然科学，因此主张价值中立，认为学者必须不带个人偏见地去揭示纯粹的客观规律；而人文学者认为价值中立是无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如果说社会科学主要是想揭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人文科学的价值关怀已经让研究工作还带有了一点揭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前者在传播研究中直接产生了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强调客观，强调实证，强调规律性；而后者在传播研究中又可以分为两支，在具有价值导向的前提下，一派强调理解，这带来了传播的诠释研究范式；另一派强调批判，这带来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8篇

按照其描述，符号域空间中充满了各式各样、自由移动的碎片。它们既是独立个体也是系统的一部分。“异质性不仅指各类要素的多样性也指功能的多样性。”由此可以看到洛特曼试图建构维护个体生存的系统，为个体发展寻觅合适的土壤。这样的系统需具有有序性，以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同时还需具有无常性以维护个体的发展。在此，对话美学犹如一双上帝之手，展示其神奇的中和力量。洛特曼声明“一段艺术文本不只是体现了各种结构规范的实现，也表现了对它们的违背。它是由确立次序和破坏次序的追求所组成的双重结构范围内发挥作用。”〔2〕（P417）有序与无常，两种相反的力量斗争博弈，同时发挥作用，其最终主导权归为何方？洛特曼的答案是“尽管每一种追求都力图控制和破坏对方，但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对艺术来说其实是不幸的。艺术文本的生命取决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张力。”〔2〕（P417）也就是说，洛特曼寄希望于系统内部“彼此之间的张力”对系统的无常与有序进行平衡。一切始于系统，一切终于系统。起点即是终点，终点亦是起点。似乎问题在此得到了合理解答，但我们的追问并未就此终结。在没有第三方力量合理制衡的境况下，有序与无常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如何避免向左便是一元专制、话语霸权，系统成为僵硬的、固化的、绝对的、独断的系统；向右便是遁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终至礼崩乐坏、价值失范。应该说，合理有度地调和有序与无常，和谐共生的对话格局知易行难，非一心所想，亦非一日之功。

洛特曼指出符号学的首要问题是意义。意义即信息，意义在洛特曼将文艺学科学化的进程中置换为信息。文本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其包含的信息量，也就是语义负载的程度。信息量的多少成为评价文本意义的标准。意义可量化为信息量，彰显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勇气与希望，而艺术文本的信息量终究无法测算，意义难以衡量则预示着人文科学化的困境与瓶颈。一方面，意义等同于可测量、有数量的信息，体现了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希望。洛特曼以其任教的塔尔图大学为中心，运用作为哲学人文思潮的结构主义与作为社会科学最新方法论的符号学，形成了著名的塔尔图符号学派。符号学是有关模式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他认为研究符号系统的目的，是确定意义。“对于所有使用符号的科学来说，意义是首要问题。研究任何符号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确定它的内容。”〔2〕（P48）洛特曼借用乌斯宾斯基的观点，阐明意义就是互译过程中的不变量。洛特曼衡量意义的初衷在于试图科学地回答艺术存在的必然性问题。按照黑格尔理论，会出现高于艺术的形态，艺术势必灭亡或被替代。但艺术仍然存在，深究其因便是艺术文本较之其他文本，能够容纳罕见的高浓度信息，具备惊人的语义饱和状态。具体来看，将口语句子与一首诗、一套颜料与一幅画做比较，艺术可贮存、传达的信息量是无可比拟的。言下之意，艺术存在的必然性在于“对于贮存和传送信息来说，艺术是最经济、最简捷的办法。”〔2〕（P33）洛特曼提出意义就是信息，深化了对文学本质的研究，特别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显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信息不可量、无法量，彰显了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困境。信息如何精确衡量，符号学最终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提炼数字结论异常困难。一是从信息属性来看，艺术文本中存在的是超信息。艺术具有不可翻译性，也就是信息量无法计量。洛特曼指出“为什么诗歌文本的最精确翻译，仅仅只在对诗歌言语和非诗歌言语都是共同的那部分结构上再造内容结构。”〔2〕（P217）

换言之，诗歌文本无法得到精确的翻译，信息量也就无法得到全部统计。洛特曼认识到“艺术模式永远比对它的解释更丰富、更有生命力，而解释永远只能是一种近似物。”〔5〕信息量的统计上，总是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准确捕捉，相反，存在诸多空白点。简言之，这就是洛特曼所说的“只有在艺术文本中才有可能存在的超信息。”〔5〕二是从信息来源来看，信息量的多少取决于读者。洛特曼将判断语义信息的裁决权赋予了读者。但读者不是一个固定实体，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主体。不同读者判断标准不一，理解程度不同。信息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而非固定不变之物。信息量流动不居，无法凝定恒常。没有终极解释，无法盖棺定论。更为致命的是洛特曼认为文本中的语义信息呈潜在隐身状态。信息是潜在的，需要读者挖掘。信息出自接受方的推断，这就近乎宣告了数字化语义信息必然失败。用艾柯的话来说“，我们决不会完成美学信息的‘最终的’解码或‘阅读’。”〔6〕（P147）既无法裁定艺术文本的信息量小于其他文本，也无法估量艺术文本的信息量究竟大过其他文本多少，信息无法测量，意义自然亦无法衡量。细究之，科学方法运用于人文领域是否合理，是否仅是简单折合、旧词新说，还是对话碰撞出新的意义，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上述问题。人文与科学并非二元对立的两极。人文与科学之间的交流对话是可能的，也是不易的。洛特曼的理论出发点是文学研究科学化，对文学研究进行自我确认。建立一门以严格科学原则为基础，不取决于个人趣味的超意识形态的文学科学模式是其理论旨趣。但符号学引入文学研究，虽然有助于思考文学意义的产生机制，但并不能代替思考文学作品的本质，不能再现作品的历史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各自拥有不同特质。如巴赫金所言，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目的。自然科学研究物，人文科学研究人。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人的物质存在。洛特曼赋予文学以科学气质，勇气可嘉，但科学与人文的鸿沟仍然存在，符号学并未将之消除。

从文学系统切入，直面意义生成，这是对话美学为现代性多样性设计的方案。既对现代性普适价值持宽容性认同，又对后现代性过激之处予以修正。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现代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非易事，往往会导致前提与结论相互抵牾，悖论丛生，影响理论的效能发挥。首先从理论目的来看，对话美学以文学的独立性、特殊性、区别性为立论基点，试图追求文学研究的知识系统化和专门化，坚持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但结论却是文学始终处于与外系统不可分离的关系之中，将文学研究导向了拉平一切对立面，打破以往确立文学概念的等级关系，解除文学与非文学的藩篱。从捍卫差异、确定边界始，以消解差异、边界消失终。语言规则、文学系统、交通信号、文化系统等量齐观，万象归一，有无违背系统结构的前提预设，即外延确定、独立自存、等级森严、外人莫入的原则，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认识论假设，值得深思。深究之，对话美学的深意是破除现代性思维，颠覆欧洲文化中心论，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现代性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除了科学、民主之外，现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代表了“欧洲中心论”、“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无论是黑格尔声明中国没有历史，还是马克思形容像植物一样缓慢成长，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均作为资本主义的客体依附性存在，而非作为历史的主体存在，被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如何在认同现代性思想之时，仍然保持主体性，体现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命题上。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造成的自我否定，苏俄知识分子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主体位置以及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精神上的分裂状态，均需通过诗意阐述加以抚平。其次从理论方法来看，洛特曼对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对话立场。洛特曼遵循对话宗旨，引入读者、外文本，有效吸纳历史主义，融文学的历史诉求于形式结构，纳具体可见的现实现象于系统模式。既纠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论局限，同时又克服了以意识形态为指归的历史主义文论偏颇，一举完成超越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他得出“艺术作品是历史的纪念碑这个概念为另一个概念所代替；艺术作品是‘像任何其他’我们不断见过的作品那样的纪念碑。”〔2〕（P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