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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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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研究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1篇

1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建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其中的建筑史论研究也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专业,是从建筑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在人文社会建设过程中,建筑史论研究更应以人文关怀为前提,结合地理、环境、生态、哲学、艺术、民俗、历史、土木、心理、社会、经济与交通等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开放的研究系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论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建筑学研究最为紧密。如前文所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人文与社会两个学科类型,但在我国,二者关系紧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互有借鉴。一般来说,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主要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研究过程包括问卷设计、方法与数据统计等。问卷调查首先要做问卷设计,针对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对问卷的内容、用词做合理的布置,并进行信度与效度的考证。散发问卷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做全样本的调查,可根据研究条件做具体调整。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剔除不可信的问卷结果,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田野笔记等,这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一般程序。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进入田野”,它不只是指进入所要研究的场地之中,而且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与观察强调与当地社区处于相同的情境下,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之中观察建筑与人的关系,多用于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访谈是对参与观察的补充与深化,对个别的、重要的社区人物进行访谈,挖掘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建筑或建筑遗产)的历史及其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田野笔记分为速记、日记、日志和笔记四种类型,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建筑速写、草图也是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应用

建筑史论研究中时常需要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对特定建筑历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等。总结如下: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发展研究。对相关社区人群的走访,更广泛地掌握历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应用最多,通过居民访谈了解民居的发展历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建筑与城市的文化表达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理解文化内部人群对建筑、城市空间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化阐释进行二次阐释。也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居民行为与观念有一个定量的数据统计,支撑研究论证。建筑与城市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对策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通过田野考察与问卷调查,更广泛地理解不同遗产社区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分析遗产发展趋势与保护策略。通过广泛接触,了解居民对于遗产发展的需求,制定适当的遗产保护、管理与遗产地发展策略。

2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论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之中,讲授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专业研究并重。建筑史论研究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更需要具备多科学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满足我国目前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学环节中需要加强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传达。

2.2建筑史论研究生的学科背景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大多具备建筑学本科的学历与知识体系,具备基本的建筑设计、建筑表现与建筑技术等建筑学基本能力,研究生阶段主要着重培养他们在独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均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学学科为主,在人文、社会、艺术、历史等学科建设方面有所欠缺,相应的,建筑学本科毕业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难满足研究生阶段综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础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需求

建筑学本身即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艺术、社会、技术等不同的学科专业,将建筑院校建设为综合性大学也是顺应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尤其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在现阶段难以满足建筑学,尤其是建筑史论研究的培养需要。那么在没有相应的人文、社会院系的条件下,在建筑学学科内部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成为弥补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论课程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的现实需求。

3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建筑史论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基础,同时研究选题多样、学生实践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满足基本教学条件

建筑史论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师具备应用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在教学中传授这些研究方法,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已有很多基础的教学参考书目与教材,能够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与一些涉及新技术的教学内容相比,对基础研究方法的讲授不涉及教学设备问题,现有教学条件能够满足讲授、学习需求。

3.2研究选题多样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是综合性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因此在课程选题与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或多或少均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应用这些研究方法。在课程教学环节中学习到的研究方法能够迅速、及时而有效地应用于科学研究与专业实践之中,具有教研联系密切、理论结合实际的特征。

3.3学生实践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实践必然与社会人文环境发生关系。学生在教学环节中习得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于专业实践中,如城市社会调查、建筑遗产考察、建筑修复设计、旧城区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实践方式。

4结语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2篇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3篇

1.1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地域性——以西南山地为例

按行政区域划分,我国西南地区划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等省市辖区范围;按照西南地域山地聚居的文化地理特征划分,西南地区除川、滇、黔、渝外,还应包括湘西、鄂西、陕南、桂北等山地地区。总体而论,这些地区、城市和乡村的人类聚居形态、地形地貌、气候特征以及生活习性等具有共通性。从历史上看,西南区域地方富庶,人文汇粹,城市和城镇建设的独特性构成了典型的山地人居环境聚居的形态与内容。

在城镇化进程中,西南地区集中了两种差异性特征: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山地与平原的差异。城市群集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山区经济落后,经济发展反差较大,如:重庆直辖市中心城区与三峡库区,成都平原地区与四川广大山区,昆明城市集群地区与滇西南、西北的广大山区,以及黔东南和湘西等少数民族山地聚居区域③。由于山地交通的不便与山水的阻隔,当前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多集中反映在首位度较高的大城市地区,大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缓慢,落后的状况仍然明显,大城市与小城镇地区的建设水平的差距在加大。区域性城镇化不发达,城市、镇建设的适应性理论缺乏和技术水平落后以及人才资源匮乏是影响西南山地社会经济和城乡建设发展的一个瓶颈。西南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面对的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理论研究和积累的差异:长期以来,国家层面对山地城镇规划问题的研究缺乏足够重视,理论积累和实践总结十分有限,技术力量也很薄弱。简单地搬抄平地的做法而忽视山地条件的多样性、综合性和复杂性是山地城镇建设的普遍现象。山地城镇规划与建设理论和方法(包括书目、教材、规范、标准等)缺乏,难以适应现代山地城市、镇规划和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和理论的积累也非常薄弱。

(2)城镇化进程的“植入”作用:山地的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慢于平原地区,国家城镇化进程从东向西推进,由东部影响西部。对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而言,城镇化推进和影响的作用往往以“植入”的方式进行,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影响发展慢的地区。山地区域往往在尚未有足够物质和文化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影响,被推入现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行列。山地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冲击,自身的文化传承和技术方式也逐步丧失。

(3)工程建设环境的差异:山地在地形、生态、气候、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经济投入的比份(包括规划建筑创作和技术方法),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最易将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或者以平原方式而概论山地。重赢利而损资源,重眼前而损长远,重局部而损整体,重物质而损文化,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行为在山地城市、镇建设的过程中是文化价值观问题,也是科学技术实施的地域差异性问题。

1.2山地人居环境人才培养面对的艰巨任务

自古以来,建筑学的文化定义就包含了严格意义的地域概念。因此,在今天国际主义势强、传统文化势微的情况下,不能忽略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教育的地域内涵。教育工作需要高度重视地区性和服务性问题、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任务、重视培养引导城市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人才。当前,我国建筑教育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正处在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建筑教育出现危机,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重西方而轻国学,重现代而轻传统,缺少民族文化的根基,忽视了自己文化的重要价值和作用④,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学院校年复一年地培养出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大量人才,今天的学生是明天规划和建设的设计者、教育者、管理者和开发者。他(她)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文化底蕴是决定我们事业发展走向的关键;他(她)们是国家和地区建设事业的推行者,稍有不慎,他(们)们又可能成为城市建设的“破坏”者和自己本土文化的“阻断”者。因此,当建筑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年青学子缺少对自己民族、地域文化价值的整体性认同和传承发展的自觉意识时,国家和地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建筑创作、景观建设就必然面对文化的断代和丧失问题。当前我们城市和建筑创作的肤浅和紊乱与此不无关系。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需要培养适应自己地域特点、文化底蕴、技术工程方法、社会服务意识的专门性人才队伍来扎根山地的城乡建设,为山地发展做贡献。

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思考

2.1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定义

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是对吴良镛院士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在山地问题上的创新和发展,旨在探讨在山地自然环境状态下人类聚居发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研究山地条件下人类宜居的理论与方法,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山地城乡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方法的探索[1-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山地作为支撑城市和乡村建设的基本元素(山体、河流、复杂地形、气候、生态环境构成、植物方式等)与人居环境建设的作用关系;山地人居环境建设(城市、建筑、园林、技术支撑)的四位一体在山地复杂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科学含义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理论建构、观点界定、技术方法路线等)。

2.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构成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山地人居环境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较之平原形态的“人居环境”而言,彰显出“山地”构成的科学性以及学科“城市—建筑—景观—技术支撑”四位一体的内在联系。复杂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山地问题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山地聚居的生态规律性和安全性;山地聚居丰富多元的文化性以及文化的可持续性;山地建设技术支撑层面的学科交叉和可行性

2.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应包括的内容

在我国山地复杂的地形、多样的文化元素、特殊的气候等客观条件下,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应包括:研究城乡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技术支撑体系“四位一体”的构成关系;研究人与用地紧张关系下的城乡建设发展和解决矛盾的途径;研究现代城市、镇建设对山地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以及科学的保护、协调和维育方法;研究大规模城市化对山地历史文化和山水形态的影响和冲击,以及保护和建设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新技术应用,如GIS和地理信息图谱技术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结合,从而形成对山地人居环境理论思维的研究创新与技术方法的拓展等。

2.4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的理论探索

2.4.1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支撑关系

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干支撑学科以“城乡规划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为构成基础,考虑山地问题的复杂性和技术综合性,将“技术科学”纳入学科构成框架,形成“四位一体”的支撑体系;由于山地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与地理学科、生态学科、环境工程学科、工程技术学科等有紧密的支持关系,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经济学科、计算机技术等有相关的学科联系。山地人居环境的研究体系由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技术层面四个层次构成,宏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镇化体系、流域人居环境、区域人居环境的生态资源保护、区域风景资源评价与规划等;中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总体规划、区域城乡统筹、山地城市控制性规划等;微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设计、地域建筑创作、山地城市、镇的历史文化保护等;技术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镇)的安全与防灾、基础设施工程、地理信息图谱技术等。

2.4.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认识

(1)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和探索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面对的科学问题: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立足国家和地区城市(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2)多学科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构成在一般人居环境意义上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独特性。山地自然环境作用于城市、建筑、大地景观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容,三位一体的关系更加突出,人与自然空间的构成更具有机性和依赖性;山地人文环境由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构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和多维性。山地人居环境研究从地域因素和人文环境的方面来建立理论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3)宏观、中观、微观、技术支持层面的整体研究方法:对应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的学科特点,整体研究山地人居环境的理论问题,并将技术支持层面贯穿在研究工作的体系中。(4)理论探索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建立在理论研究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国家和地方城市建设的具体问题(图5)。

2.4.3团队近年主要拓展的理论研究工作

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自1996年成立以来,逐步成长,进行学术成果的积淀、学术视野的开拓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住建部、教育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的课题支持下,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逐步凝练成团队的主要理论研究方向,大致可以总结成四个方面:西南山地区域城镇化研究(宏观层面);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中观层面);西南山地城市、镇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微观层面);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技术支持体系(技术层面)。结合团队的发展和对研究问题的逐步深入,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团队希望在“山地人居环境生态与安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社会学、经济学问题”、“山地地区建筑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山地密集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所拓展和突破。

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工作

3.1创新研究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1996年以来,赵万民教授带领学科团队以三峡为研究对象,将人居环境的科学理论与三峡移民安居和城市建设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库区新型城镇化、总体规划的适宜方法与土地资源节约、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与安全、移民安居和新住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GIS信息图谱结合库区城市规划的应用、三峡地区风景资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系统的研究和工程实践,代表性的理论创新专著有《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资源调查》、《西南地区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三峡库区新人居环境建设十五年进展1994-2009》等,并在国内外发表了30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完成了三峡地区“城镇化”、“移民与社会学问题”、“住区空间重构”、“文化空间变迁与发展”、“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城市规划的GIS信息图谱应用”等研究并出版专著[4-6]。

团队主要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有:1997-2000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峡库区节约环境资源的城市设计方法研究”,提出“簇群”城市规划理论,成为库区规划建设的重要指导理论与实践方法;2005-2008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南地区流域开发与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提出了从流域整体视野研究三峡库区以及相关支流的人居环境建设规律,完成了“乌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等实际问题的研究,并在库区整体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利用与保护上得到了有效应用;2008-2011年,主持“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国家重大工程移民搬迁住宅区规划设计技术标准集成与示范”,提出适应三峡后期移民住区建设的三种模式:“城市社区型”、“城乡统筹型”、“农村散居型”,建成14万平方米工程示范;2013-2016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三峡时代库区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理论与方法”,将对三峡后期的人居环境建设提出“生态修复”、“工程安全”、“文化重构”的理论发展思路和实践;主持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西南山地生态安全型村镇社区与基础设计建设关键技术与示范”,将对库区村镇移民安居的生态与安全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示范。先后承担三峡库区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如万州、长寿、江津、涪陵、奉节、开县等13个移民大区(县)的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为库区人居环境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支持和指导。多项成果获得全国及省部级行业奖励。

3.2三峡库区城镇搬迁规划与移民安居建设实践工程

三峡库区集中了移民安居与社会发展、复杂山地环境的城镇建设、生态敏感地区的工程与技术安全以及多民族聚居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矛盾集中的典型地区。近18年来,赵万民教授带领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以三峡人居环境建设的紧迫任务为己任,持续探索研究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和城乡建设问题,先后完成了库区20个行政区中13个区(县)的总体规划、产业规划、详细规划及专项课题等共计50余项,规划覆盖了70%的库区区县。在研究人口空间再分布、产业结构优化和乡民安居乐业的实体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协调的结构关系的基础上,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提出了库区移民搬迁集约建设的规划模式与技术方法体系,为保障百万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库区建设完成的数十项国家和地方示范工程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建设效果,数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十一五”三峡库区移民住区示范工程⑤针对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后期安置住宅区建设,以长寿区为选点,提出移民安置模式与住宅区选址、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及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集成与创新。此研究完成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地域特色、资源节约的三峡库区后期移民住宅科技示范区的建设;创新性地提出了针对城市、城乡和农村三种类型的“社区移民型”、“城乡统筹型”、“散居移民型”规划建设模式;实施建成40多万平方米的安居住宅区,项目完成情况优良,被科技部选送参加了由科技部、中组部、国家发改委等共同主办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2011年,北京)。(2)“社区移民型”示范工程项目的科技创新价值体现在通过研究和示范,发挥移民住宅区土地的经济效益,有效规范移民住宅建设,改善聚居环境,完善环保设施,提高移民居住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2012年5月,国家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鉴定认为:示范工程户均宅基地面积比“十五”期间节约20%;农村低层住宅模块化设计率达到80%,实现节能50%;生活垃圾源头分拣分类收集率达到或超过80%,无害化处理率达100%;示范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或超过90%、再生利用率达30%。住宅建造成本平均降低120元/m2;住宅使用成本平均降低2元/月;住宅管理与维护成本平均降低4元/月,具有可以在库区后期移民工作中推广的价值⑥(图6)。(3)“散居移民型”示范工程该项目位于重庆长寿云台镇,是三峡库区农村城镇化发展中为农民居住条件改善、生态环境维育而搬迁建设的农村移民住房整治改造示范工程,其目的是提高库区农民住宅的集约化、模块化和市政设施的质量改进。项目住宅区总占地面积约10亩,建筑总面积约0.76万平方米,共46户,平均每户占地面积145m2,建筑面积165m2。工程分为三期:一期为居住功能提升;二期为风貌特色整治;三期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图7)。

3.3探索和发展西南山地城乡规划学的理论与方法

山地问题是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研究的弱点和难点,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承担国家和地方等重点课题研究,凝练山地资源与环境、生态与安全、聚居与文化保护等工程和科学的关键问题,在山地城乡规划理论研究和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成长为全国和西南山地规划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的适应性理论与方法”核心成果获得了由三位院士组成的专家组的一致肯定,是该领域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与系列实践。

团队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2008-2011)为工作核心,凝练山地城乡规划研究的理论框架,从宏观、中观、微观和技术层面对“西南山地区域城镇化”、“流域人居环境”、“历史文化保护”、“技术支持体系”进行了理论建设和研究梳理,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文30余篇,并即将出版《山地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等总结性专著。团队主编2002-2013年的《山地人居环境研究丛书》,出版28本专著,初步建立了西南山地城乡规划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山地区域城镇化和城市规划、山地城市设计、地域文化和城市建设、历史古镇保护理论与方法[7]、社会学与社区发展、工程技术与新技术等,其中赵万民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共10本。主持“《第三届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重庆)”并主编论文集出版[8],在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团队将山地城乡规划建设的理论研究运用于工程实践,在西南山地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承担了80余项山地城市(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历史文化城镇和街区保护规划等设计项目,推动了城镇建设行业的科技进步。成果分别在省市、住建部评优中获奖,产生了很好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影响力,其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⑦。

3.4典型案例

3.4.1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林博览园主展馆建筑群与环境设计

2011年,学科团队完成重庆市园博园主展馆建筑群和大门入口广场等规划、建筑和景观的设计,并指导实施建设(图8-9)。项目获“2012年度重庆市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一等奖”。项目以“园林,让城市更加美好”为主题进行地域化建筑创作和环境设计,提出“山水生态、资源节约”的设计理念,运用生态技术、创新环保技术引领园林科技发展,提出建设低碳园林和主题建筑以及广场的设计思路和方法,高品质、高标准、高水平地建设本届园博会,彰显了“山水立体园博会”的特色。

3.4.2西南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学科团队完成西南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设计和研究项目近20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如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保护规划、眉山三苏祠周边环境调控规划等;编制完成重庆市12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规划,编写出版历史城镇保护书籍10部;探索研究关于山地历史城镇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建设实施的设计方法、历史城镇保护的管理模式等,有效推动了重庆市6个国家级历史城镇(龙潭、安居、宁厂、丰盛、松溉、走马)的申报工作,为西南山地历史文化城镇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做出了有价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1)重庆酉阳县龚滩镇淹没整体迁建工程(项目研究并实施)龚滩是一座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位列重庆市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首。因三峡工程和乌江彭水电站的建设,整个古镇被淹。为了保护古镇风貌和建筑环境,赵万民教授作为专家,与重庆市文物局、市规划局、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一道,共同呼吁,几经努力争取,古镇得以整体搬迁和复建。龚滩镇的整体迁建选址位于阿蓬江与乌江交汇处、百里乌江画廊的起点,迁建规划设计指导思想为“保护历史真实性、保持风貌的原真性、维持生活的延续性、让移民安居乐业”。规划面积为8.2hm2,新址建设中巧妙结合地形,构成三条随山就势的主街,恢复了山地古镇的原真性,延续了原龚滩古镇山地风貌的历史特色。为保护珍贵的历史遗存,规划对大部分古建筑进行了完整测绘以便整体移至新址。赵万民学科团队于2000年完成了古镇测绘,2004年完成搬迁规划设计,在地方政府、重庆市文物局、施工单位的协作配合下,2006年3月至2009年4月完成迁建(图10-11)。(2)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11年,学科团队对大足石刻景区进行了提档升级规划与设计工作,并对景区相关配套设施、环境风貌、陈列展馆等进行了规划、景观和建筑“三位一体”的设计。通过对景区现状的综合评价、景点分布及规划游览路线的组织,设计提出了“分区规划”策略,将景区分为核心保护展示区、博物馆展示设计参观区、旅游接待服务区、外围生态环境保护区等,对每个功能区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重点对大足石刻博物馆、研究院等建筑进行设计和实施,对孔雀园旅游接待服务中心、礼佛朝圣道路以及相关仿古建筑和基础设施进行施工建设(图12-13)。

4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科学思路

文章讨论了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对山地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是对我国人居环境科学在山地城乡建设中进行的探索和发展。“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给我国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指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高度,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是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山地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和难点,国家在山地城乡建设方面缺乏理论体系,存在诸多问题,突发灾害应对(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三峡移民(社会、工程和安全稳定等)、环保和生态工程(滇池治理、三江源生态修复等)、山地城镇化(面对突如其来的城乡建设,土地节约、生态环境维育等)等都是亟待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当前,山地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如不合理的建设遍及山区、以平原方式概论山地、生态和资源破坏严重、地域文化加速丢失、千城一面等。因此需要从国家和区域层面综合、系统地与其他科学和工程领域协同作战的理论研究体系和战略目标计划,形成学科团队和有准备的高端人才队伍集群,来应对国家层面的长久战略发展和科技工作需要。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4篇

鉴于当前高职院校人文素质课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现状,因此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改革将成为我国高职教育界一项紧迫的任务。

1树立现代教育理念,提高信息技术运用能力

首先,加强对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的培训。一是增强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的信息意识,树立现代教育理念。二是加强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现代信息技术培训,掌握人文素质课网络课程、多媒体课件等相关开发软件的使用,以增强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课程的实效性。三是积极组织教师优秀教学课件和网络课程相互学习和观摩,组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经验研讨会,使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其次,提高高职学生的信息素养。一是通过开设现代信息技术课程,主要传授高职学生现代信息技术理论和相应的实践操作能力,使高职学生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二是通过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的日常教学,培养学生检索、筛选、整合信息的能力,加强人文素质课课堂的互动,推进有效的自主性学习,发展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从而使学生在运用中提高信息素养。

2改革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与方法

现代信息技术会导致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的开放,对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的要求更高更全面,要求教师从仅仅注重对学生情感和认知的关怀,转变为更注重对学生现实生活、人生价值、全面发展的关怀等。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方法既影响着高职学生的学习方法,又决定着高职学生学习的效果,所以在教学中,需要根据高职学生个体的知识基础与能力水平,结合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来实行讨论教学、案例教学、讲授教学、启发教学、专题学习、情感教学、小组协作、辩论、演讲、自由发言等教学方法,实现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改革。例如可利用微博、微信、QQ、世界大学城(职教新干线)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学生进行个别教学;也可通过网络视频连接进行现场教学;或通过高职人文素质课多媒体课件、音频、视频、录像、网络课程、QQ群、微博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扩大案例教学的信息量、使案例教学更形象、生动,实行案例教学。

3改革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评价

一是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通过设计开发网络课程考核平台,全面评价高职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行为和学习成果,把高职学生的作业成绩、课堂参与、组织纪律、平时表现、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情况与期末考试成绩等综合起来进行评价。二是高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课程、QQ群、电子邮件或BBS等多种现代信息技术方式来完成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的考评,做到把高职学生的学习过程与目标考核相结合,把高职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

4加强高职人文素质课程实践教学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5篇

“现代化”作为这一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或范式,被越来越多的高校理论工作者所接受。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此,“三个面向”就成为我国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并于1985年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从此,“三个面向”成为贯穿整个80年代校园学术文化的最强音,并决定了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5]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视野和转换视角铺平了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响亮的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6]这样,“现代化”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价值层面上都支配了80年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话语。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涌入国门,国外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西方文化热,深刻地影响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场西方文化热中,西方学术著作的引进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是重要的代表。[7]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经常出现在研究者们的参考文献中,卢梭、斯密、韦伯、哈贝马斯、胡塞尔、布迪厄、福柯、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心智”。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作品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主导性影响,中国学术心智的社会科学半区基本被美国大学所支配,而人文学科半区则为德国大学所主导。[8]在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的理论资源,以开阔人们的学术视野与思辨能力,使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学术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痛苦选择中,开始以批判的姿态去确立学术论说的自主性。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现代启蒙的时期,各种新的思潮、流派和新兴学科不断涌入中国高校,陈平原称之为“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

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在阶级斗争和‘’中摧毁的学科,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用于解释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学术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区别开来,在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政治逻辑,而是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学术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自主性。”[9]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纳入国家规划,各学科在大学课程中的设置,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和高校学术刊物的出版,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高校已大致建立起来。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建立,海外学术资源的大量引进,不仅为学术的全面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有利于形成布迪厄所谓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知识文化场域,从而摆脱完全受制于外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支配的状态。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制度的建立,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开展有计划、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提供了经济资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据《199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1991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高等学校513所。社会科学教师12万人,比1981年翻了一番;其中,教授4530人,比1981年增加三倍;副教授23587人,比1981年增加五倍多。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4430万元,研究课题11054项,发表学术论文58044篇,出版著作3984部,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成果968项。[10]

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发展与规范:20世纪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迈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导致这一变迁的宏观社会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人们搁置了“姓资姓社”的论争,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为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1994年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步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所描绘的发展蓝图,在其后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十五”规划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性明显提高。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科研管理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关键性一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是从1991年起建立了全国普通高校社会科学统计年报制度,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国家科技统计序列进行统一管理。二是1995年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8年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作为教育部的三大奖励之一,每三年评一次,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形成制度化。三是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规划设计,1996年国家教委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要点》,这是“建国以来高校第一个全面系统、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科研事业发展规划。它首次突破了科研规划仅仅是项目规划的旧框架,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经费、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学术交流、科研管理、信息资料等要素统统纳入科研规划的范围之内,形成了整体规划、重点突破、协调发展的态势。”[11]四是制定和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解决高校后继人才问题。从1997年到2000年,教育部分四批评选出经济学等21个学科共有154位入选者列入培养计划。在有关部门和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配合下,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普遍提高,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为学术研究骨干,基本上扭转了学术骨干队伍后继乏人的局面。[12]这些改革措施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为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奠定了基础。探寻学术发展理路,对学科发展状态和影响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大特点。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学界开始全面反思改革开放10年来的实践和研究状况,一批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梳理,为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扎实的知识基础。”[13]事实上,这种反思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萌芽,1988年陈平原在《瞭望》上发表的《关于“学术语法”》似可标示。陈平原认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14]陈平原这里讲的“学术语法”就是指学术规范。在《学人》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倡导下,此后又在《中国书评》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场学术规范化运动,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15]当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展开,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结束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落实,学者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学术摆脱了对政治的被动依附和跟从,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和尊严,需要建立学术规范。[16]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各学科尚处于建构学科体系,创立门户阶段,无暇顾及学术规范建设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恢复重建还是新建的学科,大多完成了体系建构而进入充实和发展阶段。正是在这种时候,学者们普遍发现自己所在学科的发展面临着学术规范化的制约,即缺乏规范化。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感到建设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把学术规范建设当作是推动本学科发展的头等大事。[17]这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必经阶段,其象征性和建设性意义远大于其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18]:一方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学术规范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揭开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建设的序幕,为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关注学术史的发展,矫正学术失范,是这一时段的又一重要现象和重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伊始,学术史研究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就是最早的开拓者,1991年由他自己主编出版的《学人》首开“学术史笔谈”专栏,同时他亲自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现代学术史”课程,并由此而开辟了一个问题域,引发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各学科的一系列反思性论文与专著,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共计有14种,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方面。[19]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从总体上可以说是由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活跃、硕果累累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负面因素(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和教训也是不可小觑的。为推进学术不断前进、健康发展,学术应该总结自身,学者应该回瞻自我。于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带有必然性地成为了学术热点。[20]通过对学术进程的描述和评判,正面或负面地凸显某种学术规范,是学术自觉的重要表现,对促进学术规范化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据《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2000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普通高校达739所,比1991年增加226所,社科教师队伍24.3万人,比1991年又翻了一番;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6.23亿元,比1991年增加15倍;研究与发展课题总数31942项,比1991年增加近2倍;发表学术论文153366篇,比1991年增加3倍;出版著作5000余部,比1991年增加20%;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的应用研究成果5107项,比1991年增加5倍。[21]这些成就表明,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得到牢固和加强。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界日益强调“知识增量”和努力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反思与重构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想主潮。这种思想主潮彰显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更加明晰,责任感和自觉性正不断强化。其所隐含的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自主性正在逐步生成,特别是在对西方新的文化危机的参照中更加倡明了民族性话语的“本真性”和生命力。二是本土学术话语的知识形态在历经了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模式和“内在肌质”的对比、交融之后,需要进行螺旋式的演变,以期形成自我的超越和精神的传承。[22]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言:学界在这一阶段的努力,“主要是从知识上对学术规范化这个论题进行讨论并从经验上对它加以践履,进而使这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具有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关键,在于它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即自主规则的问题。”[23]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改革与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新的科学的春天。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繁荣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予以了高度重视,坚持要把社会科学摆在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且极其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成立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宏观领导;成立教育社会科学委员会,发挥专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参谋咨询作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条件的改善,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有力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若干意见》,启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随着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这一时段的热门议题。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繁荣发展,就要切实通过考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各种制度性壁垒,整合科研力量,孕育和催生新的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完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创新体系。以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龙头,改革高校科研机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这一时段的重要特征。1999年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教育部启动实施了《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要求,重点研究基地在“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性的改革,围绕“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运行机制,建立了基地主任负责制,研究人员聘任合同制,驻所研究制度,学术休假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等。一些重点研究基地还在落实这些改革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制度创新。[24]在重点研究基地的引领示范作用下,一个由“985”工程创新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级研究基地、校级研究基地组成的金字塔形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初步形成。“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依靠政府拨款、下达课题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向以课题为中心、多渠道筹集经费的新型科研体制转变。”[25]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也是探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为不断深化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科研组织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

2004年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在教育部广泛动员和组织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建设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集中力量开展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断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重点加强理论学科建设,推进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此外,在、教育部等六部门组织推动下,通过定期举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提高中青年骨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已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品牌项目和重要抓手。作为上一时段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接续,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反思和批判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范”状态,遏制和整治学术腐败仍然是这一时段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社会和学术界对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整治学术腐败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一是政府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学风和学术规范建设。在学界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和学术批评的推动下,学术规范及其建设问题终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1年教育部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中,首次从政府层面明确提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要求,200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学术规范建设从探索争鸣阶段进入到整治行动阶段。二是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强化学风建设。2006年教育部成立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2009年成立了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下设社科类学风建设和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全国高校相继也建立学风建设组织机构,发挥学校学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在学术研究、学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制定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逐步形成领导有力、责任明确、协调配合、监督到位的学风建设工作体制。[26]

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的规章制度,努力用完善的制度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教育部先后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等规章制度,为高校推进学风建设工作提供了依据。四是改进科研评价机制,形成正确科研导向。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标志着立足创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由重数量增长到重质量提升的转变,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向更高质量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这只是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一步”,我们必须承认,它还没有彻底遏制住学术腐败现象,高校课程设置中没有学术规范这样的最基本的学术入门课程,大批的学子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教育等等,由于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学术规范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经过学界、政府、社会十多年合力进行的学术规范建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与国外学术界对话、交流与合作时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为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学生生产力的提升搭建了越来越规范的机制、环境和平台。”[27]据统计,“十五”期间,高校共出版著作达11万多部,比“九五”增长53%;107万多篇,增长71%;提交研究报告7.5万篇,增长2.5倍;科研经费达52亿,其中政府投入21亿,比“九五”增长5.5倍。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约2800次,比“九五”增长2.4倍;参加国际会议10万多人次,增长2.5倍;在国外期刊1.3万多篇,增长1.6倍;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2600多个,增长1.8倍。[28]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回顾,可见其经历了一个由恢复重建到规范发展,由积极探索到深化反思和改革创新的变迁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从恢复重建到蓬勃发展,并以其特殊的功能积极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学术使命。3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对自主性的追求,我们走中国道路、探索中国模式、推介中国经验,在回应时代的诉求中发出了应有的声音。我们既可以从宏观的视角总结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改革开放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也可以从微观视角观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成效。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其自主性发展问题。应当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意识开始产生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诸多的因素,自主性不足仍然是其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从知识发展的视野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体系不大可能提供几何级数的知识增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只能起到宣传解释权力意志的作用,不可能匡正实践进而指导实践。故此,借助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回眸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改革开放伊始,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重新唤起了国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又为我国社会科学界面向西方国家的重新开放创造了机遇。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之中,逐渐地被纳入到国家学术体制之下,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的“政治”使命。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29]正因为有着这种负载,学术权力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强制化,以及实现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学术体制”本身的政治性架构,就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鲜明“特色”,这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活动中“体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产生出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对于这种关系的屈服或钻营。[30]特别是在当今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制度建构中的“瓶颈”和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其实都与这一体制所余留的传统惯性相关联。随着高校体制改革的推进,学术领域权力结构的改革虽有分权取向,但由于各种原因行政权力的优势更为明显。这就使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和“计划学术”的色彩,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控制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同时主宰了学术成果的评价系统。布鲁贝克指出:“无论学院还是大学都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31]由于权力和市场因素渗透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许纪霖先生认为,这种异化简单地说就是,“规范化异化为形式化,制度化蜕变为行政化,而学科化导致了封建化。”[32]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校知识生产主体对行政主管单位的依赖性,牺牲了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与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背道而驰。如果说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为了使其尽快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学科化,由国家政府主导建立学术体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逐渐成熟发展,建立学术场域,就要克服现行学术体制的弊端,建立真正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就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产生学术不端的体制性因素进行追问和反思,而不只是在体制内修修补补,需要进一步深刻思考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知识与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邓正来先生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知识规划”的概念,认为在转型时期,知识的生产处于“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第一,存在着一种“规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同样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33]应当注意到:“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为知识生产者所提供的生产动力是单调的,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吞噬性的力量,粗暴地将知识生产者的才情、智慧、记忆力、想象力和创新力完全无情地吸纳,使之卷入“知识生产”的物化运动过程之中,[34]导致知识生产者缺乏自主创新精神,进而影响学术的自主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当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6篇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7篇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所谓概念意识,就是对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概念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并注意其适用的范围与概念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1]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

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2]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3]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4]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一、1955年学部制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体制化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文献里是找不到的。据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的介绍,国立北京大学在民国十年(1921年)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个附件中,也是将“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哲学院”等作为并列的机构。[6]在50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名词?通过部分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新名词的产生与建国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苏联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中说到建国后许多词语都是由于俄语翻译而产生的,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而“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这些名词,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7]黎澍的意思是说对这些名词应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词语也是因俄语翻译而产生并接受下来的。

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分别研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艺术、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学术中从来没有倒过来称呼的,如“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这些名词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时,从学术自身的逻辑来说,也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些更大的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就是说分别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中国“自然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而“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样的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却很少提起,因为1955年有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因俄语翻译而产生的概念后,“社会科学哲学”这个真正学科性质的概念反而很难产生了。[8]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生态现象就出现了。

从现有出版材料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产生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据郭沫若介绍:“‘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9]“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同样也是受到了苏联的启发而产生的。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6年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学部,正式成立学部也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竺可桢在1955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说:“从1953年2月去苏联学习科学院的组织后,才决定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及社会科学4部门。筹委会共73人,成立以后就要建立集体领导机构。”[10]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选出了四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11]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说:“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遵照的指示,进行着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特别在1952年与1953年之交,中国科学家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2]细读郭沫若工作报告,可以感受到当时学术的政治色彩,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一体制化的形式出现了。

“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两个概念略有差异,前者是学科概念,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科,而后者是一个文科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执行部门。“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一出现就体制化了,从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当时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国家的科技规划,而之所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据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介绍,是因为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想学习苏联的院士制,但是当时中国有些学科水平不行,于是就有了一个先不搞院士,先搞一个学部委员的想法。另外,传统的院士制有一个特点,叫“院士自治”,这样就可能发生科学自治与国家领导之间的矛盾。苏联建国初期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后来花了好大力气才逐渐解决。同时也不打算承袭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学部。搞了这么一个学部委员的制度,并不是说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条件还不成熟。[13]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鉴苏联从事科学规划与管理的经验,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科学水平作了一个折衷的处理,先成立学部,等科学水平上去后再实行院士制。但实际上根据李真真的研究,暂不设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有人认为提出设院士是向党夺权,而设学部,其委员的条件及权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学界内部的需求与党的政治目标的互动首先体现在学部制还是院士制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本身既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又蕴含了对学部的权利的限制。[14]在学部制与院士制的制度选择上,谢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选举是学术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学部则是政治干预学术,体现了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其学部委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而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往往比高层更左倾。所以从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学部制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由落后代替先进。[15]

由于1955年的苏联科学院实行国际通行的院士制,并不是中国的学部制,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概念主要受到了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学者的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只是这个学科模式在30年代的苏联也只是停留于文件的表述,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将这个学科模式体制化,到1955年成立学部时才具有可能性。不过这个概念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制度模仿并没有直接的体制继承关系。

在1966年“”爆发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被陈伯达等人取消,而其他学部得以保留。后来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以及生物学、地学部两个学部分成了四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十年“”中被取消,但中国的文科总得有一个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所以在“”结束后的1977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就是原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当文科被取消后,1977年新成立的机构不再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而是直接叫“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体现了对“”中以教条化的哲学统治科学的一个反思与批评,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也说明当时执政部门决心改正错误,逐步实现学术管理的科学化。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不过这个时候,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部”早就被取消了,所以也就只有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的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设立院士。“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一个体制机构虽然在1966年被取消了,但“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从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可以看出体制与体制概念的不同社会意义。

从时间上说,为什么偏偏不迟也不早,要在1955年提出这个概念?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1955年文化教育界的政治形势。第二,建国后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

1955年正好是国内无产阶级大力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年,特别加强对哲学思想的控制,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继续大力开展的时期。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在当时还有学习苏联的国际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建国后中国在一段时期中的苏联化倾向。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总会长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16]所以在50年代初期,中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这在当时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历史情境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自然是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必须的。

在当时向苏联学习对文化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学术教育体制的影响。特别是科学院的设立与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调整。张应强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的模式是学习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模式的产物。科学院设立了一大批实体研究所,拥有一个完整庞大的管理层,科层化特征非常明显,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委。[17]在50年代初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近10000名。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苏联式的机构和管理方法也被引进来。这种机构变化尤其影响了教育和科研的进行。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大规模改组,就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而学者只好放弃以前熟悉的英语,中途改学俄语。[18]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许多学科被取消,如撤销了大学里所有的社会学系。其理由有两条:一是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科,无产阶级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社会学;二是认为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有社会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社会学”。[19]吴国盛也指出,50年代院系大调整,将文科理科工科严格分开,大力发展理工科,轻视文科。正是从5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明显的重理轻文思潮。[20]这样就摈弃了欧美的综合性大学模式,采用前苏联单科性的高校模式。就连许多自然科学学术刊物也要受到哲学思想的控制。如1952年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批评《科学通报》忽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竺可桢于是与郭沫若商议从三卷开始,改变办刊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为此损失了数千元。[21]

二、建国后在学术界用马列理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这也是直接学习苏联的经验。苏联十月革命后改革资产阶级思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在方式上操之过急,让知识分子难以适应。对此,潘光旦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当时实际上是只能读马列的书,其他哲学的书不鼓励阅读。潘光旦说:“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对原有的大学还是不够放心,特别是在思想与理论的传授上担心教授们学习不够,怕他们在理论上出漏子,贻误了下一代的青年。所以在这次课程改革的时候,一遇到和理论有关涉的课程,这些朋友所反映的意见便特别审慎。如果有所主张,也好像是在暗示,马列的理论而外,其他的理论最好能尽量避免。教授们于学习马列的理论以后,当然会对它们有所批判。”[22]

三、苏联的学科建设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在苏联,社会学和心理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科学。中国当时也仿效苏联,阻止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自1953年苏联的几个心理学家到北大之后,所有西方的心理学说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只有苏联的学说才可以讲授。[23]

因此,在5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对苏联的科学管理体制与意识形态宣传全盘接受的现象,对苏联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就被接受下来,而且没有很好地与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因而理论的教条主义现象十分明显。

二、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双重属性

从内容与性质上说,“哲学社会科学”在1955年产生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具有双重属性,即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概念的直接来历和政治意识形态性。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作了一点说明。胡绳说: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24]

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就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表面上看,“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似乎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但又不完全是并列的,而是基于并列但又具有从属性质。胡绳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胡绳说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在学术上确实如此,不过胡绳也没有说出后半句话。也就是说,从学科上说,哲学当然不属于社会科学,哲学是属于人文科学的,但是倒过来,在当时50年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情景中,社会科学却是属于哲学并由哲学来领导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哲学的引导和控制。当然,50年代的哲学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实际上是教条化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的经济学家马洪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也作了一点说明。马洪说:

“因为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科学,所以我们叫‘哲学社会科学’。”[25]

马洪的表述也是典型的前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照马洪的说法,其实还应该有“哲学自然科学”的概念。马洪实际上点明了在50年代,在中国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要受哲学的引导和改造,这种做法明显是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影响。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并没有给“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当时就是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文科来看待的,但却不使用传统的“文科”[26]概念而使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这主要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1955年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在现在看来,当时实际上有五个可供选择的概念,即“文科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在这五个概念中我们选择了一个受苏联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同院士制与学部制的制度选择一样,概念选择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从概念选择中也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学术在走向体制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反而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把自己的现代学术传统遗忘了。

胡绳和马洪的解释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是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中移植过来的。黎澍说苏联理论界在30至50年代曾经为中国理论界所推崇,这是历史事实。“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但作了一点变动。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介绍说,在1930年,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所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从而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批评,无论它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27]

在1930年12月,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支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自然科学战线的状况同哲学战线的状况密切联系着。”[28]这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自然科学。而“共产主义科学院把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同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任务,看成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的”。[29]其实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这些论断在当时苏联国内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因为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脱离了苏联广大的科学界,过于封闭狭隘,过于强调哲学轻视科学,后来在1936年2月,共产主义科学院被并入苏联科学院。[30]丹尼尔•贝尔也注意到了苏联在30年代在学术领域中的冷战意识形态。贝尔说:“马克思没有说过自然科学是意识形态。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受到了攻击。”[31]苏联在30年代以来的一个学科政策就是实行教条化简单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绝对控制。当时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种冷战历史情景中,苏联的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为建国后的中国所效仿。但在这个效仿过程中,哲学被政治化了。

对此,在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政策作了反思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批评长期以来哲学书都是“照一个格式”[32]写出来的,这就是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也使得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时作为管理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在1955年6月成立后也相应地展开了许多意识形态领域改造与批判的工作。如1955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座谈会”,对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潘梓年。[33]正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性强,所以龚育之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有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要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34]

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产生后,虽然它具有学科性特征,但是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会学者对这个新概念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以竺可桢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仍然理解为传统学术界自身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内心深处并没有采用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之后的竺可桢日记中见不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一直是用“社会科学”概念来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在竺可桢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原来学术界认可的“社会科学”。如1955年6月1日,科学院正式成立学部大会,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学部委员代表讲话,生物地学部秉农山,社会科学部陈援庵,数理化学部陈建功及技术科学部代表侯德榜讲了话。”[35]其实不是“社会科学部”,而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人文学者就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成为自觉的理论思维,如蔡尚思在一篇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当是革命者》一文中说:“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36]而且在1955年前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内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使用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据谢泳的研究材料揭示,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设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37]1953年7月张稼夫在报告中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部”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在1953年的3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已经考察过当时苏联的科学院体制,“社会科学部”在科学院的内部会议中是在1953年7月首次被提出,但是后来在提交中央时就发生了变化,即由“社会科学部”变成了“哲学社会科学部”,这相当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审查机制。据李真真研究揭示的材料,1953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就主张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而1954年4月8日,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学部主任会议,并宣告学术秘书秘成立,并设立了社会科学部。[38]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院党组与学术共同体两者在概念使用上是不同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使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而科学院的学部主任会议与学术秘书处作为科学共同体并没有采用“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而使用的是学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部”。中国科学院在使用“社会社会部”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不同场合下有交叉使用的情况存在。当然,1955年6月,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后,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就逐渐代替了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概念。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也具有学科性特征,学科性是其第二重属性。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1930年的《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这是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者在30年代的三类学科分类模式。后来,1944年,潘梓年在《学术自由的思想问题》一文中就明显沿用这一说法,文章说:“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39]潘梓年盛赞苏联是民主国家,而且可以看出潘梓年对苏联的政策十分了解,所以行文中有明显的苏联词汇。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这一学科分类模式在40年代被采纳。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在成立会上讲话说:“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这里的‘社会科学’当然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40]实际上在建国前已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联系在一起了,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关系。建国后中国政府机关也一直沿用前苏联30年代的表述方式,如在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的文件,文件中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领域中都有新的创见……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所表现的飞跃的进展。”[41]再如当时任部长的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从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间,有过盲目崇拜美国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也有所谓“非政治化”的倾向。批判这些错误的东西也是完全应该的。”[42]这些学科表述方式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科表述方式相同。俞伟超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回忆学科分类说:

“关于‘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是最近变得突出起来的。过去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没有‘人文科学’的分法,过去我们称‘社会科学’,也就是科学体系中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部分,都归作是‘社会科学’。这是根据苏联的科学分类而来的。这个词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43]

俞伟超先生的晚年回忆基本正确,但不太确切。“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1871年的俄国,在由恩•弗列罗夫斯基撰写的《社会科学入门》一书中也已经出现了,[44]并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出现的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的情况。

因此可以看出在前苏联的表述中“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者之间既是并列的学科概念,但同时把“哲学”放在最前面,是实现哲学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到了中国以后,只是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合在一起讲了,也就是胡绳说的我们是“放在一起讲”的,而苏联是并列分开的,但实际上概念的分开还是并列并无实质的区别。这里的“哲学”用学术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是“人文科学”的代名词。不用“人文科学”这一概念而使用“哲学”实际上完全背离了中国学术界自身的现代传统,完全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一个完全依照学术逻辑的学科分类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模式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早就得到普遍的认同。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的《大学一解》一文中说:“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45]潘光旦在1946年出版的《自由之路》一书中也提到大学教育应增加共同必修的科目,此种科目应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基本课程,尤其重要的是人文科学。[46]在三大学科中,潘光旦最重视的是人文科学。胡适也是如此,胡适在三大学科中,最注意的也是人文科学。唐德刚说胡适,“胡先生谈话时总是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我就很少听到他提起‘社会科学’,更未听到他提起过‘行为科学’这一名词。‘社会科学’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太了了。”[47]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中这三个学科变成了前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这些学科概念表述中,“人文科学”这个概念都被政治意识形态化教条化的“哲学”代替了。

其实中国学术界早在20年代就使用“人文科学”的概念,如1922年,在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的《大同大学章程》中规定,大学理科第一年所读,须有国学1学程,英文1学程,德文或法文1学程,及人文科学1学程。[48]梁启超在1923年的一部书中也谈到了自己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的观念。梁启超说:“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若自然科学之部,则欲勉举一人一书,且觉困难。”[49]梁启超在20年代就具有了“人文科学”的学科观念,说明其学术视野的宏阔。所以朱红文说:“完全用社会科学取代人文科学,否定“人文科学”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反人文科学的观点是我国和前苏联学术界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和盛行是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它坚持一种狭隘的科学观,一种直线的、机械决定论的社会观,幻想或总想建构一个简单明了、便于计划和操纵的社会世界。[50]不过更确切地说,在50年代的中国和前苏联是用“哲学”来代替“人文科学”,而不是用“社会科学”来代替“人文科学”,于是“人文科学”概念被逐渐遗忘。概念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支配权的争夺。邓正来认为,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也关涉到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划定以及隐含于其间的支配争夺问题。[51]因此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中,除了对建构者的被建构状况需要进行反思以外,对于学科之间的权力争夺与概念的使用也需要关注。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混合的概念,而且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但是当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后,作为一个文科的学术规划与管理的机构,还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当时文科最高管理与规划的机构,为国家的总体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当时的一些政治野心家为了实现政治阴谋,想要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黎澍说:“陈伯达在1965年先后两次向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1966年,‘’为了篡党夺权,大搞现代迷信,最怕社会科学。他们全盘否定解放以来社会科学的成绩,采取各种野蛮手段,砸烂研究机关,取缔学术团体,毁弃大量科研资料,禁止写作和发表学术著作。”[52]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作为一个机构在1966年“”爆发时被取消了,不过“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仍然继续使用并且在1973年沦为一个单一化的意识形态概念。

1955年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以后,其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是共存的。学科性的发展时好时坏。在有些年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得到较好的贯彻实行,如1956年4月“双百”方针提出后,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在青岛开学术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强调“哲学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哲学家一定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只有向科学学习才能指导科学。”[53]于光远实际上是纠正以往哲学对科学盲目发号施令的不合理现象。

但随着政治左倾现象的加剧,“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越来越得到强化,而概念内在的学科性就被遗忘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1973年终于完全沦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的内容。

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场域性启示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历史原因,这个概念主要是受到苏联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在当时没有经过分析就接受下来了。在1955年的中国语境中,这个苏联式的概念一进入中国就被体制化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体制化进程中特别需要继承自身的现代学术传统,包括自身的现代学术概念,从而逐渐形成良好的概念生态与学术自主性。在中国语境中这个概念的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将会长期共存,这个概念与“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在不同场域也将长期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迅速,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还停留在1955年的水平。当前中国学术的混乱现象与学术管理体制的落后有其内在联系。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许多管理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概念意识。当然,不是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不能使用,实际上,我们应该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有明确的概念意识,要明白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只是政府部门使用的用于学科管理的专有概念,而学术界内部,则应使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学术共同体认同的概念,而一个求真的学者整天念叨“哲学社会科学”,无疑也是缺乏概念意识。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不同的场合也得说不同的话,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不同场域的概念对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界的当代启示。

[1]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4]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47页。

[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6]同上,第420页。

[7]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另见1988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社会科学哲学”这样的学科概念在中国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产生,后来才逐渐被学术界意识到还有这么一个学科的存在。如[美]R•S•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另外参见欧阳康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原文题为《“民族形式”商兑》。苏联的这个号召是出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10]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

[11]王亚夫、章恒忠主编《中国学术界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9页。

[13]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8页。

[14]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15]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16]同上,第4页。

[17]杨东平主编《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8][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庄锡昌、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9页。

[19]邓伟志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0]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1]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22]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6月1日。

[23][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庄锡昌、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

[24]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这是胡绳于1986年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25]马洪《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这是马洪在1982年11月,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

[26]如在《江苏教育总会上学部请改南菁学堂为文科高等学校书》(1907年)中说:“今学政已改设提学使,分驻宁苏两省垣,江阴僻在一隅,交通亦不甚便,似不如去高等廓落之名,而存文科优美之实,彬彬文学之风。”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599页。不过,1907年的文科主要是指传统的文史经学。

[27]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4页。另见《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4—1527页。

[28]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29]同上,第105页。

[30]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9—1533页。

[31](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32]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这是胡乔木于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这次党代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原文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

[3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梁漱溟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批判会上提交的发言草稿题为《准备向潘梓年先生谈的话》,文中一开头就说:“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是要肃清我和我的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还是要使我得到改造?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是在前者。后者虽亦在要求之中,却不能不居于次要,因为那显然不是马上可得的事。”

[34]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页。原文题为《几番风雨忆周扬》。

[35]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页。在另外的日记中,如1955年6月22日记载,4个学部在北京向苏联代表团提意见,竺可桢代表生物地学部,潘梓年代表社会科学部。见页572。其实潘梓年代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以后的日记中竺可桢都将哲学社会科学理解成社会科学。见第574页,第594页,第641页,第679页,第686页等。

[36]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37]转引自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原文出处见《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年)》,第95页。

[38]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39]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原文发表于1944年3月26日的《新华日报》。

[40]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3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1页。

[42]陆定一《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1956年草拟了自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十二年发展规划也在拟定。(第508页)但官方没有人文科学的提法。如这个报告的主要报告对象是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没有提到人文科学家。

[43]刘文锁《渐中语类——俞伟超先生晚年思想随录》,《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

[4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45]刘琅、桂苓主编《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8页。

[46]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另外在第355页,潘光旦也说:“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47]唐德刚《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页。在该书第47页,胡适自嘲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48]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大同大学的人文科学课程主要是公民要义、哲理学、欧州学,可见以西方的学科为主。

[4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1928年何炳松出版的《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说明自己写这本书采用了最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持的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学科的学科分类方法。

[50]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页。

[51]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7页。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8篇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为探索高校青年才俊培养、创新教学体系方法和积极构建本科人才培养研究平台,先后出台了以思考、研究与实践为导向且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人才专项培养机制。这项机制历经多年、不断改进和提高,时至今日,已逐步成长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研组织和面向未来与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在理工科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充分表明了高校决策者们,对于大学未来发展和规划,以前瞻性的眼光,积极谋划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无缝对接。不过,在高校学科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经济类、理工类和医学类专业由于实用性强、社会需求广泛逐渐成为支配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以文学、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却由于研究经费不足、无法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等原因逐步沦为边缘化学科。如果任由此种事态发展下去,我国在上个世纪提出的面向21世纪、建设海内外一百所知名学府的目标,就会因人文社会科学的短板而难以与综合类高校的名称相匹配,并且,从各个高校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处,每年主持召开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年会和论坛的事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也绝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类、金融类、自然科学、医学类等几个领域占据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一席之地,还希望在关系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哲学人文科学类学科中崭露头角并向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传播“中国好声音”,铸造“中华民族级”学术航母驰骋于世界学术海洋之中,展现出中国人孜孜以求地为开天下太平以尚和、为济天下万民以崇贤和为安四隅八方以化生的终极理念。

二、参与“文史哲”类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众所周知,文史哲类人文社会科学并不像物化生类自然科学那样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操作性、重复性的实验或可应用性数学模型的基础之上。它只能凭借研究者本人所能驾驭议题的能力以及那些分布在研究者周围、为他们唾手可及的媒介平台上的数字化资源,作为自己描绘鸿篇巨制的水笔和画布。其中,水笔勾勒出的线条固然仪态万千、千头万绪且令人爱不释手,然而,画布却在线条之先扼杀了画家本人的创造与狂想,使读者永远只能体会到作者意犹未尽的画卷残片。进而,也免不了,读者对作者不成熟的表现手法与跳跃式的时空变换风格进行“横加指责”。的确,每一本文史哲领域的“孤本”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总是能够找到某一点、某个环节存在的那些诸如论证不恰当、引证不充分等等此类不完满的学术缺陷。读者们总是希望在一本书中了解更多、更为详尽的内容,哪怕是一本刚刚交予出版社付印的新书,也总能发现作者研究的不足。作者也时常感叹自己有愧于他的读者,因而,期望未来此书的再版能够抚慰他们内心中的愧疚与遗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在课题实施的物质性环境中,总能在互联网技术大范围应用的背景下把自己的观察视域放置在云分布的信息领域中,开展以多层次、跨地域和频验证为特征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探讨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加入项目研究的参与者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参与到项目实施和组织的过程中。甚至于,在某些开放性的实验室中,他们并不需要直接与自己的科研伙伴发生某种言语方面的沟通或理解性的协调行动,而只是在自己关注的对象中,根据已经投入使用的仪器设备,寻找着那些尚未被开发完毕或有待探索的全新领域。与十七至十九世纪职业科学家相比,今日的参与者,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还需在仪器的选择方面煞费苦心地制备合适的器材去适应自己的科研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总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频繁地见到某个领域的专家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仅仅凭借一人之力,便可从事复杂程度极高的科研工作。以上诸如此类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鲜明特点对于所有人来说并不陌生,也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不应仅仅把实验室建设的成败与否作为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创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这显然源于对于自然科学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的误解,进而,盲目地设定各种与实验室建设相关的评估指标来量化创新架构的完成程度。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从而让人文关怀与文化育人的功能与关于人的科学分道扬镳,折射出一种人与人的文化毫无关联的假象。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哪里呢?它在于:合理地把握自然科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即,广泛而有效的技术分工使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能够在研究组织中迅速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得一项科学研究能够从研究对象的某个点出发而逐步形成一条渐进式地理论化的线索。其后,作为“研究内容面”的丰富,较低学术层次的研究人员能够迅速地介入到已经成型的“研究共同体”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之中,帮助原有的学科带头人将新的发现拓展到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各个领域。这种组织成长模式不仅有效适应了不同层次研究人员水平不一的成长现状,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使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化为对新研究增长点的贡献。在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之后,文科研究也可以遵从这样一种由点及面的研究方式而不断拓展和完善。

三、面向问题创建文科研究大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文科创新研究的点,在这个方面,孙正聿先生一番对哲学的解读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他说:“我把搞文科概括为8个字:功夫、学养、悟性、境界。没有专业系统的‘功夫’,没有广博知识的‘学养’,没有很高的‘悟性’,没有强烈的人格的魅力和‘境界’,文科是搞不好的。现在存在一个巨大的误解,好像文科人人都能搞。我觉得搞文科是有前提条件的。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一套概念系统,一套背景知识,一套研究思路,一套评价标准。‘概念’与‘名称’是有原则区别的。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名称不是概念。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是专业的?因为你操作的是一套概念;他为什么是业余的?他操作的是一套名称,或者说,他是把专业性的概念当作常识性的名称来操作的。”孙正聿先生大概梳理出一条人文科学发展和研究的线索:人文科学的点便是概念本身。它的线便是这一概念在人书写的历史中不断地再现。而它的面只有在研究者本人那里才能实现,也就是“悟”,也就是活着的精神,人,最终在他的学习过程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那个通常存在于哲学文本中解读的对象实际上正是自己的外化。“悟”,这个字在这里应用的十分恰当。它的字形结构恰恰表明其指向便是自我的心,准确地讲,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那么,“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就好比一个人的祈望、实践和对话这三个内容的统一,回答了人的已经完成的历史何以得以显现。人的全部生活史便是一部观念的外化史,便是一部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历史。搞清了这个特征,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启示:1.没有历史的人是不完满的人。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因其阅历的差异,在所能驾驭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完满性。2.没有实践生活的人是无法理解人的行为意义的人。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应当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一块理解其学习内容的天地。3.没有知行合一的人还只是学习研究的门外汉。不管是语言研究,还是哲学研究,没有人不会同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这一判断。正是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力量才把人从他私人体验史中拯救出来而将自己的见解分享给他人,并在与他人的沟通中寻找到共识,并使所有人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迈向一个方向。正是语言的力量,人的理想和人的生活空间才能在现实化的过程中打上属人的烙印,使人在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找到了一个能够建立起“共鸣”与“争鸣”的地方。到此,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已经梳理出来,这就是,人在他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中以自身为对象而反观那些仅仅以符号形式表现出的逝去的人的事情和未来人的事情。研究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人的生活史中,还存在于对于他人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以语言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因此,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公共平台建设的成功经验,组建跨学科的大文科创新公共平台。这一平台应当围绕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合理分布架构层级来适应不同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以四大模块,即,调研数据共享中心、项目实施组织实践中心、材料搜集与译介中心以及跨学科协同性分析作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主攻方向。这一新的平台架构能够使每一个层级的研究者都能够在这个开发性和流动性的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可以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探讨自己研究的理论还有哪些不足和未尽之处,另一方面,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可以对调查出的事实及时进行总结并使之上升为反映时代特点的精神观念。在事实与理论的差异之间,在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之间,研究者能够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不同及时丰富或探索出新的研究方法,并且,还能够在平台组织的各个模块中强化自己学到的技术性操作规范与技能。技能是在反复熟习中掌握的,理论是在与事实的亲密接触中被理解的,没有差异就不会有新的解释,新的解释只能是对事实的反映。而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至少,每位研究者都可以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理解自己应当掌握的技能并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技能基础。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