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范文

9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经常混用，学术界、学术管理部门与各级政府部门仍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是学术管理部门使用的概念，在当时体现了建国后的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特征，而“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是现代科学共同体使用的学术概念，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学科分类意识的体现。这两个概念指称的对象基本相同，于是不同场域的概念双轨现象就产生了。这种概念双轨现象是不同场域内部不同逻辑运作的结果。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场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场域实现他场域的异地统治会产生概念的场域危机，从而引发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紧张关系，但学术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学者不加区别地混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这种概念生态混乱的情形是到了历史反思的时候了。概念生态的混乱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概念双轨现象，也没有概念意识。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所谓概念意识，就是对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概念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并注意其适用的范围与概念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1]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

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2]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3]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4]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一、1955年学部制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体制化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文献里是找不到的。据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的介绍，国立北京大学在民国十年（1921年）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个附件中，也是将“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哲学院”等作为并列的机构。[6]在50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名词？通过部分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新名词的产生与建国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苏联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中说到建国后许多词语都是由于俄语翻译而产生的，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而“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这些名词，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7]黎澍的意思是说对这些名词应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词语也是因俄语翻译而产生并接受下来的。

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分别研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艺术、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学术中从来没有倒过来称呼的，如“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这些名词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时，从学术自身的逻辑来说，也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些更大的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就是说分别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中国“自然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而“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样的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却很少提起，因为1955年有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因俄语翻译而产生的概念后，“社会科学哲学”这个真正学科性质的概念反而很难产生了。[8]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生态现象就出现了。

一、创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意义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为探索高校青年才俊培养、创新教学体系方法和积极构建本科人才培养研究平台，先后出台了以思考、研究与实践为导向且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人才专项培养机制。这项机制历经多年、不断改进和提高，时至今日，已逐步成长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研组织和面向未来与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在理工科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充分表明了高校决策者们，对于大学未来发展和规划，以前瞻性的眼光，积极谋划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无缝对接。不过，在高校学科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经济类、理工类和医学类专业由于实用性强、社会需求广泛逐渐成为支配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以文学、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却由于研究经费不足、无法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等原因逐步沦为边缘化学科。如果任由此种事态发展下去，我国在上个世纪提出的面向21世纪、建设海内外一百所知名学府的目标，就会因人文社会科学的短板而难以与综合类高校的名称相匹配，并且，从各个高校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处，每年主持召开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年会和论坛的事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也绝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类、金融类、自然科学、医学类等几个领域占据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一席之地，还希望在关系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哲学人文科学类学科中崭露头角并向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传播“中国好声音”，铸造“中华民族级”学术航母驰骋于世界学术海洋之中，展现出中国人孜孜以求地为开天下太平以尚和、为济天下万民以崇贤和为安四隅八方以化生的终极理念。

二、参与“文史哲”类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众所周知，文史哲类人文社会科学并不像物化生类自然科学那样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操作性、重复性的实验或可应用性数学模型的基础之上。它只能凭借研究者本人所能驾驭议题的能力以及那些分布在研究者周围、为他们唾手可及的媒介平台上的数字化资源，作为自己描绘鸿篇巨制的水笔和画布。其中，水笔勾勒出的线条固然仪态万千、千头万绪且令人爱不释手，然而，画布却在线条之先扼杀了画家本人的创造与狂想，使读者永远只能体会到作者意犹未尽的画卷残片。进而，也免不了，读者对作者不成熟的表现手法与跳跃式的时空变换风格进行“横加指责”。的确，每一本文史哲领域的“孤本”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总是能够找到某一点、某个环节存在的那些诸如论证不恰当、引证不充分等等此类不完满的学术缺陷。读者们总是希望在一本书中了解更多、更为详尽的内容，哪怕是一本刚刚交予出版社付印的新书，也总能发现作者研究的不足。作者也时常感叹自己有愧于他的读者，因而，期望未来此书的再版能够抚慰他们内心中的愧疚与遗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在课题实施的物质性环境中，总能在互联网技术大范围应用的背景下把自己的观察视域放置在云分布的信息领域中，开展以多层次、跨地域和频验证为特征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探讨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加入项目研究的参与者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参与到项目实施和组织的过程中。甚至于，在某些开放性的实验室中，他们并不需要直接与自己的科研伙伴发生某种言语方面的沟通或理解性的协调行动，而只是在自己关注的对象中，根据已经投入使用的仪器设备，寻找着那些尚未被开发完毕或有待探索的全新领域。与十七至十九世纪职业科学家相比，今日的参与者，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还需在仪器的选择方面煞费苦心地制备合适的器材去适应自己的科研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总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频繁地见到某个领域的专家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仅仅凭借一人之力，便可从事复杂程度极高的科研工作。以上诸如此类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鲜明特点对于所有人来说并不陌生，也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不应仅仅把实验室建设的成败与否作为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创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这显然源于对于自然科学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的误解，进而，盲目地设定各种与实验室建设相关的评估指标来量化创新架构的完成程度。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从而让人文关怀与文化育人的功能与关于人的科学分道扬镳，折射出一种人与人的文化毫无关联的假象。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哪里呢?它在于:合理地把握自然科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即，广泛而有效的技术分工使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能够在研究组织中迅速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得一项科学研究能够从研究对象的某个点出发而逐步形成一条渐进式地理论化的线索。其后，作为“研究内容面”的丰富，较低学术层次的研究人员能够迅速地介入到已经成型的“研究共同体”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之中，帮助原有的学科带头人将新的发现拓展到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各个领域。这种组织成长模式不仅有效适应了不同层次研究人员水平不一的成长现状，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使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化为对新研究增长点的贡献。在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之后，文科研究也可以遵从这样一种由点及面的研究方式而不断拓展和完善。

三、面向问题创建文科研究大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文科创新研究的点，在这个方面，孙正聿先生一番对哲学的解读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他说:“我把搞文科概括为8个字:功夫、学养、悟性、境界。没有专业系统的‘功夫’，没有广博知识的‘学养’，没有很高的‘悟性’，没有强烈的人格的魅力和‘境界’，文科是搞不好的。现在存在一个巨大的误解，好像文科人人都能搞。我觉得搞文科是有前提条件的。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一套概念系统，一套背景知识，一套研究思路，一套评价标准。‘概念’与‘名称’是有原则区别的。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名称不是概念。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是专业的?因为你操作的是一套概念;他为什么是业余的?他操作的是一套名称，或者说，他是把专业性的概念当作常识性的名称来操作的。”孙正聿先生大概梳理出一条人文科学发展和研究的线索:人文科学的点便是概念本身。它的线便是这一概念在人书写的历史中不断地再现。而它的面只有在研究者本人那里才能实现，也就是“悟”，也就是活着的精神，人，最终在他的学习过程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那个通常存在于哲学文本中解读的对象实际上正是自己的外化。“悟”，这个字在这里应用的十分恰当。它的字形结构恰恰表明其指向便是自我的心，准确地讲，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那么，“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就好比一个人的祈望、实践和对话这三个内容的统一，回答了人的已经完成的历史何以得以显现。人的全部生活史便是一部观念的外化史，便是一部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历史。搞清了这个特征，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启示:1．没有历史的人是不完满的人。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因其阅历的差异，在所能驾驭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完满性。2．没有实践生活的人是无法理解人的行为意义的人。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应当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一块理解其学习内容的天地。3．没有知行合一的人还只是学习研究的门外汉。不管是语言研究，还是哲学研究，没有人不会同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这一判断。正是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力量才把人从他私人体验史中拯救出来而将自己的见解分享给他人，并在与他人的沟通中寻找到共识，并使所有人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迈向一个方向。正是语言的力量，人的理想和人的生活空间才能在现实化的过程中打上属人的烙印，使人在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找到了一个能够建立起“共鸣”与“争鸣”的地方。到此，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已经梳理出来，这就是，人在他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中以自身为对象而反观那些仅仅以符号形式表现出的逝去的人的事情和未来人的事情。研究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人的生活史中，还存在于对于他人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以语言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因此，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公共平台建设的成功经验，组建跨学科的大文科创新公共平台。这一平台应当围绕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合理分布架构层级来适应不同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以四大模块，即，调研数据共享中心、项目实施组织实践中心、材料搜集与译介中心以及跨学科协同性分析作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主攻方向。这一新的平台架构能够使每一个层级的研究者都能够在这个开发性和流动性的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可以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探讨自己研究的理论还有哪些不足和未尽之处，另一方面，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可以对调查出的事实及时进行总结并使之上升为反映时代特点的精神观念。在事实与理论的差异之间，在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之间，研究者能够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不同及时丰富或探索出新的研究方法，并且，还能够在平台组织的各个模块中强化自己学到的技术性操作规范与技能。技能是在反复熟习中掌握的，理论是在与事实的亲密接触中被理解的，没有差异就不会有新的解释，新的解释只能是对事实的反映。而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至少，每位研究者都可以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理解自己应当掌握的技能并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技能基础。

四、小结

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每一所高校或社会研究机构都希望能够抓住当前有利的时机，提升本部门的研究实力，扩散自己的影响力，从而为提升中国软实力添砖加瓦。但是，提升并不等于催生，两者的区别便在于催生可以速成，可以不计较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于不必费尽心机地了解催生了什么、催生出的将会是什么。提升则不同，要考察对象的特点，及时总结，及时发现问题。它需要时间，也正是如此，它不会立竿见影地收效出唾手可得的成果。不过，只要能够把握住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特点，为它配备一个合适的成长平台，那么，中华文明的璀璨之珠定会在研究平台中绽放出美丽的灿烂之花。

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等多种知识底蕴

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素质和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自然辩证法首先强调技术进步的机制与科学家的创造精神，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与创新既有科学技术自身的推动力，也有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牵引力。科学技术的研发需要着眼于、致力于社会需求;着眼于、致力于社会需求的科学技术的研发成果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与应用，造福社会。但这种研发行为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具有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立体化地研讨科学技术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不仅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把专业理论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创造性地把专业理论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的知识，不仅仅是“象牙塔”或“楼阁”中的知识，还包括现实社会中的知识;不仅仅是理论状态的知识，还包括理论知识运用到现实社会时所产生的效果与影响。“自然辩证法概论”从科学技术与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视角理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不是悬置在空中的孤立之物，而是在世俗社会中与自然、人类息息相关之物。从本性上讲，科学技术是属人的、为人的;否则，科学技术就可能异化成人类的对立物，损害或控制人类的生存和安全。如，高度发达且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运用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既有助于产生便利、舒适的人类生存工具与环境，也伴生了物质崇拜、人性异化、意义淡漠、价值虚无等问题。在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中而非脱离其应用语境的抽象概念中理解科学技术，有助于研究生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从理论迁移到实验室、从实验室迁移到试点或试验区、从试点或试验区迁移到社会生产与实践中，从而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与素质。创新型人才是国家、社会与时代的需求，是实施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关键，是建设创新型社会与创新型国家的关键。研究生阶段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阶段，“自然辩证法概论”是帮助硕士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培养硕士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增强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知识底蕴、思维底蕴与实践底蕴。换言之，“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丰厚的创新意蕴，能够履行“为国服务”的重要功能。“在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浪潮中，自然辩证法大有可为。

作者：智广元刘霁堂冯慧卿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副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在当代,作者创作、读者接受的文艺传播过程都在发生剧烈变动,文艺理论研究也不再局限在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当中,美学、语言学、人类学已成为研究者熟练运用的话语体系,只是这些高屋建瓴的话语体系在和本土的、具体的作品、文艺传播现象对接的过程中仍旧停留在“话语”而不是“实践”的层面上,更像是形而上的思辨,而缺少直观的操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科技和大众媒介扩充了文艺和文化消费的形式,文艺作品的创作、传播、解读或者消费形式变幻多端,研究者无法轻易地圈定某种易于限定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大众媒介与文艺作品的关系尚未定论,这不仅影响了研究者对文艺作品创作、传播和解读过程的关注视角,更导致研究者在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上无所适从,如何把当代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中成熟的经验研究(实证研究,即Empiricalresearch)和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哲(美)学、文学等形而上研究方法统合在一起成了文艺理论研究者们难于下手的关键问题。目前国内试图把文艺理论、媒介研究、传播学结合的文艺传播学研究人员并非来自文艺理论界,更多来自于媒介管理运营或媒介效果研究领域,这是文艺理论研究在传统人文主义范式当中徘徊不前的被动结果[1]。

本文在强调操作方法与实践效果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试图将经验研究和纯理论思辨结合起来,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将“媒介”作为关键节点,并链接媒介文化、媒介产业、媒介产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诸多概念,期望实现文艺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抽象与经验/操作层面的并行不悖。

一、研究对象:当代文艺作品与文化产品的关系

首先必须理清作品、产品与大众媒介的关系。文艺作品(works)伴随着报纸、电台、电视、电影和网络为代表的大众媒介逐一诞生而呈现出愈加明显的产品(product)属性,一方面,文艺作品经世致用、立德立言、表情达意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传播、交流、共享的特质,这是“作品”蜕变成为“产品”、“商品”的前提,文艺作品首先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另一方面,进一步说,大众媒介不仅在前工业、工业时代可以为文艺作品提供到达受众的管道,在网络化组织的今天,大众媒介还是文艺作品制作、销售发行、反馈与再加工、批量复制的最佳、甚至唯一方式。

第二,文艺传播正在形成一种媒介文化。自印刷技术出现之后,研究文艺必须关注媒介,关注包括精神交流与作品销售在内的文艺作品的“传播形式”。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Massmedia)兴起之后,不论高雅还是通俗文艺作品都难以离开媒介独立存在,报刊连载小说、长篇评书广播、小说改编电影、电视剧直至今天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脚本、舞台表演与艺术展览,甚至数字虚拟艺术,无不与大众媒介共生共荣,这种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与场所。”[2](P61)

第三,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一种创意产业。本文所使用的文化产业在外延上接近于阿多诺声称的“文化工业”,但在内涵上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丧失了“光晕”的、庸俗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产品及其产业,而是一种类似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审美日常化、传播商业化、流程标准化、产品批量化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产品及其产业。文艺作品就必须成为文化产品,“必须和社会的体验相共鸣,必须吸引大量的受众,”共鸣才能共赢,但共鸣需要技巧,文艺作品若试图在当时取得成功,便必须成为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要么“令人震惊”,要么“与各种惯例决裂”,要么“包含着社会批判”,或者表达进步的“当代观念”。[2](P32)

从实质上看,当代文化产业则是一种创意产业,后者包括却又不限于出版、影视、建筑设计、软件设计、表演艺术[3](序言P12)。创意产业结合了“创意艺术”和“文化工业”的概念,把“艺术(即文化)直接与传媒娱乐(即市场)等大规模产业联系了起来”[3](P5),也就是说,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甚至核心的创意产业既是一个理论与抽象层面的概念,也是一个经验与操作层面的概念:二者分别蕴含着面向文化艺术的人文价值范式,与面向产业市场的经济价值范式。

二、重提马克思: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

研究生课程中，一般设置有建筑史论、中西建筑理论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针对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的课程，其他研究方向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研究生也可以选修。研究生教育中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对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包括理论研究（如论文撰写）与实践项目（如专业实习）等，因此在教学环节中对相关研究方法的讲授就格外重要。

1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建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其中的建筑史论研究也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专业，是从建筑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在人文社会建设过程中，建筑史论研究更应以人文关怀为前提，结合地理、环境、生态、哲学、艺术、民俗、历史、土木、心理、社会、经济与交通等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开放的研究系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论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建筑学研究最为紧密。如前文所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人文与社会两个学科类型，但在我国，二者关系紧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互有借鉴。一般来说，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主要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研究过程包括问卷设计、方法与数据统计等。问卷调查首先要做问卷设计，针对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对问卷的内容、用词做合理的布置，并进行信度与效度的考证。散发问卷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做全样本的调查，可根据研究条件做具体调整。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剔除不可信的问卷结果，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田野笔记等，这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一般程序。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进入田野”，它不只是指进入所要研究的场地之中，而且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与观察强调与当地社区处于相同的情境下，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之中观察建筑与人的关系，多用于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访谈是对参与观察的补充与深化，对个别的、重要的社区人物进行访谈，挖掘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建筑或建筑遗产）的历史及其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田野笔记分为速记、日记、日志和笔记四种类型，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建筑速写、草图也是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应用

建筑史论研究中时常需要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对特定建筑历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等。总结如下：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发展研究。对相关社区人群的走访，更广泛地掌握历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应用最多，通过居民访谈了解民居的发展历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建筑与城市的文化表达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理解文化内部人群对建筑、城市空间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化阐释进行二次阐释。也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居民行为与观念有一个定量的数据统计，支撑研究论证。建筑与城市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对策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通过田野考察与问卷调查，更广泛地理解不同遗产社区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分析遗产发展趋势与保护策略。通过广泛接触，了解居民对于遗产发展的需求，制定适当的遗产保护、管理与遗产地发展策略。

2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6期发表了杨茵娟女士的《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杨文从传播研究范式（该术语大陆与港台译法不同，大陆多称范式，港台习用典范）的角度分析、比较了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视野开阔，逻辑严整，是一篇很扎实的学术论文。不过，笔者肯定杨文的同时，也想对杨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想沿传播研究范式这一思路对杨文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算是对杨文的一种回应。

1、对传播研究范式的思考

杨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但在讨论中并没有论证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众所周知，范式这一概念是由库恩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讨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论文中曾经指出，根据库恩自己的说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两层意义：第一，它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第二，它涉及该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作为一种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规科学其他疑题的解答基础。[1]从以上两种定义来看，杨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第二种。然而，国内学者现今在讨论研究范式时多采用第一种更为宏观的、形而上的定义，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样援引西方学者的说法，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范式，是有关科学和社会基本性质的一组形上假定，无谓对和错，而只是提供了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2]那么在这种目前在大陆学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都还不能直接被定义为范式，更好的说法是它们是一些学派或流派，它们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要小于范式。

如果我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传播研究范式，那么传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也早有论述。潘忠党先生早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根据传播媒介的功能极具创见地提出了探讨媒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三种理论模式（虽然潘文没有采用范式的概念，但所用的模式一词已经具有了范式的意义），即表述模式（认为媒介是表述现实的工具）、传送模式（认为媒介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以及把传播视为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的模式。[3]当然，从整个国际传播学界来看，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主要存在着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4]这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当然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都存在着差别。如果择其要点而言之，笔者以为它们的差别首先来源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社会科学想仿效自然科学，因此主张价值中立，认为学者必须不带个人偏见地去揭示纯粹的客观规律；而人文学者认为价值中立是无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如果说社会科学主要是想揭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人文科学的价值关怀已经让研究工作还带有了一点揭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前者在传播研究中直接产生了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强调客观，强调实证，强调规律性；而后者在传播研究中又可以分为两支，在具有价值导向的前提下，一派强调理解，这带来了传播的诠释研究范式；另一派强调批判，这带来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

[摘要]本文回应《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通过对范式概念的辨析，将目前学界公认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以及批判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这三种研究范式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最后针对传播学多元范式并存的现状，提出要正确理解范式之间的张力，避免其负面影响，以促进我国传播学的发展。

[关键词]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诠释；批判

按照对话美学要义，形式主义为其提供问题框架，历史主义指引其克服反历史、反人文的弊端，两者之间对话生成的系统既不困守于同一性的古堡，以无常对抗压迫，又不落入无确定性深渊，以有序抵制虚无。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拥有不同的学理诉求，存在诸多不可取消的差异与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矛盾集中在两点，一是系统存在的合法性尚需验证，二是有序系统无常化、无常系统有序化的运作模式知易行难。首先，洛特曼指出系统的存在是必然的。他认为“创造文本的第一步就是创造系统。”〔2〕（P416）一切文本以系统的存在为前提。他指出“不依赖规则和结构联系的创造是不可能的。”〔2〕（P409）也就是说，转为代码、模式系统是艺术文本的本质。一旦脱离系统，便违背了艺术的模式属性，势必使通过艺术理解世界、通过艺术沟通读者变得不可能。洛特曼将系统作为艺术达成目的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艺术文本的结构还是文化生存的空间，洛特曼均勾画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强调功能单一的个体不能孤立存在，只有进入有序系统才能发挥作用。他指出“艺术文本是建构在各种层次的总体有序化与局部有序化的结合之上的复杂系统。”〔2〕（P349）正如其他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的思维过程受制于普遍法则。词语秩序、文学系统成为洛特曼研究的认识假设和预设前提。洛特曼的理论路线是将文学系统化，从各类文本中发现规律、整理秩序。他建立了一个关于文学系统自身的模式，以此作为考察单部作品的外部参照。这样的文学系统按照等级组织起来，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天然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等有序属性。关于系统存在的合法性，洛特曼并未深究，只是理想化地提出，文化是统一有序的符号系统。系统的存在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在一切价值皆需重估与反思的浪潮中，我们不得不对未经审视检验的前提提出合理性质疑。其次，洛特曼总结出有序系统无常化、无常系统有序化的运作模式，将之归纳为可比性原则。他指出无论是结构整体还是结构层次，各种异类要素根据可比性原则建构系列。也就是说，在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双重观照下，该系统一面建构，一面解构。既有序又无常，有序无常化，无常有序化。他指出：“作为这些有序化的多样性以及共同解释的结果，在这一层次上是有规律的和可预言的，在另一层次上就表现出对规律的违背和可预见性的降低。”〔2〕（P221）也就是将系统的有序，视为无常的前奏，并将系统的无常，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无常终究有序化。然而有序与无常的冲突，如何在同一系统中取得平衡，这是对话美学需直面的关键所在，问题症结回到了系统的理解。洛特曼所言系统具有动态化、不确定性，其根源在于外部力量和内部因素的变动。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合力生成系统。每个系统都是由复杂的诸多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同时单独要素亦可作为独立结构而存在。系统内部每一组成要素的变化均会引发其他要素的变化，任何要素皆有意义。这样的系统既维护异质要素之间的平等对话，又保障异质要素个体的独立存在，这是对话美学传递的深层旨意。洛特曼指出“符号域的标志性特征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3〕（P125）

按照其描述，符号域空间中充满了各式各样、自由移动的碎片。它们既是独立个体也是系统的一部分。“异质性不仅指各类要素的多样性也指功能的多样性。”由此可以看到洛特曼试图建构维护个体生存的系统，为个体发展寻觅合适的土壤。这样的系统需具有有序性，以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同时还需具有无常性以维护个体的发展。在此，对话美学犹如一双上帝之手，展示其神奇的中和力量。洛特曼声明“一段艺术文本不只是体现了各种结构规范的实现，也表现了对它们的违背。它是由确立次序和破坏次序的追求所组成的双重结构范围内发挥作用。”〔2〕（P417）有序与无常，两种相反的力量斗争博弈，同时发挥作用，其最终主导权归为何方？洛特曼的答案是“尽管每一种追求都力图控制和破坏对方，但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对艺术来说其实是不幸的。艺术文本的生命取决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张力。”〔2〕（P417）也就是说，洛特曼寄希望于系统内部“彼此之间的张力”对系统的无常与有序进行平衡。一切始于系统，一切终于系统。起点即是终点，终点亦是起点。似乎问题在此得到了合理解答，但我们的追问并未就此终结。在没有第三方力量合理制衡的境况下，有序与无常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如何避免向左便是一元专制、话语霸权，系统成为僵硬的、固化的、绝对的、独断的系统；向右便是遁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终至礼崩乐坏、价值失范。应该说，合理有度地调和有序与无常，和谐共生的对话格局知易行难，非一心所想，亦非一日之功。

洛特曼指出符号学的首要问题是意义。意义即信息，意义在洛特曼将文艺学科学化的进程中置换为信息。文本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其包含的信息量，也就是语义负载的程度。信息量的多少成为评价文本意义的标准。意义可量化为信息量，彰显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勇气与希望，而艺术文本的信息量终究无法测算，意义难以衡量则预示着人文科学化的困境与瓶颈。一方面，意义等同于可测量、有数量的信息，体现了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希望。洛特曼以其任教的塔尔图大学为中心，运用作为哲学人文思潮的结构主义与作为社会科学最新方法论的符号学，形成了著名的塔尔图符号学派。符号学是有关模式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他认为研究符号系统的目的，是确定意义。“对于所有使用符号的科学来说，意义是首要问题。研究任何符号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确定它的内容。”〔2〕（P48）洛特曼借用乌斯宾斯基的观点，阐明意义就是互译过程中的不变量。洛特曼衡量意义的初衷在于试图科学地回答艺术存在的必然性问题。按照黑格尔理论，会出现高于艺术的形态，艺术势必灭亡或被替代。但艺术仍然存在，深究其因便是艺术文本较之其他文本，能够容纳罕见的高浓度信息，具备惊人的语义饱和状态。具体来看，将口语句子与一首诗、一套颜料与一幅画做比较，艺术可贮存、传达的信息量是无可比拟的。言下之意，艺术存在的必然性在于“对于贮存和传送信息来说，艺术是最经济、最简捷的办法。”〔2〕（P33）洛特曼提出意义就是信息，深化了对文学本质的研究，特别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显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信息不可量、无法量，彰显了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困境。信息如何精确衡量，符号学最终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提炼数字结论异常困难。一是从信息属性来看，艺术文本中存在的是超信息。艺术具有不可翻译性，也就是信息量无法计量。洛特曼指出“为什么诗歌文本的最精确翻译，仅仅只在对诗歌言语和非诗歌言语都是共同的那部分结构上再造内容结构。”〔2〕（P217）

换言之，诗歌文本无法得到精确的翻译，信息量也就无法得到全部统计。洛特曼认识到“艺术模式永远比对它的解释更丰富、更有生命力，而解释永远只能是一种近似物。”〔5〕信息量的统计上，总是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准确捕捉，相反，存在诸多空白点。简言之，这就是洛特曼所说的“只有在艺术文本中才有可能存在的超信息。”〔5〕二是从信息来源来看，信息量的多少取决于读者。洛特曼将判断语义信息的裁决权赋予了读者。但读者不是一个固定实体，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主体。不同读者判断标准不一，理解程度不同。信息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而非固定不变之物。信息量流动不居，无法凝定恒常。没有终极解释，无法盖棺定论。更为致命的是洛特曼认为文本中的语义信息呈潜在隐身状态。信息是潜在的，需要读者挖掘。信息出自接受方的推断，这就近乎宣告了数字化语义信息必然失败。用艾柯的话来说“，我们决不会完成美学信息的‘最终的’解码或‘阅读’。”〔6〕（P147）既无法裁定艺术文本的信息量小于其他文本，也无法估量艺术文本的信息量究竟大过其他文本多少，信息无法测量，意义自然亦无法衡量。细究之，科学方法运用于人文领域是否合理，是否仅是简单折合、旧词新说，还是对话碰撞出新的意义，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上述问题。人文与科学并非二元对立的两极。人文与科学之间的交流对话是可能的，也是不易的。洛特曼的理论出发点是文学研究科学化，对文学研究进行自我确认。建立一门以严格科学原则为基础，不取决于个人趣味的超意识形态的文学科学模式是其理论旨趣。但符号学引入文学研究，虽然有助于思考文学意义的产生机制，但并不能代替思考文学作品的本质，不能再现作品的历史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各自拥有不同特质。如巴赫金所言，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目的。自然科学研究物，人文科学研究人。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人的物质存在。洛特曼赋予文学以科学气质，勇气可嘉，但科学与人文的鸿沟仍然存在，符号学并未将之消除。

从文学系统切入，直面意义生成，这是对话美学为现代性多样性设计的方案。既对现代性普适价值持宽容性认同，又对后现代性过激之处予以修正。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现代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非易事，往往会导致前提与结论相互抵牾，悖论丛生，影响理论的效能发挥。首先从理论目的来看，对话美学以文学的独立性、特殊性、区别性为立论基点，试图追求文学研究的知识系统化和专门化，坚持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但结论却是文学始终处于与外系统不可分离的关系之中，将文学研究导向了拉平一切对立面，打破以往确立文学概念的等级关系，解除文学与非文学的藩篱。从捍卫差异、确定边界始，以消解差异、边界消失终。语言规则、文学系统、交通信号、文化系统等量齐观，万象归一，有无违背系统结构的前提预设，即外延确定、独立自存、等级森严、外人莫入的原则，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认识论假设，值得深思。深究之，对话美学的深意是破除现代性思维，颠覆欧洲文化中心论，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现代性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除了科学、民主之外，现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代表了“欧洲中心论”、“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无论是黑格尔声明中国没有历史，还是马克思形容像植物一样缓慢成长，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均作为资本主义的客体依附性存在，而非作为历史的主体存在，被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如何在认同现代性思想之时，仍然保持主体性，体现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命题上。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造成的自我否定，苏俄知识分子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主体位置以及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精神上的分裂状态，均需通过诗意阐述加以抚平。其次从理论方法来看，洛特曼对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对话立场。洛特曼遵循对话宗旨，引入读者、外文本，有效吸纳历史主义，融文学的历史诉求于形式结构，纳具体可见的现实现象于系统模式。既纠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论局限，同时又克服了以意识形态为指归的历史主义文论偏颇，一举完成超越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他得出“艺术作品是历史的纪念碑这个概念为另一个概念所代替；艺术作品是‘像任何其他’我们不断见过的作品那样的纪念碑。”〔2〕（P325）

但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冲突，关涉是历史统一于逻辑，还是逻辑来自于历史。任何知识生产和知识秩序的建立都有自己的学理根源，两类不同路向的理论自成一体，不可证伪。多元开放掩饰了异类知识的不可调和性，兼收并蓄仅是表面和合。鲍•加斯帕洛夫（B.Gasparov）在《作为特殊现象的20世纪60年代的塔尔图学派》中提出，塔尔图学派极力追寻“绝对的综合”。〔7〕（P163）他认为对整体、相互联系现象的关注超过了每一个单独现象，具有乌托邦思维特征。但洛特曼提出异议。他认为自己和鲍•加斯帕洛夫的分歧在于他认识到描绘一幅完整的图像的困难性。洛特曼直言将文化交流现实过程图式化、模式化，不可能完全实现。其中涉及到历史、社会、心理条件。任何系统除了自我发展规律外，还受制于极其偶然的因素制约，故不可能做出准确预测。同时他也不赞同用任何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性原则，规划实践。相反，还特意赋予文化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可预测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展示了一幅奇妙的动态思维图像。正如《世界文化报告》中所称，文化不再作为凝定不变、固定封闭、完成时态的“集装箱”，而是一个全球化、跨界化的创作过程。〔8〕（P9）最后从理论意义来看，对话美学愿景在困境中日益澄明。对话美学大义在于立足意义的持续生成，不断推进陌生化进程。一旦理论定下的规则陷入常态，系统便会自动推陈出新。违反代码成为不变的规则。与时俱进、不破不立、变乃不变成为理论永葆青春的法宝。如洛特曼自述，“人们一着手制定规则，活生生的文学史就会显露出许许多多的例外，以致没有什么可以与规则相吻合。”〔2〕（P401）“文本在特定禁令系统的联系中发生作用，这些禁令先于文本，存在于文本之外。”〔2〕（P272）所谓的“规则”、“禁令”便是既定理论，具体包括体裁限制、特定词汇使用等。按照洛特曼的说法，禁令“内在于特定艺术语言、特定时代和民族文化（以及作为它的最重要因素的自然语言）”〔2〕（P272）。规则、禁令非永恒，随时代、环境而变迁。破除禁令，转入对话，理论何去何从？对话美学选择中间路线，既不使现代性过度膨胀，也不使差异性绝对化。其可贵之处便是揭示了真理在关系之中，创造之中。没有绝对真理，亦没有终极真理。坚决抵制“绝异道”、“大一统”的偏执，生动演绎对话美学的自由品格。理论本身没有过错，错的是将理论绝对化，定为一尊，排斥异己。理论指向的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洛特曼认为，正确的命题和论证逻辑，比起那些即便是真理但无法验证的现成答案价值要高得多。他指出文艺学学科的性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之前的语文学成了独立而遥远的职业。专业分化仅仅是科学的一个进程，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如古代语言和文化成了少数专家研究的学问，俄国语文学家不了解外国文学。他还进一步指出对话美学虽然并非一个完全成熟、定型的科学流派，许多关键问题还没有必要的统一性或明晰性，但提供的多元思维方式，示意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皆是众多视角中的一种，任何学派都不可能占据通向研究对象的所有通道，这一点异常重要。总而言之，对话美学作为消解现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总体化的暴力倾向，揭示了复杂场域的权力关系引发的压制与突围，为地方文化、小型叙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据。如同周宪所指，换种角度来看，与其将此理论理解为知识或学问，不如理解为某种策略。这样一种策略，不再以某种普遍的价值观为指归，而是强调价值的多元性；这样一种立场，重视文化的差异性与繁复性；这样一种姿态，既关注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又关注局部的地方价值观。〔10〕按照鲍曼的说法，这已不再是法则、基础或是地基，只是一项假说、一类价值、一种目的。〔11〕（P270）或如洛特曼自言，对话美学困境之启示不在于其“无所不能”，而是意识到理论的有限，有如智者自知，人类才不会停止求索的脚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本文作者：李薇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