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验法范文

《实验科学与技术》2018年第3期

摘要：物理是一门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每一个物理规律都是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开动脑筋总结和思考出来的。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理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落实新课改理念，用实验来丰富物理课堂，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关键词：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科学素养

一、变演示实验为学生动手实验，激发学生探索热情

传统的实验教学是教师做，学生看。很多实验现象学生根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物理学习的兴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教师，要尽可能为学生创造动手做实验的机会，特别是演示实验，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协助和点拨。例如：做“探究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演示实验时，我让学生动手实验：①每人准备两张纸，平行放置，向中间吹气，先猜想纸的运动情况再实验，纸会向中间靠拢；②准备两个大小不同的试管，将大试管中装满水后将小试管放入其中，开口方向一致，先倒立后把试管口处的一只手拿开，让学生猜想小试管的运动情况再实验，小试管会先向上远动；③将乒乓球放入到漏斗中，将漏斗正放，用力通过漏斗吹乒乓球，猜想乒乓球会怎样再进行实验，乒乓球没有被吹出去：实验完毕后师生讨论，很容易得出结论：在气体和液体中，流速越大压强越小。这样就使学生在“动手中思考”“思考中探索”，学生的思维潜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挖掘。

二、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进行探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物理教材中有多处设计实验的内容，教师要抓住教材的这种变化，着重培养学生设计实验的能力。例如：电学部分，开始先做“串并联电路电流关系”的实验，随后又做“串并联电路电压关系的”实验，这个实验我们完全可以让学生模仿前面的实验步骤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在传统实验的基础上还应有所创新，例如“测小石块的密度”实验，需要的器材有：天平、量筒、水、小石块、细线。实验步骤为：①用天平测出小石块的质量m；②将量筒中倒入适量的水，读出体积v；③用细线将小石块拴好浸没在量筒中的水里，读出体积v＇；④根据公式ρ=m/V'-V计算出密度。在此基础让我们可以改变实验器材，可以将实验器材改为：天平（无砝码）、烧杯两个、量筒、水、小石块、细线。要求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再次设计实验步骤。这些实验的开展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的培养。

三、利用身边物品做实验，让物理实验与社会生活相结合

一、对民族心理学不适合采用实验方法观点的反驳

(一)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

这个概念本身蕴含的问题和争议使得它难以满足科学实验研究的要求关于“民族心理”的定义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定义是以整个民族群落为主体，这个主体在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性即是民族心理。这种定义方式强调民族的整体性和集群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定义策略。比如，冯特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概念为基础，将民族心理定义为民族整体的精神活动特征;另一种定义方式则是通过寻求同一民族的大多数个体在类似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来界定民族心理。这种定义则强调个体是构成民族的基本单元，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定义策略。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对隶属于不同民族的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实验研究或量化测评，从而考察不同民族的整体性心理特征。他们所依据的就是民族心理的第二种定义方式。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对后者的研究结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个体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群体，对个体的实验研究或测评结果不能用来描述民族整体。即，自下而上的研究只能考察个体心理而不能描述真正的民族心理或群体心理。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必须要采取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的、整体的视角。也就是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只能发端于关于民族心理的第一种定义方式。而在这种定义下，民族心理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了进入实验研究的必要限定条件与确定性，因为实验研究者只能对具体的个体进行精确测评，却不能对民族整体进行测评。辩解:除了民族心理学之外，还有很多学科都存在核心概念界定分歧而导致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少见，比如牛顿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区别。因此，核心概念定义方式的多样性本身并不构成实验研究的障碍。质疑意见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心理学的两种主要概念定义方式中，只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策略才能够真正言说民族心理的课题。那么，这种理论建构策略是否与实验研究不相容呢?固然，实验研究的实施过程只可能针对个体而进行，实验研究遵循的是从个体到整体的归纳方法。那么归纳的方法是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障碍呢?不可否认，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正是归纳的方法。人的认识过程正是通过对个别对象的考察而形成一般性结论。与自上而下的演绎法相比，归纳法不能保证结论的确定性，但是归纳法是为演绎法提供前提的认识方法。民族心理学是我们认识民族群体共同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同样需要归纳法和演绎法的配合才能形成新的知识。因此，断言民族心理学只能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即演绎法，并不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再者，是否存在这样的分别，归纳法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而演绎法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经典的自然科学实验通过在实验条件下观察事物的变化而形成结论，研究者应该保持中立，客观地描述观察到的现象，不能事先持有某种理论或假设，这就是传统实验研究只做描述不做解释的法则。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是带着某种预设介入研究主题，他们会用自己的预设或理论对观察到的现象做出解释。社会现象纷纭复杂，也需要研究者对其做出解释。于是，在传统的学科分类标准中，描述与解释是两个不相容的思维体系，只能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解释与描述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哲学也在寻求通过观察与描述的实验来验证其命题;另一方面，自然学科的研究也更多依赖演绎法，用理论去做解释和预测。比如当代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就是从自然选择理论出发，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操作性假设，再运用这些操作性假设去预测社会现象，最后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去检验操作性假设的预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科属性与核心概念的定义策略并不构成民族心理学使用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

(二)民族心理是一个高度生态化的概念，其所涉及的大多数内容只能在真实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展示出来

在实验室的控制条件下所观察到的被试的表现不能准确地再现其民族心理特征辩解:对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的质疑并不局限于民族心理研究领域。在所有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都要事先考虑实验条件下得到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衍到一般。比如经典力学的实验，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其中物体不受力时可以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但是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观察到始终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摩擦力很快会使得运动的物体停下来。那么这是不是物理学的实验缺乏生态效度呢?任何实验都建立在一个理想态模型的基础之上。这个理想态模型的建构则有赖于对现实的形式化表征。也就是说，当我们难以言说纷繁复杂的现实时，需要将其中无关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先剔除，只留下我们认为对我们了解现实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对这些重要因素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假设，这就是形式化的模型。实验的目的就是检验这个因果模型假设是否成立。因为假设模型是在剔除了大量无关或不重要因素后才提出来的，所以对它的检验也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那么，在理想条件下获得的实验结果如何返回现实环境呢?让我们再以经典的物理学实验为例。在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实验结果显示物体不受力时可能做匀速直线运动，我们把这个模型称为模型一。现实的环境中存在摩擦力影响物体的运动，于是研究者需要另外建构一个关于摩擦力与物体运动的假设模型，这是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二结合就可以描述存在摩擦力的条件下物体的运动特征。现实中物体的运动轨迹往往不在一个平面上，于是物理学家还需要建构一个斜面与运动关系的模型，模型三。模型一、二、三结合就可以言说在不平坦的，有摩擦力的表面上的物体的运动特征。随着加入的模型的增加，实验描述的对象越来越接近现实。面对民族心理的研究课题，实验的生态效度自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生态效度也不应该成为民族心理引入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研究需要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同时，实验结果也能够返回现实。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可以通过，最终也必须通过实验设计的改进，多组实验的相互配合、印证等方式来得到提升。

(三)在面对文化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心理学的和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

民族心理具有高度的文化渗透性，以至于在很多场合民族心理与文化心理这两个名词具有几乎同样的涵义。因为文化是“民族”构成的最重要条件，所以民族作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不可能离开文化而抽象成为某种具有超越文化限制的一般性概念。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中，文化渗透却是需要被仔细地排除的干扰因素。也就是说，在研究目标上，民族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民族心理学需要考察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而实验心理学却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渗透。辩解:将实验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文化对个体或群体心理的影响也是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的。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中，比如有关痛觉的研究，研究中需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被试痛觉体验的影响，从而精确界定人的痛觉阈限。之类研究是对人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身心特征的考察，因此避免文化因素的渗透是必要的。比如，被试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被试对实验目的的认识，被试与主试之间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被试的痛觉体验。为了获得精确的结果，研究者需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因素。同时也有研究者专门考察某一类文化因素对痛觉阈限变化的影响，比如在测试前让被试听不同风格的音乐，结果发现音乐影响了人的痛觉阈限。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在实验中的渗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验研究中要控制哪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依据研究的目的来确定的。今天的心理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基础性实验研究的跨文化比较。这样的跨文化比较可以帮助研究者分辨出哪些心理特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哪些是特征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文化因素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既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也可能是需要控制的干扰变量，也可能出现在因变量之中。因此，文化因素也不是民族心理学开展实验研究的障碍，相反，民族心理中的文化成分正是实验研究的目标。在涉及文化或跨文化的研究中，研究材料或工具的跨文化一致性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实验还是量表，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有效的研究工具或材料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适用，这就是研究的跨文化效度问题。这个问题提醒着研究者，即使已经在一种文化中获得了有效的结果，也不能对研究工具或材料做简单的语言翻译就投放到另一种文化中施测，并且还把这两个结果直接进行比较。当然，跨文化研究效度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实验、测量等量化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质性研究同样也会遭遇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前面提到的生态效度问题一样，即，通过改进实验设计、重复检验、多组研究相互印证等手段来提升研究的效度。总体上，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涉及到了这个领域的主要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能逾越的，相反，它们只不过在提醒着从事这类工作的研究者应该时刻警惕，不要犯技术上的错误。回顾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很多过去认为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的议题后来都被列入实验研究的名单内。冯特最初断言记忆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但是在艾宾浩斯以后，关于记忆的实验就不再新奇了;弗洛伊德理论以潜意识概念作为基础，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心理学家都认为潜意识是不能用科学的方式来认识的，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缺少必要的科学性，但是当內隐研究技术被发明以后，对潜意识的实验研究也不遥远了。类似的课题还有自我、思维、决策、推理、社会认知等［14］。在某一阶段，实验研究遭遇到理论与技术的困难，突破这个困难的力量来自对研究课题做出恰当的操作性定义，以及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本文已经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做了辩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1．类比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心理的实验研究尽管在今天正面临一些困难，这并不意味着用实验手段研究民族心理问题是不可能的;2．从研究历史看，研究技术的进步，提出核心概念的恰当的操作性定义是心理学实验研究进步的原动力;3．实验研究的本质是模型模拟，这个特征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实验民族心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之间并没有矛盾。

二、民族心理学有必要采用实验研究技术

摘要:王韬学贯中西、思想超前，是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先进代表，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提出许多改革主张，其中得以亲身实践的唯有教育领域。王韬在教育目的、目标、对象、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提出诸多创见，形成独特的教育改革思想，并在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期间付诸实践，在社会上起到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先驱意义。

关键词: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启蒙

王韬(1828—1897年)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局，他针砭时弊，推崇西学，倡导改革，其改革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只有教育领域。王韬在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育对象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还在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期间开展一系列教育改革，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探讨王韬学校教育改革思想，不仅对学校教育史研究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深化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也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目的:富国强兵

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残酷现实惊醒了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他们倡导变法革新，探索中国富强之策，王韬便是这批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王韬从小胸怀经世报国的远大抱负，多次参加科举谋求功名，但均名落孙山。尽管如此，王韬仍怀着强烈的经世热情，积极向清政府官员建言献策，希望能够受到重视和采纳。在遭到清政府通缉流亡香港期间，王韬饱受饥寒之苦，但依然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岂肉食者所能远谋，而草野布衣所私心窃虑者也。”［1］难能可贵的是，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在英国公开场合上舌战英国商人，痛斥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的严重危害，体现了一名中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王韬敏锐地认识到人才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反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夫贤才者，国家之元气也。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2］“天下之患，不患在贼而患在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3］王韬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4］。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王韬从国家富强角度论述人才问题，其学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然也在国家富强。王韬的教育实践反映了其教育目的。王韬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后，着眼中国富国强兵，突破原先局限“格致”的办学范畴，引导学生不仅要学习西方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而且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讨论时事政治，关注西方政治制度等。王韬主持的考课活动，将时务特别是中国富强治术作为考课命题的重要方向，促使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探讨中国富强之道。王韬晚年看到上海格致书院蓬勃发展、人才辈出的盛况时，十分欣慰地说:“余老矣，行将拭目而观中土人才蒸蒸日上，通知时事，为国家立富强之基也，岂不幸哉!岂不快哉!”［5］再次验证了王韬把富国强兵作为教育的目的。王韬还认为，“君与民近而世治”，学校教育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上下相通”的联络功能。“古者里有塾，党有庠，乡有校，读法悬书，月必一举。苟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以是亲民之官，其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6］王韬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为国家富强创造良好政治环境，“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7］。可见，王韬强调学校教育联络上下的功能，其目的依然是国家富强。

二、教育目标:新式人才

传统教育依附于政治，其目标是为封建政权培养人才。受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人才观带有伦理至上的道德主义色彩，认为人才是指具有良好品德和掌握儒家经典原理的人。王韬审视了古代以来的人才状况，发现官方所倡导的人才往往“有名无实”，举人、进士、翰林等，属于封建社会的主流“人才”，但严重脱离实际，对国外政治、民情、地理等情况都不了解，甚至对国内事务治理也茫然无策，“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8］。为此，王韬提出人才有“真才”和“伪才”之分，“世有真才，亦有伪才。伪才之与真才，犹碔砆之于宝玉，鱼目之于珍珠，久之而后知，而不能猝辨也;试之而后见，而不能空说也”［9］。王韬从“尚实”的角度，把实用作为甄别人才的重要标准。“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10］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样化、多规格的专门人才。传统人才观追求“全才”，视技能技术为“奇技淫巧”。王韬突破了“君子不器”的桎梏，认为人才可分为多种，“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11］。以上各类人才虽然不是传统所倡导的“全才”或“君子”，但他们术业有专攻，拥有一技之长，都是富国强兵所需要的实用人才。王韬认为，传统学校教育为封建政权培植大量无真才实学的官吏，无益于国家富强事业，必须改革传统学校教育，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真才”。王韬欲求“真才”的教育观与上海格致书院的办学宗旨不谋而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明出任山长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近以沪上中西董事公举，承乏格致书院，忝居掌院。拟广招生童，前来肄业，延请中西教读，……务期有益于时，有用于世，为国家预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12］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期间，围绕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目标，把书院办学与国家富强、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对招生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了全面革新，颠覆了传统学校教育模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之先河，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实用人才。

三、教育对象:面向大众

第一篇：初中化学实践探究性教学分析

摘要：

探究式教学符合当前教育改革下对于课堂的要求，注重学生的探究与创造能力．因此，初中化学教师需要结合学生学习特点，在课堂中科学运用探究式教学，帮助学生开发科学探索能力与创新性思维．本文将浅谈初中化学课程中关于探究式教学的探索，探究如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有效开展探究式教学．

关键词：

初中化学；实践探索；探究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符合当下教育改革的重点，教师作为引导者，以学生作为主体，通过实验和讨论等方式，帮助学生加强对新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在此过程中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探究能力，学生开发的创新性思维与动手操作能力也都可为学生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服务．接下来，本文具体阐述如何在初中化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

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探究的第一步就是提出问题，而问题提出的方法在于联系实际，创设常见情境，提出符合学生认识规律与学习水平的问题，如此激发学生实践探索与求知的欲望．科学探究需要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步步深入，以问题作为引线，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初中化学课堂教学活动中来，并且依托现实，有理有据地开展探究．在探究式教学当中，教师要以问题作为中心，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小组开展讨论交流，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构建高效课堂．

一篇、初中化学实验的设计与教学探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追求也在逐渐改变，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问题．其中，化学是一门科学性学科，通过精密的分子、元素和化学公式来解释世界万物存在的规律，十分有趣．但是，近年来，有关初中学校在化学教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忽略了化学实验教学的重要性，从而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本文通过对当前有关学校化学教学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中的问题，认识到化学实验教学的重要性，加强改革创新，提出一些方法促进学生和学校教育事业的共同发展．

一、化学探究性实验的设计与教学的原则

1．科学性化学规律是根据物质真实存在的反应中得到的，具有科学性，所以在化学探究性实验设计与教学中应该遵循科学性原则．在对未知物质进行研究时，有关老师应该在整体上把握实验教学的目标和内容，给与学生正确引导，不能没有科学依据地进行探究．

2．简约性化学实验设计与教学应该遵循简约性．随着科学的发展，化学内容在不断更新和增加，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也在逐渐增多，并且内容都比较抽象难懂，久而久之学生容易产生厌学心理．所以在设计实验时应该追求简约，实验操作较简单，现象明显等．

3．方法性化学实验设计教学中应该遵循方法性的原则．有关老师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特点，因材施教，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比如对比实验法、控制变量法、不完全归纳法、演绎推理法等，通过这些方法吸引学生的眼球，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培养他们热爱探究的心情．

4．绿色安全对化学的学习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些化学药品具有毒性或者腐蚀性等，对人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在化学实验设计与教学中应该注重绿色安全，有关老师加强对学生的监督和管理，教给学生安全注意事项，让学生学会保护自己，处理一些紧急情况．

二、初中化学教学现状

内容提要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确立学术规范，对于深化新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批评一些不规范现象的同时，提出若干有利于新闻学术规范化的做法：提倡题小文深，反对大而不新；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的研究；要充分占有学术信，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核对原始资料，不以讹传讹；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论文认为，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论文从思维习惯和缺乏研究方法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古代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概述了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各自特征及它们在当今社会科学中的不同的适用范围。论文还花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如逻辑方法、观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实验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简介了这些方法的特征、适用范围，并举例说明它们在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应用情况。文章认为，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当今的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哲学界徐友渔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相当一批学者苦口婆心、坚持不懈地提倡建立和健全学术规范，以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经济学界林毅夫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出现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问题经常重复讨论而又不见水平提高。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规范我们的研究，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乃至理论批评的规范机制。只有大家都能遵循上述规范，才能避免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重大进步。”（2）本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体会，并且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的不规范现象更为严重，更加需要强调学术规范，因此最近两年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在本文中，准备谈以下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提倡一些规范的做法，同时评论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第二部分谈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运用合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新闻学研究成为真正规范的研究。重视学术规范促进新闻学术发展就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刊物上登载的、各种论文集中收录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学论文中，自然有些堪称精品，是作者科研之成果，心血之结晶；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是没有新意或很少新意的文字组合。没有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新资料的发现，甚至也没有提出新的问题。通篇是人云亦云，既不错也不新，或偶尔有一两句有新意的话，也没有围绕它展开。这类文章看十篇所得收获与看一篇相差无几。就社会付出的出版、发行成本和读者花费的时间而言，实在是极大的浪费。同是社会科学，新闻学研究比不上文史哲研究的深入和深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闻学学科历史短（七八十的历史），内外干扰因素多等原因以外，学术风气不够严谨，以及不得学术论文的要领，用写惯了的“急就章”的新闻文体来写学术论文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现在有一些人，把写论文看作很容易事，将有关的文章找来几篇，自己做点“整合”的工作，就把其他人的成果整合成一篇新的“成果”，可是“整合”来“整合”去，洋洋大观的众多“论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学发现并没有增加多少。这种风气漫延下去，会使学术界像物质商品世界一样，充斥假冒伪劣之作。就像国家如果不保护专利，为科学技术投入多、贡献大的人和单位就没有积极性一样；学术界不确立规范，种种不良风气受不到斥责，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严肃治学的人，会使学科的发展速度大为减慢，恶劣风气还会遗害我们的下一代。可见，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培养严谨的学术风气，意义很大。就在我想写新的一篇文章，来归纳新闻学论文的不规范现象之时，我读到了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3），里面有一些内容与我所要谈的不规范现象相符，所以不妨以此论文中的某些内容作例证，来说明不规范的特征极其弊病。现在，本人试图列举一些抵制不规范现象，有利于学术规范化的做法。（一）提倡题小文深，不要大而不新。常见一些人写论文拟很大的题目，比如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这样大的题目，你写我也写，写的都差不多。因为题目大，一个大题目下又得分许多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小题目，光是“题中有应有之义”的交待也得花去很多篇幅，还有多少篇幅去深化独到见解呢？为何不把大题目分解成许多小题目来写呢？可以说，大而不新是一部分新闻学论文的通病。题目定得小，又必须有一定的篇幅，论文就得向深度开拓。面对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新闻学圈中泡了几年的人，恐怕谁都能写出万字文章来，但是要深、要新就困难了。现在读到囊括了新闻学11个问题的《看法》一文，这恐怕是新闻学术史上涵盖面最广的论文。学术研究上讲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学术见解都应符合学术规范，都要接受科研成果标准的检验。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论文要对它提出的论点进行充分的、扎实的论证。因为论文不是发表看法宣言。在各种文体中，论文，又称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不一样。它是作者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所得出的成果的书面报告。对论文的实质要求，是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一篇论文，不是单纯的笔头工夫，它付出辛劳最多之处是作者的研究。所以写论文，首先是科研活动，其次才是写文章。论文讲究立论和论证，一篇论文应该由若干进行充分论证的论点构成。“知识是论证了的认识。因此论证对于科学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作者自认为的新观点，如果没有经过有力的论证，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假说而已。“假说仅仅是尝试性的、未经验证的，而研究者认为事实确是如此的陈述。”（5）这也就是有的论文有一两句有新意的陈述，却算不得研究成果的原因。一篇论文中摆出很多问题，却都是蜻蜓点水，不予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也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论文贵在新、贵在深，故大而无当，切不可为。（二）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众多的论文中没有新观点、新见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新闻学领域中，原因之一是对权威法的滥用。有位学者在归纳科学研究中的非科学的方法时，提出有四种，即惯常法（TheMethodofTenacity）、权威法（TheMethodofAuthority）、直觉法（TheMethodofIntuition）、推理法（TheRationalisticMethod）。何谓“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6）迷信权威法者，既不需要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也用不着去作辛苦麻烦的社会调查、抽样分析，只要找来几条权威语录，就可以拉出长篇“论文”。由于新闻学的特殊性，权威法在这个学科领域中用得比较多。众所周知，像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新闻领域有那么多革命导师和各时期领袖人物发表那么多的看法，提出那么多的要求，这本来是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而不会也不应该限制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拓。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人不是把领袖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与新闻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原理、规律结合起来研究，不是以领袖们的说法、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广的方向开拓，而是用权威法总结出几条，一会儿放到“党性原则”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放到“政治家办报”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用类似的几条放到“舆论导向”这个题目之下。他们不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进行新的探索，有些独立见解的文章，很不以为然，甚至扣以吓人的大帽子。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都是对当前新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报刊都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论创新而言，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的发明权分别属于列宁、、等领袖人物。新闻学研究者想写出体现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仅仅靠演绎推论这些论点，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新闻的政策与实践，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此，学术界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大胆探索，鼓励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促成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正确的态度是把它们结合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起研究，结合新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权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补充丰富。《看法》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对香港高级新闻从业人员研讨班讲课时说：香港的传媒各自有鲜明的党性，“对于香港传媒来说，正确的党性应当是‘爱国、爱港’。”对香港传媒讲党性，这简直是荒唐、滑稽的事。与各种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政党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的社会集团。所以党性应该具有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最先使用“党性”一词的领袖人物列宁，到，到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他们讲党性时都是对本党人讲的，所以都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用党性这个概念去分析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时，这个党性已经不是专指无产阶级党性了，而是抽象为各种政党都具有的党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结合新闻领域的这一实际来研究党性，结果视阶级性为党性的唯一的内涵，最终把“党性”这个标签贴到了香港传媒身上，造成对党性一词的滥用，把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强加一个党性的概念。我相信，作者的用意不会是鼓励香港报纸加入政党吧。其实，对香港报纸，用政治倾向性来描述就行了。（三）要充分占有学术信息，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科学研究旨在作新的发现，因此研究者必须占有充分的学术信息，知道自己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出了哪些，防止搞重复研究。而且也只有在占有最新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我国新闻学者外文水平高者不多，参阅国外文献受限制，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内已有的重要著述，已经译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的主要著作，总该努力参阅，使自己避免重复研究，同时使自己的论文有丰富的引证。如果占有学术信息不多，却又敢于作出断言，就会出现大胆假设，又不小心求证的偏差。《看法》一文把十几年前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又翻了出来。这也未尝不可。可他说，“据了解，除俄罗斯（苏联）外，各国的文学理论、新闻学理论基本上不谈‘人民性’。”这确实令人诧异。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新闻界把党性人民性一起讲，发生过多次。胡乔木1945年跟随到重庆后，在新华日报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到，“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党报上反映出来，这要求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7）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8）建国后的1956年，报纸的党性、人民性问题被再度提了出来。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这方面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但人民性这个概念，以及把党性和人民性放在一起谈论这个做法，并没有被否定，这从1957年的《新闻战线》、《新闻与出版》等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9）那么多的历史资料不去占有就妄下定论，必然会使持论者陷入被动的境地。（四）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有位前辈学问家告诫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是在新闻学界常能看到一股浮躁之风。浮躁者，轻率、急躁之谓也。新闻学、传播学领域也颇为广阔，有的研究者不管自己是否熟悉的领域都敢发表看法，轻率得出结论。像《看法》一文那样同时纵论新闻学领域中的11个基本问题，就难免露出粗疏浮躁。比如，《看法》断言：“‘新闻自由’之说不通。”他摆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言论’、‘出版’是行为，所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和规定。‘新闻’是名词，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做学问是件辛苦的事，必须详细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和现状，不是靠望文生义，耍弄一些语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出版自由是按英语Freedomofthepress翻译过来的。《看法》说“‘新闻自由’一说不通”，理由是新闻为名词，可是英语中的ThePress本来就是名词，原意是“出版物”，只是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它译成“出版物自由”罢了。ThePress还有“报刊”、“新闻”的意思，在现在的台湾新闻学界，ThePress大多被译成新闻自由。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上各种自由的主体都是人。一切自由都是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修饰、限制词的词性没有关系。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新闻自由。非常权威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原版中的“出版自由”，在新版中都改成了“新闻出版自由”。（10）（五）核对原始资料，不能以讹传讹写论文不同于写新闻，研究成果不能是“急就章”。做学问当是“慢工出细活”。对自己的引文，要认真核对原著。可是，有的人凭自己的印象，甚至是听别人说，某领袖人物或某权威学者说过某话，自己一时找不到原著出处，就凭自己的记忆写下大意。等在原著中查到引文，才发现差异甚大。或者听别人讲到哪里有一段语录适合自己的立论，寻章摘句地取来引用，却并未通读全篇，结果歪曲了原著的意思。这种现象在《看法》一文中也有所表现。它为驳斥“新闻是商品”的观点，提出“新闻报道和报纸不是‘商品’，而是‘服务’。”并称，“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亚当斯密的《原富论》对照着读，可以发现一个差别。《原富论》谈商品、价值、成本，包括了律师、医师的工作在内-----马克思谈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谈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马克思谈的商品，既涉及物质商品，也涉及服务形式的商品。他的《资本论》第4卷中有十几万字论述服务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服务就是商品。”（11）马克思以工人购买缝纫劳动为例，说：“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同他的工资花费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12）作者说他把两本书“对照着读”，才发现两书的差别，难道就是偏偏没有读《资本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内容？（六）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论文是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论文中用来作论据的较为重要的观点、资料（人们熟知的“大路货”除外），凡不是作者本人的，都应当交待出处，这等于确认这不是作者的成果。常常看到一些论文一条注释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注释。有人不止一次地讲，资产阶级新闻也是讲党性的，却从来没能提出一条引文作证。因为资产阶级新闻学里恰恰没出现党性的概念，而较多地谈到客观、公正，但同时会在各种情况下体现它们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持论无须资料佐证成了习惯，人云亦云所导致的以讹传讹也难以发现和纠正。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报纸文体，报纸文体主要是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普及知识，提供消遣等，而且受版面篇幅的严格限制，不作引用注释乃是惯例。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书面报告。既然如此，论文中凡不是作者自己的，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说法，都应该注明出处，以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如果不注明出处，读者就可能视为作者的科研成果，那么作者就有侵占别人成果之嫌。所谓剽窃，实际上就是把别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以显得是自己的。所以在论文中，对于阐释立论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和资料，如不标明出处就会有剽窃之嫌。至少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国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引证注释所用的篇幅，竟多达论文的三分之一。我收到留美博士赵月枝助理教授出版的毕业论文《中国的传媒、市场与民主》，（13）发现书后的引证注释共有666条。一看就知道论文作者参阅了哪些书籍、刊物和文章，使人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学术信息之丰富，治学之刻苦。当然，我国文史哲老学者，也有很多爱作博引，勤于注释。在本人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有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写的“声与传播”一节，文长不过6000字，注释却有64个。（14）我编辑此节时颇为感动，知道这6000字来之不易。详细而规范的引证有以下几个好处：1、尊重了别人的知识产权。2、你提供的某些引文出处，还可能让某些读者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的新的来源，为他们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3、显示了你是在占有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著述的，让读者增强对你的著述的信心。《看法》一文中有不少处该向读者介绍资料来自何处，而没有交待，以至令人将信将疑。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登记、领取执照的制度，但一般不搞‘年检’。”这里没说哪些西方发达国家办传媒要领取执照，也没有交待资料来自何处。相反，有关资料证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办报都没有领取执照一说。（15）这之后说“一般不搞‘年检’”，言下之意好像还有某些国家搞“年检”。相信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4、这种习惯养成后，那些不作深入研究就洋洋洒洒写大块的不规范文章的人就吃不开了，有利于严谨的学术风气的形成。当然引证并不是越多越好。烦琐引证是不可取的。至于对于引证注释的写法（特别是注释资料的项数和排列顺序），国内尚未见统一的规定。这两年我发现，有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已经在注意作规范的引证注释了。近读刘晓红的《精确新闻报道：现状、问题和教育》（16），文后有“资料来源”、“参考文献”（中英文分开排列）、“互联网资料”诸项。而且文内有插注，比如文中摘引某观点、某资料后，将作者的姓名和著述发表的年份，写在其后的括号中，以便不需要从文后获得详细资料的读者也能立即知道引文是何人何时说的。文后的注释资料通常包括引文作者姓名、书名（或期刊名）、页码（或刊物期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等。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下部分将联系我国的学术传统，谈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然后介绍几种研究方法，并尽力联系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从古代科学看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宏观把握、整体把握。写文章喜欢由宏观到微观，由大到小，由古到今。一本启蒙读物“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说起；另一本启蒙读物，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一本小说、一出戏讲究有头有尾。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典型的思想，莫过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理论。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的说法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文人哲人都谈到过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都在继续论证。例如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17）天人合一思想，被现代环境学者奉为瑰宝，因为我们祖先的思想早就说明，毁坏自然环境就是损害人类自己，天人合一嘛。但是停留于整体把握，并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简直是同义反复而已。没见到过一本天人合一的著作。中国文人许多喜欢停留于这种整体把握、宏观思考，不肯深入下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只停留于一般的思辨。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几乎没有多少创新。至于实验方法很少有人使用，“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中国古代科学在汉代就达到“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的高度，后来却长期停滞不前，这当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仅就科学本身而言，中国人习惯停留于一般的思辨，缺乏对研究方法的孜孜追求，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而在西方，近两百年来自然科学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先驱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明和创造。培根推崇大量搜集经验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再丛实验数据中探求结果的归纳法。笛卡儿则推崇数学和演绎法，而科学实验主要是作为演绎思想的辅助。伽利略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把观察、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量地表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他们之后，方法论本身作为一门科学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18）19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19）刘蔚华主编的《方法学原理》一书指出：“大凡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会对方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他们要突破一种旧的理论体系时，首先要审查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方法有何缺陷，如果不能在方法上有所革新，要想突破旧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已。”（20）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实证研究研究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大到哲学思维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其次为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如数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结构—功能方法等；小到具体学科的特殊方法。里面包含数以百计的成员，一个长辈成员下面还会有许多下辈成员，有的成员还有多个名称。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在添丁加口，使家族越来越兴旺。本文不涉及作为体系的方法论层次（不少方法论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只谈操作层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按其适用范围和普遍性程度，又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比如可以分为专门方法和普通方法。专门方法是指某一学科专用的方法，如地质学中采用碳14测定年代的方法，化学中的PH值测定酸碱度的方法，人类学中的文化层次分析方法，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普通方法是指许多学科都采用的方法，比如逻辑学的方法；或者某一类学科（如社会科学）都采用的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方法。有些起初可能是某一学科的专门方法，但后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都借鉴采用，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通方法，比如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现在是社会科学的普通方法。就新闻传播学而言，还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算作该学科的专门方法。但是，只要认真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通方法，也足以改进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方法是否多样，运用得是否很好，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在我们把话题缩小，只谈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传播学中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分人文主义或解释学的方法范式，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两大类。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概念得出研究结论，后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事实得出结论。（21）操作概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思辨的方法。人文方法来自哲学思辨的研究传统，所以，思辨方法代表着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大的类型。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思辨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闻的党性、阶级性、群众观点性、真实性，战斗性，指导性等等，都是靠的哲学式的思辨。操作事实是实证研究的特点，实证研究主要依靠收集和整理事实。而因收集事实的方式不同，形成实证研究的两大分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是通过不断地采集和积累事实来发现理论结论。其基本过程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即先积累事实，后进行推论，其研究目的是理解事实。（22）当然，这是指研究过程是这样，而不是说论文写作时也必须是这个顺序；论文写作时往往是先写出结论，然后摆出事实来论证。这就是说，研究时从具体到抽象，写论文时从抽象到具体。定性方法有利于对传播的历史过程、事件发展、人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等难以量化的问题进行研究。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容易发现理论和形成有意义的假设。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人类学的观察、访问方法，以及政治学的文献分析方法。靠观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采集的事实，一般是难以量化的，所以只有通过收集事实、分析和解释事实，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定量研究则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事实来证明假说。它是根据研究者现有的对某事物的认识提出假说，然后根据检验假说的需要收集事实，以对假说进行证实或者证伪。定量研究有助于人们更精确地把握事物的全貌和变化情况，及时地了解突发事件产生的反应。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传统——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控制实验的方法。以社会调查和控制实验方法采集的事实，大多数是可以被量化的。（23）上面实际上谈到了研究方法的三大类型，思辨研究（属于操作概念的人文主义的方法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均属于操作事实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其表现形式都是词语（不是靠大量的数据分析），容易使人产生定性等同于思辨的印象，因此在我国学术界，被认为是定性方法的研究，不少是属于思辨范畴的。其实，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有区别的，思辨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抽象概念，比如新闻与信息的定义、新闻的倾向性与真实性、传播的本质、信息的本质，等等。而作为实证研究之一的定性研究的对象，则是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经验事实。定性分析，在内容上是对事件或现象的主要性质和特征的解释，而在形式上是非量化的，比如新闻事件、信息流通极其不公平分配、流言传播、传播的长期效果和社会文化效果，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对象，如新闻自由，既能用上思辨方法（分析新闻自由的相对性，新闻自由与新闻法的关系等），又能用上定性的方法（如分析新闻自由在某国某社会的表现与特征），还能用上定量分析的方法（如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由此可见，这些研究方法都不是绝然分开的，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各自发挥特长，又互相补充的。介绍几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以上所谈的毕竟还是比较宏观，为了促进研究方法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中的应用，有必要介绍几种重要的具体方法。在思辨研究下面，打算着重介绍逻辑方法，特别是定义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下面，着重介绍观察方法。在定量研究方面，着重介绍内容分析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和实验方法。还有对多种研究法综合运用的方法，如比个案研究方法、较研究方法。

一、逻辑方法：思辨研究的起点是概念。由于许多思想资料不能用日常语言来准确、有效地表达，所以思辨研究需要建立科学概念。然后依靠相应的逻辑来组织，概念被发展为命题，由此产生了系统的知识，同时，又可依此推演出新的知识。（24）无论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人为科学研究，都必须依据逻辑，当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时，就更需要使用逻辑的方法。现在新闻刊物的上不少文章，都只是经验或印象的描述，缺乏新意和理论深度。就是因为作者既没能从归纳事实中得出新的概念，也没能使用已有的概念去逻辑地推演出新的命题，靠一些老生常谈的论点，加上自己的经验与印象，就构成了论文的全部。自然没有逻辑力量，也没有思辨性。在逻辑方法中，定义法的使用很重要，有利于保证论文沿着界定的含义，集中地深入下去。常见一些论文作随感式地论述，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的含义并不确定，时而狭义，时而广义，甚至时而指这，时而指那。这样论文就不可能有逻辑力量。论文作者要重视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下定义，或对其内涵、外延作出界定。许多语汇有多种含义，“定义是规定一个符号应在什么意义上使用。”（25）虽然恩格斯说过“在学科上，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26）但那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定义的内涵、外延都会发展。如新闻媒介，原来指报纸，后来也包括广播、电视，以后还可能包括更神奇的媒介。但是一个研究者在作研究时，必须对其研究对象的概念作出界定。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种界定可以是下定义的方式；如果下定义困难，也可以采用说明内涵和外延的方式。总之，要使读者明确你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这之后，读者可以看出你在论证时是否沿着这个意义走下去。这样，就便于检验你的论述、推理是否具有逻辑力量。《看法》一文在论述什么是宣传时，竟说“对别人讲话，就是宣传。”按此“逻辑”，说话、宣传、口头传播都是一回事。在科学意义上，宣传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传播和说服活动。宣传方式可以是说话，而说话不一定是宣传。如果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都可以随意夸大和变形，就会有大量的概念雷同，以至混乱不堪，科学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

二、观察方法：观察方法的特点是实地观察到现象或行为的发生。当时当地的观察可以把握事物的全盘面貌，可以领略其特别情境，感受其特殊气氛。而且，很多情况对当事人来说，都视之为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般都不会作为报导资料报道。但研究者的当场客观观察，会敏锐地感受到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料。滇西北的泸沽湖畔居住的摩梭人，处在世上仅存的母系社会，实行走婚制。报刊对他们有很多报道，游人蜂拥而至。《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一文（27）的作者，靠实地观察和访问，发现那里人们的婚姻观念在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人向往一夫一妻制；经商观念与围着游客兜售生意的做法，与外界毫无二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与外界趋同，从可口可乐到卡拉OK到处都有。文章认为这是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传播的产物。传播的途径有四条：现代交通；摩梭人外出经商，做工、求学；游客涌进；电视、电话。最后文章对文化的独特性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的关系，以及何种文化能传承久远展开论述。这是使用观察法（包括必要的入户访问），获取资料进行定性研究的一个例子。虽然运用得不很规范，但基本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观察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不肯直接报道或接受面谈的对象，因为对他们既不宜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也不宜采用实验的方法，只有观察法较为适宜。科学的观察法，应该在事先具有研究目的或假设，有系统的设计，有系统的记录。假如在特殊的设计下（如单向透视玻璃），观察者不为被观察对象所注意，因此可以在最自然的情况下不受打扰的行动，由此观察所得到的资料是任何其他搜集资料的方法都不能得到的。（28）可惜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严格按照科学的观察法进行操作的研究，一时还难以举出实例。

三、社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科学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受众的系统提问，收集并分析有关研究数据，以描述或解释传播现象及其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可以获得一个群体、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某项情况，可以解决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特定的问题，如受众与媒介的各种关系，受众对媒介传播的态度，以及受众的媒介观念等等。在这些方面，是其他研究方法无法替代的。社会调查的第一步是决定题材，分析理论和拟定研究假说。第二步是问卷设计。问卷是依据有关理论和假说而设计的。任何组成假说的自变度数或应变数，均必须用一题或多题的问卷来表示。第三步是选取取样本，就是从成员总体中抽取一部分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这种选取样本的过程即为抽样。抽样方法很多，主要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样本的多少与样本代表性成正比。样本数最好是整个总体数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个样本。（29）第四步为访问，分入户访问、电话访问或邮寄问卷等。第五步是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界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已经很多次。《中国传播效果透视》（30）一书收录了十几次报纸、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可以说已为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四、内容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贝雷儿森定义）它是传播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常见的方法。内容分析“一方面可以避免定质分析过于主观，一方面也可以做较大范围之抽样，但在分析过程中，除了传播内容量的分析外，亦注重其质的分析，这种综合的内容分析方法，可以避免两种方法的缺点，增加内容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31）内容分析方法与大众传媒及其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西方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进行着。我国自1987年以来，亦不断有内容分析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市场分析》（孙五三，《新闻学论集》第12集）、《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王怡红，《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北京地区少年儿童节目内容分析研究报告》（杨瑞明，《新闻研究资料》第60辑）、《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刘伯红等，《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内容分析常见的有三种形式：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如上述研究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这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样本），如研究我国10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报道情况；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如研究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的情况。内容分析主要分以下步骤：第一步是决定研究题材，进行研究假说的设计。第二步是抽样，通常采取随机抽样。第三步就是设计类目与分析单元，即决定统计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种单位（如单字、主题词或篇）。第四步就是统计分析，撰写报告。比如有位研究生研究中共十四大至十五期间（1992—1997）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就以这5年间人民日报的所有的批评报道为总体，用间隔抽样法，共抽得样本420天的批评报道1802篇。根据这顶研究，发现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58.6%是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报道的对象是以现象为主（不涉及具体的人或单位），占半数以上（53.2%）。针对具体的人或单位的批评比较少，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其中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批评报道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仅为2.6%。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果报道的，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很少。（32）

五、实验方法：实验方法又称控制实验方法，这种方法曾为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理论的确立做出过贡献。它起源于二三十年代美国的佩恩基金会所进行的“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的研究，后经二战中的霍夫兰的大众传播实验和战后的耶鲁说服实验而达到高峰。实验法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观察事实的方法，但它是一种有控制的观察。美国学者贝利指出：“实验是试图显示一个或多个自度量与一个或多个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的高度受控方法。（33）它的方法是：研究者从600部电影中挑选了16部有某种倾向的电影，作为实验中的刺激物，来观察儿童在看电视前后的社会态度的变化。他们利用最新研制的社会态度量表，测试了儿童的态度，一两天后，请儿童看电影。隔天再对儿童进行测试。半个月至18个后，研究者进行第三次测试，以检验电影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果认为，电影会改变儿童的社会态度。（34）如果对实验对象没有一定控制，研究就无法辨别因变量的变化是由实验刺激引起的，还是由实验或实验操作引起的。因此要特别设置不接受实验刺激的控制组来作对比。实验法多适用于微观的传播效果研究领域，比如宣传、宣服、态度的改变等方面的理论假说，适宜于使用实验方法来检验。那些涉及心理因素明显、涉及社会因素较少的问题，更适宜于实验方法。儿童也许是被施用实验方法的最佳群体。

六、个案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可以用某一种方法，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如把观察法、访问法、问卷调查法等综合运用。个案研究法很适宜于对那些难以量化统计的，涉及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心理冲突等的事物进行研究，同时也不排除在其某一个具体层面上进行量化。个案研究法有利于详尽深入地进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有表面的观察，各种书面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有深度的探讨。例如对台湾传媒对白晓燕被绑遇害的报道进行个案研究，可以探讨司法与新闻的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诸多问题。如果把香港回归报道、1998年抗洪报道等作为个案研究，那更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恐不可少。

七、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有利于对有某些类似之处的事物的研究，便于评论优劣，总结经验。尤其运用于新闻观念、新闻业务的研究。樊凡、单波的《中西新闻论比较论》（35），就是一种有趣的尝试。比较可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前者指同一时期事物的比较，后者指不同时期的事物的比较。笔者曾带一为研究生尝试这两种比较方法。作为“共时性比较”，1995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俄克拉何马州联邦政府大厦爆炸的报道，日本《读卖新闻》对阪神大地震的报道，中国《人民日报》对湖南、江西水灾的报道，比较这三个报道，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报纸对灾害的不同特点。另一种是“历时性比较”，我们曾试图把1980年、1988年、1997年这三年7、8、9月《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看舆论监督有些什么发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才能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由于资料获得或者时间安排上的原因，这两项研究都没能进行到底，但我一直认为它们都是很不错的选题。不难看出，比较研究的开展，对新闻实际工作的促进，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会是很有意义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因研究的对象和题材不同，各有适用；因研究者爱好和特长不同各有选择。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注释：（1）徐友渔《为提倡学术规范一辩》，《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第8期（2）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3）《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第5页。（4）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5）余辉炳等编译《社会研究的方法》第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6）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70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7）载《新华报人》，1945年12月30日出版（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78页（9）出版处王谟说：“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现。”（《新闻战线》1957年创刊号第46页）郑远（人大新闻系主任安岗）说：“我们报纸的人民性同我们的阶级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党性正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新闻与出版》第8号，1957年1月25日）安徽日报总编辑欧远方说：“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是统一的。”（《新闻战线》1957年第10期第15页（10）参见陈力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项重要改动》，《新闻战线》1996年第10期（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分册第149页（12）同上，第436页（13）YuezhiZhao,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1998bytheBoardoftheUniversityofIllinois（14）《华夏传播论》第175-185页，人民出版社，1997（15）参见《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和新闻法起草办公室编的新闻法参考资料之七《关于公民创办报刊的有关资料》。有的国家如法国，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报个“户口”，不需要批准，更不存在“领取执照”。（16）《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1998年第1期（17）参见《辞海》“天人合一”条目（18）陈波等编著《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巴甫洛夫选集》第49页，科学出版社，1955（20）刘蔚华主编《方法学原理》第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1）（22）（23）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导言》，《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24）卜卫《传播学思辨研究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25）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26）《反杜林论》80页，人民出版社，1970（27）孙茗《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付因中（28）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102—103页，台湾商务印快餐馆，1995（29）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82—8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30）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31）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9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32）李晓明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日报批评报道》，1998（33）余炳辉等译《社会研究的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34）卜卫《控制实验——一种常用的传播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2期（35）樊凡、单波《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

拓扑心理学是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根据动力场说，采用拓扑学图形，研究人及其行为的一种心理学体系。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