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述考核范文

作者：贾彦艳单位：山东财经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

1992年，在王岳川先生和尚水先生合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一书中收录了由尹鸿和陈航翻译的文章《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该文是哈琴的代表作《后现代主义诗学》中的第一章。《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一书在1990年代的学术界影响甚大，堪称国内后现代主义研究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传播哈琴的学术思想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哈琴的学术思想第一次以较大篇幅直接呈现给国内学者。受时代所限，该译文尚存在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文字处理，比如没能区别出“摹仿”和“戏仿”之间的不同。

1994年，赵伐和郭昌瑜合作翻译了哈琴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以完整面貌出现的哈琴重要著作。该书是一部研究加拿大后现代文学的批评专著，展示了哈琴的后现论在实践上的应用价值，书中随处闪现着她思想中的精华。两位译者虽不是后现代主义研究专家，但译文质量很高。正是从这部书开始，哈琴的后现代诗学思想中最核心的范畴“编史元小说逐渐为国内学者熟悉，并在我国上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和研究热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它还有效深化了当时国内学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了解了它与现代主义之间并非如伊哈布•哈桑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既沿袭又妄用小说语言和叙述传统，借以对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观念和现实主义再现论提出疑问”。1996年，台北骆驼出版社出版了由刘自荃翻译的哈琴的另一代表作《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但由于当时两岸缺乏学术交流，再加上该书翻译质量欠佳，对大陆学者的影响十分有限。

近十多年来，国内学者对哈琴的译介步伐明显加快。比如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收有哈琴的《“环绕帝国的排水管”: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文;由蓝仁哲翻译的《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一文被收入《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该文还被再次收入同名著作《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在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有《后现代的理论化》等。

2009年，李杨教授和李锋博士合作翻译了哈琴最重要的代表作《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和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徐晓雯女士又翻译了哈琴的《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河南大学出版社)。李杨教授和徐晓雯女士都是哈琴亲自指导过访问学者或研究生，对作者的思想原貌颇有深刻认知。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学界对哈琴的关注不断加深，她的学术思想对国内学者依然具有强大吸引力。

理解和接受过程

我国学者对哈琴的研究是和译介过程同步进行的。早在1992年，段炼先生就发表了《艺术的解构与重建———读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的政见〉》一文，这是国内第一篇较为系统分析哈琴学术思想的文章，集中讨论了她对后现代艺术的政治悖论性的观点。由于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的认识尚不全面，对许多重要范畴的理解也不统一，导致这篇文章出现了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文中认为:“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倾向”，“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政治，其表现特点是新保守主义的怀旧情绪，以及由于这种情绪同现实生活相对抗而导致的激进的革命倾向。”

但其实仔细研读作者原著后不难发现，段先生的这些观点正是哈琴着力反驳的对象。随着哈琴的著作被不断翻译推广，不少国内学者开始直接与其展开学术对话。1994年，朱刚教授和刘雪岚博士对哈琴进行了首次学术专访，访谈重点是美加两国后现代文化的差异、哈琴对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建议、以及哈琴最近的研究兴趣走向等，对哈琴学术思想中的关键问题讨论不多。

2000年，袁洪庚先生也与哈琴进行了学术笔谈。这次访谈主要围绕西方后现代研究的最新动态进行，向中国学者传达了哈琴最晚近的重要思想，比如她说:“我认为后现代会成为即将终结的一个历史阶段，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这或许是引起哈琴后来的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透过本文我们还知道，哈琴已经不再如早前和王宁先生交流时那样坚持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属性了，而是开始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受地域限制，“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场类似的运动不会在中国出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哈琴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其中林元富教授的研究成果较为引人瞩目。他在《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诗学初探》一文中首次全面深入地梳理了哈琴的后现论，概括出了她的两大理论贡献。首先，她提出了“编史元小说”的概念，区分了纯粹“自恋式”的现代主义元小说和以一种悖论方式介入历史和社会的后现代小说之间的差异;其次，她对戏仿和反讽的双重编码功能及其导致的同谋式政治批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两方面纠正了不少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纯属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的看法。杨春博士则较早对哈琴后现代诗学思想中的关键范畴“历史编纂元小说”做了专门研究。她在《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一文中梳理了这一概念的由来及内涵，分析了它与一般元小说的异同点，并积极评价了它在阐释后现代文学方面的价值。

自2010年以来，由陈后亮博士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对哈琴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论哈琴后现代诗学的理论特征》一文从三方面概括了哈琴的后现代诗学的总体特征:“第一，以后现代建筑理论为模型。第二，以后现代历史观为基本纽带。第三，以后现代文化政治为最终导向。”

《历史书写元小说中的再现政治与历史问题》一文分析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根本特征，即“它兼具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传统历史小说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颠覆它们固有的观念和前提，尤其是对现实主义的历史再现观和现代主义的文本主义提出根本质疑。”《元小说中的自我再现艺术———兼论•琳达哈琴的自恋叙事理论》一文集中讨论了哈琴的自恋叙事理论，介绍了她对元小说的自我再现手法的积极意义的肯定和其内在悖论的揭示。

此外，陈后亮还在其他文章中以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参照，深入讨论了哈琴在后现代艺术的政治性、反讽和戏仿手法作为政治批判策略的实践功能、以及后现代艺术的历史意识等方面的独特见解。

应用与批评实践

哈琴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内持续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后现论代表之一，主要还是得益于她的理论所具有的较高的应用价值。我们知道，大多数西方后现论素以晦涩艰深闻名，对解构游戏的推崇常常诱使读者迷失在能指符号的迷宫中。这样的理论可谓屠龙之技，尽管在理论建构上可能富丽堂皇，但对读者而言缺乏实际运用价值，可操作性不强。相比之下，哈琴的后现代诗学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对后现代艺术分析和文学批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更重要的是，哈琴在自己的著作中渗透着大量细致而具体的文本分析，几乎她的每一项理论创见都来自于此。她曾说过:“理论与实践太经常被分割开来了———在我们的课堂教学和研究中均是如此———而后现代主义的教谕之一就是:我们应质疑任何这种惯例化的分割做法，并应该学会从实践之处建立理论。”

近几年来，哈琴的后现论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国内学者的相关批评实践中，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她的“历史书写元小说”范畴。比如有《作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女勇士〉》、《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以及《解读编史元小说〈猫头鹰〉中的戏仿》等。2010年7月，由《当代外国文学》杂志社和译林出版社在青岛大学合作举办的“当代外国文学的历史书写与叙事格调”学术研讨会将哈琴的“历史书写元小说”范畴列为主要议题，引发众多学者的集中讨论，更是将哈琴研究推向高潮。林元富教授在其专著《论伊什梅尔•里德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戏仿艺术》中出色地运用哈琴的戏仿理论分析了美国后现代作家里德的艺术特征，认为“琳达•哈琴恰如其分地强调了里德戏仿小说对现实和历史再现的质疑，并对这类小说的文化批评潜能给予较大的关注”。

陈俊松博士在其学位论文《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中的政治介入》中以哈琴的理论为框架，把几部重要的美国后现代小说置入其原创作背景中的政治氛围，揭示了当代美国小说艺术的典型特征和介入政治的热情。

总结与启示

哈琴为何会如此受国内学界青睐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通过对哈琴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思考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如何正确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后”字，它和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其它一切“传统”主义之间是何种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最流行的看法就是把后现代主义简单看作是现代主义之后、并与其完全对立、截然分开的另一种文化思潮。伊哈布•哈桑所总结出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各种对立的美学风格更是加重了人们的这种偏见。但哈琴却启发我们，“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全新阶段，不如说是一种诗学或意识形态”。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是典型的矛盾关系。…它既不是简单彻底的割裂，亦非直接联系;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后现代主义不是要全盘否定现代主义以及其它任何传统，它也绝非如一些人武断宣称的那样是彻底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所做的乃是一方面接受传统，另一方面又用反讽和戏仿手法对它们进行适度歪曲和篡用，从而提出针对它们的质疑和异见。

其次，哈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后现代艺术所具有的政治悖论性。受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新左派理论家影响，国内学者对后现代艺术大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来看就是1960年代政治运动流产后出现的畸形儿，后现代艺术家不再试图挑战资本主义现有秩序和权威，反倒热情地拥抱商品市场、沽名钓誉，开始不负责任地推崇享乐主义、游戏主义和虚无主义。然而哈琴却以其独特的视角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依然是富有政治批判潜力的积极文化实践，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它用”亦此亦彼“为运作逻辑，以同谋性批判为实践策略，以反讽和戏仿为批判武器”。

再次，哈琴对我们如何客观评价中国的后现代文学也有重要启示。自1980年代以来，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国外文化思潮涌入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相继涌现出一大批有着鲜明后现代特征的作家流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和王朔的“调侃”文学等。他们广泛借鉴吸取西方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将反讽、戏仿、黑色幽默和元叙述等语言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在消解主流价值观、去魅政治神话、打破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壁垒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然而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影响，很多人对这类文学作品的认识相当片面和武断，认为它们“没有标准、没有真理、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后现代主义对一切既存秩序的‘合法化’表示怀疑。它只管消解不问建构”。

哈琴的思想则提示我们一定要注意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和悖论性，它绝非仅仅是真理、意义与希望的敌人，而是有着积极的建构意义。通过“问题化”许多被我们想当然地接受的历史和文学的再现传统，后现代主义就可以暴露隐藏在诸种社会文化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并为更积极的政治实践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