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后现代主义艺术论文

摘要：由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而引起的网络艺术，标志着在新的文化时代，科学与艺术的又一次完美的融合。网络艺术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重要的关系。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和解读网络艺术的特点。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网络艺术 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迅猛的发展，这一发展带给人类文化的推动力量是难以估计的。当电影叩响艺术大门的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它将成为21世纪所有人的艺术宠儿，随后广播电视艺术的蓬勃发展，使现代声、光、电技术一举步入艺苑中心，从而使历史久远的传统艺术为之失色。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6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80年代以来的网络艺术，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人类的艺术领域，使艺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来源

1966年，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图里发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他肯定了现代建筑对人类居住空间的贡献，但指出国际主义风格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来满足社会生活多样化的需求。[1]

20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最早在设计领域提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版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等著作。

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在他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的侧面，并非抛弃现代主义，建筑要重返‘正常的’途径在于探索一条比现代主义运动先驱者们所倡导的更有含蓄力的途径。”[2]

罗伯特文图里、查尔斯詹克斯和罗伯特斯特恩这三位大师的学说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

2 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

受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趋势的带动，后现代主义有着独特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组合。对传统的题材采用各种非传统的工具、技巧进行非传统的重新组合。二，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三，历史主义。对传统的要素实行“戏弄之”的原则。四，俚俗化倾向。通常表达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和市井文化。例如将七个小矮人的形象作为建筑立面的浮雕。五，接受美学的特征。艺术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著作《本文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

3 网络艺术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网络艺术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样态和传播手段，呈现出其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3.1 无限重复创造性

网络艺术作品的题材往往都来源于传统的题材，但是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新构思，通过网络传播后，具备了被无限次重复创造的可能性，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结合”特点。在传统艺术中，艺术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了。但是在网络艺术中，艺术作品被人们进行各种重新创造，得出一些异于原始作品的新作品。例如，艺术大师杜尚在蒙娜丽莎的脸画上两撇胡子，这幅新的作品被命名为《LHOOQ》。

3.2 嬉戏性

网络艺术的“嬉戏性”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对被奉为经典题材的戏弄，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特点。在网络上，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随心所欲地涂抹和删改。例如《CEO李煜的悲惨世界》、今何在的《悟空传》，众多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网络文学中被改写和戏弄。约翰杜卡斯在《艺术哲学新论》中说：“有些美的东西并非是艺术品，而有些东西是艺术品但却不美。依此看来，无论美与艺术这项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多么密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关系。”[3] 可见在网络艺术，不美的艺术品越来越多，显示出当代人的审美范围不断扩大的倾向。

3.3 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中，精英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为网民提供了自由平台，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畅所欲言。网络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专利，一元话语霸权被解构。

网络艺术的大众化特点使公众成为艺术的主体创造者，同时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俚俗化倾向。创造者考虑到作品要面向大众，网络艺术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例如在第17届韩日世界杯期间，大小网站遍布足球的“酷评”。当中国队冲击16强出线未果时，网上出现戏仿任贤齐经典歌曲《心太软》的球评：“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把所有好球都射不进网，头脑总是简单，配合太难，不能出线，就别勉强。”

3.4 互动性

互联网结束了艺术审美的私密空间，却创造了交互共享的网络艺术。在作者、作品和欣赏者这个三角形中，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是形成作品的又一股力量。

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4]这种后现代时空观的变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鲜明的印证。网络文学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将时间化为空间，用在线空间改变或延伸时间。网络文学没有终止的概念，因为作者失去了终止自己作品的权力，而是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在线空间的网民。

这种互动性同时还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接受美学”特点。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作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创作者通过作品与欣赏者建立起对话关系。网络艺术的互动性引起读者的接受审美，引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总之，网络艺术所独特的无限重复创造性、嬉戏性、大众化和互动性，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说，在上述的这些特征中，网络艺术是后现代主义的必然延伸。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网络艺术，更加有利于认识和分析网络艺术。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文图里著；周卜颐译．《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2] (美)罗伯特斯特恩．《现代主义运动之后》，原文见《建筑师》15，第204页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从本质上来看，詹姆逊的“全球叙事”是一种“历史的框架”[2]，即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叙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只有这种绝对历史主义才真正破解了历史主义的困境。也正是基于詹姆逊对马克思式的历史主义的理解，他认为他的“历史的框架”式的叙事，一方面反对任何现代形而上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割裂理论与现实联系的做法，强调研究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詹姆逊的“全球叙事”理论也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1.1辩证性

詹姆逊始终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后现论的研究，他的这一“全球叙事”理论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为指导原则的”。[3]“全球叙事”理论坚持从现实社会出发，把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起来对文化转型、语言符号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使理论本身丢弃了形而上学的色彩，从而使自身充满了辩证的色彩。除此之外“，全球叙事”理论也把这种辩证的原则用在区分不同形态文化上面，譬如詹姆逊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一方面反对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极端后现代主义者彻底批判性的文化观。所以总体上看，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本身就包含一定的辩证性，而这种辩证性又有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和作用。

1.2连贯性

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取消中心，反对基础，主张碎片化、非连贯的理论叙事。而詹姆逊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全球叙事”理论的连贯性。他认为，一个理论家从社会基础中进行理论叙事，使这种理论叙事的连贯性更彻底地显现出来。而且他还说，连贯性和非连贯性都是现实世界造成的，因此他强调理论叙事要从现实世界本身出发，为破碎的世界提供一种连贯性的叙事理论。而且这种连贯性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本原、基础、霸权的抛弃的基础上的，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全球叙事”理论具有的连贯性是一种无压迫、无命令式的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连贯性。

1.3历史性

上文已经指出，詹姆逊的“全球叙事”理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历史的框架，即变化地看问题的历史框架。“全球叙事”理论的观点中明确指出文化与经济本身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它时刻防止在历史性研究中的‘真理’被非历史化，被绝对化的现象”[3]。詹姆逊比较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一种辩证的历史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彻底不同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詹姆逊的“全球叙事”理论一方面反对现代形而上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片面割裂历史的做法，强调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研究问题。

1.4非神秘性

众所周知，以往的现代主义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大多是强调从主体意识的角度或者是逻辑思维的角度来思考历史、社会现实及环境等问题。这样就使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主观随意性、神秘性等，而“全球叙事”理论坚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问题，它关注环境的变化，强调这种变化的首要性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而不再强调个体意识和个人设想。从而不断地将历史叙事的神秘色彩淡化，打破任何把个人设想作为整体的幻觉，它正视矛盾和特殊经验的多重性。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神秘化的“全球叙事”理论。

2詹姆逊的“全球叙事”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詹姆逊的“全球叙事”理论实际是一个在后现代社会基础上的，把马克思主义同各种不同的现代、后现代主义理论相混合的产物。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既有其合理与进步的一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2.1进步性

从理论的进步性来讲，首先詹姆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基础。“他既不是局限于话语层面讨论后现代叙事问题，也不是局限于理论层面纯粹地讨论后现代文化问题，而是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从文化、话语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宏观整体角度来讨论后现代文化问题。”[3]詹姆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坚持把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持续的、互惠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环线而非一条单行道来看待，他强调，要最终从经济结构上看待文化问题。其次，全球叙事理论在某些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及其文化特征的揭示。詹姆逊在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基础上，对晚期资本主义作了总体性描述，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有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使得技术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已经导致了社会深刻的变化。第二，政治环境已经变化，多国资本已经形成，资本的国际流动成为第三阶段的重要特征，而且第三世界民族国家逐渐发展壮大。第三，资本主义第三阶段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即生产的消费让位于消费社会。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消费社会的侵蚀下，已经和日常生活的物品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失，文化已经成长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再如，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面对历史主义困境，詹姆逊指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法，即关键是对生产方式的理解。”[1]他认为，其一，作为主符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劳动技术的方式，而且包含了文化生产和语言的生产方式。其二，生产方式的概念不仅表示当下或将要出现的事物。一方面是因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一种结构，是相差异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方式又是共存的。除此之外，詹姆逊的“全球叙事”理论也在其他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确实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和思考的问题。

2.2局限性

从理论的局限性来讲，詹姆逊对全球性叙事的解释确实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第一，全球叙事对现实来讲是不是一个反映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意识、理论从根本上讲是由物质、社会存在决定的，意识理论是对物质、存在的反映，而且意识、理论与存在之间能相互作用。当然，詹姆逊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承认意识、理论与存在之间能相互作用，也积极主张从社会现实中去解释文本理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詹姆逊似乎并没有强调意识、理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在某些方面忽视或否定意识文本的反映特性。第二，“全球叙事”是不是只理解不同生产模式之间的结构转换，而不研究不同生产模式发展的因果联系。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内在线索，而且这一发展规律是由人类社会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而詹姆逊的“全球叙事”理论只是在解释不同的生产模式之间的结构转换，而不是强调各种生产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承认历史的规律性，但弱化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问题。他更强调叙事中或者文本中的历史而忽视和弱化现实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叙事”理论似乎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第三，“全球叙事”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或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域，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形态或生产模式的揭示主要看作是一种乌托邦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理论指导原则，能指导人们更好地开展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最终指导实践，一切认识、意识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概括，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因此詹姆逊在这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存在片面性，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

3结论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1)30年代到50年代，出现概念，但不清晰。按麦克尔·科勒的追溯，最早出现的概念即F·D·奥尼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o,1934)，随后有D·费兹的“后现代”(Post-Modem,1942)，A·汤因比的“后现代”(Post-Modem,1947)，以及查尔斯·奥尔森在1950年到1958年期间经常使用这个词。但是，这些新名词概念不清，没有明确界定。(2)1959年到60年代中期，指美国的反文化。欧文·豪、哈里·莱文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美国50年代开始的现代主义的衰落，是一股改头换面的“反智性思潮”(antiinte-llectualcurrent)。莱斯利·费德勒和苏珊·桑塔格认为60年代的反文化大大倾向于艺术的通俗化，即与精英文化决裂。(3)60年代后期，更彻底的对现代主义智性的反叛。里查德·奥森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哲学本体论的强烈怀疑，是对现代主义预设的反叛，它否定统一性，崇尚偶然性。(4)1972年到1976年，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威廉·斯邦诺斯以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的源头，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致力于真实性，致力于揭示人类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偶然性的作用话语的阐释理论。(5)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走向综合与包容的后现代主义。如伊哈布·哈桑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利奥塔德的反“元叙事”，梅苔·卡利内斯库的“新的（后现代）多元主义”等等。上述会议虽然主要以文学视角来审视后现代主义，但是它竭力涉及的是整个后现代主义现象，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联系20世纪其他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理论来看，“后现代主义”概念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

1、现代主义的延续或现代主义之后的时期

丹尼尔·贝尔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工业社会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知识技术为中轴的。但是他同时指出，后工业社会并不取代工业社会，而只是消除了一些东西，增加了另一些东西。对文化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是这样看的：(1)后现代主义不是新的文化逻辑，而是“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的表现。(2)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实现了文化自治。这也是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走出普遍性、强调个性就开始的，只不过现代主义的文化独立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实现了。(3)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的现代主义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的企图失败之后的新出路。(4)后现代主义抹杀艺术与生活的区别，因此，它“溢出了艺术的容器”，而强调一种行动本身。这样，它打破了现代主义对有序形式的依恋，放弃了审美形式的表现原则。现代主义的革命与反叛只是纸上谈兵或预演，而后现代主义则将革命与反判付诸行动。(5)因此，后现代主义将所有文化特权下放到民间，以通俗化为一大特色，并具有反文化（反传统的主流文化）的意味。(6)与此相应的是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化）的出现或加剧。当然，贝尔并非是个完全的“延续”派，因为他谈到后现代主义形成传统“文化言路的断裂”。尽管这种断裂在现代主义那里就埋下了祸根。

哈贝马斯是捍卫现代性的主要人物。他始终认为“现代性设计”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他明确阐明自己的立场：“我并不想放弃现代性，也不想将现代性这项设计看成已告失败的事业。”他所说的问题指社会各方面在历史造成分裂之后缺少有效的沟通，例如专家文化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对此，他的解决方案是指出新的行为交际理论。他以艺术为例，提出消除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的办法是，“一方面，享受艺术的俗人应当自身受教以成为一个专家；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胜任的消费者。这种人运用艺术并将美学经验联系到他自己的生活问题。”总之，哈贝马斯虽然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如先锋派已经走到了尽头，耗尽了现代性的推动力，但是在他看来，贝尔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他自己提出仅仅是修正偏差的行为交往理论。这样，他实际上是用现代性来对抗后现代性。

利奥塔德虽然旗帜鲜明地否定现代主义，但是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应是现代主义的前期状态，也就是创新、反叛和“川流不息”。就这一点而言，他还是把后现代主义秉承现代主义初始时期创造性、反叛性的一面勾画了出来。

2、对现代性的否定或超越

利奥塔德指出“雄辩法”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合法化的证明本身得不到合法化证明，因此这些“宏大叙事”应该祛除。后现代主义的口号就是“向统一整体开战”。从传统到现代的所有体系化的东西都应该被打破。

与此相似的是罗蒂的“后哲学”观点。他认为现代主义企图以大哲学替代大神学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因此应该以后现代主义的“小型叙事”替代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

F·杰姆逊的“文化分期”理论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多国化）资本主义。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很大变化，工业化、现代化使战争更令人恐惧，战争的破坏性也使人对工业化承诺失望，这样，现代主义的进步性消失了，现代主义也就成了“历史陈迹”。“这样，他便认可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否定这一点。

米歇尔·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考察，以此作为分析主体与真理之间关系问题的工具。他以“疯癫”、“犯罪”和“性”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否定西方现代文明，指出由于现代性进程中形成“理性独白”或“理性疯狂”的一边倒，致使人的另一面（非理性的一面）受到扭曲和压抑。因此继尼采“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喊出“人死了”的警言。“人之死”的含义即人的中心地位的丧失。福柯认为自己不是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反结构主义者”。所有现代主义的东西都是结构主义的，因此，反结构主义就是反现代主义。这样，福柯把自己摆到了后现代主义以文化边缘批判现代主义文化中心的位置。

德里达作为西方当代哲学界一位反现代主义斗士，最醒目的标志是他的“解构”观。他的目的是反对西方有史以来统治哲学思维的“罗各斯中心主义”。“罗各斯”在希腊语中具有说话、思想、规律、理性等含义。在赫拉克里特哲学里表示世界万物的本原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它体现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罗各斯中心主义通过柏拉图对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中，罗各斯是上帝的话语，是一切真理的终极源泉。总之，它是一种静态的、恒定的、抽象的、封闭的结构的中心。因为这种中心具有假定性，是与动态的、变化的、具体的、开放的历史事实相悖的，所以要加以拆解。

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按“反叛的”、“建设的”和“中庸的”（带有中国古典哲学的“中庸”的含义）这三种来划分。反叛的后现代主义否定传统与现代主义的任何中心或本质观、形而上学或普遍性、封闭结构或形式，否定整体性或一切体系化的东西，否定连续性的历史观如线性进化论，否定一切深度模式等，而强调多元、断裂、局部或碎片、离散或弥漫、解构或开放性、平面或能指游戏等等。它们的特点是批判、摧毁多于建立。由于它的旗帜鲜明的革命性，也被称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设的后现代主义力图破中有立，在否定“机械还原论”的同时，实现对存在于现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摆脱或超越，代之以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这里的“整体”指世界各部分联系的或相关的层面，如宇宙论和生态圈）。中庸的后现代主义往往持客观认识的立场，力求准确、公正地看待一切。它强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历史与逻辑及其二者的关系上。

当然，各种形容意谓本身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把握“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显然，这个概念是多元的、不统一的，有些地方甚至是矛盾的，就象它所涵盖的现象一样。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中的音乐

从中世纪开始的西方专业音乐史，在音乐型态上可以分为三个范式：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传统范式即大小调体系，现代主义范式即各种除大小调体系之外的有体系和没体系的结构样式，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包括解构的和多元的两种样式。这三个范式的区别是足够明晰的：传统型是有序的，但是只有大小调体系这一种结构；现代型也是有序的，但是却有许多种非传统的人工结构；后现代型是无序的，无论是反形式或多风格拼贴。另外，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还包括通俗音乐、文化工业中的音乐和综合样式的音乐，它们的存在型态和存在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型和现代型。当然，就象后现代主义是非“主义”的主义一样，后现代范式也是非范式的范式。

后现代主义样式的音乐或者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音乐可以大致划分为下列两大类型。限于篇幅，这里只简单提出基本样式，而不展开分析。

1、专业音乐领域：“无序”、“解构”、“反形式”、“多元混杂”等等。

第一种是无序、解构或反形式。如噪音音乐、具体音乐，材料为无序声波，结构也无序化。偶然音乐，通过反人工控制达到自然解构（局部的或全部的），结构亦无序化。电子音乐，它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作为一种特殊手段，它可以创作很传统的音乐，可以创作现代主义音乐，也可以用于后现代主义样式的音乐制作或带偶然性的表演。实际上它在实践领域更多地被用于后者，因此把它列于后现代主义样式名下。概念音乐，采用文字谱只是现象，它的实质是一种观念指导的行为艺术。“行为”体现了贝尔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艺术范围的革命“在现实中重演”的性质。此外还有环境音乐等，它们把音乐当作和现实事物没有差别的东西，从而消解了“艺术高于生活”的等级观念。典型作曲家如约翰·凯奇、施托克豪森等。

第二种是多元混杂。不同风格的拼贴、无机组合，或者不守被模仿对象的规则的模仿，即“拙劣模仿”。如拉迪斯拉夫·库普科维兹的《为我的自杀而作的挽歌》(1982)，是对肖邦作品的拙劣模仿。复合风格的无机拼贴将既有的音乐当作一种并非高于现实事物的“现成品”，以此作为拼贴组合的材料，或进行歪曲变形的原形。例子如施尼特凯的《第三弦乐四重奏》(1983)，将拉莫、贝多芬、萧斯塔克维奇和的音乐拼贴在一起。这种消解艺术与生活的差别和等级、使作品无中心或多中心的做法，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

2、大众音乐或综合领域：世俗性、综合性、商品化、虚拟真实、广场效应等等。

第一种是文化工业中的音乐。艺术的通俗化是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在音乐领域，20世纪的录音棚制作是音乐工业的基础。它往往与音像业、各种传媒连成一体。它们的对象是全社会的大众。它改变了传统和现代的音乐厅方式，产生了新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对文化工业的问题，本雅明指出机械复制使艺术“韵味”消失，F·杰姆逊指出了它的“复制、类像与虚假化”特征，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则对它的商品化、非艺术化、工具化和庸俗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电脑系统的介入，又产生“机人互动”的虚拟真实现象，再次解构了作为确实的创作结果的音乐作品，而使音乐作品成为机人方式中主体参与过程所展现的可变事物，突出了观众参与性、音乐作品事件化和行为化，从而使音乐“溢出了艺术的容器”（贝尔），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性质。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的研究早有学者涉及，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从民族体育的社会功能入手，指向其产生的强身健体、娱乐休闲等显性功用或基于民族文化的价值重现。对民族体育活动中体育人的主体存在与价值方面的思考还很少见，本文基于后现代主义“自然观、权力观和需求观”对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对“人”的重视既能体现民族体育的民族特色又能优化民族体育内涵，从而得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的关键是正视与改善少数民族体育对“人”的因素的重视以及实现人与体育的有效沟通这一结论。

二、历史经验与人性经验：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指向社会组织者向族群传递历史隐喻与历史态度的教育手段，而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价值则是将自然存在于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中的历史知识、历史现象、历史情怀等感官经验内容植入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及其公共场域中，传达历史隐喻与历史态度，它是体育存在的基本形态。藏族体育“跳庄”是少数民族体育对历史隐喻传递的典型。在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前是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领主庄园制经济催生了藏族三大剥削势力‘雄谿’、‘革谿’以及‘却谿’”，[1]%社会等级制度形成，领主占据大量社会资源，牧区人民便借“跳庄”这一民间娱乐活动形式来讽刺社会等级制度，表达对领主占据社会资源的不满。该游戏运动直至今日仍然被延续成为藏族传统体育项目，呈现出体育的历史隐喻传递价值。“冰桥运动”是历史态度传递的典型。以青海积石镇的移民村为例，从唐朝咸通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由于战争逃难或政策招引而来的藏族人、汉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等不同族群”，[2]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移民村，他们为了生存共同开发荒地，在冰天雪地中以圆木挖槽作独木舟渡冰河，形成了以羊皮筏子、圆木船为工具的“冰桥运动”，在艰苦历史岁月中凝聚下来的民族情感通过“冰桥运动”得以延续，反映历史关系中被永久纪念的民族情感态度。自18世纪起人类开始接受“现代性”启蒙，“体现为社会组织运行向人们同时提供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3]将人类生存经验纳入商品轨道，抵抗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反映在少数民族体育发展领域即为挖掘体育的传统意义，打造少数民族体育的原生态品牌。20世纪以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历史经验的传递提出了歧义，其中主要的分歧在于对“自然”的理解。现代主义学派认为，自然即是事物中天然蕴含的历史经验被感知，例如藏族传统体育项目“跳庄”包涵的藏族庄园制历史经济时期的阶级剥削经验；后现代主义学派则认为，自然是事物中天然蕴含的人性经验被感知，例如20世纪50年代，由汉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等一帮逃难者发明的冰桥运动所凝聚的人类情感，前者还原的是少数民族体育发生时的体育自然状态，指向体育历史经验被感知；后者还原的则是少数民族体育发生时的体育人的自然状态，指向体育人性经验被感知。后现代主义指出，“体育的自然状态与体育人的自然状况并不能被完全剥离”[4]，但前者所代表的历史经验感知却容易导致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不仅表现为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还表现为少数民族为了发挥历史价值作用对体育运动全部内涵的保留。因此，少数民族体育历史价值系统的历史经验传递应伴随着对体育内容与形式的更新，其更新标准是体育运动是否促进了体育人的自身自然和谐，将体育历史的自然与体育人的自然合二为一，促使始终处于发展更新中的人性经验帮助少数民族体育剔除滞后的历史尘埃，赋予体育全新的时代内涵。后现代主义通过区别少数民族体育历史价值中的历史经验与人性经验来反映体育的“自然”是历史自然与人自身自然的结合，从而规避民族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阻碍。

三、体育的权利与体育人的权利：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是通过在体育活动中营造与展示少数民族传统人文景观来满足社会人文诉求、达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其相较现代社会体育文化宣传的区别在于：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具有鲜明的文化叙事中心。首先，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叙事中心表现为体育文化叙事的时间线索，以哈萨克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为例，在哈萨克族刀耕火种型农业文化时期，其族人投掷运动工具主要为木尖器、石尖器以及骨制工具，“休闲运动项目指向‘按跤子’、‘扳手劲’、‘甩棚子’等力量类竞赛”[5]；在哈萨克族锄耕与犁耕型农业文化时期，牲畜饲养量扩大，催生了“斗牛”、“赛马”运动，传统投掷运动工具也相应变为铁制品；在哈萨克族牧区型农业文化高速发展时期，体育运动内容则反映出人民经济生活的较大改善，以哈萨克族竞技型体育运动代表项目“拾元宝”为例，哈萨克放人事先用手绢包裹元宝埋在赛道各个地方，露出手绢一角让参赛者骑马俯身捡元宝，马速太快来不及捡，马速太慢又捡得少，马背颠簸的俯身动作难度大，那些没有被捡起来的元宝连同手绢的一角被重新掩埋，表达出哈萨克族人对土地神的虔诚供奉，祈求护佑人民生活越来越繁荣富裕。从哈萨克体育文化面貌的变迁可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天然蕴含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间脉络。其次，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叙事中心指向戏剧性的体育表现形态，例如哈萨克族“姑娘追”的马上体育游戏，则是男子向姑娘求爱或言语戏弄姑娘后策马疾驰，“姑娘在后面挥鞭追赶，若追上便可鞭打惩罚男子”，[6]也可鞭下留情与男子结为恋爱关系，此类人民生活情趣的摄入促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具备了真实可观性，而不仅仅只是文化推广的概念符号。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文化权利”。“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权利的彰显”，[7]具有社会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与文化叙事的戏剧性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生存空间，但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价值仅仅指向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教育熏陶，却未涉及对少数民族体育人的文化权利保障。无论是哈萨克族刀耕火种型农业文化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犁耕文化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还是牧区型农业发展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它们向少数民族体育人传递的只是文化告知的责任”。[8]后现代主义体育价值观要求以保障体育人的文化权利替代体育文化告知的义务，认为体育人的文化权利本身就包含了文化知情权，而文化告知却不一定赋予了被告知对象的文化权利。例如哈萨克族“姑娘追”的马上体育游戏渗透了哈萨克族的婚俗文化，其中的女性人员以“文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体育游戏情景中，而正式的体育竞赛却看不到任何哈萨克族姑娘具有“体育运动员”身份，可见体育本身的文化权利与体育人能够拥有的文化权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后现代主义以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权利的彰显和体育人文化权利的缺失对比来揭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价值存在的隐性文化强权，指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持续性来自于保障人的文化权利。

四、体育的需求与体育人的需求：少数民族体育的情感价值

少数民族体育的情感价值是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利用情感需求达到引导少数民族社会精神理想，增进民族情感认同的途径，具体包括意识强化、垂范性激励以及心理维和三个方面。首先，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意识熏陶体现为体育的仪式化氛围营造，例如贵州仡佬族的傩神仪式体育，即在体育中融入了民间家庭祭祀内容，“通过强化祖先崇拜意识，激发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情感来巩固仡佬族传统社会结构”[9]，其求助傩神庇护的体育目的使体育活动呈现出鲜明的娱神属性。其次，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垂范性激励指向对榜样精神的继承，例如哈萨克族摔跤运动以民族英雄布朗拜依•阔勒汗为骄傲，相传布朗拜依•阔勒汗曾徒手将一匹骆驼从泥潭中拽出来，被认为是哈萨克民族力量与智慧的化身，每当摔跤比赛中的双方相持不下，人们则会在一旁高呼“布朗拜依”，以此为摔跤手鼓劲，表达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再次，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心理维和，例如我国边远山林、草原、沙漠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严重缺乏交往沟通，多依靠少数民族传统节庆的体育盛会联络感情，诸如蒙古族那达慕体育大会期间，“方圆几百里的蒙古族牧民扶老携幼、身着盛装、赶着马车提前到会场安扎住营”，[10]此类体育运动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既是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也发挥着维系民族团结，强化民族自信，促进民族认同的社会维稳功能。少数民族体育对“情感需求”的满足指向集体需求的满足与个体需求的满足。后现代主义学派认为，集体需求的满足是对事物本身的满足，其本质是实现事物发展的目的性，个体需求的满足即是对促进事物发展主体的满足，指向事物发展的过程性。纵观少数民族体育“意识强化”、“垂范性激励”、“心理维和”的情感途径，其中便包括了对集体需求的满足、对个体需求的满足以及对两者的共同满足。意识强化途径方面，如贵州仡佬族的傩神仪式体育，便是通过强化人们的祖先崇拜意识，激发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情感来巩固仡佬族传统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对集体需求的满足，即满足体育开展的目的性需要。垂范性激励方面，如哈萨克族摔跤运动通过呼喊民族英雄“布朗拜依•阔勒汗”的名字来为摔跤手鼓劲是立足于体育运动的动态过程，满足参赛者的个体需求。心理维和方面，蒙古族那达慕体育大会既达到了维系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认同的集体需求，又解决了偏远少数民族群众缺乏沟通交流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体育人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后现代体育价值观指出，“健康的体育情感价值并不是对体育目的性的响应，但也不是对体育目的性的摒弃”[11]，少数民族体育对集体主旨的满足大多指向仪式性体育的宗教祭祀主旨，但适当的摄入可以保护民族特色，促进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应重视对普通个体需求的满足，从而保持体育的纯洁性，其本质并不是摒弃传统体育情感价值的集体主旨，而是维系集体主旨与普通个体需求的平衡。后现代主义建立了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系统的双重需求维度，即集体需求维度与个体需求维度，用以说明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响应体育目的性与响应体育过程性的不同结果，提出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维系集体主旨与普通个体需求平衡的体育主张。

五、结语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表达古典主义素材的图案用后现代的设计方法物化表现出来,在后现代主义消费语境中,进行汇集、筛选、叠加、重构、拼贴等处理,极大地丰富了时装原有的图案、图形装饰资源,设计中数码印花主要采用改变服装面料表面肌理效果的方式直接印花,面对当代数码印花技术的发展,尝试从叙事学的角度去分析时装设计中的数码印花图像,以求在多维“解码”图像的同时“揭秘”时装设计中的诗学意义。以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扩宽了“看”与时装关联性的多维度思考,强化了时装设计中“编码”与“解码”的多重性。主要从图像的单一场景叙事和纲要式叙事两方面进行探究。后现代设计中强?调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借鉴历史元素重新演绎,而在装饰面料设计中也体现这一理念。通过对历史传统文化的解读,并从中提取设计师想表达的元素进行借鉴与重塑,创造出''''“新”的历史片段,历史文化的延续主要是运用一些特定的历史元素,通过色彩、造型等方面的重塑,与消费者达到文化的共鸣。以2014年Dolce&Gabbana春夏女装系列为例演绎西西里岛风情和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在Dolce&Gabbana的时装设计中,设计师通过装饰面料的设计来展现西西里岛所传递的韵味,似乎在欣赏一场生动的历史回顾展,装饰面料以希腊建筑的残影、希腊金币以西西里岛特有旳杏树花蕊穿插设计,通过数码印花、缝绣、缀绣以及压花等手法进行表达本季面料所要传达的历史风情。

2褶裥流变应用效应

表达面料浮雕再造设计是从艺术设计构成理论角度对材质的立体再造设计。通过对服装面料褶皱现象归类分析及系统地进行面料再造实践,试图将面料浮雕再造设计应用于古典设计方案中。面料浮雕再造是指在不改变面料材质及性能的前提下,按照现代造型艺术设计构成规律将褶皱重构、组合、再造立体面料,通过大量的面料再造实践创新,经过折、绣、缝等工艺技术处理,使面料构建成浮雕状造型效果。研究面料措饰设计的基础上,对面料浮雕再造设计进行深入研究。面料浮雕再造设计是将平面的面料遵循形式美原则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排列、重组、构建。它们主要以整体或局部的重复设计构成,更多利用图案原理中的纵向横向组合方式,平面构成中的渐笨、发射与对比形式美规律来设计,构成形象、抽象的面料浮雕式再造型,形成褶皱、折叠、纵伸、抽?缩、凸凹、堆积等造型缝锁构建面料浮雕,造型多在面料反面缝制,按“基本形”标注连线的端、折点依次挑缝纱线抽紧结牢,线迹不外露,可应用于服装整体或局部设计,与其他平整面料形成变化与对比,增强面料质地的艺术感染力,使面料设计更具创新性、更富有艺术魅力。

3材料复合创新设计

表达后现代装饰面料设计不仅要与时尚有关,更要与可持续性相关。在装饰面料设计的印染方面一般选用天然植物染料。在用料选择上,一般运用绿色环保材料如大麻、棉和丝等,同时还有较新的人造纤维素和生物塑料等。这些新材料的出现不但也装饰面料设计軍大的空间,同时也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绿色观念指导下的装饰面料设计,不但能够满足消费者对〒时尚的追求,同时也能够引起人们对于可持续性时尚^重视。“再设计”一词最早是由曰本设计师原研哉先生提出的,他通过曰常生活中的物品进行重新设计以追求一种相互尊重的状态,从熟悉的物品到陌生的改造,不仅强调了再设计旳概念,同时也表现出人与生态的和谐与平衡。将再设计的理念融入装饰面料设计中,提出了一个循环再设计的模式,材料复合创新将是装饰面料设计的一个未来趋向,在考究美感和附加价值功能之外,也强调其生态保护意义。似乎在循环再设计中探讨的不再是特殊的工艺,而是对于循环概念的推崇,例如毕业于中央圣马丁的MomoWang,她推崇的“第三只手”的概念正式将一些面料丢弃的概念注入自己的创意和想法,通过刺绣、羊毛毡或印染技术让他们重新焕发光彩,形成独一无二的时装装饰面料。她的成衣作品,通过收集一些古老的印花面料进行再设计,通过色彩和印花的搭配组合构成具有镂空效果的装饰面料。

4材料感知意象隐性

表达后现代设计通过装饰表达人类的某种情感和观念,在美化产品本身的同时唤起对于某些特定元素、历史片段等回忆。重视传统文脉,现代主义设计力求用现代的工业文明代替一切传统古典,具有强烈的反装饰性和反传统性。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历史的传承是文化延续的一部分,现代主义的摒弃是不合理旳。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传统的使用并不是生搬硬造的,而是对传统元素进行提取和改造,表达一种折中、含混的设计语言。后现代“形式服从功能”的设计理念导致了功能主义的现代设计理念和理性主义的设计风格的形成。现代主义的设计忽视了设计对于文化、不同审美趣味的考虑,对功能性的过分注重超越于一切,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漠与理性。而后现代设计常在设计细节上强调非理性因素,更注重诸如独特、情感等特点,模糊实用功能性,使产品增加趣味性和欣赏性,达到一种设计的轻松与宽容。通过面料设计体现来表达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人类生命的本体思考。设计中通过棉、麻等纯天然织物的褶皱处理以及利用叠加捆绑的方式来记录和反应人生成长片段与生命历程,再现封存的记忆,折射时装对人生成长的外在约束与内在影响。

5应用价值探析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后现代主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科技革命为直接原因。西方思想家以黑格尔为代表崇拜绝对理性，二战的残忍和血腥使西方人对以往的价值认定产生怀疑，科技革命所带来信息产业丰硕成果和技术飞跃的同时又对社会生态和生物伦理造成威胁，电影《阿凡达》表现的就是西方人对科技革命的质疑和悲观。人们不得不反思，理性结果的背后潜藏的是喜悦还是灾难。战争和科技革命带给人更多的是迷茫和恐惧。这一点马克思早已预言到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物化以及人本身异化。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迷茫和寻找中产生的癫狂状态，是物质发展而文化滞后的必然结果。西方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相差甚远，当经济腾飞于世界强林之中瞭望时，文化却徘徊在上个世纪回眸。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继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时间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是重叠在现代主义之上的，是对现代主义的重新书写。

二、用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待后现代主义

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也被不同学者按照不同时期，以不同的价值判断进行内涵阐释。马克思是第一个真正对现代化负面效应进行批判的思想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沿着马克思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理论成果继续探索，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阐释方面，马克思做出了巨大贡献。福柯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在现时,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述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凭借其思想高度和深度，在各个领域充当了方法上的前沿角色。马克思主义意在揭示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起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得十分深刻。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会不自觉的把马克思主义引用到理论研究过程，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是连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在整个的现代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认为马克思对后工业社会有着准确的预见和洞察，首次将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研究相关联。在西方思想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正因为它的理论可以阐释诸多社会现象，从历史到现代，从真理到实践，包罗万象，预见未来，这些都源于其把握历史规律，具有超越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也有许多共同点，这正反应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超越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环境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辩证的“反面”，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鲜明的解构特征。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并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范式进行廓清和修正[1]。相对于以理性、高效著称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彰显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等发展特点，后现代主义则扮演着反叛和纠偏的角色，将被现代性所忽视的诸如：差异性、开放性、去中心化、边缘化、创造力等特征作为其研究的焦点，深入挖掘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全面地审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和话语体系出现并跨领域进行传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石，导致现代公共管理遭遇着巨大的理论危机。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管理学者遵循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传统公共管理的思维禁锢和理解障碍，探寻其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失范之成因，通过建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范畴、理论和机理。后现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创新在于将公共管理活动的本质定性为一种话语范式，通过真实、坦白和真诚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反抗等级制度、反对权威话语、释放民主价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标，最终使公共管理的前进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第四，后现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权责要求。后现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标是要打破管理的绝对主义、独占和等级隔栅，并通过对抗流和真诚的对话，实现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地为‘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政府应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利不受非法干预，并调动一切手段促成对话的实现。政府人员的公共责任不仅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进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维向服务性思维转变，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民生为先的伦理观念。政府应当确保政治对话的自由度和对话空间的开放性，倾听公民的心声、获悉民众的诉求，将与民众良性的沟通和合作内化成自身的职业习惯。同时，充分采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术手段，消除时空、层级、等级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共赢治理状态，推进善治之进程。另外，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和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提升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来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民众的政策主张和意见表达应切实地为政府等管理部门所重视和尊重，其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协商权、辩驳权应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保障，真正营造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的社会氛围。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还要凸显便民之精神，通过制度的配套和机制的跟进，切实增强民众参与的热情和监督的效度，实现权利逻辑的合理回归。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一 小工业阶段（手工业时代）

这个历史阶段在欧洲少数国家开始，主要是西欧和北欧的部分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等。这个阶段是这些国家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这在少数国家内部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还很少影响到世界远处的其他国家，如印度。中国的手工业其实要早于欧洲，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未影响到欧亚大陆的其它国家。

二 机器大工业阶段

这时期，以电的发现和使用为断代，一方面是少数发达工业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日益变成工业国家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广而言之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伴随着工业国家的资本输出，不发达国家也逐渐变成了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在此殖民地国家看到工业化的强势和好处，希望自己也实现工业化。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压迫等原因，殖民地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比如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奋斗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国不能实现工业化不是中国人的智力比西方人差，而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压迫，特别是文化与艺术的整体落后，再者他们也不希望中国实现工业化。

三 后现代的知识经济阶段

即二次大战之后，电子信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发达工业国开始进入后现代的知识经济阶段。在这些发达国家中经济模式开始进行调整，费时、费力、经济效益低的大工业生产正在让位于省时、省力、经济效益高的知识经济。与此同时，发达工业国将大工业生产线转让给第三世界国家，又赚得巨大利润。在这个第三阶段，不发达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工业化的可能。但是，这个工业化不可能彻底改变这些国家的相对落后状态和局面。因为这只是发达国家为向后现代社会前进而让出来的一个空间而已。

四 我们的目标应是知识经济的后现代化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中国作为非工业化国家，在目前形势下，即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讨论自己现代化的问题时，绝不能只看到工业化的客观好处，盲目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业化进程，忘记了或者忽略了工业化与后现代知识经济的相对差别和未来背景。这样做的结果，我们虽然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未来几十年仍然改变不了落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的状况。因为，在我们为实现工业化而高兴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又前迈了一大步，实现了知识经济的后现代化。因此，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实现工业化是战术目标，我们的战略目标也应该是实现知识经济的后现代化。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时候，我们在高端的科技领域与他们并未落后太多，还有机会赶上这一班车，与发达国家同时进入后现代社会。这就像19世纪日本进入现代化的历史一样。如果我们社会科学界没有这个超前意识，仍按部就班只搞现代化，那么将来也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生产线的倾销市场，后现代的美好情景又将与我们无缘了。

五 对现代化的认识

对现代化的认识有两种。一个是从先进性来认识，凡是先进的就是现代的。另一个认识认为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内涵。前一个认识具有群众性，但是不具有科学性。而对于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内涵，在我国大多数人还是模糊的，甚至相关的行政领导和学者专家也是这样。因此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才是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就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时间），以机械论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知识内涵）所表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状况（即资本主义社会）。 从这里可以看到，现代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技术内容，就是机械论科学和生产线式的大工业生产。另一个是社会生活方式，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给予特殊的说明，简单地说什么建设现代化，那么，这个现代化的内容就是机械论的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现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已经说明，我们不能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要保持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表明我们已经对现代化做了一个限制说明。现在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只有这样的限制是不够的。因为机械论的技术和生产线式的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结果必定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果我们只强调上面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将会与我们自己制造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发生矛盾。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这个矛盾之中。解决的办法，除了在战术上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外，在战略上必须要把机械论的生产技术改变为后现代的系统论的生产技术。这是需要社会科学和基础科学的专家学者们首先在思想与观念上重视和改变的。

六 我国与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不同态度

发达国家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国是当下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达国家的学者正在研究现代化的缺点并寻找走向后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是在宣传现代化的优点，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实现现代化。我们国家的发展方针是，一在客观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个是在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赶上或超过这些国家。前面所说的我国的情况不加以修正的话只能达到第一个目的，而不可能达到第二个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跳过任何一个阶段，因此，现代化这个阶段我们是一定要走的。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前一个社会形态处于落后状态时，在下一个社会形态里有可能变成先进国家。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希望我国也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了，必须把后现代化作为我们的目标。即我们的目标不是现代化，而是后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现在要做的是加强对机械论现代科学的批判，开阔中国人的思想维度，使中国人认识到现代化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的，还有比现代科学技术更好的科学技术（后现代科学技术）。

七 对文化发展的觉悟决定着前行的力度和久远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五千年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所处的方位。在世界的横轴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确立自身的坐标。在历史的纵轴上，一种伟大的文化历经盛衰荣辱的磨难，在复兴之路上正扬帆起航。

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

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考题——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我国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活力不足；一面是中国在经济、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一面是西方世界带着“有色眼镜”妖魔化中国，继而产生了许多所谓的中国的现当代艺术。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弘扬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振兴13亿人血脉相连的中国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胡**总书记说：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都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它标志着资本主义主要制度形式的彻底完成。自由经济高度完善，商业资本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极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除了贫困，物质流通和信息传播渗透到了所有空间，大都市化的发展最终消除了城乡差别，然而这种高速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也给人们带来了空虚与彷徨。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哲学界和艺术界的思想者们开始了行动，欧洲产生了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既是当代全球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诸多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思想前卫的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的强烈不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给人的尊严所带来推残的严厉控诉，对现代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实际成就的深重忧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之可靠性的深刻怀疑。它以反科学、反理性、反民主、反知识、反社会、反文化等等方式，来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它通过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在精神创造力上的整体衰竭，来宣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衰落。以否定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方式来呼唤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与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一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对个体生存方式与生产活动的强制。

马克思先生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强制，揭示过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劳动力商品，即创造剩余价值的角色。马克思说：“‘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此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史链条梯次发展的最终驱动力量，它的任何变革和进步，都会促使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都会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嬗变，从而引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伦理结构和审美结构的关联性变化，最后，又都归结为文明和文化的更新，并以综合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更适合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个体尤其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一直具有一种强制性。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和人们思想水平的提升，这种强制不仅没有得到松驰，而且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今天的社会个体，尤其是无产阶级不仅越来越依附于劳动对象，越来越受制于大规模的社会生产过程，而且在其劳动之余，仍然越来越受制于各种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影响。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操纵，全面地控制了所有社会个体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和生活待遇。个体的生存方式与工作方式完全地被纳入了固定的程式之中。自由不仅意味着没有闲余的时间，而且意味着没有可以自由地即不受他人干扰地消费闲余时间的空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的发展，虽为社会个体或无产阶级争取到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但是他们为此丢失了全部私人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

二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在传统上受人尊重的人文学科和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威胁。

生活方式的演变使得一部分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创作理想和艺术目标发生了重大偏离，并使他们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信任发生了根本动摇。现代艺术家和人文学者对自身前途的忧虑，又导致对整个西方文化之前途的忧虑。由于他们找不到消除当代科学技术对于人文学科和艺术生存与发展之威胁的途径，它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化在整体上的衰落。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的创作活动越来越丧失了自主性和自由性。个体越来越受制于外在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品和成果越来越趋于时间化，时尚化，商业化，世俗化。作者、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和陌生化。另一方面，它又要同诸媒体阐述观念和顾及读者市场。面对着传媒系统中之各种新闻、拍卖信息和传闻的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已经远远地把对事物真相（真理）的关切抛在了脑后。因为“事物的真相”成为越来越难以驾御的东西，越来越成媒体的“产品”和“赢利手段”。传媒系统成了一个最为庞大的造谣中心和商业的傀儡。正象学者们的职责在于不断地制造出真理一样，媒体的职责在于不断地杜撰出新闻（新奇之闻），以迎合受众的各种需要。整个传媒行业的兴盛最明显地衬托出了某些人文学科的衰落或不景气。然而有责任感的学者在反思，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得以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个基本的文化背景。

三 西方反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导致主体尊严的丧失和人的价值的失落。

一些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现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德里达在批判罗各斯中心标准，抨击尼采的超人思想。他们认为“道德”、“理想”、“理性”都是一些被西方传统文化，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尤其是西方社会进入近代文明之后，“人“被人为地拨高的了。到了现代以后，这一切都已经蜕变成为现代人兜售其个人私货，掩盖其个人欲望，渲泄（放纵或释放）其个人情绪（欲）的托辞。如弗洛伊德视文明为原欲的升华，合法化或合理化。这些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现代哲学家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和否定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他们没有为西方文化给出一个光明的前景。后现代主义则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首当其冲地将课题定位在哲学的基本理论上，提出超越主客二分论。

四 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还表现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职责、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9篇

在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后，可得知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非是指时间或空间上的概念，其中的“后”指的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或是“反思”。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很多学者也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而是对现代主义所提的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美国著名哲学家曹天予教授在《科学与哲学的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组文化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指向，更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现代性。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在《后现代主义状态》一书中也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它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四、枯山水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体现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0篇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至今仍然没有定论，这一词汇本身即携带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它的特殊性主要在于至今的社会发展还没有远远走出后现代的范围，即后现代依然在发生，并且对于今天的设计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渗透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上对于理性主义至上这样的传统观念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于20世纪初产生的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否定。

二、处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英国服装设计

（一）英国后现代主义服装设计的成长环境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兴起一种反传统的避世运动（TheBeatMovement），发起者是经历了战争的紧张后对一成不变的安逸生活失去信心的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他们用玩世不恭的行动来抗议“疾病缠身的美国”，比如沉溺于性放纵、药品和爵士乐。在装扮上更是醒目夸张，男的留长发，上身穿着随意的卡其色棉夹克，里面的衬衫不打领结，下穿牛仔裤；女的画着名为“野熊”的浓重眼影，不涂口红，身穿紧身黑色上衣。这样的打扮无疑在向世人宣示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强烈不满，企图通过这种非暴力的反叛方式寻求心理慰藉。50年代末这样的反叛思想传到英国，立刻在广大青少年当中引起了共鸣。60年代的英国，基于已经恢复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国力状况，战争的创伤得以基本愈合。政府在不断增加高收入者的所得税之同时不断降低低收入者的所得税，这样一来英国就逐渐向着“无阶级社会”靠拢，这样的政策无疑加速了社会“民主化风潮”的步伐。经济政策的刺激使得英国进入快节奏的现代化消费生活阶段，在二战后遍及全世界的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婴儿在此时恰好处于青春期，他们的双亲通常都会参加社会工作，家庭普遍都是双收入，于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物质生活有余而精神生活匮乏。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该时期的青少年们经常借着争斗、暴力、制造混乱来发泄情绪，与从美国传过来的避世运动所倡导的反叛精神一拍即合。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富有个性的年轻人正是英国服装消费者中的主力，基于与先前的时代完全迥异的社会风气，英国的服装设计师紧跟时代，在服装设计上充分迎合年轻消费层的品味，诞生了玛丽•奎恩特（MarryQuennt）这一60年代炙手可热的顶级潮流大师，她推出的以伦敦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为摹本的迷你裙，使得伦敦在60年代初引领了世界的时尚潮流。

（二）后现代主义精神对英国服装设计的影响——以维维安•韦斯特伍德为例

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Westwood）的设计思维正是借着起于1963年的这股强劲的年轻风暴得以孕育，1970年，韦斯特伍德先是出售50年代最流行的摇摆乐以及滚石乐队的录音，从中她受到都市青年们反叛精神的启发推出自己的第一套时装系列，该系列被称为“特迪哥儿们”风格。这种风格的服装对于当时作为世界时尚中心的法国以及时尚商业气息浓厚的美国来说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她打破了以往的时装设计惯用的思维模式，采用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面料组合，服装在结构和色彩上无不宣示着不羁与反叛，这种空前的带有解构主义意味的稀奇古怪而又颓废的设计在青少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韦斯特伍德用她的设计思维对一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传统服饰进行着无硝烟的甚至是带有粗暴色彩的反抗，这一点可以从她的服装店不断更改的名字中得以体现。1971年听着摇摆乐的韦斯特伍德将其店名命为“让它摇摆吧”，接着在1972年改为“TooFasttoLive,TooYoungtoDie”，随后索性直接叫做“年轻已死。1974年她开始经营朋克元素的服装，将店名改为“Sex（性）”，售卖“堕落的一代”所喜爱的紧身橡胶衣物以及被撕烂的印有“GodSavetheQueen”等字样的T恤，这种大胆的意识对于当时还持有保守态度的英国时装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1976年，维维安韦斯特伍德钟情的乐队SexPistol带起朋克热潮，韦斯特伍德为朋克乐队设计的带有拉链、银质金属器物装饰链，以及带有色情图案的服装，配合着朋克乐队震耳欲聋的躁动音响，队员们奇特的发型以及造型夸张的金属质耳钉，深受重金属音乐爱好者的喜爱，从此便声名大噪。

三、结语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1篇

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中立性的知识，所谓的知识都是一个个“个体知识”的相互结合，以至于更有可能接近人们所谓“真实”的知识。后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认识活动过程中，“认识对象”的属性深受主体及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客体不再是纯粹的自在之物，主体也是特定情境下受客体影响的主体，不再是“我自身”。另外，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事物的被选择是由主体的兴趣所决定的主动选择，而主体的兴趣则与个人的利益、价值观、知识、意识形态等等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的获得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特色”，知识是个体创造的、发明的，而非发现的。

二、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科学教育的启示

（一）拒绝知识为上，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强调了知识的不确定性，认为真理不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因此在科学教学时，在向学生介绍前人的发现和总结的规律时，要客观要理性，不能将其神化，要在教学语言和教学方式上仔细斟酌，让学生明白任何的规律定理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情境，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要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敢于反思和批判，学会证伪的方法。这样学到的知识对于他们来讲才是灵活的有意义的。但是要注意，对现有定论的质疑和批判并不是否定主义。否定主义的否定是绝对的排斥，简单地说“不”，而后现代主义中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它是对“夜郎自大”的排斥和对开放性思维的倡导。

（二）引入科学史，强调人文关怀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知识具有文化性，任何的知识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其背后蕴含着与社会与历史与人物与事件息息相关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传授科学知识时，要适当的引入科学史，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知识的生命性。

（三）关注本土资源，讲学生身边的科学

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具有境域性，这一点对我们科学教学的启示就在于讲授知识时应该尽量以当地的风俗习惯为背景，考虑到当地的特色。这就要求教师平时要细心观察，多关注新闻事实，善于将当地的风土人情、城市建设、改造变化、热点事件转变成教育资源运用于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感觉科学知识就在身边。

（四）注重分析学情，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2篇

成人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为社会培育了大批人才。但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远程教育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函授教育，成人教育中新的教学形式必然为其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此外，后现代信息化社会对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评价标准发生了深刻变化，需求的也不再仅是饱读诗书的学生，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这就要求在学生管理工作方面作出相应的变化，力求充分挖掘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在时代的发展背景下，今天的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依然存在着各方面的问题：

（一）管理理念落后当前，虽然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和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全日制高校下设的成人高等教育依然处于主导位置。这就难以避免成人高等容易忽视成人学生与高等教育学生之间的差异，其管理理念会因此而受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学校的影响。可见今天大多数成人高等教育学校依然以系统、结构、统一性和整体性作为管理的理念，强调人是理性的，以绝对理性的方式实施管理，用统一的规章制度来限制学生的行为，排斥学生的差异性，以求达到行为的一致性；其次，由于统一管理的需求，不断排斥异质与边缘，极力做到把各具特色的个体强行拉入一个统一而固定的模式之中，像生产加工标准件一样对学生进行训练，并且用同一个标准衡量其“产品”是否合格；最后，在管理过程中，依旧坚持以学校为主体，以教育者为核心的管理思路与方式，缺乏服务学生的意识，把其对教育的投资视为“经济性投资”。

（二）管理方法陈旧大多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依然没能将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而是选择不断对学生进行理念灌输，旨意通过说服、训导和规章制度等形式来进行管理。管理方法单一化固定化，本来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的常规管理就相对困难，但其管理模式也参照普通高等教育学生管理模式，如入学、教学、考核等都对成人学生制定了严密的管理和规章制度，进行着简单而机械的服从式管理方式，缺乏灵活度，忽视了成人学生的特点与具体情况，限制了学生的非理性发展，并严重制约了成教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管理双方关系僵化大多数成人高等教育的管理关系依然是保持着传统的师生观，坚持着主客二分的理念。这种理念将教师与学生的角色标定清晰，任务划分泾渭分明。这种二元关系的划分使得扮演各自角色的教师与学生都无法充分展开互动与交流，导致师生关系呈现出一种僵硬的关系，消解了教师与学生交往时所具有的自由属性，限制了人的本性。又由于成人教育别树一帜的教学模式与学生群体的复杂性，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相对较少，缺乏一定的了解，难以对之实施高效的管理。

（四）管理工作环境闭塞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的环境大多仅局限于学校与课堂上，而忽视了成人学生课堂之外的生活世界，或者在这一部分上干预较少；另外，基于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多媒体的运用，成人学生频繁接触种种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虚拟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这容易对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造成重大影响。但今天的成人学生管理工作环境依然没能拓展局面，则会显得狭隘与闭塞，无法真正将教育理念渗透到成人学生群体当中去。

二、后现代主义对成人教育学生管理工作的启示

基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和主张的分析，对创新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承认主体差异性，创新学生管理工作理念后现代主义承认主体的差异性，重视平等。现代主义倡导中心主义，同一性、统一性，强调权威与等级，而排斥差异性和矛盾性。而后现代主义所坚持与其截然相反的是“本体论上的平等”的观念，崇尚差异性，认为异质、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不需要统一与综合，强烈反对同一性及整体性，认为它是扼杀了人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因此在创新成人学生管理工作理念时必须要考虑到成人学生的差异性、独特性。从成人高等教育的生源来看，其结构随着时代趋势出现了新变化，由以往在职人员的单一结构转化为复合型结构。成人学生群体当中，有刚从高中或中专毕业的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有就业后需要提高学历，或工作需要学习其专业知识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者等在职者，有旨在提高学历以提高在其工作单位的待遇或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的管理阶层，也有部分是下岗职工、个体经营者，等等。从中可知，成人学生已成为一个成分相当庞大复杂的群体，他们由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所组成，其知识水平的高低、行业差异、生活背景不一以及年龄大小都折射出成人学生所具有的强烈个体差异性，从现实层面上就无法要求其管理能顺利纳入单一的模式化里了。即使现代的成人学生管理理念迎合了大工业的高效率，生产出批量相适应的劳动力，但牺牲了学生本身所具备的丰富性、独特性，既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也无法培养出真正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通才”。因此，在掌握大多数学生共性的基础上，更要具有针对性地给他们的思想、学习和技能等给予指导和服务，以促进更好发展。这就要求在成人学生管理工作当中，必须要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尊重差异。首先要区分好成人学生与普通高等教育学生之间的差异，不能照搬普通高等教育学校的管理理念，而是立足成人教育实际建立合理的、具有持续发展性的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管理规章制度，以此来规范成人学生的行为，提高管理水平，以达到有效管理的真正目的；其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工作理念，就是在成人学生管理过程中，要以学生为出发点，把成人学生自身的发展和需要作为管理的主要目标，充分尊重学生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把学生看作为“完整的人”，而不是把所以学生都变成单面人，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发展，把以往对其的投资视为“经济性投资”的视角转为对学生“全面发展性投资”，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最后，要转变过去以学校为主体，以教育者为核心的管理思路与方式，而是要以学生为主体，增强服务学生的意识，通过教育、管理、服务与指导的有机结合，积极营造良好的氛围，真正把学生身上蕴藏着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

（二）主张思维多元化，探索学生管理工作新方法后现代主义管理观在方法论上强调思维的多元化，主张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同一事物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认识，同一问题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予以解决，强调通过变动，转换管理思维，由现代主义主张的权威统治、标准化、一元化走向民主管理、流动化、多元化，避免思维的僵化，追求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技术、传媒等手段的发展，促使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必须要改变其思维方式，打破以往因为被管理者与管理者信息不平衡所导致的分离与封闭，让学生的个体感知更好更多地融入集体的意识。而在现实层面上探讨，首先，成人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群体，每一个学生都是自然、社会、思想、心理等多因素集合后而成的。因此对于不同社会背景、阶层、知识程度的学生应当实施不同的有针对性管理方法。其次，成人高等教育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如以上所提的全脱产形式、半脱产形式以及函授形式等，由于学习形式不同，对学生的管理就不能只有单一的管理模式，应当发散多元化思维，主张多元化管理模式。为此，在创新成人学生管理方法中，要呈现“去一元化”的倾向，主张思维多元化来寻求管理工作方法的创新与变通。首先，管理者要实施民主管理，注重学生的自我管理，学会适当地授权于成人学生。由于不少成人学生在其单位中担任着管理者角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与经验，可充分发挥这部分学生的能力，使他们主动参与班级决策，组成班委会，进行决策管理时实行民主制，这样一来既能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达到自我约束的效果，也能突出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尊重个体的创造与创造能力，实现人的自我发展。其次，要根据成人教育不同的教学模式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法，对于接受全脱产形式教学模式的学生，在管理方式上可以大致参考普通高等教育的模式，在坚持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引导性管理，可更好地促使学生与班级、学校共同发展；对于半脱产式的学生，则必须要注重学生自我管理方式，注重班委会的构建与发展，实现管理者与学生的共同管理；而对于实行函授课程的学生，则要把隐性式管理放在重心，利用多媒体潜移默化地进行各方面的引导与调控，以保证授课质量与对学生的关注度。

（三）解构主客二元对立，构建师生平等新型关系后现代主义批判和解构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主客二元化，认为这种与工业文明相伴随的单子式的主体性割裂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互融的关系。德里达曾提出“,二元对立其实是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式。”并且他指出，“一种鲜明的等级秩序，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因此后现代主义倡导，人与人的关系不应该是二元对立，一方压制着、统治着另一方，而应该是主体间的关系，即“我—你”的关系。后现代认为，师生关系应当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在这种主体间的“我—你”关系中，教师与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精神整体，同时他们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创造的，而非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反映在管理过程中，则是对教师管理权威的消解，对其充当“裁判”角色的否定，而是积极构建一种师生之间民主平等、彼此尊重的新型关系。在成人学生的管理过程中，我们容易发现，部分教师总以中心、权威者的身份自居，并通过教学目的、教学过程各个环节和步骤的安排、作业布置与评价系统等来使成人学生失去独立性而被其支配和控制。其次，又因为成人教学模式的特点所致，成人学生大多是以半函授形式来完成学业，面授的时间局限在周末或晚上，课堂时间非常宝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争取时间完成课时，基本是处于单极表演状态，完全主导、控制了课堂，出现教师是演员、学生是观众的一片倒局面。此外，在课堂管理过程中，即使教师强调其管理的权威性，但因为部分成人学生早已进入社会，有些作为其单位的管理阶层也累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难以完全认同教师的管理方法，如此一来容易造成师生之间的摩擦。为此，必须要解构成人教育中师生的二元对立关系，重新构建其平等新型关系。首先，教师应当从教育的权威者走向“平等对话者”，“我—你”的主体间关系就是一种“我们”的存在“，我们”是平等的，是对权力、主客的一种消解。在成人高等教育机构或学校中，教师与学生在年龄、社会成熟度、工作经验等的差异不大，因此在相处方式中更倾向于彼此民主平等的模式，更容易与学生沟通与交流。在教学过程中，民主平等反映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彼此尊重。教师要学会倾听学生，重视学生的内心世界，让学生不仅有对话交流的机会，而且有知识、思想、经验和情感等多层次的相互交流。其次，教师要充当引导者角色。在对话中，学生是平等的对话者，而非灌输者。教师的作用则要重新构建，成为内在于情景的引导者。因为成人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和知识，其接收的信息和知识可能比教师知道的还早很多，因此教师除了要在杂乱无章的信息知识中进行筛选修改，积极引导学生从中受益外，还要不断学习，与学生共同发展，才能跟得上学生的需要。如成人学生的理论基础一般都欠缺扎实，对学习的追求又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所以要求学习的内容具有针对性、技能性，可以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教师不能总以知识讲授为主，而是适当地对学生就教学内容的选择、使用、理解、质疑进行方法与语言指导。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日本枯山水；后现代主义；建筑；精神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1-0155-02

当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中万事万物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事物的关联性要么是在同一时空关系中，要么逾越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或是以形态，或是以色彩，或是以组织结构，或是以物质时间传承性等形式产生着关联。更有甚的是，不同领域、不同时空关系的文化中在其精神性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而这些关联性，在我们以往学习中往往被教条式的逻辑掩盖着。当我们用打破教条式的逻辑性思维方式思考这些处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类别，回到物质的精神层面去看其最真实的结构关系时，于是很容易发现它们其实有着本质的关联性或是趋同性。将日本“枯山水”园林景观中的精神性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性置放一处。尽管日本“枯山水”园林景观出现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提出相隔有几百年的时间。当抛开时间这一先后的逻辑关系，或是打破地域空间这一关系，回到它们的精神层面思考时，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在日本的“枯山水”园林中很早就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笔者该文章的主体内容正是要探讨这两者是如何在精神性上产生联系的。

一、关于后现代主义

在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后，可得知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非是指时间或空间上的概念，其中的“后”指的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或是“反思”。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很多学者也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而是对现代主义所提的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美国著名哲学家曹天予教授在《科学与哲学的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组文化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指向，更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现代性。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在《后现代主义状态》一书中也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它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

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

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四、枯山水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体现

1.枯山水的形成。禅宗传入日本后，为体现僧侣们的追求苦行、淡泊名利的生活状态，日本的庭院设计也开始体现出别于愉悦性庭院。转瞬即逝的开花植被很少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永不变色的常青树、苔藓、沙地、砾石和巨石。枯山水的样式，乃是先做出断崖、地势起伏等景致，在因顺其势，立石而成之。于无池无水之处摆设石组，名曰枯山水。

2.枯山水中的中国山水画。枯山水以独特的形式婉约呈现了一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中国水墨画传入日本以后对枯山水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山水画的表达方式其中一种被称为“咫尺千里”，是指在纸张中囊括千里景色。另一种被称为“残山剩水”，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二维效果。而枯山水其抽象、纯净的表达方式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在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影响下，枯山水园艺文化开始出现，它以简单的意境展现出，无形之处得山水真趣，极耐人寻味。

3.枯山水的特征。枯山水的基本特征是抽象深邃、小巧精致、枯寂玄妙，是佛教园林化的体现，纯净、抽象。善于运用象征性与隐喻性来表达真实山水的含蓄之美。由于只保留真实山水的形式，从而拉大了与主体之间的时空距离。当人们置身于枯山水景观的时候，可以通过自身的感受进行想象，呈现在脑海中是一幅幅真实的山水景象。所以说，枯山水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同时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4.枯山水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以其清纯自然风格闻名于世的枯山水文化，摒弃了人工斧凿的痕迹，注重朴实的自然景观，营造出了一个安静、脱俗的质朴境界。从中所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设计精髓，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中所体现的隐喻性，可使我们对事物有一种新的看法。日本一直所崇尚的是自然的伟大与人的渺小，在庭院设计中通常人工痕迹不明显，这些设计手法与中国园林截然不同，不论是真山真水与枯山水之间真与假的质变，还是石庭到茶庭有与无的质变，这其中的不同转换是整个发展过程质变式的。在枯山水设计中，通常是用石藤等来描绘“浓缩的自然”，其本质还是体现自然的韵律为蓝本，所以说枯山水园林是天型的。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设计师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设计表现出一副正襟危坐、面无表情的冰冷面孔，而为了获得一种生动感。枯山水在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的同时又充分注重尺度与空间的关系，它虽营造真山真水的意境，却不用真山真水的质感，选取自然界特有的材料形成特有的园林风格。

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逻辑，回到它们最本质的精神层面思考，透过它们使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在枯山水庭院设计中的表现轮廓。日本枯山水的设计以场所的意义和情感体验为核心，所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精神气质，它的存在满足了人们放松心情、陶冶心智的精神需求。人的精神自由和尊重这种自由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毫无列外。后现代主义中放松的、强调非理性作用的思想，而更如同有生命力的野草，虽杂乱丛生，却生机勃勃。指引了我们现代更多的设计走向不同的艺术方向，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使得设计成为现实的可能。从而真正调动自己的创造潜力，在审美愉悦中创造美学奇迹。

参考文献：

[1]加]卡尔松.环境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239.

[2]刘健强.新编日本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小野健吉.日本庭圃一空简。美刃艇史[M].岩波新书，2009.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 文化批判

中图分类号：B 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4-0071-07

一提到詹姆逊，就总会想到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且把他与鲍德里亚、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大师并列起来，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詹姆逊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确，在詹姆逊的著作中，“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关键词。但如果因此就认定其后现代主义的身份，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提到多少次“后现代主义”，而是在于他怎样理解“后现代主义”。本文不同意那些把詹姆逊划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因为后现代主义在他那里只是当前社会的主导文化形式，而所有对这种文化形式的理解都必须回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更倾向于把詹姆逊定位于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这样，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实质上是对当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读。第一，因为“后现代主义”在詹姆逊的理论中始终是他介入当今现实的一个切入点，他真正要指认的是支撑后现代主义主导文化形式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在詹姆逊的著作中，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由此，他明确指出后现代文化所表征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同谋。因为今天的消费社会才算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彻底的形式。第二，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从一种时间性的逻辑转向一种后现代的空间逻辑。后现代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资本与信息技术共同消解了从前全球范围的中心―边缘的空间，世界变成了一个绝对空间，以往的历史性也消融成为了永远的当下。这样的空间不仅反映了当下的历史现实，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由此，主体难以在这种超空间找到自己的定位，主体被超空间肢解了。在这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主体性的诉求都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第三，后现代主义所极力倡导的多样性的差异、多元共存的文化空间并没有真正出现，最终它只不过或明或暗地强化和重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最后胜利”。因此，要重新认识多元、差异，并且在文化商品化和无处不在的全球资本主义冲击下找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仍然符合目前现实的需要。

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对当下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上：第一，主导文化形式与历史分期；第二，对后现代文化的诊断；第三，后现代文化批判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第四，后现代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

一、主导文化形式与历史分期

詹姆逊认为，为了研究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超越这种文化本身的视野。也就是说，文化总是来自于特定的处境，是这种特定处境的有机产物。于是，他以“后现代主义”作为构思历史分期的切入点，要求我们不要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文化的风格来看待，相反我们必须视“后现代主义”为文化的主导形式，我们的历史分期观才能有出路。他认为：“只有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2]427

詹姆逊提出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主导形式，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支撑这三种文化形式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这样，他就把一定的文化形式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了，从而展开了他的历史分期观。

詹姆逊认为，对现实主义十分重要的因素是金钱所起的作用。金钱相对于前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了新的灾难和欢乐，也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来源。因为金钱和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神秘因素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现实主义标志着金钱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形势带来的新叙述形式。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其主导的文化形式是现实主义。在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后，金钱和市场已经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这种物化的力量开始腐蚀先前产生的那个现实主义模式，从而导入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即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本身就包含了这种全新的物质世界的转变和对乌托邦的向往。也就是说，当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个人的生存已经被物化力量包围，现代主义表现的是个人在这种生存境遇下的异化和焦虑的经验。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帝国主义，其主导的文化形式是现代主义。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意义，形成了跨国资本主义或者说失去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使得其自身发生了中心―边缘的变化，从而资本主义失却了原有的时间性而只具有空间性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2]292如果说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感觉是一种对时间性或者对往昔的一种怅然若失、痛苦回忆的感觉，那么“那种深深的怀旧的个人情绪在后现代主义中完全转变成一种新的永远是现在时的异常欣快和精神分裂的生活。”[2]290后现代主义排除了现代主义那种深层观念的文字表达的捉摸不定的关系、对我们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那种关系，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产品都彻底空间化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晚期资本主义，其主导的文化形式是后现代主义。

在上述论述中，詹姆逊特别重视对当前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他认为，今天资本的转移可以废除空间和时间，以虚拟的方式于瞬间跨越民族空间，资本已经深入到扩大了的文化生产领域去了。但是，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本身与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都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它们都是普遍化了的商品系统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

由此可见，詹姆逊的历史分期观表明了任何看似独立的文化形式“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或者说生产方式的更深层结构改变的表征才能得到更好地理解。”[3]这样的理论分析从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詹姆逊十分重视文化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他认为贯穿其著作的框架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4]139-140

二、对后现代文化的诊断

（一）后现代文化批判的语境

如前所述，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这个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的新时期息息相关。他相信，后现代主义的形式特征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这种社会体系的更深层的逻辑。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一种与金融资本主义相关的新理论都要伸展到文化产品的这一被扩大的领域中去发挥其影响，后现代主义表征的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本身都直接与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同步，这正如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并且完全与当今普遍的商品体系连成一体了。在这里，后现代主义标志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由此，经济本身逐渐变成了文化，同时文化也逐渐变成了经济。[5]“商品生产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你购买商品不再仅因为它的直接使用价值，而且还因为它的形象。为了设计商品的形象和推销它，一种整体工业――一种经济机制已经形成：广告变成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一种基本中介，并且使之纳入了大量的美学生产形式。”[6]368即文化与商品在资本的等价原则下实现了彻底的同一。由此，“所谓‘后现代主义’根本无法脱离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文化领域里的基本变化而独存。”[2]503要理解后现代主义，要对后现代文化进行批判，就必须把后现代主义始终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中。

1.超空间与大众文化

正如詹姆逊指认的那样，晚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实现了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商品化的前殖民地区。此时，资本与信息技术共同消解了从前全球范围的中心―边缘的空间，世界变成了一个绝对空间，以往的历史性也消融成为了永远的当下。由于资本主义的加速变化导致时间的停滞和空间对时间的绝对压制，特别是当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的商品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大规模生产也向服务贸易转变。这种超空间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样地，后现代主义仿佛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乃至一切都彻底地空间化了，从而从根本上排除了历史感及事物内在的深层含义。由此，后现代的媒介直接造成文化与现实距离的消失，“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7]162值得强调的是，从前的文化特有的崇高感祛魅了，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文化已经不可以再以一种审美而存在。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达成同谋关系，审美不过是提供给顾客的消费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三个特点：首先，现实转化为影像（形象）；其次，时间割裂为一连串的当下；最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彻底取消了。

2.主体的瓦解

晚期资本主义展现了后现代的超空间这种最新的变化，并且由此最终“成功地”走出单个的人类身体去确定自身的位置的能力。从此以后，人们无法从感知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周围的一切，由此也无法从外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在整个生产过程（包括文化生产）中所形成的主体已经丧失了积极驾驭时间的能力，这样的主体不过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混成体。而这样的主体只能进行一些多式多样的、零散的实践活动。这意味着人的身体和他的周围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当前思维能力的无可作为。詹姆逊指出，“踏入后现代境况以后，文化病态的全面转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明：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2]447在晚期资本主义形成前，由于时间性没有被消融，主体虽然同样被资本、市场等物化力量支配，但他仍然可以通过时间性把自己在过去、现在、未来中统一起来，从而为我作为个人最终觅得一种个人身份。但是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体透过不设定特定中心的网络而占据全球。时间性被取消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绝对空间。作为主体，我们只能感到自己被重重地困于其中，但是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所以，我们根本就无法寻找自己究竟如何被困的答案。由此，从前主体的异化和焦虑的经验在今天已经被心理上的分裂所取代。后现代文化表征的个人“零散化”表明了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从此，主体被瓦解了。

应该说，詹姆逊的超空间理论立足于资本主义目前最新的发展状况并结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空变迁而展开。在他的超空间研究中，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的理论资源，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马克思主义对空间问题研究的不足，并且使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加入到与其他空间理论的对话中，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到超空间的研究，使一系列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问题，如大众文化、主体的瓦解等都纳入了对资本主义当前发展的反思与批判中。由此，后现代文化理论在詹姆逊看来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它始终是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出现的。因此，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必须把它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结合起来。

（二）后现代文化批判的方法和原则

在这里，詹姆逊认为面对后现代文化应该区分开三个层次进行思考和批判，并以此作为他对后现代文化批判的方法论原则。首先，审美判断层次。后现代文化现象有时的确让人心醉神迷得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吃惊，但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后现代文化让人们感到身体里产生了新的需要。也就是说，后现代文化不仅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也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体现。这都是现代文化存在的根据。但是，了解至此是不足够的。其次，分析层次。我们考察这些后现代文化导致新出现的事物的运作和功能，考察它们到底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把后现代仅仅看作是一种文化。再次，价值判断层次。在这里我们必需找到一个历史角度。也许某种历史观点并不会马上在具体现象之中出现，但我们是可以慢慢确定某些现象到底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表现还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抗拒。詹姆逊主张，“与其指责骄横自负的后现代主义为颓废的最终症候，或视这些新形式为新技术和技术统治乌托邦的先兆，似乎更恰当的方式是按照如下行之有效的假设来评价新的文化生产，即在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重构框架内全面修正文化。”[6]255当然，詹姆逊并不沉醉于这种分析后现代文化的公式中。简单来说，他认为要摆脱后现代文化这个怪圈的惟一有效的路径就是“尽力历史地把握现在”。

三、后现代文化批判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

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是在阐述现代性问题上展开的。在他那里，对现代性的讨论乍眼一看似乎很混乱。因为在他的著作中，有时候他认为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就是对现代性的回归，有时候又说这种现代性不是原有现代性的复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詹姆逊把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与对现代性的建构看成是同一件事。

在詹姆逊那里，现代性就是一系列问题和答案，它标志着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现代化的境遇的特征。这就是说，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固定物，它本身就是历史发展与人自身完善的过程。在资本主义阶段，现代性只能是物化力量的体现，人失却在现代性中，现代性总是作为人的他者而存在。现在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要批判现代性本身还是批判资本主义下的现代性，答案显然是后者。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在整个历史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世俗化和体系化比任何此前的社会体系所产生的效果都更加残酷和异化，它在毁灭了真正人性化的关系的同时，也使人类从部落生活的愚昧、暴政和褊狭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加人性和解放。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现代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是一种带有阶级性的现代性，而我们真正要实现的是一种人类性的现代性。因此，归根到底，现代性的问题始终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被遮蔽了，人们还未来得及思考现代性的真正症结，后现代主义又闯入了人们的视线。事实上，后现代文化并不是一个与现代性无关紧要的问题。恰恰相反，后现代文化是当代现代性在全球资本主义阶段的表现。后现代文化的问题症候在于，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它似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多元的世界，似乎在与资本主义所投射出的某种标准化――这个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相抗衡。然而事实上，后现代文化所表征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同谋。因为今天的消费社会才算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彻底的形式。在此，资本的扩充已达惊人的地步，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多先前未曾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换言之，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纯粹的形式。由此可见，后现代的出现是与现代性联结在一起的。詹姆逊认为，“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只有当它能和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发生断裂的假定达成妥协时才有意义。”[8]也就是说，作为阶级性的现代性一方面就是后现代与现代本身，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性的现代性必然与表征后现代与现代的阶级性的现代性相决裂。

詹姆逊在对后现代文化批判与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问题上，实际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无论是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最终还是得落实到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来。后现代主义以为凭借其多元主义就能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根本是荒谬的。同样，那些力图通过文化的多样性为现代性另辟蹊径的良好愿望最终必然落空。对文化的批判只不过是对词语的批判，绝对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所有问题的真正症结依然是文化逻辑背后的资本逻辑。[9]在这里，詹姆逊与马克思一样强调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并且把生产方式概论置于当代文化逻辑之中，认为对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詹姆逊就把自己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区分开来了。第二，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化，并且从来没有放弃同化一切异己的使命。但是要构想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困难的，因为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是彻底的资本主义形式。他认为，未来的种子已经埋在现在的土壤中，因此，必须通过分析和政治实践将其从现在剥离开来。这需要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进行完全彻底的变革，并创造新的集体生活的形式。第三，詹姆逊以生产方式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在论后现代主义的论文中提出了“认知绘图”作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标志。但是，“认知绘图”实际上只不过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它的意义仅在于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后现代中所暗含的那种新的空间性发展。他认为，“意识形态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必须永远含有一种争取解放的努力，不仅仅是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而且也要从异化中解放出来。”[7]255由此，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把意识形态批判与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但是这必须要与一种乌托邦的冲动联系起来。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詹姆逊的理论着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读。但是，对于现代性实现自己内在超越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人类性的现代性在今天仍然是一种乌托邦的可能性。不过，这种乌托邦并非是抽象的可能性，而是历史发展和人类自己不断完善的现实的可能性。生活在现实的人们正是在这种乌托邦的牵引下超越阶级性的现代性的。

四、后现代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

有不少学者指责詹姆逊的理论缺乏一种以阶级观点看问题的视野，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最多能达到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批判（特别是文化批判），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乌托邦口号令人质疑他理论的现实性，更由此把他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事实上，他不仅公开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始终立足于一种世界历史的视野，在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中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

（一）后现代文代批判的出发点：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

无论是反思资本主义的现实还是探讨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詹姆逊始终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出发看待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终的现实是经济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面对指责，他缺乏阶级观点的诘难，他的回答是：“我相信阶级、阶级动态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在我看来它们总是活生生的。但是它们在今天的存在方式非常复杂。现在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工人阶段意识形态，也不存在一清二楚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如果你总把自己局限于阶级，他就会很快陷入有关权力的政治考虑，这反而会丧失同经济结构的联系，从而最终脱离资本主义的语境。”[4]139今天，资本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或生产方式，而且它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最有弹性、最具适应性的一种生产方式。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都被资本主义放大并投放到文化和消费社会上，使人误以为只有从文化和消费主义才能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叫嚣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理论此起彼伏，但文化与消费社会背后的原因却无人问津。事实上，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是与商品生产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过各种流行的理论对此却视而不见。正是詹姆逊时刻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来思考这些问题，才使他的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二）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

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批判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揭示后现代文化与资本主义共谋的实质，而且也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提出依据。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来自不同国家民族背景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能够直接与对方对话。这种相互交流为他们戳穿资本主义巨大的意识形态迷雾提供了可能性。当今，真正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联盟虽然还没有出现，不过既然新的技术可能性使得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间的接触和交换急剧加快，知识与思想的网络也一定会抓住这种机会并利用这种可能。当前世界各地不少国家里的思想文化运动或活动就比帝国主义时代有着远为明确清晰的意识。在这里，当代资本主义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即“当新的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可能性与当今世界体系中自治性的丧失，与民族或地区要赢得自治性和生存或摆脱世界市场的不可能性携手并进。”[4]316由此，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提到日程上来。这要求我们从两个方面利用好意识形态批判：首先，要从市场的角度，从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角度揭示、分析各种“虚幻意识”，分析大众传媒在阻碍思想与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次，意识形态批判只有从“集体心理”的角度出发，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纯消费意识形态的魅力。消费主义是反政治的，它使消费者对任何集体价值漠不关心。消费把个人紧紧地束缚在市场上，对一切社会改革都置若罔闻。所以，意识形态批判需要结合到心理学中的集体性问题上才能真正实现资本主义的祛魅。

（三）后现代主体的瓦解

詹姆逊在对后现代文化诊断中曾经得出了主体瓦解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实上他始终把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讨论。他认为，虽然主体的瓦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去中心的孤独主体的个人主义表现，另一种是集体表现。然而主体的瓦解会向哪一种方向发展并不是没有任意的，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历史发展中已经作出了选择。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科技革新、集体化工厂作业，这是一个启蒙的过程，一个控制自然的过程。但这样的现代性同时也是一种产生集体性的途径。随着全球化以及科技的当展，主体的瓦解只能是作为孤独主体的个人的瓦解。主体将自身扩展到无数网络中，这些网络正是其他主体性的网络。在这里，甚至连个体的主体性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现象。后现代主体性必然向着集体表现的方向发展。在这里，詹姆逊强调许多思想史经常将科学或技术看作某种最终的决定性事例，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把科技看作社会关系的一种象征。事实上，今天，计算机技术更是网络的象征。它同时更意味着人类关系的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要求出现一种新的集体性。因此，后现代主体的瓦解为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延伸

詹姆逊认为，像这种以科技为表征的后现代性才刚刚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所表达的后现代性作为一种体制有自身特定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一种延伸。过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的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网络化时代的今天，这一基本矛盾在当代的延伸表现为信息的私有性质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力量控制信息所有权。事实上在网络社会中，信息具有私有性质，人们很难获得知识产权。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矛盾。国家必须通过国家力量控制信息的所有权，否则，这种所有权会变成一种力量，打破现有秩序，并以某种方式最终废除这种私有特性。这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机遇。因为经济与科技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成为对科技潜力实现的一种限制。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性质。所以，社会主义在这里可以作为一种进步力量试图以集体方式去解决它。

（五）阶级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詹姆逊一直在资本主义的新条件下思考阶级问题，并且把它同新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思考。在这个问题上，詹姆逊是以美国为例说明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生产力在缩小，而且是大批过去的产业工人丧失了原有的身份。大量永久性的失业大军和永远没有就业机会的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是那些贫困化的生产者和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构成了挑战。”[4]353但是，这并不代表阶级问题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完全无关。因为在新社会运动中，例如黑人运动、女权运动等，不同的群体都在为各自的解放而抗争，却不是出于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目的。而且这些运动都是分离的、割据的、自顾自的。这需要将它们和大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那就是社会主义，并且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在这里，特别是关于性别和种族作为历史和政治的要素的新的意识，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理论上无疑都非常重要。詹姆逊倾向于认为，“围绕这些现象组织的政治运动，如女权主义和黑人运动，已经开始表明社会阶级再次变得像以前一样重要，而在种族和性别讨论中最缺少的则是社会阶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性别和种族理论所表现的倒退，恰恰是那些理论似乎以这些其他的决定因素取代了社会阶级的原动力量，但社会阶级并没有消失，而且在当前的政治动向里，随着大多数美国公众的日益贫困化和很少数人的极其富有而出现的两极分化，毫无疑问阶级必然会作为一种生活现实而再度活跃起来。”[10]

至今在学术界里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的定位仍然存在争议。这种争议来自于对其理论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无疑是詹姆逊的关键词。但是从他的理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这才是他的理论主旨。在他那里，资本主义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无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抱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当代社会的重要理论思潮进行对话，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当然，在一种开放性语境下，詹姆逊的理论显得不纯，中间夹有一些其他的理论，如后结构主义等，但这并不阻碍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的努力。总的来说，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读。

[1]张一兵.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5）：5―8.

[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詹姆逊.文化转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9.

[4]詹姆逊.詹姆逊文集1：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唐小兵.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访杰姆逊教授[J].读书，1986（3）：118―124.

[6]詹姆逊.詹姆逊文集4：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65.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　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不宜无限地加以扩大而将政治、经济、工业、农业等领域全都包括在内。“现代性”也是一种有严格规定性的概念，不宜将其远溯十六世纪的某些哲学家，或将18世纪和20世纪的几次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通统“概括”到“现代性的大旗下”。后现论家们否定历史上一切艺术创作和理论，并不能阻止人类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并在新的世纪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珍品。

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美术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电影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至于对“现代性”的具体解释，则更使我感到不解。《再认识》一文将现代性定义为“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并声称，在这面“现代性的大旗”下。可以把“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1949年的中国的两次大革命”全都“概括”进去。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其二，对前者即美、法两国的革命而言，用“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来概括尚可说得过去。但用来概括俄、中两国的革命却未必合适。尤其是“个人主义”怎能成为他们实现革命的目标呢?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问题，《再认识》一文将其归纳为“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在1968年发生的巴黎大学生群起造反，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即法国人所称的“五月风暴”。其实，这场风暴产生的原因要比文章作者们所论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有一些，然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性的。而这个内因就是60年代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欧洲知识界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此时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即“新左派”思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那些大学生，而且深入到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紧接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发生的意大利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以至发展到占领某些城市的“抗议”运动，即是突出的事例。在当时学术界出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些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是属于学科建设性质，另有一些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其要害在于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所有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谓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终究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而不应“包罗万象”。

《再认识》一文介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众多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种种说法，这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但文章作者也指出许多学者说了大半天，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以为，其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把后现代的概念无限地加以扩大，不仅扩大到所有各个学术领域，而且还把政治、经济、工业、农业、社会生活等全都包括在内。后现代对上述诸多领域诚然有千头万绪的联系并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它作为文化艺术现象，并不等于这些领域本身。如我们就不能说“后现代政治”、“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哲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