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论文范文6篇

商业保险论文范文第1篇

1．1模型的基本假设基本假设如下:①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都是理性经济人。②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业务发展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冲突。③政府作为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作为人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过程中的努力水平，商业保险根据私人利益的需求，可以选择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或消极对待农业保险业务。④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⑤在委托关系中，政府最关心的是农业保险发展所带来的政府效用，而从商业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鉴于农业保险的有限可保性及收益性，商业保险公司更为关心的是公司经营此项业务的盈利性。

1．2模型构建参考刘渝琳等的研究［6］，构建农业保险制度中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委托研究模型。政府通过制定激励合约使商业保险公司按照政府的利益选择行动。该研究使用a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业务的努力程度，A是其可选择的行动组合，a∈A;η是农业风险未发生的概率，是不受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Q是η的取值范围，η在Q上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g(h)和g(h);c(a)是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成本，是a的严格递增函数;为了简便分析，假设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规模与公司的努力程度正比，即商业保险公司越努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则其农业保险的投保就多，业务规模就大，反之，则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就小。π代表属于政府的总效用，由a和η共同决定，π(a，h)是a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即给定η，商业保险公司努力程度越高，农业保险投保就越多，则总效用越大)，也是η的严格增函数(即较高η反映农业发生率较低，总效用较大)。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观测到π来设计保险制度(激励合同)s(π)。在农业保险制度中，政府设计商业保险公司激励措施的目的是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但同时它面临来自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约束为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业务所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低于不开展该项业务最大期望效用。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如果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合作得到的期望效用低于不参与合作所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商业保险公司会退出农业保险制度中与政府的合作。如果用u表示商业保险公司不开展农业业务时的效用，那么参与约束可以表述为。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相容约束为:如果政府不能观测到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η，那么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选择努力程度a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政府为了使商业保险公司按照政府意愿选择努力程度a，那么对于其他行动a''''，必存在如下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1．3模型分析在无法使用“强制合同”(法律法规和全面监督)迫使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制度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情况下，政府的选择是通过给与商业保险公司“激励合同”诱使商业保险公司按照政府的预期参与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参考假定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农业保险的努力程度a取值只有2个aH和aL，aH代表努力积极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aL代表消极的对待农业保险业务;假定c(aH)＞c(aL)，即商业保险公司越努力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则成本也更高;政府的社会总效用π也分为最大取值π和最小取值π。当商业保险公司选择积极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即aH时，π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FH(π)和fH(π);当商业保险公司选择aL时，π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FL(π)和fL(π)。这里假定分布函数满足一阶随机占优条件，即对所有的π∈［π，π］，FH(π)≤FL(π)，其中严格不等式至少对某些π成立。换句话，商业保险公司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产出高社会总效用的概率大于消极对待农业保险业务时产出高社会总效用的概率。因此，相对应的激励合同s(π)∈［s，s］。政府设计激励措施来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问题可以进一步具体为通过选择s(π)解下列最优化问题。推论1对于一个给定的社会总效用π，如果商业保险公司选aL的概率大于其选择aH的概率，即商业保险公司努力发展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较低，那么政府提供给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合同s(π)就会降低，即惩罚商业保险公司;反之，如果企商业保险公司选择aL的概率小于其选择aH的概率，即商业保险公司努力发展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较高，那么政府提供给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合同s(π)就会升高，即奖励企业。事实上，政府所依据的并不是π的物质价值，π更重要的是其信息量价值。政府应根据贝叶斯法则从观测到的修正商业保险公司类型的后验概率。令p=prob(aH)是政府认为商业保险公司选择aH的先验概率，p''''=prob(aH/p)是政府观测到π后认为商业保险公司选择了aH的后验概率。政府将奖励商业保险公司，给予支付更高的合同。其中，政府的最优激励合同s(π)一定是π的增函数，即商业保险公司努力的程度越高则可以换来收益更多的合同。

2农业保险制度中商业保险公司激励措施的设计

商业保险论文范文第2篇

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贵州省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管是保费收入的绝对数额还是保费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与全国其他省份。为了全面认识贵州省保险业的市场需求，发展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提升保险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促进贵州省保险业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立足于本地，科学地分析保险业的发展概况以及影响保费收入的因素、为贵州省保险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变量的选择

(一)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保险需求总量，保险需求总量(即保险金总额)是保险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指标，不能表示一国在一定的国民收入水平上的有支付能力的保险需求，必须以保险需求的价值量指标即保险费收入来表示。本文所研究的保险需求是指保险的有效需求，所以选择保费收入(Y)作为被解释变量。据《贵州统计年鉴》而得的保费收入为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保费收入。

(二)解释变量的选择

1.地区生产总值(GDP)

地区生产总值与保险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林宝清(1996)和卓志(2001)等学者均证明了地区生产总值与保险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且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发高，其保险需求越高，保险发展的总量和速度也会随着快速增长。地区的经济总量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生产总值越高，保险收入就越多，反之，保险发展就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下徘徊。地区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生产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劳务和价值。GDP作为衡量社会总收入的指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2.居民消费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消费支出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家庭收入的增加会随着保险意识的增加而增加保险的消费需求。因此，在分析保险需求时，居民消费水平是应该被考虑的重要因素。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会大幅带来保险业务收入的增长，例如企业为其房屋、设备等投保财产险，房地产开发商为其商品房投保建筑工程险等。而且，根据经济学原理，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成数倍的增长，从而间接产生对保费的引致需求。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投资与保费收入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居民储蓄

一般而言，居民储蓄与保险的发展呈现负相关关系。具体原因是居民的储蓄会产生两大效应：即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居民储蓄增加的收入效应会使得人们增加对保险的需求，替代效应则是通过积累财富来代替保险的消费。而居民储蓄与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则应该取决于两者之间大小。

5.总人口

人口数量是一个地区的保险需求的重要作用，并且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使得保险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忍受保险需求的增加。尽管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等也会影响这保险的需求，并且考虑到数据的获得教难，本文仅仅就人口的绝对数量对保险的需求进行分析。为了研究的方便，模型中用Y代表保费收入(亿元)，影响因素变量分别用：G代表地区生产总值(亿元)，S代表居民储蓄(亿元)，I代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代表人均消费水平(元)，P代表人口总数(万人)。其余影响变量放入随机扰动项e。

三、模型的建立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贵州省的商业保险需求进行研究。多元回归是计量经济中普遍采用的方法，本文拟以1983至2012年贵州省30年的年度数据为依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在模型整体预测效果较明显的前提下，对影响贵州省商业保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由于文中的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用逐步回归方法消除共线性问题。

2.数据的说明

在一般情况下，时间序数列取对数之后一般不会改变其时序性质故为了消除数据序列的异方差性。文中引入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处理。文中所有的数据均来自的《贵州统计年鉴》。

(二)模型的分析

根据最终得到的模型，可以得到结论：

第一，总人口数对保费收入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在方程模型中，人口总数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解释能力非常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总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贵州省的保费需求就会增加3.775%。

第二、地区生产总值对保费收入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模型中可看出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同样，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贵州省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保险需求就会增加1.3056%。

第三，最终得到的模型中虽只包括了总人口数和地区生产总值这两个解释变量，说明这两个变量是影响贵州省保险需求的最主要的变量。但这并不代表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水平和居民储蓄对保费收入没有作用。之所以最终只保留了总人口数和地区生产总值这两个变量，是因为原方程存在多重共线性。这是由各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这一普遍现象所决定的。

第四，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水平和居民储蓄对保费收入也有影响。为了能验证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水平和居民储蓄与贵州省保费收入的关系，本文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水平和居民储蓄三个变量与保费收入建立模型，同样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得到：三个模型的可决系数都在90%以上，拟合优度较好，三个解释变量都与保费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固定资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保费收入增加0.3264%，人均消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保费收入增加0.5952%，居民储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保费收入增加0.6081%。可以看出，影响贵州省保险需求的因素有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数量、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水平和居民储蓄，但是前两个变量的最用作用更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存在，本文的模型仅仅只保留了前两个变量。

(三)经济解释

本文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方法对1983年至2012年的贵州省的保费收入进行了计量分析，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贵州省保险发展、保险需求增长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总数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二方面进行经济解释：第一，贵州省人口总数的增长是贵州省保险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无论从理论研究的结论，还是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人口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变量，我们做了具体分析。人口总量是人身保险的潜在需求市场，它与人身保险的需求成正比，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总量越大，对保险的需求总量也就越多。贵州省的人口基数不少，根据以上原理，人口变量对保费收入的促进作用很明显。第二，贵州省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对贵州省保险需求的增长至关重要。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保险需求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根本源泉，是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前提。贵州省经济增长为贵州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良好的政策支持、稳定的金融环境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宏观经济增长状态良好，会为保险业的发展铺平道路。GDP的快速平衡增长，导致不管是保费收入，还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根据模型，可以预测随着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贵州省的保险行业和保险收入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四、启示与建议

商业保险论文范文第3篇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我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体现：首先，国家立法上，仅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唯一部门规章，其在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文化产业保险产品、文化产业保险服务、文化产业投融资上着墨，回应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十八条、《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第四十五条均规定本市人民政府应对文化企业给予金融保险方面支持；安徽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这成为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律融合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探索。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存问题1.暂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2011年，故宫博物院因7件临时展品失窃而震惊全国，其仅可获赔30余万元，这与文物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险价值的争论；与之相同，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难以计算。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合理的保费价格有助于降低无形资产的交易风险。但是，每个人对同一文化创意可能估价不同，这在著作财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尤为明显。因此，法律可以建立专业文化保险机构准入制度，构建商业保险法律定价机制，推动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形成。2.难对文化产业侵权行为提供保险服务。商业保险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创意、文化商品相关权益得到经济层面的补偿，但因对其的侵权行为难以估算实际损失金额且难以取证，导致保险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请求。也有学者认为在旅游观光、出版印刷等文化产业领域中较为便于计算侵权损失额度，因为其以履行合同的给付行为或者书稿实物为内容，其计算方式更为直观。[2]这都需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制定更为详细的商业保险侵权赔偿额度赔付规则，并在具体实践中出台相应的保险赔付标准。

二、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融资功能，其通过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股权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来实现运营。《意见》提出“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为金融机构处置文化类无形资产提供保障”，为保险公司充分发挥资金供给和投融资优势提供制度依据。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可携手第三方的文化资产分析公司，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估算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然后提供其相应的保险服务，最终推动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设立文化创意商业保险费率标准面对侵犯文化创意的行为，法律需要通过设立保险救济途径来实现对受侵犯权益的复归。其可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设立贴近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规则，建立文化产业保险风险数据库，依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确定合理的费率，专门应对易受侵权的文化产业领域的风险。

商业保险论文范文第4篇

保险次级债也就是保险公司经过资本管理以及保险监管机关等批准通过定向募集的具有一定期限，在债务清偿顺序中本息清偿位次滞后于保险公司保单责任与经营其他负债，但优先于保险公司清算股本的次级债务。保险次级债在的发行、偿还、赎回、延期、清算等都需景观债券与保险相关监管的严格监管与审批；保险公司只有在确保偿还次级债后偿付能力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最低限之上的基础上才能偿付次级债的本息，特别是有别于一般债务，保险公司无法按期还本付息时，次级债债权人无权向法院主张申请对保险公司的破产清算；即使在保险公司符合破产清算要求，在破产清算时，次级债清偿顺位也仅仅优先于股本而位于其他债务之后。次级债的发行以一种现实的资产性负债为保险责任的未来偿付“或有负债”进行了一种资产型的担保。保险公司在收取保费资产担负放大了的“或有负债”同时，隐藏了必须不断的拥有相应的自身可兑付的附属资产对其或有损失负债予以财务担保的实施。

保险次级债在表面上通过债券发行补充资本的方式暂时将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掩盖，但事实上并未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具备足够的对保险赔付（或称为“或有负债”）的担保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经营保险的基础也是保险公司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基于此，保险公司的经营功能就是准备足够的资产或资本抵御经营风险过程中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可能发生风险的赔付。而保险公司核心资产或资本的主要是来源于股东设立公司时投入的股本以及经营过程中的相关盈余储备，这些核心资产公司经营保险偿付赔付基础。保险次级债券在一定形式意义上具有类似资本属性，但它实际上或者说最终却不具备核心资产的偿付风险赔款的能力。

保险次级债作为一种纯债务，其本质上仍深刻体现其负债这一属性，通过审批、定向发行、募集等环节手段来实现的债券发行募集资本的这一过程中，会面临宏观政策变化，监管层判断信息不对称，中观微观法规规章不健全，固定期限较难交易转让对定向购买者吸引有限，保险发债影响公众、投资者、客户对公司经营状况对公司经营误判，最终影响次级债发行成功或者影响股东、客户、公众对公司信心丧失导致经营失败等风险。

商业保险论文范文第5篇

（一）西方国家银保合作模式的演变

银行保险的合作模式决定着双方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在协同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国家的银保合作模式也是在摸索中逐渐前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合作阶段（1980年以前）。在我国称作协议合作，是较为初级的合作模式，银保双方合作较为松散。第二阶段，战略联盟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这时的银保双方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往往采取优势互补、要素流动、风险共担的战略合作模式，双方在产品、渠道，以及一些特定项目、领域采取“一对一”合作模式，并建立排他关系，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渗透更加充分，融合度更高。第三阶段，一体化经营阶段（20世纪90年末以来）。这是目前西方国家主流的银保合作模式，在这期间银行和保险公司相互持股、相互收购，组建金融集团，银行和保险拥有共同的品牌、渠道、客户和后台支持，实现了银行和保险业务的彻底融合。一体化经营模式，直接促进了西方国家银保市场的繁荣，使银行保险业务发展飞跃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二）西方国家银保产品的演变

西方国家银行保险产品创新步伐与银行合作模式由浅及深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根据银保合作模式走过的三个不同阶段，银行保险产品创新也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的保障型产品阶段（1980年以前）。

这一阶段推出的保险产品更多是为了提高客户的信用水平或抗风险能力，这时的银保产品更多是银行业务的附属品，大多是为了规避银行风险而要求客户购买的银保产品。例如法国推出的住房贷款人寿保险，就是银行为了防范贷款人因受到伤害甚至死亡而丧失还款能力要求贷款人购买的银保产品。

第二阶段，储蓄型寿险产品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

西方国家储蓄型寿险产品的推出，外因在于客户越来越不满足于当时银行储蓄的低收益率，急需寻找一种设计简单、购买方便、价值稳定、收益更高的替代产品；内因在于银行和保险战略联盟的出现，使得满足客户需求得以可能。因此，当法国率先推出满足上述条件的新型银保产品之后，立即风靡于市，迅速走俏，促使西方国家银行保险业务实现了高速发展。

第三阶段，个性化银保产品阶段（20世纪90年末以来）。

由于一体化经营时代的到来，金融集团开始着手深入挖掘客户银保业务需求，利用“短、平、快”的银保产品研发平台，更加迅速直接地满足客户个性化银保服务需求，银行保险产品急剧增加、急剧富有个性化特征，从此西方国家银保产品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投资连接保险的出现，一个投资连接产品可以通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投资组合连接。

（三）西方国家银保销售方式的演变

西方国家在银保合作销售产品上最早采取的是间接销售的方式，随着银保合作的日益加深，以及银行人员保险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也逐步采取了直接销售的方式。目前，这两种销售方式仍并存于西方国家银保产品销售中。两种销售方式具体情况如下。银行直接销售方式是指银行前台柜面人员经过保险技能品培训后直接在银行柜面向客户推介银行保险产品。在这种方式下，保险公司一般要为商业银行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并且仅在银行渠道销售。保险公司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包括人员工资、培训支出、管理支出等，商业银行也省去了间接销售方式下的中间环节，提高了销售效率。银行间接销售方式是指银行柜面人员先与客户建立联系，进行初步营销，达成投资意向后，将客户推荐给保险公司驻点人员，完成银行保险的最后销售。在这种销售方式下，银行保险销售对银行员工保险素质的要求不高，银行员工往往过度依赖保险公司驻点人员才能进行销售。同时，银行对保险公司驻点人员的管理也受到考验，稍有松懈，经常发生保险公司驻点人员越权、过度销售等行为，极易造成后续客户的投诉。

二、西方国家银保业务的发展经验

仅简单地从时间上比较，欧美银行保险仅比国内早诞生25年，但其间欧美却实现了银行和保险业务的高度融合，快速发展，而国内银行保险至少有十余年处于缓慢发展期，2008年以来的快速发展也在昙花一现中衰败了，自2010年底开始步入了“衰退”阶段。银行保险业务欧美与国内的冰火两重天，说明西方国家银行保险业务有很多值得研究，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西方国家银保合作模式演变的启示

仔细分析西方国家银保融合的三个阶段不难发现，监管宽松是银保业务得以由浅及深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期间，监管机构由仅仅着眼于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向了对特定金融功能的尽管，这样就造就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能够在金融功能上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重新组合，这也就诞生了西方国家银保业务的一体化融合，促成了银行保险业务的飞跃。

（二）西方国家银保产品演变的启示

从西方国家银保产品推出轨迹看，是一个“保障型——储蓄型——个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客户经历了初始的保险产品教育阶段，即客户能够从接触银行保险开始就在第一时间认识到了保险的保障型功能，其次才是对收益率的要求，然后再走向了个性化的轨道。因此，西方国家银行保险业务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客户在被银行引导购买银行保险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循序渐进的保险素质的教育。而相比之下，我国银保市场从起步开始就直接与国际社会进行了“全面对接”，我们的国民没有经过保险基本素质的教育，我们的储蓄型保险设计简单、购买方便，而价值稳定、收益更高却无从谈起，这就严重挫伤了客户的购买兴趣和信心。因此，对我国而言，对国民开展保险基本素质教育，认知银保产品的保障型功能迫在眉睫。

（三）西方国家销售方式演变的启示

在直接销售方式下，给国内银行的启发主要有三点：一是西方银行在组织销售上更加注重销售渠道与银保产品的匹配性，他们会根据银行普通柜员、高级柜员、个人业务顾问、客户经理，以及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销售渠道的不同特点，以及客户分布和消费倾向等的不同而合理分配银行保险产品，使得合适的产品在合适的渠道销售；二是西方银行在组织销售上更加注重不同销售渠道的协调配合，在不同销售渠道间实现了“无缝衔接”，让客户在购买银保产品的同时，体验到了更加专业的服务感受；三是西方银行在组织销售上更加注重销售渠道的利益分配，在银保销售同一流程下根据不同渠道发挥的作用规定了不同的佣金，使渠道间在银保产品销售时更能融合为一体。

三、结语

商业保险论文范文第6篇

正如在现代保险制度体系中．写作论文一般可概括为商业性金融保险与政策性金融保险两大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补充的金融保险中介那样．在农业保险领域也应该包括农业商业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两类性质不同的基本险别鉴于农业保险所特有的、尤其是在制度初创时期的高赔付、低收益的运作情况．商业性保险一般不愿或无力承保，所以，农业保险主要是由政府或政府专门机构承担、主责和先期介入，一般是指农业政策性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而且主要是指狭义的、具有高风险与高赔付率并存特性的经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社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即针对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两业保险。这种狭义的农业保险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的主体和政府支持的重点险种，也是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根据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缺位及其专门经营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义不容辞地率先承担农业保险这项政策性业务．尽快建立起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

一、政府介入与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只有同时存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制度才是完善和协调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去承保和经营农业保险完全行不通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以及农业保险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性，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我们可以运用供求曲线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自愿投保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保险出现不断萎缩是必然的如图所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不仅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农业本身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的约束，加之农民一般不是风险回避者这一特点，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需求曲线是D。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在这种条件下两条曲线不可能相交。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得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E点．成交数量为QE。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负．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QA

因此．农业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而走商业化的道路难以成功．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但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而且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投保率低和赔付率高，导致经营者持续性收不抵支．农业保险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据统计．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3．96亿元．与历史最高峰相比．萎缩了一半1982～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1985年至2004年间，只有两年微利．18年亏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初级阶段．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为此，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实际．我国应该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成立专门保险机构或职能部门负责农业保险经营．实施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努力发挥商业性保险运作的市场配置作用，降低财政负担，逐步建立起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并存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

二、重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机制

关于农业保险经营与发展的模式．国外一般有六种模式：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以及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等发展模式。国内在推进农业保险制度试点中．也可概括为五种模式：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农险政策性业务；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互助保险经营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经营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同时，以独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要手段．构建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主要保障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方面．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农业政策性保险应充分发挥其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性功能的理论要求．以及世界各国农业保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有机结合，确保政府意图目标的真实实现．还能够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设立的膨胀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有利于农发行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融合，扩大其业务职能范围，更好地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尽快填补我国农业再保险领域的空白，并且现实可行，易于操作。当然，也可以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或其他有实力有兴趣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一部分农业保险的冉保险业务，但必须明确由农发行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并承担对商业性再保险的“最后保证人”角色。同样．对于农业保险中风险巨大、商业保险无力承保的险种，农发行也可以主动经营．并由政府以农业巨灾保障基金等形式负担，但也必须明确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

虽然农业保险是难度很大的财产保险业务．但它又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市场和极有分量的业务来源．当狭义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等市场被各公司基本分割完毕时，农业保险将成为业务竞争的又一个领域。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保险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保监会已明确将农业保险与养老保险、健康保险、责任保险并列为未来重点发展的四大领域之一：我国未来保险竞争的主战场也将主要是在农村。所以，从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战略来看．应该积极参与到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领域，而且早进入、早主动、早受益。当然．这也与政府有相应的激励和支持政策，以及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的互补性配合密不可分。从而建立起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既有分工又相互合作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实现政策性业务的市场化运作、政策性扶持和多元化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