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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源配置范文

金融资源配置

【摘要】: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商业性金融机构没有完全按商业化运作;保国有经济的制度不改变,国家掌握金融资源的局面难以改变,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不容乐观;我国现阶段金融资源的配置基本上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且可以不讲效益;/GDP的比值持续上升表明金融资源配置不节约,存在浪费。

近年来,金融资源这一词条在实际部门和学术研究中出现频率比较高,但它的含义怎样科学规范,却少有研究。也许不需要学究式的规范,只要大体认同就行了,则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作为资金的货币和能够流通的证券,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接受信用也能够称作金融资源。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能够带来增值。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掌握资源,其中包括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与经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现阶段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除了政策法规外实际上掌握着两种资源,即货币资金和土地。因此,分析研究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是有意义的。

现阶段,我国的金融格局仍然是国家或者政府掌握金融资源,这不仅表现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政策性银行占领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70%以上),而且表现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也是国家或政府控股。它们的业务活动不仅受政府监管,而且受政府指挥,有人说监管部门接二连三地发文件具体指导商业银行的业务操作,简直成了银行的“业务总监”。在这种状况下,全国金融系统的业务操作“全国一盘棋”。金融资源的分配呈现为“要紧都紧,要松都松”,基本上没有原则。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我国的金融制度性质和体制设计决定的。我国金融制度体制改了这么多年,改了什么呢?改变了机构设置,改变了名称,但性质没有变,机制没有变,也就是就国家或政府统一掌握金融资源的性质没有变,按级别运作那一套机制没有变。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既是老板,更是官员,既要完成利润目标,更要完成政府目标,甚至在有的情况下,放弃自身追求利润的目标,首先服从大局需要。有人说,在我国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因为它不完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可以讨论。但有一点能肯定的,好我国商业银行没有完全按“商业化”运作,不可能完全按商业化运作。换句话说,完全按“商业化”运作,有个过程。

在实际当中,非商业化运作的表现是:贷款失误,不是按企业治理结构去处理,而是要受到政府、上级处分;政治风险大于经济风险;而对民营经济发生业务带来的风险又大于对国有经济发生业务带来的风险;对国有经济贷款收不回来,能够大事化小,说得清楚,平安无事,而对民营经济贷款收不回来,就涉嫌贿赂,而要追究责任等。江苏铁本事件发生后,常州中国银行行长受到了严厉处分,使得江苏其他地区的银行在相当长的时期贷款出现了负增长。这是宏观调控取得的直接效应,它的潜台词是“不贷不犯错误”,“少贷少犯错误”。这种“宏观调控,微观处理”的做法,虽然少见,但它有力地证明:在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经营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必须按政府导向运作,否则,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为什么在我国,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状况改不了,不能改?概括地说,是保国有经济。因为国有经济(包括国有控股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换句话说是“执政之基”。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除了没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绝大部分是基于国家财政投资。多少年来国家投资建设注意建设资金到位,缺乏运营资金配套,使得国有企业缺乏流动资本。流动资本靠银行贷款,大多数企业,负债率都很高。应当说这种状况改变不了,首先是理论上的误导:银行为国家积累资金;其次是投融资制度的严重缺陷。实际情况是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经济负担过重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原因,赚不到钱或赚不到更多的钱,甚至严重亏损,而在这种状况下又不让它们破产,要让它们生存下去,要让它们继续维持和发展,使得国有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处于困境状态中。为了解除国有企业所处的困境,只有靠外部援助,包括外部融资,而外部融资,主要靠银行,但不仅靠银行贷款,而且靠股市,曾记否,当年权威人士曾明确提出:要让国有企业的股票优先上市作为缓解企业困境的重要渠道,说白了就是“上市圈钱”。靠外部救助、融资保生存不破产、保发展续业绩,而在“包袱”又未减轻的状况下,亏损继续,在企业继续亏损的状况下,上市股票价值趋跌,融资贷款难以偿还,造成大量的金融不良资产,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在我国,在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状况下,为了维持发展国有经济,使得金融与经济胶合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也金融,败也金融”。在这里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预言:如果保国有经济的制度不改变,国家掌握金融资源的局面难以改变,则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不容乐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在我国金融成了国有经济的“钱袋”,不仅企业缺钱找分行,政府缺钱也找银行,银行成了填补资金缺口的“蓄水池”,似乎这个“蓄水池”不会干竭。其实这个“蓄水池”的量是有限的,因它所积蓄的资源主要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的钱来自“老百姓”的货币积蓄,在老百姓的货币收入有限从而货币积蓄有限的情况下,要银行成为资金缺口填补的蓄水池,只有增加货币供给,发票子,导致货币贬值。

当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老百姓投资没有回报,老百姓的经营也没有回报,近年来,股市连续下跌,老百姓投资股市没有赚钱,而是总体亏损。权威部门统计:2002年投资股市的回报率为负0.16,即总体亏损16%;2003年投资股市的回报率为正的0.0572,即总体赚钱5%,这略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但当前,银行存款的实际利息为负:现在一年期存款利息为1.98%,扣除20%的利息所得税后,可得利息率为1.584%,如果物价上涨4%,负利率为2.416%,按目前银储蓄存款12万亿元计算,在一年之中,储蓄存款“缩水”即贬值290亿元。

在这种状况下,人们为什么仍然向银行存款,进行储蓄,使银行存款继续增长呢?通常的解释是为了安全,其实仅此解释是不够的,比较全面的合理解释是:(1)老百姓的趋利性弱,求安全性强;(2)对货币的隐形贬值不觉察(因为存款未成为现实的购买力);(3)有额外货币收入,可弥补;(4)要相当的货币积累,不在乎。有人说当前我国进入了负利率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利率不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利于人们的选择,不利于金融产品创新,不利于金融市场发展,不利于金融业的运行,可是在我国这样的负面影响呈现得不明显。怎么解释,应当说与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条件下,能够不按市场价格去配置金融资源,能够无视利率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作用。这表明:我国现阶段金融资源的分配基本上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且可以不讲效益。

人们在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时,常常以金融相关率(/GDP)去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其实“/GDP”能够表明什么,不能表明什么,需要研究。金融相关率FIR(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是美国经济学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提出的,戈斯认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要以金融结构去衡量,金融结构是一国的金融上上层结构,一国的经济基础体现在拥有的国家财富中,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戈德史密斯设计出的计算FIR的基本公式的内容并不简单,但人们为了简化,便以/GDP去代表。这样的公式:

首先要表达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也就是说,通过FIR考察当家庭、企业、政府的资金短缺时,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融资,多大程度上靠内部融资。外部融资靠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如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占国民产值的比率越高,表明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越显著,而二者的分离程度越显著,反映融资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化与货币紧密相连,经济货币化意味着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联程度和对市场的依存度,所以经济货币化的金融解释,其含义应当是融资的市场化。而融资市场化的程度反映金融业的发展,所以,FIR与其说是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不如说是表明金融业的发展程度。经济的发展与融资的市场化相关。

其次,要表达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与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相关。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决定于供求,而供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当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上涨时,意味着利率下跌,利率下跌,有利于投资,投资扩大使国民产值增长;相反,当利率上升时,金融资产市场价值下跌,利率上升,不利于投资,投资缩减,使国民产值降低。所以,概括的说,这种相关性是:资产价格——利率——投资——经济等这组经济变量的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变量的互动(包括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FIR反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的变动,比例趋高,反映人们的心理预期“利好”,金融工具作用于有形财富的力度增大,相反,力度缩小。可以说,FIR是人们的一个信心指数。

第三,要表达的是金融资源的利用程度。这些年来,我国/GDP的比值持续上升,其数值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人由此认为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其实,这只是一个认识误区,/GDP值的迅速提高,难以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相反,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浪费,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分母是GDP的增长,分子是资本增长,也就是投资,其含义是增加1元钱的产出,要增加多少投资。如果/GDP的值以增量表示,并假定的增量转化为投资,则金融相关率与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含义趋同。近年我国/GDP的值大约在5—8之间,即增加1元的GDP,要增加5—8元的投资,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值一般保持在1—2.5左右,这表明我国投资效率低下,金融资源的配置并不节约,而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