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日近代化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差异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这固然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国的外因，但主要在于当时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差异、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基础及当时政府开国后的不同对策的迥异等的内因。对于它们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国较少。今笔者不辞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思考，祈望赐教。
一、不同文化传统造就民族性格的迥异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以孝为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劳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绝对可称为明智之举。但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化--也就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世界从经济上进入工商业主导时代、政治上资产阶级入主国家政权的时候，这种封建政权及其经济基础空前的稳固性却成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光辉,在变革时期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属于海洋性国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发散性，具体说就是开拓精神、开放性特征，以忠为先。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对这一事实的反应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事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册封中心，也没有文化输出的传统，所以日本的华夷思想的基础十分薄弱，它并没有给日本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日本人而言，一个明显的逻辑是，中国文化是外来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来的文化既然可以学习移植中国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样理想，为什么不能学习移植当今先进的西方文化呢？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能够比较理性，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也不及在中国那么牢固和深远。这种状况为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江户时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才取代佛教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没有通过像科学这种形式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教科书和现实化的择官准则，儒学的权威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要比中国弱得多。在从19世纪开始的亚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观的束缚，把对其有效性的承认缩小到最小限定，极力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才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二、社会内部结构稳定性的迥异
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中国实行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能力。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4日本实行的是门阀世袭制，这使得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无缘获得较高职位,产生强烈不满,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进而代替力量不足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早在18世纪，“兰学”兴起这些中产阶级-武士就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迥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结局，与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概括地讲，中国的地主经济较日本强，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则较中国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主经济是最安全保险的产业，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这种政策和观念使地主经济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阶层向社会开放，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农民都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日本幕府时期虽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地主经济也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国全部土地均为将军、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级身份制也使地主经济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领主们的残酷剥削等原因,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地主经济的强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务要比明治政府困难和艰巨得多!与强盛的地主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末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显得十分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市场的发展较容易。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其领有的农村,集居在自己领地内的城市中，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种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还居住着大量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场。另外,由于实行参觐制，大名们要定期率领家属臣仆到江户去居住，他们过着双重的城市生活。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商品需求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络。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商会、贸易、税收、银行、保险等领域或进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已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当明治政府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时，社会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四、被迫开国后对策的迥异
19世纪中期的世界，西欧列强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开始抢占世界市场。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和日本自然也难逃被强行叩关的命运。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不多述了，1853年黑船开国也使日本面临被奴役的境地。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了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
二十年，中国丧失了关键的发展机遇[3]！相反，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警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6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7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休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8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迥异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9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掌握国家权力，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强兵的效果相差甚远。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的积极性。甲午战前，日本为进攻中国积极备战10年，为制造军舰，天皇和众官员带头拿出俸禄的一部分，民间纷纷响应，与此同时，清政府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来给慈禧太后祝寿；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
经过明治维新苦练内功，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积蓄了实现基本国策最高目标“与万国对峙”的力量，并利用临国封建政权的腐败无能和欧美列强的纵容，开始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才”方针指引下的武力扩张过程。由于海洋的阻隔和技术手段的局限，日本对外扩张的用武之地，首先是朝鲜半岛，继而是中国大陆。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纳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临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日本用马关条约赔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明治维新以来，每十年向外发动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国的灾难，以临国沦丧为代价，日本武力崛起。10近代世界各国中，象日本这样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直接挂钩，以临国为目标，贪得无厌，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来加速其近代化进程，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中日走向近代化的迥异在于：两国民族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基础、以及被迫开国后政府所采取对策的不同，故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延误受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日本奉为“成功”的样板，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畸形的，是在牺牲别国、推迟东亚近代化的
殊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反省自身，从而鉴往知今，更好地进行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打破闭关自守逐步认识现代世界和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三、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四、丧失独立自主性的开放又会外来因素的支配，丧失自己的独立选择的能力，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曲折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好的深思。
参考文献
[1][日]依田熹家.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2][美]帕尔默·科尔顿著,孙福生等译.近现代世界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李定一.中华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秦英君主编.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北京:高教出版社，2001。
[7]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0]吴廷璆.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英文化差异；日常口语表达
一直以来，文化的发展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语言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并反映出该民族文化的特征，体现出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则更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髓及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国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地理、历史、气候、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文化上有明显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两个民族的日常口语表达中。
一、常用称呼
我国是一个有着较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这就使得家族观念非常浓厚，人们很重视血缘亲属关系与辈分长幼关系，在称呼中也清晰地表现出这种关系，如：大舅、二叔、三婶、四姨等。在西方国家，家族与亲属观念却不是那么浓厚，因而亲属间的称呼也比较笼统，如aunt 同时可指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阿姨等。尽管可以用maternal uncle 与paternal uncle 区分舅舅与叔叔，用maternal aunt 与paternal aunt 区分姨母与姑母，用elder brother 与younger brother 区分兄与弟，但在实际称呼中，通常都直呼其名。
20世纪中叶，在我们国家，熟人之间通常在姓氏前加“老””或“小”来称呼对方，以示亲切，如：老赵、小李等。但是在说英语的国家，就不可以在姓名前加old 或young，因为人们普遍恐惧年老。比方说，old age 被看作是无能力和不愉快生活的时期，而年轻则含有无经验、不成熟之意。在中文里，我们可以用厂长、经理、局长、书记、老师等词在其前加姓氏作为称呼语，而在英语中却不可以，而应当用Mr. 、Mrs. 、Ms. Madam 等与姓氏连用。这一点也在我们的教学中体现出来，譬如有些学生会叫某老师为Teacher Wang ， 实际上我们一般是不可以用在地道的英语中的。
二、日常交际
由于我国古代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人民生活贫苦且不能得到保障。这就使得人们在见面时，出于关心，彼此总是问对方是否吃过饭。这样，就形成了最常用的寒暄用语“吃饭了吗？”。目前，这种寒暄语仍在我国多数地区使用。如果该寒暄语直接被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 ？”就会引起误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就会误以为问话者欲请他吃饭。如果问话者没有了下文，听者就会感到茫然。毕竟，在英语国家，这种用语被认为是真正关心对方是否吃过饭，含有想请对方吃饭之意。另外，根据中国文化传统，人们在见面时也经常会问“你到哪里去？”，如果译成Where are you going ？则会引起反感，会被认为是对人家的私人事情感兴趣。因此，如果不是很好或是很熟的关系，那就尽量不要用这种寒暄方式。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尽量用在比较熟悉的人之间，这样交流起来就不会存在问题了。
中国人在日常话题中也经常会谈到彼此的身体状况，如“你最近胖了”或“你最近瘦了”等。特别是在女性之间，这个话题更是常见，但是英语民族的人通常也把这看作个人事务而避免此类话题。
三、委婉表达语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造就了众多委婉语，可以涉及到死亡、大小便等多个方面。人们用去世、解手等词汇表达这些意思，在日常口语的表达中去世就可以翻译为rest in peace或是pass away，而解手可以说成wash one’s hands。
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委婉语用得越来越多，几乎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些职业领域和对某些社会群体，为了防止在称呼中被认为有轻视之意，人们普遍使用委婉语，如： 用elderly people指老年人，用domestic assistant 指保姆，用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指秘书，用automobile engineer 代指修理人员等。
四、词语涵义差异
中英文化上的不同，也会表现在某些词语涵义的差异上。我们在日常的口语表达中，可以体会到一些常用词汇或是传统词汇的涵义是有差别的。
Peasant 一词在英语中带有贬义，指粗鲁、无教养、不文明的农民，因而该词在英语国家只用于称呼英语国家之外的农民。在我国，“农民”通常被译成peasant。而farmer 一词指“农夫、农场主、农场经营者”，这种表达方式是较好的。
在我国，由于历史上某些时期人民生活贫困，生活缺乏油水，肥肉是食品中的上品，因而“肥肉”一~也就意指令人向往的东西。如：那份差事对他来说是块肥肉。如果把该句译成That job is a piece of fat meat to him，则会令英语国家的人不解其意。肥肉对于他们而言并无亲切之感，人们通常也不吃肥肉。该句说成是That job is what he longs for. 则能正确表达汉语的含义。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国的东面与南面是海洋，因而东风与南风给我国带来的是温暖湿润的气候，东风与南风自然也就是人们向往的东西，成为美好的象征。而西风和北风是寒冷干燥的，成为令人不愉快事物的象征。如：新政策就象东南风一样滋润了农民的心田。The new policy moistens peasants’ heart is like a south - east wind.英国的南面隔英吉利海峡面对欧洲大陆，西面与北面是大西洋，东面是北海，没有特别寒冷的风，一年四季主要刮温暖湿润的西风，因而西风成为美好的象征。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 就对西风进行了赞美，把它看作是扫除旧势力，将自由与幸福撒向人间的力量象征。中国人对别人说起自己的配偶时，会用“爱人”来称呼。如果译为“lover”，则不符合汉语内涵，因为汉语中的“爱人”指丈夫或妻子，而英语的“lover”指情人，这样就要求在日常口语表达中要慎用此词。
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醋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在日常语言中也就经常出现与之有关的语言，如，酸楚、酸刻、辛酸、酸溜溜等。当表达对异性嫉妒而心中不是滋味时，就会联想到醋，用“吃醋”表达这种心情。而英语民族的人并无此说法，因此“吃醋”也不会直接说成“drink vinegar”。如：“她丈夫有个漂亮女秘书，她很吃醋。”可说成“Her husband has a pretty girl sectary， whom she is rather jealous of .”。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变化也在某些语言中体现出来，如“万元户”等词语。这些词语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词。“万元户”可译成a household that has ten thousand yuan。随着社会的发展，体现新文明、新文化的语言还在不断产生，如“大款”、“大腕”等。“大款”在英语中也没有直接对应词，但有近义或类似表达，如magnate可以指工商界有权威的或有影响力的巨头富豪；而“大腕”指在文艺界中造诣极高，能在整个演出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士的称呼，可译为a distinguished personage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个人主义”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认为个人的利益高于国家或集体利益的信念。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 也含有此意义，但另外也指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认为靠自己和个人独立是最重要的美德。
当然，中英民族作为共同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也有很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如我们中国人表示某人不高兴、愁眉苦脸，说他“拉着长脸”，英语是put on/ wear a long face；“笨手笨脚”英语是all thumbs；“杀鸡取卵”的英语是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充耳不闻”，英语是turn a deaf ear to；“嗤之以鼻”的英语是turn one’s nose at；“全心全意”的英语是with all one’s heart；“令人心碎”的英文表达为break one’s heart；“花钱如流水、挥金如土”可说成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顺应潮流、随波逐流”可说成是go with the stream；“违反时势、反潮流”的英语是go against the flood；“引狼入室”的表达是set the wolf to keep the sheep；“翻开人生新的一页、改过自新”的英文表达是turn over a new leaf。
总之，通过Ρ瘸S贸坪簟⑷粘＝患省⑽婉表达语、词语涵义差异等发面，能看出中英文化在日常口语表达中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这对我们了解中英文化历史的差异也有了一定的帮助，在今后的日常口语表达中要尽量做到准确到位，尽量避免出现某些不必要的错误从而引发误会，让交流的双方都能领会，从而能保证日常口语交流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事情教育；文化差异论；他者理解；文化文本
本文试在理论层面上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日语教育中的异文化理解进行讨论。首先是在文化独自性的质疑声中，探讨文化类型化和文化差异论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是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探讨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一、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
1.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存在的问题。日本关于日本事情教育的研究，涉及了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独自性持肯定态度的相关分析；传统的创造和虚构性；作为日本文化比照物的美国社会存在等等内容（小川.1996）。其中许多研究阐述了日本文化独自性观念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日语教育不仅与日语、日本文化相关联，对语言、文化的本质，包括其形成进行历时性考察至关重要。若要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一定要涉及到已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作为非常不安定的文化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对待语言文化不仅需要慎重处理，还要对把文化类型化来分析其差异性的做法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下面，对在异文化理解教育中经常用到的差异论问题，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随着关于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的不断增加，让人们更加忽视了与外国人的共通性，留下了更深刻的文化差异印象。结果，“原来以消除异文化间交际障碍为目的出版物，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成为了一道文化屏障”（吉野.1997）。当日本人和外国人在交际中出现困难时，则容易将其归咎于文化，说外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不能说文化差异论的提出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为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明“异文化间交际和文化民族主义是内外一体的关系”。因此，这就警示我们要时刻关注文化民族主义扩散的可能性。
理解差异的确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过于片面化了，如果考虑到真正的共感是理解达成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对运用差异作为材料来进行异文化理解的做法抱有疑问。作为文化类型化中间媒介的日语教师，应该事先意识到“因差异化而被类型化的文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差异化了”。差别问题阻碍了理解的共生，“讨论差异无助于差别的消解”（吉野.1997）。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认为：差别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东西（江原.1985），拘泥于文化差异的争论无助于差别的解决。
2.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对异文化理解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不是将差别看作是心理上的或是认同上的问题，而是强调把握其形式侧面的重要性，不要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部分。关于差别和差异，正是因为“被差别者”也同样被置于“差别”事实的面前，所以其情形是多样的，从而也说明“差别”不是以“差异”为根据的。在日本事情教育中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和某个“被差异”集团的成员开始交往，后来发现对方是归属某个集团的一员，有时便会带有一种意外感。相反，当我们事先知道某人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成员而继续和他交往，直到后来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时注意到那人原来是属于怎样的集团的。差异和差别的理论存在于个体当中，正是讨论差异的要求导致了“差别”理论的产生。就是说，运用差别理论解决问题就如同解决“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认识一样于事无补。
差别是一种从本质上的排除行为。从差别者对被差别者毫不关注的日常经验来看，可以说差别的排除性是内附的一种东西。因为差别者将被差别者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想去考虑差别者带有何种差异。也就是说，差别是非对称的。所以对差异的指出及评价，反而可能会强化这种差异，从而说明使之差别化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江原认为“差别就是让人们不要看到这种差别存在的一种装置”（江原.1985）。
非对称性的原因是由于差别者一方面设定范畴，将自己与被差别者的界限设定。一方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带有目的性，所以，提示差别的责任由被差别者承担。然而，原先因差别者的范围划分而导致的被差别者的差别提示，就从这种装置出发而又回归到这个装置，成为了装置本身的一种行为。另一方被划定范围的人，当被问到“你是属于哪个范围”的时候，也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说，被差别者被镶嵌在差别的构图之中。即便说：“不是将你差别开来，我们对谁都一样”，被差别者要从这个构图中脱身出来也并非易事，从而对自身感到愤怒，带有一种焦燥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差别理论”不是对“差异”的实体性把握，或是如江原所说的感情、解放的印象之类的问题，而是“差别理论”形式上的论述，不过是种高明的自我记述的小把戏而已。差别不是差异的根据，如果按照希望者那样创造出差别理论的话，讨论差异就成为了差异的再生产。关于解放的印象，江原认为将“解放的印象”语言化是确实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样应该放在揭露“差别理论”的把戏和增强“反差别”的理论上去（江原.1985）。江原指出了“差别理论”的脆弱性。异文化理解和多文化主义就是文化容许、承认差异、谋求共生的行为。这种理解警示我们要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与人交往，并需要反省、批判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差异？
关于差异，对以某个范畴而划分的N个个体或集体来讨论差异问题，是以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自身的标准来将之范畴化的，因而会导致如下情况：一是恣意引入的范围界限标准模糊；二是无视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活跃的交流交涉；三是从时空上以固定的模式来把握对象。由此看来，讨论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讨论差异（范围化）就是重蹈差别论的覆辙。
以上，通过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的观点对文化的固有性和差异论的观点进行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异文化理解”本质上就是如何构建个体间关系的自他双方的相互理解问题。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之上的。
二、对“语言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理论的质疑
在日语教育领域中，认为语言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的大有人在。一般认为：日语习得和日本文化习得难以分开。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日语、日本事情教育这种名称就能体现出来，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是语言教育，后者则为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对日本文化带有独自性疑问的主张对日语的独自性也因同样的理论而存在异议。诸如日本文化是因与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观点一样，日语也是因差异化而产生的。欲讨论日语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的观点，最好先思考一下日语、日本文化独自性本身存在的疑问。
关于语言和文化是否关联这个问题，在日语教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文在此不予涉及。我们想讨论的是在认为两者相关联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日语教育对日语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
首先，与当前日语的普及程度相比，若剔除文化因素，日语是否有更广泛被使用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不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联持有疑议，并以此为前提来观察语言现象时，如果认为那是与某种文化事象相关联而武断地做出结论，就容易犯让自己轻易下结论的毛病。
关于前者，以英语为例来说明一下就容易明白。英语是世界上相当广泛传播的一种语言，但却将其文化性看得很淡薄。也就是说，语言的普及与语言即文化这样的模式存在矛盾。关于后者，在日语研究中，根据不对日本文化论采取批判的态度，研究者采纳的文化中会不自觉地步入自己“客观”发现的的语言现象的后尘，并采用文化的概念，又让本应该加强分析的文化论成为讨论的依据。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因此，不要在语言即文化的模式中自我完结，要将它们作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置于个体的水平上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日本事情中文化的处理需要从将文化看作是集体性的观点转变为个体性的观点，转变为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
三、朝向学习者中心观、文本观和教师观的异文化理解新转向
关于文化的议论中，终始于日本人论的文本批判对接受者、消费者的分析很缺乏。社会学者指出：区分文化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很重要的。要摆脱文化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观点，转向关注个体的受容方式，其中作为个体的文化消费观点也和日本事情中的文化观点的变化相关联。
将生产和消费分开指的是：在说明日本人论现象时，对总体论式的日本人论进行批判的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自己拘泥于对总体论式的知性文化状况进行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担当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没有将一般的文化论消费群体考虑进去，只是凭自己周边的情况擅自联系，妄下结论，从而导致了诸多弊端。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是教育中的教材或教师和学习者的关系。文化论一旦作为文本引入到日语教育，消费者就是读者、听者等学习者。在文化学习中，从能动的听众、读者中心的观点出发，有观点认为唯有读者可以制约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这两者的非对称性出发而夹在其中的“他者性”的关系不一定是处于优先的位置，相反，它需要学习者一方的同意且处于不得不从属于学习者任意选择的弱势地位（柄谷.1997）。
在日语教育中，也有论及阅读是如何进行的。站在上述立场之上，“阅读”就是把文本作为媒介，读者在心中书写另一个自我的文本。读者按照其任意的阅读方法，对阅读文本重新建构成自己的不同文本，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相互对话行为。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以文本为线索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将文本作为引发新创造的契机来把握文本。这种将文化、文学的游戏性引入视野的文本观，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说要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发展。
按照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学习者所表现的理解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的文化认识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使不能直接理解，也仍需要继续与文本的“对话”活动。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来考虑的话，说到底是作为异文化的文本或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要抛弃总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转向为把文化作为个体的异文化，教师和学习者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把握上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通过对日语教育中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探讨了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围绕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性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阐述探讨了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新转向。对“类型化日本文化的学习”进行了批判性论述。通过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文化学习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文章从开始就明确了日本事情要从类型化的总体性文化观转向作为个体问题的异文化理解，是对日本文化理解上的根本性修正。由文本是什么而引发的对学习者中心观的再思考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日语和日本事情教育要从自己诞生的土壤和文化的狭小文本中抽身出来，朝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意识到这点将具有崭新的意义。由于我们不能对学习者寄予太多的期望，所以教师应该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双语教育学者J・卡明哲认为：教育者自身是在一般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和认同自己的作用的。作用定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主张教育者自觉、意识化的重要性。教育的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教师，教师对自身认识的缺乏，必须引起关注。以上研究涉及了许多对学习者的讨论，但是对于教师，尤其是对教师内部相关的教育研究很是缺乏，我们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在以后的课题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 小川贵士.『日本事情教育の一座としての日本人『ICU日本教育研究センタ要国际基督教大学日语研究教育中心，1996.
［2］ 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M］.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7.
［3］ 江原由美子.『女性解放という思想［M］.劲草书房，1985.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跨国经营 文化冲突 跨文化管理 在华日本企业
一、跨国经营及文化冲突的概念
所谓企业的跨国经营，是相对于企业的国内经营而言，其内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从广义上讲，凡是参与了商品、劳务、资源或技能的跨国传递和转化的企业都可以算作是参与了跨国经营；从狭义上讲，是指企业以国际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贸易为目标，进行的包括海外投资、营销在内的一切对外经营活动，即在获取、产品生产和销售、市场开发目标的确立等方面，将企业置身于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参与国际协作和竞争等一系列经营活动。
对于文化冲突的定义，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林堡大学的霍夫施泰德教授认为，文化不是个体特征，而是有相同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的“共同的心理程序”。这种程序对人的价值观念会产生一定的“价值定向”作用，这就会使得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会以自己的文化模式所提供的框架来理解和评价来自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这必然会导致矛盾，从而产生冲突。
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不仅包含跨国公司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也包含了企业内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之间所产生的冲突。
二、中日文化的异同
1、相似性
在相似性上，中国和日本都同属于东方文化，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日文化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和”的认识：中国和日本都崇尚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的中庸之道，同样都强调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平衡关系，即个体必须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群体的需要，同样，群体也不能将个体置之不理。此外，两国的文化中都强调要注重道德修养和个人的涵养，都注重人才，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
2、差异性
（1）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同。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主要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性质有关，中国文化可以将外来文化进行融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在历史上，中国经历过几次大规模且较为彻底的革命运动。但是日本是一个单民族国家，虽然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但是在包容性的表现和内涵上与中国文化有着较大差异：只是在表面上进行学习和模仿，虽然吸收了东西方文化，但是日本的文化核心并未受到影响，其天皇制度也一直沿用至今。
（2）等级观念完全不同。中国的等级观念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思想，尊崇君臣父子、尊老爱幼的观念，同时，中国文化中要求忠于国家，孝敬长辈，将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而日本所尊崇的是与生俱来的等级差异，日本人习惯依据职位等级的差异提出相应的规范和要求，这与日本长期实施的天皇制度和森严的武士道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对于“差异性”的理解不同。中国人在工作时更多的提倡个性。但是日本人则更多的是强调规范而不注重个性的培养。
三、在华日企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
由前文已经给出的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解释可知，要了解中日间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即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本文将主要对在华日本企业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为例进行研究。
1、从企业的外部层面来说
企业由于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进入到东道国，势必会受到东道国来自政府、供应商和消费者等方面带来的文化影响。从这个层面讲，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如果处理不好文化冲突的影响，则会导致企业在东道国受到国民的抵制，甚至是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制裁。
近年来，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抵制日货”和“抵制华货”的事件又频频出现。许多人士认为，中国的“抵制日货”行为属于朴素爱国主义情怀的驱使，是被动行为。而日本的“抵制华货”则是属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体现，是主动行为。但归根到底，这属于中日跨国企业所遇到的文化冲突的外在层面。
2、从企业的内部层面讲
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时，为了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到东道国，完成本土化的战略，必须要在东道国聘用大量的当地员工。有时企业为了实现其全球化扩张的需要，员工构成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企业内部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样便容易产生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一方面是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冲突；二是企业所聘用的当地员工和企业原先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
根据上文所述的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和中日文化差异性的对比来看，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种族优越感导致文化尊重方面产生的冲突。中国方面自认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日本文化大多学自中国文化，所以导致在日本企业中部分中国员工对日本文化存在歧视，认为在日本企业中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需要跟随日本企业进行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学习，无需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而日本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在经济和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在企业中，部分日本员工自以为是，夸大本国文化的重要性，由此产生文化冲突。
（2）语言沟通和表达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冲突。由于中日文化的不同，交流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烈的矛盾心理，在交际方式上，日本员工更多的是选择含蓄和暧昧的方式进行表达，表现出善于压制自我，不善于表达自我；善于牺牲自我，不善于伸张自我的特点。而中国员工的传统文化注重感情，强调人际关系，在某些方面以“个人优势”作为评价标准，更善于表现自我和伸张自我。
此外，在表达方式上，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神态、手势、表情等所象征的意义也有着不同。例如，日本人出于礼貌从来不说“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心就是赞同的。
（3）由于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所导致的冲突。日本员工可以把为企业作出贡献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为了企业的需要，员工可以主动放弃个人利益而加班加点，并且从不轻易选择跳槽，所以日本员工对于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度和归宿感；但是在这方面，中国员工则很难接受，更多的中国员工认为企业付给我多少报酬，我就为企业付出多少劳动和忠诚，所以员工和企业间的关系非常脆弱。
此外，日本员工对于工作非常认真，而中国员工由于对企业缺乏相应的责任感而常常工作散漫：一方面日本人对于中国员工的工作效率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过于死板，从而在文化意识上产生冲突。
四、应对中日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具体措施
要实现跨国经营的顺利进行，实现其发展海外市场，获得更高利润的目标，解决文化冲突势在必行。要解决文化冲突，就必须从产生文化冲突的两个层面入手，即一方面要解决企业外部层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但是由于在华日本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外部层面多是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造成，所以本文在此对于产生冲突的外部因素不做过多阐述。
在解决企业内部文化冲突的措施中，实现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方法之一，国外对于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国中心论、客国中心论、区域中心论等理论研究上。笔者在此，根据中日间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特殊性，总结跨文化管理理论的相关内容，提出以下措施。
根据跨文化管理理论的内容，跨文化管理可分为三个步骤：识别文化差异，文化敏感性训练和建立共同经营观和企业文化。
1、识别文化差异
很多文化间的冲突并不是来源于对文化差异性的摒弃，更多的是来源于对文化差异性的忽视。所以要消除冲突，首先要认识冲突，承认冲突的存在。
针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在认识文化差异方面，不能因为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所以就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也不能因为企业是日资、高层管理者来自日本就放弃本民族的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两国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寻找两国间的差异所在，并尊重这种差异。其次则是要学习差异，实现优势互补。
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中日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虽然在包容性的内涵和表现上存在着不同，但两国文化在包容性方面都存在着绝对优势，从理论上讲，两国可以很好地达成和平共处。但是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在华日本企业内部，中日双方在肯定差异并接受的方面并没有理论中想象的顺利。主要原因更多的则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问题，以及多年来沉积的未曾真正解决的历史问题。从这一方面讲，日本高层必须在政治问题上作出明确的表态，或者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用实际行动证明企业在华正常持续经营的决心，以求得到中国员工的尊重。
只有承认了文化差异的存在，才能在后续工作中为双方建立沟通的桥梁，为解决文化冲突铺路。
2、文化敏感性训练
在充分认识文化并承认差异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把员工聚集在一起，以各式各样的培训，最终达到员工对不同文化的适应和反应能力，以此来打破固有的文化障碍，实现文化融合。
要进行文化敏感度训练，首先就要增强员工间的互信。来自日本的高管以及员工都要消除日本文化中固有的“矛盾性”，将自身文化中的“自卑感和优越性”降至最低，实现员工之间的互信。例如，在许多日本企业中，都存在着录用人才方面的困难，因为许多日本企业高管依然将自身的“优越性”带到面试场和工作中，在潜意识里认为中国的员工在素质和能力方面都不及日本员工，从而对面试者产生隐性歧视。同时，许多中国员工因为对收入、晋升和业绩评价等方面存在不满，而纷纷离去。因此，双方可以通过定期的沟通等方式来努力提高双方的互信度。
只有提高了互信度，员工间相互信任，才能使各种敏感性训练顺利进行。笔者在此较为倾向于以下两种方式：跨文化培训和思维方式训练。
在跨文化培训过程中，可以组织员工到两国进行互访学习，或者在企业内部进行短期培训，让员工可以了解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风土人情、法律政治体制、价值观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在不消除员工固有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或消除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
思维方式的训练就是需要员工在了解基本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了解员工内心的思维，让两国的员工能认识和学习使用两国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以此消除两国员工在沟通和表达方面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
3、建立共同经营观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相对持久且可以延续的理念。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念，企业文化可以使员工在一个存在差异化的环境中，以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协作，为员工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减弱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
通过文化差异识别和文化敏感性训练等，可以提高员工对于文化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的需求建立起公认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不断减少文化摩擦，使得每个职员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从而建立起共同经营观，增强员工和企业之间的联系。
总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跨国公司要想在跨国经营中更好地完成其扩充实力，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寻求低成本高产出生产基地的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冲突。对于在华日本企业来说，中日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文化间相似多差异少，且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多，更要消除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以谋求更长远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显英：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识别[J].经济管理，2003（1）.
[2] 徐莉：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和跨文化管理策略[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6）.
[3] 赵玉乐：浅谈日本文化的源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4] 秦学京：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J].经济与管理，2005（5）.
[5]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5篇
办好新闻评论已成为办好报纸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不同报纸,其评论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在选题来源、评论主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标题制作等特征信息方面,其差异性更为显著。
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每天众多报纸携带着的各种信息,借助于多种传播方式,充斥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新闻评论在指导读者、引导舆论、解读社会、满足受众信息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媒体自身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办好新闻评论已成为办好报纸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不同报纸,其评论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在选题来源、评论主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标题制作等特征信息方面,其差异性更为显著。为深入研究这种差异性,做好报纸新闻评论,本文选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作为分析对象,对2009年9月上旬这三份报纸十天内的评论文章进行统计和特征分析,并就文章选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和标题制作等方面做出了比较。
一、三种报纸的基本信息统计及分析
本文选择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分属党委机关报与都市类报纸两种类型,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总体上分属不同的阅读群,在功能和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新闻评论方面也会有所反映,基本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较都市报都重视评论,除公休日外,三份报纸都未间断评论,并且前者的评论文章数量和规模要大于后者。党委机关报着重于从思想上提高人们的认识,通过评论,把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提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加以阐述。因此,社论是各级党委机关报新闻评论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开发有形式多样的评论样式,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人民时评、来论、今日谈等,南方日报的笔谈、南方论坛、网友说话等各种形式。
都市报作为大众化的报纸,评论数量相对要少一些,在篇幅上、板块分布上也比党委机关报要明显要少。但也应该看到,都市报同样重视新闻评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闻媒体发展的要求。社会生活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精细化使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因此,“人们对那些刚刚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不仅希望获知‘是什么’,也希望获知‘为什么’ 和‘怎么样’,需要媒介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权威、更专业的解读。”
二、报纸评论的选题来源与类型分析比较
选题来源是新闻评论重要的特征信息之一。在选题来源和类型方面,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评论的差异性也在上述报纸中得到了反映。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其选题来源多种多样,比如上级指示和工作部署、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某一时期社会形势。当然也包括大家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如当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走向的考虑,如文章《推动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9月1日3版国际论坛栏)。
都市类报纸新闻评论的选题来源与党委机关报有较大差别。以燕赵都市报为例,新闻评论选题多是来源于具体的新闻事件或者是其他报纸刚刚报道过的一件事情或一种社会动态,比如《积极赔偿该不该影响对孙伟铭的量刑》(燕赵都市报9月7日时评版)。这类评论以一定的新闻报道为背景,阐述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由此深化,扩大思考社会上的若干行为。与党委机关报调查评论相比,都市报评论往往是选择各地的报纸内容,综合起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事件进行解读和评价。
三、报纸评论选题主题、性质分析比较
在评论主题的选择方面,如表3所示,显示了明显的广泛性。
至于新闻评论选题的性质,通常是指评论的视角,一般分为三类:赞扬鼓励、批评警示和一般性客观分析。就本文所选择的三家报纸而言,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作用在于宣传和指导,所以选题以赞扬鼓励类和中性的居多,但也有数量很多的批评警示类评论。如南方日报9月4日的来论《酒后代驾乱象源于行业监督缺失》,就是根据一个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深化到行业制度层面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评论的写法上逐渐向贴近性、群众性靠拢,比如《上班“偷菜”不如回家卖红薯》(南方日报2009年9月9日)。都市报侧重于信息和服务功能,在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帮助受众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因此,它的评论多是批评警示,或是单纯地针对具体的事件发表意见。
四、新闻评论标题制作及比较
标题制作评论写作和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体现报纸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社论类评论标题,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总是比较正统,一般不会用到比喻的修辞等表达方法,比如《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这样的句式比较长,而且官方语言浓重。机关报评论标题的制作,有时候会用很形象的词语表达很生动的意思,跟文章中内容也有很好的结合,通过标题,能大致判断出新闻评论的选题领域和题材情况,如人民日报的9月4日第4版《紧紧扣住“第一链接”》 (人民论坛),就很形象地把乡镇干部比喻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第一链接”或称“第一道关口”。
都市报的评论在标题制作上,常常用一些简单的标点符号加强语气。以燕赵都市报为例,9月9日的评论标题《“五百强”中何时能有世界级消费品牌?》就是运用了问句的形式,但本文所选样本看来,评论中加标点符号的不属于多数。都市报评论在标题设计上也多用拟人、比喻、借代等修辞方法,并常常借用网络中发人深省的新词,如“拼爹”(见9月3日燕赵都市报的《不“拼爹”,做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都市报的评论在贴近受众方面做得似乎技高一筹,语言风格更加大众化。有些评论题目比较模糊化,从标题中看不出来具体的选题题材和领域,但是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标题制作可以吸引读者的兴趣,使读者有兴趣继续往下读。这说明,评论标题制作的特点与报纸的定位和受众群构成有直接的关系,都市报面向大众发行,结合大众文化,要照顾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员,所以其评论标题更加通俗易懂。
五、报纸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探讨
不同报纸新闻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往往不同,会影响到评论文本的话语模式和交流感。而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在定位和功能上的差异性,在评论的文本结构和语言特征上也会有所反映,形成不同的话语模式。过去一些党委机关报在话语模式上有些“官腔”,比如,多长句和复句,说教味浓重,官话“套话”多,文章表达比较生硬,交流性较弱。不过,正在转型中的党报有较大改进,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做得较好。都市报面向的是大多数民众,其新闻评论较多用平等的口气、谈话的口吻进行交流,互动感强,使人较愿意接受。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6篇
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每天众多报纸携带着的各种信息,借助于多种传播方式,充斥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新闻评论在指导读者、引导舆论、解读社会、满足受众信息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媒体自身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办好新闻评论已成为办好报纸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不同报纸,其评论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在选题来源、评论主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标题制作等特征信息方面,其差异性更为显著。为深入研究这种差异性,做好报纸新闻评论,本文选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作为分析对象,对2009年9月上旬这三份报纸十天内的评论文章进行统计和特征分析,并就文章选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和标题制作等方面做出了比较。
一、三种报纸的基本信息统计及分析
本文选择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分属党委机关报与都市类报纸两种类型,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总体上分属不同的阅读群,在功能和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新闻评论方面也会有所反映,基本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较都市报都重视评论,除公休日外,三份报纸都未间断评论,并且前者的评论文章数量和规模要大于后者。党委机关报着重于从思想上提高人们的认识,通过评论,把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提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加以阐述。因此,社论是各级党委机关报新闻评论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开发有形式多样的评论样式,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人民时评、来论、今日谈等,南方日报的笔谈、南方论坛、网友说话等各种形式。
都市报作为大众化的报纸,评论数量相对要少一些,在篇幅上、板块分布上也比党委机关报要明显要少。但也应该看到,都市报同样重视新闻评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闻媒体发展的要求。社会生活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精细化使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因此,“人们对那些刚刚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不仅希望获知‘是什么’,也希望获知‘为什么’ 和‘怎么样’,需要媒介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权威、更专业的解读。”
二、报纸评论的选题来源与类型分析比较
选题来源是新闻评论重要的特征信息之一。在选题来源和类型方面,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评论的差异性也在上述报纸中得到了反映。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其选题来源多种多样,比如上级指示和工作部署、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某一时期社会形势。当然也包括大家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如当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走向的考虑,如文章《推动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9月1日3版国际论坛栏)。
都市类报纸新闻评论的选题来源与党委机关报有较大差别。以燕赵都市报为例,新闻评论选题多是来源于具体的新闻事件或者是其他报纸刚刚报道过的一件事情或一种社会动态,比如《积极赔偿该不该影响对孙伟铭的量刑》(燕赵都市报9月7日时评版)。这类评论以一定的新闻报道为背景,阐述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由此深化,扩大思考社会上的若干行为。与党委机关报调查评论相比,都市报评论往往是选择各地的报纸内容,综合起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事件进行解读和评价。
三、报纸评论选题主题、性质分析比较
在评论主题的选择方面,如表3所示,显示了明显的广泛性。
至于新闻评论选题的性质,通常是指评论的视角,一般分为三类:赞扬鼓励、批评警示和一般性客观分析。就本文所选择的三家报纸而言,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作用在于宣传和指导,所以选题以赞扬鼓励类和中性的居多,但也有数量很多的批评警示类评论。如南方日报9月4日的来论《酒后代驾乱象源于行业监督缺失》,就是根据一个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深化到行业制度层面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评论的写法上逐渐向贴近性、群众性靠拢,比如《上班“偷菜”不如回家卖红薯》(南方日报2009年9月9日)。都市报侧重于信息和服务功能,在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帮助受众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因此,它的评论多是批评警示,或是单纯地针对具体的事件发表意见。
四、新闻评论标题制作及比较
标题制作评论写作和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体现报纸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社论类评论标题,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总是比较正统,一般不会用到比喻的修辞等表达方法,比如《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这样的句式比较长,而且官方语言浓重。机关报评论标题的制作,有时候会用很形象的词语表达很生动的意思,跟文章中内容也有很好的结合,通过标题,能大致判断出新闻评论的选题领域和题材情况,如人民日报的9月4日第4版《紧紧扣住“第一链接”》 (人民论坛),就很形象地把乡镇干部比喻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第一链接”或称“第一道关口”。
都市报的评论在标题制作上,常常用一些简单的标点符号加强语气。以燕赵都市报为例,9月9日的评论标题《“五百强”中何时能有世界级消费品牌?》就是运用了问句的形式,但本文所选样本看来,评论中加标点符号的不属于多数。都市报评论在标题设计上也多用拟人、比喻、借代等修辞方法,并常常借用网络中发人深省的新词,如“拼爹”(见9月3日燕赵都市报的《不“拼爹”,做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都市报的评论在贴近受众方面做得似乎技高一筹,语言风格更加大众化。有些评论题目比较模糊化,从标题中看不出来具体的选题题材和领域,但是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标题制作可以吸引读者的兴趣,使读者有兴趣继续往下读。这说明,评论标题制作的特点与报纸的定位和受众群构成有直接的关系,都市报面向大众发行,结合大众文化,要照顾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员,所以其评论标题更加通俗易懂。
五、报纸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探讨
不同报纸新闻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往往不同,会影响到评论文本的话语模式和交流感。而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在定位和功能上的差异性,在评论的文本结构和语言特征上也会有所反映,形成不同的话语模式。过去一些党委机关报在话语模式上有些“官腔”,比如,多长句和复句,说教味浓重,官话“套话”多,文章表达比较生硬,交流性较弱。不过,正在转型中的党报有较大改进,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做得较好。都市报面向的是大多数民众,其新闻评论较多用平等的口气、谈话的口吻进行交流,互动感强,使人较愿意接受。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做事能力；家长；幼儿；期望；中日韩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5-0049-04
幼儿做事能力是指幼儿能够用双手直接或间接操纵一定工具独立完成与生活、游戏相关的一些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离不开手和身体的动作及两者的相互协调，因此幼儿做事能力与动作的发展密切相关。
影响个体动作发展的因素包括生理成熟与生活环境两个方面。〔1〕国内外学者对动作发展在生理成熟层面上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并制订了一系列动作发展常模和评估量表，〔2-5〕但对那些与特定文化相关的动作技能的发展特点、趋势则缺乏研究。〔6〕近年来，在生态学研究思路的影响下，研究者日益认识到动作的发展是成熟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家庭物理环境、父母的抚养等环境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7〕
本研究试图将幼儿动作发展与特定的文化联系起来，对中日韩三个国家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作一跨文化比较研究，考察三个国家之间3~6岁幼儿做事能力以及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存在差异，幼儿做事能力与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相关，并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父母抚养观念对幼儿做事能力的影响。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834名幼儿家长接受了问卷调查，共获得3~6岁幼儿有效样本722份。其中中国218份，占30.2%，日本310份，占42.9%，韩国194份，占26.9%。722名幼儿中男性幼儿355名，占49.2%，女性幼儿367名，占50.8%。幼儿年龄分布为3~4岁的124名，占17.2%，4~5岁的281名，占38.9%，5~6岁的317名，占43.9%。研究者采用SPSS10.0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
一、结果与分析
1．幼儿做事能力的因素分析
研究者根据SPSS输出结果中的成分矩阵,将20个项目聚成5个因子,它们的维度归属如下:第1个因子包括7项(第7、14、15、17、18、19、20项),反映的主要是在完成较复杂或较粗放的任务时双手的协调性和力量,因此命名为粗大动作技能；第2个因子包括5项(第2、3、5、8、9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对游戏对象的操纵能力,因此命名为操纵物体技能；第3个因子包括3项(第4、6、13项),其中两项与筷子的使用有关,另一项是能正确握住铅笔绘画的能力,因此命名为精细动作技能；第4个因子包括3项(第11、12、16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完成简单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家庭事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家务劳动技能；第5个因子包括2项(第1、10项),反映的主要是能按一定次序完成某项连续任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连续动作技能。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比较
（1）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总体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对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做方差分析，F值为8.093，P=0.000
表1显示中日、日韩幼儿做事能力差异显著，而中韩幼儿差异不显著。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而韩国又高于日本。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在五因子上的比较
中日韩三国幼儿在做事能力的五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国别变量在幼儿做事能力五因子上的多重比较结果见表2。
表2显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精细动作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均显著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幼儿的操纵物体技能和家务劳动技能高于中国幼儿，但无显著差异。中国与韩国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和精细动作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虽略高于韩国幼儿，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操纵物体技能则显著低于韩国幼儿。日本与韩国相比较，日本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操纵物体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显著低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精细动作技能与韩国幼儿无显著差异。
3．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
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F=8.801，P=0.000
中日、日韩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韩家长差异不显著。其中，日本家长的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
4.五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的相关分析
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之间在五因子上有显著相关,各个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见表4中对角线）。
二、讨论
1.幼儿做事能力发展水平和家长对此的教育期望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但多重比较的结果却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与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日本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最高，而日本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最低。这个结论与相关事实存在矛盾。例如〔8〕，1992年8月，日本孩子与中国孩子在内蒙古共同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在夏令营的长途跋涉活动中，中国孩子的吃苦精神、做事能力和意志力远远落后于日本孩子。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日韩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又一次在内蒙古举行，其间中国孩子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研究者分析了研究结果与现实出现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是家长评价的结果。因此，中介变量――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存在着基于不同期望的差异。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是客观的，但日本家长的期望值过高，导致对幼儿做事能力评价过低；相反，中国家长对幼儿的期望值不高甚至几乎没有期望，所以对于即使是相同的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等级。韩国家长的期望水平和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居于中间水平。
2.中日韩三国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异同的可能性原因探析
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不仅是机体自然成熟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等密切相关。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家长期望值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也越高。日本和韩国经济高度发达，生存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能够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并成为强者，两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怀有较高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在用人制度上唯“文凭”是论，对于实际能力的考察很少，再加上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中国家长轻视实际能力的培养、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不高自然不足为奇。
第二，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中日韩三国虽然都有儒家传统文化的渊源,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和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态度不同，导致教育价值观上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9〕到了现代社会,中国的家长仍将学习作为获取尊严、地位和“光宗耀祖”的主要手段。读书与富贵利禄紧密结合〔10〕、考试分数决定成败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家长将学习成绩看得高于一切。张勉〔11〕对中日家庭教育内容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家长在研究者列出的8项家教内容中，把“注重子女取得好成绩并获得学历教育”排在第二位，而日本家长则把此项排在最后，足见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比较低，认为只要学习好就万事大吉了。
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火山众多，地震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日本国民生存危机强烈。〔12，13〕此外，日本不论是从一个国家还是种群的角度来看，都具备强烈的民族进取心。〔14〕生存意识、民族本性使日本人非常重视对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15〕由此，日本家长比中国家长更关注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并对幼儿做事能力抱有很高的期望。
韩国和中国一样，也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16〕对学历教育非常重视。但韩国比中国更易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在教育观念上，重视东方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结合。〔17〕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韩国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对外来文化进行了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因此，韩国家长培养幼儿做事能力的思想观念在逐渐增强，略高于中国家长，但还远不及日本家长。
三、结论
1．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和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幼儿，而韩国幼儿又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家长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水平和家长期望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
2.幼儿做事能力得分与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影响对幼儿做事能力的主观评价。
参考文献：
〔1〕〔7〕董奇，张红川，陶沙．出生季节与婴儿爬行动作的发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1）：8-12.
〔2〕ABERNATHY B, SPARROW W．The Rise and fall of dominant paradigms in motor behavior research〔C〕//SUMMERS J J.(eds．)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otor control and learning．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1992：3-43.
〔3〕BURTON A W, MILLER D E．Movement skill assessment〔M〕．USA：Braun Brumfield,1998：91-108.
〔4〕HOFSTEN C V．Prospective control：A basic aspect of action development〔J〕．Human Development,1993,36:253-270.
〔5〕O’BRIEN C, HAYES A．Normal and impaired motor development theory into practice〔M〕．London：Chapman & Hall,1995：79-106.
〔6〕林磊，董奇，孙燕青．3~7岁儿童与成人筷子使用动作模式的比较研究〔J〕．心理学报，2001，33（3）：213-237.
〔8〕佚名.中日韩三国青少年：中国孩子最怕吃苦〔N〕．南方都市报，2006-06-19.
〔9〕张丁乙．试论儒家文化对教育的负面影响〔J〕．教育探索，1999，（2）：23.
〔10〕陈超群．从义利观剖析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1）：53-59.
〔11〕张勉．中日学生家庭教育的调查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1996，（2）：44-47.
〔12〕〔14〕纪流河．中日文化价值观之比较〔J〕．环球频道，2003，（1）：184-185.
〔13〕高富．危机意识与日本的文化特性〔J〕．日本学论坛，2003，（1）：29-31.
〔15〕山口顺子．日本儿童的吃苦教育〔N〕．中国教育资讯报，2002-04-04(7).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日语教学 文化教育 三个方面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人的语言行为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探索到许多文化奥秘，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所以就应该立足于理解所学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和观点，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外语学习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中日两国同处亚洲，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日本曾狂热地吸收过中国文化，从文字、音乐、建筑到制度、法律、宗教等，只要有用的，差不多都被当时高度推崇中国文化的“遣唐使”移植到了日本。尽管如此，两国文化仍有许多差异，如中日两国在使用筷子上就有差别，日本筷子较中国筷子短且轻便，尤其是前端很细，也许是因为日本地处岛国，鱼类丰富，吃鱼时为了剔刺方便吧。这点滴差异就从不同的文化体现在语言上。
二、中日文化的差异
中日文化的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国人见面聊天时会毫不拘束地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家庭成员等，而日本人则认为这些是别人不该过问的事，他们见面时常谈论天气、兴趣、旅游等。中国人的表述方式比较直截了当，而日本人则比较含蓄、委婉，尤其在拒绝对方时，往往避免说“不”字。如当你无心去参加一个聚会时，中国人在表达时常常说出“不能去”的结论，然后再说出理由，而日本人则会先说出若干个“不能去”的理由，让对方得出“不能去”的结论。
不同的语言文化还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崇拜强者，追随强者，肯于学习强者，是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总体态度。吸收、选择、改造是日本人学习外来文化的基本手段，即为我所需则移植照搬，不为我所需就拒之国门外，不符合国情民意的就加以改造。通过日本对儒家文化的引进、吸收，可以看到日本是如何改造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家认为，为仁者须常备五德，即“仁、义、礼、智、信”，此为五常。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改造成以“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文化。“仁”强调道德主体对他人的爱戴、尊敬和宽容， 提倡“仁者爱人”，爱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礼”则强调道德主体维护自己的名分，尊从社会制度和习俗，注重人伦规范，包括人与人交际中的仪式。中国人孝顺长辈、爱护亲友，乐于助人，有人情味。而日本人很注重礼貌，说话谦和，彬彬有礼，但有些表面化，缺乏深度，人情冷淡。日本人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抱团，要有集体意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统一的制服，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低年级要服从高年级，而到了社会上更要严格遵守规则，即使自己不愿意，也要按照上级的指示做，上下级间使用严格的敬语。团体精神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即使失去个人利益也要保护集体利益。
三、在教学过程中深入进行文化教育
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了解文化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语言。语言教学不仅仅依赖于语言学，而更多地依赖于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教师要让学生掌握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正确运用，特别是在词语方面、语言习惯和行为方面，以及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较深层次方面的理解和运用。在日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初级阶段应主要介绍日常生活交往方面与汉主流文化的差异，以及在语言形式和运用中的具体表现，使学生掌握日常生活中日语表达方式，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了解两国在日常交往中如相互称呼、问候、聊天及应答等方面的差异，增强学生对汉日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了解两种文化的区别，了解其行为规范，理解其价值观念。
2.中级阶段接触了大量的词语和表达法，这个阶段学生很快就会发现日语课本和课堂上的语言规则与他们从日本人口中所听到的日语有很大的差别。丰富多彩的生活语言及其所涵盖的大量的文化信息是传统的、书面化的、具有典型性的，且具有局限性的日语教材所无法企及的。所以这就要求教师要把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到听、说、读、写的每一堂课中，使语言与文化在课堂上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可以在词汇、表述方式、修辞结构和价值观念三个层次上，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报刊杂志和文学作品等手段，利用课堂讨论、实际演练及专题讨论等方式积累日本的文化知识，使学生认识并熟悉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日汉词语、成语、惯用语的意义在运用方面的差异，并深入理解日语表达法所涉及的文化内涵。
3.高级阶段要从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入手，介绍汉、日两种语言在句法修辞和篇章结构上的主要差别，培养学生在国外进行专业学习时的理解和交际能力，提高学生对日本原作的理解和综合表达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克服把两种语言进行机械地一一对应的学习方式，引导他们学会根据目的语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文化因素进行表达，让学习者努力适应用日语进行思维。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现象，目的是通过学习和交流，量减少因文化因素所产生的误解，以更好地交流与沟通。学习日本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运用日语交流时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文化不存在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的价值判断问题，但在某些方面存在优劣之分，所以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抱着理解、宽容和鉴别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著.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做事能力；家长；幼儿；期望；中日韩
幼儿做事能力是指幼儿能够用双手直接或间接操纵一定工具独立完成与生活、游戏相关的一些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离不开手和身体的动作及两者的相互协调，因此幼儿做事能力与动作的发展密切相关。
影响个体动作发展的因素包括生理成熟与生活环境两个方面。〔1〕国内外学者对动作发展在生理成熟层面上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并制订了一系列动作发展常模和评估量表，〔2-5〕但对那些与特定文化相关的动作技能的发展特点、趋势则缺乏研究。〔6〕近年来，在生态学研究思路的影响下，研究者日益认识到动作的发展是成熟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家庭物理环境、父母的抚养等环境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7〕
本研究试图将幼儿动作发展与特定的文化联系起来，对中日韩三个国家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作一跨文化比较研究，考察三个国家之间3~6岁幼儿做事能力以及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存在差异，幼儿做事能力与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相关，并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父母抚养观念对幼儿做事能力的影响。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834名幼儿家长接受了问卷调查，共获得3~6岁幼儿有效样本722份。其中中国218份，占30.2%，日本310份，占42.9%，韩国194份，占26.9%。722名幼儿中男性幼儿355名，占49.2%，女性幼儿367名，占50.8%。幼儿年龄分布为3~4岁的124名，占17.2%，4~5岁的281名，占38.9%，5~6岁的317名，占43.9%。研究者采用SPSS10.0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
一、结果与分析
1.幼儿做事能力的因素分析
研究者根据SPSS输出结果中的成分矩阵，将20个项目聚成5个因子，它们的维度归属如下：第1个因子包括7项(第7、14、15、17、18、19、20项)，反映的主要是在完成较复杂或较粗放的任务时双手的协调性和力量，因此命名为粗大动作技能；第2个因子包括5项(第2、3、5、8、9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对游戏对象的操纵能力，因此命名为操纵物体技能；第3个因子包括3项(第4、6、13项)，其中两项与筷子的使用有关，另一项是能正确握住铅笔绘画的能力，因此命名为精细动作技能；第4个因子包括3项(第11、12、16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完成简单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家庭事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家务劳动技能；第5个因子包括2项(第1、10项)，反映的主要是能按一定次序完成某项连续任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连续动作技能。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比较
(1)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总体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对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做方差分析，F值为8.093，P=0.000
表1显示中日、日韩幼儿做事能力差异显著，而中韩幼儿差异不显著。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而韩国又高于日本。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在五因子上的比较
中日韩三国幼儿在做事能力的五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国别变量在幼儿做事能力五因子上的多重比较结果见表2。
表2显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精细动作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均显著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幼儿的操纵物体技能和家务劳动技能高于中国幼儿，但无显著差异。中国与韩国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和精细动作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虽略高于韩国幼儿，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操纵物体技能则显著低于韩国幼儿。日本与韩国相比较，日本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操纵物体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显著低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精细动作技能与韩国幼儿无显著差异。
3.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
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F=8.801，P=0.000
中日、日韩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韩家长差异不显著。其中，日本家长的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
4.五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的相关分析
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之间在五因子上有显著相关，各个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见表4中对角线）。
二、讨论
1.幼儿做事能力发展水平和家长对此的教育期望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但多重比较的结果却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与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日本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最高，而日本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最低。这个结论与相关事实存在矛盾。例如〔8〕，1992年8月，日本孩子与中国孩子在内蒙古共同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在夏令营的长途跋涉活动中，中国孩子的吃苦精神、做事能力和意志力远远落后于日本孩子。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日韩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又一次在内蒙古举行，其间中国孩子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研究者分析了研究结果与现实出现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是家长评价的结果。因此，中介变量——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存在着基于不同期望的差异。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是客观的，但日本家长的期望值过高，导致对幼儿做事能力评价过低；相反，中国家长对幼儿的期望值不高甚至几乎没有期望，所以对于即使是相同的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等级。韩国家长的期望水平和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居于中间水平。
2.中日韩三国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异同的可能性原因探析
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不仅是机体自然成熟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等密切相关。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家长期望值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也越高。日本和韩国经济高度发达，生存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能够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并成为强者，两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怀有较高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在用人制度上唯“文凭”是论，对于实际能力的考察很少，再加上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中国家长轻视实际能力的培养、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不高自然不足为奇。
第二，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中日韩三国虽然都有儒家传统文化的渊源，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和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态度不同，导致教育价值观上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9〕到了现代社会，中国的家长仍将学习作为获取尊严、地位和“光宗耀祖”的主要手段。读书与富贵利禄紧密结合〔10〕、考试分数决定成败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家长将学习成绩看得高于一切。张勉〔11〕对中日家庭教育内容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家长在研究者列出的8项家教内容中，把“注重子女取得好成绩并获得学历教育”排在第二位，而日本家长则把此项排在最后，足见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比较低，认为只要学习好就万事大吉了。
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火山众多，地震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日本国民生存危机强烈。〔12，13〕此外，日本不论是从一个国家还是种群的角度来看，都具备强烈的民族进取心。〔14〕生存意识、民族本性使日本人非常重视对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15〕由此，日本家长比中国家长更关注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并对幼儿做事能力抱有很高的期望。
韩国和中国一样，也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16〕对学历教育非常重视。但韩国比中国更易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在教育观念上，重视东方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结合。〔17〕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韩国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对外来文化进行了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因此，韩国家长培养幼儿做事能力的思想观念在逐渐增强，略高于中国家长，但还远不及日本家长。
三、结论
1.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和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幼儿，而韩国幼儿又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家长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水平和家长期望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
2.幼儿做事能力得分与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影响对幼儿做事能力的主观评价。
参考文献
〔1〕〔7〕董奇，张红川，陶沙。出生季节与婴儿爬行动作的发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1)：8-12.
〔2〕ABERNATHY B， SPARROW W.The Rise and fall of dominant paradigms in motor behavior research〔C〕//SUMMERS J J.(eds.)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otor control and learning.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1992:3-43.
〔3〕BURTON A W， MILLER D E.Movement skill assessment〔M〕.USA:Braun Brumfield，1998:91-108.
〔4〕HOFSTEN C V.Prospective control:A basic aspect of action development〔J〕.Human Development，1993，36:253-270.
〔5〕O’BRIEN C， HAYES A.Normal and impaired motor development theory into practice〔M〕.London:Chapman & Hall，1995:79-106.
〔6〕林磊，董奇，孙燕青。3~7岁儿童与成人筷子使用动作模式的比较研究〔J〕.心理学报，2001，33(3)：213-237.
〔8〕佚名。中日韩三国青少年：中国孩子最怕吃苦〔N〕.南方都市报，2006-06-19.
〔9〕张丁乙。试论儒家文化对教育的负面影响〔J〕.教育探索，1999，(2)：23.
〔10〕陈超群。从义利观剖析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1)：53-59.
〔11〕张勉。中日学生家庭教育的调查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1996，(2)：44-47.
〔12〕〔14〕纪流河。中日文化价值观之比较〔J〕.环球频道，2003，(1)：184-185.
〔13〕高富。危机意识与日本的文化特性〔J〕.日本学论坛，2003，(1)：29-31.
〔15〕山口顺子。日本儿童的吃苦教育〔N〕.中国教育资讯报，2002-04-04(7).
〔16〕郑信哲。韩国经济发展的文化教育背景〔J〕.当代韩国，1995，(1)：12-13.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日；文化差异；日语教学
一、语言学习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包含了一个民族所有的活动方式，而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例如处事的方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另外，所有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学习语言，不仅要学习它的语音、语法、词汇等，还要了解使用该种语言的民族如何看待事物，了解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与感受。
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认为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二、中日文化的差异与日语教学
1.中日文字文化的差异与日语教学
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古代的甲骨文。经过夏商周朝战国时期的发展，到汉唐时代，经济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文明进入了辉煌时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当时的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接触到了中国发达的文化，通过派出使者等方式，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日本的假名便来源于中国的文字。
平假名是由中国的草书演变而来，片假名则是由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演变，同时也借用了很多中国的汉字，但是中日两国的很多汉字有不同的意思。例如“大丈夫”，清楚这个单词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把它翻译成“没关系”，但掌握得不牢固的学生，容易被第一感觉误导，认为这是在描述一个人。
另外，古代日本从中国学得汉字，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自己创造了很多汉字，并且“返销”中国。例如“写真”，现在年轻人流行拍写真集，殊不知这个词是由日本人创造的，后流入中国使用。所以，在日语教学中，应该特别注意中日两国汉字的异同，通过比较教学法等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并记忆。
2.中日礼仪文化的差异与日语教学
自古以来，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中日两国的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但是又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主要源于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以“礼”为例，中国的“礼”的本质在于实现一种非法律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而日本的礼仪文化中强调“和”，主张人人安守本分，各司其职。在礼仪文化的表现形式上，两国也各有不同。例如：日本人通常以鞠躬作为见面礼节，在鞠躬的度数、时间的长短、次数等方面还有其特别的讲究；而中国人则偏爱握手礼。
另外，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在公司、学校甚至家庭中，都有森严的等级，这也决定了敬语在日语中的重要地位。日语敬语一直是日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说话对象不同，使用的敬语也是有差别的。例如：与长辈或者教师对话，必须使用敬语，表达对长辈或者教师的敬爱；而当对象是同辈时，应当掌握好分寸，不当的敬语可能会让对方感觉说话者在刻意疏远，从而影响人际关系。教师在日语课堂教学中，应该尽可能地融入礼仪文化知识，教会学生在不同场所、面对不同的对象，都能正确地使用日语和肢体语言。
3.中日表达方式的差异与日语教学
日语在表达上是非常暧昧的，这是因为在日本人看来，明确断言会给人一种武断和不谦虚的感觉，对听者是不礼貌的。尤其在拒绝、指责、否定等难以启齿的时候，偏爱用暧昧的表达方式来避免冲突和不愉快。可以说，暧昧的表达方式是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剂”。可是对于偏爱用客观陈述句表达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非常令人费解。例如：询问客人是否喝咖啡时，客人回答“いいです”，此时的回答既有肯定回答的意思，也有委婉拒绝的意思，到底是答应还是拒绝，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境判断。因此，日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适当导入日语暧昧表达的文化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和正确使用日语的暧昧表达方式。
三、结束语
外语的学习离不开对该种语言使用国家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了该民族的文化，才能在充分掌握语法的基础上，将所学外语运用得非常熟练。因此，日语教师在教学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中日文化的差异，在教授正确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时，还应教授具体的语言情境中相关的日本文化知识，从而教会学生能礼貌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达到与日本人沟通自然、流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鹿业贞.浅析中日文化的比较[J].科技信息.2012，（03）.
[2]刘艾琳.中日文化差异对日语教学的影响[J].才智，2011，（23）.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1篇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从日常生活着手的文化研究是面向大众文化的、务实的、甚至有些执迷于细枝末节，有学者就此认定文化研究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力量，“文化研究的任务，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是捍卫日常生活”??[1]?。但实际上，批判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徐钢认为文化研究“既产生于全球资本主义，同时又是对它的批判。批判本身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与批判对象纠缠在一起”??[2]?；刘岩与王晓路认为，“文化研究依赖于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产生的背景，背景裹挟的权力关系自然进入到批评视野，”所以，它同时具备“批判性和参与性的特点”?? [3]?；南帆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担当着这样一种自反性的角色：“既提出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弟子，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4]?
如果根据卡尔·曼海姆的定义，“把所有超越环境的思想都看作是乌托邦”??[5]?，那么，这种同时具备的批判性与参与性就意味着一种置身其中而又超然物外的乌托邦精神，文化研究正是以运用伯明翰精神捍卫日常生活为方法，以运用法兰克福精神批判日常生活和常识为目的，批判那些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已经固化到人们思维方式中的文学观念与常识，这是对现有文学研究环境与研究范式的乌托邦式超越。
一、消除差异的文化生产与制造差异的文化再生产
f·詹明信曾说过：“一种更为妥贴的文化研究概念不应让人觉得要在‘雅’和‘俗’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研究经典作品了，就不能碰电视、流行音乐之类。在我看来，两者是一个整体领域中的辩证的组成部分。”??[6]14?大众文化擅长运用当代话语或者借用历史话语来完成文本的叙事过程，玄幻小说借古讽今，电视剧《武林外传》解构“经典”、“拼贴”故事，易中天、于丹为传统经典的当代“转喻”做出了努力，当年明月、袁腾飞则力图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大众文化如此千方百计地与历史、与经典“互文”无非是要警醒世人反思常识、观照现时人生，极力说服人们：大众文化及生活和艺术、学术是没有界限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一种消弭差异的过程。
现代科技也为大众文化的风起云涌提供了种种手段，过去技术的掌握和艺术的定义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如今计算机制图（cg）、数码摄影与摄像（dc、dv）、互联网技术（博客）、无线通讯（微博客）的广泛应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技艺甚至艺术的概念：在蒙娜利莎的嘴巴上加两撮胡子，用photoshop合成几幅世界名画，用dv甚至手机拍摄艺术影像，用互联网络创作读者参与式的小说——这些同样是对艺术的欣赏和再创作，艺术不再是产生于某个高高在上或者难以捉摸的特定时空当中，艺术可以出现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里。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决定着生产。文化研究关注当代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7]?，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的是文化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再生产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当代大众文化的再生产已经无法离开消费者的接受、认可以及广泛参与，消费文化、媒介文化、影视文化不仅传播了文学，甚至变成了文学最终的栖身之所，读者变成了消费者，观众和听众的参与度、卷入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和文化的未来走势。
戴卫·哈维说过：“资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它是通过商品生产而再生产社会生活的一个过程。”??[8]425?当代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无外乎追逐精神上的愉悦与物质上的丰裕，那种“限制商品交换以生产稳定的等级体系社会”显然已经被“商品世界时常变换的可交换性社会”??[9]34?所代替，让某种物品专属于某个阶层去享受，显然有悖于启蒙的精神和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种“可交换性社会”成了乌托邦精神产生的物质基础：商品（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实际上是对于未来生活向往的符号期待与符号的持续占有过程，无论是精英人群还是普罗大众，都会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以期改变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于是，“要么款式令人垂诞的新商品持续不断地出现，要么低阶层的群体僭用了现在的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由此产生出一种犬兔追逐的效应，那些居于上层的群体不得不投入到新的（信息）产品中去，以重新建立原有的社会距离”??[9]30?。这种一方为了保持社会距离（差异）而另一方为了缩短社会距离（差异）的、殊途同归的“犬兔追逐”便形成了文化研究乌托邦精神得以萌芽的社会土壤。
二、批判的乌托邦：彼岸和此岸之间的距离
日常生活本身饱含着批判的乌托邦精神，列斐伏尔称之为“理性的终结与激情的造反”??[10]?。而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目的是“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使人超越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对人的创造活动的束缚”??[11]?，可远离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的现代主义精英式审美的“批判和颠覆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小圈子里想象的游戏而已”??[12]?。所以，从日常生活着手批判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大众文化并不缺少反思和批判精神，精英文化也未必一定具备乌托邦精神，霍尔发现大众文化会进行抵抗式的解读，而犬儒式的精英更是不知批判为何物。可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非对立关系，而将纯艺术甚至精英文化、高雅艺术当作审美享受的唯一来源，无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充满期许的强调正是要反抗这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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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是希望而不仅仅是希望之光。哈贝马斯说过：“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是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的，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时，这位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的思想家也乐观地论证道：“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13]?由于欧洲大陆的思想者多是犹太人，其犹太教信仰让他们对复国救主弥赛亚的降临充满着永不懈怠的盼望，故而乌托邦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并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终究能够实现的蓝图，已经“被证实”和坚信终究“将被证实”的乌托邦在此与强调实践和效果的实用主义得以结合，这是重实践、重参与的文化研究具备乌托邦批判特质的源头。
乌托邦不是空想，它不仅是对未来彼岸的奇幻设想，也包括对此岸现实的冷峻批判。马丁·杰伊这样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不是提供行动的计划，而是与当代现实的引力保持距离的批判的源泉。”??[14]?哈贝马斯也说过：“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13]?文化研究同样包含着对日常生活的欣赏与批判。陆扬曾指出，日常生活“永远在期待超凡脱俗”，这种“不断消失、不断重又燃起的希望”，即“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最卑微细节中的不满足感”??[15]?，正体现了乌托邦精神对于美好未来想象的积极品质，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欣赏是为了重新审视“艺术”的定义，对它的批判则为改变现状，如果说实用主义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辩证，乌托邦批判是对现世和未来的辩证，那么，文化研究就是在追求审美价值和消费价值的合流、思辨哲学和日常生活的辩证。
乌托邦式批判是一种保持距离式的批判，但保持距离不等于远离本体与客体，保持距离是为了维持差异性，差异才是乌托邦的源泉。“乌托邦必须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既不陷入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又不因与现实联系过于紧密而被它的烈焰所吞没。”??[16]?文化研究着力强调的不是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而是要和传统文学、精英文化的既有观念保持距离。
乌托邦本身并非某种所有物或者最终归属（所指），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可能（能指），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关系模型，是要同其他现存的、将来可能出现的东西保持差异性的希望与设想。拉康认为能指之间的关系由差异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建立，差异便是一种距离。伊格尔顿曾提出：“平等地对待两个人意味着不是给予他们完全相同的对待，而是同样地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不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个人，而是说他们平等的都是个人。在这个范围内，一种平等性的合理概念已经意味着差异的概念。”??[17]?可见，乌托邦本质上是针对个体差异的政治，不会是现时状态下的完美或者完整，它要从细节、从小写的历史和现实当中发现被原有的“真理”所否定甚至忽视的具备差异性的东西。
三、追逐差异的乌托邦
f·詹明信认为：“关于未来的乌托邦憧憬……本质上是政治性的。”??[6]32?日常生活也是政治性的，政治不是权术和诡辩，更不是强力的专制，“政治首先是、最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和组织一个生活世界，如何为这个生活世界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和价值论上的辩护”??[18]代序17?。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媒介文化固然是经济的，但经济最终指向政治，精英文化表面上仇视商业化、鄙视通俗，可它实际上恰恰是要利用现有的政治地位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文化研究触角的边缘性也恰恰体现了自身旨归的中心性——政治??[19]?。
首先，文化研究关注日常生活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反思自己，这体现了一种政治启蒙意识；其次，日常生活中一定隐藏着意识形态，关注日常生活可以让人更清醒，这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启蒙的责任；最后，研究日常生活一定会是跨学科的，同时也是反学科的，这体现了学术上的政治，从关注新兴事物和边缘事物开始，重构学术政治格局。
文化研究关注的“大众”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多数人的权力力比多释放，而是去关注那些被“主流”边缘化了的个体的自我清醒与提高。可以认为，文化研究不是权力争夺，而是权利争取。文化研究中的乌托邦精神也显然是对启蒙理性的再肯定：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影视技术等现代技术的支撑，乌托邦通过广泛的草根文化，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彰显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价值，因此，反对大众文化实质上是对抽象人性而不是对具体人性的张扬。
所谓的精英文化则是要通过否定大众文化来否定个体进步甚至个体对进步的差异化要求，“精英们”希望为所有大众提供本质雷同的“使用价值”，提供福特式的通用型文化产品——这种忽视不同个体之间独特需求的强迫逻辑本身就是反启蒙的，是对人性启蒙的“叶公好龙”：启蒙精神要求解放自我，但通用型文化产品的结果必然是消解差异、压抑需求。应当允许每个人实现自己所认可的改变与差异化价值，而不是强迫所有人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精英”，尤其是精英们定义的“精英”，启蒙的最终目的决不是让所有单数的“人”成为平均的、类似的甚至同一的复数“人们”。因此，当大众利用既有的且仅有的政治、经济资源，通过心灵上的“符号消费”实现了哪怕一丁点的精神提升，却被精英歧视为庸俗、低俗，这实在是一种虚伪的启蒙。
根据拉康的理论，主体心理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或译实在界）。其中，想象界充满着欲望、想象、幻想，理想或由此而生；象征界也被称为符号界，与语言、他者、符号相联系；真实界则是一个难以名状的、外在于认识的彼岸世界。拉康认为人的欲望本身是由不计其数但却没有所指的能指构成，只有通过语言规则、符号化或者他者的介入才能建构起“能指—所指”的意义链，因此，人的欲望作为不断滑动、飘浮甚至混乱不堪的能指（想象界），本身是无法被满足的，只能通过不断的、差异化的符号或者他者（象征界）介入才能实现转移。由是观之，文学研究作为文学所指的一种能指也是经历了若干次的意义链重构，即研究范式的若干次转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仅仅是能指滑动表象之下的人类欲望转移而已。转贴于论文联盟
进一步说，文化研究所批判的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概念（能指），而不是批判文学本身（所指），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割裂开来显然是误置了所指和能指之间的滑动关系。而把文学定义化、分层化、经典化则体现了精英主义文学研究的主要功能，文化研究所要提出的正是对这种僵化“能指”的质疑：精英主义文学研究期待一劳永逸的文学研究，关注已经符号化了的能指，因此推崇本质论，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则追求不断“转移”的、尚未被强力的他者甚至霸权锁死了符号意义链的文化和文学，因此推崇语境论——由于后现代社会“通过探索差异和‘他者’来再生产社会秩序与象征秩序”??[8]427?——前者始终在回顾那些已经被定义好的、消除了历史—现实差异甚至读者阐释差异的“能指—所指”意义链，而后者则不断从事探索差异、追问他者和不断重构的工作。可以认为，精英文化满足的是人们类似的需求（needs），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则要满足人们个性化的欲望（wants），需求可以通过批量生产的能指解决，但欲望只能通过差异化的能指来“转移”，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判的乌托邦式正是在不断寻找全新的“能指—所指”意义链。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又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以更新。探究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从而也就有利于我们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菊花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菊花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 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 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 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日本的创新精神和美国创新精神有所不同。日本人善于将创新的风险留给他人，而自己则更愿意巩固和完善现有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企业节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成本，避免创新周期过长带来的风险，却又能够带来更为稳定的收入。
“要不断更新自己”是美国微软集团成功的一个秘诀。微软集团曾投入20个亿运用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科学领域研究，如从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有线电视、因特网、商业软件，到企业内部网络、语言识别系统、三维制图技术及各种操作系统。微软集团还经常招收那些具有超出正常人智利、能够适应软件技术及行业内差不多每月一次革命的雇员。所以说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是美国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即意味着冒险，既然存在冒险就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但美国并不因此而压抑员工的创新意识，相反，它们鼓励员工积极创新，并对失败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孙凯飞.文化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2］崔月琴.日美企业文化的源流及主要特征比较［j］.东北亚论坛，1998，（4）.
［3］徐金凤.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j］.中外企业文化，2005，（12）.
［4］田旭.美日企业文化的特征及启示［j］.商业研究，2002，（6）.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东西方；企业文化；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6202
0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 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 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 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日本的创新精神和美国创新精神有所不同。日本人善于将创新的风险留给他人，而自己则更愿意巩固和完善现有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企业节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成本，避免创新周期过长带来的风险，却又能够带来更为稳定的收入。
“要不断更新自己”是美国微软集团成功的一个秘诀。微软集团曾投入20个亿运用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科学领域研究，如从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有线电视、因特网、商业软件，到企业内部网络、语言识别系统、三维制图技术及各种操作系统。微软集团还经常招收那些具有超出正常人智利、能够适应软件技术及行业内差不多每月一次革命的雇员。所以说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是美国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即意味着冒险，既然存在冒险就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但美国并不因此而压抑员工的创新意识，相反，它们鼓励员工积极创新，并对失败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孙凯飞.文化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2］崔月琴.日美企业文化的源流及主要特征比较［J］.东北亚论坛，1998，（4）.
［3］徐金凤.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J］.中外企业文化，2005，（12）.
［4］田旭.美日企业文化的特征及启示［J］.商业研究，2002，（6）.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4篇
1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著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著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
5结论与讨论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西方文化；差异
1前言
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跨文化交际”一词最早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中出现，指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不同的民族因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天然的屏障与阻碍。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文化特征是国际间“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结合当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误解和冲突，接下来笔者将从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出发多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做一详细分析，并探寻有效解决文化交际冲突的方法途径。
2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2.1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在对待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内在的表现在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注重直接感受的基础上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西方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认识的模式上，中国素来重视“天人合一”，即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性思维中国认识世界的基础；西方在自然科学的指导下，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保护个人的利益和自由、独立发展等西方观念体现出了西方的个体性思维。
2.2价值观念的差异
有学者提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要想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真正发展，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方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家庭观念上，中国传统的家庭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血脉观念，家庭内部长幼有序、辈分有别。但是在西方的家庭中，儿女18岁后就离开父母，对父母也不承担赡养的职责。在对待个人隐私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注重团结和坦诚，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而西方人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问题，贸然问一名西方女子的年龄，会引起西方女子的极大反感。
2.3法律观念的差异
法律是在文化土壤中盛开的鲜花，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法律精神，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法律观念的差异上。中国注重“以和为贵”和“家和万事兴”，打官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有伤和气和不光彩的事情，制定法律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由于缺乏明确的公共意识，法律的执行也要依靠道德的规范。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浓厚，法制精神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西方法制化国家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所大型商场因建筑不恰当形成旋风致使老人摔倒，商场被告上法庭，老人获取了高额赔偿金。
3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差异
3.1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十分重视中西方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尴尬和误会。“狗”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下多用于贬义，影射坏人、笨蛋或背叛的人，如“狗东西”、“狗屁不通”和“走狗”。但是西方的语言环境下，从“a luck dog”中即可看出与中国的“狗”意象就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再如中西方在数字使用习俗的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喜欢偶数，例如“好事成双”“十全十美”等都寄予了中国人的美好愿望，而在西方国家了人们偏爱奇数，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数字。
3.2交往习惯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加深了国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强调了把握中西方交往习惯的差异的重要性。首先在称呼上，中国重视“长幼有别”，所以不能直呼长辈的姓名，而在西方亲属之间直呼姓名是亲切和礼貌的表示。其次在见面问候时，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关心之意，常常说“你去哪里？”或“你吃饭了吗？”，而面对西方人“你去哪里？”明显冒犯了他人的隐私，“你吃饭了吗？”西方人会误解为你要请他吃饭。最后再告别用语上，中国人注重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感激，例如在告别时说“多谢您的指点，学生我受益匪浅！”，而西方在告别时多说“Happy talking to you ！”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欣赏之意和交往过程的评价。
3.3教育方式的差异
教育方式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中国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目的着眼于未来找到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这一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片面注重学生的成绩高低，忽视了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此外，中国孩子缺少必要的社会教育，造成社会使用能力比较低。目前，中国教育不断进行素质教育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方的教育重视孩子多元化的发展，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才，在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上与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3饮食文化的差异
“民以食为天”，中西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具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对食物强调“色、香、味、意、形”俱全。中国人习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团圆饭”，中国人的饮食工具“筷子”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形象代表。西方人在饮食上追求简单和营养，十分重视进餐礼仪。西方人出于卫生的考虑，在进餐是实行分餐制，以“刀、叉、匙”为饮食工具。
4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下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途径
4.1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了解
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沟通和了解，是在差异下实现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文化没有贵贱之分，跨文化交际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世界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共同发展，在文化交流中，我们中西方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尊重对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最终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4.2在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上提升和完善自我
“入乡随俗”是跨文化交际过程避免出现误会和尴尬的有效方法，实现“入乡随俗”的前提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即通过交流和学习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有效的语言交流要考虑特定的语境和交流环境，如见到中国朋友仍旧以“你吃饭了吗？”的形式打招呼，见到西方人则说：“How are you ！”此外，跨文化交际者要汲取世界文化营养，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交知识和社交技能，扫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阻隔和文化障碍。
5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往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和完善自身文化素养是扫除文化差异障碍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跨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共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最终也将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1]董芳.跨文化交际背景下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J].理论观察，2012（4）
[2]邵彤.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黄耘.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南方论坛，2010（3）
[4]陈星伊.论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