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篇

日本的美食虽然没有中国美食的种类繁多，但是却也精致颇具文化特色。近年来，日本美食在中国也可以说是掀起了热潮。大街小巷里的日式餐厅和琳琅满目的日式小吃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有趣的是这些美食名称的引入也非常有趣，这里我们来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章鱼小丸子例⑤沙茶面、海蛎煎、花生汤这些都是必须要尝一尝的特色，另外常见的关东煮、章鱼小丸子、春卷也做得格外地道。例⑥不知不觉，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小周和小薛夫妻俩在黄埔一小学门前摆摊卖章鱼小丸子，已经十多天了。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たこ焼き（蛸焼き）”，其历史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这个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直说章鱼烧的话，恐怕没吃过的中国人很难想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强大，轻轻松松地就把它的做法总结成了丸子。这样，通过食材和做法把它的名称翻译过来再引入，这个美食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2）关东煮例⑦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关东煮，日语本名御田（おでん），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该美食营养丰富，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关东”体现了“出身”，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寿司例⑧麻叶儿、小汤包、寿司，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光是闻着香味，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又方便携带，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寿司称为“四喜饭”，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最终，取了“寿司”的说法，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2.传入日本的中国美食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2篇

2008年9月16日，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组织主办的第四届“东京－北京”论坛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幕，论坛的主题为“亚洲的未来与中日的作用”。中日双方参会代表在政治、经济合作、安全与救灾、环境、粮食与食品安全、媒体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坦诚、理性的探讨和交流。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向论坛发来贺辞，赞扬“北京一东京”论坛在中日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称中日关系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和“暖春”，目前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他表示：“中日两国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政治上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合作的典范；在经济上成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伙伴；在人文方面成为相互学习、共同促进的朋友；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王晨认为，“北京一东京”论坛就是中日之间为数不多但行之有效的交流平台。他说：“与前三次论坛相比，这次论坛汇集了两国各界更多的高层人士。出席人数也创下了新的记录，这充分表明中日两国各界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交流合作高度关注，反映出这次论坛本身对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的巨大吸引力。”

“北京－东京”论坛是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共同发起和组织，中国新闻界、学术界与日本民间组织携手，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加强中日相互了解而共同搭建的中日精英交流平台。论坛的主旨和目标是推动中国和日本民间的友好交流，为两国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精英提供一个开放性的讨论空间。论坛每年在中日两国轮流举行，已经成为中日间为数不多的“公共外交”平台。

孔子故里举办2008国际孔子文化节

2008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于9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曲阜举行，这已是孔子故里第25次举办这一国际性节日。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9年，作为文化节的核心活动，今年的祭孔大典突出“仁者爱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祭文由著名作家金庸撰写，成为今年祭孔的一大亮点；“孔子教育奖”在文化节期间授予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的两个教育组织。

孔子文化节自1984年起已连续举办了24届，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一节日在加强儒家文化挖掘与保护，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方面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和魅力，本届孔子文化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和国家旅游局主办。

中国网奥运会期间国际排名大幅提高

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网外文版加强策划，针对不同对象国网民的关注点，精心制作有针对性的专题和稿件。

英文版与美国北卡大学合作，共同制作了奥运英文视频20多个，被美国NBC、北京电视台等媒体采用；推出的“外国志愿者看奥运”、“100块钱玩转北京城”等策划受到网民关注；法文版推出“奥运日历”、德文版开设“每日赛事概览”、日文版推出“志愿者博客”、俄文版推出“奥运许愿墙”等专栏和互动平台。

截至8月25日，中国网共外文稿件23018篇。外文版吸引了大量外国网民关注奥运、关注中国。日均页面浏览量比平时增长100％。在Alexa全球网站排名上升至4000多名。在GOOGLE中国网搜索排名仅次于奥运会官方网站，位居全球第二。

中国出版界联合组团参展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

10月15日至19日，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将在德国举行。中国出版界将联合组团参加此次书展并将突出明年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主题形象展示。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外交，日本外交，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64-09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10月国际交流基金设立，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时期。虽然整体上这是一个重经济轻文化的时期，但该时期却是日本文化外交史上一个由战前文化外交向战后文化外交过渡，以及战后文化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与1972年之后，部分研究虽涉及此段的日本文化外交，但并未⑵渥魑整体性进行探讨，同时，在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不够充分，由此可见，1945年到1972年的日本文化外交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以及认清当今日本文化外交本质。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1945年到1972年日本文化外交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解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一、盟军占领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1945～1952年）

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就职后在日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且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在随后9月5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文化国家理念成为指导战后日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

（战败后日本的历任内阁皆）以“文化国家”为旗号，历任首相皆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倡建设“文化国家”。

文化国家为什么能作为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而受到历任内阁的一致青睐？战后著名文化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背景下，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文化饥馑”现象，强化文化建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文化国家固有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而获得广泛认同。不难看出，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政府展示其反思战争与配合占领改革形象而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正如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指出：

（文化国家）象征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道义主导的国家。

而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无疑是践行文化国家理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首先，尝试强化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奠定制度基础。1945年9月27日，时任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设置文化省的建议。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强化文化建设的诸多提案也多有提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则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在该构想中文化外交被定位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其次，积极反思战前文化外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新理念。1947年11月25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其核心理念在于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摒弃战前的文化侵略模式，将促进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最后，在占领结束前成功实现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为此，日本在百废待兴的占领时期举全国之力开展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并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占领结束前夕成功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彻底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以及重新武装日本，重视文化外交的文化国家理念迅速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回归到了吉田茂从心底里期盼的经济复兴路线”。曾经高调宣扬“建设自由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日本）”的《读卖新闻》，在1947年8月21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在冷战的现实危机面前，文化国家的理想被认为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顺应冷战国际局势的展开，日本政府迅速用经济国家理念替代文化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根本原则。其结果正如平野健一郎所言：“经济（立国）主义逆转文化（立国）主义……日本外交构想中‘文化’的作用暂时性地消失了，经济和防卫逐渐走上了前台。”

虽然，冷战的爆发使得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并直接导致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文化外交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的提出及其尝试，无疑对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占领结束后，日本文化外交的体制构建、理念以及具体文化事业的实施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占领时期文化国家理念，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可谓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恰如战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会指出：

三、经济高速增长前期日本文化外交的摸索（1957～1964年）

战后日本著名文化外交官山田久回忆称：“在我出任外务次官的1957、1958年左右，外务省才稍微积极地对待文化外交。”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上完成复兴并开始高速增长，政治上“五五体制”的形成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国际上实现了加盟联合国的夙愿。在此背景下，1957年上任的岸信介开始积极推动强化文化外交的政策。

青年时期的岸信介痴迷于上杉慎吉的国粹主义，从政之后积极支持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战略。田尻育三指出，“岸信介外交的核心就是战前的‘南进论”’。即使在战后，岸信介也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本质上是没错的。而结合岸信介外交政策的展开可知，通过经济、文化扩张为核心的非军事侵略方式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梦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早在岸信介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1956年12月-1957年2月）之时，就在国会外交演说中高调宣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国民外交”也是其个人“抱负”。而上任伊始的岸信介就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关――“文化外交恳谈会”（同时设立的还有经济外交恳谈会），为总理和外务大臣的对外文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

在第一次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基调发言中，岸信介指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而文化外交更是“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的基础与航标灯”，“是最重要的”。为全面强化文化外交，会上还提出了在外务省内设立文化局构想。特别是为配合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第二次恳谈会以对东南亚文化政策为专题展开讨论，强调要全面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事业。具体到实施层面，强调要慎重考虑“政治性地利用文化交流”，同时将“介绍日本产业技术的价值”作为日本对东南亚文化事业的重点。在岸信介的推动下，1957年2月至5月，日本相继与联邦德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签订文化协定，该年成为战后日本签订文化协定最多的一年。在首相兼外相的岸信介的鼓励下，外务省为了全面振兴文化外交，于1958年9月在外务省情文局编成的《国际文化交流振兴要纲》中提出了1959年度对外文化事业17项重点文化项目，总额达到13.8亿日元（1958年文化外交预算仅为5600万日元）。特别是为改善传统政府主导型文化外交的弊端，外务省提出了设立自主色彩浓厚的民间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构想（以下简称“基金”）。具体而言，政府出资设立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申请30亿日元，以基金的利息相关收益作为独立资金用于发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对外文化事业。然而，日本财务省以及国会并未通过该案，只是在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金额上有明显的增加。

在具体文化外交事业开展层面，岸内阁发行的《外交青书》第1号中指出：

本来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民间自发创意开展的，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促进这些民间文化交流的有效开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最近各国普遍倾向来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政府的作用也正得到不断强化，政府自身积极推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例子也正在显著增加。

整体上，岸信介内阁开始摸索“民间主导、政府援助”的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表现为在有限的文化外交预算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民间文化团体的援助以及政府自身体制的强化同时展开。对民间文化团体援助方面，提供资金设立新的文化团体。例如，先后成立日本协会（北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所（加拿大）、日墨协会（墨西哥）、日墨文化会馆、日伯文化会馆、罗马日本文化会馆等。在强化政府推进文化事业中的作用方面，以美国海外文化机构――美国新闻中心（uSIS）为蓝本，于1956年末在纽约日本总领馆内设置了战后日本第一个专业的海外官方文化宣传机构――细约文化中心（New York Infor-mation Center）。紧随纽约文化中心，海外日本主要使领馆内相继设立了各自的文化中心。

岸信介的继任者池田勇人上任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继续强化文化外交。1961年5月16日，情报文化局机构调整，将第二课（对外宣传课）扩充为“国内宣传课”与“海外宣传课”两课。以1961年为转折点，外务省内的宣传事业预算迅速增加。同时，文化交流事业在池田内阁时期也得到加强。1964年5月，为进一步强化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外务省将情报文化局文化课提升为文化事业部，以总揽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文化事业部由文化第一、二课构成。第一课负责文化协定的交涉、缔结，以及指导、监督外务省文化团体等纯政府活动，同时主要承担各类物质性文化交流；第二课则主要承担人员交流。人员编制上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23人，其中第一课11人，第二课12人。文化事业部的复活被称为“（战后）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对外文化介绍的正式开始”。

以文化事业部的设置为标志，经过岸内阁和池田内阁两届内阁的摸索，正式形成了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首先，官民协作是推动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其中民间主要负责具体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政府逐渐将纯政府性质事业外的所有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施，交付给以国际交流基金为首的诸多民间机构，政府转向幕后的援助与提供便利。其次，确立了宣传与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外交体制。1961年外务省机构调整中对外宣传事业的强化与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为标志，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形成了宣传与文化事I并重的基本模式。1972年国际交流基金正式运作时，日本的海外宣传预算与文化事业预算几乎持平。外务省发行的《外交青书》中对日本的对外文化政策称为“宣传文化外交”（日语为“文化外交”）而不是“文化外交”。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形成于岸・池田内阁时期。

四、经济高速增长后期日本文化外交的制度化（1965～1972年）

随着文化事业部的设立，日本外务省的文化外交预算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显示出日本政府强化文化外交的势头。1967年9月，外务省向财务省交的外交预算中，文化预算达到了417亿5249万日元，相比之前年度增加了24.99%。以该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额增加为转折点，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向经济一边倒模式开始转变，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文化外交事业开始受到重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

高桥力丸指出，日本国力迅速增加、对外关系恶化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的刺激是推动日本开始全面制度性地化文化外交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战败，被压抑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鼓吹日本文化优秀论，为推动文化海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再者，战后日本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其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外交关系（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开始出现动摇，修复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紧迫性。

日美关系方面，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用于推动日美文化交流的资金开始遭到大幅度削减，加之越南战争和日美经济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强化日美文化交流以改善日美关系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美国方面，尼克松上任后提出的关岛主义明确要求日本在亚洲事务上分担更多的责任。在此背景下，1971年9月10日福田赳夫在第八届日美贸易经济合同委员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今后日本政府应当在包括财政支援在内为日美文化事业提供全方位的资助。”在会后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中，福田提出了设立一个包含东南亚地域在内的日美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基金构想。亥构想也成为后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源头之一。

日本与东南亚方面，战后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廉价原材料来源地与商品倾销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6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反日情绪，指责日本为“经济动物”，因此，强化文化交流以缓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情绪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另一重要课题。60年代后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明显增加，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纯文化交流活动。而为重新评估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1971年，日本派出战后首个政府文化使节团“东南亚文化使节团”。使节团走访东盟五国，回国后提交了题为《如何推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应当在彻底反思战后文化外交被当作经济利益工具的思想基础上，将强化纯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70年代后期，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推动“心与心的交流”是福田主义的标志性口号，而福田主义的源头正是上述对东南亚文化政策的反思。

1971年7月5日，福田赳夫出任日本外相后开始着手如何制度性地强化日本文化外交。早在福田担任财务大臣之时（1965年6月-1966年12月，1968年11月-1971年7月）就对强化文化外交兴趣浓厚，出任外相后便立即开始督促文化事业部提交强化文化外交的具体方案。文化事业部最初草案提议：由政府出资30亿日元产生的利息以及政府相关的委托费来推动文化外交。从内容上看，这一方案正是岸信介内阁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基金构想案的翻版。对此，福田认为此规模太小，要求以设立1兆日元基金为目标起草扩充方案。在福田的支持下，文化事业部开始起草一个更为庞大的新方案。

文化事业部最终提交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案，核心由“负责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机关”与“保障文化外交事业所需资金的三个基金”两大部分共计四个机构构成。作为“实施机关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团构想”在继承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人员构成与组织机构基础上，拟全面承担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

而为了向事业团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计划另设三个基金。第一，为全面确保文化外交事业顺利推行，设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该基金以促进“心与心的交流”为宗旨，全面推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作为该基金的初始资金，计划从政府外汇中抽出1兆日元（约28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预算的1/5-1/6。第二，为增进日美互信，设立日美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该基金基本资金额100亿日元，故又称百亿元基金。日美间的人物交流与相互研究是该基金的重点资助领域。第三，为促进与东南亚为首的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设立文化交流东京基金。该基金拟政府出资360亿日元（1亿美元）与民间出资180亿日元（5000万美元），共540亿日元。对东南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事业援助是该基金的核心。

由该四大机构组成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勾勒出了一个规模宏大且民间色彩浓厚的文化外交体制。首先，无论是事业实施机构的事业团还是提供资金源的基金，都以独立的“民间”形式设立，其活动与政府保持距离。其次，体制上事业实施与资金供给并立，保证了文化外交活动的专业化、高效化、长期化。最后，基金形式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干预，为文化外交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源。然而，财务省执拗地坚持“不向性格相似的团体同时拨付资金”的原则，对上述方案持消极态度。迫于财务省的压力，外务省多次修改构想方案，后以100亿日元提出预算案，并以《国际交流基金法案》的形式于1972年2月29日提交国会审议。最终于1972年10月2日成立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标志性机构――国际交流基金。国际交流基金的设立，象征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完成与正式开始。

五、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浓厚，工具性地利用文化外交，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剂。主要表现为：盟军占领时期，为应对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高唱文化国家理念，而随着占领政策的急剧转变，文化国家理念很快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占领结束后，为稳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日美同盟，对美介绍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同时，为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以技术援助的名义展开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活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际形象迅速恶化，文化外交被视作国家应对外交危机的手段再次受到重视。为缓和外交危机，发挥文化剂作用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定位。

第二，文化进化论思想明显，根据文化外交对象的地域、发达程度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大主要文化外交对象（美国、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针对美国，战后日本对美国文化表现出完全接纳的心态，同时对美的文化外交也是以传播纯日本传统文化为主，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欧美对日本的身份认同。针对东南亚，则以技术援助为主，其目的在于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市场，同时，这种外交中还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心态，即向东南亚地区传播日本的先进文化。总体上，日本的对外文化理念中具有浓厚的文化进化论色彩，呈现出一种“欧美日本亚洲”的垂直型构造。

结合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活动可知，无论是浓厚的功利主x色彩还是文化进化论思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都是战前文化外交理念的延续。战前的文化外交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扩张策略而开展的“思想战”。主要表现为：单向地向亚洲地区灌输日本的“优秀”文化，为日本谋求亚洲盟主地位寻求文化心理依据；对欧美地区则推动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平等交流，以实现文化心理上欧美国家所谓的文明国家的一员。正如学者金弼东所指出：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本身只是顺应新时代价值在形式（对于战前的理念）上加以“包装”，其本质的价值（作为外交的手段）一点也没变化。

亦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了战前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本质上与战前文化外交是一致的。

究其根源，占领改革的不彻底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的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首先，盟军占领时期对日改造的不彻底使得战前日本文化外交在战后延续成为了可能。占领后期冷战爆发，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入江昭评价称：

在“政府的政治、经济理论”压倒“人类的知性、道德纽带”呼声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军备竞争以及经济建设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

冷战中断了占领当局督促日本彻底反思的既定方针，使得占领改革呈现出不彻底性。而正是这种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保守势力得以在战后主导日本政坛，使日本丧失了彻底反思的历史契机，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日本文化固有的超克史观特征是导致其文化外交表现出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特征的内在因素。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是一种“超克史观”，主要表现为：日本贫弱的时候服从强者，一旦强大之后尝试成为强者并超越强者。即用二分法看待外部世界（优与劣，强与弱）。对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表现为：用优劣等级观点看待他国文化，而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在于国力强弱。日本的文化外交使命在于学习强国文化以争取成为强国，同时向弱国输出本国文化以确立优越地位。这也正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文化根源所在。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注定了日本文化外交总是从谋求成为强者的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同时，对于其他文化又总是用优劣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来判断。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4篇

日前“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2011深圳年会”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行。来自四个城市的四十多位代表及城市观察员围绕“公共治理与文化参与”这一主题，介绍、剖析了多个成功案例，就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会上播放的四城市年度视觉报告和DV短片引起激烈争鸣。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沈文忠出席会议并作了《上海文化年度视觉报告》，对由市文联遴选的2011年上海近20个重大文化事件作了全景式的介绍和评析。“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创办于1997年，每年举办一次，由四个城市轮流主办，是一个主要由民间和学术文化组织策划、参与的创意互动聚会。作为中国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交流实验室，该会打破传统的学术会议、论坛的常规，尝试一种饱含创意的会议方式，促成了一次次跨城、跨界的对话。

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在沪举办

由上海美协与日本昭和美术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日前在上海美协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举办，展览共展出86件作品，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美协各组织43件作品参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体现出两地美术家在多元化文化语境下，对艺术的不断追求探索。在沪期间，昭和美术代表团一行21人还前往江苏同里、南京等地写生采风，并为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颁发了日本昭和美术会名誉理事聘书。早在1984年，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确立了联展互访的友好伙伴关系，形成长期友好交流展示机制，进一步增进了中日的文化交流。此后的20多年里，两地的美术家频频进行友好互访，多次举办了联合画展。

“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圆满闭幕

由上海市摄协主办、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协办的《“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圆满闭幕。本届青年大展是上海市摄协倾力打造的又一品牌项目，旨在发掘和培养上海摄影人才。本届青年大展参展对象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青年”定义年龄的14―34岁，并且是在沪居住和工作的、沪籍的在外工作和生活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专业和业余青年摄影人。展出的纪录类和非纪录类41组作品是从投稿者千余幅作品中遴选而出的。展览的优秀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当今青年摄影的水准，体现了上海摄影后续人才的可塑性。为探索新的运作模式和市场机制，本届青年大展在开展过程中相继推出了为扶持青年摄影后续人才的导师模式与探索新的运作机制的策展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另外，市摄协还积极与沪上著名画廊机构战略合作，在运作将青年大展的优秀作品进入艺术品市场。

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开幕

日前，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汉堡文化部、上海市美协共同主办的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在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开幕。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巡视员迟志刚，汉堡驻上海联络处总代表拉斯安可，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家尧等领导以及德国汉堡和上海参展艺术家们出席了开幕仪式。此次交流展共展出20余位艺术家的80余件作品，形式多样，极富创意。德国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以“纸”为主题，在上海进行纸的艺术交流和碰撞，表达对造纸术发明的敬畏之心，也是通过艺术创作展示对人类这一伟大发明的深层思考。两地的艺术家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研究纸与水、纸与光、纸与火等自然材质的关系，展开对纸的功能性、结构性、表现性以及社会参与性的哲学思考，对纸这一文化载体进行新的艺术剖析。近年来，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两个友好城市在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艺术交流活动，为两地艺术家的学术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增进了两地艺术家之间的友谊。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5篇

促进日中两国大学的高质量教育合作

对日本而言，在国际间关系处理过程中，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推动两国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对日中两国，而且对世界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两国大学问的人员往来、研究交流也在不断加深。

为了进一步促进日中大学交流，日本文部科学省和中国、韩国的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建立了“亚洲校园”计划。按照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共识，该计划旨在开展国家层面的、全方位的、有质量保障的大学交流，促进三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学间的开放与合作，现阶段已经开展了10个试验项目，有效促进了三国间大学的高质量教育合作。

2013年8月，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东京召开，与会人员围绕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亚洲校园”项目这一议题再次达成共识，以日本和中国为首的亚洲大学间的交流，也得到了三国大学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坚信三国间的教育交流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我也希望通过本次校长论坛，大家可以互相了解日中两国大学交流计划与成果，并积极交换意见。

由衷期望中日两国大学间以研究交流、学生交流为主的合作交流活动能取得进一步发展。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杰：

从差异中寻进步在合作中谋发展

自2000年召开首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三个年头。论坛主题始终围绕大学教育和办学理念、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内容展开，规模也从最初的14所高校逐步扩展到了今天来自中日双方近40多所大学的共同参与，在两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搭建了一个坚实的交流平台。从2003年东京大学主办第二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开始，两国政府的相关教育机构也逐渐参与其中。在历届论坛与会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与会高校就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对于推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往届论坛一样，本次论坛继续秉承务实和高效精神，在会议中，各与会代表分别就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知进行了主题发言和自由交流，对中日大学问的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坦诚的意见交换。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这为两国之间开展学术交流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不利因素的客观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中日大学校长论坛的作用正在于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从两国高等教育的差异中寻求进步，在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

日本神户大学校长福田秀树：

强化日中合作共创一流大学

第八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即将闭幕，在此请允许我向本次论坛致闭幕词。

首先，我衷心祝贺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会议在美丽的厦门召开，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尊敬的朱校长的带领下，厦门大学的师生无不为论坛的顺利召开尽心竭力，请允许我向他们献上最诚恳的敬意。

此外，我还要向今天主持各议题的老师和各位发言代表致敬。正是诸位精心的协调和精彩的发言才使得今天的讨论更加意义非凡。

中日大学校长论坛是依据中国教育部和日本文部科学省共同协定的中日教育交流五年计划而召开的，迄今为止已经顺利举办了七届。

从2000年第一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东京国际论坛成功举办开始，日中双方大学校长汇聚一堂，探讨共同关心的课题，不仅有效促进了日中学术交流和学生交流，也使论坛成为两国共同摸索大学教育与研究的新形态，讨论高等教育课题的重要平台。

此次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围绕“中日合作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行性及方法”这一主题，就如何建设国际化大学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主题演讲中，南开大学的龚校长结合详细的数据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中国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进行的重点大学建设情况，并展示了众多大学在新型管理制度下取得的卓越成果。此外，他还对日本政府“卓越研究基地项目”项目和中国的“985工程”作了深刻的比较与分析。龚校长提出，今后仍须通过签订中日大学交流协议，进一步扩展中日交流的平台。

之后，大阪大学的平野校长以大学的使命及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普遍要素为基础，提出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何定位大学在新时代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并从知识供给、开拓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创建和谐多样格局三方面分析，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他还强调了大阪大学以世俗精神为基础建设国际化大学的未来目标。

在各项议题讨论环节中，各位发言代表系统介绍了各自大学的特色及发展战略，发言内容充实，极富启发性。

为了丰富论坛内容，本次论坛增设了“中日大学生论坛”。日中两国大学生围绕“我眼中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该主题的重要性及学生对其的关注程度着实让人感叹。

我衷心期望在座的各位能充分利用本次论坛的成果，强化日中合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同时率先号召社会各界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最后，请允许我向以朱校长为首精心组织本次论坛的厦门大学师生、中方各大学代表、中国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方各大学代表、日本学术振兴会、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科学技术振兴会以及各方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日本九州大学副校长藤木幸夫：第九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将在九州大学举办

今天能参加第八届中日校长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中方的各位大学校长以及相关领导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我认为，此次会议很成功，也收获了很多成果。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日高校；协作学习；skype视频

中图分类号：G5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1―0033―02

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同时，如何培养国际化的高校人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高校教育课题。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远程国际化联合教学，是解决目前这一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大学生之间的Skype视频交流学习，从整体评价、效果、建议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国际远程交流学习对国际协作意识、国际理解能力的提升作用及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Skype交流学习实践内容

本次交流学习利用skype视频进行，时间分别为2012年10月16日（日方发表）和10月23日（中方发表）。参加者是中国12名日语专业硕士生和日本10名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首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课前搜集文明用语宣传画、标语、广告牌等资料，进行专题研究，将结果做成课件并互发给对方。

其次，每组选出代表进行发表，之后双方提问并讨论，从而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交流过程中出现疑难问题时，双方教师进行积极引导，确保交流顺利进行。

最后，双方学生进行交流后总结在交流中的体会与感受，教师针对本次交流以调查问卷形式进行结果分析。

二、调查结果分析

交流结束后，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分为 “对交流的整体评价”、“交流效果”、“对彼此的印象”、“今后交流的期待”等几个方面，采用了自由陈述式回答方式。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如下：

（一）对Skype交流的整体评价

从教学方式来看，双方都认为“能够与国外学生进行面对面直接交流，进行中日即时比较”，“可以现场提问，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很好”，可见Skype交流学习可以给学习者创造以往教学方式难以达到的国际交流环境。学生们用国际视野进行比较学习，这是培养国际型人才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双方也反馈了“网络连接不稳定”，说明媒介效果对整个交流学习过程会产生影响，所以创造一个好的交流学习媒介是不可或缺的。

从课堂气氛来看，中日双方都认为“能够调动起积极性，使大家更主动参与课堂学习”，“能够让我们主动提问与思考，从而更好了解两国文化”。可见通过Skype交流学习，学生能采取积极态度进行学习，课堂气氛活跃，并有利于启发学生进行深层次思考，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知识点的学习。另一方面，中方的“将掌握的知识介绍给国外的学生”和日方的“通过了解国外信息开阔眼界”反映了两国学生思考问题方式的不同，中方侧重将自身知识进行整合与宣传，而日方侧重对他国知识文化的吸收，所以在交流过程中，能够发现对方的优点与自身不足，从而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取长补短，这对培养国际型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学生自身改变来看，中日都认为“加深了对中日文化异同的了解”，“和国外学生交流学习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可见通过这次交流，不但使学生对中日文化加深了理解，而且能够提高学习意识。而有效的交流学习正是要提高成员相互交流的质量，并且每个成员都要有积极参与贡献小组学习活动的意识。这种学习意识的提高对学生将来利用有效学习方式进行主动和协作学习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Skype交流的效果

调查问卷显示，Skype视频在中日大学生的交流学习中取得了三方面的效果：专题理解效果，语言、文化学习效果，相互理解效果。这充分肯定了Skype视频技术对远程国际化联合教学的促进作用。

（1）专题理解效果

关于车贴标语，日方认为中国车贴的表达方式直接、强硬，但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异。日本车很少有车贴，大多为“熊出没注意（车主是个硬茬）”、“baby in car”等车贴，内容和形式基本相同，没有独特之处。

关于街上的广告牌，中国大部分是口号性的，多为“和谐”字样，也有一些社会公德方面的，日方认为这种广告牌太生硬。日本多采用委婉、柔和的词语，有时会使用方言和漫画，甚至可爱的动物。中方认为这样的标语更人性化，易被人接受，同时也更能引起注意。

对于本次专题，日本学生还发表了一些感想，如“中国的标语比较直接，让人比较容易理解，日本应该适当借鉴”，“以前听说中国很少有社会公德之类的广告，其实现在有很多”等。另一方面，中国学生总结出日本的标语特点与日本的“换位思考”方式有关，还与日本“卡哇伊”文化有密切联系。

（2）语言、文化学习效果

中日学生通过交换意见、交流学习，彼此了解到对方国家的语言习惯，对语言的应用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另外，从交流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可以拓展思维，还在表达能力上有一定提升。通过Power Point发表、提问回答等，学生们可以学会多角度思考，提高语言能力以及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3）相互理解效果

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普遍印象是“日语水平高”、“表达能力强”、“认真”、“交流积极”等。中国学生对日本学生的印象是“认真”、“可爱”、“热情”、“善于发现问题”、“对中国感兴趣”等。通过交流，中日两国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真实地了解了彼此。结果表明，Skype交流学习可以减少中国学生在和日本人用日语进行会话时的心理抵抗和紧张感，同时也让日本学生对中国排除偏见、重新认识中国。可以说，通过Skype交流的方式来加深中日两国学生的互相了解正是交流学习这一国际性学术方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Skype交流的建议

两国学生对发表提出了一些建议：“发表时不要照本宣科地读，应时刻注意听者的反应”，“计划和准备非常重要。希望有一个电子黑板”。而且，学生认为大家互相讨论的话题也可以扩展到“就业情况、漫画、年轻人用语、电影、手机短信、化妆文化、网购、传统文化、敬语表达、饮食文化、大学生活”等，可见学生们对本次远程学习经验持肯定态度，并且期待今后的交流课程。

三、结论

结果表明，Skype视频交流学习不但能促进学生的表达、交际等综合能力的提升，还有助于培养国际协作意识。双方可以学习到对方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对进一步研究学习有一定帮助，同时也可以拓展中日学生对相同专业问题的认识角度，丰富对问题的思考途径，提高国际理解能力。所有参加者对于使用Skype软件进行视频远程协作学习持肯定态度，期待在今后的远程协作学习中可以讨论更多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王以宁，宫地功，李在荣.基于母语和视频会议促进学生发展的国际交流学习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0（01）.

[2]宫地功，成喜.テレビ会交流による路意を育成するみ[J].教育システム情学会，2006（04）.

[3]田一彦.大学における同学法の意味づけ[J].大教育研究，2004（01）.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在阐述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日语文化教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做了探讨。主要从教室的配置、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以及教材内容的安排等方面提出了el语语言文化教学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并对日语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模式作了构建，提出了三段式教学方法即：(1)传授el本语言文化知识；(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目的是使学习者透过语言看到el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了解el语和el本社会，为将来与el本人实际交往提供跨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交际能力。

在外语学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只要学会该语言的词汇、语法以及发音等就可以掌握该门外语。但是很多学习实践证明只掌握这些还是不能很好的和外国人进行交际的。因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仍存在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由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会产生“文化冲突”。作为一名日语教育工作者，笔者就经常听到一些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学生抱怨，和日本人交流，不是语言层面不懂，而是对日本人的表达、想法不理解。如果学生在日语学习过程中不系统学习，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失误。当然这种能力是随着日语能力不断提高而逐步提高的。同时外语能力与语言文化知识并不成正比，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并不代表了解日本语言文化。同时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外国人交流。如果虽然会说外语，却不能和外国人顺利交流，不能不说是外语教育的失败。因此在日语教学中引人日本语言文化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许多大学的日语专业强调在日语教学中要引人“文化教学”，除了从初级日语教学就融人“文化教学”外，有的还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开设了‘旧本语言文化”选修课。我校在专业三年级下学期开设此门课程。笔者在担任此门课程教学的同时，就课程的构建作了一些思考。本文试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角度出发，就日本语言文化课程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如何开展在语言教学中引人文化教学，提出笔者的建议。

一日本语言文化课程的理论发展

首先谈一下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都有密切关系。chomsky在1965年提出了“语言能力”，创立了“生成语法”。但遭到了compell和wales等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在1970年抨击chomsky“语言能力”的同时，指出“语言能力”过分强调语言的结构即语法部分，却忽视了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一部分能力。语言学家hymes在1972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新概念。指出“交际能力”即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语言学家byram指出语言文化综合教学模式应该包括语言学习、语言认知、文化认知、文化经验四个方面。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文化语言学。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北外胡文仲教授编写了《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著作，关世杰教授也著写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现在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方兴未艾，一般的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文化语用学”等课程。而且召开了多次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

在日语教学方面，一些研究日语教育的日本学者也强调了跨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例如在《日语行动论》一书中野元菊雄、加藤正信等就指出日本人的语言表达特点以及日语体现日本人行为规范方面和日语的非语言表达的特点。并统称为“日语行动论”。

在中国日语教育界，随着日语教学改革的深人，也逐步开始加强了日语的文化教学。每次中国日语教学研讨会都有一些关于日语文化教学的论文。同时一些院校也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专集。2001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对文科院校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高质量’的要求。要继续锤炼语言基本功，提高日语实践能力.扩充文化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同时指出:“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在宏观方面指出了我国日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在注重同汇、语法以及发音教学的同时，必须引人语言文化教学。

二日语语言文化教学的开展

1课堂的布置

教室布置应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采取不同的布置，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三段式教学。即: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学生集体讨论和教师点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两种教室布置。如下图。

a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一阶段的教学即教师向学生的知识传授，因为这种教室配置适合于教师传授知识，而学生听解。

b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二第三阶段的教学即学生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以及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学习气氛自由开放。

2.教材的选定

教材的选定编辑，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具有权威性的日本学者和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国学者的关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的内容;其次，侧重文化对比，特别是把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再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能突出反映日本人论和日语行动论的内容。同时笔者认为这些内容在第一阶段的教学中执行，上课前发给学生，让学生事先阅读。其目的是学生通过阅读一定量的关于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内容，起“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阅读使学生积蓄一定量的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以及教师的知识传授、点拨，完成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感性认识。教室里也可装饰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东西，如和服、茶道、花道等，以渲染气氛。

具体的教材内容如下:“( )”内为作者。

(1)女の日本? 男の日本? (佐佐木端之)

(2)[?荬?文化?(赤爆行雄)

(3)「私中心の?点—日本?的な内と外とは何か(森田良行)

(4)日本人と中国人ここが大?(中??X雄)

(5)「缩み志向の日本人(李御率)

(6)?らないアメリカ人すぐ?る日本人

(7)凳?の?雒妗⒌胜护椁欷氡憩F一なぜ客?的叙述がとりにくいのか(森田良行)

(8)菊と刀—?uの文化(ベネディクト、ル—ス)

(9)お辞?xについて—非言?行??nbsp;立礼

(/china/">中国人却觉得省略得太多，变得“委婉、模糊”。又如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芭蕉的徘句“古池や蛙?び?む水の音”。在外国人看来这似乎不能产生任何美感，翻译界对此徘句也是反复研究。但似难找出合适的翻译。这是由于此徘句反映的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如果不粘和于日本文化这块土壤来进行翻译是很难做到的。从这一徘句，我们可以解读日本文化的两个信息:一是日本人的联想。其次日本人的言简意赅。所谓日本人的联想，即在日本人内部的交流中，日本人总能从对方的言语中捕捉到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日本人已习惯于表达方式，但在外国人看来却百思不得其解。日语还讲究言简意赅。象徘句一样仅仅5个字或7个字就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日本人的“以心?恍?いしんでんしん)”。不是通过语言的具体表达来传递信息。因此在日语教学中，讲明委婉语的言外之意，让学生体会到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就很有必要。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调查、讨论，在课堂上提出了关于日语中主语省略的问题，举例指出“你叫什么名字?”(お名前は)“你几岁了?”(おいくつですか)等在日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同时谈到自己在使用日语时，常常喜欢以“我”开始，但在实际的翻译中却常常省略主语。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调查的同时，指出日语的省略是由于日语与汉语或英语不同，是主要依靠语境来相互交际的一种语言。同时它也导致日语的“あいまい”，这种“あいまい”在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外国人却觉得“暖昧”，是因为外国人不懂得日本人的心理。例如日本人之间在邀请对方看电影、吃饭时，如果不想去，会说:“きょうはちょっと。”日本人之间就会心领神会，不再强求对方。而中国人或欧美人就会很明确地问:“你去还是不去”。所以与日本人交流会觉得日本人表达“模糊”。而日本人和外国人交流，会觉得外国人太“直率”。并同时提出了日本人的“察しの文化”和“以心?恍摹钡乃嘉?ㄊ揭园镏????玫乩斫狻V赋鲈谛矶嘤锞诚氯毡救酥?涠际峭ü?安觳拧崩赐瓿傻摹T谌沼镏械泵嬷苯又赋鍪且恢置挥小靶扪?钡模??芭?痢钡谋泶锶词且恢置馈

(3)教学案例三:非语言交际(お辞?xについて—非言语行??nbsp;立礼)

1)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

交际的时候除了语言交际，同时也存在非语言交际，必须注意交际时的“体态语”，例如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鞠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会话教学中似乎不太重视“体态语”的教学，其实“体态语”与谈话中的话语一样重要，例如实际的交流过程中日本人很少有见面握手的习惯，往往用低头、鞠躬来交往，这样教授学生鞠躬的交际习惯就很重要。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鞠躬”分为三种类型:低头的角度为巧度，日语叫“会积.,，在日常生活中它常常使用，或者在遇到公司同事，或碰到熟人;另外一种为30度，它一般在公共场合使用，如遇到上司或迎接客人;还有另外一种是45度，一般是道歉或者在迎接尊贵客人的时候。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常识，在日语教学中若不加以重视，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教授会话课时，笔者就有亲身体会。在学习初次见面时，要求学生做角色扮演。学生虽然n里能够流利地说:“始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いします。”但是他们的姿势确是千姿百态:有的不鞠躬，甚至有的学生两手交叉。有的手插在裤兜里，可能学生是由于紧张的缘故。但是我想这种姿势如果不在学习阶段加以纠正，那学生毕业与日本人交际就会产生文化误解。所以在教学中必须指出日本人的姿势:鞠躬时，男性的双手需放在两侧裤线的位置或大腿前，女性的双手则放在大腿前。鞠躬时按照123的次序1看对方2行礼3才完成。其他的例如眼神等，与欧美文化不同，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目光应避开对方，这些“体态语”，都反映了日本文化，同时是与日本人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指出与日本人习惯上的不同，例如日本人做事讲究计划性，干什么事都有“スケジュ—ル(计划)”。例如突然去外教家，外教感到不高兴，最好要先打电话，和外教约好才行，突然造访会使对方不悦。虽然不是非语言交际，但也是语言交际以外非常重要的东西。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在评价学生的准备的同时，指出了解日本人的习惯同样很重要，同时指明“体态语”必须注意到一些地方。例如眼神方面，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与欧美文化有所区别。日本人的点头与中国人的点头，日本人只是表示在听，中国人则表示同意。同时本课程主要讲述的是语言文化，其实习惯上的不同，同样很重要。通过这些点拨，让学生自己自主学习，并且让文化融人到学生自己的血液之中。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在阐述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日语文化教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做了探讨。主要从教室的配置、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以及教材内容的安排等方面提出了el语语言文化教学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并对日语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模式作了构建，提出了三段式教学方法即：(1)传授el本语言文化知识；(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目的是使学习者透过语言看到el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了解el语和el本社会，为将来与el本人实际交往提供跨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交际能力。 

    在外语学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只要学会该语言的词汇、语法以及发音等就可以掌握该门外语。但是很多学习实践证明只掌握这些还是不能很好的和外国人进行交际的。因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仍存在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由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会产生“文化冲突”。作为一名日语教育工作者，笔者就经常听到一些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学生抱怨，和日本人交流，不是语言层面不懂，而是对日本人的表达、想法不理解。如果学生在日语学习过程中不系统学习，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失误。当然这种能力是随着日语能力不断提高而逐步提高的。同时外语能力与语言文化知识并不成正比，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并不代表了解日本语言文化。同时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外国人交流。如果虽然会说外语，却不能和外国人顺利交流，不能不说是外语教育的失败。因此在日语教学中引人日本语言文化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许多大学的日语专业强调在日语教学中要引人“文化教学”，除了从初级日语教学就融人“文化教学”外，有的还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开设了‘旧本语言文化”选修课。我校在专业三年级下学期开设此门课程。笔者在担任此门课程教学的同时，就课程的构建作了一些思考。本文试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角度出发，就日本语言文化课程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如何开展在语言教学中引人文化教学，提出笔者的建议。 

    一日本语言文化课程的理论发展 

    首先谈一下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都有密切关系。chomsky在1965年提出了“语言能力”，创立了“生成语法”。但遭到了compell和wales等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在1970年抨击chomsky“语言能力”的同时，指出“语言能力”过分强调语言的结构即语法部分，却忽视了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一部分能力。语言学家hymes在1972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新概念。指出“交际能力”即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语言学家byram指出语言文化综合教学模式应该包括语言学习、语言认知、文化认知、文化经验四个方面。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文化语言学。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北外胡文仲教授编写了《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著作，关世杰教授也著写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现在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方兴未艾，一般的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文化语用学”等课程。而且召开了多次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 

    在日语教学方面，一些研究日语教育的日本学者也强调了跨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例如在《日语行动论》一书中野元菊雄、加藤正信等就指出日本人的语言表达特点以及日语体现日本人行为规范方面和日语的非语言表达的特点。并统称为“日语行动论”。 

    在中国日语教育界，随着日语教学改革的深人，也逐步开始加强了日语的文化教学。每次中国日语教学研讨会都有一些关于日语文化教学的论文。同时一些院校也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专集。2001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对文科院校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高质量’的要求。要继续锤炼语言基本功，提高日语实践能力.扩充文化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同时指出:“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在宏观方面指出了我国日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在注重同汇、语法以及发音教学的同时，必须引人语言文化教学。 

    二日语语言文化教学的开展 

    1课堂的布置 

    教室布置应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采取不同的布置，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三段式教学。即: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学生集体讨论和教师点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两种教室布置。如下图。 

    a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一阶段的教学即教师向学生的知识传授，因为这种教室配置适合于教师传授知识，而学生听解。 

    b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二第三阶段的教学即学生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以及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学习气氛自由开放。 

    2.教材的选定 

    教材的选定编辑，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具有权威性的日本学者和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国学者的关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的内容;其次，侧重文化对比，特别是把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再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能突出反映日本人论和日语行动论的内容。同时笔者认为这些内容在第一阶段的教学中执行，上课前发给学生，让学生事先阅读。其目的是学生通过阅读一定量的关于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内容，起“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阅读使学生积蓄一定量的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以及教师的知识传授、点拨，完成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感性认识。教室里也可装饰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东西，如和服、茶道、花道等，以渲染气氛。 

    具体的教材内容如下:“(    )”内为作者。 

    (1)女の日本語 男の日本語 (佐佐木端之) 

    (2)[気の]文化論(赤爆行雄) 

    (3)「私中心の視点—日本語的な内と外とは何か(森田良行) 

    (4)日本人と中国人ここが大達(中鳩嶺雄) 

    (5)「缩み志向の日本人(李御率) 

    (6)謝らないアメリカ人すぐ謝る日本人 

    (7)凳話の場面、凳せられる表現一なぜ客觀的叙述がとりにくいのか(森田良行) 

    (8)菊と刀—恥の文化(ベネディクト、ル—ス) 

    (9)お辞儀について—非言語行動 立礼 

(/china/">中国人却觉得省略得太多，变得“委婉、模糊”。又如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芭蕉的徘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在外国人看来这似乎不能产生任何美感，翻译界对此徘句也是反复研究。但似难找出合适的翻译。这是由于此徘句反映的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如果不粘和于日本文化这块土壤来进行翻译是很难做到的。从这一徘句，我们可以解读日本文化的两个信息:一是日本人的联想。其次日本人的言简意赅。所谓日本人的联想，即在日本人内部的交流中，日本人总能从对方的言语中捕捉到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日本人已习惯于表达方式，但在外国人看来却百思不得其解。日语还讲究言简意赅。象徘句一样仅仅5个字或7个字就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日本人的“以心伝心(いしんでんしん)”。不是通过语言的具体表达来传递信息。因此在日语教学中，讲明委婉语的言外之意，让学生体会到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就很有必要。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调查、讨论，在课堂上提出了关于日语中主语省略的问题，举例指出“你叫什么名字?”(お名前は)“你几岁了?”(おいくつですか)等在日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同时谈到自己在使用日语时，常常喜欢以“我”开始，但在实际的翻译中却常常省略主语。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调查的同时，指出日语的省略是由于日语与汉语或英语不同，是主要依靠语境来相互交际的一种语言。同时它也导致日语的“あいまい”，这种“あいまい”在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外国人却觉得“暖昧”，是因为外国人不懂得日本人的心理。例如日本人之间在邀请对方看电影、吃饭时，如果不想去，会说:“きょうはちょっと。”日本人之间就会心领神会，不再强求对方。而中国人或欧美人就会很明确地问:“你去还是不去”。所以与日本人交流会觉得日本人表达“模糊”。而日本人和外国人交流，会觉得外国人太“直率”。并同时提出了日本人的“察しの文化”和“以心伝心”的思维定式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指出在许多语境下日本人之间都是通过“察才”来完成的。在日语中当面直接指出是一种没有“修养”的，而“暖昧”的表达却是一种美。

    (3)教学案例三:非语言交际(お辞儀について—非言语行動 立礼)

    1)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

    交际的时候除了语言交际，同时也存在非语言交际，必须注意交际时的“体态语”，例如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鞠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会话教学中似乎不太重视“体态语”的教学，其实“体态语”与谈话中的话语一样重要，例如实际的交流过程中日本人很少有见面握手的习惯，往往用低头、鞠躬来交往，这样教授学生鞠躬的交际习惯就很重要。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鞠躬”分为三种类型:低头的角度为巧度，日语叫“会积.,，在日常生活中它常常使用，或者在遇到公司同事，或碰到熟人;另外一种为30度，它一般在公共场合使用，如遇到上司或迎接客人;还有另外一种是45度，一般是道歉或者在迎接尊贵客人的时候。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常识，在日语教学中若不加以重视，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教授会话课时，笔者就有亲身体会。在学习初次见面时，要求学生做角色扮演。学生虽然n里能够流利地说:“始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但是他们的姿势确是千姿百态:有的不鞠躬，甚至有的学生两手交叉。有的手插在裤兜里，可能学生是由于紧张的缘故。但是我想这种姿势如果不在学习阶段加以纠正，那学生毕业与日本人交际就会产生文化误解。所以在教学中必须指出日本人的姿势:鞠躬时，男性的双手需放在两侧裤线的位置或大腿前，女性的双手则放在大腿前。鞠躬时按照123的次序1看对方2行礼3才完成。其他的例如眼神等，与欧美文化不同，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目光应避开对方，这些“体态语”，都反映了日本文化，同时是与日本人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指出与日本人习惯上的不同，例如日本人做事讲究计划性，干什么事都有“スケジュ—ル(计划)”。例如突然去外教家，外教感到不高兴，最好要先打电话，和外教约好才行，突然造访会使对方不悦。虽然不是非语言交际，但也是语言交际以外非常重要的东西。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在评价学生的准备的同时，指出了解日本人的习惯同样很重要，同时指明“体态语”必须注意到一些地方。例如眼神方面，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与欧美文化有所区别。日本人的点头与中国人的点头，日本人只是表示在听，中国人则表示同意。同时本课程主要讲述的是语言文化，其实习惯上的不同，同样很重要。通过这些点拨，让学生自己自主学习，并且让文化融人到学生自己的血液之中。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9篇

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理念。在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中，素质教育的定义较为丰富，强调学生教育与社会发展、个人成长等方面的实际对接，凸显学生的教育主体性作用，让学生在综合素质、潜能挖掘、个性培养、心理发展、创新精神等方面获得较大的成长和进步。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髙校日语教学也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活动。在教材建设方面，王琪著的《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对当前曰语教学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理论体系、教学实践方法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专业化地阐释了曰语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互动模式以及教学的一般规律，分析与总结了日语教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对高校日语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指导作用。《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的理论综合性和实践实用性较强，全面囊括了日语教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对日语课程标准、教学原则、教师能力要求、学习心理机制、日语翻译教学、教学评价模式以及跨文化日语教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与总结。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不仅需要从专业上遵循日语教学的一般规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归纳素质教育理念对日语课堂教学的影响与作用。

首先，在素质教育背景下，跨语言文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日语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不断优化日语课堂教学的策略与方法，从而在提高学生日语语言学习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日语跨语言文化交际能力，以便更灵活地适应各种各样日语应用的新情境。除此以外，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培育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机制，进而让学生在日语课堂教学中开阔眼界，全方位多层次了解日语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内容。基于此点，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日语课堂教学策略需要秉持开放性的实践理念，在曰语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给予更大的自由开放空间，实现课堂内外、网络上下日语教学的混合式教学，为学生创设更广阔、更综合性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日语语言能力。

其次，在素质教育背景下，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暴露了学生主动性不足的缺陷，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足，导致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浮于表面，应付考试虽然足以，但是在实际的语言应用场景中却明显力有不逮。为了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理念与日语课堂教学的整合，教师应当着力强化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日语的视听说教学中引人更多思考性、训练性和实践性的内容，让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去思考与总结，同时还可以借助网络、新媒体的便利主动去搜索、求问和尝试,从而保证日语课堂学习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拓展性问题都能够被学生彻底消化。教师应该在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实施中发挥指导性作用。一方面，教师应当灵活使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例如播放日语影视剧、动漫视频资料，营造更加真实生动的曰语课堂学习氛围，让学生保持积极、愉悦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日语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应当对学生的自主性日语学习给予实时的指导和帮助，减少学生在自主性学习中的误区和弯路，进而全面提高日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最后，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日语课堂教学还应当增加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以及真实情境的语言交际实践，有效提高日语课堂教学的综合性教学效果。日语课堂教学不是知识和技能的僵化式灌输,而是在语言教学基础上深入讨论日语语言的文化、交际方法等内容。从当前日语课堂教学的情况来看，学生的日语交流实践机会不够，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和提升。对此，教师应当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需求，组织一些开放性的日语实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各种线上线下渠道展开真实化的日语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让学生深人了解日语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而避免学生在日语的跨语言文化交流中陷入交流的误区。此外，教师还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民族语言文化与日语语言文化的比较交流，在开阔文化的国际视野的同时树立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并最终形成正确的多元语言文化观念。以上就是笔者在研读《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的过程中，对我国素质教育背景下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探索所作的研究。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应当推进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总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思考、多交流、多实践，进而全面提高学生在日语课堂学习中的自主性、有效性和创新性，帮助学生在日语交流实践中切实增强自身的日语语言与文化的综合素质。

作者：赵娟单位：山东农业大学讲师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汉籍；比较文献学；东亚古典文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国与日、朝（韩）、越等东亚各国，存在着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以汉籍为媒介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一）现实基础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鋈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岛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こ中国文学――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较文学的考察》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理论背景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中华文化以其发祥地为策源地，跨越漫长的十多个世纪，如同水波向四周扩散，超越诸多政治区划与地域局限，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汉字（包括其变体）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明，即“东亚古典文明”。在这一古典文明所涵盖的区域内，以汉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和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他者”的眼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域外汉籍，以及东亚各国在汉籍影响下产生的土著语文文献进行深度解析，是理解东亚古典文明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其文明史的意义的关键。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为主；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间完全视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严绍教授指出：“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杉本孜教授也说：“汉籍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超过想象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学人对中国典籍的解读来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人是以“他者”的视角通过对传入汉籍的解读来理解中国文化，用这种方法理解的中国文化，不免会因受解读者所处的地域、历史、民族、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甚至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接受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其学术思想的中国学者的著作，继续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日本学者在吸收了欧洲的科学文化之后的汉语著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与滋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谓“东亚古典文明”的核心内涵。

因此，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及其对输入汉籍的东亚各国的文化影响，而且要关注域外学者对中国原典的诠释、引用，还要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对这部分文献的追踪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这一新的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域外汉籍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如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王晓平教授提出的“亚洲汉文学”，严绍教授提出的“国际汉籍文献学”等。上述观点高屋建瓴，为宏观把握“域外汉籍”的总体状态和考察汉籍的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求同”――考察超越国界的东亚古典文明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寻异”――阐发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与阐释回应来自汉文化策源地发出的信息。换言之，汉籍在不同地域获得了怎样独特的发展，这更应该成为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范式，以参与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推进汉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

清季以来，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调查多持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其目的或是使流落异邦的中华经典魂归故里，或是用以验证中华文明如何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夷狄”之邦。近年来，汉籍研究日趋客观，出现了中外汉籍“互相补正”的学术取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从总体来看，汉籍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关于汉籍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化的研究，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彰显汉籍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学科化色彩，笔者尝试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理论范畴，强调“他者”的能动性，即汉籍接受者的意识与反映，希冀有助于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

笔者定义的“汉籍比较文献学”，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立足于古代汉文典籍的跨国、跨地区传播的历史事实，在东亚广大区域内，对汉文典籍向域外传播的规模、流向、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以及在汉籍影响下进行的域外汉文创作和其本土创作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寻求并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及本土文献与中国文献之间的关系、异同，进而关注汉籍流布地区的土著语文著述与汉籍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以文献学为出发点，揭示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为构拟符合历史事实的东亚古典文明提供一个可能的参照系。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汉籍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通过对东亚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输入及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汉籍文献的种类、数量、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各国本土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借鉴关系，而且可以从东亚各国输入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上把握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公、私各界对汉籍的需求，并据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国家文化建设意识和知识界的读书趣味；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区域内的学术界、知识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情况，为阐述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区域各国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通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可以盘点输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揭示以典籍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况；通过考察日本汉籍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可以把握日本知识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学术界解读中国文化的进程及其学术状况，并据以考察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情况，考察以典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考察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形成的意义。

三、“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基于学界已经取得的汉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笔者体会“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以中日为例），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汉籍传播史研究

中日之间汉籍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典籍向东传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二是日本学人对输入汉籍的阐释及其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

考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中国典籍数量巨大，不同历史时期向日本传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数量、种类等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现在对上述问题还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写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现在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会使我们对中国典籍向日本传播的历史的整体认识加深，并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推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断东赴日本寻访佚书，其搜佚辑散工作成果颇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和日本公、私现存古籍目录，有选择地对一些具体文献和目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寻中国典籍流落异邦的故实，摸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获得有关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更加翔实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把握东传汉籍的具体内容与数量，从而作出关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的可靠结论。

日本学人对中国原典进行的汉文诠释及其独立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据王勇教授考证，肇始于日僧携经入唐，中经宋、元、明，至清代达到全盛。对这部分史实及其文献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汉籍研究学者的视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之《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之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等等。但是，较之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研究，对日本的汉文著述及其传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是今后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之一。

2 汉籍接受史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传抄、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行交流、传播，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流传于日本的汉籍，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抄本、注释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僧人用汉文进行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所倡导的“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通过对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的微观考察，可以实证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献的影响。同时，关注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独有的发展轨迹，把握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它与输入汉籍之间的深层联系，为阐明中国典籍东传对日本古代文献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考镜源流的基本依据。

汉籍传入日本虽然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为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及其知识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锁国”时期，日本把输入的中国典籍作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日本通过汉籍接受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是汉籍文本的传入与解读。因此，了解某种中国典籍在何种情况下被传入日本，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怎样的解读与阐释，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有效手段。前者经由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索隐钩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谓“书籍之路”的研究，许多隐藏在残编断帙之中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读输入的中国典籍的？通过对此问题的解读，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日本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依靠典籍传播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凡此种种的发覆，有赖于对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抉微钩沉。

3 汉籍文献学理论研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典籍对日本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日本汉文文献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文献学”视域下的汉籍文献理论研究，是在运用文献形态学的方法描述日本汉籍文献学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中日两国图书（不限汉籍）的分类、著述体例、阐释学特征、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的异同。

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强调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国传统文献学理论对日本古代学术视野中的图书分类、著述体例、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影响，不仅是认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异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汉籍比较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汉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运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简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汉籍研究领域，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践行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中提出的对特定的某一汉籍和汉籍现存实物进行研究，对目录、记录、引用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刻版进行研究等方法；张伯伟教授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提出的“据……以考”的十条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汉籍传播和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域外汉籍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学习和借鉴先贤时俊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对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内容、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将文献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对中日两国的汉籍进行文本识读和文献学研究，把握文献学的基本特征，实现“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两国汉文典籍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要比较两国汉籍在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异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还要阐述其历史根源与意义。

具体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为例）主要有：

1 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籍文本进行识读

文本和史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久远，而且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播渠道不一，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汉籍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献数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珍贵汉籍多以抄本传世，字体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处，加之抄写者的汉文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会有疏误，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写，或无意的疏失。凡此种种，使得对汉籍的文本识读成为汉籍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难点和消除的障碍。因此，文本识读是进行汉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需要首先运用文献学的审形辨音、字词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对汉籍文本中的讹、脱、异文等进行勘误，为继之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础资料。

2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籍分类研究

由于东传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入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有些到近现代才传入日本，目前难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所有汉籍同时进行研究。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对象（汉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相对较强，便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便于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和规律。

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和性质同一度，分为断代研究、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

其一，断代研究是指选取某个特定的历史平面，确定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对这一时期的汉籍进行清查，对其间发生的汉籍交流和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这种研究，是从中日汉籍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一个横断面，所考察的汉籍数量和范围可以大为缩小，便于勾勒出一个时期内汉籍传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个时期的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的情况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应该是一部中日汉籍交流史的大致轮廓。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断代研究要求，所选择的历史时段，既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选择太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历史时段内所选择的汉籍数量既要足够得多，但也不能选择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汉籍。在研究分析时，也要注意对这一时段内的汉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彰显时代特点，揭示本时段汉籍与其前、后时段汉籍的联系与区别。如果选择的时段太短，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汉籍文献容量；如果考察的时段过长，那么汉籍文献的数量就会太多、文体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进行断代研究时，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度”的历史时段和汉籍数量。

其二，专书研究是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专书（包括目录学著作）或专人的著作，对该书或专人著作的传播进行追踪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无得到释读、传抄或翻刻，有无衍生文献，流布范围和流传时间如何，是否回传至中国等。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考察，分析该书或专人作品的传播特点，然后与相关汉籍（同类性质或相同文体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察不同时代同类性质或同类文体汉籍的传播特点，探求汉籍输入国在不同时期的读书趣味与文化需求。

学界已经开展的专书研究多集中于《诗经》、《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文选》、唐宋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朱子学、阳明学、佛教、道教文献的研究，对于最能具体而感性地反映汉籍流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舶载书目录”类文献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与介绍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舶载书目录”所载汉籍数量繁多，而且具有连续性，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汉籍东传的全貌，是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极生动而又具多方面价值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汉籍交流情况的绝佳资料，应该成为汉籍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三，专题研究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能力，选定一个可持续关注的主题，进行一系列专门性的研究或讨论。专题研究的对象（即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专题的选择相对比较灵活，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史学意义、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论；可以是某一问题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题的断代性的研究，如张伯伟教授对清代诗话东传的研究；可以是对某一类汉籍的专门研究，如蔡毅教授、张伯伟教授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汉籍的综合性研究等。

3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汉籍定量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读、理解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要探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在不同历史时期东传汉籍的种类和数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结合目录类著作，对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的种类与数量进行详细统计，尽可能确定汉籍的版本系统和存佚情况，根据统计数据来确定各个时期汉籍东传日本的规模，为进一步探究这些汉籍文献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响日本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1篇

7月10日，“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广州开幕。本届论坛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中国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与会人士围绕“加强新兴产业合作，提升两岸竞争力”这一主题，就促进新能源产业合作、加强节能环保产业合作及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三项议题进行研讨，并举办文化教育专题座谈会。

论坛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和中国副主席林丰正共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中国副主席蒋孝严，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两岸工业、科技、能源、环保产业界以及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界代表400余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名誉主席吴伯雄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主席向与会代表致意，并祝本届论坛获得巨大成功，取得丰硕成果。

吴伯雄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同文同种，共同的血缘和文化构成两岸加强合作交流的最大动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到台湾多数人民的支持，是台湾的民意主流。希望通过本届论坛的讨论，达成持续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结合两岸产业优势，携手拓展国际市场，争取全球商机，携手打造华人品牌的目标，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前迈进。

中国荣誉主席连战专门发来贺词，祝贺论坛召开，他表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开启两岸经济合作新局面，希望两岸与会人士继续通力合作，为增进两岸经济发展、发扬中华文化奉献心力。“第二届海峡论坛”两岸最大民间活动

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论坛”6月19日－25日在福建省举办。本届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市，分会场根据论坛内容和活动项目安排在其他8个设区市，共吸引来自台湾工会、青年、妇女、文化、体育、工商、农业、旅游等30个行业的万余名嘉宾参会，海峡西岸再次掀起两岸基层民众交流欢聚情感大潮。

本次论坛活动由国台办、中华海外联谊会、台湾省农会、台湾省渔会等两岸62个单位及民间团体共同主办。

本届论坛主题为“聚焦民生，惠泽两岸”，以海峡论坛为平台，共同研商两岸关注、拓展两岸交流合作关系和推动海西先行先试的重点热点议题。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台办主任及台湾政界人士出席论坛开幕式发表演说。

本届论坛期间，在政策研讨活动部分，举办了“两岸航空运输发展圆桌会议”、“海峡两岸金融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与“平潭旅游开放开发研讨会”等24场涉及直航、金融、旅游与医药等层面的相关活动，主会场设在厦门。

在台湾代表方面，包括副主席黄敏惠、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及来自台湾25个县市的民意代表、县市长及议长等出席海峡论坛。

国台办发言人杨毅指出，“第二届海峡论坛”延续“注重倾听民声、汇集民智、凝聚民意、聚焦民生”的精神，广邀台湾基层民众与会，将海峡论坛打造成两岸民间合作的平台，突出海峡论坛的民间性、大众性、广泛性，促进两岸基层交流常态化。

这也是继去年9月“首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后，两岸再举行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活动。

赵本山率弟子首度登“台”“笑转台湾”

赵本山携弟子于7月3日晚在台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全场座无虚席、笑声不断。演出所得悉数捐予台湾两家慈善机构。

此次是赵本山首次赴台演出，以其创立的刘老根大舞台为班底，其弟子小沈阳、沈春阳、毛毛、金龙、杨冰、赵丹、王小虎、张可等也到场共襄盛举。

有300年历史的二人转，具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风格，以即兴演出为特点，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之誉。不出其所料，演出一开始即将观众带入欢乐的氛围。众弟子相继登场，奉献了《搞笑说口》、《小拜年》、《京剧联唱》、唢呐独奏、《靠山调》、《你是我的玫瑰》等节目。知名弟子小沈阳、沈春阳也表演了《我只是个传说》、小品《倩女幽魂》等。

歌曲演唱、转手绢、顺口溜、抖包袱讲笑话、绝活等表演诙谐、花哨，显露深厚功底。演出最后，赵本山压轴登台，展现其多才多艺。他先与台湾知名演员吴宗宪、侯佩岑合作小品《演员的烦恼》，又与观众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二胡独奏《赛马》最后在台湾艺人家家演唱《但愿人长久》的歌声中，赵本山挥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并当场义卖，作品被一位专程来台的大陆企业家以508万元新台币竞得，连同当晚的演出所得，全部捐予台湾两家慈善机构。

中国荣誉主席连战夫妇、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等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许卫国的陪同下，观看了演出。台湾演艺界名人孙越、朱延平、蔡康永等多人也到场。2500多位观众让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厅爆满，8800元新台币的最高票价被台湾媒体形容创下台湾文艺团体表演中的最贵纪录。

首届海峡两岸医学生交流活动两岸一流医学学府首次“切磋”

4月1日，来自宝岛的台湾大学、阳明大学、高雄医学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山医学大学百余名师生步入东道主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校园，参加“第一届海峡两岸医学生交流活动――台湾医学生大陆交流会”。

20年前，作为大陆学者首位访问台湾的是来自北大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的著名神经科学专家韩济生院士：20年后，在北医的校园里迎来了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台湾学生访问团。这样的交流对两岸的学校都是一种荣誉。

此次来访的台湾大学医学院、阳明大学、中山医学大学、中国医学大学和高雄医学大学分别是台湾北、中、南一流的医学高等学府。

台湾学生姜安娜代表阳明大学校长吴妍华致辞，简短的语言道出了北京、北大、北医在世界及台湾人心中的地位与影响。她说：“北京是举世皆知的文化古都，北大更是中国人的骄傲，而北大医学部近百年来秉承‘严谨求实的治学和热忱服务的奉献精神’为中国和世界培养无数的高水平医学人才。在医学和科技日益进展的今日，我们很高兴看到全国首届一指的北大医学部科研水平已与世界接轨，同时不遗余力地开展海峡两岸交流活动，让炎黄子孙在医学教育领域有更全方位、多角度的学习和切磋。”

海峡两岸陶瓷艺术家景市交流笔会两岸首次陶瓷文化交流活动

7月13日上午，“海峡两岸陶瓷艺术家景德镇交流笔会”在景德镇宾馆隆重开幕。景德镇市市长李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玉玲，省台办主任阎钢军、副主任简立明等参加开幕式。

李放在致辞中指出，景德镇是享誉世界的瓷都。近年来，景德镇市加快了陶瓷产业发展振兴的步伐和国家陶瓷产业、科研、人才、贸易交流四大基地的打造，一年一届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召开，提升了景德镇陶瓷的影响力。景德镇还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艺术殿堂，宜人宜居的绿色家园，开放创新的活力之城。李放希望借海峡两岸陶瓷艺术家交流笔会的契机，增加两岸陶瓷艺术家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促进两岸陶瓷艺术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陶瓷文化。

由江西省台办、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台湾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陶瓷艺术家景德镇交流笔会，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发挥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资源优势，积极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景德镇在岛内的影响，促进两岸陶瓷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为期5天的交流笔会举办了书画笔会、陶瓷笔会、陶艺制作笔会等活动，两地陶艺家以两岸山水风光、中华盛世、喜迎世博、寅虎生肖等为主题进行了艺术创作。

海峡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书画活动两岸书画大师同聚首

由中国大风堂艺术研究院主办，壹鼎壹(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书画山河和谐两岸暨海峡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书画活动”7月13日在坛博・北京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2篇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3篇

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大学的交流与合作

爱知大学是最早与中国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的日本大学，自1980年与南开大学及北京语言大学签订协议以来，至今已与中国大学签署了28个协议。爱知大学与中国大学签订的协议数目约占爱知大学总协议数目的50%。1997年4月，爱知大学成立了“现代中国学部”，就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教学和研究。爱知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和中文教育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在约有3000名学生在爱知大学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从1997年开始，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进行短期汉语培训合作，现代中国学部的学生可以到南开大学接受16周的短期汉语强化培训。

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建立校际关系后，双方互派教师到对方学校进修的活动从未间断，同时也开展了很多科研合作。2004年，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在培养博士研究生方面进行了首次合作。两校每年联合招收优秀博士生，并在对方国家学习一年，毕业后同时获得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截至2011年，获得爱知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数目为21人。

爱知大学将继续实施全球化人才培养计划，同时还会加强中文教学。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什么是全球化人才。我认为，全球化人才不仅要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还要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爱知大学国际交流活动的有利因素主要有：一是重视现场教育的深化，二是营造多文化的国际环境，三是树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不利因素主要是日中双方对高等教育的想法、态度的相互理解不充分。因此，日中两国大学应进一步加深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新育：

中日大学应积极开展多元化交流

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一起讨论中日大学问的交流与合作情况。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管理工作，支持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2013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支持了约3.6万中国学生到全世界80多个国家学习和从事合作研究，同时支持了约3.2万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2012年，赴日公派留学人员总数为592人，其士生数目为285人，与前两年相比，该数目呈下降趋势，我们也会对此变化进行研究分析。2012年，中国政府支持的日本在华留学生总数为677人，其中本科生数目为177人。

中日大学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学生交流存在一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主要有：第一，中日两国一直是互为各自留学的主要目的国；第二，中日两国政府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比如各种奖学金项目；第三，中国和日本是邻邦，文化相近；第四，中日两国教育与文化历史悠久；第五，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对留学生实行优越的学费减免制度。

不利因素主要有：第一，从公派留学的角度来看，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对中日大学间的交流与合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申请去日本留学的公派生人数大幅减少；第二，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问题带来的影响；第三，中日两国教育体系存在差异，如学科分类、研究方法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学习期间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要获得博士学位，需付出较大努力；第四，中日两国的文化背景差异与语言障碍。

中日大学之间签署了3000多个合作协议，但是有一部分交流合作仅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真正的学生交流。因此，中日两国的大学应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比如暑期学校、本科生交流、科研实习等。另外，中日两国大学还要鼓励学生重视语言的学习，加强教：授之间的合作，带动学：生间的交流。

北海道大学理事村田直树：

北海道大学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近几年，日中两国的大学交流较为活跃。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相关调查，2009年，日本大学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有97个，已经远远超过了在美国、韩国等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日本大学同中国大学签订的协议数目达到了3361个。实际上，日中两国的大学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过我们还要把在量上的优势进一步延伸到质的提升上。

北海道大学以在130多年的历史中孕育而成的“开拓精神”“培养国际性”“全方面教育”“重视实学”作为教育与研究的理念。在教育方面，北海道大学通过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及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多方面素养的高度国际化的人才。同时，学校致力于不断充实教育研究项目，推进外语教学，构建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建设世界性的教育科研基地。在研究方面，北海道大学积极发展与区域和产业界的共同项目、合作研究基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强化与社会各界的合作。

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铃木章因研发“有机合成中的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铃木章教授于1979年提出了有机硼化合物中的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对有机合成化学、催化化学、材料化学等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开拓出世界公认的崭新研究领域。

北海道大学设有催化化学研究中心，主要进行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研究，每年举办关于交叉偶联反应的国际研讨会；北海道大学具有日本唯一的综合性斯拉夫地域研究机构――斯拉夫研究中心；北海道大学在实地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设有低温科学研究所，这是一个研究寒地环境的自然现象、科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机构。北海道大学设有北方生物圈领域科学中心，以北方生物圈领域为基础，进行综合研究。从2007年开始，北海道大学每年都举行“可持续发展”活动，期间举办研讨会和展览，来自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学生齐聚一堂，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共同探讨人类所面临的课题。

北海道大学拥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实力和富于创造、严谨扎实的学风。绿色环绕，静谧美丽的校园环境，可以激发师生独创性研究的灵感。北海道大学的教职员工和莘莘学子努力将卓越的研究成果呈现于世界，将北海道大学建设成为国际性的教育研究基地。

北海道大学于2006年在海外成立了第一个基地――北海道大学北京代表处，主要负责提供留学信息，支援共同研究与产学合作，协调各方联络等工作。北海道大学北京代表处不仅为广大中国学生提供了留学信息的平台，也是中国与日本的产业界、学术研究机构之间合作的桥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海道大学与中国很多大学及研究机构开展了交流活动，迄今为止，已与中国23所大学签署了学术交流协定，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有实力的大学，并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积极进行交流。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学术、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具有国际化素养和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的培养，北海道大学从2007年开始，每年在中国举行大学交流日活动，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个活动也为日中两国的大学提供了合作的平台。2012年3月，我们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交流日活动，北海道大学的41名师生参加了交流日活动。我认为，交流日活动将为两校人员交流合作提供有效的平台，拓展两校的合作前景。

中国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会选派5000多名优秀学生到国外一流大学学习。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了第一期（2007-2011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学生的情况。在这五年中，被选派到日本的中国研究生共有1800名，其中被选派到北海道大学的研究生达到202名，占总人数的11%。我们希望将这些人员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卓越人才。

近年来，我们一直鼓励学生走出去，到海外学习不同的文化，开拓全球视野。短时期的留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长期留学的契机。因此，北海道大学为学生提供了短期留学的机会，比如，学校与浙江大学签订了相关协议，2013年3月2日～3月24日，我们选派了11名学生参加了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开展的短期留学项目，主要学习初、中级实用汉语会话。三周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提升汉语水平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2013年，北海道大学新渡户学院成立，该学院旨在培养学生的国际领导才能，每年以所有本科生为对象选拔200名优秀学生进入新渡户学院，参加一个学期以上的海外留学领导力培养的体验式研习，同时校友会对这些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北海道大学会一直遵从四个基本理念，培养具有广阔的视野、崇高的理想、丰富的专业知识、国际化的素养的人才，不断充实教育研究环境，并通过高水平的教育研究为人类的幸福以及科学、文化、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希望，更多的日本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到中国留学，从而促进两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陶智：中日大学问交流合作的有利因素及不利因素

我认为，中日大学间交流合作的有利因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发展加快了大学间的合作交流。第二，中日两国政府都非常注重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有识之士积极推动两国文化的交流，民众也具有加强交流的愿望。第三，中日大学在历史、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尤其在科技方面，两国大学的合作领域较为广泛。中日两国在教育上优势互补，能形成双赢的格局。

中日大学间交流合作的不利因素有：一是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经济利益引起的矛盾是影响两国合作的深层次原因。二是历史问题及领土争端。这两方面给大学的交流合作带来很大影响。

我认为，这些不利因素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两国大学交流合作应该求同存异，面向未来，加强合作，实现双赢。

复旦大学副校长尹冬梅：

复旦大学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

与各位校长、专家共同围绕“中日大学交流合作的有利因素及不利因素”这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自大学的优势，将促进中日友好合作的工作落到实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要课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已先后与日本47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与日本高校的交流取得了稳定的发展。除了扩大传统的协议学校师生交流项目以外，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化，比如，九州大学、京都大学等在复旦大学开设了暑期学校课程；复旦大学与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这其中包括中日大学生企业实习的交换活动，以及部分日本企业高层的到访。

近年来，复旦大学着眼于整个亚洲，逐步拓展与两个以上学校合作的交流项目，如与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开展的亚洲双学院的项目，与日本神户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合作开展的亚洲校园项目。为了促进学校国际化发展，复旦大学共设立了15个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其中大部分是与国外一流大学合作的全英语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同时学校也为本科生开设了包括临床医学在内的全英文课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日两国大学的共同努力下，合作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两国青年的理解和友谊也在逐渐加深。与日本高校进行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正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体现。另外，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中日大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等为中日两国大学提供了全面交流的平台。大学之间的合作直接推动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促进了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不过，我们发现，语言的限制使得学生申报日本高校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针对这个问题，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尝试设置英语和日语两种课程。

在中日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也将成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和理解的重要平台，为中日关系的建设性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复旦大学愿为此尽最大的努力，并与各位同行共勉！

武汉大学副校长冯友梅：武汉大学国际交流合作的探索与经验

武汉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学校有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1 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学校还有7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0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9个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武汉大学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武汉大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接收外国留学生，是中国最早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院校之一。40多年来，武汉大学共培养了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留学生。

中日大学间交流的有利因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渊源流长的交流历史；二是相似的文化背景；三是频繁的民间交流，比如中国湖北一日本文化周、武汉大学樱花论坛等；四是热衷研究的两国学者；五是多渠道的奖学金制度，比如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奖学金项目、中国外交部出国留学专项奖学金、日本文部科学省博士生奖学金、日本学术振兴会论文博士奖学金、日本电通育英会奖学金等；六是互补的学科优势，日本大学在汽车制造、动漫等方面具有优势，武汉大学在地球空间信息方面具有优势。武汉大学与泰国政府共同建立的武汉大学诗琳通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际研究中心，该中心是中泰两国在地球空间信息科学领域的重要合作平台，旨在建设具有示范意义的空间信息科学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推动武汉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化部级示范区的建设，是湖北省申报地球空间国家实验室的重要支撑。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日本的高校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中日大学间交流的不利因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同为非英语国家的语言障碍。将汉语或日语作为第一外语教授并非两国高校外语教育主流，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留学仍是两国大学生的首选。第二，中国中西部重点高校的地理劣势。武汉大学由于地处中国中部，受地域局限，不为日方高校所熟知。第三，两国在经济和社会发达程度上的差距，大部分中国高校在硬件设施和生活环境上尚不及日本高校，因此造成了派出学生和接收学生的不平衡。

随着中日两国大学交流规模的扩大，两国大学问的交流与合作呈现出繁荣景象。针对中日大学间合作交流，我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积极参与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活动，加深两国相互了解，进而推动学术交流；二是加强中国中西部地区重点高校的对外宣传力度，不仅要积极“请进来”，更要主动“走出去”；三是加快交流转型，将“以短期的学生交换留学为主”转化为“以高层次的联合培养为主”，将宽泛的学术交流框架协议转化为具体的专业对流；四是与日方各高校在各自优势学科上展开深度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东北大学副校长熊晓梅：

交流合作的主要问题和影响因素

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在促进中日大学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届论坛上，中日双方就共同关注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深化了双方的务实合作。东北大学积极参与了论坛的各项工作，并从中受益。

本届论坛分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知”“中日高等教育的差异和共性”和“中日大学间交流合作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三个议题，如果“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知”这个议题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那么后两个议题则更聚焦中日两国大学自身的发展。我认为，对中日大学间交流合作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开展交流与合作。

中日两国人民具有悠久的传统友谊，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地理上一衣带水。从高校层面来看，中日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有利因素主要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通力合作，以历史的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科技、经济贸易领域的关系是各层面人员之间建立深厚友谊的基础。

40年来，中日两国在各领域开展了积极务实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推动了双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迄今为止，东北大学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175所高校签订了交流协议，与日本31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近年来，东北大学与日本大学间的合作不断加强，但是还需要注入新的生机。中日大学间交流与合作的重心是学生，我们要让更多的学生参与交流项目，他们将对中日两国学术、技术、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

2011年9月，日本鹿儿岛大学生物资源化学科一年级学生山田美帆赴东北大学交流，她对在东北大学交流的体会是这样描述的：说实话，出发去中国之前，我真有些害怕，心想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中国。结果，我在东北大学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周。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我感受了与媒体所报道的完全不一样的中国，还看到了许多仅仅呆在日本是无法认识和理解的东西。我会珍惜这次机会，希望这种交流会一直持续下去。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4篇

尊敬的中国主席吴伯雄先生、各位

副主席,

尊敬的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亲民党秘书

长秦金生先生、无党联盟主席林炳坤先生,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仲夏的湘江之滨,万木葱茏,荷花飘香。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有识之士,相聚在素有“楚汉名城、屈贾之乡”美誉的长沙,隆重举办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大计,很有意义。首先,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总书记,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举办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重要举措。2006年4月以来,国共两党有关方面以经济议题为主,先后举办了四届论坛,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对推动两岸关系摆脱危机,迈入和平发展轨道,直至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重要作用。论坛是国共两党对话的重要平台,两党高层领导在这里发表意见,引领两岸关系发展的潮流。论坛也是两岸各界人士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党派团体代表、业界精英、专家学者在这里直接交流,赋予论坛广泛的代表性,汇集了各方面的真知灼见。论坛还是反映民意、政策先导的重要平台,达成的共识和提出的建议很多已经化为两岸双方的政策,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总之,论坛已经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重要品牌。

今年5月,总书记与吴伯雄主席会谈时都认为,国共论坛是一个成功的论坛,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都赞同要积极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举办以文教交流为主题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根据双方的共识,本届论坛首次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重点研讨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等三项议题。这样的设计顺应了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反映了两岸大多数民众的共同意愿。出席本届论坛的嘉宾来自两岸文化教育界和产业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希望通过本届论坛,谘诹善道,博采众知,凝聚共识,进一步推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届论坛一定能够成为促进两岸文教交流合作的盛会。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文化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教育给文化以生机活力。纵观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中华民族历来强调人文化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经典《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论述。两岸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需要交流,两岸关系发展需要来自文教交流的动力,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支撑。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

去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的主旨,就是号召两岸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分体现了我们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决心和诚意。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描绘了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的美好蓝图。其中,专门提出了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的意见,号召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凝聚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倡导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这是我们与台湾方面共同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基本思路。

长期以来,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单向发展为双向,活动日渐频繁,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领域愈益拓宽,规模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至2008年底,仅大陆应邀赴台的文化交流项目就达4500多项、44000多人次。截至2008年底,大陆298所高校与台湾108所高校签署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协议,约有2万名台湾学生来大陆高校就读。两岸文化教育交流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创新,增进了两岸同胞的理解和感情,特别是在两岸青少年之间架起了心灵沟通的桥梁。同时也要看到,相对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还显得滞后,两岸同胞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隔阂和误解。这种局面应当改变,需要两岸有识之士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当前,两岸同胞大交流方兴未艾,两岸各界大合作势不可挡,两岸关系大发展前景光明。全面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一致愿望,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也为拓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两岸同胞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大力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高层次,扩大领域,丰富内涵,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建设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我提出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维护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传承,加强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元一体,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既异彩纷呈,形成诸多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又相互融合,构成丰厚多姿的中华文化统一体,并决定着各区域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根基。千百年来,随着大陆居民不断迁徙台湾,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俗、节日礼仪等早已传播至整个宝岛,使中华文化深植台湾、茁壮成长。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血同缘、书同文、语同声,亘古未变。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同胞仍然以各种方式顽强地延续中华文化传统,勇敢地坚守中华儿女的气节。台湾光复后,中华文化在台湾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已深深溶入台湾同胞的血脉之中,内化为台湾同胞的精神品格。台湾人民尊崇祖先的历史传统、爱土爱乡的真挚感情、抵御外侮的壮烈情怀,闪耀着中华民族敬祖爱国精神的光芒。台湾人民筚路蓝缕,勤奋打拼,将台湾开发建设成富饶的宝岛,展示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长期以来,台湾同胞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元素,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发扬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优秀传统。独具特色的台湾文化,为中华民族绚烂多姿的文化殿堂贡献了一块夺目的瑰宝。台湾同胞因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遭遇而形成的台湾意识,反映的是爱乡爱土的炽热情怀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朴素愿望,这与图谋分裂中华民族的所谓“”意识有着本质区别,不容歪曲和利用。历史的创伤割不断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人为的破坏除不去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中华优秀文化曾经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成就了泱泱大国的历史地位,今天仍然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宝贵资源和强大动力。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两岸同胞应当携手面向未来,踊跃投入到两岸交流合作的大潮中去,共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共同铸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第二,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智慧和伟大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源泉。诚然,由于近代以来两岸历史道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两岸同胞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存在某些差异。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两岸同胞都是中华文化的传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新形势下,两岸同胞应该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共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挖掘和提炼有益思想价值,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共同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提升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聚合力、亲和力。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石,两岸同胞有责任反对一切违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违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在共同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克服形形的偏见和误解,超越政治分歧,不断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彼此感情,大踏步地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第三,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当今世界,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也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愈来愈多的机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产业之一,成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发展两岸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而且有助于实现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两岸文化产业各具特色,合作潜力巨大。大陆文化产业拥有深厚的底蕴、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台湾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在创意、研发、营销、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两岸又共同面临着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竞争压力和推进科技升级、产业升级的紧迫任务。我们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推动文化产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做强做大中华民族文化产业,大力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要深入发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共同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风格、气派和原创性的知名文化品牌,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要积极整合两岸文化产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共同打造产业链,形成产业群。要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两岸文化业态创新,加强文化与科技结合,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要加紧培养两岸文化产业人才,积极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建设一支规模大、素质高的从业队伍,培养一批领军人物。要共同研究制订两岸文化产业标准,健全文化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两岸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加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增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蓬勃活力。中华民族历来有兴学重教的传统。两岸教育各具特色,互有所长。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现了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基本形成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台湾教育体系完整,教育普及率高,对教育改革作了很多探索。在两岸关系迈入和平发展轨道的时期,两岸学校、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加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提出了更强烈的呼吁、更高的要求。两岸要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实现教育资源相互开放、相互共享,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创造条件、拓宽道路。两岸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深入开展交流合作,构建多种交流合作平台。教育大计,教师为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两岸教师既要严谨笃学、为人师表,更要志存高远、传扬民族精神,为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不竭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培养优秀人才。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有着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和无穷的创造力。两岸年轻人应早接触、多交往,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携手共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

第五,协商签订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商签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是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建立这样的机制,要考虑到两岸的实际状况,立足于两岸现实,既要适合台湾,又要适合大陆;既要面向两岸同胞、面向中华民族未来,又要面向世界。建立这样的机制,主要是订立制度规范和搭建稳固平台,商讨交流合作的重大问题,协调两岸双方之间的相关政策,以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各种资源,实现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建立这样的机制,需要确立正确、长远的发展目标,规划切实可行的推进步骤。当前,两岸双方可以组织人员先就商签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进行研究和规划,就其具体内容、形式、步骤等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如时机成熟,可将商签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纳入协商议题。我相信,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探讨出并建立起惠及两岸同胞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事业需要人才辈出。我们希望,两岸同胞一起高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谱写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新篇章,努力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最后,祝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圆满成功!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国日语教育 日本日语教育 比较研究 借鉴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07-0036-03

2013年7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公布了2012年度“海外日语教育机构调查”结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以海外的日语教育机关为对象，每三年进行有关日语学习者人数、机构数量、教师人数、学习目的等方面的调查，旨在把握世界各国日语教育最新动向。调查显示，2012年全世界日语学习者总人数3984538人，较2009年（3651232人）增长9.1%；教育机构数量16045个，较2009年（14925个）增长7.5%；教师数量63771人，较2009年（49803人）增长28%。日语学习者人数排第一名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1046490人，较2009年（827171人）增长26.5%，其次为印度尼西亚872406人，较2009年（716353人）增长21.8%。中国台湾232967人，较2009年（247641人）减少5.9%。学习日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中居首位。究其原因要归功于中日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同样在中国国内，日语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种。本文将从学习群体、师资安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分析国内日语教育与日本本土日语教育的不同，旨在为中国日语教学提供值得借鉴之处。

一 学习群体和教育目的的区别

1.中国日语学习者

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调查报告，中国学习日语的人数2012年达到1046490人，比三年前增长了26.5%，且调查显示，日本动漫、影视作品、音乐等对吸引中国学生学习日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兴趣和引导作用。

中国的日语教育主要包括中学日语教育、大学日语教育（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和社会日语教育，其中前两者是主流。中学和大学公外日语教育主要目的是掌握基本的日语知识，具有基本的交际和阅读能力。大学专业日语教育则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阅读、翻译、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且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有较深理解。社会日语教育则随着日资企业在中国的增加，学习日语可增加职场竞争力利于就业的观念兴起，社会各种培训机构和公共传媒介入日语教育的数量也开始增多。

由于中国日语教育的主流是中学日语教育和大学日语教育，因此中国的日语学习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日本语学科知识，教育偏重词汇和文法等书面知识，将日语能力等级考试作为目标。

2.日本的日语学习者JSL

本文对日本的日语学习者界定为在日本的日语学习者JSL（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即在对象语国家日本，将日语作为生活手段来学习日语的学习者，他们是日本的日语教育主要对象。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在日外国人人口数量达到164万余人。其中，中国人最多，占全部在日外国籍人口的27.9%。据日本总务省相关部门分析，在日中国籍人口增加，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交往日益频繁，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研修生等数量均呈现出增加的态势。另外一项关于在日本的外国人雇佣状况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10月末，在日本的外国劳动者人数为68.6246万人，从外国劳动者的国籍来看，中国人人数最多，大约为29.7万，占总数的43.3%。

在日本的中国人是将日语作为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以及学习工作的需要，在日中国人需要通过学习日语了解日本社会，让自己更好地融入日本本土社会中。在日本华人群体中，日本语言学习的预科学生和日本高校留学生为了继续深造或留日就业，成为日语学习的主流。近些年的调查显示，许多日本高校反映留学生的日语水平对其学业构成障碍，日本语言学校的预科学生应在语言学校学习期间扎下更加深厚的日语根基，才能应对未来日本高校对录取留学生的日语水平要求。另外还有一些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人，为了在经济不景气时增加职场竞争力免于裁员风波，也纷纷走进日语学校学习。在日本的华人群体中，学习日语的目的开始从求学转向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和目的。

二 师资安排

中国的主流日语教育中，所聘请的日语教师大都是从中国国内培养的优秀高校毕业生中选取，只有少量以日语为母语的教师。以汉语为母语的教师与中国国内学生有着共同的母语，有自己学习日语的深切体会，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上高度相似，这些特点有利于教师准确理解中国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和语言思路，做到因材施教。

在日本本国的日语教育方面，师资大多是以日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在日本，以留学为目的的外国人数占相当大比例，为了进入日本好的高校，就必须进入日语学校进行最多长达两年的日语学习。因此日本的民间日语学校兴盛，日语教师的数量也随之大量增多。日本本土教师长期受到日本文化熏陶，日语表达纯正且原汁原味，对培养学生的听力和口语及表达能力都有极大帮助，并且其时而流露出的日本本土民俗习惯，也会使在日的外国学生受益匪浅。但同时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和语言结构的不同，日本本土教师不能清晰地了解中国人学习日语的难点，更难理解在日华人的压力和需求。

近年来，日本的本土日语教师在获得教师资格的训练过程中，政府逐渐开始将跨文化交流作为重要的课程列入教师培训计划内，目的是除了让教师掌握更多的跨文化知识和沟通技巧外，还要帮助教师加深对学生母语的了解，更加清晰地认识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三 课程设置

在中国的日语教育中，由于日语教育的主流是中学日语教育和大学日语教育，日语学习者的主要目是的为了掌握日本语学科知识，将日语能力测试等级考试作为目标。因此，日语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偏重词汇和文法等书面知识，各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日语精读课所占比例最大，所占学时和学分也相对较多，听力和口语多以考查课为主。教师为帮助学生顺利过级，往往把教学重点放在日语知识的灌输上，用大量时间讲解语法条文，分析句型、句子结构，辨析词汇用法，传授考试技巧。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考试能力，增大学生考试的过级率，但实际的语言交流和应用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

在中国的外国语教育中，很多高校往往开设很多专业英语课程，比如医学英语、商务英语等，但在日语教育中，含特定方向的专业日语比如医疗日语、工业日语、科技日语等课程设置非常少。在日本的日语教育中，由于具备日本本土便利的语言环境，在课程设置上更注重实际的语言应用和交际能力，更重视运用日语进行知识信息的收集和检索提炼能力，更重视语言的听力、写作和口语表达能力。同时，为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学校还设置了关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等日语相关课程，期望学生在学习语言时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另外，由于近年来日本的日语学习者的多元化、日语学习需求的多样化的趋势，日语教育传统单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日语教育团体还为各个领域的华人开发了更为专业细致的日语教育。

四 教学方法

中国日语教育的教学方法更多采用讲授法，大多时候是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坐着听，然后让学生大量记忆，缺乏师生互动。在会话练习中，也都是以教科书为基础编一个对话做练习，教师和学生小组模仿日本人进行对话。听力课则主要依靠语音室。大学一二年级为了打好日语基础而授课，三四年级则以提高日语文章理解能力而授课。日语是日本文化的载体，是传递知识和信息的工具，中国式的授课方法使学生的视野得不到扩大，学生自主获取信息、调查研究、论文写作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

在日本的日语教育中，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在日本语言学校，学生常常围坐在老师周边，多采用对话、互动、交流、讨论的教学方式，在注重趣味性的同时，尽可能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尽量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日本高校的日语教育中，其授课的方式也有其自身特色，除了与基本知识有关的科目是以授课方式进行外，平常更重视学习运用语言查找信息并进行交流的能力。他们常常要求学生多读课外书，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并且会给学生一些题目，要求学生查找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论文，然后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大家进行讨论互动。另外即使教师采用的是授课方式，往往对教科书以外的内容介绍得很多。这就扩大了学生的视野，阅读能力、会话能力和利用日语自主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了训练和提高。

五 考核方式

中国的主流日语教学中，考核一般根据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按比例算定总成绩。其中，期末考试成绩是考核的核心，考核的内容主要为听力、语言知识、阅读理解。听力主要考查学生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能力；语言知识主要考查学生掌握的单词量和语法知识；阅读理解考查学生快速获取信息和正确理解信息的能力。而平时成绩，则主要根据学生的日常课堂表现而定，比如上课的出勤情况、课堂发言情况、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情况以及平常的课堂小测试等。

日本日语教育中的考核方式则更为多样化，除了正常的考试测试外，占重要地位的就是学生的论文写作和发言讨论情况。通常教师会拟订一个题目，指定某本书或某篇文章，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理解情况，形成论文，并在课堂上将自己的论文思想表达出来，再由全体学生展开讨论和提问，同时老师恰当地给予指导、纠正和补充，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理解问题、讨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考核了学生获取信息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听力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六 中国日语教育向日本的借鉴之处

1.教育理念

中国的日语教育常常受困于传统标准的束缚中，即“以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为核心，基于语言知识传授的外语教学理念范畴”，在中国学习日语的目的更多是为掌握日语学科知识，提高日语能力等级考试过关率。目前形势下国内的日语教育应适当对教育目标稍作调整，比如多元语言主义理念强调，不要求学习外语达到母语者的深入和熟练程度，强调外语知识本身是为培养跨文化理解能力服务的，学生不应局限于为学习外语而学习，更应注重运用外语去获取更多信息、知识和技能，加强跨文化理解和交际能力。

2.师资安排

中国日语教育的师资力量中，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超过七成，以日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不到三成。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功能更多的是文化和知识的传递和交流。以日语为母语的教师，其纯正的日语发音，可有效促进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的发展，同时，长期接受日本本土文化的熏陶，不经意间就会传达出日本本土文化的气质，可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作为一种陌生文化的日本文化，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和日本两国不同的历史和民族传统，更加深刻理解日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因此，中国的日语教育中，可增加母语为日语并接受过日语教育培训的外教，让学生深切体验日语传达出的文化风格。

3.课程设置

不管是以求学为目的的在日华人，还是国内的日语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仍是增强交流能力，增强跨文化理解能力，帮助自己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职场。

中国的日语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转变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观念，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能力，更应重视学生运用日语获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讨论交流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根据就业市场需求，也可以设置特定方向的专业日语，如医疗日语、工业日语、营销服务日语等专项日语培训课程，以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4.教学方法

中国的日语教育中，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教学方法应更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可多尝试制造某些场景，让学生扮演特定角色去理解掌握日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另外，可参考发达国家大学中的课堂讨论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尤其是中国的大学日语教育中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已具备一定的日语水平，教师完全可以通过指定题目和参考资料，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自己学习获取信息，自己学习进行调查研究，开阔自己的视野，并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甚至疑惑写成论文的形式，进行课堂发言和公开讨论，这样也使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写作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交流讨论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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