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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教育论文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源;环境;爱护;保护;中小学;教育

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保护自我生存发展的一项伟大事业和紧迫任务。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已对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提出了限制排放污染和治理方案,有的形成公约。上世纪90年代初,联会国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我们党和政府对资源与环境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提出节能减排、生态治理等等的具体防治措施,投入巨资予以治理,努力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效益型的经济发展,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前,我们社会,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普遍提高,各行各业正在同志“科学发展观”的号召下加快落实,成效越来越显著。我国每1000美元GDP消耗的油当量已经从以往的0.6吨下降到0.3吨左右。作为中小学教育,在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美化校园、静化学习环境方面有显著成绩,但与新时期、新任务、新目标的要求相比,还不够全面和完善。今天我们还应当提出“要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去”的响亮口号,让孩子们尽早加入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行列中,从小实践保护人类、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

其所以这么提,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让他们从小知道资源、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产生节约使用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土地、水、矿产、粮食都是人类赖依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构成人居环境的要素。没有这些基本的东西,人类就不能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些物质如土地、水、矿产是自然资源,地球上总量有限,是不可再生的;有些资源越使用越少,直至可以用完,如矿产资源方面的煤、石油;据有关专家预测,世界上的石油以现在的速度使用从现在起仅能再供人类使用30多年,煤仅能再供人类使用150年左右。所以现在油价煤价都涨的很高。尽管油价现在有回落,可是从长远看,价高是一个不变的趋势。现在人类正开发新的石油替代能源——生物醇,开发新的动力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核能。粮食是农民伯伯在土地上耕作培育收获的产品,它是可以年复一年收获的,但土地如果遭到破坏,如有害物质给予污染,有害物质污染了水传导在土地上,使土壤结构中含有破坏庄稼生长的毒素,使庄稼或蔬菜不能生长,就不能生产粮食和蔬菜,或过度开垦土地严重沙化粮食种植要减产。而人的生育是呈上升的趋势,必然造成粮食短缺,形成饥饿,灾荒,威胁人类的生命。

二是让他们从小认识资源使用、环境变化状况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产生爱护资源、保护环境,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使国家富强挤身世界之林的精神动力。我国建国五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快,GDP增长迅速,2007年达到24.66万亿元(合32508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比建国初期GDP增长了十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消耗矿产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许多,而矿产资源回收率仅为30-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以2003年为例,我国GDP占全球GDP总量不到4%,而我国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煤炭消耗总量的31%,消耗的石油占7.5%,钢材占27%,水泥占40%;环境污染也高出世界水平,我国排放的温室气体CO2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平均每4美元GDP排放的CO2,美国700千克,日本400千克,中国900千克,排放SO2,美国2.3千克,日本0.3千克,中国18.5千克。平均每立方米空气含有的悬浮颗粒物,按微克计算,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60-90,2000年北京370,上海162,广州151,而美国洛杉矶1998年时只有52。单位GDP排放的废水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多倍。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也披露,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环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当我们听到和看到这些信息时,产生许多危机的感觉,坐如针扎,一定产生科学文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念头,以便将来更好的治理环境、爱护资源,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三是让他们从小克服浪费资源有损环境的小毛小病,养成良好的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习惯,同时通过这些青少年行动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形成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广泛的社会力量,促进环保事业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福人民。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中小学生,特别是居住在城市的学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存在有洗脸洗衣不注意节约用水,用电不随时关开关,吃饭不注意珍惜饭食,随意扔掉剩余饭菜,走不多远也爱让大人驾车接送,不仅多排车辆废气,浪费汽油,还形成街道堵塞;也还存在有走在公园、农地不注意爱护庄稼、花草、树木,走在街上有不注意小便去厕所、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的现象,有打扫卫生倒垃圾不往指定地点运送的情况,干净了自家门,影响了街道卫生、邻里卫生。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对于大多数的青少年来说,只要知道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危害性和产生了危机感后,都能自觉克服,逐步改正。并且通过青少年学生的影响和宣传,能够引导家庭、社会,扩大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力量。这就如同《老外在帮我们清除心理垃圾》(《中国信息报》2005年11月24日第5版刊载)的事例一样,产生的社会影响是相当广泛的。这则消息是说:美国老人,已退休的法学博士路乞,客居湖北省黄石市,同武汉的环保志愿者一起沿路捡拾垃圾,清理环境卫生,在他的带领下,黄石市随后有数百名志愿者也都积极地参加了环卫义务活动。同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旅游景区也发生了这样的一幕。80多名韩国游客集体捡垃圾的场面,还包括30多名儿童参加。我国的不少旅游者看到非常感动,从而参加了该行列。

那么,怎样的办法才能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小学教育教学中去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5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第一、提高认识,广泛宣传,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去。新闻媒体与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经常开展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宣传的活动,不仅使社会各界受到教育,也使青少年学生受到教育,还使教育机关的学校老师、校长也受到教育,明确认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自觉地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形成良性的教育互动,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这项工作。

第二、改革和充实中小学的有关教材教学内容,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有关知识列入教材教学之中,使之内容在一些教材中占到一定比例。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科学》中就可以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教材中;一二三年级的一些语数课本中利用编题、问题回答,适当编入有趣话题,使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初中、高中地理可增设一些章节,专讲资源的地球存量、消耗及节约使用途径等问题,引起兴趣,留下深刻影响,从而使他们逐步树立起爱护环境、保护资源的意识。:

第三、加强培训工作,使各科教师懂得防止污染、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等等的一些基本知识,在教学中进行应用。

第四、修改小学生守则内容,充实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小学生可以落实在行动上的条款。例如:节约用水,节约用电,珍惜粮食,不挑饭食等。

第五、以爱护资源、保护环境为主题,开展少先队队会活动、共青团组织生活会活动或班内讨论活动,联系实际想人类,畅谈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发扬良好的行为习惯,采取有组织的突击活动,清理一些公共场所卫生死角和景区塑料污染,在有益的活动中改正青少年自身存在的小毛小病,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激发小学生树立远大的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志向,加强学习,长大成材!

参考资料

钟兆修:《理性看绿色GDP》(《中国信息报》2005年11月23日第三版)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素质教育不是一种单一目标的教育,幼儿的素质教育应是一种幼儿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因此,幼儿素质教育的实施不是一种单一内容的教育,具体到教学上,不应指望通过一门课或几门课就能搞好素质教育。体现幼儿素质教育的教学是一种以知识学习为途径,通过丰富的教学活动的开展,通过多样的教学形式,来促进幼儿素质全面发展的教学。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把素质教育的各项目标细化到日常教学的具体活动中,通过各项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使幼儿们在活动的参与中掌握知识、发展能力,促进身心和谐健康地发展。如在各项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可根据不同幼儿个性才能与兴趣爱好的不同,安排差异化的活动,像在合唱活动中,教师可以让爱唱歌、有唱歌特长的担任领唱,给幼儿充分表现的机会,让幼儿在活动中培养能力、提升素质。

二、在日常教学中要发挥整体功能,促进幼儿素质的整体发展

任何教学活动的开展都不只是单一方面的,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注意教学活动整体的发挥,教学的具体实施要充分体现整体意识,使幼儿在思维、德育、理解力、动手实践能力、情感体验能力以及语言能力等方面都获得全面发展,促进幼儿素质的整体提升,发挥素质教育的实效性。如教师在教学中组织儿童开展主题活动时,教师可围绕这一主题活动开展相关的游戏,通过游戏培养幼儿团结协作的精神,促进幼儿道德素质的提升,也可以在活动中穿插美术、音乐等艺术教育活动,促进幼儿艺术素质的发展,还可以在活动中加进一些动手的活动环节,促进幼儿动手能力的发展。

三、在日常教学中要发挥幼儿的主体地位,促进幼儿的个性发展

素质教育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在不同的教育环节中,都要做到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激发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充分地关注幼儿的自身特点,关注幼儿的学习兴趣与需要,根据实际的需要对教学的内容进行大胆地取舍,以幼儿的意愿为出发点,设计相关的教学环节,安排与幼儿需要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力求让幼儿活泼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根据不同幼儿的个性特点,设计教学互动内容,促进幼儿基本能力素质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幼儿的个性化的能力素质。

四、在日常教学中要发挥家长的配合作用,促进幼儿的素质发展

幼儿在幼儿园接受教育的时间是有限的,幼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度过的,各种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能力的发展都与家长的培养密切相关,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注意发挥家长的教育作用,及时地与家长沟通幼儿在幼儿园的基本表现,需要家长及时配合的方面要及时地争取家长的积极配合,要与家长共同探讨孩子教育的相关问题,让家长在沟通和讨论中,也懂得素质教育的内涵,并且了解自己在日常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让家园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幼儿素质的发展。

五、结束语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事情教育;文化差异论;他者理解;文化文本

本文试在理论层面上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日语教育中的异文化理解进行讨论。首先是在文化独自性的质疑声中,探讨文化类型化和文化差异论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是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探讨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一、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

1.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存在的问题。日本关于日本事情教育的研究,涉及了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独自性持肯定态度的相关分析;传统的创造和虚构性;作为日本文化比照物的美国社会存在等等内容(小川.1996)。其中许多研究阐述了日本文化独自性观念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日语教育不仅与日语、日本文化相关联,对语言、文化的本质,包括其形成进行历时性考察至关重要。若要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一定要涉及到已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作为非常不安定的文化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对待语言文化不仅需要慎重处理,还要对把文化类型化来分析其差异性的做法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下面,对在异文化理解教育中经常用到的差异论问题,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随着关于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的不断增加,让人们更加忽视了与外国人的共通性,留下了更深刻的文化差异印象。结果,“原来以消除异文化间交际障碍为目的出版物,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成为了一道文化屏障”(吉野.1997)。当日本人和外国人在交际中出现困难时,则容易将其归咎于文化,说外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不能说文化差异论的提出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为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明“异文化间交际和文化民族主义是内外一体的关系”。因此,这就警示我们要时刻关注文化民族主义扩散的可能性。

理解差异的确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过于片面化了,如果考虑到真正的共感是理解达成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对运用差异作为材料来进行异文化理解的做法抱有疑问。作为文化类型化中间媒介的日语教师,应该事先意识到“因差异化而被类型化的文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差异化了”。差别问题阻碍了理解的共生,“讨论差异无助于差别的消解”(吉野.1997)。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认为:差别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东西(江原.1985),拘泥于文化差异的争论无助于差别的解决。

2.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对异文化理解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不是将差别看作是心理上的或是认同上的问题,而是强调把握其形式侧面的重要性,不要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部分。关于差别和差异,正是因为“被差别者”也同样被置于“差别”事实的面前,所以其情形是多样的,从而也说明“差别”不是以“差异”为根据的。在日本事情教育中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和某个“被差异”集团的成员开始交往,后来发现对方是归属某个集团的一员,有时便会带有一种意外感。相反,当我们事先知道某人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成员而继续和他交往,直到后来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时注意到那人原来是属于怎样的集团的。差异和差别的理论存在于个体当中,正是讨论差异的要求导致了“差别”理论的产生。就是说,运用差别理论解决问题就如同解决“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认识一样于事无补。

差别是一种从本质上的排除行为。从差别者对被差别者毫不关注的日常经验来看,可以说差别的排除性是内附的一种东西。因为差别者将被差别者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想去考虑差别者带有何种差异。也就是说,差别是非对称的。所以对差异的指出及评价,反而可能会强化这种差异,从而说明使之差别化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江原认为“差别就是让人们不要看到这种差别存在的一种装置”(江原.1985)。

非对称性的原因是由于差别者一方面设定范畴,将自己与被差别者的界限设定。一方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带有目的性,所以,提示差别的责任由被差别者承担。然而,原先因差别者的范围划分而导致的被差别者的差别提示,就从这种装置出发而又回归到这个装置,成为了装置本身的一种行为。另一方被划定范围的人,当被问到“你是属于哪个范围”的时候,也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说,被差别者被镶嵌在差别的构图之中。即便说:“不是将你差别开来,我们对谁都一样”,被差别者要从这个构图中脱身出来也并非易事,从而对自身感到愤怒,带有一种焦燥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差别理论”不是对“差异”的实体性把握,或是如江原所说的感情、解放的印象之类的问题,而是“差别理论”形式上的论述,不过是种高明的自我记述的小把戏而已。差别不是差异的根据,如果按照希望者那样创造出差别理论的话,讨论差异就成为了差异的再生产。关于解放的印象,江原认为将“解放的印象”语言化是确实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样应该放在揭露“差别理论”的把戏和增强“反差别”的理论上去(江原.1985)。江原指出了“差别理论”的脆弱性。异文化理解和多文化主义就是文化容许、承认差异、谋求共生的行为。这种理解警示我们要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与人交往,并需要反省、批判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差异?

关于差异,对以某个范畴而划分的N个个体或集体来讨论差异问题,是以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自身的标准来将之范畴化的,因而会导致如下情况:一是恣意引入的范围界限标准模糊;二是无视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活跃的交流交涉;三是从时空上以固定的模式来把握对象。由此看来,讨论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讨论差异(范围化)就是重蹈差别论的覆辙。

以上,通过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的观点对文化的固有性和差异论的观点进行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异文化理解”本质上就是如何构建个体间关系的自他双方的相互理解问题。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之上的。

二、对“语言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理论的质疑

在日语教育领域中,认为语言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的大有人在。一般认为:日语习得和日本文化习得难以分开。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日语、日本事情教育这种名称就能体现出来,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是语言教育,后者则为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对日本文化带有独自性疑问的主张对日语的独自性也因同样的理论而存在异议。诸如日本文化是因与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观点一样,日语也是因差异化而产生的。欲讨论日语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的观点,最好先思考一下日语、日本文化独自性本身存在的疑问。

关于语言和文化是否关联这个问题,在日语教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文在此不予涉及。我们想讨论的是在认为两者相关联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日语教育对日语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

首先,与当前日语的普及程度相比,若剔除文化因素,日语是否有更广泛被使用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不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联持有疑议,并以此为前提来观察语言现象时,如果认为那是与某种文化事象相关联而武断地做出结论,就容易犯让自己轻易下结论的毛病。

关于前者,以英语为例来说明一下就容易明白。英语是世界上相当广泛传播的一种语言,但却将其文化性看得很淡薄。也就是说,语言的普及与语言即文化这样的模式存在矛盾。关于后者,在日语研究中,根据不对日本文化论采取批判的态度,研究者采纳的文化中会不自觉地步入自己“客观”发现的的语言现象的后尘,并采用文化的概念,又让本应该加强分析的文化论成为讨论的依据。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因此,不要在语言即文化的模式中自我完结,要将它们作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置于个体的水平上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日本事情中文化的处理需要从将文化看作是集体性的观点转变为个体性的观点,转变为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

三、朝向学习者中心观、文本观和教师观的异文化理解新转向

关于文化的议论中,终始于日本人论的文本批判对接受者、消费者的分析很缺乏。社会学者指出:区分文化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很重要的。要摆脱文化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观点,转向关注个体的受容方式,其中作为个体的文化消费观点也和日本事情中的文化观点的变化相关联。

将生产和消费分开指的是:在说明日本人论现象时,对总体论式的日本人论进行批判的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自己拘泥于对总体论式的知性文化状况进行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担当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没有将一般的文化论消费群体考虑进去,只是凭自己周边的情况擅自联系,妄下结论,从而导致了诸多弊端。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是教育中的教材或教师和学习者的关系。文化论一旦作为文本引入到日语教育,消费者就是读者、听者等学习者。在文化学习中,从能动的听众、读者中心的观点出发,有观点认为唯有读者可以制约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这两者的非对称性出发而夹在其中的“他者性”的关系不一定是处于优先的位置,相反,它需要学习者一方的同意且处于不得不从属于学习者任意选择的弱势地位(柄谷.1997)。

在日语教育中,也有论及阅读是如何进行的。站在上述立场之上,“阅读”就是把文本作为媒介,读者在心中书写另一个自我的文本。读者按照其任意的阅读方法,对阅读文本重新建构成自己的不同文本,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相互对话行为。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以文本为线索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将文本作为引发新创造的契机来把握文本。这种将文化、文学的游戏性引入视野的文本观,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说要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发展。

按照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学习者所表现的理解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的文化认识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使不能直接理解,也仍需要继续与文本的“对话”活动。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来考虑的话,说到底是作为异文化的文本或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要抛弃总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转向为把文化作为个体的异文化,教师和学习者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把握上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通过对日语教育中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探讨了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围绕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性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阐述探讨了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新转向。对“类型化日本文化的学习”进行了批判性论述。通过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文化学习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文章从开始就明确了日本事情要从类型化的总体性文化观转向作为个体问题的异文化理解,是对日本文化理解上的根本性修正。由文本是什么而引发的对学习者中心观的再思考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日语和日本事情教育要从自己诞生的土壤和文化的狭小文本中抽身出来,朝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意识到这点将具有崭新的意义。由于我们不能对学习者寄予太多的期望,所以教师应该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双语教育学者J・卡明哲认为:教育者自身是在一般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和认同自己的作用的。作用定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主张教育者自觉、意识化的重要性。教育的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教师,教师对自身认识的缺乏,必须引起关注。以上研究涉及了许多对学习者的讨论,但是对于教师,尤其是对教师内部相关的教育研究很是缺乏,我们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在以后的课题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 小川贵士.『日本事情教育の一座としての日本人『ICU日本教育研究センタ要国际基督教大学日语研究教育中心,1996.

[2] 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M].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7.

[3] 江原由美子.『女性解放という思想[M].劲草书房,1985.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和谐 传统节日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交流不断加强,许多西方节日逐渐在我国流行起来。加上商家的利益驱使,许多洋节日在中国华丽登场,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反观中国的传统节日,一些传统习俗逐渐流于形式,连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端午节也不知怎么变成了“舌尖上的粽子”,蕴含其中的深层次的文化的厚重的东西却被渐渐遗忘。对此,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公布了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结果,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三个节日确定为我国的法定假日。这是符合民意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行为表现形式,起源于我国古代农业社会文明,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厚重。其中很多优秀的精神内容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可以吸收传统节日文化的优秀资源,也必定会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研究表明, “文化”是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通过不断创造、总结、积累、流传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体现。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2]。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

(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物质层面

1.传统节日的饮食文化

自古“民以食为天”这种思想已经潜移默化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中。如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大年三十吃饺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是农耕社会由于祭祀活动发展而来的,这些在祭拜神鬼、祖先活动中形成的一种习俗的食物不仅肩负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渴望,更代表了一种深厚的民俗情感。

2.传统节日的祭祀文化

祭祀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中均能找到有关祭祀活动的文字记载。中国传统节日历史悠久,绚丽多彩。如春节、元宵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元节、中秋节、腊八节,这些传统节日中保留着民间生活独特的民俗文化。多姿多彩、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节日将轻松和愉快的氛围植入于人们的生活当中,让不断流逝的时间用循环的方式参与到人们的生活节奏中,给人们生活增添无穷的乐趣、生机与活力[3]。发展到今天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与古老的祭祀仪式、迎神赛会、驱邪免灾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

节日从起源和发展上来看,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潜移默化地完善着,再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里的过程。与社会的发展一样,节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传统节日伴随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不断演变进化成为中国独特的节日文化,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多种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而意义深远的节日体系。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风俗活动起源于对自然和神灵力量的崇拜,大多都与民间流传的迷信传说和禁忌有关系;人们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和传奇故事都给节日文化增添了神秘、浪漫的色彩;在宗教流传以后,其内涵和行为规范对节日的设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纪念与缅怀也赋予了节日特殊的内涵,如是种种,都在节日的内容里得到了凝聚于升华,让中国的节日具备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感与文化感。传统节日中,蕴含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深厚传统文化。从古至今,每个节日都有自己的历史起源、动人传说和独特民俗趣味以及根深蒂固的群众基础。传统节日中的民俗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的传统习惯、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承载着五十六个民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憧憬,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4]。

二、传统节日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传统节日有利于对青少年进行“贵人伦,重亲情”的教育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减少,甚至家人之间也缺乏必要的沟通而变得越来越陌生。很多家长只顾得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缺乏情感交流。很多独生子女只知索取不懂回报,漠视父母的辛苦付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也越来越深。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亲情伦理,这种理念也反映在传统节日文化精神当中,中国的伦理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表露无遗,而这种伦理情怀也在传统节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明节的祭祀扫墓、重阳节的登高敬老、中秋节的团员和睦都体现了这种“贵人伦,重亲情”的思想。传统节日为亲人之间周期性的团聚提供了可能。

(二)传统节日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时机

思想政治教育学认为,越是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越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生活化的,对人们影响深远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原则,讲求工作的方法和艺术。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将传统节日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无疑是十分恰当的。通过对节日内涵的了解,通过对节日活动的参与体验,青少年可以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感染与熏陶。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传统节日之中能够使得青少年在快乐的生活体验中无声无息地感受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精神内涵,思想政治教育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如果能将庆祝传统节日作为纽带,将理想与信念的教育融入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当中,让青少年在体验节日的快乐的同时,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寓教于乐,在传统节日文化中融合理想信念教育理念,必将使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空洞乏味的说教局面得到极大的改观,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传统节日有利于对青少年进行和谐人际关系的教育,使青少年树立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价值观

现如今不少青少年热衷于虚幻的网络世界,在网络世界滔滔不绝,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沉默寡言,不喜与他人交往。现实社会的某些思潮也容易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我国儒家自古以来就强调“规矩之道”要求爱人如己,推己及人,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仁民爱物”的人文关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关系。春节通常是亲戚朋友聚在一起,畅谈生活联络感情的契机;中秋节将团员作为庆祝的主题,倡导全家人聚在一起;重阳节则提醒人们要注重尊老敬老。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人与人的关系则在逐渐的淡漠。这种情况下,传统节日的存在成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密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重要平台。我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交通越来越便利,通信越来越发单,而人深处闹市却常常感到越来越孤独寂寞,人与人直线距离越来越近而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我们在建设校园文化的同时,不妨将传统节日的文化教育融入其中,这不但有利于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可以是学生通过和周围的同学、老师、朋友共同庆祝节日、共同体验节日的快乐,既可以让心灵得以慰藉、情感得以寄托,也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开展传统节日活动可以为增强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增加青少年与老师、学生的交流提供有利条件。在节日活动中让青少年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照相,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做到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站在更高更远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和所处的环境,掌握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方法。所以,传统节日对青少年建立谐人际关系起到了十分必要的作用。

(四)传统节日能够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贵和谐,尚中道,追求团结统一。传统节日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功能。在民族精神中,民族凝聚力具有突出的地位。民族凝聚力整合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激发着人们的强烈的向心力,构筑了中国人加过统一的群体意识。传统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深情厚谊,也承载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对于维系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春节、中秋节期间,举国上下一排欢腾,男女老少阖家同乐,呈现出和谐喜庆的节日氛围。端午节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其中蕴藏的爱国主义情怀更化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子孙不畏艰难、昂然奋进,造就了一幕幕铭刻在民族记忆深处的动人事迹与不朽传奇。例如,端午节这个对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进行纪念的日子,其中就包含着许多的思想品德教育资源,屈原这个历史人物是爱国者的代表,他身上流传下来的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他是中国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代表,端午节中有很浓郁的爱国主义气氛和传统文化氛围,这对净化当今社会中浮躁的风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重阳节、除夕节等节日中饱含了人们对故乡的眷念和对亲人的思念。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传统节日又增加了诸如民族大团结、祖国统一等新内涵。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李荣启.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J].艺术百家,2012(3).

[2] 教育部高教司组,编.张岱年,万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3] 李欣.中国传统节日与祭祀文化[J].新闻爱好者,2008(6).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当下高校日语教学面对的都是新时代的大学生,他们从年龄上讲都已是成年人,从心理上讲也都基本成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尊心,待人接物都已有一套较为自我的日渐成熟的思考方法和行为习惯。同时,由于各种信息媒介的迅速普及,他们的知识面很广,学习能力很强,对有些知识的认知程度甚至超过了教师。以上这些特点使得教师不再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标准,有时甚至还成了学生们抗拒和不信任的对象。所以在日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应当了解他们的这些特点,尊重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尊心,鼓励和激发他们身上优良的学习品质;同时要尽可能的从他们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去看问题,想对策,尽可能的与他们平等亲切的探讨和交流学习、生活和情感,避免因交流方式的简单粗暴和一言堂造成学生的抗拒和不信任;在了解学生们真实的思想、学习动态和个人感情的基础之上,再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二、重视教材

任何科目的思想道德教育,都应该结合其本身的特点来具体实施。高校日语教学在面对新生的时候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基于这一特性,教学内容必须紧扣、深挖教材,同时教师必须通过认真钻研和积极备课来丰富教学内容,同时注重夯实基础,避免照本宣科,避免内容僵化,在此基础之上再深入发掘教材中包涵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并据此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做到有理有据,避免脱离教材,避免空泛说理。例如在讲授新编日语第一册第二课はじめまして、第六课大学の生活这类有关人际交往的内容时,在落实课本语言学习的同时,就可向学生逐步介绍日本的人际交往礼仪,从而引导学生学习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的礼貌应对;在讲授新编日语第一册第五课上海の外灘、第八课北京オリンピック这类有关我们国家发展富强的内容时,在加强相关词汇学习的同时,还可通过中日发展对比来让学生更加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在讲授新编日语第一册第九课家族のデジカメ写真、第二册第七课誕生日这类有关家庭生活的内容时,在全面学习家庭相关语言知识之后,还应该通过对家庭成员相互间的——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行为的解读,来引导学生更爱自己的家庭,更深刻理解孝敬父母的涵义。

三、重视技巧

提高教师个人的教学技巧向来是提高日语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而要加强日语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好的教学技巧更是十分关键。日语本身并不特殊,但日本这个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有一定的特殊性。中日虽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却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差距,同时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使得中国人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都或多或少有些心结;所以基于这一点,在日语教学中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就不能向学生一味的、盲目的宣扬日本的发达和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良,否则很有可能无功而返甚至适得其反招致反感,而应该加强中日对比,介绍两国在思想道德方面共通的和独有的长处,同时追根溯源,让学生知道许许多多现金看来非常日本式的优良作风,其实都源自日本人对古代中国的优良道德传统的学习,从而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更乐于接受这些一脉相承的优秀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并愿意从我做起,发扬传承。

四、重视实践

在日语的语言体系中,因其自身特点和历史传统,存在有大量的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敬语、礼貌用语和注重德行的语体语态。要想加强日语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就不能也不应该绕开这些内容,相反应该将思想道德教育与语言实践有机结合,达到互促共进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讲到授受关系助动词てあげる、てもらう、てくれる的时候,就应该先从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视人情恩惠的往来和感恩讲起,然后设计若干具体的接受别人帮助的以及助人为乐的情景会话,让学生们通过实际运用更好的掌握这些助词的使用,同时也体会到在日常语言中表达感恩的重要性,从而一次性达到了语言实践教学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的的表扬“你真棒”,“你能行”之类的鼓励性话语或没有情境的表扬,对于现在的中学生来说,已无多大意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中学实施赏识教育不一定明显的效果。当然事实必非如此,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我们的学生更需要被承认和自我实现。首先要坚持创造一个鼓励性的环境,坚信每个孩子都有优点,把赏识教育习惯化。

1.1从日常生活中扑捉赏识的素材

教师要“有意”地发现、寻找、创设“有情”情景。比如,在我带的班里,总有学生自告奋勇地打扫年级办公室o只因我在班里说了这样的话:“今天办公室特干净,还为每位老师的水杯里倒好水,老师一下课就可以喝,对于嗓子冒烟的老师们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老师们心里都是暖暖的,杨某某,太好了,听到老师们夸你们,感觉太棒了”o接下来,正如预期中的,办公室每天都干干净净的,老师们能经常喝到我们班准备的爱心水杯。而且,那天被我表扬的同学在学习方面明显积极了很多。这比我们刻意地安排值日效果好很多。班里还有一位小男孩,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这让刚接班的我头疼不已。我尽量说服自己不要看他的成绩,忘掉的他的各种小毛病,换个角度去观察。终于有一次他做值日的时候,找着机会表扬了他。通过不断地这样的机会,期末他的数学考到了90分。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好的开始。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忘掉成绩,忘掉所谓的纪律考核,去掉成绩这把紧箍咒,这样的素材在日常教学中随处可见0

1.2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实施赏识教育

(1)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得到赏识。面对老师,课堂上学生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有一部分能充满自信,还有不少学生状态不佳。有的自卑,有的害怕,有的紧张,有的懒惰。对这部分学生来说,课堂上找不着真正的快乐。教师要通过赏识让这些学生获得自信。把微笑带进课堂,把满含着信任和期待的目光给学生。引导,启发,鼓励学生,赏识学生的表现,承认学生的差异,更要欣赏学生的差异。允许学生失败,鼓励学生尝试失败。在我的课堂,我经常会用这样的评语评价一位没有给出正确答案的学生:“太好了,就需要这个,你为大家举了个好例子”。或许这道题我刚刚讲完,他没有认真听讲,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在老师的心里他并不是差生,而是很有潜力的学生。

(2)播撒宽容和真诚。日常生活课堂上,学生难免犯错。他可能没认真听讲,甚至还和旁边的同学讨论,说话。此时,我们的严厉训斥,唠叨说教,只能起到一时之效,有时甚至还会引起学生的叛逆心理。此时不焦不燥,温暖的关注,恰当的幽默或是潺潺的细语,使学生的心灵受到触动,错误得以改正,这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艺术。教师的宽容,可以缓和师生之间的紧张局面,转变学生的叛逆心理,防止学生产生抵触的情绪。使“严”收到最佳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学生。用生命的激情去创效另一个美好的生命。以宽容大度作为自己的工作艺术。

(3)日常生活中以肢体语言来表达欣赏。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师生之间也许不适合用语言来交流,或者用语言表达不到的效果,这时,老师的一个动作或表情也许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例如,当学生有了烦恼或遇到不开心的事。老师可拍拍学生的肩膀,用一些安慰的动作加上面部表情来安慰学生,鼓励学生尽快走出困境。有一次,在我的课堂上,一位学生给出了精彩的回答,我直接走过去和他击掌,并用夸张的语气说:"great,wonderful",这位学生很受鼓舞。

2结语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2016年临海市中小学公开招聘新教师招聘岗位一览表

招聘岗位

招聘岗位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备注

中学语文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教育

师范类教育学、小学教育、初等教育等专业报考岗位以教师资格证学科为准;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学原理、课程教学论、学科教学、比较教育学等专业报考岗位以研究学科方向与本科所学专业结合为准。

中学数学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数学教育、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学英语

6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英语教育、英语、英语翻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英语

中学政治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学历史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历史教育、历史学、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学地理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地理教育、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中学社会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人文教育及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招聘岗位所需专业

中学化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化学教育、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高级分子化学与物理、物理化学

中学生物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生物、生物教育、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工程、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

中学心理健康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中学科学

7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科学教育、物理教育、物理学、应用物理、核物理、理论物理及中学化学、生物招聘岗位所需专业

小学科学

17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职教旅游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职教电子商务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及法律

中小学体育

20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体育教育、体育学、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音乐

20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音乐教育、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艺术教育(音乐)、舞蹈表演、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舞蹈

2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舞蹈表演、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美术

18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美术教育、美术学、绘画、雕塑、中国画、书法学、摄影、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角传达设计、工艺美术、动画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小学计算机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教育技术学、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小学语文

50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教育

小学数学

45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数学教育、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小学英语

1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英语教育、英语、英语翻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英语

特殊教育

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

学前教育

21

大专及以上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学前)、音乐与舞蹈学类

 

说明:1、中小学体育、音乐、舞蹈、美术岗位教育基础知识笔试统一考小学;2、小学科学与中学科学专业知识笔试试题相同。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面向信息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中心议题之一。教师专业学习是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出现,教师专业学习的形式、方法、模式等等都在发生着显著变化。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重点实验室和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定于2011年10月18日.2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第二届全国基于网络的教师实践社区COP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教师专业学习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会议旨在汇聚全国各地学者、教育工作者、一线教师及校长,分享有关教师专业学习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教育的创新。

本次会议将设置真实生动的“现场研究课”、“专家报告”、“教师沙龙”、“校长论坛”和“圆桌会议”等多种高互动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教师培训机构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工作者、中小学教师及校长参加会议。本次会议规模约为300人。主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承办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协办单位:深圳市巨龙科教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日期:2011年10月18日报到,19日.20日开会,21日

为教育考察

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

会务费:700元,大会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自理。

会议网站:省略/colo/

大会微博:新浪http://weibo.省略/TOPIC_teachtrain

秘书处联系方式:

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重点实验室联系人:张敏霞

电话:010-68902177 Email:zhangminxia01~

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联系人:张静然

电话:010-66490924 Email:amyet@126.COIll

征文要求

本次会议将征集以“教师专业学习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主办方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将被录用的论文收录进会议资料光盘。凡被评为一、二、三等奖的优秀论文,会议将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并择优推荐获奖论文参加大会交流,同时还将向核心刊物推荐获奖。投稿截止日期延长至2011年9月20日。会议针对8月31日前已经投稿的论文,会及时进行评审,并将于9月10日左右通知论文作者其评审结果;对于9月1日.9月20日之间的投稿,会议将于9月30日左右通知作者其评审结果。

论文征文主题包括,但不仅限于此:

中小学教师培训的新方法与新模式

新技术支持下的中小学教师专业学习

中小学教师网络培训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基于网络的校本研修与教师专业发展

新技术新方法支持下的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发展

数字化校园环境中的教师专业发展

专业发展故事讲述:我所亲历的新的教师学习方式

本次会议只接受在线投稿,投稿方法请浏览大会网站(省略/cop/)之“论文投稿”页。论文以4000-6000字为宜,须有150字以内的摘要及3―5个关键词。所有投稿均只接受doc格式,格式编排详见“资料下载”中的“第二届COP学术研讨会论文模板”。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2006年12月1日—2日,由中国文化报社《艺术教育》杂志主办、江西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二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类型的30多所艺术院校的80余人参加了会议,集中研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背景下艺术教育特点与策略”的相关问题,创造了艺术教育思考的“峰会”的高度。

2007年9月27日—28日,由中国文化报社《艺术教育》杂志主办、沈阳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辽宁沈阳召开。来自全国50余所各类艺术院校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论坛,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艺术教育学会主席郭祯祥和美国麻省艺术学院的专家代表的参与,表明“论坛”的影响力与所受到的关注。论坛对艺术教育在新形势下从单一的纯粹艺术教育转向保持纯粹艺术教育传统优势、大力发展应用艺术教育并重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2008年11月22日—23日,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与中国文化报社《艺术教育》杂志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四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来自全国百余所艺术院校和美国、韩国5所艺术大学的专家、管理者近200名代表参会,就“探索艺术教育特色办学之路”分学科研讨,注重探索性、创新性、前瞻性和整体性。对中国艺术教育的一元价值、二元结构提出结构设想。此届论坛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是历届中水平最高的,尤受业界关注。

2010年6月25日—26日,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共同主办,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大连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五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辽宁大连召开。论坛主题为:回顾总结建国以来艺术教育发展历程,研讨艺术院校特色建设与创新教育。全国百余所知名院校的院长、专家、学者等100余名参会,此次研讨的话题,进一步说明论坛主题的内涵在不断加深、外延在不断扩大。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办学之路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

2011年10月28日—31日, 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共同主办,云南艺术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昆明举办,全国百余所各级各类艺术高校(学院)及英国、韩国、日本、泰国、瑞典多所大学的近200位专家、学者、院(校)长及优秀教师参加了论坛。此届论坛围绕“研讨传统艺术学科改革发展之路,新兴学科创新建设之路,从而更好地建设、完善适应时展需要的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促进我国艺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题,探讨了艺术教育面临的形势和未来发展之路。此届论坛在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召开,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同时交流了各自的经验,使论坛真正成为艺术院校沟通交流的平台。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日常生活理论;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273-03

一、日常生活理论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视角

(一)日常生活理论解读

日常生活理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经过西美尔、卢卡奇与本雅明等人的发展与改造,在欧洲逐渐形成一个思想理论的脉络,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诸多知名的学者对此深有研究,如胡塞尔、赫勒、列斐伏尔等。最早将这一理论引入到我国的是黑龙江大学哲学系的衣俊卿教授。继他之后,国内又有一批学者从多角度多学科来探讨研究日常生活理论。归纳起来,日常生活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主要分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个领域。日常生活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主要包括家庭或者私人的一些消费性的活动(比如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休闲活动等)、日常交往、日常观念活动等,是一种具有重复性的活动。日常生活主要是由习俗、经验、常识、本能、情感等所主宰。与之相对的非日常生活是指“社会总体或再生产为宗旨”[2]的活动,它是由自觉的理性精神所主宰的领域,主要是包括社会活动如社会生产、经营管理、公共事务、人类自觉的精神生产和知识活动等领域[3]。

(二)日常生活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个领域,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

日常生活理论视域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视角。一方面,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想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全面覆盖公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和非日常生活领域。我们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也必须全面覆盖上述两个领域。因为相当一部分公民的活动领域只是在两者的其中之一,这样,都会使全面覆盖成为空话,势必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深入地开展。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仅是在非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更要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只有当思想政治真正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个人生活的幸福时,这才真正达到了大众化的目的。这就需要推动公众从自发的、经验的、本能的日常生活逐步向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指导的理性的、自觉的活动的转变,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日常生活化。

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非日常生活领域的理论传播,而面向群众的日常消费、交往和观念等活动的理论传播重视不足,其结果是自在的日常生活仍然处于自由放任状态,被其他的甚至是有害的敌对思想所占领。因此,我们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必须关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个领域,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脱离日常生活的困境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本源于生活,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为了生活。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生命力,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它应有的基础――日常生活,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理想化、知识化、工具化等倾向。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想化倾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注重将既定的目标和理想、价值观念灌输给学生,不考虑实际和现实的需要。我们从小就接受一些理想化的教育,比如,“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等等,这些口号我想我们都知道,可是未必人人都知道其中的含义。这些东西给人的感觉是茫茫而遥不可及。这对普通大众来说无疑是无稽之谈。在学校里对学生的要求高而空洞,学生根本就做不到,华丽而不切实际的观念,不能解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不能让学生走出自身的道德困境,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只有理论符合现实的需要,可以高于生活,但是不能过高,过高的话只能让人望而生畏。

(二)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化倾向

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被高度化为纯粹的知识性问题。知识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尽管可以使学生掌握大量的思想道德知识,但是由于它脱离了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缺乏精神的培养和情感的内涵。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学习教育加以传授的认知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给学生的只是知识性的思想道德概念,而非内在于人的思想道德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经验来自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我们学习的知识大部分是来自前人的经验,属于间接经验,间接经验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这是学习知识至关重要的环节。但是它却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如果只重视知,而不重视行,那么这必将会为我们的实践带来严重的后果。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化倾向

由于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影响巨大,加之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科学主义曾一度盛行。对科学的顶礼膜拜使得人们相信,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赖于科学,科学能够解决包括思想和道德,人生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这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以功利目标和技术手段为其本质特质。这种思想内化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手段。在我国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泛政治化的倾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片面强调以国家和集体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价值,对个人的价值缺乏应有的关注,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把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对立起来,过分注重国家和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价值的实现。用一句话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政治化,政治需要什么,思想政治就强调什么,人们习惯于强调思想政治的国家和政治意义,忽视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挖掘,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让人觉得思想政治教育是外在的东西,与个人无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国家和政府服务。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注重它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它对社会的贡献,最终导致社会需求和个人价值的脱节,工具性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矛盾更加突出。虽然,政治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之一,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生活。但政治功能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毕竟,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政治本身。

三、日常生活理论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

思想政治教育理想化、知识化、工具化、都脱离了日常生活,无视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长此以往,我们的大学教育就没有了创新,没有了活力,根本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脱节的思想政治教育,只会压抑人的积极性,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回归日常生活,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一)坚持以人为本,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

教育本源于日常生活世界,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又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是教育的本源,教育的意义最终是要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升人的教育,以提升人的综合素养为己任,而人却又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复杂而又有多样性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可能脱离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说白了就是做人的工作,必须以人为本、为人服务。对人来讲,人的本质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日常生活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性,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才产生了我党在各个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等。而离开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同时日常生活具有自发性,经验性等特点,也没有一定的统一的系统性,于是日常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给予指导。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生活中出现的复杂矛盾,引领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之路走了很多年,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样性,个体的主动性,形成一些单纯的理论模式,与日常生活严重脱节。思想政治教育本是以人为对象,但是我国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脱离日常生活中的人,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脱离人的现实诉求。所以,坚持以人为本,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才显得尤为重要。

(二)把握时代脉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载体和方法

从时代变化来看,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深刻影响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活动时空,使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均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不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连政治活动、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全球化特征,人们的日常消费活动、休闲活动、社会交往和思想观念也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对待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开启了虚拟化网络时代。日常生活日益虚拟化,网购、网络游戏、网上交友等逐渐盛行。同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非日常生活也逐步虚拟化。日渐高涨的网络政治参与、网上阳光政府正成为现在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热点,网络也成为人们活动的最重要场所之一。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大众传媒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深刻影响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有较大的影响。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活动领域的变化,一些人主要生活在日常生活领域,而另一些人主要生活在非日常生活领域,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覆盖人们的主要活动领域。

根据时代变化对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宣传对策。其一,世界全球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借鉴和学家容易接受的新的词汇和表达形式,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很是枯燥无味,如果将我们的课本知识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增强其趣味性,更加易于接受。其二,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通过互联网,以网页、网站等的形式来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通过这种新的形式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来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其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涉及的领域,人群等差异性很大,所以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比如隐性教育法、榜样示范法、咨询辅导法、情理交融法等等不同的方法。

(三)建好专业队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领域的全面覆盖

首先,培养以骨干教师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穿越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界限,不管在日常生活领域还是非日常生活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中发挥作用。通过这些骨干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中的展开,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民化。

第二,可以依托党委宣传系统、大众传媒等途径,培养大批的学术研究骨干、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养的党政干部人才和通俗化教育骨干。培养学术研究骨干的目的在于更深入系统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民化而努力,并为实现全民族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努力。

第三,还要培养一批针对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们进行通俗化教育的骨干,通过他们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随着中国实现义务教育以来,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很多偏远地区的还不能接受最基础的教育;一些年龄大的人由于历史原因,知识文化素质不高,所以要对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人进行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实现全民族的道德素养的提高,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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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小原国芳;教育思想;溯源

小原国芳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是日本大正时期、昭和初期民主教育思潮的集中体现,同时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各国同时出现的“新学校运动”的产物。他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研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等多个领域。他将西方和中华文化思想兼收并蓄,并立足于日本近现代教育实际,得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凸现了近代日本社会多元的文化追求。其承载的意义,体现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蕴涵深刻哲理;其深刻的论述,精辟的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小原国芳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全人教育论、教育立国论、教育改造论、宗教教育论、艺术教育论、教师论、道德教育论、母亲教育论等。其中,全人教育论为小原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小原国芳教育思想的精髓,并贯穿于全部著述中。有别于其他教育家的是,他的理论不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学说上,而是躬身实践,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从而享誉海内外。本文试从小原国芳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开始,挖掘其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小原国芳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1 “维新”思想的策源地

小原国芳出生地日本久志地处九州的南端,九州历来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早在中国唐代,这里便是日本的“遣唐使”、中国的使节、中日僧侣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也是15世纪60年代至16世纪60年代“南蛮贸易”和天主教传播的故地,还是葡萄牙对日文化输入和贸易进口的重要港口。因而,这里自古以来工商业发达、科技先进、文化开化、思想进步、宗教活跃、人才辈出。如果说日本从明治开始维新,那么这里早就开始了“维新”,是“维新”思想的策源地,并涌现出大批“维新”志士。如主张“开国”、兴办工商业的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参与结束幕府统治、实现维新大计的岛津久光,维新重臣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大井宪太郎,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堺利彦,还有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届内阁中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小原自幼耳濡目染,其“维新”思想的形成与这里的开放历史是分不开的。

2 民主主义思想的胎动

小原国芳历经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动荡的年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涌进,“天赋人权”思想到处传播,“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建立立宪政体”等呼声四起,人民觉醒,农民暴动,工人罢工,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声浪此起彼伏。日本陷入民主大潮之中,当局不得不对人民做出了让步,于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宪法”。然而,“宪法”在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的同时,也为日本军国主义膨胀提供了法律依据。军部的统帅权独立于内阁之外,军国主义势力嚣张,飞扬跋扈,凌驾于一切之上,甚至走上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道路。民主思潮与军国主义势力的碰撞,不仅锻炼了日本人的民主意识,也造就了小原国芳的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在京都帝国大学求学时期,小原虚心求教于学界名流,其中有为世界所称道的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中国哲学史教授高濑武次朗,达到世界最高水准的宗教哲学教授波多野精一先生等,小原一方面从他们那里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另一方面遨游于书山学海,接触到各种民主思想,涉猎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并做了潜心研究,形成了独到见解。他的“全人教育”的基本构想就始于京都大学时代,这从他的毕业论文及毕业后不久出版的《教育的要本问题——宗教》及《教育的根本问题——哲学》中可以窥见。这不仅为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建立,也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小原国芳从此起步,走上了反封建专制、反军国主义、反旧教育制度的教育革新之路。由此可见,特定的时代与环境对小原国芳思想的形成以决定性的影响。

二、小原国芳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日本教育哲学家稻富荣次郎博士曾指出:“日本宛若教育哲学的百货店,店中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世界上的商品,无所不有。但是其中没有一件是在日本扎下了根的,尽管绚烂无比,但只是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剪枝花。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日本特有的现象。”日本教育哲学的“百货店”特性或曰“杂多性”、“杂种性”特性,恰恰是世界优秀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在教育哲学领域的再现。从小原国芳的名著《教育的根本问题——哲学》中不难看出,在哲学观点上,他极力推崇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理性世界,休谟的不可知论,黑格尔的辩证法;政治上崇尚“哲人君临天下”;认识论上强调理性、精神、意识、怀疑、惊异的作用;方法论上主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意识与存在的对立统一,甚至把“对立的统一”作为“教育信条”。在教育思想上,他极力推崇卢梭的“回归自然”,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第斯多惠的“教师论”,帕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华虚朋的“文纳特卡制”,爱伦,凯的“儿童观”,苏格拉底的“发现教学法”,洛克的《教育漫画》,康金斯基的《艺术论》,歌德的“教育区”,席勒的《美育通信》,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等,尤其崇拜瑞士大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甚至著书《仰慕裴斯泰洛齐》以表崇敬和膜拜。

小原国芳在教育实践上的成功和在教育理论上的建树蜚声世界,也震撼了他的祖国。起初,他的教育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进步色彩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也屡屡遭到政府推行的皇国主义教育的压制。随着其国际声誉的日益提高,当局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承认他对日本教育的贡献,并于1947年正式批准玉川大学成立,可以说这是他长期以来与国内传统势力斗争的结果。

1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影响

裴斯泰洛齐毕生致力于开拓一条走向公共教育的途径,维护人人受教育的权利。他的最高目的,不仅是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原则和教学方法,而且要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改善贫穷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建立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他的思想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因而对小原国芳影响至深,小原先生的玉川学园也是基于此理念而创建的。创业之初,他曾三次造访裴斯泰洛齐,亲聆裴斯泰洛齐先生的教诲,并对其教育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注重直观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心理活动。根据其要素教育理论,结合日本实际,小原还创立了初等学校各科教学法,对初等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裴斯泰洛齐生活的灵魂是爱,主张实施“爱的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并把家庭教育看作是自然教育的原形、社会教育的榜样,是教育的基础,极为重视母亲对儿童的教育作用。在《林哈德和葛笃德》和《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两部著作中,他都以葛笃德为理想的母亲,树立教育孩子的榜样。受此影响,于是便有了小原先生的《母亲教育学》。裴斯泰洛齐主张“和谐发展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使人的各种能力和谐发展,使德、智、体一体化,使儿童的手、心、脑和谐全面地发展。在论及教育与哲学的问题时,他反对过分偏重教育实际,认为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和短视的做法,是甚为低级的想法,这样做会使高尚的教育堕落到平庸呆板的地步,使老师降到一个技术者的卑微地位上。教育不是低级的,而是活生生的、高尚的有创造价值的工作。裴斯泰洛齐还指出偏离实际、低级浅薄的教育学者太多,是我们今天的可悲之事。小原国芳与裴斯泰洛齐一样,为只有“教学的学校,而无育人的学校悲伤不已”。由此,小原提出了“全人教育”理论,这一理论贯穿于他的全部著述中。“苦斗挣扎、贫民救济、苦心经营孤儿院,事业上重挫、生活的窘迫、思想上的误解、兵荒马乱、卧病不起、失望、冷嘲热讽、横遭迫害……”几乎裴斯泰洛齐所有的痛苦、烦恼小原先生都遍尝过。难怪有人指出,18世纪的裴斯泰洛齐与19世纪的小原国芳两者的教育之魂是共通的。他们彼此都具有共同的教育性格,背负共同目标,历经磨难,走完了教育的一生,因而人们称小原先生为“日本的裴斯泰洛齐”,以示他对日本教育所做的卓越贡献。

2 中华教育思想的影响

首先,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地位。儒家思想自隋唐始迅速扎根在日本沃土,到了平安时代,儒教不仅在政治、文化领域,而且在教育界也给日本带来了很大影响。当时日本的私立学校是针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空海首开的“综艺利智院”则效法孔子,向平民百姓招生,类似孔子的私塾,这意味着儒家思想开始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类似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在武士道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儒家思想更是其基本理论支柱。孔子思想中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范畴,成为日本民族的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到了江户时代,儒教在日本进入全盛期。对幕府而言,儒教是惟一可以利用的思想。明治以后,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尽管儒教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并没有在日本消亡,而是又被引入新体制中并加以利用。学校教育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儒家思想,旨在使其成为忠顺的良民。到了近代,现代的企业家都把《论语》作为人生和经营的指南来尊崇,并认为是儒家思想推动了明治以后日本工业的近代化,也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原始的动力催发了废墟上的日本复兴。

其次,孔子的全人教育思想对小原国芳的影响。小原国芳自幼接受汉学教育,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对其影响深刻。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于是他极为尊崇的人物,他批判地吸收了孔子教育思想中的精髓,由此奠定了他的全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从小原亲手整理、编辑、出版的《中国教育宝典》(全二卷)书目,以及《中国佛教介绍》等众多的著述中,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他的内心深蕴着我们中国人自古推崇的儒家精神。

小原深受孔子学说的熏陶,孔子的“仁人”思想是其全人教育思想的根源,孔子的人生哲学是其所要成就的理想。“教不倦,仁也”是孔子心中理想的教师形象,也是小原国芳追求的目标。他是位教师决定论者,认为教育是一种“全人”感化、陶冶“全人”的工作,理想的教师必须是“全人”,即具备全部文化的人,诲人不倦的人,否则教育不可能成功。因此,他要求教师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全面修养已“臻于全人”。

小原国芳的教育是全人教育,是人的多方面和谐发展的教育。他认为人的教育应由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和生活组成。主张学习态度上,要像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教学方法上,不应该是单纯的讲授而应该着眼于学习,不应该是填鸭和死记硬背,而应该具有创造性。他引用孔子的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呼吁教师要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道德教育中,他引用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强调教育要使学生认识社会,熟悉人事,了解人生等。他坚决反对文部省当局重知偏智的思想,反对空洞说教,主张人格感化以及树立“师弟同行”的新风尚。在艺术教育方面,小原认为美育是挽救人类道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时,他大声疾呼:“日本的所有大学和高级中学都要进行情操教育,不!是净化灵魂的教育。文部省当局呀!中学校长呀!大学校长呀!你们应该像中国大圣人孔子教导的那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们今天的学校既无诗,也无礼,又无乐,实在很惨。”他又说:“没有艺术,没有美,使人如置身于沙漠中。”

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12篇

关 键 词:日本;STS;科学技术;文化

ST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是在因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和 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正由于它深 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所以一经产生便迅速扩展、普及到全世界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ST S开始在日本传播,到9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日本来说,STS是一门外 生型学科,同历史上吸收、消化外来新事物一样,STS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慢慢地融入日本既 有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过程。同时,回顾日本的科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实在STS传入日本之 前,日本社会中已经存在一些便于STS传播的文化因素,为STS的到来和传播作了事先准备。本 文试从社会文化基础、理论准备、理科教育、环境问题等角度对日本STS传播问题进行探讨 。

一、 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STS传播的文化基础

STS于20世纪中叶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 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技成为人们讴歌和依赖的力 量;另一方面,在经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 ,人们面对日益暴露出来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 了疑虑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欧美学者所谓的“一种激进而出于理性的当代反科学 现象”或“反科学的文化运动”[1],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 文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科技的反思。

从上述STS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发端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近代以来是以科技 发展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科技已经渗透至西方社会生活的内核和基质;西 方社会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科技的负面效应。而作为近代东方第一个依靠科 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日本,虽然近代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包括科学技术)的特点,所以科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迅速加大和深入,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来科技发展本国国力的历史传统,因此,当科技的 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日本社会自然就产生出引入解决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STS[ 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下发展的后进国家,虽然早在绳纹式文化时代就 有了陶器、石器、纺织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却不曾拥有自己的科学。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识 到,“岛国的命运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 ,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2]。从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 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3],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术革命,起源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但是,日本农业技术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 自身的缓慢积累,而是在先进的汉族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公元前3世纪末,早已 跨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把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 铜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公元6—9世纪,中国古典科学伴 同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前,属于汉学体系的中国古典科学在日本科学 史上居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 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4]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贯穿在整 个日本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6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以荷兰为渠道来吸 收西方科技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胚胎-兰学兴起的契机。兰学家们通过翻译西方科 学书籍、结成学术团体以及进入西方学者在日本开设的学校学习等方式,不仅掌握了近代自 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革 命力量。明治维新后,以兰学家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在国家的引导下,大规模地引进、发展 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再次飞跃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与国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立国之本,它不仅影 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 求对之重新审视时,拥有融合外来文化悠久传统的日本社会具备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础。

二、 20世纪初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STS传播的理论准备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学科从不同角 度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 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虽然STS与上述学科有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为ST S研究作了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日本学者就已经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科学技术。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其崭新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科学技术论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被称为“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唯物全书》(66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发行的。1935年,户坂润发表的《科学论》被认为代表了战前日本 科学论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知识在社会上被 普及,在历史上被继承的事实本身”[5]等观点,为日本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和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技术论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展开了关于技术定义的讨论,出现了相川春喜关于技 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的“体系说”和武谷三男关于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的手段 的“手段说”。无论是“体系说”还是“手段说”,都只是局限在生产实践的狭隘领域里讨 论问题。随着战后劳动手段的进步促成了社会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日本的技术 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等 方面。

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学史研究,做了许 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为了探究科学史的本来面目,以便针砭时弊-抵制带有 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科学史宣传,一些进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创立 了日本科学史学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学史、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保卫和发扬健康的 科学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弹危害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关 注科学社会学,着重研究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日本出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 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严重威胁着人 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何处去?围绕这一课题,日本学者开始拓展自己的视 野,从自然、人类、社会的广阔背景中对技术作统一的考察,把研究领域推向现代社会中的各 种实际问题,比如未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 本学者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为STS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STS传播的内在驱动

关于STS的学科内容,日本学者起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教育内容的STS”-STS 教育,另一部分是“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6],后来又加上了第三 部分,即“作为管理领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学者很重视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 视STS教育。他们认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广大市民( 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宣传和普及,使他们形成STS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是具有自我 意志决定力的一种运动[7]。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中,STS教 育活动在科学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中比较明显。而对于日本来说, 在STS传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经历了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为STS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间,日本贯彻“教育立国”的方针,通过教育改革努力引进西方科学 技术,并在引进方向上进行过两个选择。一个是重视“科学”,即重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 西方科学的精神,以培养国民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社会观;另一个选择是重视“技术”, 即把自然科学只看做技术的手段,仅仅学习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并以此作为引进的方向。 在上述的两次选择中,日本曾一度选择了第一种引进方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福泽谕吉等有留 学背景的启蒙运动家强烈主张在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培植西欧式的科学的精神,对初期的明治 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

但随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并出于担心科学的精神、合理的思考会批判现行的体制 ,明治政府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把“修身”(即传授国家主义道德科目)作为最重要的学 科,缩短理科的教育时间,其内容由培养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自然观转向传授零散性的科学 成果的片断,开始重视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对“技术”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视效率 ,追求效率,讲究实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识的积累。二战后,受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日 本开始了彻底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国家对教育的统制,尊重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 省强调,“培养科学精神,使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识中, 更新国民的教养,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设新日本文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实施新 教育制度的同时,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课时间,实现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 的回归。

STS作为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表 现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观,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 ]。显然,STS教育观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对“科学”教育的重 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STS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理解STS、传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教育的重视-STS传播的现实需要

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科技提高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各参战国也依靠科技来实现 国家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 大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 视这个问题了,即科技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中,环境污染就是 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 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也是STS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许多国家一 样,日本也开展了环境教育运动,由于环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与科技有很密切的 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教育为STS教育作了铺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 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以污染为代表的公害问题也随之发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俣病事 件、四日市废气事件、爱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诉讼为标志,公民反对公害 运动达到了高潮,促进了环境行政变革。在政府的规划下,日本学校教育中以公害问 题为契机开始了最初的环境教育。70年代日本环境教育进入环境教育理念导入与实践 的探索时期。1975年,在日本创立了全国中小学环境对策研究会,同年,以大学为中心,成立了 环境教育研究会。在1977年的小学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对保护人类 的生存环境、资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与环境相关的教育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日本政府和国民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进行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93年开始文部省开展了努力推进学校、家庭 、地区一体化的环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陆续编辑出版了《环境教育指导 资料》,标志着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确立。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学科数量大 大增加,基本覆盖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日本在STS传入之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环境教育。通过这种环境教育,日本 民众较之以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与STS所提倡的重视科学 素养的教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在教育层面,日本的环境教育已经为STS做好了准备 。

以上从日本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的理科教 育、因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兴起的环境教育着手,简单分析了STS在日本传播的有利文化 背景。但是,STS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与具有民族特征的 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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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中国日语教育 日本日语教育 比较研究 借鉴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07-0036-03

2013年7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公布了2012年度“海外日语教育机构调查”结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以海外的日语教育机关为对象,每三年进行有关日语学习者人数、机构数量、教师人数、学习目的等方面的调查,旨在把握世界各国日语教育最新动向。调查显示,2012年全世界日语学习者总人数3984538人,较2009年(3651232人)增长9.1%;教育机构数量16045个,较2009年(14925个)增长7.5%;教师数量63771人,较2009年(49803人)增长28%。日语学习者人数排第一名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1046490人,较2009年(827171人)增长26.5%,其次为印度尼西亚872406人,较2009年(716353人)增长21.8%。中国台湾232967人,较2009年(247641人)减少5.9%。学习日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中居首位。究其原因要归功于中日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同样在中国国内,日语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种。本文将从学习群体、师资安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分析国内日语教育与日本本土日语教育的不同,旨在为中国日语教学提供值得借鉴之处。

一 学习群体和教育目的的区别

1.中国日语学习者

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调查报告,中国学习日语的人数2012年达到1046490人,比三年前增长了26.5%,且调查显示,日本动漫、影视作品、音乐等对吸引中国学生学习日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兴趣和引导作用。

中国的日语教育主要包括中学日语教育、大学日语教育(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和社会日语教育,其中前两者是主流。中学和大学公外日语教育主要目的是掌握基本的日语知识,具有基本的交际和阅读能力。大学专业日语教育则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阅读、翻译、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且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有较深理解。社会日语教育则随着日资企业在中国的增加,学习日语可增加职场竞争力利于就业的观念兴起,社会各种培训机构和公共传媒介入日语教育的数量也开始增多。

由于中国日语教育的主流是中学日语教育和大学日语教育,因此中国的日语学习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日本语学科知识,教育偏重词汇和文法等书面知识,将日语能力等级考试作为目标。

2.日本的日语学习者JSL

本文对日本的日语学习者界定为在日本的日语学习者JSL(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即在对象语国家日本,将日语作为生活手段来学习日语的学习者,他们是日本的日语教育主要对象。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在日外国人人口数量达到164万余人。其中,中国人最多,占全部在日外国籍人口的27.9%。据日本总务省相关部门分析,在日中国籍人口增加,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交往日益频繁,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研修生等数量均呈现出增加的态势。另外一项关于在日本的外国人雇佣状况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10月末,在日本的外国劳动者人数为68.6246万人,从外国劳动者的国籍来看,中国人人数最多,大约为29.7万,占总数的43.3%。

在日本的中国人是将日语作为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以及学习工作的需要,在日中国人需要通过学习日语了解日本社会,让自己更好地融入日本本土社会中。在日本华人群体中,日本语言学习的预科学生和日本高校留学生为了继续深造或留日就业,成为日语学习的主流。近些年的调查显示,许多日本高校反映留学生的日语水平对其学业构成障碍,日本语言学校的预科学生应在语言学校学习期间扎下更加深厚的日语根基,才能应对未来日本高校对录取留学生的日语水平要求。另外还有一些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人,为了在经济不景气时增加职场竞争力免于裁员风波,也纷纷走进日语学校学习。在日本的华人群体中,学习日语的目的开始从求学转向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和目的。

二 师资安排

中国的主流日语教育中,所聘请的日语教师大都是从中国国内培养的优秀高校毕业生中选取,只有少量以日语为母语的教师。以汉语为母语的教师与中国国内学生有着共同的母语,有自己学习日语的深切体会,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上高度相似,这些特点有利于教师准确理解中国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和语言思路,做到因材施教。

在日本本国的日语教育方面,师资大多是以日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在日本,以留学为目的的外国人数占相当大比例,为了进入日本好的高校,就必须进入日语学校进行最多长达两年的日语学习。因此日本的民间日语学校兴盛,日语教师的数量也随之大量增多。日本本土教师长期受到日本文化熏陶,日语表达纯正且原汁原味,对培养学生的听力和口语及表达能力都有极大帮助,并且其时而流露出的日本本土民俗习惯,也会使在日的外国学生受益匪浅。但同时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和语言结构的不同,日本本土教师不能清晰地了解中国人学习日语的难点,更难理解在日华人的压力和需求。

近年来,日本的本土日语教师在获得教师资格的训练过程中,政府逐渐开始将跨文化交流作为重要的课程列入教师培训计划内,目的是除了让教师掌握更多的跨文化知识和沟通技巧外,还要帮助教师加深对学生母语的了解,更加清晰地认识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三 课程设置

在中国的日语教育中,由于日语教育的主流是中学日语教育和大学日语教育,日语学习者的主要目是的为了掌握日本语学科知识,将日语能力测试等级考试作为目标。因此,日语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偏重词汇和文法等书面知识,各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日语精读课所占比例最大,所占学时和学分也相对较多,听力和口语多以考查课为主。教师为帮助学生顺利过级,往往把教学重点放在日语知识的灌输上,用大量时间讲解语法条文,分析句型、句子结构,辨析词汇用法,传授考试技巧。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考试能力,增大学生考试的过级率,但实际的语言交流和应用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

在中国的外国语教育中,很多高校往往开设很多专业英语课程,比如医学英语、商务英语等,但在日语教育中,含特定方向的专业日语比如医疗日语、工业日语、科技日语等课程设置非常少。在日本的日语教育中,由于具备日本本土便利的语言环境,在课程设置上更注重实际的语言应用和交际能力,更重视运用日语进行知识信息的收集和检索提炼能力,更重视语言的听力、写作和口语表达能力。同时,为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学校还设置了关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等日语相关课程,期望学生在学习语言时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另外,由于近年来日本的日语学习者的多元化、日语学习需求的多样化的趋势,日语教育传统单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日语教育团体还为各个领域的华人开发了更为专业细致的日语教育。

四 教学方法

中国日语教育的教学方法更多采用讲授法,大多时候是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坐着听,然后让学生大量记忆,缺乏师生互动。在会话练习中,也都是以教科书为基础编一个对话做练习,教师和学生小组模仿日本人进行对话。听力课则主要依靠语音室。大学一二年级为了打好日语基础而授课,三四年级则以提高日语文章理解能力而授课。日语是日本文化的载体,是传递知识和信息的工具,中国式的授课方法使学生的视野得不到扩大,学生自主获取信息、调查研究、论文写作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

在日本的日语教育中,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在日本语言学校,学生常常围坐在老师周边,多采用对话、互动、交流、讨论的教学方式,在注重趣味性的同时,尽可能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尽量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日本高校的日语教育中,其授课的方式也有其自身特色,除了与基本知识有关的科目是以授课方式进行外,平常更重视学习运用语言查找信息并进行交流的能力。他们常常要求学生多读课外书,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并且会给学生一些题目,要求学生查找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论文,然后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大家进行讨论互动。另外即使教师采用的是授课方式,往往对教科书以外的内容介绍得很多。这就扩大了学生的视野,阅读能力、会话能力和利用日语自主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了训练和提高。

五 考核方式

中国的主流日语教学中,考核一般根据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按比例算定总成绩。其中,期末考试成绩是考核的核心,考核的内容主要为听力、语言知识、阅读理解。听力主要考查学生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能力;语言知识主要考查学生掌握的单词量和语法知识;阅读理解考查学生快速获取信息和正确理解信息的能力。而平时成绩,则主要根据学生的日常课堂表现而定,比如上课的出勤情况、课堂发言情况、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情况以及平常的课堂小测试等。

日本日语教育中的考核方式则更为多样化,除了正常的考试测试外,占重要地位的就是学生的论文写作和发言讨论情况。通常教师会拟订一个题目,指定某本书或某篇文章,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理解情况,形成论文,并在课堂上将自己的论文思想表达出来,再由全体学生展开讨论和提问,同时老师恰当地给予指导、纠正和补充,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理解问题、讨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考核了学生获取信息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听力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六 中国日语教育向日本的借鉴之处

1.教育理念

中国的日语教育常常受困于传统标准的束缚中,即“以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为核心,基于语言知识传授的外语教学理念范畴”,在中国学习日语的目的更多是为掌握日语学科知识,提高日语能力等级考试过关率。目前形势下国内的日语教育应适当对教育目标稍作调整,比如多元语言主义理念强调,不要求学习外语达到母语者的深入和熟练程度,强调外语知识本身是为培养跨文化理解能力服务的,学生不应局限于为学习外语而学习,更应注重运用外语去获取更多信息、知识和技能,加强跨文化理解和交际能力。

2.师资安排

中国日语教育的师资力量中,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超过七成,以日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不到三成。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功能更多的是文化和知识的传递和交流。以日语为母语的教师,其纯正的日语发音,可有效促进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的发展,同时,长期接受日本本土文化的熏陶,不经意间就会传达出日本本土文化的气质,可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作为一种陌生文化的日本文化,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和日本两国不同的历史和民族传统,更加深刻理解日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因此,中国的日语教育中,可增加母语为日语并接受过日语教育培训的外教,让学生深切体验日语传达出的文化风格。

3.课程设置

不管是以求学为目的的在日华人,还是国内的日语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仍是增强交流能力,增强跨文化理解能力,帮助自己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职场。

中国的日语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转变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观念,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能力,更应重视学生运用日语获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讨论交流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根据就业市场需求,也可以设置特定方向的专业日语,如医疗日语、工业日语、营销服务日语等专项日语培训课程,以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4.教学方法

中国的日语教育中,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教学方法应更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可多尝试制造某些场景,让学生扮演特定角色去理解掌握日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另外,可参考发达国家大学中的课堂讨论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尤其是中国的大学日语教育中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已具备一定的日语水平,教师完全可以通过指定题目和参考资料,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自己学习获取信息,自己学习进行调查研究,开阔自己的视野,并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甚至疑惑写成论文的形式,进行课堂发言和公开讨论,这样也使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写作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交流讨论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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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外国教育思潮 语文教育 回顾 反思

中国现当代语文教育是在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演进的,其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在这些因素当中,外国教育理论思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外国教育思潮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其间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交织着模仿与创造。语文教育的现展,既不同于西方的教育教学发展模式,又扬弃了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教学方式,凸显出自身的特点,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从1904到1949年,我国语文教育深受日本、德国、美国等国教育理论思潮的影响,在课程教材教学上表现出一些崭新的特点,从传统迈入现代;建国后到“”前,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语文教育发生重要变革;改革开放以后,广泛学习借鉴多国教育经验,同时我国语文教师和研究者有了更多的创造。

历史证明,在人类历史迈入21世纪的今天,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不可能创造高质量的教育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接受外来影响与保持民族特色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同时坚守自己的民族本位。回顾一百年来外国教育理论对中国语文教育影响的历史,探讨外国教育思潮对中国语文教育影响的方式、途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正确地处理借鉴与创造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前期外国教育思潮对语文教育的冲击

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发生了深刻变革,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发生,如语文单独设科、白话文的引入、国语科的设立、单元型教材的产生等。这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也是外国教育理论思潮对语文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的时代。外国教育理论思潮以多种方式传入我国,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概括而言,20世纪前期对语文教育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赫尔巴特教育学说、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等理论。它们在不同时期对语文教育产生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从1904年到1920年代,以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20年代末到建国前,美欧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语文教育影响甚大。当然,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泾渭分明的,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传入我国之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依然对我国产生着影响,只不过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更大。

20世纪初期,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辛丑赔款的耻辱,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危害,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中国最先学习的是日本,因为日本离我国最近,又具有较为相似的传统。一批留日学生回国后大力宣传日本教育理论并用于教育实践,很多知识分子也热衷于介绍日本教育学说,当时影响甚大的《教育杂志》就大量登载日本的教育理论,社内同仁以“天民”的笔名编译、发表了大量介绍文章。这一时期,国内不少学校延请日本教员到校任教,直接进行示范和指导,如江苏省通州师范学校和浙江省春晖中学。可以说,20世纪初到1920年代,是中国的语文教育受日本教育学说影响最深的时期。应该看到,日本教育理论是在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所学习的日本教育学说有很大一部分移植自西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为教学确立了一个程序,有助于教学活动更科学地开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学习更加广泛和深入。新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对西方教育思潮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日益为人们所熟知。《新青年》《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刊物大力译介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理论,对教育界人士起到了启发和引导作用。“自学辅导主义”、“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都是在此时期传入我国的。胡适、陶行知、刘半农等留学欧美的学者回国后大力鼓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学说,用西方的观点、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教育现实,提出改进的方法并进行实践。孟禄、杜威更是直接到中国讲学,宣扬实用主义教育理论。20年代归国留学生廖世承、陈鹤琴、俞子夷、艾伟等积极开展汉语、汉字教育实验研究,为汉语言教学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引进外国理论的初期,我国现代教育理论尚处于起步阶段,模仿、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改革者抱着变革旧教育的信念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大胆改革旧有的教材教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草创时期的粗疏,改革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引进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之后,语文教学重视教学程序的设计,重视对课文的分析,却忽视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诵读,致使教学质量下降。当时有研究者指出,“旧时读书背诵,并非不好,其不好之点,乃在只能背诵而不能理解。至于已经有理解,而不能背诵,则还是不能受用”[1],可谓切中肯綮。

外国教学法传入本国以后,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变通和本土化。“自学辅导法”在中国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自学辅导法”是西方国家小学的教学方法之一,1914年传入我国。刚一传入,它就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并在一些城市的小学试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教育界对这一教学法进行了反思,肯定了这一教学法的合理之处,“教育者对于被教育者于授与知识技能时,不采注入的方法,尊重儿童自我发展之能力,加以指导或暗示,以辅导被教育者之自我发展,是谓辅导”,同时,他们也批评它“绝对之放任主义,则将教育者之教育能力全部抹杀,而完全置重于被教育者自我发展之性能,在教育上,亦难逃背理不经济之诮”[2]。这种认识是非常辩证的,对我们今天学习外国教学理论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外国教育思潮传入中国以后,有一个吸收、融合、改造的过程,正是在这种碰撞、对话的过程中,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从传统迈入现代。

二、20世纪后期外国教育思潮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国语文教育受到了苏联教育理论思潮的全面影响。1950年,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上下)在我国翻译出版,全国掀起了学习热潮。凯洛夫《教育学》强调传统的教育方法和课堂教学的五环节结构,突出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正常教学秩序的建立,对建国初期稳定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教学指导文件也学习苏联,由“标准”改称“大纲”。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课程,语文教学受到苏联教育教学理论的极大影响,教学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按固定环节授课,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文学教育著作,这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教学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受苏联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的影响,我国于1956年进行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编制了汉语、文学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实验,由于政治的干预,这场实验仓促结束。之后,我国语文教学又恢复使用合科教材。1963年,苏联教学专家普希金听了北京师范大学实习生所上的《红领巾》一课,提出了改进意见,这些意见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形成“《红领巾》教学法”。这一教学法重视师生谈话,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苏联语文教育理论对我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我国形成了强调固定教学程序、重视基础知识传授和文学作品分析的传统。

我国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有深刻的教训和经验。汉语、分科教学实验是在政治的主导下开始的,又在政治的影响下结束。分科教学实验虽然没有进行下去,但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学习他国教育经验,必须注意本民族的国情和汉语言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语文教育界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吸收、借鉴了多国语文教育的经验。同时,我们更加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将对外国教育理论的借鉴与对传统的继承结合起来。布鲁纳的结构学习理论、奥苏伯尔的意义学习理论、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等传入我国并得到充分应用,对语文教育也产生重要了影响。例如,语文“目标教学派”就是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经过多年探索,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反响[3]。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批判多于继承,那么这一时期则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继承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改革开放初期的语文教学,首先是一种“回归”,它回到“”之前所确立的语文“工具说”,回到“双基”教学。众多的语文教师和研究者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创造,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理论。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能够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有益经验。洪宗礼老师主持进行了“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4],对世界多个国家的母语课程与教材进行研究,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有力地推进了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

三、思考与启示

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外国的教育经验,用开放的胸怀了解外国教育理论思潮,同时要结合本国实际加以改造,重视本国教师的创造。

1.立足本土,有选择地予以吸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明,拥有丰富的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汉语言具有自身的特点,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对于别国的教育理论不能全盘照搬,必须坚持辩证的观点,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回顾现当代语文教育史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思潮对我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当前语文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就有外国理论影响的痕迹。我们应该正视这种影响,只要这种理论是合理的,不管是中国固有的,还是取自外国的,都应该坚持。

20世纪初期引进的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对于改变传统语文教学单一的教学方式、明确教学程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儿童的经验和兴趣,重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当代语文教育界提出的“三主”理论、“语文教学要与生活相联系”等观点,可以说与进步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某种内在联系。建国初期,“《红领巾》教学法”的推广,对于我们运用谈话法、合理分析文学作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们应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教育理论的精华,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作出改造,有选择地予以吸收。

2.科学甄别,重视实验和本国教师的创造

借鉴外国教育理论和经验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在引进这些理论时首先要进行甄别、筛选,因为并非所有外国理论都适合于中国,应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考察分析。

在道尔顿制介绍到中国以后,教育家舒新城、孙Z工等人率先在中国公学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进行“道尔顿制”教学实验,经过多年实验,他们坦承这种教学方法存在不足[5]。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语文教育家廖世承、艾伟等进行的汉字教学实验,对我们认识汉语学习的特点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教育实验,发现外国教育理论的优点与不足,对其适切性作出客观评价,是这些教育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学习借鉴外国教育理论思潮要防止偏颇,比如只借鉴某国的教育经验,而对其他国家有价值的教育理论视而不见。要多了解一些教育理论思潮,在综合比较中选择适合于我国的教育理论,综合考虑国情、教育制度、社会情况等因素。在外国教育理论思潮对我国教育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本国教师的实践创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于漪、钱梦龙、魏书生、宁鸿彬等教师在借鉴他国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理论。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语文教学效果比较好的时期,往往是我们对外国教育理论加以改进、融合进我国教育经验的时期。学习外国教育理论应该立足于本国语言实际,吸收外国教育思潮中合理的成分,在实践中创造发展,以推动语文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民族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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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教育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抗日战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5.06.10

历史是最生动、最鲜活的教科书,铭记历史是敬畏过去的最好方式,也是拥抱未来的最好姿态。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终结,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抗日战争时期,广大青年满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富有成效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说和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根本方法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由低到高的次结构。继承发展、借鉴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两种基本方式。而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正如所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14如今,青年又一次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那么,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角度探究如何借鉴抗日战争时期党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经验,并由此考量如何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有效性,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颇具现实意义。

一、梳理:抗日战争时期党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为了实现教育目标、传递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1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事关革命力量发展、革命事业成败,事关抗日战争胜利、民族解放与复兴的战略视野,高度重视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依据青年成长的特点,根据客观历史条件和现实境遇,创造性地采取了全面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青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一)开办学校,增加青年的理论知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吸引、吸收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通过开办学校加以引导、教育青年。指出:“办学校是联络全国最紧要的东西,可以发展游击队,又教育人,而且会扩大。”[3]270期间,中共中央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等,对广大青年展开系统、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些学校承担起中国共产党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与使命,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在教育内容上:坚持马列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突出抗日主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在教育方针上:强调青年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思想素质,比如“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4]102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方针;在教育方式上:除了常规的教育方式外,、陈云、王若飞等领导人经常去学校为青年授课或做形势方面的报告。广大青年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学校,不断增加理论知识,提高思想觉悟与政治素质。

(二)创办刊物,武装青年的政治头脑

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曾指出“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5] 8。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重视刊物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舆论宣传作用。1937年,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华日报》,广泛并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引导青年学生运动,扩大影响力;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全面并系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为开展青年学生运动和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除此之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还创办了其他重要刊物,比如《红旗周报》《共产党人》等。广大青年是这些承载了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刊物的重要阅读群体。一方面,这些刊物刊登与青年学生运动相关的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经常亲自撰文刊载,指导青年运动的开展。通过创办报刊,青年的政治头脑得到武装,促使青年爱国行为的不断生成。

(三)参加生产,提高青年的思想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边生产劳动,一边思想政治教育”,即在劳动生产锻炼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对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同时,要求青年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中锻炼成长;要求青年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在劳动中经受考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抗日根据地遭遇极大的困难,中央将生产劳动列入青年学生的教学计划,建校舍,平操场,开荒地,种粮食、养牲畜,在实践中改造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943年11月,发出“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后,更是得到广大青年的积极响应,掀起教育与劳动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新高潮。青年在身体力行中,不断改造思想、提高认识。党在遵循青年成长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重视青年与工农运动的结合,动员青年深入工农群众中,体恤民情、体察民意,增进与工农群众的感情与责任感,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显著成效。

二、总结:抗日战争时期党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法

“原则方法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方法的具体体现,对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6]28通过梳理抗日战争时期党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进而总结出蕴含其中的原则方法,具有更为一般、更为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统一

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最常用和最基本的实施方法。理论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通过理论教授、理论学习、理论培训和理论研讨等途径,用科学的理论武装青年的头脑。理论教育的任务在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提升教育对象的思想觉悟和思想素质。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注重组织、引导青年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的生产实践,这种方法与理论教育相对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基本方法之一。实践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为理论前提,是青年形成正确认识的源泉,有利于将青年正确的认识转化为有益的行动,做到知行合一。党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统一的特点,既重视理论,更强调实践,在抗战时期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展现出巨大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光辉。

(二)典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联系

典型教育是运用有代表性的人或事启发和引导教育对象进行对照和效仿的教育模式,有丰富的感染力。正面的典型教育,也就是榜样的作用,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很容易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共鸣、行为上的共振。抗日战争时期,将白求恩树立为正面典型,高度肯定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感动和激励青年;将张思德树立为正面典型,热情讴歌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境界,激发和引导青年。反面的典型教育就是要从反面典型身上,引起警示和吸取教训。抗日期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抓反面典型开展农村改造“二流子”① 运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加强对青年与群众的教育。自我教育是受教育者主动接受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通过自我反省、自我反思、自我改造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抗战时期,党非常注重培养青年自我教育的意识,以坚定其党性和革命信仰。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成功实现了典型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结合,创新了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模式。

(三)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影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因素有隐性和显性之分:显性教育有明确的目的,具有自觉性;隐性教育是将教育内容渗透到环境、文化、制度等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提升。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办学校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属于显性教育。显性教育一直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教育方法,开展正面教育,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创办报刊、参加生产,将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渗透其中,属于隐形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开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时,与社会经济、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相结合,与青年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微观环境相结合,与思想、道德和信念等教育人格相结合,以隐性教育的方式取得了实效。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互依存,不能“二元”对立和截然分开,显性教育是隐性教育的重要承载,隐性教育是显性教育的有益补充。

三、升华:抗日战争时期党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方法,“这一层次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它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和一切活动中,具有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的地位,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起着导向和规范的作用”[6] 28。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把握住党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根本方法。

(一)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方法

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命题,并进一步阐发了它的方法论意义与价值。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7]801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要做到解放思想,使主观和客观相适应,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相统一,认识和实践相符合。要做到求真务实,求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之真,务提升人思想境界之实;求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之真,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之实,解决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特殊矛盾――“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同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8]6;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还要做到与时俱进,随时代而进、随实践而进、随世界而进,不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实现人的现代化。

(二)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的方法

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保证。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站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视野,系统总结和阐发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并在党的七大将群众路线载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怀青年,把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象。党充分肯定青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曾指出“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是非共产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9]141。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建构在人的基础上的社会实践活动,关注人、培养人和发展人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的根本方法,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尊重人的物质需要,也尊重人的精神需要,构建人的精神家园;就是要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实现人的复归;就是要引导人们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就是要运用体验式、渗透式、对话式的教育方式展开心灵沟通。

(三)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其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必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党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体现自身的重要地位,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性。中共七大,从原则的高度深刻地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7]1094该著名论断的提出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日这一中心任务对青年开展了针对性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保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突出时代主题,明确时代任务;就是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新命题展开具体工作,明确教育目的,完善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导、价值引领的作用。

注释:

①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偷盗、巫神、土娼等为主要职业,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

参考文献:

[1].在苏联的言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

[2]万美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张留学,郭德欣.中国近代运动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李小三.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5]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