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篇

学习动机是引起学习活动的内部动力。这种维持和增长学生从事并完成某种学习活动的能力，对于理解学习和绩效至关重要。其原因之一是学习动机能够改变完成学习任务的时间。学习动机作为个体的一种能力，能够确保个体在面对竞争和分心时，仍然能够完成既定目标，而不受干扰。学习动机主要表现为推力、拉力与压力三种形式。推力表现为主体的学习需要，拉力表现为主体的学习期待，而压力需转化为推力与拉力才能起作用。

学习动机由学习需要与学习期待两个基本成分构成，前者为学习动机结构中的主导成分，后者指向学习需要的满足。两者协同作用，使学习活动得以发动、维持和完成。作为学生学业表现的决定性因素，学习动机值得进一步关注。学习动机的分类可以根据教育工作的需要或研究任务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从动机动力的来源可以区分为外部动机(如自我提高的动机和附属动机等)和内部动机(如认知动机等；从学习动机内容的性质可以区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学习动机；从动机作用的久暂可以区分为直接的学习动机和间接的学习动机。可以看到，除了正确的和错误的学习动机分类，剩下两种分类往往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学生身上，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推动学生努力学习的巨大动力。

2、调查的具体目标和方法

(一)具体目标

1.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现状。

2.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特点。

3.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成因及对策。

(二)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之农村初中生问卷，内容涵盖教育价值取向、学习态度、学习需求和学习动机四个方面。问卷调查在本县的3所初级中学进行，共发问卷850份，回收有效问卷789份，接近理想的高效样本数。

座谈会及个案调查。整个调查共召开了两次教师座谈会，三次农村初中生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不仅为我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典型材料，而且为理性分析提供了基础。

3、调查结果分析

(一)教育价值取向

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初中生具有较为明确的教育价值取向。74%的农村初中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提高自身素质，10%的农村初中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为了考中专和大学，16%的初中生没有考虑。

(二)学习态度

调查结果表明，67%的农村初中生对学习的热情较高，24%的农村初中生对学习的热情中等，9%的农村初中生害怕学习。这与他们“考中专或大学”意识淡化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害怕学习的农村初中生数占相当份额。

(三)学习的需求

当前，“特长”是师生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许多教育工作者甚至把“特长”看作是“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在调查中我发现，大部分农村初中生对“特长”有正确的认识，其中，92%的农村初中生有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且有52%的农村初中生希望得到教师的指导。48%的农村初中生认为“学校老师能力有限，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对于这一结果，也许我对信息的有效度产生怀疑，或者强调它的地域性特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行为滞后”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农村初中生的认同，并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学习。

(四)学习动机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初中毕业后的打算，55%的农村初中生选择读高中或中专，18%的农村初中生选择就业，27%的农村初中生还没有考虑。有读大学愿望的占37%。农村初中生对于“务农”的态度是我调查的重要目标之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初中生大部分不愿意务农，其比例随年级变化，且该心态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波动，其波动特点为：初一为69%，初二为58%，初三为72%。

4、对调查结果的思考

(一)增加投入，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当前，农村初中生已经感受到了社会进步的快节奏，初步了解了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但在日常的学习中，他们接触的却是落后的仪器设备、简陋的实验场所、过时的科技知识，这种强烈的反差必然使他们感到厌倦并产生抵触。因此，只有增加硬件和软件的投入，使仪器设备、实验场所、科技知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才能对农村初中生产生求知的诱惑和刺激。

(二)帮助农村初中生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未来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农村初中生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素质教育实施等的了解既不全面也不深入，所以有必要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向他们介绍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存在的困难以及未来的美好前景；向他们介绍高等教育改革中招生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收费制度的公平性、保护性，分配制度的灵活性、公正性；向他们介绍素质教育实施的具体内容、价值和未来取向，以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消除误导。进行职业指导，帮助农村初中生了解不同职业(主要是务农)的特点、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使他们在学习期间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在毕业时选择自己适合的就业岗位。开设心理辅导课程，对农村初中生进行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能力、考试心理、学习适应性等内容的辅导是当务之急。

(三)在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使农村初中生成长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1986年，原国家教委等四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村教育“应该从办学为了升学转到以为本地区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主，兼顾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这个方向上来”。我可以尝试在农村初中进行初中后职业教育——学期职业培训或“3+1”制的培训。但我应该引以为鉴的是：传统的也是落后的农村职业高中教育，当前步入了关、停、并、转的境况。那么，在农村初中实施职业教育，则必须致力于追求教学内容的科技化和教学方法的科学化。

(四)充分重视情绪的内在驱动和自我调节功能，加强教学过程本身的情绪吸引力，使学生能从学习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积极情绪满足，从而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使得学习动机得到强化。其次，针对情绪的“趋乐避苦”特征，要想纠正学生的问题行为，方法之一就是使他们从学习过程本身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再次，所谓的“寓教于乐”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应该是利用情绪的积极作用来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不是一味地单纯迎合学生的情绪倾向，脱离教学目标，这样只会降低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五)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营造一个合理、高效的竞争环境，解决“教师行为滞后”问题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习方法简单和学习内容贫乏是与大多数教师能力差和缺乏主动性密切相关的，他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工资，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解决“教师行为滞后”问题的有效办法一是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为他们提供接受继续教育和进行终身学习的经济保障；二是改革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保证教师考核的公开性、公正性、科学性，营造一个合理、高效的竞争环境；三是提高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质量，改变当前继续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低效局面。

(六)教师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从而尽可能地创造机会来提高学生的素质。例如，习惯于课堂口头讲授的教师，可以适当采用课堂讨论、小组活动、经验性的练习作为教学的补充，教法越多、越灵活的教师会更受学生的欢迎。在开放式教学中，教师要多鼓励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即在针对某个话题的同时，要敢于逾越话题的界限进行思考，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分配任务引导并给出相关领域的链接，对学生的自我组织和自律等尽责行为及时做出奖励，学校课程也要对初中生强调这些成功的特质。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繁荣，城市、县城和乡村的经济文化差距比较过去逐渐缩小，使得城市、县城和乡村的初中生在学习的动力方面渐趋一致。而国内早期研究认为，城市学生的成就动机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其原因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时至今日，国内城市、县城和乡村的初中生学习动机的现状如何，有无显著差异等等问题为本研究打开了一扇探究的大门。于是，在国内外心理学工作者的有关学习动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研究主要以影响初中生学习动机的因素为出发点，初步探讨了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因素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初中生学习动机问题及对策

参考文献：

[1]刘晨华.农村生源新生大学英语学习动机调查及激发策略.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9.

[2]徐霞璋.浅谈农村中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学校管理，2006，1.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推广硕士；论文；质量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1-114-03

学位论文写作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的环节和内容，可以充分体现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检验研究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衡量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和培养水平。因此，充分了解农业推广硕士的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分析影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探索提高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对策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业推广硕士生源特点及学位论文情况调查

青岛农业大学自2004年开始招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至今已经毕业研究生200余人。学校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农业推广硕士培养目标和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对近三年的生源调查发现，农业推广硕士主要来自来机关事业单位，其中政府机关占28%，事业单位占63%，各类企业单位仅占9%。他们年龄跨度大，学历结构、专业基础和职称差别大，其中初级职称的占73%，中级职称的占19%，高级职称的占5%；具有本科学历的为90%（17%没有学士学位），专业学历的为10%。他们实践工作能力较强，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基础，但基础理论和外语基础相对薄弱。研究生“进校不离岗”的培养方式及自身的特点，导致研究生在论文研究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从而影响了论文质量。

在对全校2008-2010年入学的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调研中发现，在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中，平均79%的学位论文选题结合了研究生的本职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本符合了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的选题要求。从2009—2011届毕业生的学位论文情况来看，学位论文类型逐渐向应用研究倾斜，并由2009年的45%提高为2011年的70%，基础研究的学位论文类型比例有所减少，其他类型基本稳定；有课题来源支撑的学位论文基本保持稳定在35%左右，与工作相结合的论文比例由66%提高到80%；研究型论文比例相对稳定在89%，项目设计或产品研制报告比例相对稳定在7%；论文送审一次性通过率逐年提高，由2009年的52%提升为2011年的73%。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情况如表l所示。

此外，通过对近三年专业学位论文评审反馈意见的调研来看，大多数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结合了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农村发展与管理、农业教育等领域的实际问题，但论文质量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论文写作格式不规范，写作水平有待提高；论文选题避重就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程实际技术问题；论文缺少创新，不能运用新方法和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研究型论文比例偏高，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尚有一定的距离；等等。

二、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

从实际情况来看，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研究生自身的因素，开展学位论文所必需的科研环境、导师指导、监管机制等。

（一）研究生特点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具有特定的职业背景。他们大多数来自农业科研、生产、管理一线的精英和骨干，具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实践能力强，能够结合农业生产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位论文的课题研究。但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是在职攻读学位，“工学”矛盾突出。在学习期间，研究生兼有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家庭压力，很难保证学习必要课程和研究课题的时间。这使得他们对相关的前沿知识了解不够，专业理论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论文写作技能和水平不高，不能灵活地掌握各种新方法、新手段，影响了学位论文的深度和质量。同时，还有部分研究生对学位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将学位的攻读作为职称评定和职位提升的条件，主观的研究欲望不强。在论文研究阶段往往前松后紧，偷工减料；甚至有的研究生答辩前东拼西凑，直接导致学位论文质量偏低。

（二）科研环境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对象和目标决定了专业学位论文要有明确的生产实践性和应用性，需要多方外部因素的协调配合。充足的教学资源、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优秀的导师团队构建的科研环境是保障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完备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源是研究生从事研究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是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基础。优秀的导师团队可以争取到重要的科研项目与大量的科研经费，构建和谐的学术交流环境，指导出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受研究生工作单位环境和条件的影响，研究生用于课题研究的时间有限，查阅文献资料不方便，很难及时把握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先进的测试方法，开拓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还有的研究生在工作单位找不到适宜的论文选题，不是论文研究内容过于简单，就是达不到技术难度或工作量要求。同时，还有些企业单位参与课题研究的程度不高，不能提供一定的经费、实验条件等，难以保证论文研究的顺利开展。

（三）导师指导

导师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指导研究生学习、进修、撰写学术论文的人员，是研究生的支持者、指导者和朋友。他们的教育理念、学术视角、创新素质、学术水平对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很大。研究生作为从事科研工作的新手，在研究工作、论文撰写、科研能力训练等工作中都离不开导师的引导和指导。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具有独特的理解和把握。他们可以与研究生进行充分的交流，给予恰当的指导，激发研究生的研究积极性和效率，帮助学生挖掘学术潜力，同时做到“教学相长”。目前，应用在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指导中的“双导师”体制可以帮助研究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知识的良好结合。但在实际指导过程中，往往因为两个导师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侧重点的不同，在论文指导工作中常常存在分歧。部分研究生导师之间交流较少，致使产学分离，各自为政，在责任问题上互相推脱，不能真正发挥“双导师”应有的作用。还有的导师以工作繁忙为借口，与学生交流时间少，不能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有效的指导。

（四）论文监管机制

学位论文监管机制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的核心。没有严格的学位论文过程管理和完善的监管机制，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则无从谈起。目前，学校在论文的选题、开题、中期考核、论文修改和答辩等环节中存在许多监督不到位的地方。如论文的选题、开题和中期考核流于形式，评价指标不明确，评价标准模糊，论文答辩把关不严。尤其是在论文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存在“人情味”重、提问避重就轻等情况，为学位授予大开方便之门，严重影响了学术论文的公正性。这些问题造成了农业推广硕士论文格式不规范、结构不完整、内容不严谨，调查研究不够深入，科研成分少，论文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没有实现培养研究生的工作规划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此外，在对一些零散的异地学员的培养、检查和督促的过程中存在重视程度不高，投人人力物力不足，疏漏较多的问题。如在论文的理论和知识水平、技术难度、工作量及创新程度等方面要求模糊；论文分析不够，指导流于形势，修改评阅走捷径等情况。

三、提高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对策

（一）加强课程建设，完善研究生的知识体系

根据学科发展和教学的需要，充实新的高层次理论知识，增设体现学科前沿知识的综合性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改变研究生“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和途径，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开放式等教学方法。同时，加强对研究生思维方法和科研方法的教学和训练，促使研究生掌握各种方法手段和学位论文的写作技巧，使研究生由知识积累向发展能力方向转变。发挥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特色，将新理论、新成果、新案例不断纳入教学之中，完善研究生的知识体系，提高研究生的理论素养和写作水平。

（二）深化校企结合，提高师资力量

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方式决定了高校必须与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及农村发展相关的单位和部门紧密合作，开展研究互助，以此加快“产学研”结合的技术进程。充分利用资源和条件，开拓单位间的合作空间，扩充研究生的选题范围，加强对研究生的联合培养。鼓励研究生工作单位将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作为本单位的科研项目来完成，提高了各单位的责任意识和参与研究生培养、监督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研究生培养中“工学”矛盾，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了论文的理论和应用水平，增强了论文成果的研发性和可推广性。此外，聘请研究生工作单位中富有实践经验的高职人员充实导师队伍，协助指导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工作。定期组织高校教师进入生产科研第一线，进行课题和经验交流，不断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培养一批合格的专业教师。这样可以克服高校多数教师专业面窄、知识结构单一的不足，对提高研究生培养，加快工作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规范学位论文研究过程，完善论文评价标准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一个系统的科研工作过程，通常包括选题、开题、科学研究、中期考核、论文写作、论文评阅和答辩等重要环节。加强学位论文研究的过程管理，可从源头上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研究生入学后要求在第一学期结合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文献报告会，并借此把工作中遇到的难点作为选题的重点。在第二学期借助开题报告会从选题意义、研究内容、解决问题、应用方法等方面进行课题论证，力求及早地发现问题，避免研究工作中的盲目性和重复性。此外，严肃中期考核，重点进行课题前期工作的检查和后期计划的论述，及时纠正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利用学术报告活动，对研究生课题的后期进展情况进行交流和监督。之后，通过严格的论文评阅、预答辩会对学位论文进行系统的修改和完善。采用论文“比对”和校外论文“双盲”的评审机制，杜绝人情，维护论文评阅的公正性。最后，通过规范的论文答辩程序，从论文的选题意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工作的难易和工作量、工作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结果的效益性、论文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论文质量的整体权衡和评价。

（四）明确责任分工，完善监督机制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渠道决定了研究生工作单位应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实验条件；高校应为研究生提供课程学习、学术交流、查阅文献资料等学习条件。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下，只有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导师责任，实施质量监控，方能确保研究生的论文质量。在培养过程中，研究生第一导师主要引导研究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为论文的选题、方案、计划提供可行性建议，并对最终的学位论文进行质量把关；研究生第二导师产生于合作单位，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主要负责提供具体的技术指导，并结合工作实际修正论文方案和计划。提高监管能力，建立有效的考评激励制度。选拔专业领域中的优秀教师、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骨干组成督导小组，对导师的聘任和考核、论文研究和考核进行严格全面监督。实现论文质量与导师选聘、招生名额相挂钩，提高导师工作的责任、危机意识，彻底改变导师队伍的终身制。除了对考核优秀的导师进行奖励，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追究论文较差的指导导师的责任。

提高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质量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学校、指导教师、研究生本人等诸多因素的协调、配合。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从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人手，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改善科研条件，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表明，对论文研究要做到“三早”，即早定题、早开题、早研究；导师指导做到“三勤”，即勤指导、勤检查、勤总结；论文评审做到“四要”，即选题要符合培养目标，研究方法要科学实用，技术路线要科学可行，成果要具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曲洪亮，李眷英，李德才.提高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探索——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J].菏泽学院学报，2010，（7）：136—138.

[2]鄢洪平，吴小红.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影响因素分析[J].科教文汇，2009，（8）：9—10.

[3]李占华，罗英姿，董维春.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质量分析与时策研究[J].理工高教研究，2006，（12）：55—56.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3篇

农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试验研究与写作是重要的必修实践课程，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四年的学习进行一次系统的实践应用、总结和检阅，学分较多，持续的时间较长。毕业实习也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是衡量高校教学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评价本科毕业生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重要标尺。

一、农学类本科生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重要性

1.毕业论文研究是对所学知识的综合测试训练，是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锤炼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高是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大学生经过几年的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具有了良好的理论知识，也有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这些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差距，未能得到实际工作的训练，缺乏解决问题的胆略和经验，找不到将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切入点。面对实际问题，感觉很茫然，无从下手。

大学生毕业实习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好平台和必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老师指点、自己调研与思索，制定出可行的方案。毕业实习包括多个环节，有开题报告、任务计划书、试验的设计与试验操作、试验结果分析、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等。这些内容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成的系统，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检验和训练，对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有重要作用。

2.毕业论文试验与论文写作可培养学生的严谨治学态度与作风

科研试验需要系统严谨的设计，试验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与偏差，这都需要学生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对待，不得有半点马虎，这对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做事风格有重要作用。

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千锤百炼，多一次修改就多一次认识，多一次修改就前进一步。修改培养学生严格地认真思考，反复推敲，使论文进一步趋于成熟和完美。修改论文是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学风的需要。

3.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写作是学生从学习到工作的一些个过渡时期，是学生的角色转变、心理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

毕业论文（设计）是老师指导下的系统工作与锻炼，是大学生上岗前一次综合训练，对大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及综合能力提升起着重要作用，对大学生成长及适应社会需要有着深刻影响。有时候学生刚走上工作，面对实际问题，感觉很茫然，无从下手，究其原因是实践太少，对生产和科研都感到很神秘，甚至存在一定的恐惧心理。毕业实习正是学生角色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心理逐步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此过程中使学生的神秘感和恐惧心理慢慢消除，增强独立处理问题的胆略和经验。

4.毕业实习可以增强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毕业实习的试验研究工作往往不是一个人独立进行，一般是几个同学共同协作，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试验操作、结果分析总结和论文撰写，在此过程需要很多的沟通与协作，这对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有很好作用。

二、近年来农学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实习存在的诸多问题

1.主观上的问题

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有其特殊性，可能会面对烈日炎炎、满身泥水，因此会有同学对这一行业忘而却步，特别是现在的一些独身子女，吃苦精神不够，专业思想不牢，甚至对农业有排斥的心态。这种专业思想不牢固会造成学生对毕业实习与论文写作不够重视，参与积极性不高，不能以严谨的态度与科学的作风来对待。

另外，有的同学可能认为毕业实习就是干活，甚至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很好，写作没有问题，不需要锻炼，这些都是误区。毕业实习的科研工作肯定会有一定的工作量，农学类专业还会需要田间操作，可能会有比较苦、比较累，但要认清正是在这些实践工作中得到锻炼与提高，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的写作与平时的散文等写作存在较大区别，更需要逻辑思维和科学严谨的试验依据，是需要一个系统的锻炼过程的。对于这些要有清楚的认知，才能得到很好的实习锻炼效果。

2.客观上的问题

（1）考研热给毕业实习带来了一定的难题

由于就业观念趋向的变化和大学生扩招带来就业压力增大的影响，报考研究生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些同学在大三到大四这段时间里一心投入在考研的学习冲刺上，争分夺秒，忽视了毕业实习工作。导致毕业实习投入的精力不够，花的时间较少，严重影响了毕业实习质量和毕业论文的质量。

（2）就业压力带来的影响

本科生的毕业实习多数集中在最后一学期，这半年里是毕业实习的关键时期，也是毕业生择业就业的关键时期。现在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农科类大学生就业压力尤其突出，而且现在的就业是双向选择，都需要一个考察选择的过程。所以很多同学在四年级就开始到有就业意向的单位实习，严格按照单位的作息制度上下班，而且为了更好的展现自己，一般不会请假。这就使同学没有时间参加毕业论文的试验研究工作。

（3）毕业论文内容、效果上存在一定偏差

现在的本科生毕业论文都是以做老师的科研课题为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很多同学的论的太尖、太深、面太窄，这对于培养学生从事科研工作有较好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多数本科生同学毕业后是面向基层，或是到企业上班，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这些太尖、太深、面太窄的研究内容毕业后用的较少，甚至根本用不上。

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一般作物是一年一个周期，现在的多数同学毕业实习和论文试验工作只能是作物生长的某个阶段，不能跨整个生长季节，这使实习效果受到一定影响。对于本科生的毕业实习最好是能经历整个作物生长周期，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实践。

三、提升农学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1.巩固专业思想，提高对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与参与积极性

专业思想的培养与巩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育：一是学科的发展前景与重要性；二是干一行爱一行的思想与意志；三是人生职业规划的引导；四是教师和班主任队伍与学生的沟通与谈心。学校要求班主任老师与学生谈心时，把“学农爱农、立志务农”的专业思想教育作为谈心的重要主题。通过专业思想教育，大大增强学生学农爱农务农的信心与决心。

2.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考研同学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写作问题

总体原则是采取把毕业论文课题内容与考研方向结合起来的方式，如果导师的研究内容与学生考研方向差异较大，可以考虑转导师，转到研究内容与考研内容相近的导师。尽量探索一条两全齐美的办法。另外，毕业实习对考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参加与考研学科相近内容的毕业实习，可以增加对研领域的深入了解，增强本领域知识的系统性，对考研题目的答题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考研试题一般为综合性较强的题目，需要应试同学对学科知识掌握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3.研究如何对待提前到就业单位上班的问题

针对当前就业压力大的形势，对于毕业生提前到就业单位边实习边进行双方选择的问题不能一律禁止，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是要从方法上着手，尝试在就业单位设立导师，探索一条学校导师与就业单位导师联合共同指导模式，即要求有就业意向的单位安排一位指导教师，与校方的指导老师共同拟定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毕业论文题目，由双方导师共同指导实施。特别是加强就业单位导师与学校导师的对接模式，论文选题的思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与创新，共同联手来提高农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实习效果与毕业论文质量。

4.鼓励和加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应用性内容研究

选题内容向应用理论或应用技术研究转型，探索拓宽知识面、增加系统性的选题思路，避免太深、面太窄、实践应用性不强的的选题内容，提高学生毕业后应对实际工作的能力。

在这方面，本研究团队在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也做了新的尝试，以应用研究为主，注重设计系统性强、内容涉及面较宽的题目。通过尝试，感觉学生在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已把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把这些想法与创新的方法进行总结集成，使其系统化、规范化，并在本科生实习中进行新一轮的实践。

另外，考虑到作物生长的周期性问题，已尝试从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期间开始安排学生利用暑假期间提前进行毕业论文的内容实施，在第七学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和周末参与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这样同学在毕业实习中可经历作物的全生长周期，使实习内容做到系统化。

5.加强毕业生实习过程的监控与管理，建立一套以学生评价为主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的评价体系

要做好毕业论文质量的把关，重要的做好毕业论文试验研究过程的监控与管理，使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切实学到知识、学到技能、学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要求学生写好开题报告、任务书、毕业论文等内容以外，增加实习过程的详细记录、心得体会（经验与问题分析），并成立毕业实习督导小组，对毕业实习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跟踪检查指导。

现在各个院校基本上都有毕业论文的监控与评价体系，但过去的这些评价方法主要是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格式、各种材料是否齐全等形式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不利于进一步提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质量。本研究小组正在探索一套以学生评价为主的体系，通过学生对整个实习过程的所做所学的效果、毕业论文的发表情况与应用情况、毕业后所学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突出实习内容的应用性和学生主体地位，对持续提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质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必荣.本科毕业设计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文教资料，2007，（24）.

[2]韩玉志.高校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0，（9）.

[3]蔺万煌，王华，魏宝阳，苏益.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J].实验科学与技术，2010，（2）.

[4]李英贵.关于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的探计[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教育；理论建设；必要性；问题域；落脚点；

作者简介：杨兆山(1963-)，男，黑龙江甘南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侯玺超(198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陈仁(1985-)，男，广西北海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一、必要性：农村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理论

农村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教育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1]所以，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有效地开展农村教育研究，使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教育实践的发展，有效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使广大农村青少年儿童享有和城市大体均等的受教育权利，使农村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快速迈向城镇化的新现实，是农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那么，农村教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农村教育研究都是有“理论”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内在地反映出研究者一定的立场、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等理论素养，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也必然具有“理论性”。但具有“理论性”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必然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农村教育理论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其一，它是对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研究；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抽象出一般性的问题，从而确立一定时期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领域，进一步来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对象；其三，对“农村教育”这一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特征、发展规律进行抽象归纳，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其四，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农村教育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假设，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由此，“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抽象与升华。

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否应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目前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将某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应用到或移植到农村教育领域中来，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中的理论，正如将统计学引入到教育领域而成为教育统计学一样，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研究要“综合应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本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助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但也应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入手，构建农村教育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是否特殊到足以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从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的农村教育亦有其特殊性，从体制来看，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尽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本或经典教育学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农村教育是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的表达，但实际上，无论在观念层面或在实践层面，农村教育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3]。从文化上看，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外，人口分布情况、地理和民族差异等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无论合理与否，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并非城乡教育发展“同质化”。所以，农村教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必然有其异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研究需要立足于农村教育的现实。理论的生成不是由“一般到个别”，而是正相反。正如不是先“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再“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农村教育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并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科优势进行视阈融合，形成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方法论”[4]，据此形成属于农村教育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将起到丰富和完善整个教育学学科的作用。

对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不仅仅是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领域，研究者只是将某一理论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深入其中，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理论。

首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秦汉以降，管理地方越来越重视教化的作用，“到明中期地方乡绅、族长成为教化的主导力量，与此相适应，乡约、族谱便成为教化的主要形式。”[5]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十分迅速，城市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变化是巨大的。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和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本身是否合理，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弭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差异。

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在体制上强化了城乡本就具有的这种差别。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的叠加影响，农村的社会与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也是理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7]。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说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进行抽象的批判和理论构想，对改善农村教育的现实并无裨益，这种流于清议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反而往往是有害的。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由于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原因，农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场域，更主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简言之，农村教育有其特殊性。至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农村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包括其本质、规律、价值取向等问题，这是建设农村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前提。

二、问题域：“教育的农村问题”抑或“农村的教育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教育理论的价值是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上文，建设农村教育理论首先要为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立法”，即在内涵上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假借农村教育之名做泛性的一般化的研究。更进一步，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也在外延上明确了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

如果对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一类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类是“教育的农村问题”。

所谓“农村的教育问题”，是指将农村教育问题视为整个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此类研究比较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探究农村教育问题背后的动因，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与其他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试图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教育。关注此类问题的大多是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注意到农村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制约性，也关注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理论视角比较开阔和丰富，其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比较规范、严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其局限则是相对忽视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教育自身出发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视教育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与途径，造成农村教育改革路向的偏差。

所谓“教育的农村问题”，是指基于教育自身的视角，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从农村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做相对独立的剖析，关注相对微观的学校教育内部的问题，对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描述较为具体细致，有助于对农村学校教育问题认识的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多具有教育学科背景。其研究的合理性是充分尊重了教育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对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架构等方面问题更为关注。其问题则是容易导致相对孤立地研究农村学校教育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别。

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农村”与“教育”(学校)之间的分离。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将农村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农村，又有教育。既要立足于农村，把农村教育问题视为农村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又要立足于教育，凸显出农村教育之于农村社会和城市教育的特殊性。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看，一种是由教育自身原因引发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领域。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领域内部矛盾发展变化使然，例如教师体罚学生，虽然问题也有社会背景，但主要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不必扯上什么社会原因，把责任推给社会。这类问题是教育矛盾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也必然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一种是由社会原因所引发的教育问题，这类问题表现为教育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以及整个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这一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得以反映，所以，这类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在农村教育的框架内单独解决，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这类问题并非不可以研究，但需要更加审慎，不能流于空洞的情绪化的议论。

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在农村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理论也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教育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由于社会其他领域问题与教育问题发生切实的影响。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需要把教育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去研究。教育理论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教育活动的矛盾运动发展，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提。

所以，需要将“教育的农村问题”与“农村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教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就变成了一般教育理论的应用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城乡关系、社会转型等大的背景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农村教育有许多自己独特的‘问题型’”[]，由此所生发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三、落脚点：如何建设农村教育理论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农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研究加以应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在学前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师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农村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

农村教育理论的建设的路径，应是在对当前农村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探索农村新教育理论构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总结之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今后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一)在对已有研究的研究中确立学术生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研究，提高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力，有必要对30年来农村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继续发展。适时进行理论总结，探究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对农村教育研究做相对全面的理论梳理，以形成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

其二，对30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与成绩进行总结。农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与理论研究者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的背后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此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其三，对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当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农村教育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力的不足需要反省。所以，有必要对当前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原因所在，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克服。

(二)基于农村教育现实，明确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都有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离不开农村教育实践与理论中的现实问题。农村教育研究是研究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所以，基于农村教育的问题意识，是农村教育研究的合理性前提。即只有研究的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才能称作是农村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找到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找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能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也就能够确定农村教育研究的边界。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造成了农村教育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教育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但由于教育发展与研究价值取向中的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研究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从理论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这种局面，对于农村教育是不利的。农村教育中的问题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本文力图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农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以确立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三)基于辩证法的方法论，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

从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入手，可以追本溯源，从而提高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有效性。此外，农村教育理论的构建要基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教育理论研究不能构建农村教育的“乌托邦”。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农业硕士 专业学位 学位论文 评价体系

引言

农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位论文主要考察其综合利用相关领域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对课程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因此，对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建立农业硕士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研究农业硕士论文质量评价体系性是出于以下原因：

（1）研究生培养形式的多样化，要求各种具体形式科学化、规范化、深入化，促进整个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对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要求，促进研究生教育评估的发展。加入WTO之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条件、规格与水平都要与国际接轨，其教育内容、质量标准等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学位论文的评估，是从过程和目标两个方面检验质量的有效形式。

2.农业硕士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特点

目前各培养单位制定的农业硕士学位论文格式规范大多参照农学硕士学位论文格式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参照执行。这样，一方面会导致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解释，实际操作性差，另一方面与农业学位培养的目标不相符合，不利于农业硕士论文质量的控制和提高。

作为农业硕士培养的重要环节，建立相应的论文质量评价体系，并与农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相区别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农学硕士教育模式基本上从传统重点大学农学硕士教育制度演变而来，存在不少问题。按照指导委员会的初衷，农业硕士教育的定位是与农学同一层次、不同特色。因此，农业硕士论文评价体系可以从矛盾的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相对性，即与农学硕士的区别性，尤其是该规格将来与职业任职资格关联的特性；二是相似性，即在程序化、制度化、可操作性、适应原则等方面的一些共性要求。

3.构建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思路

（1）学位论文标准的制定要符合科学性

科学性是指农业专业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内容要符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要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并与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

（2）学位论文标准的制定要符合可操作性

制定的标准要充分考虑国家、社会、培养单位和研究生自身水平等实际情况，使制定的标准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3）学位论文标准的制定要符合差异性

农业硕士学位论文标准应能体现专业学位的学科特点和各培养单位的办学特色和多样化培养要求，应允许标准具有差异性，体现专业学位种类和培养单位自身的特色和个性。

4.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

农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素应该包括论文类型、论文选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撰写要求等。

（1）论文类型：农业硕士学位论文可包括研究论文、调研报告、项目规划与设计、产品研发、工程技术、案例分析等多种类型。

（2）论文选题：农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该是农业领域的基础性实践应用问题，应有一定的实践代表性或技术难度。

（3）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针对农业领域学科的核心内容，体现应用型学科的特点，进行文献资料查阅，掌握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对拟解决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实验研究，研究工作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4）研究成果：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真实、真用、真行，同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成果应体现作者的新观点、新见解。

（5）撰写要求：分为绪论、研究与分析（或规划与设计，或实验与性能等）、结论等部分。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

5.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与探索

制定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是一项复杂工作，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基本采用两种可操作的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一种是广义的――主要针对论文过程的评价体系；一种是狭义的――即论文文本的评价体系。对于前者而言，基本的评价指标与农学硕士论文评价体系并无区别，关键在于二级指标的设定。

参照兄弟院校农业硕士的培养实践，我们针对农业硕士论文设计了不同于农学硕士论文的新的评价标准体系。

对于狭义的即文本的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目前许多兄弟院校均处在摸索阶段。但基本原则大致相同，我们根据申请学位选题类型和提交论文的不同形式制定论文评价体系标准（见表2）。

结语

制定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是我国农业专业学位教育自身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需要综合考虑特色办学和多样化人才培养等因素，才能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具有差异性和可操作性的论文标准体系。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在完善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前提下，研究如何有效落实农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评价，进一步研究如何做好质量检查与监控工作，如何实施综合质量评价活动，在实践中继续对其进行完善和优化。

参考文献：

[1]董维春等.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12）.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6篇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农村教育功能、农村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内容。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二)研究方法:“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现代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3个阶段: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时期;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发展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相比,具有共通性与特殊性,应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云南农村;变迁发展;主体性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经济文化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政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地理位置偏远,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比较中国沿海省份,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年代初;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个市县的26个村子、642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年费孝通回国,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魁阁”工作站,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年,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所选的3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即便有曲折,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1956～1964年间,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配合民主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年代后,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如: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但在经过10多年的停滞期后,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这个时期,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事实上,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同样,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还是积极适应变化,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年代,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年从英国来到昆明,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马戎,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9.《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10.《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农村体育；现状；农民；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G812.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 号： 1007-3612(2011)05-0016-06

A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Fruits on China’s Rural Sp orts

LIU Renhan1，WEI Zuotao2， HUANG Duo1， WANG Yaqi1

(1.School of P.E.，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 ui 741001，Gansu China； 2.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 614004，Sich uan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rural sports in rec ent fifteen years， the paper reckons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fruits of Chi na’s rural sports is increasing year on year， and they are in high qualityT here is a trend of centralization of research teams，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 h methods and more quantitative study than qualitative studyBut some methodsneed to be discussed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volv 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sports， sports in small towns，rural sp orts management and consump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ural sports and economy ， rural sports culture，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 onInthe f uture， researches on rural area sports should be developed on make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opening， crossed and disciplinaryFor a better study， this pa per points that: appropriate research subject and methods should be chosenMul 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shall be used to perform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rur al sports.The main body of rural sports study shall be highlighted; Deep resea rch of basic theory problems of rural sports shall be strengthened and group adv antage shall be displayed

Key words:rural area sports; status quo; peasant; research tren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体育也逐渐走入农民的生活，尤其是 1995年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农村体育研究空前繁荣。2002年党的十六大 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农村是重点，也是难点”的论断后，“三农”问题进一步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十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也明确提出“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这些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农 村体育事业发展，加速推进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此，本文以计量学（metrology）理论为研究视角，借助近15年来我国农村体育研 究文献的各种数量特征，描述、评价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着重预测分析农村 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对其作出解释，对未来农村体育的有效研究提供积极的理论思 考和实践准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5-2009年)，以“农村体育”为 题名进行检索，以“农村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民体育”、“乡镇（村）体育” 、“村落体育”为“关键词”，筛选出1995-2009年有关农村体育代表性的研究论文276篇， 以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对所收集的论文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检索相关研究类论文，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和研究 的理论基础。

1.2.2 专家访谈法 对农村体育研究和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农村体育研究的内容分类，访谈了数 名该领域专家教授。

1.2.3 数理统计法对276篇论文依据研究需要进行数理统计， 进而分析其研究特点与不足。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研究侧重点随时代变革而发生变化 自1995年以来，我国农村群众体育发展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为 标志，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进入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国农村的特殊情 况，农村体育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对农村体育现状和农村体育场 地设施等方面的 调查研究。

第二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农村体育 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为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特别是2005年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国家在2006年 “中央1号文件”中又明确提出了“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要求。国家体育总局为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随后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根据这些文件精神 ，这一时期农村体育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趋势、对策及农村体育文化、消 费及管理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

2.2 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从图1可以看出，1995-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体育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及比例总体而 言呈上升趋势，而2002年可以看作是其研究的转折点。1995-2002年，农村体育的研 究论文 每年均 保持在20篇左右，2003-2008年所发表的论文年度增长比例基本呈直线上升态 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年均超过100篇，仅2006-2008年3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就近5 00篇，是前11年所发表的论文总量的2.5倍。从统计结果看，2009年农村体育的研究又呈下 降态势。这些研究论文的公开发表，都与国家的“三农”政策，特别是随着法制性、政策性 文件的导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的提出以及“农村体育年”的哲学启动有着密切 的关系。加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科学立项资助课题对农 村体育的研究 具有扶持和导向作用，均表明农村体育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农村体育的研究呈现空前繁 荣的局面。

图1 1995-2009年农村体育研究比例折线图

2.3 研究人员年龄、职称结构及单位归属分析 从文献样本研究者的年龄结构分析，46～55岁研究者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0.3%，其 次是35～45岁研究者，所占比例为30.2%，而35岁以下的研究者比例最低，仅为11%。由 此可见，46～55岁的研究者以其基础扎实、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研究优势取得 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发展的眼光看，35～45岁研究者应是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 主力军，而35岁以下研究者应取长补短，找准研究的切入点，努力提升研究水平。

从研究者的职称结构分析，副教授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2.5%，其次是教授的比例为 33%，讲师的比例为17.8%，而助教的比例最低，仅占统计总数的6.7%。这同样也反映出 高级职称的研究者在农村体育研究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推动农村体育研究的中坚力 量。但与此同时，高级职称研究者也有责任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应积极鼓励和扶持 职称较低的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以扩充研究队伍，将农村体育未来的研究向纵深层次不断 推进。

从研究者的单位分布看，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最多，占统计总数的61.5%，其次是专业体育学 院的研究者，其比例为28%，而体科所和机关的研究人员最少，仅占10.5%。从研究专业 看，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人员最多，反映出研究成果与其研究领域较为吻合。而高质量 科研成果的作者地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条件优越、拥有较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氛围浓厚的省份 ，如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体育科研与地理环境有着必 然的联系。 2.4 研究方法多元化，有些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商榷 通过对所收集论文在研究方法使用频度(降幂排列)的统计（图2），可见：文献资料法 ＞ 问卷调查法（普通、专家） ＞调查法（田野、实地）＞访谈法 ＞逻辑法＞数理统计法 ＞ 比较分析 ＞其他。由此反映出农村体育的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但对研究方法深入分 析后发现，也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表述的上下位关系混乱。诸如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实地观察、现场调查、田野 调查等方法，上下位关系不明确，难以区分其异同。

第二、表述不准确。诸如调查法、分析法表述太笼统。而统计分析法、统计处理法、数 学分析法应该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述。

第三、 方法有生造痕迹。诸如联机检索法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某种研究方法操作的 具体过程，有待商榷。而经济理论分析法，究竟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还是借用经济学研究的 理论整体来进行分析，很含糊。

图2 农村体育研究使用方法比例排序

2.5 研究内容归类及分析

2.5.1 农村体育发展及其战略的研究农村体育发展研究，分 析后可概括为以下3种类型：

第一类为内驱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1］：农村体育的建设与发展，必须 以提高农民自身素质，转变农民体育锻炼观念为前提。

第二类为依赖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2］：农村体育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各 级政府的 扶持、各类政策法规的完善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就农村体育内部环境 而言，主要依赖于农村体育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经费资源的丰富程度。

第三类为综合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3］：农村体育的发展要依据农村建设与 发展 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各方面发展较为成熟时，农村体育建设应成为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形 成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

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上，2002年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 点”，由此确立乡镇体育是发展农村体育的战略重点。围绕这种战略指导思想，裴立 新教授［2］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乡镇以小城镇为切入点，并首先从县城有 条件的建 制镇实现突破。吕树庭教授等［4］等指出小城镇应作为农村体育的突破口， 由城镇辐 射农村，从而最终带动整个农村体育的发展。虞重干教授［5］等认为：农村 体育的根 基在于村落。村落是农村最基本的社区，是农村的主体，只有体育进入村落，农民才能得到 实在的享受。

由此可见，农村体育的发展同农村社会的实际面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 在农村体育与农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宗教等社会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在其发展战 略选择上，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以成共识，但在操作层面上对突破口和切入点的抉择还难 成定论。笔者认为：农村体育发展重点的确立，应从不同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时 、因地”的在“乡镇”和“村落”间做出选择。通过部门间的协作，形成联动机制，是农村 体育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5.2 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农村体育现状调查主要集中在农村体育人口、体育场地设施、锻炼时数、锻炼内容等方 面。

1)农村体育人口。我国两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1996年我国农民体育人口比例为7.13% ，2000年上升为8.4%，5年中提升了1.27%，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0.25%［6］，200 8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农村 体育人口比例为10.12%。而同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以每年6.4%的速率增长 ［7］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体育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增长速度，呈 现一定的滞后性。

2)参加体育锻炼的时数。根据《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 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有3.4亿的城乡居民参加过体育锻炼，城镇居民中有2.18亿的 人 参加过体育锻炼，乡村居民为1.22亿。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差异明 显 ，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高出24.1%，且城乡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全国“经常锻炼”的 城乡居民中，城镇居民有13.1%，达到“经常锻炼”的标准，乡村居民仅为4.1%，城乡差 异较大。

3)体育场馆。第五次全国体育场馆普查结果显示［8］：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地850 0 80个 ，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 m2。但占全国总人口一 半的镇(乡)村人口，拥有体育场馆69 537个，仅占总数的8.18%，其中教育系统体育场地数 量占总数的67.19%。可喜的是，截至2007年1月底，全国共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26159个，总投资达11.87亿元，到2010年，将争取使我国1/6的行政村建有标准的公共体育场 地设施［9］。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力度的加大，必将为进一步发展农村体育事业 打下坚实基础。

4)体育观念。郭敏刚［10］研究指出：乡村居民受到农村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 与城镇居民相比，体育观念有很大差异。乡村居民普遍认为劳动即锻炼，无病就是健康，进 行经常性体育锻炼的人数很少。加之农村体育的舆论环境较差，人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不 理解，甚至讽刺挖苦。

5)锻炼场所及内容。《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城 镇居民在单位、社区、公共体育场所以及健身会所等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锻炼的人数比例高 于乡村居民。而在江河湖畔、街头巷尾、公路旁和自家庭院及室内等非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 锻炼的人数乡村高于城镇。其中，在“自家庭院或室内”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乡村居民为 28.7%，城镇居民是9.2%，高出19.5%，相差较大。另有研究表明［11］：因为农 民的余暇时间 受劳动性质、劳动方式特殊性影响，所以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不稳定，季节性强。参加体育 锻炼的场所较为分散，锻炼地点多在自家庭院、住宅区空地、田间地头、马路边、街道边、 自然空地、河流和湖泊等天然场地，也有一小部分在附近学校的体育场地进行体育锻炼。

针对上述状况，总体上讲“我国农村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还 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体育文化需求”［12］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客观分析我国农 村体育 的现状，正如江崇民所言［13］：“我国仍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农村 社会生产 力水还比较低，经济还不发达，许多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相比，处于 相对体育贫困状态。”

由此可见，关于农村体育现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研究成 果最多的方面。无论其研究内容多么广泛，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为弄清农村体育现状，探求其 发展对策。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研究成果在文献资料和大范围抽样调查情况下，提出具有普 适性的对策与建议，如加大国家投入力度，政策扶持与导向，加大农村体育宣传等等，而提 出有创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较少。

2.5.3 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的研究 以2003年吕树庭、裴立新教授［14］共同署名发表的《关于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体育 发展 战略重点的思考》一文为标志，一大批研究者在相关文献中对“小城镇作为农村体育发展重 点”的观点进行了正面回应和支持，“小城镇体育”迅速成为农村体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 究主要集中于小城镇体育的性质、小城镇作为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依据、小城镇体育的 功能等方面，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乡镇体育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方面。

近几年，随着“小城镇体育”研究的逐渐“降温”，“村落体育”的研究已上升为农村 体育研究的最大热点。此种观点以“村落是农村的主体、村落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为 立论基础，并结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实施的事实，提出发展农村体 育应“以村落为重点”。田雨普教授［15］明确指出农村体育发展“将工作重点逐步 转移到村 落体育的发展上来，……是解决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低水平、不全面和很不平衡’局面的重 要举措”。 郭修金博士［16］在对山东临沂的沈泉庄村进行田野考察认为：村落体 育形态多 元、功能多重、与竞技体育相去甚远；村落体育的发展基础和保证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村 落需要有自身的体育文化，需要找回被遮蔽的传统民间体育文化价值，需要“培育、输入” 并举、村落精英带动及学校体育的辐射。郭敏刚硕士［17］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指出： 村落农民 体育与村落文化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同时也相互制约。两者之 间的现实作用机制决定了村落农民体育与村落文化的发展既要同步，又要避免相互制约。唐 炎博士、虞重干教授［18］则对农村体育发展的行动取向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认为 ：进行新 农村体育建设，不必仅仅从“民享”意义上来思考农民的体育需求，还应从“民生”的意 义上去发现体育对农民生活的价值。

那么，农村体育的发展究竟是“以乡镇为重点”还是“以村落为重点”，唐炎博士、虞 重干教授［18］认为：农村体育发展的重点从乡镇向村落延伸，只能说明发展村落体 育在一定 程度上具备了现实条件，以往发展中“重乡镇、轻村落”的发展方式需要调整。但就乡镇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和地位而言，其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重点地位既没有也不能 “落幕”。其实，以乡镇为重点的农村体育发展，其真实含义应当是“从村落着眼，从乡镇 着手”。

无疑，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清晰地认识中国农村体育的真实面貌以 及在当代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2.5.4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研究 江亮等人［19］调查表明：个人锻炼是农村居民体育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有组织的 农民 体育活动仅占10%左右。而体育实践表明，自发的个人体育锻炼是无法形成大规模、组织化 程度高的农村体育的。姜健［20］通过调查认为：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工作机构不 够健全， 缺乏体育人才，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中管理体育的部门很少。部分地区县乡以下就没有专门的 体育机构，县乡级的体育行政机构多挂靠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负责群体工作 的人员也大多属兼职，并且管理者缺乏相应培训，社会指导员的数量就更不言自明了，这种 情况致使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受阻。陈宁教授［21］研究认为：在农村体育的管理模式 上“县级 体育行政部门要抓好农民体育协会；乡镇要建立健全体育文化站；村要建设好村级文化体育 活动室；农民体育协会要培养体育骨干”；采取“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会为基础，农民体 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李会增等［22］认为发展新农村体育事业， 离不开 一个健全的组织，体育组织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型体育组织，一是群众体育组织，两者 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乡镇政府把体育事业纳入 乡镇发展总体规划；发挥农民体育协会的作用；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

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体育管理主体多为农村基层政府，管理松散乏力，农村体育 社会化远未形成。而体育体制的核心是体育组织的结构和权力分配及运行，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稳步推进，农村体育的组织管理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办体 育的作用，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体育组织体系将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工作。

2.5.5 农村体育消费研究 王建欣认为［23］：“农村体育消费是基础性、根本性的消费，具有丰富生活内容、 娱乐 身心，增进身体健康；活跃体育消费市场，促进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等，是体育消费科学发展 观的具体体现”。《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在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群中，有72.7%的人有过体育消费，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593元。其中，城镇居民 有 74.5%的人有过体育消费，乡村则为69.40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718元，而乡 村 为355元。城镇居民支付购买体育书刊和到体育场馆健身费用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乡村，其 他各项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差异不大。可见，城镇居民各项体育消费的人均水平明显高于乡 村［24］。

由于影响农村体育消费因素的多元化、复杂化，使得农村体育消费的开展目前仍有一定 的难度。因其体育消费同属于经济和体育两个领域的重要范畴，可以肯定地讲，随着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需求必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5.6 农村体育与经济关系研究 陈梦周等［25］研究表明：农村体育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姜健等 ［20］研究 认为：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发展的不平衡证明，体育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发 展，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体育是没条件开展的。朱家新［26］研究表明：2001-2008 年，我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随着农民收入的 不断增高，恩格尔系数呈持续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农村居民在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对发展的需求必然随着 增加。体育活动必将成为农村居民满足体育文化需求的应有之义。

2.5.7 农村体育文化研究 许锍成［27］针对农村宗族意识与农村体育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宗族组织的一些活 动有 利于农村体育的发展，恰当地处理传统文化与农村体育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发掘和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有利于农村体育发展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刘玉［28］通过对我国农村体 育文化特 点的研究，明确我国现阶段农村体育文化工作重点为：“坚持政府主导和农村自主发展相结 合，保障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坚持政府投入与市场场融资相结合，创 新公共投入机制；尽快建立多元化的农村体育文化发展评价体系；坚持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 展相结合，切实将以点带面工作落到实处。”李会增等［29］从我国村落的历史文化 背景出发 ，分析了村落体育的文化特征，提出当前我国村落体育应该走与“生产劳动、文化艺术、民 族传统”相结合的杂糅式的发展模式。

不可否认，当前农村体育文化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还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因此，抓住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弱势地位的有 效措施。

2.5.8 农村学校体育研究 曲宗湖教授等［30］以7个省市区为样本，采用整群抽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农村中小 学的 体育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调研，对我国农村体育现状进行了描述和深入分析，提出要完善对 农村学校体育的领导，改革体育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对农村学校体育的投入。朱 应明［31］通过教学内容改革实验研究，认为：从事民间体育项日教学，能充分调动 学生的锻 炼积极性，使学生养成自觉从事体育锻炼的习惯，能缓解体育经费、场地器材不足的矛盾。 曾全红等［32］提出我国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对策：落实素质教育观，切实改变 农村学校 体育教育的内外环境，建立与健全农村学校体育的保障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学校体 育课程建设，进一步重视农村学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均衡发展，学 校体育建设与饮食卫生同步发展。焦卫宾，周登崇［33］在大量的普查和典型案例调 查的基础 上，从农村学校参与新农村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角度，总结出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模式。徐 东锋［34］在学习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文献基础上，根据体育学科的特性和农村 学校的现 状，提出以选择一至两项适合地理气候条件、有良好群众基础、易于开展、健身价值较高， 又具终身体育性质的现代或民族优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以推 进农村体育课程体系建设。

可见，农村体育研究中，学校体育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研究相对较为成熟，涉及的内 容也较为广泛。

3 未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内容的相关分析，可以说其研究内容已呈现稳定、全面、 深入的发展态势。当前，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应正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对其实践产生有益影响；其二，对现象和状态的准确描述 ，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抓住当前的发展现状；其三，对本质的揭示和规律的发现，即农村体 育研究能否深刻地解释其现实现象。为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

1)研究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教发展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和前景。因此，农村体育的研究将会更加坚持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明晰战略发展 的策略预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对农村体育的需求，体现农村体育研究的时代性，瞄准重要 领域和重要课题的创新。

2)研究的开放性与交叉性。现阶段，农村体育体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很薄弱，研究方 法简单粗糙。而人口学、 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 的发展则相对较为成熟。鉴于农村体育与其他人文学科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因此， 在研究 中，将更注重借鉴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寻找农村体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以进一步完 善农村体育的科学结构体系。

3)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随着科学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农村体育 的研究理念、手段和方法也必然随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高科技信息技术的运用，将使农村 体育研究工作更加科学与规范。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然更加重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 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有力提升农村体育研究的科学含量与实 效性。

4)研究的学科性和特殊性。农村体育尽管属于综合性研究，但仍具有独立的专门知识、 理论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体系。因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化是提高 其科研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形成农村体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途径。此外，在研究农村体育 时，会更加注重农村体育的特殊性要求，即将农村体育现象置于农村特定场景中去分析，揭 示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近15年来，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特别是2002年以 后，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加，且质量较高。未来农村体育科研将朝着时代性、创兴 性、开放性、交叉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学科性的方向发展。

4.2 建议 1）把握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是要探寻在 农村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农村体育活动的特点、规律和运行机制。

2）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新农村体育进行综合研究。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必须改变从单一 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实行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才能开拓出新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 新领域。

3）突出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农民是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因此，对农村体育的研究 必须围绕农民进行，把农村体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并以物衬托人、服务人， 这样才更有利于农村体育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

4）重视对农村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对农村体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 本观念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整体性、综合性的认识和把握农村体育的发 展态势。在研究中不仅要加强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更要注重其理论解释和归纳，从而使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为补充与促进。

5）发挥群体研究优势。在农村体育科研中，要注重“老、中、青”结合的科研梯队建 设。同时，需要加强地域、单位间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吴振华,田雨普.关于中国农村体育若干问题的断想［J］.体育文化导刊,200 5,(6):5-7.

［2］ 裴立新.当前农村体育发展中若干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J］.体育与科学,2003,(3): 5-9.

［3］ 徐颂峰,等.农村体育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6,(1 ):26-28.

［4］ 吕树庭,等.以小城镇为重点的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研究［J］.体育学刊，2005(3):1-4.

［5］ 虞重干,郭修金.农村体育的根基:村落［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7):2-4.

［6］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 学出版社,2001:40.

［7］ 中国经济信息网［z］.cei.省略/.

［8］周志忠.我国投入11亿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N］.人民日报,2007-03-01.

［9］ 郭敏刚,胡庆山,王健.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及其对我国新农村体育建设的启示［［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1(6):32-36.

［10］ 王晓玲.我国农民体育现状及对策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4):30-33.

［11］ 马先英,杨磊.农村体育:制约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瓶颈”［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27(10)：1309-1312.

［12］ 江崇民,张彦峰,蔡睿,等.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分析［J］.体育科 学,2009(3):9-19.

［13］ 吕树庭,裴立新.关于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思考［J］.上海体育 学院学报,2003,(3):8-10.

［14］ 田雨普.小康社会演进中农村体育重点转移的轨迹考察［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 8, (6):461-464.

［15］ 郭修金,虞重干.从村落看村落体育［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1-6.

［16］ 郭敏刚,等.村落农民体育与村落文化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9,(6) :33-37.

［17］ 唐炎,虞重干.论农村体育走向持续发展应树立的行动取向［J］.体育科学，2009,( 9):81-85.

［18］ 江亮,等.我国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体育发展的社会学审视［J］.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2008,31(11):1461-1467.

［19］ 姜健.陕西省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 7,(4):67-69.

［20］ 陈宁,周挺.农村体育发展的新挑战与制度创新［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10): 1-6.

［21］ 李会增,等.对新农村体育发展的几点思考［J］.国体育科技，2007,( 4):1-6

［22］ 王建欣.开展农村体育重要性的几点认识［J］.体育文化导刊,2003,(8):18-19.

［23］ 沈克印,等.社会排斥与农村体育贫困［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4):289-292.

［24］ 陈梦周,等.农村体育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5,(4)： 66-70.

［25］ 朱家新,沈丽玲.对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社会环境的理性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9,32(5):16-20.

［26］ 许锍成.农村宗族与农村体育关系初探［J］.体育学刊,2003,(4)：40-41.

［27］ 刘玉,田雨普.现阶段农村体育文化特点及工作重点探讨［J］.成都体育大学学报,20 08,(11):17-19.

［28］ 李会增,等.我国村落体育的文化特征及发展模式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 ,32(5):1325-1327.

［29］ 曲宗湖,等.中国农村学校体育基本现状和发展战略研究［J］.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学 报,1998,(4):9-12.

［30］ 朱应明.农村学校体育教学内容改革的实验研究［J］.四川体育科学,2000,(3):75-7 8.

［31］ 曾全红,等.我国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的现状及对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7) :91-93.

［32］ 焦卫宾,周登崇.构建我国新农村体育服务体系中的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J］.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5):657-659.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纵观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开禁放垦对农业带来发展机遇，日为侵略时期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建国以后农业的复兴等农业经济发展史，当然其他方面的论著也对东北农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些论著都较为全面的记载了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部分论著都集中的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北的农业，自清朝后期的开禁放垦政策的繁荣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一段时间的危机，在曲折中发展，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对历史的反馈。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在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清朝后期开禁放垦政策后的繁荣。（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农业危机。（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时期。以上大致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当然，应特别指出，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在对大量的论著进行取舍和分析的过程中，在文章的论述可能存在许多偏颇之处，还望各位前辈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3]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4]刘祖荫：《满洲农业经济概论》，新京建国印书馆刊印，1944年版。

[5]孙心农主编：《东北农业概况调查》，农政班印1945年版。

[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版。

[7]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刊行，1948年版。

[8]于春英、衣保中：《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郭葆琳：《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1915年版。

[10]黄希源主编：《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陈振先：《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910年版。

[12]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农业》，中国印刷局，1928年版。

[13]魏芙蓉、张锐：《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东北亚论坛，1998（04）。

[14]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01）。

[15]衣保中：《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中国农史，2006（02）。

[16]吴祖鲲、富萍：《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长白学刊，1998（03）。

[17]谢学诗：《“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社会科学战线，2001（05）。

[18]衣保中：《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国农史》，1994（01）。

[19]衣保中：《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20]郭有义：《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益世报，1935年7月6日。

[21]景爱：《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02）。

[22]李晓光：《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12，（03）。

[23]桑润生：《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07）。

[24]李淑娟、王鹤：《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04）。

[25]朱艳、李闰华：《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26]孙玉玲：《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近现代史研究，1998（04）。

[27]杨光震：《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农史，1982（01）。

[28]佟静：《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03）。

[29]韩玲红：《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学理论，2011（28）。

[30]李淑娟：《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学术交流，2008（02）。

[31]郭文韬：《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01）。

[32]张左华：《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新亚细亚，第十卷第二期。

[33]金颖：《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2010（03）。

[34]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5]吉林省农科院主编：《东北水稻栽培》，吉林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于春英：《时期水稻发展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9（03）。

[37]衣保中：《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

[38]衣保中：《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古今农业，2004年（02）。

[39]季道藩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分册，棉花），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40]万连步：《棉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41]胡华：《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

[42]王衫：《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史学月刊，1999（06）。

[43]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1941（02）。

[44]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1932（01）。

[45]让慈：《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湖南大学期刊，1933（08）。

[46]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8]中央档案馆等编：《满洲农业移民概说》，中华书局出版，1991年版。

[49]衣保中：《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东北亚论坛，1996（04）。

[50]刘大可：《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东岳论丛，2001（04）。

[51]高乐才：《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8（05）。

[52]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53]范立君、许凤梅：《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现状、评述

一、研究现状分析

1.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 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政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 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 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政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 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 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 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11] 魏本权：《近代江西农村合作运动述论》，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3篇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云南农村;变迁发展;主体性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经济文化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政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地理位置偏远,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比较中国沿海省份,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年代初;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个市县的26个村子、642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年费孝通回国,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魁阁”工作站,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年,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所选的3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即便有曲折,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1956～1964年间,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配合民主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年代后,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如: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但在经过10多年的停滞期后,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这个时期,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事实上,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同样,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还是积极适应变化,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年代,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年从英国来到昆明,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马戎,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9.《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5篇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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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