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3-0023-02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必修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涉及中外历史上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这一模块中的一些教学内容，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偏深偏难的，如先秦诸子的思想、宋明理学、希腊智者学派、宗教改革等。教师要讲清楚并不容易，学生要真正理解也不是轻松的事。对于高中历史教师来说，搞好思想史的教学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必须要攻破的难关。

说思想史的教学是难关，主要是指如何阐释清楚有关思想理论成果的内涵，这是教师最为关注的，也是教师在备课或教学设计时用力最多之处。与此相关的，是某一思想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包括对学术思想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把关注点集中在思想理论本身，实际的教学过程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是教师在概述宏观的历史背景后，重点对某些思想观点进行阐释；要么是教师出示思想家的言论，与学生共同讨论、归纳这些言论中的微言大义；要么干脆是列出表格，把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填进去，让学生记住。

凡此种种教法，都会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课上得像是理论课，只是就理论讲理论、学理论，以至失去了历史课的历史味；二是忽略了学生的认识逻辑，导致学生只是暂时明白或记住了思想理论的观点，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其中的内涵及意义。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讲思想史未能注意到将思想理论的提出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认识，尤其是未能认识到要讲好思想史中有关人事。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钱穆先生的这番话，实是道出了讲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真谛。

那么，如何在思想史的教学中讲出人事呢？我觉得丁丁老师所教的《挑战教皇的权威》这节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案例。丁老师在分析教材和学情时，认识到宗教改革的内容是比较难教的，与学生的现有认识有着一定的距离。如何拉近学生与所学的这段历史内容之间的距离，如何深入浅出地将宗教改革前后西欧社会的变化讲清楚，尤其是如何对宗教改革中提出的“因信称义”等主张进行具体分析，是这节课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教学问题，丁老师在备课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在搞清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本课教学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其中，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以形象的方式展开当时的历史画卷，引导学生进入历史的情境，从而使学生感受并进而理解那些抽象的教义、社会矛盾等。这节课是从学生家乡的宗教场所入手，在学生识别出不同教派的教堂建筑之间的区别后，引出本课的主题。然后又运用教皇徽和教皇皇冠的图片，引出教皇的权威，进而叙述罗马教会对社会各阶层的盘剥，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样的设计，好像是绕了一个不小的弯子，但能够有效地拉近学生与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距离，将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具体地勾画出来，使学生感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宗教改革运动也就呼之欲出了。同样，在讲述加尔文的改革时，丁老师从一幅漫画入手，通过形象的方式揭示出新教与罗马教会的不同主张，进而引出加尔文的“先定论”。

二是重点讲述了马丁·路德这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他的心路历程。这就是上面说到的讲思想史要注重人事，尤其是思想家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教师先是介绍了路德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神职人员，严格遵循教义，并深入研究经典；进而说出路德的困惑与质疑，并说明路德为什么会试图摆脱罗马教会的权威理论，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样的介绍，可以使学生了解到路德在思想上的转变，理解他为什么要进行自己的宗教理论探索。而这就为宗教改革的发端做了清晰的铺垫，能够使学生理解为什么路德会对教皇提出挑战。这样，接下来本课的教学重点，即路德反对赎罪券、提出“因信称义”的主张，就比较容易使学生理解了。在具体讲述路德的思想时，教师也是采用“以人带事”的方法，通过路德与教皇代表的辩论、与罗马教会的决裂、翻译并解释《圣经》、冲破罗马教会的束缚等史事，讲出了路德的主张，以及新的教会与罗马教会的不同。丁老师的这种设计，使得思想史教学建立在突出人物的经历和思想变化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使得教学的过程和教学的内容摆脱了枯燥无味、干瘪抽象的情况，大大促进了学生的感知和理解。这正是本课最突出的亮点。其实，中国的传统史学是非常注重对历史人物的记述的，很多的史书是以人物的经历为叙史的基本结构，如纪传体史书。现在我们讲历史，要注意避免将历史人物淡化出历史的进程，或是将历史人物抽象化、概念化、脸谱化。从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入手，是有利于把历史尤其是思想史讲“活”的。

三是使学生认识宗教改革的社会意义。这应该说这是本课教学的难点之一，因为在“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这一专题的教学中，使学生理解智者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主张和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若要学生认识到宗教改革也是人文精神的彰显、也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这就有一定难度了。对此，丁老师的做法一是揭示了宗教改革运动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广泛的影响力；二是将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综合放在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评述，使学生认识到正是这些历史的]进推动着欧洲由黑暗的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步伐。她在这方面的讲述虽然着墨不多，但画龙点睛，较为到位。当然，若能在这两点上再加强一些则更好。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徐复观；民主评论；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84-01

青年学者马林刚博士继《道德与艺术的双重变奏――徐复观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出版之后，又在《齐鲁学刊》发表《从“政治救国”到“文化救世”――徐复观创办前后的心路历程》一文，详细解读了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站在时代变迁的重要转折时期，扎根中国传统文化，推动“文化救世”的艰难求索和心路历程，文章深入剖析了一代儒学大师对传统儒学孜孜LL、勤勉不倦的探索，可谓是血泪凝结成精神。

一、坎坷命运成就坚强性格

徐复观的一生和时代命运紧紧相通，他的一生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农村生活时期，求学历程，军政生涯和学术研究时期。这四个时期的徐复观经历了时代的风起云涌和命运的波澜壮阔，乡土世界的经历浸润了徐复观对大自然美的启迪，贫穷疾苦带来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成为几十年后丢不去、忘不了的情感寄托和感情流放地。求学历程可谓一波三折，8岁开蒙到饱读诗书，徐复观的问题意识和勤勉刻苦为日后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军政生涯对徐复观来说是一次挫伤，更是一场梦，但是也能够让他在理性价值和道德律令中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为找到根源性的问题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和准备。徐复观在港台期间，以学术著作、政论杂文的形式，凭借《民主评论》等进步刊物，将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文化根源性的探究达到了极致。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因其承载的复兴传统文化的使命，已经成为一份兼具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的重要刊物。《民主评论》从创刊到停刊，共经历了17年的岁月，它在追求民主政治和儒学现代化的探索中做出了许多成绩，其影响至今可谓愈久弥重。

二、文化转向塑造儒者胸怀

徐复观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上，始终保有“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下情怀。他曾怀有一个政治救国的梦想，并积极投身其中，如抗战期间亲历娘子关战役等。然而，随着对的日渐失望，尤其是经过“延安之行”，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励精图治后，徐复观的政治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根性意识，来探索中国艺术精神，坚持“文质彬彬”，倡导“美善相兼”的艺术追求，彰显中国人充满德性的艺术观；追求虚静之心与自由之境，发掘出审美关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心灵原则，通过主体精神的“明心静性”成就艺术的人生，最终达到人的精神的自由解放。徐复观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命运的珍贵价值。“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必须有人出来挺身讲学，以造成风气”，“以讲学结合有志之士多人，代替政党的作用，为国家培植根本，为社会转移风气。”徐复观的思想开始由“政治救国”转向“文化救世”，开启了全新的学术人生。

三、血泪精神成就华夏文章

徐复观和《民主评论》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创办《民主评论》着实不易。牟宗三在《悼念徐复观先生》一文中说：“民四十至民五十，十余年间是民主评论之时代。吾与唐君毅先生许多有关于中国文化之文字皆在民主评论发表。去障去蔽，抗御谤议，皆徐先生之力，那时新亚书院初成，极度艰难，亦多赖民主评论社资助，此亦徐先生之力。所谓新亚精神实以民主评论之文化意识为背景。人不知此背景，新亚精神遂亦漫荡而无归矣。”《民主评论》创办之初就十分注重文化研究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意义，后来逐渐以谈传统文化为主，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家宣扬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足见徐复观为《民主评论》成为儒家学术研究重镇做出的不朽功勋。经过与胡适、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的激烈论争，徐复观更加坚定儒家思想不仅有安顿人的精神价值，而且还有着充沛的自由精神，“为仁由己”、“威武不能屈”等都是这一精神的表现。

《民主评论》不仅是徐复观进入学术界的安身立命的自留地，对惨淡经营的流亡海外新儒家也是不可多得的思想舞台。儒学大师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诸位先生，都成为《民主评论》的主要撰稿人。钱穆饱含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唐君毅以深纯之笔不断发掘中国的人文精神，牟宗三质朴坚定地发挥道德的理想主义，等等，都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从儒家代表人物的传承人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人身上还能看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志业宏愿与风华伟志，《民主评论》成为现代新儒家舆论阵地的典型符号形象。

参考文献：

[1]马林刚.从“政治救国”到“文化救世”――徐复观创办《民主评论》前后的心路历程[J].齐鲁学刊，2015（4）.

[2]马林刚.道德与艺术的双重变奏――徐复观文艺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5）.

[3]徐复观.徐复观全集・追怀[M].九州出版社，2014（275）.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科；中学历史教学；学习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5）011-0072-02[作者简介]陈芳芳（1990―），女，山东滨州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

一、中国社会科研究之现状

在中国，社会科应当属于舶来品。1916年，社会科首先在美国学校里开设，这可作为社会科的滥觞。[1]随着民主社会国家的发展，社会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独立的社会科始于1923年。时至今日，社会科依旧在发展之中。要想探讨社会科在中国历史教学中的作用，首当明晰今日社会科的研究现状。

与社会科相关的论文有二百余篇，其中介绍美国社会科的文章在半数左右，为数最多。其中原因显而易见，从1916年诞生至今，美国的社会科经历了相对较长时间的发展，其发展水平在世界属最为完善之列。其中数量居于次的是关于日本、澳大利亚社会科的研究，另外还有少数关于韩、英、法、德等国的社会科研究。当然其中不少文章以中外社会科对比研究为主题，如李稚勇的《中美社会科课程比较研究》（《学科教学》2003年5期）。在著作方面，有二十部左右的相关书籍。其中大概半数是有关小学社会课的论著，如张茂聪的《小学社会教学初探》《国内外小学社会课教学理论与研究》，张秉平、程振禄的《小学社会课教学评价》《小学社会课教学特点及教学方法》《小学社会课教学基本功及技能训练》，李世安的《小学社会课教师基本功训练教材教法研究指南》等。另外有教科书性质的社会科著作，如赵亚夫的《学会行动：社会科课程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国外社会科研究状况的著作，如赵亚夫的《日本学校社会科教育研究》。

二、社会科与历史学之关系

历史教学是关于历史学的教育，而社会科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便可知历史教学与社会科可以发生联系。

全美社会科协会对社会科课程的解释为：“社会科是一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进行整合研究的课程，旨在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2]从社会科定义的角度可知，历史学可以作为材料为社会科所用，进行综合的研究。在韦斯里的社会科课程“六型说”（包括各科目独立型、非系统相关型、系统相关型、统合型、中心统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统合型”便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反之，社会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当然也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这体现在如果运用社会科的研究视野，当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思路就会更加宽广些，研究的角度会更加灵活多变，同时更能够较容易地去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三、社会科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如上所述，当历史学与社会科发生联系之后，历史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同社会科发生着联系。社会科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审视历史教学问题，这种多角度的审视首先体现在社会科对课程观的理解上。从课程的价值取向上分，课程设置模式可以分为学科本位课程、学生本位课程和社会本位课程。学科本位课程包括了相关课程、融合课程、广域课程。学生本位课程属于经验型课程，它将学生的生活经验作为综合课程基础，通过活动获得直接经验，并对知识经验进行综合。这种理论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健全人格的形成。社会本位课程是以社会问题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内容，打破学科界线，自成学习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科为历史课程的改善提供了视野，它能够使历史课程回归其求实求真的本真。

具体到历史教学的操作环节，运用社会科综合多种学科的多角度视野，可以帮助教师更高效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同时使学生的思维得到锻炼，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

举一具体案例来说，在讲述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第七课《新航路的开辟》一课时，如果不从社会科的视野讲述，一般的教学过程是首先讲述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包括对香料、对黄金的追求，商路不畅，摆脱动乱的需要，传播基督教。其次要讲述新航路开辟的条件，这又包括了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方面。客观条件是罗盘针的普遍使用，绘图技术的进步，具有较强抗风力的海船的建造，主观条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支持。再次要讲述新航路开辟的过程，具体说就是四位航海家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海上探索过程。最后讲述新航路开辟的意义，即影响――引发了欧洲的商业革命，美洲的金银矿的开发及其传统社会遭到灭顶之灾，非洲开始了罪恶的黑奴贸易，白银大量流入亚洲以及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

当我们把《新航路的开辟》放在社会科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讲述时，会发现更好的方法。首先，我们先要考虑历史学科的特点也就是本课的主线，即要梳理新航路开辟的来龙去脉。从原来的航线到已开辟的航道的历史经过。这个过程可以由学生自己根据教材和搜集的资料去整理出来。教师的角色是提供给学生搜索资料的路径和方法，指导学生发现和运用资料。当然这一过程中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展开。除了历史学科本身的思路之外，我们还可以动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正是因为他不知道具体的地理知识――洋流的作用才会导致他误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了非洲。而且整个航海探险的过程完全可以由学生操作地球仪自己动手指出新航线的路径是什么。再从美术学科的角度，可以让学生动手画出地图上大洲大洋的轮廓图，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几位航海家的航线。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是何种国家形态，从而可以得出为何两国会支持四位航海家的海上探险，这同样可以动用经济学的知识去分析贵族及皇室支持他们的原因。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使其能够自由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参考文献：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商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方法；学科特点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点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G.G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 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熔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助句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官方开辟或加修，为官方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政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 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 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政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一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政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 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军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军事供给与军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军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军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 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一定的历史承袭性。

5 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一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图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 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扬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它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政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入一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与商业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其重视商业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以区域研究为主体，关注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波基础之上，突出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有史以来，商业发展的地区性规律与发展特征以及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分析亦可提供多元的分析方法，因此，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补商业史研究之不足。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西之争 开放心态 现代文明 历史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社会曾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从一个独立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所蒙受的苦难，与国家的沦落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国社会从最初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过程。由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所致，中国思想界也始终存在着观念的冲突，而冲突的焦点之一则是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化，或者进一步说，是中国社会应该何处去的问题。

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的分歧是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相伴生的，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近代历史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所以，反思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事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学、西学之争：走向近代历史过程中的观念冲突

近代中国人遇到了一个无法按照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来安排社会生活、决定社会发展路向的时代。原因十分简单，长期在闭关锁国状态下生活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社会生活内容也因此而不断变化的时候，人们一时间必然在观念上陷入茫然无措的状态，他们只能是被动地应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至于恰当地理解和把握变化中的社会，对他们来说尚需时日。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向西方近代文化开放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文化同时也进一步理解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引领着观念变革的潮流，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家的努力，近代中国的历史或是别样的面貌。

孟子曾经有过“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①的话，中国近代那些“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似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近代思想家所遭遇的历史环境却不同以往，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即使是生活在“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战国时代的孟子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是因为，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而且中国文化一直以其丰厚的内涵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确切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输出的国家。更何况，中国人素来重视“华夷之别”，按照这样的观念，无论是“西技”、“西艺”还是“西学”、“西政”，都是与中国传统不相吻合的舶来品。所以，在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化以及如何实现自强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观念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社会地位、思想方式以及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别，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存有分歧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事实上，自春秋战国以后几千年的时间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分歧一直存在着。可是，近代历史上的思想分歧之严重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七八十年间发生的每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都伴随着激烈的观念冲突。当有人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便有人指斥坚船利炮是奇技淫巧；当洋务派欲开办新式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近代天文、算学知识时，清流一族便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观念上的裂隙愈是明显，最初有关西洋技术的争论，后来便蔓延成为“旧学”与“新学”亦即“中学”与“西学”之争。亏得出身清流尔后又转身投入洋务阵营的张之洞老到，提出了一个“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后来人们把这句话译解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场争论算有了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说法。

“中体西用”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当时各方对此说都感到很是受用。倡西学者喜欢的是“西学为用”，他们可以从这句话里找到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守旧物者看重的则是“中学为体”，以为这是维护王道伦常的根本原则；清王朝的统治者则很有一种旧学新学皆为所用、天下士人尽入中的感觉，这也是张之洞的《劝学篇》大受慈禧太后褒扬的原因所在。我们猜度张之洞的本意，他应该是赞同引进西学的，但引进西学的目的还是要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以及中国封建时代延续已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说，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不能伤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内核。张之洞的想法有些天真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界的中西文化之争，恰恰是围绕政治的主题展开的。

从中西学之争到东西文化论战是逻辑的思想进程

近代史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全方位的碰撞。最初人们所看到中国与列强之间在技术、经济方面的差异，只不过是一个表象，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日益活跃，人们认识的触角逐渐延伸到了政治层面上来。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于1898年5月，一个月以后发生了，三年之后发生了辛亥革命，终结了秦汉以来的帝制。清末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晓得，但我们能够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已经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问题就在于陈腐的政治体制。就如梁启超在《原因答客难》中所说：“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

“西化”观念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萌生的，当时人们虽然没有像后来的胡适等人那样明确地提出“全盘西化”的概念，但已经有人主张“一切繁礼细故，狠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锉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土人情，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③“唯泰西是效”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全盘西化”。

五四以后，“西化”乃至“全盘西化”的概念逐渐明确起来。很有意味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无一不是西化论者，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④。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先生则呼吁青年不要读中国书，他最为经典的主张就是“拿来主义”；不过，强烈反对西化论的杜亚泉、梁漱溟等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出路的看法全然不同于西化论者，例如，梁漱溟便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远比西洋文化来得“高妙”，并且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梁先生的主张简言之就是“回归传统”。到了20年代，虽然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东西文化论战有所沉寂，但随着1929年胡适《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的发表，以及1934年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的刊发，以及随后王新命、何炳松等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建设宣言》）的面世，西化与回归传统两种观点的交锋进入了高潮。此后，20世纪50～60年代海外新儒家对西化论的反省，以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大抵是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余绪或者旧话重提。

更值得回味的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西化与本位文化两种观点的交锋中，政府的力量也加入了进来，刊发《建设宣言》的《文化建设》杂志，是由CC派（CC的英文全称为“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指由陈氏兄弟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编者注）首领陈立夫主持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的，这个《建设宣言》也是在陈立夫授意下出炉的。据说，当《建设宣言》刊发以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就涵告各地分会，对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做“广泛深切之研究”。按常理，北伐以后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在政体形式上与辛亥革命以前的帝制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它也是近代中国人在接受了西方近代的价值理念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那么，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政客支持本位文化建设一派，显见其用意已经不在文化本身。

当代中国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代文明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从封闭的传统状态日渐融入现代化世界的历史。人们关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法，所反衬的恰恰是人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各自理解。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完结，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理解也就会继续。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思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也就尤为重要。实际上，近代以来有关中西文化的论战，在当下中国的理论界仍在延续着。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国学热，以及新儒家“儒家论”的流传，在某种程度上都标示着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动向。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才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之争进行反思。

首先，应该用系统的观点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而对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给出一贯的解释。在近年来有关近代以来东西文化论争的讨论中，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五四以后的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观念冲突，是伴随着中国从传统的封闭状态走向世界的过程发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连续的历史过程，洋务运动前后发生的围绕采西学、制洋器、学西技的思想论争，与五四以后的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也是连续的过程。

如果把把洋务运动前后的中西学之争与五四以后的文化论战理解为连续的过程，便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所有那些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动议和主张，都与近代史上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观点相互对立的双方代表着各不相同的思想倾向的话，那么，每一种思想倾向在近代中国整体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则需要我们很好地思量。

在近年来的讨论中，关于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人们大体上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洋务派以及早期维新派倡导新学的主张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但是五四以后的“西化”论，人们的评价大多比较负面，或以为西化论是一种激进的思潮，或以为西化论是崇洋心理的表现。就单个的历史事件而言，这些评价似乎都是对的，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从中发现一贯的逻辑分析框架和评价尺度。

其次，用时代的观点还是用地域的观点理解中西文化，仍是当下中国人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先生曾就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指出，“科学的进展突破了地域，中国不再是孤立于‘四海之内’了，她也在进行工业化，虽然比西方世界迟了许多，但是迟化总比不化好。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⑤冯先生的这段话，或许有人不同意，不过，这段话却揭示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中西文化的差别不仅是地域的，而且是时代的。

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时候，便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本土思想资源已经不足以应对变化了的世界，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怀着何种的主观动机，是先师法列强尔后战而胜之，还是如胡适、陈序经等人所主张的充分世界化和现代化，接受和学习现代文化都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执拗于“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只能使中华民族游离于国际社会的主流之外。一个民族如果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社会之外，便将无法分享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留给我们最为深切的历史教训。

那么，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例如，传统儒家重视个人道德修养、重视民生与社会和谐、重视国家统一以及重视社会秩序的观念，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有意义的。可以说，这是人类最宝贵的思想遗产的一部分。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是古代的文化，它不足以支撑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如果走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不二的选择，那么与传统告别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只能是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与现代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

最后，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应该审慎地对待“西方”与“传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应是向传统回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决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说明，改革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解放思想，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代文明则是改革得以成功的前提。

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西化论”无疑是最终的败者。这是因为，全盘西化不仅是我们在主观心理层次上不能接受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路。同样，西方国家也无法走我们的路。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只能在可能的道路上寻求发展。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有理由据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西化”或者“全盘西化”在中国理论界不会有更多的市场。

如果说“西化”是不可能的路，“回归传统”则是一条不应该的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这一主题的关注，颇有一些学界同仁以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就是得传统复归。持有此主张的人们的主观愿望当然是良好的，但良好的愿望却有可能达成荒谬的理论后果。

总之，在改革与开放道路上前行的当代中国人，应该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应该审慎地对待现代文明。

【注释】

①《孟子・万章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第1册第387页。

②《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册第30 页。

③樊锥：《开诚篇》（三），《湘报》，第24号。

④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1－0029－04

2010年全国高考新课程历史第40题第3问，必须以小论文的形式回答。2011年，全国高考历史第41题，是一道独立的小论文试题，没再与材料分析题“混搭”。这样纯粹的开放性小论文题很值得研究。按常理，头一年高考中出现的新题型，第二年再次出现，教师和考生都应该有所准备，平均得分应该有明显的提升，但这种小论文式的题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从考生答题情况可以得到证明。请看下面三组数据（注：以下均为湖南考生数据）：

根据表1和表2的原始抽样数据，综合成表3，制成柱状图后，可以清晰地得出如下结论：相比2010年，2011年得0分的比例减少7.3%，在1~5分区间的比例减少9.4%，但5分以下的低分考生（含0分）仍达到了61.8%。6~9分段得分的考生比例增加了16.7%，但是优秀考生比例的增幅较小，仅增加0.3%。柱状图呈现低分段集中，高分段很小的“畸形分布”。从整体分析，该题的抽样平均得分为5.02分，比2010年仅仅提高了1.6分。这说明考生解答小论文试题的能力，只在“量”上略有提高，而在“质”的方面没有明显变化。

小论文题究竟难在何处？通过对中学的调研，湖南师大高考历史研究中心的成员发现，教师虽然对提高考生小论文的答题质量非常关注，但对如何进行小论文的训练倍感困惑，甚至束手无策。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得先从高考命题思路的分析入手。

（一）小论文命题的依据是《考试说明》

《考试说明》开宗明义指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在初中历史课程基础上，依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考试大纲说明》确定历史学科考试内容。”[1] （p.26）

命题者“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给考生提供历史素材，要求他们从材料中提取观点，再根据论点进行史实论证，用小论文的方式答题。这样的题型一出现，中学反对声一片：普遍反映题目超纲，高考复习没法搞；部分高校教师也持批评态度，以至在判卷环节违背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评分参考标准，重新制定评分细则，并不以考生答题的思维计分。

《考试说明》对考试的内容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它特别强调要“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 （p.26）。其实，这就是对小论文题型所作的提示。这种新题型能较好地拉开优秀水平考生与一般水平考生的差距，使考生逐步与高等院校接轨，真正实现为高校选拔人才的目的。可以说，全国新课程试卷出现的开放性的小论文题，不但没有“超纲”，而且正是践行了《考试说明》强调的思想。

（二）小论文命题的指导思想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对高中教育提出了具体的培养目标，目标要求“学生要掌握适应时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具有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2] (p.1)。历史课程设计思路则进一步明确，要求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 (p.3)。运用史料创设情境的小论文题，既与高中课程方案相吻合，又符合高中历史课程设计的基本思路。

依据课程标准，高中历史教科书出现岳麓版、人民版、人教版等三种主要版本。高考因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命题不可能只根据某个版本，因此，《考试说明》特别指出“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1] （p.26）。这样，教师在指导学生复习时，就不能只依赖于所使用的教材版本，只能以使用的教材为依托；不能只“教教材”，而是要“用教材教”。要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把学生使用的教材转化为学习材料，不拘泥于教材的表述，抓住典型，训练学生多角度的看问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训练，培养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及其文字表达能力。高考之前的“临阵磨枪”应对不了小论文题型。

（三）小论文命题的基本方向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过去高考依据按照通史体例编写的材，主要从纵向考查学生对某个问题的掌握程度，如2001年考查非洲殖民化的过程、2002年考查东北大连旅顺租借恢复过程、2009年考查中国的税收政策等。为了使传统高考向新高考顺利过渡，2008年出现了中西方比较题：唐代科举制与英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

新课程的教材按照专题体例编写，专题内容基本是中西比较，世界史并不完整。各个专题涉及的角度也不相同。大体以文明史观为主，全球史观、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也都有。因此，在高考新课程试题中出现中西比较的小论文题，完全符合课程内容和课程理念。2010年第40题是最好的证明。

第40题所列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是教材表述的基本依据。然后给出英国由“原工业化”到“工业革命”的变化材料，第三个材料是恩格斯的观点，要求论证的问题是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理解。第3问小论文题目的主要观点是，欧美国家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因此雇佣关系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隐晦的观点是，中国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011年第41题的材料中说：“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就意味着西方崛起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与中东国家的引领，而不是其内部原因。1500年前后的亚洲，中国是典型代表。明朝中后期，中国的农业经济、航海技术、贸易等无疑是最令世人瞩目的。命题者的命题思路是探究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但也隐含着另一个重要命题：中国为什么沉沦？专题体例的教材背景，对小论文命题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古今贯通，中外关联，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1] （p.26）。

从课程内容看小论文题命题的大体思路，给备考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就小论文题的复习，我们提出如下三条建议。

建议之一：要重视历史知识的整体性。

现在一线青年教师大多是应试教育模式下的精英。这些老师对基础知识的落实非常到位。他们指导出来的学生，应对高考选择题可能比较有优势，但考生缺乏整体上把握教材的能力。面对考查历史素养、跨度大的小论文题，基本上不知从何下手，能够答题，但是跳跃式地作答，只答一点，不及其余，很难形成有逻辑的、完整的论述；有的考生思维角度不准确，不能列出准确的框架，呈现一堆杂乱无章的知识，甚至列举一些与小论文的要求风马牛不相及的史实。2010年的小论文题目的第3问提到明清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居然有不少考生答商鞅变法的内容。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抓纲理线”。文科班复习应该引导学生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用历史线索把学生获得的散落知识串联起来。如高中历史必修（一），其历史发展脉络就是：“要求学生理解政治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能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和解释；理解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树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奋斗的人生理想。”[3] (p.9）

复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时，教师都会遵循历史发展线索，运用现代化史观，突出强调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近代化。但是很少有教师能指导学生，让学生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对中国近代化的系列知识形成整体认知。其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受到了挫折。其后，人们进行反思，开始考虑政治改革。是政治近代化的启动，清末新政则是政治理论转化为实践，企图完成未竟事业的一种尝试。辛亥革命是政治近代化的高潮。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近代化又遇到挫折。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关键在人。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探索。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全面展开了近代化的进程。

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纳所说，学科结构既是学科的课程中心，又是教学中心。学生懂得了学科结构，就容易理解掌握整个学科的内容；学生懂得了学科结构，就能够促进知识和技能的迁移[4] （p.20）。理解掌握了中国近代化的整体知识，学生答这方面的小论文题目，或者进行知识迁移，才能游刃有余。

建议之二：教师要在备考环节要发挥主导作用。

在湖南省各地讲座、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各地、州中学，过分依靠名校资料这个问题很严重。湖南的一些文化公司与长沙名校合作，学校每月给文化公司提供一套测试题，文化公司再向全省高三推广，同步使用名校试卷。教师和学生虔诚地使用这些试卷，教师和学生的思维，甚至学习进度，都被名校“绑架”。学生考完后，教师拿着公司提供的答案去给学生讲解。教师自己没有理解，直接向学生塞答案。学生抱怨说：“老师总是给我们念答案，要我们从材料中提炼观点，但我们就是不知道，怎样去提炼有效观点。”

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因此他们永远被动地使用着资料，低层次地重复着这些试卷，把学生拖得精疲力竭。由于试卷应接不暇，学生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纠正，长此以往，学生养成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坏习惯。小论文的题目虽然也有，也做了一道又一道，但老师随意给分数，试卷随之束之高阁。一批较好的小论文试题，实际上还是被当作了传统的材料解析题使用，没有起到锻炼学生思维的作用。学生下次面对小论文，仍然不能深入作答，复习永远在低水平徘徊，无法达到较高的层次。

建议之三：教师要精心设计小论文试题。

首先，指导学生审题，找到合理的答题角度。审题是判断本题的命题指向，看懂试题要求。题目还没看懂就草草回答，肯定失败。审题虽然占用时间，但对于理清思路至关重要。成也审题，败也审题。成败关键在于审题。

其次，教会学生提炼论点。用材料提出问题，用小论文的形式回答，是高考全国卷已经使用两次的模式，因此，在审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问题看清楚材料的观点。观点搞错了，回答就没有立意。

第三，指导学生史论结合地论证观点。空谈得不到分数，再华美的文采，缺乏可靠的论证，也得不到认可。历史小论文的特点是用史实论证，有论点，有论据是小论文的基本思路。复习适应训练学生确定主题，然后围绕主题展开论证。展开论证一定要史论结合，为论点提供充分的历史事实。在平时课堂提问时就应提示学生，讲历史问题要有根据，有证据才能下结论。没有证据意识，小论文是写不好的。

第四，要注意学生的思维训练。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是很多学生的毛病。而历史思维既要有证据，又讲究逻辑。没有逻辑的思维必然是混乱的。要把根据逻辑化地表达出来，需要平时有目的的训练。因此，教师要注意学生的思路，注意思维的层次性、逻辑性和整体性。

历史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学科，无论怎样课改，强调基本功永远不会过时。按照现在高考的要求，基础知识缺失，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恶补”基础知识，也不见得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在基础知识夯实的前提下，训练考生规范答题是大有裨益的。

2010年，《历史教学》杂志曾组织了高考第40题的讨论，各省之间的差异很大。在南方的一些省份，现在对这种题型的评分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评分参考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将评分参考分观点、论述内容、整体评价等三部分，采取SOLO评分与采分点评分两者结合的办法，从论述与思维层次两个方面计分[5] (p.23)。做小论文时，考生还是要按照历史答题的基本规范进行操作，如“先表态，得观点分；想论点，得分论点分；找史实，得历史史实分；作结论，得整体印象分；排好版，注意逻辑联系。”

【作者简介】余柏青，男，1972年生，湖南平江人，湖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学研究。

曹英，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与高考历史研究。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考试大纲的说明（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M].长沙：湖南出版集团出版中心.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都对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重要论述，提出了鲜明的群众观点。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革命导师的论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群众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 列宁把创造自己历史的人们进一步解释为人民群众， 从而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命题，指出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历史的英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等科学论断。而唯心主义史学家却认为，社会历史应当先是帝王首相以及英雄人物的历史，认为人民群众是愚昧的，是一群浑浑噩噩的盲从者，一部人类史，决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因此，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历史，是这些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主体论思想向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中的根本作用，必须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大趋势和人民群众心意所向来确定自己的行动，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 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主要集中体现在人们的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但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还体现在人民群众精神财富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中所存在着的文字艺术原料的矿藏，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可见，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生产和实践，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这些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这些斗争中，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以及他们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和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使一切专制制度为之土崩瓦解，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开辟新世界中生气勃勃的创造力。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党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它的哲学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首先，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一切认识的真正来源。只有通过实际调查，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把群众的实践转化为领导者的认识，把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上升为领导者的决策，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其次，以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学说为依据的的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几十年来的实际斗争经验，给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广阔的内容。归纳起来，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有以下两点：第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若说群众路线的目的是一切为了群众，那么，一切依靠群众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做到对人民群众负责，做到多为人民服务。根据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观点，还向广大党员和干部提出了：“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要求。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为了向人民负责，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和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向人民负责和向党负责是一致。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应该善于在调查过程中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一切依靠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充分组织、发动群众。在新形势下努力创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新方法。

第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这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一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从认识论来说，就是完成调查研究的过程。首先要在人民群众中开展调查工作，要做到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来，这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必须将这些在群众中搜集到的意见再返回到群众中，让群众意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号召人民群众自觉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成为人们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当然，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不符合群众路线要求的现象。群众路线所要求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和、主观主义根本对立的。因此，违背了群众路线的要求，就会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疏远。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并在中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很多腐败现象，大大影响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威信。在当代中国，要贯彻群众路线，就必须坚持发展成果由所有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就是要把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各方面胜利果实，体现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所有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内在和本质要求。这也就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

因此，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群众路线的都是我们党立党之本，立国之本，也是我们党能和人民保持血肉关系的根本所在，都群众路线必须长期的贯彻下去。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不仅巩固了执政基础，更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参考文献：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概论”课；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新疆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216-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课程之一，其十二章知识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显得内容庞大，教学任务艰巨。在各地高校的“概论”课上如何结合地域社会的具体现实、响应思政课程改革的“三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实效性，使这门课成为广大学生真心喜爱、乐于接受的公共思政课，不仅是广大理论者推进理论研究、回应现实问题的责任，也是思政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任务。

新疆历史文化资源因其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在新疆高校各门思政课程①教学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新疆历史文化资源有机地融入思政课教学环节中，不仅能拓展我们的教学空间、触及学生的实际生活，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从而激发广大学生爱国、爱疆的朴素情感，进而达到增强教学实效性的目标。

一、新疆历史文化资源的特征及其教学价值

新疆史称西域，是丝绸之路上多个民族、多彩文化、多种宗教的交流融合之地，因此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积淀，还保留了大量的名胜古迹，民族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资源，以及契合了当代新疆社会发展需求的优秀道德伦理等精神资源。

笔者认为新疆历史文化资源指的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所有历史文化资源的总和，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各类有形实体资料，如新疆各地遗迹遗址、人物故居、烈士陵园/纪念馆、各类博物馆/档案馆、各类主题展览纪念活动等；二是各种无形精神资料，如反映新疆各族人民勇于拼搏的时代精神、真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契合当代新疆社会快速发展需求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这些文化资源讲述了新疆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同时也蕴含着当代中国发展的优秀情怀，带有强烈的新疆地域特色，具有为思政课服务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有利于丰富“概论”课的教学内容

全国高校通用“概论”课教材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统一编写的，内容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因此本教材的覆盖面宏大、目的明确，但从教学实际来看，每一地区的发展历史、经验与作为均存在差异，因此教师在授课中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对课程的内容进行拓展或佐以证明。以新疆高校为例，将新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纳入“概论”课教学内容中来，以教材理论讲新疆故事，无疑能够加深新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现实理解。

2.有利于抓住学生的兴趣，提升教学实效性

时间上“概论”课两大理论成果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内容上涵盖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改革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同其他四门思政课程相比，“概论”课的现实感较强；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单讲理论很难引发学生的共鸣；且当前新疆高校的在校生包括大量南疆、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因而在实际教学中应当量体裁衣、因地制宜，新疆文化资源往往同学生们的传统文化、心理思维、生活风俗紧密联系，将其引入到相对应的教学内容中并与之相证相佐，能使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经验，引发同感并接受和认同。

3.有利于升华爱祖国、爱家乡的感恩之情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早在公元前61年，西汉设立了都护府使得西域成为祖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从列强入侵瓜分中国到抗日战争，新疆各族人民一直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敌，共同保卫建设新疆，这些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各族人民血浓于水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团结之情，在“概论”课教学中我们应当注意使用这些资源来培养大学生热爱自己家乡、感恩伟大祖国的情怀，如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中的新疆人先进事迹、各民族爱国故事、各类纪念馆、主题参观活动、西部大开发、 “访惠聚”等都是对广大学生展开新疆社会和谐发展、祖国统一理论、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秀素材，让学生了解新疆在祖国发展中的作用、了解新疆现实发展的要求，非常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概论”课理论的理解和接受，进而自觉否定、抵制、抛弃各种混淆的、诋毁的和错误的社会思想、网络信息等。

二、充分发掘可运用于“概论”课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1.珍贵的红色历史资源

红色历史资源彰显了我们革命烈士勇于牺牲、英勇抗争的宝贵事迹，是寄托后人崇敬之情的不能忘却的纪念，也是当代90后、95后大学生最应当了解、铭记的历史。新疆是极富革命英雄传统的地区，曾有无数革命烈士在这里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资源，如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枪的1855年塔城各族英雄儿女怒烧沙俄贸易圈事件、抗日战争中新疆各族人民踊跃捐款捐物以及用生命保障抗战国际物资通道的史实、八路军驻疆办事处的峥嵘岁月等等，这些红色历史资源对于学生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的血肉之情以及祖国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反映新疆现实发展的方略及制度实践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均不相同，如何能因地制宜地让学生理解理论呢 ？在讲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新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现实实践就明显更具有说服力和可探讨性；又如讲“改革开放”时，新疆的17个国家一类口岸和10个二类口岸，新成立的喀什经济特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是比较优秀的资源；再如讲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都是体现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直观素材，这些地方资源结合“概论”课的理论内容，容易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且更有利于学生形成“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再到局部”的认识方式。

3.彰显正能量的道德伦理精神

道德和伦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其具体反映的是人们的文化心理；“概论”课中的相关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但任何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确立都不是一瞬间的事，更不是教育单方面的事，而是一个从个体的认同开始、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形成的过程。新疆各族人民在保卫和建设新疆的过程中不乏各类优秀的道德伦理精神，如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勤劳朴素的民族传统，特别是部分民族受到了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进而转化为民族精神中的传统道德，如和平、向善、诚实等等；此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新疆也涌现出一大批高尚的道德模范人物，如阿里木、王燕娜等，他们不仅是新疆改革开放之路上闪亮的道德建设名片，也是新疆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先进文化引领人物，这种感召力能够极大地增强学生对家乡、对祖国的自豪之情和向心力。

三、在“概论”课中运用新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路径

1.优选合适案例，实现有机融合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最大特点是其地域性，也是其优势所在，但并不是什么地方资源均可以走进课堂、为我所用。任课教师应首先明确 “概论”课教学内容、目标和教学任务，然后选择合适的资源。那么如何判断其是否合适？首先，教师应当考虑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概论”课授课内容的对应性和吻合性，如在讲授“生态文明”相关内容时，乌鲁木齐煤改气工程的引入形成了学生关于冬季烧煤与烧气供暖的直接对比思考，让学生自己对环境变化产生直观的认识，将理论与个人生活经验紧密关联；其次，教师在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概论”课体系时，应实现有机融合，切忌文不对题、生搬硬套，更不应该出现缺乏历史依据和现实佐证、人云亦云的信息，要保证能够进入“概论”课体系中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全部应当有理有据；再次，在运用这些资源时，教师应当特别注意教学的主次分明，应以教材体系为主，历史文化资料为辅，如在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时，任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案例的落脚点都应放在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和强化上，不能喧宾夺主。

2.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

新疆各高校思政课教学包括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以及二者结合等方式。为了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在授课方式上可以采用小组讨论发言、辩论、调研汇报等形式，如在讲述“改革开放”这一内容时，可让学生通过调查，自己亲手搜集资料，了解新疆改革开放之初到今天的巨大变化，同学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观察入手感受自己家乡的变化，最后教师通过教授、总结和引导，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产生认同，并且可以通过新疆的长治久安来探讨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新疆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同广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在实践中，这种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使用能够产生较为理想的效果；同时在授课方式上，教师应多借助多媒体的优势，利用视频、图片、照片、影像等多种元素组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各类记录新疆社会发展和热点问题的新闻类纪实栏目，如《大事小事》《新疆新闻》《丝绸之路》等以及各类反映新疆人生活的影视作品，如《美丽家园》《真爱》等，在播放中教师通过对节奏的掌控、讲解，形成学生的情境代入，最终实现观念的知识内化。

3.拓展实践教学

“概论”课与其他四门课程相比，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解释现实这一教学目标，而从思政课的性质来看，书本理论与课堂教学均需要学生第一人称的参与；比起教师的讲授引导，通过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学生自发的、主动的认识与思考，由此达成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是最牢固的，而且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各种利益诉求凸显，只有让教材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和感受才可以抓住学生的心，因此在“概论”课中，教师应多注意社会实践调查的设计，新疆各高校也应当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配套制度和基础，整合社会资源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服务。在新疆高校“概论”课中可以运用到的实践资源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各类博物馆、故居、纪念馆、烈士陵园、主题活动的参观活动，如八路军驻疆办事处、军垦博物馆、自治区周年庆祝展览活动等，教师通过问题的预设和情境的代入，让学生在参观中去感悟历史和缅怀革命先烈，形成强烈的情感触动，实现理念的传递和接受；第二类是组织学生自行或分组展开田野调查活动，教师预先对主题进行设定，学生在实践调查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最后以PPT或者主题演讲的方式进行全班汇报，老师加以引导，如将“和谐社会”的内容与乌鲁木齐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联系起来，请同学们捕捉、发现生活中各类文明、和谐的或者不文明、不利于和谐的现象，在课堂上对这些现象加以说明，并利用所学习的理论进行分析，最后找出原因，形成正确的判断。笔者在“概论”课实践中，发现这样的学习方式更加生动直观，并且把繁多的理论和生活直接联系起来，学生的理解和接受度较好。

四、结语

“概论”课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其课程目标是树立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坚定广大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和信念。因此，“概论”课最终应着眼于广大学生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教育上，思政课教师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应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当前新疆处于三期叠加②的历史时期，各高校的思政教师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完成教学活动，另外，教师应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选择把握适度与适合的两大标准，站稳思政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这既是我国思政教育的要求，也是广大思政教师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贾高建.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关怀[J].理论前沿，2000（4）：11.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9篇

2007年10月16日，2007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年会及学术交流会在古城西安召开，来自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省区的30多位于会代表就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旅游局《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中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专题研究专题”展开了讨论和学术交流，取得了一致意见。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我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复兴至今已经20多年，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缔约方。1986年开始，我国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1987~2006年，先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33处。我国先后分三批公布了99个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保护。虽然如此，历史文化遗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古城镇的保护状况仍旧不容乐观。尤其在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具有文化和科学价值的东西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城市化节奏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的各个区域功能发生变化，许多旧城、老街被拆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变得相当严峻。

2006年12月20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宣布成立，这对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宣传和保护是一件大事。中心成立的宗旨是为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社会平台，为丝绸之路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为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做出贡献。

2007年8月，受国家旅游局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课题组邀请，研究中心参与编制《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负责对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专题研究。9月，研究中心组织了专题研究小组，分四组对陕西、甘肃、河南、青海、新疆等丝路沿线省区进行实地考察，历时19天，行程1万多公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中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专题研究及研究中心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次年会上，专家们纷纷发言，认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加强丝路沿线城市政府、学术机构的联系，建立丝路沿线的学术交流网络，对促进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和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十分必要。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义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146-09

在《论语・述而》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据一些译解分析，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笼统的直译，把“道、德、仁、艺”作为特殊意涵的中心词，以此对“志、据、依、游”作相关阐释，略有争议处是把“艺”解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或“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或泛指“文艺”“技艺”“艺文”“艺术”等；一种是明快的意译，将“道、德、仁、艺”与“志、据、依、游”都做了适当推阐，构成比较连贯的人生意象与生活情趣。前者有复古诉求却泥古不化，让人看了其言传，还得自个意会其真义；后者有创新愿望却传承不足，使人明白自身表达的意涵，却难明白原来的根本主旨。

对此作充分而厚重的研讨，有一定代表性的是高书文的《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他比对朱熹的《论语集注》与钱穆的《孔子与论语》《论语新解》，详解此段经文的丰厚意蕴，结合孔子“下学上达”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推定其“成德进路”是“‘艺’‘仁’‘德’‘道’”，“以‘游于艺’为成德的逻辑起点，以‘依于仁’、‘据于德’为主体架构，以‘志于道’为终极追求”，由此构成一个“从‘实’走向‘虚’”即“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的圆融、周延的“成德思想体系”。这是在狭义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经验式论证孔子个人的为学成德进路，构筑其合时与合适理解的思想认知体系。如果把它放在人类广义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相对完整地考量其内在理路与外现可能，将在合理与合命的终极权衡上面临两个根本性难题，即“道”与“学”、“德”与“仁”，谁优先赋予和推进“艺文”的现实活动。结果，它会陷入西方近代笛卡尔“天赋观念”与洛克“经验观念”的求证困惑及困境，需待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后天（个人）体验”来折中处理其二者完全“背反”的认知情形。基于对这两个难题的考量与一种文化生命理路的尝试性求解，我将按照原典的具体内涵来呈现其实际诉求，重新推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可能意含与逻辑安排。

一、志于道

首先，我们考察孔子的“志于道”与“志于学”（《论语・为政》）是否等同？现有文献资料表明，其师老子（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其在某种意义上与《老子》吻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德经・四十八》），又说“强行者有志”（《道经・三十三》），可见，老子对“道”与“学”是有区分的。而且，人类学习文化知识，要增强目标意识、注重长期积累才行，但修行生命大道，遵循自然无为和减损日常欲望即可。此二者有先后轻重或本末体用等界分吗？按老子理解，道当为先、为重、为本、为体，学为后、为轻、为末、为用，二者明显不在同一意义层面。此“道”是“天道”还是“人道”，或其他？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德经・七十七》）。因而，要效法天道，以修正人道。

对此，孔子怎么理解？《朱子集注》讲：“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即孔子心志在大学之道，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集注・大学章句序》），道为人伦日用之理（或常理，伦理），这就意味着他要一心学习伦常应用之道。可见，其学是手段，道是目标，二者正面互动、增进，非负面制约、作用。高书文依梁漱溟的解法，认为孔子致力于“人生实践之学”，“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活和生命”，其“道”有时指“礼仪之道、先王之道”，更多“指形上而具有超越意义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原则”。这个人生“实践之学”与“超越之道”是如何关联的？难道像孟子那样反省内求于本心，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吗？或和荀子一样“劝学”于“圣王之道（即礼义法度）”而“尽伦尽制”（《荀子・解蔽》）呢？一个专心于其内在超越而求道之理或义，着力于“道性善”难题的根本性破解，以统领“学文化”工作的支离破碎，这是后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心学路线，希望把一切学问原理都统摄在本心的高度阐发中；一个苦身于外在（事物）实证而讲道之学或教，致力于“化性起伪”日常修为的长期工夫，通彻“本源之道”理路的完整建构，这是后来朱熹“格物穷理”的理学路线，要求对所有传统经典都进行全面的深度整理。这二者，谁最接近孔子的“道”与“学”的本真想法与做法呢？若按牟宗三思想认知所界定的“仁智”全体，开显孔孟荀的文化生命，提出“别子为宗”的理论判断，以孟子、陆九渊为正宗而荀子、朱熹为歧出；按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中“儒家四期说”，孔孟荀与朱陆都是正统而属内部分歧；据崔大华《儒学引论》的“命、仁、礼”判分，荀子相对于孟子是歧出，朱熹相对于陆九渊而言是正统。这种“道统”与“学统”的是非论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有定论。这里要考虑的是“统”之前“志”与“道”的关系内涵应如何理解？袁愈宗对《论语》中孔子的“志”与“道”作了些比较研究，他认为，“孔子之‘志’为大志”、“道为大道，天道”，“孔子的人生”是“追求天道，得天道，践履天道，归于天道”，并用“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为“大道”，对接“不可得而闻”的“天道”以指引“日常之事功”。问题是，人为或人文的忠恕大道与天地或宇宙的自然大道是不是一个道？荀子的《天论》是“明于天人之分”而天道其时、人道其治，《易传》是天道为阴阳、人道作仁义，仅在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根源意义上把天道与人道统合于王道，其后王充的《论衡》也以黄老道家之说的自然区别于孔子儒家的人为含义，到宋明儒者才沿着孟子的“仁心”“义路”来统合“天理”“人欲”为一道（其“存天理，灭人欲”），这大体确证了孔子的“道”非老子“自然”意义上的“天道”，可能是孟子“仁心”确立的“道”或“理”和荀子的“君子”所道。也就是说，孔子的“道”是“人道”，而非“天道”，如果非要说成“天道”，一定是人文（即孟子的“思”）或人为（即荀子的“治”）的天道而非老庄自然的天道。这种人文的天道只能是圣道，或这种人为的天道是董仲舒所言的王道。而且这种规范人道的王道应比先秦诸子模塑人道的圣道更悠久，甚至可以说中国早期社会的文化理念是从宇宙论的天道直接贯通政治论的王道来范导人生论的人道，而不是先秦诸子之后特别是荀子从其天论到人论再到政论所作的圣王理论建构（汉代董仲舒最明了）。因而，此道最早可能是人类政治社会塑造的王道理想所启引的人道，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希望目标或奋斗目标。

再看《论语》中孔子关于“道”的独到表述，如“父之道”可称“孝”（《论语・学而》）、“闻道”可死（《论语・里仁》）、齐鲁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论语・子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等，其“道”与“人”这个特殊主体、齐鲁这些特殊国家、“三代”这种特殊时代、文学（指广义的文化学习）这类特殊教育、感官（即耳朵）这一特殊功能有内在的直接关联。显然，它不是任何事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表现能普遍体证而不用经验知觉的自然天道。这种“道”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发觉、领悟、弘扬与传承，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国家建设中，在我们的经典学习里，在我们的父辈生命中，在我们的祖先历史中，在人类文化生命的贡献中。这个“道”，即使是客观的超越的自然天道，也需与主观的经验的人文知识结合，才能有效地进入人类生活领域，发挥具体指导作用，否则，它的“志”如何揭示人的能动性呢？只有人的“志”把“道”的原则性规定好，才能以此去指点江山和同类，建造期望的国家事业与人类事业。正如孔子在许多篇章都讲“邦有道”和“无道”（《论语・公冶长》篇、《论语・泰伯》篇、《论语・宪问》篇、《论语・卫灵公》篇），及“天下有道”与“无道”（《论语・季氏》），这种邦国之道或天下之道决定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命选择与生活成就（或政治成就，文化成就），这种道不更像王道的理想作为，影响人道的现实分判吗？由此可证，《论语》里孔子的“道”是更理想、圆满、美善和值得追求的王道，是人类历史逐步树立的希望目标，而非自然现实直接推行的生命事业。用现代学术话语讲，它应是文化生命的发展目标，需要人的自觉意识与能动推进，这叫做志存高远而道不远人；它不是宇宙生命的存在样式，只需用事物的自然呈现与无限流动便行，这是命（或道）该如此而谋（或志）又何用！就此，孔子借助于有历史性文化志向的王道把自然无为的天道转化成现实生活自觉作为的人道，树立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发展目标。

二、据于德

一旦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吗？或者说，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可被实现呢？或它在实际的社会进程中能展现到何种程度？当然，毋庸置疑，是人首先确认自己的发展目标，并非他者直接赋予，也不是神的特别恩赐，因而，“志于道”，这个道受人的制约。也就是说，仅人有“道”的目标意识。这种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人类所得，而非其所能，所能仅代表某种可能，所得才具体展示这种期望效果。这个得是人依据“道”的判断标准而为的生活成就，绝非生命成就，因为生命只能成全他者却不能成就自己，但生活可以通过所得改进与增益。对这种人为增改的生活成果进行人文化处理，便是“德”。由此可以说，现实的“道”是理想的“德”，或在现实层面上“道”即“德”，在理想层面上“德”即“道”。这样，“道”的实现与否，看“德”的成就如何。倘若放在人文历史视野中来考察，那么，“道”是目标意识而待确认，“德”作期望成果而待实现。如果在现实社会中，“道”作为判断标准而方便理想规划，“德”则是有效证据而能保证实际成就。

试问：《论语》中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还是得于“仁”呢？有人以“法自然”的道家与“依于仁”的儒家来分判二者的“道”与“德”，有人把“德作为人生的根据”，有人将“德”解释为“个人的德行修养”，有人认为“德”是“坚守道的真谛”并将其“贯彻于自己的内心、落实到自己的行动而不失去”，有人理解成“德者，得也。能把道融入人格才是德”，等等。他们就“据于德”的“德”之诠释，要么是把“德”与“道”相关联以界定其内涵，但对“道”的说明比较空泛、模糊，不知“道”及其真义的明确所指；要么是单独判析“德”的总体内涵与具体作为，要么将其作为人生根据而近似于“仁”的意义诉求，要么将其作为个体修养而体现道德品质的意涵，却未将其放在“德”的特定思想认知背景中作更可靠的内蕴界识。为了进一步探索“德”在当时语境中的意蕴及它与“道”的内在关联，有必要回到文本。

在一般用法上，作为引导性动词的“道”，孔子说“道之以德”与“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是把“德”看作指导标准；作为日常性名词的“道路”，孔子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是将“德”当成正义原则。即人的现实生活道路与理论指导必须以德为基准来作准确判断。但人的历史文化道路与目标设定，该用什么理念引领和塑造呢？孔子据人们日常生活体验情况及其言行表征，笼统地讲解了“德”的高尚追求与糟糕现状，即“德不孤”（《论语・里仁》）、“德之不修”和“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崇德”（《论语・颜渊》《论语・子路》）、“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可见，人的天生德性是无法抹杀的，他的好德行是有社会影响力或示范效应的，要尊重自己的德性发挥与德行发展，但眼前太多的人被生活的色相迷惑，质疑古代圣贤的高尚德行。也质疑自身本有的良善德性，经常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自我逞能、自以为是、自鸣得意、自食恶果！人们应怎样避免这种恶状与恶果的发生，继续保持和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创造并享受美好与文明的社会生活呢？孔子提供了目标与典范，他认为“中庸之为德”“至矣”（《论语・雍也》），“泰伯”“可谓至德”与“周之德”“可谓至德”（《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周人尤其是泰伯成就的德行是至高无上的，可以作为德行的最高判断标准了，能据此完善的德行来发挥人们潜存的德性光辉。这是孔子理想诉求的“德”，是周人的历史成就，或者确切地说是其历史塑造的道德典范，是提供给后人现实发展的光明大道。但问题是如何依据周人的历史所得而凝练成德，化作现实社会发展的光明道路，让现存的人们也这样有所获得，以成全其德性并成就其德行呢？孔子区分了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他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当时有君子“德行”的弟子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君子有德“必有言”，而“尚德”“称德”却“不称力”“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进而，作为领导者或王者，要修君子“文德”（《论语・季氏》），能安抚四方民众，使“民德归厚”（《论语・学而》），以免“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和“德之贼”（即乡原，《论语・阳货》）横行，导致“小德出入可”（《论语・子张》）而大德荒废。据此，就现实的“德”讲，在人生修养方面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德行的成功案例有颜渊等人，文化诉求是立言、立德；它推扩到政治作为方面有“君德”与“民德”的差异，君德是君子之德在上层领导的作风彰显，民德是小人之德在底层大众的文明进化。

孔子把“德”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至德、大德、小德，相应于圣人之德、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或圣德、王德（君德）与民德，其中圣德以泰伯为典范，君子之德以颜渊等人为榜样，小人之德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状，那么，他应当主要针对德行方面的成就而非德性方面的潜能（这是后来孟子完成的工作）作评比，由此寻找出历史记忆塑造的德行目标人物作为理想典范，引导那些挣扎在道德修养边缘或途中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未来生活发展赋予希望。这是“德”从可确认的历史典范自觉进入可模塑的现实人物，造就道德文明程度不同的两种生活类型，即君子与小人。可孔子根据什么判定西周初泰伯而不是夏代或商代或其他什么时期的某个历史人物有圣德呢？这要看泰伯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及在文化社会里产生的持久影响力，让他的族类或国民及天下受益的功德情形。或许就自然生存状态而言，人始终是由现实进入历史而塑造自己，但从人文发展来看，道总是从理想走进现实而展示所得。当我们在文化生活中面对历史人物的烟云弥漫时，可能也会像孔子的弟子子张那样迷茫――一旦放弃德行的具体考评与道义的内在坚守，现实人生的目标在何处，结果又将怎样呢？我们却不敢任意想象，需要对“道”的真诚信仰而宁愿相信天赋神授的可能，需要对“德”的美善弘扬而希望改造丑陋罪恶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道”是人类历史赋予的神圣信仰，成为现实人生奋斗的伟大志向；他的“德”是人类历史满意的巨大收获，是现实人生发展的有效证据。以此讲“道”与“德”，不是孔子学说的独特创造（或为老子道德观念的特殊贡献），而是他思想的精神源泉与理论根据。因而，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而非得于“仁”。

三、依于仁

孔子在《论语》中“谈仁百余处”，大都谈“如何能仁或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做接近于仁”，因而“把握仁并不比把握道更容易些”。不过，在孔子观念里“‘仁’与‘德’是很难分清的”，毕竟“政治层面之德治”“个体自身”之美德与超越层面的“纯粹之‘德’”，“从外在进入内在”而成为人“内心修养提升”的品质是在“孔子时代”实现的。似乎在本体把握上仁比道更难，或许在功夫求证上无心的道（老子道家）比有心的仁（孔子儒家）更不好琢磨；就心的内在超越而言，仁与德是一体混杂、不好界分的。可是在孔子的认知谱系里，道、德、仁是界限分明的。正如前面讨论的，道是命而为历史的目标诉求，在现实层面成王道理想；德是内生的性与外推的行而为历史的希望成果，在理想层面成圣德典范；仁是以此命根、本性和作为的归结而统摄于自身文化自觉。难道“仁”不是人内在的心灵回归与觉醒而是显现肉身的文化精神主体，它只是外在的生活警觉与寄托而凝聚的客观对象物吗？关于“仁”的讨论，比较丰富和完备，不必详解其文本而深究其内蕴，下面从论文、史与专题的视角作些探讨。

论文方面，“徐复观对孔子的‘仁’的诠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1955年前“以‘爱’释仁”而作“人的所以生之理，宇宙的本体和宇宙生成的法则”之后开始把其定义为“道德地自觉向上的精神”和先天性存在，70年代后说“本心、仁体、道德自我有两个来源”即历史经验教训与个人道德实践。高赞非认为“‘仁’的思想一般的意义是‘爱人’，是封建的人道主义”，特殊意义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和“最高的道德标准”，“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是“孔子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前者用传统中国哲学的“生之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及“生成法则”界定“仁爱”的内涵与外延并推扩为先验赋予的道德精神，再用历史成就与现实修为凝聚在本心，作“仁体”；后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判分的“封建人道观”来阐释仁爱，进而将其表述成共产主义理想的积极精神与最高标准，它回到本质诉求上是“世界观”的构成要素与一切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点。前者从原初意义的混成到先验存在的设想，再到后验内容的求证，经过“仁”的爱、生、神、性、心的认知历程，透视其“性体”原本在人的历史与现实中；后者从一般意义的识别到特殊意义的认定，再到本质内涵的说明，借助现代的人道、理想、标准、要素与基点，照见其“精神”呈现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中。他们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的视野，对“仁”的内涵变迁及层次划分，作了笼统观照与宏大推演。另外，李孺义在孔子“‘行’的本己性动因的意义”“推己及人的对象化意义”和“一切生命个体之自主自愿的意义”上，解证“‘仁’的整体性命意”在“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之理”中；孙秀昌认为“‘人’、‘仁’、‘道’在孔子这里显然是一个相即不离而相互成全的动态过程”，即在人们的生活中，仁与道是一体互动而促成人们共同期望的社会道德事业，即使在内因、外化、自主的意义诉求中有区别――道是根与命、德是性与行、仁是义与理，在理论认知上有不同的内涵诉求与表达形式。

道、德、仁的理论内涵与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三者字形的简繁写体及其演变过程已足以表明其认知形式上的差异，不需过多分辨，但其内涵的界识可能真不容易讲清楚，特别是它们的意义诉求，难免会纠缠不清。若从史的定位看，“孔子的‘仁’是‘情’（爱心、同情心）和‘理’（理性的要求）的统一，是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礼、仁、孝”是孔子“伦理的概念群”里“最重要的”观念，就其基本理论看，“‘仁、义、礼’三观念”是“孔子理论之主脉”，孔子原始儒学形成了“以‘仁’、‘礼’、‘命’（‘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儒学思想结构”。这些定位基本上以“仁”为中心或核心观念来进行理论建构和推演，对“道”与“德”没有直接比对与系统分析。对此，再以专题研究来深入考察其可能存在的诸多差异。目前，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是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与陈来的《仁本体论》，下面以其素材与要点作一些比对与分析。“新仁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讲“仁”的“体用论”而得“内圣外王之道”，讲“生命论”而“视生命为真实的活体”，讲“大同论”而“展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和道路”，此“仁、和、生、诚、道、通”以“仁为核心”，进而作“义理分疏”为“十论”即“仁性论、仁修论、仁德论、仁志论、仁智论、仁礼论、仁事论、仁群论、仁力论、仁艺论”。“新仁学”的基本框架以“仁”为核心，以“仁、生、道”为骨干，以“和、诚、通”为追求，由此展开对“仁”的“性、修、德、志、智、礼、事、群、力、艺”的理论探讨。其“仁”与“道”的关联是通过“生”来完成的，或者说，这三者本为一体而有三个面向，即本体、本命与本原，而与“德”也需要“性”与“修”（即行）的中间过渡才能彰显。可以仁统道与德，应在孟子的“仁义礼智”论证后成立，其“仁”包含“道”与“人”，“道”又分“仁”与“不仁”，在老孔时代甚至秦汉时期道与德还是圣与王的精神目标与权威依据，仁与义只是其自觉的道德手段与价值诉求。如老子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韩非子・解老篇》释为“德者道之功”“仁者德之光”“义者仁之事”和“礼者义之文也”。按韩非子的解读如果补充“法者礼之用”继其后，就更符合秦汉特别是汉代的政治理路了。另有系列说明，如管子的“道一虚、德一化、义事、礼一体、法（刑）”，文子的“道生、德长、仁爱、义正、礼敬”，庄子的“天、德、道、仁、义、礼、事、法、民、物”，《大戴礼记-盛德》的“道-一治、德一安、仁和、圣一平、义成、礼一定”，贾谊的“道、德、性、神、明、命”与“道、仁、义、忠、信、密”，扬雄的“道一导、德得、仁人、义～宜、礼体”，等等。或许，他们立论的依据、主体与论证的过程、结果各有不同，但对“道德仁义礼”的政治理路推证基本上与老子保持一致，有递减、递增与平行发展甚至多元融摄的意义诉求，这表明其共同的思想推演程序产生了不同内涵的理解。

陈来直接指出，“孔子对于仁的指点，主要是设定仁的普遍价值，特就德行、工夫而言求仁”，孔子“以工夫而合本体，以德性而求境界，注重德行的实践，以达到仁的境界”，其“‘仁’有多种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厚道、能恕，在感情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和平、（此处原为逗号）万物一体，在行为上是互助、共生、扶弱、爱护生命等”。其内涵诉求是通过德行工夫达到“仁的境界”，表现形式有伦理、感情、价值与行为等多种具体要求。这就意味着“依于仁”的“依”并不只是人身的依靠或依附关系，还是内心深处的向往或回归，它是依据过去“道、德”的历史检讨，超越现在的“事、物”束缚，展望未来的“美、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仁”是人现实生活的圆满归宿或美好向往，如孟子讲的“安宅”。这是孔子“依于仁”的现实生活意义诉求的归结点。

四、游于艺（义）

既然“道”是目标，“德”是根据，“仁”是归宿，那么，“艺”就是具体途径，待确立正当目标和把握可靠根据后，由此具体途径可抵达希望归宿，或依此归宿来选择有效路径。如果说，老子用“道德仁义礼”拟定政治理想的现实进路，那么，孔子以“道德仁艺（义）”推证人生理想的现实进路，其“艺”作“义”解（待后求证），它意味着人的历史生命（即生灵）的志向远大（即道）与证据充足（即得或德），逐渐走向人的现实生命（即生活）的归宿圆满（即仁）与意义高尚（即艺或义）。对于王者，其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合二为一，其现实进路在理想层面而非现实层面。由此，按孔子的认知理路，可译为：“立志人道（王道），依托圣德（周德），安顿仁心（人心），和乐义身（艺身）。”

有研究认为，“这个‘游’不是一般的消遣游玩”，它是“在坚实的人格修养”基础上“获得一种精神自由”，“游于艺”应先通过艺术“学习、欣赏、陶冶”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精神自由”，更重要的是“养成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人生境界”，从而“把握生命本性、不为物忧、‘仁者不忧’和‘知天命”。也有人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指出“学界对‘游于艺’作审美性读解”是“对孔子命题进行了过度阐释”，而且这种阐释明显受庄子的“‘游’论以及佛教论‘游’等思想的影响”，该命题的根本效果“在于能使之体仁、进德、明道以修身”，进而可“解说为：为学者遍历、熟习六艺，故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前者从文艺欣赏的精神自由来阐发其人格修养的完美成果，或注入了庄佛的意义诉求而呈现其理想境界，但就后者人生追求的理想境地看，他们应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趋向自在自如的生命神境，前者突出艺术的实践和作为，而后者强调道德的实践与作为。可以说，不管是艺术理想还是道德理想，都是从理想层面来解读其意蕴，绝非从现实层面来确认其内涵。于是，有人作了类似讨论，认为“庄子的‘游心’是对孔子‘游艺’的逻辑展开”，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兼会容通而不互相抵触”，“‘游于艺’是孔子政治失意后的一种生活和心灵安顿方式”。也就是说，庄子的精神自由与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融通的，孔子的“游艺”是在恶劣现实政治影响下人生处境的一种健康排解方式。

其实，王凤阳已简要梳理了孔子“游于艺”的意涵变迁情况，他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到后来孔子儒家经典塑造确立的“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再“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偏指文化典籍方面”，再后随“‘经’、‘史’的独立，‘术数’的分出”而“主要指各种文学与艺术”，到现代“随着文学的独立”而特指“音乐、绘画、表演、说唱之类形象艺术了”。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六艺混杂到六经典范，再到现代社会的文艺作品与活动，说明了“艺”的纵向发展是从原初混融到纯粹理想，再到文化实践和艺术活动的演进过程。可见，孔子处于人类的纯粹理想到文化实践的历史阶段，不会局限于原始传统的“混沌状态”和经典创造的功德情形，他可能进入文化生活的精神世界作“道德”考量，再检讨现实社会的理想作为而进行“仁义”探索，从而给现实人生设置“道德仁义”的理想进路。李孺义说孔子的“义者，宜也”（《中庸》），孟子的“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墨家的“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其“在‘正当’的涵谓上，‘义’的命意在于贞立人之行为的应然尺度”。从孔墨孟的“义”意上与现代解“义”的正当诉求上看，知“义”不是文化生活的行为表现程序或方式，而是其判断原则或理论尺度。就此反证理想层面的“艺”是现实层面的“义”，或在理想层面艺即义，在现实层面义即艺。这应是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层面来谈“艺”的“义”。或许，他希望通过新的表达形式把“仁”的传统思想内涵充分展开，实现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而崇高的追求。但现代社会的科学理路与传统社会的道德进路是否能够有效融通，尚需更多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这里要论证的是，不论是“艺”的历史纵向发展进程，还是其现实横向扩展全景，都与“义”息息相关而在心灵或理想层面融为一体，作为“仁”的有效路径来展开。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理论；异同；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6.107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是指世界各民族和国家产生世界性普遍联系和交往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论，全球化理论主要是由西方国家来阐释的，两种理论都包含了全球化思想，论述了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但两者出现的时间、背景各不相同，具体内涵也存在区别。因此，研究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异同，并从比较中得到对当今的启示尤为重要。

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

1.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于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又与世界历史产生冲突。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发展的趋势只能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才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不过这一目的的实现也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实际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和客观基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其形成动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其客观基础；二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开拓者和实现者，开拓者是资产阶级，而最终的实现者是无产阶级；三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必将代替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四是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在晚年提出每个国家和民族进入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

1.2 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特・莱维于1985年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提出的，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广义上讲，全球化理论是一个理论群，包含多种理论，它主要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西方全球化理论基本都会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大多数学者都会把全球化归结为一体化、西方化。他们认为全球化理论的基点就是以资本主义来出发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就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并实现现代化。

2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不同点

2.1 理论实质

理论实质是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区别。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全球化理论坚持的是唯心史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来源于对实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考察，并通过实践而证明了的科学、系统的理论。而全球化理论中，不可避免的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即使是批判资本主义，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2.2 制度差异

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自身的固有矛盾，“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全球化理论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造成了资产阶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但他们并不承认是因其制度基础造成的，这也正暴露出其制度本质，即始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追求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满足和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发展。

2.3 发展阶段

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都涉及到三个社会历史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但它们存在本质区别。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资本主义并非是历史逻辑的终结，而是新的社会形态的开始和准备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并没有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顶峰，它终将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因此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未来社会是指共产主义，即它所提倡的发展阶段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全球化理论也同意人类社会经历三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终极性发展阶段，它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是人类社会最优越的制度，即未来的社会形态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发生社会形态的更替，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矛盾是可以缓解和调和的。实际上，全球化理论的这种观点有自欺欺人的意味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不能通过自我调节来消灭。

2.4 发展途径

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途径的问题时，马克思也是基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分析的。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取得更大发展的话，一方面，作为国家，必须加强同中心国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联系，积极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要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要结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际，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赖。马克思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知道”。新左派全球化理论中的依附理论认为在“中心――”模式中，作为的发展中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自身要想获得发展，必须摆脱对中心国家的控制和依赖，割断同发达国家的联系，这种观点是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违背的。

3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相同点

3.1 物质基础

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的生产力基础。马克思强调大工业的发展创造和稳固了世界市场，并且消灭了各国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越来越依赖整个世界，就促进了世界历史的产生。同样的，全球化理论把全球化的动力理解为工业文明的衍生形态――信息文明为基础的资本的集约化和技术的发展。因此，工业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化形成的前提。

3.2 联系与交往机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中介。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因此而不断加强和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和交往也加深了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西方全球化理论认同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交往机制，同时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将向着更紧密的方向发展。

3.3 研究视野

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都坚持了全球化视野，而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阐明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即由资本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全球化理论以资本主义创造出的巨大的生产力为炫耀，在全球范围内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企图干涉其他国家的人权以及向别国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

综上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应该正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认清两者的本质，这样才能为今后的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

4 研究两者的异同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4.1 把握我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在长期的摸索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条道路遇到了挑战：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在世界上也在我国造成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二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对立的；三是资本推动的全球化为掩盖其获利的真实面目，往往会带着“友好”的旗号，并以日常化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张，使人们不容易识破其真实面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挑战，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以我国国情为基础而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4.2 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关系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内部虽然有其固有的矛盾，但通过其自身调节使得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应摆正自己的心态，积极学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甚至一些符合我们实际的优秀的促进教育、医疗等发展的积极措施也可以借鉴；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文化传播的形式向我们传递他们的价值观念，我们要加强防范，不能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骗，以避免大的灾难的发生。

同时，正如当今我国的外交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一样，我们还应该处理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加强同他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为我国今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4.3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人的发展，他肯定了世界历史发展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人的解放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所追求的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人的发展的异化。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作为具有全球化思想的两种理论具有共同之处，但由于两者理论实质、制度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必须辩证看待。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才算是真正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此为基础抓住机遇，以积极的态度、合理的对策应对挑战，才能不断地为改变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历史 教学 方法

初中历史教学方法新探传统的历史教学法只强调教师的讲授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压抑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束缚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这种忽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目中无人”的教学方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学生“听而不闻，学而不思”。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必然会思路闭塞，视野狭窄，成为不谙世事的“书呆子”。

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教学方法，是教师教学风格的体现，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关键环节。现代教育心理学揭示出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是：“不满足于教材中关于某些事物的解释，常想进一步了解某些现象的原因，对成年人或书本中的见解常常提出疑问或不同的看法，喜欢争辩、好追问……”因此，历史教学必须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良好的思维品质，使学生的思维具有深刻性、创造性、灵活性、批判性的特点。 这就要求教师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尽可能提供学生良好的思维空间。在此，罗列自己在十多年的历史教学活动中摸索到的几点粗浅方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阅读――创设情景与精心设问，促进学生思维增长点的再生，培养思维的深刻性

在历史学习中，学生思维的深刻性主要表现为：在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对历史问题作适当分析，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发展的本质特性、规律和趋势，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们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一种情景，然后设置疑问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阅读就是教师课前明确课堂教学的目标，精心设计问题，学生根据教师所提问题，阅读教材，思考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处在抑制状态的学生是不可能很好地进行学习的。因此教师应想方设法，将这种抑制状态转化为兴奋状态。我在教学中经常采取创设情景设疑导学法，即选择一定的媒体组合，从教材中发掘出有一定思考价值的知识内容，将其转化为问题的情景，一方面引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和动机，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养成勤思、善问的学习习惯，学会提出问题。从而使学生心理和课堂气氛同时活跃起来。例如，在讲世界史《新航路开辟》这课时，我设问：“西欧人为什么要到东方来？”学生回答后，再播放组合媒体，引导学生看《十四世纪欧亚主要商路》图，学生发现西欧与亚洲的往来通商早已有三条路可走。学生提出：“为什么还要开辟新航路呢？”我不是及时作答，而是指导学生看书独立思考，并对有困难学生个别辅导，得出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二、精讲――观察释疑、启发引导，变换提问角度,保持学生思维活力,培养思维的灵活性

思维的灵活性是指思维活动中随机应变,不为习惯性思维束缚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学生的思维能否随着教学内容的变化及时调、学生思维是否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两个方面。在具体教学中,注意变换问题的角度,有利于培养思维的灵活性。这时教师可以先进行精讲，然后观察释疑再加一启发引导。精讲就是教师在讲授时，突出一个“精”字。即学生通览教材，经过一番思索后，教师“精讲”。其主要目的是要用精练的语言，讲清教材的重点、难点，疑点，把书本上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认知结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教学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学生对教师的教，以及教学内容既能接受，也不厌烦，但是，由于对教师的教法摸得很透，就会产生“他一定会用老一套方法来教的想法”。然后就平静地在那里等待，这是一种不良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当采取学生意想不到的方法，打破这种平静状态，使学生的学习心理活跃起来。

三、议论――激活学生思维，设计是非评判式问题,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

在历史教学中，议论就是有目的地让学生把尚未弄懂的问题的疑点提出来，师生一同展开讨论，激活学生的思维。准确可靠是历史信息最起码、最重要的要求。因此,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要学会问一个“为什么”,不祈求现成的结论。在教学中，经常设计一些带有评判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维，在讨论中解决问题，这样做有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或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加以点拨启发，开启学生的思路，当堂讲清疑点；也可以概括几种不同看法，然后指导学生阅读一些相应的课外读物，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钥匙，让学生在课外寻求答案。教师引导学生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及时点拨，注重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让学生从各层面寻求答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心理方面常给学生一种具有新意的刺激，让他们在新鲜事物的尝试中，增强自信心。从教学的方面讲，这种新鲜的刺激能高度集中学生的注意了力，使他们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亢奋状态，愿意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进行实践。这样做不但能克服学生的畏难心理，而且可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各种能力。因此，我在课堂教学中常使用激活学生思维的讨论法，使学生在对新问题的讨论中，克服畏难心理，增强自信心，达到培养和提高各种能力的目的。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我从电视播放的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中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辩论稿或资料卡片。然后由各小组的组长初审，我查阅后把稿纸或卡片发回学生，再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接着由正、反方各推荐出五名代表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辩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评判双方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我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胜过东方文明”，一节课里，整整45分钟，学生争辩不休，尤其是双方代表，你争我夺，发言积极，心怕自己的观点没有阐释完整，心怕没有被人接受，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在课堂教学中经常通过这种辩论，学生兴趣提高了，变得主动了，由死啃书本、硬记课本，变为主动收集资料、掌握知识。由粗浅的认知历史事件，变为全面深透地理解历史知识，再也不会闹“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孙文是孙武的哥哥”这类笑话了。更为重要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唱主角的教学意图得到真正的实现。

教学方法是值得我们每个执教者用毕生精力去摸索、探讨的问题。上面所说，只是我上历史课20多年来的一些做法，也许是我20年摸索所得到的点滴经验，是我在教学海洋中所拾的几枚贝壳，非常粗浅，但愿能以此引出同僚们的真知灼见，能让芊芊学子有所收益。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曲折历程；启示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2-0030-03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全部实践的指南和依据，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指导全局的总任务、总方针、总政策的集中概括。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的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能否制定和贯彻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直接关系到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曲折，可谓历尽艰辛，从不懈怠，最终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从深层次研究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直接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基本路线的历程紧紧相联，密不可分。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曾先后于1952年、1958年、1969年、1979年、1982年、1987年制定过6条基本路线。如果把这六条基本路线放置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可以发现一个特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前近30年的基本路线，除1952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外，都始终没有走出“左”、“右”倾思想路线的束缚与干扰的误区；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基本路线才科学地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十三大的基本路线准确地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平台之上，真正弄清了中国的国情。我们现在来进一步研究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探索基本路线的历程，对于我们认真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现行基本路线，自觉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及其重大战略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6条基本路线述略

(一)1952年制定的基本路线

1952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条路线简称“一化三改”路线。这条路线促进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条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基本路线。

(二)1958年制定的基本路线

1958年5月，中共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条总路线是根据《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创意提出来的。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此作了解释，认为总路线的精神表明，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技术和文化革命。他还就经济发展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作了说明。这条基本路线是中共建设社会主义历程中的第一条基本路线，从总体上讲还是正确的。

这条基本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它是建立在对党的主要任务的准确判断与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这条基本路线的闪光之处在于，它不仅注重了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注重了经济建设，从而强调了工作重点的转移，要求做到多快与好省的统一，也就是产量、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但是这条基本路线在贯彻执行中遭到严重挫折。由于这条基本路线没有正确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此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盲目追求高速度。人们在认识上步入了误区。认为“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其结果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极左思潮和实践运动在中国泛滥。可见，这条基本路线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尤其是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盲动行为。这条基本路线由于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很快为群众掌握，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口号。

(三)1969年制定的基本路线

1969年4月，中共九大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条基本路线是根据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而确立的。

这条基本路线犯有严重的片面性错误。它通篇只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至于党的任务、奋斗目标等有关基本路线的基本要素，几乎没有涉及，对于经济建设，更是没作任何表述。其唯一的闪光之点在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曲折，国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党的政治生活一度无章可循。

(四)1979年制定的基本路线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首次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条基本路线制定的政治前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基本

路线的成功之点就在于，它认真思考了1958年制定的基本路线，纠正并结束了1969年制定的基本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五)1982年制定的基本路线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又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总任务的提出，就是新的基本路线的制定。

这条基本路线体现了两个特点。首先，它既是对路线的恢复，又是对路线的发展。它重新确立了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及时有效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它避免了1958年制定的基本路线单一讲经济的局限性，而且增加了新的政治内容和经济内容。其次，它是对1979年制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完善。从内容的提炼和语言的表述上看，它与1979年制定的基本路线相比，显得更具体、更完善。但是，这条基本路线仍然存在不足，“现代化强国”、“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等目标口号，具有急于求成的超越客观现实的左倾空想主义色彩。即使如此，这条基本路线反映了共产党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伟大的革命胆略，它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足发展。

(六)1987年制定的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这条基本路线就是我们贯彻执行的现行基本路线。

这条基本路线与以往任何一条基本路线相比，都显得更完整、更准确，都显得更严谨、更科学。它一方面实事求是，符合国情，既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果，又是对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全面再认识的结果。它另一方面抓住重点，突出中心，不仅目标明确，而且方法对路。这条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这是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才获得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说“基本路线动摇不得”，就是指的这条基本路线动摇不得，我们要自觉地坚持这条基本路线。

二、几点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基本路线的曲折历程充分说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制定基本路线正确性的标志

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出现种种失误的原因就是在制定基本路线的时候，没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对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完善，上层建筑不成熟的客观实际缺乏深刻透彻的了解，就是因为不能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生命线，基本路线出了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然会出现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制定基本路线的时候，把历史过程论与历史阶段论统一起来，克服和纠正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认识。党的十三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以此作为制定基本路线的出发点，从而避免了“左”右倾思想路线的束缚和干扰。党的基本路线摆脱了“左”右倾思想的束缚和干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然就会出现生机。

(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基本路线的曲折历程充分说明贯穿于我们党执政全过程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

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题”，把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充分表明我们党执政的目的始终着眼于发展，执政的任务始终致力于发展，执政的措施始终围绕着发展来制定，执政的成效始终要用发展来检验。发展是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党的提出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这一思想没有坚持下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之所以在长时期内出现重大失误，就是因为改变了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正确判断，没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是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特别需要我们花大气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维护与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显得迫切。我们必须时刻牢记1958年、1969年制定的两条基本路线失误的教训，准确而全面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个命题把发展与执政兴国联系起来，表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发展为己任，以兴国为目标，以富民为取向，从而突出了发展与执政、兴国与执政的内在联系。这个命题凸显了发展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第一要务”的位置。所谓“第一要务”是相对于其他各种要务而言的。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说明在党面临的各种繁重任务中，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根本的任务、中心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党和国家的其他事务都要围绕这个“第一要务”来进行。

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由此可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三)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基本路线的曲折历程充分说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经过对历史的反思与长期艰辛探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初步框架，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完整内容进行了科学的表述。毫无疑问，我们党能够经受住国际国内各种各样风险的考验，领导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把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根本原因是有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是有以邓小平理论作基础而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导。在当代中国，能够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必然要求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四)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基本路线的曲折历程充分说明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最终体现在人民性

在《论联合政府》中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史，无不昭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制定、修改、补充、完善所经历的曲折历程，足以说明，只有坚持了人民性，才能确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得以落实，才能制定出科学的基本路线。只有坚持了人民性，党的基本路线在实践中才经受得住检验，从而使之不断得到修改、补充和完善。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基本路线的曲折历程，实质上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历程。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范文第15篇

一、《天路历程》的多重文学属性创作特征

现行《天路历程》的版本由两部分组成。1678年出版的第一部分以一个叙述者的视角讲述在梦境中出现的故事场景。梦境中，一个名为基督徒的人从书本上得知天火即将焚毁他所在的城市，因而惊恐万分，不知所措。此时一个名为传道者的人提醒基督徒应立即离开此地，逃往天国。为了顺利到达天国、求得救赎，基督徒一路战胜艰难凶险、抵制各种诱惑，终于踏入了向他敞开的天堂大门。1684年出版的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在情节上有些类似，所不同的是，这次踏上去往天国之路的是第一部分基督徒的妻子及其孩子们，而且她们在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旅途中与人结伴而行、相互扶持，当她们到达天堂的大门时，队伍已经相当庞大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天路历程》的创作具有多重文学属性的特征，包括宗教属性、民间属性和现实主义属性。

第一，宗教文学属性。班扬信奉新教中的加尔文教义，因此《天路历程》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将文学与神学完美结合的《天路历程》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宣扬上帝权威、《圣经》权威、信仰重于情感等宗教理论的言辞无所不在。英国20世纪著名文学评论家刘易斯将《天路历程》提高到与《圣经》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两者是呼与吸的自然关系。班扬几乎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一生所研读的书籍也屈指可数。班扬在自传中坦言：在监狱里只终日研读过两本书，一是约翰福克斯的《英烈传》，另一本就是《圣经》；入狱后《圣经》一刻都未离开过身边，不是在研读，就是在默想。《圣经》可谓是班扬心血创作的不竭源泉。从行文、叙述、节奏、遣词等各方面来看，《天路历程》无不洋溢着《圣经》的韵味与气息。对此，英国著名文学史专家埃文斯认为，班扬未受过正规教育从一个侧面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除了《圣经》，没有任何传统文学因素可以干扰到他的创作。班扬从《圣经》中汲取了清新、简洁与诗歌化美感的风格，并将它们融入《天路历程》的每一个篇章。《天路历程》引用《圣经》中的比喻达到了254个之多，是西方各时期文学作品中从《圣经》引经据典最多的一部小说，其涉及的内容包括《旧约》19篇、《新约》22篇。由此可见，班扬自己就是对《圣经》的诠释，其著作《天路历程》以长篇小说形式宣扬新教，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学色彩。

第二，民间文学属性。《天路历程》除了《圣经》所赋予的宗教属性之外，还以其平民风格的语言而具有民间文学属性。《天路历程》的这一民间化特征让它在18世纪被以优雅著称的奥古斯都文学排斥在外，被看做是非英语的粗俗小说。[2]直到19世纪，罗伯特·骚塞才为《天路历程》正名，他将班扬的平民英语赞为最纯净的文学英语。尽管班扬在创作时深受《圣经》的影响，但《天路历程》并未刻意使用生涩的宗教神学语言，而是使用了丰富、朴实、地道的民间俚语和口语，甚至还有民间流行的歌谣语言。它们将深奥的宗教教义和道德以通俗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班扬用民间语言书写宗教寓意故事，旨在帮助社会上绝大多数像他那样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平民较为轻松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内涵，即只要在上帝的指引下就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班扬也曾在作品序言中说道：这样的创作风格在于不让人们因教养和知识的局限而失去踏入真理的大门。大众化、平民化的朴实风格使《天路历程》从19世纪初期开始赢得广泛青睐。它那不讲究庄严华丽文风和不追求对称平稳文字的做法助推了英国散文的发展，使少数派贵族文学在大众化民间文学面前失色。

第三，现实主义属性。现实主义属性是《天路历程》广泛影响力和强大生命力的来源。作品中主人公基督徒通往天国的艰苦旅程，一方面，表现了现实社会中劳苦大众生活的漂泊；另一方面，也是那个时代无数探险家们的艺术写照。深受班扬作品影响的富兰克林认为，《天路历程》吸引读者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通过将人物对话与情节叙述有机结合，让读者可以感到有如身临其境般参加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和情节发展。在通往天国之路上主人公基督徒所遇到的“胆怯夫人”“爱财先生”“犹豫先生”“惊恐小姐”“诚信先生”等人，[3]从名字上看既有抽象之感，又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物。班扬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这些人物所居住的乡村环境和景物的描绘，都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以至于班扬被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学派尊为该学派的先驱者。《天路历程》所描绘的犹如画廊般的场景，使读者很容易地从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关身影，同时又从中获得启迪与教育。无论是眼光高挑的文学评论家，还是平凡普通的农妇，都可以被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所打动。尽管它是为《圣经》传道而作，但却与布道文不同。《天路历程》的现实主义风格还体现在它的时代性上。它所宣扬的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以及对“人”的统治的反思，动摇了18、19世纪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基础，是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的思想源泉之一。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天路历程》还被许多英国士兵用来安抚自己和战友的心灵，也被用来形容和理解残酷的战场。

二、《天路历程》的叙事特征

《天路历程》在叙事手法上有其独特的地方。班扬在书中运用想象以及传奇的格式讲述民间的浪漫传说以及寓言故事，在叙事中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既表现了人物超乎自然的神奇际遇，也体现了人类在现实社会中所经受的生活苦难。《天路历程》的叙事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逻辑的对立统一。《天路历程》将宗教属性与现实属性结合起来，体现出两种属性在叙事逻辑上的对立与统一。现实的叙事逻辑能够表现出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宗教的叙事逻辑则很难让事件的发展按照客观规律进行，而使事件的发展呈现出传奇色彩。在《天路历程》中，主人公基督徒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磨难，那都是人类社会真实存在的残酷现实。在现实逻辑的作用下，主人公将如何克服困难或能否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人类的力量极其有限。主人公在宗教逻辑支配下，每次都能克服困难，走出困境，因为基督教徒往往是无所不能、所向披靡且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因此，每当现实逻辑的发展使得主人公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时，宗教逻辑总会在此时出现，并显示出宗教超越自然的优势，将主人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读者在品读这部作品时，往往同时体验着两种逻辑的冲突与统一。浪漫主义色彩与现实主义相互交融，一方面，强调现实社会与理想中天国的差异；另一方面，强调现实社会人类的堕落只有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不断前进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天路历程》在叙事手法上将现实逻辑与宗教逻辑对立统一起来，使小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第二，叙事结构上的遥相呼应。《天路历程》的结构对称，第一部分中的六个故事在叙事结构上具有平行与对称的特点。班扬在第一部分的前面五节中以“梦”开始，以唱诗结尾，整个结构将浪漫主义色彩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错落有致，体现出班扬在对小说结构安排上的超强驾驭能力。这具体体现在情节安排上的相互呼应：小说第二节和第四节均有战斗以及思考的情景出现，并且都设计了对主人公进行考验的情节。小说第三节与第五节则都以错误的指引作为开篇，以主人公最终战胜困难为结尾。小说第六节则与第一节呼应，表现基督徒历经风霜后真正领悟到神的旨意并最终进入天国。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遥相呼应更好地展现了一个基督徒的宿命回归。[4]

三、《天路历程》的体裁、语言风格

《天路历程》在体裁上最突出的风格即是讽喻体的运用。讽喻体是欧美文学中的传统体裁样式。莎士比亚戏剧、埃德蒙·斯宾塞诗歌、杰弗雷·乔叟诗歌以及约翰·弥尔顿诗歌都是讽喻体的优秀传承者。[5]尽管班扬创作《天路历程》前后与英国社会一起深陷信仰冲突危机，将《天路历程》赋予了浓厚的宗教寓意，但他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抽象人性的拟人化等讽喻手段使作品摆脱了一般宗教文学布道的刻板印象，颇有14世纪英国道德剧的风范。所谓英国道德剧，即是借讽喻体裁以《圣经》为蓝本的宗教道德劝诫作品。如道德剧经典《人类》，作品中人物姓名常被冠以“伪装”“虚荣”“恶魔”“宽恕”“行乐”等抽象人性名词，用来讽喻具体人物和人性的各个方面。《天路历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诸如“世故”“懒惰”“无知”“忠诚”“谨慎”“顽固”等讽喻人物，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故事情节与人物安排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语言风格上，如前所述，《天路历程》的遣词造句简约、朴实。作品中很少出现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句之间多用简单的连词连接，使行文流畅、脉络清晰、品读起来朗朗上口，形成了作品不事张扬、不求雕琢虚饰的语言风格。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在班扬的遣词下也是直率生动、简单明了。与杰弗雷·乔叟等文学前辈的诗歌作品一样，班扬《天路历程》的语言既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充满学究气的拉丁风格影响，也没有继承华而不实的法国贵族文学风格，而是将英国本土的通俗语言搬进作品中，形成了17世纪独具一格的英国文学大众化语言风格。

[参考文献]

[1]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3-57.

[2] 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4-16.

[3] [英]约翰·班扬.天路历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3.

[4] 王佐良.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87：27-29.

[5] 李赋宁.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