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论文范文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分析了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结合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和区域经济问题的实际，确定了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其次，通过中外的大量案例，实证了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最后，利用多个相关理论对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作用进行了机理的分析。

区域经济，是当前热门的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日益关注谋求经济发展的区域行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如何实现发展，不同的学科都给出了有益的建议，主流方法很多都来自于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这里，我们将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领导者的角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分析，探索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

1领导者的概念与理论

理解领导者(leader)，先要理解领导(leadership)。而在学术界，关于领导的定义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孔茨认为，领导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的和满怀热情的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特纳认为，领导似乎影响人们自动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行为。戴维斯认为，领导是一种说服他人热心于一定目标的能力。从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到看，虽然定义表述并不统一，但领导的含义却是得到比较普遍认同的，即“指引和影响”、“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因此，领导者可以理解成为通过影响成员带领组织实现目标的个人或群体。

虽然主要基于组织行为学，但领导者的研究显然扩散到了众多管理学的相关领域。在具体的组织问题研究中，实际上领导者具有了另一重含义，即组织的管理者。虽然这两个概念被不少学者认为存在学术上的差异，但在很多实际情况下，以及很多实证主义学者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往往是不太容易区分的(盂建平，霍国庆，2007)。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表示，“各个领导集团即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必须深入思考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承诺，必须在完成其机构的特殊而有限的使命以外，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并“为了达到本机构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因此，我们常将两者合一，从而得到领导者更加宽泛的概念，即“组织中或群体中的最高管理者，其担负着指引组织或群体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思考和制定目标、安排结构和资源等重要使命，对组织或群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结合我们所研究的区域经济问题，按照领导者的概念进行扩展，我们会很容易得到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即区域政府。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区域政府都担负着规划区域经济、制定竞争规则等重要使命，即“引导和影响”着区域内的企业个体。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模式当中，政府还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起到不容忽视的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这些都决定了在区域经济问题中，区域政府——国家政府或地方政府，是我们所提及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未必是具体的某个个体，而是代表决策权力和决策职能的区域政府的经济决策阶层。

2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实证

从现实来看，领导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引起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质变。中外古今，大量的案例都印证了这个观点。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被秦孝公拜为国相，在秦国推行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经济方面，商鞅通过“开阡陌”、“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大力发展封建经济，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商鞅变法之前经济还落后于关东各大国的秦国，凭借着优秀的领导者商鞅和秦孝公的作用，一跃成为实力强国，奠定了日后统一中国的坚实经济和物质基础。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无不是贤明的国家领导者的主导，不论是发展政策的制定、重要人事的安排、还是资源的开发与分配。一时间，政通人和，人才辈出，国库充盈，百姓富足。放眼海外，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是落后当时西方几百年、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之国。但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之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繁荣富强，俄罗斯也一跃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也都是优秀领导者和领导集体所作用的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案例。

进入现代经济世界，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仍然是不胜枚举。不论是微观的村镇，还是中观的省市，还是宏观的国家与地区，其快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领导者的作用。

我国河南省的，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贫困村，也没有什么地下矿产资源。村长王宏斌上任后，积极思考，勇于开拓，确定了围绕农业办工业的发展思路。办工厂遇缺乏资金时，王宏斌及村委们主动带头筹集资金；产业实现盈利时，王宏斌又以身作则，树立了艰苦奋斗、公平道德的经营作风。在王宏斌的带领下，人以面粉厂、砖瓦厂等起家，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兴建食品、农业生态旅游、医药、电器、钢铁五大工业园，年产值突破16亿元。

在发展中国家印度，班加罗尔地区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中心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当地政府就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源的培养、投资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努力的结果，是班加罗尔地区计算机软件业的飞速发展，以IBM、英特尔、思科为首的国际著名IT企业都已经或将在班加罗尔地区设立实验室和软件研发中心。这些努力不仅促进了印度当地经济，更培养了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英语化IT技术人员，其带动效用和扩散效应是无法计算的。

至于国家层面，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二代领导者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成就。

有成功的领导者，就有失败的领导者。两相比较，不称职的领导者非但不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还会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台湾地区的前行政长官执政期间，用人唯亲、贪腐成风、施政无能，台湾地区经济一片凋敝。昔日“四小龙”中表现最为优异的宝岛，已是多项经济指标严重下滑，位列“四小龙”之末，不复往日风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创造了美国经济过去3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但继任者小布什任内的短短数年，美国经济不仅没能保持快速增长，反而停滞不前，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次贷危机，面临相当大的衰退风险。正如格林斯潘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美国总统小布什难辞其咎。

3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理论机理

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现实上大量案例的印证，同时也得到了详尽的理论解释。具体的来看，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以下一些机制来实现的。

首先，领导者担负着资源发掘、筹集和配置的重要职能，制约着资源的拥有量、变化量和利用效率。一是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和禀赋，如的王宏斌利用农业资源来办工业。二是吸引外来资源，如班加罗尔地区的吸引IT技术和资金投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开发和培养区域内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才是现代知识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源。

其次，领导者的观念，是区域发展体制的重要形成渊源。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已经揭示，领导者作为组织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榜样，其观念会影响组织其他成员，进而影响组织文化。区域领导者面向未来、勇于开拓，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将会生机勃勃，与时俱进；若是区域领导者思想陈旧、固步自封，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就会趋向于保守和封闭，错失发展良机。

还有，领导者作为引导前进方向的领路人，其发展观将直接影响区域的发展方式。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提倡科学的发展观，绿色型发展，持续性发展，是当前区域发展的常见主题。但这种发展方式能否实现，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领导者。如果领导

而且，领导者同时还是组织最高决策者，负责组织战略的制定。因此区域发展战略也是领导者所最终决策拍板的。与决策相关的理论与学科都广为接受的一点，就是决策不是完全客观的产物，而是受到人主观判断和倾向性影响的。也就是说，区域的发展战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为制定的结果。这个战略的优秀与否，不仅受到领导者及其决策集团分析能力、决策信息与知识、以及主观倾向性的制约。

最后，领导者也影响着区域发展的环境因素，尤其是内部的软环境。这方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参照新制度经济学。包括政策和制度的软环境，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与其领导者具有密切的关系。领导者是软环境的主要缔造者，这个在前面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另一方面，领导者也是软环境的主要执行者和维护者，这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软环境。典型的比如东南亚的“软政权”现象，即便其缔造者是西方的思想家，在不称职的领导者的执行和修正下，同样丧失了其固有的先进性。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1.1道地药材与中药区划中国“道地药材”,亦称“地道药材”,是指“传统中药材中具有特定的种质、特定的产区或特定的生产技术或加工方法所生产的中药材”〔3〕。道地药材的概念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有“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之说。其后诸家本草及《尚书•禹贡》等相关典藉均有记述。例如,陶弘景早有关于“蜀药”、“北药”的提法,是以大地区冠名的最早记述;金元时期,中医药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直至明朝,中医药学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交流与提高。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专设“道地”条,指出在诸多产地中以何处为胜,如苍术,产地“出郑山山谷、汉中、南郑,今处处有之”,“道地”条则进一步指出“茅山、蒋山、嵩山者为胜”。“道地”可以理解为值得称道的产地,也就是当时公认的优质药材产地。至今,诸如“川广云贵,南北浙怀,秦陕甘青”等地所产的道地药材在中药市场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证明,道地药材反映出的科学内涵与中药区划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研究中药区划与实施中药材GAP,以道地药材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与遵循原则是切实可行的。这也是对以道地药材为主体对中药材生产合理布局、发展区域经济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保护抚育与可持续利用客观规律的生动反映〔1,4〕。实践证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与其GAP生产基地建设,必须和中药资源的区域开发、生产发展及其保护抚育紧密结合,绝不能以恶化环境、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地盲目发展。

1.2中药区划建立与中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和实践证明,早在我国上古三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以及宋元明清之后,有关中药资源、中药材生产与其生态环境、分布区域及药材加工、流通应用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相关性并具良好客观基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药事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以植动物为主的中药资源与中药材生产发展实践表明,道地药材为主体所反映出的科学内涵与中药区划、中药材生产均有紧密内在联系,更有蓬勃发展。中药区划是发展中药生产及合理开发护育中药资源的重要基础。从上既充分体现了我国“道地药材”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程,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中药材的道地性、特殊性和继承性,并反映出中药材生产的产地适宜性、区域性与中药区划的相关性,也反映出中药区划的萌芽与客观存在的基础〔1,4〕。这充分体现了中药区划与中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相关性;中药区划建立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发展中药材生产及其产业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贵州省近30年来中药材生产发展的实践也有力证明,只有切实做好中药区划、道地药材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的紧密结合,抓好中药资源保护抚育、中药材生产与合理开发利用,才能既保住“青山绿山”(保护生态环境),又抓好“金山银山”(发展区域经济),以达中药区划建立与中药产业的协调发展。

2中国中药区划

中药区划认识论与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发展中国中药区划、中药区划认识论与中药区划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基础上研究建立与相继提出,并在各省(市、自治区)中药材生产实践中不断应用与发展的〔1,5〕。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人类保健康复的需要,也是对祖国医药学继往开来和对建国以来中药材生产实践经验与教训认真总结的成果,并为其进一步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论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6〕“试论中药区划与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建立与发展”〔7,8〕“中国中药区划的研究与建立”〔9〕“中药区划认识论”〔1〕等有关道地药材、中药区划的研究成果与论著,道地药材与中药区划相关性、中国中药区划的研究与建立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有力促进了中药区划的研究发展。笔者在深入实践研究基础上,并结合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的需要,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了“中药区划认识论”和“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建立与发展方向,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学科发展对生产力应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认为这是继谢宗万研究员提出“中药品种新理论”后,对中药新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专论研究成果,对中药新理论认识与新学科建设,对中药材生产合理布局、规范发展与中药材GAP基地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中药区域化生产与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区划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GIS)、遥感(RemoteSensing,R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技术(以下通称为“3S技术”)对地观测等空间技术的发展及气候资料数据库的完善,生物适生地分析已实现了计算机化,中药材产地适宜性评价与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具体进行中药材产地适宜性分析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陈士林组织的科研团队以药用植物为主,选取具道地、名贵、大宗、常用、特色并具地域性、代表性的药材,如人参、三七、丹参、党参、当归、金银花、川贝母、川芎、黄连、杜仲、黄柏、天麻、半夏、石斛、黄精、天冬、吴茱萸、阳春砂等共150多种,以中药材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中药材生长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的重要生态因子值(如温度、湿度、降水量、日照度等),进行其生态适宜性数值分析、数值区划与生产布局,并对中药材适宜区分析研究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与讨论。在上述基础上,切实开展了中药材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研究,进—步研究建立了“中国中药数值区划”,并出版了《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一书,更有力推进了中药区划指标体系的确定及综合定量评价研究,给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与适宜区分析和中药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11〕。这样,更利于定量科学在以道地药材为代表的中药区划领域的研究和深化,有力推进了中药区划和中药科学与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

3中药材GAP检查认证与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

3.1中药材GAP认证检查与监督管理自2002年4月中药材GAP颁布与认证实施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全国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培训检查员并施行认证等工作,截至2014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先后分22批审查并公告了100多个GAP基地,其涉及企业80多家,中药材品种50多种,基地分布在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仍在有效期内的基地还有50多个。在中药材GAP施行工作中,我国还与有关国家合作,制订了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告的GACP。经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实施中药材质量管理规范,有利于中药材规范生产,保证质量,有利于保证中药材的安全有效与稳定,有利于中药产业“第一车间”的建设。我国中药材GAP的实施,迈出了中药材规范化生产重要一步,促进了一部分道地药材的生产和质量提高,改善了中药材生产组织形式和流通方式,发挥了稳定原料药材质量的作用:促进了中药产品品牌的树立,一定程度推动了中药工业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一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就业及生态环境改善,促进了中药农业技术进步和中药农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中药材GAP的实施,得到了国家各部委局和地方政府对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的支持;中药材GAP的实施,有力提升了我国药品管理的国际形象。但我国中药材GAP也面临严峻挑战,对中药材GAP实施必要性还有待统一认识,中药材GAP相关法律规范尚需进一步完善,中药材GAP认证条款和组织方式亟需完善,与中药材GAP认证基地及认证药材配套的法规政策尚有缺位,中药材GAP基地建设还有待多方促进机制的建立,中药材生产SOP、药材质量标准和基地信息化平台建设亟待完善和提高,中药材GAP基地认证中和认证后的监督管理尚待加强。

3.2贵州省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与GAP基地建设正在蓬勃发展20世纪80~90年代,贵州在全省中药资源普査基础上,研究建立了贵州中药区划。这为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在切实加强“第一车间”建设,确保其原料药材的“安全,有效,稳定,可控”起到重要作用。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正在顺应时展潮流,紧紧依托独特的气候和生物资源优势,坚持“大健康”理念,省委、省政府己将中药材产业明确为贵州省要着力打造好的“五张名片”之一。实践证明,中药材产业是贫困地区调结构、促增收、保生态、可持续的最现实、最有效的产业之一,是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4年,省委、省政府分别于施秉县、赫章县、都匀市和铜仁市召开全省中药材种植现场会和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推进会后,对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发展37万公顷中药材种植(含保护抚育)面积目标,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中药材产业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从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等给予大力支持。贵州特别重视发展“十大道地药材”(天麻、杜仲、石斛、半夏、何首乌、吴茱萸、续断、钩藤、黄柏、白及)、“六大苗药”(淫羊藿、艾纳香、吉祥草、头花蓼、山银花、刺梨)等“大健康”产业原料药材、林下种植与石漠化山地种植药材(如桔梗、茯苓、党参、丹参、玄参、薏苡、百合、葛根、厚朴、生姜、鱼腥草、花椒等)的基地建设与产业化发展。至2014年6月止,贵州已有何首乌、太子参、头花蓼、淫羊藿及金钗石斛通过了国家中药材GAP认证并公告,有力地促进了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明确要求我省要进一步“积极推进中药现代化,大力发展中成药和民族药”;“支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中药材产业化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民族药业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着力建立健全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研发、种植、加工、监管”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明确省科技厅主要负责开展中药材资源调查保护、优良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加强中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开发;省扶贫办主要负责推进中药材规范化和规模化基地建设,建立中药材良种选育及种子种苗基地,发挥中药材加工企业作用,配合相关部门,共同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主要负责拓宽中药材产业链,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等主导产品,积极向食品保健品、日化及消毒杀菌产品等领域延伸,共同推进中药材的加工生产;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加强中药材质量监管,规范中药材购销渠道、加大市场巡查和抽检力度,依法打击掺杂制假、以次充好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共同推进中药材种植GAP认证和中药材市场监管。贵州省政府政府还明确规定,“从2012年起,每年从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资金中安排1亿元和中央补助的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中安排0.7亿元以上用于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如2013年中药农业种植(含抚育)面积己突破20万公顷;中药工业总产值达240亿元。2014年9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又了《贵州省新医药产业发展规划(2014-2017年)》和《关于加快推进新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吹响了贵州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医药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冲锋号。进一步围绕贵州天麻、杜仲等18个道地特色中药材大品种,在全省38个重点县(市、区)打造规范种植及良种繁育基地,决心到2015年实现贵州中药产业“双500”目标(即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中药工业总产值500亿元以上)。可以说,今后几年是贵州中药材产业提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难得的黄金期。

4结语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循环经济水权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合作增强了区域间的整体经济实力，使不同地区能够得到共同发展。但这种增长方式仍然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是以无计划的利用环境资源而换来的。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其与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尖锐。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后，经济赖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减弱，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要平衡两者，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在环境资源中，水资源是各行各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生存并自我修复的关键要素。因此，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就应首先面对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特点，利用建设有效的水权制度使水资源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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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致使国家总体改革目标进退维谷。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政策倾斜、资金倾斜，加上其地理位置优势，目前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凸显出来了。向沿海倾斜的区域政策使全国经济重心总体向东南偏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类型和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差异。东南沿海区域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使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改革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发生冲突，使国家总体改革方案难以设计与贯彻落实。

中部经济有“凹陷”之忧。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沿海发展战略和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凹地”，本论文由

整理提供十六大后又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和改造”的方针，中部地区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过多，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的新形势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会加大，“经济凹地”有可能会加深。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区域经济特色不明显。一是重复建设，这不仅出现在价高利大的产业领域，而且在基础设施领域尤甚。二是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甚至区际联系还要小于与国际的联系。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三是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加速扩大的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加大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兴地富民”的客观压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置全局性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而不顾，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生产、建设，从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不断加剧。这不仅抑制了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丧失了地区分工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而且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地方割据现象仍比较严重。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如区域间为争夺紧俏资源而展开的资源大战；构筑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互相实行资源、技术、人才、商品的垄断和封锁等来保护本地区的利益。不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塞，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本论文

整理提供而且使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造成资源浪费，并最终导致竞争、开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难以形成。目前，各地区进一步扩张面临的共同障碍，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

不发达地区的造血功能不足。对不发达地区而言，其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优惠政策也没有绝对的优势，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不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落后，缺乏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人才缺乏，科研经费不足，使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资源换增长”模式普遍存在。很多地方政府用土地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作为促使本地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最优选择，这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

2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强宏观调控，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从我国目前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情况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各地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差距很大，全国统一的市场尚未形成。所以政府应通过转变自身职能，促进市场发育，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同时，还应通过制定适当的区域经济政策，本论文由

整理提供防止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讲一步扩大。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政府通过必要的投资倾斜和政策倾斜，加强不发达地区的智力投资，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达到各个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同时寻求“点”的突破，国家在各地区发展的点上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使之成为真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极。

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整合的思路应是改革和优化政府。改善政府的纵横向权力结构，把握好上下政府分权和集权的度，从法律、组织、风险等方面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真正从管理走向服务，从全能走向有限，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行政区经济”的弊端。走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路子。

统筹区域发展规划，建立区域利益调整机制。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引导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

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主力军的作用。中部地区多数都是农业大省，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调出基地，本论文由无忧论文

理提供充分利用其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地处全国水陆运输网络中枢的有利区位和综合资源优势，“东引西进”加快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就有可能尽快崛起，成长为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主动力。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西部大开发战略力图通过实施西气东输、东电西送、南水北调和青藏铁路等通道网络建设，与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等工程，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搭建更宽广的平台。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现在我国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主要阻力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产品相对低价、工业制成品相对高价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地区分割和地区封锁。因此，协调区域市场需要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其中最为关键是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提高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

落后经济区域发挥本地优势，突出特色。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普遍现象是：生活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人口增长快，失业率高，严重依赖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依附性强，生产力脆弱，交通不发达，自然条件差。根据当展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综合考虑中西部的实际困难，当前应当重点抓好的问题是，最大限度地调动落后经济区域的内部积极因素，发挥本地优势，加快自身发展。

加强东、中、西部企业合作。当前最重要、最现实的就是引入东部和中部的市场主体，在东中西联动中，推进西部大开发。东中西部经济技术合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一直以商品贸易为主，投资与企业并购仅占15%，本论文由无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到2006年7月底,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言而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既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打破地域界限,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与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相比较,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走的是一条梯度开放战略的渐进道路。从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对外战略模式带有明显的渐进性战略调整的意味。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经济不同的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是完全打破旧有体制和制度规则,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是先开放后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先试点后推广。先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扩大开放领域[6]。这种渐进性的开放模式,采取的是风险可控模式,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经济冲击。同时,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它使得我们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利益冲突甚至出现利益寻租集团等严重问题。当前,跨国公司内部在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9]。由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贸是外资驱动模式的,我们的贸易更多是中低端性质的加工贸易,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赢利空间也有限,而且还始终面临巨大的汇率调整压力。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数额,关键取决于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了何种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上,我国泛珠三角落后省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原来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内向型的封闭式发展模式,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速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从全面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进而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的内部整合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四、基本结论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崛起模式,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考量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之路,厘定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智慧和战略战术,迂回策略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当国内区域经济改革出现趋缓乃至停滞危险时,适时引入外界干预和竞争变量,进而由外向内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破除国内各地区的市场和技术壁垒等干扰因素的影响。泛珠三角战略作为国内的区域整合战略,是用人为的方法把地缘相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区组合起来成为经济区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的发展模式,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泛珠三角战略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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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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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3个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均发生了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化，东亚区域整体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正迈出关键步伐。第一层，2010年东亚峰会的架构因美国、俄罗斯的加入而再次扩容为更具亚太属性的“10+8”。2011年东盟峰会明确由其主导与FTA/CEP伙伴构建RCEP；并在2012年8月通过《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与目标》，11月与中、日、韩、印、澳、新共同启动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截至2015年2月底已进行7轮谈判，成立货物、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等7个工作组负责具体领域的相关谈判，并就制定统一的关税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等重要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市场准入自由化模式、各领域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继东亚峰会谈判各方领导人再次重申谈判时限之后，2015年第21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确认争取在2015年内结束全部实质性谈判。此外，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2009年签署，其修订稿也已于2014年正式生效“，10+3”财金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主席在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东盟和中日韩致力于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第二层，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东盟的“10+1”。作为对以“10+”FTA为重要形式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过积极示范效应的先行者和中国推动FTA战略的关键依托，中国－东盟FTA(CAFTA)深化与拓展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毋庸讳言。

在深受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的2009年，中国一跃成为东盟的第3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正式运营。2013年，覆盖19亿人口、拥有近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CAFTA如期建成，双边贸易额由2003年的782亿美元跃升至4436.1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1147.8亿美元，是2003年的3倍多。中国提出打造CAFTA升级版，更新并扩充其内容与范围；打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1万亿美元，今后8年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创造中国－东盟未来新的“钻石十年”。2014年8月，CAFTA升级谈判要素文件获得通过，并已于2014年9月、2015年2月分别进行了第1和第2轮升级谈判。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争取在2015年完成CAFTA升级谈判。第三层，主要变化在东北亚这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极为特殊的区域。虽然自最早启动的日韩FTA谈判于2004年中断后这一区域的经济合作几无任何进展可言，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韩、中日韩令人欣喜地相继完成FTA联合研究。2012年5月，中日韩三国投资协定签署；同年11月，FTA谈判宣布启动，截至目前已举行6轮；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海关程序、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内的11项内容被纳入谈判范畴，并相应设立11个工作组展开具体磋商，已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达成共识。中韩FTA谈判的推进更是出乎意料的迅速：2012年5月启动；2013年9月，完成第1阶段即模式阶段共7轮谈判；2014年11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结束实质性谈判；2015年2月25日，草签协定全部文本，据韩联社报道两国同意于2015年上半年正式签署中韩FTA协定。中韩FTA，按照开放时间将贸易产品分为一般(10年内)、敏感(20年内)和超敏感(20年后)3类，经过最长20年的过渡期，货物贸易自由化比率将占到中国关税税目的91%和进口额的85%、韩国关税税目的92%和进口额的91%；纳入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经济合作等17个领域，涵盖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均首次单设章节；协定生效后两年内，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展开服务贸易谈判、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启动投资谈判。中韩FTA实质性谈判的结束意味着其将几无悬念地成为东北亚区域首个FTA，考虑到韩国已于2013年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其对中日韩FTA谈判的具体影响值得期待。此外，虽然截至目前东盟共同体的构建尚有10%的计划未完成，但按照《2009－2015年东盟共同体路线图》其将于2015年建成，而经济共同体是3大支柱之一；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2015年2月表示，未来10年间东盟应成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

这对加强东盟自身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减少对其领导力的质疑和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议，进而促进东亚整体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同样毋庸置疑。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东亚区域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具备在RCEP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且积极推动谈判进程的责任意识也在日益增强，于2013年9月、10月相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并为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截至2015年4月15日，AIIB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由2014年10月24日启动之时的21个增加至57个；泛东亚主要经济体，印尼的加入使东盟10个成员国全部聚齐，韩国、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均在其中，只有日本不在其列。加之《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正在努力实施之中。以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为契机、加强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为载体，促进区域整体福利的增长和均衡分配以及内部环境的和谐，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加速与整合备受关注。

2东亚区域经济制度性合作的推进障碍

复杂的历史问题及其遗留的领土争端等现实的非经济因素，使东亚经济体的民族主义、国家意识浓厚，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说极为重要的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欠缺，是东亚区域机制性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作为区域外大国利益集中之地，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以及价值观外交和东亚经济体的两面下注以及骑墙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因东亚区域内经济体实力的不平衡及其相对变动而有所调整，其相应产生的放大效应和战略博弈进一步增加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确定性。福祸相依，有弊有利。也正是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和TPP谈判进程的加快，才使强调自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和轮轴地位、以有利于自身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目的、更加关注“10+”框架内大国力量平衡的东盟，最终决定加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启动RCEP谈判。尽管如此，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过程中的变数依然存在。

就第一层的RCEP而言，虽名为7个经济体但涉及16个国家，虽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但也不乏极具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无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诉求的协调难上加难，找到能令谈判各方满意的自由化水平和规则标准的平衡点实为不易。5个“10+1”被视为RCEP谈判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但日本与韩国、中国，印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尚未缔结FTA甚至并未启动FTA谈判也被视为RCEP整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阻力之一。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全面的、高质量的区域贸易协定，RCEP较之5个“10+1”不但覆盖范围更为广泛，而且程度也将进一步加深。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自由化，各自敏感产品的范围及例外程度、国家的差别化待遇，都很有可能延缓RCEP的谈判进程。2015年2月的第7轮谈判，印度、韩国、中国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就货物贸易自由化率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分歧，后者80%的产品开放进口要求与前者40%的开放意愿差距甚远；印度对先货物贸易协定再服务贸易协定的做法也一直存有异议。此外还有两点障碍始终不能回避。一是对区域外部的依赖，即外部市场对RCEP的约束。尽管东亚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也较快，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普遍开始重视扩大内需和区域内部市场的整合，RCEP区域内贸易比重还是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区域内出口、进口比重全面落后、差距明显；并且与欧盟、北美FTA不同，RCEP的区域内出口贸易比重小于区域内进口贸易比重。二是区域内部的竞争，即结构同构。这同东亚整体对区域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替代关系密切相关。以FDI为载体的产业转移使东亚内部经济体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在区域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也在不断增强。

就第二层的CAFTA而言，除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普遍存在的结构同构及其引发的在区域内外的竞争性问题之外，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对东盟经济体参与FTA建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是CAFTA深化拓展、加强内部驱动力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2011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达226.9亿美元，为2003年CAFTA构建以来的最大值；紧接着拐点出现，2012年中国向东盟出口同比增长20.1%、进口仅增1.6%，实现贸易顺差84.5亿美元；201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虽然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的差距有所减小，但依然为11.5%对4.4%，顺差较2013年的445.3亿美元增长43.2%达到637.5亿美元。尽管这与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所扮演的对外经济联系桥梁和纽带角色不无关系，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切反映出中国在双边货物贸易中对东盟经济体越来越大的冲击。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的前3位贸易伙伴，尤其越南已由2013年的第5位快速提升至2014年的第2位。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由新加坡和越南所贡献，尤其中国对越南贸易2014年实现顺差438.3亿美元，占到当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的68.8%。中国的贸易逆差则通常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东盟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疑虑和关注以及对CAFTA深化与拓展的积极性，也因此进一步呈现出不同的心态和程度。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已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3大对外投资国，主席在2014年G20峰会上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尤其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东盟经济体等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给予资金支持，东盟对中国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的期待越来越大。此外，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CAFTA的产业转移、企业合作正呈上升态势，这是通过区域市场整合基础上的分工深化效应提高相互之间的依赖、减轻外部市场约束的最佳选择；截至2014年9月底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已累计1231亿美元，且中国对东盟的投资70%以上为近4年所为，中国对东盟投资合作中的资源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渐突出，打造CAFTA升级版所需要的和谐环境尚需进一步巩固。

就第三层的中日韩FTA而言，三国强烈的政治意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关系稳定、政治互信是合作得以不断推进的前提。除此之外，还必须面对3点主要障碍。一是经济合作的态度、目标和利益诉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在被安倍晋三称为“百年大计”的TPP、RCEP、中日韩FTA之间的权衡与运作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韩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和“大国平衡战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市场开放的速度与程度、敏感产业的范围与保护、人员流动的规模与限制、区域规则的协调与统一，均需在谈判中通过适当的妥协与退让加以不断地弥合。例如，日本在2013年第2轮谈判中提出10年内将零关税品种提高至90%以上，而其已签订的FTA平均自由化率也仅为85%。二是农产品问题复杂而敏感。其一直是日韩对外缔结FTA需要下大力气克服的难点和阻力，也是中日韩FTA谈判始终无法回避、最为纠结的问题。WTO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的农产品简均最惠国关税，中国15.6%、日本19.0%、韩国52.7%；最高最惠国税率，三国分别为65%、736%、887%。2012年，日本、中国是韩国农产品第1、第3大出口市场，韩国是日本农产品第4大出口市场，日本、韩国是中国农产品第1、第5大出口市场(欧盟第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行性联合研究报告》明确，日韩认为FTA在三边农产品贸易上可能产生的非对称效应和收益的不平等分配，会进一步增加对本国农业部门所受影响的担忧。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农产品简均最惠国关税较之2011年的23.3%已有小幅下调，这很可能与日本为促进TPP谈判而采取的相关措施有关，其能否对中日韩FTA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尚待进一步观察。三是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负面清单及准入前国民待遇。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实施，以及中国同意以此为基础展开与美国的BIT实质性谈判并加入TISA谈判，尤其中韩FTA实质性谈判的结束，中日韩FTA同样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和金融服务单独设章或附录的争议应该可告一段落，关键在于负面清单的长度。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利益均衡是中日韩FTA谈判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区域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同时受到内部与外部因素影响所形成的经济综合体。而由于受到区域和范围的限制与影响，区域经济往往要同时考虑到自然条件（如水分、光照、土地、地质、灾害、热量等）、社会条件（战争、政策等）、人文条件（宗教、习俗、传统节日等）、技术与人力条件（人力资源、高新技术发展）等的影响。当然，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往往还需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等的影响。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并不如它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简单易懂。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由于其变化多样且变化快速，企业的经营者常常需要花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及时的把握区域经济的发展动向，而且，想要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区域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无论是国外的企业想要进军国内的市场，还是中国本土企业想要在国外占有一席之地，最基本的区域经济调查是不可省略的。再次以潞安矿业集团公司为例，在该集团建立之初，集团只是一个以煤矿为主要发展项目的企业。然而在近几年的发展之下，其受到当地的区域经济和我国“对环境一再重视”政策的影响下，企业及时的改变了自身的经营方针，把单纯以煤矿为主导的企业发展格局，转变成了以重点发展煤、油、硅、化、电等五大主导产业，同时进军装备制造、建筑建材、煤层气、物流贸易、金融服务五大辅助产业的多样化产业格局。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国家对环境保护的号召，潞安矿业集团投巨资引进国外既环保又高效的设备，力图成为一个绿色环保企业。假如企业并没有及时的发现煤矿行业的经济走向，也没有重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政策，那么潞安矿业集团的发展势必不会如现如今般这么让所有煤矿行业所倾羡。

二、区域经济和企业战略的关系

通过上文对区域经济和企业战略的分别分析，可以明显发现区域经济和企业战略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相辅相成、共生相生的关系。在一本经济学书上曾经指出，区域经济是企业进行个性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想要走区域战略发展的道路，“企业个性发展”是必然的选择。而不注重区域经济，也不根据区域经济调整企业经济战略，不走“企业个性发展”道路的企业必定会被淘汰在经济发展进步的洪流之中。山西的煤矿行业就是这个事情最好的证明例子。在我国经济制度尚未健全的时期，山西的煤矿行业曾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现象。由于山西拥有极为丰富的煤矿资源，所以在我国初期，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纷纷加入“采煤大队”的行列之中。一时间，山西的煤矿行业的发展大跨步的前进，与此同时，山西煤矿行业的秩序也发生了混乱，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如此混乱的秩序下，许多人在这混乱的环境中大赚了一笔。然而，这样的“好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制度的混乱带来了一系列的隐患。许多人在不规范的煤矿企业中丢去了性命，没有再次加工与清洁的煤矿给我国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山西民众由于煤矿的过量开采与燃烧，纷纷得上了难以医治的病痛。于是，国家开始改革，山西甚至全国的煤矿行业管理办法纷纷出台，煤矿行业的区域经济战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有全局意识的人察觉到了这类变化，纷纷加大资金的投入，进行企业的改革升级，希望更上国家煤矿行业的发展。部分心存侥幸的人不愿意花费资金在这看似“没有利益”的改革上面，所以在不久之后，这类企业便被无情的淘汰。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对企业战略的制定的影响是巨大的。企业应该及时察觉到区域经济政策的变化，在区域经济变化之前，就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资，科学的预测将未来可能存在的情况，尽企业最大的可能性，使企业走在经济政策变化之前。因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比竞争者更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后续的较量中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企业战略的制定

战略制定需要具有前瞻性。俗话常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企业想要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势必需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因为经济的发展同样也遵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旁人还未发现商机之时，明智的预测并判断市场未来而发展，在做出决定之时，果断的加大投资，努力拓宽企业的发展道路，在企业资金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企业做到全方位发展，开创多条企业收入项目渠道。而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不断的壮大。这里同样在列举潞安矿业集团的例子。在这个煤矿方面发展势头良好时，企业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在其他行业，如物流贸易、金融服务、建筑建材等方面加大了投资，同时在煤矿这个老本行上，潞安矿业集团企业一边努力的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一边提高企业自身的科创水平。而也正是这一系列的举动，潞安矿业集团企业的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十二五”末，企业的资产总额一度达到了25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00亿元，建成“双两千亿企业”。企业也从传统的煤矿企业，发展成了一个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能源企业，该企业更是成为中国一个有实力进入全球500强企业的一员。

四、结束语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影响；作用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

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大力培育、传播与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构成社会凝聚力以及提升文化品位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要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同区域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并将其内化成人们的信念，引导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外化为经济政策、法律，规范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为此，在区域文化建设中，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做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强化人文精神在人的各个阶段的培育，力争把人文精神的培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 参考文献

       [1]赵红英.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子研究——以五金文化与永康发展为个案[j].价格月刊，2000，（3）．

       [2]於凡，欧向军.区域文化资源与江苏省南北经济发展差异[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6，（3）．

       [3]王兰.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浅析[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4]高彦彦，杨德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的崛起[j].温州大学学报，2006，（2）．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区域竞争环境硬环境软环境

区域竞争环境是指由影响一个特定区域竞争能力的各种要素所构成的有机环境系统。从竞争环境的范围看，它可以分为区际竞争环境和区内竞争环境；从竞争环境的形成看，它可以分为人为的区域竞争环境和自然的区域竞争环境，前者是指由人造环境因素（如区域内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系统）所构成的区域竞争环境，后者是指由自然赋予的环境因素（如区域内自然资源禀赋）所构成的区域竞争环境；从竞争环境的性质看，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

一、由公共产品形成的硬环境

由公共产品组成的硬环境包括三类：第一类，为生产服务的公共设施，包括：通讯、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此类公共设施的主要目的是为生产服务，同时也可以为生活服务；它必须是企业无法独立承担投资的服务。政府建立这类设施的目的在于节约企业的生产成本，克服企业独立投资的障碍。第二类，为生活服务的公共设施，包括：医疗卫生设施、公园和娱乐设施、旅游风景、草坪，以及其他可以由政府提供的商业、饮食等设施。政府建立这类设施能有效降低劳动力生活成本，留住高素质的劳动力，节约企业的生产成本。第三类，为要素发展服务的公共设施，包括：免费的幼儿教育、基础性教育、专业教育、养老、丧葬等设施，为要素交易和流动提供的交易场所与服务，如产权市场、科技与企业家人才市场、劳务市场、不动产市场等。要素发展可以为企业和要素所有者提供未来的利益预期，因此，为要素发展提供服务的公共设施也可以产生吸引投资者和要素进入的效果。

二、由非公共产品形成的硬环境

由非公共产品形成的硬环境意指不能由政府提供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物质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和区域市场环境。

自然资源环境，如矿产资源禀赋、地表形状、气候条件、沿海条件等，这些条件直接对企业的生产方式、生产工艺、产品决策和生产成本产生影响，其本质性的影响是生产成本。

区域市场环境由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区域市场结构及区域非生产性设施与服务等因素构成。对于企业来说，区域市场环境直接影响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衡量区域市场结构的指标主要有行业分散程度、主导行业的集中程度、市场进入障碍等。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商业化程度、要素供给与价格也是区域市场环境的重要内容。就服务水平来说，这里的服务不是指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是指地区内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商业零售、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尽管它们是服务性的行业，但却具有商业目的，通过服务获得收益。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商业化程度越高，表明这一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就要素供给与价格来说，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要素供给的情况，主要是要素供给的余缺、种类、要素价格、供给弹性、提供的方便程度、要素质量以及要素信息。这里主要指的是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供给情况。本地区劳动力是否丰富决定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选择自由程度；劳动力是否具有多层次和多种类，决定了企业在选择劳动力时能否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合适工种的劳动力；劳动力质量是指劳动力中所包含的以市场标准衡量的人力资本，而不是以文凭或职称来衡量的人力资本。资金供给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本地区信贷机构很少、信贷种类很少，很不方便，即使央行规定了较低的贷款利息，也贷不到款，这种情况会增加企业的实际资金成本。

三、政府性软环境

政府性软环境主要是指政策法律环境，包括法律环境、政府政策环境和政府机构与服务环境。政策提供的软环境，通常为人们所忽视，但对企业决策来说，这种环境可能经常是最具风险性的，因为它最难以在事前加以论证，而在事后最容易产生决策上的延误和失败，因此，软环境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重视。同时，软环境与政府行为关系密切，政府是软环境的直接控制者。

1.立法与执法情况。法律环境即立法与执法情况。一般来说，地方政府立法权较小，这一环境变动的范围较窄，但是执法是否严格，每个地区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又恰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也是法律环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本质性影响的方面。因为人们通常会从对法律触犯的范例中获得暗示，形成偏离法律要求的行为预期。执法不严，则地区法律环境就具有不稳定性，人们的投入就很难得到保证，也会因为意外事件过多，而带来大量的、不可预见的费用支出；相反，执法严格，法律方面无机可乘，企业平等，企业决策时就可以有明确的依据，大大减少企业决策风险。因此，区域竞争环境改善应首先从执法环境人手。

2.政策环境。政策环境是指由政府根据当地经济运行状况提出的各种增加或减少市场主体利益的措施，主要包括限制性政策鼓励性政策。前者是指政府对某些市场主体或市场主体的某类活动提出的限制、惩罚、收费及审批控制。例如对经营范围限制、对污染企业的限制等等。后者是指政府对某类市场主体或市场主体的活动提供支持、协助、税费的减免和返还及优惠等措施。例如，对下岗职工自我雇佣的优惠政策、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高新技术企业和部分改革试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等。政策环境十分灵活，地区可执行程度较高，但政策也是信息，经常难以同其他地区形成差别，这个地区如果采取了某种比较有效的政策，另一个地区也可以效仿采取这种政策，因此，地区的政策环境会变成一个国家的政策环境。这并不意味着地区不可以创造政策环境，也不意味着不必在地区政策环境上做文章，如果其他地区采取了这种政策，而只有这一地区不采用，就会丧失发展机会。所以，地区政府要运用好政策环境所能够提供的效益。

3.政府机构及其服务。政府机构为本地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包括服务的职能、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效率、服务的成本和服务的态度等方面。这是区域竞争差异中最重要的内容。政府的服务对企业运行效率影响最为经常，也最为直接。企业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服务的质量。全面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府服务，可以减少企业的决策失误，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减少企业公共信息性支出，节约企业的成本。同时，相对政策而言，政府的服务不具有可传递性，可以形成地区特有的软环境。只有政府有了对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才能够将服务推向更高的层次，并给本地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形成与其他地区不同的软环境。

四、经济性软环境

1.信用环境。所谓信用环境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与信任程度。在现代经济中，每个企业的正常经营离不开必要的信用。良好的信用环境是指既不是信用资源过度使用，也不是信用资源不足。一方面，信用是一种资源，它是经过长期培养才能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尽管这种资源没有量的限制，但如果消耗过大，就会产生泡沫经济，为信用危机打下伏笔。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专业银行向国有企业进行了大量贷款，很多贷款血本无归，导致了专业银行的呆坏账损失超常增加；近年来爆发的美国次债危机已成为二战以来60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原因都是信用资源消耗过大。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之间相互不信任，必须要现款结算，这就构成了信用不足。信用不足会产生通货紧缩，降低货币流通效率，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产销率下降，经济效益下滑。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要求政府必须着力控制信用资源的适度使用，特别是制定合理负债率，作为维护信用资源的手段，同时，还要为建立和培育信用资源、创造信用环境做出努力。

创造信用环境的重要措施是形成契约经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其中重要原因是契约经济发达。契约经济要求：第一，明确利益关系，把当事人的利益以契约形式明确下来。第二，依据契约内容严格执行，不得反悔，也就是当事人在建立契约时必须慎重，一旦合同生效，就应该有义务承担责任；第三，以合同为依据保护自己的利益。契约经济要求的是形成人们自觉地遵守建立契约和履行契约的习惯，减少由于不履行契约而造成的损失。

2.商业道德环境。在商业活动中，很多责任与利益无法用契约明确表达出来，但却对当事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种表现在商业活动中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商业道德。一个地区的商业道德活动状况构成地区道德环境，它将影响地区经济的整体形象，是构成区域竞争软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商业道德是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伦理的规范化观念，即其行为是否为同行所认同，为多数顾客所认同。为同行认同表明存在着行规，表明存在着行业内约束；为顾客所认同，表明存在着是否购买和保护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双重约束。商业道德一般表现为是否存在商业欺诈，是否存在服务质量低下等行为。

商业道德影响到投资者的直接利益较少，但它却会影响到劳动力要素和投资者本人的生活成本。对投资者来说，他不能不考虑地区性商业道德给他的投资造成的风险，特别是所雇佣劳动力在企业中的表现是否忠实于企业，是否会因为没有商业道德观念、不遵守商业道德增加企业培训成本或减少企业利益。地区政府在商业道德方面的工作是建立行规，形成行业自律；同时，还要加强市场监督，运用社会舆论监督工具促进商业道德水平提高，促使企业进行商业道德方面的培训。

参考文献:

[1]包学松等:竞争力经济学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10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策

区域经济是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大城市为中心、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加强，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区。我国区域经济按地理位置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从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深圳、湛江等整个海岸线为快速发展的经济区域；第二层次是从哈尔滨、沈阳、石家庄、太原、郑州、武汉、合肥、南昌、长沙等内陆属于发展较慢的经济区域；第三层次是西部地区为发展落后的经济区域。

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1、从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看

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已进人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走在全国前列。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并在WTO规则下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国民经济以年均10%--11%的速度增长，超过全国平均2个以上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以上，人均GDP达1700美元。这一地区形成3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圈和都市圈，即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这三个区域相继创造出区域发展的奇迹。今年以来，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是高速赛跑，比翼齐飞，成为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占全国经济的权重愈来愈大。

2、从西部大开发取得的进展看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4年里，国债投资及其带动的投资达7000亿元人民币，五大标志性工程：生态环境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两线工程进展顺利。东部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资加快了西进步伐。产业结构正在调整，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出现可喜发展的势头。各省市区内的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水利、县乡道路、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推进很快。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3、从东北经济发展新机遇看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决策的出台，给解决东北问题带来了一次新机遇。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基础优势和巨大潜力，是东部沿海地区所不具备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现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政策和操作方法都与西部开发不同，采取直接面对一个个企业的政策和方法，核心内容是用高新技術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传统技术，用市场化的先进管理取代传统管理模式，所需资金采取多渠道筹集方式，包括利用外资和民间资本。

4、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大量地向东部地区流动，但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并没有实现，尽管国家在前几年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西部地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发展仍较缓慢。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已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外来资本，民间资本充分，产业结构升级迅速，制造业、服务业和外贸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西部经济增长主要靠基础建设投资拉动，国有资本仍占主要地位，外资、民间资本不足，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快，投资效益不高。因此，东西部之间的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以西部的GDP增长速度为1相比较，1998年东西部比为1.43：1，2002年扩大为1.57：1。人均GDP，2002年西部约600美元，东部则为1700美元，东部约为西部的3倍。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致使国家总体改革目标进退维谷。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政策倾斜、资金倾斜，加上其地理位置优势，目前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凸显出来了。向沿海倾斜的区域政策使全国经济重心总体向东南偏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类型和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差异。东南沿海区域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使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改革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发生冲突，使国家总体改革方案难以设计与贯彻落实。

2、中部经济有“凹陷”之忧。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沿海发展战略和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凹地”，十六大后又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和改造”的方针，中部地区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过多，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的新形势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会加大，“经济凹地”有可能会加深。

3、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区域经济特色不明显。一是重复建设，这不仅出现在价高利大的产业领域，而且在基础设施领域尤甚。二是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甚至区际联系还要小于与国际的联系。三是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加速扩大的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加大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兴地富民”的客观压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置全局性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而不顾，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生产、建设，从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不断加剧。这不仅抑制了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丧失了地区分工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而且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4、地方割据现象仍比较严重。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如区域间为争夺紧俏资源而展开的资源大战；构筑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互相实行资源、技术、人才、商品的垄断和封锁等来保护本地区的利益。不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塞，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且使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造成资源浪费，并最终导致竞争、开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难以形成。目前，各地区进一步扩张面临的共同障碍，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

5、不发达地区的造血功能不足。对不发达地区而言，其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优惠政策也没有绝对的优势，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不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落后，缺乏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人才缺乏，科研经费不足，使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6、“资源换增长”模式普遍存在。很多地方政府用土地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作为促使本地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最优选择，这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强宏观调控，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从我国目前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情况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各地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差距很大，全国统一的市场尚未形成。所以政府应通过转变自身职能，促进市场发育，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同时，还应通过制定适当的区域经济政策，防止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讲一步扩大。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政府通过必要的投资倾斜和政策倾斜，加强不发达地区的智力投资，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达到各个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同时寻求“点”的突破，国家在各地区发展的点上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使之成为真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极。

2、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整合的思路应是改革和优化政府。改善政府的纵横向权力结构，把握好上下政府分权和集权的度，从法律、组织、风险等方面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真正从管理走向服务，从全能走向有限，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行政区经济”的弊端。走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路子。

3、统筹区域发展规划，建立区域利益调整机制。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引导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主力军的作用。中部地区多数都是农业大省，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调出基地，充分利用其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地处全国水陆运输网络中枢的有利区位和综合资源优势，“东引西进”加快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就有可能尽快崛起，成长为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主动力。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西部大开发战略力图通过实施西气东输、东电西送、南水北调和青藏铁路等通道网络建设，与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等工程，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搭建更宽广的平台。

4、理顺资源价格体系。现在我国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主要阻力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产品相对低价、工业制成品相对高价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地区分割和地区封锁。因此，协调区域市场需要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其中最为关键是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提高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安徽省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与生态资源大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总量也逐年上升。2005—2012年，安徽省GDP由5350.17亿元增长到17212.05亿元，年均增长18.17%;能源消耗总量由6215.42万吨增长到10947.05万吨，年均增长8.42%;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由1.21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0.722吨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7.18%。这些数据表明安徽省依然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煤炭资源，同时也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低碳经济发展基础已经初具规模。因此，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通过DEA模型对2012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低碳经济效率进行横向的评价研究，旨在进一步提高安徽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2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效率评价

2.1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价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效率的关键。本文在充分参考了学术界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安徽省低碳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选取能够衡量区域低碳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综合运用DEA方法对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中，选取了各地区的能源消费量、就业人员数、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3个指标作为投入指标，选取了碳生产率作为产出指标，构建了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在上述选择指标中，各地区的就业人员数、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等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2013》，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碳生产率的数据则由《安徽省统计年鉴2013》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指标的数据经过计算得出。

2.2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2012年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投入产出指标数据，使用DEAP2.1软件进行求解，得出安徽省16地市的低碳经济效率值，具体结果见下表。由上表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地市的低碳经济效率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根据上表，分别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个方面来分析:从综合效率来看，2012年安徽省16地市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463，说明安徽省整体低碳经济水平不高。其中，黄山的综合效率值为1，处于较高水平，这是由于黄山的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较为发达，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第三产业，碳排放量非常低;合肥、淮北、蚌埠、阜阳、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池州、安庆等地区的综合效率值均低于0.5，处于较低水平;亳州、宿州、铜陵等地区的综合效率值均高于0.7，低碳经济发展较为良好。综合效率较低的城市中，合肥、阜阳、马鞍山、芜湖等地区的经济总量均处于安徽省前列，而综合效率较高的城市中亳州、宿州等地区的经济总量均处于安徽省的中下游水平。由此可见，低碳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的利用效率等因素也至关重要。从纯技术效率的角度来看，亳州、铜陵、池州、黄山的纯技术效率值为1，表明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较高;合肥、宿州、蚌埠、滁州、六安、芜湖、安庆等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值均高于0.6，表明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较为良好;其他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则处于较低水平。对于纯技术效率较高的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效率主要受规模的制约，应致力于提高规模效率。对于纯技术效率较低的地区，其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应集中于以技术进步推动节能减排，提高投入产出比例。从规模效率的角度来看，合肥、蚌埠、滁州、芜湖、宣城、池州等地区规模效率较低，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淮北、亳州、宿州、阜阳、铜陵、黄山等地区规模效率较高，但仍未达到最优状态;其他地区的规模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亳州、宿州、铜陵、池州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应加大资源、人员投入，改善低碳经济效率水平;除黄山外的其余地区均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应适当缩减规模，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3结论与建议

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和重心，同时也是增长极的城市对周围地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通常把城市间的相互引力作为衡量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把它作为经济区划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基于由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产生的引力模型来量化计算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它是根据距离衰减原理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构造出来的一个模型，其公式为。式中：Pi、Pj分别为i、j城市的总人口；Gi、Gj分别为i、j城市的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衡量）；Dij为i、j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Rij为i、j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引力模型只考虑了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少数因子，仅能粗略地估算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力，即以人口和GDP作为城市质量的度量方法显然存在较大的缺陷，无法完全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全貌，因为城市发展程度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决定的。事实上，目前许多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区域综合发展质量评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此外，对模型建立过程中城市间距离问题的确定，起初很多学者简单地使用直线距离，但随着道路网络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简单地采用两点间的直线距离为标准，就会出现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交通便捷的地方，道路直线距离已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两地间到达的最短的时间距离进行代替。式中，Rij代表两个区域间的空间经济吸引力；Mi、M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质量”，代替人们常用的人口与GDP的乘积来衡量区域城市发展的质量；Dij表示两区域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本文采用google地图软件测度两城市间的时间距离；k为经济引力系数，为简便起见，本文取k＝1。本文借鉴已有参考文献有关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指标［15－17］，以综合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为原则，将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4个维度和24个指标（见表1）。

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2011年10月，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大力构建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区域发展升级新格局。然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江西省依托两大国家战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江西省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南昌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中心空间结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完善江西省的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昌九一体化建设南昌与九江城市发展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要实现龙头昂起，进一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必须要做强南昌，做大九江，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方面要重点推进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其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度都较高，所以应积极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积极推进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形成南昌一小时经济圈，充分发挥南昌对省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南昌经济联系强度最高的九江，应积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充分发挥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临港产业开发，积极发展商贸旅游业，把九江建成具有鲜明赣文化特色的赣北区域中心城市、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总的来说，要推动昌九一体化发展，两地应进行规划统筹，实现规划上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接轨，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按照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结构推动双方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的互补对接、积极推进金融、通讯、公共交通一体化；实现服务一体化，最终实现昌九同城效应。

（二）积极支持赣东、赣西区域发展从城市发展质量和联系度来说，赣东、赣西地区城市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城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所以应以沪昆线为驱动轴，加强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优化两翼的区域生产力布局。具体来说，应根据两翼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来推动各个区域的发展。处于赣东地区的鹰潭市可依托龙虎山这一世界自然遗产优势，打造文化旅游城市；另外国内最大、世界第三的江铜冶炼基地落户鹰潭有利于该地区打造“世界铜都”和相关产业的物流节点；上饶市光伏、光学、先进装备制造业相较于江西其他地区基础比较好，可以发展成江西整个地区发展这些产业的基地；景德镇市作为“世界瓷都”享誉海内外，依托该产业可以进一步发展瓷文化旅游观光等等。另外，应加快推进昌抚一体化进程，推动抚州的发展，同时实现南昌乃至江西省与海西经济区的无缝对接，承接东部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享受国家支持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政策溢出效应。对于赣西地区，从萍乡、新余、宜春三市的经济联系度可以看出，三市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应推进新余、宜春、萍乡的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城化发展，加快打造钢铁、新能源、新材料、锂电、生物医药等产业集聚区，逐步形成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板块，另外拓宽西部城市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合作对接，真正实现两翼齐飞，促进江西省内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