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通过对居民收入增长率及收入消费比的数据分析，认为居民消费不存在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可能性。利用居民最终消费率和GDP数据，实证分析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协整分析发现，居民最终消费率的提高与GDP增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基于Granger检验，发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居民消费率不能加速经济增长，即居民消费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关键词〕
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引擎;协整;Granger检验
一引言
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在理论分析中，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由消费驱动。尹世杰认为，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就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循环能力”，即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促进消费的提高［1］。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了投资比例过高，低消费、高投资使得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而“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2］。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居民最终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陈波就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仍旧是投资，居民消费需求无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徐永兵、文晖利用双对数模型，对我国1978－1999年的GDP、消费和投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消费平均每增长1%，GDP平均增长0．755%的结论［4］。徐凤、金克琴分析了我国1978－2007年的GDP和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5］。刘春义分析了1978－2011年的GDP与居民消费数据，认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消费是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6］。徐晓丽、夏成孝对我国的GDP和居民消费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通过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估计了两者之间的关系［7］。常彬斌利用我国1978－2011年的数据，对人均居民最终消费与人均GDP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通过Granger检验，得出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是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因的结论［8］。徐永兵、文晖的分析所利用的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GDP、消费和投资数据，该数据中包含价格因素，进行回归时容易出现伪回归，且样本容量为23，存在样本容量偏小的嫌疑。徐凤、金克琴分析的也是市场价的数据，协整关系及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会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在刘春义的分析中，Granger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10%，存在显著性过高的嫌疑。常彬斌从人均角度分析了居民消费与GDP的关系，使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包含了人口因素。在上述的实证分析中，除常彬斌之外的其他学者都是基于消费的绝对数据分析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居民消费是GDP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两个变量之间容易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即居民最终消费的增加一定会拉动GDP的增长，导致出现伪回归。
二、居民最终消费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投资比例过高、消费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定位。我国投资率自2003年超过40%以来，始终居高不下，2011年更达到了历史高位，为48.31%。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都在20%以下，2013年英国的投资率为14．79%，美国为19.05%，以上数据能否说明我国投资率过高，从而出现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呢?扩大居民消费是否能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1．从居民收入增长率上看，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表1显示，2000－2013年，除个别年份之外，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福利有限。理论上来说，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为更多的消费打下了基础。但由于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2．从消费收入比上看，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表2显示，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比1991年最高，为87．47%，1999年最低，为71．37%，1991－2014年，消费收入比都在70%以上;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在2013年最低，为66．86%，1991年最高，为85．49%，1991－2014年，消费收入比都在65%以上。表3显示，1999－2012年，除了最高收入户外，其他组的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都在65%以上。表4显示，2002－2012年，除高收入户之外，其他组的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比也都在65%以上。表2－表4显示，不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都比较高，较高的消费收入比使得居民“无钱可花”。也就是说，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三、居民最终消费率与GDP关系的实证分析
消费是发展的目标，居民消费能否成为发展的手段，对此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于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拉动还是由需求拉动的讨论，大多数研究文献是从资本形成率和最终消费率方面进行的分析。居民最终消费率用居民最终消费与GDP对比得到，居民最终消费率的提高，意味着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如果随着比重的增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则经济可以从投资拉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则居民消费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本文进行分析时，用居民最终消费率作为居民消费的指标，而经济增长用GDP表示。
1．数据的选取与处理本文选取1978－2013年的GDP数据(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变价GDP的基期有5个，为了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将GDP折算为1978年的不变价格的数据。折算时，将价格换算为年份市场价的GDP除以该年份不变价的GDP，得到一个折算系数，然后以该年份为基期的不变价GDP折算成上一个不变价的GDP。根据现价和不变价的GDP，计算出GDP的缩减指数。利用缩减指数，将现价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进行缩减，换算为1978年不变价格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用不变价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与不变价的GDP进行对比，得到不变价格的居民最终消费率。
2．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1)平稳性检验对于不平稳的序列，容易出现伪回归。为了分析GDP和居民最终消费率之间的关系，需要检验两个变量的平稳性。本文运用ADF检验法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单整性。得到不变价GDP(y)和不变价居民最终消费率(x)的时间序列数据后，绘制出折线图(见图1、图2)。图1和图2显示，两个变量均存在趋势，经过ADF检验，两序列均非平稳。因此对GDP和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差分序列进行检验，GDP的差分序列用Dy表示，最终消费率的差分序列用Dx表示，ADF检验结果见表5。根据AIC、S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期，在最优滞后期下得到表5的分析结果，y的差分序列Dy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2)协整性分析GDP(y)的差分序列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的差分序列均平稳，都是一阶单整，即I(1)，两变量间存在协整的可能性，但是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需要利用协整理论进行检验。本文利用E－G检验法检验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将序列y(GDP)对序列x(居民最终消费率)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序列e，对残差序列e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根据AIC、SC准则，在最优滞后期下，得到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7)。据表7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e不平稳，即GDP(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检验对GDP(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进行Granger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GDP与居民最终消费率都是I(1)，所以检验它们的差分序列。根据AIC、S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3，在最优滞后期时，Granger检验结果见表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Dx不是导致Dy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Dy也不是导致Dx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对于预测GDP的变化没有帮助，而GDP的变化也不能预测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
四、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提高最终消费率，对GDP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据实证分析结果，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增量与GDP增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与GDP的增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提高居民最终消费率不是GDP变化的原因，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也就是说，提高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没有明显效果。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不存在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概念，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此，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相符。
2．拉动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拉动消费，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短期内能够提高GDP。但从长期来看，提高消费比例，无疑会降低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失去源泉。因此，从长期来看，加大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全新策略［J］．中国企业家，2007(6):38－39
［2］尹世杰．略论优化消费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消费经济，2011(2):3－9
［3］陈波．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分析［J］．社会科学，2014(7):53－64
［4］许永兵，文晖．我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12－17
［5］徐凤，金克勤．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09－113
［6］刘春义．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检验［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3):12－17
［7］徐晓丽，夏成孝．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报，2012(4):54－57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农村消费经济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提升内需经济发展战略下常谈常新的话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的发展特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哲学内核一脉相承，从制度经济视角梳理农村居民消费经济有助于系统化的理解当前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现状，分析未来一个时期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从制度视角为农村消费经济工作的开展提供政策支持，这是本文的出发点，以期能够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制度经济理论体系和铺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村消费经济基础提供参考。
关键词：
制度经济；消费经济；农村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消费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在马克思的经济著述中并不存在居民消费制度的概念和提法，居民消费制度更多的在其经济理论中以思想内涵的方式体现。马克思认为“对于生产关系，不能忽略社会本质属性而只谈生产；对于消费关系，也不能忽视不同社会条件而只谈消费”、“生产和消费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会表现出多样性”，这些对于消费关系的论点揭示了马克思关于居民消费制度必然随社会发展进步而对应变化的经济观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开放、与时俱进的理论一脉相承，在否定资本主义以剥削关系为实质的消费经济本质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以“为人民谋福利”为理论宗旨，消费和生产均“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思想概述了“提高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邓小平南方讲话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将居民消费列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科学发展观”七大主题将“以人为本”纳入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指引性思路；“供给侧改革”强调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消费经济发展新思路。
（三）西方消费经济理论视角西方经济学对于居民消费经济的理论概述最为体系化，内容也最为丰富。从马歇尔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到凯恩斯主义、霍尔假说，西方消费经济学经历了从制度架构到消费函数分析的转变。凡勃伦是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分析的鼻祖，他提出的消费炫耀性理论着重从居民消费心理、习惯等方面揭示消费行为的经济本质；以阿萨尔•林德伯克为代表的瑞典经济学派，通过划分制度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多维性论证了政府对于社会消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
（四）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杨圣明通过对我国消费经济进行断代论证，分别划分了从1927-1949年、1949-1955年、1955-1978年、1978年至今为层次的供给型消费体制、供给与自理混合型消费体制、票证限制下的抑制型消费体制、商品经济下的开放型消费体制；国外学者的消费研究多从居民收入角度出发，大多涵盖在凯恩斯、杜森贝利、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框架下，只有以MetinM.Cosgel为代表的少数学者提及了消费制度的概念，但也并没有从实践角度对我国的消费现象进行体系化的论述，相关经济模型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也不具备较好的解释力。
二、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制度的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传统和现代进程，如表1所示。
（一）传统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呈现出集中、限制、强制的特点，由于农业发展落后，国家实行对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票证等指标消费的适用范围遍布粮食、布、油等生活必需品，医疗、养老等消费由国家免费集中提供，福利替代消费。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一五计划”提出的大力发展农业、优先解决吃穿用等指导思想让位于三线建设，农村居民消费不进反退，“先制坡、后治富”、“先生产、后生活”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农村经济从消费向供给全民倾斜，“价格剪刀差”下的农业原始积累几乎都用于维持工业低工资和原料成本。
（二）现代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制度改革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在收入层面有了较大提升；另一方面，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取消了落后的统购和派购制度，大量农产品可由农民自主上市和交易，粮食等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攀升使得农村消费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期间农村消费市场计划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并存，国家对农村粮油、副食、交通等补贴使得农村地区生产力迅速恢复元气，为农村与城市消费经济差距的缩小积累了力量。1992-2002年，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提出和实施，农村消费市场供给不足的局面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1992-1996年，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分别为16.8%、28.4%、30.5%、26.8%、20.1%，显示了农村消费经济厚积薄发的强劲增长势头。1994年，我国全民施行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以及外贸五个领域的综合改革，至1994年底，全国市场基本取消了粮票制度，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农村居民生产积极性和消费热情、消费能力得到巨大释放。2002-2008年处在我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期间，尽管“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此期间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经济展现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如利益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新弱势群体的产生等。处于经济和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农村消费经济迎来阵痛。2008年至今，我国市场化资源配置政策全面确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税全面取消，然而农民收入增长水平较之消费品价格增长水平有所不及，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依旧受到限制，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成为我国拉升内需既定国策的重要资源。
三、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水平如图1所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额从1092.4亿元人民币增长至54177.6亿元人民币，然而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城乡差异构成来看，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全社会消费支出的比例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城乡消费经济发展的差异走势也印证了二元结构下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从政策及制度上追问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原因，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和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飞速发展首当其冲，农村经济接受外来变革的时间进度和政策强度都落后于城市经济，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潜力并未得到挖掘。
（二）消费结构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组成内容（见图2）来看，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支出占据比例高达37%，表明农民大部分支出用于温饱，这也和我国社会较高的恩格尔系数相对应；农民衣着（6%）、居住（16%）、家庭设备类（7%）支出合计比例29%，与食品类支出共同占据66%的消费内容，合计高达66%的基本生存类消费支出与医疗、通信、文教娱乐、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各自12%、10%、7%、2%、1%的消费比例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农村居民消费依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消费阶段，文化类消费在我国农村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和条件，这种较高的基本生存类消费结构印证了我国农村消费经济的整体落后。
四、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的制度提升路径
（一）收入分配制度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两个比重”分别为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政策层面完善农村经济的收入分配制度就要做好“调高、扩中、提低”三项工作。在提升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时，从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居民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基础上，还要施行阶梯扶贫标准，在“扶”之外，还要从支持农民就业、农民市民化等方面来“保”收入；将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重心放在健全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和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上来；建立农副产品深加工行业品牌效应，给予农民企业税收优惠，通过致富示范效应提升区域经济。
（二）财政支出制度从优化财政支出角度振兴农村消费经济需要建立三个立脚点，一是增加国家和地方对于农业投入的支持力度，巩固农业作为我国基础产业的重要地位；二是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农的管理机制，明确各自职责；三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加大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投入，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
（三）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养老是限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三座大山，我国虽然确立了至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目标，但目前城乡社保管理体制分割、群体间社保待遇差距大、社保基金缺口大的现实依然严峻。因此，从现阶段出发的农村医疗改革要将工作重心放在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加大支持乡镇医疗机构建设方面，采用农村居民医疗收支和价格管控两条线管理；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比较现实的方法是继续加大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的异地就读便利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则通过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统筹全国养老金、城乡统一养老改革来减轻农民的养老负担。
（四）金融创新制度在现阶段，利用金融创新来活跃农村居民消费实际上与农村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并不匹配，创新金融制度培育活跃的农村消费市场是振兴农村消费经济的上层建筑和中远期工具。其一，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农村已经实验运行良好的农民小额消费信贷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消费金融服务体系在农村的渗透前景良好；其二，消费信贷以外的金融创新工具如农机具金融租赁在大田种植背景下的农村消费市场也显示了较好的融入能力，在新型农业合作社体系内运作良好；其三，1988年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这为我国创新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土地使用权抵押下的农村居民资金融通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等待挖掘，金融系统创新可以为农村居民消费提供活水和多样化的权益工具。
参考文献：
1.李思明.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
2.张恒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经营管理者，2015（11）
3.丰倩.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D].湘潭大学，2015
4.李运.促进农村消费信贷背景下农户征信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4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F036.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本文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 城乡收入分配 实证检验
问题的提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体制转轨，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的均衡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下的短缺型经济向需求约束下的过剩型经济转变，由此引致了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从部门结构分析，消费需求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目前，我国的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居民家庭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却不断下降（见图1）。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原因在理论界已经探讨了十多年，但仍未能完全解决。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文献综述
（一）居民间收入不公平论
臧旭恒、孙文祥（2003）利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同的原因。藏旭恒、张继海（2005）通过对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和基尼系数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段先盛（2009）从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检验结果说明城镇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祝正芳（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指数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十分重要。王春娟、黄昊（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实证模型，得出结论：城镇居民存在着极强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农村居民增收缓慢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论
方福前（2009）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三）消费观念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有着如崇尚节俭、喜欢储蓄、厌恶借贷消费的观念，在消费观念上谨慎、保守，从而导致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较低的消费倾向。韩克勇（2001）认为造成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落后、消费环境不佳。
（四）中国福利制度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医改、房改、教改，都使得人们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储蓄的预防动机加强，使得人们消费水平下降。这点从陶传平（2001）、李宗华（2004）等人的研究便可看出。
可以看出，对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研究，主要的观点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之上。多数学者阐述了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不公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论断，但是由于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李军（2003）认为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仍然较高，收入差距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城乡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上。
理论模型
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效用消费倾向递减，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相较于收入幅度减少较小。故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富人，收入差距拉大，则会造成社会整体消费率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自改革开放前期，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进行。但是自从1985年之后，虽然1994-1997年期间，城乡人均收入比呈下降趋势，但是总体上，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8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3.3（见图2）。即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居民间收入分配主要呈现出向城镇居民倾斜的特点，这一特点明显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我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加剧的现实，建立理论模型：
假设我国全社会消费函数、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分别是：
C=a+bY，C1=a1+b1Y1 ，C2=a2+b2Y2
其中，C、C1、C2、Y、Y1、Y2、a、a1、a2、b、b1、b2分别是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全社会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全社会居民自发性消费、城镇居民自发性消费、农村居民自发性消费、全社会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其中C=C1+C2，Y=Y1+Y2。另由凯恩斯理论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b2>b1，设城乡收入比为k，k=Y1/Y2，Y1=kY2。
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为：
c=C/Y=（C1+C2）/（Y1+Y2）=（ a1+b1Y1+ a2+b2Y2）/ （Y1+Y2）
将Y1=kY2代入可得：
对该式左右两边对k求导得：
由上式可知，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全社会消费率会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上升而下降。
实证检验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的上式，做出假设：全社会居民消费率c与（全社会居民收入的倒数）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为城乡收入比）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全社会居民消费率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从而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c为全社会居民消费率，Y为全社会居民收入，k为城乡收入比，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此处，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计算全社会居民消费和全社会居民收入。Y=n1Y1+n2Y2，C=n1C1+n2C2，c=C/Y=（n1C1+n2C2）/（n1Y1+n2Y2）。其中n1、n2、C、C1、C2、Y1、Y2分别代表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年底乡村总人口数、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之所以采用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加总数据，是因为用GDP代表居民收入并不合适，它无法代表真正的居民收入及其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故本文认为用人均数乘以人口数的加总数据更合理。本文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二）模型回归结果
方程回归结果为：
R2=0.758506；Adjusted R2= 0.730642； D.W=1.021301；F统计量=27.22108***。
括号中为对应于估计量的t值，***表示在P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设计的三个假设均被证实。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之间的关系被证实，从经验上验证了本文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假设。另外从CPI的回归结果来看，通货膨胀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但是系数仅为0.0026，说明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有限。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的理论模型，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需求拉动逐渐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需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就要求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促进城镇与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城镇农村户籍隔离制度下，这就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增长要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拉大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缩小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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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储蓄 农村人均纯收入 消费水平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费作为最终需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经济活动的终点和目的，又是经济生产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间题，而消费函数是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消费同时又受收入和储蓄的制约，由于90年代前后物价快速上涨，本文推测90年前后收入与储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因此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90年代前后的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加以分析，并得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结论。
一、收入、消费与储蓄理论的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消费的研究始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涉及消费者利益最大化问题的微观观察以及消费理论的验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包括纯理论的探讨、统计计量验证，也有理论与计量方法相结合产生的具有良好预测功能的经济计量模型。具体来看，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著名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凯恩斯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影响个人消费的主观因素是比较稳定的，实际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其消费支出也增长，但消费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也就是说，如果其它情况保持不变，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平均消费倾向趋于下降，而平均储蓄倾向趋于上升。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于消费的研究，但同时它也反应出了一些问题。绝对收入假说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的观点，缺乏对未来的影响分析，因此显示了这一假说的片面性。
杜森贝里在其《消费、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一个家庭或个人的现期消费，会受到自身收入和周围他人的影响，在存在着这种消费“示范”效应的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不是递减的，即社会总需求水平不会轻易下降；同时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自己历史上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受“高峰时期”收入的影响，这被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因此家庭短期消费行为和长期消费行为的结合，产生了所谓的“棘轮效应”，即经济中消费变动要比收入变动稳定的多。
随着西方收入与消费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对于该问题的探究也不断深入。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早期的文献一般采用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对上述各种假说下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而近几年来，依托于计量经济模型理论及应用上的不断发展及成熟，学者们采用新的实证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这一经典课题，以求在新的模型框架下对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从国内的文献来看，赵卫亚（2003）利用变系数和变截距PanelData模型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分析了收入差异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杭斌、申春兰（2004）则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变协整分析研究了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沈晓栋、赵卫亚（2005）采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作了实证分析。
另外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锐（2003）运用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生活支出标准、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还不是很高，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有很大的变化，各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差异比较大。
本文应用计量经济模型，从量化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改革开放以来收入水平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全面揭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对消费的影响。
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可以利用各年按收入等级分组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储蓄的统计资料，对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进行研究。
2.1 模型的建立
模型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化，设定初始模型应该为：
其中：
CK――存款（使用的是农村人均存款（元））
SR――收入（使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
α――常数项
β――随机干扰项
为防止时间序列数据各个年份之间存在差异，在这里对模型稍作调整，对模型统一取对数，一方面消除了历年数据之间的差异性，使数据更加平滑；另一方面，凸显参数意义，使模型估计更准确。
调整后的模型如下：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收入高低，但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影响消费的因素还包括储蓄等，由于农村居民受传统意识的的影响，收入与储蓄的关系也对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本文采用1978年到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储蓄与收入的相关数据，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数据详见《中国统计年鉴》）
2.2 用OLS法估计模型
由于本文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对1978年到2004年的数据需要分开检验。利用EVIEWS 6.0首先取1978-199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具体模型为：
由此可见：拟合优度可决系数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模型与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较好，回归直线与样本点拟合的很好，但由于DW值为0.838，说明变量至少存在一阶正相关，所以引入AR（1），AR（2）进行迭代修正，两次差分之后模型为：
经过两次迭代修正后，不但拟合优度较好，而且D.W.=2.01，说明模型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已经修正，同时再对模型进行LM（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
同理，再选取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迭代修正后，得出的模型为：
此处需要对1990年前后的估计模型进行经济意义的检验，由以上两个模型可以看出：
1978-1990的模型中：=4.24，=0.57
1991-2004的模型中：=-5.58，=1.67
即截距和斜率发生明显变化。截距上的变化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影响的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收入中储蓄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用于消费支出和其他性支出比重上升；斜率的变化也很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储蓄额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本文在这里发现，1990年以前，当收入为零时，储蓄额为正，说明既有储蓄的存在，即，本期储蓄并不一定受当期收入影响，另外还有其他农村居民特有的因素影响；而1990年以后的模型中，截距为负，本文认为农村居民储蓄额减少，消费增加，只有当当期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农户才会选择储蓄，明显区别于1990年以前，本文认为是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户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而弱化了储蓄的地位。
由于1990年前后模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此引入虚拟变量，以期凸显模型的估计意义。
设XN为虚拟变量，以加法方式引进，仍然以1990为界：
XN=，并对模型进行了二次迭代进行修正，模型如下：
由此可以发现所有检验值均通过检验，证明引入虚拟变量是有意义的，在10%的显著水平下能够通过检验，所以已经证实有变化，进一步证明了1990前后物价飞涨对城市居民的储蓄和收入关系造成影响的事实。
三、结论
本文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做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并对1990年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做了比较，从中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除去收入这个主要因素外，还受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
3.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挺进，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中国广大农民逐渐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农村居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农村居民的消费也必将成为全国消费的拉动者。推动农村消费，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逐年扩大，呈现强劲的上升势头，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其他支出不断扩大。
3.2 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降低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农村居民不再一味的把收入转化为储蓄上，而是积极的用于消费和其他相关性支出，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也影响消费的变化。
3.3 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变小
90年代以前，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较大，其中，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转化为储蓄，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但90年代以后，改革思潮的不断涌入，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促使消费成为收入的一大目的，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逐渐变小。
3.4 农村特殊坏境的存在
由于农村这个特殊环境的存在，居民都生活在相当熟悉的环境中，村中无形的支出压力（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也给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村民储蓄的倾向更高，但是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也无形中减轻了村民的这种负担，加之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高，村民的收入则更多的用于消费和其他性支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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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骆祚炎, 刘朝晖. 1992年以来中国消费函数实证分析[J]. 消费经济, 2004,(03).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随着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国家经济生力军的安徽省经济也在逐渐增长.近些年来安徽省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也显著上升.本文运用统计计量经济的相关理论对安徽省的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对偏离均衡关系进行了误差修正.最后根据实证的结果和均衡关系提出安徽省应该首先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再次是增加中等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最后还要改善居民消费环境，进而推动安徽经济快速增长.
关键词 ：安徽省；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38-04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是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其一个表现就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净出口，以至于在GDP中消费所占的比重逐年下滑，从而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安徽省是我国华东的一个主要省份，所以在安徽省也存在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现象.消费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行为表现，无论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直接而且效果也十分显著，在我国的总消费中居民消费占比高于70%，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主要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形式表现出来.1981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最高时曾达到52.5%.从1990年以后，由于投资和净出口比重的逐渐增加，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表现为下降趋势，从1991年的47.5%降至2004年的41.5%，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我国消费率不断下滑.而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大多达到60%以上，高于我国消费率20多个百分点.我国消费率的偏低会导致投资增长的减少.随着GDP中消费所占比重的逐渐减少，我国政府开始关注到消费的重要，希望通过拉动社会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利用计量经济的理论通过对安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为安徽省制定提高居民消费需求，进而推动安徽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基础.
2 相关理论
2.1 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提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这一思想用线性函数形式表示为：
ct=a+b*Yt(1)
式中ct表示总消费,Yt表示总收人,下标t表示时期；a、b为参数.参数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值介于0与1之间.(l)式反映了消费随收人增加而增加的倾向.凯恩斯以收入来解释消费的理论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由于总支出E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即:
E=c+i (2)
总收人等于总支出：Y=E
联合方程式(1)、(2)可得:
由于0<b<1，b越接近1，总收入越大.这解释了消费跟国民收人的密切关系，在国民收入的支出法计算中
Y=C+G+I+X-M(4)
在(4)式中，由于G是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中基本稳定，由数据上可以看出国民收人Y受到C、I、X、M(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影响，进而说明GDP 和消费是相互影响的.
2.2 协整理论
协整理论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F. Engle)和格兰杰(CW.J. Granger)在1978年首先提出来的.所谓协整是指对于两个或几个非平稳的变量序列，若它们的线性组合序列呈平稳性，则称这几个变量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而当变量为协整时，两个变量虽然具有长期波动规律，但两个变量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反之，如果两个变量具有长期波动规律，且并非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就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只有当单整变量的阶数相同时变量才可能是协整.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前提就是变量必须是协整的.协整检验论证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现实中各经济变量之间大多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关系，所以只用协整检验不能完全反应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所以本文选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判断GDP与居民消费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选取1993-2012年的安徽省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来实证研究安徽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在经济运行当中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变化，从而得出安徽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的结论.
3 样本数据和计量分析
3.1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本文选取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GDP，被解释变量)与安徽省居民消费支出(CS，解释变量)两个经济时间序列变量建立模型，样本区间为1993-2012 年数据.先对经济变量GDP、CS取对数，用LNGDP、LNCS表示，利用Eviews6.0来分析安徽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2 简单模型的回归分析
建立简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Yt=a+b*CSt(5)
其中，用CSt代表当期安徽省居民消费支出，用Yt代表安徽省当期GDP.首先对经济变量GDP和安徽居民消费支出CS的对数LNGDP，LNCS进行相关性检验，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根据表1利用Eviews6.0.得出如下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看到，安徽省GDP和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性达到0.995，这说明二者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为了检验二者之间的其他关系，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为：
LNGDP=-0.242466+1.130866LNCS
R2=0.990659DW=0.54879F=1908.996(6)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度比较好.从图1我们能够看到方程的拟合情况，这说明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能很好地线性表示被解释变量(GDP).而且方程整体的显著性检验以及系数的t检验均通过.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此方程可以解释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并没有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假如时间序列非平稳，那么，我们前面所做的工作将毫无意义，方程存在虚假回归的可能，所以本文再利用协整检验加以验证.
3.3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一般都是非平稳的，采用单方程模型很可能出现“虚假回归”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克服虚假回归现象从而找到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稳定关系.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数据来自表1，数据处理都是使用Eview6.0来完成.
1.单位根检验(ADF)
在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对分析中所涉及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判别单整的常用方法是DF(迪克逊)检验和ADF(修正迪克逊)检验，由于大部分数据可能存在高度的自相关，因此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方法.
其中，DLNGDP、DLNCS分别表示GDP和CS的一阶差分.由上表可得，LNGDP和LNCS序列均为非平稳的，经过一次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即说明LNGDP和LNCS均为I(1)序列，说明GDP和CS 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2.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检验居民消费CS与GDP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本文采用Engle一Grange法：协整检验对方程(6)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简称EG检验法，得到如下结果：得知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果，因此可确定残差是平稳序列.说明两变量LNGDP和LNC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面的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居民消费CS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即是由居民消费的增加带来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消费的增加需要进一步验证.使用表1的数据，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上述结果可看出,在滞后期为2年时，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LNGDP不是LNCS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是居民消费增长的原因.而当滞后期为2年时，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水平下接受原假设LNCS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此时居民消费的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由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可以导致居民消费的增加，但是在滞后期较短时，居民消费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
4.误差修正模型
从前面的检验可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序列，代表安徽省经济增长的LNGDP与居民消费LNCS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关于两者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ecmt-1=LNGDP+0.242466058908
-1.13086605868LNCS(7)
由于LNGDP和LNCS都是一阶单整的，所以DLNGDP、DLNCS是零阶单整的，同时ecmt-1也是零阶单整的，故我们可以对DLNGDP、DLNCS、ecmt-1进行OLS回归，但考虑到?着t可能存在自相关，所以我们分别引入DLNGDP、DLNCS的滞后三期的值，可以得到：
DLnGDP=C(1)+C(2)×DLnCS+C(3)×DLnCSt-1
+C(4)×DLnCSt-2+C(5)×DLnCSt-3
+C(6)×DLnGDPCSt-1+C(7)×DLnGDPCSt-2
+C(8)×DLnGDPCSt-3+?琢ecmt-1+?着t(8)
在eviews6.0中运用逐步回归法，提出不显著的滞后期变量，其结果如下：
DLNGDP=0.092948+0.655262DLNCS
-0.300088DLNGDP(-1)+0.109953DLNCS(-1)
+0.620748ecmt-1 (9)
方程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 的系数为正，符合正向修正机制.上面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安徽省居民消费短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由方程可知，不仅当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上期的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均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有影响.短期居民消费变化1%，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变化65.52%；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强度.从系数估计值0.620748来看，当经济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0.620748的调整强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以上说明其他因素对当期的GDP具有一定影响.
4 结论和政策意见
由前面的实证可以看出，安徽省经济增长与其居民消费水平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安徽省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应该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的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角度去推进经济增长，而不是仅依靠投资和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唯有这样，安徽省的国民经济才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由上面的检验及实证分析可以对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4.1 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以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主
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推动，应该增加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安徽省的居民消费也不例外，这其中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所以增加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而我省农村居民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又加上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还是比城镇居民落后，所以应着力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4.2 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推动经济增长要尽可能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中等收入者占比
我省部分地方的居民消费观念落后，所以要改变居民以储蓄为主的消费观念.同时我省农村居民是主体，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偏低，大多为低收入者，所以要提高安徽省的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要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应该大力提高安徽中等收入者占总消费者的比例，因为中等收入人群是安徽消费主体里的中坚力量，中等收入人群不仅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并且消费层析也高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对于改善安徽省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4.3 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推动经济增长要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为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其中软环境包括消费者的权益和信贷环境.而硬环境也就是居民消费的硬件设施，例如消费的店铺商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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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居民消费增长 流通业发展 研究综述
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改革的引导力量。然而我国近年来出现持续的消费不足，将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研究中国目前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当前应对金融风暴，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流通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桥梁和纽带，它已经由社会再生产的末端产业变为先导产业，成为引导生产、消费和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如何充分发挥流通业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关于如何发展流通业的观点主要有：提高流通业的信息化水平、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调整流通产业结构、加快流通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等。然而，关于居民消费增长能否反过来促进和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流通业增长的研究文献很少。本文试图将现有学术界关于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的研究进行梳理，以供学者更深入探讨二者关系，从而推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和流通业发展水平。
流通业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研究
贺珍瑞认为，农村流通体系与农村消费需求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日前，农村流通体系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大。商务部研究院学者赵萍对流通体制促进消费的潜力进行了分析，并在借鉴相关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流通体制促进消费增长的对策建议。赵萍还认为，中小零售企业强大的吸收就业的能力，可以切实提高普通大众的收入水平，为扩大消费提供最基本的收入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马龙龙教授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提出：促进消费需要强有力的流通支持。马教授认为必须构筑一个高效通畅、竞争有序的高层次“流通平台”，充分发挥流通对于启动消费和市场的作用。2006年第二届中国现代流通（上海）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黄国雄教授指出“要发挥商业在促进内需、扩大消费中的基础性作用”。朱成钢认为流通业发展能够促进绿色消费，他提出要“发挥流通业在促进绿色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在该国际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提出 “商业流通业态和方式创新能培育和引导新的消费需求的增长”等观点。王微提出“城市商业特别是零售业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的主要途径”。在第五届中国百货商业高峰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提出“零售业促进消费大有可为”的观点。
目前关于二者关系相关研究的大多数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基本上认为，流通业发展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贺珍瑞主要从农村流通体系的完善与否的角度论述其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赵萍则是从完善流通体制的角度和中小零售企业强大的吸收就业从而提高居民收入的角度阐述如何促进居民消费。任兴洲认为商业流通业态和方式创新有助于培育和引导新的消费需求。总的来说，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流通业的发展能促进消费的增长，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只是他们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从理论上说，流通业发展也是能够促进消费增长的。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在《资本论》第二卷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商品和资本的流通、交换形式，详尽阐述了流通环节、流通时间、流通费用对产品转化成商品（即对消费）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在研究鼓励消费、扩大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时，同样离不开对商品流通业的研究。
居民消费增长促进流通业发展研究
王惠认为，消费无论是在商业流通发展的历史演进中，还是对新兴商业业态的崛起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商业流通要在消费导向型经济时代获得更大发展，则必须适应消费、推动消费、发展消费。消费的变化是零售业不断创新的直接因素。
目前关于居民消费增长能够促进流通业发展的研究的文献较少，但是笔者比较认同王惠的观点，一方面，流通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情况；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状况也会反作用于流通业的发展，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会促进流通业业态的发展创新和整个流通业的发展。
居民消费增长与流通业相互促进的理论研究
湖州市统计局财贸处的研究人员认为，流通业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相互促进。比如，他们提出“加快流通业发展促进消费市场繁荣”的建议，并提出湖州市居民消费的增长促进了流通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应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改善消费环境；湖州市政府要重点扶持汽车流通与服务业、电子信息产品流通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通过流通业的发展以改善消费环境，拓宽消费领域，引导消费观念更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关系
王新利等通过对2003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以农村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近似地代表农村对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以农村从事批零贸易及餐饮业的人数近似代表农村流通体系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分析表明，农村流通体系是除了收入因素以外，对农村消费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之一。胡愈对200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与王新利类似的结论。冉净斐选用相关数据，建立流通和消费增长的线性模型，同样是对时间序列进行逐步回归，只是在方程的建立过程运用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的主要有王新利和胡愈等学者，他们进行实证方面的探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颇具借鉴意义。但是，他们的实证分析尚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提出与之商榷。由于胡愈和王新利的分析方法和思路基本相同，在此以王新利文章的实证分析为例进行讨论。首先，该文对于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流通发展选用的数据不是很合理。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或者农村人均消费支出近似替代农村的消费水平，以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农村批发零售贸易值、餐饮业值和其他行业值）近似替代农村的流通业发展水平更为合理。其次，该文对1989—2003年的相关数据，运用一元回归方程结果来考察农村的流通体系对农民消费的作用程度。
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和结果有待商榷。一方面，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经济分析中所涉及的大多数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非平稳序列往往会出现伪回归。这是因为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所确定的变量间的关系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序列平稳性检验是非常必要的。而该文没有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居民消费水平和流通业发展水平因地区而异，仅用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来分析有可能会忽略不同截面个体的影响，进而导致模型估计方面的系统性偏误，若改用panel data建立统计模型则可以避免这一点。
关于流通业发展的研究趋势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多，也基本达成共识，即流通业发展是能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但是该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一方面，首先要从理论上继续探究流通业发展能够通过哪些机制和途径影响和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要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流通业的发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大致认为居民消费增长是能够反作用于流通业发展的，上文分析仅仅从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会促进流通业业态的发展创新和整个流通业的发展的角度论述，理论分析比较薄弱，因此我国的学术界可以继续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深入探讨居民消费增长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途径和程度。
关于二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理论和实证分析都较少，也不够深入。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深入探究二者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在实证方面的分析研究，可以运用实证分析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二者关系。首先，可以运用我国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阶段的时间序列分析。建国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和流通业发展都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强度和形式一般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如果能够分阶段研究就可以真正深入的把握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我国的流通业为例，流通业在改革开放前后“判若两人”，无论从商业运行的环境机制还是运行机制都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因此，我国可以将流通业的研究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其次，可以运用我国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区域或者不同省份的数据运用panel data模型进行分析。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分析会漏掉不同截面之间的联系，也会忽略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而运用panel data模型可以构造和检验比单独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更为真实的行为方程，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国东、中、西部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流通业发展水平还是居民消费水平等方面差距都较大。如果仅用时间序列分析流通业发展和居民消费增长关系可能会产生系统偏差，从而使得估计的参数存在误差，最终使得研究的结论和预测都大打折扣。再次，针对我国城市和农村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流通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大的现实，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对我国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的实证分析，对于当前我国提出的流通现代化（尤其是农村流通现代化）和提高居民消费增长（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贺珍瑞.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赵萍.扩大消费与中国流通体制改革[j].商贸经济（中国人大复印资料），2007（10）
3.朱成钢.建立与绿色消费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业[j].商业经济，2006（22）
4.王微.我国城市商业在扩大消费中的地位与作用[j].中国流通经济，2006（2）
5.房爱卿.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消费政策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6.王惠.消费对商业流通发展的作用[j].河南社会科学，2000（6）
7.王新利，吕火花.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06（3）
8.胡愈.农村现代物流与农村消费增长相关性研究[j].消费经济，2007（2）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府支出；城乡居民消费； 动态影响；时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4-0015-06
Abstract： Using the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private consumption. From the total perspective，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on consumer spending，but the effect become weaker than before，and the overall trend appears the inverted L shape. From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economic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 has always suppressed private consumption， the role of social expenditure on consumption becomes strong， and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expenditure on consumption becomes negativ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se three typ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all residents，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dynamic effect；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1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不同经济学派的观点大相径庭。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可以通过乘数、加速数原理对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从而刺激居民消费，因此该学派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一些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Blanchard和Perotti运用美国经验数据构建了SVAR模型，以分析二战后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认为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刺激了消费[1]；Athanasios Tagkalakis运用1970～2001年19个经合组织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能刺激私人消费[2]。但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派则认为，在完全理性、消费期界无限和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债券融资与征税的影响是一样的（李嘉图等价），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也有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Aschauer采用永久性收入的方法研究发现，美国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替代关系 [3]；Ahmed在跨期替代模型中发现英国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私人消费[4]；Tsung wu Ho用1981～1997年面板数据对经合组织24个工业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5]。
近十年来，为了应对内需不足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启动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因此扩张性财政支出在拉动内需上的有效性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较早的实证研究以政府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主：谢建国、陈漓高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就长期而言政府支出则会完全挤占消费支出[6]；李广众基于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欧拉方程，推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为互补关系[7]；陈太明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结果一致表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国的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都具有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会导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8]。近期的研究则转移到了政府的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官永彬实证分析表明，在政府支出结构层面，政府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长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引致效应，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9]；苑德宇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分类财政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教文卫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微弱[10]。
以上的文献回顾表明，已有文献在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研究方面，由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同时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总量研究较多，考察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较少；其次，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相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可能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影响不同，已有研究在这方面考虑欠缺；第三，不少实证研究局限于利用具有固定参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静态分析，没有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其结论解释力不强。本文从我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出发，将政府支出划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并选择时变参数模型，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分析政府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以及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
2理论模型设定与计量模型选择
2.1理论模型设定
居民有效消费函数是一个关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函数，国外学者如Bailey、Tsung-wuHo等都假设它是一个线性的有效消费函数，即C*t=PC1+θGCt，C*t为居民有效总消费，它包括人均实际消费PCt与人均实际政府支出GCt两部分，参数θ为表示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与人均实际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系数。
其次，所有的α2t的值都为正，说明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的支出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系数在1986～2000年之间在0.2～0.6之间低水平波动，2000～2011年增长较快，从0.57增加到1.14，这表明最近十多年社会文教支出大幅度增强了居民消费意愿。社会文教费是指国家用于文教卫生、科学研究、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政府增加该项支出相当于间接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消除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减少了强制储蓄，增强了消费预期。据统计，1978～2000年社会文教支出大约占政府支出比重的四分之一，远低于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开支比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1992～2000年），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享受的相关福利待遇被相继取消，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被推向了市场，极大地限制了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2000年以来，政府十分重视改善民生，大幅度增加了社会文教支出，目前该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职业教育费用减免力度也很大，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形成，各类居民都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保障房建设，所有这些保障民生的举措都极大地促进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最后，系数α3t在1984～2003年为正，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2004年以后变为负值，这说明行政管理开支对居民消费的正面影响越来越小，负面影响逐渐增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费用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78年该比例仅为4.71%，但到了2004年该比例高达19.4%。一方面，财政负担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不断增多，机构臃肿，服务效率低下，严重挤占了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开支；另一方面，行政管理费用的来源是国家税收和行政收费，过高的费用必然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税收负担，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两方面的叠加效应必然导致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弹性为负。
3.3政府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
再次，根据图6，系数β3t和γ3t在1986年以前波动幅度较大，1990年达到最高点后两系数逐渐走低，并在2009年后先后变为负值，说明1990年以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逐渐降低，并最终变为抑制作用。对此现象的解释前文已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从1988年开始，β3t始终大于γ3t，说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大于农村居民。对此本文认为，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三公”开支和庞大的政府采购等，这些费用的提高有利于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提高和增加从事“三公“等相关行业的城镇居民人员收入，但对农村居民来说影响很小。
4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先后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全体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以及政府不同支出结构对全体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根据方程（7）、（9）和（10），从总量上来看，政府支出对全体居民以及城乡居民的消费都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1998年以前表现明显，此后稳中有降，大致呈现“倒L型”，说明财政政策已经出现效应递减现象。
其次，根据方程（8），从结构上讲，政府不同性质的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总体来看，经济建设支出一直抑制居民消费；而行政管理支出在2003年前促进了居民消费，以后则相反；社会文教开支始终促进居民消费，且程度不断增强。
再次，根据方程（11）和（12），经济建设支出总体上讲是抑制城乡居民消费的，但对城镇居民的抑制程度更甚；社会文教开支2000年以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很小，但对城镇居民消费起抑制作用，2000年以后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日益明显；1990年以后行政管理开支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并最终变为阻碍作用。
最后，根据以上分析，我国政府支出虽然在总量上能够促进居民消费，但是从结构上看真正起促进作用的是社会文教支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从国际上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过去；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很高，但结构性失衡问题严重，今后必须牢牢抓住扩大内需（关键是扩大居民消费）这一战略基点才能抵御危机，扭转结构失衡问题。为此本文的建议是：
一是不宜长期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实证表明财政支出政策能有效地增加居民消费，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促进效率不断下滑，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居民消费，导致政府支出乘数降低，从而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政府应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房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预期；把更多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到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
三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问题主要靠市场解决，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这样能有效降低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同时精简机构和人员，缩减部门经费支出，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对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四是扩大居民消费不能仅靠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还需要改革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优化消费环境等组合政策。
参考文献：
[1]Blanchard， Perotti， 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4）：1329-1368.
[2]Athanasios.Tagkalakis，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Consumption in Recessions and Expansion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8，92：1486-1508
[3]Aschauer D A，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117-127.
[4]Ahmed.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n Open Economy： Some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Kingdom[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6，17（2）： 197-224.
[5]Tsung Wu Ho.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on Consumption：A Panel Integration Analysi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1，10（1）：95-108.
[6]谢建国，陈漓高.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J]. 当代经济科学，2002.
[7]李广众.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替代还是互补[J].世界经济，2005（5）.
[8]陈太明.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挤出还是挤入[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5）.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1985-2012年统计数据，用Eviews6.0软件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函数模型符合绝对收入假说理论，当期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情况。
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消费支出；消费函数
消费作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国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把调结构稳增长作为重中之重，扩大内需也成了近几年的主题，面对我国目前消费不足的局面，研究消费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消费函数正是这些理论的数学描述，经济学家也立足不同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
本文立足于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选取中国农村居民有关的统计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各种消费函数进行了模拟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模型符合绝对收入假说理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当期收入决定，所以要实现农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对于促进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模型的构建和检验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85-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共28年的数据，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为了方便分析，我们用变量x代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用变量y代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对数据进行处理，以消除价格因素带来的影响。
2.模型建立及分析
由于传统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我们要先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转化为平稳序列。分别对两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数据的波动，然后进行进行单位根检验，
序列经过差分两次后的ADF值均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所以差分两次后的序列是平稳序列，而且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因此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李子奈.计量经济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收入差距；不确定性；动态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5-0104-06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持续增长，但居民消费增长却远低于经济的增长，也远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表现为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而居民金融资产同期却持续大幅增长。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85，1999年下降至0.79，2008年进一步降至0.71，而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却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199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2.5%和48.8%，到2008年下降至仅为48.6%和35.3%，比钱纳里（H•Chenery）等人研究的工业化中后期国家的消费率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以上霍利斯•钱纳里（H•Chenery）等经济学家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人均GDP达到140美元），投资率、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5%、85%；到工业化中期（人均GDP达到560美元），投资率、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20%、80%；在工业化末期或经济发展到初步发达阶段时期（人均GDP达到2 100美元），投资率上升到23%、消费率下降到77%。20世纪末，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正处于中期向后期发展的过程中，按照钱纳里的研究，消费率应为77%―80%之间，居民消费率应为66%、投资率应为20%―23%之间，而实际上，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8.8%，居民消费率仅为34.5%，均比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以上。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需要实现的是具有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足，导致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阻滞了经济顺畅、高效的增长。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找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如从收入分配影响消费倾向的角度，李军［1］、袁志刚和朱国林［2］、苏良军和何一峰［3］、吴晓明和吴栋［4］、杨汝岱和朱诗娥［5］等的研究都得出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缩小收入差距能够扩大消费需求的结论。从预防性储蓄和不确定性的角度，龙志和和周浩明［6］、万广华等［7］、施建淮和朱海婷［8］、罗楚亮［9］、杭斌和申春兰［10］、田青等［11］的研究认为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城镇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居民强化储蓄、减少当期消费的行为。从测算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角度，王合绪和夏阳［12］、宋冬林等［13］、申朴和刘康兵［14］、王芳［15］等的研究验证了中国居民存在消费过度敏感性，并分析了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持续的收入分配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等改革，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加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学者们的研究也检验了收入差距对总消费，以及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然而大多数学者或者研究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或者研究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在实证检验中考虑上述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利用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利用除以外的其他30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探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其中既考虑传统的消费习惯、收入、物价、利率等因素，也考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确定性（主要讨论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引发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第四部分结合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cei.省略），所有计算均采用Eviews 6.0软件。
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1.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
西方消费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凯恩斯从消费心理出发，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与收入正相关，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凯恩斯之后，杜森贝利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也受周围人的影响（即消费的“示范”作用），同时，还受过去时期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所达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的“惯性”或“不可逆性”）。凯恩斯提出消费理论不久，经济学家就开始收集数据以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并在家庭调查数据和短期时间序列数据中得到了验证，但很快就出现了“长期停滞假说”和“库兹涅茨与消费之谜”两个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为什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在家庭数据和短期时间序列研究中能够成立，但在考察长期时间序列时却不成立？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在各自的理论中对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各自从消费者的选择理性出发，提出了消费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简称LC-PIH），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LC-PIH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由他一生拥有的总收入决定的，当前收入增加导致消费者一生可利用的资源增加，从而引起消费者消费的增长，但这些增加的收入要均匀分配到生命周期中，使其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同等程度地增加。LC-PIH将消费者看做是理性经济人，具有“前瞻性”，其消费决策不仅依据现期收入而且还依据未来的预期收入，即消费者依据持久收入进行消费，当期收入与当期消费之间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然而，实证检验并不支持以上假说，Flavin［16］发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Flavin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霍尔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持久收入模型中，得出了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然而，大多数的实证检验不支持这一假说，且随机游走假说有很多严格的假定，因此，该假说并不具有现实解释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预防性储蓄理论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利兰德和扎德斯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居民消费除受收入的影响外，还受到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影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越强，预防性储蓄动机就越强，相应地居民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说明不少被理性预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Flavin发现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与坎贝尔和迪顿发现的消费“过度平滑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同时被预防性储蓄理论所解释。
上述消费理论都只能解释部分消费现象，且各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同。凯恩斯的理论依据是“基本心理法则”，莫迪利阿尼、弗里德曼、霍尔、利兰德、扎德斯等人的研究则假定消费者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莱布森等人对消费的研究重新开始回归心理学，他们认为，消费决策不是由极度理性的完全相同的经济人做出的，而是由真实人做出的，其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他们的一项调查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由上述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可见，在西方的消费理论研究中，尚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消费现象，经济学家也并未达成关于消费理论体系框架的一致的结论。
2.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特征及其消费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就我国而言，市场经济完善程度、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各项制度的稳定性等方面还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生活理念及价值观与西方社会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消费者的理性远未达到西方消费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经济人的程度，但又不是“短视的”、完全“后顾的”消费者，居民的消费处于日渐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且在主观上希望达到跨时或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综合前述西方消费理论框架中提出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关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研究和经验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Ct=β0+β1Ct-1+β2Yt+β3Xt+εt（1）
其中，Ct表示t期消费，滞后1期的消费Ct-1表示消费习惯（或称为消费惯性），Yt表示t期收入，Xt表示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其中主要包括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收入分配差距以及政策变动等因素。
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都以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解释。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居民消费并不是平滑的，在不确定情况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情况下的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的边际效用越大，消费者储蓄动机越强。关于不确定性大小的度量，国外文献通常采用失业率或收入的变动来表示。由于预防性储蓄理论产生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更多地依赖于收入的变化，因此采用这种度量方法是合理可行的。而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城镇居民福利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教育和医疗等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很大，因此，关于不确定性的度量，本文采用支出预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变动最大的支出是购房、教育和医疗支出，且购房、教育和医疗支出具有明显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因此，代表不确定性的支出预期变量可进一步分解为居民购房支出预期和教育医疗支出预期。
在消费政策方面，1998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包括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储蓄存款利率，调低普通商品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税率，推行消费信贷，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本文将储蓄存款利率作为影响居民消费的政策变量，一方面，利率调整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对投资和消费都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除利率以外的其他消费政策都可归于影响消费的收入变量和价格变量中。
基于以上分析，式（1）中Xt可分解为购房支出预期、教育医疗支出预期、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利率四个变量，具体变量含义以及数据见第三部分的模型及“数据说明”部分。
三、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将理论模型（1）进一步扩展为（2）式的模型形式，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2）式中，除利率和基尼系数外，其余变量都取对数形式，因此，估计系数可以看做是弹性系数。
ln（cit）=α+β1ln（cit-1）+β2ln（yit）+β3iit+β4ln（jyylit）+β5ln（fjit）+β6Giniit+εit（2）
其中，i＝1，2，…，30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利用除外的其他30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代表不同省份；t代表时期。cit代表我国不同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减得到；cit-1代表消费习惯，用前期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表示；yit代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减得到；iit代表不同省份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用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相关省份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数据利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年=100）减去100得到。计算得到；fjit为不同省份城市的平均房价，代表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yylit代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支出及支出预期，用各地区人均医疗、教育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表示。Giniit代表各省份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用全国平均的基尼系数表示。
1.变量选取说明
（1）购房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衡量。
住房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居民用于购房的支出越来越多，同时居民手中积累的房产财富逐年增多。总体来讲，房产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和挤占的双重影响。对于无房户来说，房价升高，其购房支出或预期购房支出相应增加，这部分居民必须攒更多的钱用于购房和之后的还贷支出，这会挤占消费；而对于有房户甚至有多套住房的居民，由于房价的上涨引致了财富效应，财富的增加会直接增加房地产所有者的财富水平，提高其消费倾向，从而带动消费。此外，房地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大，能直接或间接带动上下游60多个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行业内个人收入的增加，进而带动消费的增加；对于个体购房者来说，购房之后的装修、家具的购买等消费行为是随之而来。因此，从宏观上看，居民购房情况对消费的影响是带动还是挤占并不十分确定。国外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得出定论，国内学者的观点也未达成一致。
本文用房价作为城镇居民购房支出的替代变量，主要原因在于房价的高低一般决定了购房支出的多少，并且房价高低的变动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未来购房支出的预期。模型中各省市的平均房价的计算公式为：
fjit=xseitmjit（3）
其中，xseit表示各省商品房销售额，mjit表示各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2）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及支出预期的计算。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不断被社会所诟病，药品价格虚高、大处方、过度医疗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家庭投入负担过重和教育乱收费等一系列问题，使居民对未来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预期不断增加，居民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储蓄以应付未来的大额刚性支出。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
本文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实际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之和占实际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居民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预期。计算公式为：
jyylit=jyit+ylityit（4）
其中，jyit表示教育文娱支出，ylit表示医疗保健支出，yit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
（3）基尼系数的计算。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之一，本文有关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参考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发展报告1997》讨论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基尼系数=∑ni=1xiyi+2∑ni=1xi（1-Vi）-1（5）
其中，x为各组人口比重，y为各组收入比重，V为各组累计收入比重，n为分组数。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居民收入7个等级的分组数据，计算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并用该基尼系数表示各省的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各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数据所分等级不完全一致，且数据不全，因此无法计算各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总体来看，虽然各省之间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有较大差距，但各省内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趋同，因此本文用全国的基尼系数替代各省内部的基尼系数。
2.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由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形式（2）可以看出，因变量的滞后项出现在方程的右边，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传统的使用带有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OLS回归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为有效克服上述情况给方程估计所带来的问题，本文选用工具变量法（IV）及广义矩法（GMM）对方程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选择的是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值以及外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
为了避免伪回归，在构建模型之前本文对各指标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了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检验方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方法Fish-PP。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模型中的变量ln（ck，it）、ln（yk，it）、ln（jyylk，it）、ln（jfk，it）、Giniit都是一阶单整的，ik，it是平稳的，符合建模要求，可以对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式（6）所示。
ln（cit）=0.05（1.80）*ln（cit-1）+0.83ln（yit）（46.7）***+0.0005iit（2.46）**+0.19ln（jyylit）（14.6）*** +0.04ln（fjit）（5.01）*** -0.21Giniit（-3.76）******、**和*分别表示表示在1%、5%和10%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中为t统计量。（6）
Sargan检验值为36.7%，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约束有效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约束有效。
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城镇居民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显著，弹性系数达到0.05
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的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用模型可以表示为：
Ct=Ct-1+et（7）
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不符合随机游走假说，消费者对于持久收入并没有肯定的预期，因此他们不能按照前期消费来支配本期的消费行为，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消费者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的特征是相符的。
2.收入始终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弹性系数达到0.83
因此，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极大地刺激居民消费。图1显示了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经检验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在长期内，消费将与收入维持同步增长的态势。
3.反映实际利率变化的系数虽然显著，但只有0.0005
表明居民消费在样本期内受利率变动的影响很小，实际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会相应提高0.0005%，利率调整对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降低了当前消费的价格，使居民更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收入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减少了居民的财富收入，迫使居民减少消费。在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因此，一般认为，利率下调具有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实际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说明储蓄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提高利率，相当于在长期中增加了居民收入，可以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利率对消费的影响系数非常小，接近于0，因此，调整利率基本达不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4.表示不确定性的教育和医疗支出预期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其值为0.19
表明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替代变量每提高1%，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将增加0.19%。由于教育和医疗支出是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呈现出同向变动关系，但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替代变量与居民总的消费支出并没有同比例地增长，而是远远高于消费支出的增长，这说明教育和医疗支出已经挤占了其他项目的消费支出。教育和医疗改革导致个人教育和医疗支出迅速增加，居民面对这一问题的理性选择只能是减少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教育医疗的需要，这必然导致居民当期消费减少，我国总体上的居民消费不足。
5.购房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相应地会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和挤占的双重影响
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购房支出在总体上表现出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即财富效应以及相关联的消费支出高于替代效应。购房支出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将提高0.04%，但依靠房价的上涨带动居民消费增加这一思路是不可持续的，政策上也是不可取的。居住是住房的基本功能，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释放了大量的财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也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商品房市场，这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同时也促进了与住房相关的消费需求。但近年来，房价持续快速走高已经超出预期，甚至已成为社会问题，高房价必然导致一部分消费者无力购买住房，贷款买房后必然会挤占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我国开始全面开展住房体制改革始于1998年，本文的实证分析在1998―2008年的样本期内表现出房价与居民消费具有正相关性，但并不能表明持续的非理性的高房价可以带动居民消费需求。
6.近年来，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贫富悬殊问题日益严重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上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在0.2―0.3之间为相对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超过0.4时收入差距偏大，达到0.5时，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容易引起两级分化，导致多种社会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居民收入7个等级的分组数据，计算得到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如图1所示。
由图可见，2002年以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2004年以后一直高于0.4，2008年达到0.413。这还只是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若考虑到城镇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隐形收入等不合理收入，Gini系数将更高。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整体上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消费不足，本文研究表明，Gini系数每增加1，城镇居民消费将减少21%，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是政府相关政策应遵循的方向。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模型，之后，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收入和收入差距都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变量
为了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政府应努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小贫富差距，利用税收杠杆，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2.住房价格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居民购房的成本，抑制了消费
但另一方面住房的财富效应又能对消费产生带动作用，因此，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条件，抑制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3.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
因此，调整利率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不大。城镇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主要来自教育和医疗等大额支出的增加，从国家政策的制定上，主要还是应当考虑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长效机制，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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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安徽；农村居民消费；异方差；序列相关
一、消费问题的基本理论
1.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凯恩斯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当期的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可以建立如下消费模型：C=a+βy，其中a为自发消费部分，即当收入为0时，通过借债或动用前期储蓄也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自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无关；β是边际消费倾向，即收入增加一单位时消费的增加量；βy即为由收入增加所导致的消费增加额。因此C=a+βy的经济意义就是：消费等于自发消费加引致消费。
2.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于1949年提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他认为当期的消费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影响。在长期内，根据杜森贝利对居民消费习惯的研究，他认为居民增加消费容易，而减少消费却比较难，因此消费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却很少随着收入的降低而减少。因此长期消费函数如下：C=βy。在短期内，随着经济的波动，当收入增加时，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会赶上高收入者的消费水平，当收入减少时，消费水平的降低程度有限，因此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不同，短期消费函数为：C=C0+Cy。
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于1954年提出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该理论认为：居民会在现期消费与延期消费之间做出最优选择，计划消费支出，以此达到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最大化。根据该理论可以建立如下模型：C=aWR+cYL，其中WR为实际财富；a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年消费掉的财富比例；YL为工作收入；c为工作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年消费掉的工作收入的比例。
4.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7年提出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取决于永久收入，而不是由现期收入决定。永久收入是消费者在长期内可以预见的收入，因此居民的消费等于持久消费与现期消费之和。
二、消费模型的建立
1.数据的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模型。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经历高通货膨胀，所以选取了1994年-2013年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金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数据库。本文对一年期居民定期存款利率进行算术加权平均，以此得到最终所用数据。
2.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是指模型中的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精确的线性关系或者近似的线性关系，多重共线性的产生会无法正确反映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同时使得参数估计值的方差变成无限大。
3.异方差性检验
同方差假定是简单线性回归的基本假定，即是对于每一个给定的解释变量，其随机扰动项的条件方差都为某一个常数，公式为=E（）=2同方差性指的是相对于回归线来说，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的分散程度相同，而异方差性则是指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的分散程度随解释变量变化而变化。异方差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如：模型中忽略了某些重要的解释变量、数据测量误差、模型设定误差等，异方差的产生会增大模型的预测误差，降低预测精度。异方差的检验方法有：图示检验法、Goldfeld-Quanadt检验法、White检验法、ARCH检验法、Glejser检验法等。本文采取White检验法，White检验法认为模型中如果存在异方差，则其方差和解释变量有关系。对安徽农村居民消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后，可以得出其伴随概率p=0.060953，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由于p=0.060953>a=0.05，所以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
4.序列相关检验
序列相关又称自相关，是指总体回归模型中，随机误差项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序列相关性产生的原因有模型设定偏误、经济活动的滞后效应、随机因素的影响等。
四、提高安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分析
1.有效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已经证明农村居民消费金额与人均纯收入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收入水平是消费金额的根本影响因素。因此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直接途径，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安徽经济，有效提高安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制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在我国当前金融市场还不太发达和农村居民金融理念相对保守的情况下，利率的变动对农村居民储蓄金额有较大的影响，这进一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金额。利率的下调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一方面利率下调会导致利息收入减少，而使得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另一方面利率的下降又会使得居民实际收入减少而减少消费支出。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根据上文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这会导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金额减少16.856445元。因此应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制定合理的利率水平，既使得居民的储蓄金额能够满足未来所需，也使得农村居民提高当前消费水平，实现效用最大化。
3.维持物价稳定，提高农村居民实际消费能力。本文在实证部分证明了CPI每提高1个百分点，在居民原有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来说消费金额将提高31.84743元。因此要提高安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而且还要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特别是在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上。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安徽省各级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支出，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应该逐步完善医疗、养老、住房、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预期，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树立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5.发展居民消费贷款，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消费信贷体系，消费信贷规模较小，这导致了居民消费支出的流动性约束增加。因此政府应借鉴国内外关于消费信贷的发展经验，健全消费贷款制度，改善消费贷款环境，丰富消费贷款品种，为农村居民申请消费贷款提供便利。
6.制定相关消费政策，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同时各级政府应当针对农村居民长期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加强对居民的在消费理念方面的宣传教育，正确引导居民转变消费理念，养成科学的消费习惯，提高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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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岭回归分析；经验模型构建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一、文献综述
消费函数反映了居民消费性支出与影响消费性支出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无论从理论研究上还是从实证研究上，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作为经济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函数之一，消费函数一直被广泛地运用到分析国民收入的使用动向，以及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消费函数理论可以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进而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有力的参考。
国外关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是以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作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为了说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提出了消费函数。在凯恩斯的经典理论中，消费与可支配收人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而且这种函数关系是线性的函数形式。以此为基础，经济学家对消费函数进行了扩展，从不同角度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形成了常见的杜森贝里相对收人消费函数，弗里德曼持久收人函数，莫迪利安尼终生收人消费函数等多种消费函数形式［1-2］，当前的实证研究也是在这些消费函数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国内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则是借鉴西方国家的消费模型形式，再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而建立起来的我国居民消费模型。比较成型的居民消费模型有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该系统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而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ELES模型把消费者对各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看作收入和价格的函数［3］。
再有就是在凯恩斯经典消费理论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1］。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和专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曾令华、赵晓英(2006)运用中国1978-2004年数据，构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研究居民消费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田俭(2008)以绝对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为基本理论依据，利用1995-2005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当期收入、持久收入等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杨晓春(2008)构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消费模型，采用1980-2003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并结合消费函数的相关的经济理论，对模型进行反复修正和改进，最终得到和以绝对收入假说理论为基础的消费函数模型相一致的我国居民消费函数模型［4］。
另外，还有运用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建立居民消费模型。该理论总结了收入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认同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关系。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褚德银和经庭如(2009)使用我国1990-2007年数据，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水平的关系，认为长期内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而短期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变动是有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所引起的［4］。
本文重点总结了我国现阶段关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很少有学者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或岭回归分析方法来建立居民消费经验模型来进行总量模拟和进一步地预测，即使有关于上述两种方法的应用论述也主要集中在综合评价方法方面。因此，本文重点探讨这两种建模方法所建立起来的经验模型的模拟效果情况和两种方法所各自具有的分析优势。
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系统阐述
（一）部门分类与选取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实际需要出发，依据对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特征的考察，SNA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主体：机构单位和基层单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关于国民经济活动主体的两种分类：机构部门分类和产业部门分类［5］。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本文采用机构部门分类（经济总体中全部常住单位的分类）这一分类方法，以及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括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角度，选取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经济影响的各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经济学分析。具体来讲，本文选取了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住户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作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的载体，进而分部门地进行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概述
1．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定义。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居民为满足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产品和享受劳务的数量，它从量的方面反映居民生活需要在某一时点上所达到的水平［6］，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主要以居民消费总量来反映。居民消费总量，一是就主要消费品的消费来统计的消费实物量，二是就所有消费内容进行消费支出统计，即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出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
2．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核算指标。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对最终消费的度量有两种标准：一是以承担货物和服务的支出为标准，从支出者的角度核算最终消费，称为最终消费支出；二是以货物和服务的实际获得为标准，从获得者的角度核算最终消费，称为实际最终消费。之所以同时按这两种标准核算最终消费，是因为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支出承担者同时也就是获得者，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并不是统一的［5］。本文从居民消费所确定的统计时点是获得的物品和服务量的支出，即已承担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来对居民消费水平进行统计，即使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作为居民消费水平的核算指标。考虑到统计资料或数据的可获得性这一现实问题，本文选用转换指标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来反映居民消费水平，即进行间接度量。公式表示如下：
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SX（]当前居民最终消费性支出[]当年平均人口数[SX）]
由于居民消费水平统计是对当期居民住户获得的物品和服务量支出的统计，按照上述指标说明理论上应使用最终消费支出。
三、变量的选取
根据前面的部门分类，本文选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各机构部门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因素包括：财政收支（政府部门）、银行信贷（金融机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以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及政府部门为研究对象）、可支配收入（以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及政府部门）。本文将最终消费支出的统计范围和对象限定在哈尔滨市居民即住户最终消费支出。在就以上经济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有必要根据现有数据资料为以上各经济因素（包括被影响因素）选择合适的变量，又由于本文的研究主体是城镇居民，并且是以哈尔滨市为例，所以统计数据的来源是《哈尔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城镇部分的数据资料。
（一）因变量（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考虑到统计资料或数据的可获得性这一现实问题，在实证分析中选用转换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来反映居民消费水平，即进行间接度量，记作yt。
（二）自变量（解释变量）的选取
选取地方财政净收入、城镇储蓄存款余额、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个变量，作为研究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变动的数量变量［7］，而且可以满足n=14>3×i=12的条件，即满足样本容量n大于三乘以解释变量个数i的要求。
1.地方财政净收入x1t。地方财政净收入等于地方财政收入减去地方财政支出，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作为地方政府部门的财政净收入，很大程度地影响或制约着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水平。
2.城镇储蓄存款余额x2t。城镇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是指存入银行的时点数（存入数扣除取出数的余额），如月末、季末或年末数额，本文使用年末的统计数据作为城镇储蓄存款余额的时间数列数据。
3.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x3t。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镇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及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利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镇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t。可支配收入作为二次分配的最终结果，是居民实现有效消费的关键性变量，选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从一般水平上来考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进而来考虑对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消除单纯由人数所造成的总量指标过大的虚假现象，以此来消除指标代表性不好的问题，从平均或一般角度来真正意义上地考察它们二者之间的制约或约束关系。
四、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经验模型
（一）构建经验模型的理论基础
总需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是以生产为起点，但总需求反映的不是使用价值量，而是可用于购买最终产品的货币购买力总量。从需求形成的角度来测算国民经济总需求，其出发点主要是因为国民经济总需求就是指经过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对社会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一方面，总需求必须表现为货币收入，即要有货币支付能力；另一方面，总需求必须表现为需求，即货币收入必须用于购买产品。在货币收入中，凡是愿意用来购买产品的部分就形成了总需求，而不愿意用来购买产品的部分就不形成总需求，以此形成的总需求用公式［6］表示为：本期形成的总需求=国内生产总值-本期储蓄+本期银行信贷+本期财政净收入+本期国际收支差额。再有就是结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用C代表消费，Y代表收入，那么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为：C=f(Y)，以表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8］。
由于探讨了储蓄方面的影响因素，本文参考了利兰德的预防性储蓄理论。该理论首次从理论上分析了产生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条件，把预防性储蓄定义为厌恶风险的消费者为了防范未来收入风险导致消费下降而额外增加的储蓄［4-5］。本文以宏观、微观经济理论中的模型架构为蓝本，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岭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经验模型，并以此来进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拟合。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经济计量形式的理论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yt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x1t表示地方财政净收入，x2t表示城镇储蓄存款余额，x3t是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x4t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经验模型
在进行主成分估计之前，有必要阐述主成分估计的优势所在：在构建的模型中，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的解释变量，而且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那么必然存在着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的出现就与基本假设相矛盾，结果导致参数估计值方差过大，要想解决此问题就需要进行变量筛选。但是，进行完变量筛选之后必然会导致一些变量所携带的重要信息的丢失，用剔除了相应解释变量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模型进行总量模拟和预测，就势必会导致模型参数不稳定，以致模型的实际价值大大降低。但是，使用主成分估计方法就可以将上述问题解决。通常情况下总量模拟效果比较理想，部分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到有5个主成分的特征值，最大的是λ1=3.129，最小的是λ4=0.003。方差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主成分所能解释数据变异的比例，也就是所含原始数据信息量的比例。第一主成分的方差百分比为78.213%，含有原始4个变量近80%信息量。由于只有λ1>1，所以就取第一主成分，其累计方差百分比为78.213%，第一主成分的得分表达式为:
F1=-0.309x*1+0.316x*2-0.156x*3+0.316x*4(2)
其中x*i表示标准化的解释变量，利用该表达式可以计算出第一主成分的得分值。现在用y对第一主成分F1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主成分回归方程：
=2888.538F1+5571.793(3)
(43.858) (21.910)
然后再将（2）式代入（3）式，得到用标准化后的原始自变量表示的回归方程：
p=5571.793-892.558x*1+912.778x*2-450.612x*3+912.778x*4(4)
使用（4）式就可以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做出模拟和预测，相应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图1中可以观察到主成分回归方程对总量的模拟效果，无论是从趋势上看还是从偏差的程度，即估计的精度上看都比较理想。也就是说使用主成分估计的方法可以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模型做出有效地估计，实现了我们最初的目标。
（三）使用岭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经验模型
为了对比剔除变量前后模拟效果的好坏，本文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关于不同解释变量［9］所做的岭回归分析的标准化拟合值列于表4中，表4中的倒数3，4，5列是分别使用4，3，2个解释变量在岭回归分析中所得到的标准化拟合值。不难观察到用（5）式所计算出的标准化拟合值与实际标准化值最接近，可见本文的做法是合理的。
最后，将（5）式转换成未标准化的岭回归方程为：r=1056.83+1.075x2+0.371x4(6)
（6.699） （21.817） （25.525）
即（6）式为模型估计形式。相应计算结果列于表2中最后一列。对比图1，从图3中可以观察到使用岭估计方法所建立的方程，在趋势拟合方面明显优于使用主成分方法构建起来的方程所实现的拟合程度，但是在估计精度方面的优劣还需要进一步地使用相关的统计量来分析比较。
（四）两种建模方法的拟合效果比较
五、总结
通过上面对两种建模方法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两种方法各自的优势与缺点。针对建模本身而言主成分分析方法更好，因为它可以有效利用全部解释变量所携带的信息，并且可以有效地解决多重共线性所可能导致的相应问题，使得模型拟合值方差较小、相对稳定，适合做预测分析。在变量选择以及消除多重共线性方面，岭回归分析方法更有优势，操作过程更加简便。换句话讲，它更适合作为模型调试工具来用，而不适合用来建立经验模型本身，这一点从它所建立的经验模型的拟合值的稳定性就可见一斑。因此，应该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运用，以使所需要构建的经验模型更加切合实际情况，更适于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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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战昱宁.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南开大学, 2009.
Empirical Model Construction of Urban Residents′ Level of Consumption
LIU De-quan1，LIU Da-cheng2
(1.School of Public Finance,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叶阿忠，男，福建三明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计量经济。
陈生明，男，福建福清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计量经济与区域经济。
摘要：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悄然发生变化，然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7-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半参数计量经济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正的影响；中国老年抚养系数的变化对居民消费呈现先抑后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扩大内需，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改善提出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儿童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居民消费率；面板半参数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5.7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600亿美元，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在201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尚处于世界偏低水平。从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居民收入的稳步上升，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长期的下降趋势，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居民消费率从1997年的43.3%到2012年的32.9%，年均下降0.45个百分点。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为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但随着近三十年来生育率持续下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人口老龄化特征在不断显现。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开启了研究社会不同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先河，该理论认为人们为了平衡一生的消费总是在年轻时储蓄，年老时依靠年轻时的储蓄消费。因此基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的理论基础，有关我国人口结构变动与消费率的关系，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者对人口结构与消费/储蓄的关系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老龄化有利于消费增长。Leff（1969）使用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通过计量检验，认为社会存在较高的老年人口比例不利于储蓄的提高，换言之，对消费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舒尔茨（2005）在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基础上，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多种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计量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其研究结论支持了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
第二，老龄化不利于消费增长。Modigliani & Cao（2004）采用中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结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分析过程中，首先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和老人抚养比等解释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然后通过比较面板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固定效用半参数面板模型的3种模型，，来探究少儿抚养率、老人抚养比与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关系。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大多数面板数据在时间维度上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伪回归，需要对主要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本文利用LLC方法（2002）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ROC、GRPI、YD、R、INF、RUI和OD均为零阶单整。
（二）模型比较与估计结果
前两个回归结果显示：（1）少儿抚养比（YD）对城镇居民消费率（GRPI）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少儿抚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率就相应增加0.7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家庭新生儿数目的减少，父母经济负担减轻，家庭支出相应减少；（2）老年抚养比（OD）对城镇居民消费率（GRPI）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其影响非显著，其原因在于老人的消费偏好相比于中青年阶段较为保守，由于我国的养老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刚步入老龄阶段的老人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因此在这一阶段，社会老龄化的增加会对整个社会消费带来正向作用。（3）此外，其他解释变量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际利率R与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但由于我国在（1989年-2012）年间的样本期间实际利率在零附近上下波动，因而总体而言实际利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老年抚养比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变量，前两个回归结果显示代表老年抚养比的OD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那么老年抚养比和居民消费率之间没有关系吗？显然不是，本文尝试使用固定效应半参数面板计量模型来做进一步的调整，采用Epanechnikov核函数和固定窗宽局部线性工具变量估计，并通过R、Eviews、Matlab和Gauss软件来实现半参数面板滞后模型估计。
其中偏导数图的横坐标表示人才外流变量RMit；纵坐标表示其对技术创新的偏导数（・）RMit，即为每提高一个单位的人才外流量引起技术创新能力的变化率。
从图1可以看出：（1）整体上，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当OD接近16，当老年抚养比低于OD时，偏导数值为负，但随着老年抚养比越来越高，社会老龄化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大，此时老年抚养比的正效应一直大于负效应。其原因在于，当一个社会步入老龄阶段时，老年人口上升，人口红利减少，社会用于积累和投资的产出就会减少，未来的人均收入就会降低，从而抑制消费增长。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数据对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计量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少儿抚养比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第二，当一个社会在步入老龄化阶段之初，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扩大，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具有抑制作用，抑制作用会逐渐减弱，当老年抚养比超过一个特定值，即当老龄人口超过一定规模时，对社会的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随着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加大对老年人的保障力度，完善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发展与老年人相关的娱乐健康产业，使他们愿意消费、乐于消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信心。（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Leff，N.H.1969.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ssue 5：886-896.
[2]Li Wenxing，Xu Changsheng and Ai Chunrong.2008.Impacts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1989-2004.[J]Economic Research 7：118-129.
[3]王志刚.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政府支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差异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3-79 -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的贡献偏低。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但是我国居民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1982年接近55%的历史高峰期下降到2008年的35%附近，达到历史最低点，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1%，印度为54.7%，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冲击巨大，宣告了我国长期以来过分依靠外需的增长方式的终结，并给我们启示：经济增长应该立足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应当逐步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支出是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国外内许多学者对政府支出拉动内需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呈现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情况。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对促进居民消费具有积极的作用，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欧阳志刚，2004；李永友、丛树海，2006）。但是，李广众（2005）则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支出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支出，但是其拉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启动城镇居民消费，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方面并不明显。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消极的作用，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张志超、王聪，2000；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研究政府支出分别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性影响的文献还比较少，而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的特殊国情，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政府支出对于城乡分配的差异和城乡利用资金的效率差异，将会影响政府支出对于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效应，所以研究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的差异是很有必要的。本文选题在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研究，旨在通过对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发展的现状的分析，运用计量方法来探究不同环境下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通过研究政府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之间挤入挤出的关系，来揭示我国政府支出作为重要的需求管理工具的效果。
二、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
（一）模型的建立
根据最早提出凯恩斯消费理论，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而随着消费理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来的学者认识到习惯性消费对居民当期消费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以居民的习惯性消费、收入和政府支出为解释变量，采用以下模型检验三者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
（1）
其中，α为常数，Ct代表居民人均消费额，Yt代表居民人均收入，Gt代表人均政府支出， uit为白噪声序列。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的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0-2008年，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没有人均政府支出的数据，所以我们采用当年的财政总支出额与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我们选择了1990年为基期，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了价格指数平减处理，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为了确定各时间序列变量的稳定性，首先我们对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采用下面的模型进行检验：
（2）
其中， ，p为滞后阶数。
经过检验相关数据的对数值均具有平稳性。将相关数据代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得出相关结果（见表一）。
***，**，*分别表示在置信区间为1%，5%，10%的条件下显著。
通过表一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但是对城乡居民的影响因素不同，城镇居民的收入弹性为0.782，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弹性仅为0.620。这表明当收入增加的时候，城镇居民消费增加的幅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作用正好相反，对农村居民是促进作用，而对城镇居民则具有消极作用，而且对农村居民的作用更大。
（四）结论分析
通过对上述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的存在：
第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具有明显的差距。由于城镇居民的医疗、就业和养老等各方面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所以城镇居民增加的收入会更多的用于消费；农村居民的保障体系非常不完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这导致了农村居民会将增加的收入更多的用于储蓄。
第二，城乡居民的消费对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收入的提高导致城镇居民的主要消费对象由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过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消费品，特别是以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的更新时间越来越短，所以城镇居民消费品更新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因此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由于我国农村的发展程度远远低于城镇，所以农村居民的主要消费对象仍然是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更多地集中在家用电器等耐用品上，使用年限相对较长，导致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城镇居民。
第三，城乡居民的消费环境不同。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逐渐完善，城市中消费品的数量和品种也逐渐增多，因此城镇居民可选择的消费对象更加广泛，消费量也更多；我国的大多数农村都仅仅只有极少数的小商品店，商品的种类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居民在日常消费的时候可选择的对象也很少，消费量自然也不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是与目前我国城乡发展程度，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紧密联系的。针对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的基本状况，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由于政府支出的主要侧重点集中在投资上面，而我国城镇的各种公共设施已经齐全，因此政府的再投资反而出现重复建设和过度建设等情况，这不仅不会改善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反而会造成浪费，目前我国的农村建设相对比较落后，所以政府投资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因此，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作用相反，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并且对农村居民的作用程度更大。
第二，城乡居民的消费环境差异是导致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不同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的城镇建设已经基本完成，而农村建设程度则相对较低，因此政府支出，特别是在其中占重要部分的政府投资对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环境十分明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而对城镇更多地是重复建设，反而会挤占城镇居民消费。
第三，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基本完善，政府支出在此方面的投入增加值也逐渐减小，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很低，而近些年来政府支出的倾斜力度也在逐年加大，农村居民消费时的后顾之忧也在逐渐缓解，因此会在拉动农村居民消费上起到较大的作用。
（二）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的政府支出具有城市偏向性，我国广大的农村区域更需要政府支出的倾斜支持，我国的农村居民消费严重不足需要得到改善。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政府支出中对城镇居民的支出方式应该以完善保障体系为主。主要向农村倾斜，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机制，加大对于农村的资金扶持力度，一方面，加大政府对于农村的经济建设支出，应该更大比例的将政府支出投资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环境。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消费性支出的资金使用效率，切实解决农村居民教育、医疗负担沉重的问题，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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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旅游消费；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
一、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消费日渐成为居民享受生活、提升生活质量的一种普遍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一直是我国发展迅速、前景广阔的第三产业之一，特别是自1999年国家增加公民休假时间以后，各种形式的旅游休闲活动，如生态旅游、黄金周旅游、红色旅游及商务旅游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统计显示，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1亿人次（同比2009年增长率达10.6%），旅游收入更是高达1.26万亿元，预计未来10年我国旅游市场仍将保持这种快速增长态势。［1］然而，旅游消费目前尚属我国居民消费的崭新领域，居民对旅游消费的认识存在偏误，学界对旅游消费的研究也比较薄弱。从定性研究来看，尹世杰教授对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学位点建设项目成果之一。 居民旅游消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我国在旅游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问题，并对今后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在长期规划下，合理开发和培育旅游资源，树立“大旅游”理念；［2］喇明清从国际生态旅游视角指出我国应当借鉴国际标准，促进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3］谷慧敏等透过居民收入分配及结构演变，分析了近20年来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的特征；［4］屈锡华等结合现代社会疏离危机，分析旅游活动对社会文化精神的整合作用，认为旅游开发是缓解社会疏离的新途径；［5］此外，陈兴中等、刘玉春等分别对现代旅游的新要素和民族地区旅游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诠释。［6］［7］从实证研究来看，李银兰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可支配收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旅游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8］李冰州等建立居民国内外旅游消费支出与GDP、CPI的线性关系模型，研究居民旅游消费与这些变量间的关系，认为居民国内外旅游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9］杨丽萍从旅游者的出游时间、人员构成、旅行方式、旅游品味等角度对居民旅游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论述了旅游消费对社会经济有促进作用。［10］这些研究对我国居民旅游消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目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对旅游消费的定性研究，或者仅从居民收入角度进行说明，没能够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对影响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深层原因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因此，进一步加深对居民旅游消费的研究，探讨影响居民旅游消费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预测和合理引导居民的旅游消费，并为提供有针对性的旅游资源供给，提高居民旅游消费质量，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和谐、快速发展打下理论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居民可支配收入、金融资产发展两个方面，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居民进行旅游消费时所存在的收入与金融资产的引致效应。
二、居民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与国内旅游消费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居民以现金、存款、股票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形式的财富持有量快速增加，提高了城乡居民对闲暇消费的支付能力，多数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渐从生存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转变。［11］而旅游消费作为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一种高层次生活需求，目前旅游消费日渐成为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消费形式。
(一)居民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居民经济收入是决定其旅游消费需求的重要客观因素。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市场有效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收入是超越心理等其它因素的客观必要条件。［12］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根源于收入水平的变化。通常情况下，消费需求与收入成正向相关关系，即收入越高，需求越大。旅游需求作为人们的一种高层次精神消费，是其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消费结构升级及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目前，旅游需求在居民的所有消费中还属于一种奢侈消费，旅游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较大，因而，我国居民旅游需求量与收入水平不仅成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增加速度大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直接引致旅游消费支出的大幅度提高。此外，收入的增加使居民延长闲暇时间相对于减少同等劳动供给时间的效用更大，居民更愿意放弃部分劳动时间而增加对闲暇的需求。旅游产品与非旅游产品消费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人们必须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才能对其进行消费。居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为其进行旅游消费提供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又为旅游消费提供闲暇时间。因此，居民收入的增加为旅游消费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对旅游消费的作用
消费理论认为，消费需求既取决于居民当期的实际收入，也与居民的财富持有水平直接相关。弗里德曼认为消费是持久收入的函数，而持久收入主要表现为非人力资本资产的金融资产。居民持有的现金、储蓄存款、股票、债券、保险准备金及黄金外汇等金融资产，较容易变现而转化为收入或其它资产，因此居民消费受金融资产影响显著。莫迪里安尼则认为，消费者将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收入来安排消费支出，消费者将在生命周期内平滑分配一生的资源。根据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的消费计划并非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是取决于一生的财富。因此，消费不仅与收入有关，也与居民财富水平有关。所谓消费的财富效应，就是指居民资产净值的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通常这种财富效应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即当居民财富价值增加后，居民消费需求随之增加，反之若财富缩水后，居民消费需求随之缩小。［13］Ludvigson等对居民财富增长与消费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居民财富每增加一美元，消费将增加3―4美分。［14］但马辉等采用协整方法及因果检验方法研究股票价格、居民收入和消费间的关系，认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而股市仅呈现出微弱的财富效应。［15］
旅游需求作为居民享受生活的一种重要消费方式，是居民财富积累量达到一定程度后的高层次消费，当然也受居民持有金融资产发展的影响。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直接财富效应，持有股票、债券、储蓄存款以及保险准备金的消费者在资产价格上升后，通过卖出这些资产来套现而使其实际收入上升，从而直接推动旅游消费的需求。二是间接财富效应，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价格上升使消费者的资产价值增加，从而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变得乐观，而旅游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较大，由此产生的预期效应能有效增加旅游消费支出。三是流动性约束效应，金融资产不同于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很容易变现成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居民金融资产的发展增强其信用等级，制约消费者适时跨期转移消费的障碍可以通过银行的信贷而消除，提高居民旅游消费的需求意愿。
三、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一)计量模型
经济学理论表明，财富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通常是建立在持久收入假说（或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其当期收入和预期未来收入，以及居民已拥有的财富存量，其中财富存量通常被分成不同的资产类型，并以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及保险等金融资产为主。本文基于消费的持久生命周期收入假说模型把居民旅游消费和人均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存量联系起来建立线性计量模型。另外，居民为平滑消费，本期消费通常还受其前期消费水平的影响，于是本文把居民前期的旅游消费水平引入计量模型，建立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自回归函数模型:其中，lntct表示居民人均旅游消费的对数；lnyt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lnfat表示居民人均金融资产的对数。β1、β2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这里，预计有0＜β1、β2＜ 1，即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能够导致居民旅游消费增加。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用城乡人口比例作为权重，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得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以国内旅游收入数据来替代。金融资产包括现金、本外币存款、债券、股票及储蓄性保险等。其中，由于我国对居民持有的现金余额没有完整统计，本文采用孙克任等学者的处理方法，现金以流通中现金M0的75%计算；银行存款包括居民期末持有的各种期限的本币存款，并以居民储蓄余额来代替；债券以居民持有发行债券总额的80%计算；股票是指居民持有的流通A股，以沪深股市流通A股的60%计算；而居民持有的保险份额直接以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来代替。用居民金融资产除以每年人口总数得到人均居民金融资产存量。数据来源1994―2009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性质，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弱化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本文对各变量取对数，并以lntc、lny、lnfa分别表示取对数后的人均旅游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存量。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序列的平稳性。ADF检验结果表明，居民人均旅游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存量的水平值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一阶差分后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序列。
以上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模型的拟合效果较佳，D-W统计量显示模型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
误差修正模型中的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根据ECM模型的参数估计量，短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的变化将引起居民旅游消费同向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变化1%后，分别引起居民旅游消费变化的0.1546%和0.1191%。结果同时显示，居民旅游消费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上期旅游消费的变化，会引起居民旅游消费的相同方向变化且弹性高达0.1474。误差修正项（β4）回归系数统计检验显著，其数值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0.3006）来看，这种调整力度是强而有力的，即上一期的均衡误差对下一期旅游消费的调整存在显著影响。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人均金融资产持有量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要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符合我们之前对两者之间的假设关系。旅游消费作为高层次的奢侈产品消费，对其需求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对当期资产和收入增加的预期使得居民增加和施放旅游消费的需要意愿。目前金融资产以城镇居民持有量为主，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从整体上来看还没能达到这个临界点，农村居民持有量相对较少，而有更强的愿望。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及人均旅游消费数据，对影响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收入和财富效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旅游消费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居民对旅游消费存在持续性需求，且是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以居民手持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及保险资产等为代表的金融资产是影响居民进行旅游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效果稍弱于收入的增长。此外，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上一期的均衡误差对下一期的消费调整具有显著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是由 传统经济理论分析可以预见到的，但前一期的旅游消费对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如此显著，甚至远远超过收入增长，则出乎我们预料。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旅游消费作为较高层次的奢侈品消费，具有很大程度的攀比及延续效应。而前期旅游消费对后期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则说明旅游业本身就具有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特征，因此，继续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由于旅游业也是我国政府积极促进发展的服务产业之一，因此本文的政策意义较为明显。进一步推进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关键，一方面，除大力规范发展以股票、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扩宽居民投资渠道，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并促进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外，还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渠道，提升农村居民对旅游产品消费的需求愿望及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旅游资源自身的开发与培育，切实提高居民旅游消费质量及增强旅游景点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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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Relation among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Financial Asset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Tourism Consumption
Chen Chanping1 Liu Mei2 Zhang Guofeng3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5篇
消费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经济理论对于解释居民消费行为和为政府提供宏观经济调控思路都大有裨益。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和内在原因，得出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率提升重要原因的研究结论，并据此给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
消费经济；消费率；收入分配
一、消费经济理论发展历史源流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消费经济始终作为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单元而备受学者重视。1776年，批判总结近代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富论》出版问世，作者亚当•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消费决定个人的效用水平，因而与社会福祉紧密关联”。在亚当•斯密之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过社会观测而主观判定“消费多少取决于实际收入，消费随收入增长而增长，收入增加量高于消费增加量”，这一表述被称为消费基本心理法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石。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解构美国19世纪的国民消费和收入数据，发现长期消费和收入的比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边际消费递减趋势只存在于短期状况下。1926年，从反思凯恩斯消费经济理论出发，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认为消费取决于人一生各期的收入和利率水平，消费的贴现值等于收入的贴现值，消费者究竟选择“寅吃卯粮”还是“量入为出”取决于其不同时期的消费偏好；1949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消费是当期收入、消费习惯、周围人消费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函数”、“消费习惯带来的消费惯性被称为‘棘轮效应’”、“效仿周围人消费水平的行为称为‘示范效应’”。经济学家莫迪格里亚尼从费雪的跨期消费选择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人倾向将一生的收入高峰和低谷进行转移以平滑消费”，这就是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继续补充“可以持续到未来的收入能够增加消费、暂时性收入为消费者提供储蓄和借贷便利”的“永久收入假说”；罗伯特•霍尔认为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能够成立的条件下，消费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因为理性预期会使消费者不断修正消费水平，只有意外事件才会导致消费大起大落，而意外事件是随机的。然而，随后的一系列实证检验证实，消费的随机波动性远小于现实的收入变动影响，更符合实际的消费模型有待建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代表的新消费经济理论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消费者倾向于在不确定情况下谨慎消费，以额外储蓄来应对不确定情况的发生”、“效用函数对消费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流动性约束理论是指消费者由于收入较低而不能或很难通过金融手段来获取消费能力的现象，消费者的消费数量不仅是其收入的函数，同时也是其现有资产规模的函数，资产规模越小，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就越大，通过借贷和提取金融资产来补充消费能力缺失的难度就越大。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由于和现实消费行为契合较强，具有普遍的政策实践研究价值。
二、中国社会消费率变化趋势
从宏观层面考察一国经济的实际消费状况，可选的较为适宜的指标是“最终消费率”，即一国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终消费率还可以区分为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率。图1显示了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4年全社会的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整体而言，我国社会最终消费率在近三十年呈现出整体下降的发展态势，而将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区分来看，近三十年政府消费率始终保持在15%左右，波幅相对稳定；居民消费率则连年走弱，从1978年接近50%到2014年不足40%，消费体现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突出，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是我国全社会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分类统计如图2所示。1978-201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1992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开始超越农村居民消费率，至2014年，城镇居民消费率29.40%，农村居民消费率8.52%，城乡间巨大的消费水平差异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整体走低，即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连年疲软导致我国社会居民消费率的整体低下，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有区分的经济发展政策在消费传导上已经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城乡经济总量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全社会对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差异的政策关注较为迫切。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划分来看，最终消费率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同样显示出不均衡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最终消费率从1998年至今始终徘徊在45%左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从1998年的57%、64%回落至47%、52%，降幅均超过10%。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程度实现了同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在这些地区持续酝酿福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政策存在的局限和低效，同时“中部崛起”战略政策也具有国土空间经济发展差异日渐扩大的无奈性质。
三、居民消费率低下的原因
首先，在预防性储蓄和储蓄目标层面，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的最终原因在于预防性储蓄的抑制。如图3所示，我国国内储蓄率近三十年来持续攀高，在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之外，体现更多的是居民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不完善、不充足的社会现实使得落后地区居民“无钱可花”、“有钱不敢花”，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造成了这种高储蓄和消费压抑的现象。其次，在收入层面，我国居民消费率整体低下的重要诱因是不断增加的社会收入差距和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2015年，我国官方统计的社会基尼系数高达0.462，说明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群，由于同等条件下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富人，造成了社会总体消费量的低下；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我国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不断增加，但这是建立在挤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的，这种扭曲的收入配置格局导致居民缺乏具备实际支付能力的消费意愿，相对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也使得非生存类消费很难得到有效提升。最后，流动性约束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对消费经济理论历史演变进行总结时，笔者提及了金融发展落后引起的流动性约束。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本土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消费金融理念的进步都与快速攀升的GDP总量出现了脱节，消费信贷的不完善使得居民的跨生命周期消费很难实现，国外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对策
（一）从解决高储蓄比率入手首先，要降低我国社会畸形高企的全民储蓄率，提升居民的劳动及财产性收入非常必要。一方面，提升我国居民劳动收入占比要依靠政府激励结构的转变，努力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发展，在我国全社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客观现实面前，以“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劳动收入分配思想替代事实上还广泛存在于国企和偏远地区的“大锅饭”收入分配方式，促进民营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房地产以外的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金融财产性资产重构以活期、定期储蓄为主的僵化储蓄格局。其次，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也是从收入方面降低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这同时也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消费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农副产品定价机制应尽早提上日程；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不应局限于城镇，而应实现全民共享；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应充分考虑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政府和企业部门应降低一次收入比例，藏富于民，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提振消费经济。最后，解决居民高储蓄率的关键还要仰仗完善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在“十三五”计划中，国家要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职工医疗基本保险、城镇居民医疗基本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应共同推进、共同对待；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方面，要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为之创造获取劳动收入的经济环境；在对待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和充足性方面，以多渠道引进和多角度监管确保资金的及时和有效利用。
（二）从解决流动性约束入手深化消费金融制度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流动性约束的主要发力点，通过完善我国目前的个人征信体系和在落后地区进行小微消费金融改革，居民跨时期消费的财富平滑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从我国消费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角度来看，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消费金融改革已经具备了一定成效，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使得小贷、短贷等个人信用消费日渐成熟，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对于部分中部城市而言完全具备借鉴意义。当然，解决流动性约束要建立在居民增收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基础上。
（三）从结构性消费优化入手提升居民消费率还要从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入手，2014年我国城镇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和37%，说明我国居民收入支出中的大部分还停留在保障基本生活方面，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实际消费能力的低下。从源头来看，在低收入的现实原因以外，部分刚需产品如住房等价格虚高造成的居民消费无力和消费转移也压抑了整体消费率，因此，政府的消费经济政策不应着眼于消费总量，还应关注于完善刚需品调控政策、缓解居民消费压力在内的结构性问题，以健康有序的居民消费结构保证消费经济总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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