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社保论文范文
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1篇
人只要活在世上，必然时时刻刻面临着风险。生病、老去、失业等问题我们虽然不可能避免，但是可以通过选择正确的方式将风险降低，得到最好的保障。而社保的出现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人们解决面对此问题时的困扰。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社保的优势来服务于自身，居民应当积极的了解社保及新农保的信息，了解保险知识，了解保险涉及的内容及范围，以此来为以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做好保障。
2、社保机构应提高服务质量
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社保改革和进步的动力。只有让人们充分的体会和意识到社保带给人们的实际意义，才会有效的提高我国居民的社保参保率。为此，国家及相关机构应当充分的发挥舆论的作用，增强对社保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新闻介绍、公益广告、社会调查问卷等形式进行宣传，在广大群众中普及社保的知识。同时社保机构应当进一步的提高服务的质量，可以从我国相关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展开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以及附加值服务,如开展免费体检、健康咨询、向客户提供再就业培训、就业、信息及教育咨询，这样可最直接最有效地提高国民的参保意识。
3、政府加强关于社保及保险意识的教育
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2篇
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会议召开后，已有79个城市作为流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城市，并计划在近几年覆盖全体城镇非从业居民。这是建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又一重大举措，是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要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服务组织的作用。整合、提升、拓宽城市社区服务组织的功能。加强社区服务平台建设，做好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工作，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和社区医保是社区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一、城镇居民医疗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社区卫生服务模式社区卫生服务是随着现代医疗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卫生服务模式，在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的过程中
由于参保人员大多为老人、小孩、并轨转制企业的弱势群体、失业或无业人员，因此社区医疗服务便上升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眼下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仍然不能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呈现处“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场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较多的患者对社区医疗服务能力缺乏信心。胜利街道居委会的xx主任告诉我们，居民们普遍认为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生医术不高，设备简陋，生怕在社区就诊“小病拖成大病，感冒治成肺炎”。尤其对全科医生持怀疑态度。
第二，社区医院的硬件水平堪忧。其中有不少用药遭到患者非议。园林街道人大社区卫生服务站孟大夫称，虽然现在社区医院的医疗药品范围放开了许多，但还是没法满足患者要求，好多就诊的大爷、大婶们都要两头跑：在大医院就诊、看完病、拿着针剂药品到社区医院点滴。有些疾病需要作CT、彩超、X光片的。社区医院不具备这些设备、患者只能先在大医院就诊。这也是大多数岁数比较大的患者怕麻烦不来社区医院看病的重要原因。
第三，调研还发现，现在社区医疗卫生的定位非常笼统，大多是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没有对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疾病治疗和疾病防止加以区别，没有细致考虑各地医疗资源现状，发挥作用不够、机械地按统一标准划分社区卫生机构。
(二)社区医保管理平台建设滞后
职工的医疗保险平台是单位，城镇居民医保的组织实施网络则可以依赖社区。实际上，每一个街道、社区都已建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站；但是省市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不负责具体操作；社会保险部门又不能隔着锅台指导街道、社区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这一块业务，这样街道社区机构等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虽然，国家召开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会议，也有规划。但是社会保险法规、医疗保障政策还不完善、需要细化，社会保险机构、医疗保障难以操作、街道社区无法律依据，对参加养老保险、登记缴费、审核、监察、责任的追究没有章程、缺乏措施、政策法律建设不健全，难以震慑和阻止违法行为、处罚乏力，难以维护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监察办案机构等等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的工作效益。街道社区医疗保障管理平台目前是硬件不硬、软件太软。
二、街道社区医疗保险工作的对策思考．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的推开，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迈向全民医保、完善目标关键性的一步。但勿庸讳言、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保险制度，加紧实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扩面专项行动，按照“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的构思、根据城镇居民的特点和医疗需求、以及街道社区的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在开展养老保险扩面的基础上，同步推进居民医疗保险扩面行动，避免城镇居民因大病造成的养老和健康风险，为城镇居民稳定构筑双保险机制。
(一)城镇居民医保试点基本原则
第一是低水平起步原则。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国情出发，根据各方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筹资水平，保障标准。重点保障城镇非从业居民的住院和门诊的大病医疗需求，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试行医疗费用统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扩大医疗保险的受益面，确保医疗保险的长足发展。
第二是确保自愿原则。国务院决定2007年在有条件的省市、选定2—3个城市启动试点，明确确定地方进行试点的自愿性，充分尊重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广泛宣传和重点宣传相结合，城镇居民可自愿缴费、参加医疗保险，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选择，政府作为后盾、建立财政辅助制度、引导和帮助居民参加医疗保险。
第三，属地化管理原则。明确国家、省、市、县的责任，国家确定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地方确定具体办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统筹层次原则上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以有利于发挥现有管理体系的优势。社会保险机构医疗保险的工作职能，贴近基层、和谐社会，从长远考虑要积极探索适合城镇居民特点的医疗保险办法，大力实施“低费率、保大病”的政策，鼓励居民参加医疗保险进而社会保险，将城镇居民完全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第四，统筹协调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做好医疗保障相关工作基本政策、基本标准和管理措施等的衔接，保证城镇居民保险试点的顺利进行和医疗保障各类制度的协调推进。
(二)构筑预警、监管、处理三大网络体系
1．建立欠费监控预警网络体系。建立居民参保缴费监控预警体系，由街道(镇)、村、社区、劳动或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机关对欠费居民实行直接监控，每月对辖区居民缴纳保费情况进排查，督促参保居民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医疗保险费。
2．按经济情况对参保居民建立分类监管网络体系。对老、幼、转制、合并病残居民家庭的经济收入进行深入细致、客观的综合性等级排队评价；对经济收入比较稳定家庭居民的缴费情况进行重点监控，存在欠费的要限期补交、不按规定缴费的要降低其信用等级。
3．完善参保关系监察、争议调处网络体系。健全完善市、(县)镇、街道、社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机构专兼职人员到位，实现定人、定岗、定责，条件好的可以聘请为社会保险联络员、成立街道(社区)调解组织，形成四级监控、争议调处网络，实行网络式管理，随时掌握辖区内的举报投诉、争议情况，维护参保居民合法权益，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及萌芽状态。对参保当事人及时、满意答复，确保不出现恶性有争议案件或群体性突发事件。
(三)建立执法、维权机制。
1．加强与工会、民政、工商、税务、公检法、银行等部门的互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形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特别是对恶意欠费群众，严重违反医疗保障法规的团体、机构，加大联合处罚力度，取消其信贷款、社保、民政，劳保优惠政策享受资格等，该强制执行的从速处理，该依法处理的决不手软，并在新闻媒体上、社区街道及时曝光，使一些违反医疗保障法规的机构或居民受到严重处罚。
2．建立突发性应急机制。专门编制医疗保障关系专项应急预案、有效应对因医疗保障关系、医患矛盾而引发的突发性，明确应急的工作组织体系、机构设置、人员分工预警机制、信息、应急保障等内容、全面提升事件处理的应急反应能力，将突发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3．完善医疗保障应急周转金机制。建立市、县、镇三级应急周转金制度，对短期内无法按正常途径解决医疗保险基金影响医疗保险声誉的，先由街道、社区专项资金垫付，当街道社区无力支付时，启动市、县级应急周转金，确保社会秩序持续稳定。
(四)强化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能力
1．全面推进基层平台建设。在基层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建设中，要有医疗保障工作责任，按照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制度、工作“六到位”要求，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服务建设，在村(社区)建立医疗保障服务站；梳理医疗保障工作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确保医疗保障管理与服务职能的下延。
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3篇
1.社会保险覆盖面窄
目前，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参保的居民也是城市居民比较多。乡镇的社会保险覆盖面比较窄。不少乡镇的社会保险种类少，规模也比较小，很难起到保障居民利益的作用。同时，不少农民的参保意识薄弱，认为参加社会保险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参保的热情很低。
2.社保资金来源单一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有限。整体上而言，国家承担起了大部分资金的来源，充当了主要保障者的角色。庞大的资金压力也让国家的负担较重，不少地方的保险经费面临着短缺和匮乏的困境。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保险经费过剩。一方面造成了社会保险经费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导致各个地区的社会保险经费不均衡，致使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均衡。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社会保险的进城，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3.保险基金缺乏有效管理
完善、科学的信息基金管理对于社会保险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制度规范行为，是指导社会保险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操作的准则和办法。只有具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社保基金管理制度，才能规范信息社会保险人员的行为，使得操作有依据，社会保险相关人员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是，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不够健全，不少地区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使得很多行为没有操作依据，不少社会保险人员的行为得不到约束，出现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阻碍了地区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
4.相关法律法规缺失
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不少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但是不少法律法规太过于笼统，不能适应所有地区的情况。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不少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由于颁布的时间已经久远，其中很多条例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无法切实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同时，每个地区的社会保险现状不同，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保险现状也大不相同，同一部法律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地域。有的法律也许适用于城市地区，但这部法律不一定适用于乡村地区。除此之外，现有的法律过于宽泛，只是界定了几个大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具体的细节适用性不强。对于很多细节性的问题，很难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这就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不小的麻烦和阻碍，大大影响了社会保险的进展和全面开展。
5.专业人才缺乏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人才，组织就不能取得长远发展，更谈不上不断进步和自我完善。目前，社会保险专业方面的专业人才还不够，可以说，社会还没有形成重视社会保险的氛围。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人才十分匮乏。有的单位虽然有一些社会保险人员，但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知识培训，经验也不够丰富，责任心不强，不能履行好作为一名社会保险人员的基本职责。
二、完善社会保险的对策
1.加大社保宣传
一些非政府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保险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传统的观念得以改变，努力营造一种全社会关心、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一步一个脚印加快推进参保工作。进一步增加补贴力度，努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防止农产品价格发生剧烈波动，使生产资料价格保持稳定，建立和完善农业保护制度。对农业收费严加管理，力求减少乱收费现象。不断增加政府对广大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积极稳定地发展农业集体经济。市政府可以考虑每年从财政收入中划拨一部分作为农村社会保险风险基金，并遵循专户专存的原则，真正使农民从中受益，从而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2.强化基金监督管理
良好的监督是社会保险正常活动的前提，没有完善的监督体系，很难确保业务的正常开展。各个地区的社保单位应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为此可以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地控制，及时发现社会保险工作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应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除了做好社会保险基金内部的监督工作，不断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外部监督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监督和社会大众的监督。企事业单位管理者要认识到社会保险基金内部管理的不足之处，认真改正有缺陷的地方，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同时，也要不断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是一项巨大的完整的工程，具有完善的体系和结构，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落实到位，才能确保整个体系的良性运行，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3.扩大覆盖范围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受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呈现二元分化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通过单位制获得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各类社会保险，在农村的农民依靠家庭保障和生产社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的集体保障，以及集体经济资助的合作医疗，然而与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在各方面均存在差距。我国上世纪末开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至今日，各项改革依然受制于户籍制度对城乡的分隔，入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仅覆盖面小，而且往往享受不到与城市常住居民同等的待遇。因此，国家和政府必须尽快完善社会保险各项制度，使得社会保险的开展有充分的依据，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真正做到社会保险惠及人民，全社会的人民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险的好处，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4.加强人员的素质培训
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散居民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64-06
一、散居民族的概念、概况研究
散居民族的概念和概况是散居民族研究的基础。敖俊德提出散居少数民族包括：一是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二是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但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所称散居民族包括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1〕裴瑛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其认为建立民族乡的民族不应该属于“散居”，而应该属于“聚居”，是聚居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情况。“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民族自治地方”，换言之，民族区域自治包括民族自治地方（这是主要部分）和民族乡（居于次要地位的部分）。民族乡与自治地方的差别在于该地区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利的范围、规模、程度上的差别，是“量差”而非“质差”（自治与不自治的区别）。〔2〕于衍学提出散杂居少数民族有关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是做好散杂居少数民族工作的基础，并就散居少数民族、杂居民族、散杂居民族概念及其提法进行简要的讨论和梳理。散居民族是指某一民族的成员以分散居住的状态零星分布在另一民族人员数量占有优势的区域的民族，认为民族乡属于“散居”范畴。〔3〕黄凤祥、谭传位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指出，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为2900多万，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其中，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的有700多万，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有2200多万，分别占散杂居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4%和76%。从民族成分来看，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中，包括我国55种少数民族成分。从地域分布来看，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遍及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台、港、澳未统计) 以及全国97%的县、市，但相对集中在西南、东北以及中间的连接带上。散杂居少数民族的特点是人口分散，居住环境较差，经济文化发展滞后，民族关系复杂而敏感，且影响速度快，影响范围广。〔4〕
二、有关散居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研究
散居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研究是在梳理我国各个层面的政策法规中有关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分析政策法规的主要着眼点和立法原则，提出加强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制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存在的问题，倡导形成以《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互配套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体系，旨在切实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
沈林、李志荣系统梳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中关于散杂居民族权利的规定，收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的涉及散杂居民族权益保障的政策法规。〔5〕袁仲由指出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工作与其他立法相比，在立法原则上，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在共性方面主要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保证我国的法制的统一。特殊性要求散居民族立法应突出三点：第一，要突出民族特点。第二，要突出重点。一是要切实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二是帮助散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三，要突出热点。〔6〕徐曼通过分析完善我国散居少数民族立法的意义，指出我国散居少数民族立法的基本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形成以《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互配套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体系，加强对散居少数民族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7〕陆平辉在将散居民族分为城市散居少数民族、民族乡散居少数民族和农村散居少数民族的基础上，论述了散居少数民族概况、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理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律保障理论、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权益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权利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经济权益及其保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8〕袁翔珠从论述完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机制，指出了其体系仍欠统一、完善、科学、系统，还存在较大缺陷与不足，特色不突出，权益保障在各个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要提高认识，制备周详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规划，将重点放在单行条例的制定上，加强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大力加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理论研究。〔9〕安绍伟从加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工作的客观需要出发，以司法保障为视角，从法律规定和实际需要两个方面，论证了对散居少数民族权益进行司法保障的必要性，并进一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司法保障措施。〔10〕
三、散居民族工作研究
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出于生产、生活需要，或受诸如自然灾害、民族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很早就开始民族散居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环境事实上对我国民族散居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散居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而且进程日益加快。作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和一切合法权益，不断增强民族团结，并扶持他们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
沈林、李红杰、金春子、杜宇分析了散居化是民族进程的一个重要规律，总结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点，以及我国散居民族工作的历程和成就、内容与形式，并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对21世纪的散杂居民族工作进行展望，提出要全面彻底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11〕杨侯第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散杂居地区同外界和周围的经济交往日趋增多，人员流动日渐活跃。部分少数民族由于自身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影响，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不够，遇到一些偶然因素，容易引起纠纷。同时，必须加强对散杂居民族工作的领导，把散杂居民族工作与聚居少数民族工作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尝试、改进工作方法，逐步建立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管理网络，使其能够及时处理所出现的问题。〔12〕黄凤祥、杜宇指出散杂居少数民族工作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和一切合法权益，积极帮助散杂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帮助民族乡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培养、使用、选拔散杂居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宣传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健全民族工作网络。〔13〕葛忠兴收录了在全国散居民族经济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交流的论文26篇，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经济工作的专项资金、实施帮扶工程、制定扶持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典型示范、整合社会资源等多方面的思考和实践，对指导散居民族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
四、民族乡研究
有关民族乡的研究是散居民族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民族乡概念、性质、地位、作用、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民族乡法制建设、民族乡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沈林的著作《中国的民族乡》从理论上阐明了民族乡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在回顾50年民族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民族乡工作取得的经验，同时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民族工作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政策建议，对民族乡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5〕除专著外，学术界的论文对民族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第一，关于民族乡概念、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覃乃昌指出从民族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过程、理论及民族乡的实践看，民族乡都与一般乡有很大的区别，体现出自治的性质，属民族区域自治的乡级基层政权，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16〕沈林提出民族乡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民族乡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民族乡的本质、内容和形式；民族乡的地位、作用和特点以及制定民族乡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同时还分析了撤乡并镇等民族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民族乡的法制建设问题。〔17〕颜勇认为民族乡自治性质的确定，并根据其特点使之成为民族区域自治中不同于现有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使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也能依据其作为乡一级自治地方的实际，享受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核心自治权。他还提出为避免混淆，在实际工作中更加名正言顺，并同民族乡自治的本质相吻合，使用自治乡代替民族乡更加妥当、确切。〔18〕金炳镐从民族乡建立以及发展民族乡性质、地位和作用及保障等方面，探讨有关民族乡以及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19〕
第二，关于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晏路深入分析民族乡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民族乡发展不平衡，贫困面仍较大，民族乡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素质低，民族乡的特殊政策、优惠政策贯彻落实难，加之民族乡的撤并与建镇，现行的有关民族乡的法律法规有些条款过时或失效，分税制后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不健全，使民族乡工作在新时期面临新挑战。为此，必须大力提高对民族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继续落实和完善对民族乡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民族乡的法制建设，提高民族乡干部素质，发挥干部在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头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有助于民族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肖宪清指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地方的贫困差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形成了当今我国区域经济的极贫地带。因此，加快散居民族乡的经济发展，应切实加强领导，促进协调发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善投资环境，搞好资源开发，发展民族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21〕
第三，关于民族乡法制建设的研究。朱玉福指出在民族乡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宪法、法律和民族乡行政法规以及辖有民族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市有关民族乡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性文件，为民族乡的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乡法律法规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族乡法制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国家和地方必须加强和完善民族乡的法制建设，法律法规赋予民族镇以民族乡同样的法律地位，是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发展途径。〔22〕王培英指出为进一步发挥民族乡在加强民族团结、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当正确认识民族乡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而制定民族乡法，以确保民族乡的法律地位。〔23〕
第四，关于民族乡与民族区域自治关系的研究。杨剑波指出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民族基本是“大杂居，小聚居” 分布，以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行政区域建立的自治地方，仍然不可能保障相当部分散杂居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等权益，因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一级行政区域又设立了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24〕曹新富提出民族乡与一般乡有很大的区别，体现出自治性质，属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乡级基层政权，但民族乡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范畴，它属于少数民族杂居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只能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形式，这就是民族乡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地位。〔25〕唐智指出我国的民族乡制度是为解决散杂居少数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特殊政治制度，它有别于为解决民族聚居地区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将民族乡误作民族自治地方的现象需做一深刻分析，防止谬种继续流传。〔26〕卢贵子指出从现实状况看，民族乡与民族自治地方在其职能、职权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他认为民族乡实际上是自治的一种形式，一种自治单位，是属于民族区域自治范畴的。民族乡具有一般乡和自治地方两重性，而更多的是具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属性，是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基层政权。〔27〕
五、城市民族工作研究
城市民族工作是散居民族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城市民族工作、城市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民族关系、城市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城市民族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等方面。
沈林、张继焦等的《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系统总结了我国50年城市民族工作经验，从都市人类学视角论述了城市与人和社会、城市与民族和民族问题、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多民族化过程，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对象、城市民族工作的内容、城市民族工作的方法及城市民族工作的问题、发展趋势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28〕除专著外，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
第一，有关城市民族工作的研究。李华权通过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地位、特点、功能等方面的认识和思考，从理论上阐述城市民族工作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以及依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9〕邓行对城市民族工作的概念、对象、范围、内容作了界定，并结合实地调查，分析了新时期南方城市民族关系和城市民族工作的现状， 阐述了新时期南方城市民族工作的重心。同时提出我国城市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收入整体偏低、住房和医疗条件差。因此，解决城市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发展权是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的主线，并就此提出了对策建议。〔30〕牟本理在接受李士杰的访谈中提到，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城市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少数民族散居化趋势明显，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因此，解决生活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的实际困难，首先要加强对城市民族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同时尽快建立城市处置涉及民族因素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切实解决城市少数民族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继续推动民族工作进社区，使民族工作基层化、社会化。〔31〕聂健全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民族工作在全国民族工作中的地位就越来越显得重要。因此，正确认识城市民族工作的现状和特点，明确城市民族工作的任务，发挥城市的特殊作用，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带动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各项事业的发展。〔32〕
第二，有关城市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民族关系的研究。范生姣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民族问题日益增多，城市民族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例如城市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于当地汉族，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多带来的新问题，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引发的冲突，城市少数民族意识增强而引发的民族关系等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这对做好新时期的城市民族工作、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33〕冯正春、黄友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非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不断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潮，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城市居民中新的群体，非民族地区的城市民族工作，也因此成为摆在民族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34〕
第三，有关城市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的研究。毛公宁指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大批少数民族进入城市，但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发展方面的差距仍长期存在，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是城市发展、民族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提高对城市和散杂居民族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立法工作，应把过去由政策调整转到以法律、法规调整上来。赵佐贤表示城市民族工作的改善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自治县撤县建市后，可否继续享受自治县待遇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有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补偿问题、环境保护补偿问题等，都需要认真研究，提出解决办法。高永久提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突出地表现为以本民族的现状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对比的现象，更加注重对各项合法权益的维护。〔35〕
第四，城市民族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研究。王希恩表示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各类矛盾和纠纷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的城市环境不利于少数民族的融入；二是少数民族自身对于既有城市环境的不适应。前者涉及现代城市建设的模式问题，后者涉及少数民族城市化中的素质准备问题。因此，要建立一定数量的与少数民族传统相衔接的现代经济形式和产业结构；建设和完善能够表达少数民族意愿的政治形式和民间途径；建设和完善能够满足多民族文化需求的社会机制和相应场所；营造宽松的有助于民族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凸现城市建筑布局和外观上的民族文化特色。少数民族和其他群体一样，城市化的准备实际上就是为适应城市生活状态的知识、技能、文明素养、心理的准备。〔35〕
六、结 论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第一，有关散居民族的研究，近20年来呈现上升趋势，2000年后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20世纪90年代，并且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部级或者民族学的核心期刊上，显示研究成果在国内民族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关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分为专著、学术论文、讲话稿汇编、文件汇编等形式，反映出学术界和有关政府部门对散居民族的关注，尽管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仍存分歧，但总体上使研究得到了更深和更广的推进。第二，现有研究成果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散居民族的概念分析、权益保障、散居民族工作、民族乡的概念、法制建设、经济发展、与区域自治的关系、城市民族工作、城市民族关系、城市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民族对现代化的适应问题，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民族乡和城市散居少数民族。第三，与其重要性相比，散居民族是国内外民族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相对于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和地区，目前对散居民族的研究较少关注的领域是散居民族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人才建设、干部培养、、政策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极少关注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的民族工作。
散居民族工作主要包括:民族乡工作，城市民族工作，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的村委会、村民小组工作。参见《加快脱贫发展步伐 力推兴边富民行动――云南“十一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布局》，载《今日民族》2006年第2期。
而以上这些缺少研究的领域，与当前散居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息息相关。有些在聚居地区或经济条件、基础设施较好的民族地区实施的教育政策，在发展滞后的散居民族地区往往导致辍学率的上升；一些散居民族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摸索的医疗方案在新医改的背景下艰难不前；散居民族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和干部培养困难重重，而实际的民族工作中又呼唤既有现代管理知识又能与本土情况相结合的当地少数民族干部能不断成长；一些散居民族村寨由于缺乏开展民族文化活动的场地和经费，国外基督教势力乘虚而入，占据了部分少数民族的精神领地；由于散居民族分布散、类型多、发展不平衡、热点难点问题多，而现有散居民族政策存在亟须调整、修订、补充、完善，很多散居民族，尤其是居住在非自治地方农村的广大散居少数民族，其民族权益至今没有得到国家民族政策和法律的保障，不仅使其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更导致其成为民族问题多发的地区。以上问题将伴随着散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应当被不断地被纳入到学者和民族工作部门的调查和研究当中。第四，随着散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散居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问题，城市化进程过程中散居民族身份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社保、就业、文化建设、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的转型将成为新的关注重点。第五，对散居民族研究而言，当前的研究或采用以资料文献分析为主的宏观分析方法，或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把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各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结合起来，来对不同类型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在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主的调研中，由于散居少数民族与聚居少数民族存在很大区别，不仅人口基数大，民族成分众多，人口居住分散，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散居少数民族情况差异巨大，在选取样本资料进行以点代面的分析时，往往很难全面反映散居民族地区的情况。因此，要深入和全面地对散居民族进行研究，不仅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研究资料，还需要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当中，为散居民族研究提供更丰富、翔实、多样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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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编辑部.纵论城市民族工作［J］.中国民族，2006，（9）.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Ethnic Peoples in Diaspora over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WANG Jun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4, Yunnan, China）
Abstract:Ethnic peoples in diaspora, in contrast to those living in a compact community, are those who inhabit outside the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 or those who live in the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 but do not practice regional autonomy in the region. The affair concerning ethnic peoples in diaspora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at concerning all ethnic peopl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academy has published abundant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ethnic peoples in diaspora, covering different aspects from the definition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se peoples, to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otection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favor of these peoples, and to the management of ethnic affairs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actuality, practical experiences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 ethnic affairs, which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ethnic peoples in diaspora along the way of equality and unity.
Keywords:the ethnic peoples in diaspora; research; review
收稿日期:2011-04-25
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 居民消费 储蓄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被看作是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和“减震阀”，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进国民整体福利水平还被认为可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应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正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会使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呈现出新的特征，给学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经典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在西方经典理论文献中，涉及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Keynes表述了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将收入由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转移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会提升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Modiglian的生命周期假说和M.Friedman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基本上同时发展起来。前者以在一生中平滑消费来解释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水平越高，人们的储蓄意愿也就越弱，消费率就会越高。后者则将社会保障视作永久收入，并以此为基础，推断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来改变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要比减免税收等暂时性的措施效果要好。1968年，Leland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方面的功能，可降低居民或家庭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谨慎性储蓄，主动扩大消费。
（二）后续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尽管各种学说构建研究框架的假设、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都得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与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西方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谨慎态度。1974年，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发表了论文《社会保障，引致退休，资本积累》，提出了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一种“挤出储蓄”的力量，而“引致退休效应”则会迫使人们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进行更多的储蓄。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将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净效应。
经验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得出正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在提出了“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后，Feldstein还以美国1929年至1971年的数据对此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使储蓄降低了大约50%，显然在美国“资产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1994年，Jonathan Gruber对失业保险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研究的方法十分独特，分别考察了有失业保险和没有失业保险两种条件下失业期间消费的下降情况。根据他的研究，如果没有失业保险，失业期间消费将下降21%，如果有失业保险，消费仅下降7%。1999年，Ndikumana与Allene利用67个国家七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对收入分配和消费规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收入分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消费总水平也相对较高。而社会保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费。2005年Wouter Zant在荷兰所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得出负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1965年，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费者联盟中15000位会员的数据来分析养老金对储蓄的影响，发现参加养老金计划会唤起人们的退休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1975年，Blinder运用美国1949-197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收入分配调整对居民总消费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提高消费水平的渠道在这一时期并不顺畅。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对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并未取得结论上的完全一致。这一方面源于模型的框架、解释变量的选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存在着重大差异。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
1999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岭，而关于社会保障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自1999年分为两个阶段，具体如下：1999年之前，学者们大多以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为理论框架，1999年之后，学者们一般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研究基础。1994年，臧旭恒考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认为居民消费和传统福利保障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999年，赵新安、程义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和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研究的内容相对简单、直观。1999年，宋铮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的最主要因素，而要想启动居民消费，首先要启动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2000年，龙志和、周浩明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对1991-1998年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九年间，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明显，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储蓄的规模也就越大，消费也会随之萎缩。这两项研究均从谨慎性储蓄的角度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积极影响。2006年，韩冰等利用2002年全国各地区消费和收入的横截面数据，得出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1125，仅排在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影响因素之后。
除了对全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外，学者们也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性，做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2001年，王丽娜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传统福利被打破而新的社保体系还远不完善，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1年的50.1%。2004年，冉净斐以2000年和2001年全国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得出了农村社会医疗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的结论。2007年，陶纪坤指出，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约我国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的主要因素，而农村社保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
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如赵卫华（2004）、杨天宇和王小婷（2007）。他们均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的“引致退休效应”要大于“资产替代效应”，因此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净效应应该是负的。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
最近二十多年，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给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模版和范例。而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体制改革背景也要求我国学者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兴消费理论在国内的适应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缓冲库存储蓄理论和目标储蓄理论相继出现，把收入冲击、流动性约束、目标性消费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这不仅丰富了储蓄理论，也延展了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朱国林等曾经从生存性消费、遗赠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出发，建立了一个研究消费的理论框架，但这三大动机和目标性消费动机在内涵上有不小的差距。因些可以说，国内对预设消费目标和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社会保障影响消费的机理分析还很不成熟，并且也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二）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从1991年到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由708.6元增加到4760.62元，农村市场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看作是危机之际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010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已经把农村社会保障作为拉动内需、保障民生的重点来投入，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方面的补贴资金有较大幅度增加，也为新农保试点预留了资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也缺乏对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方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
（三）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2006年，世界银行认定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越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理论研究中，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Keynes的经典理论认为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炫耀性消费理论却给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消费函数（Walther，2004）。因此，对社会保障与我国各阶层消费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于社会阶层的界定比较复杂、各阶层社会保障数据可得性也较差，国内不论是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展开的长期研究，还是利用截面数据进行的短期研究都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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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摘要:我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已初步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社会保障水平对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是否显著?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消费、储蓄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负相关还是正相关?这些问题仍需根据我国国情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从社会保障水平对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试图对我国社保水平与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社会保障过渡时期的改革提供方法与思路借鉴。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 居民消费 储蓄行为
社会保障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再使用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式,其施行必然会对社会成员的收支路径、收支水平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的预期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必定会与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产生连锁反应。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施行与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关联性就成为社会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分析中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有关该内容的争议贯穿于全球社保制度变革的整个过程,各种不同的观点与理论以各自的模型为依据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笔者以为,其中以生命周期理论为框架的模型给相关分析提供了一个比较恰当的方法,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多数有关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储蓄相关性的研究都是在此框架下进行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该模型并不十分完善,其涉及的内容并未囊括社保支出与居民消费、储蓄相关性的全部方面。本文从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试图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关联性进行全面分析,希望能为我国社保过渡时期的改革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方法与思路。
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储蓄函数构建
社保支出是社会保障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国外研究者在分析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关联性时,一般采用Modigliani与Ando(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函数作为实证函数的基础:
C t =α+β1Yt+γ1 Wt-1
其中,Ct表示居民在第t期的消费支出,Yt表示持久性收入,Wt-1表示第t-1期末人均拥有的金融资产。那么,现在将社会保障支出变量引入公式,构建一个存在社会保障支出情况下的居民消费、储蓄函数:Ct=α+β1Yt+ γ1Wt-1+γ2SSWt
其中,Ct表示居民在第t年的消费支出,Yt表示第t年居民的人均纯收入,Wt-1表示第t-1年末居民的人均储蓄,SSWt表示第t年我国社会保障人均的支出额。笔者此处之所以用居民的人均储蓄代替人均拥有的金融资产,是因为我国金融市场工具较为单一,其发展也相对滞后,绝大多数居民金融资产的主体仍然是个人储蓄。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关联性检验
很显然,根据上述生命周期假说函数,社会保障支出必然会对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产生影响,本文选择2001年至2005年我国居民可支配GNP以及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储蓄率三个变量进行相关的回顾性分析,以检验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关联是否存在显著性,其具体数据参见表1。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居民储蓄率是反映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储蓄影响的代表性变量,以其为基础建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居民储蓄率的线性函数为:居民储蓄率=α +β人均社保支出水平。通过SPSS 软件计算,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居民储蓄率进行相关分析所得出的相关系数为-0.86,且经方差检验P
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关联性讨论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尽管现阶段我国因消化历史欠账,使得社会保障支出比率较高,但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人均GNP的增长速度相比,社保支出水平的提高还是明显的降低了居民的储蓄率,提升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而且从国际经验也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会增加人们现实的消费能力和欲望。从即时消费与延时消费的相互关系来看,当社会生产力与财富固定时,即时消费与延时消费往往成反向比例关系,因此,若要增加现实的即时消费量就需要减少延时消费的存储量,资产替代效应只有在财富增加时,才有可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从全国居民与企业的存款数据来看,我国不能说是“没有钱”,人民不愿意或不敢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尚未完全覆盖,他们只能省衣缩食,为子女的教育以及生老病死进行储蓄,其消费支出主要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必要开支。由于老百姓的大部分收入要为预期消费做储蓄,手里钱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闲钱,如此怎么消费?怎能消费?笔者以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是将老百姓的延时消费转变为即时消费的有效手段之一。当然,在当前我国利益分配制度尚不能根本改变之前,政府部门通过二次分配,将财政支出向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与日常生活倾斜,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仍然十分必要。在社会救济、基础设施、医疗合作、医疗保险等方面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部分,主观上能降低居民对未知消费的风险预期、减少储蓄资金,譬如国家增加对养老保险的投入,则会将一定的储蓄存款转化为现实消费支出;客观上政府加大财政倾斜,还能相应地减少居民的个人负担,而居民个人负担的减少,就会提升其消费能力。实践证明,国家加大财政支出的投入,不但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能促使经济的增长。
总之,现阶段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持续偏高,而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除了要提升社会的总财富,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外,还应做好过渡时期的社会保障政策决策,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减少居民后顾之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改善居民对风险的过度预期状况,以降低居民储蓄,最终刺激消费,拉动国内需求。降低风险与改善风险过度预期状况是实现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积极影响的关键所在,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有助于形成居民的储蓄与消费、风险与预期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过渡阶段,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公平性与可靠性原则,尽可能的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低缴费率标准、高统筹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才能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改善居民对未知风险的过度预期,进而降低居民储蓄,拉动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振华.收入分配[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传统村落；建筑遗产；社区参与；生态博物馆
1 研究对象概况
堂安侗寨位于黎平县肇兴乡政府驻地以东3.5公里处，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5-1820）。全村共有民居200余户，约900人，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为侗族村寨。村内有赢、陆、潘、蓝、吴、杨、石等七姓，其中以以赢、陆两姓为主，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南部方言土语区。堂安侗寨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家民居、丰富多样的文物本体是构成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2 堂安侗寨建筑文化遗产概况
2.1 村落格局
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散居于“抱博”、“几定”两岭之间，利用半山的地势较缓处而建，沿山体等高线平行布置，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形成丰富的天际轮廓线。寨子以鼓楼为中心向外辐射，构成蛛网式的道路网络格局，寨形呈凸显的五个组团，包括围绕鼓楼东西南北四个组团和村寨北面的新建组团，各组团间由自然绿化分隔。
2.2 历史文化要素构成
堂安的历史文化要素丰富多样，包括寨门2座、鼓楼1座、花桥1座、戏楼1座、“萨堂”1座、石板路13条、古墓葬12座、土地庙1座、猪牛数处、自流石瓢井1个、石条桥3块、禾晾6处、谷仓多座、水碾2座、石碓、榨油房1座、鱼塘多个、井亭3座、梯田1500块等。其中鼓楼为木质密檐攒尖顶建筑，民居为穿斗式歇山顶小青瓦干阑建筑，寨门、戏楼、风雨桥、萨堂、土地庙等均为穿斗式小青瓦建筑。
2.3 文物价值评述
寨门、鼓楼、传统民居、戏台、花桥等建筑，以造型幽美、色调和谐，就地势而建于山脊上，寨子布局自然合理、各建筑间相互衬托，犹如一幅青绿山水画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它们记载着堂安侗寨发展^程中历史信息[1]，见证堂安从始建以来兴衰历程，是研究堂安侗族建筑历史、侗族寨民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物资料，具较高历史价值；各类文物本体建造技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特别是侗寨鼓楼独特的木结构榫卯建造技术，代表着侗族建筑的最高成就，是研究侗族建筑、民族建筑乃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建造技艺的实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
3 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堂安村侗寨及其建筑被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单位与民族保护村寨，与此同时，随着村落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文物本体及历史文化要素受多因素影响，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先后制定了相关本体保护措施和消防安全措施，但因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限制，难以形成完善的保护系统，寨内建筑及环境始终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与改善。如步道环境脏乱，文物本体缺乏维护，病害，特别是鼓楼、花桥、戏台、步道等。
随着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村寨人口数量的增加，传统民居翻新改造现象普遍，以钢筋水泥等现代材料取代木质材料，部分在建或改建的民居对堂安侗寨村落整体风貌造成破坏，严重影响侗族村寨古朴、传统的建筑风格，对侗寨原真性构成威胁。
4 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探索
1998年，六枝梭戛长角苗生态博物馆信息资料中心建成，标志着亚洲首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2000年8月，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在六枝举行，中挪两国生态博物馆专家与博物馆村民共同制定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该原则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根据该理念，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联手贵州师范大学组建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以堂安侗寨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为共同目标，以村境内文物本体（鼓楼、戏台、萨坛、寨门、典型传统民居等）保护为路径，通过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建设来共同探索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功能在传统民居及文物本体保护经验。
4.1 社区参与机制的形成
4.1.1沟通机制
社区中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造成各个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导致在利益主体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在社区参与中各自为战，不能发挥出社区的整体力量[2]。堂安生态博物馆的沟通机制分为外部沟通机制和内部沟通机制。外部沟通机制主要是社区居民与行政部门和社区居民与专家之间的沟通机制[3]。内部沟通机制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村支两委间的沟通机制。结合侗族的传统管理方式，寨老和村支两委在社区内部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堂安村民对堂安内部事宜有疑问可在寨老或监督小组监督下向村支两委询问，必要时可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会等形式获得解释。
4.1.2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通过对社区参与中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生态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观察与监督，及时反馈各种有悖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监督机制有利于社区事务的公平、公正、公开，为社区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积极性，提升对村支两委、项目组的信任度。
4.1.3决策机制
在堂安侗寨，寨老是传统力量的代言人，社区传统组织形式中纠纷解决和重大事项均由寨老决策，在社区居民心中具有很大权威性。然而随着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不断推进，堂安逐渐形成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社区居民也开始了解并正确行使自身权力。以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决策机制为例，在村委会组织下，村民进行讨论，选举产生监督小组，参与制定实施项目的预算、申请和管理；按村务公开制度，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村委会向寨老、监督小组和全体村民公示实施文物本体修缮的方法、计划和财务；社区居民有权向村支两委、寨老、监督小组反映情况，提出疑问，村支两委有责任向社区居民解释与项目有关的任何疑问；村民委员会和寨老及时协调修缮工程实施过程村寨的内部矛盾。
当地居民从一开始仅有部分男性居民参与的社区动员，到全村一起参与的学习交流分享会；从默默无闻的投票者，到为生态博物馆建设建言献策的讨论者；从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的观众，到各个环节的监督者。堂安居民权力意识的觉醒，为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2 社区参与机制运行
社区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决策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所有机制的运行都围绕着决策机制展开[4]；沟通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动力和基础，以推动社区参与的开展和不断深化，以确保生态博物馆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可以在社区内部形成自适应调节能力，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专家的引导，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解决处理事务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4.3 社区动员
社区动员，也称社区资源动员，是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社区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等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活动的过程。理想的社区参与层次是动员社区居民成为核心领袖，承担更多责任。通过在堂安开展社区动员，以期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扭转村民对生态博物馆的误解，引导村民意识到堂安生态博物馆的主人即是社区成员，堂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与他们息息相关，每一个村民都有保护堂安文化遗产的责任，只有每个村民都积极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堂安侗寨各项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堂安侗寨开展社区动员期间，将动员对象分为个人精英与社区群众，通过向社区较具影响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社区成员传输、解释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再由个人精英将其所理解的思想向社区群众转述，以此通过对个人精英社区意识的培养，使其成为组织者与当地群众良好沟通的桥梁。
社区群众对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态度较为支持，继续建设生态博物馆符合社区群众的意愿，大部分社区群众确信生态博物馆对当地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11年底，堂安侗寨村支两委、寨老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讨，初步筛选出堂安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重要性排序），其后，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自主投票等民主议事方式，最终确定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排队：1鼓楼和萨岁坛，2戏台，3消防设施，4寨门，5步道硬化，6风雨桥，7碾房，8梯田，9水渠，10古墓群，11堡坎。
由此也f明，社区成员意愿修缮损坏的寨门，整治垮塌的梯田，采取科学措施保护寨内的古墓群，充分体现了堂安村民对家乡文化具强烈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4.4 社区讨论
社区动员形成社区参与意识，通过讨论的形式对社区公共生活进行介入，内容涉及社区建设、生活方式、文化传承和节庆活动等多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使得村民可以共同商议社区事务，集体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中来[5]。通过在堂安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讨论活动，从而形成了堂安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
村民大会上，村民把鼓楼、萨坛作为村寨中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表达了强烈修缮意愿。村支两委、寨老、鼓楼师傅和村民代表商讨修缮事宜，由寨老提出萨坛、鼓楼同时修缮的想法，得到参会者的支持。在村支两委的协助下，鼓楼师傅做出了鼓楼、萨岁坛的预算，确定由鼓楼修缮师傅负责施工、选购材料。村民在会议上推选村民组成监督小组，负责本社区所有公共事务的监督工作。自修缮工程启动以来，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参与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社区村民通过大会为鼓楼、萨坛修缮工程出谋划策，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加入到了当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了良好的社区参与模式[6]。村支两委在项目组的协助、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定期将鼓楼、萨岁坛各阶段修缮工程的材料采购清单进行公示，并由村支两委成员向社区居民口传公示内容，充分体现村务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培养了村务公开、共同监督、共同参与的社区意识。
4.5 社区组织建设
为保证鼓楼、萨坛修缮工程材料采购与管理监督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在采购材料质量品质达标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采购成本，促进材料采购工作的顺利实施。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明确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维护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堂安村监督小组由堂安村民自主组织选举，由五个村民小组推选代表，在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实施期间，监督和参与材料采购，监督和协助材料管理，监督和审核鼓楼、萨岁坛修缮项目费用明细账的公布环节，协调社区居民与村支两委、施工队伍的关系。
5 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发展
社区参与机制为堂安侗寨其他文物本体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树立了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工作的典型范式。运用所获经验，充分发挥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戏台、寨门等文物本体的修缮保护，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堂安生态博物馆在社区中的价值，全面体现了其在村寨中的功能，是全省积极推广生态博物馆理念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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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居民消费；生命周期；面板数据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居民储蓄水平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导致我国长期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是重要原因之一。养老保险计划作为平衡生命两期福利水平的一种手段，意味着它将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与储蓄决策。因此，研究我国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探索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相应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运用2001-2009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考察我国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与促进消费增长的一些结论与启示。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主要研究回顾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居民消费及储蓄行为的研究多数是在Modigliani（1954）生命周期框架下进行的。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有促进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属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Feldstein(1974)提出，养老保险会通过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影响个人的消费与储蓄。一方面，养老保险会降低提前退休人员在工作期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的资产替代效应使得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他的实证结果表明养老保险较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Wilcox(1989)分析了1965-1985年美国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变化对总消费支出的影响。他认为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变化与总消费的变化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Zant(1988)的实证研究显示，1957-1986年荷兰的养老保险财富值与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11到0.16之间。此外，Rob与Arie(2001)运用荷兰的数据，Aga与Mario(2001)运用意大利的数据也分别证明了养老金制度对储蓄有不同程度的“挤出效应”。也有一些实证结果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如，Melvin(2005)研究了1972年美国养老金增加对消费的影响。他认为非耐用品的消费随着养老金提高而显著增加，而各种耐用品的消费在这一时期则没有显著的变化。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如，Barro的“中性理论”，Barro(1974)认为老年人将留下遗产以弥补子女因缴纳养老保险税所遭受的损失，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了来自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这将最终导致养老保险对消费没有影响。
国外学术界就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既有养老保险支出增加消费的结论，又有养老保险对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的结论。研究方法的不同，解释变量选取的差异，都会导致实证结果产生分歧，但这些成果对我国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回顾
国内的成果多数是关于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实践运用，且基本支持养老保险会“挤出”储蓄，增加消费的观点。张继海(2006)的计算机动态模拟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都与生命周期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相吻合。研究选取了2002年和2003年辽宁省城镇居民家计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社会保障养老金财富对其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影响。石阳，王满仓(2010)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02-200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于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对储蓄的“挤出”，而这种 “挤出效应”在不断扩大中。此外，姜伟(2008 )、刘慧(2010) 以及杨河清，陈汪茫(2010)等也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有积极的意义。
国内养老保险对消费与储蓄影响的研究同国外相比起步较晚，多数学者都认可了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并且认同社会保障对消费有正向影响。但有相当一部分成果都以定性分析为主，相较之下，运用计量方法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还较少。此外，多数实证研究均以替代变量来近似养老保险财富，这些替代变量可能无法准确地表示养老保险财富的真实值，这也导致实证研究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支持稍显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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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经验和理论认识上的不足，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区参与的方法，以期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管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6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6中国乡村年”，更掀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在乡村旅游深度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是实现其良好发展的保障，同时也符合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乡村旅游之所以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长” 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当地居民是它们的拥有者、保护者，所以绕开当地居民参与而进行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观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园风光、农事活动、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当地最生动、最鲜活的乡村旅游资源，而当地居民则是它们的重要载体，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使这些无形的精神资源得以展现。第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决策管理，获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这种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当地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态保护观念和环保建设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他们会自觉保护当地的生态景观，美化环境，同时会更注重保护当地的乡土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社区参与发展不平衡
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开放的地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乡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管理、规划、经营中去，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乡村处于摸索阶段，采用的是组织参与的模式，部分居民参与其中，主要从事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乡村旅游更是毫无社区参与可言。可以预见，这些地区的旅游业，最终会随着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而逐步衰落。
（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区全面有效地参与乡村旅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参与的规模上，应是全部居民，起码是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在参与的内容上，指当地居民全方位地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包括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决策、管理、经营和当地的环境保护及文化的维护与传承；从参与的目的来看，居民不再仅以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为单一目的，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发展，居民还视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最终达到自身、社区、当地旅游业三者的共同发展。
目前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和层次普遍偏低，多数地区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真正在旅游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少之又少。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门一些拥有决策权的各级领导，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透。认为只是简单的农民个体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开发决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风，未采取任何措施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全方位参与。第二，从当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管理者或规划人员在制定一些对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规划时，常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强化了社区居民不愿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他们认为开发旅游是政府行为，是为公司谋利，进而有意无意将自身与旅游发展隔离开来。第三，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整体素质较差，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管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管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如果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协调、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育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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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居民消费;国内需求;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保险
1．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消费
医疗保险制度是一种筹资机制，通过对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来影响居民的消费。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实行和推广医疗保险制度，作为一种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具有福利性和社会性，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帮助下，保险人是收益大于支出。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他能通过影响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来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使得居民能够放心消费。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的独特性，所以在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上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1998起我国开始进行医疗制度的改革，大力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进程，使得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大。但是也由此引发出多种社会问题。我国城乡采用不同的医疗保险机制，表1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表，表2是五等分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以及医疗保健类的支出。通过恩格尔系数理论可知，恩格尔系数表示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越大说明食品消费支出比例越高(见表1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表)消费结构越低，这样在医疗保健类上的支出就会越少。反之，恩格尔系数月底，说明食品消费支出比例越低，消费结构越高，在医疗保健类上的支出越多。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收入户的医疗保健支出远远高于低收入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医疗保障服务在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分配严重不公平，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医疗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享用不到1/3的医疗保障服务，我国的医疗保健类的消费国语昂贵，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设备，医疗人员的劳务费过高，低收入人群无法承担这一昂贵的支出，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的学者曾经所做的一项医疗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中，他们发现，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甚至商业健康保险对于居民消费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两个差异，一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大于新农合。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保障水平和筹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二是商业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某种程度上还要大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说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宏观经济促进作用具有极大的潜力。通过图3我们不难发现居民医疗保险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且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是中庸的，很多人会将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这一部分钱叫做预防性储蓄，中国的总储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9个百分点，这很到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动机和消费能力。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人购买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反映了社会生产、水平经济制度以及产业结构的提高从而能够改善消费结构，如此之外购买医疗保险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心理降低其支出预期也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次那个人改善消费结构，生、老、病、死、残，是每一个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事故，其发生往往具有不可预见性或不可规避性。
对于家庭来说，这种人身伤害风险不仅可能减少当期收入，同时将挤占家庭本可用于其他生存或生活消费的支出，最终造成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比如，在我国存在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购买了医疗保险，那么政府和社会将与他共同承担他的医疗费用，他因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而减轻对未来医疗费用的顾虑，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前消费。同时这样在同等的可收入下将有更多的资金能用于其它消费，当人们手中有除了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消费资金以外还有可以支配的收入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标准就会提高将不再仅仅只是满足于吃饱穿暖，生活品质的提高必将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所以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是居民的消费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提高也就是说居民的食品上的消费比重下降，恩格尔系数(居民家庭中食品总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变小，这能够反应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消费水平也会随之而提高。西方经济学认为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例也就是增加一单位的收入与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例用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用ΔC表示消费增加量，用ΔY表示收入增加量则MPC=ΔC/ΔY。而边际储蓄倾向是用来测度收入增加引起储蓄增加的程度的一个概念，即居民边际储蓄倾向指居民收入每变动一单位时的居民储蓄的变动额。若以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以ΔS表示储蓄增量，以ΔY表示收入增量，则MPS=ΔS/ΔY。边际储蓄倾向是储蓄函数的斜率。因为收入不是被用来消费，就是被用来储蓄，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和是1，即MPC+MPS=1。边际储蓄倾向一般为正数值，但小于1，即0＜MPS＜1，当我们购买了医疗保险，给予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使得预期支出减少，预防性储蓄减少，从而边际储蓄倾向递减，这就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增。所以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将会降低居民支出预期，激活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
2．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影响居民消费
从理论上说，影响消费的因素就是影响需求的因素。经济学家认为需求是消费者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数量。需求必须是既有购买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需求有两个条件:一是购买欲望，二是购买能力。从社会宏观层面上看，一定时期的社会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人们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因为人们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受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决定和制约。经济学家通过消费函数来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消费函数一般以收入为自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同方向变动，即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收入减少，消费减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要综合考虑政府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人们的收入实际上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成正比。在考虑居民收入时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居民的当期也要考虑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可以用居民的储蓄来反映，当人们对未来预期乐观时就会鼓励人们消费，但当人们的未来预期不好时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经济学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对消费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资产的替代效应、退休效应、流动性约束以及预防性储蓄、遗赠动机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社会保险制度出现后，能够强制人们在当前缴费，未来获得某种收益，相当于替代了一部分的自愿储蓄功能，同时由于社保资金的相对安全性和保障内容的广泛性，所以医疗保险金具有家庭普通金融资产的替代性，对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医疗保障与居民消费方面，医疗保障制度为消费者建立了医疗费用的分摊机制，有助于降低未来医疗费用开支造成的家庭灾难性支出，医疗保障制度可以减少消费者预防性储蓄，扩大当期消费。因此，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式。预防性储蓄假说意味着:医疗保险制度通过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保险制度的完善，参保人数的增加，这使得居民的安全感增加，我们假设参加了医疗保险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百分之八十，两个家庭环境相同的患者看病预计所需支付的费用都是4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购买保险的患者实际应该支付的费用只有8千元。考虑到上诉情况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人为了防止意外，以备不时之需就会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情况下他的消费意愿就下降了。而另一位的预防性储蓄就会相对较低，这样他的消费就会增加。同样我们可以假设在不同报销率下的不同情况可以得知如果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高，那么它对消费的刺激效用也会更强。同时对于面临较高的大额医疗支出风险的家庭来说，保险效应也较强。在同时给定同样的大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贫困家庭无法支付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他们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更强。也因此医疗保险对这部分人群消费的刺激作用更大。
3.结论
从理论的、历史的和中外的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对近十年来的医疗保险普及情况积极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加以比较，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利用计量统计分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力求以数据事实来说明结论: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情况正相关，医疗保险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险的普及使得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变化，预防性存款降低，从而提高消费水平。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社会医疗保险支出对消费水平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在长期中，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有力促进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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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医疗保险；社区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哈尔滨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的主体框架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于1998年我国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为实现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全体职工和居民的医疗保险体系之目标，国务院决定，从2007年起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将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纳入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在我国的制度安排下，针对城镇的医疗保险体系是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为主体支撑，同时辅之以商业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等内容共同构成。
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截止2012年，参加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数合计47 343万人，并且随着近些年城镇化的快速提高，参与城镇医疗保险的人数呈大幅上涨趋势。显然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已经颇见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鉴于医疗保险事业是民生建设的关键之一，借助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的平台，我们课题组选择围绕哈尔滨市医疗保险的改革现状及效果进行调研。在实践调查过程中，发现本应该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区医疗存在诸多问题，项目组成员据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走访，并进行了深入讨论和思考，最终形成了这篇论文，但鉴于可得资料的有限性，一些阐释可能存在些许问题，衷心企盼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社区医疗存在的问题
哈尔滨市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2007年9月21日公布并实施了《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其中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适用范围的规定是：第一类是成人居民。指年满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的非从业居民。第二类是学生儿童。指未满18周岁城镇居民，包括婴幼儿（不含出生28天以内的新生儿）、学龄前儿童、中小学阶段学生（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特殊学校就读的在籍学生）。可以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作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适用的主要人群为老人、小孩、无业和失业人员及相关弱势群体。通过以上的规定，我们可知，哈尔滨市医疗保险改革的方向之一即表现为，医疗保险的适用范围由职工向居民拓展，大量医疗保险业务逐渐向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社区下沉，因此选择社区医疗服务理应成为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发展的必然。现实中，哈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主体是老弱病残贫，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地理位置通常设立于居民生活区，且医疗费用低廉、服务态度亲切友好，理论上来说社区应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首选机构，应是城镇居民享受医疗保险的最基层单位。实际是否如理论所想呢？课题组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哈尔滨市松北区军安小区和银河小区，却发现居民选择社区医疗的比例是很低的，虽然社区医疗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却未能发挥在医疗保险中应当发挥的基础作用。这里，我们以点带面，将社区医疗在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以阐述。
（一）社区医生的水平得不到居民的信任
大多居民对社区医院医生的医疗服务能力缺乏信心。军安绿色家园小区居委会主任告诉我们，居民普遍认为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生医术不高，设备简陋，生怕在社区就诊“小病拖成大病，感冒治成肺炎”，尤其对全科医生持怀疑态度。所以，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享受医疗的居民，大都是感冒发烧等类似的常见病。
（二）社区医院的硬件水平较低
其中有不少用药遭到患者非议。银河小区社区医院大夫称，虽然现在社区医院的医疗药品范围放开了许多，但还是没法满足患者要求，好多就诊的大爷、大婶们都要两头跑：在大医院就诊、看完病、拿着针剂药品到社区医院点滴。有些疾病需要作CT、彩超、X光片的，社区医院不具备这些设备，患者只能先在大医院就诊。这也是大多数岁数比较大的患者怕麻烦不来社区医院看病的重要原因。
（三）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定位混乱
实践中，社区医院往往没有特别明确的卫生服务内容，其日常工作非常驳杂和笼统，涉及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等五花八门的内容，没有对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疾病治疗和疾病防止加以区别，没有细致考虑各地医疗资源现状，发挥作用不够、机械地按统一标准划分社区卫生机构。
（四）社区医疗保险管理平台建设滞后
城镇居民医保的组织实施完全可以依赖社区。实际上，每一个街道、社区都已建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站；但是省市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不负责社区医保的具体操作；社会保险部门又不能绕过省市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指导街道、社区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的相关业务，这样街道社区在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组织管理中基础作用也是缺失的。街道社区医疗保障管理在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监察办案机构等等存在很多问题，这严重地影响了医疗保险的工作效益。
二、相关对策建议
当哈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改革的纵深发展，必须充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作用，对于降低医疗费用、改善服务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提高社区医疗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
在课题组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居民对社区医疗水平的不信任不愿去社区首诊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医疗质量是制约社区在居民医保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如果建立了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民自然愿意就近诊疗。首先可以考虑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专家库，定期组织专家相关的社区医疗机构开展巡诊、咨询和业务指导等工作，这样可以较快地改变社区医疗的水平，但不是可以长久依赖的方法。其次为社区医疗机构定期举办培训班，使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成为处理常见病及一般急症的“全科医师”。如此可极大提高居民对社区医疗机构的信任度，使居民在用药、治病、报销等方面更放心。
（二）加强社区医保管理的平台建设
首先，加必须在社区卫生工作人员中培训一批具有医疗保险工作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的复合型人才。加大资金成本投入，培养一支有高度的责任感，具备丰富的从业知识与经验过硬的操作技能本领的高素质、复合型的医疗保险人才队伍，以适应居民享受医疗服务及相关医疗报销的需求。其次，社区的亲民特质便于管理统计居民的参保、缴费、享受标准的方面情况，可以较详尽、较快地进行居民医保的组织管理工作。
（三）充分发挥社区在居民医疗保险中的宣传功能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学生和群众，特别是学生居然不了解，自己的医保卡每年的缴费情况，怎么使用，怎么受益，怎么报销。理论上2009年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就已基本达到全覆盖，但是还是有部分居民没有参与到相关的居民医疗保险中，这其中以无业者居多。这都表明社区在对居民医疗保险的宣传力工作上还大有可为。社区在参保人群办理居民医疗保险期间应当对其进行宣传教育，让其深入了解医疗保险与其息息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社区应采用多元宣传方式综合作用的方法，如传统的海报宣传栏、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宣传、上门调查访问、设立咨询电话，在网上组建讨论区或者QQ群等，利用各种途径将居民医疗保险的相关知识传递给居民，这对于提高参保缴费的积极主动性有着极大帮助，同时亦能增强居民对社区及社区医疗的信任度。
（四）完善社区医疗的硬件及相关配套设施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要发挥其基本保险作用除了相应的制度以及相关缴费报销机制之外，直接可以服务到社区居民的社区医疗卫生硬件及相关配套设施必须要发展起来，这个因素直接关系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应用效率问题。现实中，由于医疗保险政策还不完善，居民医疗保险在社区医疗的报销、审核等等方面的政策法律建设很不健全，现实中会造成居民在社区就诊之后的医保启动程序及结算的低效率，因此，在加大资金投入进行相关医疗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与居民医保相关的配套设施更能较好地保障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权益。
综上所述，社区医疗是城镇医疗保险改革落实的重要基础，其能否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尤其是能否与居民医疗保险很好地衔接，对医疗保险改革的纵深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社区医疗在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方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因此，充分发挥社区医疗在城镇医疗保险尤其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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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12篇
2003年以来，房价持续快速上涨，普通群众越来越感到通过市场购房实现安居梦想变得日益艰难。为了攒钱购房或偿还房贷，人们被迫在消费上做出了牺牲。这也对宏观经济走势产生了负面影响。很多人将当前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原因归结为房价飙升。政府也希望通过持续加码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来抑制房价，释放民间消费潜力。这种观点和政策意图究竟有没有理论依据，能不能得到实证经验材料的证实？
同时我们注意到，作为关注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中国政府不断地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即社保扩面）。2012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加人数分别达到30 379万、53 589万、15 225万、18 993万和15 445万。社保逐年快速扩面能否经由量变产生质变，有效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切实发挥生存保障功能，进而促进国内居民消费？房价与社会保险在影响居民消费上是否有交互作用？房价持续走高对社会保险的保障功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个清晰的回答。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大多都认同房价与居民消费是紧密同步增长的，但对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尚未达成共识，具体有三种假说：其一，房价上涨使居民的资产性财富增加，进而使居民消费增加；其二，房价上涨通过增加家庭可用的抵押品，可放松他们的预算约束，鼓励消费；其三，房价和消费都受相同因素的影响。究竟那种假说更可信呢？针对此，Attanasio等利用微观数据发现，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较年轻家庭比在较年老家庭更紧密，这与财富渠道假说相矛盾，他们坚信相同的因果因素是联接房价与消费的最重要的因素\[1\](P20)。Browning等利用家庭面板数据集，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房价与消费之间存在财富效应，但他们的数据支持房价通过信贷抵押渠道影响消费的假说\[2\](P415)。Atalay等利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发现，直接的财富效应和共同因果因素都不能解释房价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相反间接的放松信贷约束最可能解释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关系\[3\]。
对于房价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国外学者大多选择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为样本，中国学者多选择国内房地产市场为样本，研究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明显差异。国外学者研究发现房价上升会促进居民消费，然而国内学者大多发现在中国房价上升会抑制居民消费。杜江从理论上解释了住房价格过高会降低居民消费。认为购买力不强的消费者为了积累住房的购买力，就会减少其他消费，导致内需不足\[4\](P93)。杜莉等利用我国172个地级城市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房价上升抑制居民消费，并认为房价抑制居民消费的机制在于中国潜在的购房群体比重很大，这些群体不得不为购房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从而产生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5\](P27)。陈彦斌等从房地产Bewley模型出发，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使富裕家庭投资房地产市场，这种投机性房屋需求会进一步推高房价，反过来这种不断上涨的房价会不断加重年轻家庭的购房负担和压力，他们不得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6\](P36)。徐小鹰考虑到流动性约束和未来不确定性等因素，从预防性储蓄角度研究发现，长期和短期内房价上涨都会抑制居民消费\[7\](P15)。谢洁玉等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房价对居民消费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在有未婚男性的家庭中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8\](P25)。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赵伟，等：房价调控、社保扩面能促进居民消费吗？关于社会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障通过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人们更放心地消费，减少预防性储蓄的比例。Hubbard等支持这种机制分析\[9\](P380)。很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机理。Gruber等利用美国数据研究发现更好的医疗保障能显著增加居民消费\[10\](P1260)。Feng等利用CHIP数据研究了中国1995―1997年的养老金改革（旧制度已破而新制度尚未建立，增加了不确定性）对储蓄的影响，发现养老金改革使25~29岁的群体的1999年的家庭储蓄率增加了6~9个百分点，而使50~59岁的群体的1999年的家庭储蓄率增加2~3个百分点，也发现养老金财富的下降会降低更多的教育和健康支出，这意味着养老金财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更大\[11\](P482)。
国内学者比较关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险，马双等利用CHNS数据研究发现，新农合能使家庭热量摄入量、蛋白质摄入量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显著增加，使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显著增加\[12\](P268)。甘犁等利用CHNS等数据研究发现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都能带动居民消费\[13\](P37)。白重恩等利用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新农合可以促进居民的非医疗消费\[14\](P52)。臧文斌等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相比未参保家庭，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会显著增加，但对医疗消费支出没有显著不同\[15\](P84)。关于养老保险，白重恩等利用城镇住户调查2002-2009年9省市的数据研究发现，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能促进居民消费，但提高养老金缴费率则会抑制居民消费\[16\](P71)。在现有文献中只有余官胜等全面考察了五类社会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17\](P39)，他们认为除生育保险外，其他四类社会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发生符号性的变化，具体地，当经济较为落后时，提高社会保障参与率会抑制居民消费；当经济较为发达时，提高社会保障参与率会促进居民消费。
总的来说，第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住房市场上房价与消费关系的研究结论与国外针对成熟住房市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国内现有研究，由于样本选取和模型设定等方面的差异，得到的结论差别也很大，这背后是不是因为忽略了某些重要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究；第二，现有文献大多把关注点放在房价与居民消费、社会保险与居民消费的两两关系上，很少有将房价、社会保险与居民消费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第三，房价与社会保险在影响居民消费上是否有交互影响，房价的持续走高是否会影响社会保险应有的功效？现有文献对此还存在研究空白。
本文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寻找房价和社会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在购房负担不同的区域其影响效应可能是不同的，现有文献结论存在很大的分歧可能就是忽略了这种差异性。论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三部分为模型介绍、变量说明和数据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模型
解释居民消费的理论和模型，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及预防性储蓄假说。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房价和社会保险则通过改变持久性收入、实际财富、信心等途径影响消费。本文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如下消费函数，来检验房价与消费的关系，形式如式（1）：
lnCit=β0+β1lnPit+β2lnPi,t-1+β3Xit+uit（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Cit代表人均消费性支出，Pit代表当期房价水平，Pi,t-1代表房价水平的滞后一期，一般将其作为预期房价的变量\[18\](P71)，Xit是控制变量，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结构等。其中人口结构变量包括总抚养比和未婚男性比例，总抚养比反映的是家庭生活负担程度，少儿抚养比越高，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支出等，老年抚养比越高意味着更多的医疗支出等。未婚男性比例越高，意味着将来会发生更多的开支，比如结婚、买房以及后来的家庭抚养负担等。它们都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人口结构因素。uit代表随机误差项。
接着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社会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于社会保险分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五类虽然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漏保、“象征性”参保等现象。比如一些新成立的企业，它们尚处在发展起步阶段，职工年龄相对年轻，人员流动性较大。企业老板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认为为职工参保缴费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愿为职工参保，或者为了应付检查“象征性”参保，造成实际参保人数与实际用工人数相差较大。另外，该类企业中职工相对年轻，参保意识不强，认为退休是很遥远的事，不如把企业应该为自己投保的钱拿到手中踏实，从而对参保有抵触情绪。由于存在这类现象，社会保险参与率具有类别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这也为我们考察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社会保险参与率对消费的不同影响提供了可能。，五类社会保险的参与率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它们做降维处理，将主成分得分变量引入模型，形式如式（2）。
lnCit=β0+β1lnPit+β2lnPi,t-1+β3Xit+β4factor+uit（2）
其中，factor代表主成分得分变量。
为了考察房价与社会保险在影响居民消费上的交互作用，我们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引入房价与社会保险主成分得分变量的交互项，构造新的模型如式（3）：
lnCit=β0+β1lnPit+β2lnPi,t-1+β3Xit+β4factorit+β5factorit*lnPit+uit（3）
（二）变量说明
如表1所示。表1变量说明
变量名变量标签说明数据来源consumption人均消费性支出经物价平减，取对数CSMAR数据库income人均可支配收入经物价平减，取对数house price房屋平均销售价格经物价平减，取对数dependency ratio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unmarried men未婚男性比例15岁以上未婚男性/15岁以上男性CSMAR数据库medical insurance由于无法获得年末城镇职工人数这一数据，本文选择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其变量，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可能会出现某些样本点的取值大于1的情况。其他四种保险参与率的处理方法与之相同。医疗保险参与率国务院于2007年7月10日下发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详见wwwgovcn/zwgk/200707/24/content_695118htm。该意见指出，从2007年起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计划2007年在有条件的省份选择2至3个城市启动试点，2008年扩大试点，争取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全面推开，逐步覆盖全体城镇非从业居民。在本文研究时间段（1999―2011）后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才开始试点推广，能收集到的数据很有限，因此本文使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率作为医疗保险参与率的变量。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参保人数/年末从业人员数《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续表1
变量名变量标签说明数据来源pension insurance养老保险参与率养老保险职工参保人数/年末从业人员数unemployment insurance失业保险参与率失业保险年末参保人数/年末从业人员数maternity insurance生育保险参与率生育保险年末参保人数/年末从业人员数work injury insurance工伤保险参与率工伤保险年末参保人数/年末从业人员数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中国30个省市区（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除外）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作为消费的变量，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作为收入的变量，用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作为房价的变量，上述三个变量均用CPI（1999=100）平减，同时为了平滑数据，消除或降低异方差性，对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
如表2所示。表2基本回归（全国面板数据）
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人均消费性支出(1)(2)(3)人均可支配收入0848 38***0857 70***0840 52***(0014 27)(0015 91)(0018 82)房屋平均销售价格0039 61*0042 55**0044 53**(0020 72)(0020 43)(0021 71)滞后一期的房屋平均销售价格-0027 14-0042 25**-0031 68(0020 33)(0020 37)(0021 10)总抚养比-0000 410000 08(0000 62)(0000 69)未婚男性比例-0007 03(0126 86)常数项1003 30***1026 23***1072 13***(0051 45)(0095 35)(0116 12)样本观测数360330270判定系数R20988 080987 480985 59注：回归方程（1）-（3）的样本为由30个省市区组成的全国面板数据，回归时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
及其滞后项均取对数形式，我们依照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只引入收入、房价、房价滞后一期三个变量，而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见表2列（1）），我们发现收入的系数是0848，而且是显著的，若收入增加1%，我们预期消费性支出会增加大约0848%。当期房价显著为正，说明当期房价上升会增加当期消费。房价滞后一期为负，但不显著，从表2还可知，当我们逐项加入总抚养比和未婚男性比例时，尽管总抚养比和未婚男性比例的系数不显著，但收入、房价及其滞后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根据现有研究，一般将房价滞后一期作为预期房价的变量，从这个角度我们得到当期房价显著促进消费而预期房价不显著地抑制消费的结论。这个结论吸引我们继续探讨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的差异性，不同区域的房价对消费是不是有不同的影响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们按照“房价/可支配收入”比值的大小将30个省区分为两类区域“房价/可支配收入”可以被看作是房价可支付力指标（购房支出负担指标）。现有文献认为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机制在于消费者可能会为了买房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当房价与收入之比越来越高时，消费者这种储蓄激励会更加强烈，挤出效应可能更加明显。因此我们把30个省区按此变量进行分类，将该变量在1999―2011年分省区求平均值，再求总平均值，各省区的平均值在总平均值以上的归为区域1（即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在总平均值以下的归为区域2（即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具体地，区域1包括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9个省区，其余归为区域2。，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所示。表3基本回归（分区域）
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人均消费性支出(1)(2)(3)(4)(5)(6)区域1区域1区域1区域2区域2区域2人均可支配收入0971 33***0967 22***0938 16***0804 98***0830 29***0813 26***(0024 54)(0028 24)(0036 37)(0019 65)(0022 16)(0024 79)房屋平均销售价格-0017 06-0017 09-0026 340057 91**0050 73**0058 01**(0032 18)(0031 74)(0033 81)(0025 65)(0025 02)(0026 71)房屋平均销售价格的滞后一期-0058 54*-0090 48***-0078 68**-0010 47-0015 80-0011 65(0030 45)(0029 97)(0031 08)(0025 86)(0025 72)(0027 05)总抚养比-0003 53***-0005 24***0001 220001 47*(0001 06)(0001 49)(0000 76)(0000 82)未婚男性比例-0565 21**0059 19(0250 94)(0157 77)常数项0594 86***1013 54***1461 68***1123 51***0937 55***0984 13***(0098 94)(0181 03)(0268 73)(0056 77)(0109 84)(0131 65)样本观测数1089981252231189判定系数R20990 210989 800987 700988 680988 700987 45注：回归方程（1）-（3）的样本为区域1（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面板数据，回归方程（4）-（6）的样本为区域2（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面板数据，回归时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及其滞后项均取对数形式，我们依照Hausman检验结果区域1回归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区域2回归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3，区域1的回归结果显示，当期房价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预期房价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区域2的回归结果则显示，当期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预期房价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将总抚养比和未婚男性比例两个变量依次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这两个变量在理论上都会抑制消费，在回归结果中也容易发现，这种抑制效应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表现得更为明显，统计上也更显著。更重要的是，在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房价对消费的影响未发生显著变化，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房价依然是抑制消费，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房价依然是促进消费，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究其原因，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房价收入比较高，为买住房需要进行更多的储蓄，不得不压缩日常消费，当房价持续上涨或有持续上涨的预期时，购房压力会转向强制储蓄寻求舒缓。因此，房价上涨会抑制居民消费。对于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房价收入比较低，购房压力较小，房价的上涨对购房行为产生的压力较小。不断上涨的房价使住房成为家庭投资的首选，很多家庭会投资房地产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家庭有意愿也更有能力拥有住房资产，当房价上涨时该区域拥有住房资产的家庭会因为房屋增值、拥有更多的财富而增加其消费。
对比区域1和区域2的回归结果，有两点重要结论：第一，前文我们做的区域划分是有意义的，因为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域有很大的差别，在按房价/可支配收入划分区域后，房价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有了更精细的阐释。第二，现有文献关于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房价促进消费，即存在财富效应，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房价抑制消费，即存在挤出效应，从上述回归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个更一般也更符合逻辑的结论，即这两种效应在我国是并存的，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表现为挤出效应，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表现为财富效应。
（二）加入社会保险因素并考虑交互影响的扩展模型
为了避免同类指标可能产生的共线性问题，同时又能尽可能多地保留五类社会保险参与率所包含的信息，我们采用全局主成分法对社会保险变量做了降维处理。
由于第一主成分对于方差的解释达到了9267%，我们把第一主成分得分作为五类社会保险参与率的变量。第一主成分得分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这五类社会保险参与率越高，第一主成分得分就越高。
从表4回归结果上看，不划分区域的情况下，当期房价会促进消费，预期房价会抑制消费，并且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第一主成分得分变量的斜率系数也显著为正，考虑到第一主成分的得分矩阵，可以发现这五类社会保险参与率的提高都会增加消费，说明社会保险的确能起到保障作用，在统计上能显著地促进居民的消费。但在做进一步的区域分类后显示出有差异性，我们发现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社会保险能显著促进消费，但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社会保险对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表4加入社会保险的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人均消费性支出(1)(2)(3)(4)(5)全国区域1区域2区域1区域2人均可支配收入0823 51***0954 80***0773 85***0925 03***0776 65***(0019 78)(0046 52)(0029 85)(0048 04)(0029 98)房屋平均销售价格0056 78***0023 670047 04*0046 800054 66*(0021 72)(0036 60)(0026 43)(0037 75)(0028 05)房屋平均销售价格的滞后一期-0049 70**-0109 83***-0008 39-0128 70***-0007 46(0021 73)(0034 63)(0026 34)(0035 23)(0026 43)总抚养比0000 92-0003 79**0002 05**-0003 08*0002 12**(0000 73)(0001 60)(0000 86)(0001 61)(0000 86)未婚男性比例-0025 17-0403 15-0055 19-0373 37-0073 77(0144 35)(0297 80)(0189 00)(0290 80)(0189 88)社会保险参与率的第一主成分得分0028 46***-0003 660057 56***0177 58*-0091 19(0008 99)(0019 08)(0020 82)(0098 15)(0178 28)社会保险参与率的第一主成分得-0018 05*0018 91分*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交互项）(0009 60)(0022 60)常数项1240 17***1058 62**1423 90***1247 32***1332 56***(0141 09)(0396 48)(0196 46)(0399 40)(0223 19)样本观测数2306416664166判定系数R20982 940985 780985 510986 760985 56注：回归方程（1）的样本为由30个省市区组成的全国面板数据，回归方程（2）、（4）的样本为区域1（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面板数据，回归方程（3）、（5）的样本为区域2（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面板数据，回归时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及其滞后项均取对数形式，依照Hausman检验结果区域1回归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全国面板、区域2回归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究其原因，社会保险费用一般由个人和企业承担，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有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1）社会保险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性，从预防性储蓄的视角可知，参加社会保险会增加居民的消费性支出；（2）参加社会保险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这将减少可自由支配的当期收入，对居民消费产生负向的影响。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险会促进居民消费，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也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我们认为可能由于该区域购房负担较轻，没有增加储蓄压缩消费的强烈动机和迫切要求，参加社会保险的费用尽管能减少当期收入，但更为未来消费增加了保障，正影响大于负影响。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购房压力较大，尽管参加社会保险能消除一些不确定性，但会减少当期用以储蓄的收入。尽管参加社会保险的费用占当期收入的比重不一定很高，但因为较大的购房支出压力，会使得有较强购房需求和较重购房压力的家庭“锱铢必较”，两方面的作用可能使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正负影响相互抵消，因此在统计上不显著。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加入房价与社会保险参与率的交互项，试图将这两种相反的影响剥离开来。
在加入交互项后，我们发现社会保险参与率及其与房价的交互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见表4的模型（4））。具体地，社保主成分变量系数为正，说明社会保险会促进消费，而交互项斜率系数为负，这表明随着房价的上升，社会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会越来越弱，即房价不仅通过自身直接抑制消费，还可能通过削弱社会保险的保障能力来抑制消费。从模型（4）回归结论可知，社会保险对消费的偏效应为0177 58-0018 05*lnP，当房价不断攀升时，社会保险的偏效应会越来越小。而在不加入交互项时，表4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险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异于0，可能就是该区域购房压力过重、房价过高的缘故为了考察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分别用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替代上文的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和用人均工薪收入替代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回归，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限于篇幅未一一列出。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为什么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房价会削弱社会保险促进居民消费的能力呢？我们认为社会保险本身具有减少未来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性，但由于家庭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和中国“居者有其屋”的传统观念，虽然房价持续上涨，住房依然很难被其他商品替代，超越可支付力的房价飙升使普通家庭对未来是否有能力买房的疑虑显著增大，特别是对有刚性购房需求的家庭，储蓄动机将变得越来越强烈，加上社保缴费会减少当期收入，相对于房价上涨带来的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险这把“保护伞”的保障作用正变得孱弱，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的能力也越来越小。
从表4的模型（5）可以看出，对于区域2，即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甚至由于加入交互项，第一主成分得分变量的系数也不显著。这表明虽然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房价的上升会减弱社会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房价则不会影响社会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如前文所述，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房价对消费表现为财富效应，房价上涨会增加房屋拥有者的资产财富，与区域1不同，房价上涨并没有恶化居民对未来的预期。虽然社会保险会减少当期收入，但社会保险也更多地起到减少未来不确定性的作用。社会保险与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不同，所以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全国30个省区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房价、社会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根据住房可支付能力将30个省区划分为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和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回归结果表明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预期房价抑制居民消费，表现为挤出效应，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当期房价促进居民消费，表现为财富效应。这表明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现有文献对房价与消费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分歧，可能是因为它们忽略了这种区域差异性。
我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发现社会保险能够促进居民消费，但社会保险与房价的交互影响仍然具有区域差异性，即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房价的上升能显著减弱社会保险促进消费的能力，而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房价与社会保险之间的交互影响不显著，即房价不会对社会保险促进消费的功能造成显著影响。
因此，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需要有效控制房价，房价下降有利于增加消费；而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需要保证房价与可支配收入的同步增长，以免造成居民的购房支出负担过重，进而出现房价的挤出效应。由于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房价不仅通过自身抑制消费，还会减弱社会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高房价有可能把社保扩面产生的消除未来不确定性、消除生存恐惧等积极功能抵消殆尽，因此这类区域控制房价过快上涨更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促进居民消费更有现实意义。我们不仅要改善居民的可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居民的敢消费能力。唯有对未来形成稳定乐观的预期，才能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占收入的比重，增加居民消费。这需要一方面有效调控房价，减轻居民未来的购房压力，另一方面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加社会保障的范围和能力，让居民没有后顾之忧。
房价调控应该重视供求基本面，在供给方面，继续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加大公共租赁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给量。积极探索农地直接入市和小产权房规范治理的新途径。在需求方面，完善房屋租赁制度和政策，规范市场秩序，积极搭建房屋租赁信息平台，将居民的一部分住房需求从购房转移到租房上来，分流住房市场压力。同时继续采用区别性的金融、税收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呵护刚性需求。
在社会保险扩面过程中要让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稳步均衡发展，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同时加大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比例。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使人们形成乐观积极的预期，唯有如此才能提振内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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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13篇
健康教育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搞好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社区健康教育是以社区为单位、以整个社区人群为对象，运用健康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和改善社区中存在的有关健康与卫生问题的实施过程。教育方法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效果，笔者认为，在社区生命健康教育中运用商谈法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
1 运用商谈法的意义
商谈理论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是指主体问的对话、交流与讨论。采用商谈法进行居民健康教育，是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运用生命健康知识就居民的生命健康问题及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对话、交流与讨论。
1.1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社区卫生服务对象是活生生的、有感受、有感情、有意志、有思维的人，他不仅需要卫生服务人员提供医疗卫生技术的帮助，更需要卫生服务人员的情感共鸣和人文关怀。采用商谈式的教育方法，实际上是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进行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进行感情的交流，居民在对话中受到健康教育和行为指导。这种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区居民的关心，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落实。
1.2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的主体间关系 居民在商谈过程中，不是接受生命健康教育的对象和客体，而是探讨如何保持生命健康的主体，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关系。建构这种主体间关系能够充分表现出居民的参与性、主动性与自主性，从而使保持生命健康变为居民自愿自觉的行动。
1.3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的平等关系 主体间在商谈活动中，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长幼贵贱或上下尊卑之分。正是这种平等的主体间关系，使居民易于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正确观点，使健康教育起到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4 商谈法能够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卫生的自主性商谈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以对话为方式、达到理解为意向的活动。在商谈活动中，主体间是以平等地位自由地进行对话，在充分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它能确保公共卫生行为与公共卫生管理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与共同性，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表现了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卫生及其管理的自主性。
2 商谈的规则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主体间关系是以言语为媒介的商谈关系。在商谈中，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平等地、自由地、没有任何强制性地参与对话，自由地证明自己的观点，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质疑与批评。在商谈中，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要遵循并确保所有参与者遵循以下三项规则。
2.1 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对话与讨论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员，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体差异。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不能因为个体差异而区别对待，而应根据生命等价原则一视同仁。卫生服务人员还应确保社区所有参与者都遵循这一原则，使健康教育具有广泛性。
2.2 任何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提出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关于个人健康保持问题，不同居民有不同的经验，而关于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卫生服务人员要让每个居民充分表述自己的质疑和主张，用科学知识引导居民进行比较，取长补短，异中求同，达成共识。在商谈活动中，卫生服务人员还应引导居民以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为商谈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舍弃个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价值诉求，因为个体的健康是建立在公共卫生的基础之上的。
2.3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居‘民对质疑权利和主张权利的行使这一原则强调每一个参与者在对话中具有均等的权利，能自由平等地投入对话与辩论，并排除各种强制性。卫生服务人员应鼓励社区居民自由发表意见，仔细倾听，不可随意打断与制止，切忌采取行政命令式或权威式的压制方法，否则会使居民产生逆反心理，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在就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对话时，卫生服务人员还应确保对话与交流的规范性与秩序性，因为这种秩序和规范为个体行为理性确定了一个存在的合理边际，如果没有规范与秩序的保障，个体理性的张扬就可能使个体健康利益诉求陷入无限制性的境地，并导致公共卫生管理的失灵。黑格尔曾以思辨语言叙述了公共卫生管理的理性前提：个体只有获得普遍性品格才能有真实的、有个性的个体。总之，群体的公共利益和群体交往的秩序与规范是构成公共卫生管理的前提条件。
3 商谈的技巧
商谈法的运用是为了达到居民的理解、信任、并加以实施。那么，如何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理解并实施呢?要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理解，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应掌握以下四个方面的技巧。
3.1 可领会性卫生服务人员应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社区居民能够理解。卫生服务人员应使用社区公众容易理解、熟悉的语言，尽量少用医学术语，避免长篇大论，以免社区成员产生烦燥心理，讲课应深入浅出，应具有可操作性。要注意寓教于乐、寓教于做，大胆创新，引起居民的兴趣，才能达到知、信、行的效果。
3.2 真实性卫生服务人员应基于本社区和各居民的实际情况提供真实性的陈述，以便居民能够知情。健康教育内容应是本社区真实发生的情况，切合社区与居民的实际，具有针对性，不宜讲述与居民没有必然关系的话题，一开头就应切中实际，切莫从全世界讲到全国、讲到全省，然后才讲到社区。建立的居民健康档案应具有真实性，不能凭空捏造、凭想像填补。
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农转非；社区居民；生存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农转非社区是以农转非失地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居民区，主要包括农转非居民集中安置的小区、失地农民集居群落等。这些社区一般集中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带和城市近郊，其主要居民除了失地农民外，还包括部分流动人口。由于刚刚脱离农村，因此从经济形态上来看，农转非社区总体上还处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底层，发展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其文化特征带有较明显的农村文化特征，这可以从城市农转非社区居民的价值观、思维模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清楚地看出。城市农转非社区居民还没有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其社区文化在总体上看处于落后状态。在这样的社区中，居民们的生存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本课题调查小组希望通过针对洛阳市8个典型农转非社区的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农转非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结合相关政策和已有研究，探究加快农转非社区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进程及改善其生活状况的可能途经，力图为提高农转非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出一些建议。
二、研究说明
本调查组采用的是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调查方法。调查小组采用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其中，定量分析采用数据统计分析的方式，以具体数据阐释问题，在进行定性分析时我们同时结合访谈信息并与相关的学科理论相链接。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分析得出的数据和访谈显示，大部分农转非居民对目前的居住状况和条件还是比较满意的。政府也确实在对农转非居民的安置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也增加了许多基础设施，而且相对于他们原来的农村平房、土路的生活条件来说，如今整齐划一的小区，便捷的交通，整洁的环境使生存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拥有城市居民身份的社区居民们在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等方面也享有了比以前更好的待遇。但这只是局部的状况，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农转非居民生存现状的几个突出的问题。为了更好的解释这种情况，我们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问题划分为基本生存方面和发展方面两个问题来进行阐述。
（一）基本生存方面。（1）基本生活消费结构变化。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搬进社区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的消费开支结构较以往发生了较大变化，被市民化的农民搬进城市社区以后，没有了以前在基本生活消费上的优势――以前他们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喝机井抽的地下水，冬天可以在院子里生火取暖。以前可以就地取材而得到东西的现在都要花钱来买。虽然身份置换后，他们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高于以前，但与此同时他们日常的基本消费也在增加。在这一点上对中青年劳动力的影响要比老年人大，因为享受保障的多是一些老年人，他们本身勤俭消费，消费需求又低。但对中青年而言，一般保障有限，并且要承担这种额外消费和其他家庭支出，这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另外，农转非居民基本上用不起暖气，许多人还延续着烤火取暖的习惯，这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2）收入来源少而且不稳定。征地补偿中政府的补偿额度低于商业市场，而且又是一次性补助，这使得农转非群体在日后的生活常常难以为继。以前，社区居民可以在农闲时做其他零活来增加收入，而如今不仅失去了原有的保障，连新的收入来源都成了难题，很多人依靠家人的收入，老年人的生活则主要依靠养老金和低保。对于青年人来说，由于文化程度低和技术水平有限，这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多为操作工，这种工作密度大、劳动强度大，收入却较低，尽管这也能维持家庭，但是限制了他们的社会交往和未来的发展。对于中年劳动力（45岁――60岁）来说，则是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缺乏技术和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年龄较大体力下降，很多用人单位不愿接受他们。即使部分有工作的也是一般的清洁工、保安和车辆管理员等，不仅工资低而且工作不稳定，大部分都是临时工。（3）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总的来说，农转非社区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待遇普遍提高，但是相对于其他城市社区仍有很大差距。低保也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一些生活条件较好的享有低保，而一些贫困户却享受不到低保，居委会对享受低保的人员名单公开度不够，漏洞百出。在社会保险方面，由于中青年人距离保险金返还时间还较长，一些人不愿意这么早入社会保险。在医疗保险方面，绝大部分人表示比较满意，但是对于“不住院不报销”的规定许多老年人十分不满。另外，定点医院距离社区较远对老年人看病不方便，而且看病报销的钱返还时间太长。
（二）发展方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当人们的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主动去寻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虽然农转非群体在低层次需求有不足之处，但他们在这些层次上得到的部分满足让他们在较高的需要层次上仍有所发展，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社会交往方式的单一。由于政府对农转非居民的安置方式单一，使得他们基本上都是原村居民集中居住。这种集中安置方式使得农转非居民在身份置换的适应期里心理落差不会太大，有助于其平稳过渡到城市居民，但是这种安置方式也将他们和城市市民隔开，不利于他们更好的市民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农村交往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因素，因此农转非居民的日常交往对象大多是原村的邻居和亲属，而和社区其他居民的交往极其有限，同时他们也表示外来人员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农转非居民本身就是同质性较强的一类群体，而处于城市的他们并未与外界建立更多的联系。（2）新的社区文化还未形成。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活动形式较为单一，缺乏新的活动形式，整体来看他们的思想文化形态还未能从原来的模式当中解放出来。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曾提出“文化堕距理论”，认为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农转非居民从农村搬入城市后，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质文化方面相对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精神文化方面徘徊不前，这不利于他们去适应当前的城市社区生活，甚至有可能导致角色转换的中断。（3）社区发展建设方面存在弊端。农转非社区居民完成身份置换后，采用了当前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由社区居委会管理。考虑到农转非群体的特殊性，居委会由原村大队直接转换而来，对于农转非居民来说村委会和居委会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农转非社区没有统一正规的物业管理机构，物业是由居委会组织成立的，其效能必然有限。通过访谈也发现居委会工作的透明度不高，社区公共事务宣传不到位，而且工作方式比较僵硬，缺乏灵活性。
四、政策建议
（一） 改变征地补偿方式，建立健全保障制度。调查显示， 对于农转非人员的征地补偿采用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容易导致农转非人员今后的生活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容易产生新的贫困群体。因此，我们认为，对失去土地的农转非人员的安置应采用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招工安置、农业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和社会保障安置等其他安置形式为辅的综合安置方式。应建立健全农转非群体的养老保障制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为农转非人员购买大病医疗保险等，提高农转非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二）加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引导。农转非群体是城市化的产物，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占用农村土地数量的不断增加，农转非群体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实质性提高户籍身份改变后的农转非群体的生活质量变得十分重要，否则，还会影响到城市化的水平和社会的稳定。要做到真正的城市化，安排好农转非群体的就业十分必要。
（三）完善农转非社区的管理体系。低标准的建设使农转非社区环境、基础设施等均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规划建设农转非社区时要参照城市其他社区的住房标准规划设计社区的房屋、办公用房、基础设施、绿化和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要完善，社区工作用房、居民休闲活动场所和车库等要配备。幼儿园、小学要考虑，绿化用地要留足，为社区以后的发展留下一定的空间。对早期建成的农转非社区，居民反映强烈的基础设施缺陷问题，要由社区管理委员会出钱进行整治。农转非社区的建设和管理要立足于长远，要与城市的发展战略相适应。
（四）加强社区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社区组织文化教育活动，既可以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也可以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公德意识，使社区居民的意识逐渐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城市居民过渡；另一方面，要加强社区居民“家”文化的教育，增强社区就是“我的家”的意识。鼓励社区居民像关心自己的“小家”那样关心社区的一点一滴，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文艺活动。让社区居民的精神层次得到提高，让社区居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切实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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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居民生活质量;公共支出;相关性;因子分析;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146-03
1.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政府公共支出的功能之一即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探究居民生活质量与政府公共支出之间的相关性,对完善公共支出结构进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现实国情,同时考虑生活质量涵盖内容的复杂性,本文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居民生活质量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法考察我国居民生活质量与政府各项公共支出间的相关性,并由此得出结论与建议。
2.生活质量的现状
生活质量有主、客观之分。主观生活质量往往因人而异,由于本文以群体生活质量为分析对象,所以选取客观生活质量进行研究。同时,基于生活质量涵盖内容的复杂性,在对生活质量与公共支出相关性的计量分析之前,需要通过构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生活质量现状进行客观评价。
2.1 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同时参照国内外已建立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5],本文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个方面,运用16项可量化的指标分析我国居民客观生活质量,如图1所示。
2.2 生活质量的量化分析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居民生活质量有了稳步提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改革基本步入正轨,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相关政策也基本完善,因此选取1996-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是可行的。同时,基于生活质量衡量指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各项指标的权重及生活质量水平的高低更具有科学性。
图1 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图
表1是运用上述样本及分析方法通过SPSS软件得出特征值大于1的3个公共因子,根据特征值累积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选取前两个因子。同时,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中,为了使因子变量的实际含义更清晰,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表2。
表1 因子分析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一览表
因子初始特征值
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贡献率(%)
F112.54173.76973.769
F22.40614.15387.922F31.2387.28295.204
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年相关数据计算。
表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因子F1F2
人均GDPX10.9940.06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X20.9900.118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30.9900.025恩格尔系数X4-0.799-0.580
学龄儿童入学率X50.140-0.060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X60.987-0.053
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X70.6400.699人口死亡率X8-0.363-0.845
每千人口医生数X9-0.724-0.009人均住宅建筑面积X100.9680.238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110.989-0.010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X120.9470.243
万人拥有公交车辆X130.9570.201城镇失业登记率X140.9040.210
森林覆盖率X150.8460.470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X16-0.3540.771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年相关数据计算。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2数据,可以得出F1、F2两个公共因子的表达式如下:
F1=0.994X1+0.990X2+0.990X3-0.799X4+0.140X5+
0.987X6+0.640X7-0.363X8-0.724X9+0.968X10+
0.989X11+0.947X120.957X13+0.904X14+0.846X15
-0.354X16
F1=0.065X1+0.118X2+0.025X3-0.580X4-0.060X5
-0.053X6+0.699X7-0.845X8-0.009X9+0.238X10
-0.010X11+0.243X120.201X13+0.210X14+0.470X15
-0.771X16
将因子F1、F2以表1中对应的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既可得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得分Y:
Y=0.73769F1+0.14153F2
在Y表达式中,第一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3.769%,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并且第一个因子在收入状况、教育情况和居住情况三个指标类上有较大的载荷系数,主要反映在人均GDP、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①、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这几个具体的指标上。这说明,对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主要且最直接的因素是居民收入状况,也就是说居民收入的提高可以大幅度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对个人素质的提升成为居民的又一需求。此时,教育情况成为对居民生活质量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再有,人均住房面积与人均绿地面积等居住环境同生活质量之间也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一结果表明,如果生活环境恶劣,人们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第二个主因子F2来说,森林覆盖率、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以及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的解释力较大,由此可以说明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对居民生活质量也有较大影响,所以要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不能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利用上述居民综合生活质量Y的表达式,可以计算出各年居民对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得分,如表3所示。由该表可知,我国居民生活质量虽然在2005年有所下降,但总体上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这与事实相吻合。
表3 1996-2005年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综合评价
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年相关数据计算。
3.我国居民生活质量与政府公共支出相关性的计量分析
在公共支出的各分项指标选取中,本文按政府职能分类的方法,选取行政管理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解释变量②,并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回归模型为:
Y=β0i+β1iXi+μ
式中Y为居民各年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得分,其具体数据参见表3;Xi(i=1、2、3、4)分别代表行政管理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经济建设支出、抚恤和福利救济等社会保障支出,各项支出数据如表4所示。利用上述模型与数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我国政府各项公共支出一览表(单位:亿元)
年合计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经济建设支出抚恤和福利救济等支出
注: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年的相关数据计算。
表5 居民生活质量与各项公共财政支出的回归分析结果
说明:*表示居民生活质量被解释变量滞后1期;**表示科教文卫解释变量滞后6期,经济建设支出解释变量滞后5期,优抚和福利救济支出解释变量滞后4期。
4.研究结论与建议
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我国居民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公共支出项目是抚恤和福利救济等社会保障支出,该项支出增加1单位,能够使居民生活质量提高1.1个单位,产生了明显的乘数效应。这是因为社会保障支出直接带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因此,我国政府需要切实补足社会保障缺口并构建完善的社会安全网络:养老保险、失业救济与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三道防线,以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灵活就业人员比例的不断加大,老年人口和失业人口对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这就需要我国政府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真正把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社会保障专项财政支出,使社会保障事业稳定发展。
对我国居民生活质量影响位居第二位的是科教文卫支出,该项支出增加1单位,使居民生活质量提高0.14个单位,因此,应该增加科教文卫支出。由前面的因子分析可知,在科教文卫支出中教育及公共卫生支出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贡献额度最大。所以,基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视角,尤其应该加大与优化公共教育支出,加大公共卫生支出。
对居民生活质量影响位居第三位的是经济建设支出,该项支出增加1单位,居民生活质量将会提高0.05个单位,对居民生活质量也存在正面效应。因此,在公共支出中保持适量的基本建设支出是必要的。目前,我国存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构性矛盾――基础设施过剩与短缺并存。所以,未来的工作重心是调整经济建设支出的内部结构,提高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贡献率。
在上述三个计量模型的分析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均存在时滞。具体来看,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4阶时滞,即某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需要4年才能显现出来;科教文卫支出对居民生活质量影响时滞更长,为6年;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滞后时间为5年。上述三项支出对居民生活质量影响的滞后性说明,公共支出的暂时增加,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并不大,如果想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经济建设支出必须稳定变化,这就需要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使上述支出规范运行。
对居民生活质量影响最小的是行政管理支出,并且某期的行政管理支出与上一期的居民生活质量相关,即某年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下一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这说明,随着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行政管理支出有不断膨胀的趋势。理论上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日趋复杂,政府的公共事务日益增多,行政管理支出必然会不断增加。但在公共支出既定情况下,如果行政管理支出份额增长过快,就会侵占其他方面的公共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等等,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角度看,行政管理支出的机会成本过大,进而导致公共财政资金配置的无效率或低效率,因此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增长速度是必须的,合理的。国外成功的实践表明,如美国[6],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等措施,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总之,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角度,为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必须控制行政管理支出的过度膨胀。
注释:
①对后两个指标的选择,主要基于我国现阶段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若单纯取其平均值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居民收入状况,进而依据该指标衡量的我们居民生活质量不准确,故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指标分开。
② 在分析中,剔除了国防支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这主要是基于本文写作的目的是通过居民生活质量与公共支出的相关性分析,提出完善公共支出结构的建议,而居民生活质量获取的前提是国家的安全,所以一国公共支出中必须要保证国防支出,否则居民生活质量无法保证,即在公共支出完善过程中,国防支出必须要获得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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