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重建民族自信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课题，近现代以来，中国各个阶级的文化势力和派别都曾为此提出方案主张并进行过文化运作，其中声势较为浩大的要数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但最终取得成功的则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如果说抵御外敌侵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的一个主旋律，那么，与之相表里，在文化上，摈弃因国势跌落感染上的民族自卑，唤醒和重建民族自信，亦应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呼唤民族自信，始终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动力和核心的话语主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人关注和思索的一个聚焦点。期间出现的各种文化势力和派别，几乎都曾为此提出过方案主张，有的并不限于观念的发动，还付诸于实践层面进行了具体的文化运作。本文即对这一民族精神重建的历史进程作一简要回顾和梳理。

首先揭开近代民族信心重建史第一页的，当推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们起初还曾幻想，只要全面固守和捍卫固有文化，以“忠信为甲宵，礼仪为干槽”，就可为中华民族在这场“千古大变局”中构筑一道心理防线。而当发现这一古老办法已失去效应，并不能“以正人心”挽大厦之将倾时，他们中的一些开明之士则提出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急主张，应当说，这是近现代史上重建民族自信的第一个文化方案。它试图在不动摇传统文化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有限度的学习和引进西方的一些实用之学，来调和当时已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化解国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一文化重建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甲午惨败后，民族的信心危机更趋严重，而随着日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及其带来的民族自信精神的大面积崩溃，中国文化人对民族信心的呼唤亦愈于激切和急促，文化重建的规模和声势也越来越壮大。戊戌时期，维新派领袖康梁等人，为解除国人日甚一日的民族信心危机，在厉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也曾大声疾呼要“保学”、“保种”和“保教”。尤其是梁启超，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一个企图重建民族现代认同的“国性论”。在他重塑中国人国民性的“新民”理论中，梁启超特别强调新生的少年之中国，应具有“自信与虚心”的德性，摈弃那种“视欧人为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的奴隶主义行径。

进人辛亥年间，章太炎等人兴起的国粹派，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已酿成风潮的“惟泰西是效”的社会时尚，公然宣称要“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之所以要倡言“国粹”，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端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此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亦非常重视民族的心理建设，在他为中华民族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中，就专设有《心理篇》一章，极力主张我们民族在身陷落后境地面前，欲获得振兴的前提便应是“恢复我们民族的固有活力”，“坚信我们民族的固有道德与智能”。

20年代以后，特别是30年代后随着东洋日本人侵的日益逼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民族自信的文化重建则可以说进人了一个小高潮。当时，“民族自信力”的问题在文化界成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专门话题，各种文化派别几乎都参与了讨论，而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运动也一轮接一轮地被掀起。1925年，“国家主义”者就发动了旨在“唤起国人自信自强之念”的“醒狮运动”，1935年，由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发的第二轮中西文化大论战，其初衷也是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陈立夫说得更为明白:“文化建设运动就是恢复民族自信力的运动”。在当时的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都涌动着一股张扬“民族性”或“中国化”的民族主义旋律。以史学为例，这一时期文化史蓬勃兴起，有关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其原因正如一学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心，是这一时期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

从文化思潮方面考察，在以往重建民族自信的过程中，声势最大的可能要数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了。这股文化思潮自辛亥年间兴起，便始终活跃在以后的近现代中国文化运动舞台上，其间“国粹派”、“东方文化派”、“中国文化本位派”、以及“现代新儒家”学派等等，都是它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文化保守主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近现代出现的一股专门致力于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力量，重建民族自信，是这一思潮不断兴起并形成谱系的一大心理动因。面对欧风美雨的侵袭，为了唤醒和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回归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方案，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这些工作和努力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注重对民族传统“优根”的挖掘和梳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质与现代价值进行肯定和阐发。五四时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暴露出的西方文化弊端为契机崛起的“东方文化派”，就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和论证了中国文化的自创性命题，给了此前和当时流行甚久的所谓“中学西源”学说以沉痛一击。现代新儒家则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寄希望于中国文化“老树能发新芽”，试图通过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在维护和提升民族传统文化在国人心中的地位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许多人士，还针对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传人和散布的许多贬抑中国文化、瓦解民族自信的论调，展开过颇有声势的批判，有力驳斥和揭露了像“西方文明中心论”、“黄种低劣论”、“中国语言落后论”以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殖民文化理论的荒谬性和反动性，这在当时极大的维护和唤醒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在过去重建民族自信的道路上，与上述文化保守主义相对峙，还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左的重建思路及其文化运作。这就是陈序经、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五四”时期曾蔚然成势，后来虽然有所退潮，但一直仍以各种新的形式不断变幻出现。

对于民族自信力的文化重建，文化激进主义主张:“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上”。因为“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为此，他们强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乞怜于祖上的亡灵”的做法，认为传统文化已不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信心，“几个圣贤豪杰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的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在呵佛骂祖，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后，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方案，这就是“全盘西化”，即通过全面移植西方文化来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与意义，在他们看来，那个能充当我们民族新的“可靠信心的坚实基础”，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才是我们民族新的信心之所在。中华民族只有死心塌地的拥抱西方文化，才能获得生机和希望，才能再造民族新的自信。需要指出，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这套激进的重建方案，虽然于价值逻辑上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相互矛盾，但是不能否认这些学者重建民族自信的爱国热情和良苦用心。正如胡适本人所说的，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指责传统，主张“断根再造”，其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而是要起信心”。

民族自信的重建，核心工作是构筑国家主导价值观念文化，设置民族新的信仰支柱，以重建民族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在此，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抑或文化激进主义，由于其在理论上存在种种内在的困厄和局限，都难堪此任。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证明，真正能完成这一民族精神文化重建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所构建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说得明白:“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现象应当完结了”。

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亦非常关注和重视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建设，在文化上呼唤和重建民族自信，也是我党领导和开展的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五四”时期，就告诫国人:在此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之际，切“勿灭心，勿缺气”。而要蕴蓄和磨练“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志气”。而值日寇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更是强烈呼吁国人要树立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相信“我们的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针对各种奴化宣传，都普遍对民众开展了“灌输以民族的爱国思想，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思想战”。在对民众展开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对此前曾一度流行的轻视自己民族历史遗产，动辄“言必称希腊”的洋八股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清算，将其纳入了当时党的整风运动的对象之中。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重建民族自信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课题，近现代以来，中国各个阶级的文化势力和派别都曾为此提出方案主张并进行过文化运作，其中声势较为浩大的要数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但最终取得成功的则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如果说抵御外敌侵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的一个主旋律，那么，与之相表里，在文化上，摈弃因国势跌落感染上的民族自卑，唤醒和重建民族自信，亦应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呼唤民族自信，始终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动力和核心的话语主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人关注和思索的一个聚焦点。期间出现的各种文化势力和派别，几乎都曾为此提出过方案主张，有的并不限于观念的发动，还付诸于实践层面进行了具体的文化运作。本文即对这一民族精神重建的历史进程作一简要回顾和梳理。

首先揭开近代民族信心重建史第一页的，当推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们起初还曾幻想，只要全面固守和捍卫固有文化，以“忠信为甲宵，礼仪为干槽”，就可为中华民族在这场“千古大变局”中构筑一道心理防线。而当发现这一古老办法已失去效应，并不能“以正人心”挽大厦之将倾时，他们中的一些开明之士则提出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急主张，应当说，这是近现代史上重建民族自信的第一个文化方案。它试图在不动摇传统文化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有限度的学习和引进西方的一些实用之学，来调和当时已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化解国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一文化重建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甲午惨败后，民族的信心危机更趋严重，而随着日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及其带来的民族自信精神的大面积崩溃，中国文化人对民族信心的呼唤亦愈于激切和急促，文化重建的规模和声势也越来越壮大。戊戌时期，维新派领袖康梁等人，为解除国人日甚一日的民族信心危机，在厉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也曾大声疾呼要“保学”、“保种”和“保教”。尤其是梁启超，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一个企图重建民族现代认同的“国性论”。在他重塑中国人国民性的“新民”理论中，梁启超特别强调新生的少年之中国，应具有“自信与虚心”的德性，摈弃那种“视欧人为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的奴隶主义行径。

进人辛亥年间，章太炎等人兴起的国粹派，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已酿成风潮的“惟泰西是效”的社会时尚，公然宣称要“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之所以要倡言“国粹”，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端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此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亦非常重视民族的心理建设，在他为中华民族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中，就专设有《心理篇》一章，极力主张我们民族在身陷落后境地面前，欲获得振兴的前提便应是“恢复我们民族的固有活力”，“坚信我们民族的固有道德与智能”。

20年代以后，特别是30年代后随着东洋日本人侵的日益逼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民族自信的文化重建则可以说进人了一个小高潮。当时，“民族自信力”的问题在文化界成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专门话题，各种文化派别几乎都参与了讨论，而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运动也一轮接一轮地被掀起。1925年，“国家主义”者就发动了旨在“唤起国人自信自强之念”的“醒狮运动”，1935年，由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发的第二轮中西文化大论战，其初衷也是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陈立夫说得更为明白:“文化建设运动就是恢复民族自信力的运动”。在当时的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都涌动着一股张扬“民族性”或“中国化”的民族主义旋律。以史学为例，这一时期文化史蓬勃兴起，有关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其原因正如一学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心，是这一时期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

从文化思潮方面考察，在以往重建民族自信的过程中，声势最大的可能要数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了。这股文化思潮自辛亥年间兴起，便始终活跃在以后的近现代中国文化运动舞台上，其间“国粹派”、“东方文化派”、“中国文化本位派”、以及“现代新儒家”学派等等，都是它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文化保守主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近现代出现的一股专门致力于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力量，重建民族自信，是这一思潮不断兴起并形成谱系的一大心理动因。面对欧风美雨的侵袭，为了唤醒和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回归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方案，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这些工作和努力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注重对民族传统“优根”的挖掘和梳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质与现代价值进行肯定和阐发。五四时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暴露出的西方文化弊端为契机崛起的“东方文化派”，就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和论证了中国文化的自创性命题，给了此前和当时流行甚久的所谓“中学西源”学说以沉痛一击。现代新儒家则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寄希望于中国文化“老树能发新芽”，试图通过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在维护和提升民族传统文化在国人心中的地位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许多人士，还针对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传人和散布的许多贬抑中国文化、瓦解民族自信的论调，展开过颇有声势的批判，有力驳斥和揭露了像“西方文明中心论”、“黄种低劣论”、“中国语言落后论”以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殖民文化理论的荒谬性和反动性，这在当时极大的维护和唤醒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在过去重建民族自信的道路上，与上述文化保守主义相对峙，还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左的重建思路及其文化运作。这就是陈序经、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五四”时期曾蔚然成势，后来虽然有所退潮，但一直仍以各种新的形式不断变幻出现。 对于民族自信力的文化重建，文化激进主义主张:“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上”。因为“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为此，他们强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乞怜于祖上的亡灵”的做法，认为传统文化已不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信心，“几个圣贤豪杰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的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在呵佛骂祖，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后，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方案，这就是“全盘西化”，即通过全面移植西方文化来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与意义，在他们看来，那个能充当我们民族新的“可靠信心的坚实基础”，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才是我们民族新的信心之所在。中华民族只有死心塌地的拥抱西方文化，才能获得生机和希望，才能再造民族新的自信。需要指出，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这套激进的重建方案，虽然于价值逻辑上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相互矛盾，但是不能否认这些学者重建民族自信的爱国热情和良苦用心。正如胡适本人所说的，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指责传统，主张“断根再造”，其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而是要起信心”。

民族自信的重建，核心工作是构筑国家主导价值观念文化，设置民族新的信仰支柱，以重建民族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在此，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抑或文化激进主义，由于其在理论上存在种种内在的困厄和局限，都难堪此任。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证明，真正能完成这一民族精神文化重建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所构建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说得明白:“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现象应当完结了”。

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亦非常关注和重视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建设，在文化上呼唤和重建民族自信，也是我党领导和开展的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告诫国人:在此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之际，切“勿灭心，勿缺气”。而要蕴蓄和磨练“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志气”。而值日寇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毛泽东更是强烈呼吁国人要树立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相信“我们的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针对各种奴化宣传，都普遍对民众开展了“灌输以民族的爱国思想，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思想战”。在对民众展开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对此前曾一度流行的轻视自己民族历史遗产，动辄“言必称希腊”的洋八股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清算，将其纳入了当时党的整风运动的对象之中。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俗心态；文化；金克木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212-02

著名学者金克木在其著作《无文探隐》中提出了民俗心态这一概念，而且以此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那么，什么是民俗心态呢?民俗心态就是指一般中国人或说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它的大量表现就是民俗，也就是长期的往往带有地域性和集团性的风俗习惯行为。金克木认为，正是这种民俗心态成为指导人们的言与行的习惯思路。即使那些最是自认为出于自己的独立的想法也往往仍旧出于众人。他在该书“前记”中写道，“我们的言语行动的指挥者不是高深玄妙的思维而是感想，习惯性的感想，由无数人长期积累的民俗心态。”

民俗心态是由无数人长期积累的习惯性的感想。而这种感想从何而来呢?是从四书五经、圣人先贤那里得来的吗?不是，而是生活，是长期的人们的共同的实际生活。而“中国人的多数向来是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或者识字而不大读书的”。因此，民俗心态就是在多数的无“文”中形成的，而少数的“文”是处于多数的“无文”之中，“无‘文’的文化总是或暗或明占上风。”

金克木首先从被人们认为是从外国搬来的新诗人手，通过独特的文化解说方式，剖析了新诗的本质，并揭示出所谓的新诗并没能跳出中国民俗心态的掌心。新诗可以用新语言(白话)代替旧语言(文言)，但诗中的符号却变不了。一种符号，在诗中是一种道具，它反映的不仅是诗人的心态，也是民间的心态。诗人对诗中的符号不能随意改变，否则所表达心情与意境也会改变。例如，“走不完的路”是中国诗常见的意境，因此，长廊、悠长的巷子是直接的符号，还有间接的符号，如驴。因为驴走得慢而显得路长。所以陆游会写，“细雨骑驴过剑门”，而不写，“细雨骑马过剑门”，马太快，路就短了。意境也就变了。再比如，“淡淡的愁怨”也是常见的意境，新诗在酝酿此种意境时也避不开旧诗中常用的符号，如细雨、油纸伞或丁香，它们总不能被换成暴雨、雨衣或荷花的。所以，无论新诗还是旧诗，实际上都是有“文”的人表达出了无“文”的人的习惯心态。

在《论语》中，孔子等儒家圣贤把人和人的关系结构作了排列，为各种关系设定了轨道。但是这些关系和轨道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吗?是儒家规定了民俗，还是民俗规定了儒家呢?比如，中国历史上经常上演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悲剧，是受儒家尊者上者代表卑者下者的思想影响吗(最权贵者代表全族，一旦犯法，全族承担)?但是秦国对商鞅，奉行法家的秦朝对李斯，楚国对伍子胥，赵国对赵朔，都是灭族。通过对《论语》这部“高高在上的经典”的细致分析，金克木认为，它实际上和不识字的多数老百姓的民俗心态离得很近，圣贤思想和民俗心态是相通的，“(二者)恐怕是交互作用而普通人的民情风俗更有力量吧?”

那么在民族心态的左右下，人有没有选择的自主性呢?金克木认为，“人总是按照自己周围的群体的习惯而思想行动的，所谓自主不过是在不同习惯之间的选择。”…而外来文化可能会添加新的选择，但外来文化是否能进来，或者哪一部分能进来，又往往依照不自觉的原有习惯。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有强烈的选择性。“人家自己最为欣赏的，我们除了少数专家外，往往格格不入；甚至嗤之以鼻，或则改头换面，以至脱胎换骨，剩个招牌。有的东西是进不来的，不管怎样大吹大擂，也只能风行一时。有的东西是赶不走的，越爱堵截咒骂，越是会暗地流行。”所有这些，归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民族心态。

民俗心态是不随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个人不可抗拒又不可制造的。但民俗心态(大多数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因素?正如金克木自己所感慨的，“可是人已经到了风中残烛的晚年，勉强作了一点‘文化的解释’的试探，再没有力量向前走了。”对于这些问题他也没有进一步地探究或论述。但他仍然认为对于民族心态，我们是可以施加影响的，虽然这个过程很缓慢很漫长。“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施加影响。若不然，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金克木描述了一个在发展上具有坚韧持续性，在吸收外来文化上又有很强选择性，而且在整个文化体系内居于上风的民族心态。这一点对于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中外文化的相互激荡冲击会有什么启发意义呢?

首先，民族文化的根在社会。民族心态(更多的是一种无“文”的文化)并不能为有文的文化所随意改变，相反，有文的文化是在表达、凝练无“文”的文化。真正影响民族心态的是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的兴衰根源于社会的兴衰，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今天要保障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发展，最根本在于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只要我们在政治上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在经济上追求公平正义，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们的文化就有了牢固的根基，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对内具有高度凝聚力，对外具有强大吸引力，因而就不会有被外来文化所吞没的危险。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陈序经全盘西化主张认为在理论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片面地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适性。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主观目的是创新民族意识、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从而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但是通过全盘西化的方式去创新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只是一种玄学式的逻辑思辨。

陈序经(1903～1967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上．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既不是一时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立足于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来探讨其全盘西化论及民族主义情结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角度。

一、文化整体主义与文化世界主义

“整体主义”是陈序经文化学理论所持的基本观点。陈序经坚持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它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Ilj，但是为了研究上的主观方便，人们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从东西方文化各自是一个整体出发，陈序经自然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上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固然具有整体性，但是文化同样具有可分析性。组成文化系统的各个要素一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谐地构成一个有机体，但是“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固然与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不合理。”[2](P399)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并不意味全盘抛弃构成文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因为中国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形成了跨时代的、适应现代社会价值的个性特征。不惟独中华民族，事实上“每个民族都会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3](P260)

中西文化本来各自独成一体，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合乎时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陈序经从此出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中国要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看作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模式，结果在文化理论上陷入了文化世界主义或西文中心主义的泥潭之中。陈序经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终将产生一种世界文化，所谓“世界文化”，实质是指西方文化。尽管在逻辑上不能将“世界化”等同于“西化”，不能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但是在西方文化控制下的近现代世界，“西化”实际上成为“世界化”、“现代化”的代名词。如陈序经强调所说，“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文化。”一句话，“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指示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向，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不得不采纳西方文化。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主张主动、尽快、彻底地全面吸收现代西方文明成就，以适应时代的潮流，摆脱民族危机步入强国之林，体现了陈序经体察中西文化后的一种世界眼光。

但是。无论是文化整体主义还是文化世界主义，在理论上都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片面地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普适性。不同的文化不仅具有共通性，而且具有差异性。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时代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陈序经事实上否定了文化内在的民族性差异。一方面，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外在工具，它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基础，特别是决定民族精神层面和价值心灵层面的文化观念，更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立即发生改变。如学者指出，文化中“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则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统惰性力，并不随着其他层面的变化而立即改变，只有通过物化结构和时代精神层面的几度变迁或强烈冲击，才能逐渐变化，并且不可能完全更新。”册文化的民族特点对于民族的认同、凝聚具有很大的价值，而陈序经却没有看到这一历史事实。

二、进化论对整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影响

陈序经的文化进化理论主要来自斯宾塞，他说：“进化论的根本观念，是先有天体，然后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有心理与社会现象，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嗍㈣从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文化的进化，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纷乱浑漠的形态，而变为明确特殊的形态；由散漫和少数部分的结合，而变为密切与多数部分的结合；是从为欲望的满足而趋于有目的的要求。在文化的进化发展中，突变的意义十分重大。这个“突变”就是“全盘西化”。生物学的进化论的观点是他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原因。

在进化论的视野下，陈序经认为西方文化顺应了时代环境的变化，代表着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合乎时展的要求，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他批评了当时中西文化观上的复古派，指责复古派“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却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产品!”

进化论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的根本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西方文化代表的是现代与进步，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传统与落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水火对立的关系，要现代就必须彻底否弃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已经包含了全盘西化的价值趋向。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合之效。”19](P253)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Bol(唧’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陈序经得出了要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的结论：“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这种全面反传统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承接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只不过是更为极端罢了。”

三、陈序经的理论表述和理论动因

历来的论者一般都指责全盘西化论者缺乏“民族主义”这一维度。赵立彬在《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一文中，指出全盘西化论所依托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一就是崇洋心理。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在这里，首先要作一种区分：理论表述中的主义和理论动因中的主义。尽管陈序经在理论表述中，激烈地反传统．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维度，但是他在理论动因这方面却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

当全盘西化论被别人指责是鄙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时，陈序经反驳说：“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别，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种类的各异，则我们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过是做进一级的文化生活，安能较蔑视轻鄙自己的文化。……从文化的各个方面看去，我们样样都不如人，不外是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知全盘西化，并非鄙视自己的文化。”(叼而且，“进一步来说，所谓全盘西化，正所以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然后者的真义，却叉不外是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到了这时，种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之苗人黎人，遑论过去固有的文化。设使我们而能自己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祖宗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则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视我们的文化．而鄙视我们祖宗的文化，也能因他日之重视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视及我们的祖宗与其文化。”嘲(’在这里，陈序经由过去彻底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转而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以避免“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其观点前后紧张、矛盾关系显而易见。

陈序经又是如何消除全盘西化论与其民族主义情结之间内在的紧张呢?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是要靠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助于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陈序经说：“我们既不承认西洋的民族意识是先天的，而是文化所形成的；那么中国民族意识之所以没有发展，也非先天的，而是中国固有文化所形成的。想有足以生存于现代世界的民族意识，消极方面．就是要放弃过去的固有文化，以及其所形成的颓靡不振的民族意识。积极方面．就要全盘彻底地西化。能够全盘彻底地西化，就是激起一种新的民族意识而适宜于现代的世界。”嘲㈣”陈序经为了让全盘西化论摆脱民族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在文化理论上主张文化与民族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对文化持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陈序经全盘西化整体主义世界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

陈序经(1903～1967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上．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既不是一时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立足于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来探讨其全盘西化论及民族主义情结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角度。

一、文化整体主义与文化世界主义

“整体主义”是陈序经文化学理论所持的基本观点。陈序经坚持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它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Ilj，但是为了研究上的主观方便，人们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从东西方文化各自是一个整体出发，陈序经自然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上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固然具有整体性，但是文化同样具有可分析性。组成文化系统的各个要素一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谐地构成一个有机体，但是“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固然与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不合理。”[2](P399)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并不意味全盘抛弃构成文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因为中国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形成了跨时代的、适应现代社会价值的个性特征。不惟独中华民族，事实上“每个民族都会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3](P260)

中西文化本来各自独成一体，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合乎时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陈序经从此出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中国要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看作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模式，结果在文化理论上陷入了文化世界主义或西文中心主义的泥潭之中。陈序经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终将产生一种世界文化，所谓“世界文化”，实质是指西方文化。尽管在逻辑上不能将“世界化”等同于“西化”，不能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但是在西方文化控制下的近现代世界，“西化”实际上成为“世界化”、“现代化”的代名词。如陈序经强调所说，“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文化。”一句话，“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指示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向，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不得不采纳西方文化。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主张主动、尽快、彻底地全面吸收现代西方文明成就，以适应时代的潮流，摆脱民族危机步入强国之林，体现了陈序经体察中西文化后的一种世界眼光。

但是。无论是文化整体主义还是文化世界主义，在理论上都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片面地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普适性。不同的文化不仅具有共通性，而且具有差异性。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时代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陈序经事实上否定了文化内在的民族性差异。一方面，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外在工具，它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基础，特别是决定民族精神层面和价值心灵层面的文化观念，更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立即发生改变。如学者指出，文化中“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则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统惰性力，并不随着其他层面的变化而立即改变，只有通过物化结构和时代精神层面的几度变迁或强烈冲击，才能逐渐变化，并且不可能完全更新。”册文化的民族特点对于民族的认同、凝聚具有很大的价值，而陈序经却没有看到这一历史事实。

二、进化论对整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影响

陈序经的文化进化理论主要来自斯宾塞，他说：“进化论的根本观念，是先有天体，然后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有心理与社会现象，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嗍㈣从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文化的进化，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纷乱浑漠的形态，而变为明确特殊的形态；由散漫和少数部分的结合，而变为密切与多数部分的结合；是从为欲望的满足而趋于有目的的要求。在文化的进化发展中，突变的意义十分重大。这个“突变”就是“全盘西化”。生物学的进化论的观点是他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原因。

在进化论的视野下，陈序经认为西方文化顺应了时代环境的变化，代表着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合乎时展的要求，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他批评了当时中西文化观上的复古派，指责复古派“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却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产品!”

进化论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的根本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西方文化代表的是现代与进步，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传统与落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水火对立的关系，要现代就必须彻底否弃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已经包含了全盘西化的价值趋向。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合之效。”19](P253)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Bol(唧’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陈序经得出了要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的结论：“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这种全面反传统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承接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只不过是更为极端罢了。”

三、陈序经的理论表述和理论动因

历来的论者一般都指责全盘西化论者缺乏“民族主义”这一维度。赵立彬在《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一文中，指出全盘西化论所依托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一就是崇洋心理。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在这里，首先要作一种区分：理论表述中的主义和理论动因中的主义。尽管陈序经在理论表述中，激烈地反传统．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维度，但是他在理论动因这方面却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

当全盘西化论被别人指责是鄙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时，陈序经反驳说：“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别，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种类的各异，则我们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过是做进一级的文化生活，安能较蔑视轻鄙自己的文化。……从文化的各个方面看去，我们样样都不如人，不外是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知全盘西化，并非鄙视自己的文化。”(叼而且，“进一步来说，所谓全盘西化，正所以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然后者的真义，却叉不外是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到了这时，种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之苗人黎人，遑论过去固有的文化。设使我们而能自己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祖宗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则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视我们的文化．而鄙视我们祖宗的文化，也能因他日之重视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视及我们的祖宗与其文化。”嘲(’在这里，陈序经由过去彻底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转而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以避免“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其观点前后紧张、矛盾关系显而易见。

陈序经又是如何消除全盘西化论与其民族主义情结之间内在的紧张呢?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是要靠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助于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陈序经说：“我们既不承认西洋的民族意识是先天的，而是文化所形成的；那么中国民族意识之所以没有发展，也非先天的，而是中国固有文化所形成的。想有足以生存于现代世界的民族意识，消极方面．就是要放弃过去的固有文化，以及其所形成的颓靡不振的民族意识。积极方面．就要全盘彻底地西化。能够全盘彻底地西化，就是激起一种新的民族意识而适宜于现代的世界。”嘲㈣”陈序经为了让全盘西化论摆脱民族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在文化理论上主张文化与民族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对文化持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党的十中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运用与发展，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族团结作用的研究，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民族团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的精神纽带，指导各族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中来，从而达到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实现共同富裕，为实现国家富强安定，为建设和谐社会，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前列而不断努力奋斗。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形成;意义;途径

党的十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灵魂与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它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理念与和追求，同时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精髓，逐渐得以凝练与提出，对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三个层次的相互联系与贯通，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追求与愿望，是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当代具体时代特征的理论，能够有着广泛的感召力、强大的凝聚力、和持久的引导力，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大局的重大问题，民族团结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探索与形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经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懈探索与努力，立足于基本国情逐渐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包括以平等为核心的正义观，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民利益至上观，以富强和独立为核心的国家观和以“不断革命”为动力的发展

观等。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有着独特性，在一定程度是上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正确理论知识与经验，同时也带有一定的错误经验与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积极探索与创新，形成了包括共同富裕、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思想解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多方面的理论内容，打破原有的理论认知，不断开拓创新，以社会、国家、人民为主体，注重实际效益，达到价值观同真理观、历史观的统一。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创新的意义、强调以人民群众为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价值理论，其中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是谋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领导人积极探索，不断提出包括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荣辱观的理论思想，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包括，公平正义、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及其重要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以来，多次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做出重要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成24个字，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一定的理论来源，经过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懈努力最终形成具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我们也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社会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是历代领导集体在认识中国国情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形成的思想，在不断丰富民族团结理论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进程。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自治的地区所占国土面积的64%，这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将民族问题放摆在重要位置，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促经经济发展，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才能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立足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体现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的意义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文化指引方向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优秀的文化对一个地区社会价值的认同和民族内部的认同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更能够提供和谐的人文环境，化解民族矛盾和消解民族冲突的重要法宝，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的向心力是及其重要的，党的十中用24个简短的字，清晰而凝练地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高度概括，让社会公众从多元价值观中找到了一元的核心价值观，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指明了方向。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是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上、道德生活的价值追求上异中存同、殊途同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又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借鉴、汲取世界各种优秀价值形态的积极因素，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共同精神力量，能够使民族地区形成良好的精神文化，促进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团结。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8篇

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关键词包含着中国近现代文化演变的诸多信息。“新民”与“心力”的出现则代表了一代学人试图改变现实，重新选择未来的实践方略。新民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列国竞争”的时代，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所设计的民族改造理想;而“心力”则与西方意志主义思想相联系，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坚韧，果敢”地选择现代化走向时强化意志的要求，与西方意志论思潮，特别是西方19世纪以后的唯意志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新民;心力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生与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探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这些思想探求在当时就体现为一系列新的语汇的出现。在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我们发现，这些语汇其实就是包含着上世纪之初中国文化演变丰富信息的关键词。在这些关键词当中，“世界”、“民族”、“进化”、“革命”在后来则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文化思维框架，而“新民”、“心力”的出现则代表了一代学人试图改变现实，重新选择未来的实践方略。

一

“新民”一语来自梁启超的“新民说”。

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演公例”为警觉，激发自己在“列国竞争”时代的进取之心，探寻着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也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精神。其中，影响巨大的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首次标举起“新民”的旗帜。创刊伊始，他即以“中国之新民”为名连续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重要论著，系统阐述了他在“列国竞争”时代重塑民族性格的主要思想。这些论著皆以严峻的世界形势分析为依据，在强烈的危机氛围中提出应对之策，因而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1](620)“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二曰关于外交者。”[2](655)梁启超的论述洋洋十数万言，涉及个人道德、国民公德、个人权利与自由、人伦关系、人格气质、社群与国家等众多的内容，系严复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后最系统最完整全面的“新民”理论阐述，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影响甚大。《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留日学生刊物都不时刊出有关国民性格讨论的论述，以后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也在各自的文章中反省中国国民性问题。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提出要坚决消除作为革命障碍的民族性格，如怯弱、浮华、诈伪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却心等等，陈天华的《警世钟》痛陈中国人“奸盗诈伪，无所不为”等劣迹，邹容在《革命军》中呼唤要“拔去奴隶之根性”，“除奴隶而为主人”。可以说，正是从梁启超“新民说”的宏大论述开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源流深长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才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理性形态，并在很大意义上成了以后人们进入这一问题的起点。梁启超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国民精神与国民生存的词语，如“破身奴”、“破心奴”、“依附人格”、“独立人格”、“国民”、“自由”、“权利”等，在以后的思想与文学实践中都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阐发。郭沫若在五四以后回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时说:“20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3](121)以“新民说”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之所以能够在留日知识界发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自然也与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有关。“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译或日译，正如现代汉语中的其他许多复合词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一样。”[4](76)但与其说是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崇洋心理下“翻译”了西方的国民性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民族危机意识让他们“发现”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民说”的核心是“群”，在梁启超的文章中，“群”是一个使用率最高的关键词，具有道德!政治与民族国家等多方面的指向，合群救国才是新民说的根本目的。“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655)也就是说，梁启超提出改造国民性还是为了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在梁启超看来，“群”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2](660)他集中讨论了“公德”“私德”的问题，但却赋予“公德”以更高的地位:“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2](661)他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人的自由问题，但却明确表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2](678)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一般学术界认为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与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的西方思想有关，但是，追根溯源，我们仍然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传统儒家精神:以群体需要而不是以个体需要为本来阐发人的伦理修养问题，这正是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新民”一词本身就始见于《尚书 康诰》，又是《大学》“三纲领”之一，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也公开告白:“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5]甚至，颇具有近代西方文化色彩的“自由”一语，也被梁启超读解作“克己复礼为仁”了:“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己者，对于众生称为己，亦即对于本心而称为物者也。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谓之自胜，自胜之谓强。自胜焉，强焉，其自由何如也!”[2](680)

梁启超重视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人精神改造的诸多问题，也就不得不涉及一系列在西方现代化实践中具核心地位的思想文化问题，也无法回避在这些问题中所包含的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思想，例如，人的权利与人的自由。然而他谈论这些问题的立场却是“群”，却是与儒家传统思维不无关系的国家群体，这就使得他的《新民说》事实上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文本。当然，矛盾本身也就意味着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人们既可以在他所开辟的这一块宽敞的话语空间继续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也完全可能沿着其中的矛盾的缝隙曲折前行，最终找到自己的新的立场。例如，在他刚刚连载完《新民说》数月之后，飞生就在《浙江潮》杂志连续发表长文《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文章站在国民人权的立场上，批评梁启超的立场为“倒果为因之弊”:“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于政府，国民之不责政府国民之罪也。归亡国之罪于国民，而又劝其不责政府，则又何说焉!”[6]

二

在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先驱引入西方近现代思想以及其他留日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或离弃梁启超学说的过程中，浮动着另外一个关键词:心力。心力(还有同义的“意志”、“意力”等)这一词语背后的意志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在20世纪初叶的留日中国知识界那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积弱积贫而又体制臃肿的中国社会，在近代集中体现为人生出路的问题。臃肿、陈腐而低效的国家体制直接剥夺了个人进取的机会，导致了从龚自珍到谭嗣同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质疑、否定传统中提出自己的人生见解，以强化自我观念与自我精神力量的方式来激发生的勇气。经由龚自珍的大力提倡，“心力”作为对于人的内在动力的描述成了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流行概念。所谓“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7](15-16)又有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7](12-13)到后来，“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8](3096)。谭嗣同继续以“心力”对抗传统的“天命”:“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9](460)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突出了“心力”与西方意志主义思想的联系。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大力介绍西方近现代哲学，并且不无误读地将培根的“经验”与笛卡儿的“理性“统一于“我”和“精神”[10](1030-1035)，又认为康德“以自由之发源全归于良心(即真我)”[11](1054-1064)。尤其重要的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首次将标志着西方唯意志论思想成熟的尼采介绍给了中国人:“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一曰尼至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12](1029)这里的尼至埃即尼采。到后来，梁启超还很推崇占晤士(詹姆士)的“人格唯心论”，并从社会人格与个人人格的相互作用中领悟着“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他也欣赏伯格森的学说:“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13](2976-2977)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旁览彼士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14](735)。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的“意志”论颇多注意，最后在“以新知附益旧学”中形成了著名的意志论主张:依自不依他。章太炎这里的“自”指的不是人的肉身而是自由意志与独立人格。他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王阳明的“心学”相联系，用以说明自己的主张:“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15](374-375)留日的鲁迅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方19世纪以来倡导主观精神、推崇个人意志的思潮，他阅读了有关尼采、叔本华、施蒂纳、尔凯郭尔等人的传记，注意到了当时日本学界对尼采的介绍。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4次提到尼采及其“超人”学说，认为超人就是“大士天才”，就是“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人，就是不与“庸众”同流合污且对抗“众数”的个性主义者，就是“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的主观主义者，又将上述这些重主观意志、重个人精神反抗的思想家连同文学家易卜生等一起称之为/新神思宗”，他充满激情地写道:“19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

转贴于 三

较之于“新民”这一概念，“心力”(以及“意力”、“意志”等)这样的语汇更具有近代文化的意义。虽然中国古人也有过“尽心力”这样的说法，但它基本上就“是指心思与才力的合称”。从龚自珍开始，后来又以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心力”说显然主要是对人的精神内驱力的描述，它常常表现为人能动的、持续的、执著的实践力量，往往又与人内在的某种主观精神信仰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常常表现出“无特操、无信仰”的传统中国人，恐怕在总体上离“心力”的境界甚远，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描述人主观世界的常用概念如“理”、“情”、“志”等，似乎都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这一概念所指的精神内在的“执著”。到后来，像梁启超和鲁迅这样熟悉西学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使用“意力”与“意志”，一个“意”字似乎更能说明人的主观精神所产生的能量，更能传达出人对自身理想的某种坚持。而这一“意”语的背后就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思想的意志论传统。

西方哲学对作为主体精神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意志”一向关注。“意志”这一概念早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就已经出现。后来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意志正处于理性与欲望之间，是灵魂用以发起行动的部分，当它坚定不移地执行理性的命令，帮助理性控制欲望时，灵魂就有了勇敢的德性，所以意志是勇敢的基础，勇敢是意志的美德。与柏拉图眼里如此“忠于职守”的意志不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意志的选择作用，以此说明人的善恶与人自己行动的直接关系。这给了后人许多启发，以后的哲学家都十分强调意志的自由选择性，认为“意志”与“自由”密不可分，甚至“自由”就是“意志”的代名词。在经过中世纪“意志”异化为上帝的特征之后，重新回到人自己的“意志”，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儿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正是自由意志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后果。意志是否是任意的自由选择的行动，笛卡儿与斯宾诺沙、霍布斯等存在着分歧，以后的西方哲学中也一直争论不休，康德试图以区别现象界和物自体的方式来调和这种分歧。到叔本华出现，则一反传统思路，以非理性的意志来统摄理性，将非理性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绝对化，生命意志、生存意志在此构成了世界的本质。尼采又改变了叔本华非理性“意志”的悲观主义思路，把生存意志发展为权力意志，认为生命的目的就在于生命力的发挥，即促使生命向更强大、更旺盛、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不管西方哲学对意志与理性的关系、意志的内在构成以及它对于人类行为的意义的看法有多少不同，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把意志与人的现实的行为选择相联系，用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的目的性、自觉性、坚韧性、果敢性、自制性等特征。就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自觉、坚韧、果敢”而目的明确地选择自己的现代化走向时，强化自我意志的要求也就浮出水面了，于是，借助于西方意志论思潮特别是西方19世纪以后的唯意志论思想也就成了应有之义。当然，所有的这些“借助”都是为了最终解决中国人自己在一个“生存竞争”时代的难题，因而所有的“借助“也仅仅是“借助”，中国知识分子是从西方知识分子的意志力量中汲取自我生命的能量，并最后用之于现实中国的行为选择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某一西方思想的东方代表，所以他们总是努力调动古今中外的诸多理论资源来说明自己新的追求。从国内的龚自珍、谭嗣同到滞留日本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王守仁的心学或传统的佛学都曾是他们阐发“心力”与“意志”的思想资源。自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意志主义追求的这种复杂性也决定了他们在“自我意志”问题上的微妙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发掘和坚守自我意志的道路上保持了彼此的距离。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新民议[].梁启超全集: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2]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3]郭沫若.少年时代[].郭沫若全集:11卷[].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2.

[4]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

[5]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年1号.

[6]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1903，(8!9).

[7]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5册[].

[9]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梁启超全集:2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1]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2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2]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2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5册[].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27－0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以来的三大成就之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地位之重要，作用之重大。在讲话中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作用和地位作出了进一步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非常有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本文试图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这一概念，但是其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以人为本思想。以人为本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在邓小平理论中处于统摄地位，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不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价值。不断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和提高的理论。因此，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价值取向。

早在太行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就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提出“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保护人民利益”。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更加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1950年6月，邓小平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中强调：“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邓小平还把中国共产党看作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956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国际青年代表团的提问时，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961年12月，邓小平在《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62年2月，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个问题是同志过去多次讲过的。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结束后，邓小平更是坚持人民本位的基本价值取向，利用来之不易的和平建设环境，大力发展生产力，照顾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与几内亚总统杜尔会谈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把生产力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尺，认为社会主义不能空有其名。必须要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在这里，邓小平从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高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切实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1985年4月，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

话》中再次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谓用心良苦，而且他非常乐观地指出，“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谈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Ⅲ“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邓小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事业得失成败的标准，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尺。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步走”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0年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9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000年到下世纪中叶，在2000年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三步走”战略步骤把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标志和衡量标准，最终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衡量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笔者认为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更为根本的标准。因为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是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护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邓小平理论的最终价值和核心基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从根本上说，就是以人为本。正如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总之，邓小平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的风雨之后，回归一贯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拨正了中国现代化的航标，矫正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范”，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坚持和重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使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得到回归和彰显，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察民情、得民心、用民力、开民智，调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之中。也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更为坚固，执政的合法性进一步提升。

二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新变化的基础上，在深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广大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发展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以人为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国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重申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198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始终认为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民创造的。”1989年12月29日，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994年1月1日，在《以人民群众为本》的讲话中指出：“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的不良习气，真正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取得新的进步，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方面创造出新的气象。”

1995年1月23日。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立党为公，清正廉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受到人民群众拥护、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奥秘所在。”强调，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员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要认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1996年6月21日，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一文中指出：“我们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各级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想问题办事情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认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97年12月22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群众中生长、成熟和发展起来，始终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他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时刻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倾向。”1999年6月28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能挂在嘴上，不能搞‘虚功’，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事，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人手开展工作，把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切实落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2000年10月11日，在《发展要有新思路》一文中强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党同志心中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谋利益。2000年11月28日，在《当前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2001年9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抓党的作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归结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来，归结到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2001年11月27日，在《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一文中指出：“改善人民生活，是‘三个代表’要求的根本体现，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是扩大内需，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的重要保证。”2002年2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可见，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化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情况、新局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新变化，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针对个别党员党风不纯、思想堕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状况，重申和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任务的认知，最终提升和凝结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可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三

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并且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入中国共产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新变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以人为本是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更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如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对“以人为本”的内涵未做深入的阐述。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作了讲话，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角度出发对“以人为本”的内涵给予了论述。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以人为本”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程(修正案)》，大会一致同意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全党范围内，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使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而且不断地转化为现实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正如指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面对中国发展新的契机，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时俱进的新贡献。因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把以人为本作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2002年12月5日至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明确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

著名论断。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新的历史起点上告诫中国共产党党员及领导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只有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倡导艰苦奋斗，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带领群众创造幸福生活。这充分体现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理念和社会国家治理上的“以人为本”。

2003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二周年之际，《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因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只有顺民意、得民心、谋民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保持执政的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05年1月14日，《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和要求广大党员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能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衡量一名党员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尺。”中国共产党成立近九十年来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切实做到在执政兴国方面的以人为本。首先，党和国家在工作制定和政策实施中体现了以人为本。指出：制定各项方针和政策“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在实施政策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其次，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要体现以人为本。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再次，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以人为本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要求和抽象的概念上。而应该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开展实践。正如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最后，在干部政绩考核上，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非常注重以人为本，要求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标尺来衡量和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指出：“坚持用是否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这就在权力运行层面确保以人为本，为广大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创造了条件。2011年7月1日。在建党九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因此，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它不仅仅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已经贯穿于党和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在不断地转化为党和政府执政治国的现实实践，在有形和无形之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出发，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这一核心价值理念辩证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国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达到了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引领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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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06-24(1)

[11]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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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概论》教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主课程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蕴含在《概论》的教学内容之中。如何利用《概论》教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概论》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国,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样化,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当代价值产生怀疑。《概论》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立足时代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引导学生在多元思潮的比较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1.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功能,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只要客观规律及客观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可以发挥指导作用,适应不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揭示客观世界最一般规律的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基本原理;(2)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即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所蕴含的基本原理;(3)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关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这些原理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就可见其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概论》教学中,要注意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2.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为审视历史、评价历史,为观察当代问题、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于动态发展的社会现实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这种认识方法具有永恒的魅力。又如,任何范畴既具抽象性,又有历史规定性,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所践行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至今仍是认识应当遵循的准则。再如,马克思主义全面突破了思想文化中的“地域性思维方式”,开创了一种世界性的思维方式,《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世界的整体性,《资本论》阐发了生产的国际性。这种思维方式为全球化时代认识现实、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概论》教学中,要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运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3.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一生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为“人的科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类世界、人的生存,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刻批判;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对人的发展进行了深层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这一理论旨趣为中国共产党人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如此,也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以时代意义。《概论》教学应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以人为本、人本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内在联系,以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立足时代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能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从而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信仰。

二、《概论》教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共同理想是民族、国家、政党的精神支柱,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理想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它把党的目标、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与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阶层的共同愿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概论》教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1.引导学生认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对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存在分歧。《概论》教学应重点引导学生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比如,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民主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透明度有了提高,决策走向民主化,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健全,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政治文明等概念进入话语体系;文化得到发展与繁荣,大众文化兴起,文化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苏,教育规模扩张,知识更新加快,科技领域有了新的突破;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开始起步,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各类社会主体的自扩大,社会结构分化加快、程度加深,身份体系弱化、社会流动加快,社会保障逐步建立起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概论》教学中也应当引导学生认识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说明问题的解决之道。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呈现出来,有利于学生正确评价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具体内涵。

2.引导学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概括,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一概括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阐明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概论》教学中应引导学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涵,以帮助学生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识。

3.引导学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概论》教材体系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一种把握和解读。此外,《概论》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其他看法。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认识论、价值论、世界观,包括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论、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论;其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结论,包括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论、社会主义以人为本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全面文明论;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路径选择、战略设计,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举措,等等。[2]《概论》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讨论,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也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质与远景。

三、《概论》教学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概论》教学中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教育,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说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如何?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提出,民族精神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从某个特定的时空坐标来说,传统精神就是这个特定的时空以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以往的活动中形成的表现民族整体面貌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民族社会存在的反映。时代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这个特定时空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体现民族精神面貌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民族所处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民族精神是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传统精神为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纵深规定着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是民族精神中具有稳定性、连贯性的内涵,也是民族精神的深层依据;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当代表达,赋予民族精神发展的活力和动力。[3]这种观点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概论》教学中讲授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相关内容时,首先应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2.界定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涵。尽管学术界对于民族精神的内涵有多种概括,但《概论》教学还是应当采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民族精神的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4]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系统、明确的概括,既强调了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精神体系中的地位,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其中,团结统一是爱国主义在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要求,也是爱国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爱好和平是爱国主义内涵的扩展和延伸,是爱国主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上的要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爱国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髓。这五种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爱国兴邦这一主题。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和谐发展、以人为本”四个方面。其中,求真务实是前提,改革创新是核心,和谐发展是规范,以人为本是目的,这四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明确界定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内涵,才能让学生了解何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3.阐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具体路径。《概论》教学中开展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教育,落脚点之一在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为此,应让学生清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具体途径,即通过先进文化建设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顺应时展要求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通过国民教育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通过纪念活动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运用各种媒介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同时,《概论》教学还要让学生意识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需要炎黄子孙共同参与,没有民族成员的共同参与,仅仅凭借政府部门主导、新闻舆论机构配合的运动式宣传,难以收到实际的效果。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是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和弘扬者、民族精神的创造者和培育者,都应当担负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责任。

明确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说明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涵,指明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路径及当代大学生肩负的责任,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教育就能收到预期效果。

四、《概论》教学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概论》教学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开展,要解决如下问题:

1.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2006年3月,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概论》教学应对其每一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2.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地位与特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基础的地位。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人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着眼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回答了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在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先进性的导向和广泛性的要求。当今时代,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通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将能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水平和人文素养,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从而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这些道理在《概论》教学中应当予以明示。

3.指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赖个人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仅要使“八荣八耻”的基本内容深入人心,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认识,更重要的在于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这就要求《概论》教学中对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明确要求,引导学生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结合起来。

总之,《概论》教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平台,结合《概论》教学内容、教学实践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2]李恒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的若干问题[J].学术研究,2008(10):7―10.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11篇

一

香港后殖民理论与分析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方法不断推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受到香港学界的重视,成为分析东西方文化冲突、香港文化身份和大众文化走向等问题的有效性方法。然而,对这种“后”理论的阐释和评价中隐藏的问题仍然不少,因而弄清其文化意向及其在香港后殖民氛围中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梁秉钧（也斯）①在诗歌创作以及理论批评方面有不俗的成绩,写过不少谈论香港文化的文章。他曾在艺术中心举办了多次以香港文化为题的讲座,并辑成《香港文化》一书,强调香港的混杂和边缘处境,其话语叙述不是中心叙事而是拼贴似的多种边缘叙事,在多元文化的拼贴变化中生长出香港的新文化精神。在梁秉钧看来,各种权力话语从各自不同的立场阐释香港的当代意义,使香港变成各种意识形态角力的场所,或成为一个等着人们填空的飘浮能指。“后殖民的意识,来自对殖民处境的自觉,自觉殖民处境做成对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做成种种权力不等的沟通与接触,这可以开始在现实政治改变之前,亦可以远远落后在现实政治之后。”②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文化处在西方与东方文化张力场的夹缝中。梁秉钧的追问抵达了文化根源问题,他看到了殖民历史给香港打上的西方色彩并将西方看成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在这种话语前,东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种被中心话语殖民地位的形成,无疑与文化殖民的教育紧密相关。“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令学生对两边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开放性变成毫无选择地输入外面的东西,文化身份建立不起来不是由于真正的国际性的包容,而是由于自我否定、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香港文化的历史资料散失,缺乏研讨和整理,教育方面从没有本土文化历史的反省。本土的文化活动缺乏对本土文化的认识。”③这一批评触及到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历史存在中的自我意识,一种对族性和精神向心力的认同。应该说,香港在逐渐脱离殖民地处境中,由于教育问题使得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隔膜,对西方文化精神也同样难以深刻洞悉,因此,这种不中不西的处境使香港存在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论者强调,讨论香港的文化身份,需要从其与国家民族文化既认同又有相异之处开始检讨。“提出本土文化身份来,是针对过去的自我否定、无所立足。要认识自己是怎样的构成,才可以泰然与别人有所来往。但在过去和将来的‘殖民地’模式的思考中,当然都不欢迎这种思考,并不喜欢香港有它独特的文化身份。但要是不想完全没有了自己,不想永远摹仿他人,认识自己是必须的。……不过在思考‘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必须也同时有这样的自觉:想到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一个地方的身份更不是稳定必须认同的一个模式,可以是变化与混杂的。”④论者敏锐地分析了摹仿他人而丧失自我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并以流动变化的发展的观点吸收他者的优秀方面,才能形成自己具有变化而又有根基的文化身份。在我看来,梁秉钧善于从文化边缘处审视自身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问题,他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误区、香港文化身份认同的尴尬、香港教育中的后殖民倾向性问题,以及香港影视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成分,他的分析尽管属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未能有更多或更深的学理透视,但是开风气之先的理论敏感性和诗人感性气质,使其思想对香港学界有着较深的影响。（二）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金耀基⑤长期以来致力于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出版过多部专著,对香港文化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近年来,比较关注后殖民语境中的全球化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全球化、现代化与世界秩序》中认为,全球的理念并不是近年出现的新概念,而是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但全球的意识及其物质性现象,则是近二三十年来后工业化社会的表征。这种全球化现象并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展现,在政治领域也出现政治发生被侵蚀的现象,在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不少文化霸权与反文化霸权的现象。这说明全球化是“不可也不应遏止的趋势”,它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有一种“无序”的后果。面对这些问题,当代学人当思考应如何建构世界的新秩序。论者强调,“在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愈来愈有同质性的世界,反而是一个更显示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世界。的确,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会出现‘他者’的声音”⑥。金耀基注意到全球化是现代性播撒的结果,是启蒙理性在全球获得成功的标志。但在全球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对抗性的自我与他者并不是绝对化对峙的,而是可以在全球化中获得新的领域和位置的。如何在全球化中给后现代主义定位,并审理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内在关系？论者认为:“今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实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宣称,予以扬弃。在某个意义上,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至于后现代主义之攻击现代性,并宣布‘现代之终结’,则只有在西欧与美国或有经验性的意义;而在非西方社会,非常明显的是,现代化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强势意理和语言:从全球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不过,在全球化中,这个现代化—31—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运动已有意识地与西化保持距离,并日渐增强对本土文化承诺。他们追求的,无疑是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类现代性’,也即旨在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代化不会停下来,而最终出现的,将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个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现代性。”⑦在这段重要的言述中,论者从两个方面分析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化中的意义:其一,全球化通过对西方现代性自身有限性的反省,对中心模式和普遍性模式的扬弃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其二,后现代主义对中心的消解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现代化在当今世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仍然是方兴未艾的运动,这一全球现代化运动到了新世纪只不过更强调本土化而不再是全面西化而已。这种多元的现代化或“另类现代性”,已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使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构成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世界新秩序只能建立在一个多元的格局上。应该看到,以欧美霸权至上的绝不对称性的全球体系是不稳固的,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已引起西方本身的深刻不安,可以说,西方现代性作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范的正当性与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成绩。“后现代主义不但拒斥了启蒙的普世主义观,并且在其‘差异性’的理论架构中,扬弃了不同文化的阶层性,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更对西方向‘其他’地区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观点。”⑧金耀基对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积极性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作为一位对现代后现论有深度研究的学者,他能够从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空间看待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具有一种宏观视野和宽松的文化心态,在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的文化意向和后殖民主义张扬另类现代性质疑中心现代性的策略中,审视全球化视点对纠正现代性设计中的偏颇有重要意义,这种有效性研究对于将西方式的现代性作为全球模式的误区,应该有相当的警示作用。（三）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90年代,讨论后殖民主义和香港文化的走向,一度成为香港知识分子层的一个热门话题。陈清侨⑨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统治已经结束,而是转换了问题的模式。因此,如果不对西方后殖民理论模式中跨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延伸扩张加以反省,则有可能变成文化殖民同路人,而真正的思想者应将自己的身份厘定和文化策略结合起来。在《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中,陈清侨将后殖民论述落实到具体的香港文化处境上,对当代香港文化政治的多元性加以检讨,并继而追问:怎样理解被殖民同时也是殖民者的香港的文化政治？如何揭示当代香港文化政治中所说的边缘混杂性？流行文化或流行财经文学武侠小说等普及文化,打开的是一个怎样的文化想象空间的？他在《“文化想象”的时空———写在后殖民时期以前的香港》中认为,在世界的西方霸权之外,在某种宏伟的“大话”中也存在后殖民现象。他从两个方面对香港文化想象的条件和历史景观的限制加以说明:“接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历史使香港暂时偏离了中国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复杂发展历程。……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被割离大陆政权和国家民族母体,这无疑直接做成本地社会文化及人民生活‘长期’偏安的状况。对于旧一代的香港人来讲,二次大战时日本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经验,曾一度使香港社群的历史文化记忆（以‘惨痛经验’的形式）渗入现代中国民族构成的历史整体中———那种民族文化的集体情感记忆,不断被几代人所重拾。……见证了—32—殖民时空的变化,度过了历史想象的伸缩,香港已由难民收容地发展成为以难民后代以其累计多种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过渡社会。”⑩当然,仔细读这篇内容相当政治化的“代序”,里面的确有一种面临九七香港回归的迷惘甚至恐慌心态,传达出对香港和自身前途的一种焦虑。所以,他对身处香港回归所需“持以长远目光作长期观察和长程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的一些过激看法就不足奇了。在《普及文化的普及技术》一文中,陈清侨注意到香港文化实践的流行普及性问题,在流行文化中没有作者,原作者的匿名情况导致其主体地位已经变成为诸多读者。“他们成为文化的无名英雄,历史的零度读者。”不难看到,论者对香港普及文化和前途的看法,是在这“施展浑身的技量走出一条出路”的政治隐喻前提下展开的。他通过对文学文本《人间蒸发》的分析,得出寻找文化身份的历程同时也是个逃避自我身份被确认、被孤立的挣扎过程的结论。论者将普及文化与话语模式看作一种紧密相关的语言活动,从中看到香港身份和自我身份难卜的命运。在我看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香港回归前一些知识人所认为的———除了要注意西方文化经济的殖民状况外,更要注意的是“国内殖民问题”,甚至主张在香港问题上应该让英国继续殖民下去以保持其经济的继续繁荣等。这些看法或许就是其后殖民文化想象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表露,其中的政治想象成分很浓,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泰国等如今的现代化举步维艰,积重难返。而英国自身就问题很多,从大英帝国的宝座上迅速后退。因此,奢望英国将香港弄得更现代化,完全是一种文化的“巨型想象”,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情结同样难以逃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活动去表述、移动、或置换所谓“真正的”中国,如何在历史与想象的维度中分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性构成过程,进而从理论上拆解文化主体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纠结等问题,使得陈清侨在《离析“中国”想象:试论文化现代性中主体的分裂构形》中提出,“一种历久常新的意识形态纠结也在不断迫使我们著手自我解构,自省一己作为建构中文化历史体的身份位置,期望藉此重写我们的过去及将来。这个随着集体文化记忆（及其压抑）重新整合（离析）、重新定位（移位）而确立（错立）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或将引领‘中国’此特殊文化想象迈向另一条（再生及重整）现代性的道路去”。论者在这里运用解构方式消解了大历史的宏伟叙事,而在对过去现代史和未来中国发展史的重新书写（再生及重整）中,建构文化历史的自我身份。其间又通过意识形态的符号把自我建构设定为自由想象主体,从而使它受制于主导的文化想象和社会霸权。论者关注的问题仍然具有冷战式的对抗意味,所以对意识形态强制个人对它臣服的现象深加批判。尽管其学理运思方面尚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对后殖民语境导致的全球后意识形态的处境并未能加以关注和说明。虽然论者存在这类问题,但他没有走进封闭保守的窄路上去,而是真正面对身份话语的位移,强调香港身份的认同必然需要重新调整。这种自我文化身份不断生成和重新书写的看法,在香港知识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陈清侨对中国现代主体性的身份认同的镜像阶段的分析中,强调了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是经由一个总体化的自外而来的物化他者霸权式“西方”所支配,并进而突出讨论了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集体身份以及自我身份问题:“（一）体察身份的表征为分裂状况,同时接受主体性的表征为分裂状况;（二）探讨在批判性与创造性话语层面上产生的中国身份建构所诉诸的种种意识形态策略;（三）藉着面对文本的政治,道破那无孔不入、神圣不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3—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可侵犯的能指———即构成中国民族与文化集体性的千真万确的整合———披露它其实一直彻底地遭到背弃,其一体性正面临彻底的离析。”这一分析表露出论者论域的政治性,他在论述中紧紧地抓住了身份分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本政治问题等几个基本问题,从而完成了对香港文化语境与身份重写前提性考察。但是在我看来,这种香港和港人身份的重新厘定具有过多的焦虑性成分和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无疑使其学术的纯粹性受到影响,有些论述从世纪末香港回归后的情况看来已经不能成立。这种学术政治化状况使我们思考:在中国文化自身建构中,中国学者究竟能否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切实地进行中华文化建设？中国文化的当代形态究竟是政治文本的解读还是深层面的中国精神的再书写？我想,在多元语境的空间中,每个知识分子当会做出自己的个体性回答。二后东方主义与文化身份（一）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朱耀伟是香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位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他对中国后学的研究基于对西方后学的精到理解,因而往往能够对理论的正负面有同样深刻的体认。同时,他善于从香港的后现代语境和后殖民处境出发,感同身受地写出自己的不俗见解,并对世纪末的中国后现代问题和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身份问题,作出冷静的理性分析。1．“后东方主义”的提出朱耀伟在《后东方主义》“前言”中,申述书名命名的原因在于,书中文章“是以萨依德（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推出以后的批评转向为脉络,并同时又着意‘解中心意识’,希望不同范畴的实践能组成一个平面,为中国文化论述拓立新的论述空间”。在他看来,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论者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须加以审视的。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引入一种非审视非抗衡性话语。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就此而言,朱耀伟在本书中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其一,中国观的拓立应以挑战所有霸权为目标。中国在世纪性的发展中,面对着相当复杂的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知识殖民、思想渗透等问题,这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问题,应该是中国观研究中的权力脉络考察的主要课题,而不应通过西方理论误读中国形象。其二,界定后殖民在后现代化中的新性质。后殖民不再像殖民主义那样争夺自然空间,而是争夺文化符号和资讯等文化空间。但是,论者提醒道: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转移并没有颠覆殖民主义,所谓后殖民主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深化或转型,根本未能真正摆脱殖民者的阴影。因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后现代后殖民往往以权力话语的方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论者意识到“后学”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东方被西方中心主义审视的问题,相反有可能在“后”的话语中共谋或被重新挪用东方意象,这种后学“话语”按西方中心神话所设定的指涉系统播撒,使得边缘话语重新被纳入西方中心神话之中,从而变相限定了后东方主义时期的话语生产空间。其三,倡导重建文化中自—34—己话语的重要性。论者甚为忧虑地提出,因为自身话语的合法性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声却得不断借用西方中心话语理论的声音。这一状态亟待改变,即需要在主导系统的西方论述所开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间中,以不同的抗衡姿态去形成另一种论述,拓立出中国当代文化自己的话语空间。在西化的中国人丧失中国问题而本土化的国人又对西方文化精神隔膜时,以一种文化“中间性”或中间性文化在中西文化间沟通,从而扩大主导话语的播撒过程中的罅隙。论者这种沟通中西之间的话语意识,使其对中国话语能够重新发音抱有相当的自信。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论者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霸权主义问题和中华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惟一的可能性,因而相信中国话语（大陆港台、海外华人）能够形成一种力量,与西方主导话语相抗衡,使中国不再成为“沉默的他者”。2．中国图像的跨世纪展示中国在西方文化批评话语中具有怎样的图像？中国在新世纪具有怎样的文化形象？面对这些问题,朱耀伟在《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一书中讨论了中西的话语理论家及其对中国图像的论述。其中涉及的人物有:李欧塔、傅柯、德希达、萨依德、范农、巴巴、克莉丝蒂娃、施碧佛、张隆溪、周蕾、杜维明、李欧梵、马克林、宇文所安、林培瑞等。在我看来,这些讨论中不乏精彩指出,尤其以对海外华人的深刻分析,对中国当代后殖民问题的揭示有重要的推进意义。在朱耀伟看来,“中国”图像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若不能生发出自己的话语空间,便难以有自我衍生意义能力和现实性。“萨依德在提到不同的解中心论述实践时也提到了‘中国’,但却并没有提到任何中国批评家。……我们大可猜测萨依德是要将中国文化纳入其‘实践平面’,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批评家为代表。这一方面点出了中国批评声音在当代论述中的‘匮缺’,也暗暗带出了萨依德不肯放弃‘中国’的动机:平面化的‘中国’是构筑他那抗衡西方的‘东方’实践平面之重要成分。”论者并不神话赛义德的论述,而是从其论述中看到,由于知识的局限,赛义德在讨论东方主义中,未能对作为远东的中国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国的沉默表明其急需自我发声,而知识分子对中国声音的拓展有着不可忽略的责任。在后现代语境中,后殖民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商品,支配着当今亚太地区的文化生产,但是后殖民作为反殖民、反中心、反垄断及反支配的抗衡性质的消逝,又使得后殖民话语不能适切地描述香港等亚太地区的双语文化经验,只是在文化转型中生产出一些东西方混合的文化和杂糅的语言。在我看来,朱耀伟在后殖民文化时代对后殖民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审理,推进了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当代文化时不成为西方话语的挪用和照搬,而是注意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中拓展自身的当代话语理论？如何重视世界一体化中自身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重新阐释被误读的民族形象,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图像？3．他性机器与知识生产问题在《他性机器》论集中,朱耀伟汇集了近年对后殖民问题的研究论文,其中不乏自身处于后殖民语境中的内在经验。在《当代批评论述中的“空间化”迷思》中,他强调:“‘空间化’话语是他者的‘他者化’过程转化为一种‘空间化’迷思,而从前他者的神秘和异国风情等特色在无国界的情况下被商品化,当边缘与中心之间成了中心与边缘共有的批评工具及论述范畴之后,当中的共谋所隐藏的论述生产支配性更叫人担忧。”在《全球化年代的知识生产》中,朱耀伟从三个层面分析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5—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了全球化时代中的知识话语状况:第一,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不断移徙到第一世界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并受聘为教授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些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入第一世界话语生产链条中,改变了后殖民时代话语生产分布状况。第二,东西方发声与沉默的二元对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东方已经从沉默到开始言说,需要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中重新考虑整个话语生产的状况。第三,在全球化时代,知识也变成了一种产品———将旧有修辞转化,将中心变成多渠道以方便吸纳各类边缘力量。在全球化氛围中,知识生产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而是通过不同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不同地方制造本土式的中心,这意味着“边缘”变成了各种“中心”的权力游戏的新场域。这三层面的分析,使人能对后殖民处境中知识生产模式、知识教育传播状态、中心与边缘的新型关系等,有较清晰的把握。总体上看,朱耀伟这本书确实集中而学理化地研究了香港后殖民问题,其中的政治、法律、语言等领域全面展开的意图,很好地贯穿在话语分析中。在阅读过程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香港学者,能够超越两套话语体制和两种语言中心夹缝的制约,而具有一种对自身身份的冷峻认识:既不是一味地挪用西方的学术中心话语,又不是民族主义地自我膨胀,更不是以跨进西方学术体制为荣,而是对处于中西之间那些外黄里白的“香蕉人”文化处境有深切洞悉,对其中浮现的各种后殖民问题地加以率直的审视和批判,并在坚实的学理支撑中以新的学术眼光去看新世纪的中国图景。（二）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对后殖民语境中的性别问题,以及诸多性别身份问题特别关注,使周华山的《后殖民同志》成为后殖民语境中性别问题研究中颇有特色的著作,书中不仅以众多的访谈揭开跨国语境同性恋的文化心理问题,而且从后殖民角度看当代人的生存处境,有一定的文化哲学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华山同香港等地的一些同性恋者的对话,呈现出另类社会或另类群体的另类经验,从中折射出自身对当代后殖民弱势文化的反省。书中所讲述的每个人自己的故事中,所涉及的这类后殖民问题相当广泛,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1．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映射反照这些另类群体在对自身身份的获取中,大多对西方中心主义持质疑批判态度。一种是对香港中间性身份的体认而对西方优越感的对抗。二是留学归来的双语文化精英对西方教育体制的反省,认为留学的双语精英是西方主流学术体制的产物,靠西方经济政治与学术霸权获得自身的学术权威地位。“我们这些‘归国学人’,利用在英美欧陆大学获取的学位（博士）、知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女性主义和同志论述）、身份（双语、双文化人）,在香港赢取学术建制的教职（大学讲师）,占据优越的发言位置,向国人转售西方社会的科学真理,从而建立并巩固自身的权威地位,令殖民社会在知识生产与文化身份认同上,继续依赖西方霸权所提供的材料与构架,为殖民宰制续命。”这段话对海外留学归国的一整套教育体制的批判,能够使人在这种君子自道的率直中,洞悉当代西方式教育体制和人才观念的根本性弊端,其对全球一体化的大学教育中的话语权力、发言身份、跨国知识生产网络、以及个体学术利益等问题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三是反省一切保守排外的民族主义。正是出于中西交流的中间状态,使港人往往抵制保守排外。论者从内部差异政治和外部文化政治压力的分析中,辨析当代民族主义话语的根本失误,从而具有一种全局新眼光。2．语言霸权与语言后殖民问题后殖民时期的问题往往互相联系彼此纠—36—缠,论者善于就表面性问题深入下去,揭示被遮蔽被遗忘的深层次问题:其一,英语成为一种霸权语言。世界上懂汉语的占第一位,懂英语的占第二位（约7亿人能读写讲英语）,但全球网络媒介、出版贸易与学术会议却大多用英文。在这种英语的霸权中,汉语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文化处境的改变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意识。其二,对后殖民语境中的“亚洲价值观”与“东方的观点”的反思。论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识支撑,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西方文化霸权制造被看的东方的根本意图,并进而警示,如果国人以民族主义的族性为排斥外族的借口,就将使这种东西方的对抗升级,隐藏着根本性的文化策略患。其三,西方中心论制约着港人的思维。一般而言,殖民主义最初通过军事侵略进行外在宰制,征服异域后,强国透过跨国经济科技和语言霸权,用文化帝国主义方式去拓展资本主义市场。“成功的殖民统治,关键在于被殖民者难以解脱的自卑与仰赖情结,故殖民政府通常使其民族自尊节节受挫,令殖民地原居民由衷地相信宗主文化的优越位置。香港就有不少人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千方百计令自己活得像个西方人:信奉基督教、说英语、穿外国名牌时装、熟悉西方礼仪、接受英语大学教育、住半山区洋房、追求资本主义式个人品位。‘漂白’的欲望背后,其实是强烈的种族自卑。”这里的分析可谓精辟,正是在一个民族丧失自信自立之后,才会在外族强权话语的绝对权力前面表现出自卑和依赖,并信奉宗主文化教义的优越地位,从而成为一个丧失文化根基的被洗脑的文化漂流者。其四,超越殖民主义不能将思维停留于被殖民者的复仇情结。言说者注意到以弱势社群自居本身就预设中心权力的存在,而纯粹对抗的思维同帝国主义思维在方式上具有相同的二元对立或你死我活性质,仍是套用殖民结构和价值观来看待一切事物。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问题,不是单纯对抗就能够重新书写的,我们在拒斥文化霸权中并不排斥吸收他种文化的优秀成果,在获得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时,同样应警惕全球化过程中所运用的一元化的策略（军备竞赛、广告传媒、语言霸权、服装潮流等）,而且也警惕族群激进情绪升腾时所形成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对抗排外性,以及以本土性拒斥世界性的虚假身份认同。归纳上述论述,可以感到,周华山的叙述策略在于,他在自己沉默的描述中使得“沉默的群体”发声,并通过这种个体性的边缘声音使中心话语失去合理性。因此,他在不说之中言述,在倾听之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反西方霸权,如果以西方话语为中心来“反”,等于确认了西方知识的优越性。论者提出独立的中国声音的重要性,在编造出来的西方神话中,中国文化并不一定建立在批判西方上,重要的不是在对西方霸权的抗争与颠覆,而是重建自身主体声音。“重建并不是‘回归’,因为这‘回归’预设一个凝固不变的‘中国传统’,静待我们去发掘。所谓‘后’,重点在于‘解’读、渗‘透’、‘超’越和突‘破’,后殖民并不等于殖民之后。从地缘政治的客观时间来说,西方殖民主义已逐渐结束,然而,西方霸权对亚非拉地区的资本垄断、经济入侵、空间垦殖与文化帝国吞占,却从未有停止过,再加上近年涌现的‘第三世界内部殖民主义’,令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更加含混、互动、矛盾与纠缠。”论者强调后殖民并不是意味着殖民的终结,而是殖民的隐蔽化和复杂化,只有在对西方霸权和中国传统有深刻认识,对当代文化殖民现象有了内在的体认,才能在运用后殖民理论时对其中的矛盾和他性去掉盲从心理,获得清明的理性。在我看来,周华山对若干个体经验和记录的描述有新颖之处,然而,如果在对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个体内部话语的描述之后,有更为系统和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7—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总结,必当增加其理论思想的整体性厚度。三后殖民文化危机及其问题思考（一）文化危机与怀旧风气历史和历史感的丧失,使香港文化人在世纪末有一种难以言述的迷惘心情,这种心理形之于笔墨,形成了洛枫《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的基本色调。本书中,论者尝试跨越科技、媒介和话语界限,从电影、流行音乐和漫画的研究中,展示出香港文化形态的某些侧面。在洛枫看来,后现代社会中科技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充分“零件化”,高密度信息膨胀又模糊了“私人”与“公众”空间的界线。“在影像、媒介不断变换和充斥市场要求下,人们已不再相信历史、文字、语言,甚至各样事物过去曾经负载的意义———这是一个集体解构的年代,在二十世纪即将完结的时候,‘历史’的意义被删除了。”有了对当代世界背景的基本分析和估价,论者进一步分析历史丧失的问题。应该说,他对历史的分析不仅有西方现代史学的影响,而且有新历史主义的思想碎片散落其间。但论者分析历史和历史意识丧失的目的不在于空发泛论,而在于说明香港文化身份中的历史意识消失导致自我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无所适从感。正是这种难于确定的游离的身份,促使香港扩大了吸纳各样不同文化养分的空间。“它的世纪末、它的颓废意识,就是一种对历史无法掌握的厌恶情绪,因而沉溺于表面的浮华。……当然,香港的怀旧风气并不是骤然出现于八十年代后期,而是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跟随整个世界的复古潮流而来,并且率先表现于日常生活中,如服饰、发型、流行音乐、明星照片、日用品如手表、时钟、摆设等。”这种怀旧思潮在香港的出现,一方面有“美化过去”的历史回忆功能———“怀旧”往往在记忆中带有过滤性质。另一方面,过去的痛苦记忆又会在怀旧过程中净化美化自我,从而使得怀旧具有对过去现在将来的反省和展望性,以及建立和修正自我身份的功能。电影的“怀旧”意识在大陆和港台地区都有其表现,具有追索历史根源,为历史留影的追怀意识。于是,这种怀旧仅仅成为一个世纪末风景,一种在走向新世纪的迷惘中回看历史的惊鸿一瞥。然而随着进入新世纪,这种怀旧的迷惘也将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随风飘去。在论者那里,后殖民主义的含义可以分别从语意（义）学、空间论和时间论三个方面分析,而获得其总体图景。“第一,从语意学上看,‘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应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AFTERcolonialism）开展的文化现象,是指被殖民的国家在脱离殖民者的统治、争取独立后的社会及文化境况。……第二,从空间上看,‘后殖民主义’通常指向第三世界（ThirdWorld）,……指这种殖民后遗留下来的创伤、影响和更生。第三,从时间的意识上看,‘后殖民主义’是一个‘非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过程;所谓‘非殖民化’,是指对殖民主义的解除,也可视作一种民族觉醒的意识,无论在语言、教育或历史书写上都极力寻求自己的声音,换言之,那是一个反抗外来强权入侵、重新审定一个国家自主的身份和角色的过程。”洛枫对后殖民主义的三种形态描述推进了后殖民主义研究,尤其是对后殖民揭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并产生了迥异经验的说明,为人们了解后殖民主义非确定性多元话语空间以及第三世界差异性经验提供了方便。论者强调地缘政治学的（geopolitical）角度审视香港的后殖民主义边缘地位,处于这种身份驳杂的语境与文化空间中,香港主流文化并不表征为正统严肃高雅的文学和艺术传统,而是通俗的、商业的、—38—大众的文化潮流。论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混杂的剖析,隐含了对未来走向的文化焦虑。但是在香港大众文化的论述中,这种焦虑转化并消隐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照性分析中。论者对大众文化热中作为异类的高雅文化的边缘化表示担忧,并表示出对提供即时和生存幻想的流行文化的审视态度。应该说,洛枫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使其能够对当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新现象加以及时阐释,不仅分析了怀旧思潮中隐含的后殖民焦虑,而且对后殖民氛围中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以及高雅文化在后现代时期的衰落加以审理。就其研究心态而言,尽管也存在港人世纪末的普遍性身份焦虑,但是在对世纪末城市流行文化的透视中,能排除过多的意识形态言述或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多元价值取向中有着较为正常的文化心态,从而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较为乐观地面对中国文化的未来。（二）文化霸权与后殖民困境罗永生作为香港文化研究计划策划成员和《香港文化研究》编辑,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方面研究的论著不多,但是其论文《后殖民评论与文化政治》触及到后殖民的一些问题,并能排除非学术的情绪化论述。在他看来,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显学的后殖民批评,具有一种跨越不同学科界限以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特色。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话语,“不是学院派理论家的自创,而是世界局势、社会危机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产物。……殖民扩张历程,在空间上塑造了一个中心点———‘西方’,现代化运动,则以‘现代性’的目的论时间观（temporality）为中心。由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中心发言位置出发,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经验都被重新编码。从起居饮食、情意表达,到思考回忆,不管自愿与否,都给装嵌在同一套的中心思维”。论者具有的历史观,使他能够从历史中找到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危机的内在肇因。在对后殖民主义思想背景分析后,他对后殖民文化进一步考察,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其一,欧洲中心论的政治形态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扩张。论者分析道:与帝国主义扩张同时存在的是西方文化的宰制,二战以后的非殖民化现象,看起来好像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已经终结,实际上,以西方现代化模型为蓝本的国家民族主义,将欧洲中心论播撒到前殖民地,不断生产着新的政治经济的依附形态,使殖民体制延续下去并复制同一套欧洲中心论———在政治上以政党国家的方式复制殖民关系,将自外强加的殖民主义转化为内部压迫的殖民主义,在哲学上以理性反抗中心话语的宰制,张扬自我而贬抑他者。接着,罗永生在辨析了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后指出:“东方论述的危险,并不止于殖民者有益的挪用,为的权力服务,而是它已经成为一种‘霸权’（hegemony）,使被殖民者也得依靠它所提供的‘知识’来寻找被殖民者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在文化建设上依赖西方学术机构,引进西方的学科和研究技法,以至过去所积累的有关西方眼中的‘第三世界’知识作为出发点或研究议题,透过大量‘归国学人’的转售,向国人售卖西方科学真理,向西方售卖经‘东方论述’整编的地区资料。”应该说,论者的分析是有历史眼光的,其尖锐性和透彻性在香港学者论著中比较突出。他对被殖民者在文化建设上依赖西方学术机构,并通过归国学人的双向转售,支撑着这个后殖民文化市场的揭示,同样具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其二,他者问题与身份认同。后殖民社会和各种社群的复杂文化撞击经验显示了问题的复杂。论者对帝国主义文化策略的揭露,对弱势他者的处境的敞开,有可能使各种社群在文化撞击中重新厘定自我身份,使边缘中被排挤、遗忘、扭曲的声音再次争得发言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9—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权。也就是说,具体地个别厘清在族群、团体、性别、个人等多重层次中的压迫关系,阐明在跨国权力集团殖民压迫的文化政治中,文化信息和学术秩序下延伸性的殖民统治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意向在于,探讨在殖民主义的新境况下压迫和反抗的新形式,以及由对抗关系转入对话关系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意味深长地挑明:当今世界在重组并以自我中心论来划定的文化优劣秩序,各种地域联盟和地区性经济共荣圈的构想,都在新的世纪政治经济版图上再次参与变更文化优劣间的地图,再生不同形貌的文化压迫关系。因此,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对后殖民的文化策略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其三,后殖民主义的困惑。后殖民文化的错综性质表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在网络和消费主义扩张中由经济一体化导致政治一体化,使弱势族群、社区人群和身份认同统统纳入全球消费机器的高速运作中。而国家民族主义的扩张,往往以文化民族主义甚至反殖民主义的话语,来指代弱势社群和另类社会的文化发声。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论者提醒说,“如果肯正视后殖民世界政治的吊诡和复杂性,我们就不会随便挪用简单化的‘反西方’、‘本土主义’辞令来为任何发言位置辩护,而应该检讨这些所谓‘本土’和‘反西方’是置放在什么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历史脉络底下,在什么政治和制度实践下运作”。就香港而言,后殖民评论的困境在于:后殖民批评被想当然地视为研究“殖民主义之后的世界”的理论,从而将殖民地看成为地理上遥远、时间上过去了的现象。因此重要的是面对这些问题,质疑殖民文化运作本身及背后体制的政治性。在我看来,罗永生研究中值得称许的是,他注意到后殖民评论对亚洲华文地区的意义,后殖民话语作为一种异样事物,立足于自己位置的重新厘定,并成为与他者相互生成的新空间。同时,他的研究还具有体系性思维的特点,在阐释中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并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日常生活中检出几个现象加以感性的分析。因而结论一般比较具有可信性。总体上看,香港的后学研究尽管还存在着多种问题,但是仍然在诸多领域和学术层面上拓展了中国后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内涵和意义。香港知识分子对处于当代中西语境的市民社会和流行文化加以关注,阐释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的文化精神动向和怀旧意识心理,在全球化世界秩序和电子网络媒体中为中国文化定位,为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进行文本政治的解读,进而为后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格局划界,倡导重建中国图像的重要性,并挑明西方中心话语中的汉语神学的意义阐释问题。这一系列新的问题、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解决,当对大陆文化界的精神重建有所启发和提醒。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香港的后殖民主义在政治话语领域和科技文化领域直接参与文化身份的重新确定,力求消解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歧视眼光对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使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获得了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这不仅为当代香港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后殖民语境中的香港文艺思潮和文化批评的模式也有很大影响。

①梁秉钧（也斯）,现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香港的流行文化》、《书与城市》、《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文化》等。

②③④也斯:《香港文化》,香港:艺术中心1995年版,第20页,第29页,第30—31页。

⑤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香港之发展经验》（合著）、《中国人的三个政治》、《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民本思想史》、—40—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中国政治与文化》。

⑥⑦⑧金耀基:《全球化、现代化与世界秩序》,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2月号。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12篇

一、“台湾民族论”概述

“”(即“”)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台湾岛内及海外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试图将台湾从中国永久脱离出去，并以“独立建国”为最终目标的思潮和运动。“”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理论与行动，两者的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推动了“”运动的发展。“”的思潮和观点是“”运动的思想基础，并逐步发展为一系列的“”理论和主张。它们作为“”运动进行宣传和动员的理论依据，对于获取岛内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推进“”运动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以“民族”塑造和“国家”建构为核心的“台湾民族论”是“”重要理论流派之一。“”势力为推动自身发展，开始寻求建立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的理论基础，以作为台湾建立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本文所指的“民族”具有“国族”的意涵，可理解为国家试图建构出来的一个国家化的民族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论者所指的民族具有“国族”的意义。而族群(ethnicgroup)则更多指称现代社会中有着共同背景与出身的人口或文化集团。“国族”定义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而族群定义更多是一种社会文化概念。

“台湾民族论”在上世纪50、60年代“”运动早期影响很大，但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几乎偃旗息鼓。它在80年代被再度推出并得到发展，和其他“”理论相互融合成“”运动和思潮的理论基础。“台湾民族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是不同于汉民族的另一民族或新民族。这一类观点根本否认台湾人与大陆人同属中华民族、同源同种的事实。早期“台湾民族论”的实质是通过证明“台湾民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来为“”提供理论依据，以实现其“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如“”论者黄昭堂就认为“台湾民族主义”就是“独立、建国运动”。他曾提出，“‘民族’(Nation)这种东两本身就是一种建国运动，台湾人不想被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唯一的一条路，只有独立，只有建国，这就是一种民族主义(Nationlism)。”围绕这一目标，早期“台湾民族”论者从血缘、文化、历史等不同方面来试论论证“台湾民族”的客观存在或建构的合理性，这形成了这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和主张。本文主要从民族和国家建构的理论视角对其“台湾民族论”的实质和总体特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说明。

二、早期“台湾民族论”之“血缘论”

在20世纪50年代，“”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廖文毅。他1910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西螺镇的大地主家庭。廖文毅少年时期就读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创办的淡水中学，此后又在日本、大陆和美国求学。他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后返台湾从事实业。日本投降之后，他曾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高级官员，后因竞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制宪国大代表”均落选，而逐步走上了“”之路。早期的“”运动主要在海外发展，为了证明其“”的正当性和获取国际支持，这种“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的观点是推动“”最为简洁和便于操作的理论观点。廖文毅提出的“血缘论”

(又称“混血论”)是早期“台湾民族论”的主流观点，在“”势力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台湾民族”无论是人民的血统、文化与中华民族都是相异的另一个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成立“”。廖文毅试图通过强调台湾人与大陆人在血缘上的差异来论证台湾人是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的“新民族”。

廖文毅在《台湾民本主义》中主张：“先天的我们(台湾人)继承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福建、广东、以及日本人的血统，换句话说，融合原住民、汉、日、拉丁、条顿诸民族的血统。”他进而提出：台湾人与大陆人“不仅血统不同，而且文化传统、、现实政治、经济生活等均不相同”，台湾民族是“东方与西方的诸人种与台湾原住民融合而成的混合民族”。他在另一文中提出，“台湾人民是混血人种，与周围任何国家，并无自然联系。”

前面已经提到，“”论者提出“台湾民族”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所谓“民族自决”来实现“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他在“血缘民族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台湾民族自决论”。也可以说，“台湾民族论”是“民族自决论”即“台湾自决论”的理论基础。廖文毅在《告台湾八百万同胞宣言》中主张：“必须依民族自决原则，以国际协定所保障的台湾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台湾来解决”，台湾要实行“在中立国监视下国民认会的自由选举”。这也是“台湾民族自决论”被首次提出，廖文毅等人试图通过“民族自决”为手段实现其“”的目标。

这种通过强调血缘差异而塑造“民族”的“台湾民族论”，其理论的荒谬性显而易见，甚至连“”运动内部也对他有所批评，认为其观点不具操作的可行性。如黄昭堂指出，这种“混血论”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而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严谨论证。他针对廖文提出：“为了证明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不同，‘混血论’可能是一个简洁的方法论。不过如果混血仅止于与原住民的混血还可以，欲连荷兰、西班牙、日本也套上，尤其将不过是命名台湾Formosa的葡萄牙也弄在一起了，甚至连条顿也有份，这难免以偏概全，矫枉过正了。”另一位“”代表人物王育德对于廖文毅的“血缘/混血论”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对“混血论”的过高评价是十分危险的。王育德在其论著中指出，“此种所谓台湾民族混血论，不但无法为现仍有强烈‘汉民族’意识的台湾人所接受，甚至反而会引起对独立运动的反弹。”“直言之，几乎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台湾人是多重混血的说法。”

1956年，廖文毅宣布放弃其“”理念并向台湾的当局投诚。他在返台时表示，“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论是客家人或闽南人都是优秀的炎黄后裔，客家人之祖先，固然是中原衣冠的南渡，闽南人也是五胡乱华的时候，渡江避难的故家大族。我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力，血浓于水，家有谱牒，任何人不能分化我们的骨肉，任何方式也没有

分化我们的效果。”这可以说是对其“混血民族论”荒谬性的最佳注脚。

三、早期“台湾民族论”之“文化论”

王育德是早期“台湾民族”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于1924年出生于台南县的地方望族家庭。1947年其兄王育霖于“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王育德也逃往日本后入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语文学科，成为一位知名的台语语言学家。王育德在日本创立了“”组织――台湾青年社和理论刊物《台湾青年》，被视为“”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台湾民族论”是贯穿其所有书籍和文章的主线之一。有“”人士指出，他对“”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台湾民族理论”某种程度的精密化。这一类“台湾民族论”观点也可以被称为“文化论/同化论”。

王育德于1963年写成的《台湾民族论》是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汉民族”不是“民族”。民族是资本主义诞生后的产物，汉民族有四千年的历史是大笑话。对于“台湾民族”的形成过程，他在书中提出：“我认为台湾民族实质上的成立是在二二八起义之后，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台湾民族已名实兼备100％完全成立。但这并不成问题。民族是要建立独自的国家之后才能期待完整。”也就是说，“台湾民族”虽已“实质成立”，但仍需要建立“民族国家”来最终加以完备，也就是经由“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台湾必须建立“民族国家”以后，通过“国家”的“容器”，精练“民族”这个“内容物”，才导致“民族”的彻底形成。他在文中也提出，“台湾民族虽因尚未具备国家而不完整，但还能保持其实质的一面。我相信台湾人一旦建立自己的国家，将立即成为高纯度的民族，并极易发展成优秀的民族国家。”

王育德提出了不同于“血缘论/混血论”的观点，通过论证台湾人在语言、文化方面与大陆人的差异来论证“台湾民族”的“合理存在”，并形成了一整套对于台湾历史发展的解释。他认为，台湾在日据时期形成了与不同于大陆的“新文化”。尽管台湾的文化承载了汉族文化，加之本地已有的山地文化(“原住民”文化)以及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和后来的西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文化”。王育德强调语言对文化产生影响并进而实现民族的塑造。也就是说，日语的使用帮助台湾人改变了思维方式，建立了新的文化传统并造成了台湾的质变，因此独特的“台湾文化”塑造了独特的“台湾民族”。他曾提出，“日语的使用并非仅止于语言的问题。语言是表情达意的手段，学习量达到某一程度，就会引起质变，还会规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观。当然，语言背后的文化体系的优劣对这一点发挥极大的作用。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台湾人由于日语和日本文化而从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社会，因此日语似乎可以说给台湾人带来相当大的质变。”㈣也就是出现了产生“质变”的、不同于“中国人”的“台湾人”。

不少学者对于王育德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批评。如王晓波认为，“文化论”的说法是一种“人格殖民化”的反映。日治和西化都是殖民化，只能产生殖民者的文化而不形成被殖民者的文化。若以这样的“新文化”来主张“”，其结果就是加深台湾的殖民化。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因革损益之间，毕竟仍有主从之别。这种“新文化”塑造“台湾民族”的推理论证过程并不能够禁得起历史的推敲而令人信服。

四、早期“台湾民族论”之“超越论”

早期“台湾民族论”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史明。史明原名施朝晖，1918年出生于台北市士林地区。他于1937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攻读，在求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并于1942年毕业后到大陆“支援抗日”。史明后因对中国革命运动的不同认识而于1949年返回台湾，此后便开始从事“”活动。他主要运用殖民地理论等社会主义理论来作为其分析基础，通过重新解释台湾历史的方法而形成了其“”的理论主张。与廖文毅和王育德不同，史明承认“台湾人与中国人具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与文化特质，都属于同一种族的汉族”。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超越论”的“台湾民族论”观点。他认为，两岸长期隔绝，经过三百余年的社会发展，到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已经超越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和文化联系。如他后来所说，“在种族上，汉系台湾人虽然和中国人一样同属汉族。但是，在民族上，台湾人已形成和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

《台湾人四百年史》是史明的标志性著作。该书在“”人士中颇有影响，被奉为经典之作。他在书中提出：台湾社会和台湾人一直都是遭受殖民统治(荷兰、日本、清朝、政权)，清朝以来更明显的存在这种殖民地性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他认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台湾终于打开了与中国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基础与社会基础――继之在日本统治时代，因日本帝国主义基于本国利益而强行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结果，‘台湾’乃更明确的确立了其独特的民族存在”。

在该书序言当中，史明就将台湾人定位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也就是说，他以其“台湾民族论”观点作为其《台湾人四百年史》的预设前提和立场。他进一步论证到：在台湾和大陆相互隔绝的地理条件下，经过了三百年的殖民地性的社会发展与反殖民地斗争的结果，“到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大体上已超越(克服、扬弃)了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文化关系，并在与中国不同范畴的社会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也就是说，“台湾在与中国本土相隔绝的地理社会环境下，经过了四百年独自的移民，开拓以及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发展，而形成在社会上和心理上均与中国和中国人迥异的‘台湾社会和台湾人’。”

1968年，史明发表《台湾民族――其形成与发展》一文，更明确提出其“台湾民族论”的观点。他认为，台湾社会经过四百年来的移民与开拓，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以及久年的殖民地解放斗争的这些历史过程，从华南移住过来的汉人开拓者与其后代为主要的成员，并和“原住民”共同居住而吸收同化它。“结果，以台湾特有‘共同地缘’(自然地理环境)和殖民地被压迫的‘共同命运’(社会环境)为主要因素，逐渐形成单一的、固有的统一共同体民族，并且成员之间的共同意识，也随之发生。就是说，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在于台湾岛内已经形成了和近代民族概要吻合，但是和中国完全不相同的‘台湾民族”’

史明将台湾社会定性为殖民地性质，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复合体。如他在《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书中提出：“凡是殖民地社会，由于外来的政治统治者又同时是经济剥削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重叠，所以民族斗争势必以阶级斗争为基础，阶级斗争也要通过民族斗争表现出来。”“台湾社会、台湾人以及中国社会、中国人，在种族上同样属于‘汉人’，但是，过去四百年台湾固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区分出两个不同的民族，

也就是‘台湾民族’和‘中华民族’了”。史明认为，1945年后政权到台湾后进行的统治是“以美日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为背景，继承了对台湾及台湾人的旧殖民地统治的衣钵。”。这使得“台湾人及中国人的民族界限扩大及深化，造成殖民地特有的社会结构”。他进一步认为，政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矛盾包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民族矛盾”是政治矛盾的核心。史明提出殖民地社会的二重结构为：

台湾、台湾人=“台湾民族”=本地人=殖民地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台湾人意识

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外来者”=殖民地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大中华思想

按照他的观点，“台湾民族”形成之后，便开始反对包括大陆在内的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至此，史明将“”运动的性质归结为“民族解放运动”。

史明的“台湾民族论”观点核心之处在于，对“台湾民族”的论证和“悲惨历史”的诠释。实际上，虽然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和文化同化政策，但他们的自身文化并无本质的改变，但台湾人民共有的汉民族的民族性仍然留存，民族文化的血脉畅通不绝。史明的“超越论”观点与日本统治时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同时，他也无法具体说明“台湾民族”的特征及其和中华民族的实际区别。另一方面，史明对二战后台湾社会矛盾的分析也颇具片面性。他将台湾“本省人”看作“台湾民族”，而把1945年后迁台的“外省人”看成另一民族，这样就把客观存在的省籍矛盾(地方主义)层次的摩擦上升为“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层次。已有学者指出，战后台湾社会矛盾实际上是有其特殊的社会矛盾和省籍矛盾这两条互相交叉的线索，而阶级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轴。而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所衍生出来的省籍矛盾，则是阶级矛盾作用下的一种特殊社会矛盾形式。从根本上说，史明的“台湾民族论”观点缺乏民族学上的理论依据，也不符合台湾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而仅是为实现“”目标而进行宣传和动员的一种“工具性”的理论主张。

五、早期“台湾民族论”的总体评析

前文已经对早期“台湾民族论”的主要观点分别加以梳理和介绍，笔者在这里从民族和国家建构的理论视角对于其实质和总体特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说明。学术界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主要有原生论/本质论(primordial―ism)、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和建构论(constructuralistn)三种观点。早期的“台湾民族论”论者侧重于从血缘、文化、语言和历史等原生因素来进行“台湾民族”的论证，其论述属于民族主义的原生论/本质论观点。同时，早期“台湾民族论”观点带有鲜明的“工具论”倾向，除了进行现实政治动员外，其最终目标都指向“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岛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运动获得了极大发展，各种“”理论主张也不断出现。这其中，以认同为核心的“认同论/建构论”是“台湾民族论”的最新观点。“认同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以认同(自我或他者)而非血缘、文化等原生因素为同一民族的构成要件。它主要遵循“认同――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线索来进行“台湾民族”的建构，其最终目标仍指向“独立建国”。总体上看，“”论者有关“台湾民族论”的各种观点已经涵盖了这三类定义。“台湾民族”既可能来自于血缘、文化和语言等原生因素，也可能是来自于对共同历史记忆和现实命运的认同。

“”论者要实现建立“台湾国家”的目标，必然要重视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就是“台湾民族论”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是指近现代民族国家为促进国家整合而制定实施的所有措施、政策与制度安排。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和强制力，也依赖于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从表现形式上，国家建构是以民族建构的形式出现的。从“台湾民族论”的各种观点来看，早期“台湾民族论”观点遵循由民族到国家的建构路径。这一途径强调原生的血缘、文化或语言等原生因素，通过以民族主义来进行动员，希望其领土范围能够符合民族或文化的群体界限。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将民族主义分为“领土/公民”或“种族/文化”两种类型。也就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和以“族群性”为基础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族群民族主义一般以在民族国家架构内被忽视或边缘会而居于次级地位的族群为单位，而不是以地域为中心来进行动员。早期的“台湾民族论”因强调血缘、文化等原生因素，又因为台湾“省籍/族群”问题的存在，而更接近于“族群民族主义”。

台湾岛内有“四大族群”之说，即将台湾人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少数民族和外省人四大群体。早期“”论者更强调血缘、文化等原生因素，且受到台湾族群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把“外省人”纳入“台湾民族”之中。如黄昭堂提出，“台湾民族到底包括那些人，我认为它是包括第二次大战前在台湾出生的人及其子孙，换句话说，它包括了福佬人、台湾客家人以及原住各民族，这是初期的台湾民族主义思想。”四台湾民主化之后的“台湾民族论”观点较强调“认同”的重要性，将包括外省人在内的台湾岛内各个族群都纳入到“台湾民族”的建构当中，因而对“台湾人”和“台湾民族”构成群体的范围界定逐渐宽泛和更具包容性。如黄昭堂本人后来改变了他原来的观点，进而提出：“总之，台湾四族群的融合正在迅速进行中，基于四族共和的‘台湾那想’(Tai-wanese nation)的成立指日可期。台湾各族群应该各自努力，互相尊重，以期达到形成能与中华民族分庭抗礼的台湾民族之境。独立的将是一个巨大的溶化炉，它会将四族群融合为一个台湾民族。”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13篇

自从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以来，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新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就始终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的时候，提出建设以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艺学整体结构体系的目标，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一、文艺具有什么本质特性，这是文艺研究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艺，规定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规定着文艺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和对文学艺术的考察，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入手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性的，但他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揭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不同。而且，由于时代所提供的理论条件的差异，他们的文艺思想也表现出各自理论形态上的特殊性，从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内涵。

二、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在那里被具体化、现实化为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的关系问题。

这里的“社会生活”，是对“经济基础”这一概念的更具体化、更易于让人接受的表述。认为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实践，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事关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并以此为核心贯穿和解决其它一切文艺问题，确立了“文艺为人民”这一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创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创新。沿着侧重从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践方面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深化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把创造生活的人民大众放在了核心和主导的地位，这时的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也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文艺为谁服务这一现实的中介来完成和实现的，这恰恰是文艺不同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点。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内容在文学艺术中并不以裸的形态出现，而是渗透和融汇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是政治和经济的人学内容。邓小平所提出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著名论断，是把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从自在的社会客体结构向自为的人与人的主体结构的扩展和延伸，是对文艺主客体关系的更加明确和全面的规定。这里的“人民需要艺术”，是从文艺表现的对象方面讲文学艺术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里的“艺术更需要人民”，则是从文艺主体方面讲文学艺术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对待人民群众，来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并把这一点作为文艺与人民关系的主导方面。面对相同或相近的客观现实生活，由于文学艺术家的立场不同，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他所把握和反映的内容也就不同，所形成的文艺意识形态观念也就不同，只有那些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学艺术家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从强调文学艺术主体的自由创造和历史选择的角度来揭示文学意识形态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闪烁着入学思想的艺术本质理论，只是它不同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性论的文艺观，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

三、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也是以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主线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征的。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14篇

自从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以来，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新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就始终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的时候，提出建设以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艺学整体结构体系的目标，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文艺具有什么本质特性，这是文艺研究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艺，规定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规定着文艺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和对文学艺术的考察，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入手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性的，但他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揭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不同。而且，由于时代所提供的理论条件的差异，他们的文艺思想也表现出各自理论形态上的特殊性，从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内涵。

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在那里被具体化、现实化为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社会生活”，是对“经济基础”这一概念的更具体化、更易于让人接受的表述。认为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实践，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事关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并以此为核心贯穿和解决其它一切文艺问题，确立了“文艺为人民”这一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创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创新。沿着侧重从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践方面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深化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把创造生活的人民大众放在了核心和主导的地位，这时的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也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文艺为谁服务这一现实的中介来完成和实现的，这恰恰是文艺不同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点。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内容在文学艺术中并不以裸的形态出现，而是渗透和融汇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是政治和经济的人学内容。邓小平所提出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著名论断，是把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从自在的社会客体结构向自为的人与人的主体结构的扩展和延伸，是对文艺主客体关系的更加明确和全面的规定。这里的“人民需要艺术”，是从文艺表现的对象方面讲文学艺术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里的“艺术更需要人民”，则是从文艺主体方面讲文学艺术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对待人民群众，来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并把这一点作为文艺与人民关系的主导方面。面对相同或相近的客观现实生活，由于文学艺术家的立场不同，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他所把握和反映的内容也就不同，所形成的文艺意识形态观念也就不同，只有那些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学艺术家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从强调文学艺术主体的自由创造和历史选择的角度来揭示文学意识形态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闪烁着入学思想的艺术本质理论，只是它不同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性论的文艺观，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渊源的论断。笔者力求在建构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台湾作家琼瑶说：“无论隔着山，隔着海，隔着岁月，中国人的心里总会流动着一条长江，一条黄河。”乡土文学家钟理和道：“原乡人的血只有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古人云：有井水处有柳永；今人叹：有华人处，有金庸。这些精辟言语和不朽绝唱异曲同工，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牵引力和久远的震撼力。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言行的观念和力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从狭义上讲，它是专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构成要素或单位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讲，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的集合体。它集儒佛法道等为一体，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以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为内在规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习惯势力或惯性，属于观念上层建筑。辜鸿铭先生一言而盖之曰：深沉、博大、质朴、精深。其中，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也是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不竭动力。”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下，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秋风扫黄叶般席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处于知识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正面临哲学和文化上的重新定位”。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共建民族精神家园。这凸显了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治国方略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关系不和谐的最深层的表现是文化的不和谐和断层，主要是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冲突。③任何战略思想，“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思想资料作为渊源。”④笔者认为，作为蕴涵众多珍贵遗产和传世性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

首先，两者在目标诉求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目标诉求主要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巨著典籍中。《礼记》云：天下大公，选贤与能。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朝田亩制度》喊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口号。孙中山先生的规划则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达到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目标。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它也被倾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平等，公平是贯穿两者的共同精神信旨。

其次，两者在有关人的价值及社会发展理念方面颇呈趋同性。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珍贵璀璨的民本思想光芒。从孟夫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屈平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列子》中“天地万物，唯人为贵”的论述，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佛教中讲求：众生皆苦、普渡众生。这些都是悲天悯人的民本思想。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论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从“人的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认为“只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⑤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工作要由人民“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来评判；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胡锦涛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强调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发展方面，孟子曰：“知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可知天也。”庄子言：天地与我齐生，而万物与我合一。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它的基本含义是我们的发展模式要做到既要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会对后代的生存构成威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们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生态文明构建。

两者在接人待物策略上惊人相似。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庸之道，即“执其两端庸其中于民”。而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采取了中庸之道的技巧，如：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种治国方略并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保护；经济运行遵循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我们处理两岸三地关系遵循“一国两制”。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兼收并蓄，显示了包容性。《易经》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李斯《谏逐客书》中有“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溪流，故能就其深”的宏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一种宽容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文化方面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认为和而不同是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

四、建构民族精神，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笔者认为，建构民族精神，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路径。

首先，要挖掘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个体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最深厚的情感寄托。如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情怀，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胸襟，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激情，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热情，等等，都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最原始动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铸造改革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中，先秦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革故鼎新言论为我们耳熟能详。改革家王安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论述，表明了改革决心和勇气。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必然要触犯既得利益者，是一种格局博奕。我们如果读懂了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艰难和远见卓识，那就会理解十多年前中国改革者“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赤子之心。三十多年来，我们获得了解放思想这一法宝。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反作用。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所取得的一切改革发展成果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营造一个鼓励改革创新、“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发挥反哺、支持中国改革发展的作用。今天，改革创新被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

第三，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它的的血液流淌在五千年来形成的“日出而坐，日入而息”的社会运作模式中。《史记》里的警句言犹在耳：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西伯拘厩里演《周易》，左丘失明却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些典故点缀着自强不息的光辉，穿越了时光隧道，至今在思想文化层面给我们以永恒光辉照耀。唯物主义者认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这个过程中，自强不息就担当了一种桥梁纽带作用。点燃自强不息的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精神表现为为勇于亮剑，敢于亮剑的革命豪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依靠的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的气魄，而这本身就是自强不息；在推进四个现代化的改革年代，我们仍需要秉承先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而东西南北风”的风格。1998年的滔天洪水，2003年谈之色变的SARS，2008年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和撕心裂肺的大地震都没有把我们压跨，相反，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谱写着自强不息的赞歌和诗篇。自强不息人文品格的传承，在使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异彩的同时，服务着现代化建设。

第四， 传承学以致用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人格修养、强练“内功”是其原义。穷则独善其身。“吾日三省吾身：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不传习乎？”湖湘文化学派，以王船山、曾国藩为代表，坚持“内圣外王”，将这种理念改造发挥为“立功立德立言”，主张内省务实、学以致用。这表现为我们通常吟诵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事洞明皆学问”、“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中国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文化在一个国家建设进程中，起着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在风雨洗礼中愈加根深叶茂，顽强辉煌。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山不过来，我就过去”。我们通过建构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P399—400。

②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P241。

③刘建武等主编：《科学发展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144。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68。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