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论文范文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又一次大的分水岭，它将加快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诞生。这种新型经济学将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以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发展为媒介，通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实现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范式革命，这就是本文所定义的“新政治经济学（neo-politicaleconomy）”。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对此做出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关键词新奇与意义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实在论演化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本文对此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论文首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进行批判，然后通过对主流经济学危机的讨论；概述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勿需重新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异端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对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含有创造性转化之含义)而实现，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深层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是“不同时”发生的。因此，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并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不同时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它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规则性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学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人物劳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适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条件搬到经济学的社会领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规则性的研究。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结构中做了两种封闭：内在封闭——一种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意味着现象的结构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外在封闭——一种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它意味着从给定的约束和行动，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把这两种封闭条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就采用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思考，通过演绎在事件层次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决定论的解释，劳森斥之为演绎主义。为了充分达到使用数学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如下简化的假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实际上是不变）、均衡结构、给定偏好、代表者、理性最大化，等等，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闭性思考的体现，而这种封闭性思考，真正地把经济学限定于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鼻祖孔德为“科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释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呢？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正如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写道的，这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它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然而，正当主流经济学拒斥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批评，陶醉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象牙塔”之中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法国学生使用了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⑦]对其做出了诊断：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如陈平教授在谈到美国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的议程安排时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正面临着类似于19世纪末权威物理学家所受到的历史的嘲弄，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钱颖一写道，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是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根据这种范式，“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⑧]。说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创造性活动必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很明显，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容纳“新奇的创生”，我们就很难说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会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这样的“科学”还会有何种科学精神而言？如果丧失了科学精神，这个学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⑨]。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家们智力创造力的一种，它是丧失了科学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结果。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致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更有国内学者以“‘不道德的’经济学”为题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⑩]。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存在着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如罗卫东教授指出的，这种“不道德的”经济学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学家还能怎样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怀有深切的关怀？然而，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罗卫东教授说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最近，威尔伯教授在《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学》[11]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家和经济行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理论和政策；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分析必须扩大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在笔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就登载了从《投资杂志》2003年春季号传来的消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12]。评论者指出，这个决定不只是对post-autisticeconomics运动合法性的一个证明，而且也是对其所走道路的证明。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对新古典主流进行替代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与新古典主流封闭系统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新奇创生”必然是作为异质性个体创造的结果，而观念（或偏好、知识等）的变化是个体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必须对经济行为者有关性别、阶级、种族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和意义(meaning)进行阐释，新的经济学将吸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创见，但又避免了它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它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意义”的内生化。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对于一种能使新奇和意义内生化的新型经济学来说，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理解和解释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持久动力一样，新奇惊异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追寻人生的意义同样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内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的地位中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如何创造经济剩余和怎样对其进行分配是其核心问题，但在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中，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交换问题。凡勃伦在1900年发明了“新古典”这个术语用来说明马歇尔的工作与古典经济学的连续性，但莫里斯•多布却认为，把主流经济学定义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对这个术语表示异议，他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就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13]我们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都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此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经济学研究的这两大传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摈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政治”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这种“客观科学”的性质，因此就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的术语。但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反对把经济学的范围限制的如此狭小，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资源创造（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被前者所摈弃的因素。如果按照笔者的这种归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作为经济科学的代名词要比“经济学”更适合。但是，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关键性分歧并不在于经济科学的范围，而是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存在着对立的认识。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代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经济学”坚持理性最大化假说、均衡结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和非历史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则反对“经济学”的上述方法，具备了或隐含地赞成笔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满意假说、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的方法。因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对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评介，他写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14]。方福前教授的这个评价很恰当，但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完全建基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对理性选择理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使我怀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综合实际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它无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义内生这种研究纲领的潜力，因而无法为异端经济学从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此外，笔者也不同意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狭窄定义：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体现这种差别，在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英译中，笔者建议使用前缀“neo-”而不是“new”翻译汉语的“新”字，以表示它与古典和异端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就经济学而言，虽然马尔萨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达尔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异端经济学许多流派的开拓者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更把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明确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必须转变成一种演化科学，笔者只不过是把政治经济学这种即将到来的创新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已。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逊曾把新奇创生的内生化定义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差别，笔者曾据此提出对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5]。但通过对批判实在论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奥地利学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启发，笔者认识到，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这种定义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意义不仅是人类社会新奇创生的内在要素，而且演化经济学还需要它对新奇的价值进行判断，这使我加深了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其他异端流派重要价值的认识。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可以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素材，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独特发展的同名词。第三，新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虽然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强调了必须认真对待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然而，在异端经济学中，不仅没有一个流派为此提供一种统一的框架，而且也没有明确地和大规模地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识。笔者受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启发，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新阅读，以系统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由文化认知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技术体系和生态地理系统五个亚系统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可以被看作是笔者在新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早期尝试[17]。无独有偶，弗里曼和卢卡为了解释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经济史，后来也提出了与笔者极为类似的五个亚系统的理论框架：经济、政治、技术、科学和文化[18]。无疑，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框架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开放的和跨学科的，这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维特根斯坦曾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正如演化经济学把新奇创生定义为现有要素的新组合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将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笔者也发现，在经验研究方法上，许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前三种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劳森在1994年发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传统的联系：一种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围绕着批判实在论展开了对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批判实在论这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但在具体经济理论上可以保持竞争的观点。我们下面就讨论批判实在论与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问题。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ial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其代表人物自称完成了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学说，而且，它还在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性质、起源和方向上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与近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其它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首的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的产生和发展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特别是这些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第二，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急剧增加，但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而批判实在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大关心方法论自身，而是试图为替代性的经济学开辟道路。因此，批判实在论吸引了许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寻求替代的异端经济学家。批判实在论的出现为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后者没有必要教条地遵循批判实在论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批判实在论仍处于发展之中，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为之做出贡献。首先，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他们对批判实在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霍奇逊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纳尔询（nelson,j.a.）等提出了与劳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实在论看作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异端流派，因此，创造性综合必须考虑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见解。其次，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响，另一种特别受到劳森的影响。巴斯卡与成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具有特殊的关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而劳森在经济学中具有更宽广的异端态度，明确地集中在当代经济问题上。尼尔森(nielsen,p.)[20]认为，在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设和发展的和谐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样也是尼尔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实在论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推理上，忽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倾向：粗糙的和超越历史的政治经济学阻碍了经验的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马克思一样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避免尼尔森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这种综合要以当代经济问题为核心，利用异端经济学提供的理论素材，创造性发展新政治经济学，同时它也丰富和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上，非马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是最困难的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综合则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这里只对最困难的问题加以讨论。相对于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同时，正如尼尔森指出的，非马克思的异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连续和发展，许多流派之间较早的存在着相互参照和交流，但对于这种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传统的积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常地对其加以吸收。然而，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2000年，奥哈诺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异端流派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21]，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老制度主义者（或激进制度主义者）达格尔就演化主题展开了对话。[22]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在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并没注意到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主流经济学了，但与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远不如与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价值大。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无法单独通过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这是因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复兴来说，它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住我国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并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许多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①]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后，post-autisticeconomicmovement网站（）为此专门设立“中国方面”，并与载有该文的《经济学家网站》（）建立链接。[②]hodgson,g.m.,evolutionandinstitution:onevolutionaryeconomics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edwardelgar,1999,p.2.[③]见《龚六堂副教授在线访谈实录》，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刊2003年第3期。[④]georgescu-roegen,n.,methodsineconomicscienc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ⅹⅲno.2june1979.乔治斯库—罗根，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数理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但在其事业生涯的后半生，他转变成了对经济学数学化最严厉的批评者。[⑤]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6.[⑥]转引自lawson,t.,backtoreality,infullbrook,e.(ed)thecrisisineconomics,2003,routledge,p.129.[⑦]在英文辞典中，autism是指儿童的一种精神病学上的失调，其特征是在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方面显著的缺陷：耽于幻想、失语和诸如重复行为和过度迷恋某种东西的反常行为。[⑧]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⑨]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20日，no.546.[⑩]转引自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11]post-autisticeconomicreview,no.20,no.21,2003,.[12]转引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13]williamk.tabb,reconstructingpoliticaleconomy:thegreatdivideineconomicthought,routledge,1999,p.92.[14]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1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16]汪丁丁、罗卫东、叶航对话录：《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17]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18]freeman,c.andlouca,f.,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25.[19]fleetwood,s.(ed)criticalrealismineconomics:developmentanddebate,routledge,1999.[20]nielsen,p.,reflectionsoncriticalrealisminpoliticaleconomy,cambridgeofeconomics,2002,26,pp.727-738.[21]o’hara,p.a.,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edwardelgar,2000.[22]dugger,w.m.andsherman,h.j.,reclaimingevolution:adialoguebetweenmarxismandinstitutionalismonsocialchange,routledge,2000.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西部边疆低碳经济新增长点

一、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产业

1.发展低碳经济是时代需要

目前,世界正处于一场以能源和气候安全为驱动力的新工业革命,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总理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基石;提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具体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对此,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为动力,积极行动起来并再造经济增长。边疆省区也应因势利导,抓住机遇发展低碳经济,发挥后发优势、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跨越式发展。低碳概念包含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碳库储碳3大部分,边疆省区各有相对优势,可以整合成不同的低碳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2.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以水能资源为基础的清洁能源。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0136万KW,占全国的29%,居全国首位;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11000万KW,占全国的20.3%,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云南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0364万KW,占全国的15.3%,居全国第三位;年发电量9078.86亿KWH,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9000万KW,占全国的18.8%。广西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量在全国排第5位,可开发装机容量1992万KW。新疆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8178.7MW、装机容量16564.9MW。除滇、桂两省区已开发形成一定的“西电东输”优势外,藏、新两自治区的水能开发程度低,潜力巨大,是低碳经济发展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点领域。

(2)风能资源优势突出,可形成以风能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点。中国风能潜力世界第一。国家发改委拟按照融入大电网、建设大基地的要求,在陇、内蒙及冀、苏等地形成几个上千万KW的风能基地,实现2020年供电装机规模1亿KW。新疆风能资源富足,达板城、吐鲁番、小草湖等九大风区总面积15万KM2,风电可装机容量超过8000万KW。甘肃风能资源总储量为2.37亿KW,可利用和季节可利用区的面积为17.66万KM2,年平均风功率密度在150W/M2及以上区域占全省总面积的4%,风能资源储量为3395万KW、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2667万KW。内蒙古风能资源居全国之首。国家气象研究院指出,全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为2.33亿KWH,内蒙古为1.01亿KWH,占全国的40%。另一统计数据表明,内蒙古风能总储量达10.1亿KW,可直接开发利用3亿以上。

(3)太阳能资源优势突出,可形成以太阳能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点。新疆太阳能理论蕴藏量(总辐射量1450∽1720KWH/M2.年,可开发利用的太阳能资源为100∽150Kg/M2.年。西部边疆的、内蒙古、新疆、甘肃、云南等省区均具有日照时间长的优势。内蒙古总辐射量在115～167千卡/CM2之间,仅次于青藏高原居全国第二位。日照时数在2600～3400小时之间。内蒙古与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合作在鄂尔多斯建设一座拥有2000兆瓦发电能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厂。广西太阳辐射量也在90～130千卡/CM2之间,年日照时数在1300~2250小时之间。云南全省每年接受的太阳能辐射能相当于730多亿吨标准煤。太阳能热水器集热板保有量已超过800万M3。全省太阳能产业产值已超过10亿元。太阳能与建筑结合、太阳能与风能干燥、太阳能制冷级热泵技术的研究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太阳能供热与制冷联合循环、吸附式太阳能冰箱的研究已接近产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云南有所发展,不仅建成后年发电量达7000多万KWH、年减排约7万吨温室气体的技术最先进的石林66MWP并网光伏电站试验示范项目第IMWP成功并网发电,而且,全省各地农村已建成50多多独立运行的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红350万KW。

(4)以生物质能为内容的新型可再生能源经济增长点。西部边疆土地资源丰富,特别是未开发利用的山地可供发展生物质能作物种植。新疆生物质能(包括薪柴、农作物秸秆、农村人畜粪便、城市生活垃圾等)可开发量相当于3000万吨标准煤。广西积极建设全国最大的木薯乙醇生产基地。云南重点发展以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为重点的生物质能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生物柴油是用膏桐籽提炼,云南可在10年内建成总体规模达1500万亩左右的生物柴油原料林,形成年产近200万吨、产值超过35亿的新兴优势产业。而云南生产燃料乙醇主要原料为木薯、甘蔗、脱毒甘薯等非粮作物,成本低、产量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所长张跃彬认为利用云南拥有78655KM2的热区山地优势,发展专用能源甘蔗材料,开发生产乙醇,既可根本性解决云南乃至全国甘蔗糖厂干半年、闲半年的困境,又可形成专用能源甘蔗燃料乙醇产业。据规划,产量到2020年,可达400万吨、销售收入463亿元。

(5)地热能的潜在优势大,可形成不同类型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地热资源丰富,1977年1月羊八井1000KW试验地热发电机组发电;1983年又建成3000KW的地热机组。目前,羊八井地热电厂总装机容量达25180KW。但机组腐蚀结垢后及热田衰减问题有待解决。拉萨地区1997年投入4台22500KW水力发电机组,使水电、地热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158980KW。此外,云南腾冲正在进行勘探,有希望成为我国第二个高温地热区。

(6)核能、潮汐能在广西已迈开步伐。2006年防城港白龙核电站立项后,又安置了红沙核电站、平南核电站、象州核电站。广西沿海岸5M深以内的近海海域约1万KM2既有利于建造潮汐电站水库,又可把电站建成发电、养殖、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新型电站,还可开发波浪能,推广微型波浪发电装置,建造航标和海上灯塔。广西已计划在北海白虎头安装1000KW小型潮汐发电站,前景可观。

二、发展以“森林碳汇”为基础的碳汇经济新增长点

广西、云南具有森林资源优势,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52.71%、50%。森林、草原是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林木每生长1M3,平均吸收1.83吨CO2,放出1.62吨氧气。由于森林吸收CO2投入少,成本低,简单易行,森林碳汇功能非常显著。对此,内蒙古是碳汇大区。全区有13亿亩天然草原,固碳能力为1.3亿吨,相当于减少CO2排放量6亿吨;还有3亿亩森林;有5.6亿亩可利用的荒漠化土地,可种树1.2亿亩,种草2.8亿亩,可实现碳汇12亿吨。《京都议定书》规定,某些土地利用和森林项目能够起到固碳作用,从而可以被用于充抵减排义务。因此,该公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既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机会。2006年11月,全球第一个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划的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中国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项目”获批实施,它是目前唯一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林业碳汇项目。云南既可争取CDM执行理事会将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向源头延伸为“中国云南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项目,”并将林业系统在腾冲、双江及保山市隆阳区开展的林业碳汇造林新模式试点扩展至民族自治州及各地自治县,以充分利用山区、半山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发展碳汇经济。总之,桂、滇、内蒙以其雄厚的森林资源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优势,有可能建成巨大的碳库,提高固碳及储碳能力,以碳汇推行CDM计划,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发展碳汇经济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疆、以其广阔的国土面积具有发展碳汇经济的潜在优势！

三、西部边疆发展低碳经济对策

1.建立发展低碳经济战略。按照国家确定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从各省区的实际出发,把握好低碳重点领域,确定战略目标、战略重点,进行战略部署,以尽可能低的经济成本和碳排放量,获取最大的整体效益,逐步实现本省区的国民经济“低碳化”。一要把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十二五”规划,突出优势、探求模式,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要以低能耗、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的方式完成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城市化要围绕建设低碳城市发展以公共交通系统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为重点、以步行和自行车为辅的慢速交通系统的低碳交通系统;要发展低碳建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充分利用太阳能、选用隔热保温材料,合理设计通风、采光、节能型取暖制冷系统,运行过程要倡导居住空间的低碳装饰及各环节的节能减排。在国家制定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制定适应民族地区的补充规定,建立相应的碳排放统计监测和管理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考核体系等,积极参与碳交易。

2.致力持续创新,以科技进步发展低碳经济。一要鼓励产学研结合,加快开发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契机,在充分利用碳减排、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新能源的先进技术上创新求发展,不断提高我国低碳技术与产品的竞争力,致力减少潜在的“碳锁定”影响,逐步向低碳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对此,西部边疆省区已有所进展:广西玉柴诞生了世界上首台利用现有零部件技术实现可再生空气温合动力功能的发动机及两款实现两级增压的低碳节能高效发动机并成功装车试运行;柳州五菱汽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微型电动车并已通过国家工业和信息部的审查且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标志着该公司获得国内首个新能源货车生产资质。甘肃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推出的绿色镀膜技术,兰炼MAZ100汽油和MAZ200柴油清洁助燃剂等,都在节能减排上作出贡献。云南不仅在褐煤特别是劣质(低热质)褐煤气化领先,创新煤-气-电&化(气、油)多联产模式,而且在煤制油方面建成一套3500t汽油/a的工业示范装置并于2007年底投产。三要把低碳教育纳入国家和地方教育体系。四要在体制创新上推行“绿色GDP”考核制度,建立适合国情、省(自治区)情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将现行的GDP指标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超标消耗、生态环境退化的损失;建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低碳考核制度,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重视低碳经济。完善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建立“可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让与资金支持新机制。

3.建立以社会生态文明理论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理念体系。要树立发展低碳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的思想观念,并纳入社会主义新边疆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一要创建边疆特色的“生态文明和谐”理念,强调生态道德观念,弘扬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的优秀生态文明文化,如内蒙古的草原文化、新疆的伊斯兰文化、的佛教文化、广西的八桂文化及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本主文化、梯田文化、贝叶文化、东巴文化、茶文化等;建立生态道德规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使人们在良好的低碳环境中生产生活。二要加强宣传引导,针对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年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宣传教育内容,将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怎样发展低碳经济、个人如何参与与低碳经济、低碳生产生活等纳入宣教活动,以推动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与行为的大转变。

4.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既要参与国家组织的国际上有关的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的交流合作,又要发挥边疆的独特地缘优势,发展与毗邻国家的有关低碳经济合作(如云南与缅甸、老挝发展替代种植合作),以充分体现“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精神;既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技术、管理和资金,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体制创新,促进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又要发挥边疆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积极申请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CDM是《京都协议书》中提出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是作为全球减排和技术转让的手段,允许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称为附件I缔约方)与目前还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缔约方(称为非附件I缔约方)联合开展CO2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数额,即CERs,可以被附件I缔约方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官方网站数字统计,截至2006年12月31日,我国官方受理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已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项目256个,年预减排量约为101559640吨,如果这些项目在联合国全部注册成功,每年将为国家和企业产生约8.2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已经在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的项目30个,其中在EB获得减排量的项目有8个。此外,较早进入CDM领域的华能集团在2006年10月26日与西班牙ENDESA电力公司签订了《核证减排量购买协议》,涉及3个风电CDM项目和5个水电CDM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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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经济新经济周期消费策略互动

1.引言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应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结构论者主张：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波动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自身的稳定性（Mandel，1997；刘树成、李实，2000，P.11、55）。持相反观点的人则通过比较二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结论：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本次经济扩张与前两次并无明显差别，结构变化说无法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Zarnowitz，1999）。

供求良性互动观认为：第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刘树成、李实，2000，P.11）。

还有一种观点，我们暂且叫它生产率观，篠原综一把它概括为：美国经济模式具有将信息通讯领域的新技术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灵活性，因此，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生产率。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提高，进而诱发新的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这种投资会再次使生产率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只要能长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上升率，美国就会迎来“新经济”时代，即：（1）潜在增长率上升；（2）失业率稳定在低水平；（3）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极小；（4）长期内维持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篠原综一，1998，P.63）

Delong（1999）则举出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惊呼美国达到一个“新时代”（NewEra）而最终以大萧条告终的事例提醒人们，商业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Krugerman（1997）对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周期的变化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商业周期始终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对于人们普遍赞同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他认为，现阶段对政策的正确抉择并不能保证抉择者面对全新的情况时，同样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政策失误在所难免，经济衰退也会反复出现。

我们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正因如此，上述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

我们同意Roamer和Krugerman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经济周期，但是政策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衰退的原因正是造成增长的原因，因此，政策并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来消除衰退的，抑制经济过度增长本身可能就在消除衰退。

我们认为，反结构说仅仅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结构确实有了某些变化，而且，不同产业的不同波动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结构说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为什么第二产业最具波动性，而第一、第三产业却较少具波动性；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其中的软硬件、以及别的基础设备难道不正具有第二产业产品相似的特性吗？那么二者的净影响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新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可能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上升，而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新技术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

供求良性互动观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它所强调的第二点（即：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来说，个中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新产品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新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可能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对新产品有需求。我们关注的是供给如何创造了对自身的需求。

至于生产率观点，即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缺乏严格的证明。事实上，我们即将证明并不必然具有这样的逻辑，可能衰退正是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

我们的基本看法：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政策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2.增长、波动——一种解释

按照一般的看法，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而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这确有一定的道理，抓住了某些本质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一个过程，长期到底要通过短期来实现，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增长和波动的联系，更需要的是动态分析、关于过程的分析。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弄清了增长也就弄清了波动。

理论上对于增长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给出：（a）要素投入的增长；（b）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c）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因为，即使说这一波的增长仅仅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由于技术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产出就不会减少，甚至其增长也不会减慢；既然经济表现出了波动的特性，增长减慢了，或者说产出减少了，那就一定是产品缺乏需求，市场饱和，厂商减少投入的结果。这样说来的话，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生产能力的增长会不会赶上或超过需求的增长？第二，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是否有新的有需求的产品被发明投产；第三，产品的交替更新能否平稳过渡？

这里涉及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投资——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那么，为什么投资减少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从总量上进行了分析。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收入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差额能完全根据三大心理规律从总量角度给出解释吗？应该说，不能，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产品的结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我当然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不会因为我的收入由2元变为5元，过去我吃10个馒头，现在就吃25个馒头。也许，我会多吃，但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这样的话，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所以，这里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增长，最终，产出都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产出下降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产生一种相当的抵消力量。这时，如果一种新产品被发明投产，市场对该新产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就必然引起投资增加；同时，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增长，这就是一股抵消的力量。进一步，乘数作用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高涨。

当然，如果资源不能平稳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也会引起波动。

3.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

再回到上文我们打过的那个比方：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但我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因此，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那里，我们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如果有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就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那么，又真的是因为创新有困难吗？问题是，就算巧克力被创新出来，我完全可以不购买呀！这样，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电视产品，它的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电视中心发送信号，众多的电视用户各自独立地接收消费。当电视中心进行了一种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现有的电视机不能更好地接收新的信号时，由于人们使用电视机的效用依赖于中心的创新，一般地，人们就会更换现有的电视机为新的适应电视中心创新技术的电视机。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仅仅是电视机产品本身的创新的话，比如说将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人们完全可能不更换电视机，可能这就是最优的选择，这样的创新也不创造有效需求。

所以，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产品，我们购买计算机无论是上网还是进行普通的文字处理，都涉及与众多别的用户之间的交流问题，都存在所使用的软硬件与别的众多用户所使用的软硬件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就是说，我消费自己的计算机的效用依赖于众多的别的计算机用户的选择。这种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当多数人更新计算机配置之后，我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计算机配置。一般地，由于新产品可以覆盖老产品，新用户和一部分老用户会购买新产品，当多数人用新产品的时候，余下的老用户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产品。当Windows98还好用的时候，我可能就去购买新的Windows2000。这样，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率，加速了创新，正如刘文所称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刘树成、李实，2000，P.8-9）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应该说，这是创新可以被不断地“创新”，从而产生“蜂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这便是“新经济”之新所在。事实上，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产业却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蜂聚”。因为如果创新高潮仅仅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那么传统产业也应该有一个创新的“蜂聚”，哪怕是较弱一些。把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或者进一步地创新为别的什么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消费者可以不响应，至少老电视机用户可以不购买这种新产品。然而，如果你将Windows98创新为Windows2000或别的什么，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得不购买。

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这不仅意味着创新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4.产品的耐用性与经济波动

既然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那么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地说：

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如上所述，如果一种产品被创新出来，一般地，对该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必然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事情至此并没完，投资的增加还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增加。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高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产量的增长迟早会放慢，甚至绝对地减少，这必然引起投资成倍地减少，进而引起产出成倍地减少。同样，投资的减少还引起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引起消费的减少，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减少和产出的减少。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在耐用品经济中，这种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景气循环必然表现得更为剧烈。这是因为，耐用品可以使用多年，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时点，超过这一时点，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将超过需求，而且会突然地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势必引起经济剧烈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从经济史上所观察到的：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

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是否会增强稳定性呢？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地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减小。（刘树成、李实，2000，P.55）然而，似乎我们并不能将美国经济这一轮的稳定增长主要地归之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特别是一些软硬件的生产，而在本质上，这些软硬件是耐用品。就一般情况而言，后者会抵消前者的稳定作用，这就很难说美国经济现在是更具稳定性还是更具不稳定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软硬件这样的耐用品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品的特性？其比重的上升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经济的稳定性？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网络经济下，由于消费的策略互动，供给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一般地，这不仅意味着不存在对可实现的创新没有需求的问题，也意味着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但却不会有供给超过需求那一刻的到来，更不用说出现供求大缺口那一刻的到来。耐用品不会被长久使用了，其比重的上升不是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5.结论及其启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凡波动都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所以，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不只是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一定还有投资增加的增长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新技术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的表现。而且，正如臧文所指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均要以巨额投资为基础。（藏旭恒、裴春霞，2000，P.42）生产率的提高是重要的，投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然而，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当然主要是源于我们这样的认识：经济周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即使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了“萨伊定理的复活”，毕竟经济中还有传统部门，计算机等新技术创新会引起投资，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会引致传统部门的扩张，但这种引致的增长总有到头的时候。这就是说，尽管前一种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后一种增长效应却是短期的，作为净结果，经济是放慢，还是停滞，还是下滑，决定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上文的分析还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那么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就是一个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增长和波动首先表现为结构问题，其次才表现为总量的平衡问题，即总供求相等的问题。这种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进一步，我们对萧条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进一步地深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恰好来自供给面——市场不能不断地创造出有需求的新产品。因此，为刺激经济增长，抑制萧条，进行需求管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供给管理。主要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造一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的环境。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是一个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对于萧条就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这正是资源从旧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第二，我们看到，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因此，某种意义上，造成繁荣的原因可能正是造成衰退的原因，抑制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本身起到了抑制萧条的作用。

第三，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究竟应学习些什么？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源于新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很自然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创造新技术？你的新技术也同样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呀！因此，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如何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及其给予我们的借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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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erman,Paul,1997,“SeekingtheRuleoftheWaves”,ForeignAffairs,July/August.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许多研究与调查已经发现，经济动荡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的途径也应当诉诸经济新理论。“系统分析”理论在二十年前曾被人们寄予厚望，而其发展到现在也依然不能通过它获得一种关于人类发展的新经济模式。正如梅利尼科夫•列昂尼德•格奥尔吉耶维奇说的那样：“任何一种体制实现起来都得依靠正、反两种反馈制度。负面制度有助于维持体制的当前稳态，即恒定平衡，以及进行持续的新陈代谢，即体制与外界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3]正如作者所言，没有负面制度，体制不可能存在。对于经济主体而言，金融贸易平衡的特征及结构是衡量体制是否稳定的指标，而新陈代谢的特征则体现在贸易货币的流通量上，借助某种货币，企业或地区才能与其他经济主体进行交易。体制正常运转时，“自由能”在体制内部不断聚集，保障体制升级并提高稳态水平等，渐进转变的先决条件也逐渐成熟。而在“自由能”减少的情况下，体制不得不降低稳态水平同时精简结构。这种方法并不能完全揭示一定的因果联系，和解释被称为奇谈怪论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包含直接和反馈式联系的体制，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联系，都不能让我们看清事情全貌。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卷入以上的联系当中，从而摆脱因果联系的束缚。目前需要一个以新哲学原理为指导，以新操作办法为基础建立的新经济模式。现代经济学无法解决地区与乃至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它也不能为建立新经济体制提供理论依据。而是需要学科之间的融合，因为这样的需求已经出现：把局部研究转化为一个统一的跨体系过程，把分散的调研对象资料系统地合并为高度概括的知识体系。在对多种实用学科系统化归类时也需要首先创造共同的科学基础。经济学的信息逻辑体系恰好为此奠定了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工艺水平与精神水平严重失衡的情况。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富足，受利益驱动就衍生出一些反常态的模式，如今这些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生态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大自然已不堪重负。

无论科技革命取得了多少伟大的成就，人类在精神进化方面仍是落后的：想解决问题就得来硬的。21世纪初期，世界范围内爆发了50多场军事冲突，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而且留下痛苦和创伤。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然严重脱节。贫穷、饥饿、流行性疾病的阴影挥之不去，但即便如此，人类每年用于军事目的的开销仍高达17亿美元。每过一天，人类社会距离崩溃的深渊就又进了一步，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信息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争夺市场而爆发的残酷竞争不断上演，这在过去根本难以想象，除此之外，围绕着人基本生活所需的资源，这其中包括能源载体、空气、土壤、水，斗争也在持续。今天的现实不会回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谁胜谁负，但不管是以上哪种，它们把水和土地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又以惊人的速度扑向了近地宇宙空间。最可怕的是，在民主、发达的工业国家，对人类而言，破坏力强、有害无益的“亿万黄金”观念正渐渐浮出水面。德国两位政治评论家汉斯•皮捷尔•马丁和格拉利特•舒曼在其1996年底发表的著作《世界骗局》中公正地评论道：“在目前世界地理条件下，其他国家的公民永远不可能富裕到对自然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的程度。”

而《第三次浪潮的政治》的作者把希望寄托在人的理智上。第三次浪潮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关的有：“可再生能源、证实大部分生产线已足够老旧的生产方法、可以被称之为‘电力小屋’的社会机构以及被彻底改造的未来学校和工厂。扑面而来的新文明为我们准备了一套新的行为准则，打破程式化、同步化、集中制，摆脱能量、金钱和权力的束缚。新文明包含独特的世界观，诠释时间、空间、逻辑及因果关系的方式，还有掌控未来的准则。作者提到，下一个十年，即使发生重大变故，甚至暴力可能会被应用得更为广泛，但人类无论如何也不会自己消灭自己。我们现在担心的变化，并不是混乱无序的或者是偶然发生的，而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明确、合理的经济模式之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交往及思考方式，我们所期待的美好的未来完全可能实现，所以才有结论，现在发生的，不是别的，正是全球革命，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另一方面，我们的提案源于一种假说，即我们是旧文明的最后一代，又是新文明的第一代。因此，我们的许多烦恼、痛苦和迷失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自身内部的矛盾和政治制度内部的矛盾，以及垂死挣扎的第二次浪潮和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欲取而代之的第三次浪潮之间的矛盾。

当我们最终明白这一点时，曾经我们觉得毫无意义的事情开始变得明了易懂。很多变化的模式也开始变得明显清晰。生存下来也变得可能而且可行。总之，革命的先决条件释放了我们的心灵和意志。与此同时，两极向三级世界的历史性转变可能会把这个世界推向这个星球上最残酷的斗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试图在新兴的三层结构中给自己找到具有影响力的位置。由于分配力的差异，出现了角色、优先权和知识本质的改变。整个经济系统以知识为基础。它在社会中形成，所有的商业联盟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一因素。人类应该借助于信息和智慧开阔预测视野，重新思考发展目标。在世界经济系统传统的发展目标下，人们阻挡了文明力量的不断增长，对这一问题应予以特别关注。市场是盲目的，根据系统的状况进行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该选择会产生怎样的预测结果。源于实践的过程总是会早于用科学的分析手段来理解事物的过程。世界经济体系的快速发展使人类面临了更多的问题。未来不仅属于那些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国家，同时也属于那些能够在自己与自然之间产生新想法的国家。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这比技术领域代替生物圈的趋势更加明显。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一定要明白，融入生态圈的能力以及把自己的活动与自然综合体的资源进行比较是快速确定人类成功的标准。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将成为各国政府及个人活动的决定性动机。

显然，能为人类发展方针的根本性改革承担责任的人将成为领导者，另一种人最终则必须承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不是去除生态灾难的灵丹妙药，恰恰相反，它是对生物栖息地的不断破坏，这种人也将成为领导者。在选择发展道路时，不仅要融入全球生物体系，还要与自然的发展规律相协调。社会战略与自然发展战略的协调程度将成为有关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走这一道路的国家将在“全行星系统”中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作为操控对象敢于利用生态经济系统并能对该系统所引发的一切后果采取相应措施，这样的人将成为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在投资领域经验丰富的迈克尔•米尔肯做了这样的总结“：人力资本取代了货币资本”。这是因为知识在原材料、劳动力、时间、空间、资金和其他资源中的需求减少，使人力资本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也是现代经济的主要资源，并且该资源的价值还在不断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信息和知识主要集中在同一个资本的维护和增加上，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模式的话，该资本只会加速全球性灾难的发生。引起灾难发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在经济理论的全球危机中找到。只有克服这一危机，我们才会制定出有效的机制来消除其他全球性威胁。

二、结论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对经济正义的探讨，源远流长，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是前人思想之树的果实。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范畴进行探析，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概念的特定内涵进行解析，有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的思想。

1.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是对前人经济正义思想的继承和深化。

赫拉克利特“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他把万物的始基比喻为货物和黄金，说明了经济生活对希腊生活的特殊意义。特拉西马库斯则说“正义满足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正义即强权。与此相反的权利观和正义观都是愚蠢的天真表达。”他将正义与利益相挂钩，并关注其现实的存在，将正义与一定的权力结构相关联，达到了一种深度。柏拉图说“一个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满足相互需要的社会：智慧者思考，勇敢者防御，节制者生产。”这种在社会分工上的各得其所，可以说是对经济正义最早的明确表达。亚里士多德则区分了交易平等的正义和分配平等的正义，他把经济正义具体化了。中世纪将上帝看成正义的化身，并认为使人获得财富是一种正义的奖赏，而且还要求富人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财富。这是用神学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诉求。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推进了经济正义思想的跨越式发展。洛克强调了财产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同等重要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是一切自然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洛克将经济正义提升到人的权利的核心位置，并成为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原则和斯密为首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原则。康德强调正义是基于人的理性的“道德律令”的实践活动，从而通过实践的概念给正义以不断生成的样态。黑格尔对精神劳动及其异化的强调，为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产生做了理论铺垫。马克思是由“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正义这一问题，并形成了经济正义思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用“经济正义”这一概念，且出于对资产阶级虚假正义的反感，也很少使用正义一词，但是这并不能掩饰其经济正义思想的光辉。

2.马克思经济正义这一概念具有多层次性，在不同语境下有独特的含义，需要对此进行全面地解析。

对“经济正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多集中在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讨论中，这是经济正义的核心内容。张雄教授在《经济正义，被定义了的话语》中，强调“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他精准地抓住了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的实质和核心，并进行了通俗化和现代化的语言转换。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的内涵，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他强调经济正义实现的现实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即以国民财富的高效率的迅速增长为前提。从而给人们提供尽可能大的可供分配的蛋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一个正义的经济制度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推进生产力的增长，产生“帕累托效率”的制度。在此意义上，处于异化劳动状态的工人要比封建社会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要好得多，这是由个体所拥有的经济正义受到历史发展状况尤其是生产力现状的制约的事实决定的。第二层面，经济正义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味着一种合理化的分配和总体上的均衡。张雄教授在其文章中对这个“帕累托效率”进行了具体地阐明，他指出：从柏拉图所强调的契约正义看“，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正义作为社会德性的性质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因此，“它意味着既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也不损害他人而致利于自己的一种德性张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法律上的正义来说，它是“矛盾冲突的有效协调”；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和制度正义来说，平等和自由的优先地位不容置疑，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允许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他还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内部的经济正义的实现受到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制约和影响，这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结果。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经济正义强调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地位的平等和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关涉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机会和分配机制中分享劳动成果份额的对等性和差异化的合理限度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或西方均质化抽象化的正义，而是在承认个体天赋差别和努力程度差别的基础上，使个体的劳动获得符合其心理期待和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吻合其付出的公正待遇。马克思一直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公平。但是，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给人以尊重和尊严，达到社会历史发展限度内的最大程度的和谐，则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将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带着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并且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3.马克思将经济正义作为其正义思想的核心范畴来使用。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正义理论建立在经济正义的内核上，强调经济正义是实现政治正义、文化正义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一直强调经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尤其是物质利益对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的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正义的核心和实质是让广大劳动人民有尊严地按应该享受的国民待遇活着，让其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制度建设，并获得人格自信，而人民自信的现实前提是让广大劳动人民富起来，像有钱的资产阶级一样拥有“口袋里的权力”。恩格斯也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学成为唯一的一门科学”，而他则是致力于对这门科学的前提进行批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鼓吹的“经济正义”虚假性的揭示中强调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经济正义，从而将经济正义的理论提升到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的高度。总之，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内涵，将人们对正义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推到新的境界。

二、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新采掘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既是我们深刻理解和批判各种各样的虚假正义观尤其是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理论武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以“经济正义”为核心的正义体系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有机统一的理论基础。只有深刻理解和剖析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现实价值。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论基石：基于“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纬度的正义原则

正义是一种价值观念，是评价现实生活中正义和非正义的价值原则和标尺。

1.正义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性，却都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基础。

张雄教授指出“经济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直接受不同国家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和的影响，它具有相对性。”同理，从不同角度和理论视野提出的正义原则也有相对的特征，但却会有深层次稳定的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家，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正义变成了总量的算计；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则强调自由的重要价值是他的正义原则；康德强调对基于自由意志和人类理性的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三种正义观各有特点，却都以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和考量为基础。因此，基于人性的科学认识并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考量，是所有正义理论产生的前提，也是衡量一种正义理论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

2.马克思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人性本身随着历史的波动处于流变状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不同，马克思现实的考察人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人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可以确认“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总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和交往状况相关。更为重要的这个现实的人所处的世界，现实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在不断地生成之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特别强调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强调其历史性。“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这无非说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历史存在，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而基于这种现实的经济活动基础上不断以肉体的自然形式和交往等社会形式生成的现实的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因此，也不存在永恒的正义，正义的价值和原则都随着不断生成的实践在不断地生成中。

3.马克思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上理解人性，从而使人的本质具有层次性，正义也具有层次性。

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就是人”，经济正义的重要内涵是为真正的人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用带有嘲讽意味的笔触写道，“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因此，获得生产自己物质生活本身的权力是最基本的经济正义。马克思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又与人的需要相关，人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和生产，一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和必须的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二是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生产，包括超出必要生存之外的诸如奢侈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三是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后代。维持基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产，是人与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所以马克思愤怒道“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因此，他说整个无产阶级遭遇了普遍的不正义，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不是历史的权利，而是作为人的权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他曾对人是类存在物作过解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种自由，一方面表现在人比动物依赖生活的无机界更为广阔，自然“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才能“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生产”，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定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作为类存在物，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超越自己所属的种属的尺度而按任何尺度进行生产，而且不仅仅按生存需要进行生产，更按美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确证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高贵之处就是，他不仅仅是动物般的肉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和超越动物生存本能限制的自为和主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正义的社会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犀利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人变成工具而造成普遍异化现实的“非正义性”，工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有着自由意志的人有意识地将自己沦为生存手段。

4.正义价值观念和原则的相对性又与历史性紧密关联，从社会历史时间意识上，不同的正义观是立足于不同的时间坐标，具有鲜明的历史纬度。

海德格尔写道，“从将来返回到自身，决心就以当前化的方式把自己带入到处境中。曾在来自将来，其情形是：曾在的将来从自身释放当前。我们把这种作为曾在着的———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称为时间性。”现代哲学的最大进步是全领域地贯通过去、现在、将来的新的时间坐标系的确立。以现在的时间坐标来看，康德的道德律令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抽象，而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正义观，因此，在很多思想家看来缺乏未来和过去的纬度。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来考量正义和经济正义，基于现实中作为历史绵延环节的现实存在对经济正义进行分析，因此，具有深刻的辩证色彩。如对异化劳动，马克思看到了其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也看到了其不合理性，他把对经济正义考量放入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隧道，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二）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的核心：从宏观层面关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合理合法的制度正义

罗尔斯特别强调制度的正义，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具体而言，“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而“主要制度”无非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它们“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则更早的对制度正义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正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眼中的制度指的是“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一方面，从历史的普遍性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一般标准，并对所有的经济制度形态进行了纵向考察。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正义意味着“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契合。“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对生产方式的符合，有两个层面：从生产力角度看，正义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在生产力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大大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人们创造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从生产关系上，正义的经济制度要有符合人类进化的增益目标，要彰显人的高贵存在的特有的价值，要人以人的尊严和自由地活着和发生交往等社会关系为前提。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给予了辩证分析。资本主义曾创造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奇迹，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启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彰显了人类主体翻天覆地操控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惊叹到“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此意义上，伯曼指出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激烈批判的人，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热情赞扬的人。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义进行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处于普遍异化的现实存在，探究了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根源。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转引布雷的话说，“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枉费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纠正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这种反常情况”，“政府是财产不平等的产物，而财产的不平等和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指出“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弄清楚国民经济学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马克思强调说“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的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马克思进一步具体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呼吁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废除私有制，在公有制大家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经济正义，通过自己的劳动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而消除异化的生活困境，自己拥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类生活、掌控自己独特的类活动劳动，才能与社会的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基于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马克思的经济制度的正义分析，把人的解放看成了人们不断打破不合理制度模式尤其是经济制度这种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并探求新的制度模式以实现人的幸福的历史过程，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

（三）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具体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原则的论述，具有现实性历史性的特质，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提供了范式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活的现实性是人类存在的现实前提，他同时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正义实现的前提，强调“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现实前提。在此意义上，他将共产主义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并强调“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不同，按劳分配具有走向更合理的按需分配必要环节的特征。一方面，他强调与历史和生产力状况相契合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更强调要辩证看待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作为对按资分配的扬弃，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有其局限。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理性，马克思反对将“按劳分配”做教条化理解。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强调，从来都不存在着“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为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很多对劳动的扣除是必须的。因此“，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唯一标尺和照耀万物的“以太”，但是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按劳分配”却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重要纬度。总之，马克思历史地看待经济正义问题，将经济正义的解决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流变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其经济正义的框架，都必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积极的“易”，确定其合理性。这为我们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有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讨。总之，马克思站在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的高度，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尤其西方经济学开辟的现代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发出了“不是资本创造世界，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的本质无非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物化”的历史评判，从而把经济正义的深度和广度推到了新的境界。马克思对经济正义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在阶级立场上，对经济主体利益的关注，由“少数人”到“多数人”进行了价值标准的转换。二是，对经济正义的考察从现实中现象出发，而历史地深入到根源本质的考察即社会所有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的考察上。三是，对经济正义进行了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考察。如内容上经济正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的正义、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正义、劳动过程的正义以及劳动者用自己的获得自由的兑换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正义。四是，从人的本质的高度审视正义与非正义，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空间坐标下考量经济正义问题，因此赋予经济正义更广阔的视阈。

三、新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关键：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

理论只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才有威望。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挖掘本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呼唤。中国需要不同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的意义，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为指导。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对流行的正义理论体系的现实的选择，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以其深刻性构成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正义理论，有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有西方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有康德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律令的义务论正义观。他们各有优缺，可谓是各执一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和人的本质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上双重去考量这些事情，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会有更明智的结论。马克思强调人有其为人的意义上的崇高性，要基于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来进行正义的评价，不能因为“多数人同意“”自愿”等为不正义的行为开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其核心是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中国化的深度推进。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必须坚持人民经济正义的主体立场和价值维度。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基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理论立场的选择。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人民的经济正义的价值纬度作为基本原则，指导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行为抉择。人民的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社会的成功人士看到自己的幸运背后的庞大群体的默默的支持，而慎重地对待自己的成功和财富；人民经济正义纬度，会使得政府机构和企业决策者超越所属组织的特殊利益，而基于社会发展的高度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和更高的价值目标；人民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对强拆等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更快更强地达到舆论的一致声讨，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和腐败现象，也有利于对互联网金融等有利于更多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创新制度和举措，消除一定的阻力，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的关键是制度建设。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的安排，对于个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相应地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呈现出一个不断生成且一旦生成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统摄作用并呈现出刚性稳定结构的状态。一个社会的制度作为形式规定整合着个人，并成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活动的自由限度，因此对于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动力的激发与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传统、人民的个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转型中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国多样的制度模式的利弊，因此，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建构的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认清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介阶段，处于与资本主义诸国的普遍历史联系中并面对自己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困境，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放的心态，大胆地对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理论融合，并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系列制度，为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和创造性地发挥以及在经济正义基础上的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4.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全面分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正义理论提供了范本，要坚持历史纬度和人的本质的纬度，并随时代的发展实现理论的突破创新。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探索。本文旨在对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几种新经济公司估值方法进行介绍，并着重对运用期权定价理论对新经济公司的估值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几种

新经济公司估值方法介绍

对新经济公司的估值分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分为发行前（PRE－IPO）；初次发行（IPO）和二级市场（POST－IPO）三个阶段。本文主要针对公司完成IPO之后，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使用的估值方法，亦即第三阶段的估值方法进行讨论。

新经济公司上市后，多种估值方法可以使用。包括常用的倍数分析法，定性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和倒推DCF方法等。

1、倍数分析法

鉴于大多数新经济公司是没有赢利的。因此广泛应用的倍数是基于公司收入的一些倍数。如市值/收入，公司价值/收入等，而市盈率在此是不适用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市场规模是公司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公司收入是对其市场规模的一个很好的指针。

然而，应用收入倍数也有局限。首先，不管确认收入的方法有多么不同，我们要确定这些收入是会重复出现的，而不是“阵发性”的。当以下五种情况出现时，就为收入倍数的使用亮起了红灯：

（1）？盈利和现金流差异巨大：当净收入远远高于由营运产生的现金流时；

（2）？不持续的销售：只偶然发生的产生一次性收入的销售；

（3）？巨大的留存：公司留存大量收入以调节公司的每年盈利状况；

（4）？递延了的费用：收入和费用在时间上的错配；

（5）？收购来的利润：主要由于收购而产生的盈利；

所有这些因素都提示了潜在的盈利的不确定性。通常收入和费用发生的时间相匹配的原则是应当遵循的。否则公司的价值就会被高估。

使用收入倍数的另一个局限是不能反映其他的价值决定因素，如毛利率。两家收入相当而毛利率相异的公司是不能简单用收入倍数进行比较的。

2、比率分析法

投资者在使用收入倍数进行分析之外通常还需要使用其他一些比率对公司估值进行调整。这里的比率通常是指不依据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一些比率。他们是一家公司的营运价值的主要驱动因素。如特定使用者倍数（UNIQUE？USER？MULTIPLES），顾客渗透率（REACH），顾客收购成本（CUSTOMER？ACQUIRING？COST）等。

3、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已成为公司估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性分析主要分为四类：（1）成长性分析；（2）客户基础和人力资源；（3）商业模式特征；（4）管理层素质。

（1）？成长性分析：成长性分析主要针对潜在收入增长进行分析。包括几个方面：市场规模，行业的高速成长，成长中的客户基础。

市场规模是决定公司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投资者给予市场机会巨大的公司较高的估值。

（2）？客户基础和人力资源：据估计吸引一个新客户的费用比维持一个现有客户昂贵20倍。吸引并保持一个庞大的客户基础是至关重要。在估值时，产生大量高毛利率交易的顾客更为有价值。保持这些客户并向他们推销更多的服务也很重要。能保持与主要客户的关系或单个客户风险较小（因公司拥有许多客户）的公司因而能获得较高的估值。管理层的稳定和有能力吸引并保留核心技术人才的公司也能获得较高的估值。

（3）？商业模式：深入分析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公司估值的中心。成功的商业模式拥有下列共同特征：易于理解和实施、可评估的、能够支持大宗交易、行业排名前1－2名；有先行者的优势、依附于有高交易价值的行业，如汽车和电子行业。

（4）？管理层素质：与评估传统行业企业一样，在评估管理层的素质时，我们将着眼于于其有效的销售队伍管理，运用策略关系进入非核心市场的能力和后勤管理等。

（5）？倒推DCF法：即分析师根据股票价格来推判是在什么样的假设下取得这样一个公司估值的。并由此推出有关估值的一些关键因素，如收入增长素率，毛利率，折现率和盈利增长率等等。

二、运用期权定价理论

进行新经济公司的估值

在新经济时代，管理层的决定常常从根本上影响一家公司的成败。鉴于此，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关注采用对一家公司的管理层所拥有的现实选择权（REAL？OPTION）实行定价的方式来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亦即根据期权定价理论（BLACK－SCHOLES模型）对管理层拥有的决策选择权进行定量分析。

麦肯锡公司曾运用期权定价理论对一些公司进行估值。其中一家大型矿产公司的期权价值比其单纯的净现值（NAV）高出一倍。递延开采直至矿产品价格上升到某一水准的选择权使得公司估值增加了许多。相似的估值方法也可运用于新经济公司。他们所进入的陵领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因而他们也拥有一系列不同的现实选择权。

在资本市场上，期权赋予投资者权力，而不是义务去按一个指定的价格购买或者卖出一种证券。相同地，一家拥有现实选择权的公司也拥有权力，而不是义务去形成能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

在对公司进行估值时，至少有以下四类现实选择权可以考虑：

（1）放弃的选择：放弃对一家公司或一个项目的投资；

（2）递延的选择：在将来对已证明是值得追加投资的特定企业或项目进行投资，“等等看”的价值；

（3）扩张或收缩的选择：当特定的企业或项目已证实有价值时追记投入；反之则减少投入的选择权；

（4）转换的选择：在不同的营运模式或阶段进行转换的能力。

例如亚马逊在售书行业的电子商务经验和客户网络赋予了他有价值的现实选择权去投资于音乐，电影和礼品的电子商务。

对任何期权进行估值均需要以下五项基本的要素，即期权的行使假（STRIKE？PRICE），期权的有效期限或到期日（EXPIRATION？DATE），？波动性（VOLATILITY），？现价（SPOT？PRICE）和无风险利率（RISK－FREE？INTEREST？RATE）。

在对股票，债券，外汇等衍生工具进行定价时，上述五项要素相对容易获得。行使价和到期日根据投资者的选择确定，波动性在市场里活跃地进行交易，现价和无风险利率也均能从公开市场信息中获得。

而在对管理所拥有的灵活性（现实选择权）进行定价时，这些因素则更难确定。例如，一家公司拥有进行扩张的选择权，但这选择权的行使价应是什么呢？你又如何决定递延一项投资决定这一选择权的波动性呢？因此，用一套系统性的方法来决定期权定价的五要素是运用期权定价理论对管理层所拥有的现实选择权进行定价的关键。我们通过以下案例来对运用期权定价理论对现实选择权进行定价作一简要说明。

1.决定行使价：A公司专营销售旅行地图。A公司现决定开展网上销售地图的业务。根据其销售预测，A公司认为其网上业务可以每年产生高达8百万美元的销售收入，顾客数每年为1百万美元。再假设A公司每年至少须产生5百万美元的销售收入才能维持此项业务。在对管理层所拥有的退出网上业务的选择权进行定价时，可将这一选择权的行使价定为第一年销售收入低于5百万美元。

2.决定到期日：A公司的管理层在决定开展网上销售地图的业务时就应对各种可能性（现实选择权）进行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策。在退出网上业务的选择权方面，管理层决定这一选择权的到期日为一年（管理层届时须作出继续或放弃的决定）。

3.决定波动性：在对现实选择权进行定价时，其波动性通常是借助可参照的其他波动性来决定的。在A公司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参照经营相似网上业务的公司赢利的波动性。公司的业务越相似，可比性越强。如果没有业务相似的公司，则需要在不同的公司数据中去推测出一个近似值来。例如如果不能找到网上销售地图的公司，我们可以找一个市场规模为1百万顾客的B2C？公司，再找一个年营业额为8百万美元的B2C？公司，通过分析这俩家公司的收入的波动性来推测A公司收入的波动性。这一方法与目前在项目融资中用于推测适用于某一项目的贴现率的方法是相似的。

4.决定现价：在对现实选择权进行定价时，？现价只能通过预测和参照可比公司的现价推出。在A公司的案例中，退出网上业务的选择权的现价是该业务在一年中的DCF价值。我们需要通过运用A公司的预测并参照其他可比公司的收入信息计算A公司网上销售地图业务的DCF价值。

5.决定无风险利息率：通常使用3个月的美国国债的息率。

在上述案例中，A公司是一家拥有稳定传统业务的公司。其准备开展网上业务，并拥有一个退出的选择权。在对A公司进行估值时，实际上需要计算的是以下三部分的价值和：（1）用DCF方法计算出的A公司传统业务价值；（2）用DCF方法计算的A公司网上业务价值；（3）A公司退出选择权的价值。

在此案例中，我们只对A公司所拥有的退出选择权进行定价。现实中，一家公司会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选择权，我们须对其主要的选择权一一进行定价。

（1）用DCF方法计算出的A公司传统业务价值：DCF估值方法不在此讨论。假定A公司传统业务价值为2亿美元；

（2）用DCF方法计算的A公司网上业务价值：大多数新经济公司的DCF价值为零甚至为负数。这是因为DCF方法完全忽略了现实选择权的价值。在此假定A公司网上业务价值为2百万美元；

（3）A公司退出选择权的价值：我们总结决定退出选择权的价值的五要素：

a.行使价：5百万美元？b.到期日：一年？c.波动性：可参照的B2C公司的收入波动性非常大。平均波动性为50％？d.现价：第一年的预期收入为8百万美元。需要将此数据折现到第0年。假设可比的折现率为55％，现价为516万美元？e.无风险利息率：3个月的美国国债的息率为5.8％。

根据BLACK－SCHOLES模型进行计算，A公司退出选择权的价值为76万9千美元。A公司的总价值为2亿零2百77万。三、使用期权定价理论进行新经济公司估值的局限性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在科学管理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都彻底发生了变化。管理为适应环境的变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从集权到分权，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从机器管理到人本管理，从细密分工到流程再造。管理逐步走向人性化、知识化、柔性化、网络化。科学技术正以无比伟大的力量把人类带进一个辉煌崭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出现预示着社会生产领域的一场革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将对人类社会、生活、经济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贯穿于社会生活、生产各个领域的管理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一、知识经济呼唤管理创新管理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之一，管理伴随着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管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经济源于80年代兴起的高科技革命，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科技领域，这加速了经济知识化步伐。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科研系统在知识经济中起到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移等关键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技术立国的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国际竞争力下降，在多数科技领域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注重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欧美发达国家，其相对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为欧美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因此，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主席号召：“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管理更是不能例外；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外管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代经济发展取决于竞争优势，决定竞争优势的主导因素是人才和科技的管理优势，而决定人才、科技管理优势的是创新，所以，创新已成为现代管理的时代趋势。二、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无论致力于通过智力资源开发来创造新财富、逐步代替工业经济的命脉和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还是致力于员工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高度统一的企业文化创新，都要遵循如下原则才能是科学、有效的创新。1．系统原则知识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是人类知识能力的综合。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综合能力已走向系统综合智能型，系统综合能力的凝聚已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人的能力具有较高逻辑起点的鲜明标志。因而，知识经济下的管理创新必然遵循系统原则。2．价值原则价值原则又称需要性原则或科学性原则。指在创新科研选题中必须着眼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科学科技自身逻辑发展的需要。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无论以智力、无形资产、软产品等资源为第一要素，还是对自然资源等经济要素通过科学、合理、优化和集约的配置，都是以实现知识价值为目的。知识经济下的管理创新就是以实现知识的价值为任务。3．理性原则它是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及科学发展中的基本原理评估、选择科学假说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普遍的哲学原理。二是科学基本原理(如能量守恒定律、物质不灭定律)。理性原则对创新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确的哲学信念有助于指导创新者去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爱因斯坦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观念推动他在相对论研究中取得卓越的成就。同时，理性原则自身又是辩证的，它时时处于发展之中，不应视为僵死的教条。经济全球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大特征。全球化、国际化、世界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势若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商品国际化使世界贸易飞速发展，资本国际化使跨国公司，蓬勃发展，跨国企业已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国中之国”，技术和经纪国际化、已无国界之分。管理在吸纳和改造资本、技术等方面时，只有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和接纳，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4．动态原则科学管理把对象视为系统，管理目的是为了使系统实现最佳效益，但任何系统的正常运转，不仅受着系统内各个因素的制约，同时还受到有关外部系统的约束，随着时间、环境以及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管理创新应随着对象系统的发展而不时修正控制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动态相关特征。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社会系统之间的信息、能量、物质方面的交换和联系日益密切，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的瞬息万变，需求的多样化，使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动态的环境之中，管理创新必须遵循动态性原则。5．发挥优势原则管理创新要从自身的长处出发，充分利用和发挥已有的优势条件，扬长避短，量力而行，形成具有特色的、有竞争能力的管理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走向全球化、国际化，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发挥自身的优势，形成自身特有的企业文化，同时，创新不是全盘的否定。三、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创新人类已步入21世纪，这将是变动更加剧烈复杂的世纪。企业的生存环境会更加苛刻，消费需求及替代品的变动将更加难以预测，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者要求得一席之地，唯有不断创新。一个企业，管理过程没有常规性创新意识，无意于开发新市场、也没有组织力量研制产品，更谈不上战略、组织制度的创新，创新已成为企业的第二项职能，他们借助于这个工具将外界的变化开拓为新的工作社会与职能，一旦获得市场许可，那么不论是经济利润、市场份额，还是社会目标，都将随之而来。总之，企业管理的生存在于创新，创新是管理的灵魂。1．从物本管理走向人本管理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古典的劳动管理已经不再适应管理的要求，一个较为完整的人事管理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提出了系统化的人事管理思想，建立了这方面的一些模型。但这些模型主要是强调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例如，在招录人员的时候，强调人对工作的适应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评价标准，取决于工作的要求，工资分配的标准根据工作特征来定。但利，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时代，对管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人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工作效率和质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就是基于这种要求应运而生的。“以人为中心”是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主导思想，这种管理理念着重探求“人”与“工作”的相互适应，把人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人是企业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它支撑着企业的整体经营战略。在经营战略的指导下，人的管理承担着企业不同战略发展阶段提供合乎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力，从而体现出人本管理的重要性。那么，从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应该怎样实现人本管理呢?(1)感情管理。现代管理建立在“复杂人”假设基础上，感情管理是研究人的内心世界，探究人深层行为动因的一种科学。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善于运用各种鼓励手段，联络感情，满足职工的社会心理需要，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要使职工真正地感觉到自己是重要的，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在企业中也不例外。因此，企业领导不论是在制定计划还是在日常的交往中，都必须发自内心地记住这一要义，并且要把这一要义处处体现在行动上。其次，要认真倾听职工的意见，谁都知道，理解别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作为管理干部，理解职工就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一般人对比自己职位高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疏远和戒备心理。所以，要理解别人就必须通过接触、交谈。这就要求管理者主动去接近职工，与他们交谈。最后，对每一位职工都要真诚相待，信而不疑。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是真诚，只有建立在彼此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信而不疑基础上的友谊，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友谊。管理者要真正尊重职工，就必须建立起这种经得起考验的友谊。(2)民主管理。民主管理的核心是让职工参与管理，这也被称作“全员参与”。因为决策的制定让执行者参与，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较少的阻力，而由于决策执行者有着更可靠的一线经验，他们参与决策的制定，保证了决策的可行性：在现代科学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越来越多的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管理已不再是少数专职管理者的事，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全员参与正在兴起。(3)自主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主要是职工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自主制订计划、实施提纲、实现目标，即所谓“自己管理自己”。它是民主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把职工的个人意志与企业的统一意志结合起来，从而使每个职工自觉自愿地积极为企业做贡献。自主管理的领导方式为人本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下级工作人员的行为表现出了较大的对企业负责的积极性，使其企业合理性的目标在不断完善中形成。它具体表现在：扩大了行为主体的自，增强了行为主体的主动性。使每一个下级工作人员把需要、行为目标、行为过程内在地统一在一起，根据上级的计划、命令、自行设定完成的行为；缩短了行为周期，每个行为主体都成为效能专家，调整了行为一切的结构；增强了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价值评估，促使人们的行为与自身利益挂钩，增强了反馈调节功能，提高行为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了行为的选择性、灵活性、多样性。使行为主体在多层次上尝试，及时比较结果，求得最佳结果，从而建立起发散式和凝聚式相结合的行为方式。2．从信息管理走向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对知识的管理，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它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企业创新和集体创造力。企业只有管理好知识、知识资产、健全知识使用的机制，发挥与知识共存的人的作用，才能创造更高价值，提高竞争力。知识管理倡导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组织的形式、规模、发展战略、竞争策略、市场环境、社会思想都正在或即将发生变化，通过对以往观念思想的反思，人们有了更深刻直观的认识，承认知识是生产力。知识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增值中起决定作用已成必然的社会现实。于是，在对以往经济管理中关键要素的重新定位后，知识管理被置于21世纪组织管理的重要位置。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将使未来社会中各组织与个人的生存方式发生变化。那么，怎样实施知识管理呢?(1)设立知识主管。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管理对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管理决策和知识化是知识经济的一大特点，在当今社会知识“大爆炸”的环境下，西方国家一些大公司为尽快获得、掌握和保存最有价值的知识，专门设立了一批新式高级经理职务，即“知识主管”或者“智力资本主管”。这些人给公司提供的不仅仅是数据，而是经过提炼和创造的智力资本。知识主管必须能够把结构化的外在知识与直觉相结合，从而感知组织文化和行为中的隐性知识，保证将组织的智力资产最终转化为能为组织带来利润的知识产品，这就决定了知识主管既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又是知识管理活动的组织管理者。(2)建立知识共享机制。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知识共享就是力量”，个人或小团体知识变成公司的知识后，共有的知识只有由这个企业共享并恰当地使用，知识才会在企业当中流动起来，创造新的知识才成为可能。许多企业都建起了企业内部网，使用了notes或自行开发了基于notes的办公管理系统。信息技术尤其是群体技术、电子邮件、网络为知识共享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的收集、整理、分析有了更强大的技术手段，全球范围迅捷的知识共享也成为可能。3．从战术管理走向战略管理50年代末战略管理开始进入管理学领域，至60年代、70年代被美国企业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然而在80年代，美国式战略过分注重于建造精巧的阁楼，大量繁杂的量化目标使战略目标失去了灵活性与实用性。90年代却是战略回归的年代，战略管理在企业中重新升温，战略规划也给众多咨询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战略管理已成为新世纪发展的趋势。(1)建立企业总体战略。包括公司的宗旨、性质、企业的业务领域、企业的发展建设与规模、企业投资方向等等事关企业命运的战略。(2)战略目标管理是战略管理的核心。这是由战略的目标管理在战略管理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战略的成败于企业于环境组织能力发生变化后战略目标是否能予以协调，使三者保持动态平稳。作为一位未来的经理人员必须将战略的重点集中到目标管理上去，只有把住主线才会把握全局的变化。即从空间上把握战略的目标管理，必须将目标管理程序把握于胸，胸有成竹才能运筹帷幄。方向、方案、方法、评价是战略管理的有机四部曲。即从时间上把握战略目标的管理。4．从垂直管理走向水平管理工业经济时代的组织结构管理采用垂直控制的金字塔方式，这种管理形式有利于规模的重复性生产，但主要的问题是企业难以交流、学习和决策，阻碍员工发挥创造性，特别是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容易导致部门和人员的隔膜、产生不信任的工作环境。随着知识的网络化，“等级式”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知识经济的管理更注重人的作用和人际沟通，企业经营实行网络化，组织结构更依赖小组和团队的活动。管理层次大为减少，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正在形成——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二十一世纪组织存在一种重要形式，传统组织是以制度、目标、任务、机制建设等等要素形成的管理组织，而信息时代的出现，大的企业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出现，使企业组织形态逐步变迁为新的组织类型——学习型组织。简单地说，管理组织由工作型向学习型转化，以实现水平管理。传统的垂直管理力求于“管”，而学习型组织力求“合”(合作与协和)，传统的垂直管理力求“指令”，而学习型组织力求“协调与指导”。传统的管理往往力求“单元突破”(如：产量、产值等)，而学习型组织力求“整体效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科技、高知识、高信息、高服务的要求与产业调整的需要，要求进行组织形式的变更。纵观时代演变，不难看出各时代组织运行依托模式的特征；农业时代组织运行属于自然的依托型；工业时代组织运行属于资本依托型；知识经济时代组织运行属于学习依托型，没有知识没有学习的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寸步难行。从结构上看组织模式将由等级式向网络式转化，将由垂直管理向水平管理转化。人们希望有一个经济上有效益、职工们情绪又满意，在亲密无间和客观明确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的组织、这就必然要求组织进行变革，走向水平管理。5．从硬件管理走向软件管理传统的企业管理更注重策略、结构和系统的管理，企业的变革也是倾向于制度、规章等方面。没有牵涉多少人的因素在内，这称为“硬件”管理。而价值、人员、作风、技术则是体现到人身上的可塑因素，它是无形的，却又很有力量；它是变化的，却在一代员工心中扎根很深。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更趋向于这些“软件管理”。(1)共同价值观。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必有它的理想，正是这个理想，向未来显示出这个企业生存于社会上的意义。以往企业对于未来的反应似乎只是管理者的事，他们用计划书制定出来，在规定时间按规定步骤执行便可。而如今，全体员工都必须清楚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企业的长远规划和近期打算，他们必须知道。对待社会、企业要从长远出发，从全局考虑，利用传播传媒树立起企业的社会价值观。对待企业内部，他们着眼于全体公众福利的增进，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企业信念于员工生活哲学中，任何一个企业若要求得未来生存须具备坚定的信念。用激励手段内化企业价值观。(2)对人员系统化的使用。作为管理者，他该对如何用人、评人、解雇有一系列的新理解，这将是一个全新动态的代办处资源管理系统。公司在选拔人才时，没有黄金准则，不能以何种原则去用人。适时升降有助于维持组织的代谢机制。培训也将构成职员工作内容的一部分。(3)对技能的保持——快速创新。对于企业而言，不断创新，保持相对的独特性是其发展的必然。当代市场已转入买方市场，在总体相对需求饱和的前提下，企业必须在产品的品种、结构、功能及外观上提供更新的创意，走内涵化管理之路，“软”管理成为必然。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为了更好的发展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其中关键是要靠各参与主体与网络体系的互动，我们可以把这一互动部分分为三个层次研究。

（一）整体互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其功能应该大于参与主体的功能之和。因此要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优势互补，合理组合使其接受统一的协调与创新网络这一整体进行互动。从整体性观点看，网络内只有合理组织、统一协调、科学管理才能使其产生放大效应，发挥出区域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整体化功能。例如，我国的浙江省，民营、中小企业占据了体育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这一区域的创新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广大从事体育产业的中小企业在分散的同时交织出相对的稳固性，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调整资源配置，实现整体的发展。正是由于这种整体性的协调作用，才使得区域体育经济网络内的各种参与主体得到优势互补，发挥了各自的最大功能，从而使整个网络所产生的效益得到提高。像区域体育经济创新网络整体互动的例子在国内外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也是网络互动中最明显的互动行为。

（二）相关互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的相关互动是指网络内各参与主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种互动行为在网络互动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因为失去这种联系与作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组织管理形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中这一互动中的参与主体具体可指为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中心组织———企业、社会体育爱好者、高校及科研机构、政府。这一互动就具体体现在以上几个参与主体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上。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内部，存在着具有自我指导作用的个体———企业，它们构成了网络组织中富有活力的节点，它们不断变换任务角色和有机的行动，以充满生气和不断变化的集体行为适应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例如在美国硅谷，有200家公司涉及最新体育科技领域，在50公理直径范围内集聚，这种区域范围内体育产业的高度聚集，使得他们在消息上互通有无，每天他们只需互通电话，就可以获得许多世界同行业的最新消息。这种网络内部的互动充分体现了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的分散化特性。从而自发组合了技术、劳动技能与技术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使技术合作与学习的机会得以加速。并且也会出现没有明确的边界存在于社会生活与工作之间、公司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之间、公司之间、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同时公司内部存在多孔状的功能性边界，就算是企业规模很大，通过内部的分散也渐渐融入到了本地网络。其次，这种内部互动也体现了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网络本地化。象硅谷这样典型的体育经济创新网络重地，在此落户的国家技术公司的研究实验室与生产基地分厂日益增多。随着区域内扩散并日益本地化的技术知识与能力，使硅谷的灵活性得以提高，使一种共享的技术性文化、共同的语言、理解与信念的形成得以促进，使区域内信息的扩散得以加快。这种本地化的合作方式将一个共同学习与彼此调节的框架提供给了企业，使企业的技术进步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该体育经济创新网络间的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智力、金融、与产业的结合，网络内各节点或行为主体的联合，可以使高科技直接植入相关体育企业，同时使企业向大学及研究机构靠拢，使各主体的优势和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产生了凝聚力。体育制造业加速了集聚区域的发展。若政府对本地体育企业间的网络化联系不够重视，就会导致区域体育产业化的发展过度依赖外来资本与创新力。彼此不信任的本地企业，就会使竞争的有效性与协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能很好的抵御外部竞争，特别是不正当竞争（如倾销、以次充好等）的压力。此时，政府的境地很困难：“不管则乱，一管又死。”所以，必须推进本地体育企业网络化联系的加强，推进组织企业群的形成，从而使本地体育企业间健康的竞争和合作得以维护，使本地体育科研人才、自主创新的能力得以提升。综上所述，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中，只有各主体之间达到相互协调与匹配才会增加网络的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体育产业创新网络的整体功能。

（三）网络互动我们知道，所有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在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经济区域内聚集。体育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类似的区域聚集规律。同一网络内部的公司、企业和科研机构都要面临着技术领先和市场共享的压力。因此，本地网络与其他区域网络之间的互动行为，所能够带来的领先技术的共享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体育产品生产企业要服务于全球市场，体育产品技术开发企业更要面向国际化，并且要与远距离的生产商、供应商及竞争对手合作。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大企业作为独立的商业单元，将外部技术生产标准完成的同时，通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本地网络外的供应商、生产商合作更为重要，以实现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之间的网络联系就是在网络互动中促进了各自网络演化的典型案例。在硅谷和新竹之间，其网络联系大多是由跨越区域边界的个人来完成的。台湾当局当初在新竹科技园设立体育科技园区的初衷之一便是为了吸引在美国硅谷创业的台籍企业家回到台湾创业，参与、支持和发展台湾的体育高科技产业。硅谷的回流人才对于台湾体育产品的科技研发、生产系统而言扮演了“创新者”的角色，引进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知识，改变了台湾体育产业的低级化、初加工的特点，促进了台湾体育企业组织模式的变化，产生了专业化分工。垂直分离的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使新竹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得以带动和促进。目前，要保障体育经济区域的持久竞争力，就必须提高区域相关创新网络中的创新能力，而本地创新网络的形成则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对于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保持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创新网络的联系，成为提高本地体育产业网络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这需要区域内所有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

二、区域创新网络演化的生命周期

（一）创新网络的生命周期通过对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借鉴，奥地利经济学家蒂奇将集群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受此理论启发，本文从时间维度来对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演化进行考察，从而用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对创新网络生命周期进行划分。事实上，某些创新网络并不必然走向衰退，它可能在某些外界因素的扰动下在旧的技术轨道上走向衰退，也可能在旧技术轨道走向衰退的同时，在另一个新的技术轨道上走向复苏，或者网络内原有的相关体育企业、中介组织等节点因不适应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走向老化、僵化或衰退，不可避免地会有新兴或新生的体育企业、中介组织等节点因适应环境的变化而适时出现，使得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在新的环境变迁下走向复苏。基于此，笔者将网络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衰退期，定义为衰退或复苏期。创新网络生命周期如图l所示。图1中，以圆形节点代表体育企业，以星形节点代表政府，以正方形节点代表大学研究机构，以三角形节点代表中介组织。一般来说，可以用网络中的节点数目、节点间的网络联系，来判定某一创新网络处于网络生命周期的哪一阶段。1.诞生期：在这一时期，一些相关的体育产业中小企业开始出现，但分工协作程度不够，专业化水平低。政府支持这些体育企业在区域内的集聚与创新，支持创业投资，支持大学与企业间的合作。行业协会、培训中心、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创业中心、信息咨询中心等中介组织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尽管已有联系，但联系不多。这一时期的创新网络内仅有少量的节点数目和节点间连接。2.成长期：在这一时期，相关体育中小企业在互相协作过程中进行了比较细化的分工协作，具有较高程度的专业化水平。政府继续支持体育企业在区域内的创新与合作，但政府与体育企业间的行政层面的直接联系弱化。中介组织具有一定规模，服务质量明显提高。体育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联系较多，大量相关体育企业不断自发创立，或者从大企业或大学研究机构里衍生出来，并与母体保持紧密联系。区域内的体育企业数目急剧增多，处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存活率的状态。这一时期的创新网络内由于组织的发展和企业的衍生，节点数目和节点间连接大量增加。3.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相关体育企业之间高度分工，企业与各行为主体之间也高度合作，并形成一定区域内所独有的“创新的空气”。大量相关体育企业不断创立、衍生，有些企业自身己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介组织高度发达，成为创新网络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创新合作的“黏合剂”。体育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间联系密切，创新合作方式趋于成熟，效率很高。这一时期的创新网络内节点数目更多，节点间连接广泛而频繁。4.衰退或复苏期：在这一时期，体育经济网络中的体育企业大量退出，只有少量新进入者。创新网络的发展进程受到各种风险的冲击，发展活力严重不足，逐渐失去竞争优势。随着网络走向衰退，网络内的节点数目、节点连接大量减少，整个网络被分隔成多个互不相连的孤立的部分。有时候，在某些外来因素的干扰下，网络也可能走向复苏。网络演化的生命周期理论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体育经济创新网络都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创新网络会由于外界和内部的力量使其丧失竞争地位，从而逐渐走向衰落，或者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走向复苏。

（二）网络生命周期形成的原因一般说来，在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形成的最初，基于增长的网络内企业数量，会提升成员企业间的协作与专业分工为基础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进而强化网络内成员的成本优势。不过，在达到一定程度的网络规模后，因为大量增加的网络内成员数量，内部协调费用（管理费用）与市场协调资源利用的费用（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将不再是影响成员企业行为的唯一因素，同时为了推进创新网络网络组织结构的构建与维持，产生了网络成本的追加。在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到达成熟期后，网络成本的上升幅度很快，会使聚集经济带来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若聚集经济带来的收益低于网络成本，相较于外部企业，网络内部企业的成本优势将会消失，向其他产业转移或向其他地区迁移将是网络成员企业的选择，逐步衰退将会是创新网络的发展趋势，快速增加的网络成本可能会使网络内部企业的竞争恶化，甚至导致网络崩溃。

三、基于网络生命周期的政策选择

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形成以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之中。生命周期存在于创新网络之中，不过其衰落却不是必然存在的。怎样使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内的网络优势得以发挥是关键。体育经济区域内部网络是创新网络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针对创新网络的成长与成熟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网络关系的建设和维护中发挥体育企业的积极作用。以创新网络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从政策上相应指导不同发展阶段的体育产业形成产业集群。

1.关于体育经济网络诞生期的政策选择。现在构建创新网络的思想存在于很多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当中，尽管创新网络的构建已不新鲜，但是要对体育经济网络发展的基础做到正确认识，与体育区域经济的特点相结合，基于正在凸显的网络力量，完成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构建。所以，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构建，企业密集区域、高校园区是首选。就其本身来讲，其竞争力强，很多研究部门活跃，这样，就能促进网络的长期繁荣。

2.针对体育经济网络成长期的政策选择。这一时期存在非常活跃的创新网络，迅速扩大的规模以及供不应求的产品，整个体育经济网络创新的压力没有了，只是在最畅销的产品上集中资源优势，发展重点向扩大规模、扩大生产靠拢，技术创新不再关注，所以可能出现该体育经济网络的产品在狭窄区域（过去专业化）过于集中。针对该阶段，必须使网络柔性与多样化技术基础得以保持，推进新的体育研究设施与企业衍生的建立。同时，也有必要推进新网络的发现与扶植，使区域体育经济多样化得以完善。

3.针对体育经济网络成熟期的政策选择。在这一时期，关键在于体育经济网络的调整。网络发展到这一阶段非常危险，由于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在这一时期的节点数量不再增加，若相关体育企业间交互式学习能力日益降低，网络内部过度僵化，创新网络的系统就有可能会封闭起来。一方面，由于对老产业结构的极力维护，新技术、新知识与新进入者有可能被一些企业、政府和工会组织所排斥，对创新与调整所需的新信息的流入和传播被阻断，使体育企业集群保持活力的“知识基础、体育运动基础”得以破坏，降低了体育企业集群学习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成熟后的网络，作为曾经对整个网络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基础、体育运动基础”，会日益变得狭隘，同时由于其成功的示范效应，会将其他产业的人才等资源吸引进来，间接阻碍了其他产业的企业发展潜能。针对市场需求，网络的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逐步减弱，所以，将外部科研机构由外部引入，是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在成熟期需要做到的，使新知识与新信息得以输入，从而推进体育相关新技能或新产品的产出。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1.1经济管理思想的转变

经济管理思想是企业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灵魂和宗旨，不同的经济管理思想指导下的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完全不同。在企业依靠国家财政运行的时期，经济管理的基本思想是用好国家的每一分钱，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因此大多数企业的资金和资源应用是按照国家固定拨款划分的。如今，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大小企业都必须将经营战略从面对区域市场、面对国内市场转到面对国家市场、面对世界市场上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另外，在现代企业的运营过程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需要对自己负责，其经济管理的思想也从“用好每一分钱”转变为“高效利用每一分钱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1.2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经济管理职能即经济管理活动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我国企业的经济管理职能从表面上来看是保证企业的日常运营，而实际上，经济管理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除了对组织中与经济直接挂钩的财政事务进行管理之外，经济管理还必须协调组织中所有和经济活动有关的部门，如人力资源部门和办公室档案部门等。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世界经济管理思想的传播使我国企业在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必须对一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企业行为进行管理，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的职能已经超出了从经济角度保证组织日常运营的范围，成为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部分，甚至对组织的整体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新时期我国企业经济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2.1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

经济管理制度指的是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法律和法规制定的符合本单位状况的一系列规章、条文和行为方法，经济管理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管理活动提供了蓝图，然而，落后和不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也是企业经济管理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企业经济管理长期处于国家监理的状况，或者个人管控的状态，企业员工对经济管理并不十分重视，工作散漫、缺乏目标、制度细节缺乏、奖惩不严，使经济管理制度沦为一纸空文。而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制度有必要进行完善，以满足市场发展对企业的要求。

2.2经济管理不能有效应对企业的潜在风险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有责任通过经济活动谋取利益，而在自主盈利的同时，企业所面临的运营风险也是一样的，即经济行为的失败导致亏损或资源减少、组织凝聚力低导致员工离职而带走大量的知识资本，使企业人力资本减少等。因此，大多数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不仅包括愈加严峻的市场局面以及实力强大的国内外同行企业竞争对手，甚至还包括因企业自身组织不稳定造成的风险。然而，目前大多数企业的经济管理还只对“钱”进行管理而不对与钱有关的事务进行管理，这样的管理使企业面临的潜在风险十分严重，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对企业风险规避的帮助比较小。

2.3经济管理方法落后导致资源分配不周

经济管理方法指的是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应用的各种手段，包括如何判定组织的未来发展目标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估计组织中各部门的价值等。而在企业日常运营当中，企业资源的利用是直接影响企业利益达成的因素，因此，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是经济管理中重要的行为。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经常用的管理方法是按照国家补助拨款进行分配或者按照企业各部门的上报需要进行分配，并不是对各部门的实际价值进行分配，资源分配不周直接导致了经济活动效果不佳，这是企业在未来经济管理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3加强事业单位经济管理的途径

3.1以新时代背景建立健全经济管理制度

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建设是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发展的根本，是企业经济管理活动能否成为企业管理中枢的标志。要建立健全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就必须尊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市场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网络金融发展是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考虑的环境因素，因此，经济管理制度的建立也必须与这些环境因素相符合。要使企业能够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中取得经济上的进步，就需要对组织中负责盈利的部门建立严格的经济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基本的经济管理思想的建立、经济管理方法的选用、经济行为中的奖惩制度、对经济活动的监督和反馈等。经济管理思想的建立以企业管理者自身职业素质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建议企业管理者应多参加关系进修班、多去先进企业学习管理经验，逐渐培养自身的先进管理意识；经济管理方法的选择是与经济管理思想的建立一脉相承的，企业应根据自身经营的特点选取不同的经济管理方法，以实现对企业经济的弹性管理；将经济管理的责任扩大并划分到企业每个员工的头上，是建立经济行为的奖惩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反馈的有效方式，使企业每名员工都意识到自己对企业经济管理的责任，则经济管理制度的推行就会更加有效。具体要建立怎样的经济管理制度，需要以企业实际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的为标准，但是，对经济管理制度进行标准化并提高管理制度的执行力是每个企业都必须做到的。

3.2创新财务核算方法以规避风险

要想使我国企业经济管理活动能够有效应对企业经营中的各种风险，就必须从经济管理活动的方法入手进行改革。现代经济管理活动在进行过程中虽然调用了企业一切与经济利益达成相关的部门和资源，但与企业资金利用直接相关的财务核算始终是经济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因此，要想增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对风险规避的作用，也必须从最基本的财务核算改革入手。企业财务核算是对企业资产进行的清算以及对企业盈利进行的核算，通过财务核算，企业管理者可以得到关于企业经济的基本状况，并能够使用财务核算的方法进行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在市场经济运营初期，我国企业所使用的财务核算方法大多数为传统的成本核算法，即财务核算只重视对可见资本和直接利润的核算，以企业生产的成本和直接的盈利作为计算企业效益的最主要并且是唯一的因素。而在新时期背景下，重视对知识资本核算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在进行财务核算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企业中不可见资源和价值的投入及产出，如员工作为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价值以及企业文化、企业社会影响力作为能够影响到企业利润达成的产出。将这些作为财务核算内容，就是将企业要面对的风险以及可能获得的隐形价值都纳入到经济管理活动中，因此，企业可以创新财务核算方法，针对可能的风险漏洞制订专门的经济控制计划。例如，针对员工建立工资信用管理制度以管理由于员工流动带来的经济风险，在财务工作中将员工流动损失与员工工资信用结合在一起进行核算，这样就能够发现员工流动和员工工资对单位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而从人力资源管理和单位文化建设的角度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来规避可能由于员工流动或者员工绩效不足带来的经济风险。

3.3从效益最大化角度重新分配资源

改革经济管理方法是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发展必须并且是最重要的手段，经济管理方法的应用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效力。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经济管理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缺失是对企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而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又影响了企业经济管理方法的使用。因此，企业经济管理方法要想得到改善，就需要从重新分配资源的角度入手去考虑能够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那些因素。在新时期背景下，企业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应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为组织盈利，而不是按照组织中各部门的申报去按要求审批，因此，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重新分配资源是必要的。为了确定组织中所有的资源能够带来怎样的经济收入，企业首先要对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完全的估算和统计，其次，要采取相关的措施对无人使用的各种资产进行合理利用，或者对经济效益低的资产进行合理配置，使其提高效率。此外，要对资产进行全面的核实、清算，使企业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的工作更加合理，管理制度更为合理。严格控制使用企业资产进行生产活动的各项手续，按期核对检查，账目记录工作要细致规范，严格按照经济管理制度进行各项工作。企业资产置换手续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做好管理权变更工作。对于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在资产置换时应给予充分的考虑。

4结语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l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性被淡化。一个企业要想生存，仅仅依靠固守老道是不能取得很大发展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而在新经济时代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创新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创新，不是旧形势政策下的创新理念，而是依赖于知识的基础上，然后产生新的创新理念，为企业添加新的创新血液。知识经济时代重视价值创造，并强调以能力为基础的竞争模式，其关键在于组织的价值其总和结果来自于每一个个人，以往的文献都将能力的来源限定于人力资源中的激励特质，事实上，能力或资源的价值是难以衡量的。而在企业中创新的重要性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首先由于员工固有的思维模式，在思考问题时，往往容易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里，因此很难产生新的思想。此外在企业中，对于某一个工作流程，往往都是细化到很多人，每位员工每天基本=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任务，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下，员工不能掌握整个的工作流程，也很难发现其中可产生的新的商机。这种现象除～方面显示核心能力的竞争优势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均衡的发展现象可能造成的冲击。因为以上种种的原因从而导致了我国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创新能力上有很大差距，而创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生存能力。因此在新知识经济时代要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应当提高创新的力度和投入量。

2管理模式过于单一。管理模式无论是对于一个企业还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中心问题，管理模式的好坏与一个企业能否经营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知识管理强调创新的价值，而创新的动力则来自知识的螺旋。扮演组织中知识管理的重要角色则为组织中的中阶管理者。首先笔者先分析在旧的经济时代下企业普遍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是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这是基于传统的经营模式下的管理，无论是决定权还是执行权都只是在管理者一个人的手里。其下部员工要做的仅仅是按照规定行事，执行上司的命令，底层员工根本没有什么实厨『生的权力。对于夹在中间的中阶主管，他们的任务也就是传递信息，既没有什么决定权和执行权，也么有实际操作的能力。而且由高阶管理者所发动的知识，必须是外显的知识，不允许模糊，方能透过层级的方式逐层下授，沟通以命令为主。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是上一种管理模式的逆转，用形容性的词语说，高层主管就只是扮演导师的角色，他们会将任务下达给某个人，中阶主管则为引导创新的创业家，知识储存于个人之中，以内隐的知识在项目小组或非正式网络之中流传，沟通方式偏向自我组织的原则。下层员工掌握着主要的权利，实际操纵，配发，输送等，但是无论是下层员工还是中阶主管，他们的权利也都是要受到高级主管的限制的，这是二者管理模式的共同点。

二、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1强调创新价值与核心能力的建立。本研究之前分析了在旧经济时代下，改革与创新重要性被忽视，或是说尽管他们有创新的意识，但是受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思想慢慢的都被遏制了，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是在知识经济管理的今天，不仅人们的创新意识提高了，而且不仅是在创新形式上还是在创新内容上都得到了提升和改进。例如在一些企业里会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培养的部门，企业对他们会分阶段的进行短期培训，而且也会将他们送到国外进行深造，吸纳一些国外的新知识，新技术从而为我们的企业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此外在我国的教育部门也会有创新实验或项目的专项资金配置，例如在大学里，学生可以申请创新项目，或是跟随导师做些创新性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资金都是国家投资的，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她们的实际操作能力，这些都是国家在政策上所给予的支持。在新经济时代下，知识的积累是创新的基础，一个新的创造性的想法不是平白无故的就会产生的，而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进发，源于知识的新想法才会有实践去证实它的意义。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1.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突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进程，都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通过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围绕煤矿企业改革发展的难度和实现经济建设目标这个重点，面向市场，转变观念，大胆改革和创新，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加强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收效益，就能把蕴藏在广大职工群众中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争创一流，多做贡献，促进煤矿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各项任务目标的实现。

2.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煤矿企业来说，要实现科技兴煤，走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路子，就必须依靠以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机械化程度、搞“五小”发明、合理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可持续发展创新的群众性经济技术活动来改变煤矿形象，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彼此能够获得“1+1＞2”的系统效应的全新关系，达到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为实现煤矿职工快乐工作、体面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仅仅是在资本营运、技术创造、市场开拓等方面要有大的突破，增强竞争优势外，努力塑造具有煤炭行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全面实施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战略目标，使职工在活动中自觉注入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改革创新意识、开拓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形成务实创新、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这样，我们在营造使物质产品的生产者本身也得到良好熏陶和淬砺的文化环境，使我们的经济技术创新在创造高质量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成为创造者身心健康的劳动者的熔炉，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提高煤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升企业员工素质和行为养成，从而始终保持企业的旺盛活力。

二、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断取得新成绩的活力源泉。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重点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煤矿企业开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就要有新创意、新动作、新突破，以求取得新的成绩。【摘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煤矿特点，对煤矿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进行探索，提供借鉴。

【关键词】煤矿企业经济技术创新竞赛活动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力推进国有煤矿企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立足岗位，深入开展适应煤矿企业改革发展和经济建设要求的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建设安全高效、稳定和谐的新矿区，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新形势下如何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为推进煤矿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建功立业，是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是搞好煤矿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

1.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突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进程，都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通过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围绕煤矿企业改革发展的难度和实现经济建设目标这个重点，面向市场，转变观念，大胆改革和创新，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加强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收效益，就能把蕴藏在广大职工群众中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争创一流，多做贡献，促进煤矿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各项任务目标的实现。

2.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煤矿企业来说，要实现科技兴煤，走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路子，就必须依靠以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机械化程度、搞“五小”发明、合理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可持续发展创新的群众性经济技术活动来改变煤矿形象，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彼此能够获得“1+1＞2”的系统效应的全新关系，达到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为实现煤矿职工快乐工作、体面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仅仅是在资本营运、技术创造、市场开拓等方面要有大的突破，增强竞争优势外，努力塑造具有煤炭行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全面实施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战略目标，使职工在活动中自觉注入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改革创新意识、开拓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形成务实创新、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这样，我们在营造使物质产品的生产者本身也得到良好熏陶和淬砺的文化环境，使我们的经济技术创新在创造高质量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成为创造者身心健康的劳动者的熔炉，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提高煤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升企业员工素质和行为养成，从而始终保持企业的旺盛活力。

二、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断取得新成绩的活力源泉。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重点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煤矿企业开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就要有新创意、新动作、新突破，以求取得新的成绩。

第三，结合实际，狠抓落实。一是抓以“三型六化”为主要内容的创建竞赛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要细化“三型六化”竞赛活动的目标管理，认真执行各项检查评比和节奖超罚制度，把实现目标同个人收入直接挂钩，形成人人参与创建，千方百计达标准，堵塞漏洞，以创建学习型单位、班组和个人的小目标，保证“三型六化”学习型矿井、学习企业等大目标的实现。二是提高技术素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产品资金和技术的竞争，实质上劳动者素质的竞争。工会要在积极配合党政做好职工教育的同时，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七大精神武装职工，大力开展“六五四”创建活动，大力学习“感动中国十大杰出矿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群贤同志的先进事迹，教育和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主动适应科技经济浪潮对职工队伍素质的冲击和挑战、努力学习新知识、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优秀的开发创造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三是抓典型事例，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扬他们的艰苦创业、勤俭办矿、科技兴煤、降耗节能、安全高效的经验，掀起学先进、赶先进、人人争当先进的高潮。同时要把职工在竞赛活动中贡献大小同政治荣誉、物质利益相联系，最大限度地激励广大职工群众深入持久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中去，为实现煤矿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和安全、稳定“双零”目标努力奋斗。

【摘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煤矿特点，对煤矿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进行探索，提供借鉴。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新世纪新阶段的屠杀目的是全面配置小康社会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屠杀目的是全面配置小康社会照旧加速今世化，曾有差异的相识。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速和率先实现今世化的目的。因此有的同道主张用加速今世化作为屠杀目的。但是，许多同道以为，我国正处于并将恒久处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如今到达的小康照旧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生长很不屈衡的小康。2000年，我国人均GDP854美元，不光同当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7443美元有很大间隔，而且同当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039美元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153美元也有较大间隔。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诲还比力落伍，产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今世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转变，地域差距扩大的趋向尚未旋转，很大一部门地域农人收入没有到达小康收入水平，贫困生齿还为数不少（屯子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都市有近2000万人领取最低生存补贴金）。凭据这样的国情，比力切合现实的选择是，在本世纪头20年，会集气力，全面配置惠及十几亿生齿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越发生长、民主越发健全、科教越发前进、文化越发繁荣、社会越发调和、人民生存越发殷实。这是实现今世化配置第三步战略目的必经的承先启后的生长阶段，也是完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害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配置，再连续屠杀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今世化，把我国建成茂盛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看到，把全面配置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屠杀目的，是一个令人鼓动、催人奋进的目的，切合中国国情，切合我国今世化配置现实，切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今世化的战略头脑，不光易于为人民明确，而且目的不那么宣扬，不会给外国人以咄咄逼人的觉得，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配置小康社会，是就天下团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生长得更快一点，在全面配置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今世化。

全面配置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使命是，用20年时间，完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解，基本实现产业化，大肆推进信息化，加速配置今世化，连结黎民经济连续快速康健生长，不停前进人民生存水平。全面配置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今世化的涵义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基本实现今世化要求更高，要到21世纪中叶才气做到。

二、一个主题——新世纪头20年经济连续连结快速康健生长

十六大陈诉指出必须把生长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生长，最主要的是经济生长。对中国来说，生长还不是一样平常的生长，而是要快速生长。因此，新世纪头20年全面配置小康社会，其主题即是经济连续连结快速康健生长。

革新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1978—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52％，是建国以来经济生长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全天下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我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盘算凌驾1万亿美元。凭据天下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凌驾意大利，居天下第6位。要是按购置力平价盘算，天下银行以为，我国2000年GDP已到达4万亿美元。由于综合国力迅速前进，我国经济生长水平已经过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凭据天下银行的盘算和分别尺度，1999年全天下中下收入国家为人均GNP756美元以上，我国当年人均GNP已到达780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由于我们使用不少外资，因而人均GDP，略大于人均GNP）为840美元，有了进一步前进。在经济高速生长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存水温和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总体上到达了小康水平。

重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配置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今世化的新的生长阶段。全面配置小康社会，中心即是要用约莫20年时间基本实现产业化和都市化，而其基础和主题，则是要在这20年连续连结经济的快速生长，即做到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匀称每年经济增长7.18％。这个速率虽然比前22年低一些，但是仍属高速或快速生长领域。阐发各方面的条件说明，实现上述快速生长是完全大概的，事情做得好还有大概凌驾。

中国具有并将连续连结高储备率和投资率，有天下上最富饶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迅速推进产业化、今世化配置。同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前进生存水温和质量，中国有天下上最辽阔的市场。革新开放不停解放和生长社会生产力，革新生产力的构造，能够把种种生产潜力构造起来发挥出来。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以为，中国经济只管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以后20年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能连结7％—8％的匀称增长水平，凌驾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月至80年月连续高速增长的时间。2001年和2002年前三个季度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倒霉条件下，中国经济增势不减，仍实现7.3％和7.9％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和生长势头。

占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经济2001—2020年年均GDP增长7.18％，同期天下上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3％，则中国人均GDP到2010年为1592美元，2020年为3027美元，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2513美元和3097美元。可见，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到达中等收入国家匀称水平。到其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跃升到天下第3位，从占天下经济总量的3.4％上升到占8.4％。

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连续连结快速康健生长，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心：

第一，制定和实验适当的经济生长战略。邓小平同道已经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和第三步生长战略的目的，即到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今世化，到达天下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以来和十六大，又进一步将第三步生长战略再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力图再翻一番，实现全面配置小康社会的目的；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要再翻两番，基本实现今世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巨大再起。

第二，完满生长思绪，实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它重大目的政策。首先，顺应经济举世化和天下新科技革命的趋向，生长要有新的思绪。概括来说，一是要以前进经济效益为中心，看重寄托科技前进和增强管理，前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看重资源的永续使用和生态掩护，更好地实现可连续生长。三是看重地域城乡和谐生长和社会全眼前进，不停前进人民生存水温和质量。其次，要凭据经济形势的生长厘革，实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它重大目的政策。好比，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扩大国内市场应是我国经济生长恒久的驻足点。当前要连续实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当永劫期实验扩大内需的目的；更积极地推进可连续生长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战略等。

第三，深化革新，扩洞开放。到2000年末，我们已经开端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生长的体制性停滞仍随处可见，紧张影响经济潜力的发挥。进入新世纪，革新还要求有新的突破，即要以完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连续推进市场取向革新，从基础上消除束缚生产力生长的体制性停滞；在调解全部制结构、深化企业革新、健全市场体系、完满宏观经济调控、理顺分配关连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新的重猛希望，为经济生长不停注入新的活力。革新是经济生长的壮大动力，革新的不停深化和取得乐成，将最有力地推进经济的快速生长。与此同时，开放也要有新场所局面，即要顺应我国加入世贸构造的新形势，在更大领域、更广领域、更高条理上参与国际经济技能相助与竞争，拓展经济生长空间，全眼前进对外开放水平。

三、走新型产业化蹊径

中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最主要使命是实现产业化。产业化一样平常指制造业和第二财产占GDP的比重上升，从事制造业和第二财产的劳动力增长而从事第一财产的劳动力不停淘汰的历程。我国现在已处于产业化的中期阶段，尚未实现产业化，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鸣。由于天下科技革命迅猛生长，信息化浪潮席卷举世，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后产业化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已不能再走传统产业化的蹊径，而要用信息化发动产业化，走新型产业化的蹊径。新型产业化的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经济效益好，三是资源斲丧低，四是情况污染少，五是人力资源上风得到充实发挥。前四条是凭据我国人均资源短缺（注：凭据国家统计局质料，人均耕地面积2000年天下匀称为0.24公顷，而中国只有0.1公顷。人均淡水资源，2000年天下匀称为8241立方米，而我国只有2257立方米。人均探明可开采煤油储量，2000年美国为13.6吨，巴西为6.7吨，而我国只有4.2吨。）温顺应天下科技前进日月牙异生长的要求，第五条文是凭据中国人力资源特别富厚的国情提出来的。

走新型产业化蹊径，就要大肆推进黎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政务、商务和黎民经济其他领域普遍应用信息技能；在着力生长高新技能财产的同时，用信息技能和其它高新技能、先进适用技能革新传统财产，实现财产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能财产为先导、基础财产和制造业为支持、服务业全面生长的财产款式，处理好生长高新技能财产和传统财产、资金麋集型财产和劳动麋集型财产的关连。信息化和今世庖奇迹的迅速生长，使产业化的标志已不再主要表如今产业和第二财产增长值在GDP总量中占上风，而应是产业和今世庖奇迹增长值在GDP总量中占较大上风，同时农业增长值在GDP总量中的比重，特别是屯子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大大降落；建成独立完备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产业制制品在出口产物中取代低级产物占越来越大比重；制造业和第二财产的生长不因此拼资源、拼能源、情况恶化和生态破坏为价钱，而是随处要思量可连续生长，掩护资源和情况，提倡循环使用，接纳再用，重复使用，接纳新技能特别是清洁生产技能，前进生产历程和产物的绿色化水平，等等。

走新型产业化蹊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走新型产业化蹊径怎样同珍视生长科技教诲和坚持可连续生长团结起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题目要研究。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生长，前进城镇化水平

十六大陈诉对三农题目特别珍视，在经济配置和经济体制革新部门单列一题叙述，这是已往党代表大会陈诉中没有过的。陈诉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生长，配置今世农业，生长屯子经济，增长农人收入，是全面配置小康社会的重大使命。

十六大陈诉的一个紧张特点是既叙述农业生长的目的政策，又跳出农业探求管理三农题目的出路，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生长。陈诉肯定，屯子富余劳动力向非农财产和城镇转移，是产业化和今世化的一定趋向。要渐渐前进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都市和小城镇和谐生长，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蹊径。生长小都市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计划，公正结构，同生长州里企业和屯子服务业团结起来。十六大陈诉还提出，要消除倒霉于城镇化生长的体制和政策停滞，引导屯子劳动力公正有序活动。这无论在理论上照旧在实践上都有紧张意义。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屯子富余劳动力向都市转移，才气使农人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前进，才气从基础上管理三农题目，才气实现全面的小康，这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共鸣。革新开放以来，我国都市化（城镇化）进程加速，至2001年已达37％，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占63％的生齿在屯子，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以是，以后在深化屯子革新、增强农业基础职位地方、推进农业和屯子经济结构调解、掩护和前进粮食综合生产本事、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更有力地推进都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和谐生长。加速都市化或城镇化可说是生长新思绪的一个紧张方面，需认真研究诸如用都市化看法好照旧城镇化看法好、都市化蹊径怎样走、生长小城镇的职位地方与作用等题目。

五、连续调解财产结谈判地域结构

中心十五筹划提倡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解作为主线，这是顺应新阶段新形势（如经济举世化趋向在曲折衷生长、科技前进日月牙异、一样平常商品买方市场款式形成以及中国加入世贸构造）作出的准确选择。调解经济结构，除了上面已叙述的调解城乡结构外，主要是推进财产结构优化升级，实验西部洞开发战略，促进地域经济和谐生长。

调解财产结构，一是要积极生长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发行动用的高新技能财产，包罗信息、生物、航天航空、新质料、新能源财产，在政务、商务、大众服务和黎民经济的其他领域普遍应用信息技能。二是用高新技能和先进适用技能革新传统财产，大肆振兴装备制造业，包罗加速老产业基地的调解和革新。三是连续增强水利、能源、交通、通讯和环保等基础措施配置，重点配置和革新一批关连全局的重大项目。四是加速生长金融、物流、旅游和咨询等今世庖奇迹，前进第三财产在黎民经济中的比重，未来大范围增长就业岗位主要靠生长第三财产。做到了以上几点，我们就能实现财产结构的升级。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体育产业；奥运经济；新产业经济

一、奥运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奥运经济”一词产生于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之后，是尤伯罗斯通过商业运作把奥运会办成了赚钱的活动的衍生物。奥运经济是指奥运会主办国组委会的直接效益，即电视转播权销售，指定赞助商的赞助和门票收入，以及对主办国其他行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巨大诱发效益的总称。中国著名企业形象策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一莫斯科”奥运宣传万里行活动总策划陈放先生认为，如果把奥运经济仅仅理解为组委会的直接收入，那就太狭义了，关键是它的“间接效应”和“精神效应”。因此，奥运会的“直接收益”是奥运经济的基础，而“间接效应”、“精神效应”才是做大“奥运经济”的根本。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20世纪50年代国力窘迫，民不聊生。正是由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使日本的通讯、卫星、汽车等工业得到巨大发展。日本的经济复苏，GDP由奥运前的年增长10.1%猛增到奥运会后的26.1%，带动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作“奥林匹克景气”。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经济”的全面成功，开创了奥林匹克事业的里程碑，自此以后历届主办国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使奥运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见下表)。

承办奥运会不仅会对主办国、主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而且对带动主办国体育产业成长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首先，从举办过奥运会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汉城和巴塞罗那以及悉尼奥运会后，举办国的体育产业都获得了长足发展，韩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体育产业强国。韩国从1988-1999年，每年体育产业从不足30亿美元增加到90.4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8%，年增长速度为12%。在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体育联合会调查，在取得主办权后，1995年至1996年，澳大利亚全国体育产业总值占GDP的0.6%；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GDP的1%，在113个产业行业中居第25位。到了1999年，即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澳大利亚的体育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上升到接近3%，在世界各国中居于榜首。奥运会为澳大利亚的体育产业带来了持续发展的契机。反观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2003年我国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不到0.3%，即使北京也只有1.6%，发展空间巨大。

其次，新世纪中国经济步入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的新时期，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都比较高的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动力，经济结构调整表现出产业结构轻型化、娱乐化的市场化趋势。而体育是以人为本，追求生活品位和质量的文化活动，是代表激情、力量、健康、愉悦、时尚的文化符号。体育的这种品质和象征意义，在商品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缺乏市场价值和经济学意义，但是在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几乎成为经济运行常态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时代，它就成为一种极具开发价值的经济资源。体育与经济的互动、融合，由此也就有了实际的接口。

最后，从奥运经济本身运行规律来看，一方面，奥运会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多种参与体育营销的选择机会，其中既有适合具备相当实力企业的国际顶级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的赞助计划，也有适合中小企业的特许权经营计划；另一方面，以往举办奥运会的经验表明，所谓奥运后期出现的“低谷效应”克服的关键在于举办国能否借助奥运发展起本国体育产业，扩大国内体育消费品的有效供给，唯此才能充分利用奥运期间急剧扩张的体育基础设施，满足举办期间由于奥运会刺激起来的国民对体育商品的需求。因此，近几届奥运会主办国家都把加速发展本国体育产业作为奥运经济的重要政策目标。

二、我国体育产业化的现状

体育产业是指围绕体育或由体育引出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一种利用体育自身功能及辐射作用创造价值的产业，是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体育产业包括健身娱乐业、体育广告业、体育业、体育用品业、体育竞赛转播销售业等等。

1.我国的体育产业现在仍处于自发与过渡阶段，还未适应整体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体育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新形式，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阳光产业”。与国外相当成熟的体育产业相比，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幼稚期，体育自身的价值潜力和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体育产业的支柱性产业主体尚未形成，体育产业的本体化开发还有待加强，体育产业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经过10余年的发展，我国的体育产业已初具规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现阶段，体育健身娱乐市场是体育主体市场之一，我国的体育用品市场、体育健身娱乐市场和体育市场发展已经相对成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长，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体育培训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已具雏形。对于体育中介市场、体育旅游业和体育保险业而言，体育产业仍然比较落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真正从事体育中介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并不多，尚待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体育旅游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开始出现市场需求；体育保险业尚属于概念市场阶段，有待在今后工作中逐步地加以开发。在大型体育设施建设方面，各种大型体育比赛场馆仍然需要依靠财政拨款才能维持日常的运行，随着财政对体育场馆的拨款逐年减少，迫使体育场馆不得不走向市场，向市场要效益。

2.制约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体制、经营机制和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主导整个经济体制的大环境里，我国的体育产业仍裹足不前，经营机制受制于相对滞后的政策、法规是一大主要原因。这不仅造成了一批企业产权不清、资源浪费，甚至滋生了腐败现象。事实上，体育产业不见得比房地产业的开发难度大，关键在于其还没有获得像房地产业那样灵活健全的经营机制。配套体制、机制的健全是体育产业全面提升的动力源。

中国体育的福利性质也是制约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国民对健身的需求如运动场地、锻炼器材主要是依赖各级政府的不断投入，健身的福利性质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大家还缺乏自觉的健身消费观，个人健身消费费用远不如其他娱乐性消费费用。我国目前的体育消费人口比例尚不足30%，人口消费增量就是体育产业最大的市场潜力。因此，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的体育健身消费观念也将得到极大的转变。

3.面对国际化机遇，国内企业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足。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国内掀起了极大的体育热，这给国内体育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赋予了我国企业一个展示民族品牌形象的大舞台。然而，这股热潮未能持续多久，因为奥运会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的民族品牌有着很大的制约，最大的制约就是国际单项组织的认定。按照这一规定，我国自有产品大多没有取得资质认定。另一个制约因素是资金，企业需要充足的资本和很大的市场操纵能力才能获得开发每个项目的权利。此外，我国奥运会的组织机构是一个政府领导下的事业机构，在这种体制下，讨论最集中的就是“如何进入奥运市场，奥运这块蛋糕由谁来切?怎么切?”这使许多企业很茫然。

三、以奥运经济发展为契机，转变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

有效需求的存在是最强劲的生产力，奥运会带来的市场空间的剧烈膨胀，创造的需求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人们易变的需求产生更多更丰富的变化，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就是市场，抓住这些变化就抓住了商机。同时，有意识地开发相应的配套产业或服务的过程，就是在挖掘和创造新的商机，“面对2008年奥运会，就面对着2800亿元的奥运会投资。”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我国政府部门将陆续投人2800亿元，其中有18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北京近10年GDP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0%。申奥成功促使在此基础上每年再增加2至4个百分点，并创造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高经济投人对北京以至全国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必将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城市设施的大力发展将会给相关的行业带来众多的机会和丰厚的利润。从近几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经验看，举办城市和国际奥委会都十分重视奥运设施的长期利用。从机场、火车站、城市道路、电信系统、新闻中心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到比赛训练馆、奥运村及其他辅助设施等中小型建设项目，对于相关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蛋糕”。

体育产业发展在我国还不成熟，但却蕴涵着一个极大的市场。随着奥运会的举办，必将带动国内的体育健身活动的蓬勃发展。因此，无论是比赛的场馆、健身中心所需的各种设施、体育器材用品，还是国际惯例的体育经纪人、活动的冠名权等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迎接奥运之前，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建设需投人大量的体育设施，需要大量的体育器材，企业如果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奥运，不仅可以赚取一笔不小的奥运钱，还提升了产品形象，使产品从此走向国际。国外有走遍世界的耐克运动鞋，中国的李宁牌运动服、双星运动鞋能否成为世界的知名品牌也许北京奥运会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奥运会是国际最为重要的体育赛事，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体育产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亟待转变。为此，应着重解决好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1.加速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我国目前的体育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管理型”，体育经费的来源是“行政拨款型”。这无疑限制了体育产业的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体育产业化经费不足的问题，必须开拓思路，将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让体育产业进入资本市场，让更多的体育企业上市融资，形成一定规模的体育资本，从而提高体育产业的融资能力。

2.重视认证工作，大力开拓市场。虽然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很快，但真正属于国际品牌的却寥若晨星。在九运会上，自行车、皮划艇、射击等体育项目的高档器材全部是进口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体育企业的悲哀。面对奥运会庞大的市场份额和众多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压力，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必须推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力争较大的市场份额。当今国内不少企业的产品质量上乘，但由于未得到相关国际体育专业委员会的认证，难以走出国门，甚至连国内举办的国际赛事也无缘进入。

3.强化品牌意识，扩大国际影响。至今为止，纵观我国所举办的一系列的冠以“国际”字样的“节”，如大连国际服装艺术节、上海国际文化艺术节、青岛国际啤酒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由于其本身受各方面因素所局限，如国际影响力、赞助资金等的约束和影响，以致没能真正起到将中国推向世界的目的。而举办奥运会，则大大超越了平常意义上的赞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机会，这个机会不仅对北京是至关重要的，对企业也是如此。

要带动国内企业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国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普遍认为，电视改变了体育运动，媒体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通过奥运会电视转播，全世界40亿左右的观众将会实时收看，这对举办国扩大影响，树立“国家品牌”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使本国企业借助奥林匹克市场营销计划，推广企业形象和品牌。悉尼奥运会共有106家企业成为各类赞助商，其中绝大多数为本国公司。他们正是借助奥运会的巨大传播力使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品牌具有了国际影响。

4.加强人才培养。在加入WTO的前提下，举办奥运需要一大批既懂体育专业、法律，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体育产业也必须大力发展这方面的人才。我国的体育市场还很不成熟，这方面的人才还相当匮乏，要使我们的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加大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体育院校和综合大学要利用各自的优势，有重点地转移培养方向，从学科设置上进行改革，加大经济、法律的课程设置，向有关部门输送合格人才。同时，在引进人才上应该市场化，将各类优秀的专业人才吸纳到体育产业中来，提高体育产业人才的素质。

5.提高市场意识，搞好奥运营销。要借助奥运会这一契机，加大体育营销力度，以寻求更多赞助商加盟，增加体育产业的产值。我国已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概念。国际奥委会也有专门的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营销许可证业务等。应通过奥运会的举办，系统总结我国体育营销方面的经验，继往开来。国内企业也应充分意识到体育产业的市场潜力，设法加强消费者与体育及产品品牌间的互动关系，让人们在物质及精神层面上获得双重满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应综合考虑两种战略的结合，认真研究两种战略的融合与协调问题，从而使两种互为支持、互为依赖的战略都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实现两者的双赢，把我国的体育事业推向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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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之窗》编辑部.奥林匹克之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3]陈放.奥运商机大策划[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