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发展范文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一、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加快现代化，曾有不同的认识。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快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有的同志主张用加快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许多同志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000年，我国人均GDP854美元，不仅同当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7443美元有很大距离，而且同当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039美元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153美元也有较大距离。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很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没有达到小康收入水平，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农村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城市有近2000万人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根据这样的国情，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看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而且目标不那么张扬，不会给外国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20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做到。

二、一个主题——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发展，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还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快速发展。因此，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主题就是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52％，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我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1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2000年GDP已达到4万亿美元。由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年全世界中下收入国家为人均GNP756美元以上，我国当年人均GNP已达到780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由于我们利用不少外资，因而人均GDP，略大于人均GNP）为840美元，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心就是要用大约20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其基础和主题，则是要在这20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做到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18％。这个速度虽然比前22年低一些，但是仍属高速或快速发展范畴。分析各方面的条件说明，实现上述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工作做得好还有可能超过。

中国具有并将继续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世界上最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力的组织，能够把各种生产潜力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今后20年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能保持7％—8％的平均增长水平，超过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2001年和2002年前三个季度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增势不减，仍实现7.3％和7.9％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和发展势头。

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经济2001—2020年年均GDP增长7.18％，同期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3％，则中国人均GDP到2010年为1592美元，2020年为3027美元，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2513美元和3097美元。可见，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跃升到世界第3位，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上升到占8.4％。

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制订和实施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已经为我国制订了三步走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即到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以来和十六大，又进一步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再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力争再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体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完善发展思路，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它重大方针政策。首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发展要有新的思路。概括来说，一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注重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保护，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其次，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它重大方针政策。比如，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扩大国内市场应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立足点。当前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当长时期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更积极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战略等。

第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到2000年底，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发展的体制仍到处可见，严重影响经济潜力的发挥。进入新世纪，改革还要求有新的突破，即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深化企业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理顺分配关系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取得成功，将最有力地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开放也要有新局面，即要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一般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增加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我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尚未实现工业化，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由于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已不能再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而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的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经济效益好，三是资源消耗低，四是环境污染少，五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前四条是根据我国人均资源短缺（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材料，人均耕地面积2000年世界平均为0.24公顷，而中国只有0.1公顷。人均淡水资源，2000年世界平均为8241立方米，而我国只有2257立方米。人均探明可开采石油储量，2000年美国为13.6吨，巴西为6.7吨，而我国只有4.2吨。）和适应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发展的要求，第五条则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情提出来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政务、商务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在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用信息技术和其它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化的标志已不再主要体现在工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优势，而应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较大优势，同时农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的比重，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大大下降；建成独立完整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取代初级产品占越来越大比重；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不是以拼资源、拼能源、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为代价，而是处处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提倡循环使用，回收再用，重复利用，采用新技术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化程度，等等。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同重视发展科技教育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问题要研究。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

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特别重视，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单列一题叙述，这是过去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没有过的。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论述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又跳出农业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肯定，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市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还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全面的小康，这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速，至2001年已达37％，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所以，今后在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更有力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或城镇化可说是发展新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认真研究诸如用城市化概念好还是城镇化概念好、城市化道路如何走、发展小城镇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

五、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

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这是适应新阶段新形势（如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一般商品买方市场格局形成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的正确选择。调整经济结构，除了上面已论述的调整城乡结构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一是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生物、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在政务、商务、公共服务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二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包括加快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三是继续加强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四是加快发展金融、物流、旅游和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未来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做到了以上几点，我们就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一、与美国经济的起落相伴随

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1997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官方语言确认了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虽然目前国际上对何为新经济并无统一认识，但综合有关学术资料，可以初步将新经济归纳为：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7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其核心是观念的创新、运行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技术样式，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弥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抑制了通货膨胀，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间的关联度。

其次，企业利润、信贷和投资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支撑点，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可迅速进行投资战略调整，增加应对市场供求的灵活度。

第三，通胀率和物价水平被控制在较低范围，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效能，且政策时滞较前拉长。

第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诸多因素有效结合，提高了传统产业及其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并使传统经济的生产、运作、管理模式出现新的变化，较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新经济的迅速成长，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1990年到1998年的8年时间里，美GDP增长了26.7%.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亦均在42-68%之间。2000年，美国GDP达到99657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到31.54%.2001年，持续增长近十年的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周期性调整的迹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此影响下，作为信息产业经营状况晴雨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出现急剧波动，高新科技企业利润下降、库存增加，企业裁员、倒闭现象急剧上升。而“9·11”事件的发生则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导致股市再次暴跌，缩水达65万亿美元，其中在股市重开的第一周，纳指就下跌16.1%.美国经济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创击。但是，“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经济，其中包括新经济即出现反弹势头。200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由第三季度的负1.3%摸底回升至1.4%，全年经济增长1.3%.进入今年以来，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即攀升到5.8%.美国总统布什年初宣布“美国新经济依然健在”，并且预计在未来11年内，美国劳动生产率可年均增长2.1%，与整个90年代相同。业内专家评称，各种迹象显示，新经济依然生机盎然。

二、存在即合理？

对新经济，褒之者有，贬之者亦有。贬之者以新经济缺乏存在与发展的科学理论为由，将其列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泡沫现象而难以为继。“9.l1”事件后，这种持否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但是，从新经济兴起以来的十年进程综合分析，新经济的确具有较为广泛而牢固的理论基础。

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原则来看，分工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而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的大小则又取决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使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趋细化与合理，经济效率大幅度提高。此外，根据熊彼特所提出的著名的“创新理论”，新经济绝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它不简单等同于技术上的发明和应用，新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通过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广泛普及，创造了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在内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组织管理体系。

从迈克尔·波特的管理学理论来分析，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高新科技的运用使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多彩，可以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需求，企业更加容易利用差别化赢得比较优势；微电子、软件与网络等高新科技产业的巨大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生产，实行高度分工协作，产业聚集成为必然，并且上升为加速经济变革的一种工具。

三、前景令人看好

虽然美国新经济尚未走出阶段性调整，但是可以预计，新经济依然令人看好，其发展前景广阔。

1、十年来推动美国新经济成长的现实条件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革命。虽然信息产业在去年底出现了阶段性调整，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却为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与历次美国经济衰退不同的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受到严重创伤，依然保持连续增长，现仍维持在5%的水平。这表明，无论是在新经济的繁荣期还是调整期，技术革命创造的高水平劳动生产率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尽管经济全球化引发了新一轮的南北矛盾，但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运动的客观现实无法回避。在当前形势下，国际商品、资本流动、信息技术扩散和国际化经营继续得到发展，欧盟、北美、东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已使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体系出现新的变化，全球生产力要素组合与生产力布局出现新的特点，在全球化浪潮中，企业正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的创新亦正在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而且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将自身优势与国外广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进行利润最大化的“合理配置”，谋取了巨额经济利益。

2、新经济为美国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大调整，赢得先发优势创造了牢固的物质基础，美国将会继续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最初得益于80年代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减税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经济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目前，布什政府正面临使美国经济摆脱低迷和推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双重任务，其在经济政策上沿袭了共和党“务实”和“自由放任”的传统特征，这将为今后新经济的走强注入巨大活力。布什政府以“里根经济主义”为依据，再次提出供给学派理论，认为生产和供应能创造需求，自行调节经济。主张削减联邦政府权限，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包括减少对作为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企业的干预，政府依靠企业进行决策，不断扩大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应有作用；实行大幅减税；限制货币供应量等。去年，布什政府已向国会提交了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方案，该方案将有助于政府扩大预算盈余，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政府为有效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还在政策、法规制定，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与科研部门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此外，90年代以来的企业购并和重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新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新的基础。它反映了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抗性竞争正逐步被协作性竞争取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正发生新的变化。尽管近一两年来，企业购并和重组出现了一定降温势头，但总的发展趋向没有逆转。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巩固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重复劳动，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带来了不同经营发展模式的相互接近与融合。由于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特有的收益递增性容易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为维持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走大规模兼并之路无疑有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更重要的是，将为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年均增长约30%，其增加值的增幅约为制造业的2倍多，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企业群体。在信息产业方面，已建起了贯通全国，连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立体通信网，电子政务、商务等重大工程已经或即将上马。但是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对各国信息能力的测算，美国得分为71.76分，而我国仅有6.17分，居世界底层。如果说我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正在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在基础技术、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则仍在扩大。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以求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浪潮中赢得有利地位。

第一，要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网络，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国家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抓住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对网络建设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第二，在信息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立自主创新、结构合理、规模经济的科研生产体系。

第三，以改造传统产业为重点，全面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通过一系列上网工程，全面推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

第四，加大政府投入与宏观调控，适当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监督力度，形成依法行政、高效运转、配套完整的行业管理体系。

第五，加速信息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使信息技术发展后继有人。

第六，大力推动作为信息产业核心的软件产业的发展，争取在该产业率先赢得世界领先水平。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在稳步增长的同时，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许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中国经济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经济都受到了强烈冲击，中国的经济也不例外。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结束了两位数的增长趋势，面临着经济发展下行的压力。这并非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正步入结构更加优化、产业布局合理、科技要素更高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的全新发展趋势。2014年11月在北京闭幕的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闭幕的G20峰会上，各国政要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审时度势，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响彻全球。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在讨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问题之前首先要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展开说明，因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依照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而提出来的，它的内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是有所区别的。经过笔者大量的阅读文献资料并结合当经济中国经济的相关发展数据，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因为笔者只是个高中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还比较肤浅，甚至有些不当之处，希望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第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其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如环境问题、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为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有意识的控制经济增速，适当降低增长速度，有助于经济的调整;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随着中国科技投入的加大，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以2013年为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6.9%，第二产业降至43.7%;第三，经济发展动力更为均衡，我们知道“投资、出口、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过去中国长时间以来投资和出口，如今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14年上半年，消费贡献达54.4%，高于投资贡献5.9个百分点。

二、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巨大的，是值得国人欣喜和骄傲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是中国经济顺应时展潮流，主动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寻求发展新动力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将就循环、可持续，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一）国民经济服务化。所谓国民经济服务化，是指服务业就业和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的趋势。服务业是我国大力发展的产业，它再给中国人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具有低能耗、低排放等优势，这也符合经济发展低碳环保的绿色经济发展理念。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难发现服务业在其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中国经济在调整的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状况蒸蒸日上。

（二）经济发展高端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的产品都被国外人戴上了科技含量低的帽子，由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是中国经济增强世界竞争力的必然趋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会带动一个国加多个相关产业的腾飞，近些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虽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议为例，2012年，在所有《自然》杂志和其子刊上发表的研究性论文中，中国学者发表303篇论文，占当年总数的8.5%，中国的科技在很多领域已经处于领先水平。

（三）居民购物网络化。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足不出户，依靠家里安装的宽带网络甚至是手机就能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网络购物这种全新的形式符合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它也节省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双十一”等购物狂欢节的诞生，受到消费者的热捧。以2014年为例，在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同比增长25%，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长20%。

三、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还有很多，因为笔者能力有限，就从其中主要的方面展开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符合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值得相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以此来为中国经济的改革献言献策。

参考文献：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一、 基本概念

国际经济学术界对会展经济做出了众多定义,其中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

其一、会展经济是通过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会、博览会或会议,对外界传播企业产品信息及理念、提供服务、创造商机,并带动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如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广告传媒业、酒店餐饮业、旅游业、商业、礼仪服务业等行业发展的一种经济。

其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变迁,在一定历史阶段下,会展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跨区域、跨产业的社会综合经济。具体来讲,就是通过举办各种类型会议、商品展览等活动在创造直接经济价值的同时,带动地区或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的。

其三,会展经济,是各种类型交流会、洽谈会、展览会、博览会的总称。它是利用一定的资源优势、经济特色、地域优势,由社会团体或政府组织,召集供需双方按照事先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专业性的或综合性的产品布展、宣传、交易和服务为内容的特色型经济活动。

综合所述,本文作者认为:通过举办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商业会议、展览会,会展经济是一种既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从内容上可分为会议与展览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融为一体,即国际性会议一般以会议为主,但在会议的同期总要结合一些商业化的展览活动;而国际性展览会虽以展览为主,但展出期间举办各种研讨会、专题会。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会展产业从小到大,以年均近20%的速度递增,我国会展经济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经济贸易、信息传播、技术合作等诸多方面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会展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0年以来,中国各地的会议展览一个接一个地召开:第八十八届广州交易会、深圳第二届高新技术商品交易会、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第九届上海全国(消费)商品交易会等接踵而来。会展经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等一些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已迅速崛起,初步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为中心的三大会展经济产业带。

(一)会展行业能够创造巨大经济价值

相关资料显示,会展业利润一般在20―25%以上,是无污染、高效率的经济模式。香港借助四通八达的交通、自由充足的资金、旅游名城的人流和发达便捷的信息流,以及设施优良的展馆和完善的服务体系,赢得了“国际会展之都”的美誉。香港每年举行的大型展览活动超过80项,参展商多达两万家;每年在香港举办的大型会议超过42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多达3.7万人;香港已连续多年被英国《会议及奖励旅游》杂志评为“全球最佳会议中心”。2001年,香港相继举办了首届国际文具展、大型玩具展、资讯基建博览会、亚洲规模最大的家庭用品展和礼品展、国际钟表展、国际美容美发展、国际旅游展等大型国际展览。同时,许多大型国际会议选在香港召开,先后接待了2001全球《财富》论坛、2001科技世界国际会议、世界服务业大会、第12届世界生产力大会、第14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等。

(二)会展经济推动城市发展

一是会展经济成为一个独立的而且是非常有活力的朝阳产业,它不但能带动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广告传媒业、酒店餐饮业、旅游业、商业、礼仪服务业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还能成为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会展经济新投资净额的增加也会促进消费的增长,形成乘数效应。会展经济涉及行业众多,集聚放大效应明显,其资源整合功能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如荷兰的各类展览、会议、贸易洽谈会、研讨培训班、节庆和其它活动,已形成的规模巨大的产业,1996年的营业额高达63亿欧元。阿姆斯特丹汽车展每年为旅馆业增加约30万个房间预订、4500万欧元的收入和近5000个工作岗位。

二是会展经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会展经济被誉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它是以举办博览会、专业展览会、大型赛事活动等形式实现的人流、物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重要载体,表明了举办城市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将为举办城市证明了综合竞争力、加速国际化进程。1999年5月至10月,第十四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行,半年时间内,共有69个国家及26个国际组织参会,昆明―这个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省会城市,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借此盛会,云南向世界递出了自己的名片,让云南走向了世界,让世界认识了云南。

(三)会展与旅游活动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参展商和观展者作为会展旅游当中的潜在旅游者,他们的商业意识强,文化素质高,消费力度大。可以根据他们商业性极强的特点,推出投资考察游等专项旅游产品。在旅游过程中,旅行社可以安排专业性咨询,提供当地的市场行情、法律法规及经济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众所周知,云南昆明世界博览会对其城市旅游、会展旅游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表明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提升了昆明旅游在全省和全国的地位,推进了昆明旅游目的地品牌化进程,是中国会展旅游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之一。

(四)会展能够增加社会就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会展经济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促进就业方面也同样具有积极意义,据统计,每1000平方米展出面积就可以创造出近百个就业机会。又由于会展业的关联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增加其他产业的就业机会,从而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2006年,宁波市共举办各类展会148个,按照行业相关方法估算,去年宁波市的会展业及相关产业可提供近9万个就业机会。

三、结论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6篇

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年，今年的全国“两会”备受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这个“引擎”是否稳健、能否全力开动，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牵动着全球的神经。

在“两会”胜利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总理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通过“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来适应产业革命的趋势，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很大，产能结构不能适应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重、压力大。另一方面需要发展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创新型产业，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才资源和创新，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

因此，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是我们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外化表现。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积极性；需要吸引和集聚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潜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7篇

一 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 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 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 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6 阿马蒂亚·k·森的解释

阿马蒂亚·k·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5]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还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6]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阿马蒂亚·k·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经济人，因“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 坚持传统经济人，发展传统经济学体系

罗伯特·卢卡斯可以说是这个方向的代表，它不但坚持了经典经济人，而且还发展了经典经济人，认为经济人具有准确的理性预期。

卢卡斯认为，现实经济行为主体不仅仅是自利的人，而且更是一个理性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仅要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即需要冷静客观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了解完备信息的内动力，而且有能力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他认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理性经济人。卢卡斯还进一步提出经济人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亦即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求最大利益，会设法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情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他认为，在预期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的视野内，理性预期和其他预期的区别在于，理性预期所考察的重点是预期与现实行为结果的一致性，它是与相应的经济理论与模型更加相一致的预期。卢卡斯还指出，理性预期并不排斥现实经济中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相反，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动可以使人们预期值偏离其预期变量的实际值。人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迅速做出正确反应，进而把预期及时调整到与有关变量的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上来。

在这个基础上，卢卡斯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将微观个体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在该模型中发挥到极致：人们的预期对经济行为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人们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即预期值与未来实际值是一致的。

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和“自然率”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并以理性预期为基础提出他关于信息不完全性和由此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动与绝对价格变动的混淆是产生经济周期原因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政府干预失效”的政策结论。

卢卡斯由于“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从而改变宏观经济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 抛弃经济人，经济学延伸到非理的研究

传统经济学只研究人的理，在人的非理方面的研究显得苍白无力。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综合了传统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着重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经济行为进行规律性的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在其心理活动的支配下进行的，因而是人的经济心理的外部表现。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打破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不变的假定，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纳入标准经济理论之中。实验经济学是运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人并不是简单的扬弃，而是仍将理性假设的情况包含在其中，认为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非理性更能解释现实。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经典经济人的辩证扬弃使经济学的视野从理扩大到包括非理在内的人类行为，而传统经济学缺失的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

虽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改变了经典经济人的假定内涵，抛弃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倒塌的只是新古典传统的框架，而不是经济学科的本身，相反却促进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发展。

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因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开创性的重要贡献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四 结论

我们不难看出，新产生的现代经济学各新分支学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新的分支学科都贯穿了一条人本主义的线索，呈现着人本主义的趋势，渗透着对经典经济人的重新解释的内容；第二，以经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仍在发展，并取得了新的突破，如理性预期理论；第三，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放松了经典经济人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并以打破了的约束条件作为新理论的逻辑起点；第四，包括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内，各新的分支学科对经典经济人并没有全盘否定，但重新解释的经济人比经典经济人更加现实，研究的主题离现实更近，经济理论中的人也由抽象的经济人变得生动起来，日益人本化；第五，现代经济学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是在多学科的交汇中形成的。

总之，对经济人的重新解释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人越来越接近现实，据此而制定的政策也越来越显得人本化。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但人的复杂性导致了对人研究的多面性，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研究人。由于人的各方面的行为相互影响，正如人的心理活动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一样，这些学科的研究彼此之间日益出现交叉融合的趋势，在学科与学科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交叉学科。随着对人认识的深入，经济学对人的假定的认识还会不断演变，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会因此而不断拓展，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也许在未来的经济学体系中，理性经济人将得以重构。

注释：

［1］杨春学认为，关于经济人的公开争论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之争”和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的争论。见《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coase，ronald h,o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november ,1937

［3］模型详述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42页。

［4］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页。

［5］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32页 ）

［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p44.）

主要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3

［2］马克·布劳格，罗杰·e·巴克豪斯等.经济学方法论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聚焦［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6］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8篇

一 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 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 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 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6 阿马蒂亚·K·森的解释

阿马蒂亚·K·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5]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还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6]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阿马蒂亚·K·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经济人，因“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 坚持传统经济人，发展传统经济学体系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9篇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主任刘九如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时表示：总理曾说过，“互联网+”未知远大于已知，未来空间无限。实际的确如此，一年多来，“互联网+”成为各行各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和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引擎。各行业纷纷行动，用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用互联网思维实现创新创业，“互联网+”遍地开花，取得丰硕成果。

随后，刘九如介绍“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成立以来所作的一些工作。他说：“作为中国互联网协会旗下专注‘互联网+’研究跟踪的专业咨询机构，‘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自今年1月成立以来，先后组织专家对腾讯、阿里、京东、中关村创业大街等企业和机构进行了调研，联络行业专家和企业家召开了有关‘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政策环境’，‘互联网+新业态’等多次主题研讨会，组织和参与了‘互联网+教育’发展态势研究和‘互联网+农业养殖’业模式研究等多个项目。我们‘互联网+’行动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的转发，我们根据《数字时代国家政治的危机》一书研究编写的专题研究报告，通过中央网信办递交到了包括在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手中。此外，‘互联网+’研究中心还利用挂靠在电子工业出版社的便利，参与编辑出版了《2015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书籍。可以说，经过八个多月的努力，‘互联网+’研究中心已经广泛联络起了活跃在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各界专家学者、企业家、创业者，成为我国‘互联网+’研究交流的良好平台和推动‘互联网+’行动的专业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出席本次论坛活动并发表了题为《互联网+经济转型》的主题演讲，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互联网+、+互联网三个方面讲了“互联网+”的目标、任务和边界，以及如何正确理解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辨证关系和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关系。他指出：“关于‘互联网+’，我们既要看到有很多成绩和成功案例，也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问题与分歧。‘互联网+’究竟是什么？如何使它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认真深入的思考。”

杨学山认为，“互联网+”的任务应该有三个方面：互联网自身的发展任务、‘互联网+’的任务和‘+互联网’的任务，并特别强调：很多人在理解“互联网+”的时候，把互联网自身的发展任务有意或无意地给忽略了。他说：“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互联网本身没有建设好和发展好，‘互联网+’便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互联网自身这个基础必须牢靠，互联网+才能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把互联网的带宽问题解决。尽管这几年世界各国都在加快宽带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要想全面有效支撑‘互联网+’的发展，无论是带宽速率还是网络覆盖率都是不够的，还需要大幅度提高。此外，互联网作为一个公众平台，作为一个社会基础设施，在连接上（用户渗透上）还有大量工作是要做的，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企业组织。只有让更多的人能够快速方便地接入互联网，‘互联网+’发展才能有持续的动力和基础。”

腾讯研究院产业中心主任李刚在大会上了“互联网+指数”，并围绕新经济的发展趋势未来机会与大家进行了讨论。他在介绍项目启动背景时说：“我国每天都有数亿人在使用手机，进行通信，进行点餐、叫车、预定出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这些数据会聚起来画一幅中国线上的数据地图，计算一下各个地方的产出，于是就设计了‘互联网+指数’项目。整个指数的指标体系包括四个分指数：基础、产业、创业创新和智慧城市。”

传统IT厂商代表浪潮信息产业集团执行总裁王柏华围绕软件、服务器等关键信息技术的国产化发展，介绍了浪潮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信息安全以及推动“双创”方面的业务布局和成功探索。他说：“连接能力和数据是一切+的基础。浪潮去年宣布先期投资100亿元在全国建设7个核心云计算数据中心和50个地市云计算中心，目前已经建成4个核心云计算数据中心和17个地方云计算数据中心。”

易观国际创始人、易观亚太总裁杨彬发表了题为《“互联网+”与企业创新》的主题演讲。他认为，要打好“互联网+”的三大战役的核心是顺应供给侧改革大势，用“互联网+”让产品在好品质好品位的基础上重塑好生态，跟各个层级的公关去做合作。

途家联合创始人兼CEO罗军进行了题为《互联网+住宿分享，创新动能》的主题分享。他主要从互联网+经济模型提出自己的见解，分享中提到：未来三十年之内资本对社会可能将会被分享经济模型取代，有两个行业的分享经济经济模型成功案例：一个是车的出行，一个是住宿。

正益移动董事长王国春发表了题为《传统企业“互联网+”战略的落地探索》的主题演讲。做“互联网+”应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要把互联网当成一个渠道，一个是要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来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和营销，还有就是行业互联网化。最后他从行业“互联网+”跟企业“互联网+”分享了具体案例，企业自建“互联网+”和建设平台生态是发展方向。

梆梆安全首席运营官赵宇发表了题为《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信息的产生、传输、存储、销毁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信息泄露的情况，“互联网+”的重要是两化：传统企业的在线化和数据化，同时要加强对移动安全的投入。

此外，本次活动还有两个重大：2016年中国“互联网+”工业应用领域十大新锐案例以及《“互联网+”引领中国制造2015》新书首发。

2016年中国“互联网+”工业应用领域十大新锐案例评选工作由工业信息化部信息中心与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联合发起，有4个评选维度：融合程度、技术先进性、提质增效和社会影响。工信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佳宁在本次大会上宣布了经过三轮评选后的最终结果：1001号云制造平台（南京壹千零壹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BroadLink DNA Kit平台（杭州古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华虹IC工厂的供应链网络协同（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美克家居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项目（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海尔互联工厂（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工业智能网络（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中钢网――钢铁电商平台（北京中钢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极路客智能驾驶服务、红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制衣工厂（青岛红领集团有限公司）、航天云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于佳宁还总结了这十大新锐案例的一些特点。

第一，涵盖多种类型，基本反映互联网与工业应用融合的模式。十大新锐案例涉及到生产过程智能化、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制造平台、协同制造和协同创新平台、B2B行业电子商务、智能产品开发工具、智能产品等多种融合模式，既有工业企业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模式，主动改造生产方式和产品形态，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案例，也有互联网企业深度服务工业企业的案例，体现我国互联网与工业应用融合呈现出双向融合、形态多样的特点。

第二，涉及多种行业，反映“互联网+”对工业的广泛影响；十大新锐案例涵盖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原材料工业、消费者工业等各大工业领域，说明“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

第三，地域分布广泛，反映各地“互联网+工业应用”反应特色；十大新锐案例的实践经验体现“互联网+”对推动工业企业降低创新成本和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实现节能减排、推进服务型制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10篇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11篇

一、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加快现代化，曾有不同的认识。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快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有的同志主张用加快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许多同志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000年，我国人均GDP854美元，不仅同当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7443美元有很大距离，而且同当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039美元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153美元也有较大距离。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很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没有达到小康收入水平，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农村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城市有近2000万人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根据这样的国情，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看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而且目标不那么张扬，不会给外国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20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做到。

二、一个主题——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发展，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还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快速发展。因此，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主题就是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52％，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我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1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2000年GDP已达到4万亿美元。由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年全世界中下收入国家为人均GNP756美元以上，我国当年人均GNP已达到780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由于我们利用不少外资，因而人均GDP，略大于人均GNP）为840美元，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心就是要用大约20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其基础和主题，则是要在这20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做到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18％。这个速度虽然比前22年低一些，但是仍属高速或快速发展范畴。分析各方面的条件说明，实现上述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工作做得好还有可能超过。

中国具有并将继续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世界上最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力的组织，能够把各种生产潜力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今后20年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能保持7％—8％的平均增长水平，超过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2001年和2002年前三个季度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增势不减，仍实现7.3％和7.9％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和发展势头。

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经济2001—2020年年均GDP增长7.18％，同期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3％，则中国人均GDP到2010年为1592美元，2020年为3027美元，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2513美元和3097美元。可见，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跃升到世界第3位，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上升到占8.4％。

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制订和实施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已经为我国制订了三步走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即到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以来和十六大，又进一步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再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力争再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体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完善发展思路，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它重大方针政策。首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发展要有新的思路。概括来说，一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注重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保护，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其次，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它重大方针政策。比如，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扩大国内市场应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立足点。当前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当长时期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更积极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战略等。

第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到2000年底，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发展的体制仍到处可见，严重影响经济潜力的发挥。进入新世纪，改革还要求有新的突破，即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深化企业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理顺分配关系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取得成功，将最有力地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开放也要有新局面，即要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一般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增加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我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尚未实现工业化，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由于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已不能再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而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的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经济效益好，三是资源消耗低，四是环境污染少，五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前四条是根据我国人均资源短缺（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材料，人均耕地面积2000年世界平均为0.24公顷，而中国只有0.1公顷。人均淡水资源，2000年世界平均为8241立方米，而我国只有2257立方米。人均探明可开采石油储量，2000年美国为13.6吨，巴西为6.7吨，而我国只有4.2吨。）和适应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发展的要求，第五条则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情提出来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政务、商务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在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用信息技术和其它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化的标志已不再主要体现在工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优势，而应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较大优势，同时农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的比重，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大大下降；建成独立完整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取代初级产品占越来越大比重；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不是以拼资源、拼能源、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为代价，而是处处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提倡循环使用，回收再用，重复利用，采用新技术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化程度，等等。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同重视发展科技教育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问题要研究。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

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特别重视，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单列一题叙述，这是过去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没有过的。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论述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又跳出农业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肯定，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市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还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全面的小康，这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速，至2001年已达37％，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所以，今后在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更有力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或城镇化可说是发展新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认真研究诸如用城市化概念好还是城镇化概念好、城市化道路如何走、发展小城镇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

五、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

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这是适应新阶段新形势（如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一般商品买方市场格局形成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的正确选择。调整经济结构，除了上面已论述的调整城乡结构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一是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生物、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在政务、商务、公共服务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二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包括加快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三是继续加强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四是加快发展金融、物流、旅游和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未来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做到了以上几点，我们就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12篇

一、新经济涵盖传统产业升级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1]。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383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在新经济形势下，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蹈叨热诤希到峁股短蕴牟辉偈撬降南ρ舨担皇窍ρ艏际酢W苤桓龉夷芊癯晒Φ赝瓿刹蹈锩【鲇诖巢涤敫咝录际跗笠到岷系慕裘艹潭龋?/P>

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个国家传统经济的基础不同，新经济的起点就不同。因而各国新经济的内涵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确定发展新经济的具体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和特殊性。例如，中国作为尚未完成传统产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新经济”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甚至不排斥在某些有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赶超战略，但其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使传统产业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传统产业升级。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而中国装备工作的综合实力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仅处于以机械化为主、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数控机床拥有量仅占机床总量的0．7％，产品技术平均落后15—20年[2]。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受到了传统产业这方面的极大制约，不突破这种制约，它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而劳动者素质较低，只有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解决就业难题。否则，失业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也势必威胁到处于萌芽状态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规律，一国所具有的安全性的产业结构，是那种没有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只有按照国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产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经济的安全度，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是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劳动资金双密集型、劳动技术双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中国应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优势产业的把握及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3]，当引以为鉴，第三，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可以演变为新型的现代化产业。如果中国不加快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升级，势必在质量、规模、效率和核心技术方面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也形成新的挑战。惟有技术升级可以确保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增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立足于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不是对传统经济的消极维持，而是对新经济的积极促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资金双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内涵。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新经济不可能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它不会消失。新经济的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辅相成，具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它们共同促进着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新经济既要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要标志的新经济涵盖了传统产业升级。

二、新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使社会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有了新的推动力量。同时，新经济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对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绿色科技的产生与兴起，将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科技不仅将成为全球各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产业部门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降低和丧失，而应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则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中国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4]。鲁北化工绿色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经历23年历程，创建了绿色科技，构建了绿色产业链，实现了源头控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使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产业”向“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鲁北”从一个只有40万元试验经费的小厂到发展为目前拥有50亿元资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体现了绿色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

背后经济带来了新的人才观，新经济要求人才内涵升华，提出了人为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向潜能开发和创造力开发转化。这种新的人才观对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人才的日益重视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而以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这些都是微观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普通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传统产业升级具备必要的人才力量和技术支持，给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希望。

新经济赋予政府新的责任。新经济不仅要求政府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制定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还要求政府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重点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问题，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发展知识经济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发展知识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因为，新经济的建设涉及新旧产业的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规模和涉及的领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有采取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才能顺利实施．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基础设施，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是高速数据信息网，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工程投资。政府必然成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各国政府必将全力以赴，给企业以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将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政府也将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产业经济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正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迈进。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过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60一70年代的调整培育了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与历次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给中国的机遇不谋而合，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潜力将为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三、新经济时代怎样实现传统产业升级

在人类经济发展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每次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是由新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新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必须采取适合新技术、新经济内在要求的具体方式，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潮流，遵循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基本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和先导，正是在信息技术及其它高新技术的强大推动下，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成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脉，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控制财富的手段。企业的信息化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经济形势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也必然构成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包括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首先必须保证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前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管理设备和相关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可以直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中国辽宁省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辽宁在发展软件产业时，注意运用软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出许多传统产业与软件技术结合的新方式．如软件与交通运输相结合，开发出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动态目标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机械制造业相结合，开发出数控机床，带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2]。第二，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传统产业能否获得新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诚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不只是添加一些先进技术设备，或是把手工报表用电脑打印出来。它是企业深层次的改造，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包括建立以高速数据网络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大型动态数据库、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生产过程、?⑼辖灰资侄蔚取F笠档男畔⒒∩枋┪笠档男畔⒀妨鞫丛煳镏侍跫拐銎笠档脑擞ú返纳杓圃谀冢荚谕缟辖小6菘獾慕⒖梢晕霾哒咛峁行У囊谰荩彼彩浅杀局行摹⒗笾行摹＝⑿滦偷墓ぷ髁鞒蹋抵噬鲜切纬梢恢盅杆佟⒏咝У墓芾矸绞健T谡庵止芾矸绞较拢淖橹辉僖远Α⑽镒实任行摹6亲胖毓芾硎萘鳌＜耍笠悼梢蕴峁罅扛鲂曰瘢佣蛊笠档纳芨玫厥视ι缁嵝枨螅蛊笠档纳婵占洹M辖灰卓梢园镏笠荡蚱频乩怼⑹奔涞南拗疲毓憷氖谐5]。第三，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它为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信息化改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教育基础设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法规等的建设。

(二)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

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现代科技革命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商品化更迅速．新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的成本不断降低，这是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对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一个产业、部门和企业如果不在技术上占据优势，就无法形成市场优势。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有：第一，加大科研与开发：投入，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建立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第二，积极探索产、学、研联合新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第四，加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和人才培养，使技术层次的创新成果在生产经营过程不断被涮新。

(三)对传统产业进行组织结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而中国传统产业在整体上还处于分散、规模过小、质量与效率低下、核心技术薄弱、跨国经营尚未起步的状况。因此，产业的重组与整合是中国传统产业走向振兴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具体途径包括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目前美国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进行过国内购并的占90％以上，进行过跨国购并的占70％[6]。现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已进入相对过剩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已有充分的条件采用企业的外部发展方式——购并。通过购并实行强强联合，与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抗衡，以打破外资的垄断，并借此培育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不过，国家不能忽视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扶持与培育，因为中小企业历来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

(四)对传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

体制创新可以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无论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还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没有体制创新，企业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创新。新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的体制创新面临国有企业的体制转轨和各类企业的管理模式转变这两大任务。首先，国企体制转轨的关键是政企分开，通过公司改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目前中国国企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践中普遍出现了“翻牌化”等问题，体制转轨没有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著名学者李维安教授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订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7]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迫切需要国企建立一套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指导下制订各企业自己的公司治理原则或准则。其次，新经济呼唤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强调企业内的职能运作独立而分工明确，而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必须强调企业内部的部门协调.

参考文献：

[1]李罗力，新经济阶值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1，(1)：76。

[2]周叔莲，王伟光．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2)：31-37．

[3]林毅夫，李永军．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减少金融风险[J]．改革．2001，(1)：63．

[4]冯久田．绿色科技：振兴中国传统产业的必由之路[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科技管理专刊，3001，(1)：58-59．

[5]陈胜昌．知识经济读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30-334．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13篇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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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发展范文第14篇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 ·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 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 ）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 ）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 Joel, 1990）。其中， 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 ）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 ）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 A.Lewis）、钱纳里（H. Chenery）、库兹涅茨（S. 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 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 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 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 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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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发展范文第15篇

一、与美国经济的起落相伴随

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1997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官方语言确认了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虽然目前国际上对何为新经济并无统一认识，但综合有关学术资料，可以初步将新经济归纳为：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7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其核心是观念的创新、运行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技术样式，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弥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抑制了通货膨胀，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间的关联度。

其次，企业利润、信贷和投资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支撑点，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可迅速进行投资战略调整，增加应对市场供求的灵活度。

第三，通胀率和物价水平被控制在较低范围，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效能，且政策时滞较前拉长。

第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诸多因素有效结合，提高了传统产业及其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并使传统经济的生产、运作、管理模式出现新的变化，较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新经济的迅速成长，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1990年到1998年的8年时间里，美GDP增长了26.7%.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亦均在42-68%之间。2000年，美国GDP达到99657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到31.54%.2001年，持续增长近十年的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周期性调整的迹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此影响下，作为信息产业经营状况晴雨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出现急剧波动，高新科技企业利润下降、库存增加，企业裁员、倒闭现象急剧上升。而“9·11”事件的发生则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导致股市再次暴跌，缩水达65万亿美元，其中在股市重开的第一周，纳指就下跌16.1%.美国经济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创击。但是，“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经济，其中包括新经济即出现反弹势头。200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由第三季度的负1.3%摸底回升至1.4%，全年经济增长1.3%.进入今年以来，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即攀升到5.8%.美国总统布什年初宣布“美国新经济依然健在”，并且预计在未来11年内，美国劳动生产率可年均增长2.1%，与整个90年代相同。业内专家评称，各种迹象显示，新经济依然生机盎然。

二、存在即合理？

对新经济，褒之者有，贬之者亦有。贬之者以新经济缺乏存在与发展的科学理论为由，将其列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泡沫现象而难以为继。“9.l1”事件后，这种持否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但是，从新经济兴起以来的十年进程综合分析，新经济的确具有较为广泛而牢固的理论基础。

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原则来看，分工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而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的大小则又取决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使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趋细化与合理，经济效率大幅度提高。此外，根据熊彼特所提出的著名的“创新理论”，新经济绝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它不简单等同于技术上的发明和应用，新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通过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广泛普及，创造了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在内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组织管理体系。

从迈克尔·波特的管理学理论来分析，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高新科技的运用使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多彩，可以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需求，企业更加容易利用差别化赢得比较优势；微电子、软件与网络等高新科技产业的巨大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生产，实行高度分工协作，产业聚集成为必然，并且上升为加速经济变革的一种工具。

三、前景令人看好

虽然美国新经济尚未走出阶段性调整，但是可以预计，新经济依然令人看好，其发展前景广阔。

1、十年来推动美国新经济成长的现实条件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革命。虽然信息产业在去年底出现了阶段性调整，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却为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与历次美国经济衰退不同的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受到严重创伤，依然保持连续增长，现仍维持在5%的水平。这表明，无论是在新经济的繁荣期还是调整期，技术革命创造的高水平劳动生产率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尽管经济全球化引发了新一轮的南北矛盾，但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运动的客观现实无法回避。在当前形势下，国际商品、资本流动、信息技术扩散和国际化经营继续得到发展，欧盟、北美、东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已使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体系出现新的变化，全球生产力要素组合与生产力布局出现新的特点，在全球化浪潮中，企业正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的创新亦正在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而且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将自身优势与国外广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进行利润最大化的“合理配置”，谋取了巨额经济利益。

2、新经济为美国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大调整，赢得先发优势创造了牢固的物质基础，美国将会继续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最初得益于80年代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减税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经济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目前，布什政府正面临使美国经济摆脱低迷和推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双重任务，其在经济政策上沿袭了共和党“务实”和“自由放任”的传统特征，这将为今后新经济的走强注入巨大活力。布什政府以“里根经济主义”为依据，再次提出供给学派理论，认为生产和供应能创造需求，自行调节经济。主张削减联邦政府权限，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包括减少对作为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企业的干预，政府依靠企业进行决策，不断扩大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应有作用；实行大幅减税；限制货币供应量等。去年，布什政府已向国会提交了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方案，该方案将有助于政府扩大预算盈余，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政府为有效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还在政策、法规制定，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与科研部门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此外，90年代以来的企业购并和重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新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新的基础。它反映了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抗性竞争正逐步被协作性竞争取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正发生新的变化。尽管近一两年来，企业购并和重组出现了一定降温势头，但总的发展趋向没有逆转。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巩固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重复劳动，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带来了不同经营发展模式的相互接近与融合。由于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特有的收益递增性容易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为维持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走大规模兼并之路无疑有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更重要的是，将为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年均增长约30%，其增加值的增幅约为制造业的2倍多，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企业群体。在信息产业方面，已建起了贯通全国，连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立体通信网，电子政务、商务等重大工程已经或即将上马。但是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对各国信息能力的测算，美国得分为71.76分，而我国仅有6.17分，居世界底层。如果说我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正在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在基础技术、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则仍在扩大。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以求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浪潮中赢得有利地位。

第一，要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网络，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国家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抓住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对网络建设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第二，在信息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立自主创新、结构合理、规模经济的科研生产体系。

第三，以改造传统产业为重点，全面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通过一系列上网工程，全面推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

第四，加大政府投入与宏观调控，适当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监督力度，形成依法行政、高效运转、配套完整的行业管理体系。

第五，加速信息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使信息技术发展后继有人。

第六，大力推动作为信息产业核心的软件产业的发展，争取在该产业率先赢得世界领先水平。